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春耕准备工作
我们国家已进入五年计划建设的第3年，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我国去年遭受了百年未有的洪水，虽然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仍然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左右，但就去年全国农业的增产计划来说是没有完成的；
今年是国家五年计划建设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国家和人民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更提高了。
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必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农业生产任务。
及早作好春耕准备工作，乃是完成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的首要步骤。
当前农村各项工作任务是极为繁重的。
各地党政领导机关虽然十分重视结合生产完成各项任务，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在许多地区，冬季生产仍然处于自流状态，秋耕、积肥、修整土地等生产活动，并未普遍开展起来。
例如，河北省邯郸等棉产区有些棉柴至今还未清除。
南方部分地区的小春作物管理相当粗放。
许多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没有认真地制订生产计划和组织冬季生产。
相当一部分受灾地区，出现了牲畜跌价贱卖和违格宰杀的严重现象。
这些现象说明部分农民生产情绪不很稳定，这对农业生产是十分不利的。
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鼓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时地纠正各种工作中的偏差，这是推动当前农业生产的关键。
凡有群众情绪动荡现象的地区，都要认真检查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农民的思想情绪，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针对农民的思想问题，进一步向农民解释党的政策。
吉林省扶余县有些农民，听信“政府快不许杀猪了”的谣言，准备大量杀猪，县区干部及时向群众揭穿谣言，讲清政策，农民思想即归正常。
这件事情说明，只要我们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能及时赶上去，向农民讲清道理，农民是会相信政策的。
社会主义措施同农民的经济利益绝对没有根本抵触，因此，工作中的一些暂时的困难绝不是不可克服的。
只要向农民耐心进行解释教育，并且认真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农民的生产情绪很快就会高涨起来。
生产是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只要善于依靠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生产运动是会很好地开展起来的。
不论粮食统购统销正在进行或已结束的地区，不论建社工作正在进行或已进入巩固阶段的地区，都应毫不例外地把领导生产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在发动生产时候，对个体农民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挫折他们的积极性，对整个生产事业是不利的。
进行春耕准备工作，要特别注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带头作用。
今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展到六十万个，农业生产的有组织的队伍比去年大大加强了，这是今年农业生产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已建立的合作社要从生产入手，进行整顿巩固工作。
正在建立的合作社的各种工作，都要结合生产进行。
现在有些新建的社还没有订立生产计划，劳动组织涣散，社员等待观望，这对春耕准备工作极为不利。
应该结合新建社的整顿巩固工作，组织社员立即投入生产。
当前生产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牲畜问题。
现在我国还没有大批农业机器，畜力还是农业的主要动力。
今年我国要推广大批新式畜力农具，耕畜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入冬以来，有些灾区发生牲畜跌价、宰杀老弱牲畜过多的现象，如果不注意处理，会使农业生产的动力受到相当损失，会给春耕生产造成严重困难。
各地必须把保畜问题当作一项政治任务，针对具体原因，采取适当的措施。
发生这种现象，如果是因为统购中饲料留的少了，就要在统销中加以适当解决；
如果是因为合作社执行有关私有生产资料的政策有偏差，就要加以纠正；
如果是因为灾荒所引起，就要设法找寻生产门路，或发动互助互济、组织寄养、近地调节等办法，保护牲畜安全过冬。
总之，要加强对农民的保畜教育，揭穿各种谣言，发动群众想办法来保护牲畜。
此外，还要严格管理牲畜市场，组织各地牲畜交流，稳定畜价，严肃处理非法屠宰户，以防止牲畜再遭损失。
推动灾区生产，在今年农业生产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去年遭受水灾的区域多为重要的粮棉产区，作好这些地区的生产工作，不仅为灾区人民所必需，对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实现也有很大关系。
灾区的党政领导机关要克服一切困难，领导灾民创造恢复生产的条件。
各有关经济部门要全力支持灾区人民生产自救的斗争，作好物资支援和供应工作，组织各种有原料有销路的副业生产，广辟生产门路，保证灾民渡过灾荒，并为农业生产做好准备。
目前部分灾区发生的不从长远考虑只顾眼前生活的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要教育灾民认识灾区生产和国家建设的关系，鼓励他们坚持努力，搞好生产，继续战胜灾害，争取今年的丰收。
春耕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地要根据当地情况和不同节令，全盘考虑，及早着手。
去年许多地区的冬小麦的底肥不足，冬季积肥工作又没有很好进行。
我们应该领导农民开展一个春耕前的积肥运动，以弥补冬季积肥的不足，保证今年春播有底肥，小麦有追肥。
种籽问题也要早作检查准备。
在产棉区，由于自留种轧花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许多棉农缺乏种籽；
有些地区粮食统购时对留种问题注意不够，更影响到种籽的储备。
河北保定专区往年农民自留种约占半数，今年估计只有百分之十五。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及早准备，以免影响春耕。
为保证今年农业增产，各种农业技术改良工作也要及早进行，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增设技术推广站，推广那些行之有效的增产经验。
此外，对双轮双铧犁等新式畜力农具的示范推广和技术训练工作，也要加以检查推动，使新农具在今年春耕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去年雨水很大，晚秋作物收获较迟，由于时间仓促，小麦、油菜等作物播种质量都不够好。
因此，小麦及南方小春作物的田间管理必须加强。
各地还应该利用春耕前的空隙，进行各种小型水利建设，以增强抗旱、防涝的力量。
为使春耕准备工作能有计划地进行，各地可举行适当的会议，总结去年增产经验，根据国家计划订出本地区的生产计划和播种计划，并领导新老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出相应的计划，使农民目标明确，心中有数。
这个计划和总结的过程，应当成为春耕生产的动员和准备过程。
冬季快要过去了，紧张的春耕生产季节即将到来。
今年的农村工作将是紧张的，困难也会是更多的。
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要发挥党的领导艺术和战斗力，抓紧工作关键，发扬克服困难的传统精神，给1955年农业生产的胜利创造条件。

各地人民热烈拥护发行建设公债
【本报讯】
各地人民热烈拥护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
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同诰从报上看到国家要发行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消息以后，联想着五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祖国美好的前景，高兴地说：
“我们把一些可以节约的钱省下来购买公债，就可以为国家积累一笔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
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模范海员李世勤，已经作了认购公债的初步计划。
他说：
“从青岛码头上增加的装卸机械和搬运机器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正在一天比一天繁荣。
为了加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除了应该更加积极地完成生产任务以外，还应该注意节省，把余钱拿来购买公债，好为国家建设多添一砖一瓦。”
参观过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的浙江省地方国营甬江纱厂副厂长吴人亚说：
“看到鞍钢的巨大规模，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但是建设鞍钢这样的大工业，国家需要投下大批资金。
我们应该尽力认购公债，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市行桥头街办事处的职工，在上月22日到25日四天的时间内，就登记认购了一千九百多万元的公债。
山西省沁源县阳城乡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01月02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了国家发行公债的意义。
社员们为了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在会上认购了四百一十万元公债。
“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公布的那天，热河省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
全体委员一致作出决议，拥护国家发行195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并号召全省工商业户积极认购。
天津市公私合营北洋纱厂厂长朱梦苏、内蒙古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燕金利等，都表示要积极认购公债。
目前，北京、天津等地已经成立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推销委员会。
认购公债的热潮即将展开。

必须遏制美国原子贩子
“消息报”载文声援日本人民争取禁止原子武器的斗争
【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
奥西波夫在“消息报”上发表了题为“必须遏制美国原子贩子”的文章，评论日本人民争取禁止原子武器的斗争。
奥西波夫首先谈到日本人民将于01月16日在东京举行的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大会说：
反对原子战争威胁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为这个大会作好了准备，这个运动是当前日本的特色。
奥西波夫说：
日本是第1个惨遭原子武器破坏的国家。
在战后期间，日本公众一直在为禁止原子武器而奋斗。
美国最近一次在比基尼地区进行的氢弹试验震动了全体日本人民。
抗议进一步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强大运动正在大规模地发展着。
据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种村孝发表的声明，日本各阶层人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
奥西波夫指出：
由于美国军事当局现在已经着手拟订发动原子战争的具体计划，日本以及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开展大规模的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运动，更加具有重大意义。
奥西波夫接着说，美国原子贩子和他们的伙伴们的罪恶计划正在引起全人类的愤慨。
美国统治集团在全世界反对原子战争的情况下，正在竭力欺骗世界舆论，并规避煽动原子歇斯底里和准备策划使用核子武器的战争的责任。
美国企图利用它的宣传机器和在各国——包括日本——的代理人来削弱人民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
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始终没有能够欺骗舆论，它以后也绝不会做到这点。
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完全知道原子战争威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但是单单知道这点是不够的。
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运动要取得胜利，就要积极揭露所有玩弄核子武器并准备原子战争的人，这就是说揭露美国原子贩子和他们的侵略活动。
日本人民对于人民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完全有理由相信，将在01月16日在东京举行的大会将成为对这一斗争的新贡献。
奥西波夫最后说：
苏联人民热切声援已在日本展开的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运动。
世界人民要求遏制美国原子贩子，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汉水公路桥是我国新型的城市公路桥梁，桥面宽阔，承载力很大，可通过八十吨重的拖拉机。
桥的跨度完全适合未来航运发展的要求。
现在汉水公路桥正在进行施工。
这是汉水公路桥二号桥墩打桩的情形。

日本人民定16日开始在东京举行大会
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12日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宣布，日本人民将于01月16日在东京开始举行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大会。
这个大会将讨论今年08月06日在广岛举行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国际性集会的建议。
由于会议即将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向报界发表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种村孝的声明。
声明指出，到1954年12月20日为止，在日本已经征集了两千多万个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签名。
声明说，日本人民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示了他们反对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意见。
表示这种抗议的有政党、工会、宗教团体、律师组织、科学家组织、作家组织、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等。
日本国会两院，四十六个都、道、府、县，二百五十多个城市和乡村的议会也都通过了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决议。
各阶层居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签名运动全国协议会是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组成的。
譬如，参加这个协议会的有：
前首相片山哲、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汤川秀树等人。
在各县和市中组织了征集签名委员会，参加这些委员会的有县知事、市长、地方自治机关的委员、工会代表、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
声明说：
不顾在日本的抗议运动真正具有了全国规模，原子弹不仅没有被禁止，而且，更进一步，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已决定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
我们相信，世界公众如果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达到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目的。
声明最后说：
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大会将使日本人民有更大的力量去达到这个目的。

日本工商界的著名代表
主张召开日苏经济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13日讯：
据东京消息，日本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主张召开日苏经济会议，以便“两国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贸易”。
消息中指出，这些工商界的代表打算请求政府同苏联举行谈判以讨论扩大贸易关系问题。
这些人士还指出，如果政府拒绝举行这种谈判，著名的工商业家将继续坚持同苏联商务代表建立“官方接触”的重要性。
他们将建议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和苏联代表团建立接触，这次会议将于今年03月间在东京举行。

毛泽东主席任命王炳南为我国驻波兰大使
【新华社1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王炳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免去曾涌泉的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波兰文化界著名人士向西方国家公众代表发出呼吁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09日刊载了波兰文化界著名人士邓博夫斯基、英费尔德、克鲁奇科夫斯基和伊瓦希凯维奇等十人署名发表的声明，号召西欧和美洲的科学家和公众领袖要求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声明说，自从十年前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杀害了成万的无辜居民以后，美国战争挑拨者就展开了原子军备竞赛。
他们违背各国人民共同的意志，顽固拒绝停止这种武器的生产，拒绝提出和平阵营各国所要求的不使用这种武器的保证。
按照美国军人的意旨，正在被重新武装起来的西德国防军将拥有这种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件事实使核子战争的危险加重了。
声明说：
目前，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
一方面，我们面对着一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合作，把原子能应用在和平目的的道路；
另一方面，人类又面对着原子战争的威胁。
我们谨向西方各国文化界和科学界人士发出呼吁，请你们为了人类文明的成就，为了各国人民的生命，制止那些原子战争叫嚣者的手，要求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第1机械工业部去年制成上千种新产品
据新华社14日讯：
第1机械工业部所属各工厂在1954年试制成功了一千种以上的新产品。
这一数字等于1953年试制成功的新产品种数的两倍多。
机械工业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首先支援了我国的采矿、冶金工业。
1954年试制成功的二百一十瓩的卷扬机、打击力七公斤的凿岩机和风铲、风镐等供应了采矿工业部门，提高了采矿工作效率，也减轻了采矿工人的劳动。
去年年底仿照苏联Э——一零零三型电铲试制的样品已经做成。
这种电铲一次能铲起一立方公尺的煤、土或矿砂，可代替许多人的笨重劳动。
样品经过鉴定后，将正式生产。
为冶金部门试制的矿砂烧结机已经制成。
这种烧结机可使粉状铁矿结成大块，然后再送到高炉炼铁。
去年试制成功的容量一百吨的铁水车、一六点五立方公尺的渣罐车和电动泥炮、称量车等设备，供应了鞍山钢铁公司，使钢都鞍山的炼铁炉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了。
1954年试制成功的这类重型机器设备为1953年的七倍半。
在电器设备方面，我国第1台六千瓩的汽轮发电机早已试制成功，等到汽轮机和锅炉试制完成以后，我国就有了第1套自制的汽轮发电设备，并将为进一步制造更多、更大的汽轮发电设备创造条件。
制造变电设备的技术水平提高的更快，我国已经能够用自制的产品装备电压十一万伏特的变电所了。
过去不能制造的高压避雷器和高压油开关已经试制成功。
过去我国无力试制专用电器设备，去年也试制成功了热处理电炉、电弧炼钢炉、水泥电抗器和静电电容器等设备。
在工作母机方面，1953年只做了八种新型产品，1954年就做出了三十四种。
1954年试制成功的新型工作母机都是比以往更大更好的苏联型式的产品。
其中有二六二Г型卧式搪床、三一六零A型外圆磨床、五三二型滚齿机、一K三六型六角车床等。
机械工业1954年还对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些新型设备。
去年试制成功的畜力牵引的双轮双铧犁和二十四行播种机等产品，经许多地区农民试用，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机械工业对于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支援。

