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1955年07月0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彭真各位代表：
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以来的九个月中，常务委员会共召开了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案四十项，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任免案三百三十起。
在国际事务方面，根据宪法规定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常务委员会在第1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议；
在第7次会议上关于采取具体步骤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问题，通过了响应1955年02月0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宣言的决议；
在第9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决议；
在第1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决定任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和代表的决议。
在制定法令工作方面，常务委员会在第3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制定了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在第4次会议上制定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
常务委员会在第5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的提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并决议由国务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印发给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进行讨论和征求人民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次会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列为议程之一。
常务委员会在第6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第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
为了便于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常务委员会搜集了有关资料，并派出工作组分赴新疆、云南等地进行调查。
此外，常务委员会正在搜集资料草拟刑法和民法。
常务委员会收到了不少要求解释法律、法令问题的来信。
为了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常务委员会在第1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决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
关于要求解释法律、法令问题的来信中，属于学术性或常识性的问题，因为在法律上并无约束力，决定交由中国科学院进行解释，或者交由人民日报社商同有关部门进行解释。
常务委员会在第8次会议上对第1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问题和省、县、乡改变建制后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已作出了决定，进行了解释。
常务委员会在第1次会议上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的组织，在第11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决定设立第3机械工业部。
常务委员会在第2次会议上和在第11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先后批准国务院设立二十二个直属机构。
在过去九个月中，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任免案中，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的二十一起，经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免职的五起，经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一百零六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一百七十起，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免职的二十八起，上述任免名单已编入常务委员会会议文件汇辑，发给各位代表备查。
在过去九个月中，常务委员会听取并讨论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和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关于粮食问题和改造私营商业问题的报告，国务院第4办公室贾拓夫主任关于全国轻工业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曾希圣委员关于两年来安徽省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四川省李大章省长关于四川省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报告，广东省陶铸省长关于广东省农业生产和华侨问题的报告。
此外，常务委员会审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1954年审判工作主要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主要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收到人民来信三千四百零七件。
除已分别转由中央各主管机关或省、市人民委员会处理外，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对检举、控告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进行了重点检查。
常务委员会收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信三百四十二件，这些来信除已印发给常务委员会委员外，并分别转由中央各主管机关或省、市人民委员会处理。
为了便利代表们进行工作，常务委员会在第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事处的决定。
常务委员会在第16次会议上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之前，尽可能抽出一定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视察工作。
除年老体弱或确实不能离开工作岗位者外，绝大部分代表都进行了视察，广泛地了解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工作情况，了解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密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9次会议上和在第16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以上是常务委员会九个月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各项决议案和任免案已印发给各位代表，请予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1次会议到第2次会议期间先后逝世十四人，已经补选三人。
四川省选出的贾培之代表逝世后，补选了陈书舫。
西安市选出的李象九代表逝世后，补选了熊应栋。
湖南省选出的董纯代表逝世后，补选了易湘苏。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代表当选证书和其他有关材料，就陈书舫、熊应栋、易湘苏代表的资格进行了审查。
审查结果，认为应该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
现在向大会提出报告，请予审议通过。

中国影片在越南发行合同在河内签订
新华社河内17日电
中越两国有关方面代表16日在河内签订了中国影片在越南发行合同。
代表越南方面签字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电影放映与摄影社社长范文科。
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副经理杨少任。
这一合同的签订将进一步促进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在京访问参观
新华社17日讯
出席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在17日访问和参观了国营北京南郊农场和国营北京第2棉纺织厂。
今天是星期日，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休会一天。
出席这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在上午九时多前往国营北京南郊农场访问。
农场场长郭子清向代表们介绍了农场概况。
接着，他们参观了农场的拖拉机库。
代表中的许多劳动模范和少数民族代表对这里陈列的各种农业机器和新式农具都感到很大兴趣。
代表们观看了农场工人制作青贮饲料的情况。
代表们还先后在农田里观看棉花等作物的生长情况；
在奶牛场观看了各种品种的奶牛；
在和义作业站观看了水稻。
他们并特地参观了新近建成的农场职工宿舍。
在下午，部分代表访问和参观了国营北京第2棉纺织厂。
他们从这个工厂的筹建处处长宋汀的介绍中，得知工厂筹建经过、工厂规模和设备情况。
然后，代表们按全部生产程序，参观了七个车间。
其中一部分代表还参观了工厂的生活区。
代表们在看到了这个由我国自己的全套设备建设起来的新式棉纺织厂以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纺织工业的发展，感到非常兴奋。
在15日，部分代表还曾利用会议空隙参观了“解放台湾展览会”。
16日晚和17日晚，代表们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种橘的人们”。

北京市工人、农民、学生
热烈拥护实行义务兵役制
本报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发表后，北京市许多工厂、学校的职工、学生和郊区农民在17日举行了座谈会或进行集体读报，大家都热烈拥护这一报告。
石景山钢铁厂炼铁部青年工人孔祥云、刘华等七人在读过这一报告以后，连早饭也没有吃，就集体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实行义务兵役制。
信里写道：
“我们除决心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超额完成1955年的生产任务之外，还要努力学习政治和文化，锻炼身体，准备随时响应祖国号召，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献出我们的力量。
我们还要大力宣传义务兵役制的优越性，使我们周围每一个人都懂得它的好处，并防止坏分子的破坏。”
北京农业机械厂青年工人韩英说：
“我除了把现在的工作做好之外，还要经常锻炼身体，努力学习政治和科学知识，以便将来必要时走到保卫祖国的国防前线去。”
北京电车公司保养三场青年售票员、北京市劳动模范延福坤读过报告以后说：
“我一定要一方面努力生产，一方面积极锻炼身体，准备着随时服兵役，担当起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乡永青蔬菜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17日集体阅读了载有关于兵役法草案报告的报纸。
青年团员李凤云说：
“北京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一定首先报名。
我和母亲早就谈过了，她也赞成。”
青年团员张连通说：
“实行义务兵役制太好了。
服兵役保卫祖国，是我们公民的义务。
将来我参加了部队，能学习到技术，政治思想也能提高一步。”
火器营乡六十多岁的军属赵维新说：
“我读了关于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以后，不由得从心里高兴。
我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参军了，他们在军队里学会了很多东西，工作得也很好。
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其他青年就也能轮流服兵役，尽保卫祖国的责任了！”
北京市第4中学等不少学生在学习了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以后，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随时响应祖国的召唤。
最近被学校保送到军事工程学院去学习尚未离校的学生刘华栋兴奋地说：
“1951年我报名参加解放军，因为身体不够条件，没有批准。
现在我能去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真高兴极了。”
北京市第25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夏培道表示自己升入大学以后，一定努力学习，很好地锻炼身体，争取做一个预备役军官。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重庆市参观和表演
重庆市副市长设宴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据新华社重庆16日电
16日，印度文化代表团在重庆第1天的访问中，参观了北宋年间修建的佛教寺院罗汉寺和重庆第1钢铁厂，并游览了重庆市区。
在罗汉寺，钱达团长和他的夫人及代表团其他团员们，受到了主人——曾经到过印度的太空法师和寺院的僧众的热情接待。
太空法师陪同客人们参观了整个寺院。
贵宾们在重庆第1钢铁厂仔细地参观了炼铁车间、新建炼钢车间及轧钢车间。
在游览重庆市区时，贵宾们在朝天门江岸停留很久，极有兴趣地观看了长江和嘉陵江合流处雄伟的江景。
随后，他们参观了重庆市中心区的街道和商店。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16日晚，印度文化代表团在重庆市举行了访问演出。
重庆市三千五百多人十分兴奋地欣赏了印度艺术家们杰出的表演。
演出前半小时，戏场内就坐满了人，很多人是从大渡口、九龙坡等地搭乘16日下午成渝铁路火车赶来的。
印度艺术家们演出了九个精采的歌舞节目，每个节目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当印·拉赫曼表演印度最古老的古典舞蹈——婆罗多舞时，观众们被她传神的眼睛和面部真挚的表情所吸引，她的优美的舞姿引人入胜。
印·拉赫曼在观众的热烈鼓掌要求下，重演了婆罗多舞中的一节。
观众热烈欢迎舞蹈家希林·瓦吉弗达尔，克里希纳·库蒂，潘尼迦等人合演的芭蕾舞剧“赏赐”，表演结束后，印度艺术家们连续谢幕四次。
年轻的女艺术家阿·古哈表演的卡塔克舞，受到观众的一致赞扬。
她的舞姿优美动人，舞步婀娜而有节奏。
艺术家德·毕斯瓦斯演唱“泰戈尔的颂歌”后，观众不断鼓掌，他就用中国话唱了印中友好歌。
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在表演开始前，代表全市人民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欢迎并感谢印度艺术家们在重庆演出。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致词感谢。
演出结束后，重庆市文艺界代表六十人拥上舞台，向印度艺术家们献花。
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陈筹，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裴东篱到后台和印度艺术家们一一握手，庆贺他们演出的成功。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印度文化代表团钱达团长和夫人以及一部分团员17日游览了重庆北温泉风景区。
在去北温泉的途中，客人们曾经参观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
代表团的小芭蕾舞剧团下午向重庆市的少年儿童们表演了优美的童话舞剧“争取朋友”，剧情的热烈场面，强烈地吸引着两千多个小观众，并受到参加观摩的重庆市文艺工作者七百多人的赞赏。
新华社重庆17日电
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在17日晚设宴招待以钱达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
应邀参加宴会的，有今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重庆的印度大使赖嘉文。
重庆市副市长陈筹、文化局副局长裴东篱、萧秦和重庆市文化艺术界、新闻界人士也参加了宴会。
宴会开始时，重庆市副市长罗士高致词，他代表重庆市人民，向印度文化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祝贺代表团在重庆访问和演出圆满成功，祝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接着，钱达团长致词答谢。
在宴会进行中，川剧著名演员竞华唱了“盗红绡”，高凤莲和陈桂贤合唱了“槐荫记”中的“织绫”一段。
重庆市文工团等的部分演员演唱了四川民歌。
印度艺术家们也在宴会上作了精采表演，维·克·洛基亚还用中国话唱了两首中国歌曲。

参加人民波兰成立十周年纪念年闭幕典礼
我国政府代表团去波兰
新华社17日讯
应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参加人民波兰成立十周年纪念年闭幕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率领，17日乘机离京前往波兰。
到机场送行的有：
国务院副秘书长张策，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
波兰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马伊曼和使馆人员也到机场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
贺龙国务院副总理团员：
张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朱理治交通部副部长（已在波兰）
王炳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已在波兰）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适应日益繁忙的货运的需要，上海市拓宽和扩建了一部分码头驳岸。
新扩建的上海十六舖码头，日日夜夜地吞吐千万吨物资。

