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阿拉木图到我国境铁路线开始设计
【新华社23日讯】
据塔斯社阿拉木图21日讯：
自阿拉木图通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的铁路线的设计工作已经开始了。
大家知道，依照不久以前在北京发表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将修建一条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新铁路，而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将是这条铁路的终点。
阿拉木图城是在一百年以前建立的，它现在是哈萨克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它是沙皇俄国的一个偏僻的小城，居民只有三万人。
但现在，它是苏联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共有几十万居民。
这里已建立了机器制造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建筑工业的企业。
城市里遍布花园和林荫道。
各大小街道的两旁都耸立着宽敞明亮的住宅、学校、科学和文化机关。
目前，阿拉木图正在建筑六百多所住宅，哈萨克科学院的多层楼房、一个苏维埃宫、一个大电影院，以及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校舍。

北京各界盛会欢迎尼赫鲁总理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各界人民23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
欢迎大会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
参加欢迎会的有两万多人。
欢迎大会在下午四时四十分开始。
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在全场起立鼓掌声中登上主席台。
随同他们登上主席台的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夫妇和随同尼赫鲁总理访问我国的英迪拉·甘地夫人、纳·鲁·皮莱先生和巴哈杜尔·辛格先生。
在主席台上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秘书长习仲勋，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北京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刘仁、钱端升、梁思成、蒋光鼐以及北京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欢迎大会开始时，乐队奏印中两国国歌。
接着，彭真市长致欢迎词。
彭真市长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尼赫鲁总理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他向德里的市民和印度全体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尼赫鲁总理接着致答词。
他的讲话由扩音器传播到园内各处。
在他讲话结束时，满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尼赫鲁总理讲话以后，彭真市长代表北京市全体人民向尼赫鲁总理献旗，旗上绣着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01月26日印度驻我国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庆祝会上的祝词。
彭真市长并且代表北京市人民将其他许多礼品赠给尼赫鲁总理。
欢迎大会在五时二十分结束。
会后，尼赫鲁总理和欢迎群众在一起游园。

尼赫鲁总理和我政府负责人会谈
【新华社23日讯】
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我国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到达北京以后，自10月19日至23日，曾先后同我国政府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尼赫鲁总理在19日晚上、20日下午和21日下午，同我国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
在22日上午，同我国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进行了会谈；
在22日中午，同我国水利部傅作义部长进行了会谈；
在22日下午，同我国邓子恢副总理进行了会谈；
在23日下午，同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和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进行了会谈。

尼赫鲁总理在欢迎会上的答词市长先生，北京市民们：
四天以前，我来到了这个历史古城，当时诸位给了我盛大的欢迎。
在这四天中间，我生活在友谊、款待和热情中间，我感动极了，我无法告诉诸位我受到多深的感动。
我认为这种热烈欢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访问者的表现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我从另一个很大的国家来到中国这个很大的国家，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印度本身也是一个小世界。
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
从历史的黎明时代起，两国世世代代以来都从外界接受了无数思想和文化的潮流并吸收了它们，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使它们具有自己的有力的个性的特征。
两国时常发生变化，使自己适应环境，现在经过多少被压迫的年代之后，两国又有了变化并正在各个方面欣欣向荣。
中国和印度的这些新的革命的变化，纵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却正象征着亚洲的新精神和正在亚洲各国表现出来的新的生命力。
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些问题面前，都抱着极大的自信，坚定地希望建设我们的国家，并给我们的广大人民带来幸福和如意。
这是亚洲每一个国家的愿望。
我们对任何别的国家或人民都不怀抱恶意，并希望和世界和平相处。
虽然在过去的年代中我们在别人手里吃过苦头，我希望我们对他们不会怀抱怨恨，而别人也不会来干涉我们。
我们两国因为天然条件和面临的环境不同而各自有自己的处境。
我们遵循不同的道路取得了我们的自由。
在印度，我们很幸运能通过和平的方法和用和平解决而获得独立，今天我们对那些在过去的年代里统治我们的人并不怀抱恶意。
中国的斗争是更其艰苦，更其充满冲突的。
中国和印度以自由的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得到自由，使这个古老的大陆的面貌发生变化。
使亚洲受人支配的旧的均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均势正在痛苦和混乱中逐渐产生。
当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了这些巨大变化的时候，另一个强大的革命正在逐渐形成。
