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主办纪念会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
【新华社27日讯】
世界文化名人——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27日晚在首都青年宫隆重举行。
纪念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
布有鲜花的主席台上的帷幕正中高悬着亨利·菲尔丁的巨幅画像。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罗隆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洪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郑振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欧阳予倩，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作家萧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李一氓。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著名英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获得者约翰·贝尔纳教授，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度科学院院士、印度国会议员萨希布·辛格·索克，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松本治一郎。
参加纪念会的有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著名的和平人士和著名的文化艺术界人士等。
参加纪念会的外宾有在京各国和平和文化人士。
参加纪念会的外宾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使馆人员、各国驻中国记者。
纪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主持，并致开幕词。
他说，中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和全世界人民一同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
老舍说，二百年前的10月08日，这位和贫病、和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苦斗了一生的勇士，在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去世了。
我们珍视人类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为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致敬，学习他的创作上的宝贵经验，学习他的热爱人民、勇于向人民的敌人进攻的战斗精神。
老舍指出，菲尔丁从他开始写作起就明确地认识到：
艺术必须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
同时，从一开始他就认为真实的艺术必须对社会起教育作用，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为人民服务。
郑振铎接着做了“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为题的报告。
他对菲尔丁的作品作了扼要的介绍和分析。
他说，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死于二百年前10月08日；
但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还是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的有力表现。
他是属于人类历代所有的伟大的文学作家们之列的；
他的作品是属于人类所有的珍贵可传的许多最好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在今天纪念他的逝世二百年的决定，是完全值得我们拥护的。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纪念这位在他逝世的二百年后他的作品依然为我们所喜爱的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
郑振铎的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
英国贝尔纳教授应邀讲话。
他说，在中国纪念亨利·菲尔丁，这真是一件特别使人愉快的事，因为菲尔丁代表着始终不懈向伪善的恶习进行斗争的人。
在他那个时代，这种恶习曾玷污他的国家，并使它停滞不前，而他所反对的这种恶习，也正是你们大家多年来在中国以自己英勇的努力所摆脱了的。
贝尔纳教授在讲话中对亨利·菲尔丁的生平事业作精辟的介绍，受到热烈欢迎。
会上并由中国文艺工作者朗诵了亨利·菲尔丁的作品。

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接见苏联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27日下午接见了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教授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副总干事戈宝权。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及大使馆参赞华司考。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宋庆龄在27日下午接见了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杰尼索夫教授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副总干事戈宝权。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参赞李海秋。

匈贸易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7日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由团长、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内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德洛巴·古斯达夫率领，于27日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徐雪寒、进口局局长张化东、第2局副局长贾石、出口局副局长罗抱一、交际处处长杨勉等人。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我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王汉民。
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那吉、秘书察托尔道伊等亦前往机场迎接。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北京发表广播演说
【新华社27日讯】
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1954年10月26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广播词。
全文如下：
我在一个星期以前来到北京，明天就要离开这著名的、优美的城市了，再过三天以后，我就要离开中国，启程回印度了。
我将从新中国带回无数的印象，因为我很荣幸地看到了新中国的若干片断。
首先，我将带回从慷慨的中国人民那里所得到的丰富的友情和款待的记忆。
这些记忆将是持久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情意。
二十年前中国有过一次“长征”。
我记得当时我是以兴奋和仰慕的心情读到它的。
这次长征已经作为由伟大的才能和毅力而完成的功绩载入了军事历史。
对我来说，这次长征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人民的长征的象征。
中国和印度都已经在走向自由和繁荣的征途上走了很多年。
经过不同的道路，我们已经到达了旅途上的同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能作为自由和自主的国家而发挥作用。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我们还得往前走，直到我们无数的人民都能达到他们所应当达到的繁荣和幸福的境地。
因此我们两国都在从事这一伟大的努力，而且我觉得我们两国都能够彼此学习到一些东西。
即使我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些不同，而我们的办法也可能不一样，我们还是能够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
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所必需的东西是宽容和友好的感情。
要是有了这两件东西，那末其他的东西就会随之产生。
我深信这些东西在中国和印度是存在的。
我就要回到我在印度的工作上去了，这是一桩繁重的工作。
但是我将带回去关于我在伟大中国的短期逗留的，和关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愉快的记忆。
这种记忆将给我鼓舞与力量。
我衷心希望我们两国在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这一最伟大的事业中，将互相合作，互相帮助。
我愿意再一次向北京人民，中国政府以及全中国人民深深感谢他们给我的友谊和款待。

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将在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回国
【新华社27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27日上午八时乘飞机离北京，将在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返国。
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纳·鲁·皮莱、巴哈杜尔·辛格、墨·勒·盖恩德、克·弗·鲁斯滕吉、纳·克·塞善等九人同日飞离北京。
同机陪送尼赫鲁总理的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和我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到机场欢送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北京市市长彭真，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夫人。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史良、薄一波、章乃器、叶季壮、王鹤寿、黄敬、陈郁、蒋光鼐、贾拓夫、滕代远、朱学范、廖鲁言、梁希、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各部副部长、各委员会副主任雷任民、王首道、郑振铎、贺诚、刘格平、李任仁以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司徒美堂、吴玉章、李书城、周建人、邵力子、徐特立、韦国清、张治中、张难先、张苏、陈劭先、程子华、黄绍竑、刘宁一、刘澜涛、龙云。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梁思成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王崑崙，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高崇民，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副会长陈翰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刘导生，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阳翰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周鲠生、钱端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以及在京的西藏人士赤江·罗桑意西、噶玛巴活佛、索康·旺清格来、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尧西·泽仁卓玛、柳霞·土登塔巴、纳旺金巴，我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巨赞和曾访问印度的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团员。
到机场欢送的各国驻我国使节和外交人员有：
缅甸大使吴拉茂，巴基斯坦大使罗查，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黄文欢，蒙古大使奥其尔巴特，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柯尼希，苏联大使尤金，保加利亚大使迪莫夫，匈牙利大使希克拉丹，芬兰公使孙士敦，丹麦公使格瑞杰生，瑞士公使贝努义，英国代办杜维廉，挪威临时代办季茂登，瑞典临时代办哈马孝尔德，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孟天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李忠翼，阿尔巴尼亚临时代办雅沙，荷兰谈判代表司曼以及各国使馆人员。
到机场欢送的还有印度驻中国使馆人员。
机场上悬挂着印度和中国国旗。
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进入机场后，乐队奏印度和中国国歌。
尼赫鲁总理检阅了仪仗队，接受了北京儿童的献花。
尼赫鲁总理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
他说：
各位朋友，我不揣冒昧这样称呼你们，因为在过去一个星期里，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
因此我认为我可以这样称呼你们。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我满怀着记忆和我对于你们的款待和热情的谢意。
我将牢记不忘，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更加接近，为了这个原因，我更加欢迎这一切。
我相信印度人民非常感激你们对于作为他们的代表的我所给予的光荣。
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我愿意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山东六千多万亩冬小麦播种基本结束
热河辽宁农民积极秋翻地争取明年丰收
据新华社讯：
我国主要产麦区之一的山东省，六千二百五十万亩冬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
截至10月22日，全省除济宁、菏泽等专区的湖洼地区尚在继续播种外，各地都已按照国家要求全部完成播种计划。
各地农民在播种冬小麦时，都因地制宜地进行深耕、密植、防治病虫害和选用优良品种。
今年全省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麦田，采用了当地的优良品种。
这些品种，一般都比原麦的小麦品种能够增产一成以上。
山东西部平原地区，在国家大量供应农民新式步犁和双轮双铧犁的基础上，今年深耕五寸以上的麦田已占到麦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
据新华社讯：
热河省农民结合秋收积极进行秋翻。
到10月中旬，已翻出一百三十五万多亩。
目前全省农作物已收割完毕，秋翻工作已进入热潮。
秋翻中，一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农民细翻早翻，使这个省今年的秋翻作业比往年进行得适时而细致。
二千二百多个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秋收前就合理组织人、畜力，制订秋翻计划。
凌源县高杖子村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划分割、拉、打、翻等四个组，进行随割随翻，计划在结冻前把全社可翻地全部翻完。
承德县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翻完的地都比去年深一寸左右。
许多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下，也适时进行了秋翻，争取明年丰收。
据新华社讯：
辽宁省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开始翻地。
义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翻地面积已达五千八百多垧（每垧合十五市亩）。
金县五区先锋、黎明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部分互助组已翻出土地三百多垧。
辽宁省各地农业技术推广站，今秋为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扩大翻地面积，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
北镇县第3农业技术推广站在秋收前帮助宋台村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安排了秋收工作、排开了活计，解决了秋翻地时人畜力不足的困难。
绥中县第10农业技术推广站，在09月初集训了二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马拉农具驾驶员以后，不但解决了秋翻地的技术问题，而且使二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翻地面积都有扩大。
在农业技术推广站帮助秋翻的土地，质量也都很好，不但比往年深，而且也很细致。

我们伟大的祖国
河北省产棉区晋县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进行了棉花单株选种。
社里的技术员正和在社里实习的河北农学院学生在田间共同观察棉花的纤维情况，准备选十万斤品质优良的籽棉。