缅甸和平委员会发表文告斥责曼谷会议
“柏林日报”指出曼谷会议不能欺骗觉醒了的亚洲人民
【新华社14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01月09日发表文告，斥责定于02月23日在曼谷举行的马尼拉条约参与国会议。
文告说，曼谷会议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展它的军事和经济势力的阴谋。
美帝国主义利用美日“安全条约”和“韩美共同防御条约”，长期侵占日本和南朝鲜，现在又企图利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幌子来侵入东南亚各国。
文告说，曼谷会议是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准备战争的具体步骤。
缅甸人民应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制止这种侵略战争的威胁行动。
【新华社柏林14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日报”13日评论亚非会议说，亚非会议将是亚非人民斗争的一个新阶段。
它将为西欧人民树立榜样。
评论又说，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剥削政策在亚洲已经遭到了挫折。
非洲人民也开始挣脱殖民主义剥削的锁链。
评论说，不论美国和它的仆从国家举行曼谷会议也罢，利诱和威胁也罢，都不能欺骗已经觉醒了的人民。
评论说，亚洲人民将不会替艾森豪威尔或诺兰之流的侵略战争打仗。

苏联劳动人民痛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阴谋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
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阻碍中国人民建设幸福生活的挑衅行动，引起了苏联劳动人民的深切愤怒。
苏联人民在写给“劳动报”编辑部的信件中，愤怒地痛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阴谋，完全支持中国人民要求解放这个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岛屿的决心。
“劳动报”编辑部所收到的一些信件如下：
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瓦·克雷斯特雅尼诺夫写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美国有什么权利侵占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性挑衅行动——同国民党匪帮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正当愤怒，而且引起了世界上全体正直的人们，其中包括苏联人民的正当愤怒。
苏联人民完全支持中国人民的合法要求：
解放台湾，美军撤离这块中国的领土以及停止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顿巴斯乙区第6号矿井的掘进工人、荣誉矿工弗·托尔加洛说道：
我们苏联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心情。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曾如何企图消灭世界上的第1个苏维埃国家。
但是，苏联人民的经验证明，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正义和崇高的事业。
既然这种事业是正义的，那就一定会胜利。
正因为这样，我相信台湾将会同爱好和平的自由的中国的大陆重新统一起来。
列宁冶炼机器工厂的铣工波诺马伦科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思想健康的正直人士会相信美国侵略政策的头子所说的他们最近同蒋介石缔结的条约是为了美国的防御。
要知道，台湾不是在美国的海岸，而是在中国的海岸，距美国有一万多公里。
台湾向来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人民要求美国人从台湾滚走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坚决地表示了他们对解放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不屈不挠的意志。
波诺马伦科强调说：
让我们的中国弟兄们知道：
苏联人民永远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和崇高的事业。

苏联照会法英等六国政府
严正指出巴黎协定违背关于禁止使用
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4日电：
14日各报刊载了苏联外交部在01月13日送交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向法国政府作下述声明：
在关于建立有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西德参加的所谓“西欧联盟”的巴黎协定中，含有和1925年06月17日签订的“关于在战争中禁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以及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相违背的条款，而法国政府是这一议定书的保管者。
大家知道，日内瓦议定书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广泛地使用了窒息性和有毒的瓦斯以及其他类型的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的使用遭到各国人民的坚决谴责。
在那时就已经存在使用致命的细菌武器的危险，使用这种武器的目的是要使和平居民传染严重的疾病。
这种情况使得有必要签订一个国际协定，即上述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下列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和发明物，以及细菌作战方法。
现在，日内瓦议定书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在这个议定书上签字的或参加这一议定书的共有五十个国家，其中包括“西欧联盟”的所有参加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德国。
日内瓦议定书指出，“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和发明物受到文明世界的舆论的正义谴责”。
议定书的签字国“为了要使各国在良心上和实践上受约束，从而公认这种禁止是国际法的一部分”，特承担下列义务：
它们“承认这种禁止，同意把这种禁止扩大到细菌作战方法上，并同意彼此之间受这一宣言条款的约束。”
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是目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日内瓦议定书曾在阻止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方面起过显著的作用。
甚至希特勒政府（大家知道，这个政府的主要人物曾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罪犯）也没有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没有敢破坏日内瓦议定书。
但是，不顾上述一切情况，巴黎协定规定，西欧军事联盟的参加国将进行化学战争和细菌战争的准备：
储存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用这些武器来装备自己的军队。
譬如，巴黎协定关于建立“西欧联盟”的第3号议定书指出，这个军事集团的参加国将在建立原子储备（苏联政府已在给法、英、美三国政府的历次有关照会中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同时，建立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储备。
上述议定书的第2号附件说明，这些储备将包括“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任何窒息性、中毒性、刺激性、麻痹性、阻碍发育的、糜烂性和催化性的化学药剂”以及“专把有毒的昆虫、其他活的和死的机体、或这些机体的有毒产物用于军事目的的设备和器械”。
巴黎协定关于建立西欧军事联盟的第4号议定书规定可以根据这个联盟的参加国的军队的数量扩充上述储备，一方面可以在它们本国组织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国外购买或依靠所谓“外国军事物资援助”的供给。
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特别提出，巴黎协定除了让这个协定所规定建立的西德军队拥有原子武器以外，还让它拥有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这种情况不能不加深在欧洲发生毁灭性的化学战争和细菌战争的危险，这种战争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给各国人民带来难以计量的苦难，这种战争对人口密集的欧洲各国尤其危险。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提醒法国政府注意：
法国根据规定关于“西欧联盟”成员国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的军队可以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巴黎协定而准备承担的义务是和法国根据1925年06月17日签订的“关于在战争中禁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以及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提醒法国政府注意法国因破坏1925年0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而要负的严重责任。
苏联政府同时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分送给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些在规定建立西欧军事联盟的巴黎协定上签字的国家的政府。
苏联政府要求作为1925年0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的保管者的法国政府，把这一照会的副本分发给参加上述议定书的其他国家。
同样的照会已经送交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驻苏大使馆和卢森堡驻苏公使馆。

鞍山钢铁公司和钢铁工业局所属厂矿
去年劳动生产率超过计划指标
据新华社14日讯：
我国钢铁工人在1954年内劳动生产率比往年提高了很多。
据重工业部的统计材料预计：
鞍山钢铁公司去年工人劳动生产率，比1953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点三；
钢铁工业管理局所属厂矿工人劳动生产率，比1953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
这两个单位去年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劳动生产率计划指标。
鞍钢超过计划百分之四点三；
钢铁工业管理局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五点四。
钢铁工业管理局所属厂矿中，除了重庆一零一钢铁厂和大冶钢厂以外，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劳动生产率计划指标。
钢铁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标志着每个钢铁工人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显著增多了。
去年，鞍钢炼钢厂平均每个炼钢工人生产的钢，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二十点九吨；
这些钢如果用来制造履带式拖拉机，可以制造十几架。
鞍钢炼铁厂平均每个炼铁工人在去年生产的生铁，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九十八点二吨；
这些生铁如果用来铸造内径七十五公厘的铸铁管，可以铺设六华里多长的下水道。
石景山钢铁厂每个炼铁工人去年生产的生铁，比1953年增加了三十吨；
唐山钢厂去年每个转炉炼钢工人生产的钢，也比1953年增加了五十吨。
我国钢铁工人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重要原因。
鞍钢炼钢厂职工去年学习苏联快速炼钢的经验后，冶炼时间不断缩短，使钢的产量大大增加。
这个厂去年12月每炉钢的冶炼时间，平均比以前缩短了一小时，因而使平炉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生产的钢平均比上半年增加了○·八吨。
钢铁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各厂矿，在去年也学习了“蒸汽鼓风”、“炉顶调剂”、“不氧化冶炼法”、“大块镁砖炉墙”等炼铁和炼钢方面的先进经验，使几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指标都比前年有了提高。
有些厂矿去年还初步调整了劳动组织，并且使一些生产过程机械化，节省了许多劳动力。

上海群众性体育活动活跃
上海市群众性体育活动有了进一步开展。
目前在全市五金、纺织工人中已组成了二千五百七十个篮球、足球和乒乓球队。
他们在业余时间，经常举行车间和车间、工厂和工厂之间的友谊赛。
去年，沪西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工厂星期球赛”和“体育晚会”，已进行了二百多次篮球、排球、乒乓球和拔河、机巧、武术等比赛和表演。
从去年12月起举行的全市工人足球赛，参加的有基层工厂的五百多个工人足球队。
各校学生的体育活动也很活跃。
全市中等学校学生中，就有八千多个体育锻炼小组。
去年全市举行了四十次规模较大的体育竞赛、表演和运动会，参加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等有十二万五千多人次；
观众有二百多万人次。
目前全市仅灯光球场已有一百多个。
规模巨大的江湾体育场的恢复工程已接近完工。
设在工厂比较集中地区的沪东体育场和沪南体育场，也增加了运动设备。
（新华社）

举办优抚模范事迹展览室
01月上旬，山西省在太原市举办了全省优抚模范事迹展览室。
从展览室展出的挂图、照片和实物中表明了全省各地给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代耕土地获得丰收的情形。
祁县梁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军属赵锡霖代耕的玉米，每亩获得一千三百二十二斤的高额丰产。
新绛县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军属代耕很多蔬菜，其中白菜每亩产八千斤。
很多烈属、军属在谢绝代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后也获得了丰收。
太原市北城区烈属、军属生产社在人民政府大力帮助下，四年来由十一个烈属、军属发展到近四百人，三年中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二百六十多亿元的财富。
许多图表表明了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对烈属、军属文化物质生活的关怀。
去年人民政府曾用七十一亿元帮助烈属、军属子弟一万一千多人上了学。
平顺县西沟乡模范军属申纪兰过去不识字，数年来上民校认到两千多字，全乡年轻的军属大部学会写信和能看报纸。
在武乡县李家岭的一组照片上，介绍了军属张老汉在当地农民照护下，六年的老病痊愈了。
展览品中还有许多介绍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回乡生产情景的图片。
革命残废军人杜成光积极带动群众生产，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人民政府的表扬，连获八枚奖章、九张奖状和六面奖旗。
现在他又被选为一等革命残废军人模范。
（新华社）