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在那个时代中，人类将能支配原子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力量。
甚至就像近两百年以前开始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一样，我们可能在现在这一代看到更大的变化。
我们正是必须从这一强有力的前提和这个角度来考虑今天的问题。
这些巨大的力量可以毁灭世界，也可以把人类的幸福提高到不可想像的水平。
这就是世界今天必须作出的至关紧要的抉择。
这种抉择就是这样：
要么是和平进步，要么就是战争——不是像旧日的战争那样的战争，而是某种不知要坏多少倍、破坏力也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战争，是某种可能毁灭我们现在的文明并使人类退化成为野兽的战争。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
但是仅仅避免战争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消除导致战争的原因，并积极地促进一种和平和善意的气氛。
恐惧、仇恨和暴力已经使人类的地平线黑暗了许多年了。
暴力产生暴力，仇恨使人堕落和愚蠢，而恐惧是一个坏的伴侣。
我们必须脱离冲突的恶性循环，而设法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统治或剥削另外一个国家，一个阶级统治或剥削另外一个阶级，一个种族统治或剥削另外一个种族的现象。
在我们努力建立这个新世界时，我热诚希望我们的方法将是和平和合作的方法，因为我深信，邪恶的和暴力的方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中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它有着悠久的文化。
它在享受它所取得的自由和力量，并怀着希望和信心瞻望着将来。
作为一个个人，我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也对我的国家和我所继承的东西有自豪感，而作为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代表，我可以有力量地、对将来怀着信心地讲话。
但是，我在面临着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大问题时，心中感到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
这些问题所要求的不是骄傲的精神，不是国家的虚荣和固持己见，而是和解的精神和各个国家——大国以及小国，不管它们可能属于哪一洲——之间的友好合作。
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原子时代，过去的敌对和冲突是没有位置的，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方式思想和行动，如果要保存这个世界以及它所获得的成就的话。
大国今天彼此对立，并据说东方和西方之间有冲突。
我们口谈裁减军备，但是每一个大国都在增加它的武装力量，而新的可怖的战争武器也制成了。
这不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共处和合作，及承认各国有权过它自己的生活。
在将来不能有东方和西方针锋相对的事。
只能有一个世界，致力于世界各不同地区之间的友好合作，以促进人类的进步。
最近的日内瓦协定——中国代表在这个协定中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这个协定为印度支那带来和平——为我们指出了用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困难问题的道路。
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把这个方法也应用到其他问题上，即使有困难，即使道路可能很长。
这是我们能够走的唯一道路。
中国和印度所宣布的五项原则为这个新的办法奠定了基础。
我真心地相信，不仅亚洲国家和人民将接受和履行这些原则，而且其他国家和人民也将接受和履行这些原则。
这样，我们就能扩大和平地区，消除今天所存在的战争恐惧和紧张局势。
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我已感到和我的周围完全调和，我对将来的信心业已加强。
我将永远感激你们——中国人民——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表现的友谊和热爱。
愿中国和印度与其他国家合作为和平而努力，并在这个努力中获得成功。

尼赫鲁总理等继续在北京参观访问
【本报讯】
23日上午，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偕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和随行人员，在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和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陪同下，在北京继续参观访问。
九时三十分，尼赫鲁等到东郊的国营北京第1棉纺织厂参观。
这一座新型的棉纺织工厂是在今年09月25日开工生产的。
它拥有五万纱锭和一千多台布机。
在这里，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装置着优良的通风设备和有弹性的化学地板的各车间。
正在紧张劳动中的工人们兴奋地迎接了尼赫鲁总理等的到来。
尼赫鲁总理向工厂工作人员细心地询问了关于生产上的一些问题。
接着，尼赫鲁总理等前往北京市人民法院监狱参观。
他们看到犯人们在没有武装人员看守下，正在唱歌、看报、打扑克和赛篮球，有的正在织布、织袜子和制毛巾。
尼赫鲁总理等还参观了这个监狱的犯人宿舍。
十一时，英迪拉·甘地夫人等又到西郊中国人民大学访问。
吴玉章校长向英迪拉·甘地夫人等介绍了该校的教学方针、学校编制和规模。
英迪拉·甘地夫人等在吴玉章校长的陪同下，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阅览室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陈列室参观了关于我国五年来经济建设和三十年中国革命史实的图片展览。
英迪拉·甘地夫人等的访问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英迪拉·甘地夫人还参观了北京市第一幼儿园、一个托儿站和劳动人民文化宫。

彭真市长在欢迎会上的欢迎词尊敬的总理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先生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我们首都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感到十分的高兴。
我代表北京市全体市民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您向德里的市民和印度全体人民表示我们衷心的敬意。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关系中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
中印两国人民在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进行长期正义的斗争的时日里，也曾经得到相互的支持和同情。
我们的友好关系，在我们各自建立起新的国家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
