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发表谈话
深悼死难烈士痛斥美蒋罪行
本报讯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就美蒋特务机关谋杀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事件发表谈话后，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分别发表书面谈话，抗议美蒋特务谋杀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的罪行，并对被难烈士表示沉痛悼念。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说：
我们对于美蒋特务的万恶罪行，表示切齿的愤怒。
对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的罹难表示深切哀悼。
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早就处心积虑要破坏亚非会议，并且进行着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这次预谋杀害我国代表团人员的事件正是它的整个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坚决拥护我国外交部的严正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把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罪犯逮捕法办。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说：
美蒋特务机关谋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的事件，是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者敌视中国人民，公然破坏旨在维护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的最露骨的表现。
我们对这种卑鄙无耻的罪恶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怒。
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完全拥护我国外交部对这次谋杀事件的严正声明。
我代表农工民主党向遇害者的家属致以沉痛的吊唁和深切的慰问。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说：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害怕亚非会议的召开，竟不惜用谋杀我代表团人员的卑劣手段来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
这就再一次证实了美国好战分子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彻底查究这次事件，将罪犯们早日逮捕法办。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说：
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亲善和合作，增进友好睦邻关系。
这一目的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政策是不能相容的。
因此，美蒋特务对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的谋杀，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的表现，而且是对亚非会议的凶恶的破坏。
当会议召开前夕，面对着美蒋特务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我们应化悲愤为力量，争取会议的胜利成功，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说：
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谋杀我国代表团人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破坏一切有利于国际和平合作事业的罪恶面貌，暴露了他们对于亚洲非洲各国之间建立和增进友好睦邻关系的恐惧。
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敌对行为，而且也是对一切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的敌对行为。
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种无耻透顶的罪行表示万分愤怒。
对于殉难者的不幸遭遇深表悲痛。
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坚决拥护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和各国代表团一起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蕴说：
我代表全中国妇女对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所作的这一卑鄙罪行表示万分的愤慨。
这种谋杀行为，只是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凶残无耻的面目，暴露他们对亚非人民谋求和平友好的亚非会议的敌视。
这不仅是他们对亚非人民的进攻，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进攻。
我们全国妇女完全支持外交部的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彻底查究，把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罪犯逮捕法办。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说：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任何阴谋都不能阻挠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相反地将更增加亚非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愤慨。
我们全国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全力支持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并一定要给美蒋特务的一切阴谋破坏以坚决的回击，使正义的和平事业获得胜利。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说：
美帝国主义是极端仇视亚非会议的，它企图以谋杀的卑鄙手段来对中国人民进行威胁，对亚非会议进行破坏。
但是，这种下流的作法必定是徒劳的。
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和觉醒了的亚非人民，决不会被美帝国主义的可耻阴谋所吓倒；
相反的，这种野蛮的谋杀行为只能使中国人民、亚非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更加憎恨，并增强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周恩来总理到达雅加达
尼赫鲁、吴努和纳赛尔到万隆
新华社雅加达16日电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于16日下午六时乘飞机从仰光到达雅加达。
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到达的有代表团团员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也同机陪同中国代表团到达。
在机场欢迎的有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国防部长伊华·库素马来曼特里，司法部长佐迪·龚多古苏莫，交通部长阿·克·干尼，农业部长萨茄乌，雅加达市长苏迪罗和其他政府官员。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代表团团员、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黄镇以及中国大使馆人员和雅加达的华侨代表。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各国驻雅加达的使节。
新华社万隆16日电
出席亚非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和埃及总理纳赛尔16日乘飞机抵达万隆。
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也在同日到达万隆。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机场迎接了他们。

就对奥和约问题的谈判结果
苏奥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公报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5日讯：
1955年04月12日至15日，以联邦总理尤利乌斯·拉布和副总理阿道夫·谢尔夫博士为首的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同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和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谈判是本着友好的精神进行的。
谈判结果，双方声明：
无论苏联政府或是奥地利共和国政府都认为，应该最迅速地缔结关于恢复奥地利的独立和民主的和约，这将会符合于奥地利人民的民族利益，并且有利于巩固欧洲和平。
奥地利代表团保证：
奥地利共和国按照1954年在柏林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的精神，不准备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也不准备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奥地利将在同一切国家的交往中执行独立的政策，以保证遵守上述宣言。
苏联方面同意在对奥和约生效以后，四国军队最迟应在1955年12月31日撤出奥地利。
鉴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在今年04月05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最迅速地缔结对奥和约，苏联和奥地利代表团表示希望，四国和奥地利目前有良好的机会达成相应的协议，以解决奥地利问题。
苏联政府并且按照它1954年在柏林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的精神，同意奥地利方面完全用货物来偿付和约第35条所规定的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赔款。
苏联政府宣布：
苏联方面除了按照原来的规定准备把苏联占领区内的德国财产交给奥地利以外，在和约生效之后，还准备立刻把多瑙河航运公司的财产，包括在柯奈堡的船坞、全部船只和港口设备，移交给奥地利，而由奥地利方面偿付适当的价款。
苏联政府并且同意向奥地利作进一步的让步，放弃和约第35条所规定的对油田和炼油厂，包括石油产品贸易股份公司的所有权，而由奥地利按照双方所同意的数量把原油供给苏联。
此外，双方并取得协议，准备在最近举行谈判，商讨使奥地利和苏联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通知奥地利代表团说：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答应考虑奥地利联邦总统柯尔纳博士的要求，将同情地考虑释放被苏联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奥地利人回国的问题。
在苏联占领军撤出奥地利之后，苏联境内将不再留下一个战俘或是一个被扣留的奥地利平民。

我们伟大的祖国
大冶钢厂在黄石市幽美的风景区为工人们兴建了一个“工人村”。
这里有二十一幢三层楼房和一所子弟学校，钢厂的工人们就居住在这里。

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名单
新华社16日讯
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名单如下：
宋庆龄、孔原、王芸生、王崑崙、王梓仲、田华、巨賛、老舍、李德全、李宗恩、吴冷西、茅盾、金仲华、胡愈之、胡耀邦、洪深、南汉宸、范长江、马寅初、殷维臣、高戈、陈叔通、梅益、章伯钧、章蕴、常黎夫、张奚若、彭真、杨德亮、邓拓、刘尊棋、刘英源、赖若愚、冀朝鼎、罗隆基、龚澎。

美国策划破坏亚非会议的新阴谋
阴谋利用武装匪徒攻击亚非会议开会地点万隆
新华社雅加达16日电
在亚非会议前夕，此间特别注意美国利用以万隆一带为根据地的印度尼西亚“回教国运动”的武装匪徒破坏会议的阴谋。
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已侦查出这些匪徒订有破坏亚非会议的计划。
雅加达报纸消息说，他们已奉命攻击万隆，作为破坏亚非会议计划的一部分。
据路透社消息称，最近这些匪徒很活跃，万隆附近每天都发生袭击村庄的事件。
“回教国运动”一向是美国利用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颠覆活动的工具。
“德里时代”周刊去年曾报道，“回教国运动”的武装力量完全由美国控制，并由美国装备，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中的一个属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负责和“回教国运动”总部保持密切联系。
今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审讯捉到的“回教国运动”叛乱分子时，据他们供称，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美孚油公司曾多次派飞机给他们空投军火、粮食，并供给他们活动经费。
“回教国运动”还在美国驻有一个“代表”。
今年02月间，在“回教国运动”根据地附近不断发现外国飞机和军舰。
就在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雅加达港口的一艘美国轮船上破获一批未经报告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等重武器。
当时雅加达报纸指出，这批武器是准备供给“回教国运动”的。
最近，美国的走狗蒋贼特务分子也在与“回教国运动”加紧接触，蒋贼特务组织“铁血团”正在积极图谋与这些匪徒共同破坏亚非会议。
新华社雅加达16日电
“印度尼西亚新闻”15日报道，在亚非会议快要召开的时候，发觉有人在万隆附近举行可疑的夜间会议。
消息说，参加往往开到深夜的秘密会议的是些外国人和最近抵达万隆的“外国记者”。
消息指出，集会的地点是在万隆南面二十二公里的本加伦岸，由于“回教国运动”武装匪徒最近的骚扰，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很坏。
“印度尼西亚新闻”在指出最近发生了载运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飞机失事和西爪哇、特别是万隆附近土匪活动加紧等事实时，促请有关当局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可能的破坏活动。

认真进行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
紧缩国家机关和事业机关的编制、精简机构，是节省行政开支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
节省开支又可以促进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
克服官僚主义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因此紧缩编制、精简机构，是我们国家一切机关经常应该注意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党历来都注意整编工作。
1953年年底到1954年上半年，全国曾整编过一次行政机构，各级机关精简了十五万余人。
但是在那次整编中，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对整编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指示的精神；
同时也没有把整编机构同研究业务、改善领导、改进工作结合起来。
所以整编以后，很多机关在组织机构上、编制上和人员配备上不合理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
仍然滋长着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毛病。
因此，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再进行一次比较认真的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各级行政机关和事业机关中，机构庞大、层次重叠、忙闲不均、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普遍。
当然，很多机关由于业务不断发展，任务增多，机构相应地有所扩充是不可免的。
但在中央一级机关中，有些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和人员编制上，都超过了实际的需要。
有些目前不应该设立或可设可不设的机构也设立了；
有些可大可小的机构编大了；
有些部门的职能机构层层分设，形成工作重复，组织庞大，显然是不应该的。
有些机关虽然人数较少，但机构上编制上的不合理现象也同样存在。
根据最近中央一些机关的初步检查，有些单位中三分之一的人闲着无事做、或者事情很少。
领导机关机构过于庞大、积压大批人材，这就在事实上削弱了基层单位的工作。
现在有一些省、市以上领导机关到处调人，甚至不惜把下级组织中得力干部抽光。
当然，领导机关的充实，是要不断从下面抽调一些干部的。
但是，在一些领导机关积压的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刚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
他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适合在领导机关工作，有的还是专门技术人材，但被迫改了行，所学非所用。
而目前很多厂矿、基本建设部门和其他地方又多么需要他们，为什么偏偏把他们留在领导机关没有什么事作呢？
还有许多机关中直接或间接服务的人员太多，这也是很不合理的。
很多机关的行政、人事、总务、勤杂等人员和托儿所、招待所等附属机构的人员合在一起，往往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左右。
行政机关挤占企业机关编制的现象也很严重。
如黑龙江省农业厅行政编制是二百一十七人，但由企业利润和事业费中开支的又增加了四百五十二人。
以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必然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是和经济建设的要求不相容的。
几年来，行政管理费的开支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虽是逐年相对减少，由1950年占百分之十九·三，减到1954年占百分之九·六；
但是这个比例数仍然不小。
苏联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这项费用平均只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五。
假如我们能够紧缩一切机关的编制，精简机构，节省一切多余的非生产的开支，能够再降低行政开支的十分之二（以1953年绝对数字来计算），节省上五年，就能够建设一个包括三十个左右工厂的钢铁联合企业，每年可增产三百万吨钢铁。
因此，每个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都应当认真地考虑如何为国家节省行政开支，都应该积极参加和领导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
机构紧缩了，层次就会减少，冗员也会减少，办事的手续也会简化起来，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现象也就会减少。
那些只习惯于进行抽象领导的干部，也就不能不亲自动手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这样也会提高工作质量。
而且整顿了编制、精简了机构，摸索出定员定额的经验，机关里没有一个闲人，每一分力量都能合理的使用，大家都紧张地努力工作，国家机关的工作就会日新月异地前进。
同时在上级机关精简之后，我们就可以抽出大批人员去加强下层机构和厂矿、农村最需要的工作岗位。
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在中央一级机关已初步展开了。
一般的作法是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从深入检查入手，找出机构上、编制上、人员使用上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然后联系研究业务、改善领导、改进工作，并按照精简原则合理地编定机构、编定人员。
少数进行得快的部门已经定下机构，进而研究编定人员的问题了。
但是各机关进行得不平衡，有的领导干部决心还不大，也未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有的领导干部还有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和藉口，没有积极领导这一工作。
有人说：
“我们的干部水平低，人多了总好办事”。
这是整编工作中必须克服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们的国家机关不是官僚机构，不是摆空架子的；
是要切实有效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的。
这样，就不能不问质量，不问称职与否，不问需要与否，盲目摆设很多人。
从事实上看，人多是否就真正好办事呢？
一个机关工作本来需要一百个人做，你偏偏摆上一百五十人，这样，层次自然会繁多，起草一个指示，往往部长把精神指示给局长，局长传达给处长，处长再转达给科长，科长告诉科员，科员起草好了，一级一级送上去审阅，如有修改，再一层层传下来，然后再送上去。
这种繁多的手续，不是使事情好办了，而是难办了。
再说人浮于事，一部分人就要闹情绪，当然影响工作。
况且人一多，问题就多了，管人事的，为干部服务的人就多了；
办公室、宿舍、食堂、托儿所也要随着增加；
纠缠领导干部的机关内部事务也增多了；
领导干部认真研究工作处理业务工作的时间也就减少了。
这样，一定会使好办的事情也变得难办了。
有人说：
“我们多配备些干部，是为国家培养人材呀！”
当然，国家是需要培养大批人材的。
但在人浮于事的环境里，干部怎能得到什么培养和锻炼呢？
这种环境只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会使他们染上疲塌、拖拉、懒动脑筋的坏习气。
因而，只有把多余的干部按照他们的能力分配到直接处理具体工作的基层组织里去，分配到紧张的生产岗位上去，送到最需要他们去工作的地方，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干部来。
有人说：
“工作是发展的，现在机构多、人员多，是为将来发展作准备”。
工作和业务必然要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在考虑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要适当地照顾工作发展也是应该的。
但必须指出：
不从当前工作任务和实际需要出发，片面地甚至盲目地强调将来发展，不“因事设人”、而“因人设事”的想法和作法，是不符合实际需要、违反精简节约原则的。
有人一提整编，就耽心安置问题，甚至因此影响了进行这一工作的信心。
应该了解这次整编，首先要求研究机关的业务，确定机构，确定人员，然后把一切可以调出来的人员都调出来。
这中间自然应该而且必须调整出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上级干部，这些人当然是很好分配工作的。
至于整编出来的一般干部，他们也是广大的基层单位和生产单位十分需要和欢迎的。
只要把他们安置到适当的岗位，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其中有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和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工农干部，还可以送进各种学校和训练班，给以培养深造。
今年暑期还要从各级行政机关输送出一批具有高中程度的干部投考各类高等学校。
目前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市也都办有不少的中级或初级的技术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也可以有计划地容纳大批需要学习的人员。
至于少数老弱有病的人员，国家当然会订出统一的安置办法，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来妥善处理。
这些都不能作为抵抗整编工作的藉口。
认清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重大意义，消除各种顾虑，作好整编工作，是各机关当前一项重大的任务。