富饶的土地
——国营友谊农场通讯
本报记者　力文
去年11月22日，是我来到黑龙江省集贤县兴隆镇——国营友谊农场土地整理考察组驻地——的第6天。
吃过晚饭，我顺着十字街向考察组办公室走去。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兴冲冲地迎面走来，原来是王操犁场长。
他今天和场长顾问苏联专家尼科连科同志一起去荒原察看，走出去的远，大家都回家多时了，他们的吉普车最后一个回来，刚刚到家。
“姚同志，没有啥事，一块到张副局长（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负责人）那里坐坐吧。”
王场长说。
我们一块走进张副局长的住室。
这是一间十平方公尺大小的土房，如今已整刷一新，天棚上的蓝色花纸衬着雪白的墙壁。
只是房子太小，放下两张帆布行军床和一张大方桌，便显得满腾腾的了。
白天，这里是考察组的卫生所，医生和护士在这里办公，晚上，张副局长在这里休息。
张副局长递给每人一杯热开水，消一消室外带来的寒意。
王场长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兴奋，他没有来得及喝水，便讲起来了：
“我们今天走的不近啊！
从农场的东边，继续东行，草原外边还是草原，全是黑土地带，没有大块的低湿地和沼泽。
遇到一片丰茂的黄草，有人说：
‘在夏天，这一带怕有水？
’苏联专家的经验多，他走近草地，仔细察看一番，很有把握地说：
‘这里没有积水。
有过积水，会发现沉淀的东西。
’小吉普继续东行了两个钟头，我们已看见乌尔古力山了……”
“那么，你们大约走出场外六、七十里的地方了。”
张副局长插了这么一句。
“我们看见乌尔古力山了，再过去，就是七星冈，说是个‘冈’，实际上也是大片草原，据说这一个小冈，就有二十万公顷！”
“把这里作根据地，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农场，由西到东，直趋乌苏里江，把整个草原全部翻转过来，这项事业，干他一辈子，真值得！”
墙上的巨大身影，激剧地闪动着。
他右手用力地一挥，在空中画了半个圆圈，高兴地笑起来。
几天以前，对于一个已近中年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兴奋和愉快，我或许不能完全理解；
现在，我完全懂得大草原给人们带来怎样的鼓舞。
我来到兴隆镇的第2天，便随测量队下地了。
我们的大卡车迎着寒风，迎着东方的朝霞向草原奔驰。
我们自南而北穿透国营友谊农场场地。
然后，我又随着苏联专家沿着农场北缘，绕行了数十里。
我没有看到一个突起的小土冈或一块积水洼。
远远看去，前方像有一道突起的堤，汽车驶近了，原来是颜色深些的茂草。
整个草原像一块织着深浅花纹的米色地毡，平坦地伸展开，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尽头；
天空，团团圆，像一个锅盖似地覆盖着它——多么辽阔的草海啊！
苏联专家正指导测量队员们测量场界，农场工人在紧张地刨土坑，埋标桩。
随着镢头的一起一落，刨起一块块的黑色土块，不一会聚成了一个黑土堆，很像华北农村里堆积的灰土粪堆。
我在离开北京以前，到过此间的同志曾告诉我，这一带草原的黑土层，大都有二尺多深到三尺深，当时，我还不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
如今，亲眼看见三尺深的肥沃的黑土层，我不能抑止心头的激动。
我默默地想，在华北的许多农村，每亩地能撒上一车半到两车粪（或七、八十担粪），就算是很好了，那么，把整个土地撒上三尺深的粪土，这又要用多少担粪啊！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翻译同志：
“谁看见这样肥沃的土地，能不高兴呢？”
翻译同志也有同感。
她还告诉我，苏联农业部派来的土地整理考察组的首席土壤专家弗拉修克同志进行土壤剖面分析的时候，曾几次地拿起黑土块，高兴地对中国同志说：
“这样好的团粒组织，这样好的土，保证您小麦丰收！”
来到草原后的第1个团日，翻译小组的青年团员们，都谈了谈几天来的工作体会。
一个叫谷峙峰的青年团员谈到他来到草原第1天的心情时说：
“我在荒地上跑了一天，心里真是敞亮。
我们祖国有这样辽阔富饶的土地，三尺来深的黑土层啊！
一闭上眼睛，我好像看见这无边际的草海下的黑土，被拖拉机翻转来，变成无边际的麦的海洋；
秋天，就要在这一片土地上，收获丰盛的粮食……”
为大草原打动心的，何止谷峙峰和王场长等几个人呢？
这块草原究竟有多大，亲眼看一看它的全貌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你乘飞机做一次低飞旅行，从佳木斯以东六十公里的福利屯起飞，东北行，在你的眼下，将展开一个辽阔的米黄色的海洋。
这“海洋”，西起松花江右岸，南自完达山以北，一直伸展到四百里以外的乌苏里江。
这草原大约有二百八十万公顷这样大，这里有一百八十万公顷的可耕沃土。
国营友谊农场就是座落在这个大草原的西端，它将成为向大草原进军的第1个前进基地。
调来农场工作的人，调来参加土地整理考察工作的人，有的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和东北的党政机关和农场，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农业部门。
这里住的挤、天气冷，吃饭是热一顿凉一顿，却没有看见那一个人愁眉苦脸，来自各方的人被一种共同的情绪感染了。
人们觉得能到这里为建设国营友谊农场尽一分力，是自己的光荣和幸福。
报纸上公布了国家准备在黑龙江省开垦三百万公顷荒原的消息，正如火上添油，人们的情绪更旺盛了，工作热情压倒了三道冈草原的寒威。
12月的第1天，这里下了第6次雪，接着刮起了风。
寒风扬起积雪，卷着雪花，呼啸着掠过草原；
大草原白茫茫一片，鲜明的红白两色的测旗，隐没在数十公尺以外的雪雾中。
水利组的年轻技术员，穿过雪雾，按着地图上标明的位置，找到地下水试坑。
坑下已有二三尺深的积雪了，他毫不犹疑地跳下去，拨出积雪，砸破冰，取出水样来。
当他从水中拿出水瓶来的时候，霎时间，瓶子外面冻上了一层薄冰。
冻土层已由六七寸深，伸展到一两尺深。
镢头落到冻土上是一条沟，扬起来只是核桃大的一块土。
测量组和土壤组的同志们刨开冻土，插上一根又一根的标桩，挖起三尺宽、六尺长、六尺深的土壤试坑。
寒风一下子吹透人们的厚棉衣，吹得手指冰冷、麻木，在试坑前的苏联专家和土壤调查人员，却像有意向寒风示威似的，脱下手套，赤手执着铅笔，沉着而详细地记载着土壤剖面的记录。
人们早晨六点多钟吃过早饭，从驻地出发，中午在冷风中吃几个冻馒头或凉面包，在草原上奔跑一整天，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会感到乏累了。
可是，当兴隆镇三家小店（考察组工作人员临时住在这里）里透出灯火的时候，你会看到：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有些人正在座谈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心得；
有的在记工作日记；
有的拿起“土壤学”或新译出的土地规划的讲义……。
你还会看见，四十多岁的孙渠教授（从北京农业大学来的）两双腿盘座在炕沿上，在闪闪的烛光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工作笔记，又在翻着俄华字典，念会和预备下明天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关于土壤方面的俄文单字。
人们不仅是不怕寒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人们也在愉快地谈论着。
有人说：
“富饶的草原是祖国未来的谷仓，建设大型谷物农场，是用我们的劳动，打开谷仓的大门！”
从各地农场调来的同志说：
“我好久便盼望着有个机会去苏联系统地学习办国营农场的经验，今天，这个理想实现了。
这里不仅有苏联赠送的全套最先进的机械化设备，而且从总场部的领导，到各分场，到各生产队都有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和指导。
运用苏联先进管理经验，又能紧紧结合当地的具体条件，一定能够学得好！”
1955年，国营友谊农场的两万公顷荒地就要全部翻转起来；
1956年，农场将第1次全面播种和收获。
当满载着小麦、大豆和猪肉、鸡蛋的汽车，一辆又一辆地开出农场，缴给国家的时候，人们永远记得：
这块土地是用苏联赠送的机器开起来的，庄稼是用苏联赠送的机器播种、收割的，这果实是中苏友谊的结晶。

山西工人准备在春节访问农民
山西省的工人准备在春节期间到农村去访问农民。
山西机器厂的工人在赶制一批双轮双铧犁，准备带到农村展览。
临汾机械修造厂的工人正在制造新式的铡草机和扬场机，作为送给农民弟兄的礼品。
晋生纺织厂的工人发起了赠送农民图书的建议，准备帮助解虞县西张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建立一个小型图书馆。
太原市郊区新建工厂和筹建工厂的工人，还准备和当地农民共同检查去年制订的工农团结互助公约执行的情况。

工人欢迎速成看图法
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创造的“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法”，经过一年来的重点教学试验，效果很好，受到工人热烈欢迎。
武汉市已有四百多名原来看不懂蓝图的工人，只经过二十小时的听课和复习讨论，就学会了看三面图、剖面图、零件图和简单的装配图，并能按图施工。
他们生产上的返工废活也因此大大减少。
看图纸是机械工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过去培养一个能看懂图纸的工人往往需要几年时间，而赵学田教授创造的“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法”运用实物投影的原理，适当采用挂图和模型帮助工人建立看图的立体观念，使工人能在二十小时内学会看图。
武昌车辆厂第1期训练班结束时，工人们赠给赵学田教授一面锦旗：
“您授给了我们找窍门的钥匙”。
据初步统计，各地向武汉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索取“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法”教材的已有一百二十个工厂、三十三个专业局、二十一个工业学校和训练班。
最近武汉市文化教育委员会赠给赵学田教授五百万元奖金。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为了推广“机械工人速成看图法”，正准备出版教材。
（本报武汉记者站）

幸福不是坐等得来的
仲夏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时常说的一句话。
大部分群众都了解了这句话。
可是，苏联的“昨天”是什么样子？
幸福的“今天”是经过怎样艰苦奋斗的“昨天”“前天”才来到的？
群众了解的就很少了。
这是当前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的幸福是必要的，但必须使这种宣传发生这样的作用：
鼓舞群众为得到这种幸福起而战斗，用群众的力量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有些同志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时，开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闭口是“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
对于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生活，社会主义的远景和眼前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各种措施有些什么具体联系，却没有结合农民的具体思想加以解释。
这样宣传的结果，就使农民觉得幸福生活是伸手就能得到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旦碰到一些困难，思想上就会发生疑虑甚至混乱。
如实行统购统销本来是对农民有利的社会主义措施，但这种措施要求农民改变一些生活习惯的时候，有些农民就不免发生抵触情绪，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也表示将信将疑。
有些农村工作干部不懂得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两步走；
有些人虽知道要分两步走，却说不清到底怎样走法。
有些人就根据自己这两年来的“体验”，对农民说：
“头一年提出总路线，第2年实现合作化，紧接着就该机械化了。”
有的人在动员农民入社时说：
“眼看拖拉机就来了，你不入社，插花地都得换给社里，看你怎么办！”
有些农民怕换走自己的地，又怕拖拉机来了自己使不上，就糊里糊涂入了社。
不少人听了这种宣传，错误地以为大规模机械化也不过是三年两载的事。
河北省邢台会宁等村农民不仅不愿置买新式农具，就连旧式农具也不愿添置修补。
他们说：
对付着使吧！
三、二年就有了拖拉机，置买这些旧家伙干啥呢？
这样，不仅使农民对合作化的了解发生极大偏差，而且对当前的农业技术的改革，如使用新式畜力农具等，产生了轻视的情绪。
我们不能把将来当成现在，我们要从现在出发创造将来。
不忍受今天的一些艰苦，绝不能创造明天的幸福。
农民们应该服从国家计划，努力发展互助合作，提高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只有工业发展了，拖拉机和汽油大量生产出来了，工业才能更有力地支援农业，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
那时候，美好远景才能变成现实。
坐着等幸福，是一辈子也等不来的。
樱桃固然好吃，先要好好栽树才行。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济南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山东省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01月07日到11日在济南市举行，出席委员一百五十五人。
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范予遂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的宣言、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传达报告，前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马保三所作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第1书记舒同所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会议对以上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晁哲甫、王深林、李澄之、米长茂、张汝琦等四十二人。
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宣言、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他们一致同意马保三副主席所作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报告，并拥护舒同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他们在发言中，愤怒地斥责了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坚决拥护周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表示今后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中规定的七项准则，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省人民，共同努力，完成国家给予本省的工作任务，为解放台湾和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奋斗。
会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谭启龙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山东省委员会主席，晁哲甫、马保三、苗海南、王深林、张伯秋为副主席。
（新华社）

正确使用救济款
林准
为了帮助灾民解决生活、生产上的困难，国家早已拨下大批救济款和各种贷款。
如何把这些款使用好，发挥支持灾民生产渡荒的最大效用，是当前灾区各级领导机关需要重视的问题。
许多灾区，当外移灾民回乡时，迅速发放救济款和贷款，帮助灾民及时修复房屋，修补生产工具，重建被毁的家园，积极投入农、副业生产。
但是，有些灾区对救济款的运用是有严重缺点的。
有的灾区的救济款和贷款被县、区机关积压起来；
有的不把救济款用于解决灾民当前的困难，而挪用在同救灾无关的事情上；
还有些地区的救济款被干部贪污了。
据湖南省望城县四个区、十三个乡调查，干部贪污救济款四百一十万元，挪用救济款一亿多万元。
在发放方法上，有些干部不善于发扬民主，不会走群众路线，以致应救济的没有救济，不应救济的却救济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有些地区采取粗评滥发的方法，助长了灾民的依赖思想。
这些缺点，一方面使国家的大批款项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方面使灾民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应引起各有灾地区的普遍注意。
人民政府在国家建设任务十分巨大，需要资金日益增多的时候，拨出成万亿元的救济款和贷款支持灾区人民；
人民有理由要求各地十分重视和切实做好救济款的发放工作，把发放救济款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进行。
怎样才能把救济款发放工作做好？
许多地区已有好的经验。
首先要把它用在紧急需要的方面，解决灾民最迫切的困难。
其次要发得及时，“雪中送炭”，那种一面压款不发、一面任令灾民挨饿受冻的做法，必须马上转变。
第3要重点使用，集中发放，并和国家投入灾区的各种款项互相配合使用；
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掌握救济面，使救济款能够用于困难最大的灾户，有效地解决问题。
要使救济款发放工作做得及时、合理，灾区的各级领导必须充分重视，亲自掌握。
紧急救济要求迅速、合理，应采取领导掌握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办法，由县、区领导机关派出足够的干部随款下乡，以便更好地对基层干部和群众交代政策、帮助发放。
此外，还要注意发放后的检查和及时纠正评发中的偏差，对发现的贪污、挪用、浪费的现象，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武汉人民初步战胜风雪
1955年新年前后，武汉市连续落了十天左右的大雪，01月05日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十四度六，这是当地1886年有气象纪录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寒。
武汉市党、政领导机关及时地采取了措施，解决这次严寒风雪给武汉人民带来的困难。
新年期间，市、区政府机关和街、乡、公安派出所的干部，冒着风雪，深入街道里巷和乡村了解人民生活的困难情况，把大批救济金、棉衣、棉被等迅速发到了需要救济的人的手上；
到04日下午止，已发出紧急救济金二十亿零二千余万元、棉衣五千三百三十七件、棉被一千零七十床；
被冰雪覆压的危险房屋，也已打撑加固。
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困难条件下，也保证了粮食、油盐、煤球、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为了保障水上人民的安全和交通运输，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等单位航运工人驾驶着的轮驳，在汉水上展开了破冰斗争，并把脱险的民船拖到长江中的安全地带停舶。
现在汉水的交通已经恢复。
在郊区，耕牛转移到了可蔽风雪的房屋内，避免死亡影响春耕。
01月05日天气转晴，但坚冰未融，严寒仍将持续。
武汉人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同严寒和风雪搏斗。
（本报集体通讯员长江日报编辑部）