按照国家计划积极完成秋种任务
08月份以来，全国广大非灾区农民为弥补灾区损失而普遍开展的农业超额增产运动，已有很大成就。
据极不完全统计，由于改种补种、扩大复种面积、增植晚田等所增加的种植面积就将近一亿亩。
同时，因加强田间管理、精收细打，也使收获量有很大提高。
这样就不但部分弥补了灾区因灾减产的损失，并且以事实教育了广大农民，使他们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在力量，提高了增加生产的信心。
为了巩固和发扬超额增产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必须及时地把群众的增产热情引到秋播冬播和明年春耕的准备工作中去。
今年秋种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小麦和油菜的播种计划。
根据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计划，全国今年秋季小麦的播种面积，虽仍稳定在去年的水平上，但在地区上需要作若干调整：
北方冬小麦产区的宜棉地区，要适当扩大棉田，缩小一些麦田；
南方的冬闲田要在保证完成其他作物种植计划的条件下适当扩大麦田。
完成这项任务是需要进行很多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的。
国家还要求在1955年1956年两年内，扩大油料种植面积三千多万亩，其中油菜占绝大部分，计一千九百多万亩。
这个计划也必须在秋种中完成。
此外，各地还要因地制宜种植其它作物和紫云英等绿肥，为明年水稻增产作好准备。
现在，各地小麦播种正在进行，油菜播种也已开始。
各地都根据国家计划和政府指示作了布置，准备工作一般的作得都还好，省级农业领导部门的劲头很足，各省确定的计划都大于国家规定的任务。
但是，确定了计划，进行了布置，发出了号召，只不过是工作的开始。
要准确地完成播种计划以至完成增产计划，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对于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我们还很缺少经验；
特别是在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农户还只占总农户的一小部分的情况下，要求农业生产按计划进行，是很困难的；
种植区域的调整，油料面积的扩大，都要改变许多农民的耕作习惯以至生活习惯；
加上今年灾区面积相当大，在超额增产中扩大种植晚秋作物时又挤掉了一些麦田，困难还是很多的。
因此要完成小麦和油菜的播种计划，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重大的努力。
第1、必须坚持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把各项农村工作加以适当的安排，并且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带动广大群众完成秋播任务。
目前小麦播种的进度是迟缓的。
如河南北部安阳地区，按照节令在寒露（10月09日）前后就应该种完小麦，可是至13日种的较多的地方才完成了三分之二。
其他地区对小麦播种的领导抓得也不够紧。
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各种工作缺乏合理的安排，在任务很多的情况下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
今年秋冬两季农村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一方面粮食、棉布、油料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发展，洪水冲决的堤防缺口的修复等，都必须做好。
另一方面，今年的晚田面积较大，作物成熟期较晚，有些地区秋收秋种挤在一起，劳动力的组织将很费力。
在这种情况下，要很好地完成这么多任务，必须合理安排，统一领导，围绕着互助合作这一中心来进行。
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发动广大农民一致行动。
现在有些地区发现有“重收购、轻生产”和“建社生产脱节”的现象，部分农民中有等待入社而放松秋耕秋种和积肥的思想，必须注意加以克服。
只有作好了组织领导和思想动员工作，才能保证计划的实现。
第2、必须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了解按照国家计划种植的必要和好处，结合实际工作进一步启发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必须充分认识农民中的自给自足思想，并估计到农民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还可能有一些思想顾虑。
例如油料集中产区，认为生产的油料已经够本地用了，就不愿再多增产；
习惯吃动物脂肪的地区，对于增产油料也不积极；
过去不习惯种油料的地区，往往不肯改变习惯，要求由外地供应油脂。
因此，应当使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更进一步认识粮、棉、油料的种植计划和区域调整要求，是国家根据整个经济建设和人民的需要（包括农民的需要），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安排而确定的。
按照国家计划生产，才能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前进，这是每个农民应尽的义务，并且对农民自己也有很多好处。
这不但符合农民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也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
因为，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作物产量便于提高；
南方各地利用冬闲田多种油菜，不但可以增加收入，而且油菜叶子可以作为肥料，又可以增多饼肥，对明年水稻的增产也有好处。
把这些道理向农民讲清楚，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农民是可能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的。
第3、要加强对秋种的具体领导，特别是作好技术指导。
领导决不能只是坐在机关里发号召、发指示，更重要的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工作进展和群众思想的具体情况和困难，一方面不断检查督促，一方面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四川省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派了许多干部下乡，总结了油菜增产的主要技术经验，并且训练了农民群众中的技术员，推广了先进经验。
这种作法应该在各地普遍采用。
湖南、江西和湖北的一部分地区，农民有把油菜翻耕了作为绿肥的习惯；
如果不加强技术指导，不注意培育管理，即使完成了播种面积，油菜长得不好，就仍可能有很多在未结籽前就翻耕了。
在过去没有种油菜的习惯的地区，更要特别加强技术指导，保证得到丰收，使农民具体地感觉到利用冬闲田种油菜确实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为今后进一步增产油料打下基础。
小麦播种总面积不增加，总产量则要求提高。
这就要更多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今年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去年已提高了百分之十三点三，明年要求比今年再提高百分之三到四）。
因此，对小麦的耕作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
已经肯定的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如深耕、密植、选用良种等，应当因地制宜地进一步加以推广。
山西解虞县今年要求小麦密植面积达到全县麦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各级供销社积极组织木工依照密植要求改造旧耧，各区并举办了摇耧的技术训练，以保证这一技术要求的实现。
这种作法也是各地都应当仿效的。
此外，播种中如何保证全苗，避免缺苗断垄现象，也和保证增产有重大关系，因此对墒土、种籽等必须加以检查，防止空谈先进技术而忽视对平常具体问题的注意。
第4、要解决农民现有油料的加工问题和油饼供应问题，并贯彻正确的价格政策。
农民按照规定把油料出售给国家以后自留的油料，可以由供销合作社组织土榨；
对于农民用食油和油饼的供应工作，也要加以改进。
个别地区（如湖南、江西等地）油料价格不合理，国家也已进行调整。
各地应很好地按照这些规定进行工作。
其他如农药、麦种贷款等，也应力求及时供应。
今年作物种植调整的地区，种籽肥料等事先缺乏准备，各地供销社更应及早准备调拨供应或组织调剂，以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
第5、对于灾区的排水抢种问题必须特别加强领导，大力扶持。
现在全国还有约八千多万亩被淹农田正在进行排水抢种，其中约有三千多万亩重灾区农田的积水短期难望排出。
现在部分排除积水地区的灾民，正陆续返乡生产；
解决灾区的秋种困难，首先是种籽的供应，是个艰巨的任务。
各有关经济部门要尽快调拨灾区播种中所迫切需要的小麦、大麦、油菜、蚕豆、以及蔬菜等种籽；
对有些马上还不能排除积水的地区，还要储备一部分适宜晚播的粮食作物及蔬菜的种籽，以便排水后及时播种；
也可以推广先行育苗到水退后再行移栽的办法。
同时还要教育灾区人民发扬患难互助的精神，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文化部设宴欢迎莫斯科音乐剧院全体人员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7日晚举行宴会，欢迎来我国访问演出的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全体人员。
莫斯科音乐剧院院长波利雅科夫和剧院全体人员三百六十多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参赞李海秋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主任鲍里辛科等。
宴会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出席作陪的有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主任冀朝鼎和首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共二百多人。
沈雁冰曾在宴会上致词，预祝莫斯科音乐剧院在中国的演出获得完全的成功。
莫斯科音乐剧院院长波利雅科夫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中苏两国的艺术家们曾一再为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而干杯。

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27日在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举行宴会，欢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西藏地方到京僧俗官员，西藏参观团全体团员，西藏歌舞团全体团员。
出席宴会的西藏僧俗官员有：
林仓活佛、赤江活佛、尕金洛桑尼玛、噶玛巴活佛、索康·旺清格来、阿沛·阿旺晋美、计晋美、洛桑三旦、尧西·泽仁卓玛、柳霞·土登塔巴，和西藏参观团团长然巴·囊吉旺堆，副团长何巴敦、拉加利·朗吉嘉措、欧协·土登桑却、森德班官等人。
出席宴会的有：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副主任汪锋、刘春，和在京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团结友爱的空气中进行。

第2次高等农林教育会议开幕
【新华社2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农业部和林业部联合召集的第2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27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会议将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来确定高等农林教育的方针、任务和培养目标，明确今后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研究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全面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把教学改革稳步向前推进；
研究必要的专业设置和调整计划、各校发展规模、师资培养计划和适当解决各校农场、林场、牧场的需要等问题。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致开幕词，他要求到会人员注意研究高等农林教育、总结和发扬我国固有的农业生产经验的问题。
他说：
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生产的经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必须加以总结，对它的科学成就，应在我们高等农林教育中加以发扬和运用。
由于我国过去的农林教育受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除少数学者重视祖国科学遗产外，绝大多数人是忽视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些人对祖国的遗产存在不正确的看法和错误的态度，这次会议应该加以检查和检讨。
我们高等农林教育工作者应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发扬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问题，使这一工作成为我们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一个严重的任务。
关于结合中国实际，全面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问题，杨秀峰指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改进教学内容，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干部，是教学改革的中心要求。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教学组织和教学制度上有相应的改革，以保证教学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要依据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来工作，适当加快步伐，但不能忘记具体情况，不能要求过急，避免发生忙乱现象。
杨秀峰在谈到农林院校的领导关系问题时，强调无论中央直接领导的或是委托省市领导的，都必须进一步依靠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才能办好学校。
开幕会上，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作了关于今后高等农林教育的任务的报告，他的报告对1952年07月第1次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以来全国农林院校在调整院系、设置专业和教学改革等各方面的成绩和缺点都作了说明，并提出今后的方针任务供会议讨论。
林业部部长梁希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除说明了当前林业生产和技术干部的基本情况外，并着重指出了培养林业干部的重要性。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高等农林院校的院、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和有关机关代表共一百五十多人。

西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11月01日撤销
【新华社重庆27日电】
西南行政委员会在10月26日举行最后一次行政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西南行政委员会各位副主席，在重庆的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共六十九人。
会议听了西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康乃尔关于结束工作的报告，当即决定西南行政委员会在11月01日起停止行文和办公，并宣布撤销。

首都人民筹备庆祝10月社会主义革命节
【新华社27日讯】
首都各界人民正在筹备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现已作出纪念活动的具体计划。
全市各界人民将在11月05日举行纪念大会。
11月08日，北京市的青年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将和在京的苏联青年举行友谊联欢会。
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在京部分团员，将在节日前后向各界人民作访苏报告。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馆、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天桥等处将举办以“苏联人民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伟大的苏联”为题的图片展览。
石景山钢铁厂、石景山发电厂、人民印刷厂和一些较大的建筑工地将举行小型的苏联图片展览会。
在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等单位，也已开始节日纪念的筹备工作。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郊区农民准备了“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等苏联影片，将在11月05日下乡巡回放映。
另外，有四百多套“斯大林集体农庄”挂图将供应郊区农民。

修筑宝成铁路北段的职工学习苏联经验
试用空心扬起大爆破开山法成功
铁道部第6工程局第1工程段职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最近在三个山头连续进行了四次大爆破，共炸掉一万六千多方石头，节约工程费用一亿多元，并使工期缩短一个月。
第1工程段职工在宝成铁路秦岭地段施工，在那里必须炸掉许多坚硬的石山，填平无数条深沟，移动千百万方石头和沙土，才能把铁路顺利地修通。
他们在过去采用人工打眼放炮开山去石的旧方法，工作效率很低，一个人努力的干一天还搞不掉一方石头。
特别是由于山高路窄工作面小，不能容纳很多的工人，所以上半年许多土石方工程都没有按规定工期完成。
为了加速工程进度，领导上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实行大爆破开山，职工们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向党坚决保证：
“放不响大炮，决不下山！”
在实行大爆破开山的过程中，工人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爆破效力。
09月份，他们又进一步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试用了更先进的爆破开山方法——空心扬起大爆破法。
试验的效果证明：
这种爆破法的好处很多，它不仅威力大，同时还能根据人们的意志，借着爆炸的威力，把炸开、炸碎的石头，抛到就近需要填土石方的地方，而不需要填方的地方甚至可以不落一块石头。
宝成铁路北段像这样既要挖方又要填方的地方很多，这一爆破方法的试验成功，对加快工程进度，为国家节省工程费用将会起巨大的作用。
第1工程段职工现正积极筹划另一次更大的爆破开山工作。
这次爆破准备装进五六十吨炸药，一次就要炸掉十万方以上的石头，并要把炸开的石头抛到需要大量填方的地方去。

北京八十个厂矿热烈参加厂际劳动竞赛
北京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企业的厂际劳动竞赛评判委员会已收到八十个厂矿提出的竞赛条件。
这些厂矿都热烈响应北京市总工会的号召，报名参加了这次全市性的厂际劳动竞赛。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北京第1机床厂、北京造纸厂、北京市机织印染厂、北京市金属结构工厂等工厂的厂长都直接参加竞赛的领导工作，他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总结了过去的生产工作，提出在第4季度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国家生产计划的措施。
京西矿务局、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丰台桥梁工厂、新华印刷厂、北京市五金材料厂、北京市玻璃厂等厂矿并已展开或准备进一步展开厂内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
京西矿务局内参加同工种竞赛的已有十四个回采组、二十七个掘进组、十八部钻机的钻探工人，参加同业务竞赛的已有机电、经理、营运、材料供应等四十个科室。
（新华社）

在一支舰队里
本报记者　刘群
中苏两国政府会谈公报发表以后，我访问了守卫在祖国领海上的一支舰队。
在指挥部里，这支舰队的政治委员宋鸿章同志，兴奋地向我述说海军战士们看到中苏会谈公报时的情景。
他说：
“那天我从海上回来，刚下舰艇，大家就叫：
‘政委，好消息！
’我一看，在海上带来的疲劳全都消失了。
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像海水一样欢腾起来了。
立过功的舰艇指挥员何金山同志向我说：
‘苏联把我们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移交我国，今后我们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我们一定在海洋上时刻提高警惕，哪怕天上飞来一只鸟，海上飘来一根草，我们都得仔细观察。
’”随后，宋鸿章同志着重地说：
“今天，我们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保卫祖国海洋！”
一个陌生的人，当你知道这支舰队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并成为一支捍卫祖国的力量的时候，立刻会明白他们这些话的力量。
这支舰队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
那时，有许多人是新从陆军里来的，既不懂海军舰艇上的军事技术，也不习惯海上生活。
有一个从高射部队调来的同志，向我介绍他参加海军后的情景说：
“原来在高射部队里，对海不大了解。
过去家离海七十多里，可是没有见过海，心想：
中国的海没有陆地大，有陆军保卫祖国就够了。
等到海上一看，吓！
无边无岸，随时都得警惕，我就决心做一个海军人员！”
起初航行时不少人都晕船、呕吐；
为了锻炼不晕船，哪里颠簸得厉害他们就到哪里去，终于习惯了海上生活。
原来在步兵里学的东西不少都不适用了。
在陆军里当个炮兵，射击很熟练，一上舰艇就不同了；
炮座是固定的，舰艇和射击的目标是活动的、颠簸的，一切都得从头学习。
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航海，识海图，学习机轮操纵，学习掌握现代化海军军事科学技术。
海军战士们常说：
“人参加革命，什么都随着革命，我们用一个季度学完了过去四、五年的课程！”
现在，这支舰队已经成为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了。
这支舰队，在短短的几年里，在海上与敌人交锋百余次，打退敌人十多次的侵扰，很多指战员立了战功。
有一次我军两艘舰艇在海上巡逻，与三艘敌舰遭遇，当即展开战斗。
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我军以沉着、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和强大炮火，首先集中火力把一艘敌舰击沉。
其余两艘敌舰要想逃命，很快被我舰上大炮击伤。
我军舰艇追赶上一艘受了伤的敌舰，把它连人带船一起俘虏了，另一艘敌舰带着伤逃跑了。
这次战斗虽然不大，但从海军战术上来讲却是很出色的。
指挥部的同志邀请我到新从海洋上归来的舰艇去参观，这是件使人振奋的事。
我想起每个军人都能熟背的一句话：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我就要亲眼看到我们舰队强大而又严整的阵容。
第2天早晨我同指挥部的同志来到了军港。
从远处就看见一排排的舰艇和桅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不时可以听到水兵们的歌声：
军舰向前破大浪，
红旗空中迎风飘扬，我们守卫着领海，战斗的意志刚强，望远镜监视着四方，枪炮回旋俯仰，敌人敢来侵犯，坚决把它消灭在海洋。…………
当我们走近舰艇的时候，舰上的一位同志前来迎接我们，他听说我是报社的记者，很亲切地对我说：
“这两天战士们总谈论刚刚在报上公布的中苏会谈公报，大家都知道今后责任更重大了。”
这时舰艇上的战士们，正紧张地擦拭枪炮，检修舰艇，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他们提出口号：
“要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拥护中苏会谈公报！”
我们登上一艘舰艇。
战士们为了争取早一天出航，保卫祖国的领海，在回港以后，不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提前检修舰艇。
我在舰上走了一圈，看见机舱里的机器，都刷上蓝汪汪的油漆，放着光亮，上面一点尘土没有；
舱内的工具、消火器等有秩序地放在两旁。
有几个战士正在熟练地转动着高射炮，细心地擦拭、检查着。
他们动作的敏捷，工作的有条理，使人立刻感到，这是一支正规的、有训练的、掌握了现代化武器的部队。
这个舰上有一个战士萧不平，过去只有识别信号等简单技术，在很短的时期以后，他就掌握了收报、发报、译电等复杂的技术。
舰上指挥员汤泉顺同志过去是陆军里的一个战士，几年之后，现在已经学会了航行、作战指挥等科学军事技术。
在我离开军港之前，有些舰艇又出航了。
他们夜以继日地巡逻在祖国漫长的海防线上，严密地监视着敌人，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

