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蒋特务谋杀中、越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的事件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为美蒋特务机关预谋杀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采访会议的中外新闻记者一事发表声明如下：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以无限悲愤的心情宣告：
为采访亚非会议而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中国新闻记者和波兰、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已因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分子的预谋破坏致使座机爆炸坠海，全部殉难。
他们是：
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杜宏，新华社记者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代表中国新闻界向遇害者家属致以沉痛的吊唁和深切的慰问。
我们的这些殉难的同事们，是为采访亚非会议而经香港前往万隆的。
亚非会议是亚洲非洲各国共同商讨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维护各国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亚洲非洲地区的和平的会议。
这个会议得到了世界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广泛的支持。
但是，力图奴役亚洲和非洲人民并把他们当作战争炮灰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却极端仇视并积极阴谋破坏这个会议。
许久以来，美帝国主义者指使蒋介石特务准备暗害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人员。
这次预谋破坏中国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人员以及中外记者座机，就是美蒋特务分子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
这次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坠海事件，绝不是普通的飞机失事事件，而是严重的国际政治阴谋，其目的是破坏亚非会议。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强烈抗议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破坏亚非会议的罪行。
我们强烈抗议美蒋特务分子这次预谋杀害中国代表团人员和越南代表团人员以及中外记者的卑鄙勾当。
我们呼吁全世界舆论界、新闻界同仁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抗议和制止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罪恶阴谋。
在这次暗害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获悉美蒋特务分子准备破坏中国代表团人员座机，并曾就此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提出了警告，要求香港英国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破坏事件发生。
但是，美蒋特务分子仍然得逞其破坏阴谋。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坚决认为香港英国当局对此次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
香港英国当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的调查，务必将参与这一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查明逮捕，加以法办。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呼吁全世界舆论支持我们这个正当的急迫的要求。
这一谋杀事件充分表明蒋介石匪徒在美国帮助下制造国际政治阴谋事件已达到怎样严重的程度。
蒋介石匪帮盘据中国领土台湾，制造战争挑衅，威胁着亚洲及世界和平。
蒋介石匪帮的船舰在公海上到处劫掠，他们的特务组织伸展到香港以至印度尼西亚，到处布置黑暗网罗，杀害人命。
这一切证明已丧失了人性的万恶的蒋介石匪帮必须彻底消灭，中国领土台湾必须完全解放。
中国新闻工作者誓与中国人民一道，为解放我们祖国的领土台湾而奋斗。
在这次国际政治阴谋事件中殉难的我们的敬爱的同事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们一生献身的正义事业绝不是敌人的任何阴谋破坏所能攻破的。
中国全体新闻工作者一定继承先烈们的遗志，不断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者的战争阴谋，为和平正义事业的完全胜利而坚决斗争。
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呼吁所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一致警惕和揭发美帝国主义分子一切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
中国新闻工作者将要更为加强和亚非国家以及全世界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团结和合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破坏和阻挠亚非会议的阴谋而斗争。
中国新闻工作者将和亚非国家及世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斗争。

加尔各答人民示威抗议美蒋特务的罪行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加尔各答市民将近一千人14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蒋特务谋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及印度飞行员的罪行。
西孟加拉省议会的几位议员也参加了这次示威。
示威者高举着标语牌，并高呼：
“惩罚使印度飞行员和中国官员们遇难的美国和国民党魔鬼”，“击败美国破坏万隆会议的阴谋”和“帝国主义滚出亚洲去”等口号。
示威者在走过加尔各答的主要街道之后，到达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
在示威者的坚持要求之下，美国领事馆人员被迫接见了示威者的代表。
示威者的代表向美国领事馆人员递交了一项备忘录。
备忘录斥责美蒋特务的谋杀事件是“破坏万隆会议的怯懦的阴谋。”
美国领事馆人员答应把备忘录转交美国政府。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印度报纸就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被破坏失事一事广泛发表评论，并要求进行彻底的调查。
勒克瑙的“国民先驱报”14日发表评论说，“把这次事件说成是一次意外事件是不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情况，证明了中国政府关于破坏行动的指责。
香港是一个间谍窝，中国政府曾警告香港当局可能有破坏事件发生，这是很重要的。”
“印度斯坦时报”14日发表社论说，“旅客和机上人员的命运对于印度和中国是可悲的事，不过，凡是一直对万隆会议寄予期望、然而发现这些先遣人员竟然遭受不幸的人都会广泛地表示痛惜的。”
社论说，“英国驻北京代办向香港当局事先提出的关于可能有破坏活动的警告，被后者忽视了。”
“政治家报”14日发表社论说，飞机失事原因是值得研究的。
社论说，已经下令对这一悲惨事件进行充分调查。
也许，调查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对不幸事件的原因进行如此深入、如此迅速的调查。
孟加拉文报纸“欢喜市场报”04月13日发表社论说，这次失事事件真是使人心碎。
社论对所有遇难者的亲属表示哀悼。
孟买“印度时报”、孟买“自由新闻”都在14日的评论中，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的和公正的调查”。
“自由新闻”嘲笑美国的抵赖态度是“未免过于自信”，并说：
“难道美国真的不能为国民党负责或是不能说是完全知道它的特务工作吗？”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孟买分公司机航组主任
断然否认美国方面掩饰特务谋杀的谎言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孟买分公司机航组主任维斯瓦纳特14日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地点勘察回来以后在新加坡发表声明，断然否认美国方面为掩饰美蒋特务谋杀罪行而有意散布的所谓飞机引擎在孟买就有毛病因而不宜于飞行的谎言。
维斯瓦纳特说：
“我负责派出从孟买到香港的航线上的飞机，并且了解一切详情，因此，我能够断然说，这架飞机和各个引擎在离开孟买时，在任何方面都完好无损。”
维斯瓦纳特指出，这架飞机在孟买起飞以前曾经根据公司的严格标准由地面机械人员加以彻底检查，当时发现引擎性能“完全令人满意”。
他说：
“于是，飞机就起飞去香港。
我能够断然说，截至失事时为止，航行全程都是没有故障的。
失事的原因仍然不明。”
维斯瓦纳特对美国方面捏造的谎话表示“惊奇”，他指责美国通讯社“没有掌握事实”就发表这种消息，“是极不妥当的”。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举行招待会
对中国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事件表示哀悼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13日晚在雅加达的公共会议厅举行第1次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各党派和社会团体的领袖、各界人士等共五百多人。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奖人、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普里约诺博士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他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并且叙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的悠久历史。
最后，普里约诺代表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就出席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事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哀悼。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接着发言。
他说，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艰苦的、正义的斗争中加深了他们的互相了解和同情。
他说，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不仅将帮助两国人民增进友谊，并且将加强两国人民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
他最后说，我怀着深为悲痛的心情对普里约诺会长就和平的敌人所制造的谋杀事件所表示的哀悼表示感谢。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雅加达报纸14日以显著地位广泛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一事所发表的声明。
“印度尼西亚新闻”发表社论说，蒋介石分子正在寻找机会来阻挠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
社论说，他们的活动随着会议的迫近而猖獗起来。
他们未尝不可能在香港干了某种罪恶勾当，像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干的那样。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看到帝国主义者对亚非会议的反应后，不能相信这次事件只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评论指出，殖民地国家的觉醒是为殖民主义者所不喜欢的。
评论要求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者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
“人民日报”指出，有一个从美国来的“记者”，后来被发现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特使。

广州严惩从香港潜入进行爆破的蒋贼特务
新华社广州13日电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不久前举行有五千多人的宣判大会，对一批在1954年潜入广州市企图在国庆节爆炸公共场所、工厂仓库、大量杀害人民群众和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罪大恶极的蒋贼特务，依法给予了严厉的惩处。
这批特务共二十六名，主要罪犯张绍联、罗定山、屈金汉、刘宝祯、何致棠、卢泽枝、张云挥、湛翼之、林宇光等九名都是由蒋贼“国防部保密局”等特务机关直接派遣潜入广州的。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根据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缜密的侦查，先后依法捕获了这批罪犯，还当场缴获一批美制烈性炸药和燃烧材料，以及由香港蒋贼特务机关寄给特务的信件等罪证。
罪犯张绍联于1953年03月在香港参加了蒋贼特务组织，1954年03月被派往台湾蒋贼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受特务技术训练四个月，09月，潜入广州市担任蒋贼“保密局广州行动组”组长的职务。
张绍联同其他特务密谋在广州市举行1954年庆祝国庆节集会时，用烈性的定时爆炸物爆炸越秀山的庆祝大会会场，企图大量杀害群众。
我公安机关在这批罪犯行动前就及时予以破获。
罪犯罗定山1954年08月在香港参加特务组织，是蒋贼“保密局广州爆破组”的组长。
他潜入广州后，即阴谋爆炸我粤汉铁路广州车站、仓库和合作社。
罪犯屈金汉在1954年10月02日曾将烈性炸药放在群众拥集的维新路庆祝国庆的彩牌楼下面。
罪犯吴锦萍（女）、刘宝祯、卢泽枝等，曾先后偷运烈性的定时爆炸药物，企图爆炸我车站、戏院、公园、工厂、合作社、机关、旅馆等。
罪犯吴锦萍
（女）和张绍联合谋爆炸新华戏院和人民大戏院，因戏院职工戒备严密没敢下手，就企图将炸药放进邮筒内，阴谋杀伤行人和附近居民。
罪犯何致棠、张云挥、湛翼之等还先后将我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情报向香港特务机关报告了三十多次。
这些罪犯在审讯中供认了他们都是蒋贼特务机关“保密局”行动处副处长姚恺如先后派遣和组织起来的。
他们所用的爆破器材都是由美国间谍机关制造装备的，他们用铁质纸烟盒和其他化装品包装把爆破器材伪装起来。
这种器材的爆破方法也都是美国间谍机关所设计和传授的。
由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公安人员高度的警惕性，特务们的阴谋一个也没有实现，并全部被我捕获。
罪犯屈金汉把炸药放在庆祝国庆节的彩牌楼下面不久，就被中区第1中心小学学生张戎机发现；
张戎机立即把定时炸药送交了公安机关，屈犯很快就被逮捕。
在广大人民群众严密监视下，特务分子梁初看到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终于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宣判大会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主犯张绍联、罗定山、屈金汉等九名以死刑。
对其余罪犯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徒刑。
罪犯梁初因自动投案，免予刑事处分。

我们伟大的祖国
西湖春色吸引着各地的游人。
游客们在“三潭印月”眺望着西湖美丽的景色。

我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派员去失事地点调查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已派黎笑村和胡训陶两位官员前往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海地点进行调查。
印度尼西亚政府派出的调查小组也已动身前往。
调查小组由印度尼西亚民航机构官员和空军官员等组成。
印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陆军武官随同前往，据印度尼西亚海军当局14日宣布，已从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中找出另外六位遇难者的尸体，其中两人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人员。
连同以前发现的，已经一共找到了九位遇难者的尸体。
印度尼西亚海军舰只仍在进行深水打捞工作。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印度交通部长贾格克凡·拉姆14日在人民院说，将立即对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飞机在南中国海坠毁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印度民航局的两名高级官员定于16日前往新加坡调查飞机坠毁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展览会在京开幕
新华社15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15日下午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
开幕式在苏联展览馆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举行。
广场入口处悬挂着中捷两国国旗。
开幕式开始，乐队奏捷中两国国歌。
开幕式由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格里哥尔主持并致开幕词。
他说：
这次展览会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用自己创造性的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就的大检阅。
我们希望，这次展览会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与中国人民更加亲近，将有助于中捷两国之间的兄弟般的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并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的进一步巩固。
他又指出，最近五年来捷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因此，这次展览会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实中所取得的，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伟大的成就。
这次展览会是我们共同的创造，是捷中友谊和互助的结晶。
最后他并向参加这次展览会筹备工作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所有的中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接着致祝词。
他说，这一展览会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全部展品约有四千余箱，共重约一千八百余吨，占地一万六千平方公尺，其中包括各种工业机器、农业机器、轻工业品、农业产品以及文化艺术品等。
在展览期间，配合这一活动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各种科学记录片的放映，有捷克斯洛伐克专用飞机的表演，以及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利培勒兹木偶剧团在首都的演出。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品和精致的日用品也将在展览馆内设立多处售品所出售。
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这个盛大的展览会的。
他又说，这个展览会，把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卓越成就，具体生动地表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它将使中捷两国经济文化合作关系更为加强，也将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并借以吸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从而使中捷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共同前进。
他说，这将有助于中捷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与发展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
在开幕式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扬科夫卓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都相继讲了话（见今日本报第3版）。
展览会继由李先念副总理剪彩。
接着，来宾们到展览会各馆参观。
参加今天开幕式的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有：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扬科夫卓娃，副团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冶金工业与采矿部部长雷特马耶尔，团员：
捷克斯洛伐克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格里哥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科佐尔、机器工业部副部长什莫克、科学院院士叶希基克、画家贝尔契、雕刻家劳达，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主任波克和工作人员，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人员等。
参加开幕式的中国方面有：
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李先念，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3机械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以及其他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
参加开幕式的中国方面还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和其他各人民团体负责人，首都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界人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应邀来我国参观、访问的许多国家来宾也参加了开幕式。
参加开幕式的共有二千五百多人。