欢迎四大国会议
全世界现在都注视着日内瓦。
在那里，今天开始了苏、美、英、法四国政府的首脑会议。
四大国首脑会议的举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
它是从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1次大国最高级会议。
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大国首脑之间的协商的恢复，反映着十年中国际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
它标志着某些国家所奉行的实力政策正在走向失败，爱好和平国家所奉行的和平协商政策正在走向胜利。
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四大国首脑会议应当成为结束“冷战”、恢复各国间的相互信任、进一步缓和国际局势的良好开端。
为此，参加这个会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07月15日声明：
苏联代表团去日内瓦，“是为了要开诚布公地同其他大国商讨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寻找共同的基础，共同努力求得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与国关系中的信任。”
我们认为，这是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应当保持的态度。
显然，会议将不能不讨论全世界所密切关心的这样的问题，如像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欧洲集体安全问题、德国问题以及远东的局势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同巩固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裁减军备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消除新战争的威胁，并使各国人民摆脱军备的沉重负担。
在这方面，苏联政府在1955年05月10日提出的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因而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重视和欢迎。
本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庄严声明：
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一建议。
同时彭德怀副总理还表示：
“我们也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最迟在1956年上半年召开有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国参加的世界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会议的建议。”
人们现在完全有权利期望在日内瓦会议上听到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有利于和平的答复。
建立所有欧洲国家都能参加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问题和德国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保障欧洲和平的重大关键，而且也密切关系着世界和平。
一个重新武装的西德被拉进北大西洋集团，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是不能相容的。
那只能加深欧洲和德国的分裂，使欧洲局势更加紧张，战争威胁日益加深。
苏联坚决主张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主张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统一。
苏联的主张既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欧洲人民的利益。
西方国家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不同意苏联的主张。
四大国会议必须讨论远东形势。
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有着特殊的意义。
美国一再表示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这完全不是从缓和局势的愿望，而是从制造紧张、准备战争的要求出发的。
这种态度一定要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反对。
不能否认，四大国会议所面临的任务是复杂而且艰巨的，而且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在努力贬低会议，把它说成似乎是无足轻重。
有些人则在散播流言蜚语，企图扩大与会各国之间的不信任。
他们甚至散播悲观空气，认为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就。
这些人想按照自己的邪恶主张来左右世界。
但是世界人民却有自己坚定的了解。
会议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就在于与会各国之间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历史证明：
大国首脑会议能够推动局势的发展。
二次大战期间的几次大国首脑会议曾经决定了战局，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战后时期中，1954年的四大国外长柏林会议为恢复大国协商打开了道路，导致了有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而在日内瓦会议上终于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
正如出席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在07月15日发表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如果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能表现诚意，真诚地致力于达成协议，毫无疑问，我们会找到共同的基础，拟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有效地解决关系着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幸福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苏联根据它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经表明它将作巨大的努力来达到这些崇高的目的。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也表示，他虽然对会议“不作太多的期望”，但是他认为，“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办法使人们消除恐惧和紧张的负担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些办法作最大限度的探讨”。
他并且说，应该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挑衅的办法”，并且应该抛弃“冷战”这一口号。
如果艾森豪威尔真的在四大国会议上把他这些话变成具体的行动，那末世界和平就有可能出现良好的前景。
世界公众舆论怀着对于和平的热烈憧憬和对于战争的强烈憎恨，一致要求四大国会议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巩固和平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苏联已经作了许多努力，美英法三国应当不辜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期望，使会议成为结束“冷战”、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开始。
中国人民完全了解自己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所担负的重大责任。
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和保障世界和平，我们曾经作了而且还在作着不懈的努力。
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召开，并且将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一起，为促使会议在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方面获得成就而努力。

福建前线我军击落击伤蒋贼飞机三架
新华社16日讯
我福建前线高射炮部队在十五、十六两日内击落击伤美制蒋贼飞机三架。
15日十七时三十分，美制蒋贼F—八四型飞机四架，侵入我福建沿海地区骚扰，它们在闽江口地区上空，遭我高射炮火拦击，其中二架当即被击伤。
16日上午十时十分，美制蒋贼F—八四型飞机四架，侵入我厦门上空骚扰，我高射炮部队猛烈射击，击中其中一架。
这架美制蒋贼飞机当即在空中爆炸，坠落在浯屿岛某地。
蒋贼飞机机身和机上驾驶员都被毁粉碎。

胡志明主席参观莫斯科大学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6日上午，莫斯科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的大门前显得异常拥挤，这里聚集着这个大学的许多学生、教授、讲师和研究生等。
他们是在等候欢迎前来参观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当胡志明主席和其他越南贵宾们来临的时候，等候了多时的莫斯科大学的主人们高呼“乌拉！”
，
掌声雷动。
莫斯科大学副校长伏夫钦科教授代表全校师生向贵宾们表示热烈欢迎。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主人的陪同下走进这所全世界著名的学府，同学校人员进行友谊的交谈，并且接受了主人们赠送的两卷本莫斯科大学史和其他礼品。
客人们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二百周年纪念馆和农业博物馆，以及地质系的实验室和阅览室。
他们然后登上了第24层楼，眺望莫斯科全景和苏联首都西南区的新住宅。
越南贵宾们接着走进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礼堂内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胡志明主席向聚集在这儿的莫斯科大学的师生们讲了话，并接受了学生们的献花。
胡志明主席同时把一本反映越南人民的生活的画册赠送给年轻的主人，作为献给莫斯科大学的礼物。
贵宾们参观了学生们的文化馆，随后来到一间大教室。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越南留学生都聚集在这里。
大家一见面，就亲热地拥抱在一起，互相接吻。
胡志明主席还向越南学生们讲了话，勉励他们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学习，并且同苏联各民族的同学像兄弟一样地友爱相处。
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大学的有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别哥夫，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等人。

苏联政府代表团分批到达日内瓦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日内瓦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在17日到达日内瓦，准备出席四国政府首脑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第1副部长葛罗米柯已先期在16日到达日内瓦。

苏联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途中到达柏林
布尔加宁就德国问题发表谈话
格罗提渥同苏联代表团就德国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出席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代表团团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16日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
到机场欢送的有：
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别尔乌辛、苏斯洛夫、波斯伯洛夫、谢皮洛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库切连科、洛巴诺夫、赫鲁尼切夫、马利歇夫、捷沃西安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许多高级负责人员。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也到机场欢送。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各国驻苏联的使节。
苏联政府代表团团员、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第1副部长葛罗米柯已经在前几小时启程赴日内瓦。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出席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代表团团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前往日内瓦途中于16日到达柏林。
在机场欢迎的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斯多夫、努舍克、博尔茨、洛赫、舒尔茨、大柏林市长艾柏特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和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许多负责人员。
在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普希金，驻德苏军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格列奇科和各国外交使节。
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在机场上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亲爱的同志们！
朋友们！
柏林市的市民们！
我受出席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的委托，向你们、向全体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转达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衷心的问候。
苏联政府代表团怀着诚挚的希望前往日内瓦，希望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国际信任的办法，希望探索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途径。
在会上必须交换意见的问题之一就是恢复德国的统一问题。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大家十分清楚的。
最近报纸上已经阐明了这种态度。
苏联过去和现在始终主张使德国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
苏联政府代表团希望：
即将举行的、我们认为主要目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确立国际间的必要信任的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是走向使德国恢复统一而成为独立、和平、民主的德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国代表团准备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16日接见了路过柏林前往参加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
双方在诚恳友好的会谈中就日内瓦会议的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完全一致地表示了根据和平和民主的原则统一德国的愿望。
参加会谈的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博尔茨和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普希金。
16日晚上，格罗提渥设宴招待苏联政府代表团。

丰沙铁路示意图舒适绘

为全部实现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图解（六）
陈汉民　苗地绘
水产总产量的增长
牲畜的繁殖
林业建设

五千四百多万元的投资是怎样节省下来的
叶克明
第1机械工业部最近修改了改建八一○一和八一○二两个机车车辆制造工厂的产品方案。
修改后，产品品种、数量不变，却可为国家节约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元的投资。
为什么只修改了产品方案，产品品种、数量不变，就可为国家节约这么多的投资呢？
原来这两个机车车辆制造工厂都有生产机车和货车的工场，但是单独让哪一个厂生产机车或货车都不能满足国家需要。
因此，最初制定的产品方案，将生产机车和货车的任务分担在两个机车车辆制造厂身上。
当时，设计单位只考虑怎样生产才能满足国家需要，而没有考虑怎样生产才能既满足了国家需要又能节省建设资金。
今年春天，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单位分别审查了这两个厂的产品方案以后，就发现了如下的问题：
八一○一机车车辆制造工厂的机车装配车间，无论从车间面积上来看或从吊车起重能力上来看，都还有很大的潜力，而机床的负荷率也很低。
如按一般机床的标准负荷率应该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八一○一厂机械加工车间机床负荷率只达百分之七十五，煤水车机械加工部分的机床负荷率只达百分之六十一。
如按原来的产品方案，这个厂就需要拆除很大一部分的建筑面积来增建很大一部分生产货车的建筑面积，而生产机车的能力永远得不到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八一○二机车车辆制造工厂生产机车部分的设备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如果要按原来产品方案生产机车，还要花很多钱进行对原工厂的改建，以增加生产机车的建筑和设备。
经过苏联专家帮助设计人员详细计算，证明八一○一机车车辆制造工厂集中生产机车，八一○二机车车辆制造工厂集中生产货车，这在技术条件上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做的结果，八一○一厂生产机车的设备潜力可以充分发挥，八一○二厂也可以减少改建生产机车的设备，从经济效果上看这是非常合理的。
如机车集中由大连厂生产后，八一○一厂机车机械加工车间机床负荷率就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
机车的产量虽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但机床设备只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就够了。
再如煤水车机械加工部分机床负荷率就由原来只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一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九，因此机床只需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就够了。
由于需要增加的机床台数减少了，需要拆除和增建的厂房面积减少了，使机床所需要的电力设备和管理费用等也都相应地减少了。
这样，不仅减少了基本建设投资，而且降低了产品成本。
如机车的成本，按原产品方案在八一○一厂生产，每台是十三万三千零五十一元；
在八一○二厂生产，每台是十三万五千五百元，而现在集中在八一○一厂生产，每台只要十二万三千九百多元。
棚车（货车的一种）的成本，按原产品方案，在八一○一厂生产每台是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元，在八一○二厂生产每台是一万六千四百元，集中由八一○二厂生产每台只要一万六千零十元。
采用新产品方案后，不但节省了五千多万元建设投资，而且每年生产机车、货车时，还可为国家节约数百万元的成本。
事实证明，制定产品方案时，必须本着厉行节约的精神，进行反复的经济分析和比较，以免造成浪费。