追悼我国代表团遇难工作人员和记者
缅甸仰光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电
新华社16日讯
缅甸仰光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致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对出席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人员和记者座机失事遇难事件表示哀悼。
电文说，惊悉赴万隆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飞机的不幸事故，谨致衷心的哀悼。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电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谨向你们诚挚地表达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牺牲的衷心悲痛。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04月15日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电北京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对在飞机失事中罹难的中国记者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们代表所有爱好和平的新闻工作者对美蒋匪徒的敌意行动表示愤慨，并要求对美蒋特务予以严厉的惩处。
和平和正义的事业必将胜利。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
布拉格　04月14日
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主席赫斯电北京广播事业局梅益局长：
国际广播组织代表欧亚两洲二十个会员国的广播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位新闻和广播工作者的罹难，表示沉痛的哀悼。
国际广播组织愤怒地斥责力图建立新战争基地、发动新战争的阴谋分子企图阻挠以防止新战争为目的的亚非各国人民代表会晤的卑鄙罪行。
国际广播组织深信，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愿望一定会战胜刽子手和战争贩子们的黑暗势力。
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主席　赫斯
04月14日于布拉格

追悼烈士，誓必解放台湾
今天，中国人民以最沉痛的心情追悼被美国和蒋介石特务分子谋害了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他们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最坚强的决心和最坚定的信念。
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这些同志们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这些同志们，都是为了亚非两洲人民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而被谋杀的。
他们的事业将要继续和发展下去，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亚非两洲人民的心里。
和石志昂烈士等同时遇难的还有在这架飞机上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是由于亚非会议的共同事业而和石志昂烈士等一起遭了毒手的。
中国人民对于印度人民的这种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为了谋求亚非人民的友好和合作，为了维护亚非地区的和平，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鲜血第1次凝结在一起，这是亚非人民共同意志的象征，这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中国人民在悼念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的同时，对于谋杀上述人员的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感到无比的愤怒。
美国伙同蒋介石匪徒卑鄙地谋杀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是它破坏亚非会议的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由于亚非会议有助于促进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亲善和合作、有助于维护亚非地区的和平，所以美国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它在亚非两洲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巨大障碍，竭力进行破坏。
但是亚非会议是亚非两洲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亚非两洲人民为争取独立和保卫和平而斗争的结果。
它绝不是美国侵略集团所能破坏得了的。
美国为了破坏亚非会议而制造卑劣的谋杀事件，只是证明了它是亚非两洲独立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侵略集团在事件发生以后竭力企图抵赖它的罪责。
美国国务院一口咬定说指责美蒋特务分子破坏飞机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它企图使人们不去考虑特务分子破坏飞机的可能性，它害怕触及到这个问题，这完全是它作贼心虚的表现。
同时美国方面捏造消息，企图使人相信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而不是特务破坏。
但是这种鬼话也立刻宣告破产了。
从孟买到香港乘坐过这架飞机的旅客和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方面都驳斥了美国所宣传的所谓飞机“不宜于飞行”的说法。
美国侵略集团还采取了更加卑鄙的手段，企图用荒谬地诬蔑中国人民和死难者们来混乱视听、模糊真相，逃避自己的罪责。
美国侵略集团这种无耻伎俩丝毫不能掩饰它的罪行，反而证明了它正是杀人犯背后的主使者。
香港英国当局对于这次谋杀罪行的阴谋早已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警告。
但是谋杀事件竟仍然发生。
香港英国当局必须彻底查究这个案件，惩办凶犯。
它决不能闪避它所负的严重责任。
美国侵略集团伙同蒋介石卖国集团谋杀石志昂等十一名烈士的罪行再清楚也没有地说明了：
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一窠杀人犯和特务匪徒。
它是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破坏和平、破坏亚洲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工具。
它是亚洲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天不消灭，台湾一天不解放，美国就要利用一切机会伙同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多的暗杀和破坏，利用一切机会用蒋介石卖国集团来准备战争、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国人民在悼念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的时候，将要永远记住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这一谋杀罪行，永远记住烈士们的保卫祖国独立、保卫亚洲和平的遗志。
烈士们留给我们的坚定决心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
我们一定要把解放台湾的胜利奉献于烈士们的祭坛之前。
这就是我们的誓言、我们的信念。

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和卫立煌发表谈话
斥责美蒋特务的谋杀罪行
本报讯
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和卫立煌等，在04月16日为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等和记者沈建图等十一人被美蒋特务谋杀事件发表谈话。
邵力子说：
我对于我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全部遇难的消息，万分悲痛。
我对于美国侵略集团的敌视我国，甘犯最卑鄙的暗杀罪行，并且散布无耻抵赖和恶意诬蔑的论调，万分愤怒。
我相信这种悲痛和愤怒的心情，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同具，他们将一致谴责那种破坏和平的政治阴谋。
为了悼念为和平事业牺牲的烈士，为了消除对于和平事业的威胁，我相信我国人民必将化悲痛、愤怒为力量，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破坏亚非会议而坚决斗争，为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共同努力。
黄绍竑说：
我完全拥护我国外交部关于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座机因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声明。
我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以破坏亚非会议为目的的暗杀卑鄙行为与全国人民一样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表示无比的愤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香港就成为美蒋特务的大本营，公开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和杀害进步人士，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亚非会议是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公然想要破坏的；
谋杀中国代表团人员，是它们破坏的一种手段。
尽管它们怎样掩饰、狡辩，都无法洗刷它们的罪行。
这一事件又一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丑恶的面貌，又一次加强了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警惕性。
翁文灏说：
美蒋特务谋杀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使飞机中途失事，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全部殉难。
这个事件充分表明美帝国主义是如何蓄意破坏代表十四亿四千万人民的亚非会议。
美国侵略集团对亚非会议心怀惧怕，所以进行破坏，以阻挠会议的成功。
他们使用阴谋暗杀手段，真是丧心病狂，向全人类挑战。
我们中国人民特感愤怒的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甘受美帝国主义奴役，做出全世界人民所鄙视的无耻行为。
我们只有更为愤恨，更为加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决心。
卫立煌说：
由于香港美蒋特务的预谋破坏，乘坐印度飞机参加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十一人，不幸全部罹难。
世界一切正直人士，对于美蒋这一卑鄙行径，无不万分愤慨。
多年以来，香港即成为美蒋特务活动的渊薮，这是香港中外人士所共知的事实。
这次飞机失事的事件，无疑是美蒋特务阴谋策划的结果。
这次事件更加证明，美国霸占台湾，庇护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是危害中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祸根。
中国人民在悼念死难烈士的时候，将更加万众一心，誓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奋斗。