格罗提渥总理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慰问
新华社15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致电我国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代表团人员座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而遭到的损失表示慰问。
电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
敬爱的总理同志，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记者在飞往万隆途中遇到卑鄙无耻的谋害而遭到的严重损失，向您表示深切的慰问。
所有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民深信，帝国主义破坏万隆会议的这一暗杀罪行和任何其他阴谋绝不会阻止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和非洲人民把这一非常重要的会议变成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
1955年04月15日于柏林

积极发掘煤矿工业的潜力
从今年年初开始，全国国营煤矿普遍展开了全面的生产改革工作，在生产技术、劳动组织和管理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造。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挖掘煤矿工业的生产潜力，克服浪费和混乱现象，精简重叠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并抽出职工充实基层单位或其他建设部门。
这是进一步发展煤矿工业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国煤矿工业当前的基本问题，就是生产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在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国家要求煤矿工业的生产有很大的增长。
到1957年，原煤产量要比1952年提高一点七倍。
这个增加的产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要依靠旧有矿井挖掘潜力来完成。
几年来，各地国营煤矿虽然对过去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所实行的掠夺式的开采方法和技术上十分落后的状况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使煤矿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采煤法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百分之十三，提高到1954年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七；
机械化采煤的比重已由1950年的百分之四点二，提高到1954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井下通风大部由自然通风改为机械通风，全国原煤产量1954年比1949年提高了二点七倍。
但是由于条件和经验的限制，过去的生产改革都做得很不彻底，对旧企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技术的改造做得更差，地质、掘进、采煤、井上下运输等主要生产环节不平衡，生产地质和测量工作十分薄弱，指导和监督生产的作用还很不够。
同时企业的组织管理也很不健全，工程技术的责任制度未很好建立，对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就使得正常的生产秩序没有建立，生产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均衡生产和安全生产没有保证。
特别是这几年来由于生产任务加重，许多煤矿就不得不经常依靠突击生产来完成任务，而愈是突击生产，工作也就愈加忙乱被动，浪费和事故也就增多。
煤矿工业如果不在目前全面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改变上述这种被动局面，建立起稳固正常的生产秩序，就将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国营煤矿的全面生产改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被提到工作日程上来的。
煤矿工业的生产改革，先是在开滦煤矿试行。
开滦煤矿的生产改革，包括矿井改建和地质、测量、掘进、运输、通风、劳动组织以及行政机构等方面的改善。
其中又特别重视了加强地质、测量和采掘以及井上下运输工作的平衡。
因为这是影响煤矿工业生产的几个基本环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落后了，都会影响整个生产。
此外，提高采煤机械化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也是生产改革的重要内容。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的劳动热情。
随着生产改革的发展，又必须进一步改善行政管理机构，才能适应新的生产要求。
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开滦煤矿的生产情况有了改进。
它的经验，现在已在全国煤矿工业中推广了。
煤矿系统的生产改革，对于进一步改造我国原有工业，发掘原有工业的潜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根据目前初步的估计，生产改革以后，开滦煤矿全矿区的产量到1957年将比1953年增加近一倍。
不难想像，如果全国矿井都采取了这些改进办法，就必然会给国家增加更多的财富。
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正如煤矿工业一样，生产改革工作过去都做得不够彻底，生产潜力还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情况对国家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如果所有的工业生产部门，都能很好总结自己过去生产改革的经验，参照煤矿企业的做法，根据本企业的特点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和改革，把企业生产管理工作和生产技术水平全面地提高一步，那么，全国现有工业生产的成绩将会更大，这是可以肯定的。
这次煤矿生产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生产改革必须有全盘规划和长远打算，也就是要从生产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全面的安排和改进。
煤矿生产如同其他现代工业的大生产一样，它是各方面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同时由于生产对象的不同，它又具有着与其他工业生产不同的规律。
要提高煤矿生产水平，不断发掘煤矿企业内部的潜力，就必须认识它的内部联系，掌握它的这种规律，然后按照这种规律，作全面有计划的安排，建立起巩固正常的生产秩序。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利用企业内部潜力，把煤矿生产引向繁荣。
过去，煤矿工业曾进行过不少次的生产改革，但当时对工业生产的规律性认识不足，只是孤立地处理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企图用这种方法来改造煤矿工业生产的面貌，结果工作中往往顾此失彼，互相牵制，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根据过去几年来实际工作的经验，煤矿工业部门明确认识到要彻底改进生产，不作全面改革是不行的。
这次许多煤矿的全面改革，各项工作同时进行，相互配合，相互推动，工作进展很快，许多过去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都迅速获得了进展或解决。
当然，全面改革的口号，在具体工作中，不应了解为不分主次，没有重点地齐头并进，而只是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要有全盘规划和长远打算，在总规划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
煤矿全面改革的另一个经验，就是要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
煤矿生产改革的方案，实际上就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方案。
这就是以苏联的先进技术，来全面改革原有的落后技术；
以苏联的先进管理方法，来全面改革原有落后的管理方法。
这是煤矿工业中学习苏联的一个重要发展。
过去煤矿工业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曾陆续地学习了不少苏联经验，但这些学习是不系统不全面的。
这种学习的结果，往往不能发挥苏联经验的最大效能，有时候反而造成工作中的不平衡，因此这种学习方法，已不能适应今天煤矿生产发展的需要，必须把它提高一步，即采取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方法。
苏联的先进技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系统地研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全面地、有计划地学习苏联经验，才能使苏联先进技术发挥最大的作用。
有些人怀疑：
“今天我们和苏联的条件不尽相同，全面学习是否要求过高？”
煤矿全面生产改革的事实说明，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
在工业建设上，把我国落后的技术，安放在先进的基础上，即实行技术改造，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应该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
去年辽宁省阜新矿务局平安矿在一坑一米层采煤工作面上，全面地按照苏联煤矿生产管理的方法组织生产，结果获得了完满的成功；
在自然条件很不好的情况下，创造了全国煤矿中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最高纪录。
这个事实说明了全面学习苏联乃是改变我国煤矿工业落后状况的根本道路。
不断地改进生产管理，充分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政策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主要将依靠改善现有固定资产的利用状况、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来完成。
煤矿工业的生产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
希望全国煤矿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就；
也希望其它工矿企业，努力发掘潜力，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缅甸总统巴宇欢宴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
新华社仰光15日电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在14日下午八时设宴招待现在仰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以及全体顾问。
缅甸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总理吴努，外交部长藻昆卓、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登貌、缅甸驻美国大使巴林顿等高级官员。
宴会在友好空气中进行。

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驻我国外交使节
对我代表团人员遇难表示关怀和慰问
新华社15日讯
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所乘座机因美蒋特务破坏失事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驻华外交使节纷纷向我表示同情，并慰问罹难者的家属。
到现在为止，已经向我国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馆致送照会或函电表示关怀和慰问的有：
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柯尼希、印度共和国交通部长贾格克凡·拉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崔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察托尔道伊、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迪比约都特地访问了我外交部，表示对被难者家属的慰问。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赖嘉文和缅甸联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吴茂茂铎在访问我外交部时，也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怀。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访问了我国驻蒙古大使，对我国代表团表示慰问。

追悼石志昂等遇难人员和记者的公告
石志昂　李肇基　钟步云　沈建图　黄作梅　杜宏　李平　郝凤格　王明芳　斯塔列茨　严斐德烈士追悼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同志，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同志，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同志，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同志，乘坐由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星座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04月11日十二时一刻（北京时间）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由于美蒋特务的预谋破坏，该机在飞越印度尼西亚所属的大那多那群岛的斯达瑙岛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石志昂等十一烈士全部罹难。
美蒋特务蓄意破坏亚非会议，不惜用卑鄙手段制造谋杀，举世共愤，为和平事业而努力的石志昂等烈士不幸惨遭毒手，尤深悲痛。
兹定于04月17日下午二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特此公告。
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