几年来，中印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和友好来往日益频繁。
我们首都的人民也深感荣幸地能够经常在此接待来自印度的贵宾和朋友。
我们深刻体会到他们带来的印度人民对于我们的友谊。
今年06月间我国总理访问印度，和您，总理先生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确认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更为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集体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根据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愿望，中印两国人民在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争取实现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中，印度曾经作了有价值的贡献，我国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对印度的这种贡献，是十分珍视的。
尼赫鲁总理从到达北京的第1天起就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最近几天以来，尼赫鲁总理参观了首都的建设和名胜，到处看到我们首都人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印度人民的衷心敬意。
尊敬的总理先生，通过您这次友好访问，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您的访问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将有着重大的意义。
尊敬的总理先生，我们首都人民对于勤劳聪明的印度人民的繁荣幸福寄以深切的厚望。
尊敬的总理先生，在您逗留北京的期间，您看到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许多缺点需要改进，希望您，总理先生，给我们一些指教。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亚洲和世界和平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
跟着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的不断增长，几年来各地新建了许多剧院。
这是新建的西安人民剧院，可以容纳观众一千二百六十多人。

专栏：
我们战胜了洪水
长江落，淮水降，黄河也平安地度过了十次洪峰。
经过长期紧张的斗争，我们已最后地战胜了今年特大的洪水。
这个胜利，再一次地显示了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显示了新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和抗拒自然灾害的无比的力量。
这个胜利，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国人民都以感激和尊敬的心情，向各地参加防汛抢险的工人、农民、部队、学生、机关工作人员和全体工作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庆祝这个巨大的胜利。
今年我国洪水之大，为近百年来所罕有。
正阳关最高水位曾比淮河历史上最大洪水年（1931年）的二四点六二公尺高出一点七九公尺；
武汉关最高水位曾比长江百年来最高水位纪录的二八点二八公尺高出一点四五公尺，比1931年洪水破堤时的水位高出二点七九公尺；
天津西河的水位，也超过了1939年的最高纪录。
1931年，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反动统治者对国计民生既毫不关心，对防御洪水也十分低能。
那时，江淮水位虽比今年低得多，仍全面遭受了洪水泛滥的严重灾害。
在淮河流域，惊涛骇浪闯入了蚌埠，越过淮河北堤，漫过津浦铁路，并直泻江苏省，突破运河堤防，横扫里下河地区。
在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和乡村，包括伪首都南京在内，都被浸在水里，武汉市渍水四个月未能排出。
1931年全国死于灾荒者达三百七十万人，根据伪赈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只江淮流域被淹死者就达二十六万五千余人。
但是，在新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七、八两月，淮河曾先后出现了五次猛急的洪峰；
06月26日至10月03日整整一百天，武汉关洪水都在警戒水位以上，可是洪水终于被挡住了，被战胜了。
今年的水情虽比1931年大，但灾情却比那时小得多。
这个成绩，不仅国民党统治时期无法与之相比，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我们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我们的胜利又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取得的。
这个胜利再次向全国人民说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就能永远胜利。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几年内，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事业是十分关怀的，而其中的荆江分洪、淮河水利工程和官厅水库，在今年抗拒洪水的斗争中也都起了显著的作用，没有这些工程，要战胜今年的特大洪水，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也都知道，今年各地防洪初期，若干人曾轻视水情，产生麻痹侥幸心理；
当洪水陡涨，水位接近和超过历史最高纪录的时候，若干人又表现得惊慌失措，产生了悲观消极情绪；
而在洪水涨势转弱并开始回落的时候，有些人又产生了松懈和自满情绪。
党和政府领导机关，及时地批判了这些偏向，指出了胜利的条件，说明了“人定可以胜天”的道理，并大力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参加防汛抢险斗争。
没有党和政府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要战胜今年的洪水也是不可能的。
一位参加防汛斗争的建筑工人、两次荣获一等功的杨明聪说得好，他说：
“水还没有淹来，党就提出了防汛压倒一切的号召；
水还没有涨到，就修起了堤；
水涨来了，堤早就修好修高了。
洪峰过了，党又提出要克服骄傲自满麻痹松懈情绪。
要没有党，什么都会完了。”
正因为这样，广大人民在斗争中更进一步地认清了共产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共产党的威信在人民中也更进一步的提高了。
武汉市在三个多月的斗争中，有八千多人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有一万五千五百多人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事实雄辩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我们的胜利是在防汛最前线千百万人民的奋勇努力下取得的。
他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智慧。
他们的英雄事迹，证明了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千百万人民团结在一起，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创造历史的奇迹。