支援灾区农民生产自救人民银行发放贷款五千多亿元
到10月上旬止，人民银行发放到灾区农民手中的生产救灾贷款有五千一百多亿元。
其中湖南省达一千三百多亿元，安徽省达一千多亿元。
目前，各灾区的人民银行还在继续发放。
各灾区的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贯彻了优先扶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热情照顾个体农民的困难的原则。
湖北省一般地区互助合作组织的贷款占银行发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湖北省鄂城县一区五个互助组受灾后就垮了四个，经银行贷款以后，这四个互助组不但重新巩固起来，而且又新组织了一个互助组。
灾区农民得到了银行贷款，就积极排除积水和恢复农副业生产。
安徽省当涂县获河区农民得到八千一百多万元贷款后，购买器材，排除了积水，补种了部分稻田。
此外，灾区人民银行还注意扶助信用合作社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

是“糠”还是“米”
中共河北省玉田县委员会陈庆生来信：
08月间，河北省玉田县窝洛沽镇供销合作社从唐山市人民政府粮食管理局直属加工厂运来糜糠一万零九百八十四斤，发现里边含有大量的米。
经过加工，这一万零九百八十四斤糜糠中，竟出糜米七千二百七十六斤（其中整米一千零三十三斤，碎米六千二百四十三斤），占原“糠”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四；
纯糠却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二斤，占原糠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七；
另外加工损耗了二百二十六斤。
人们惊奇地议论着：
糠里竟含有百分之六十六以上的米，这与其说是“糠”，还不如说是“米”！
怎能说是“糠里含米”，应该说是米里含糠！
从“糠”里加工出来的七千二百七十六斤米，每斤出售价以一千零五十元计算，总值共达七百六十三万九千八百元；
若当糠出卖，每斤五百元，总值只三百六十三万八千元，国家损失达一半以上。
唐山市人民政府粮食管理局及其所属加工厂这种对国家资财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希望唐山市有关领导部门对此问题迅速深入检查，并作严肃处理。
编者按：
陈庆生同志反映的情况，经本报记者调查，证明是确实的，而且类似情况在该厂发生还不止一次。
该厂在出卖这种带米的“糠”时，虽然价格比纯糠提高了一点（纯糠每斤是三百二十元，这种“糠”是以五百元计算的），但国家仍旧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了解主要是由于唐山市粮食局直属加工厂的领导干部有着单纯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供给制思想。
他们只图多加工多得加工费，不管加工出来粮食的好坏，也不管在加工过程中国家原粮损失了多少。
因此，虽然该厂出米率长期低于私营加工厂，糠里混米的情况经常出现，但领导干部并没有积极教育工人，并和工人一起钻研改进操作技术，为国家减少损失。
此外，唐山市粮食局对加工厂放弃领导，一年多未与加工厂订立正式合同；
对加工厂不能按标准交粮和糠中有米的问题，也没有坚持原则，严肃处理。
由于粮食局对粮食加工工作管理不严，私商也从中钻了空子。
去年全市私营加工厂中钻粮食局监督不严的空子，把碎米混在糠内，以卖碎米糠为名盗窃国家粮食谋取非法利润的情况很普遍。
后来虽然检查揭发，唐山市私营加工厂不按照合同规定标准出粮降低粮质损公肥私的现象，仍然存在。
上述情况，值得引起各地的普遍注意。
据我们了解：
私营加工厂用掺杂、掺土和把碎米扇到糠里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粮食的情况，在河北保定市、浙江江山县等地也有发现。
至于国家加工厂出米率低的情况，也并不是个别的。
粮食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之一，决不能容许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粮食工作。
各地人民政府和粮食部门应该重视对粮食加工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保证达到规定的出米率，杜绝一切浪费粮食的漏洞。

武汉长江大桥汉口联络线开始钉道铺轨
武汉长江大桥汉口联络线土方工程已于10月15日全部完成，10月20日正式开始钉道铺轨。
汉口联络线是从京汉路的终点站——玉带门起直到汉水桥头的联络线，全长将近两公里，它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准备工程之一，也是将来的京汉路与粤汉路的联结线。
汉口联络线工程是在今年02月开工的，到06月底全部土方工程接近完成。
武汉防汛开始后，汉口线路工区全体职工都参加了防汛斗争。
在武汉防汛最紧急的时期，将已筑成的汉口联络线挖去五万五千方土方修筑堤防。
武汉防汛胜利以后，全体职工、民工为了保证汉水铁桥早日通车，在汉口铁路运输分局的支援下，立即进行了还土工程。
在还土期间，他们以参加防汛的战斗精神投入了工作，使全部土方工程胜利完成。
目前，钉道铺轨工作正紧张进行，修筑边坡工作已经开始。
全体职工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热烈地展开了劳动竞赛。
担任钉道的“飞班”工人，五十人提前一天完成原定要七十人担任的钉道准备工作。
他们表示要在月底以前完成汉口联络线的全部钉道铺轨工程。
不久，火车就要通过这条联络线和汉水铁桥直到汉阳。

湖南国营商业部门修订第4季度购销计划
湖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在10月15日至23日召开全省商业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湖南省国营商业部门在今年第4季度的任务，并重新制订第4季度的购销计划。
湖南省今年部分地区遭到水灾，但大部分农村的稻谷、杂粮，各种土产、特产品仍获得丰收。
第4季度应该积极收购农副产品和大力供应工业品，以满足农民需要。
会议确定第4季度国营商业部门的商品销售任务比去年同期商品销售实绩增加百分之四十。
会议并批判了目前有些干部不积极去全力扩大工业品推销和大量组织工业品下乡等保守思想。
　（新华社）

第1汽车厂主要厂房建成并积极安装设备
我国第1汽车制造厂以总装配车间为中心的六座厂房——木工场、辅助工场、底盘工场（即总装配车间所在的厂房）、锻工场、有色金属铸件工场、模型工场和一座热电站，已相继落成。
目前在这批厂房里，工人们正积极进行安装各种工业管道和机电设备工作。
苏联帮助我国制造的机器设备正源源地运到工地。
全厂主要动力之一的热电站，已经安装好第1号锅炉的全部主机和附机，并在25日砌完炉墙，准备开始烘炉，今冬明春将给建筑安装工人和生产车间的职工带来动力和热。
在辅助工场，按照建厂计划准备最先投入生产的机修、工具等车间，到24日止，已经安装好机床几百台。
在建筑工程最先完工的木工场里，除了有一批机床正在安装外，将来烘干汽车车身用的三十二间木工干燥室的全套设备快要安装完毕。
木工场动力干线和辅助工场动力配线的电气安装工程、木工场的第1批工业管道安装工程也正在进行中。
在六个已经建成的基本生产厂房——木工场、辅助工场、底盘工场、锻工场、有色金属铸件工场、模型工场的各个车间内，已经安装好几十台天车，其中有的已经运行了。
它们正帮助安装工人卸下成批的笨重机器。
（据新华社讯）

缝纫业应注意节约布料——读者来信综述
提倡节约布料，反对浪费，这是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一致要求。
但根据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有些缝纫业在承制服装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山东李少华来信说：
几天前有些同志要用“海昌蓝”做衣服，当地消费合作社加工厂一套制服只要一丈五尺布，但一家私营服装店却要一丈六尺。
用同样的布做同样大小的衣服，为什么私营服装店却多要一尺布呢？
无疑这当中是有问题的。
杨明甫来信说：
我和一些由重庆来北京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北京的服装店要料子比重庆多，比如一个普通身材的人，在重庆买一丈四尺布就可打一套制服，而在北京打一套制服至少要一丈五尺，甚至还有要一丈六、一丈六尺五，个别服装店还有要一丈七的。
胡明来信说：
在私营服装店做衣服总会要浪费一些布的。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当你问他们一套制服需要多少布时，他们总是希望多买一些，而当你买好了一块布不能合乎他们的要求时，经过一番精打细算以后也就够用了。
可见多要布料，确实是增加了广大消费者的负担，浪费了国家的物资。
读者并分析了服装店多要布料的原因：
有些服装店在剪裁衣服时缺乏精打细算，相反地还存在着宽打窄用的思想，多要些布剪裁方便；
有些私营服装店还可能存心不良，企图从中偷些布料；
也有一些可能由于剪裁技术实在低劣，因而浪费了一些布料。
为了纠正上述的浪费现象，读者认为除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加强对私营服装业的领导和管理外，工会组织也应加强对服装业职工的教育，并有计划地发动工人研究和学习更科学的剪裁方法，提高剪裁的技术。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这样作了，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北京市的缝纫业自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后，根据节约的原则研究出三十多种新的剪裁方法来剪裁市民常穿的各种服装，用这种新的剪裁方法，不仅可使每套服装节省五寸到一尺布料，而且服装结实耐穿，式样美观。
这种作法，值得各地仿效。