不要因小失大
蔡得井
目前有两种植物油料加工办法：
一种是根据各地的中等技术条件，由加工单位和加工厂协商确定出油率，并实行超额累进提成奖励办法，即除按合同规定的定额交油以外，超额部分按超额多的多提成、超额少的少提成的原则给以奖励。
这个办法可以鼓励加工工厂改进技术，提高出油率，节约油料。
另一种办法是以油料数量计算加工费，不管出油率高或低，都不增减加工工厂的收入。
采取这种办法，就会助长油料的浪费。
有些加工工厂为了多得加工费，片面追求压榨原料的数量，而忽视提高出油率。
为了克服油料的浪费现象，争取用同等数量的油料生产更多的油脂，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采取前一种加工办法是非常正确的。
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在今年年初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从今年01月份起实行这种加工办法。
可是，有些单位至今仍不执行这种规定，而采取实产实交、没有奖励的办法。
追究原因，在加工厂方面主要是以为这样可以轻易地获得更多的加工费；
在油脂公司、粮食局方面，有的强调加工任务紧，顾不上提高出油率；
有的则认为上级规定的加工办法只适用于大城市大油厂，至于小城小镇的小油坊，计算出油率太麻烦，不便执行。
不论是哪一种理由，为的都是打本单位的小算盘——有的是打“钱”的算盘，有的是打“方便不方便”的算盘，可是谁也没有计算多出一些油脂对国家对人民的好处，也就是说，没有为国家和人民打打算盘。
1954年11月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估计，如果全国植物油脂的出油率平均提高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则1955年一年就可以用同等数量的油料增产两亿斤食油。
每人每年按六斤油计算，可以给三千三百多万人吃一年。
这和一个企业多得的一点加工费或一些企业职工多一点麻烦相比，究竟是谁轻谁重呢？
因此，真正会打算盘的人，必须是有全局观点的人，才不会因小失大。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增产两亿斤食油计划，必须在各省、市、县、镇切实贯彻超额累进提成奖励的加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
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以下简称双方渔协）委派的全体代表根据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为了合理地利用黄海、东海渔场，保护渔业资源和避免双方渔船作业时的纠纷，以增进中日两国渔业界的友好合作，经过协商，达成如下协定：
第1条本协定的适用海域（以下简称协定海域）是北纬三九度四六分四八秒、东经一二四度一○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北纬三六度四八分一○秒、东经一二二度四三分之点，北纬三五度一一分、东经一二○度三八分之点，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二三分之点，北纬二九度、东经一二二度四五分之点顺次连结线以东、北纬二九度以北黄海、东海的公海。
第2条1双方渔协就协定海域内的六个渔区，分别在一定期间内，规定中日双方机船拖网渔轮（包括双船拖网渔轮和单船拖网渔轮，以下同）实际从事捕鱼的最高船数。
办法见附件一。
2本条规定并不限制在协定海域内的航行。
第3条　中日双方机船拖网渔轮为谋求机船拖网渔轮间和机船拖网渔轮与他种渔船间在海上的安全生产，维持正常秩序，应遵守附件二的规定。
第4条　1中日双方机船拖网渔轮如果遭遇海难和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或者船员负重伤或患急病，有必要紧急避难或者需要救助时，双方渔协和在渔场上的渔轮应尽力地予以协助和救助。
2双方机船拖网渔轮因紧急事故需驶至对方港口寄泊时，应遵守附件三的规定。
第5条　双方渔协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发展双方渔业生产，愿意交换有关渔业调查研究和技术改进的资料。
办法见附件四。
第6条　1一方机船拖网渔轮发现对方机船拖网渔轮有违反第2条的规定的行为时，应通过本方渔协通知对方渔协处理。
接到通知的一方渔协对违反第2条规定的渔轮，得采取警告和其他处分，并把处理结果通知对方渔协。
2中日双方机船拖网渔轮间，或者机船拖网渔轮和他种渔船间发生纠纷时，应尽可能地在现场协商解决。
如果在现场解决有困难时，应各自报告本方渔协，由双方渔协查明实际情况，予以解决。
3一方机船拖网渔轮违反了第3条的规定而使对方机船拖网渔轮或者他种渔船遭受损害时，双方渔船应各自报告本方渔协，经双方渔协查明实际情况后，予以处理。
第7条　本协定的附件和协定本文具有同等效力。
第8条　本协定由双方渔协负责执行。
第9条　双方渔协应努力促请本国政府迅速地为解决中日渔业问题举行谈判，以期签订中日两国渔业协定。
第10条　1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第60天开始生效。
2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在四十五天内完成必要的手续和准备工作，并互相通知。
第11条　本协定的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以一年为期。
1955年04月15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代表
杨　煜　高树颐　赵安博　舒光才张孑夫　王云祥　侯连三　王野雨
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
七田末吉村山佐太郎山崎喜之助德岛岩吉增田茂吉　梶山音治　丸龟秀雄高桥熊次郎中野源二郎　谷村高司　小川鹤太郎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致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指示，特向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通知下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海域内，为了国防安全和军事需要，规定：
（一）从北纬三九度四六分四八秒、东经一二四度一○分至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两点连线以西的海域为军事警戒区，日本渔船未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允许不准驶入。
（二）从北纬三一度、东经一二二度至北纬三○度五五分、东经一二三度至北纬三○度、东经一二三度至北纬二九度三○分、东经一二二度三○分至北纬二九度三○分、东经一二二度五点连线以内的海域为军事禁航区，在这个区内，禁止日本渔船驶入。
二、从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中国大陆沿岸迤东，包括台湾周围在内的海域，目前尚处于军事作战行动的状态下，为此特劝告日本渔轮不要进入这一海域捕鱼，否则，其所发生之一切后果由渔轮自负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国的沿海渔业资源，规定从北起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至北纬三六度四八分一○秒、东经一二二度四三分至北纬三五度一一分、东经一二○度三八分至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二三分至北纬二九度、东经一二二度四五分五点连线以西的海域为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
在这个海域内禁止中国机船拖网渔轮捕鱼，同时，日本机船拖网渔轮也不得进入这个海域内捕鱼。
据此，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提请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对上述通知予以最充分的注意，促使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日本一切渔轮遵守上述规定。
此致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七田末吉团长村山佐太郎副团长山崎喜之助副团长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
团长杨煜
副团长高树颐
1955年04月15日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致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的备忘录
在黄海中部以北纬三四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三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之点，北纬三三度、东经一二四度之点，北纬三三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连结线的海域内为小黄鱼密集场所。
每年10月、11月和翌年01月、02月等四个月期间，中国经常有八十对左右机轮在这个渔场作业，在同一期间内日本也有大批渔轮在这个渔场作业，因此，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根据在中日双方渔轮竞争激烈的渔场实行合理安排的原则，曾一再提议这个海域区划为一个渔区，在上述渔场和盛渔期间内，合理地限定双方作业船数。
贵方代表团曾表明在该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轮为五十对左右，中日双方渔轮不会发生激烈竞争等理由，不同意将该海域区划为一个渔区。
同时，贵方代表团表示愿意在该海域内考虑中国渔业界的利益，保证不垄断渔场，不排挤中国渔轮的作业。
根据上述情况，我方代表团基于和日本渔业界友好合作的愿望，为了促使中日双方关于在黄海、东海的渔业问题早日达成协议，认为可以暂时不将上述海域划分为一个渔区。
为了保护该海域的渔业资源，为了避免渔业纠纷，我方希望贵方代表团注意我方代表团对该海域的见解，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贵方渔轮在上述渔场排挤中国渔轮情事的发生，并通告贵方渔轮船员切实遵守此次中日双方民间渔业团体签订的协定附件二、“关于维持渔船作业秩序的规定”，以期增进中日两国渔业界的友好和合作。
此致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七田末吉团长村山佐太郎副团长山崎喜之助副团长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
团长杨煜
副团长高树颐
1955年04月15日

分区分类指导农业生产
　田流　刘杰
195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开始实行了分区分类指导全省农业生产的方针。
这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它有效地克服了农业生产领导上一般化的缺点，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1953年以前，由于不明确农业生产的区域性，不熟悉不同作物、品种生长的习性，山西省农业厅在指导全省的农业生产中，发生过很多主观主义的错误和一般化、指导不及时等官僚主义的毛病，把好事办成坏事，把增产措施变成减产教训，使生产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1951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忻县专区盲目推广洋麻一万多亩。
因为当地农民没有种植洋麻的技术，也没有沤麻的条件，结果，造成了生产上很大的损失。
同年，还在晋南专区盲目地推广半春性的“碧玉麦”，结果，到了冬季大部被冻死，没有收成。
1952年，个别地区的农业领导部门不看土壤、气候、耕作、品种等条件，笼统地号召农民“密行密植”，有的农民密植玉米竟达每亩五千株，结果，长不起来，一半的株数不能出穗结棒。
至于农业指导上的一般化和指导不及时等现象就更多了。
那时山西省农业厅对全省农业生产的指导，往往只是根据太原地区的农事节令。
晋南地区果树已经开花了，才接到了农业厅关于“嫁接”的指示；
晋北地区的羊毛已经剪过了，剪羊毛的通知才刚刚下达。
在这许多事实的教训面前，山西省农业厅才逐步明确了指导农业生产必须从各地不同的经济特点和自然条件出发，实行分区分类指导的方针。
领导思想明确后，山西省农业厅就着手对全省进行农业生产区域的规划工作。
山西省的自然条件是十分复杂的。
南部气候温暖，北部气候寒冷，两个地区的农事节令相差一个多月，无霜期相差达八十多天，全年的平均温度相差六、七度；
地势的高低悬殊就更大了，低洼地区拔海仅三百六十公尺，而高地（可耕地）则达一千零六十三公尺，最高山峰更达三千多公尺。
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作物分布就有极大的差异，晋南地区适宜棉、麦生长，而晋北地区则大部种植生长期较短、抗寒、抗旱力强的春麦、马铃薯、莜麦、亚麻等作物。
各地耕作技术水平也极不一致。
先进地区已经使用拖拉机或新式农具，耕作也较精细；
落后地区还没有耧耙等旧式农具，耕地还用木犁，对作物既不中耕培土，也不施肥，还停留在“广种薄收”的阶段。
山西省的农业区划就是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特点，作物分布的不同，耕作水平的高低，把全省划分为晋南、晋中、晋东南、晋西、晋北等五个农业区。
为了能够在大的区划范围内贯彻分区分类的指导原则，各专区、县，又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划分若干较小的农业区；
各区、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实行土地、作物站队，来达到因地种植并积累耕作经验的目的。
划分好农业区以后，山西省农业厅又在各个不同的农业区里，建立了农业生产的指导机构。
这是贯彻分区分类指导原则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措施。
只有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需要逐步建立起农业技术指导组织，才能使分区分类指导的原则变成实际的措施；
只有技术指导干部深入农村，深入田间，深入生产过程，结合农民生产经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才能够进一步确定适合本地区农事需要的具体措施，进行具体指导。
1954年山西省农业厅在全省建立了三百七十七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备了一千六百七十七个农业技术干部；
并在晋南、晋中、晋东南三个区建立了十七个农业科学技术基点，在晋中碱化地区成立了碱化改良工作队，在晋西北建立了水土保持工作站。
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的农业技术指导站、农业科学技术基点，根据本地区不同的条件和特点，进行研究、推广工作，具体地贯彻和执行着分区分类指导的原则。
如设置在晋南地区的站和点，根据这个区气候温暖、地势平坦、土壤中含有机质极少（据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典型调查，有机质含量不到百分之一）、肥料缺乏、虫害严重等特点，进行了许多工作。
晋南区主要作物是棉花和小麦，这个地区的站和点对这两种作物的栽培、管理进行了研究。
在麦田栽培中推行了轮作、倒茬，选用优种，实行“窄行匀种、适当增加播种量”的密植法；
在棉田中积极推行了防治棉花虫害，改进田间管理，推广曲耀离“五打整枝”技术经验，适当提早播种期，适时适量施肥浇灌等提高棉田产量的措施。
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各个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科学技术基点，都已程度不同地掌握了本地区的特点，开始提出和解决当地农业生产中若干重要问题。
榆次县张庆基点站发现黑穗病是这个地区的主要作物——高粱减产的重要原因后，就大力提倡并具体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赛力散”拌种和拔除病株等措施。
经过采取这些措施后，高粱黑穗病的发病率已从原来的百分之十七降低到百分之九点九。
保德县暖泉乡水土保持基点站去年在黄土坡地上，推广了沟垄种植法，农作物增产达百分之十一以上。
全省各个点、站，一年来在推广密植耧、麦田压绿肥、高温速成沤肥、玉米人工辅助授粉、药剂拌种等技术措施，都起了典型示范的指导作用。
1954年全省共改制密植耧三万五千多张（由七寸行距改成五寸左右），使密植面积达到麦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麦田压绿肥九十五万亩，开始改变了某些地区麦田不施肥的习惯。
棉花栽培中各产棉区除推行了等距、匀苗、合理密植等增产方法以外，已经根据地区、土地、品种等条件，初步确定了单位面积的最高栽培株数，克服了过去那种盲目密植的偏向。
一年来的事实证明，分区分类指导农业生产的方法，是改善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措施。
但这毕竟是一件新的工作，由于实行的时间短和缺乏经验，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缺点，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山西省农业厅在贯彻分区分类指导农业生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是：
（一）在技术指导方案中，虽然指出了各个农业区的范围、特点以及必须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但没有具体规定出贯彻的步骤和完成的程度，这就使某些专区、县的农业领导部门对实现分区分类指导原则，程度不同地停留在口头上和计划中。
（二）把全省规划成五个农业区也不够科学和合理，如晋西农业区的南半部为棉麦推广区，而北半部则是亚麻、春麦产区，把它划在一个农业区显然不合适，需要修正。
（三）农业厅在贯彻分区分类的指导原则中，缺乏具体深入的检查工作，没有更认真地系统地总结和研究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还残存着一般化的工作作风。
这些都必须继续加以改进。