在淮河汛情紧张的时候，参加防汛工作的有八十多万人，他们日夜坚守在堤防上，并在短期内将堤岸普遍加宽加高了一公尺以上。
运河堤上的数万民工，当08月下旬淮河下流遭到台风袭击时，他们曾连续搏斗十七小时，战胜了困难。
在将近三十万人的武汉市防汛大军里，有一万五千九百多人被评选为功臣，其中如罗光田、乐金元、贾明武、韩友梅等等，他们有的身负重伤仍坚持堵水工作，有的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漏洞，有的在抢救巨大险工时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英雄事迹，鼓舞着广大人民，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的胜利也是在长江、淮河沿岸农民的积极协助和支持下取得的。
它再一次证明了我国工农联盟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巨大力量。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广大农民不仅积极参加了堤防工程和抢险斗争，在湖北地区，若干农村还几次不惜牺牲自己的暂时利益，主动分洪蓄水，以便减轻洪水的压力，保障沿江城市、荆江大堤和广大农村不被水淹。
许多农民都说：
城市的工业建设是我们的大命根子，一定要保住它。
这些事例，再次说明了土地改革和总路线宣传以后农民觉悟的提高。
农民们的这种忘我的牺牲精神以及小利服从大利、局部服从整体的观念，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力量，并在今年防汛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胜利也是在全国一致支援下取得的。
这种互相帮助、患难与共的精神，再一次表现了我国人民的空前团结和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仍以武汉市的防汛斗争为例，它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在整个防汛期间，只要他们向任何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政府请求援助，他们立即会得到热情的答复：
吉林省连夜送去了草袋，湖北省迅速送到了木料，广州等地的手工业工人加工编织了篾缆，上海运去了铁锚，太原运去了蔬菜，四川运去了大米；
而在更远的城市里，还有人殷勤地询问：
“我们有土豆、干鱼，你们要不要？”
各地的支援，给防汛地区人民增加了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信心，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武汉市的人民说：
“水有好大，力量就有好大，要什么有什么，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像一家人一样。”
这些话是很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之所以能表现出这样统一集中的力量，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
“人民当自己还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地集中起来。
中国人民在过去被人讥笑为
‘一盘散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革命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起来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我们的胜利是巨大的。
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也博得了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国际友人的赞扬。
失望的只有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和台湾的蒋介石卖国匪徒。
当他们用阴谋破坏、挑拨离间和武装干涉都不能压倒新生的人民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只好希望自然灾害来败坏我们，因此他们对我国的洪水曾经表示了十分的幸灾乐祸的态度，并胡言乱语地说道：
水灾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将使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大大拖延下来”，“大水给共产党政权敲起了丧钟”。
然而，事实和他们的希望恰恰相反。
在整个防汛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联、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能够不断加强和巩固，能够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
经过防汛斗争的考验，全国人民的团结更巩固了；
虽然我们也遭到了一些灾害，但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也一定能够补救起来的。
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我国人民也深深地知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胜利面前，我们都不应该产生自满和松懈情绪。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我们深信，只要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坚持不懈，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新的胜利。
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继续前进吧！

毛主席欢宴尼赫鲁总理
同日下午和尼赫鲁总理会见
【新华社2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23日晚在中南海欢宴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印度外交部副秘书巴哈杜尔·辛格和墨·勒·盖恩德、克·弗·鲁斯滕吉都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印度驻我国大使赖嘉文。
出席作陪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出席作陪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常务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陈嘉庚。
出席作陪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谢觉哉、罗瑞卿、史良、钱瑛、薄一波、章乃器、曾山、叶季壮、王鹤寿、黄敬、赵尔陆、李四光、蒋光鼐、贾拓夫、沙千里、滕代远、章伯钧、朱学范、廖鲁言、梁希、傅作义、沈雁冰、杨秀峰、张奚若、李德全、何香凝，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伍修权以及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出席作陪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龙云，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新华社2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23日下午七时会见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