汉字简化工作正在讨论中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去年12月23日正式成立，现已分拼音方案、汉字整理、方言调查、词汇研究、语文教学、技术指导、编辑出版、宣传推广等八个方面开始进行工作。
并对前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初步拟出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向各省市教育厅、局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发出这一草案，广泛征求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机关有重点地组织讨论，在今年02月底以前把意见汇集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进一步修改的参考。
待今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时，将正式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要不算细账，哪来这成绩”
——国营“九三”农场扭转经营无利局面的经验
丁履枢
一、问题在哪里
国营“九三”机械农场位于黑龙江的嫩江草原上，耕地有一万四千多公顷，是我国现有国营农场中最大的一个。
这个农场建立已近五年，每年都缴给国家成千上万吨的粮食。
但在1953年以前，这个农场却年年赔钱。
农场的职工们说：
打这么多粮食还赔钱？
真是赔的稀里糊涂！
有些职工明知经营管理上有问题，但谁也不知从哪里下手解决。
这个农场设有比较健全的财务会计部门，可是经济核算工作却只是在场部孤立地进行。
每种作业需要多少费用？
各种作物要用多少成本？
不但直接生产的工人不了解，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清楚。
人们只知道生产，不知道怎样才能作到生产有利。
场内工作人员存在着供给制思想，不论什么物资财产，用的时候伸手要，不用就推到仓库里。
在1953年年初清产核资时，单是积压的物资就值六十八亿元。
这样就造成浪费大、成本高、增产赔钱的严重现象。
1952年秋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农场领导干部明确了“依靠职工办好农场”的思想，决定把核算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使群众心中有数，以改进农场的经营管理。
场部派到每个作业区成本会计一名，负责进行成本核算工作。
这一决定在会计工作人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说：
“过去连统计数字都‘统’不上来，这回连成本都叫下边算，搞乱了可不是玩的！”
也有人反映：
“在作业区建立核算工作，要用上六、七个会计员才能行。”
经过反复动员和讨论研究，确定了在作业区以生产队为单位，不另增加人，由现有的三个核算人员成立“核算组”，在作业区主任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二、第1步工作
全场五个作业区的“核算组”建立起来之后，第1步工作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讨论、核算，制订1953年度生产财务计划。
人们在制订计划时算了细账，知道了每项作业的成本是多少。
有些作业区就自动提出减少可以缩减的大车等等。
只这一项就可减少开支三亿二千万元。
通过初步计算，职工群众认识了只有算细账，心里才有底，干起活来才有目标。
“核算组”的人员也初步认识到核算工作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
春天，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拖拉机在播种小麦。
第一作业区“核算组”组长张季高在想：
“如果能及时把每台拖拉机的成本算出来，叫拖拉机手们知道成本降低了或是超过了，他们就会去改进自己的工作。”
于是他就根据每台拖拉机的“作业报告单”计算成本：
油料、人工、折旧费等等，一算就算到深更半夜。
在辛勤的劳动中，张季高发现油料、人工、折旧费等都是早已按计划价格定下来的一些固定数。
他把这些固定数编成了从一到九的“换算表”（到了十的数加上一个零就行了）；
又把每种作业的成本编成从一到九的现成的定额成本“换算表”。
有了这几种换算表，根据作业报告单上的数字核对换算表，只用三、四分钟，每台拖拉机一天的作业成本就算出来了。
第一作业区的核算组把每台机车的作业成本公布了。
这是“九三”农场建场以来第1次出现的新事情。
公布的项目里写着：
徐广民机车组降低了作业成本二百八十三万元；
滕叙模机车组超过了二百五十二万元。
滕叙模看到自己超过的成本这么多，心里很难受；
生产队长马成林看到超过了成本，也很着急，就发动大家研究降低成本的办法。
滕叙模组发现成本高的原因是：
油料消耗多，交班不明确，机器故障多，时间浪费大。
滕叙模组根据本组存在的问题，学习了徐广民组的经验，后来不但把超过的成本找回来了，而且还节约了成本四百二十九万元。
但是，第一作业区“核算组”的经验，并没有在其他作业区的“核算组”推广。
有些“核算组”的干部瞧不起统计人员，不肯学习这种经验。
这些人表面上也说“依靠群众”，下地跟在拖拉机后面跑，实际啥问题也没看出来。
三、把核算工作巩固下来
春耕结束了。
各作业区“核算组”的成本表报都没作出来。
有的作业区把核算的资料也搞得乱七八糟。
有人说：
“看吧，把账搞垮了，谁能负起这责任！”
有人说：
“核算组要垮了。”
农场的领导干部严格督促会计主任和场部成本会计亲自到作业区去，协助结算春耕的成本，这才把表报拿上来。
但是人们对核算的信心仍然不大。
06月中旬，场部召开了“核算组”会议，会上批判了部分核算人员对加强基层核算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以及不接受新事物的保守思想和不愿深入基层的思想作风，从思想上把“核算组”巩固下来。
会议又肯定了第一作业区的“机车成本核算”的经验，决定全场一致采用“换算表”的方法，使各队都能把每台拖拉机的作业成本及时公布出去。
在这次会议上，又研究确定了全盘的成本核算方法，规定“核算组”除计算全套成本外，还要监督生产计划的执行，掌握成本计划，监督财务管理等。
“核算组”的工作进一步展开之后，各种作业的成本都能及时公布了。
但是每种作物、每个作业都要顺序核算，如小麦按耕地、耙地、播种等一一计算，其他每一种作物也得这么算，并且还要按“计划价格”、“实际价格”一样算一遍，作出各项差异的比较，这样，每期的成本表报就有好几十张。
这样复杂的核算方法，成为“核算组”在当时工作上的一种负担。
这时恰好中国人民大学簿记核算教研室派来了一个工作组，研究国营农场的会计核算问题。
他们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议采取按每项工作共同核算成本的方法，使核算工作简化了好几倍。
后来又从影响成本高低的因素上，明确了基层核算的目的和方法，使大家明确认识影响成本高低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内在的效率因素，劳动效率提高，原材料消耗减少，成本就会降低；
另一个是外在的价格因素，原材料价格高了，成本就会高。
基层核算的主要任务就是发掘内在因素，通过核算，促使广大的职工提高效率，减少消耗，以降低成本。
至于外在的价格因素，职工们没有力量改变它，基层就没有详细核算的必要。
秋天，又学习了“五三”工厂在会计核算改革方面的经验，进一步简化了计算方法，找到了核算工作上比较先进的办法。
1954年全场普遍使用，职工心中有数，在生产中自动注意节约成本。
四、“大胡子队长”
农场建立基层核算工作的经验证明，凡是注意算账的生产单位，成本很明显地降低下来了。
由于核算工作是按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不像过去那样全场统一计算，平均分摊，因此，先进和落后的生产队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第4生产队队长张树奎，外号叫“大胡子队长”。
他由拖拉机手被提拔为队长后，还是开上拖拉机去干活，风里雨里都不怕，就是怕算账。
他是只管生产，不问成本。
1953年这个生产队小麦每公顷产量达到一千零八十七公斤（全场平均才只七百四十公斤），成本却比全场总平均数高出了百分之二十五。
结果还是经营无利。
“核算组”公布成本了，各生产队都在讨论研究降低成本的办法。
张树奎把表格往桌上一推，说：
“统计员，机器老出毛病，我得下地啦。
你看看吧，又是啥核算？”
统计员也不注意，随便填了表交上去了。
冬天总结工作时，张树奎总认为自己队产量高，成绩不小。
“核算组”的同志说：
“张队长，你们的成本太高啦，小麦每垧二百五十多万，算下来还赔了两三千万！”
“辛辛苦苦一年，打这么多粮食，说俺们赔钱，这不行！”
“咱可以算账啊。”
账算起来了：
小麦种籽没弄好，发芽率才百分之六十五，每公顷多播种籽六十五公斤；
机车故障多，效率低，每公顷开支修理费三十万元，支出折旧费二十一万元；
油料消耗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二；
秋耕地机器完不成任务，向别的生产队调“援兵”，开支调车运费三、四百万……，算着算着，张树奎的头上冒出了汗珠儿。
“张队长，今年赔啦，明年还够呛。
人家一垧秋翻地不到四十万，你们七十六万呀！
这要算到明年的成本上。”
张树奎摸弄着自己的大胡子，瞪着眼睛不作声了。
在总结工作的大会上，农场党的总支书记以这个实际例子向全体职工们进行了教育。
五、“这样算是糊涂账”
通过1953年一年的实际工作和第4生产队的教训，1954年一开始，全场出现了算细账的风气。
群众性的核算思想树立起来了，成本大大降低了。
1954年第4生产队换了两个新队长。
这两个生产队长记取了张树奎的教训，无论什么事情，总得先算细账，然后才敢干。
农场决定在小麦地上施用过磷酸钙肥料，给第4生产队拨来了三吨。
这天晚上，两个队长又算起账来了，一斤过磷酸钙两千多元，一公顷地增加成本二十多万，能多打多少粮食呢？
谁也没经验。
一点不用吧？
怕挨批评。
全用吧？
实在舍不得这么一大笔钱。
最后他们确定留下一吨，退回两吨。
这个队有二十多公顷没有秋耕，队长又想：
要是今春不耕地，光用耙耙一遍也行，一公顷能省十好几万。
有人说：
“我看咱们赔钱就赔在作业程序太多啦，没翻过的地，也是一样打粮食。”
后来这块地没有耕，只是耙了耙就种上小麦了。
一年的生产过程中，第4生产队处处算细账。
算了一年细账没白费，秋后算总账，成本比上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多，一亿五千万元的计划利润，完成了三亿多。
队长高兴地说：
“要不算细账，哪来这成绩！”
收获完了，第4生产队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一千九百七十四公斤，好收成啊！
可是在这好的收成中，产量是这样的不平衡，施上过磷酸钙的小麦，每公顷产量达到了二千三百公斤，和同一地段、同一品种没施过磷酸钙的地对比，提高了产量百分之二十六点八。
两个队长想起退回去的那两吨过磷酸钙，后悔的直跺脚。
没有耕地种上的那小麦，每公顷产量只一千四百多公斤。
算错了这两笔账，少打了两万九千多公斤小麦。
队长王德敏拍打着脑袋直嚷嚷：
“这是啥的成本核算？
这是算的糊涂账！”
六、出现了新的气象
1954年，农场领导干部根据基层核算工作的发展和一年的体验，又决定实行作业计划和超额奖励，进一步开展了机车的定额核算，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仅以春耕作业为例，全场有四十五台拖拉机作业，其中三十一台降低了成本，仅在播种小麦过程中，全场就降低了直接成本七亿五千七百万元，同时使小麦播种期较往年缩短了十天。
春耕作业中，第一作业区的“核算组”又创造了大车“定额核算”的办法。
这种核算在全场展开之后，原先两台大车所担负的工作，大部分减为一台大车去作了，另一台大车抽出去给基本建设部门运材料。
第3生产队大车运输员吕生一台大车完成了两台大车的任务，而且在一个月里还降低了成本七十六万元。
拖拉机手们也尽量爱护机车，利用废品，减少零件消耗。
拖拉机手徐广民的机车坏了一个铜套，他到仓库一问，一个价值三万元，他一声不响的走了，自己回去修上一个旧的用。
康拜因手佟庆山的机器坏了一个排气管垫，新的要七万元，他想办法用旧的补上了，一样能用。
麦收作业中，又仿照大车“定额核算”的办法拟订了汽车的“定额核算”办法，全场七千多公顷小麦，只用二十六台汽车，不但完成了田间运输任务，而且还把四千五百吨小麦送到车站，缴给了国家。
全场缴给国家的八千五百吨小麦，在09月末就送完了。
1952年才种了五千多公顷小麦，除了出动了自己的二十六台汽车和十台福特拖拉机以外，又雇了十二台汽车，缴给国家的小麦，一直运到第2年03月才运完。
由于在全场范围内展开了算细账，财产管理的混乱现象也消灭了。
就是连一个小小的零件，也都作到了账物相符。
各种资产管理得井井有条。
这样一来成本大大地降低了。
从主要作物来看，和自然条件相同的1952年比较，单位面积成本小麦降低了百分之十二，大豆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九；
由于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1954年农场获得利润四十六亿四千九百多万元，扭转了几年来经营无利的局面。