西南各省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丰收
西南各省去冬今春建立的一千五百三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部分平均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
四川遂宁县十七个社的水稻增产百分之三十七，江津县八个社增产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增产比率高于当地互助组和单干农民。
如四川简阳射洪乡解放、罗汉、石包、高坎四社的玉米产量比一般的互助组高百分之六十八，比单干农民高一倍左右。
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增产的原因，主要是发挥了集体生产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贵州威宁县麒麟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全社适宜种马铃薯的地种了四石种籽的马铃薯，共收四十五石马铃薯；
这些耕地如果种玉米只能收二石五斗，以马铃薯折玉米计算，共增产十五石玉米。
西康星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进行土地加工，扩大耕地面积，变干田为水田，对今年增产有很大作用。
今年春季云南旱灾严重，楚雄专区二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将近一百处，可灌田六千多亩；
各社并动员社员车水抗旱，保证了插秧顺利进行。
另外，国家给合作农民的各项援助，对这些合作社的增产也起了很大作用。
四川简阳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棉花开始受蚜虫威胁很大，政府供给了十多部喷雾器和大批虫药，才保证了棉花的丰收。
在今年天旱时，南充市郊都尉乡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有电力抽水机站的帮助，日夜开车，保证了及时插秧，并将一百多挑干田改为水田。
在稻谷生长过程中，充分地供应了需要的水量。
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的事实，教育和带动了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云南曲靖和贵州毕节两专区就有三千多个互助组和很多单干农民积极准备建立与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西南各省秋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张家骐
西南各省计划在1955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三万个，有一百多个乡要基本上合作化。
自06月中旬起，四川各地即紧密结合夏季生产先后展开第1批建社工作，贵州和西康第1批建社工作亦于07月份相继展开，至08月底已建起一批。
云南的建社工作也已在09月间开始。
这次建社数量比过去大得多，在不少地方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
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得到了不少经验。
根据四川等地经验证明，在西南的具体条件下，夏季建一批社对农业生产和社的发展都比较有利。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避免处理小春作物的麻烦；
可以按国家需要和社的条件来统一计划下年度的小春作物；
可以组织冬季的田土基本建设、积肥和副业生产，给春耕作充分的准备；
同时可以使县区领导方面在秋后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行粮棉的统购统销工作。
可能发生的困难是因建立大批新社而分散力量，影响老社的巩固工作和夏季生产。
但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安排得好，善于利用秋前的一段农事空隙，不仅可以克服上述困难，而且可以通过建社直接推动夏季生产。
当然，如果不顾主观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夏季建社过多或把全年的建社任务都放到夏季来完成，那是不妥当的。
从四川、贵州等地区秋前建社情况看，训练好大批的办社骨干，是保证建好社的重要一环。
根据各省训练计划，冬季前全区训练约三十万名办社骨干。
受训练的，除县区干部外，主要是乡党团支部书记、乡村干部、互助组长等。
今年训练骨干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每个新建社都有五、六个骨干来学习（包括可能做正副社长、生产队长、技术员的人和妇女骨干），在训练过程中就培养他们形成了领导核心，能把建社的任务担当起来，初步养成了独立工作能力和民主作风。
这样，既可以克服领导力量不足的困难，又可以有效地避免县区干部的包办代替。
二、在选择训练对象的时候，运用了群众酝酿推荐和领导审查相结合的方式，使受训的骨干基本上具备了积极、公道、能干的条件，并为群众所拥护。
三、训练内容除一般的互助合作政策外，各地特别强调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并结合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以便通过建社的实际考验发展党员，建立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并且使建社工作一开始就在支部领导下进行。
四、除采用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两次决议等文件做教材以外，着重就地取材，系统地总结本地区过去试办社的经验，并结合目前情况。
采用这种办法，不但群众容易接受，而且使领导干部进一步充实了。
今年建社的新情况是数量大、分布广，领导力量和大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因此，过去采用的派几个干部办一个社的办法必须改变。
这方面各地已取得一些初步经验：
一、必须全党动员，在县委、区委和支部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动广大群众，形成群众性的建社运动，使各种工作和建社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川省结合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建起一千一百多个信用合作社，遂宁专区在建社中发展党员三千人。
各地的建社工作，也推动了小麦的统购工作。
二、由领导干部直接掌握重点，先走一步，总结出经验来；
每段工作开始时召开代表会（必要时临时召集），介绍重点经验，具体安排下一步工作。
遂宁县委提出“领导摸重点，分段抓关键、通过代表会，由点推到面”；
县设指挥部，县委分片包干。
这样做，可以及时发现问题、交流经验、纠正偏差，效果很好。
四川万县、云南晋宁等县，通过互助合作代表会和乡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互助组排队，提名推荐建社对象，由领导方面审查批准。
这样做，不但群众满意，而且避免了“自发社”，给还不够条件的互助组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有的地方把基础较好的社作为中心社，建立联社，工作上统一领导，经济上独立核算。
采用这种形式，在加强领导、交流经验及生产上必要的统一行动和互相支援等方面都有好处；
同时，也有助于打破某些地方社和社之间互相猜忌对立的宗派观念，培养农民接受统一领导、进行集体经营的习惯，为将来逐步办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在建社的步骤、社的大小、地区分布等方面，不仅要从当前的条件出发，而且要照顾到下一批建社和将来全面合作化的需要。
在一乡一村内，对社的发展要作统一的规划和具体安排；
在地区上，要成片成块发展，避免乱插花。
对于这一批甚至下一批还不准备办社的村或居民组的积极分子，应说服他们仍留在互助组内、领导好互助组，准备将来办社。
办第1批社时，即应有计划地组织第2批办社的干部互助组长参加办社。
这样，既加强了第1批社的办社力量，又实地训练了干部。
四、要加强对互助组的经常领导，为今后连续办社创造条件。
要逐渐充实互助组的活动内容，如经营副业、租种公田、兴修水利、试行按件计工制、发展联组互助等。
实践证明：
联组互助是建社的一种较好的后备形式，它可以交流经验、培养干部，在生产上进行必要的互相支援，发挥较大的集体力量，如进行较大面积土地上的基本建设和推行先进技术，使用新式农具、抽水机，积累某些公共财产，合理调剂劳动力，解决某些抢工抢时的矛盾等等，并可以加强组和组间的团结，逐渐培养农民集体劳动、集体经营的习惯，为办社创造条件。
但必须注意防止不按具体条件和生产需要而盲目地并大组，事事集体，强迫命令，以致影响生产和团结。
今年秋前建社工作虽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发展一般正常，但是还有一些缺点和问题：
第1、有些地方思想发动比较粗糙，对农民的觉悟和老社的影响作了过高的估计，满足于农民申请报名，为少数积极分子的热情所迷惑，因而盲目乐观，大轰大擂，放松了艰苦的思想工作。
有少数干部错误地认为：
“任务大，完全自愿不可能，只要争取到百分之七、八十自愿就算基本上自愿了。”
“要全家入社，只有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
有的机械搬用土地改革时的诉苦办法，并认为哭了才算发动得深入。
可是，因为不明白办社的道理和社的好处，有的农民虽然哭了却仍然不愿入社。
少数地方又发生了简单生硬和强迫命令作风，对农民某些顾虑或不满言行，不加分析地认为是“造谣”“破坏”，甚至“追思想”“查动机”，乱扣“小农经济不接受改造”、“自发势力严重”等帽子。
少数积极分子因为入社而和家庭吵架闹分家，丧失社会同情。
有的在社员思想还不通时就急于处理具体问题，结果使有些人不满甚至退社。
据内江专区检查，有百分之十二的社存在较多的问题，百分之二十的社员思想发动不够好。
这些虽然是局部现象，各地并且已经进行了补课，但仍值得今后警惕。
第2、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方面虽然较过去有显著的进步，一般县以上党委思想都比较明确；
但是，有些干部对党的阶级路线仍不能作统一全面的理解。
一方面，认为贫农落后，不积极培养贫农骨干，不依靠贫农、歧视贫农的偏向仍未完全纠正过来；
另一方面，排斥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又有发生；
有的地方提出“培养贫农骨干代替中农领导”，仿佛中农都不能当骨干。
个别县委书记也说“把那些动摇的中农动员出去”。
南部楠木乡冯世才社土地评产入股时规定：
中农三十斤以下产量免去，贫农三十斤以下的加上。
有的社一开始就采用耕牛折价归公、随田带肥料、带耕牛农具款等办法，既增加了贫农的困难，又引起中农的不满。
某些地方对富农的破坏警惕不够。
这些缺点和错误在某些地方已造成了中贫农间的某些裂痕，给敌人破坏以可乘之机，也是今后必须警惕和防止的。
第3、有些地方对于“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和生产、供销、信用三种合作互相促进的思想不明确，因而抓了这头丢了那头，放松了对全面增产和互助组的领导。
有的只看这一步，不顾下一步，不愿进行艰苦的思想发动工作，“乱点兵”，把好的积极分子和觉悟较高的农民都集中起来办社，把一些觉悟较低和思想作风上有些小毛病的农民剔出去，结果，办起合作社，扯垮互助组，增加了单干户，影响了生产，造成了将来全面合作化的困难。
各级党委在秋前建社工作大体结束后，都开会作了检查总结，以便在秋后大量办社中认真接受这些经验教训。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读者来信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代表着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这个伟大的正义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全国各地人民，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文化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等，纷纷热情地写信给本报，郑重地表达他们为解放台湾而奋斗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各地人民的来信，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丰富感情和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
从这些来信中可以看到，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而取得了自由和独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自己的革命果实，热爱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新的生活。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领土和破坏我国的主权，决不容许蒋介石卖国集团继续祸国殃民，更加不能容忍美国好战集团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阴谋罪行。
人民群众正确地指出：
只有解放台湾，才能最后完成中国人民神圣的解放事业。
重庆沙坪坝读者惠文来信说：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热爱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意志比钢还硬。”
四川绵阳县石马乡第9村互助组长朱文才说：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一尺一寸都不能让蒋介石卖国贼出卖给美国。”
这些朴实而有力的声音，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真切愿望。
各地人民的信中指出：
他们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继续盘踞台湾并在美国指使下加紧对我国大陆和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这不仅直接危害祖国的安全，妨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增加了远东新战争的危险，威胁世界的和平。
正如解放军某部李栋樑等同志所说：
“台湾一天不解放，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天不安全；
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天不消灭，远东的和平就一天仍受着威胁。”
北京地质学院叶庆全来信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祸根，一天不把他消灭，我们的生活就一天不能安宁。”
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更纷纷来信控诉蒋介石卖国集团侵扰祖国领土和屠杀祖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浙江象山县东门岛全体人民的来信说：
“蒋贼不时派遣匪机来骚扰我们象山地区，直接威胁我们的生产和安全。
今年07月间，蒋贼飞机就曾无耻地对我们岛屿进行轰炸。
这些血债必须偿还。”
浙江海门港全体海员工人来信控诉：
“蒋贼军经常炮轰和拦劫我们的船只，残杀和迫害我们海员工人。
我们对于蒋贼军的这种罪行，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无数的来信都说明：
不解放台湾，不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中国人民便不能安享和平的生活。
而正在从事和平的建设性劳动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保卫祖国安全和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的斗争。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于处在蒋介石卖国集团血腥统治下的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
对于蒋介石卖国集团残酷镇压和迫害台湾同胞的罪行，则表示极端愤怒。
许多读者的来信都恳切地表达了他们对于台湾同胞的真挚感情。
东北军区装甲兵某部陈振威说：
“一想起台湾同胞所遭受的灾难，我的心里就像刀绞一样地难过。”
浙江航运管理局温州管理处陈堃甫来信说：
“五年来，我们时刻关怀亲爱的八百万台湾同胞的悲惨处境，正如台湾同胞日日夜夜盼望解放一样。”
读者来信提出，为了早日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我们一定要为解放台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四川绵阳县石马乡朱文才说：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决心要帮助他们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
这是对于祖国人民的亲密感情和崇高责任观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的心愿。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一项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一斗争已经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掀起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政治和劳动热情，并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新的强大动力。
各地人民的来信中，纷纷提出要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团结、提高警惕的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山西富家滩煤矿南关坑康永祥快速掘进一大队全体工人的来信说：
“我们一致认为：
多出煤、少用料，就是支援了解放台湾的斗争。
我们希望很快地把自己掘下的煤送到钢铁厂，把钢送到兵工厂，把武器和弹药送到前方，让每颗子弹都打中蒋贼军的胸膛。”
辽宁省彰武县西旧府国营农场全体职工来信提出：
要在原有产量的基础上，每垧再增产五斗稻，多产大米，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他们兴奋地说：
“我们要使最亲爱的人——人民解放军吃得好、力气壮，不断地打胜仗。”
各地读者在来信中提出了许多增产节约、支援解放台湾的具体办法。
青年同志们在来信中都纷纷提出保证，要加紧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事业，而正义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各地人民都满怀信心地来信表示，他们确信：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完成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
解放军战士陈俊英、蔺冰的信说：
“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解放台湾。”
人民群众的来信中也同时表示，他们清楚地知道：
解放台湾是一场复杂的严重斗争。
全国人民必须加强团结，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每一个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奋斗！

陕西甘肃新疆三省
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两千三百多个
夏收后，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结合生产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千三百四十多个，比去年增加了七倍多。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改进耕作技术、发挥土地潜力都很注意。
陕西大荔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黄甫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带头改装旧耧，将耧腿由原来行距八寸改为五寸多，麦田实行了合理密植。
韩城启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修了八十丈长的水渠，整修了五亩水地。
澄城白草塬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了五十六亩荒地，可增产二十八石粮食。
甘肃天水湾子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百六十多亩山地上，全部培了地埂，并挖了十一个涝池，大大减少了洪水灾害。
此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出卖余粮、棉花，扩大生产等方面，都起了带头作用。
陕西米脂县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下，共卖给国家余粮三十八万多斤，超过计划数字八万多斤。
08月间，当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等省相继发出关于超额完成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的指示后，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重视组织社员进行学习讨论，不少社并订出保证超额增产的计划，注意加强秋田管理等工作，有力地带动了周围农民争取继续丰收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合作社显示的优越性，进一步坚定了社员们办好合作社的信心，并有力地引导了周围的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夏收后，很多互助组和农民纷纷要求办社或加入社。
据陕西、甘肃三十三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要求转社的互助组就有一千三百多个。
陕西省宝鸡专区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二百二十八户扩大到一千零九十八户，增加将近四倍。
入秋以来，各地互助组和农民要求转社、入社者更多，为了适应农民群众生产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都研究提出了切合当地情况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
据各省初步计划，到明年秋收前，这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可增加到近两万个，入社农民约四十万多户，即比现在发展六、七倍。