把电话安装到边远山区去
热河省邮电管理局派出的地方电信工程测量队，开始在过去不通电话的边远山区测量和架设电话线路。
到04月10日，他们已经测量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线路。
计划在1955年10月底以前，全省不通电话的边远山区和牧区全部要安上电话。
热河省今年计划架设电话线路的地区，都是交通不便的山区和牧区。
过去这些地区全靠马或骆驼和外地联系，到远的地方往返一次要走一个星期左右。
安上电话以后，这些地区和外界的联系就方便多了。
（新华社）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介绍
　本报记者　柏生　葛娴
迎着春天灿烂的阳光，人们走进了辉煌壮丽的北京苏联展览馆。
这里正举行着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国外举办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展览会。
它生动地显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
走进展览会的中央大厅，迎面是表示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标语。
通过中央大厅，首先来到展览会的中心——工业馆。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馆里有许多数字说明了这个事实。
这个有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国家，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她的褐煤生产已占世界第2位，硬煤和生铁占世界第6位，生钢占世界第5位，她的很多重要产品都已超过了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设的中欧最大的钢铁厂——哥特瓦尔德钢铁厂，在1952年到1953年的一年间所出产的钢铁，就已超过了1934年全捷克斯洛伐克的钢铁总产量。
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钢铁产量迅速提高，机器制造业也跟着迅速发展起来。
我们在工业馆内看到的各种类型的新式机床，就充分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水平。
在这里展出的四十三台机床中，每一台机床都有它不同的优点。
在工业馆的最前端，是一台像巨人似的立式旋搪床。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给我们详细解说了这台机床的性能和特点。
这台机床，是用来加工十吨到十二吨大型的圆轴形的工作物的。
它自重有四十八吨。
机床上面有两个竖刀，一个横刀，横竖刀的行程都用操纵杆通过机器的电力自动控制。
操作时，只需一个人把工作物夹在工作台上，用仪表盘的电钮来调整工作台速度，机器就可以自如地转动。
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说，这台立式旋搪床是他们学习苏联、按照联经验设计制造的。
他说，像这样大型的机床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很多的。
捷克斯洛伐克在五年计划期间，出产的许多新机器中，已经有可以加工直径达五公尺、重量达一百二十吨的部件的旋转车床，和可以加工重量达二百吨的快速切削车床。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又领我们看了一台精密度很高的、完全自动化的仿型铣床。
这台铣床是加工各种立体模型工具用的。
机床有两个工作轴，可以同时开动。
铣轴有十六种不同的速度，超过负荷量时机床会自动停止旋转。
在这台铣床的南边，还有一台重量有四十四吨、可以切削六公尺长的工作物的重型中心车床。
展出的机床中，还有一种最新设计的精密龙门铣床，全重三十六吨。
这种铣床特别适合高负荷的铣削用途，可以同时进行平面、侧面和斜面加工的工作。
此外，在展出的机床中还有制齿机、平面磨床、外圆磨床、内圆磨床等。
在工业馆大厅的右侧陈列的还有各种型式的电动机和交流、直流电焊机。
其中有一部是带有柴油发电设备的电焊机，这部电焊机并不需要外来的电源进行焊接工作。
在这些电焊机旁，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为我们作了生动的焊接表演。
在工业馆二楼左侧回廊上展出了各种精密仪器。
其中有一个电动天秤，它精密到能够把万分之一克的轻重区别出来（一克等于我国一市斤的五百分之一）。
参观了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各种新式机器和精密仪器，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以创造性的劳动建立了祖国的机器制造业。
在从1949年到1953年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新建了二十四个机器制造工厂，生产了数百种新型机器和设备。
和1948年、即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前一年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工业已增长了二点三倍。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工业按人口平均计算，已占世界第4位。
在展览会工业馆二楼东侧回廊上和东广场，我们看见了多种有名牌号的捷克斯洛伐克车辆。
这里有荣获两次国际06月竞赛冠军奖的JAWA牌世界闻名的机器脚踏车，和最新型的美观而舒适的斯克达牌小型汽车。
有布拉格牌载重汽车，还有载重量四吨的液压式汽车起重机。
其中为我国首都人民最熟悉的是一辆斯克达牌红色公共汽车。
现在，这种舒适、美观的捷克斯洛伐克汽车已在我国首都市区和郊区广泛使用。
捷克斯洛伐克在1897年就生产第1辆汽车了。
1934年起，就制造了这种新型的“斯克达”汽车。
捷克斯洛伐克汽车在阿根廷、乌拉圭、南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大型汽车的竞赛中，曾几次获得第1。
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竞赛中，也都获得了光辉的荣誉。
捷克斯洛伐克汽车出口已遍及世界上许多国家。
在东广场上展出的交通工具中，还有两架新型的飞机。
一架是高速运输机，它适合于班期航线以外的急速运输用途；
另一架是教练和表演用的E126型飞机。
这架飞机还可以带一架滑翔机飞行。
在广场最后面的轨道上，还有一台新型电气机车。
在东广场的中央，耸立着一部高二十二公尺、钻探深度达一千二百公尺的钻探机。
屹立在西广场前面的一架E25型万能挖土机，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
它是展览会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展品。
全重为一百吨，载重量是二十五吨。
这台挖土机的伸出臂可以按照工作需要旋转三百六十度，它既可以用来挖土，又可以用来起重。
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出产了一部重达六百七十一吨，世界上稀有的起重机。
在这个广场的北边，陈列着各种新式的农业机械。
有拖拉机、动力刈草机、各式铧犁、中耕机、肥料撒播机、亚麻收获机等。
其中“泽托”—25型柴油拖拉机是一种万能中型拖拉机。
这部机器除耕地、播种及收获等的主要工作外，还可以用作其他作业用途。
在这里还有一台PF6型园艺拖拉机，能配合各种附带工具作运输、耕地、犁地、播种、刈草、钻洞和扫地的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已能生产一切最新的农业机器。
在捷克斯洛伐克，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乡村都使用了电力。
在展览会中，我们还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玻璃工业、皮鞋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展品。
闻名世界的捷克斯洛伐克玻璃制品的艺术是具有着悠久历史的。
在十五世纪时，她便建立了第1批玻璃工厂。
十六世纪波希米亚玻璃制品便开始输出国外了。
在二十世纪中，捷克斯洛伐克玻璃工业广泛地机械化和自动化了。
这里展出的各种精致的玻璃器皿十分吸引观众。
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工业也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
她的皮鞋在世界上销路很广。
在展览会中，陈列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式样的皮鞋以及皮鞋工业的机械化设备。
如用以制鞋底或鞋跟的各式机器，它们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运用非常简便。
展出的自动万能后跟制型机每八小时可安装一千双鞋跟。
在展出的各色鲜艳美丽的纺织品和各种新式纺织机器中，充分地体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纺织工业的发展面貌。
我们在展览会中看到了一台用于印制各种花布的六色滚筒式印花机，这部机器每分钟产量是三十公尺到八十公尺。
在轻工业展品中，还陈列有许多精密的医疗设备、各种乐器和著名的比尔森啤酒。
在东广场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普通劳动人民舒适的家庭住宅。
所有这些展品，都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重工业日益发展的基础上，已走上了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的道路。
从展览会文化馆里展出的许多文化生活展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民族的文化和艺术面貌。
这里陈列着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传统艺术和现代民间艺术的创作品，显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艺术的优秀传统。
这里展出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影制片厂荣获奖誉的许多故事片、木偶片、动画片、纪录片和新闻片的一些生动的镜头，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的发展。
从这里展出的许多儿童读物、玩具中，还可以体会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儿童教育和儿童生活的关怀。
在展出的许多捷克斯洛伐克近代艺术家的杰作和文学、音乐作品等展品中，我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艺术事业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
参观了整个的展览会，使我们不禁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兴奋和鼓舞。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亲切的。
虽然美丽的布拉格和北京之间的距离是那末遥远，但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因这次丰富的展览而更加亲密。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将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致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的信
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对于贵方当1955年04月15日在北京签订“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时，同时送交我方的1955年04月15日的来函，答复如下：
一、对于下列三个军事区，我代表团认为贵国政府的措施是适用于不分国籍的所有船只并非仅以日本渔船为对象的。
在这样的理解下：
1．关于北纬三九度四六分四八秒、东经一二四度一○分之点，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连线以西的军事警戒区，如无贵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日本渔船不进入该区。
2．北纬三一度、东经一二二度之点，北纬三○度五五分、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三○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二九度三○分、东经一二二度三○分之点，北纬二九度三○分、东经一二二度之点，五点连线所形成的军事禁航区，日本渔船不进入该区。
3．关于北纬二九度以南的军事作战区，我方了解到贵代表团劝告的精神，通知所有日本渔船并加以贯彻。
二、对于贵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国沿海的渔业资源的北纬三七度二○分、东经一二三度三分之点，北纬三六度四八分一○秒、东经一二二度四三分之点，北纬三五度一一分、东经一二○度三八分之点，北纬三○度四四分、东经一二三度二三分之点，北纬二九度、东经一二二度四五分之点，五点连线以西的机船拖网渔业禁渔区，我代表团虽然认为一国的国内法不能在公海直接束缚其他国家人民，但注意到贵国政府设定机船拖网渔业禁渔区的精神，保证自主地制止日本机船拖网渔轮在该禁区作业。
我代表团根据贵代表团的劝告，所以表明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日中双方渔船在黄海、东海渔场的和平共处和增进日中友好关系。
我们殷切地希望贵代表团，为使我代表团的上述愿望得到实现，能够给予一切有效的合作。
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杨煜先生副团长高树颐先生
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团长七田末吉
副团长村山佐太郎
副团长　山崎喜之助
1955年04月15日在北京

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致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的备忘录
根据贵方代表团关于将这次会谈中虽经贵方代表团热烈主张并坚持至最后，但由于日本代表的反对而未能取得决定的问题的协商经过，作为备忘录进行交换的建议，日本代表团表明见解如下。
日本代表团通过这次和贵方代表团的友好会谈，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同时，就若干重要问题也取得了意见的一致。
这就是从保护渔业资源、合理地利用渔场、避免纠纷以求生产的发展，是符合两国渔业界的利益和繁荣的观点出发，在双方之间，决定了目前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切实可行的方法。
但是日本代表团很遗憾地难以同意贵方代表团希望在黄海、东海中部以北纬三四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北纬三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之点，北纬三三度、东经一二四度之点，北纬三三度、东经一二三度之点连结线的海域，在一定的期限内，互相自动地限定双方的单拖渔轮和机船拖网渔轮（以下简称“渔船”）的作业船数的建议。
对此，日本代表团曾提出如下主张。
由于这方面的海域是广大海面的普遍性渔场，即使在渔汛期，两国渔船的竞争亦很少。
其次经过此次会谈，两国渔船的友好作业成为可能，同时如在日本渔业界贯彻了协定的精神，预计日本渔船对渔场的选择将予以进一步的注意，在各个渔场广泛地分散开来。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我们认为今后日本渔船在上述海域同时进行作业的船数约为五十对到六十对，从这方面的渔场状况来看，不能认为日本渔船会过度地集中到狭窄的区域去。
因此日本代表团相信在事实上不致发生，如贵方代表团所称：
日本渔船会垄断该海域的渔场或排斥中国渔船的作业的情况。
对此，贵方代表团主张说：
日本代表团说是五、六十对，但在过去曾发生过在同一时间内有一百对以上日本渔船在该海域作业的事实。
该海域对于中国也是极其重要的渔场，在10月、11月以及翌年01月、02月的四个月间，有七十对至一百对的中国渔船前往捕鱼。
因此，如双方不加某种限制，不但在两国渔船间一定将发生激烈竞争，由于竞争而可能引起纠纷，而且中国渔船将为优势的日本渔船所压倒，不能完成其生产。
为了消除这种顾虑，应该把它区划为一个渔区，并合理地安排双方渔船的船数。
但是日本代表团考虑到上述理由和国际上的影响，未能同意这一点。
当然，日本代表团从增进日中两国渔业界的友好的立场出发，对贵方提案的精神已加以充分的注意。
此外日本代表团愿特别在此表明，将为切实遵守协定附件二“关于维持渔船作业秩序的规定”而尽最大的努力。
同时，日本代表团深信不仅在上述海域，而且在广阔的黄海、东海的所有渔场，日中两国的渔船将相互根据信义诚实的精神，遵守作业上的纪律，维持秩序。
日本代表团鉴于这次会谈的经过，热望和贵方代表团相互合作，以使会谈的成就更有意义。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
团长杨煜先生
副团长高树颐先生
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团长七田末吉
副团长村山佐太郎
副团长山崎喜之助
1955年04月15日在北京