青藏高原上的煤田
吴之骧
在祖国的青藏高原上，出现了一个煤田——“乌丽”煤田。
1954年05月，青藏公路筑路部队和民工，自柴达木盆地南部边缘的噶尔穆开始向西藏筑路，他们由柴达木沙漠沿着雪水河，一直进入昆仑山的山谷中，再横过雪山，走上了海拔四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青藏高原。
08月间，筑路部队和民工们越过霍霍西里西南一百二十公里，在“乌丽”地方发现了煤田的第1个露头，他们挖出了一块“黑泥”。
“乌丽”重山环抱，有着澄清的湖水。
这个地方北起噶尔穆，南至通天河六百余公里间没有人烟，仅有极少数的进藏商旅、拜佛香客的骆驼、牦牛队在它附近经过。
“乌丽”煤田的发现，立即引起了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
燃料工业部在去年国庆节前，派出了一个包括地质和探矿设计技术人员的工作组。
勘探工作者们在青藏高原上，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查，终于掌握了这个煤田的特征，发现这个煤田不但储藏量丰富，而且又是优良的无烟煤。
现在，“乌丽东矿”已正式生产了，来往的汽车把煤运到公路沿途各站，并越过唐古拉山，供应黑河、拉萨。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4年第52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4年第52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以“提高人民的警惕，严防和平敌人的阴谋”为题发表社论。
社论指出：
1954年世界紧张局势有了某些缓和。
但是，美英反动集团及其西欧的伙伴们正在加紧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各个国家之间、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它们正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建立反对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并且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来威胁这些国家。
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指挥下，若干西欧国家的政府已经签订了所谓巴黎协定。
这一切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新的国际局势。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必须大大提高警惕，严防和平敌人的阴谋。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能容忍这种局势，不能无所准备；
它们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本国人民的和平劳动，保卫本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和领土。
这一期刊载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答英国科学家和公众领袖约翰·贝尔纳问的全文，并且发表了德国共产党主席雷曼的题为“德国共产党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文章，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莫拉夫斯基的题为“波兰人民会议选举期间的群众政治工作”的文章，以及西班牙共产党第5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共产党纲领”等。
雷曼的文章指出：
由于阿登纳签订了巴黎协定，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拒绝举行关于恢复德国统一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会议，由于阿登纳政府拒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促进相互谅解的一切建议，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巴黎协定的目的是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实施这些协定会给德国人民造成新的、甚至更大的灾难。
因此，德国共产党当前的重大任务是，一面向居民说明巴黎协定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向工人阶级和所有其他阶层居民宣传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欧洲国家会议的宣言所指出的道路。
我们首先必须建立西德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且团结西德一切和平拥护者和爱国者结成反对巴黎协定、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的强大阵线，把反对德国垄断资本家、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阿登纳政府的斗争一直进行到胜利为止。
（新华社）

从“语法修辞讲话”谈起
叶圣陶
近来“中国语文”上有好些篇文章讨论汉语文法的问题，尤其是词类的问题。
我是外行，不能赞一辞。
我想谈谈另一方面。
语言文字的事儿，大概可以分两方面来谈。
一是语言本身有什么规律，怎么使用就恰当，不那么使用就不恰当，简单的说，就是实际使用上的是非得失。
另一方面是怎么理解这些个规律，这是科学理论，这里头大有文章可做。
“中国语文”上撰稿的诸位先生谈的是后一方面，我要谈的是前一方面。
我想从“语法修辞讲话”谈起。
“语法修辞讲话”从1951年06月06日起登在“人民日报”上，每星期登两回，连续了好几个月才把六讲登完。
当时要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写这个“讲话”，为的是大家觉得语言使用上有些混乱。
你也说混乱，我也说混乱，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消除混乱现象呢？
怎么样才可以使咱们的语言纯洁和健康呢？
这就有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讨究一番的必要。
“讲话”登在“人民日报”上，后来又印成单行本，读者那么多，不但读过看过而已，好些个单位还组织学习，拿它做学习资料。
反映是多种多样。
有的说它着实解决些语言的实际使用上的问题。
有的说它头绪纷繁，徒乱人意。
有的坚持学习，直到最后一讲，说不看全貌，得不着好处就不能怪人家。
有的半途而废，实在学不下去了，说语法那么罗嗦，还是照平时习惯说话写文章吧……再说自从这个“讲话”登出以后，群众中间普遍的有了个认识，就是语法很关重要，即使是嫌语法那么罗嗦的，也认识到现在有那么多的人在看重语法。
这是“讲话”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影响。
可是评论“讲话”的文章不多见，就其中个别论点来评论的还有过一些，通评全部的似乎更少。
“人民日报”编者在开始登“讲话”的时候写过按语，说如有不同的见解尽可以提出来讨论，这个按语好像已经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形。
“讲话”跟其他语法书不同。
它不仅说明一些名目和格式，不仅就那些名目和格式列举一些例子，还指出一些实际使用上的缺陷，拿那些缺陷来讨论。
譬如讲到主语（在第4讲里），不仅说明什么叫主语，还指出有些句子有了主语缺少合式的谓语，有些句子有了谓语缺少合式的主语，有些句子主语谓语配合不恰当，有些句子主语重复了，有些句子暗中更换了主语了，诸如此类。
这个办法是好的，它使“讲话”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一部分讨论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可是不用商量的大部分对人家很有帮助。
第5讲讲修辞，作者声明把重点放在“明确”上，其次是“简洁”。
这就是说，这里讲的是消极修辞方面的事儿，至于怎么样可以使形式更好，用怎么样的形式表达内容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些个属于积极修辞方面的事儿，暂时不去讨论。
大约作者是这么想的：
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先求“无过”，在“无过”的基础上，再从容的进求“有功”。
这一部分指出的语言使用的好些现象，咱们不留心，也不觉得怎么样不妥当，一经作者说破，才觉得确然有些毛病。
第6讲讲使用标点，着重在辨析疑难。
就全部看，觉得第4、第5两讲写得较好，第2讲较差。
第2讲讲用词，这里头可以商量的地方恐怕最多。
第3讲讲虚字，那里头可以商量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有些、有的”“为……而……”“致以”。
按现在的情况，作者所批评的某些用法正是大家乐于使用的，而且觉得用得还顺适，可见作者的讲法不见得全正确。
好些读者的意见，“讲话”的要求似乎苛一点儿，这也不对，那也不合，说话写文章原是挺平常的事儿，哪里会那样的触处荆棘？
尤其是初学写文章的人，要是拿“讲话”做学习资料，极容易犯束手束脚的毛病，那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我想，“讲话”的写作既然为了支持“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的号召，搜罗一些不纯洁、不健康的例子来讨论是必要的。
实际上各类例子有那么多，咱们就不能怪作者搜罗得太多了——固然有些例子到底纯洁不纯洁、健康不健康还可以商量。
可是，假如适当的增多一些正面的（纯洁的、健康的）例子，减少一些不常见的反面的例子，那就叫人家可以多所取法，又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揣摩，效果该会好些。
此外还可以指出两点，该是“讲话”的缺点。
这里头只讲到句，没谈段落和篇章。
一般语法书原来大都如此。
可是“讲话”既然把语法和修辞合起来谈，既然着重在讨论语言的使用，这就离不了思维的条理，而思维的条理常常在成段成篇的时候看出来。
上下两句分开来看都完整，连起来看可不相应，那就说不上恰当的使用语言。
前后两段分开来看都要得，连起来看可搭不上，那也说不上恰当的使用语言。
因此，要给读者更多的帮助，应该在下一句和上一句、后一段和前一段的关系上有所讨论。
可惜“讲话”没这样做。
其次，看现在的情况，长句的应用越来越广，而长句极容易出毛病。
为读者着想，应该用较多的篇幅谈长句，“讲话”谈得太少了。
第4讲第9段指出各种结构上的毛病，这是有用处的，可是正面的长句只在第1讲的末了儿分析了三句，那是不够的。
“讲话”注重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的是非得失，既然谈是非得失，就得有所取舍。
下判断，定取舍，人人的意见不会全同，不同就得讨论。
当时“人民日报”的按语希望大家讨论，我也一直在盼望大家讨论，因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该怎么样使用才合适，是咱们切身的事儿。
注重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上，实在就是讨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这个术语跟咱们古来所谓“雅言”相近，就是大家通晓的、了无隔阂的语言，可以用来谈话、演说、作报告，也可以用来写普通文章和文艺作品）规范化的问题，虽然“讲话”里没正面提出。
再说，大家希望消除语言混乱的现象，反过来说，不就是希望规范化吗？
规范化了就不混乱了。
规范化了，说东是东，说西是西，出于你的口，入于我的心，一清二楚，不折不扣，这才做到充分的交流。
规范化是语言工作里头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是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好些个事情不容易做，如文字改革、编词典、编课本等等。
大家好像还不大关心这个问题。
我热切的期望大家关心起来，尤其是语言学家。
有人认为现在的书面语言是“五花八门，一团混乱。
要想给他整理出一套规矩来，并且教给人学会他，真是个劳而无功的事”（陆宗达、俞敏：
“现代汉语语法”第十面）。
这是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认为不能就书面语言来谈书面语言，只能拿口头语言来衡量书面语言，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个话当然也有道理，可是这样说是不是全面，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关系是不是那么单纯，这是值得讨论的。
“讲话”的作者也注意到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关系，对于古代成分和外来成分的处理也提出一些意见，但是好像认为基本上是可以在现在的书面语言里整理出一套规矩来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讲话”里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都是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的。
经过讨论，把应该肯定的肯定下来，应该否定的否定掉，然后总结出一些原则原理来，那就大有好处——对于说汉语、写汉语的人都有好处。
事情当然不会那样单纯，在析疑辨难的当儿，问题引问题，将会引出许多问题来，连“讲话”里没提出的也都有机会拿出来讨论了。
要是咱们认定这么一个前提，规范化是必要的而且可能的，讨论就不嫌其广，不嫌其繁。
附带说一点。
既然讲语法，就少不了体系术语。
我看“讲话”所用的体系术语是折衷诸家之说，更确切一点儿说，是在黎（锦熙）、王（力）两家之间，作者并没有什么创立。
在这方面，异军突起可以注意的有“中国语文”上连载的“语法讲话”和陆宗达、俞敏两位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
最近有高名凯先生否认词类分别，不过他还没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新的体系来。
我已经说过，我在这方面不能赞一辞。
但是，由于从事语文工作，我常常跟教师、编辑同志接触，彼此一谈起来，就不免诉说，体系不一，术语分歧，大是苦事。
教师采用甲的体系讲授，学生提出乙的体系来问难，怎么办？
同一学校里，一班的教师采用甲的体系讲授，另一班的教师采用乙的体系讲授，旁的功课都有固定的教材，惟有语法不然，怎么办？
编辑课本，既不能罗列诸家之说让学生自己去斟酌，又没法糅合诸家之说成为一说，怎么办？
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定于一”，固然不应该，事实上也办不到，但是能不能充分协商，先提出个在教学上可以试用的纲领来呢？
有些人对于语法学家的争辩起反感，认为他们争他们的，跟大伙儿毫不相干。
我倒不那么想。
真理应该愈辩而愈明，语法学家争辩的对象正是咱们大伙儿头等重要的工具——语言的问题。
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然后看得全，看全之后，也许各种说法都有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
但是哪一部分对，哪一部分不对，就非讨论不可。
很希望“学”和“思”并重，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认真争辩，这样才能够早有结果。