伸展在丛山峻岭中的丰沙铁路
王综
丰台到沙城的新铁路线在07月15日正式通车了。
这段新的铁路是京包铁路新的组成部分，对提高京包铁路的运输能力，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重要意义。
丰沙线没有修建以前，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四、五十公里的平坦地带，过了南口以后，就进入太行山余脉的燕山山脉。
这里山高坡陡，道弯路曲。
火车行驶的速度开始慢下来，机车要拚足了力气，并经常要用两台机车牵引，才能爬过一个一个的山峰。
火车要经过万里长城上著名的居庸关和险峻的八达岭，一直到走出康庄车站以后，才算结束了这一段山路。
火车司机们把这一段路程叫做“关沟段”，意思是说：
这里是个关口难于攀登。
“关沟段”限制了京包铁路的运输能力，火车在这里爬得慢、拉得少。
本来，早在一九○五年，詹天佑工程师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时，曾测量了六条比较线。
詹天佑最理想的线路是出了北京进入西山，沿着永定河两旁的山峡前进，这就是现在丰沙线所走的线路。
尽管这条线路比较直，坡度也小，对长期的运输有不可估量的好处，可是要开凿更多的隧道，架设更多的桥梁，工程要艰巨浩大得多。
当时腐败的满清王朝是不肯多拿钱来修铁路的，詹天佑也只好委委曲曲地设计了他自己并不满意的走“关沟段”的那条路。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这位中国最有名的铁路工程师的理想，只有在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会成为现实。
1952年冬天，铁道部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开始修筑丰沙铁路。
这条铁路是我国现有铁路和正在修筑的铁路中地质复杂、隧道密度最大的铁路，它的特点是：
工程艰巨，技术复杂，工作量大。
线路全长虽然仅仅一百零五公里，却要横穿无数个丛山峻岭。
仅从三家店到官厅的六十二公里中，就要凿穿大小隧道六十五座，隧道长度在一公里以上的就有九座，最长的一座长达两公里半。
这六十五座隧道的总长占这段线路长度的百分之四十五，占全线总长的四分之一。
火车平均每行驶一公里就要穿过二百七十公尺隧道。
此外，还要八次跨越水流湍急的永定河，并在许多山涧中间修建大小桥梁和涵洞共二百七十座，总长达七千八百七十五公尺，全线平均每十三、四公尺就有一公尺桥涵。
隧道和桥梁等大型建筑物的总长占全线长度的十分之三以上，许多地方洞洞相连，桥洞相连，出了洞就是桥，过了桥又进洞。
全线还要填挖土石五百二十万方。
尽管工程这样困难艰巨，还是被参加筑路的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工人阶级的无穷智慧克服了。
1952年10月，他们初到工地，深山里人烟稀少，吃住都很困难。
为了准备施工，先要修好一条运输便线。
这时，永定河水已结成冰，为了修好便桥，工兵营的参谋长苗子山带头跳入冰河里抢修，班长、共产党员路永奎、韩爱林和战士邓仁立，一齐跳下水去，他们在冰冷的水里坚持了半小时，一直把木桩打稳才上岸。
只一天就架好了一座便桥。
缺乏工具，战士们就用军用镐挖土，用背包绳捆石头，用手和衣服捧砂子，就这样，他们沿着永定河修起了运输便线。
开挖隧道是整个工程中最困难最艰巨的部分。
他们采取边作边学、互教互学等办法，来逐渐熟悉业务，掌握技术，取得施工经验。
起初，开挖隧道是先用锤和钢钎在山石上打出炮眼，然后把炸药放进去，放炮开石。
这样来先凿通导洞，然后扩大开挖。
这些刚转业的战士们尽管勇气很足，但是抡八磅锤打钢钎还不熟练，炮眼也常常选择得不对，完不成上级所给的进度任务，于是就靠增加人来完成进度。
增加人以后，最初几天工作效率是提高了。
可是，逐渐地这个拚人多的办法就行不通了，因为隧道里面工作面狭窄，人多了互相妨碍，开挖出来的石碴运不出来。
导洞，两公尺八公寸高，三公尺五公寸宽，开挖上边要搭架子，开挖下边又得把架子拆掉，放完炮，碴出不去，影响继续向前挖进。
工长、共产党员张向合研究出一种双层双进的开挖法：
先从上层打下去，底下留个台阶，把打下来的石碴推到台下去，这样可以一边出碴一边打眼放炮。
打上层的时候，人就站在台阶上，不用搭架子，等上层打进一定距离以后，再回头把留下的台阶渐次打掉，这样双层开挖上下并进，工作效率提高二分之一。
全线的隧道开挖普遍吸取了这个经验，大大地加速了工程进度。
后来，大批的风钻运到了工地，开始了机械化开挖。
战士们欢呼地抱起了它。
但是风钻开动起来震动力非常大，要六个人才能抱住。
后来，技术逐渐熟练了，只用三个人管一个风钻，最后是五个人可以管理两个风钻，并肩前进，同时开挖。
起初每个风钻每天只能进五、六公尺，后来进步到两个风钻每天能开挖六十到七十公尺。
放炮，起初一炮只能炸开石头一立方公尺左右，到后来就能炸开五方到一百二十方石头，最高炸开过一千五百立方公尺。
许多隧道塌方的现象非常严重。
长达四华里多的十八号隧道有六处大塌方，有的塌了二十七、八公尺高，十八公尺长。
许多隧道里还有向外冒水的泉眼，阻碍工程的进行。
三十五号隧道里就有五、六个自然泉眼，情况严重的地方一小时要涌出百八十吨水。
在隧道里工作，脚下的水流成了河。
有些隧道里还有流砂，砂里夹着大孤石。
工人们辛勤机智地克服了一切困难，一公尺一公尺地把隧道挖通。
在水流湍急的永定河上修筑桥梁，同样是个艰苦的任务。
春天要同凌汛作斗争，夏秋又要防洪抢险，冬天还要同风沙水雪搏斗。
他们学习和贯彻了苏联“暖瓶式蓄热法”等冬季施工的先进经验，把许多桥梁修建起来。
在修筑丰沙铁路的两年多以来，职工们共提出七百一十五件合理化建议，为国家节约了将近一百一十万元的财富。
战士李武常创造了升降式脚手架，解决了高空作业的困难。
战士张前煜改手摇离心浇铸机为电动式的，大大提高了铸瓦效率。
丰沙铁路能提前半年修通，也是苏联专家的热诚帮助、全国人民积极支援的结果。
这条铁路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在苏联精湛的技术指导下进行的。
像著名的十八号隧道的塌方、出水问题、八号大桥基础的冬季施工问题，都是在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得到解决的。
在施工紧张时期，数万民工带着车马参加筑路，仅河北省怀来县参加筑路的民工就达三千多人。
沿线农民以最大的力量支援了筑路。
两年多以来的施工过程，是工人们向洪水、急流、塌方、流砂、悬岩、峭壁、风沙、严寒做斗争的过程。
两年多以来，锻炼和成长了这一支年轻的人民铁路建设队伍，培养了机械、桥梁、隧道、土木建筑、电务等技术工人共六千八百八十二名，还培养了业务干部三千一百六十二名。
现在，丰沙线通车了。
在这条新的线路上，行车速度可以比“关沟段”提高两倍，运输能力可以提高三倍。
大同的煤，宣化和包头的铁，五原河套的大米，内蒙古的骏马，西北的皮毛和药材，伊克昭盟的天然食盐都不再受“关沟段”运输能力的限制，可以大量地源源送到祖国需要的各个地方去。
祖国各地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的物资也可以通过这条线大量运去。
更重要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中、苏、蒙三国的国际联运开办以后，来自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列车可以经过集二线和由丰沙线参加组成的京包线直达我国首都北京。
因此，丰沙铁路的通车，也大大地便利了中国和苏联、蒙古以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国营“五三”机械农场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
丁田
国营“五三”机械农场位于湖北省境的汉水东岸，1953年开始建场生产。
两年来开垦荒地七万六千多亩，成为南方水网地区最大的一个机械农场。
但是，由于农场的领导人员有盲目冒进的经营思想，对农场的发展和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作法，同时还因为遭受了水涝灾害，以致造成了1954年严重的减产损失和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浪费，总计全场净亏损达六十二万四千多元之巨。
“五三”农场开始建立的第1年，开荒三万多亩，春夏播种面积九千多亩。
这年因播种面积不大，气候也较适宜，作物生长一般良好，做到了生产保本，没有什么亏赔。
但是这个场的领导人员并没有注意研究水网地区的特点和农场本身的条件，来制定农场的发展计划，盲目地以为开荒越多越好，农场越大越好，不经详细勘测设计即主观确定开荒十万亩的计划。
1954年，盲目扩大开荒四万多亩。
这些开垦地中，有很多是常年积水的不配合排水工程建设根本不能开的洼地，还有一些是群众放牧牲畜不可缺少的牧地和坟地。
这样开荒不仅造成了损失，而且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农场开荒也不注意季节，不是集中力量伏开秋种，冬开春种，而是一年四季忙于开荒。
开荒的质量低，进度慢，成本高，同时和生产挤在一起，造成了几方面的损失浪费。
在房屋建筑和机具设备等方面，因计划性差和盲目摆大摊子，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房屋建筑不是根据生产需要逐步进行，很多必要的机器和种籽的仓库以及工人宿舍都没有建筑，有些工人住在临时性的茅棚里，不蔽风雨，影响健康和生产。
场部房屋建筑盲目无计划，两年来搬了三个地方。
有些房屋花了很多钱建筑好了，但因位置不合适，只好废弃不用。
修筑道路工程浪费也很大。
现在全场修筑的道路已达一百一十九公里，一方面还有不少地方感到机具运转不方便，另一方面却又有一些新修的道路完全无用或用处很少。
农场不顾水网地区运用机器的具体条件，盲目购置了大批机器，造成了不少机器设备的积压。
由于各方面的损失浪费，这个场的基本建设投资已超过每亩平均计划投资数的百分之三十四，但是机库、仓库、职工宿舍还不够用，场内必不可少的排水灌溉渠道等工程还需要兴建，都还需要一定数量的投资。
这个场在生产方面因盲目无计划造成的损失浪费也是很大的。
1954年夏季秋季和晚秋三季作物，都减了产，小麦、水稻减产百分之五十左右，棉花、花生减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九千多亩萝？
全部无收。
减产的原因虽有部分是因灾减收，但主要是工作安排不当，计划脱离实际，耕种贻误农时。
去年水稻插秧和棉花、大豆播种都延误到一个月以上，晚秋播得更迟。
有些地水淹得很深，应该考虑少种或不种，而场部人员却主观地坚持要种，把棉花和黄豆种在很深的水内。
职工有些不满，但也只好按“计划”干；
场外群众讽刺说这是“洋犁、洋耙、洋做家”，“管种不管收”。
另外在收获保管工作中，粮食、棉花的抛撒损失也很多。
生产上的盲目性在家畜饲养业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1954年全场养牛一千六百多头，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四，猪羊的死亡率则达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
家畜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没有畜舍，缺乏饲料，疫病防治差。
但根本原因则是领导思想上的毛病，场子刚建立不久，农业生产还没上轨道，就盲目饲养成千上万头家畜，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
财务管理制度混乱，也是造成浪费损失的一大原因。
场的生产费用开支无计划，去年全年流动资金超支近一倍，非生产开支和计划外的开支也很大。
所谓财务管理，只是向上要钱记账，根本谈不上什么监督和指导生产。
贪污盗窃事件也不断发生。
物资管理有严重的无人负责现象，重要机件到处抛弃，有些被拆得稀烂无人过问；
牲畜丢失无人知道，猪死了在猪群中发了臭才被发觉。
场的领导人员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有些工人对这种现象不满，但正确的意见得不到支持。
组织机构的庞杂多变和人员调动的频繁，不仅造成了工作的混乱，也造成了人力上的严重浪费。
场部组织室改科、科改室，很久不能就序，固定工人经常调作杂工，有些农工田间劳作时间只占半数。
生产责任制没有建立，生产秩序混乱长期不能克服。
农场中有不少从农村和其他地方调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很高，热爱农场工作，但由于农场领导方面的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使场子的损失浪费现象也不能及时得到扭转。
这个农场的损失浪费现象的普遍而严重，和农场的党政领导人员的不团结，以及政治工作的薄弱等原因是分不开的。
由于领导人员中思想斗争不开展，错误的作法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农场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关系以及农场和场外群众的关系都很不正常。
去年秋后，场的领导同志根据省委指示，已对这些错误和缺点作了初步检查，批判了在农场建设方面不经过勘测设计的盲目冒进和生产方面的无计划等错误作法，检查了经营管理上的供给制思想，确定了改正错误的办法。
“五三”农场的损失浪费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
记取这个教训对于办好国营农业企业，减少损失浪费，是十分必要的。