检查我们的浪费
　重庆五○七电厂厂长　李浩
最近，我们工厂里进行了一次反浪费检查，发现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盲目储备器材、讲阔气、不计成本的严重浪费现象。
一年来，工厂的物资积压和浪费达三十八万元，使国家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
造成积压和浪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领导上片面地强调有备无患，缺乏降低成本的观念。
如锅炉用的原煤，1954年底总计盲目的购进了九千六百吨，价值二万八千八百元（现在已处理）。
其他如球磨机的钢球，各项电缆、输煤皮带等积压情况也是严重的，总计价值三十八万元。
拿这笔钱可购买煤一万四千吨，能发电约二千五百万度。
这种不计成本的做法，说明我们缺乏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建立当家理财的思想，也没有严肃认真地编制和审核计划，以致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们对职工进行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也是做得很差的。
01月份我们的非生产用电数竟达三万七千七百九十度，相当于一个小厂的动力用电量。
宿舍内部分同志的电灯通夜不熄，他们认为自己发电多用点电没有什么了不起。
至于随便取用公家的花线、灯泡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
处处显阔气、讲大方，这样的浪费也是很多的。
譬如生产教育场计划给培训人员做工作服一百五十套，每套十六元，由行政科代做。
行政科原库存四百套工作服，他们不去利用，而以十七元一套定制了一百五十套丝光卡叽工作服，造成了严重的积压和浪费。
其次，制定计划的盲目性很大，也是造成物资积压的原因。
如化学场由于计划不周，盲目编造预算而购回价值二千五百七十六元的纯碘十六磅，可用六百年；
价值一百六十元的高锰酸钾二瓶，可用二百年。
又如修配场在1955年度计划要用材料二十万元，经过仔细审核，只要二万元。
各项制度不健全，领导方面只作布置而缺乏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经常检查，把编制和审核计划变成走过场，无人负责的现象比较严重。
这也是造成以上各种浪费的原因之一。
经过这次检查，我们深深地认识到：
“官僚主义是铺张浪费的温床”。
今后我们首先要改进领导作风，深入了解情况，严肃地编制计划和深入细致地审核计划，根据平时对设备的维护检修和定期大小检修的工时工料原始记录，制定材料的消耗定额；
加强财务供应的管理，健全车间成本管理制度、材料稽核制度、领料退料和追加变更计划的管理制度以及年季月计划编制审核管理制度等。
同时教育全厂职工从各方面节约原材料，树立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
为了保证做好这些工作，已决定由厂党委会和工厂行政领导干部，每周轮流给工人作政治报告一、两次，使每个同志都明确认识节约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同浪费现象作斗争，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任何党组织都应该维护党的团结
易槐
“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党的团结状况稍有缺点，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
我们不能认为只有高级党委和高级干部的不团结才影响党的事业，实际上，任何一级党组织，甚至党的基层组织的不团结，对党的事业也是很不利的。
山西省洪赵县曹生村党组织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洪赵县西安乡党组织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侯天贵，是村分支部书记；
一个叫陈友仁，是乡支部副书记。
侯天贵和陈友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亲密团结，紧紧依靠群众，渡过了那些最艰难的岁月。
可是，当党战胜了敌人，人民掌握了政权，曹生村农民开始进行生产建设的时候，这一对经历过艰苦斗争考验的亲密战友却大闹起不团结来了。
土地改革以后，侯天贵和陈友仁各自领导了一个互助组。
1953年春天，侯天贵领导的互助组转成了“向明”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陈友仁要求入社。
可是，因为他领导的互助组搞得不好，社员们没有通过他入社。
陈友仁因为这件事就很不满意侯天贵。
在这种个人情绪支配下，陈友仁就忘记了一个党的支部副书记对互助合作运动应负的责任。
他不但不尽力支持和帮助“向明”社的工作，用
“向明”社的事实在群众中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反而到处说风凉话，讽刺、嘲笑侯天贵和他领导的“向明”社。
侯天贵也是同样，因为不满意陈友仁，就不但不通过“向明”社去帮助陈友仁的互助组，使互助组能够不断地巩固和提高，反而到处讲陈友仁的互助组搞得不好，转不了社，等等。
1954年春，陈友仁领导的互助组转成了“光芒”农业生产合作社。
因为侯天贵和陈友仁这两个社长不团结，这两个社就不是互相帮助，携手前进，而是互相排挤，互相拆台，经常借故闹纠纷。
1954年麦收时，“向明”社集体打麦没有场，要用村上的戏场。
陈友仁便用乡支部副书记身份出现，借口让群众晒麦，不准“向明”社用场。
侯天贵就不顾农忙，找到乡、区以至县里去告陈友仁的状。
秋收时，两个社都要独占学校的院子收打秋粮（当时学校放假），谁也不让谁。
于是，两个人都放下秋收不管，又打官司一直打到县委会。
1954年08月，两个社都开始扩大。
陈友仁、侯天贵不是在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全村的合作化运动，而是用你压倒我、我排挤你的办法去乱拉社员。
“光芒”社抓住了“向明”社两个社员打架的空子，到处宣扬“向明”社如何如何不好，趁机“动员”了一百零三户农民加入他们的社。
侯天贵一看，怕自己的社吸收不了新社员，也赶忙采取了“紧急措施”，抢着“动员”了六十三户加入“向明”社。
因为他们两个人闹不团结，连党的会议也不常开了，要开也是两个社的党员分开，各开各的，使党的支部处于分裂状态；
即使一起开会，他们也是互不理睬。
党和社的领导干部不团结，社员们也跟着互相讽刺、嘲笑，闹小宗派。
两个社这样无原则地闹纠纷，使农业技术站派去的干部没办法在曹生村进行工作。
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本来不如曹生村的两个社好，但是，他们在农业技术站的指导帮助下，去年每亩棉田平均产棉三百五十斤。
曹生村两个社每亩棉田平均只产棉三百斤。
侯天贵和陈友仁闹不团结的结果，单是这一项就使两个社减少收入一亿元（旧币）。
这件事很清楚地说明了：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党组织的团结状况一有缺点，资产阶级思想立即就会乘隙而入。
曹生村支部的不团结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当陈友仁和侯天贵大闹不团结的时候，在这个支部以及这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际上，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已经占了上风。
他们在处理两个社的关系时，已经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而采用资产阶级的互相排挤互相打击的手段。
闹不团结这个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表现；
一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一经沾染了这种思想，他们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失掉嗅觉，党组织也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
而资产阶级思想一经在党内蔓延滋长起来，党的各种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会遇到障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会受到损害。
曹生村支部的领导干部不团结，这个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这不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十分欢迎的吗？
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像曹生村支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很个别的现象。
在农村中，一个村有几个社的，社与社之间往往不能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处理问题，而程度不同地像曹生村支部这样闹不团结。
在工厂中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行政领导干部也常常闹无原则纠纷，使领导核心不能团结一致，影响国家计划的全面完成。
而这些领导干部对这种无原则纠纷的严重危害性往往认识不足，总觉得个人之间闹点纠纷，对生产的影响不大。
从曹生村支部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是多么有害！
陈友仁和侯天贵的不团结问题，中共洪赵县委会已经根据党的四中全会的精神，做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现在陈友仁和侯天贵以及这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的团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
但是，这件事决不是一个村子的党组织里偶然发生的事情，还有相当多的党组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你怎样看待党的支部工作？
黎言
目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有些共产党员不愿意做或者不屑于做支部工作。
北京财政干部学校就有这种情况。
这个支部每次改选，都有一些党员怕自己被选为支部委员。
如果没选上，认为是侥幸；
如果选上了，看作是负担。
一个当选为支部委员的同志竟然因此大发牢骚：
“以后在表上再也不能填写自己担任过什么党内职务了，否则，支部工作就会压到自己头上来，这是一条经验教训啊。”
这样的“经验教训”当然是荒谬的。
但是，这可以说明少数党员不愿做支部工作的情绪是多么不正常的了。
有的共产党员在当选支部委员以后的分工中，往往又把支部书记这一职务推来推去，不愿接受。
比如天津市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就是这样。
支部委员会推选他担任支部书记，他拒不接受，为此，支部委员会花了六个钟头，开了三次会，结果他还是拒不接受。
这位副局长的理由是什么呢？
“党派我来是做行政工作的，不是做支部工作的。”
显然，这位副局长弄错了，党派他到文化局担任副局长固然是做行政工作的；
但党绝没有不要他同时也做支部工作的意思，至于他要不要做支部工作，不是党派不派他的问题，而是看这个支部的党员选举不选举他的问题。
而且，文化局支部工作做好了，正是文化局行政工作做好的保证，这中间没有矛盾，而是紧密关联的，怎么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呢？
有些当选为支部委员的，对自己担负的工作不仅缺乏应有的工作热情，而且还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
他们根本不关心支部委员会的工作，甚至连支部委员会的会议都避不参加。
这更是常见的现象。
被选为支部委员的，应该说，是受到支部全体党员信任的，这种信任是值得当选的党员珍惜和必须珍惜的。
轻视支部工作，事实上就是轻视党组织的作用。
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所有被选为支部委员的党员只有兢兢业业，努力做好支部工作，像做好党所分配的其他工作一样。
而决没有拒绝做支部工作的理由；
如果有谁拒绝做支部工作，就应该问他：
你对待党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看法？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列宁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为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而作
赖若愚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手中，即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
——“共产党宣言”
在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几个月里，列宁就指出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各种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尽量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发展重工业，把社会生产力提到更高的水平，以巩固既得的胜利。
列宁的这一指示，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实践中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它也应当是指导新中国工人阶级前进的南针。
中国工会正是遵照列宁的原则和苏联工会的实际榜样来建立自己的工作的。
当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考察一下中国工会几年来实践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学习列宁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遗产，以增强工会工作的战斗力量。
一
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
中国工人阶级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同工人阶级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来比较，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工会的作用是怎样的呢？
列宁在1920年批判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谬论时，对于工会的作用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
一方面在职工会包括全体产业工人，把全体产业工人吸引到组织行列中来时，它是一个统治的、行使政权的、执政的阶级之组织。
这个阶级是实现专政的阶级，是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
然而职工会却不是国家的组织，它不是强制之组织，它是教育的组织，是吸引与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行政的学校，一个管理的学校，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
它并非一个普通类型的学校，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应付的不是教员与学生；
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结合，即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与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底革命先锋队从它的周围提拔出来的东西，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列宁：
“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这个结论是每个工会工作者应当熟读深思的。
这是针对阶级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作出的估计。
谁不了解这一点就必然要犯错误。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那末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己对于国家的领导呢？
答复也很明白，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
那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可以离开他的阶级队伍来体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领导呢？
当然不可以。
党必须紧紧地团结了自己的阶级，才能实现对于国家的领导，才能领导全国人民。
因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本阶级之间的结合物，党同工人群众联系的引带——工会的作用就很重要了。
用列宁的话说：
“假如没有像职工会这样的基础，那末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行使国家职能。”
（同前）试问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有没有这样的作用呢？
显然是没有的。
而我们有些同志却从群众性组织这一点出发，得出工会的作用没有变化的结论。
这显然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思想，会把工人群众引导到同本阶级领导的政权对立的地位上去。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工会的实际活动也起了根本变化，正如列宁在第2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
“从历史上出现伟大的变革起，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中起，工会在一切活动中也经历了一个大变化。
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只可能是千百万群众。”
这个变化再明显不过了，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只是剥削者进行剥削的对象，工人做工只是为资本家创造最大的利润，那里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呢？
可是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劳动，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的生活而劳动，为了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劳动。
胜利了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对于组织工人群众的劳动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工会组织应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真理告诉工人，教育工人群众成为新社会建设的自觉成员。
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从“剥夺剥夺者”进到在组织上、在经济建设上、在新社会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上巩固既得的胜利。
工会应当把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组织起来，经过工会，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二
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工人阶级为了巩固胜利，需要大力发展生产，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如列宁所指示的：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列宁：
“伟大的创举”）。
提高劳动生产率最主要的是依靠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组织竞赛，以鼓舞群众的进取心和大胆首倡精神。
列宁在10月革命胜利之后，在1918年02月发表的“怎样组织比赛”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思想。
他指出：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1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阔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我国在解放之后，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枷锁和重压被粉碎了，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成为光荣的全体人民的事业。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普遍高涨，广大的职工群众积极协助政府清点接管了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各地自发地开展了劳动竞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迅速地恢复了生产，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水平。
但是初期的劳动竞赛，主要是偏重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端正劳动态度，即偏重于加强劳动强度。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需要的，也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这种劳动竞赛是必须继续提高的。
在我国进入第1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期以后，企业管理的计划性已经开始加强，劳动竞赛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技术设备条件较高的先进厂矿企业内，已出现了像张明山、王崇伦、黄荣昌等这样有才干的先进人物。
他们在劳动竞赛中十分重视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因而劳动生产率一倍、两倍以至十倍地提高了。
正是这些先进人物，给劳动竞赛提供了榜样。
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劳动竞赛中没有问题呢？
决不是的。
不过这里不准备谈那些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了。
列宁曾说：
“应当反对智识份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从上面规定统一模型的企图。”
（列宁：
“怎样组织比赛”）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呢？
有的。
远的不讲，最近还有人这样提问题，他们说作业计划还没有搞好，搞什么劳动竞赛？
有的说贯彻一长制要紧，劳动竞赛暂且等一等；
有的说开展竞赛就不能保证均衡生产……。
这样提问题不是“死板公式”是什么呢？
这只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
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把竞赛的事情‘集中’起来，压缩它的范围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去掉它群众的主动性。”
（斯大林：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我们有些同志惟恐“群众搞乱”了，总觉得劳动竞赛应该放在领导者规定的圈子之内。
当然，加强对劳动竞赛的领导是对的，可是加强领导是为了更加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给群众以帮助、鼓励和指导，绝不是把群众生产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在领导的圈子之内。
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不是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来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而是把上级规定的任务和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看做对立的东西，拿上级规定的任务来否定或束缚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
这种不是引导群众而是束缚群众的办法，同我们所熟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不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不组织竞赛就不能鼓舞工人群众的进取心，不能发挥千百万工人的才干。
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劳动竞赛，并且不断地把劳动竞赛推向前进。
三
那末是不是说，工会组织的任务就只是组织群众劳动，领导劳动竞赛，而可以不再重视政治斗争呢？
不，不能这样设想。
我们应时刻记住列宁的教导，不要使工会活动脱离政治。
列宁在第2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想在工会运动中混水摸鱼，尽力使作为工会运动的基础的经济斗争脱离政治斗争。
然而，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工会，事实上，正是现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大变革之后，应起特别重大的作用，应在政治上占最主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一切陈旧观念，一切陈旧的政治范畴都被政治大变革否定了，推翻了，无产阶级得到了政权。”
我国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工会组织应切实关心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工会的重要责任来看待。
工会应在职工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
动员广大的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工作，担负起各项政治任务。
列宁教导我们要同工会运动内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进行斗争。
在小生产者的成分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大量涌进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情况下，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侵蚀着我们的情况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还没有完全丢掉那些旧的不良的习气的情况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定会反映到工会内部来。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因此，就不免发生出——特别是在农民占极大多数的国家内——各种政治影响在职工会中的相当稳固性，这些政治影响系资本主义残余的及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物。”
（列宁：
“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坚持不懈地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疲倦的斗争，是工会工作中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
离开了政治斗争，工会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战斗性的组织。
因此，工会工作中的非政治倾向必须反对。
四
在工会活动中，只正确地了解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还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实现工会的任务，还不能不十分重视工会工作的方法。
工会有它自己的工作方法。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中指出：
“为了有成效地进行职工会工作，只是正确了解职工会的任务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职工会机构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智，善于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用特别办法去接近群众，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这些群众提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
列宁的这些指示对于每一个工会工作者来说，都应作为座右铭，在实际工作中切实遵守。
列宁曾对工会工作者提出警告说，脱离群众的工会是十分危险的。
的确，在我们的一些工会组织中就存在有这些现象。
由于某些工会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由于某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由于某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根据具体情况特别机智地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因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些现象如不彻底根除，必然会使这些工会组织陷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因为工会如果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无论政治活动、生产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就都无从发生作用而势必流于形式。
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就必须热情地真心诚意地关心群众。
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就不可能使群众把你看做他们自己的代表，就不可能和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就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善于把国家的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就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觉悟程度决不是依靠强力所能提高的。
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依靠耐心的说服和诱导。
群众是从他自己的感性出发来理解问题的。
当群众还没有从他切身经验中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时候，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可是当他从多次经验中证明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的时候，工会就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
因此，必须把关心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根据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提高群众。
列宁在论工人监督、巩固劳动纪律、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工会保护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工人的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内容都是极为丰富极为深刻的。
中国工会几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就是从列宁的思想宝库中吸取力量的。
我们应该深入地学习，在工会的各项工作中贯彻列宁主义的精神。
我们愈是学习列宁关于工人运动的学说，就愈感到我们在实践中不深入不全面，没有深刻地领会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
我们应当用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从自己的实践中进一步领会列宁的思想，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列宁主义万岁！