“学者”——政治阴谋家
——胡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反动本质
张沛
一、胡适至今仍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
最近各地已逐步展开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与政治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唯物论与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发展与胜利，将直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斗争正在开始，学术界的广大人士已经参加进这一斗争中来，一些过去受胡适影响的人们，其中有一些已经表示要从这场思想斗争中，清除自己唯心论观点，全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必须指出：
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只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
不久以前，当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敌视中国人民、准备扩大战争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后，藏身纽约的胡适，马上发表谈话，表示对这个卖国条约“十分满意”，称赞这是“最佳的”条约，并且说：
“我对第6条的末句特别感到兴趣”。
这个侵略条约的第6条末句是讲什么呢？
是说美国除了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以外，还规定这个侵略条约“……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规定的其它领土。”
这“其它领土”四个字，就是说，美帝国主义不仅仅企图把它的侵略矛头从台湾、澎湖移向仍被蒋贼盘据的我国沿海岛屿，而且要指向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胡适自然“特别感到兴趣”了，因为包括胡适在内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时刻都梦想着在全中国复辟的。
胡适已经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了。
胡适今天仍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凶恶敌人。
胡适三十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社会上，遗留下极为反动的恶劣影响，这些影响直到最近并没有得到基本清除。
相反，还在继续发生有害的作用。
在对我国古典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的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继续散播反动的唯心论观点，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由此可见，反对最凶恶的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在今天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胡适伪装成“学者”的身份，积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而使一般人不容易认清他在学术上的反动思想和他的反动政治活动如何息息相关，而他在各个学术部门散播极端反动的唯心论思想时，总是诡辩地说成“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他还狡猾地把那些骗人的口号与主张，用通俗的形式，通过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散播至更大的范围，使得许多人看不清他的阴谋鬼计。
二十多年来，胡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紧紧结合，实际上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我国文化思想领域中反共反人民的指挥官。
二、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下，胡适的学阀集团，是他的反动政治活动的组织基础
反革命胡适之所以能广泛散播他的反动思想和进行反动政治活动，胡适的学阀集团，控制了中国学术界有重大的关系。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在精神上、思想上，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从一九○九年起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本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按照“美国方式”，来培养训练为美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人员，胡适就是其中最忠实（最反动）的一个，来实现它“从知识上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的“攻心”政策。
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掩盖它这种文化侵略的措施，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学术界，在1925年设立了个所谓“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表面上是办理退回庚款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美国文化侵略在中国的执行机关。
这个文化侵略机构是属于美国最大的财政垄断集团洛克菲勒、摩根的系统。
美帝国主义者要执行它的文化侵略政策，一定要在中国找忠实可靠的代理人，这个人选自然而然地落到胡适的头上，他从秘书一直做到董事长。
受这个机构控制的有十几个主要的高等学校，和许多学术机关。
胡适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后台”，和蒋梦麟、朱家骅、傅斯年等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阀集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界。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美帝国主义既能推行它的“攻心”政策，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中国学术界又有了一个得力助手。
而胡适呢？
这个机构把他养肥了，他自己可以实现“摩托车”文明了，有了这个集团做依靠，他就更能疯狂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指令下，散播各种反动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的时期，胡适和他的学阀集团，反对革命总是非常及时极为活跃的原因。
不仅如此，胡适有了这个学阀集团，就可以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压力，来拉拢、收买更多的人为他服务，传播他们的反动观点，这也是胡适的反动思想能在各个学术部门广泛散布的原因。
胡适的学阀集团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经依靠过这个集团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过的人，今天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这个集团的罪恶了。
三、胡适是我国历史上第1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头目
1917年07月，在美国“攻心”政策下受了七年奴化教育的胡适回到了中国。
公平地说，这个时候，胡适虽然身藏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的法宝，摇着“西洋文明”的幌子，跑到溥仪面前高呼“皇上”，但是，不论保皇余孽或者封建军阀，当时没有给予他什么特别的青睐。
胡适“苦闷”了。
然而胡适毕竟是胡适。
他完全懂得如何积累资本开辟他日后的反动道路。
在张勋复辟声中，胡适经过一番谋虑以后，决心“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用这种风雅清高的调子，打起了他的开场锣鼓，伪装把“哲学当职业，文学当娱乐”，来等待自己发迹的时机。
在震撼世界的10月革命的号召下，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暴风雨来临了。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作为右翼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他提倡过白话文，喊过打倒孔家店，加上他善于投机、骗人，在群众觉悟还不高的情况下，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这些都是事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
那末胡适开初参加五四运动的动机是什么？
受过多年美帝国主义“西方文明”薰陶、像半个美国人一样的胡适，对于落后的“东方生活方式”，自然也不无厌恶之感，于是他从帝国主义反动文化观点出发，对封建文化加以某种程度的攻击，这也是很自然的，此其一。
假惺惺地不谈政治的胡适，碰到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骨子里的个人野心跃跃欲试，想乘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热情高涨之际，投机取巧，惑人耳目，以一举攫取虚名，此其二。
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胡适在参加五四运动时，已在中国传播当代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
准备按照所谓实用主义，把中国引导到一条反动的政治道路上去。
他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会如此迅速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
因此，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也就是说运动已发展到全国范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工人运动开始高涨，这时，标榜以“哲学为职业，以文学为娱乐”的狡猾的胡适“忍不住了”，隐蔽地但是毒辣地发出了他的第1个反革命宣言，这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尽管这篇文章彻头彻尾均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唯心论思想，但是胡适很巧妙地伪装起来，似乎他只是告诉人不要“空谈抽象的主义”，因为“那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还是多研究一些像“人力车夫”“卖淫”等实际问题，“凡事多从具体问题下手”，请看，胡适是多么“注重实际”，多么“关心人民疾苦”啊！
胡适摆开“孔雀开屏”的美丽姿态，用好听的改良主义口号作商标、广告，来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对当时深得人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维护封建军阀的既得权益。
不仅如此，胡适在当时，就已显露出他反动的政治欲望，这在他1922年所写的“我的岐路”一文中自白得很清楚，他说：
“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他的政治野心就萌动了。
他在同一文中还说：
“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胡适在这里不是指一般的文化倾向性而言，而是表露他当时已经企图把自己反动的学术思想和反动的政治活动，隐蔽地结合起来。
1930年，在他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作了更明白的自供，说他1919年与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目的是要竭力反对中国人民“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这话虽然用意是在攻击共产主义者，但他毕竟供出当时他是企图用掩眼法，来扼杀正在中国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胡适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头目。
四、胡适是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忠臣
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宣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取得胜利。
一度是五四运动右翼代表的胡适，这时就更加激烈地与马克思主义为敌了，而且从此把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了。
1922年，当时中国处在军阀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中，而每个封建大军阀的背后又都有着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军阀之间的混战又直接反映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深刻矛盾，而呻吟在灾难与痛苦中的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要求，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可是胡适害怕人民群众的这种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且竭力阻挡它，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往反革命的方向走。
胡适首先于1922年05月在“努力”周报上提出“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说什么要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要有“有计划的政治”，和以往一样，胡适用一些好听的词句来迷惑人民，而实质上呢，是大肆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在“努力”周报连续组织了“好人政府”的讨论，以“动员”社会力量，抵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号召，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胡适为了抗拒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麻痹群众思想，替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在同年10月又发表了一篇“国际的中国”，露骨地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大大赞扬吮吸中国人民鲜血的帝国主义在北京的“银行团”，说美国资产阶级并无恶意，最后，甚至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特权：
租界与东交民巷、外币、总税务司、邮政海关权等等唱起了颂歌。
这里，集中表现了胡适的殖民地买办奴才的丑恶嘴脸。
胡适一方面高唱“西方文明”积极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一方面为了反革命的共同利益他对于封建军阀也是恭敬奉承的，当北伐前夕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北上想召开国民会议，而召集了一个“善后会议”时，胡适也去参加了，并且提出了巩固封建军阀政权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
一九二五—1927年的大革命开始后，胡适正在伦敦参加那个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庚款委员会，他虽远在万里以外，但从事了一项政治阴谋，企图破坏当时的大革命。
根据林语堂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的揭露：
当北伐军猛攻吴佩孚时，吴佩孚向另一个军阀孙传芳求援以免于覆灭，这时远在伦敦的胡适，通过他的好朋友“淞沪督办”丁文江，策动孙传芳不去援救，目的是让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然后再让孙传芳去消灭北伐军，扑灭大革命。
胡适的政治阴谋没有实现，这是由于当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勇猛无敌，不仅消灭了军阀吴佩孚，而且也迅速消灭了军阀孙传芳。
但是伪装的学者胡适的政治阴谋家面目，却是毕露无遗了。
胡适因为处心积虑地维护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利益，他对于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也是反对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曾在“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中，大骂孙中山准备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战争，盛赞陈炯明的叛变，说这是一种革命。
五、胡适紧紧配合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政治上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进攻
一九二五—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从城市转入农村，领导千百万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创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反动集团则步步“围剿”，人民被迫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开始了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时的胡适，为了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武装围剿”，在思想上、政治上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的进攻。
经过大革命洗礼的人民，觉悟水平提高了，斗争的意志坚决了，这是胡适最害怕的，为了麻痹群众的斗争情绪，胡适在1930年又发出一个反革命的政治宣言，他在“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有“五大仇敌”，但是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那末仇敌是谁呢？
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反革命的胡适是如何恶毒呵，他想用这种倒果为因的策略，欺骗人民离开革命的道路，他继续说：
“我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
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胡适在这里用尽了污蔑的词句，想把蒋介石反动集团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和罪恶，加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头上，胡适的这种反动宣传，比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更加恶毒。
因为胡适反共有功，蒋贼亲自召见胡适“垂询大局”（上海申报1930年10月14日南京专电），于是胡适更加忠心致力于反革命的事业了。
1933年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和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正在进行残酷战斗的时候，丧心病狂的胡适直言无讳地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这是1933年02月21日胡适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的谈话，为蒋介石罪恶的武装“围剿”和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辩护，“学者”胡适，立刻变为蒋介石的军事发言人了。
一九三二、1933年左右，蒋介石反动集团一方面武装镇压革命人民，一方面强化法西斯的统治，在各级教育机构中，推行了法西斯的教育制度，企图窒息青年的反抗思想，使他们变成愚昧无知的顺民，但是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没有在暴力与恐怖面前屈服，他们进行了英勇斗争，喊出了“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的口号。
胡适丝毫不失时机，立刻在“独立评论”第8号上，出马威吓、攻击革命青年，说：
“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只不过是一班无心求学有意捣乱的学生信口编造出来的一种名词新戏法而已……”
此时，胡适和蒋贼，一文一武加紧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胡适为了表达对蒋介石如此看重他的恩情，1934年他在“独立评论”第95号上发表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一文中，把满手沾染中国人民鲜血的万恶之魁的蒋介石，描写为一个一尘不染的近世“伟人”，为他的法西斯化的“新生活运动”大加吹嘘。
抗战以后，胡适因为十多年来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得到了蒋贼的“犒赏”，被派到把他一手培养出来的美国去做“大使”了，胡适二十年前那种“忍不住的政治上新努力”，也就是政治野心实现了。
虽然出了洋，但他丝毫没有忘却继续向革命人民射出恶毒的箭，他在国外大骂当时英勇卓绝、坚持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争的人民军队为“土匪”，引起了许多正直人士的愤怒。
他在驻美大使任内，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好几个卖国条约，对于胡适来说，他能够把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直接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自然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
1948年，蒋介石反动集团，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一方面企图维护他即将崩溃的反革命统治，召开了强奸民意的伪“国民大会”。
胡适不仅当了代表，而且还当了主席，会后他自己向别人透露，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在适当时机出来担任“总统”。
以后胡适没有做成“总统”，其中原因，只有蒋贼和政治阴谋家胡适知道，但尽管如此，反革命胡适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最高点，则是没有疑问了。
这里还必须交代一点，胡适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时，经常伴随着发出反苏叫嚣。
1948年，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阵营正在形成，这对于彻底反革命的胡适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在绝望之中，胡适加紧了他疯狂的反苏活动。
在1948年02月06日出版的反动杂志“周论”上，登载了胡适所写的“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这篇文章通篇是谩骂苏联，胡适企图蒙蔽举世皆知的事实，把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全人类文明、一贯坚持和平政策的苏联，说成是“可怕的侵略势力”，听听今天美国战争集团的那些冒险家们的声音，也就不奇怪当时胡适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六、胡适一贯宣扬民族自卑心，鼓吹反爱国主义，积极主张对日投降
胡适虽然是中国人，但他没有一点点热爱自己民族的味道，他不仅仅完全抹杀了我国优良的民族传统，我国民族在文化、科学等方面对人类的许多贡献，而且一贯鼓吹反爱国主义，宣扬民族自卑，直至活动对日投降。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毫不羞耻地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在这里是要在人民精神上造成“事事不如人”的自卑感，压抑人民的情绪，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辟道路。
1931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内战政策，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占领了东三省，并且继续往华北推进。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当时沸腾着抗日要求的人民的意志，主张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胡适却坚决“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继续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杀人盈野的白色恐怖。
胡适认为杀戮革命人民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权利”（见前引胡适1933年在“字林西报”上的谈话），确实是威风凛凛，但对于广大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要求，则认为是不应有的权利了。
此后胡适发表了一连串对日妥协投降的主张。
他除了无耻地提出日本侵略者应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向日本谄媚外，在1933年04月0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胡适发表了一篇遗臭万年的文章，叫做“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胡适写道：
“……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人民愤激如火的情势下，进行了这种妥协投降的卖国宣传。
更令人切齿的是胡适之所以要说“再等五十年”，是因为要“对得起美国”，是因为美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曾经发表了一个空洞的“不承认”的宣言。
你看，日本虽然在事实上侵占了东北，但是只要美国“不承认”，那还有什么关系，再等五十年并不多呀。
隔了两个星期，胡适又在同一个刊物上，继续宣传“绝不主张作战”的对日投降的主张。
当时胡适如此积极主张妥协投降，一方面为了适应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罪恶政策，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一贯按照美帝国主义意图办事的买办本色。
尽人皆知，“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不仅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不加阻止，而且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供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和胡适虽然进行卖国投降，但是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怒潮，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成为斗争的导火点。
卖国贼胡适则一再打击学生运动，骂学生是“盲从，轻信，武断”；
可是，胡适枉费心机了，人民群众已经在自己的领袖——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一切反革命的政治阴谋，都不能摧毁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
此后直至1937年抗战前夕，胡适参加了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的主张不抗日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他跑庐山下南京，都曾积极活动对日妥协投降。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个胡适，是一个对人民十分残忍对敌人无耻投降的祖国叛徒。
七、胡适是崇美的奴化思想的典型
在胡适一生的反动政治活动中，还有一种毒辣手腕，就是把帝国主义用剥削殖民地和本国劳动人民血汗所造成的物质享受，歌颂为“西洋文明”，“美国文明”，以此来宣扬奴化思想，使广大青年产生盲目崇拜美帝国主义的心理。
吸吮着美帝国主义的奶长大的胡适，不仅到处宣传美国的“摩托车文明”，不仅一口否定我国民族在历史上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所作的巨大的贡献，而且颠倒黑白，把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中国人民的“懒惰”，“自安于简陋的生活”，结论是中国民族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只好甘心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于是胡适高声歌颂：
“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以上引语，分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和“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二文）当有人出来反对胡适的这种奴化思想时，胡适就以奴才的吆喝说：
“……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但是，胡适没有一次敢提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那些享受“西洋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以及代表着“西洋文明”最大特色的军舰、大炮、机关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胡适没有讲过，但人民的记忆是很好的，远的不说，我们就举一件1946年的“沈崇案件”吧，这是“西洋文明”在中国表演的一个典型。
1946年12月24日晚八时，在北京，两个美国兵公开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京大学的女生沈崇。
美国军队强行驻在中国的领土上，这已经不文明了，而竟公开强奸我国妇女，则更是滔天暴行；
但是高唱“美国文明”的胡适，却一方面反对学生罢课示威游行的正义行动，一方面积极为美帝国主义辩护，说这件侮辱我国民族尊严的暴行，只是“纯属法律问题”，而这种“法律问题”在得到胡适的同意后，又只能送到“美国海军法庭”去处理。
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绝大侮辱，也是胡适在他的反动政治活动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清胡适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的一体性了。
胡适是一个伪装的学者、政治阴谋家和卖国贼。
胡适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并未消灭，这不仅仅因为在我国学术界的不少人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偏见、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超阶级观点，以及其它的唯心论思想，而且因为胡适三十年来的反动思想的宣传和反动的政治活动是紧密结合的，胡适是一个极端狡猾善于骗人的阴谋家，而他的学阀集团又曾经帮助了他的反动思想影响的流传。
解放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已经销声匿迹了，更不能说唯心论中最凶恶的一派——胡适的反动思想影响已经消灭了。
在现实生活中，胡适的反动思想，还在危害着人民，不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
因之，彻底揭穿胡适的反动思想，清除他在学术界社会上的恶劣影响，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切曾经追随过胡适的脚步或者盲从过胡适的人，应当面对真理，看清胡适的真面目，积极勇敢地参加批判胡适的思想斗争，从斗争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而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从这次斗争中得到教训，我们要把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作为一个经常的战斗任务，不断加强一切思想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力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到“西伯利亚去！”
莫斯科青年发起的到苏联东部和东南部开垦地区参加开垦工作的倡议，获得了全国青年的热烈响应。
到“西伯利亚去！”
的口号激动着青年们的爱国热情，申请参加开垦工作的人数每日每时都在增加。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在01月09日前后，已经有六千五百个青年男女要求去开垦荒地。
在乌克兰共和国，到08日为止向共青团组织申请参加开垦工作的已经有一万五千人。
库班地区一个汽车驾驶员学校最近一期毕业生一百二十人，全部申请到开垦地区去工作。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到08日为止，申请志愿参加开垦工作的也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志愿参加开垦工作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在08日举行了集会。
他们在会上发言的时候都热烈表示要在开垦地区忠诚忘我地劳动。
此外，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库曼、哈萨克等加盟共和国，也有日益增多的青年男女申请到开垦地区去。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斥殖民国家干涉内政
【新华社雅加达14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伊华·库素马素曼特里谴责殖民国家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支持武装匪徒的颠覆活动。
他在12日对印度尼西亚新闻社记者说，荷兰渗入摩鹿加地区的企图在去年12月就已经很明显了。
当时，被抓到的一些叛乱分子承认，他们是从荷兰的潜水艇上来的。
他说，在伊里安和安汶之间的一些岛屿上以及南摩鹿加地区的斯兰岛上，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因为在那些地方发现了有叛乱分子。
他说，现在已能够更为有效地加紧采取安全措施来防止动乱。
在这以前，印度尼西亚第25步兵团团长苏可瓦蒂在望加锡对记者们说，从截获到的文件中看得出，南摩鹿加共和国叛乱分子所策划的渗入活动，是受外国指使的。
这些文件透露了关于运送足够装备三个营的武器到摩鹿加的某些地方去的计划。