重视堤防作用，增强堤防抗洪能力
水利部工程管理局局长　杨文汉
我国人民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利用堤防这一武器同洪水进行斗争了。
经过历代不断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比较大的堤防的总长度有五万公里。
这些堤防保护着极为广阔的地区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我国几条主要江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包括黄河、海河、淮河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松花江、辽河平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共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地区大多是江河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
全国六亿人口中约一半都居住在这个区域中，很多大的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沈阳、哈尔滨等也都在这个区域里。
目前我国的轻重工业和主要交通线在这个地区里的比重也最大。
但是，这些由于江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它们的高度大多低于当地河湖的汛期的洪水位，滨海地区则多低于海水的高潮水位。
在没有修筑堤防以前，这些平原都是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区域或海水侵袭地区，在修起堤防以后，安全才开始得到了保障；
可以设想，万一这些堤防发生了溃决，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历史上关于堤防溃决的记载，是数不胜数的，黄河四千多年来共决口一千五百多次，比较大的改道就有二十六次之多，每次决口改道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
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就造成了受灾人口达一千二百五十万，死亡人口八十九万以上的严重灾害。
1931年长江、淮河大水的受灾面积共有三十一万八千平方公里，死于灾荒者达三百七十万人，直接被淹死的二十六万五千人。
这些数字是很惊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于水利事业的重视，除了积极进行各主要江河的根治工程以外，同时大力修整了各地的堤防。
几年来修整堤防的土方总数有约三十亿公方，提高了各地堤防的抗洪能力。
1954年长江、淮河及华北地区虽然发生了特大洪水，但是由于堤防的加固、防守得宜，以及许多水库闸坝工程的拦蓄，减轻了洪水的为害，保障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重要城市、交通、工矿的安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1954年汛后，人民政府又拨发了很多的经费，进行规模巨大的堤防整修工程，对一些主要江河的堤防予以更进一步的加强，使得这些河流的堤防的防洪能力都有提高。
可是有一部分人认为用堤防防洪是落后的办法，作用不大，因而对现有堤防不积极养护和加固以提高堤防的防洪能力，只是消极地等待根治工程的完成，这种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对的。
当然，对于一条河流特大洪水的防御，仅仅依靠堤防是不够的。
尤其是比较大的河流，必须采用修建水库等巨大蓄洪工程和配合其他措施，才能彻底消灭水患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水利资源。
但是这些巨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要知道一条河流的根治工程从查勘、规划到设计、施工，都需要经过很多艰巨的工作和相当长的时间，需要数目巨大的资金，以及很多近代化的技术设备和工业器材。
按我国目前条件是不可能把所有河流都开始根治的。
但是全国目前却有五万公里现成的堤防，只要我们养护得好，防守得好，在防御洪水上就能起很大的作用。
堤防是目前防洪斗争中很重要的工具之一，忽视堤防的作用是错误的。
近几年来，在修整堤防方面是有成绩的。
但是在这项工作中还有不少问题，为了增强堤防的抗洪能力，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许多地区没有认真做好堤防管理工作。
不少地区的堤防无人负责，缺乏养护，因此堤身损害严重；
有些群众任意在堤上放牧牲畜，种植作物，或把堤坡上的草皮连根刨出，在堤身上挖粪坑、挖红薯窖；
有的甚至将堤脚耕成平地，一旦洪水到来，险象丛生。
堤防管理养护工作，在1954年汛后虽已开始引起各地领导的重视，但是有的地区对这项工作还是抓得不紧，没有很好进行。
一些河流，虽有管理堤防的专管机构，但只有黄河比较健全；
有些不设专管机构的河流，也没有建立起管理制度。
这些情况必须立即引起重视。
其次，有的堤身、堤基质量不好，许多隐患还没有消除。
我国现有的堤防多是从旧有的堤防培修起来的。
这些旧有的堤防在当时修筑时，由于缺乏科学的设计，堤基没有经过很好的选择，工程质量多半不好；
再加长期养护不好，獾、狐、鼠、白蚁等害兽害虫到处打洞钻穴，加上人为的破坏，致使很多堤身隐患严重。
这些堤防，解放以后虽然经过大力培修和消除隐患，使堤身质量有所提高，但是隐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如长江的干堤（包括汉江）在1954年大水时共出险二万八千多处，其中漏洞占全部险工的百分之九二·五之多，荆江大堤在江陵县境内就出险六千多处，荆江堤防汛后虽经过了大力整修，今年06月下旬当水位涨到警戒水位半公尺以上时，险工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但仍有四十八处险工出现。
黄河大堤经过几年来的锥探，共发现和消灭隐患约八万处，但是1954年大水时，全黄河河堤的浸水、渗水、漏水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
在1955年凌汛中，当水位超过保证水位半公尺时，利津一带的大堤，普遍发生漏水现象。
此外，解放后新修的许多堤防，虽然在质量上一般都较好，但有的由于施工期间雨雪多、施工时间紧迫、任务大或领导工程修整的人员忽视工程质量等原因，还有某些堤段的质量不合标准。
目前很多地区已经开始重视改善堤质、消灭隐患的工作。
如荆江大堤在去冬今春复堤中采取了抽槽翻筑、外帮截渗等方法以增强堤质；
黄河下游地区对黄河大堤进行了调查，并重点采取临河截渗、背河导渗、抽槽换土、密锥灌浆等措施，对漏水堤基，旧的决口口门也都正设法进行处理。
很多省推行了堤身锥探工作是很好的，但是仍有某些地区对于这项工作注意不够，这是应该赶快纠正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已进入汛期，有的地区水位已经上涨，当地人民正在进行防汛工作。
有的地区河水还未上涨，正在准备迎接洪水的到来。
各地都应重视堤防的作用，并积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增强堤防抗洪能力，以争取防汛的胜利。

到底谁麻痹方成作
“又随便吸烟了！
刚失过两次火，还这样麻痹大意！”