会见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会见时，印度方面在座的，有：
印度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印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赖嘉文。

苏联民间舞蹈团离京去各地演出
据新华社讯：
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23日离京前往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沈阳、鞍山、旅大等各大城市作访问演出。
陪同舞蹈团赴各地的，有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主席吴晓邦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李沾吾。
前往车站送行的，有首都的舞蹈家、音乐家和演员多人。

记首都人民欢迎尼赫鲁总理大会
　本报记者
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下午，首都中山公园张灯结彩，装饰得如同迎接节日一般。
音乐堂门前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国旗，入门，巨幅深绿底板镶着白字的标语（中文和印地文）“和平万岁！”
“中印友好万岁！”
吸引着人们的视线，音乐堂里不断传出了悠扬的中国歌曲和印度歌曲。
两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早就聚集在公园里等候着贵宾尼赫鲁总理的光临。
四时三十分，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着尼赫鲁总理和英迪拉·甘地夫人等贵宾到了。
他们徐步走入中山公园，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一时掌声四起，首都人民再一次对尼赫鲁总理表示了他们的衷心的欢迎，表示了我国人民对邻邦印度人民的和平的友谊的敬意。
记者在欢迎的人群中遇到了北京市第16女中的一群女学生，她们是多么热情地欢迎着印度的总理。
十三岁的胡红星，她已经懂得了不少关于印度的知识，她知道印度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印度在热带，印度的人民爱好和平……。
她亲切地告诉记者，为了和平，她衷心地欢迎尼赫鲁总理前来我国访问。
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于更山，他在四天前曾代表首都工人们的心意到机场迎接了尼赫鲁总理，今天又出现在欢迎的行列里了。
他向记者说：
“我们中国人民正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着。
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和平；
反对侵略战争。
前些时，周总理到印度去和尼赫鲁总理一同提出了各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都拥护。
今天，我能再次亲眼看到尼赫鲁总理，我真有说不尽的高兴啊。”
四时四十分，北京市各界人民欢迎尼赫鲁总理大会开始了。
彭真市长代表首都人民对尼赫鲁总理的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促进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真诚愿望。
尼赫鲁总理在会上向首都人民传达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感情。
他并且说，他将永远感激中国人民对他以及通过他向印度人民所表示的友谊和热爱。
会上，彭真市长代表首都人民向尼赫鲁总理献礼。
在这些礼品中有着珍贵的敦煌画册、麦积山石窟塑像画册、我国老画家齐白石的“中堂水墨虾”名画和景泰蓝等精制工艺品……，其中最珍贵的是一面锦旗，上面绣着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印度驻我国大使馆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上的祝词：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
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来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
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的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大会结束了。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
这时，中山公园内成千盏灯火大放光明，在绿树丛中，林荫道上，交织成一幅瑰丽的景色。
尼赫鲁总理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陪同下参加了游园。
这时，两万多人在灯光下围成无数个圆圈，尽情地歌舞。
年青人拉起了手风琴、二胡，吹起了铜喇叭和笛子。
尼赫鲁总理在园内游览时，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不时停下来，观看各种表演。
这里哈萨克族的姑娘明佳玛莉正在表演着哈萨克的劳动舞，尼赫鲁总理赞赏地观看了她的表演，并和她握手致意。
维吾尔族的姑娘阿依木江在手鼓和都他尔的轻快的乐声中婆娑起舞，少年文工团员们演出海南岛的黎族舞，年青的杂技演员表演着出色的绝技。
尼赫鲁总理等一行走过最后一段人群聚集的场所，在“保卫和平”牌坊下，聚集着尽情歌舞的人们，热情地向他欢呼告别。
六时三十分，尼赫鲁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陪同步出公园。
这时，游园的人们为他的友好访问而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愉快，欢乐的歌舞仍在继续进行。
（附图片）
尼赫鲁总理进入中山公园欢迎大会会场时，受到北京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1931年和1954年
　本报记者　曹葆铭
近百年来，武汉人民遭到两次特大的洪水袭击：
一次在1931年，一次在1954年。
在1931年夏天到秋天，武汉三镇都被淹没在大水里。
07月末，冲破了中山公园对面铁路单孔的长江洪水，直向汉口市内汹涌奔来。
毫无准备的市民有楼的上楼，无楼的上屋顶，房矮的爬上树梢；
儿哭娘嚎，全市陷入一片混乱。
那时候，单洞门水深一丈四、五，中山大道和江汉关的水也有四、五尺深，繁华的市区变成了一座水城。
划子和门板、木盆代替了车辆，楼房的窗口成了上下船只的码头，街道上时有死尸漂过。
在洪水进市的三、四天中，捞起的浮尸便有一千多具。
在1954年，武汉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高出平地一丈至两丈的洪水始终被挡在坚固的堤防之外，狂风巨浪的威力也被那称为“水上长城”的防浪木排削减了一半。
国营武汉第1棉纺织厂和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等许多沿江沿河的工厂，洪水位比厂房的窗户还高，而工人们依然坚持着生产。