哥斯达黎加政府军队继续和入侵部队作战
拉丁美洲报纸指出哥斯达黎加事件是美国一手制造的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纽约13日讯：
据美国各通讯社消息，在哥斯达黎加，干涉者和政府军队继续作战。
哥斯达黎加驻美国大使馆的代表说，根据现有的材料，有八百人从尼加拉瓜侵入了哥斯达黎加。
他说，政府军队正在维尔—凯沙德阻挡干涉者。
但是，干涉者企图从尼加拉瓜通过国境上的其他两个地点进入哥斯达黎加。
这位大使馆代表还说，由尼加拉瓜起飞的委内瑞拉飞机扫射了哥斯达黎加的许多城市，其中包括首都圣约瑟。
据合众社消息，哥斯达黎加政府指责委内瑞拉帮助干涉者。
美联社报道，哥斯达黎加总统菲格雷斯在国内实行戒严。
菲格雷斯在向人民的广播中说，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率领干涉者侵犯哥斯达黎加。
据美联社报道，哥斯达黎加驻联合国代表努涅斯声明说，侵略者侵占了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岸的两个不大的港口——西北部的索列港（在尼加拉瓜边界以南约四十公里）和西南部的科特斯港（离圣约瑟九十六公里）。
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1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研究了哥斯达黎加要求给予军事援助来同侵略者斗争的请求。
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副部长向理事会说，如果他的政府得不到援助，哥斯达黎加就会遭到失败，因为它几乎没有武器。
但是，理事会没有就哥斯达黎加的请求作出任何决议，理事会的理由是：
首先必需获得派往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调查情况的委员会的报告，然后才能作出决议。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蒙得维的亚13日讯：
许多拉丁美洲报纸刊载的消息说明，对哥斯达黎加的武装干涉正如危地马拉曾经发生的事件一样，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阴谋所造成的。
这家公司在美国国务院的帮助下，拼命想保持它对中美洲各国的经济控制。
哥斯达黎加总统菲格雷斯所以激怒了联合果品公司，是因为他在1953年07月就职以前和在他当选后最初几个月，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发表了一些针对这家公司的言论，抨击美国在拉丁美洲奉行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
乌拉圭资产阶级报纸“辩论报”说，菲格雷斯1953年曾经在蒙得维的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例如，美国所颂扬的关于在落后国家进行私人资本投资的好处的政策，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给人民带来贫困。”
墨西哥“今日报”追述说，菲格雷斯曾经对美国“新领袖”杂志的记者说，“外国拥有整个经济部门或者土地的所有权，等于是经济占领。
这不是凭空说的。
我知道我谈的是什么。
我是‘香蕉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我知道国中之国意味着什么。”
菲格雷斯在就职以后坚持联合果品公司应该付百分之五十而不是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并且放弃它不愿意缴纳关税的做法。
据墨西哥报纸“现代报”说，菲格雷斯实际上也曾经迫使联合果品公司作了一些让步。
譬如，他使该公司不得不把它一直霸占的种植园地区中的一些行政权交还给政府。
报纸消息说，菲格雷斯的政策激怒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它的随从者。
索摩查统治的尼加拉瓜被选为武装进犯哥斯达黎加的跳板。
各报在评论索摩查和美国集团的密切关系时说，他在就任以前是为联合果品公司服务的律师。
乌拉圭“辩论报”说，索摩查是“美国外交政策在加勒比地区的爪牙”。
“辩论报”还指出，美国曾经和尼加拉瓜订立了一项所谓“军事援助条约”，并且根据这个“条约”用武器和弹药供给尼加拉瓜。
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没有和美国订立这样一个条约。

对哥斯达黎加的侵略
——“真理报”刊载的波罗夫斯基的文章的摘要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3日讯：
“真理报”刊载了维·波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哥斯达黎加的侵略”。
波罗夫斯基说：
目前哥斯达黎加所受到的军事攻击，和去年夏天危地马拉所受到的干涉十分相似。
在这两次事件中，侵略行动都是由得到美国武器供应的雇佣匪徒来进行的。
在这两次事件中，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忠实的美国走卒索摩查，都是干涉行动的组织者之一。
无论是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或是哥斯达黎加总统菲格雷斯，都预先发出过警号，指出准备中的进攻。
但是，在华盛顿操纵下的美洲国家组织，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为新的罪行掩护。
波罗夫斯基指出，美国报纸千方百计地想把对哥斯达黎加的侵犯说成是它的“内政”。
他问道：
这种事件的真相怎样呢？
他回答说：
大家知道，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同样是果品业的垄断资本“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其他公司剥削的对象。
最近时期，民族解放力量的增长开始威胁到这个强大的垄断资本的独占统治。
基本上执行亲美政策的菲格雷斯总统在群众的压力下，去年畏怯地企图使“联合果品公司”作某些让步，并且起来反对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主张在“自力节约”的基础上发展它们的经济。
菲格雷斯在美国“新领袖”杂志上写道：
“二十年以前，美国从拉丁美洲召回了它的海军陆战队。
但是，目前又存在着另一种型式的占领——‘经济上的占领’，这种占领不像军事占领那样采取直接的形式，然而却和军事占领一样有效，一样严密地限制被占领国家的主权。”
波罗夫斯基最后指出：
不论是从过去的危地马拉事件还是从目前的哥斯达黎加事件都可以看出：
军事镇压的时代绝对没有过去。
美国垄断资本家不但用美元，而且用武力来竭力镇压希望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
显然，“联合果品公司”力图在哥斯达黎加用类似索摩查和阿马斯这样的独裁者来代替菲格雷斯，并且用鲜血来淹没哥斯达黎加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拉丁美洲经常使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件事却证明了他们的地位的不稳固。
不论是侵犯哥斯达黎加，或者是干涉危地马拉都在日益坚决地展开民族独立斗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引起非常的愤慨，这不是偶然的。
全体进步人类都在鄙弃美国奴役者这一新的罪行，热烈地同情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正义的斗争。

我国文化代表团在加尔各答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加尔各答14日电】
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的访问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从09日到12日接连举行了四次演出，丰富多采的中国京剧、舞蹈、音乐节目受到观众普遍的赞扬。
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柳雨峰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到来在07日下午举行了招待会。
许多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印度人士穿上中国服装，带着妻子儿女来会见代表团。
他们和代表团团员愉快地交谈中印文化交流问题和互相访问的感想。
曾在1953年07月访问过中国的印度艺术代表团团长、西孟加拉省著名戏剧家萨钦·森古普塔和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见面时紧紧地握着手说：
“我们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924年和泰戈尔一同到过中国的老教授卡利达斯·纳格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祝贺。
印中友好协会西孟加拉省分会在08日下午举行大会欢迎中国文化代表团。
西孟加拉省艺术家协会11日在朗格马哈尔剧场按照印度民族的传统习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且演出了孟加拉话剧，欢迎中国文化代表团。
当以郑振铎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人员走入剧场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法螺声和欢呼声。
印度妇女们端着一盏盏的灯火，给每个中国来宾在前额上点上吉祥痣，把檀香、香水和花瓣撒在代表团人员的身上。
中国文化代表团还观看了加尔各答电影戏剧工作者和广播电台文化艺术工作者演出的孟加拉民间音乐舞蹈节目。
他们在13日下午欣赏了印度著名舞蹈家乌达伊·山卡尔领导的剧团的影子戏。

朝鲜举行全国丰产模范农民大会
朝鲜全国丰产模范农民大会07日到09日在平壤举行，总结了1954年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经验，并讨论了1955年的生产任务。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长朴勋一向大会做了报告。
朴勋一首先谈到1954年在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他说：
共和国政府在1954年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发放了十三亿元“朝币”以上的长期贷款，供应了农民约一万三千吨种籽，增加了农具和化学肥料的生产，着手修复了许多大小灌溉工程，并扩建了农业机器代耕站和新设了一百三十多个马匹代耕站。
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农民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积极劳动，使1954年的谷物产量有了显著增加。
朴勋一指出：
今天在各地农村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九千多个，参加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百分之三十，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
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增产运动中充分显示了优越性。
朴勋一接着提出1955年农业生产的任务。
他号召全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农民们在1955年要首先完成三百三十万吨谷物的生产任务，增加技术作物、油脂作物的生产，并超额完成全国扩大三万多町步耕地后的计划。
在畜产方面，到1955年年底猪要达到一百十七万头以上，牛要达到六十二万头以上。