梁漱溟对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徐宗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
勾结、依赖和效忠于帝国主义，这是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思想和某些行动中表现得极为显著。
因此，为了认识梁漱溟的政治思想的全部反动实质，有必要揭露和批判梁漱溟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言行。
一
人们常以为梁漱溟是个国粹主义者，是推崇中国封建文化的复古主义者，于是就没有看到梁漱溟的世界观、历史观，以至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观点和具体主张，其实都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梁漱溟在叙述他的思想的渊源时说：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朝话”，页一三七）。
他所谓“西洋生命派哲学”就是指最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柏格森主义。
梁漱溟曾说：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而“生命”“就是活的相续。
‘活’就是‘向上创造’”。
“宇宙……并非另有本体”，而“是一个大生命。
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其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
（同上，页一三五、八四—八七）这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是所谓“生命的创造”，是人的“主观”活动的表现。
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正是极反动极腐败的柏格森哲学思想的翻版。
如果说，梁漱溟在其世界观上是求救于帝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那末在其历史观上就是主要乞援于另一帝国主义学者罗素。
梁漱溟认为，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保持和宣扬“中国固有文化”即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种反动唯心的理论是同罗素的思想一脉相通的。
罗素所竭力赞扬和企图挽救的就是中国的落后、垂死的封建主义文化。
罗素在其“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歪曲和污蔑中国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种反动言论，梁漱溟都加以大量地反复地引用，并称颂备至。
什么“西洋高明之士”，什么“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什么“实为最有深情与高识之言，细味之，可为堕涕”，什么“贤矣，罗素！
伟矣，罗素！”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下简称“觉悟”，页一一○——一一二）等等这类无耻的赞词在梁漱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既然梁漱溟在其思想的深处同帝国主义结下了这种不解之缘，因此我们就不难懂得，尽管梁漱溟竭力赞美和标榜“中国固有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但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问题上却得出和帝国主义观点完全一致的荒谬结论。
这里，我们只举中国民族性问题为例。
梁漱溟认为，民族的特性“是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
那末所谓“中国固有文化”所“陶铸而成”的中国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中国民族性的特点是：
一、“自私自利”；
二、“勤俭”，包括“好节省以至于吝啬、极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之精神”；
三、“爱讲礼貌”，这是“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等等；
四、“和平文弱”；
五、“知足自得”；
六、“守旧”；
七、“马虎”；
八、“坚忍及残忍”；
九、“韧性及弹性”，即“温炖汤”、“牛皮糖”；
十、“圆熟老到”。
这所谓中国民族性的特点完全是帝国主义咒骂和侮辱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滥调。
梁漱溟承认，这十点所谓中国民族性的特点是“综合各方之所见”，而这“各方”不但包括一些帝国主义学者的著作，而且还有日寇编印的“支那人心理之研究”。
这本反动的小册子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供给其侵华部队阅读，以鼓励他们征服中国之用的。
（以上引文均见“中国文化要义”，页二四——二六）梁漱溟就是这样丧尽天良地帮助帝国主义从思想上来蹂躏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
从以上的简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反动和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以至在世界观、历史观这些根本思想问题上，甚至在宣扬封建主义文化当中，他们都不能不极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腐败思想的支持，并成为帝国主义各种反动、腐朽的思想的忠实传播者。
二
依靠和服务于帝国主义的这种反动本质在梁漱溟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问题的观点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和更加露骨。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痛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梁漱溟却认为“这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我愿谢天谢地”，因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页三七八）。
梁漱溟这样地欢迎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
梁漱溟是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在世界上，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益高涨，在中国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面对这些情形，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梁漱溟怀着极大的恐惧。
他用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来欢迎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实现。
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
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
（同上）正是在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反对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取得彻底解放这个根本问题上，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因而亲密地携起手来。
梁漱溟对于封建势力必须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这一点是有充分的自觉的。
他说：
“我们受他（指帝国主义）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赖于他”。
“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
反倒要哀垦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
’”（“觉悟”，页一八四）这些话生动地描绘出封建地主阶级依赖帝国主义的丑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
这个斗争在1927年达到了第1个高峰。
1927年的革命使梁漱溟感到极大的惊慌和恐惧。
为了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他在一九二九—1931年写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
在这本反动的著作中，梁漱溟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对坚决反帝的革命人民进行恐吓，并污蔑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在这本书中所散播的反动的政治思想，一直贯穿在他此后的某些行动和许多著作特别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
梁漱溟的这些反动言论，同买办洋奴胡适是完全一致的。
本来，在为帝国主义效劳这一点上，比起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是毫无逊色的。
梁漱溟虽然在口头上也用“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字眼，但实际上他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始终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诋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主张。
他口口声声说，“帝国主义者不是真正革命对象”（“觉悟”，页一八五），“我……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革命对象的说法”（“答乡村建设批判”页五八），“我从来不同意那一种归咎帝国主义的流行说法”（“树立信用，力求合作”）。
他认为旧中国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国际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外交可讲”，“却无革命可言”（“觉悟”，页一八五）。
他更胡说什么中国问题“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同上，页一八二）。
甚至在“七七”事变的前夕，他还公然说：
“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理论”，页四四一）。
梁漱溟就是这样不顾事实地帮助帝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要中国人民不去反抗它，而向它妥协，投降。
梁漱溟又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中国革命人民进行无耻的恐吓。
他说：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合作来反抗，眼前都不行；
彼此力气强弱相悬，较量不来”（“觉悟”，页一八五）。
梁漱溟的这种无耻的论调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和畏怯。
当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深入国境，全国人民已奋起抗战的时候，他竟公然宣称：
“‘打倒帝国主义’，只可作一口号来倡说，临到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以武力向帝国主义者进攻”，“武力反抗，既属不智，亦不正确，亦不可能。
乃至以经济不合作来反抗他，亦难作得到”（“答乡村建设批判”页二七、五八）。
他又说，反帝“只是说说而已，实行上要走曲线。
走直线刚强到底必然被消灭”（同上，页二八）。
从这里，我们丝毫分辨不出梁漱溟同对日寇采取妥协、投降政策、高唱“曲线救国”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有什么不同之处。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人民是不怕任何恐吓的。
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梁漱溟就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污蔑。
他说：
“由于他（指帝国主义）加于我之欺凌侵略，犹属可计，而我颠倒迷扰以自贻伊戚者，乃真不可胜计，吾人今日所食之果，与其说为欧洲人日本人所加于我者，宁曰吾人所自造”（“觉悟”，页八八、八九）。
这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都怪中国人自己不好。
后来他更直截了当地说：
“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理论”页九）。
梁漱溟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阴谋是衷心拥护的。
他不但在当时奴颜婢膝地称颂美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马歇尔的种种罪恶活动，甚至在1949年他还公然说：
“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
“外间都以为马与蒋（介石）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
“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
——当然马亦包在内。
我总以为太过”（“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梁漱溟在这里说的“延安一篇宣言”就是中共中央在1946年纪念“七七”九周年的宣言。
在这宣言中指出了“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实际上无一不是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
这个宣言号召全国爱国人民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为完成我国的独立与民主而奋斗”。
因为这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就使得梁漱溟至少难过了四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的彻底毁灭，所以，为了巩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保全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梁漱溟几十年来一直把他的反革命的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谁反对共产党，谁就不可避免地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帮了忙。
梁漱溟一贯地坚决地污蔑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正表现了他的代表帝国主义利益，为帝国主义主子效劳的反动本质。
三
梁漱溟于一九三三至1937年在山东邹平等地实施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巩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统治。
照梁漱溟说起来，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关系的，他说：
“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理论”页七）。
所谓“自动的破坏乡村”，梁漱溟的意思乃是指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他说：
“近百年中，……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而“共产党更文不对题，其破坏工作乃全用之于乡村”（同上，页六—七）。
应该指出，梁漱溟的这种荒谬论调正是在地主阶级眼里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
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影响到他们在农村中的“美好”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是并没有破坏这种秩序，真正摧毁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秩序的乃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很明确地以反对共产党为目标的。
他说：
“诚然，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自某一意义上来看，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
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同上，二七九—二八○）用什么和怎样来“替代共产党”，“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呢？
据他说，就是实行“乡村建设运动”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成；
——即建设新的礼俗”，而所谓“新的礼俗”“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
（同上，页一四一、一四三）这里，所谓“中国固有精神”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礼教和制度，所谓“西洋文化的长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严密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即梁漱溟所经常赞美的“西洋人的团体生活”）。
所以，梁漱溟的所谓建设“新的礼俗”就是利用一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民的方法来维护和巩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
一个给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吹嘘的人说，“（梁漱溟等人）所最注重的，是借助于乡村领袖。
大概较有智识、较有财产、较有声望，在一乡中有点地位的，他们都去拜访，必使他了解，得他同情，请他帮助。
以前乡农学校的校董，现在乡学村学的‘学长’，以及乡理事村理事，都是由这班人充当的”（孔雪雄编：
“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页一九）。
这里所谓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组织。
梁漱溟自己也说：
“我们的乡农学校也是靠乡村领袖的提倡才能成功。”
“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中推出一个校长”。
（“理论”，页二一六）请问在旧中国农村中“有智识”、“有财产”、“有声望”的“领袖人物”不是骑在农民头上吸吮农民血汗的地主阶级分子又是谁呢？
依靠这些“领袖人物”的“了解”、“同情”和“提倡”而建立起来，并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乡农学校这类组织不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工具，还能是什么呢？
乡农学校这类组织所做的事情，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地主阶级的特权，对农民灌输封建教育，施行所谓“精神陶炼”。
乡农学校有“学众须知、学董须知、学长须知、教员辅导员须知”等一系列的规定。
从这些规定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居于统治的特权地位。
例如乡长（即校长、学长）是“站在最高的地位，对一乡的人，他是站在一个监督教训的地位”，他“超居众人之上”，“来监督众人，调和众人”。
而农民必须“尊敬学长”、“接受学长的训饬”。
“校董”、“理事”都是乡长决定的，如果农民对“校董”、“理事”这些地主分子不满，则必须“避免正面冲突”，只能“以友谊进一言”，而且“最好有话对学长先说，由学长转告他”。
至于“处于超然地位”的学长（以上引文均见“理论”，页二三五——二四三），那更是农民所不能反对的了。
农民在乡农学校里经常要听灌输“中国的旧道理”即中国封建礼教，和国民党“党义”的“精神讲话”（“乡农学校办法及其意义”）。
梁漱溟就是这样周密和细致地来巩固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秩序，要农民做地主阶级的俯首贴耳的驯服的奴隶。
其次，是建立和训练地主阶级的武装，用以镇压农民运动。
梁漱溟自己供认：
“现在政府里提倡乡村自卫，……如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农民（按应是地主阶级）自己起来防御共匪”（“乡村建设大意”，页四○——四一）。
这批地主阶级的武装“遇事则召集迅速，即时可以成军。
名为强固之后备，实为常备之民兵”（“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
这就是说，在必要时，还可以作为反动政府的兵源补充。
此外，还有所谓乡村的“经济建设”工作，即组织所谓运销、信用“合作社”、进行推广美棉种籽之类的农业技术改良。
既然如上面所分析的，一切都由地主阶级所操纵，农民受着极端严密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不但没有改变，相反的得到大大的巩固，那末所谓“合作社”、农业技术改良必然是从地主富农的利益出发的，这还用证明么。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上述加强农村中的封建统治是梁漱溟帮助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基础的话，那末他的所谓乡村经济建设就是直接替帝国主义向中国农村扩大市场，加强其对中国农民的剥削。
梁漱溟组织所谓“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据说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使农村的“一般购买力从而增进”，于是就可以使“工业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理论”页三八八—三八九）。
显然，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大家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经济命脉都操在帝国主义手里，不改变这种状况，要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化、提高农村的生产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梦想。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是有增无已的。
在一九三○—1933年间，处在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急于要向殖民地落后国家扩张自己的商品、原料和资本市场。
有着广大人口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尤其为他们所注意。
帝国主义一面希望提高中国农村的购买力，以更多地倾销他们的工业品；
一面要求中国农村能够供给他们以更廉价、更适合他们工业生产需要的原料。
这也就是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国联之所以特别热心于“复兴中国农村”的真正原因。
梁漱溟当时的所谓“把外面都市的资金输进内地农村，使金融在枯窘的农村中，可以活泼流通起来”、“将科学技术引进内地农村”，以“增加农产原料之输出”（同上，页三○二、三八六、三○一）等等的所谓“经济建设”工作，正是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上述要求。
他的所谓“恢复农业生产力”、“增进”“农村购买力”、不仅对地主阶级有利，同时也就是替帝国主义扩大商品和原料的市场，帮助帝国主义进一步剥削和压榨中国农民。
梁漱溟的这套所谓乡村“经济建设”工作正是“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这类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论调的具体实现。
这一点，中国的一些进步的经济学家在当时就曾正确地指出过了（参看1936年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巩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套反动措施。
它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统治是完全一致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与政府（即蒋介石反动政府）是彼此相处的，而非不相容的”（“理论”附录，页八）。
——所不同的是梁漱溟更注意从“下面”用“软工夫”，从思想上来麻醉和统治人民而已。
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和它相类似的其他“乡村运动”，既得到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帮助，也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这些“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历：
一是从政府来的；
一是从外国来的”（同上，页九）。
“从外国来的”财源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美国煤油大王”为了“提倡乡村建设”，想“帮助乡村运动团体”的“捐款”（“乡村建设大意”，页三六—三七）。
——这都是梁漱溟自己的招供。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为了反对人民革命，国内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在梁漱溟多少年间的言行中是表现得十分明确的。