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代表等祭扫任弼时同志墓
10月27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任弼时逝世四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及任弼时同志的家属在27日早晨前往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任弼时同志墓地扫墓。
前往扫墓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第1分院等单位的代表。
　（新华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回到工作地区
向干部和群众传达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回到各地以后，正在有组织地向机关干部和群众传达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情况和决议。
热河、新疆和浙江等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在本省的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这些地区在传达时，强调提出要结合本省的中心工作，深入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文件；
并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和执行宪法而奋斗。
热河省承德市邮电局刘长贵小组在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长贵传达以后，制订了十一、12月份向全局工人进行挑战竞赛的条件，保证努力增产节约，完成国家计划。
热河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耀先和赵斌已带领他们所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提前完成了收割，并开始了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
西康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根据本省的特点，向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和各族人民进行传达，通过传达，继续向各族人民进行过渡时期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的宣传教育。
为了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各项决议的精神和内容，各地还组织了大批报告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传达以及文件的精神向群众作报告。
山东省莱阳专区各县、区正有计划地组织报告员向群众进行传达。
德州、惠民等专区在农村中还利用黑板报、广播筒等宣传工具向农民宣传。
全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的精神，正结合冬季生产、秋征秋购等工作，以合作社、互助组为主吸收单干农民广泛展开学习和讨论。
　（新华社）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认真处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提案
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期间，全市六十万人民曾通过自己的代表，提出了三百七十二件提案。
这些提案经会议讨论后，转交杭州市人民政府处理。
现在市人民政府已将三百六十一件提案全部处理完毕，剩下的十一件也正在研究。
在已处理的提案中，获得实际效果的有一百四十二件，正在进行解决的有一百零八件，暂时不能解决和可以缓办的有一百十一件。
杭州市人民政府对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交付办理的提案非常重视。
每件提案发交有关单位处理后，市人民政府都派了专人向原提案的人民代表报告处理情况，听取代表们对处理结果的意见。
凡代表们对原提案处理不满意或提出更好的处理办法时，市人民政府都转交各有关单位重新研究处理。
有些提案处理后，市人民政府还派了干部陪同有关的人民代表进行检查，保证了每件提案的切实贯彻。
如在已经处理并答覆了原提案人的二百零九件提案中，有十五件原来处理得不尽完善，经检查后，已由市人民政府通知有关单位重新处理。
在这些已处理的提案中关系人民生活较大的如中河、东河等河道的清洁问题，经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和其他有关单位研究后，在全市下水道系统的问题未彻底解决以前，采取了适当的临时措施。
又如许多提案要求增设公共汽车站，经市交通公司研究后，已新开辟了八路公共汽车，给上城、中城、下城三个区的居民以很大的方便。
许多提案是要求政府加强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处理，以保证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些是要求政府加强对盗窃等案件的处理，以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
杭州市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人民检察署已在这些方面加强了工作。
不少提案提出了关于危险房屋的修理问题，市人民政府已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了检查和修理工作；
现在，仅在上城和下城两个区已修理了危险房屋和墙头二千三百五十四处。
有些提案暂时不能解决或可以缓办的，市人民政府已派出和即将派出专人向原提案人解释原因。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介绍
莫斯科音乐剧院是苏联最负有盛誉的艺术团体之一。
它的全称冠以苏联两个伟大的人民艺术家的姓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因为剧院是由他们所创办培育的几个艺术团体发展合并而成的；
并且一贯遵循着他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革新精神。
1919年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创办了青年歌剧研究班。
在这以前，苏联国内大多数歌剧院里保守习气非常浓厚：
对“美音”的崇拜代替了富有意义和内容的歌剧演唱，轻视台词和歌剧形象的内容，导演和布景装置都是陈规旧套，舞台出现的是一堆毫无个性的人物，歌剧成了一位或几位时髦歌手的化装音乐会。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烈地反对这种倾向，他的歌剧研究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方针，他招收了一批年轻而有才能的歌手，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使他们的声乐技巧同有鲜明感情的演技融合在一起。
1922年11月这个歌剧研究班举行第1次公演，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演出者使这次演出接近了柴可夫斯基原来要在歌剧中体现的真实感情。
苏联观众第1次听到了既朴实而又意味深长的歌剧。
这次演出是俄罗斯歌剧艺术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音乐界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工作受到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和重视，不久这个歌剧研究班就成为国立歌剧院，并被命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
这个年轻的歌剧院独立地工作了近二十年，作了不少出色的革新演出。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时，另一位卓越的俄罗斯戏剧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对音乐剧的改革也进行了研究。
1919年夏天，他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的乐剧研究班。
这个研究班也是由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组成的。
这个研究班的剧目显然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研究班的剧目不同，它不是从大型的歌剧着手，而是从轻便的古典轻歌剧和喜歌剧着手的。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使轻歌剧和喜歌剧艺术接近于革命观众的要求，消除掉其中的轻嘴薄舌的恶劣作风，把它变成一种有鲜明戏剧性的大众化的表演。
他并善于在演出中强调揭发性的、讽刺性的倾向，突出地强调其社会意义。
这个研究班后来发展成为由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领导的国立音乐剧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创造性的工作，就构成了苏联歌剧发展上的革新路线。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里，两个剧院演出了许多新的苏联歌剧。
其中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剧院所演出的捷尔仁斯基的“静静的顿河”、赫连尼科夫的“暴风雨”在苏联歌剧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暴风雨”被称为第1个真正的苏维埃歌剧和苏联歌剧艺术史的里程碑。
歌剧的演出表现了贫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革命匪帮的叛乱所作的斗争，和农民代表同伟大的列宁的见面。
革命的时代也向远离现实生活的舞剧艺术提出了新的任务，舞蹈家们也开始了反对陈腐格式，追求现实主义的斗争。
1933年，大剧院的独舞家维克托琳娜·克里艾勒创办了一个新的舞蹈团体，名叫舞蹈艺术剧院。
他们以吉尔特作曲的舞剧“敌手”开始了自己的演出，使舞剧艺术具有目的性的剧情，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尖锐的社会思想。
1939年舞蹈艺术剧院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合并。
这使年轻的舞剧团体开始更有效地为舞剧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斗争。
1941年06月，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这一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宣告合并。
战争的第1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仍留在莫斯科，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每天都到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在莫斯科城郊战斗激烈的时候，剧院演出了瓦西连柯的舞剧“罗拉”。
舞剧充满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现了西班牙游击队为反抗拿破仑侵略所作的斗争。
这个舞剧的演出者布尔梅斯杰尔和舞蹈家索珂琳娜娅曾因此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音乐剧院上演了许多由苏联作曲家创作的新歌剧和新舞剧。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歌剧“塔拉斯的一家”在新剧目里占重要的地位，它叙述了俄罗斯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
这个戏的作者、演出者和参加者也荣获了斯大林奖金。
剧院还演出安凯的歌剧“柳波夫·雅罗瓦娅”，司巴达维基的舞剧“幸福之岸”。
前者使苏联人民重新记起一九一八到1920年内战时期的许多英雄事迹，后者是第1部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舞剧。
剧院近年来还新上演了许多古典歌剧和舞剧，也演出了苏联各民族古典作曲家创作的通俗音乐喜剧。
为庆祝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剧院上演了库拉克—阿尔捷莫夫斯基作曲的乌克兰喜歌剧“多瑙河彼岸的萨坡罗什人”。
这部喜剧已深入乌克兰人民生活，在苏联到处受到欢迎。
古典舞剧“巴黎圣母院”、童话舞剧“阿伊波利特医生”也是剧院近年来成功的新演出。
在剧院舞剧剧目占重要地位的是去年新上演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这个舞剧恢复了许多过去被删掉的音乐篇章，使原作者的深刻思想表露无遗。
从两个剧院合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在莫斯科戏剧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拥有广泛的剧目；
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卓越的艺术家，这次来我国访问演出的艺术家中，有很多人曾获得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人民演员或功勋演员的光荣称号。
　（新华社）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舞台上的俄罗斯古典作品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人民演员、剧院导演
姆·戈尔吉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把他们的活动的大部分都献给了歌剧剧院的改革。
他们力求在歌剧的舞台上确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使广大观众能够理解和享受到歌剧艺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奠定了一个新型歌唱演员的歌剧学校的基础。
他们把歌剧艺术看做是歌唱者所具备的、为了同一目标的三种艺术——音乐的、声乐的、舞台表演的——的汇合。
这个目标就是艺术的真实、歌剧形象的生命力。
在歌剧的改革工作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首先着手的是俄罗斯古典歌剧的优秀创作。
奠定了新歌剧院基础的第1个剧目，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
年青的剧团在学校小礼堂中上演的这个剧目，以感情的深刻、演员表演的真挚和感受的真诚而使人喜爱。
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普希金的生动的富有诗意的形象。
柴可夫斯基曾把“叶夫根尼·奥涅金”誉为“抒情剧”，他所幻想的正是这样来演出自己的歌剧。
柴可夫斯基把他的“叶夫根尼·奥涅金”交给音乐学院的小剧场上演时，他写道，对于奥涅金、妲姬雅娜、连斯基的角色，宁可让音乐学院的学生扮演而不让歌剧的歌手来演：
“因为他们是学生，是青年，他们不会有那种可厌的、陈腐的惯例。
对于我的新歌剧来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东西。”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观点和柴可夫斯基的这些愿望是完全符合的。
1930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演出了天才作曲家的另一个作品——歌剧“黑桃皇后”。
他帮助剧院创造了异常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剧目，体现了柴可夫斯基的天才创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不止一次地上演过李姆斯基—科萨可夫的创作。
这些创作推动他去寻求创造舞台形象的新途径和新手法。
曾经上演过的有：
“沙皇的新娘”，“05月之夜”和“金鸡”。
歌剧“沙皇的新娘”具有深刻的民族风味，并揭示出俄罗斯性格的特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熟习历史和俄罗斯的古代情况，他力求在这个作品中表现出：
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方式怎样产生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这个剧的上演证实了：
创作音乐剧的新原则不仅在小型歌剧，而且在大歌剧中也经住了考验。
1932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
“问题在于：
要把化装的音乐会变成真正的戏剧表演。
目前大部分歌剧都是这种化装的音乐会。
因此就需要指出，根据我的意见，把歌剧分为歌唱的歌剧和音乐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歌剧都是音乐剧。”
“05月之夜”的演出是排演李姆斯基—科萨可夫歌剧工作的继续。
“05月之夜”的音乐是建筑在乌克兰民间音乐的曲调上的。
这个剧中的抒情的和诙谐的成分获得了再现，并且以新的方式歌唱出来。
乌克兰农村的风俗习惯的全部特点都被表现出来。
音乐的优美使年青的剧团得以创作出这个活泼愉快的剧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上演过童话歌剧。
他在李姆斯基—科萨可夫的“金鸡”的演出里，注入了很大的创造性和异常丰富的想像。
这个歌剧是作曲家在一九○五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这个歌剧表现了对专制制度的讽刺，并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道顿帝国的愚蠢、懒惰和专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着手排演普希金的戏剧——莫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剧院创作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事件。
歌剧是根据最熟悉莫索尔斯基的专家、拉姆教授所编的最初脚本上演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深刻地表现出普希金—莫索尔斯基的这个作品。
在这个作品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活生生的积极活动着的人民。
从第一景在诺沃皆维奇寺院附近到歌剧最后一景鲍里斯孤独的死亡为止，都强调地指出了沙皇和人民之间的鸿沟。
莫索尔斯基的创作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都是同样亲近的。
1932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建立的音乐剧院上演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索罗钦市集”。
这个歌剧没有严整的、完全的脚本，只是一些片断。
拉姆教授和作曲家谢巴林共同做了巨大的工作，像莫索尔斯基所预想的那样重新上演了这个歌剧。
莫索尔斯基看出了果戈理的最深刻的现实主义，而剧院把莫索尔斯基的音乐和果戈理的小说中所表现的鲜明手法和活生生的特点搬上了舞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对古典作品的上演工作，在歌剧舞台上确定现实主义的事业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同时对于在音乐剧院舞台上体现现代的剧作来说，也是很重大的、严肃的准备工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宣布的创作现实主义的歌剧的原则，给予现代的全部歌剧艺术以巨大的影响，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
这个思想，成为苏维埃国家音乐剧院和培养歌剧演员与导演的学校的工作基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培育了整整一代苏联歌剧演员。
其中许多人是从剧院诞生时起就开始了创造活动，并成为了歌剧艺术的大师。
在剧院即将向中国观众演出的剧目中，青年人和著名的有经验的演员——康杰拉基、扬科、潘切新、蔡宁、斯米尔诺娃—聂米罗维奇、克尼茨基、科罗特科夫、库兹涅佐娃、瓦西里耶娃等人进行着创造性的紧密合作。
通往艺术的康庄大道已为青年开拓出来了。
青年演员波塔波夫斯卡娅、杜达列夫、布拉斯利斯、鲍里索娃、沙温斯基、马特维也夫、拉基耶夫斯基、拉萨林科、别列夫佐娃等人，已经在剧院中占了重要地位。
对于他们和对于他们的青年同志们，已创造了一切使他们能在创作上进步和完善的条件。
他们的活动是依靠老同志，依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直接学生的经验。
当剧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出的时候，将上演“叶夫根尼·奥涅金”这个我们在演出古典歌剧中成绩最优秀的剧目。