在捷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上
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扬科夫卓娃的讲话敬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
我接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就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第2次工业和文化展览会。
这次展览会能在美丽的、标志着苏联人民和人民中国人民之间真正友谊的展览馆里举办，我们感到很荣幸。
这次展览会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
事实上也找不到比展览会更好的方式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十年的自由生活中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
要知道，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有这些掘土机、汽车、飞机、车床和消费品，首先是因为这些质地优良的产品是我们人民自己制造的，他们用这些产品来进行经济建设，并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生活。
我们能在这次展览会上代表自己爱好劳动的自由人民，感到很荣幸；
我们特别感到荣幸的，是这次展览会在自由的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的。
今天我们揭幕的展览会，进一步地证明了伟大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不久前，第1个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团来到自由的中国签订第1个贸易协定，已经快满五年了。
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大大地扩大了。
中国的原料、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大大地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机器制造工厂的产品也帮助中国加速了它的工业化。
这种建立在友好、完全平等和互利互助基础上的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就是我们和平阵营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明证。
由于和平阵营的存在，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功地在中国运用了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已由一个落后的、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卖国集团剥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为六亿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为亚洲和全世界亿万人民所羡慕的、真正爱好和平的强大国家。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以自己美丽的建筑和珍贵的文化宝藏而引以为荣。
然而，只有在新的政权下，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
而今天的自由的中国人民在亲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执行着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任务。
中国人民根治水患，建立工厂，修筑铁路，并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消灭了农村的饥饿和贫困，并满怀信心地按照互助合作的原则建设着农村的新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自由生活的十年中，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自从1945年英勇的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决地确定了走英雄的苏联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
在这次展览会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一部分成就。
在没有资本家和外国掠夺者的十年自由愉快的生活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恢复了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并在发展国家的工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请允许我举几个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例子：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产品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其中作为进一步发展基础的重工业产品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电力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一，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褐煤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六，焦煤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二，生铁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等。
我们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大力的发展和繁荣，我们人民对劳动的爱好和勤勉，苏联的大力援助，以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重要地位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一切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币制改革后能够实行最近的第4次降低物价。
在农业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成份的国营农场，首先是统一农业合作社，约拥有全国一半的耕地。
我们的工业为中小农民和统一农业合作社社员提供了技术完备的、质地优良的农业机器，并为他们在不断提高质量方面提供了完善技术的帮助。
这一切在过去只有地主才能享受到的。
同志们！
亲爱的朋友们！
虽然我们两国相隔一万多公里，但是并不能妨碍我们巩固的友谊和为和平斗争的团结一致。
虽然，我们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不过几天，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愉快的劳动热情，这种劳动热情对于我们人民是如此的亲切。
因此，中国也像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和平阵营各国一样，热烈地响应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号召。
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主张并拥护和平阵营的领导力量——苏联的和平政策。
同志们！
亲爱的朋友们！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地表示我们的极大的愉快和骄傲，因为我们能够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到你们的美丽和光荣的国家。
我们将尽力利用逗留这里的时间，来更好地了解你们的国家和你们在革命斗争和经济政治建设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恒友谊万岁！
我们两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和导师——苏联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应该喝住他
彭定安
1954年春节，辽宁省辽阳县鸡鸣寺村的首户刘家搬进城的消息，在村子里很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议论。
老刘头的儿子，辽阳市、县粮食局代理副局长刘志忠特地回来安排搬家事宜，更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旧历正月初一晚上，刘代理副局长向村邻们宣布：
“我们家搬进城去啦，咱们村没有互助组，又没有合作社，地给你们种吧。
还能叫你们吃亏啦，秋后给点也行，不给也行，要给就‘二八’租吧！”
在座的农民心里明白：
这番话里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话。
这次刘家搬家进城，屋边的园子地要了一石租；
门前的四亩地雇工经营；
这十四五亩土地还能白给种啦！
再说，种他们的地不给租还行啦，老刘家是什么人家！
但是他们想不透：
为什么在这时候老刘家要搬到城里去？
于是有人议论开了：
“都说总路线好，合作化好，可是老刘家却吓跑啦。”
“他真是穿新大布衫走老路！”
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
这是说刘志忠虽然是共产党员，政府机关的干部，曾经宣誓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但在家庭里，却帮助他父亲投机取巧，走富农的路。
这样说有根据吗？
有的。
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1947年12月，刘志忠，一个中农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工作。
他在辽阳县亮甲区政府当财粮助理。
在他参加革命的第2年——1948年，他就动用公款，帮助了家庭投机倒把。
第3年他当上了副区长，有了职权。
靠了这职权，他便在帮助家庭的“事业”上创造更大的“成绩”：
他的父亲提议在亮甲区政府所在村开大车店兼卖杂货。
他同意了，而且提出这样的方案：
为了避人耳目，父亲仍在家种地，和人合股，由别人出面开店。
“有我在区上工作，谁还能给亏吃呢！”
他说服了他的父亲。
于是择吉开张，生意相当兴隆。
开张一个来月，一个供销合作社成立了。
店里人认为这很“有碍”自己的买卖，于是跑到区长那儿去诉“苦”：
“合作社一成立，咱买卖受影响。”
刘志忠安慰商人说：
“不要紧，我们可以扩大股金，招满五十户也可以变成合作社名义。”
于是商人们照办了。
刘副区长接着又出计谋：
以副区长的身份给私商拉主顾，叫私商先来个贵买贱卖，等主顾拉到后再反过来贱买贵卖。
这叫做“欲进先退”。
这方法的确见效，主顾拉到一些了。
但不顾“血本”地后退，退了一两个月，等不到回头来反咬一口，自己却把买卖弄垮了。
买卖虽然垮了，但他的父亲刘纪文又用自己捣弄木材、破烂货赚来的钱，独自拴了一辆胶皮轱辘车，又和别人合股拴了一辆，就用这大车，大肆捣弄木材。
这时，人民政府已经严禁木材投机了。
有一次刘纪文私贩木料的大车在响山子村被查获了，当地人民政府扣留了他的木材。
他找到当副区长的儿子刘志忠，刘志忠给他写了一封信，果然见效，大车“准予放行”了。
就这样，刘纪文手里很有几文了。
他决心再试一试开店。
当然又和儿子商量啰。
做儿子的是否稍稍觉悟一些，叫父亲收收心呢？
没有。
他说：
“现在私营工商业还允许发展。”
并帮助计划，说开磨面铺吧，将来还可以买一个粉碎机，生意会日益兴隆的。
买卖在城里开起来了。
这时已升任峨嵋区区长的刘志忠又少不得出力协助了。
当区上有一批修坝民工余下的口粮准备处理时，磨面铺的老板、区长刘志忠的父亲刘纪文，便及时来到了峨嵋区，收买了这批粮食，过手之间就赚了二百多万元（旧币，下同）。
1952年，伟大的“三反”运动来了。
刘志忠预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运动开始时，就赶紧叫父亲收拾了买卖，回到乡下，并且赶忙给村支部书记、村干部、父亲写信，表示要父亲参加互助组等等。
这是他企图掩盖错误的巧妙手法。
但他究竟没能躲过这一场运动。
他被当作运动中的典型批判对象。
他痛哭流涕地在大会上检讨：
“我要坚定我无产阶级的思想，坚决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我坚决做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
话是说得够漂亮的。
可是事后呢？
就在1952年，刘纪文仍然把全部土地出租、大车出租，自己则做活猪买卖，偷税漏税。
1953年，两辆大车出租，又放出四分、七分的高利贷数百万元。
到了1953年末，正当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已经调升为粮食局代理副局长的刘志忠，却回家来帮助他父亲安排搬家事宜来了。
在进城前，他们家庭把大批的粮食卖给私商；
花三千多万元在城市置下五间半瓦房；
还买了一辆小胶皮车，一匹驴。
刘志忠父子关于进城后的活动，原来是如何计划的，我们不得而知。
但他们进城后却是“按兵不动”。
因为进城不久，中共辽阳县委便开始调查刘志忠的错误行为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刘志忠，为什么竟会这样呢？
据他自己说，他有一种“报恩思想”。
但他怎么“报”法呢？
——帮助、支持父亲投机、剥削，走从前剥削过他自己的地主、富农的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已成为习惯了。”
刘志忠也做过一些“自我批评”：
“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反动的，目的是自私的，行为是虚伪的，内幕是黑暗的，是见不得太阳的”，等等。
但像“三反”运动时他说过的话一样，这些话也是言不由衷的。
在调查他的错误事实的过程中，他写了多次的材料。
有时他说他“实在记不起来了”；
有时他说：
“都是我父亲干的，我不知道”，或者是“我现在才追问出来”；
有时还来这么一手：
请求组织批准他和父亲脱离关系。
他甚至找遍了知道他的事情的干部和农民，打听消息，探听口风，以便继续向组织隐瞒事实真相。
这对于他真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应该喝住他：
老老实实地交代吧！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讲话亲爱的来宾们、同志们：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开幕了。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衷心地祝贺展览会的胜利开幕，并向以扬科夫卓娃副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及全体展览工作人员的来到中国，表示热烈的欢迎。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以来，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忘我的劳动，伟大的苏联的大公无私的援助，十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到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二倍以上。
特别在重工业方面的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今天这个展览会上的各种精湛的展览品就充分地表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表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极大优越性。
中捷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不断地在巩固和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与我国建立了兄弟般的新的外交关系。
五年多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始终是亲密地合作着，并且日益增进。
从1950年起中捷两国之间每年签有贸易协定，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密切。
1952年05月06日在北京签定了中捷文化、邮政、电信及科学技术合作等四个协定。
而今天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又将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一幅社会主义建设的美景。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在五年多的时间中，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巩固与发展，是因为我们这种完全新的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
我确信，我们这种兄弟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将会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人民一直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卓越成就。
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中捷两国人民是同处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伟大斗争中。
因此，你们每一个成就都鼓舞着中国人民。
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进行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高度工业水平展览会的展出必然会又一次地鼓舞中国人民，并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我们中国人民将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里，加倍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加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我们也亲切地预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获得新的胜利。
我们深信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涨，必将大大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中捷两国人民友好合作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
关于中日渔业会谈的公报
从1955年01月13日起到04月15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渔业协会以团长杨煜、副团长高树颐为首的代表团和日本国日中渔业协议会以团长七田末吉、副团长村山佐太郎、山崎喜之助为首的代表团就黄海、东海的渔业问题在友好和相互谅解的精神下举行了会谈。
经过充分的协商，现在已经签订协定。
并在04月15日在北京签字。
在协定中，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根据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中日两国渔业界在黄海、东海的一定海域的捕鱼问题作了合理的安排。
规定了“关于维持渔船作业秩序的规定”、“关于渔船因紧急事故寄泊和救助海难后处理办法的规定”和“关于交换渔业资料和交流技术的规定”。
这个协定体现了中日两国渔业界相互谅解和友好合作的愿望。
对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贡献的。
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尚未恢复正常关系，中日两国民间渔业团体之间所达成的渔业协定只能是临时性质的和具有局限性的。
因此，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在执行这个协定的同时，愿意各自为促请本国政府迅速举行中日渔业谈判、签订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渔业协定而努力。
1955年04月15日