上蒜乡解决了耕牛入社问题
本报记者　刘时平
云南省晋宁县上蒜乡党支部在检查春耕生产准备工作时，发现全乡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的一百五十头耕牛，有一百四十四头比去年瘦了。
在这个乡里到处可以听到有牛户要“卖牛”或“折价归社”的声音。
这种现象在云南省并不是个别的；
这种声音在云南省别的乡村里也可以听到。
走了一段弯路
上蒜乡是云南省一个基本上合作化了的乡，全乡六个村成立了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农户都入了社。
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闻名全省的一个先进社。
社长李能曾经到苏联参观过，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个社是1953年在李信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两年来已从十二户扩大到了二百五十二户，全乡四个村子的农户参加了这个社。
正因为如此，在上蒜乡帮助工作的干部和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部分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先进社”的“社员用机关枪也扫不出去了”。
他们在处理耕牛问题上，简单地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想走近路，把养牛户的活路堵死，逼着养牛户把耕牛“折价归社”。
去年秋收秋种前，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牛的工价压低，前年一亩田地的工价一元八角，去年压低到一元；
秋收后，又把百分之四十的稻草集中起来，不分给社员；
其他拉车、碾米都由公牛包办。
可是公牛只有十九头，包办不下来；
使用私牛时，又用各种办法限制，有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去搞点副业，社干部不分劳动和剥削的界限，随便给人家乱扣“自发势力”的帽子。
晋宁县委派驻在上蒜乡的干部，在检查思想时，坦白地说：
“去年把稻草留下百分之四十，没有分下去，就是准备今年耕牛大批折价入社后，把它用作饲料。”
这样做的结果，使有牛户养牛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有些人还故意叫喊要“卖牛”或“折价归社”。
中农冯存仁表示：
“往年搞运输，有钱买料加膘，现在去搞吗？
会说我不关心社，牛闲起，那里有钱买饲料！”
贫农李国民，听说要把牛折价归社，急得拍腿叹气，连声说：
“政策变了。”
还有一家养牛户，生了一条小牛，本来是一件喜事，可是，那家妇女盯着小牛，发“牛脾气”：
“生下来整那个，死了算啦！”
她到处打听，想把小牛送给别人。
政策没有变
后来，中共上蒜乡支部书记兼社长李能，从昆明开会回来，传达了省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的精神，说明处理耕牛问题，一定要贯彻互利政策；
支委会认真地学习了党的政策，结合春耕准备工作，对处理耕牛入社问题进行了检查。
首先提出问题的是支委兼青年团支书李学贵，他在耕牛问题紧张的时候，已经知道一些群众的思想情况，却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这次他才把这些情况说出来。
他说：
“有牛户叫喊耕牛折价归社，不是真实思想，是对我们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不满。”
“就是群众喜欢折价入社，我们在管理上，也没有经验。”
这是多数支委的看法。
支委会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还算了贯彻互利政策养壮牛来增产的细账。
他们首先以贫农李发老婆的事实算了一笔账。
过去，她在栽秧时，水已灌到田里，因为找不到牛，只好耙一下，把秧栽下去，秋收的时候，一亩田只收了四斗谷子；
靠近她的田，因为用牛耕过，比她多收了二斗多。
另外，又算了一笔全社的增产账，现在眼看就要插秧了，如果牛喂不好，全社有三成田耕不好，就有五百来亩田减产，以每亩减产二斗算，合一百多石谷子，这样就会影响增产计划和减少社员的收入。
接着又通过算账，向全体社员进行了教育。
说明牛没有膘就不能很好进行春耕，将来减了产，就要少分红，这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社员们从事实中，认识了党的政策并没有变，一致同意：
“耕牛入社问题，要照自愿互利政策，公平合理解决。”
从弯路上拉回来
上蒜乡党支部从解决耕牛问题中，认识到在领导思想中曾经产生过自满情绪。
这具体地表现在处理耕牛问题时，有意识地压低牛价；
本来想走近路，结果绕了一段弯路。
因此在解决耕牛的运输、饲料、放牧和工价、入社等问题时，充分发扬了民主。
对耕牛入社问题大家同意采用私有自养、公用的办法。
对工价问题，根据本乡过去的惯例，采取犁一亩田一般付工价一元四角，同时还准备组织有牛户运输，增加副业收入。
这样每头牛除搞运输收入不算外，每年收支相抵，还可剩十八元二角以上。
合理解决了这些问题，社员养牛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
一致反映：
“这个政策早点执行，牛早会壮一些呢，这回可要把牛养壮啦！”
在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耕牛问题之后，这个乡其他几个社的耕牛问题也得到了合理解决。
目前全乡各社已有九十八户的九十八条牛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组织了运输；
有七户人家添制了牛车。
社员李树春把藏起两年的牛车，也拿出来用了。
第五社副社长李少清也忙着买牛了。
全乡已由社员投资买进了一万四千多捆牛草，全部耕牛已开始喂豆加膘，并组织集体放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
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的附件
一关于渔区的名称、位置、限期和渔轮数的规定
依本协定第2条，将六个渔区的名称、位置、限制期间和双方机船拖网渔轮实际捕鱼的船数规定如下：
第一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八度、东经一二三度二二分之点，北纬三八度、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东经一二二度四八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3月01日起至04月30日止和自11月01日起至12月15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一百一十二艘，日本渔轮四十六艘。
第二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七度、东经一二二度四八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北纬三六度一五分、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三六度一五分、东经一二二度一分之点，北纬三六度四八分一○秒、东经一二二度四三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2月01日起至03月31日止和自12月16日起至翌年01月15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一百五十艘，日本渔轮六十艘。
第三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六度、东经一二一度四○分之点，北纬三六度、东经一二二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五度、东经一二二度三○分之点，北纬三四度、东经一二一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五度五二分、东经一二一度三○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8月01日起至10月31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四十艘，日本渔轮八十艘。
第四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五度五二分、东经一二一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三度四八分、东经一二一度三○分之点，北纬三五度一一分、东经一二○度三八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4月01日起至10月31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五十艘，日本渔轮五十艘。
第五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二度、东经一二二度三七分之点，北纬三二度、东经一二三度一五分之点，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四○分之点，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二三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5月01日起至07月31日止和自11月01日起至11月30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一百艘，日本渔轮七十艘。
第六渔区
1渔区位置是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二三分之点，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四○分之点，北纬二九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二九度、东经一二二度四五分之点顺次连结至起点的线所围绕的海域。
2限制期间：
自03月01日起至04月30日止和自10月01日起至11月30日止。
3渔轮数：
中国渔轮四十四艘，日本渔轮七十艘。
本规定所述渔轮数，以双船拖网渔轮一艘为计算单位，单船拖网渔轮一艘，作双船拖网渔轮两艘计算。
二关于维持渔船作业秩序的规定
依本协定第3条，为了中日双方机船拖网渔轮（以下简称双方渔轮）之间和机船拖网渔轮与他种渔船之间在海上的安全生产和维持正常秩序，除遵守有关国际航行的一般惯例外，规定如下：
一、标志和信号
1双方渔轮在驾驶室两侧外壁标明船号或港籍号（渔船登记号），船首两侧标明船名或船号，船尾标明港籍、船名或船号。
2中国渔轮驾驶室外壁涂灰色，日本国渔轮驾驶室外壁涂黄铜色。
3双方渔轮在拖网时，昼间在船上易见处挂竹篮一只，夜间点明三色灯、白灯和船尾灯。
4双方渔轮在捕鱼中，如网具挂缠岩礁或其他障碍物或发生其他作业事故时，昼间应将竹篮取下，在船上易见处挂直径○·六一米以上的黑球一个，夜间点明三色灯、白灯、船尾灯和作业灯。
5双方渔轮夜间识别信号，使用驾驶室灯，中国渔轮用三短闪光，日本渔轮用二长闪光。
6双方渔轮航向笛号的规定：
一短声转向右方；
二短声转向左方；
三短声倒行。
7双方渔轮夜间在渔场抛锚时，应在易见处点明锚灯。
8帆船（包括虽有机器而当时未使用的船，以下同）捕鱼时，昼间在船上易见处挂竹篮一只，当发现渔轮驶近时，以适当信号显示渔具延伸方向。
使用流网时，除上述规定外，在流网延伸的末端浮标上系红旗一面。
夜间在船尾易见处，置白灯一盏，当发现渔轮驶近时，向网具延伸方向显示另一白光。
二、作业中应遵守的事项
1双方渔轮不得在拖网中的渔轮的正前方放网、投锚或有其他妨碍该渔轮作业的行为。
2在拖网中的双方渔轮不得超越前方拖网中的渔轮的正前方拖网，而妨碍该渔轮的作业。
3拖网渔轮正后方约一千米为其网具延伸区，其他渔轮不得在此范围内放网、投锚或有妨碍该渔轮正常拖网的行为。
4两对渔轮（“对”是指使用一个网进行操作的两艘渔轮，以下同）并行拖网时，应保持三百米以上的横距。
5双方渔轮在比较集中的渔场拖网时，少数渔轮应注意多数渔轮的拖行方向，不得造成对多数渔轮拖网作业的困难或使多数渔轮遭受损失。
6双方渔轮在比较集中的渔场拖网时，应保持一定的拖行方向，如被风或潮流所迫无法控制时，应以笛号显示拖行方向的改变。
三、关于避让事项
1拖网中的渔轮对遇时，应在相距五百米以外，相互有责向右转向。
几乎对遇时，在相距五百米以外，相互有责向便于避让之侧转向，并以笛号显示。
2两对渔轮横遇时，如在右舷侧发现对方渔轮，应在相距五百米以外，暂停拖行，或减速拖行，或向右转向，直至对方渔轮通过后相距五百米以外为止。
3拖网渔轮应避让起网渔轮和投锚渔轮。
拖网渔轮在距起网渔轮五百米以外时，应即转变拖向，予以避让；
拖网渔轮应在投锚渔轮的后方航过，如不得不在投锚渔轮的前方航过时，应保持一千米以外的距离。
4拖网中的渔轮在其前方发现因丢失网具而正在进行搜索的渔轮时，应适当转变拖向，以便该轮的搜索。
5拖网中的渔轮在其前方发现发生起网事故（断绠、网具挂缠或其他）的渔轮时，除转变拖向进行避让外，应注意该轮的信号，采取行动，防止网具相互挂缠。
6双方渔轮应避让捕鱼作业中的帆船及其渔具。
7航行中的渔轮应避让捕鱼（放网、拖网、起网）中的渔轮，不得高速航近，使对方作业发生困难。
8航行中的渔轮应在投锚渔轮的后方航过，如不得不在其前方航过时，应保持一百米以外的距离。
四、双方渔轮在渔场抛锚时，相互间应保持一千米以外的距离和间隔。
五、除以上各项规定外，在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碰撞或网具挂缠，双方渔轮应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六、为了生产的安全，双方渔轮不得忽略航行或捕 鱼作业中的值岗瞭望和习惯上的预防措施。
三关于渔船因紧急事故寄泊和救助海难后的处理办法的规定
依本协定第4条，规定中日双方渔船（以下简称双方渔船）因紧急事故驶至对方港口寄泊和相互救助海难后的处理办法如下：
一、双方渔船因下列情况之一，不及返航时，可驶至或被拖至对方指定的港口寄泊。
这些情况是：
1船员有了急需医治的严重伤、病（不包括传染病）；
2机器或船体发生严重的故障或破损；
3船壳严重破漏，有沉没危险；
4受到台风袭击。
二、双方渔船因本规定第“一”的情况之一，中国渔船可驶至日本国方面指定的长崎港、五岛列岛的玉之浦港、鹿儿岛县的山川港寄泊；
日本渔船可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定的石岛港、连云港、吴淞口寄泊。
但双方渔船均应事前在港外锚地下锚，向对方当地港务机关请求入港，经准许后，方可驶至指定的地点寄泊。
三、双方渔船由于损坏过于严重，在完全失去航行能力而又无他船拖带至对方指定的港口的情况下，可直接进入对方就近港口；
但在到达后应立即报告当地有关机关。
四、寄泊的渔船和对方港务机关联系的办法，是由本国渔协将该船所属公司、船名、港籍、吨位、船长姓名、船员人数、寄泊港口、到达日期及寄泊理由经对方渔协报告对方港务机关，请求准许寄泊。
同时寄泊的渔船在驶至对方港外一定锚地下锚后，用信号与当地港务机关联系。
上述信号是：
1白天悬挂国际信号旗；
2夜间使用发光信号。
五、双方渔船寄泊期限，仅限于修理或台风期间。
如果当地无法修理时，寄泊渔船的所属国渔协在十天以内，应负责设法将寄泊渔船拖回本国。
六、一方渔船驶入驶出对方港口时和寄泊期间，应遵守下列事项：
1遵守对方国家的有关法规，服从当地有关机关的指示并接受其询问和检查；
2经过对方的禁渔区时，应按照驶入或驶出本规定所指定的港口的必经航线航行，不得迂回航行；
3入港后应向对方有关机关出示有关文件，并说明驶入理由；
4不得测绘、摄影、侦察和作气象、水深及其他同业务无关的记录；
5不准使用无线电设备；
6非经当地有关机关准许，船员不得登岸。
七、寄泊渔船如要求补充粮食、饮水、医疗用品和其他必需品时，当地渔协或者其他有关团体应尽可能地予以照顾和协助。
八、一方渔船救助了对方渔船后，应即将被救渔船的所属公司、船名、救助日期和位置等报告本国渔协，并在现场将遇难船员和船只交给对方其他渔船，如果不可能移交时，则由双方渔协联系后，根据商量的结果，听从本国渔协的指示，进行处理。
九、凡不属于本规定第“一”、第“三”的情况而驶至对方任何港口的渔船，或不遵守第“六”的各项事项的渔船，得由对方国家按有关法规论处，后果由该船自己负责。
十、在实行本规定时所用的经费，由双方渔协分别垫付，一年结算一次，差额由负方渔协偿还对方。
四关于交换渔业资料和交流技术的规定
依本协定第5条，中日双方渔协关于交换渔业资料和交流技术事项，规定如下：
一、关于渔业资源
1相互交换黄海、东海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和统计资料。
2对于试验研究机关进行的鱼类标志放流工作，应相互协助。
二、相互交换有关捕鱼设备、技术和渔轮机器操作经验的资料。
三、相互交换有关水产加工技术资料和加工样品。
四、相互交换有关水产养殖的试验研究和技术经验的资料。