苏联歌剧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斯·阿·蔡宁
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革命的最初时日起就锐敏地感到了必须使创作工作和革命融汇在一起。
他们曾力求使自己的创作服从于一个崇高的思想任务，即在歌剧舞台上体现新的英雄形象，体现那些在内战战火里捍卫了年青的共和国的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的形象，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的形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在这样的高龄，即在许多人看来已是老耄之年，迎接了10月革命的，但他们终生保持了年青人的火一样的热情，保持了真正的战士和艺术家的不可遏阻的意志，以及对于人类先进理想的胜利的信心。
创作现代题材的动人的戏剧，不久就成为这两个剧院及其领导者的主要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很快实现。
10月革命前几年，俄国艺术已为唯美的颓废主义和西欧的现代主义所败坏了。
10月革命以后，在二十年代的几乎整个时期中，戏剧和音乐都处在对俄国艺术说来完全是异己的现代主义美学的毒害影响之下。
现代主义美学的资产阶级本质，在党中央的几个决定和“真理报”的一些专论中，完全被揭露了。
党反对歌剧艺术中的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斗争，同时也就是为发展俄国古典歌剧的伟大传统、为奠定它的美学的进步的基础而斗争。
听信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者们的说教，从而否认歌剧音乐的民歌基础，故意忘却俄国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歌剧的现实主义，用冷淡的形式主义的朗诵调、不谐和音、卖弄技巧来代替流畅的旋律，——所有这些，自然同广大人民群众和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者们的健康的要求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梦想的并不是这样的歌剧。
二十年代末，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作曲家勒·克尼培尔的歌剧“北风”，隔了一年，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的舞台上，也短期地演出了作曲家杰士的歌剧“氷和钢”。
这两个歌剧都有许多缺点，而且在音乐上也没有得到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
但是，这第1个经验是有教益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用批判的态度认识了错误和成功。
其后几年曾致力于同作曲家建立创作的联系，以便共同创作苏维埃现实主义的歌剧，但所有这些努力在很长时期中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
在三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青年作曲家们的许多作品，他们力求在音乐形象中富有生活气息地真实地反映出教育了他们的革命现实。
1936年，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伊·捷尔仁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它是根据米海伊尔·萧洛霍夫的同名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写成的，它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作曲家兼歌剧脚本作者伊·捷尔仁斯基一道直接参加了工作，然后才演出了这个戏。
歌剧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娅的悲剧命运，是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事件的广阔背景上展开的，哥萨克的顿河同它的“黑暗王国”的不成文法，第1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前线的崩溃，以及最后在俄国的土地上像旗帜一样升起了期待已久的革命的火焰，这些，像一些巨大的画幅展现在观众面前。
歌剧“静静的顿河”在每一个观众和听众的心里都引起了对于戏里正面人物的命运的极大同情，它使不久以前经历过的生活得到再现。
现代歌剧第1次得到了这样普遍的无条件的赞许。
当然，“静静的顿河”是有缺点的，但是，演出差不多补偿了一切。
“静静的顿河”的成功，是整个现实主义方向的巨大胜利，不论在音乐里或在歌剧里。
不久，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的舞台上也上演了两个歌剧。
一个是作曲家斯捷潘诺夫的“达尔瓦兹峡谷”，歌剧的主题曾引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兴趣。
这个戏，应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来排演。
这种情况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兴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入迷地开始了工作。
他和扮演者一道，已经开始了演戏的课程，而突然的意外的死却中断了这位梦想着创作一出爱国主义戏剧的优秀的演员和艺术家的旺盛的生命。
不久以后，在同一个舞台上又出现了著名的作曲家谢·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谢明·柯特柯”。
虽然这个歌剧有一些个别的成功之处，但是它仍然有着严重的未被克服的现代主义倾向，此外还故意突出了布景。
青年作曲家吉·赫连尼科夫的歌剧“暴风雨”的上演，带来了优异的成绩。
歌剧脚本和钢琴谱的全部写作工作，都是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亲自参加之下进行的。
音乐的真诚，它的歌谣性和人民性，对于舞台要求有着很好的了解、善于把效果推向高潮的才能，——所有这些帮助了吉·赫连尼科夫，使他创作了动人的宏伟的人民悲剧的音乐作品。
歌剧“暴风雨”（歌剧脚本：
阿·法伊科）再现了内战的情景。
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俄国的一个角落，在那里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们举行了暴动。
人民的敌人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土匪“军队”，企图用拷打、鲜血和死亡、挑拨和欺骗来恐吓、欺骗和镇服农民群众。
一个陷于绝望的老农民，为了从列宁嘴里听到真理，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发到莫斯科去。
歌剧里有两条情节的线索：
一条是英雄事迹，一条是戏的主角——娜塔莎和列尼卡的恋爱故事，但两条线却是互相补充、互相加强的。
除了对正面英雄人物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形象刻划，以及反面人物的笔触鲜明的肖像以外，在歌剧里，人民也占有很大位置。
人民是歌剧里积极活动着的人物，因而在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创作里，“暴风雨”是最大的成就之一。
作者以巨大的深刻性和卓越的导演艺术创造了一系列的画面、情节和形象。
1941年，两个剧院合并成为一个以苏联人民演员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命名的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
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剧院上演了斯·瓦西连柯的关于历史英雄的歌剧“苏沃洛夫”和伊·捷尔仁斯基的歌剧“娜杰斯达·斯维特洛娃”。
1943年，剧院又遭到了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逝世了。
遵照自己的领导者的遗训，剧院不懈地继续从事创作苏维埃歌剧的工作。
这样，又演出了符·安凯的根据柯·特列涅夫的剧本改编的歌剧“柳波夫·雅罗瓦娅”。
虽然音乐不很相称，但剧院仍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现实主义的戏，赢得了观众的热烈爱好。
作曲家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的歌剧“塔拉斯的一家”（歌剧脚本：
斯·蔡宁）的上演，是剧院演剧活动的第3个阶段。
这个歌剧是据鲍利斯·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宁死不屈”改编的。
歌剧“塔拉斯的一家”所叙述的是苏维埃人们的英雄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卫国战争时期，在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击破了法西斯匪徒，不顾极大的困难和牺牲，终于在这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次演出的领导者音乐指挥斯·阿·沙莫树德、剧院的总导演勒·符·巴拉托夫、导演恩·弗·凯玛尔斯卡娅以及全体成员创造了一个鲜明的充满着戏剧性的戏。
因为这个演出，音乐剧院得到了斯大林奖金。
这个戏的主要参加者都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这篇文章的范围不容许我说到苏联作曲家们取材于古典文学、祖国历史或民间史诗的作品。
我只想说一说，近年来剧院的上演剧目为这样一些戏所充实了，如符·克留柯夫的“驿站长”（取材于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吉·赫连尼科夫的“弗洛尔·斯柯别耶夫”（取材于古老的故事）、克·莫尔恰诺夫的“宝石花”（取材于作家巴若夫所写的乌拉尔传说）。
现在，剧院正在排演青年作曲家姆·马吉金柯的歌剧“神枪手安德列”（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谢尔盖伊·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
以苏联人民演员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命名的音乐剧院，认为自己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苏联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以供我们观众广泛观赏。
纪念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光荣的过去、纪念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歌剧，再现苏维埃人们在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歌剧，歌颂为和平、为反对新战争挑拨者而斗争的英雄们，歌颂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各国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英雄们的歌剧，是逐年地愈来愈多地出现了。
苏联作曲家们的创作，因为有俄国歌剧古典作家的有益的经验可资借鉴，也逐年地愈来愈有进步了。
古典作品的特点就在于内容丰富、旋律多样、声幅宽阔、富有人民性、音乐形式鲜明。
所有这些优点，就使俄国歌剧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歌剧，成为广大的各阶层人民所喜爱的，并为他们所容易接受的一种音乐样式。

质问“文艺报”编者
袁水拍
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开了一个会，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见10月26日本报新闻）。
会议反映出，文艺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这种现象还是最近才出现的。
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
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
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文艺报”在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语，就流露了这种态度。
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
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
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编者加了按语，大概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这个讨论的注意。
但是可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
我们有没有理由说文艺界原来存在着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具有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的态度呢？
“文艺报”就是一个具体例证。
1953年05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9号有一则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字。
其中说：
“这本书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曾出版过的‘红楼梦辨’，著者根据三十年来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订正补充，改成现在的书名，重新出版。……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
‘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红楼梦研究”一书固如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也有它的正确的和有用的部分，可是它的根本的思想，作者俞平伯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在“文艺报”的这篇评介中被指出。
这不是容忍依从吗？
附在“红楼梦研究”本文后面文怀沙的跋文对这本书备加赞扬，并捎带一枪，针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讥诮了一通，“文艺报”的这篇评介对这也不加理会，却一再地称赞这本书。
跋文认为作者已“获得相当良好的成绩”，“文艺报”更进一步说成是“很大的功绩”。
这不是赞扬歌颂吗？
既然过去的评介曾经是那样，就难怪现在的按语是这样的了。
但是这个按语尤其可怪的是它对待青年作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待遇它所刊登的文章。
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
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人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至于究竟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待遇不公平，是什么缘故呢？
也许按语中已经给我们点明：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虽则写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云云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登载李、蓝两人“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那一个“编者按”说：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
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请看吧：
“文艺报”和“文学遗产”对于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都不声明是“开始研究……”的“青年”“试着”“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都不声明是只“供我们参考的”，惟有对这两篇文章就如此特别对待，这究竟是什么动机呢？
难道“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其他作者一律都是充分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年吗？
难道它们所发表的其他文章一律都不是“试图”或“供我们参考”，而一律都是不能讨论的末日的判决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
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
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1次表现。
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对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
“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以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
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应该指出，这决不单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
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
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
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
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文艺界的很多人曾经读过斯大林的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斯大林在信中这样说：
“我毫不后悔我给文学界一个无名的人的不足道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我坚决反对只给文学‘显贵’、文学‘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册子和书写序言。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那种对本来已经提拔起来了的文学‘显贵’再加以提拔的贵族习惯，由于这些‘显贵’的‘伟大’，我们的年轻的、没没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力量正处于不断呻吟之中。”
这封信又说：
“我国有成百成千有能力的青年人，他们用尽全力要从下面冲到上面来，以便向我们建设工作的总的宝藏贡献自己的一点儿东西。
然而他们的努力总是白费，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学‘名人’的自傲、我们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同辈男女的羡妒心（它还没有转变成竞赛）压下去了。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打破这堵铜墙铁壁，给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以出路。”
让我们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从这里吸取教训吧！