中日渔业团体签订关于黄海东海渔业协定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在进行九十多天的会谈后，于04月15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见今日本报第2版）。
代表中国渔业协会签字的是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杨煜，副团长高树颐，顾问赵安博和全体代表。
代表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签字的是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七田末吉，副团长村山佐太郎、山崎喜之助和全体代表。
在签字后，双方交换了信件和备忘录。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等都参加了签字仪式。
现在北京的日本人士龟田东伍等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我国的水产事业由于过去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破坏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摧残，在长时期内处于落后的状态。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渔业有相当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和我国尚未建立正常关系，在黄海、东海经常发生渔业纠纷。
因此，解决中日渔业问题，是中日两国渔业界的共同要求。
根据我国周恩来总理1954年10月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问代表团时关于解决渔业问题的倡议，中日两国民间渔业团体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协议。
这是符合我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的。
协定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我国政府所规定的渤海附近军事警戒区、舟山群岛附近的军事禁航区和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为了解放台湾的军事作战区。
协定同时也不包括我国政府为了保护渔业资源而设置的
“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这个“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设置不仅为了我国渔业界和沿海广大渔民的利益，同时对日本渔业界也是有利的。
经过交换信件，双方已达成谅解，日本渔轮不进入上述区域作业。
中日双方民间渔业代表团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为了合理利用渔场，避免渔业纠纷，在黄海、东海的渔场上划分六个渔区，分别按照盛渔期，规定了双方捕鱼的船数。
对双方认为可能发生竞争的渔场也经过双方代表团交换备忘录而取得了谅解。
协定还规定了双方在捕鱼时应遵守的规则。
对于双方渔轮因紧急事故寄泊对方海港和遭遇海难后相互救助的办法，以及交换有关渔业资源调查研究的资料和技术交流的办法，协定也作了规定。
所有这一切规定都体现了中日两国渔业界友好合作和互助的精神，对于中日两国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鉴于两国民间渔业团体所达成的协定，是临时性质的，和带有局限性的，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在协定中表示愿意各自为促请本国政府迅速举行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渔业谈判而努力。

关于移交广义、平定地区
越法双方签订议定书
新华社河内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14日讯：
关于移交广义、平定地区（越南人民军中越临时驻扎地段最后地段）的议定书，规定了同关于移交海防地区的议定书一样的原则和方式。
广义、平定地区将分成九个区，从1954年04月22日起到05月16日止移交给法兰西联邦部队。
法兰西联邦部队的先遣警卫和警察队将在移交日期以前四十八小时进入广义、平定地区，人员总数为四百二十人，其中宪兵三百八十人，民警四十人。
双方将要求国际委员会派遣四个机动视察小组监察移交工作的进行。
新华社河内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14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邮政专家代表团同南越当局的邮政专家代表团，04月11日和12日在海防进行会谈。
双方已经就在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交换家常明信片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4日讯：
据法新社消息，法国总理埃加·富尔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法国在核子能生产方面的计划发表了谈话。
他重申法国在这一方面必须“消灭落后情况”，并且成为“一个强大的原子国家”。
同时，他说，法国不打算进行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打算制造原子弹和氢弹。
埃加·富尔还谈到印度支那的局势。
他保证说，法国将“履行日内瓦协议和注意这些协议的执行情况”。

刘少奇电唁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裴朋团的逝世
新华社1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悼唁裴朋团先生的逝世。
电文如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同志：
获悉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裴朋团先生不幸逝世，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示深切的悼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
1955年04月13日于北京

卑鄙的诬蔑
胡今
乘坐印度飞机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十一人，由于香港美蒋特务对飞机的预谋破坏，不幸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悲痛万分。
我们对于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这种卑劣罪行感到极端愤慨。
正在这时候，美国侵略集团却在用越来越卑鄙无耻的手段，抵赖它勾结蒋介石特务谋杀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的罪行。
在中国政府指出印度飞机失事是美蒋特务破坏的结果以后，美国国务院立刻一口咬定说中国政府的指责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美国宣传机器紧跟着竭力企图使人相信飞机失事不是由于特务破坏而是由于“机件故障”。
但是，如果美国和这一谋杀事件无关，为什么美国甚至不愿意稍为考虑一下特务破坏飞机的可能性，而竭力宣扬是由于“机件故障”而失事的呢？
美国这样竭力躲闪特务破坏的可能，恰恰暴露了它正是这一谋杀行为的同谋者。
现在，硬说飞机失事是由于机件故障的说法越来越不容易骗人了。
因此，美国侵略集团就使出了更加卑鄙无耻的手段，企图用诬蔑中国人民和被谋杀了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来抵赖自己的罪行。
这种诬蔑是假美国合众社之口进行的。
合众社在14日从新加坡发出的电讯中，极端恶毒地一再诬蔑被美蒋特务谋害的中国人员是所谓“背叛的党员”，企图借此证明飞机是中国为了“清除”他们而自己破坏的。
美国正在把这种诬蔑广泛散布。
有消息说，甚至香港英国当局也已经在按照这种荒谬的论调进行所谓调查。
美国散布这种荒谬论调是早有准备的。
在飞机失事以后，美联社华盛顿12日电就报道了一名美国官员所发表的同样的论调。
美国侵略集团显然以为，万一机件故障的鬼话骗不了人，它就可以用这种最荒谬的诬蔑来混乱视听，模糊真相，以便逃避它的罪责。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这种诬蔑，决不能抵赖掉它的罪行。
相反，对于为了亚非两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庄严事业而被谋杀了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们，对于因为丧失了自己的亲人而沉痛悼念的中国人民，美国侵略集团竟进行这样的诬蔑，这完全证明了它已经是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而这正是杀人犯的特点。
中国人民将要永远记住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这一谋杀罪行。
中国人民从这个事件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祖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
中国人民一定要万众一心地加紧为解放台湾、消灭美国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为实现死难烈士们的保卫祖国独立、保卫亚洲和平的遗志而坚决斗争。

各国舆论谴责美蒋特务的罪行
朝　鲜
朝鲜舆论界和各界人民愤怒斥责美蒋特务谋杀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的卑鄙罪行。
“劳动新闻”15日发表社论说，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这种挑衅行动，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现，而且是企图破坏即将到来的亚非会议的表现。
朝鲜人民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坚决斥责挑拨者的暴行。
“民主朝鲜报”15日发表社论说，欢迎和支持亚非会议召开的朝鲜人民，一致愤怒抗议和斥责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亚非会议而制造的凶恶罪行。
波　兰
波兰“人民论坛报”14日发表评论谴责美蒋特务谋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中国、波兰及奥地利的记者。
“人民论坛报”指出，这次罪恶的破坏行为是恶名昭彰的国际海盗和他们的保护者所采取的方法的一个例子，他们曾放肆地在公海上射击和劫夺其他国家的船只，他们多年来进行着反对人民中国的颠覆破坏活动。
也就是他们，密图杀害中国代表团人员和周恩来总理，想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破坏亚非会议。
评论说，造成这一次事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谁都知道，亚非会议引起了华盛顿统治集团的极大烦恼。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火花报”发表评论，谴责美蒋特务谋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的罪恶行为。
评论说，策划这个卑鄙阴谋的美国侵略集团，幻想他们会使新中国的声音不能在那里被听到，幻想他们将整个破坏亚非会议。
如果有人妄想用这种怯懦的行动就能够阻止住一个伟大的历史进展过程，即加强亚非人民在反对他们的殖民主义敌人的斗争中的团结的过程，那就很难想像有任何比这种想法更愚蠢的想法了。
舆论对殖民主义者的卑鄙手段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这种卑鄙手段一点也不能证明美国侵略集团的力量，而只能证明他们的怯懦。
评论最后说，罗马尼亚人民深切地同情伟大的中国人民，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表示他们的完全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声援。
匈牙利
匈牙利各报14日摘要刊载了我国外交部关于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座机遭受美蒋特务破坏失事事件的声明。
“自由人民报”发表评论说，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愤怒。
这个事件说明，帝国主义者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改变世界的进程，因此采取了卑鄙的手段来谋害中国代表团人员，企图藉此阻挠亚洲国家的团结。
评论说，但是，帝国主义者打错了主意。
这次飞机失事事件更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他们这种卑鄙行为的仇恨。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所有报纸都在14日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美蒋特务破坏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事发表的声明。
“团结报”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对美国和蒋介石特务的罪恶行动感到深切的愤慨。
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对这次美蒋特务的盗匪行为同声抗议。
罪犯们必须加以惩办，这是各国人民的愿望。
帝国主义者用这种盗匪行动是决不能吓倒各国人民的。
芬　兰
芬兰“新时报”13日就我国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座机遭受美蒋特务破坏失事事件发表社论说，美帝国主义分子所以采取这样狂暴的行动，是因为亚非会议具有巨大的重要性，而他们是反对这个会议的。
社论说：
对印度飞机的破坏并不是美帝国主义反对亚非会议的唯一措施。
这种破坏行动正是帝国主义在其他措施失败以后绝望的表现。
社论说，亚非会议预示，亚洲和非洲人民要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并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帝国主义企图以卑鄙的破坏行动来倒转历史车轮，显得极为可笑。
（据新华社讯）