杜勒斯和赫尔
威胁日本不要改善对中苏关系
【新华社14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近在给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写的一封“个人信件”中，露骨地威胁日本不得改善它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已经由共同社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岩馆12日根据日本驻美大使馆从美国国务院方面得来的消息报道出来了。
杜勒斯在信里说：
鸠山一郎和日本外务相重光葵发表的一些关于要促进日本同中国、苏联的经济关系以及使日本和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言论，给美国国会造成了“日本正想接近共产党国家”的印象。
杜勒斯说：
“这就使人担心美国政府的对日援助计划会遭受阻碍。”
杜勒斯还表示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和鸠山一郎会晤。
值得注意的是远东美军总司令赫尔13日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调子与杜勒斯一样的声明，他用早已破产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来恫吓日本“不能保持中立，必须重整军备”。
东京政治观察家认为赫尔的谈话是对鸠山政府要改善日本对中、苏关系的言论的“训戒”。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拥护布拉格会议的决议
狄克曼指出德国人民决努力争取和平和反对巴黎协定
【新华社14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01月12日在柏林举行会议。
人民议院选举了共和国总检察长、宪法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
接着，人民议院的代表们讨论了出席1954年年底举行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三国议会代表布拉格会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的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团长狄克曼就这一问题做了报告。
他叙述了布拉格会议作出决议的经过，指出这个会议对扩大三个毗邻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的重大意义。
狄克曼指出：
参加会议的人指出了巴黎协定所包藏的严重危险。
狄克曼接着说：
和平恢复德国的统一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应该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一任务。
狄克曼接着谴责了西方国家和阿登纳政府的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以及阿登纳的关于在批准巴黎协定之后就可以利用武力来达到德国的重新统一的胡说。
狄克曼说：
只有放弃巴黎军事协定，只有用协商的办法，才能达到德国的重新统一。
狄克曼指出：
友好的邻国人民对德国的和平力量的信任激励着我们努力为争取和平和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而奋斗。
参加布拉格会议的国家有充分决心，一旦巴黎协定得到批准，就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它们的独立和和平劳动，保障它们的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它们的劳动人民所取得的成就。
在讨论时，各党派的代表都发了言。
讨论之后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拥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在布拉格会议上的立场以及布拉格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繁荣幸福的和平民主国家
苏联东部地区庞大的开垦荒地计划
今年，苏联东部开垦地区将执行一个庞大的开垦荒地的计划，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将进一步加强。
据苏联农业部机器拖拉机站管理总署副署长阿·希巴诺夫对塔斯社记者说：
今年，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一千多个机器拖拉机站，将帮助集体农民播种一千一百多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
这些地方的国营农场正在开垦大量的荒地。
总共有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将播种小麦和其他作物。
此外，今年还计划开垦一千万公顷明年播种用的生荒地。
苏联东部开垦地区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正在得到头等的机器。
今年，它们将得到九万八千台新的拖拉机（每台以十五匹马力计算），二万六千台谷物收割联合机和几十万台其他耕地和播种用的新式机器和农具。
机器拖拉机站还将得到一万多个专门用马尔采夫耕作法耕地的犁。
由于开垦任务很繁重，今年要彻底改进东部地区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
有三百五十个机器拖拉机站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它们正在建设设备很好的车间、电力站、水库和周围有果园的设备齐全的住宅区。
今年，用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建设的经费将达到十五亿卢布。

罗马尼亚消费品增产的一年
罗马尼亚的消费品工业在1954年生产了丰富的消费品。
和战前相比，服装的产量增加为1938年的十倍，棉织品和玻璃器皿的产量增加为二倍半，毛织品和皮鞋的产量增加为二倍多，蔬菜罐头和食油的产量分别增加为十一倍和三点五倍。
和产量增加同时，消费品的种类也增多了。
在1954年中，罗马尼亚的轻工业企业共生产了一千五百多种新货品，单是布加勒斯特的“乔治乌—德治”被服厂就生产了三百种新式服装。
罗马尼亚的食品工业这一年共生产二百五十种肉制品、鱼类罐头、面包、糖果、果汁等食品。
电气工业和五金工业生产的消费品种类也增加了。
例如，1954年生产的五金消费品已经增加到一百五十多类，总共约有一千七百种。
电气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已经达到了二百种，其中有各种收音机、真空吸尘器、电气冰箱、电气茶壶等。

美国政府策划抵制亚非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塔斯社纽约13日讯：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最高机构”正在讨论一个问题：
华盛顿和伦敦是否应该劝说自己的伙伴抵制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
这家杂志指出，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是主张抵制这个会议的最激烈的人。
大家知道罗伯逊是代表那些特别想侵略中国的美国集团的利益的。
主张抵制的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邀请出席这个会议表示不满。
同时，他们说，如果美国国务院不表示赞成抵制，那么这就“会使美国国务院和国民党中国以及美国国会中拥护蒋介石的一派人发生争执”。

苏联培育出产白茧的新蚕种
苏联中亚细亚洲养蚕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做完了
1954年的工作总结。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这个研究所的选种家们培育出了产白茧的新蚕种。
用这种原料织出来的织物，质地很坚固，而且容易染上任何的色彩。
乌兹别克有三百多个集体农庄已经成功地采用了这种新蚕种。
研究所还选出了一种最适于重复喂养的蚕。
这种品种的蚕在第2次吃完桑叶后，可以从每一盒蚕卵的蚕获得六十六点二公斤的茧，超过普通定额一倍。

苏联滑冰家创造世界纪录
在最近在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国际速度滑冰比赛中，苏联运动员获得了惊人的成绩。
他们创造了二十七项世界纪录。
在女子比赛中，二十二岁的苏联女运动员塔·里洛娃打破了五百公尺和一千公尺的世界纪录。
她在五百公尺比赛中所获得的成绩是四十五秒六，而十八年前一个挪威女运动员所创造的世界纪录是四十六秒四。
现在，苏联女运动员已经是女子速度滑冰一切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在男子比赛中，德·萨肯南科打破了滑四项全能世界纪录，得一八四点六三八分。
苏联运动员叶·格里辛打破了一千公尺和一千五百公尺世界纪录。
鲍·希尔科夫打破了五千公尺世界纪录，成绩是七分四十五秒六，这在世界滑冰史上还是第1次，因为以往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成绩都在八分以上。
目前，除了一万公尺以外，苏联男运动员已经是男子速度滑冰其他一切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工作和成就
——孙德胜在越联战线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讯】
据越南通讯社河内12日讯：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孙德胜01月07日在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工作和成就的报告，报告摘要如下：
根据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章程，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
自从大会在1951年03月把越南独立同盟和越南国民联合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越南国民联合战线以来，已经有三年多了。
在过去的三年多中间，由于美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和法国殖民侵略者不愿意放弃侵略，曾在我们国土上和整个印度支那进行了激烈的战争。
但是在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之下，同时由于越南独立同盟的团结和斗争的传统，越南国民联合战线能够团结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了抗战和国家的恢复工作，并且取得了和平。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这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是：
（一）总结过去三年多中间越南国民联合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认识新的形势以及由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所规定、得到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的赞同并且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采纳的新的任务；
（三）讨论关于巩固和扩大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问题，以便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完成这些新的任务。
越南人民希望过和平、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
但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法国殖民者却处心积虑地执行他们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政策，并且美帝国主义者也竭力对印度支那进行干涉，这就迫使越南人民不得不进行抗战，并且同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紧密团结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进行战斗。
我们进行的爱国战争的目的在于实现和平、独立、统一、民主、自由和繁荣，并且对保卫持久和平作出贡献。
自从越南人民军1950年在越南和中国边境发动了一次胜利的攻势作战以后，抗战就进入了一个规模更大和斗争更激烈的阶段。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政纲曾经明确地提出：
我国的抗战是全国全民长期的斗争；
一切为了前线和为了最后胜利；
抗战和国家重建工作应该同时进行。
为了执行联合战线的政纲，联合战线中的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个人，在全国各地——山区和三角洲地区，解放区和敌占区——发动了一个爱国竞赛运动。
越南人民强烈的爱国精神激发起来了。
人民把他们心爱的儿子送去参加正规军、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
为了支援战斗，从1951年到1954年，有一百五十多万男女参加了修桥补路的工作，把粮食和弹药运往前线。
在战场上，战士们和战勤工作者紧密团结，歼灭敌人；
在后方，工人们展开竞赛，为前线生产武器，为人民生产各种必需品；
农民们展开竞赛，生产粮食，缴纳农业税；
工商业家们积极缴纳工商业税，并为建设国家经济作出贡献；
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努力工作，为劳动人民和军人服务。
男女老幼、学生儿童都热情地努力地去完成他们的任务。
人民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发动了“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因此，尽管有自然灾害和敌人的破坏，越南人民还是能够避免饥荒。
由于进行增产节约，国民经济和财政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进展，从而保证了抗战供应的需要，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为了提高生产和充实抗战和恢复重建的力量，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决定贯彻减租和进行土地改革。
这个政策受到了国民联合战线中各政党、人民团体和个人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热烈赞同和拥护。
到目前为止，已有六十一万零一百零四名农民得到了减租的好处，七万八千名农民分到了三万零六百三十四越亩土地（一越亩等于五华亩）、大量的耕畜和谷物。
土地政策的执行大大地鼓舞了农民——他们占全体人口和军队人数的百分之九十——更积极地参加爱国战争。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更形巩固；
国民联合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取得了巩固的有利条件，农村的人民政权也得到加强。
国民联合战线纲领中根据各民族平等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所规定的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执行。
这个政策已消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在各民族或各宗教团体之间所制造的不和，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团结。
正当解放区人民在战斗和国家建设中积极地展开竞赛的时候，敌占区和游击区内的人民也表现了坚决不屈的高昂精神。
同时在国外的越南侨胞也一直在加强他们的团结，一直向着祖国、向着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解放区、敌占区和国内外越南人民的同心同德，使爱国战争取得了胜利。
这也是帮助越南人民军获得辉煌战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过去八九年的抗战中，越南人民军一共歼灭了敌军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二人。
单在奠边府战役中，越南人民军就歼灭了敌军一万六千二百人，俘获了整个敌军司令部。
此外，人民军还缴获了美国干涉者供给法国殖民者的大量武器和弹药。
人民的紧密团结和越南人民军的胜利加强了人民的力量。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一面战斗，一面进行了恢复经济和发展文化的工作。
全国团结的政策不仅使国内各个活动部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在国际上也取得很大的收获。
越南人民始终不渝地在加强他们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
越南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也在日益加强，而且在争取停止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斗争中，法国人民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时，越南人民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总之，越南人民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的支持，而追随美帝国主义者政策的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却接连遭到失败。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内瓦会议召开了，讨论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
法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民主和领土的完整；
同意在这三个国家举行自由普选，以便实现国家的统一；
同意把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以及法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紧接着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进一步缓和了国际的紧张局势。
这再度证明了，一切国际争端，不管它们是如何严重，都能够通过和平协商而得到解决。
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全国委员会已号召全体人民正确地履行日内瓦停战协定。
虽然越南人民和军队一直在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但对方却没有这样做。
1954年09月间，美国召开了马尼拉会议，把英国、法国和若干其他国家拉进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但是这个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却遭到了东南亚的大国的强烈反对。
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为美帝国主义者提供了条件，使他们可以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掠夺它们的资源并且把它们的领土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此外，这个条约已经把南越、柬埔寨和老挝包括在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地区之内，目的是在这些领土上建立美国的战争基地，破坏将来举行的、目的在于统一越南的自由普选。
美国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日内瓦停战协定。
反对停战的法国殖民分子和吴庭艳集团按照美国的指示，干下了违反日内瓦协定的无耻行为。
他们在他们必须撤出的地区中破坏公共财产，逮捕居民和野蛮地掠夺老百姓。
他们诱骗和逼迫北部居民撤往南越，强迫他们在橡胶种植园中作工或是把他们驱入吴庭艳的军队。
法兰西联邦部队在南越的重新集结地区中，向曾经参加爱国战争的人们进行报复，在很短的时间内封闭了十多家报纸，并且逮捕和拘留西贡—堤岸地区的和平人士。
他们蹂躏人民的民主自由。
美国干涉者还派遣柯林斯到西贡，以便直接实现美国的侵略阴谋。
总之，和平已经恢复了，但是还没有巩固，统一还没有实现，独立和民主还没有完成。
越南人民仍然要在和平中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因此，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给越南人民规定了在这个时期中的共同任务：
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全国的独立和民主。
胡志明主席在1955年元旦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提出了全体人民的新任务。
全体人民必须坚决奉行胡志明主席的指示。
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全国的团结，换句话说，就是巩固和扩大国民联合战线。
在爱国战争中已经团结一致而且使这个战争取得了胜利的越南人民，将比以往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越南“在今冬明春恢复生产”运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委员会和农业部从去年11月初发起了一个“在今冬明春恢复生产”的竞赛运动。
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减少荒地面积，提高产量，扩大夏季作物和辅助作物的种植面积，准备应付青黄不接时期。
农民们响应了号召，热情地进行了开垦荒地的竞赛，并且为种植夏季作物和辅助作物作好准备。
截至1954年12月为止，许多地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