鞍山市的干部和职工结合本身工作和思想
深入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
鞍山市各机关、团体干部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正结合本身工作和思想深入学习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文件。
现在，广大干部和职工已普遍阅读和讨论了毛主席的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已开始阅读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各部门干部进一步了解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宪法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作用，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和积极性。
在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要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劳动纪律。
有的单位并联系本身的实际情况，着重讨论了宪法中公民的义务部分有关遵守劳动纪律和爱护国家财产的问题。
正在编制鞍钢1955年生产计划的计划处工作人员，都表示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车间，多动脑筋，编好计划，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
有些技术人员学习宪法以后，更加积极地钻研业务，提出了节省国家资金的建议。
有的单位干部并结合文件的精神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检查。
　（新华社）

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
——乌克兰访问记之十三
本报记者　李　何
在乌克兰的田野上，活动着耕作和收割的机器，煤矿中工作着采煤和运煤的机器，铁道上行走着柴油机车，电力站内转动着透平发电机，我们在哈尔科夫看到了能够制造这些以及国民经济许多部门所需要的机器的工厂。
哈尔科夫同莫斯科、列宁格勒一样，是苏联机器制造业中心。
它不但供给乌克兰，而且供给苏联各地以各种机器。
它的机器制造业是在战前五年计划时期发展起来的。
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在1931年，基洛夫透平发电机制造厂在1932年，莫洛托夫车床制造厂在1935年建成。
最老的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改造和扩大了。
仅仅斯大林电气机械制造厂和基洛夫透平发电机制造厂在1940年的产量，就超过全市在1913年的工业企业。
仅仅莫洛托夫车床制造厂在一九三九—四〇年的产量，就超过俄国在1913年的所有车床制造厂。
哈尔科夫的工业化速度，占居全国的前列。
战时，法西斯侵略者毁坏了这座工业城市。
在解放后，哈尔科夫立即从废墟中恢复起来。
头一年，1944年，就恢复了二百四十七座工厂。
第2年已有六百座工厂开工。
战后，工业企业用更新式的技术重建和发展了。
它们的柴油机车、拖拉机、车床、电动机、蒸汽透平、采煤运煤机器，不论在数量、品种和质量方面，都超过了战前。
哈尔科夫机器制造业劳动者正在争取提前完成第5个五年计划。
在基洛夫透平发电机制造厂的车间，成行的立式转塔车床和其他车床在制造透平机件。
工厂替我国制造了两部发电力各五万瓩的蒸汽透平发电机，派了工程师到我国帮助安装。
今年又制造两部同样的。
据厂长巴维尔·格奥尔盖维奇·杰也夫说：
“工人们了解为兄弟的新中国制造机器是光荣的。
他们打从心坎愿意完成中国的订货。
不少工人向车间主任要求做这项工作。”
工厂为卡霍夫卡水电站制造着水力透平发电机。
为了支援日用品工业，工厂附带制造自行车。
工厂工人们超额地完成生产计划。
有一位工人用高速切削方法，完成到1968年的定额。
厂长含笑说：
他已经走到共产主义社会。
斯大林电气机械制造厂同样替我国制造着许多电气设备。
在这里也碰到从鞍山来的我国实习生。
据厂长亚列克塞·伊凡诺维奇·雅库宁说：
“不久前，工厂派了两个人到中国察看本厂出品工作情形。
他们已经回来。
机器工作正常。”
斯大林电气机械制造厂制造着各门工业用的电气机械。
有供给煤矿用的能防爆炸的电气设备，有供给电力厂用的电盘和操纵台，有供给钢铁、石油工业用的专门的电动机。
为了增加日用品的生产，工厂每月出产着四千个电风扇，一万个电炉和三万个电熨斗。
最使我们感觉到机器制造业的力量的，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
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众多的车间和厂内建筑物，占了哈尔科夫市的一大片地方。
工厂厂房和工人们居住的地区（也有其他几个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住在那里）成了一座城镇。
在这个城镇中，矗立着许多多层楼的住宅，设立着十二所中学，五所工人夜校，一所机器制造中等技术学校，一所农业机械化中等技术学校（苏共中央09月全会以后增设的），还有工业学院的分院。
在住宅区有很大的工人文化宫和俱乐部，还要添造文化宫和少先宫。
在工厂厂房和住宅区之间，横卧着很大的公园。
工厂有自己的诊疗所，各车间有诊疗站。
此外，厂内还有设备齐全的电疗所，两个医生和四个护士在那里服务。
每天向工人开放十小时。
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是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之一。
它是应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先后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雅宾斯克建立了拖拉机制造厂，在罗斯托夫和其他地方建立了农业机器制造厂。
这些农业集体化的钢铁堡垒的建立，说明了重工业对农业集体化的巨大作用。
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在1931年10月01日开工后，由于工人和行政与技术人员迅速地掌握了生产技术，在1932年05月已经能每天出产一百台拖拉机。
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仅仅它一个厂就供给了社会主义的农业二十一万七千台拖拉机。
在1937年以前，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出产车轮拖拉机；
1937年起进了一步，改变为出产履带拖拉机，开始时用煤油发动机，后来用煤气发生装置。
战时，工厂的一部分人到阿尔泰建立了新的拖拉机厂。
战后，被破坏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根据大规模生产的要求重建了。
所有基本车间和辅助车间都装设新式设备。
其中，铸造用的输送带、制模的机器、很多专门的车床、五百多件铸造和起重运输设备、几千件仪器和工具，是由工厂职工自己设计和制造的。
到1948年07月，它出产了一万五千台战后的拖拉机，它的每昼夜平均产量已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从1949年起，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改变为出产新式的用柴油发动机的履带拖拉机“DT—五十四”。
为了不停顿生产地转到生产新式机器，全体职工在党的组织的鼓励之下，掌握了五千多种操作，制造了一万多种模、仪器、切削和测量工具，制造了一千多种新机件。
工厂大批生产着的“DT—五十四”拖拉机，比原来的煤油拖拉机大大节省燃料。
耕一公顷土地，煤油拖拉机要烧二十三、四公斤煤油，而柴油拖拉机只烧十六公斤柴油，而且柴油比煤油便宜。
这种高效率的中型的“DT—五十四”式拖拉机，在今天苏联农村使用最广，最受农业劳动者称赞，许多拖拉机制造厂都在制造这种拖拉机。
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的装配车间，一连串制造好的“DT—五十四”拖拉机川流不息地从自动输送装置上运出去。
这些我们在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地上常遇见的小坦克车似的万能“钢牛”，成群结队地排列在车间外面广场上。
工厂有单独的车间大批出产效率极高的“XT3—七”式轮胎拖拉机，供给菜地和果园用。
这两种拖拉机的巨幅图画挂在工厂建筑物的正面墙上，它们的模型摆在厂长办公室的桌上。
苏联电气拖拉机站所使用的“XT3—十二”式电气拖拉机，也是由这个工厂制造。
工厂也大批生产拖拉机的零件。
XT3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的简称，它的名气是远近知道的。
规模宏大，在高效率的车床上进行大量流水作业的生产，职工积极地劳动，这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的三大特色。
据工厂党委员会副书记亚列克塞·谢明诺维奇·瓦纽新谈：
去年苏共中央09月全会的决议公布以后，在厂内掀起了一个增产拖拉机以加强支援农业的高潮。
人人都提出了有益的意见，自动担承了提高的定额。
今年春耕时候，工厂接到了把拖拉机零件的生产提高百分之六十的任务。
这个任务超过工厂现有的能力，但在工人如同支援前线工作一样紧张的努力下，终于完全完成了。
厂长巴维尔·叶菲莫维奇·沙布列夫告诉我们：
工厂在今年上半年与去年上半年比较，增加了产量百分之二十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十八点六。
这是很大的增加和提高。
在响应党的号召的时候，工厂有一百多个工人下乡去，其中不少人去开垦荒地。
工厂经常义务帮助两个拖拉机站和十二个集体农庄。
在勤勤恳恳劳动的工人中，涌现了和涌现着许许多多每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先进工人。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狄干便是其中出色的一个。
我们在他的家里会见了他。
他的妻子正在收拾行装。
他们全家准备乘着自备的“胜利”牌小汽车到克里木休养去。
已经抱孙子的四十九岁的狄干显得还很强壮。
从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开工的第1天起，狄干就在那里当镟工。
他在1931年是突击队员。
在1935年是斯塔哈诺夫式工作者。
战时像前线战士一样紧张地劳动。
1949年成为高速切削工人。
在第5个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已经完成约九年定额。
他把自己掌握的高速切削方法，传授给本车间和其他车间的工人。
他常到别的车间和别的工厂的工人那里交谈经验。
狄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他以舍己的劳动和很好地处理选民的要求，来答复劳动者的信托。
所以他今年被连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他说：
“我们，苏联人，满怀信心地看到未来，因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未来。”

应邀访问我国的外国朋友发表谈话和声明
赞扬我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和和平愿望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已在26日回到东京，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说：
我们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正在建设新国家，并为了世界和平，热烈地希望和我国建立友好关系。
声明着重说：
我们的愿望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要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早日恢复邦交，解决两国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
印度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团长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全国工会大会友好代表团，由团长、印度全国工会大会总书记克·普·特里帕蒂率领，一行三人于24日抵达广州，25日离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行前，特里帕蒂曾在广州市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访华广播演说，演说里说：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不仅是亚洲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国有若干共同点，而且这两个大国间的友谊是早在历史初期就开始了的。
“印度和中国人民天性是爱好和平的。
亚洲国家最近的醒觉已经使得西方国家不可能再像它们过去一样轻视亚洲了。
我们两个伟大国家通过我们的总理所举行的重要会议拟定了一个共处的方案。
“如果能够坚决执行这种方案，那就可能使世界消除猜忌和恐惧，并为世界带来和平。
“我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邀请我们（一个非共产主义组织）来中国访问就是执行的这种政策。”
特里帕蒂接着又说：
“在我们的短时访问中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招待，让我们到全中国我们所要到的任何地方去访问，这就使这种共处政策更前进了一步。”
特里帕蒂最后说：
“我谨代表我的同伴和我自己对邀请我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给予我们的机会，表示感谢。”
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团员
据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26日报道：
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团员十四人，在23日路过香港回国时曾会见了香港报界。
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中的苏吉·佐克罗苏马托发表谈话说：
“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都真诚地要求和平。”
他并说：
“中国人民伟大的建设事业，在每一方面都有了成就。”
印度尼西亚访华代表团中的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会长巴赫德尔·约翰说：
“中国人民在现制度下生活得很愉快，到处都可以觉察到一种满意的情绪。”
他并说，中国人民都很重视身体健康，公共卫生工作做得很有成绩。
意大利妇女代表团
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邀请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意大利妇女代表团一行五人在26日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曾去沈阳、抚顺、鞍山、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观。
代表团在回国前夕曾联名致函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首先表示感谢在中国期间难忘的访问。
信里接着叙述了她们在中国所接触到的各方面的建设成就。
信中并说：
“亲爱的朋友，我们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们觉得向你们表示我们对这次不平凡的旅行的感谢，唯一可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我们的朋友——意大利妇女谈你们、谈你们的工作。
我们要让意大利了解你们国家的伟大成就，我们要用我们一切民主组织的力量来支持中国的完整权利、支持解放台湾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支持你们建立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同时谴责帝国主义者的干涉政策，支持亚洲各民族的统一与独立，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光辉的灯塔，它闪耀着战胜了殖民剥削者和他们的联盟者的胜利之光。”
信里充满着对我国妇女深厚的友谊；
并愿为发展这种友谊将作这样的努力：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要为这样一个前途进行工作：
创造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可能更经常的相见，一起为同样的目的而工作。”
（据新华社讯）

民主德国副总理努舍克主张协商德国统一问题
英国和平委员会抗议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
【新华社25日讯】
塔斯社柏林24日讯：
“新时报”刊载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奥托·努舍克的一篇文章，讲到23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重新武装西德的协定。
努舍克写道：
西德总理阿登纳在巴黎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显然违背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愿望。
除了许多其他的事实以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选举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努舍克指出，巴黎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
文章着重指出，为了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必须放弃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东方和西方就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达成协议。
【新华社27日讯】
塔斯社伦敦26日讯：
英国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抗议关于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
声明说，这种协定不会保证欧洲安全和德国独立，相反，这会导致“重新建立由军国主义者和前纳粹分子控制的军队”。
声明还指出，这些协定将使英国军事开支增加，并使它自动地卷入新的德国军队可能挑起的任何冲突。