双轮双铧犁可以这样制造吗
邢家驹
去年06月份，湖北省襄阳专署在一次专业会议上决定要地方国营新光、鄂北等铁工厂制造新式畜力农具。
计划可不能算小，当时预计1954年先制成双轮双铧犁，1955年还要继续制造播种机、收割机等整套的新式畜力农具。
既然专署作了决定，新光铁工厂也就开始准备了。
一方面吸收工人，从全厂六十多人扩大到一百一十四人，同时请专署批准款项向外订购车床、钻床、刨床。
另一方面从专署农场借来一部东北灵山农具厂制造的双铧犁，猛一看倒还简单，于是就照葫芦画瓢，决定开始动手制造，大家情绪挺高。
所谓照葫芦画瓢就是说：
既不要制造图纸，也不需技术条件，更谈不上原材料的规格要求，只要看一件、做一件、比划着干，遇到技术和设备上不能解决的问题，顺水推舟，以不了了之。
于是，犁铧、犁镜用铁板压成个模样，尖端与表面并未淬硬，韧铁件用普通铸铁代替，犁梁、轮轴买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顶”上去。
这样，一部双铧犁的一百余种零件也就陆续“制成”，装配起来后，乍看上去，并不见得比灵山农具厂的产品差，拿到地里耕上几个来回，也能翻土，双铧犁到此也就“试制成功”了。
此后，新光铁工厂从06月到10月底共制造了四百多部，由该厂和供销合作社陆续卖给农民二百六十部。
据说一度在农村中造成“脱销”现象。
但是，到了11月初，新光铁工厂的双铧犁制造情况被湖北省工业厅和农业厅的一个工作组发现了，随后工业厅命令该厂停止制造。
对于这样一个突然的“打击”，襄阳专署的同志们当时还想不通，厂的领导更认为这是大厂压小厂，省农具厂在造双铧犁，就不让我们“吃饭”，并坚持着要继续加工在制的半成品。
一直到今年年初，前后共造成五百五十部，除去已卖出的以外，积压了二百九十部，这才算结束了这场结尾并不愉快的新产品制造。
人们也许要问：
这样制成的双铧犁质量究竟如何呢？
在湖北省工业厅给农业厅的一个公文中曾说这些犁“尚可使用”。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谈一下它在农村中的使用情况和农民的反映，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尚可使用”吧！
根据襄阳县第8区供销合作社的反映，农民在购货半个多月后，已普遍表示不满，要求退货。
省农业厅所了解的情况是：
犁头不易入土；
或则是前后犁深浅不一，后犁往外跑；
犁梁变形；
拉力过大，牛拉的时候很吃力。
事实上，从零件的制造情况也就可以判断：
犁铧、犁镜在使用过一段时期后，就会迅速磨损；
以普通铸铁代替的韧铁件在遭受一定外力后，也就一定会折断。
同时，这些犁的零件，基本上是不能互换的，只要坏了一个主要零件，这部犁就会形成悬搁。
怪不得襄阳县大营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说：
“这不叫双铧犁，这叫八抬犁。”
意思是：
岂但不能耕地，还要八个人抬着走。
在襄阳专区也曾推广了部分北京农业机械厂制造的双铧犁，凡是同时推广了北京和新光两种犁的地方，群众对新光铁工厂制造的双铧犁就更为不满。
襄阳县西尹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两个生产队，一个使用着北京农业机械厂制造的双铧犁，另一个使用着当地新光铁工厂制造的双铧犁，后者对社的干部极为不满，甚至还造成了两个生产队的不团结。
这样看来，工业厅的所谓“尚可使用”，这话是不可靠的。
现在新光铁工厂的双铧犁生产总算是停止了。
但是，已售给农民的犁所造成的损失必须补救。
同时，厂里还积压着二百九十部双铧犁，新光铁工厂的厂长对不允许他继续出售双铧犁，尚颇有意见。
这些善后问题，如何处理呢？
去年11月，当湖北省工业厅和农业厅的工作组回到机关时，也许感到问题麻烦，在书面工作报告里，并未提到这件事，只是口头向领导上作了汇报。
此后这个问题就被拖了下来。
直到现在，处理善后的意见，也还在省一级机关的公文来往中。
今年03月10日，工业厅在给省农具推广委员会的报告中，总算对尚存的双铧犁提出了具体意见，文中说：
“……须将部分零件加以更换，内计：
重要螺丝、犁铧、垫圈改为标准件，犁铧换为钢铧，韧铁件由普通铸铁改为韧铁；
另增加弹簧垫圈及犁柱加强板等项；
其成品不合标准者亦酌予修正。
为了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拟责成该厂将上项零件更换后再行出售……”。
对已售出的双铧犁，文中只以“亦责成该厂负责更换”一语轻轻带过。
我们姑不论文中所述对重要零件还有重复和令人难懂的地方。
只须追问一下，犁梁、轮轴、牵引杆的材料若不合强度要求如何处理？
犁托钻孔的位置不正怎么办？
是不是将这些零件都加以更换呢？
假使这样，同重新制造新的犁又有多大区别呢？
对已售出的犁，如果准备在农村更换这许多零件，是否考虑过这批犁的互换性呢？
在农村是否有条件使用电焊呢？
否则，就只有将这批犁都拉回工厂重新制造了。
新式畜力农具是提高农业产量和促进合作化运动的有力工具，国家从今年起正在大规模地向农村推广双轮双铧犁，并且严格规定了质量标准，要求工人阶级必须以坚固耐用、价廉物美的新式农具供应农民，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支援，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新光铁工厂对双铧犁粗制滥造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而工业厅对善后问题的处理也只是考虑“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但是，工业厅是否想到党和国家的威信呢？
是否考虑到政治上和对农业生产上的损失呢？
是否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与工农联盟呢？
难道这些都不是国家的利益吗？
而且两相权衡，又何重何轻呢？
我们认为：
1953年以来，“挂犁”“睡车”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了，不能允许已经犯过的错误重复出现。
对这批双轮双铧犁，无论已售出和没有售出的，出路只有一条，向农民检讨错误，由工厂全部收回封存，然后再解决工厂资金的亏损问题。
最后，必须说明：
问题还不仅是新光铁工厂，也还不仅是双轮双铧犁。
以湖北省来说，襄阳专区光化县铁工厂在同时期也以同样方法制造了五十部双铧犁；
鄂北农具厂还造了三台圆盘耙，耙片没有淬火，且已卖了一台给农民；
湖北省几年来共有十几个县的铁工厂仿造步犁，全都没有制造图纸。
现在湖北省总算制止了这种粗制滥造现象，然而全国各专、县铁工厂是否还有或正在计划也以照葫芦画瓢的方式制造新式畜力农具和步犁的呢？
这就值得各地有关领导机关和农具厂的领导同志注意了。
新式畜力农具的正常制造方法，必须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统一计划；
按照第1机械工业部统一规定的制造图纸、技术条件和材料规格来制造。
对于步犁，也有完整的制造图纸，各省工业厅应该加强对步犁制造的控制和管理。
只有严肃对待新式畜力农具的制造，产品才能真正为农民所欢迎，也才能真正提高农业产量，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工农联盟。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第3机械工业部部长　张霖之
我以热烈的心情欢迎和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这个展览会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是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种重要表现。
它将显示出捷克斯洛伐克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的幸福。
也将显示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强大。
它也将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很大的鼓舞。
1954年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亲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巨大成就，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光荣劳动中所表现的各种创造事迹和爱国热情。
同时还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所表现的热诚和成就。
1953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1949年至1953年）。
由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工业水平超过了本国资本主义时代将近一百五十年所达到的水平一倍以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按人口计算，每个居民所获得的工业品较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七，其中重工业的发展更快，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七。
它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机器的生产增加了二点三倍，在1948年时机器制造业产值为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十六。
到现在已接近三分之一。
钢的产量已达四百四十万吨，为1937年的二倍。
煤的产量五千四百七十万吨，超过1937年三千四百七十万吨近百分之六十。
电力一百二十四亿瓩时，等于1937年的三倍。
与1948年相比，铁合金的生产增加了二点八倍。
化学工业的生产增加一倍半。
在同一时期中农业和消费品也相应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八。
油料作物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亚麻百分之一百五十四。
农业合作社耕地在全国耕地中所占的比重已从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
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面积从1949年的七十五万三千公顷增加到1953年的六百六十八万公顷，将近增加八倍。
畜牧业生产已增加到捷克斯洛伐克农业总产值百分之四十。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不但在数量上有飞跃的增长，而且技术方面也在不断地提高，且具有相当高度的完整性。
产品种类也很多，有相当高的质量水平。
我们参观了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现代化的哥特瓦尔德钢铁厂，它是以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设计和装备建设起来的。
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很高。
此外，还看到捷克斯洛伐克能冶炼各种特种合金钢。
在重型机械制造方面，有镗杆直径三百公厘的大镗床，有可以车十八公尺直径工作物的大立式车床等，能够制造一万二千吨的大型水压机、大型移土机、多斗式掘土机、压延机、五万瓩的蒸气透平机、蒸气锅炉、氢气冷却式的五万瓩发电机以及各种化工设备和工作母机等。
在制造的工作母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自动和半自动的。
其他工业品如工业仪器、精密工具量具、精测块规等精密机械以及汽车等交通工具，电讯器材和各种专业机器，一般都能制造。
除基本上满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需要外，并能供应兄弟国家的需要。
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已经看不到完全用人力采煤的现象了，采煤工业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
他们在露天矿的剥离和采煤方面，除用二点五或七立方公尺的重型电铲外，还使用着转动式六斗掘土机，生产能力每小时一千立方公尺，每台可代替三千五百人操作。
另有多斗多轮式的电铲，可以向上掘二十三公尺，向下掘二十八公尺，每小时生产能力为一千立方公尺。
随着掘土量的增加，废土的堆积工作更加繁重，因此他们又使用了一种每小时生产能力为二千九百立方公尺的移土机，它可以很快地将土堆成三十公尺高的小山。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发展现在已超过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水平，如按人口平均计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发电量已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钢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已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决定性的因素。
在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已从百分之六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二（农业除外）。
在工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百分之九十七的城市和乡村已经电气化了。
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在工业建设、改造农业、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所说：
“这些成就，奠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稳固基础，保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一步高涨，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营”。
也正如捷克斯洛伐克西罗基总理在国民议会的报告中所说的：
“第1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改造的主要结果，就是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创造了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基础，创造了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安全不可动摇的基础。”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同时实行了数次减低物价。
某些工业品的价格和电费等都比战前低得很多。
去年每一度的电费比1937年降低了百分之七十点四，布拉格的房租平均不过等于战前的四分之一。
托儿所增加了三倍还多，许多新的幼儿园建立起来了，婴儿的死亡率比1937年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二。
这些成就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莫大的幸福，鼓舞着他们在新的劳动事业中迈进。
1954年07月间我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2届会议，亲身体会到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对我们的诚恳帮助和热情支援。
会议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对中国同志所提的问题非常重视，并且还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
他们不仅热心地主动地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情况，而且设身处地地考虑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利益。
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参观的时期中，到处听到一种非常亲切的声音：
“我们两个国家的距离虽然较远，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两国的人民都在为着人类的崇高的民主和平事业而共同奋斗。
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在各方面给我们以协助和便利。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
我们被当作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亲兄弟般看待。
各个工厂企业的负责同志和职工同志们，都把我们的访问认为是他们的光荣，主动地向我们介绍生产情况，耐心地解答问题，使我们在参观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次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我国首都举行，全面地详尽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介绍给我国人民。
这不仅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将更进一步地促进中捷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巩固和发展。

灾区的春耕和副业生产必须结合
友群
河南省生产救灾办公室的一个干部来信说，河南省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春荒。
他写道：
“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但在灾区是应该先开展副业生产，解决春荒中的口粮问题呢？
还是以春耕生产为主呢？
或者是两者都不偏废地同时进行呢？”
这个问题不只发生在河南省，在不少遭灾严重的地方都是存在的。
这一问题处理不适当，对今年春耕生产的影响就会很大，值得引起各地的重视。
只顾进行春耕生产，而不具体解决农民缺乏口粮的问题，这是不对的；
只顾解决口粮问题，全力进行副业生产，而耽误了春耕，使春荒转为夏荒，影响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也是错误的。
所以，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应该坚决贯彻这样的方针：
以春耕生产为主，并以相当力量进行副业生产，以支持春耕生产。
这个方针是不是能够贯彻呢？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经营，统一调配劳动力，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互助组存在一些困难，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湖北省去年遭受特重水灾地区组织的大批互助组，采取统一经营副业的办法，克服了生产中的很多困难。
今年春季，这些互助组都作到修堤、春耕和副业生产三不误。
湖北鄂城县凤凰乡第六选区何本太互助组拨出部分组员进行副业生产，赚的钱可维持全组九十六人三个半月的生活，使全组能够顺利地完成春耕生产计划。
所以使春耕和副业生产结合的最好办法，是大量组织互助组。
发动灾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实行互助互济，并且努力帮助单干农民，对于完成春耕计划，度过严重的春荒，也有很大的作用。
湖北鄂城县杜山乡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辅导一至三个互助组，在生产中给互助组以很大帮助。
陈良全等三个组只有三只渔船，人力少，技术低，联星第3、第4两个合作社就和他们合伙打鱼，收益按劳动多少合理分配。
二选区单干农民杜绪云有三亩田干得不能犁，农业生产合作社派出两个人帮他车水，由杜绪云以后在副业生产中还工。
在湖北受灾地区，像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里真正发挥了优越性。
这种社会主义的互助精神，值得大大提倡。
在农民实行互助互济、生产自救的基础上，国家再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上给以帮助，灾区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任何悲观失望，坐待救济，或是忽视春耕生产的思想，都是十分有害的，应该加以纠正。