永生的海燕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夏衍
中国人民的歌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运动的奠基人聂耳同志，在日本鹄沼海岸逝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1932年到1935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
高尔基在“海燕”中写着：
“暴风雨！
暴风雨快到来了！
这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在怒吼着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翔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
这正是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恰当的写照。
聂耳同志是在1932年——暴风雨快要到来的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
当时，他还是刚满二十岁的青年。
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创作了三十几首不朽的歌曲。
这些作品，全是他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中创作出来的。
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真表现了“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
他演话剧，当电影演员，组织业余歌咏团，为革命工作“跑腿”，关紧了门学小提琴，老远地跑到任光同志家里去练习钢琴，……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
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有那部电影要作曲？
我在抢工作。”
“抢工作”，是的，他不仅不推诿工作，他一直是抢着做工作的。
记得1934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开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
我替他改写成电影台本，交给了导演。
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第1句话就是：
“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
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
“作曲交给我，我干。”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
“我干！
交给我。”
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这，就是很快地唱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的、今天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他欢喜花，欢喜书，欢喜孩子，欢喜运动，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
总之，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
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
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他所认为“朋友”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
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
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
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
我看见过他曾为战友的牺牲和被捕而切齿痛恨，但是他懂得，只有加紧工作才是对敌人的最有效的回击。
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
“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假如他活着，今年才只有四十四岁，他死得太早了。
但是，聂耳死了，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
中国人民已经“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
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
07月17日（附图片）聂耳

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
宋琤
党的政策具有鲜明的深刻的阶级性，集中地代表本阶级的利益。
党的政策规定了实现党的总路线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因此，党的每一项政策的正确实现，就意味着党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正因为如此，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自然就极端仇恨我们的政策，就最害怕我们的政策正确的贯彻执行，因此他们必然要把破坏党的政策作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胡风反革命集团疯狂地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党和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的文艺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歌颂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要求作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要求作家进行思想改造。
胡风反革命集团很清楚，党的文艺政策的实现，就会暴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伙工农兵的死敌。
这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必然要针锋相对地提出他们的一套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纲领来反对党的文艺政策。
他们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
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
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
反对民族形式；
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狂妄地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两面派的无耻手段来散布这些反动观点，阻止和破坏党的文艺方针的影响的扩大。
当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并不限于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他们的这些反动理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反对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结合，反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不能认为只有像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能写文章会作诗的反革命才懂得破坏党的政策。
事实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懂得党的政策的贯彻就是他们的失败；
因此，只要抓到机会，不管是潜藏在那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都要疯狂地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政策。
比如保证中农和贫农的巩固团结，是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政策。
中农和贫农如果不能亲密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不能巩固和发展。
反革命分子和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地主富农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破坏中贫农的团结就成了他们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重要手段。
混进全国著名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就曾经千方百计地破坏社里的贫农和中农的团结。
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职权打击贫农、克扣贫农应得的收益，逼迫贫农退社；
却又对中农社员说：
“贫农啥时候也有理，就是咱们中农倒霉”、“贫农参加社，土地薄、劳力弱，他们进来非把社搞垮不可”，他们的目的是动摇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的决心。
混入吉林榆树县萧景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反动富农王成富也经常在贫农和中农间拨弄是非。
无马的社员使用大车了，他就讨好地嚷嚷：
“搞社就是拉帮穷人，随便使啥都行，没关系。”
反过来，又对有马的中农社员讲：
“使马没个制度，再搞二年马都得‘爬窝’。”
这样逐渐引起中农对社不满，先后有七户中农退出了社。
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中、贫农团结的政策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他们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对中农说贫农沾了中农的光；
对贫农又说和中农在一起一定要吃亏，使中农贫农不和，使社不能巩固和发展。
党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同样都是反革命分子破坏的目标。
党的政策是土地和劳力按适当比例分红，有些反革命分子却去向劳力少的户说分红以劳力为主，向土地少的户说分红以土地为主，破坏大家增加收入的信心；
关于劳力分红问题，党的政策是按劳取酬，有些混入农业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却提出按人头分红的办法，以打击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社的增产计划；
在处理社的一切问题上，党的政策是自愿互利，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不是故意把按照互利原则办的事说成是损害了某一方的利益，就是故意违反互利政策，破坏内部的团结。
在粮食统购统销中，反革命分子同样疯狂地破坏党的各项政策。
党的政策是收购余粮，反革命分子偏偏要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要收购口粮；
党的政策是保证对缺粮户的供应，反革命分子故意威胁群众说政府不保证供应，制造紧张空气，并且煽动有粮户也向政府要求供应，给统销工作制造混乱……。
总之，只要党提出一项政策，反革命分子和各种仇恨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要运用各种恶毒的手段进行破坏，阻止这一政策的贯彻。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常常局限在杀人放火、盗窃情报、图谋暴动等方面，而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的严重性却认识不足，或者根本没有认识。
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盗窃情报，固然可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很大的危害；
但是他们歪曲党的政策，阻碍党的政策的贯彻，同样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损失。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反革命分子杀害牲口、焚烧草料、破坏生产，当然会影响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会影响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但是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使中农和贫农不团结，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同样会使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搞不好，使入了社的要退社，使社外的农民对入社有了更多的顾虑，甚至会把农业社搞垮，使我们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中遇到挫折。
而且，还应该看到，破坏政策这种反革命活动常常比杀人放火、盗窃情报等更为隐蔽，更不容易为我们所察觉。
在发现以后，反革命分子还可以用“不懂政策”、用“认识模糊”等为借口来隐蔽他们的真面目。
胡风分子们的假检讨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对反革命分子破坏政策这种恶毒的破坏行为稍稍放松警惕。
当然，这决不是说，党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就都是由于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的破坏。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工作人员的水平不高以及思想作风上的缺点所造成的；
但是，也有不少确实是因为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破坏；
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了贯彻执行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
因此，当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时，我们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区别清楚政策贯彻得不好，究竟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而后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来维护党的政策。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就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并且运用这些事例大张旗鼓地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
如果是由于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进行破坏，我们就必须一面及时地坚决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面打击反革命分子。
决不能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就可以不去注意改正。
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破坏政策，常常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
当然，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错误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同时一旦发现缺点，就要立时检查纠正。
这就要求我们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策，领导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必须具体交代政策，检查工作时必须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并坚决地同一切违反政策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做好这一切工作的关键在于大大加强我们工作人员的政策观点，使大家都真正懂得政策是保证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武器。
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
一部分基层的直接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的政策观点是不够强的，他们不懂得政策的重大意义，甚至把政策和任务对立起来，认为完成任务要紧，政策执行不执行没啥关系。
因此，他们既不认真学习政策、宣传政策，也不认真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
党组织应该帮助这些同志来纠正这种忽视政策的倾向，使大家认识到，政策观点薄弱，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薄弱；
政策执行得不好，不仅是工作中的一般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这种缺点和错误会影响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留下了空子。
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使我们更具体地体会到，必须用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维护党的政策，防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的破坏，使党的政策成为我们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

不许阻挠越南的普选
再过两天——07月20日，越南双方地区就应遵照日内瓦协议规定，开始进行协商，安排明年07月举行的普选。
全世界舆论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展。
大家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早在06月06日就已发表声明，表明愿意同南越当局按期举行这一协商。
但是，美国和南越当局却一直在想用空谈选举，制造借口，来规避越南普选，破坏日内瓦协议。
吴庭艳16日发表的广播演说，就又一次暴露了这个企图。
这几天的消息说，吴庭艳正被世界舆论迫得不能不表明一下他的态度，可是，他在演说中，只是表示他的政府“不去反对选举”，而对于即将举行的协商问题却公然说“根本谈不上考虑越盟任何建议的问题”。
他还硬说他不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
这表明他还是不想经过协商来安排普选。
但是如果不经过协商来安排普选，又怎么谈得到进行普选呢？
吴庭艳显然是想这样躲过舆论的指责，以达到拖延和破坏越南普选的目的。
吴庭艳口口声声说什么“为了民族事业”，但从他过去的行动和这次演说中，嗅不到半点越南人的气息。
他根本不把越南的和平和民族利益放在眼中，而只是忠顺地奉行着华盛顿的政策，一字一句地背诵着杜勒斯和美国宣传机器的陈腔滥调。
最近，“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的社论，已充分地暴露了华盛顿日夜盘算的勾当。
这个报纸一则说，美国和南越都不是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
再则说，“对于自由世界（应读作美国）极其重要的”“选举自由”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
然后就要求由联合国或者“扩大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选举。
十分清楚，“纽约时报”透露的美国意图，实际上是要撕毁日内瓦协议，重新搬出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已遭到驳斥和拒绝的荒谬主张，即由联合国也就是由美国来干涉越南普选，把反动政权强加在越南人民身上。
只有这样的选举，美国和它在南越的代理人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合众社露骨地承认，美国希望“可能对日内瓦协定条款本身加以修改”；
“只有普选在美国的斡旋（应读作干涉）下举行时，西贡才会参加普选。”
这难道不足说明美国最狂妄的打算吗？
拿美国这个打算对照来看一下，吴庭艳的演说有什么不符华盛顿的意旨之处呢？
吴庭艳像鹦鹉学舌般强调所谓选举的“自由”或“绝对自由”，装模作样地对“使北方具备这种自由的条件的可能性根本表示怀疑”。
但这绝对掩饰不了他们对自由普选的心虚和胆怯。
合众社在无耻地宣传越南不可能有“自由的”普选时，就估计说，吴庭艳这个同人民对立的集团，将不仅在北部而且在南越要“取得胜利”也是“悲观的”。
因此，合众社就公然叫嚣说：
“在一个大多数人民是文盲而民主选举的观念对于他们是陌生的国家中，举行选举是一种无理的要求。”
这种叫嚣实际上正表明了美国和吴庭艳集团对越南人民真正的普选运动的恐惧。
他们害怕越南人民通过普选进一步显示他们争取民族统一的强烈意志。
美国及其代理人正是因为害怕越南人民的自由选择，所以它们就想扼杀这个自由，就想阻挠和破坏越南普选，以便分裂越南，把南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日内瓦协议的全部实施，正在受到严重破坏的威胁。
法新社的报道也指出：
吴庭艳的演说，“显然是拒绝日内瓦协定的行动”。
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越南人民通过自由普选实现统一的愿望必须受到尊重。
日内瓦会议的有关国家都应该保证越南普选能够顺利实现。
如果美国和南越当局继续阻挠越南的普选，那末，它们将不能逃避它们所应负的严重责任。