法兰西联邦部队在中越南部第5联区集结区
连续逮捕和屠杀曾参加抗战的爱国人士
法方并在老挝北部集结区空投伞兵阴谋制造紧张局势
【新华社27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中越24日讯：
法兰西联邦部队在中越南部第5联区的集结区对曾经积极参加抗战的人们进行报复。
逮捕和屠杀这些爱国人士的事件不断增加。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富安省的三个县中，已有四百余人只是由于曾参加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而被捕。
在春土村，法兰西联邦部队用放映电影的办法诱骗人民前往，从而逮捕了六十名青年和原抗战的干部。
在罗海，法兰西联邦部队颁布了戒严令，接着在10月06日逮捕了一百三十五名青年。
在09月下旬调查法方屠杀平民事件的视察小组到达以前，法兰西联邦部队把银山村的居民集中在一个地方，并带走了其中的三十五人。
法兰西联邦部队逮捕了富安省的黎文清律师，并在09月21日晚把他带到据点，猛刺他的身子，并向他的背部开了好几枪。
许多被拘留者都在受酷刑时死去。
还有许多人在受刑后被带走，一直没有下落。
尽管第5联区联合停战委员会中的越南人民军代表提出了强硬抗议，法兰西联邦部队在第5联区的集结区所干的这种恐怖事件最近还是不断发生。
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必须立即终止一切暴行和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并应对这种卑鄙的报复行动负全部责任。
【新华社26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河内23日讯：
来自老挝的专电报道：
在老挝的法兰西联邦部队在08月23日到30日期间，在老挝北部丰沙里省的磅怒机场空投了七十八名官兵和六十四个降落伞的武器、粮食。
这些伞兵着陆以后，便进而占领了距磅怒机场二百公尺的两座山头。
此后，他们便对邻近的地区进行了袭击，并且强迫当地居民为他们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
他们还强拉老挝的青年当兵，劫掠人民的财产，并禁止居民出来耕种。
法方空降伞兵到寮国战斗部队的集结地区（按丰沙里省是寮国战斗部队的集结地区），是阴谋制造紧张局势，从而为今后解决老挝的政治问题造成困难。
因此，法方所进行的这种敌对行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协定以及双方在康开所达成的条款。
寮国战斗部队和越南志愿人员代表团自上周以来就已请求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派遣一个视察小组到磅怒去进行调查。
同时，磅怒的人民已写信给老挝联合停战委员会，抗议上述法方违反协议的行动。

波捷等国报纸支持苏联建议召开四国会议
美国的宣传工具认为苏联建议是对美国侵略计划的威胁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讯：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发表评论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在10月23日致法、英、美三国政府中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25日的波兰“人民论坛报”在一篇题为“争取欧洲安全”的文章中写道：
苏联始终如一地奉行保卫和加强和平的政策，奉行国际合作的政策。
苏联照会就是这种政策的表现和证明，苏联的照会提出了目的在于促进解决使欧洲和全世界不安的争端的新建议。
那些反对缔结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的人们目前仍然在反对这个建议，因为他们不愿意创造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件。
这家报纸指出，苏联照会指出了一条解决德国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权利报”25日就苏联的照会发表评论说：
历史经验证明，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是充满了在欧洲引起新战争的危险的。
另一方面，苏联所建议的和平地重新统一德国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却将有助于加强和保障欧洲和平。
这家报纸说：
法国政府在09月1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中硬说，西德并入西欧的所谓的“防务体系”决不会威胁欧洲的安全。
然而法国政府要求英国提供保证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事实说明，法国政府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
这家报纸最后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并支持苏联为召开新的四国外长会议而作的努力。
【新华社2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6日讯：
巴黎报纸广泛评论苏联在10月23日给西方国家的照会。
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担心苏联建议对舆论的影响，于是拼命叫嚷说苏联的照会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个别资产阶级报纸，如“费加罗报”根据这点得出结论说：
“由于没有新的东西，和苏联举行谈判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开端”。
社会党报纸“巴黎人民报”则硬说和苏联进行关于保障欧洲安全的谈判和西德的军国主义化并不矛盾。
其他一些报纸却抱着另外一种看法，“战斗报”写道：
“应当恢复和东方的谈判，因为两个直接对立的集团的和平共处的前途如何，取决于这种谈判的结局，也就是说，或者取得和平，或者不得不安于武装的和平，而后者的结果是不容十分乐观的。
对于恢复这种谈判应该表现主动的正是法国，因为法国对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条件——比别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利害关系。”
“解放报”谴责孟戴斯—弗朗斯所执行的武装波恩复仇主义者的计划。
这家报纸把苏联照会中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组织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和孟戴斯—弗朗斯的这个政策作了对比。
报纸写道：
苏联在提出这些建议同时，还提出了三点警告：
一、伦敦协定一旦付之实行，重新统一德国的希望就会长期消失。
二、这些协定是直接违背法苏条约的。
三、不可能一方面在联合国进行关于裁军的认真谈判，另一方面却实行武装西德……这家报纸强调说：
问题是很清楚的：
“要末就是进行谈判，以求得问题的广泛解决，从而使武装德国成为不必要，要末就是同意武装西德，而扼杀刚刚萌芽的谈判的机会。”
“人道报”刊载了苏联致西方三国照会全文。
“人道报”要求法国人民尽一切力量来使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拒绝巴黎协定，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由有关国家谈判解决德国问题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都刊载了苏联10月23日的照会的消息，有些报纸并且发表了评论。
工党的“每日先驱报”说：
和批准巴黎协定的准备工作同时，应该同苏联举行谈判。
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则一方面要求认真对待苏联照会，指出不要冒失拒绝把照会作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却提出了一种论调——首先批准巴黎协定，然后才能和苏联举行谈判。
这些资产阶级报纸打着以“实力”进行谈判的算盘。
“泰晤士报”就企图为这种主张进行辩解。
它承认苏联照会“向一切认真而热心的和平追求者再度提出了德国问题中的非此即彼的危险”，并认为“只要德国仍然分裂一天，欧洲问题就不能认为最后解决了。”
然而，同时它却作出了一个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说什么，“俄国的解决办法中的危险大得多”。
“约克郡邮报”写道：
“今天我们能够以实力来进行谈判。”
但是，这家报纸也明白：
这样的政策不一定能得逞。
它因此又说：
“决不能肯定，事变今后的发展将对我们有利。”
还有一些报纸主张在开始谈判以前，应当要苏联履行某些“先决”条件。
例如，“西方邮报与南威尔士新闻”援引巴黎外交界人士的话说，“西方认为，要召开会议，就必须签订结束奥地利占领状态的条约，举行全德自由选举。”
但是要知道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正是建议讨论这些问题。
资产阶级报纸喋喋不休地重弹老调说，苏联照会的目的是为批准巴黎协定制造障碍。
这些报纸所以这样说，显然是因为拿不出充足的理由来反对苏联的建议。
而各国人民正在等待西方国家对目的在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的苏联建议的实质作出答复。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6日讯：
美国报界广泛评论了苏联政府10月23日的照会。
美国的宣传工具表达了美国统治者的观点，认为苏联的建议是对美国侵略计划的威胁，因此竭力主张拒绝苏联政府的照会。
美联社华盛顿记者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还没有评论苏联的照会，然而据推测，美、英、法三国将拒绝苏联要求在11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但是，美国报界知道，明白拒绝苏联倡议将引起全世界公众的不满，所以它们辩解说，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并不拒绝和苏联谈判。
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海托华写道：
“外交官员们说，西方国家武装西德的计划将提供一个和俄国谈判解决欧洲问题的新的实力基础。
因此，人们认为，在新计划得到批准之后，是可能再举行一次四大国外长会议来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对奥条约问题以及各有关问题的。
据悉，包括国务卿杜勒斯在内的西方领袖们已一致同意，在获得批准之前，他们不要与俄国举行会议。”
美国报纸还表示，它们担心苏联照会可能妨碍执行西德重新武装计划。
“纽约时报”就说，苏联关于在德国举行自由选举的建议可能对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发生严重影响。
“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巴黎记者库克力主西方国家应该蛮干下去，“不要因为苏联的照会或其他分散注意的东西而中断或更改”它们武装西德的计划。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社论中把苏联的照会同法国和西德国内对巴黎协定的反对联系起来了。
这家报纸说，“法国议员们坚决主张在德国重新武装实现之前先和俄国举行新的会谈；
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指责阿登纳总理为了取得和西方的联盟而牺牲德国的统一。”

联大政委会继续举行会议讨论裁军问题
维辛斯基详细说明苏联的立场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6日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25日举行会议，继续讨论裁减军备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
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会上发表了详细的演说，说明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维辛斯基说，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双方的态度现在已经取得接近。
这表现在：
苏联政府表示愿意以1954年06月11日的法英建议作为就这个问题缔结国际公约的基础。
这也使下述的重大情况得到了说明，这个情况就是：
加拿大代表团原先向委员会提出的提案现在成了加、美、英、法、苏五国代表团的联合提案。
维辛斯基指出，这一点是即使一些尽量在作悲观宣传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的。
维辛斯基指出，过去苏联同西方国家有着重大的分歧，例如在裁减军备的阶段这一重要的原则上就存在着分歧，但是目前这种分歧消除了。
一方面，西方国家采纳了苏联从一开始就坚持的裁减军备原则，另一方面，苏联的提案也考虑到英法两国关于在两个阶段内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建议。
维辛斯基谈到大家在辩论当中经常提到的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应该从什么水平开始的问题说：
苏联的计划和法英两国的备忘录一样，建议以各国1953年12月31日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数量作为开始实行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水平。
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以苏联为一方和法、英为另一方的态度是一致的。
维辛斯基接着谈到苏联关于建立监督机构的建议的要点，他说：
根据苏联提案，临时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各国履行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义务进行监督。
在规定实行禁止原子武器各项措施的第2阶段中，应建立永久性的监督机构。
维辛斯基提请政治委员会注意，苏联政府所提的关于裁减军备的第1阶段的建议：
规定削减军备的数量为一致同意的定额的百分之五十并规定建立临时监督委员会，苏联政府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使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态度接近。
维辛斯基说，苏联仍然认为，各国达成无条件放弃使用原子武器问题的协议对于促进和加速实行苏联所提的公约中的各项措施是会起极重要作用的，但是苏联并不主张把苏联提案中的计划等到关于各国无条件放弃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后才去实行。
维辛斯基又谈到关于永久性国际监督机构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问题，他说，如果西方国家同意在关于裁减常规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项措施开始执行的时候，这个机构也开始工作，那么在这一方面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维辛斯基说，苏联主张，在缔结统一的国际公约来实行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计划以前，应当就作为这个国际公约的一部分的、监督机构的职能和权力问题达成协议。
维辛斯基指出，美国1954年05月25日提出的所谓“工作文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其中包括了一些同监督任务毫无共同之处的条款。
例如，这个文件主张给监督机构以惩罚的职能，使监督机构享有应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和权力，而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这个“工作文件”是根据早就声名狼藉的、目的为了使美国取得原子控制的“巴鲁克计划”的基本原则制定的。
维辛斯基最后说，他认为必需再度提醒，苏联的提案中所规定的一些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使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有更大的可能达成协议，这个公约是以法英的建议为基础的。
维辛斯基说，我认为，我们大家注意一下目前苏联的态度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已经接近的那些问题，是合宜的。
为了使这个问题有更大的可能达成协议，苏联希望西方国家也能作出相应的努力。

英码头工人坚持罢工
【新华社27日讯】
伦敦消息：
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已经进入第4周，利物浦等六个港口的码头工人也已罢工多日。
坚持罢工的英国码头工人正在和竭力破坏罢工的右翼工会头子展开顽强的斗争。
25日，伦敦、利物浦和南安普顿的码头工人在码头闸门举行了群众大会。
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头子们竭力想操纵会议通过复工的决议。
但是码头工人不理他们的劝告，也不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领袖狄金在前一天晚上再度发出的恫吓，决定继续罢工。
这一天，曼彻斯特又有五百名码头工人参加了罢工。
24日，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
好几千码头工人，其中有伦敦码头工人，也有其他港口的罢工码头工人，打着旗帜列队穿过伦敦西区的街道，去参加会议。
全国码头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巴雷特在会上讲话。
他说：
“我们要斗争到底”。
大会一致决定继续罢工。
工会头子曾经希望引诱伦敦码头工人中那些被认为最容易动摇的“长工”复工，这样来分裂罢工的队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23日早晨召集了一个“长工”的会议。
但是“长工”们打断了工会头子的讲话，而去参加其他码头工人的集会。
邱吉尔政府在25日晚间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罢工问题。
政府虽然屡次打算派军队倒港口去破坏罢工，但是迟迟没有实行。
据路透社指出，这是因为政府害怕这种行动会在全国激起声援罢工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