为国家爱惜人材
河南师范学院代院长　嵇文甫
几年以来，为着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着培养出大批合用的各种建设人材，我们国家不仅从百般困难中挤出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来发展教育事业，并且改革制度、调整院系，想出各种办法，来加紧培养。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们的人材太缺乏，国家建设的需要太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不要求我们对于人材的分配和使用格外讲究节约和合理，把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专业人材都要安放在最需要和最能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地方。
我们决不可使人材浪费，而一定要特别当心，为国家爱惜人材。
然而事实上，不能合理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浪费人材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的。
有些部门在分配和使用毕业生时，没有很好考虑专业的性质和用途，把专业人材放到了用非所学的位置上。
学暖气通风的会派去做调查机械名称、数量、性能等工作，而学机械的倒派去搞暖气通风。
学建筑设计的会派去搞劳动保险登记，学金属切削加工的会派去当俄文辅导员，学食品加工的会派去收购毛鸡毛鸭。
甚至如“苦闷的‘旅行’”那篇文章里所述：
几位在矿物分析专修科毕业的青年，由于分配他们去工作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他们那样的人材，让他们跑来跑去，到处碰壁，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徒劳往返地作苦闷的“旅行”，简直像故意折磨人。
这种现象实在太使人不能容忍了。
培养出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生是不容易的。
国家按照计划，限定规格，向学校提出培养人材的任务。
教师们为着培养出合乎规格的人材，费尽心血，钻研业务，连每一个课时，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举例，每一个说明，都要反覆推敲讨论，使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惟恐浪费一点时间，不合乎培养的目标，不合乎国家建设的要求。
至于青年学生，为着祖国建设，热情地、忘我地投入专业的学习，惟恐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到工作岗位上不合用，有负国家的培养。
可是一到毕业分配工作时，却遇到那样“简直岂有此理的态度”，什么专业不专业，规格不规格，随手抛掷出去就算完事。
照这样来使用人材，那末学校所定种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根本都用不着，教者、学者，辛辛苦苦，讲究那末些，岂不都是白费！
我想一个忠心耿耿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教师，看见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材被那样随便蹧踏，他该是多么痛心吧！
当学生一入校时，惟恐他们对于所学的专业不肯好好学习，所以使用各种方法去树立他们的“专业思想”。
可是毕业后一到工作岗位上，有的单位对于派去做工作的毕业生又要去树立他们的“改行思想”。
前后对照，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个讽刺！
自然，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造成，原因也并不简单，不能说全由分配和使用人材的部门负责。
我们的计划建设刚刚开始，各种计划的准确性还难免有问题。
学校培养人材的计划，不见得和事业部门的真实需要完全适应，这自然要增加分配和使用上的困难，因而也就难免发生那些不合理的现象。
但无论如何，那种官僚主义的“简直岂有此理的态度”，总是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至少是助长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然，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造成，也由于人材太缺，需要迫切，以致“急不暇择”，“忙中有错”。
但是正由于人材缺乏，所以我们必须格外爱惜人材，不使有一点浪费才对。
如果说：
因为缺乏人材，所以不得不浪费人材，这成个什么逻辑！
自然，我们也知道各部门对于人材的分配和使用，也是多方考虑，反复研究，而且一般的也都能做到恰当合理，像上面所举那些不合理的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可是就这样也就够严重了。
我们应该深切认识，人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特别是正当我们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人材的时候，浪费人材比浪费任何物资都严重，这对于国家建设的损害是无可估量的。
我们应该尊重旁人的劳动成果，不要把教师们多年辛苦培养、青年们多年辛苦学习的成绩，轻易抛掷到无用的地方。
我们要耐烦地、虚心地倾听一下被分配和使用者的意见，加以具体分析，不要随便扣大帽子。
须知我们多费一点心血，多受一点麻烦，使人材的使用更合理些、更节约而有效些，这就是对于祖国建设最可宝贵的贡献。
谁要是不爱惜人材，就说明他对于祖国建设事业不关心。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呀！

厂矿行政要直接管理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太原钢铁厂举办职工业余学校的经验
张岷山　轧荣光
太原钢铁厂在1950年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
到1953年底，学员已经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四十，其中高小班、初中班学员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四点八。
这样就初步改变了职工群众的文化面貌，为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系统地学习较为复杂的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厂现代化的设备日渐增多，急需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以适应生产的发展。
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扫除文盲班学员相对减少，高小班和初中班学员日益增加。
广大职工在摆脱文盲状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以后，不仅要求继续学习文化，而且积极要求学习技术。
因而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怎样紧密结合？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适应新的情况，改变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
太原钢铁厂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几年来已经改变多次，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这几个阶段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到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究竟怎样才算合适。
第1阶段（1953年以前），全厂职工业余文化教育是由工会直接领导的。
当时生产尚未纳入正轨，参加学习的人数不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扫除文盲初小班学员），职工文化水平和技术不相适应的矛盾表现得还不够明显。
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由工会领导，曾做出了些成绩。
第2阶段，由行政和工会分工领导。
1953年扫除文盲工作经过整顿以后，为了解决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如何结合的问题，将初中以上的班次，交由行政技术教育科领导；
高小以下的班次仍归工会领导。
这样做了一年，不仅问题未得到解决，相反的，由于把整个厂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机械地分割开来，发生了不少新的问题。
例如，学校日益扩大，工会因领导力量不足，往往有些顾此失彼，特别是对教师的政治思想领导，更是顾不过来。
其次，工会领导的高小班，学习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1953年全年实际仅上了八十个小时的课，其余有四十个小时学习时间，被别的活动占用了，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而在行政方面领导的初中班，基本上保证了学习时间。
同时，由于行政、工会各搞一套，常有互相牵扯的现象，学制课程也不大衔接，各级毕业学员不能及时升级，影响了学习成果的巩固，产生了大量回生和掉队现象。
这说明由工会直接领导或行政同工会分工领导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的要求。
第3阶段，由企业行政方面直接领导。
为了彻底改变上述情况，并将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纳入正轨，1954年05月间党委决定，将这一工作交给企业行政方面直接领导，列入全厂培养训练计划之内；
工会则积极协助这一工作（主要是进行组织动员工作，检查职工的学习情况）。
并把职工业余学校教导处、技术训练班和政治轮训班合而为一，组成太原钢铁厂职工学校，成为一所政治、文化、技术的综合学校。
直属管理人事的厂长领导（兼任学校校长），由行政方面配备了专职副校长。
下设校长办公室，内分技术、业余、脱离生产三个教导处，由校长统一掌握。
业余教导处并按扫除文盲、小学、中学成立三个教育组，专门负责班级管理和辅导兼职教师。
此外，还建立了教学研究室，负责全校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校内建立了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工会分会。
学校教职员的调配管理，统由人事科设专人负责。
这就加强了基层领导。
目前学校一切工作均由校长负责，贯彻了校长责任制。
而正校长又是党委委员，发生重大问题时，他可以把它提到党委会研究后做出决定，由行政方面贯彻执行。
学校经费按规定从工会文教费中抽出百分之四十拨给学校，不足之数由企业方面包干补助。
经过十个多月的摸索，证明企业办学有很多的优点，这就是：
第1、做到了文化和技术教育的统一领导。
学校可以根据全厂生产发展情况，提出文化、技术的培养训练计划，这样就使职工文化教育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直接有效地为生产服务。
与此同时，文化和技术结合问题，也初步得到解决：
凡不及高小程度的工人或不及初中程度的干部，一律参加文化学习。
高小毕业后，部分学员转入初级技术班，学习普通的技术知识，部分学员升入初中班，学习普通文化课。
初中毕业后，部分学员转入中级技术学习，部分学员升入高中班，继续提高文化水平，为今后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
由于事业计划统一，课程衔接，不仅把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而且能对业余学习和脱离生产学习统筹兼顾。
第2、基本上保证了职工的学习时间。
由于学校是由企业行政直接领导的，就有可能根据全面计划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统一安排学习、生产和各种会议活动的时间。
为了迅速有效地提高职工文化水平，从1955年起，太原钢铁厂职工业余文化学习时间，每周已增加为六小时。
第3、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学习问题。
企业办学以后，领导方面根据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特点，将他们单独编班，选派优秀教师，担任教学工作。
对不能参加业余学习的基层干部，则给他们配备副职，为他们举办脱离生产学习班，分期分批地抽调他们脱离生产进行学习。
第4、学校教职员统一由人事科调配和管理，而且建立了教学研究组织，这就克服了教师不足的困难，加强了教学研究工作；
同时也为培养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一定条件。
正是由于领导统一，时间有了保证，学校又有专职干部负责领导教学，所以在改进教学提高教师水平方面，也获得了显著成绩。
另外，兼职教师参加教学研究的时间问题，也大都得到解决。
厂长曾指示各级领导人员，每周必须从工作时间里抽出一小时半的时间，让兼职教师参加学校的教学研究。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
第5、统一聘请兼职教师，统一调剂、使用教室、教具。
过去工会和行政方面对聘请教师时常发生争执，往往大学毕业生有教高小班的，而初中毕业生却教初中班；
教室、教具也不能充分利用，形成很大的浪费现象。
现在，兼职教师统由学校聘请，教室、教具和经费，均由学校通盘筹划，统一调配，合理使用。
这就克服了以往分散浪费，相互牵扯的现象。
总之，企业办学的好处是很多的。
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解决了职工业余教育几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使太原钢铁厂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初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培养孩子们的社会主义高尚品德
蔡鉴远
“妈妈，你看！
一块馒头，我在学校吃剩的。
明天的早点，你只给我二百元（旧币，下同）买根油条就行了。”
女儿伟民从学校回来，一放下书包就兴奋地向母亲说。
伟民在小学四年级念书，中饭和晚饭在学校入伙，早点每天由母亲给五百元现买。
这时母亲用严肃的态度回答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贪小便宜，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呢！”
伟民哭起来，她知道自己错了。
于是她立即把那一块馒头送还学校的厨房。
这位母亲叫张彬儒。
她是北京市东郊区第1中心小学校的教师。
她在自己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在努力教功课的同时，也努力培养学生们的道德品质。
她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评选出来的1954年度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市中小学教师有十九个得到特等奖，她是其中的一个。
每天早晨，当学生们提着书包来到学校，张彬儒就不由地想到自己的责任：
孩子们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自己必须把孩子们教育成文化和品德都很好的人。
可是她觉得，教好文化比较容易，要培养孩子们的高尚品德，却要费更多心思。
品德表现在多方面，而且需要长期耐心地培养。
怎样培养呢？
她的办法是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影响学生。
比如要培养孩子们保持集体清洁的习惯，那末当她看到地上扔了一片纸，她就亲自把它拾起来；
培养孩子们爱护公物的品德，她就从扶正歪了的桌子之类的小事开始。
她的理由是：
孩子们是不定型的，最善于模仿。
一次，一个学生打坏了教室窗子上的一块玻璃。
张彬儒和他谈这件事情，别的学生也在一旁听。
突然那孩子说：
“我赔还不成吗？”
张彬儒立即对孩子们说，赔是应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玻璃是工人叔叔造的，造一块玻璃并不容易；
而且我们国家正在建设，正在盖许多工厂和学校，需要很多玻璃，打坏了一块，不就少了一块吗？
那个孩子再没有话说，他懂得了为什么不应该损害公物的道理。
不久以前，为买一件东西，张彬儒应该找还一学生四百元，但她手边当时只有三百元。
这时另一个学生送来拾到的一百元。
一群学生围着看，当中一个孩子说：
“张老师，这正巧补上啦！”
张彬儒立即对孩子们说明不能“补上”，拾到的钱应
该交由值日教师招领，她缺的钱她会拿来的。
张彬儒特别重视培养孩子们的诚实态度。
她认
为诚实是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一次，学生魏秀荣拿着生字本来说，不知为什么她
写对的字都变错了。
张彬儒也觉得奇怪：
那些字都
是特别讲了的，相信魏秀荣不会写错，一定是别的
孩子故意给改了。
是谁呢？
不久，她知道毛病出在水汉伟身上。
水汉伟和魏秀荣闹了小意见，由于报复的动机和嫉妒的心理而做了这件不道德的事。
张彬儒和别的教师们研究了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办法。
上课了，张彬儒先向孩子们检查了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然后向孩子们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
最后她说：
“今天发生了这件不好的事，我很难过。
平常给大家讲的许多故事，就是要大家诚实。
是谁做的这件事呢？
想一想，做错了就要勇敢承认。”
她还特别讲了列宁小时候打坏了姑母心爱的花瓶时勇敢认错的故事，使孩子们都一心要做诚实的人。
下课以后，水汉伟来了，哭着说：
“张老师，那件事是我做的。”
张彬儒安慰了她，说：
“能够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
你现在认识到那件事不对了，以后不再犯就好了。”
第2天，水汉伟又给张彬儒写了信，表示以后决不再犯。
张彬儒领导的班级，课堂秩序特别好，有的教师开玩笑说，这一班没有“特殊儿童”。
但过去是有“特殊儿童”的。
张彬儒常想，要帮助“特殊儿童”长进，应该使孩子首先感到教师是最亲近的人，使孩子们感到温暖，能够听信教师的劝导。
十一岁的男学生柳增，很聪明，可是过去常和同学吵嘴、打架，对教师没礼貌。
张彬儒为了帮助这个“特殊儿童”，便常和他的家庭联系，找他的母亲和父亲了解他在家里的情况，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耐心给他分析他作的事情。
一次，这个孩子病了，但他还来上课。
张彬儒就劝他回家休息。
过后又写信安慰他，托别的学生去看他。
张彬儒知道他特别喜欢看电影，一次有了一个集体看电影的机会，而这时柳增的身体也快要恢复健康了，张彬儒就特地为他留了票。
这孩子感到教师对他的体贴、关怀，渐渐地听从教师的教导，和同学们吵得少了，打得少了。
1954年快放寒假的时候，这孩子又病了，在病中，他时常想起张彬儒平日讲的英雄黄继光的故事，他说：
“黄继光多好，我为什么不好呢？”
当他再回到学校时，果然变了。
现在这个“特殊儿童”带上了红领巾。
张彬儒认为，教师应该切实热爱孩子、关心孩子，对有特别困难的孩子，更要给以多方面的帮助。
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学生何金忠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
他母亲早死了，只剩下赶大车为生的父亲。
父亲常常几天不回家，孩子很少受到照顾。
张彬儒发现何金忠很不清洁，她就想必须去看看这孩子在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一天中午，张彬儒到这孩子家里去，看到东西放得很乱，她就教给孩子应当怎么收拾。
屋里正烧着一个没烟筒的煤炉子，她就帮着孩子抬到院里，并且告诉同院的一位老太太，希望能多照顾这孩子。
后来又发觉这孩子老穿一件单衣，很少洗换。
张彬儒告诉孩子，要他每隔两天自己小洗一次，过几天拿到她家，她给大洗一次。
孩子照着做了。
张彬儒给孩子把丢掉的钮扣也钉上。
张彬儒就是这样用母亲的心关怀着她的学生们。
在她这样的教育下，一个显著的效果是：
孩子们有了体力劳动的习惯。
孩子们不再用“妈妈没空”为理由，而任手巾脏、口罩脏了。
孩子们自己可以洗了。
张彬儒对学习特别好的学生也丝毫不放松。
张绪春是每一学期每一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好学生。
一天休息的时候，这孩子得意洋洋地对张彬儒说：
“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准备好吃的。”
原来因为他是独子，母亲特别疼他，不同于对他的姐姐妹妹。
张彬儒立即告诉孩子说，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应该这样特殊，要他主动向母亲提出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这孩子回去果然向母亲说了。
张彬儒见到他母亲时又详细说明了理由，终于使他母亲改正了这一缺点。
这是生活小事，可是它却关系着孩子的思想和品德的成长和发展。
“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所以一个教师也必须好好检点自己，他应该感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
（加里宁）张彬儒说，她对这几句话感受最深。