侵略者不打自招
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07月14日，美国参议院里通过了两项目的在于毒化国际气氛、给大国会议制造困难的决议。
两项决议中的一项是由美国众议院老早提出来的，其中表示美国反对所谓“帝国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
美国企图用这项决议诬蔑社会主义阵营，并掩饰它在全世界所进行的殖民侵略，欺骗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殖民地人民，推卸美国侵略政策对于造成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应负的全部责任。
美国参议院所通过的另一项决议进一步不打自招地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的真面目。
这项决议在前言中说，在欧洲和亚洲有千百万人民生活在所谓“极权帝国主义”之下。
的确，在欧洲和亚洲，而且还有美洲和非洲，千百万人民正生活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罗网之中。
这个罗网是由美国的垄断资本、军事基地、海外部队和一小撮被美元收买的政客组织成功的。
美国像一头巨大的章鱼，它的侵略的触角伸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落进了灾难的深渊。
当然，美国参议员并不是想揭露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而是想用诬蔑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来转移人们对于这个事实的注意。
他们硬说社会主义制度“增加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人民的“安全所受的威胁”。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威胁任何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领土。
这是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承认的，他们知道，战后一切足以缓和国际局势、消除战争威胁的步骤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主动采取的。
而发动朝鲜战争、侵占中国的台湾、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等等威胁各国的独立和安全的事情，却都是美国干下的勾当。
威胁一切自由人民的安全的正是大叫自己的安全受到了所谓“威胁”的美国，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
而且，一个国家采取怎样的国家制度，是这个国家内部的事情。
硬说国家制度能够“威胁”到别人，就像说一个人穿上自己的衣服就能使别人受凉一样荒唐。
美国参议员们说这种话只能有一个解释，这就是他们要干涉别国的内政，要用“威胁”美国安全为借口来改变别国的国家制度。
这也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个决议所公然宣布的目的。
这个决议说，美国希望在所谓“外国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将在“足以维持和平的体制内重新享受自决的权利”。
如果把这句话翻成明白易懂的话，就是美国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颠覆活动，推翻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在那些国家复辟，并把它们纳入美国的侵略体制。
美国参议院这样就公然地宣布：
颠覆其他国家的政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美国外交活动的方针。
美国这样背弃一切国际公法、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把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略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的任务，是国际关系史中空前未有的丑恶行为。
美国侵略集团颠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阴谋充其量也不过是痴心妄想。
它愈是这样叫嚷，就愈是证明它的颠覆活动进行得并不顺利。
同时，它想用这些制造紧张的决议来阻挠大国会议，也将使全世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并且使美国侵略集团更加处于众所不齿的孤立地位。

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领袖支持政府的措施
印度尼西亚内阁决定委任副总理阿里芬为临时国防部长
新华社雅加达16日电
据雅加达“人民日报”15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农民组织，拥有二百多万会员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哈托约说，印度尼西亚农民完全支持政府根据国会民主制度采取的解决陆军问题的各项措施。
他说，印度尼西亚农民支持情报部长杜斌在07月09日发表的政府声明。
哈托约警告说，现在有人企图实施军事独裁以代替目前以印度尼西亚临时宪法为基础的国会民主制度。
他说，印度尼西亚农民憎恨军事独裁。
他强调说，他们诅咒任何想使军事独裁复辟的企图和其他反对民主的企图。
新华社雅加达17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17日发表的正式公报说：
内阁在16日举行了会议，听取关于解决陆军事件的进一步努力及其发展的报告。
公报说，自从伊华·库素马素曼特里在13日自动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后，内阁决定委任副总理蔡纳·阿里芬为临时国防部长。
公报说，内阁还委任劳工部长苏·莫·阿比丁为内阁处理陆军事件的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以接替伊华·库素马素曼特里。

吴庭艳就越南普选问题发表声明
叫嚣不受日内瓦协定的约束
新华社河内17日电
西贡消息：
吴庭艳在16日通过电台广播，发表了关于越南普选问题的声明。
他在声明中装作“不反对”自由普选的原则，可是，他接着就颠倒黑白地诬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企图借此拒绝进行协商，反对举行普选。
他在声明中还强调越南南方当局“丝毫不受（日内瓦）协定的约束”。
法新社消息指出，西贡政界人士认为，吴庭艳的声明“显然是拒绝日内瓦协定的行动”。
路透社还引述吴庭艳方面的“权威人士”的谈话说，吴庭艳的声明意味着“直截了当地拒绝”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

希望日内瓦会议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世界工联总书记的电报
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为日内瓦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打电报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富尔。
电报里说：
在这四大国政府首脑就要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时候，世界工会联合会认为它有责任向会议参加者表明劳动人民的愿望。
他们深信，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够扩大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发展团结，争取美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使人类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
正因为这样，所以全世界劳动人民热烈的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实现裁减军备，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发展各国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电报最后说：
劳动人民群众对日内瓦会议寄予很大的期望。
他们全神地注视着这次会议。
尼赫鲁的演说
印度总理尼赫鲁16日在德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向日内瓦会议祝贺，并且表示希望日内瓦会议在消除战争威胁和为人类幸福寻找新的道路方面获得成功。
这次集会是由德里市政委员会为了欢迎尼赫鲁从国外回来而召集的。
尼赫鲁热烈欢迎布尔加宁和艾森豪威尔的声明。
他说，苏联和美国的领袖怀着寻求解决的希望到日内瓦去，这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
如果希望日内瓦会议将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那是不正确的。
但是，如果希望他们将创造有利于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新气氛的话，那并不是不正确的。
尼赫鲁说，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问题。
军国主义化的德国曾经在一代的时间内引起了两次破坏性的战争。
他相信，因此，对于重新武装德国的前景怀有恐惧和猜疑是完全有理由的。
他又说，德国问题得不到解决，世界就不可能处于正常状态中，人民就不可能在和平气氛里生活。
尼赫鲁说，同样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世界领袖们的关切。
他还谈到他在旅行时见到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对和平的愿望。
尼赫鲁重申印度政府对葡萄牙占领下的果阿问题的政策。
他说，印度政府决心要遵循和平的道路来求得解决。
他强烈指责葡萄牙在果阿对参加解放运动的人的镇压。
这种镇压已经使两位印度志愿人员死亡。
他说，现在是葡萄牙人退出果阿的时候了。
德国各地人民举行集会
在日内瓦四国会议的前夕，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要求会议听取德国人的意见和讨论保障和平的问题。
在西德的明兴—格拉巴赫举行的一次青年反对兵役的集会上，到会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鹰团”的团员，工会的青年会员和无党派青年一起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日内瓦会议上能够听到西德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的发言。
在柏林法占区的韦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约一百名到会者决定写信给法国总理富尔，表示希望四国会议能够通过保障世界和平的决议。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来比锡，一百二十多个医生通过了决议，要求日内瓦会议作出禁止核子武器的决定。
英苏友协代表团访英外交部
英苏友好协会15日派遣了一个以该会会长、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为首的代表团去访问英国外交部，表示希望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获得成功。
这个代表团请英国外交部注意英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中说，英国人民，不论他所属的党派和他的信仰是什么，都一致希望和平共处，希望结束冷战。
比利时和平联盟的呼吁书
比利时和平联盟通过了一项给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参加者的呼吁书，表示相信在这个会议上具有就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希望会议获得成功。
（据新华社讯）