长江大桥工程局的钻探船，一直在波涛滚滚的大江中钻取江底的岩心。
商店照常营业。
街口的扩音器不时播出雄壮的歌声。
星期日，中山公园里充满了游人。
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民依然备办了月饼和水果，家人们团聚在一块赏月。
两次洪水，两种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是今年的洪水小些吗？
不是的。
今年的洪水是百年未有的洪水，它比1931年的最高水位（二八点二八公尺）还高一点四五公尺。
是今年的洪水来得迟些吗？
不是的。
今年的洪水06月下旬便超过了武汉警戒水位，比1931年早一个多月。
是今年的洪水退得快些吗？
也不是的。
1931年的洪水只有一天达到了二八点二八公尺，而今年从07月18日起就超过了这个水位，一直在历史最高水位上持续了五十八天。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经历了两次洪水的老太婆赵光才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问题。
她说：
“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呀！
我们国家如今是我们人民当家，是毛主席当家，有了好当家的，什么事都跟从前不一样啦！”
武汉从满清修筑堤防以来，便在海关附加了专门用来培修堤防的“堤工捐”，一年要收近百万的银元。
这笔钱最初还有很小一部分用到堤上，过后就一点也没用上。
银元到哪里去了呢？
汉口“川江隆”烟膏店破产的案件泄露出了真相，原来被伪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交给商人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去了。
后来又被蒋贼介石公开调去充作屠杀人民的内战军费。
1931年07月15日分金炉决口，反动统治者并不理会。
当07月30日丹水池决口二百六十公尺，全市人心惶惶的时候，何成浚、刘文岛、夏斗寅等几个反动头子正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里赌钱。
他们的部下去向他们作报告，他们认为还有铁路埂挡住，不要紧，仍旧赌下去。
不久由丹水池进来的洪水冲破了铁路单孔，淹没了汉口全市，他们才成立起有名无实的武汉防险处，并且限令他们的部下用那仅有的十部人力水车和三部临时租来的十匹马力的抽水机，“在三天之内，将全市洪水排入江中”。
这是多么荒诞的事啊！
在1931年洪水期间，据伪政府自己宣称，所动员的力量，只是数百名工人、十部水车、三部抽水机与五千条麻袋、两万斤芦柴。
其中许多物资还被他们贪污中饱了。
当07月30日早晨五点半钟丹水池溃口二十六公尺时，只有两三百名工人零零落落地前去抢救，并且没有材料，要什么缺什么。
挨到十点钟，洪水又冲开了第2个口子，二百六十公尺宽，高出平地数尺的洪水往堤内直涌，经过外江的三只木船也被吸进缺口沉没了。
也就是这股洪水席卷了汉口全市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新中国诞生以后，各种堤防捐都取消了，但全国兴起了空前未有的水利工程：
根治淮河，官厅水库和荆江分洪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工程。
武汉人民也亲眼看见人民政府每年花大力量来培修年久失修的大小张公堤。
从今年06月27日起，武汉便展开了全面的防汛工作。
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干部，一共二十三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走上了堤防。
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北京的长途电话，中央的负责同志随时了解着武汉防汛情况，并给予指示。
在防汛中累病了的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大热天里继续坚持工作。
他和许多防汛副指挥每天从晚上八点工作到次晨两三点钟，天一明，又忙着出发巡视堤防去。
在防汛期中，武汉防汛指挥部向任何地方发出电报，当地的党委和人民政府便连夜设法满足武汉的要求。
单是从数十里外的滠口、祁家湾等地运来的泥土和石头，便有二百七十多万方，如全部装上火车，可从汉口一直排到北京。
全国支援的抽水机有三百九十二台，一万二千匹马力；
它们在两月零五天中所排除的水量，全国六亿人每人平均得挑四担，使渍水所淹的农田全部露出了水面。
另外还有六百万条麻袋、四百万个草包、四百万斤芦柴和十六万根木料，还有一千多辆汽车、五十五艘轮船、三十个火车头和六百四十个车皮。
由空军飞机载送来的海军潜水员、由华北调来的列车发电站和来自黄河的埽坝工人，也都参加了武汉防汛。
就靠着这雄厚的人力、物力，武汉人民把一百多公里长的堤防全面加厚加固，同时普遍加高到三十点五公尺以上；
在堤外修建了长达九十多里的防浪木排。
在那洪水不断上涨和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为了确保我国中部的重镇——武汉，荆江分洪区和洪湖的农民都主动要求分洪，减弱水势。
二十多万防汛抢险人员日夜警戒在堤防上，成百上千的汽车、火车和轮船一刻不停地抢运着防汛器材。
07月29日中午十一点钟，巨大的风浪使丹水池的堤面崩塌了二十多公尺，但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在五分钟之内，一千多名抢险队员都上了险地。
七十多人立即跳下水去结成“人堤”，用身体挡住风浪，后面的人便冒着狂风暴雨搬石头，运麻包，四十分钟便堵住了缺口。
1931年水灾期间，伪汉口市长刘文岛等勾结大商家将粮食、布匹和许多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连治痢疾的特效药也搜罗一空，物价暴涨，大米每升由一角涨到二角二，而且拿着钱也很难买到。
伪政府借此实行“裁、减、并”，革除了许多靠薪资过活的公教人员。
留职人员的薪资也被他们七折八扣，并且拖欠了六个月没发。
伪警备司令夏斗寅和参谋长叶蓬在“维持治安”的招牌下，见了船只就“拉差”，能出钱贿赂他们的还可以放走，出不起钱的便被他们拉去，再用高价租给大商家使唤。
他们最后还向人民勒索了两万块银元的“划子巡查费”。
在1931年里，人民受到天灾，又受到反动统治者重重盘剥和压榨，据伪政府记载，当时武汉急待赈济的灾民“已逾五十万人”。
这些灾民都聚集在铁路埂上和黑山、洪山的荒地上，上面太阳晒，下面水气蒸。
他们都是在仓惶中逃出一条性命来的，家里很少的一点衣物都被洪水冲光了，这时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许多人就靠捞水草为食。
许多孕妇都在荒地或破茅棚里生小孩，还被伪警察认为“有碍秩序”，四处逼赶。
那时候，全市的粪便和脏水无处消纳，都倒在附近的水里，弄得蚊蝇群聚，臭气薰天；
而灾民们还从这死水里打水喝。
结果，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四处都看得见死人。
在黑山、洪山等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都来不及掩埋，便挖几个千人坑，一层一层往里堆。
据伪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从08月到次年04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灾民便有三万二千六百零五人。
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还多得多。
在1954年武汉防汛期间，国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拨，充分供应了武汉市粮、油、盐、煤、肉、布匹和日用百货。
一度发生困难的菜蔬，也由全国各地支援。