悲痛和愤怒
——悼杜宏同志和“四·一一”其他遇难烈士
温济泽
04月十二号早晨，我得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消息。
我的悲痛是难以形容的。
我的愤怒是没法抑制的。
我沉痛地想到了所有遇难的人，特别回忆起杜宏同志。
在杜宏同志离开北京的前夕，我还和他谈过话。
他是北京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编辑部副主任，是这次到万隆去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广播记者。
他在谈话的时候，是那末愉快和满怀着信心。
谁会料到他在途中竟遭到美蒋特务的恶毒的谋杀。
我是在1944年认识杜宏同志的。
当时他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到延安新华社来工作。
他在到延安以前，在敌后根据地做了好几年宣传教育和报纸编辑工作。
听别的同志说，他在敌后艰苦的环境里，工作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
他在敌人“扫荡”的时候，时常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并且总是热忱地帮助别人。
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同志病了，他背着他跑了好几里路。
他在新华社做英文翻译工作，因为会速记，又兼抄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
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像关怀自己的胜利一样关心着苏联的战况。
杜宏同志经常抄收到深夜，到天明。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的一部分苏德战争的战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的稿子，就是他抄记的。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
收音机用的蓄电池要用手摇马达来充电。
杜宏同志在工作做完了以后，还要摇马达。
有一个时期，他每天还纺毛线，作为业余生产。
他在摇马达和纺毛线的时候，从没有觉得生活的艰苦，而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
在1947年他做了记者随军南下以后，我和他好几年没有见过面。
去年，他从南方调到北京来做广播工作。
我看到他仍然保持着过去那样积极工作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他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地努力学习。
他能做英文翻译，会说英语，主要是在工作中靠自己辛勤努力学会的。
他去年采访过日内瓦会议的新闻，又担任了中国记者联谊会副秘书长的职务。
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广播工作者。
杜宏同志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一个好干部。
在他遇难以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翻阅了他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
他写着：
“我决心为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现在已经光荣地实现了他对党的誓言。
“四·一一”烈士不幸惨遭毒手，引起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深切的悲痛和无比的愤怒。
听吧！
就在04月十三号那一天，在北京，在莫斯科，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广播电台，用不同的语言倾诉着亿万人民的共同的悲愤。
敌人用凶暴、无耻、卑劣的手段，把我们的同志们谋杀在海洋里。
我们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的人民，要用进一步团结的力量，掀起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滔天巨浪，把谋杀者和战争贩子们彻底地吞没，埋葬干净。

拔萝卜　吕西安　作

是认真学习的时候了
疏明
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甚至是相当负责的同志，并没有真正把学习放在心上。
因为不学，所以就不懂；
因为不懂，在工作当中就不免会发生原则性的错误。
今年01月19日，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统购统销的宣传补课工作的指示”，指示里边讲到了“贯彻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问题。
原文说：
“对富农必须分别对待，对于不法富农要依法惩办，做到打一儆百的政策，以达到分化、争取、中立富农，并使其余粮全部卖给国家的目的。”
这个说法，显然是直接违背了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
党的文件中规定党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是：
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
但是，滁县地委宣传部却告诉我们要“争取”和“中立”富农。
如果这种说法出自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之口，也许还情有可原吧；
然而这种说法竟出现在专管思想工作的地委宣传部的宣传指示上，就很不应该了。
滁县地委宣传部起草指示以及审查签发指示的同志们，虽然嘴里也常说要坚决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根本路线，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断定：
他们自己并没有弄懂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内容的。
不然，就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原则性的错误。
平时不认真学习政策因而在工作中造成错误的情况绝不是个别的。
不久前，安徽省凤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情况，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事实是这样：
凤台县城关区有个利民铁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09月间，因为房屋被大水淹了，向政府申请批给国有地基修建厂房。
县人民政府民政科认为“该社是私营作坊，不能批给地基”。
后来该社又经县合作总社和手工业管理科提出意见，但始终由于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不是“私营”的问题纠缠不清，拖了几个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仅民政科的同志闹不清楚，连县委副书记胡成功和县长李自春两同志也闹不清楚。
他们说：
“我们水平很低，没有文字根据，不能肯定。”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条上已有了明确的规定：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
如果连合作社的性质都“不能肯定”，那怎样去领导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呢？
理论政策水平低，对于不少同志来说，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
但关键还在于他们能不能去努力学习。
一个革命工作者，如果能孜孜不倦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那他的水平就会不断地提高。
否则，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面前，就免不了有掉队的危险。
应该向这些不关心学习的同志大喝一声：
已经是认真学习的时候了！

美蒋特务夺去了我最亲爱的肇基
麦少楣
我以无比的悲痛和愤恨，向全国以及全世界维护正义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美蒋特务的血腥罪行。
我的爱人李肇基和其他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等十一位同志，是被美蒋特务杀死的。
在美蒋特务的毒手下，我最亲爱的肇基和我永别了！
我悲痛，因为肇基的殉难，对国家是一个损失，对我个人说来，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愤恨，愤恨敌人竟然以这样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剥夺肇基和其他十位同志的宝贵生命，企图以此来达到破坏亚非会议的目的。
在过去这几天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肇基和其他同志下落的消息时，悲愤交加的情绪痛苦地折磨着我。
有时，我觉得我要活下去，而且还要坚强地活下去，以完成肇基尚未完成的工作；
但有时我感到孤单，觉得活下去的勇气正在我身上消失。
这时，党和周围的同志向我亲切地伸出了支援的手，其他许多同志连日通过深切的慰问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开始不再感到孤单了，并开始有勇气抬起头来，认定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
假如肇基有灵的话，他一定也要我这样做，以便我能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外交战线上为和平正义的事业进行坚决的斗争。
肇基生前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
生活是一场斗争，没有斗争，生活就没有意义。
回顾他三十五年短促的一生，他这句话的确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了。
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和蒋贼特务作斗争，自此以后，在他生命的每一阶段，他都和反动势力展开不懈的斗争，直至最后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为止。
在他这一生的斗争中，他对组织交给他的每项任务，都表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毫无畏缩地去完成这些任务。
这次出席亚非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事先他深深体会到这次任务的艰巨，并估计到可能会发生意外，因此离家之前要了我和孩子的照片带在身上。
他知道有危险，但在对敌斗争的面前，他是丝毫也不退缩的。
对于工作，他是任劳任怨的，只要是工作需要，他可以牺牲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把工作完成。
朝鲜停战后他从朝鲜归来，上午下火车，下午马上投入新的工作，一连几个通宵，休息的时间非常少，但我从未听过他有任何怨言。
他常常对我说：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也只不过是对革命的最起码的贡献。
现在，他把生命献给革命了。
从他过去的言行看来，在工作岗位上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他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他绝不会因此不瞑目。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存在一天，斗争就要继续一天。
有斗争就有血肉的牺牲。
不能设想，没有血肉的牺牲，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假如我长期陷在悲痛中不振作起来跟同志们一起，同美蒋特务，同一切国际反动势力像他过去那样进行不懈的斗争，那他真的要不瞑目了。
作为他生前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的我，一定振作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终身坚持同敌人斗争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继续斗争，直至敌人偿清这次飞机失事的血债——不，偿清一切血债时为止。