德共代表在法庭上谴责西德政府的“审讯”
全德各地人民抗议西德政府压迫德共的阴谋
新华社柏林16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加尔斯卢合消息：
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12日到14日在西德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庭上作最后发言，揭露西德政府阴谋通过“审讯”来禁止德国共产党。
德国共产党的法律代表克吕格尔在12日发言，要求停止“审讯”德国共产党，因为这是违反西德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关于和平重新统一德国的政策的。
克吕格尔指出：
政府发动对德国共产党的“审讯”，是企图消除它的重新武装政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13日，德国共产党的法律代表胡希发言。
他指出：
波茨坦协定和西德宪法规定，争取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尊重国际法是每一个德国政府的责任，德国共产党的争取重新统一的纲领是符合宪法的。
14日，德国共产党的代表雷熙宣读了德国共产党的声明，揭露了“审讯”的背景和企图禁止德国共产党的阴谋。
声明指出：
反动势力急于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举行前造成既成事实，以便阻挠德国内部以及国际之间的相互谅解。
声明说：
德国共产党一向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前列。
共产党绝不会被击溃，因为它是同工人阶级的运动分不开的，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
在这一天，德国共产党的法律代表高尔也发了言，并且把由两万三千一百一十二人签名的要求不要禁止德国共产党的请愿书和约五百封表达同样要求的来自国外的电报交给了法院。
连日以来，全德国各地人民的代表团纷纷来到加尔斯卢合，抗议禁止德国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停止“审讯”。
14日下午，在加尔斯卢合的大街上还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恢复大国间互信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王铁崖
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从今天起在日内瓦召开。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来大国政府首脑头一次会晤。
在今天全世界人民强烈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世界和平的时候，这个会议的召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人们有理由要求，四大国政府首脑通过这次会议，建立彼此国家之间的互相信任，解决一些迫切的国际问题，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和平作出贡献。
正如最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通过的宣言所指出：
“他们对全世界的期望负有巨大的责任。
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克服相互间的不信任。”
历史事实证明，大国之间是可以建立信任合作的关系的，而且大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对于保障各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曾经起了重大作用。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在战争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大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但是它们曾经密切合作，用联合的力量来击败了法西斯侵略者；
尽管它们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它们曾通过各种会议，特别是通过政府首脑的会晤，克服了分歧，巩固和增强了联盟的力量。
这种合作的精神曾经体现在从苏中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到波茨坦协定的一系列文件之中。
1943年12月01日苏、美、英三国领袖所签署的德黑兰会议宣言宣布：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
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这种合作也表现于1942年05月的英苏战时同盟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与国并在战后合作互助条约、同年06月的苏美关于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和1944年12月的法苏同盟互助条约上。
显然，反法西斯联盟强国之间的这种互信合作保证了联合国家的最后胜利。
不仅如此，各大国并且认定，它们在战争期间的合作在战后也须继续维持和发展，以为建立和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早在1943年，苏中美英四国宣言曾经宣告：
“他们为对各该国的敌人进行战争而约定的联合行动，当为和平与安全的组织和维系，而继续保持下去。”
同年的德黑兰宣言不仅表明大国在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方面共同工作的决心，而且明确地指出，“我们确信：
我们的和协，必将使和平成为一种永久的和平。”
大国战时的这种互信合作的庄严宣言，曾经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了一幅战后各国和平合作的美好前景。
同时，在战争期间，各大国本着互信合作的精神，签订一系列国际协议，为战后国际重大问题提供解决的根据。
这些协议如果被所有大国所诚实遵守，就会造成战后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互信和合作，1945年06月在旧金山签订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旨在维护和平、保障安全的新的国际组织。
这个宪章的基本精神是大国一致协议的原则，这个国际组织的行动的效力依靠于大国的和协合作。
在十年前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说过：
“假如各主导的民主国家在战后时期也表明自己能够协力动作，那就会是说明国际和平安全事业利益终于获得了最可靠的支持和保护了。”
战后的事实也证明，只要大国之间继续保持合作的精神，没有什么国际的争端是不可以通过协商而求得解决的。
联合国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在联合国成立初年，由于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还都表现一种实行国际合作的愿望，联合国曾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过一些贡献。
联合国大会的1946年01月关于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决议，同年12月关于普遍裁军的决议以及1947年11月关于禁止新战争宣传的决议等，应该说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的。
在联合国之外，大国经过谈判终于在1947年02月签订了对意、保、罗、匈、芬五国和约，对于维护欧洲的安全和和平，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并不是所有大国都愿意继续保持战争期间的合作的精神的，并不是所有大国都愿意以共同行动来建立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的。
甚至在战争进行期间，已经有人力图破坏当时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有意制造战后的紧张的、充满着新战争威胁的局势。
他们在战后所追求的不是互信合作而是分裂和敌视，不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而是推行侵略政策。
在战后十年的今天，追问谁破坏大国之间的互信合作，谁制造国际紧张局面，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翻开过去十年的历史，无数的事实归结到一个结论：
美国应负破坏国际合作和制造战争威胁的主要责任。
美国统治集团及其追随者所奉行的所谓“实力政策”，就是战时大国间的信任和合作遭到破坏、目今世界充满恐惧和不安的根源。
远在1947年初，现在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公然号召“对苏联进行强硬外交”。
这种外交，不论用什么名称——“冷战政策”，“总体外交”，“新面貌政策”，“原子外交”，其基本方针只有一个，就是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准备新战争。
为了准备新战争，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统治集团立即开始有系统的战争宣传，一口否定两个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无中生有地捏造什么“苏联侵略威胁”和“共产主义扩张”之类的鬼话，在各国间散布敌对和不和的种子，用战争叫嚣来搅乱人心，败坏国际合作的气氛。
在这种宣传的掩护下面，美国战后以来不仅没有裁减军备，而且加紧扩军备战，特别是疯狂地制造和囤积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甚至把整个备战计划建立在使用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武器的基础上。
同时，美国在国外维持庞大的驻军，建立全球性的军事基地网。
美国驻在国外的海、陆、空军不下一百五十万人，军事基地近千个。
美国还在全世界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集团和联盟，包括“北大西洋联盟”、“东南亚防务集团”、“西欧联盟”、中东军事集团以及美国同日本、西班牙、南朝鲜、巴基斯坦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等签订的军事协定。
这些军事集团和联盟都是矛头指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
不仅如此，美国还发动了侵略扩大印度支那的战争，现在还在竭力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和日内瓦协定，继续制造远东的紧张和不安。
美国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增加了国际间的猜疑和敌视，加深了新战争的威胁。
正如07月07日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所指出，“以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扩充军备、进行战争宣传为基础的‘实力政策’是完全违反世界人民维护国际和平和集体安全的共同愿望的。”
在美国推行所谓“实力政策”的情况下，不仅从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后大国政府首脑会议无法召开，而且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的外长会议也从1949年以后长期中断了。
同时，联合国的道义权威日益低落，大国一致的原则屡被破坏，联合国机构横被糟蹋，使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逐渐堕落成为美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特别应该指出，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采取敌视的态度，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不断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恫吓和挑衅，并无理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于联合国组织之外，是各大国关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能遂心顺意地进行它的“实力政策”的。
全世界人民所企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他们对于分裂和敌视表示极大的厌恶，他们对于侵略和战争表示强烈的反对。
任何人都看到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要求缓和国际局势的呼声愈来愈响亮。
去年的日内瓦会议已经树立了大国之间取得互信合作、通过协商以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榜样。
最近以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一系列缓和国际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的重大努力，已经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全世界人民一致要求举行大国会议，恢复大国之间的互信合作，促使国际关系正常化。
只是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美国才同意了举行大国会议。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表示希望即将举行的四国会议有助于发现“把问题导向新门径的道路，并且最后将找出和缓紧张局势的方法”。
他还承认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国际的信任。
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人们同时注意到从华盛顿方面不断散播出来的对于四国会议的悲观空气，以及许多显然意在散布猜疑的论调。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当局发表的和解词句的诚意，怀疑这些词句不过是为了便于把破坏国际信任的责任推在别人头上。
人们有合理的根据提出这样的疑问：
美国究竟将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参加四国会议，是真心诚意使会议取得成果，通过这一次会议来恢复和增进国际的信任合作呢？
还是空谈和解，实际上却是力图使会议一事无成，继续阻挠大国间的信任合作以便利它继续扩军备战？
事情很快就会分晓。
无论如何各国人民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际信任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谁要企图阻挠实现各国人民的这种共同愿望，它一定会遭到全世界人民一致的反对。

“真理报”社论评苏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6日讯：
“真理报”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批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结果的决议发表社论，评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真理报”说，由于苏南谈判的结果，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对苏南两国之间的真挚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在南斯拉夫占优势地位。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南斯拉夫的基本阶级。
工人阶级和农民掌握政权这一事实决定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结构。
南斯拉夫维护了它的民族独立，抵抗住了外国资本渗入它的经济的努力。
一种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内政政策的实施，南斯拉夫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与合作的扩大和巩固，对于南斯拉夫的进一步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进展有着重大意义。
“真理报”写道：
苏联共产党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接触并且实现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和解，是相宜的。
现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建立这种接触并且实现这种和解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希望这种和解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继续和发展。
这是符合苏南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认识到，苏联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对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民族独立的威胁的来源。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关心南斯拉夫的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劳动人民力量的加强的。
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在南斯拉夫恢复资本主义，和使它丧失民族独立。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正在抵抗帝国主义者这些阴谋的实施，因为他们掌握政权不是为了把人民的全部财富交还给国内和外国的压迫者。
“真理报”最后说，苏联人民一致希望为了苏南两国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国际劳工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而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美国指使泰国政府制造借口
要马尼拉条约组织干涉老挝局势
新华社河内17日电
曼谷消息：
在泰国总理銮披汶1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说，泰国政府已经要求马尼拉条约组织“研究老挝局势”。
銮披汶并且宣布，他已经命令泰国陆军“进行准备”。
泰国警察总监和内政部副部长乃炮·是耶暖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把老挝王国军队对寮国战斗部队进行军事进攻的事实说成是寮国进行攻击，企图为马尼拉条约组织干涉老挝局势制造借口。
泰国政府这次出面要求马尼拉条约组织干涉老挝局势的叫嚣，被认为是由美国指使和支持的。
路透社华盛顿的消息指出，美国国务院官员在銮披汶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就立即表示美国不反对由马尼拉条约组织来“考虑”老挝局势的建议，他们并且竭力为泰国的这一破坏日内瓦协定的建议进行辩护。

美英法三国代表团到日内瓦
新华社17日讯
据塔斯社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英国首相艾登，外交大臣麦克米伦，法国总理富尔，外交部长比内在16日分别乘飞机到达日内瓦，出席将在07月18日举行的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
法国总理富尔在启程去日内瓦时在巴黎机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会议无疑将是和解和建立和平的里程碑”。
他说，他动身去参加会议是“怀着成功的信心的，而且要努力达到这一点”。

阿根廷政府将以危害国家罪审讯骚动头目
新华社14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庇隆政府在11日宣布，它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审判被逮捕的09日和10日反政府骚乱的领导者。
前已报道，在06月16日美国幕后策动的反对庇隆政府的武装政变失败后，07月09日和10日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过天主教教会煽动的骚乱，这次骚乱当时就被政府警察镇压下去。
庇隆政府的陆军部长卢塞罗在11日发表广播演说，表示陆军将继续效忠庇隆。
迹象表明，天主教教会方面正在酝酿着新的行动。
有势力的天主教人士已在13日宣布成立组织天主教民主党的发起委员会，并且公开表示他们敌视庇隆政府。
美联社消息说，天主教教会是企图靠组织这样一个政党来反对庇隆政权。
正是在天主教民主党发起委员会成立的前一天，美国有八十多名天主教人士到达阿根廷进行“访问”。

雷克雅未克的我国展览馆
应冰岛人民要求延长展期
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雷克雅未克消息：
冰岛雷克雅未克博览会中的中国展览馆应冰岛人民的要求，决定把展出的日期延长七天，到07月24日结束。
自从07月05日中国展览馆开幕以来，参观的人十分踊跃；
参观者对中国馆的各项展品表示了巨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