太原的包菜、江西的冬瓜、内蒙古和东北的马铃薯、四川的榨菜、江苏浙江的雪里红，另外还有许多豆制品和蛋品，源源不断地运来，每日上市的菜蔬跟平日相差不多。
为了及时把这些生活品送到人民手里，和繁忙的防汛器材运输的同时，载重汽车川流不息地把大米和面粉运到全市一百八十个供应站上。
米面加工厂的工人们，日夜碾制大米和面粉。
在郊区渍水地带和堤防线上，三百多个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工作者，亲自挑着货郎担，推着手车和三轮车，驾着小船，把粮食、油盐和菜蔬送到流动供应站去。
武汉物价始终稳定，人民生活一直正常。
为了及时防预和消除因洪水而发生的疫病，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饮水消毒、污物处理、灭蝇灭蚊、预防注射等工作，同时组织了一千八百名医务人员（其中有三百四十一名医生）给防汛人员和受渍水淹的人家进行免费治疗。
大多数医疗组不仅白天进行治疗，而且晚上也到工棚去，给工人盖被子，弄好蚊帐，同大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医生高光述和闻亦齐还研究出医治因出汗过多而产生急性高烧病症的特效办法，在全市普遍推广。
在武汉关附近的居巷（街名）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太婆赵尖才，1931年带着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逃到汉阳姥姥家去躲大水；
结果姥姥家门前的堤防也冲破了，又逃到荒地里去住了两天两宿。
而今年洪水期间，她的女儿和儿子、媳妇都在工厂里作工，每天照常上班，家里只留下她和她的老伴照顾四个孙儿女，生活很安定。
丹水池附近的居民黄世庭，1931年发大水时全家被淹，只抢出了一顶破蚊帐；
而今年他家还住在这个老地方，安然地欢度着中秋节。
他家按照湖北民间的习惯，早上吃了汤元，中午喝了酒，晚上吃了月饼，一家老小过着幸福团圆的生活。
少数渍水区和堤外被水淹的人家，都由人民政府逐一加以安置。
生活困难的，也由政府加以救济；
政府并帮助他们排除渍水，组织他们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武汉市卫生局还在这些受灾的人家设立了三十八个分娩室，总共为祖国接待了五百九十七位新来的小公民。
两次家里都被水淹的西马街居民邓凤英，回忆起1931年她在铁路边上破茅棚里生小孩的情形：
几天没吃没喝，家里的人有一次抢到两个黑馍也掉到水里去了；……实在饿得不行。
今年又遇上她媳妇生小孩，产前由协和医院用救护车接去，产后又是糖水，又是热面，……公家供应的东西吃喝不完。
她激动地托人写了封信给她儿子，嘱咐他“好生守住堤防，保住武汉，感谢毛主席”。
树人小学三年级学生左凤林小姑娘的家被淹了，人民政府把她家安置在市立第8女中，她仍然照常做她的暑期作业。
在做“…不但…还…”的联句时，她写道：
“人民政府这样好，不但帮助我们从水淹的地方搬出来，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派医生给我们治病。”

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党领导着武汉人民战胜了洪水
　石容
今年夏天，很多地区遭受着特大洪水的威胁。
武汉地当长江中游诸水总汇，斗争更是特别紧张。
武汉市的党组织和人民，都缺乏和这样大的洪水作斗争的经验；
而1931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洪水淹没武汉四个多月的惨状，在有些市民心中印象犹新。
中共武汉市委认识到洪水对武汉地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威胁的严重性，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到这一场斗争对武汉市的党组织和全市人民，都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只有依靠全党的团结一致，坚决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和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战胜洪水，确保武汉安全。
党在战斗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组织工作。
防汛初期，情况还不十分严重，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有麻痹侥幸心理；
而有些老年人则表现恐慌，对党能够领导人民战胜洪水，缺乏信心。
这时，市委根据上级指示，以对水情、雨情的科学分析，参照历史经验，着重指出汛情的严重性，指出麻痹侥幸心理是有害的，必须从最严重情况出发，作好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同时也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两种制度，两种情况”的教育，指出胜利的基本条件，说明“人定可以胜天”的基本道理。
在干部群众思想已有转变、洪水接近以至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的时候，主要危险就是在洪水严重威胁面前某些干部和群众可能产生并且已经发生的惊慌失措和消极悲观情绪。
党根据主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说明形势严重，指出斗争已进入决战关键；
同时说明斗争的基本有利条件特别是主观方面的条件，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战胜洪水是可能的；
号召全市人民进一步紧急动员起来，再接再厉，英勇战斗，争取胜利。
接着，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动员全市人民，在统一计划和统一指挥下，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即使万一出险，也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
党这样及时、清楚地将斗争形势和胜利的条件向干部和群众交代清楚，以及党和人民政府这种对人民负责到底和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更大大激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防汛大军的斗志。
当洪水涨势转弱，特别是洪水自最高水位开始回落的时候，党根据历来斗争规律和干部、群众思想状况，又及时向全党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敲起了警钟，指出退水时期洪水和风浪威胁的严重性，指出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的最大的危险，是某些干部和群众中可能发生的骄气和松气，必须发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战斗精神，反对骄傲自满、草率收兵的思想作风。
同时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引导群众，全面开展立功运动，作好建党建团工作，以及作好安全卫生工作等，从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各个方面，保证战斗队伍能够始终保持饱满紧张情绪，取得防汛全胜，并为下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新的战斗任务，作好思想准备。
在防汛斗争的历程中，人民更深刻、具体、亲切地认识到：
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联、息息相关的。