苏联人民展开纪念列宁诞辰的活动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伟大的列宁的八十五周年诞辰一天天近了。
苏联人民开始盛大的纪念活动。
中央和地方报刊开始登载纪念文章。
各地开始举行演讲和座谈。
一切和列宁的生平活动相联系的地方都吸引众多人们的参观和景仰。
莫斯科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名的电机制造厂是列宁不止一次到过的工厂。
工厂职工爱惜革命的传统，以英勇的劳动为实现列宁的国家电气化理想而努力着。
工厂职工在03月底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为国家额外增产了千百万卢布产品，劳动生产率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在四年又三个月中出产了二百种新式机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辑的两本回忆列宁的文集已经出版了。
其中一本收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关于列宁童年和革命活动的回忆。
另一本是蔡特金在1920年到1922年会见列宁谈论艺术、文化、国际妇女运动、德国革命运动等问题的回忆。
两本回忆录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劳动报”、“红星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都摘登了回忆录。
这些短文虽然只记载列宁的生活片断，但是人们从中感受到列宁的伟大性格：
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对于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无限信念，他对各种机会主义不调和的斗争精神，他的不知疲倦的精力，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
在回忆录中，人们看到了，伟大的列宁在决定重要事情时候总是先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
据前“贫农报”主编卡尔平斯基回忆，列宁每次都询问他农民来信的内容，农民生活的情形。
列宁自己也阅读由他转去的农民的信件。
在国内战争末期，农民不满意余粮征收制。
1920年冬天，列宁要求卡尔平斯基详细报告农村的来信。
卡尔平斯基汇报了五十封农民来信。
列宁在党第10次代表大会上使用了这些材料，号召巩固作为最后胜利的保障的工农联盟。
卡尔平斯基还回忆说：
列宁不但从农民来信而且从来访的农民中很好地了解农村生活。
全国各地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谒见列宁的农民很多。
列宁和霭地问他们的姓名、父名、那里来的，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
有一次，有一个来访的农民从椅上跳起来，非常愤慨地说：
“列宁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知道他们这样折磨我们，这样折磨我们！”
列宁安慰他，问道：
“他们是谁？”
这位农民说：
“是村苏维埃工作者。”
列宁问：
“谁选举了他们？”
农民说：
“当然是我们。”
列宁说：
“那末改选掉他们。”
农民说：
“难道可以吗？”
列宁说：
“可以，而且应当。
苏维埃法律允许在任期未满以前改选任何为人民不信任的代表。”
农民感谢了列宁。
在这些日子里，更多的人们参观红场旁边的列宁中央陈列馆，陈列馆增设了一个厅，展览从列宁去世以来苏联共产党坚决地实现列宁的遗嘱的照片和文件。
墙上挂着当日的标语：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列宁是我们的旗帜。”
这里摆着党中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的决定。
在玻璃框下有工人们请求入党的申请书。
这一切使人回忆起1924年列宁逝世的时候，二十四万以上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情形。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写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的稿样，以列宁的话句开头：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之为独立国家的地位。”

中立国视察小组继续视察我志愿军归国部队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驻新义州的中立国视察小组在12日到15日继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部队进行视察。
这几天的视察工作像过去一样进行得很顺利，中立国视察小组没有向朝中方面的联络官提出任何疑问或进行复查的要求。

丹麦议会决定暂不批准巴黎协定
新华社15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一院制的丹麦议会14日在辩论使西德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巴黎协定时，决定暂不批准这个法案，先退交一个专门委员会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辩论中，丹麦共产党议员和激进党的发言人反对批准这个协定。
激进党领袖约根森说：
重新武装西德将给欧洲带来致命的后果。

为来我国参加捷展览会的捷政府代表团
捷驻华大使举行盛大招待会
新华社16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格里哥尔，为应邀来我国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特于16日晚在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举行盛大招待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扬科夫卓娃，副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冶金工业与采矿部部长雷特马耶尔，团员：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科佐尔、机器工业部副部长什莫克、科学院院士叶希基克、画家贝尔契、雕刻家劳达，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主任波克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林业部部长梁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和其他各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和其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共有三百多人。
招待会上，格里哥尔大使首先致词。
接着，李先念副总理和扬科夫卓娃团长先后致词。
席间，宾主频频起立，为中捷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两国党和政府领袖的健康，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日益发展和壮大而干杯。
招待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从德里到万隆
本报记者　吴文焘
04月11日清早，我搭上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德里经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飞往万隆。
在离开印度的时候，我体会到那种对于印度人民的留恋。
我觉得有很多要写的。
印度的天气是炽热的。
印度人民的心却更热些。
10日傍晚德里甘地广场上庆祝亚洲国家会议的群众大会的影子，仍然盘旋在我的脑筋里。
像骤雨一般地欢呼着“和平万岁”、“五项原则万岁”的人群，把殷红的玫瑰花瓣投到参加会议的外宾们的脸上……。
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人民代表的欢聚，强烈地表明亚洲人民在为和平、自由和进步而斗争中的兄弟之谊。
在那个星光闪闪、夜色渐浓的时分，大地似乎在跳动着，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亚洲已经是新的亚洲了。
还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当时亚洲的事务完全决定于欧美殖民主义国家，亚洲人民对于自己的切身问题都没有发言权。
而今，情况是多么不同啊！
亚洲国家会议表现了这一点。
行将开幕的二十九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更将表现这一点。
人们记得：
在茂物会议的公报里，五个亚非会议的发起国规定了亚非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在亚非国家间增进善意和合作，探讨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建立友好和睦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他特别关涉亚非各国人民的问题，并研究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下如何努力促进世界和平的问题。
很明显，这个目的是同美国侵略势力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组织军事集团、使亚洲人打亚洲人、以实现其殖民主义统治的阴谋计划不相容的。
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的当权者不喜欢亚非会议的缘故。
在孟买，我买了一份04月09日出版的“闪电”周刊。
在第1版的显著地位上，该报刊载了一篇从雅加达发的通讯，揭露美国当局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
据说：
美国的外交家们在曼谷召开的会议上，制定了在未来万隆会议中经由一些代表团采取的破坏方策，其中包括：
（一）努力使会议的议程限制在与会国对经济和文化合作问题的交换意见，而避免作出任何坚实的决议来。
设法说服会议：
亚非国家一切经济困难，能够在同西方，特别同美国合作下加以解决。
（二）反对提出关于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与集团、禁止试验和使用原子武器等问题，因为会议对于这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将对美国现行政策不利。
（三）如果不能阻止讨论上述问题，就在殖民主义问题上，反驳任何对于美国的指责，并加紧宣传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军事集团和基地问题上，强调美国同一些亚洲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政府的。
在原子武器问题上，可以就美国一贯论点加以重复。
（四）如果有人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可以不必强烈反对，而应证明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合时宜的。
（五）如果有人提出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彼此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范例时，就反对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议。
（六）关于在万隆会议上所讨论的一切问题，均须与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柯明商议，并与他保持密切接触。
种种迹象表明，最近以来，从新加坡到华盛顿，人们在散布会议不能有所成就的言论，同时加紧运用所谓“美援”来进行欺骗勾引，企图破坏会议，并把美国打扮成一个关心别国经济利益的“慈善家”，以逃避亚非国家对于美国殖民主义的抨击。
另外，就是派遣和组织美国特务和蒋贼匪徒来在万隆制造事端，以扰乱会议的秩序。
天还没有破晓，我们到达锡兰的首府——科伦坡。
从飞机上走下来，空气滚热，使人有进入浴室般的感觉。
在一个叫拉温尼亚的海滨旅馆的院子里，我们吃着茶点，东方渐渐发白了，我看到了很多平生没有见过的热带奇花异树，心情颇觉愉快。
但是，当我们登上飞机预备横渡印度洋时，机上招待员把锡兰“每日新闻”递给了我，这时一个晴天霹雳似的事件出现了。
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去万隆途中遇难了！
我反复念着遇难者们的名字，那些多年和我相处的同志们的名字，不觉热泪盈眶。
我凝视着窗外，印度洋上万里苍茫，心中沉痛实难言表。
那才是二十四小时以前，我和他们分别由德里和香港出发飞往万隆报道亚非会议。
而今，我们已经永远分别了……。
的确，在我们的机舱里，在新加坡的饭店和机场的休息室里，我听到有不少人谈论这次“神秘”的事件。
从当时报纸登载的消息看来，人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几分钟前飞机还在顺利飞行，却突然发生爆炸呢？
有经验的乘客们说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机器故障，几个向我表示同情慰问的同行者都怀疑这是有意的破坏事件。
当13日中午到达雅加达后，才知道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国际友人果然是被美蒋特务暗害了！
这是美帝国主义者破坏亚非会议总阴谋的一个部分，思之令人发指！
印度尼西亚首都的一些报纸已在发出警号，要人们严密警惕破坏分子的活动！
秀丽的山城万隆也正在严密警戒之中。
从德里到万隆处处看出了和平力量在同战争势力进行着无情的斗争。
（04月14日于万隆）

伦敦各报印刷厂的工人
坚持罢工已达二十二天
新华社16日讯
伦敦消息：
伦敦各报印刷厂的电气工人和机器工人因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到15日为止，已经坚持了二十二天。
14日，英国劳工部召集劳资双方举行会谈，企图迫使罢工工人复工，但是没有成功。
15日，资方宣布解雇印刷厂其他工种的约两万个工人，企图挑拨这些工人起来反对罢工工人，而迫使他们复工。
但是罢工工人明确表示：
除非立刻满足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否则绝不复工。

南斯拉夫议会复电苏联最高苏维埃
表示接受互派议会代表团的建议
新华社15日讯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已经把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今年02月09日发表的宣言的一份答复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
复电表示，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团特别注意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各国议会互派议会代表团是有益的以及一国议会的代表在另一国的议会中发表演说的主张。
复电说：
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团代表议会宣布，它愿意接受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互派议会代表团的建议。

在半被占领状态下的日本
美国利用减少变相占领费干涉日本内政
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在11日把美国政府关于减少日本对驻日美军维持费负担的答复交给了日本外务相重光葵。
美国的答复只同意减少七十二亿日元，这个数目不到日本所要求的一半。
右派社会党议员河野密指出：
美国的同意减少是以日本增加重新武装和美军设施的费用为条件的。
日本左派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13日在仙台发表谈话，指责美国干涉日本预算的编制。
他说：
这证明日本连管理财政的主权也丧失了，这是决不能忽视的事情。
美国制造藉口将禁止许多日本货进口
据共同社报道，接近日本政府的人士透露，美国将以原料来自“共产党国家”为藉口，禁止以农产品为主的三十四种日本货输入美国，尽管这些货品都由日本官方证明并不是以“共产党国家”来的原料制成的。
美国已经以同样的藉口禁止了日本的猪鬃制品输入美国。
美国冻结日本企业资金干涉日本贸易
据04月号的“东方经济学家”杂志透露，美国为了压制日本企业界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已经冻结了不少的日本外汇银行和贸易公司的美元资金。
这个杂志说：
虽然这样，在企业界里还有一些人坚持要和中国进行贸易。
他们说：
“同中国贸易对于日本来说是切身的必要，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许多特别采购的需求，而且在促进出口方面又遭到巨大的困难。”
美国把冲绳岛变成了“悲剧的孤岛”
共同社特派记者吉野自那霸报道美国当局统治冲绳岛的情况说：
冲绳是一个“悲剧的孤岛”。
往昔的男耕女织的田园情调已经完全消失，而变成一大美军基地了。
美军当局正在漫无止境地扩大建设军事基地。
美军基地的设施，都是永久性的，这说明美军已经打算把冲绳变为“东洋的直布罗陀”。
记者说：
但是，在拒绝征用土地坚不迁移的岛民和美军之间，对立依然在继续着。
11日，就有宜野湾村的居民聚集起来，向美国当局请愿，要求暂缓进行建设基地的工程。
日本农民的捐税负担日益沉重
据“赤旗报”报道，日本农民在1954年缴纳的农业所得税（国税）额，从1953年的四十八亿二千九百万日元激增到八十一亿七千九百万日元，即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纳税户从六十六万九千户增加到七十四万八千户。
日本农民除要缴纳苛重的国税外，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地方税。
如居民税、固定资产税、共同设施税、水利地益税等等。
农民还遭受着地方政府机关层层的压榨。
去年，在农村里，除原有的市镇村民税外，又新加了府县民税。
日本1954年自杀人数达两万多人
据日本政府厚生省发表的材料，日本全国在1954年自杀的人数共达两万多人，平均每天有五十五人之多。
这个数字是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公历
一九○〇年）以后所没有过的。
自杀的原因主要是破产和生活困苦。
（据新华社讯）

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16日讯
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七田末吉，副团长村山佐太郎、山崎喜之助和团员等一行十四人，在和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签订了关于黄海东海的渔业协定后，在16日上午离北京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杨煜、副团长高树颐，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负责人，以及在北京的日本人士。
15日晚间，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杨煜设宴庆祝中日渔业团体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的签订和欢送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缅甸总统设宴招待中印等国代表团
新华社仰光16日电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在15日晚八时设宴招待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会议路经仰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范文同以及各代表团的主要团员。
出席作陪的有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外交部长藻昆卓及缅甸联邦政府各部部长。
中国和印度驻缅甸大使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友好空气中进行。