在亚非会议即将开幕的时候
美国政府加紧进行破坏活动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4日讯：
最近几天，美国报纸被迫打破对即将开幕的亚非会议所保持的阴谋的沉默。
美国报纸发表的消息证明，会议引起了美国那些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缓和国际局势，阻挠关于解决重要国际问题的谈判的人士日益增长的不安。
“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评论员丹宁指出华盛顿惊慌的原因说，会议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破坏美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威信”；
并斥责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他特别指出，亚非国家的大部分代表是不会支持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的。
“纽约时报”记者罗森塔尔指出，亚非国家对会议异乎寻常地感到兴趣。
他说，西方国家不顾那些渴望独立或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的意见，“不承认亚洲的主要事实”。
记者不安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亚洲国家中获得了威望，它们参加会议将“不仅是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且将成为注意的中心”。
前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士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增长，他在“纽约时报”周刊上不能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工业化的蓬勃努力，“使整个亚洲广大的各界人士称赞不绝”。
鲍尔士写道，亚洲人民眼中的中国建设的图画“和我们所描绘图画有危险的不同”。
根据报纸的话可以看出，美国已事先采取步骤来阻挠会议的正常工作。
“芝加哥太阳时报”评论员弗雷德里克·库报道，由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援外事务管理署代表们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关于亚非会议的指示，准备发给美国驻各国大使馆。
从“新闻周刊”的消息中可以看出，美国外交家已受命加紧活动，不让会议通过要求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及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的决议。
“纽约先驱论坛报”表示，美国希望出席会议的某些国家能维护西方国家的政策。
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报道中也可看出，美国国务院的人物指望引起会议参与国之间的分裂。

揭穿美国殖民主义的伪装
崔奇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就要召开了。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在一起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以增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
召开这一会议所反映的亚非广大地区人民的觉醒，使得美国帝国主义惊惶不安，它正使用最卑鄙的手段想要破坏这个会议。
同时，美国新闻处和其他宣传机器又散布伪善的言论来粉饰美国的殖民主义。
它们说，美国对亚洲人民的“友谊”似乎是很悠久了：
还在“世纪之交”，美国就宣布了“中国门户开放政策”，
“保全了中国领土完整”。
它们还说，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美国也“一贯支持亚洲其他独立运动”，而且“给予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
美国的宣传机器就这样想把自己描写成为帮助亚洲人民反对“旧式殖民主义”的勇士的模样。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还在十九世纪，美国就开始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了。
百年以来的每一页亚洲历史，都记载着美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
美国戴德华教授在“新太平洋中的美国”一书中就写过：
“美国在一开始就参加了欧洲的向东扩张。……它在未成强国之前即已问鼎远东了。”
十九世纪末叶，美国由于忙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巩固它在新取得的菲律宾殖民地的统治，没有来得及参加其他殖民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殖民主义者就高唱起“门户开放”，要求分沾在中国的殖民利益，并企图首先利用经济渗透的方法，大规模地打进中国的市场，以便逐步地争夺中国以及亚洲的霸权。
这个政策的倡导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自己就承认过：
“门户开放”的目的在于“求我商业上利益之扩张”。
美国政论家乔治·马立昂在“基地与帝国”一书中写得很清楚：
“‘门户开放’最主要的是美国要求在这已分割的中国领土上分享一份权利。
因为我们无可借口，所以就借用了这个道义化的名词。”
可见，这种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以扩张殖民势力为其目的的，它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毫无共同之处。
历史的事实是，在美国政府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第2年，美国就参加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
美国当时驻华的北京领事康格和美国军队在挑起和推进这次侵略事件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
仅仅是因为中国人民愤怒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巨潮，才使得帝国主义没有敢于对中国实行瓜分。
正如戴德华教授所说：
“阻止中国被瓜分的是中国人自己，而非美国人。
义和团事变迫使西方各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扑灭这个反帝风潮。”
（“新太平洋中的美国”）
美国新闻处所举出来的美国另一个“支持亚洲国家独立的最早行动”不是别的，那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对菲律宾的血腥的征伐。
当时，美国为了从另一个殖民国家西班牙的手中夺取菲律宾，就以帮助菲律宾“独立”为名，鼓励菲律宾人民对西班牙殖民者作战。
西班牙人被赶走了，美国殖民者却代替了它的地位。
当菲律宾人民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时候，美国派遣了十四万军队，对菲律宾人民实行了大屠杀，把菲律宾的独立运动绞杀于血泊之中。
美国殖民者的将军斯密士向士兵下命令：
“烧杀愈猛愈妙，把十岁以上的人全部杀光！”
美国给予菲律宾人民的独立要求的“支持”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暴行是菲律宾人民所永远不能忘记的，也是正直的美国人所感到羞耻的。
当时，马克·吐温写道：
美国“打着昔日盗匪所不敢用的旗帜去进行抢劫。……全世界都以轻蔑的眼光注视我们。”
自1898年以后，美国在菲律宾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到了1946年，在战后整个东南亚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美国宣布了菲律宾的“独立”。
于是，在菲律宾的土地上，照美国新闻处的说法，美国国旗是落下去了。
但是，对于这种“独立”，美国“商业周刊”曾写道：
“在许多菲律宾人看来，独立简直是梦想…菲律宾之依赖于美国，较美国任何一州之依赖整个美国为甚，菲律宾人殆难利用其重新获得的独立地位。”
菲律宾参议员何瑟·劳雷尔在1954年08月24日也说过，美菲经济关系“对菲律宾人是一个耻辱，而且对美国人自己也是一个不体面的事。”
这就是对美国给予菲律宾的“独立”的真实估价。
谈到美国“支持亚洲其他独立运动”，美国新闻处居然举出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作为例证。
但谁不知道，战后以来美国每当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威胁到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根基时，总是出来维护殖民主义的利益，同时企图取代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
美国帮助制定的伦维尔协定就是对荷兰殖民者有利的，它并公开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西伊里安的民族要求。
美国由于敌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所实行的独立政策，更不断地组织反对和分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阴谋活动。
最近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甚至用阴谋策动政变和以武器及物资供应叛乱集团等方法，企图颠覆印度尼西亚政府。
由此可见，美国殖民主义者口中的所谓“独立”，至少有着这样三种重要的含义：
当某一个殖民地国家处于其他殖民国家统治之下时，美国就以“帮助独立”为名，排挤原来的殖民者，把它攫为己有。
当美国自己的殖民地不能再按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时，美国就以“给予独立”为名，来变相维持它的殖民统治。
当某一个殖民地真正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时，美国就又以“支持独立”为名，阴谋颠覆这个国家，以便把它重新变为殖民地。
至于美国的所谓“援助”，更是美国殖民主义的先锋。
美国利用各种各样的“援助”，来输出剩余商品，输出资本，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并搜罗炮灰，以服务于它独霸世界的野心。
谁接受“美援”，谁就要把它的土地、天空、海洋、资源、市场、人力和主权，统统向美国垄断资本开放，向美国殖民者开放，其结果是整个国家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印度经济学家苏勒什·兰布说，接受“美援”，就是“给美国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扼住这些国家的咽喉”。
日本经济学教授小林义雄在亚洲国家会议上也指出，“得到美国这种援助的国家为它们所得到的不多的东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丧失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
美国说它是反对“旧式殖民主义”的，但实际上它正是最凶恶、最阴谋的殖民主义者。
亚洲人民过去遭受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
独立这个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
他们为了争取独立有过痛苦的经验，也有过光辉的胜利。
现在，他们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骗、奴役和摆布了。
亚洲各国人民都在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美国殖民主义者的任何伪装都是徒劳的。
最近，在德里市举行的庆祝亚洲国家会议闭幕的群众大会上，响起了一片呼声：
“美帝国主义可耻！”
——这就是亚洲人民对于力图粉饰自己的美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响亮回答。

杜勒斯的“祝贺”　方成作

民主德国保安机关逮捕一批美国特务分子
新华社柏林15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新闻处13日发表的部长会议的声明说：
国家保安机关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最近破获了大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集团，逮捕了美英间谍机关、盖伦组织和这些间谍机关的西柏林支部的五百二十一名特务，没收了十九部美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报密码符号，武器和弹药，毒药、纵火物品、特种照像机、地图、伪造的证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批货币。
声明指出：
这些特务组织在过去几个月中，曾经设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农业、运输机关和商业网中组织暗害和破坏活动。
声明同时指出，破获的重要秘密文件、训令和指示还证明了这些特务在其他国家中进行的罪恶活动。
声明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立即解散西柏林的一切间谍和破坏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免受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的罪恶侵犯。

缅甸政府军打击境内残余蒋贼军
新华社讯
塔斯社曼谷09日讯：
“曼谷邮报”报道，由于缅甸政府军在03月间发动目的在于肃清缅甸境内国民党匪军的战斗，所有已经知道的国民党匪军供应基地已经被占领或受到围困。
在若干地方，被压迫到接近泰国边境的国民党匪军正在逃窜中。
在后方的蒋介石的军官正在强迫士兵守着受到缅甸军队攻击的据点。
据报道，已经发现，有些国民党匪军士兵被和大炮捆在一起。
在这些匪军士兵的旁边放着粮食、鸦片和水。
据报纸报道，战场上出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
“暹罗群众报”说，从“远方来的”飞机正在给接近泰国边境的蒋介石分子投掷武器和弹药。

越南、印度等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启程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15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将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定于04月18日在万隆开幕的亚非会议。
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
副团长：
宣传部长黄明鉴。
团员：
卫生部副部长范玉石博士，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黄文德和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葭文清。
新华社河内15日电
前往参加亚非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副团长黄明鉴和团员范玉石、黄文德、葭文清等在今日离开河内，乘飞机前往仰光转赴万隆。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和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党派负责人以及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和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代表，都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汗15日一同乘飞机离新德里，取道仰光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同行的还有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出席亚非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团员、外交部副部长赛·马茂德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维·克·克里希纳·梅农等人。
尼赫鲁启程前在机场对记者们发表谈话说，他到印度尼西亚去“是完全抱有希望的，因为万隆会议代表着亚洲的新精神，而亚洲的新精神本身代表着时代的精神。
尽管有种种困难，任何东西只要和历史的进程协调，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正在和历史齐步前进，所以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尼赫鲁说，这种胜利并不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它意味着亚洲自我证明它自己的权利。
它意味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健康气氛。”
新华社仰光15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汗在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在15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同机到达仰光。
缅甸联邦政府总理吴努和现在仰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缅甸外交部长藻昆卓及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苏联、英国等国驻缅甸使节。
新华社万隆15日电
由老挝首相克特率领的老挝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以及由约旦外交大臣萨拉率领的约旦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已经在14日到达万隆。
萨拉在到达万隆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亚非会议将有重要的后果。
非洲和亚洲的人民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获得巨大的成功。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出席亚非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在团长、前首相贾马利率领下，已经在12日到达万隆。
新华社15日讯
新加坡消息：
在前往万隆途中于14日抵达新加坡的尼泊尔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塔帕少将对记者说：
尼泊尔代表团将支持印中两国总理所宣布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他说，他认为，这些原则同尼泊尔支持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塔帕表示，尼泊尔代表团将支持亚非会议所采取的通过共处原则来解决世界问题的任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