罗马尼亚政府照会瑞士政府
指责瑞士政府妄图推卸伯尔尼事件的责任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讯：
罗马尼亚政府在14日照会瑞士政府说：
瑞士政府在它03月23日的照会中无视国际法的准则，企图把它对罗马尼亚驻瑞士公使馆受袭击这件事应负的一切责任推卸干净。
罗马尼亚政府坚持：
瑞士政府应该采取一切办法，来搜寻和逮捕参加袭击公使馆的所有犯罪分子以及他们的同谋者和煽动者。
鉴于瑞士政府拒绝交出罪犯，罗马尼亚政府提醒它注意：
在这件事情上，瑞士政府必须完全担负惩处罪犯的国际责任。
同时，罗马尼亚政府对于一部分瑞士报纸一贯诬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同情罪犯和煽动对罗马尼亚公使馆进行新的谋杀和挑衅活动表示抗议。
照会最后说：
罗马尼亚政府坚持：
瑞士政府应该按照国际法准则并且为两国关系的利益考虑，满足罗马尼亚政府理直气壮的要求：
赔偿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

美蒋特务在香港的罪恶活动
崔奇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乘坐的印度飞机，由于香港美蒋特务分子的预谋破坏而失事以后，美国当局硬说这件事毫无根据，并且用各种无耻的说法企图加以抵赖。
但这是没有用处的。
多年以来，香港就是美蒋特务活动的大本营。
美蒋特务在这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
印度勒克瑙的“国民先驱报”在04月14日就说：
“香港是一个间谍窝，中国政府曾警告香港当局可能有破坏事件发生，这是很重要的。”
早在1952年06月，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利逊也曾向参议院公开承认：
“国务院搜集有关中共情报的来源有二：
一为台湾，一为香港。”
事实上，自1949年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前后，美国帝国主义便以香港为基地，积极着手部署大规模的间谍特务活动来继续和中国人民为敌。
在南京、上海解放后，蒋贼特务头子郑介民就曾同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议在香港建立“中美情报合作所”总部，作为美蒋特务在香港的指挥机关。
据美联社透露，美国前陆军战略情报处处长杜诺万并于1950年01月到过香港，和蒋贼分子“讨论一项密约”，以领导派遣到中国大陆的特务匪徒的“反共游击战”。
同时，美国在香港设立着一个异乎寻常地庞大的领事馆。
据1954年12月01日香港“新晚报”称，这个领事馆仅仅总领事、领事和副领事就有三十六人。
大家知道，香港地方很小，美国在香港的侨民也很少，美国在香港保有这个庞大的领事馆，显然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由于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关，利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搜罗和指挥蒋贼特务分子在香港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因此，香港这个“间谍窝”的特务们就越来越猖獗了。
据香港报纸报道，美国在香港策划并建立了一个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的庞大的特务组织。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蒋贼前“国防部第3厅厅长”蔡文治。
他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首脑艾伦·杜勒斯有直接联系。
“自由中国运动”特务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基地冲绳岛，在香港则设有所谓联络站。
蔡匪通过一些“商业公司”的名义把大批蒋贼分子送往塞班岛、冲绳岛等地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机关的爆破、谍报、狙击等特务训练，然后再把受过美国训练的大批特务匪徒经由香港和其他地方潜入中国大陆。
1954年07月16日，香港“天文台报”报道，四年之间被蔡匪送去接受美国特务训练的达几千人。
除此以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驻远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白赖仁同蒋贼军统特务漆墨勾结起来在香港组织了所谓“大陆游击队”的特务机构。
香港“华侨日报”也曾透露，蒋贼集团在香港恢复了“军统站”的特务机构。
根据报纸消息，美蒋还在香港以“海外青年行动派”、“合群俱乐部”、“中国青年反共自卫军总部”、“香港兄弟会”等等名义，从事阴谋活动。
同时，美国和蒋贼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劳工”组织，专门搜罗特务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子冯某直接听命于受美国操纵的“世界劳工联合会”亚洲办事处主任满嘉。
最近合众社就指出，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人，有一部分就属于这种所谓“反共”而实际上则是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工会”。
这些在美国支持和指挥下的美蒋特务分子一直在香港横行不法，危害中国人民的安全和香港的社会治安。
1949年09月19日，蒋贼“西南长官公署”第2署特务分子徐远举、齐玉麟等，刺杀了我国民主人士杨杰将军。
同年09月07日，美蒋特务分子炸沉了开往天津的英国商船“泽生号”。
1950年04月02日，我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留在香港的七架民航飞机，又被蒋贼特务用炸弹炸毁。
几年以来，香港英国当局也不断破获美蒋特务分子所藏匿的大批烈性炸药和枪枝。
仅在1953年01月04日发现的，就有TNT炸药一百三十六磅、胶质炸药二百二十二磅和各式信管八百多条。
据香港警察机关军械专家说：
那些TNT的烈性炸药是美国军队所使用的一种。
美蒋特务分子不仅在香港胡作非为，而且以香港为基地，不断地潜入我国大陆，从事破坏活动。
这一点从我国公安机关所破获的许多美蒋间谍特务案件中，已经得到证明。
1954年08月，经我广东省人民法院处决的蒋贼特务陈美麟等曾供认，他们和香港“中国人民反共自卫救国队”的武装特务组织有直接关系。
1954年09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宣判徒刑的雷德蒙美国间谍案证明，这些间谍曾在美国在香港的间谍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之下进行活动。
1954年10月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决的美国间谍唐奈等案件中所牵涉的九名蒋贼特务，也都是属于上述香港“自由中国运动”的特务组织的。
以上事实说明，美蒋特务分子疯狂谋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的罪行，是多年以来美蒋特务在香港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破坏活动的新发展。
藏在香港的美蒋特务，是这个国际重大政治阴谋的执行者和杀人犯。
这是美国当局所绝对抵赖不了的。
几年以来，香港英国当局早就不应该容许美蒋特务在香港这样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
现在，在我国政府已经及时提出警告之后，它仍然不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来制止特务们的活动，以致美蒋特务的谋杀计划得以实现。
香港英国当局的严重责任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的。
它必须对这个案子彻底查究，必须将杀人犯逮捕法办。

艾登宣布英国大选日期
新华社16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首相艾登15日晚在伦敦发表特别广播演说时宣布：
英国将在05月26日举行大选。
本届议会将在05月06日解散。
新的议会将在06月07日开始工作。

苏联、埃及、黎巴嫩等国报纸和叙利亚议员发表评论
重视亚非会议的国际意义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6日讯：
莫斯科报纸刊载评论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文章。
“真理报”16日刊载了帕斯图霍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非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
文章说，万隆会议的召开证明亚洲近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会议的召开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恼怒。
美国帝国主义者展开了一个猖狂的宣传运动来攻击亚非会议的召开。
东南亚条约组织之类的军事侵略集团中的美国小伙伴也顺从地参加了美国的这种宣传。
但是，美国破坏万隆会议的阴谋遭到了挫折。
美国国务院于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来确定对亚非会议的态度，“新态度”的实质是，使接受邀请出席亚非会议的美国的伙伴阴谋在正式会议上和会外进行破坏活动。
不久以前在曼谷（泰国）举行的美国外交人员会议详细拟定了对一些国家有关的指令。
据印度“闪电”周报报道，这次会议责成依附美国的国家的代表在万隆会议上阻挠讨论有关谴责帝国主义殖民制度、亚洲军事同盟和集团的问题，阻挠会议参加者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禁止原子武器。
文章接着写道，万隆会议在亚非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当中所受到的热烈支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提高的国际威望，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蒋介石走狗的极大仇视。
美蒋特务组织进行了卑鄙的破坏活动，制造了印度飞机失事事件，在这架飞机上乘着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和记者、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人员、波兰记者等。
文章最后写道，苏联人民对正在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英勇斗争的亚非各国人民怀着友谊和同情，苏联人民祝贺万隆会议成功。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14日讯：
埃及和黎巴嫩报纸欢迎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并且要求防止帝国主义破坏这个会议的阴谋。
埃及“解放报”发表社论说，亚非国家的人民要求自由和独立。
他们不愿继续成为帝国主义的牺牲者，也将不容许殖民主义者再掠夺他们，他们不同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炮灰。
埃及“消息报”发表社论说，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在万隆会议上聚首。
这个会议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通常所召开的国际会议，西方国家所召开的会议是为了要在它们自己中间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和在没有其他国家参加的情况下来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
易卜拉欣·阿密尔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注意帝国主义者进行的破坏亚非会议的宣传。
易卜拉欣·阿密尔说，在美国，已经由陆军部、国务院和奉命进行诬蔑这次会议的宣传机关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易卜拉欣·阿密尔说，美国各通讯社正在亚非国家的人民中间散布各种各样捏造的言论，目的是要阻碍这些人民的团结。
黎巴嫩“阿特—塔尔比亚报”发表评论说，英美帝国主义者将会竭力阻挠亚非会议的顺利进行，并且不让会议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不利的决议。
评论说，但是，可以预言，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切企图都将遭受失败。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5日讯：
“努尔报”报道，叙利亚议会议员哈勒德·巴克达斯说，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具有极端重大的重要性”。
巴克达斯继续说：
“一些报纸企图贬低这个会议的意义，这毫无疑问地是受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授意的，并且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奉承者对这个会议的不满。
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十分不满意这个事实的：
亚非国家没有得到他们的准许就举行会议，并且不让他们参加……这个会议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抵抗这个事实得到证明。
最初，美帝国主义者只是想禁止它举行。
这种计划失败后，他们现在企图从内部加以破坏。
在这个会议上，将表现出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将力图使亚洲和非洲继续受帝国主义的束缚，并且受它的支配，另一种倾向将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最后解放出来。
表现后一种倾向的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
帝国主义者意识到这种情况，将在他们的人的帮助下，尽一切力量来使会议的工作沿着适合华盛顿帝国主义的目的的方向走。
叙利亚人民希望叙利亚政府在万隆会议上的态度绝对明确。
这种态度应当反映出政府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政府曾保证要采取以反对公约和反对把叙利亚拉入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政策为基础的民族政策。”

香港英国当局必须负责查究美蒋特务罪行
赵文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座机被美蒋特务破坏所造成的罪恶暗杀事件已引起中国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他们纷纷谴责美蒋特务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负责查明事件的真相，将凶手及有关罪犯迅速逮捕法办。
但迄至目前为止，香港英国当局并未认真采取任何积极步骤来严格追究这件重大的国际政治谋杀案件。
事实很清楚，美蒋特务能够肆无忌惮地来进行此项罪恶暗杀就是香港英国当局对美蒋特务破坏活动一贯放纵的结果。
如所周知，几年来香港早已成为美蒋特务的阴谋中心和大本营。
早在1952年06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艾利逊在参院拨款委员会上供认，美国国务院依靠在香港的美蒋特务人员“获得真正的机会”搜集了大批有关我国的情报。
从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出奇庞大的组织规模就可以看出美国侵略集团以香港为主要根据地如何在处心积虑地展开对我国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1949年还只有二十余人，到1953年就增加到三百余人。
据1953年“香港指南”所载，其中副领事级以上的人员即达三十六名。
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在日本的“远东军总司令部”、美国陆军情报处、美国海军情报处，在香港均巧立掩护名目，设立旨在用各种卑鄙手段破坏我国的特务机构。
据去年07月16日香港“天文台报”消息，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下的以前蒋贼国防部第3厅厅长蔡匪文治为首的“自由中国运动”间谍组织，四年来就在香港以“远东垦业公司”为掩护所征募的特务即达数千人之多。
去年12月26日香港“自然日报”报道，许多被该间谍组织诱迫参加的人员的在港家属因长期得不到自己亲人的音讯，乃组织“索夫团”向美国驻港领事馆要人。
美蒋特务机关在香港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
这些特务分子所犯的敲诈、勒索、抢劫、暗杀、纵火等罪行，在香港报端屡见不鲜。
如1949年09月杨杰将军被蒋贼特务暗杀；
1950年04月我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所属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所直接保有的飞机有七架在启德机场被美蒋特务炸毁；
同年06月五艘起义渔轮在光天化日之下为美蒋特务所劫持。
臭名昭著的美国特务首脑杜诺万、蔡文治、蒋匪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等均亲至香港策划对我的破坏阴谋活动；
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所破获的美蒋间谍案件中也证实了很多是美蒋特务机关通过香港布置的。
由此可见，美蒋特务集团是以香港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基地的。
但是，香港英国当局对美蒋特务机关的破坏罪行却从不进行彻底查究，以致坐令元凶更加横行无忌。
美蒋特务机关破坏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座机的空前重大国际政治谋杀案就是香港英国当局采取上述态度的结果。
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必须改变一贯对美蒋特务对我实施破坏阴谋放纵的态度，彻底查明此次美蒋有计划的蓄意谋杀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