人民从党的领导，得到了方向，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
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就保证了在防汛斗争中能够克服任何艰险和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防汛特等功臣、建筑工人杨明聪，曾经感动地讲过下面一段话。
他说：
“水还没有淹到，党就提出了防汛压倒一切。
水还没有涨到，就修起来了堤。
我还想着有些多余；
但是党就好像晓得水要涨多少一样，水涨来了，堤早就修好修高了。
修了堤还搞起抢险队，我开头也不明白。
后来明白了，不抢险那还得了。……末了，党又提出要克服骄傲自满、麻痹松劲。
要没有党，什么都早完了！”
防汛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是经得住任何严重考验的。
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了动员全党和人民群众树立英勇功绩的伟大力量。
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大大地发扬起来了，群众的创造智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运用；
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功臣和他们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得到了普遍传布并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
在防汛斗争中，共产党员无论在堤防前线或后方，都坚持地站在斗争前列，以团结群众，艰苦奋斗、英勇沉着，不畏艰险的高贵品质和战斗作风，带动群众，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他们中间，有像王万仓、罗光田、王茂山、杨明聪、乐金元、卢幼芝这样的来自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妇女当中的特等功臣；
有舍身救护群众和战友的严中良、易金元和舍身抢护下水道漏水大险的贾明武等功臣烈士；
还有像袁秀珍、韩友梅这样的在解放后党抚养和教育出来的英雄儿女。
在防汛斗争中、全市有八千多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有一万五千多人光荣地参加了青年团。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党、团组织和战斗队伍的巩固和扩大，群众中先进人物和优秀干部的成长，这些都大大推动了防汛斗争的胜利，对于武汉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有深远的意义。
在防汛斗争中，考验了锻炼了武汉市的党组织，同时也提高了武汉市党组织的领导水平。
武汉市党的组织，从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中，汲取了无穷尽的力量。
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依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和对自然法则的认识，认清环境，了解事变发展的进程和动向，科学地预见到事变的发生，从而规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出各个不同时期的明确的战斗口号，用以指导和引导群众，集中力量，取得防汛斗争的胜利。
这其间，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湖北省委在几次斗争关头的指示和支持，全国在物资、人力上的大力支援，和湖北若干农村分洪的有力配合，充分保证了武汉防汛所需物资及人力，保证了武汉堤防在洪水猛涨中赢得时间，使武汉市的党组织和全市人民，在和洪水搏斗中，能够获得节节胜利，即使在最严重最危急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信心。
在斗争中，党坚决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党从群众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中，从群众斗争积极性和创造智慧不断发扬中，从群众对党的信赖和相依为命的亲密团结中，从群众坚决贯彻党的方针的实际行动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无穷的力量。
所以，虽然洪水节节上涨，超过了最初的估计，虽然初期缺乏防汛斗争经验，虽然斗争中遭遇着重重艰险和种种困难，党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却能够不断地提高和增强，并且有力地领导人民获得了防汛的完全胜利。
在防汛斗争的历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领导干部，从极其紧张、艰巨而复杂的战斗环境中，从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斗争的需要中，从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中，得到了政治思想工作、行政业务领导、科学技术指导以及群众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丰富经验，特别是保持和发扬了战斗的思想作风，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
这些就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团结，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武汉防汛斗争完全地最后地胜利了。
武汉市的党的组织和全市人民，从胜利的欢欣、鼓舞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战斗，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全市人民正以加倍的决心、信心和力量，巩固和发扬防汛斗争的成绩，响应中共武汉市委所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以支援灾区、支援农村、支援解放台湾的号召，从防汛斗争的胜利，走向新的增产节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胜利。

全国人民支援武汉的防汛斗争
方歌、何洛
武汉在防汛斗争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全国人民以无限关切的心情支援着和洪水搏斗的武汉一百五十万人民。
以北京为中心，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东到江苏、浙江和上海，西到四川和甘肃，都源源送去大量物资援助武汉。
在防汛初期，加固加高堤防需要大量的麻袋，在07月07日到14日，各地就运来了一百多车皮，约一百八十万条。
07月下旬，江水逐渐接近新筑起来的子堤了。
子堤没有经受过洪水的考验，可能增大的风浪对子堤的威胁更其严重，市防汛总指挥部决定用芦席把所有子堤外坡包住。
大连土产公司知道这一紧急情况以后，在一星期以内就由公司经理带着十万张芦席到达武汉。
汉口的子堤差不多全是用这批芦席包起来的。
08月19日，武汉关水位升到二九·七三公尺的最高水位，堤上需要用大量草袋，武汉防汛总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给吉林市财委，吉林市财委接到电话后，立即成立了
“支援武汉防汛物资联合办公室”，动员所有干部，连夜把草袋收集起来，以最快的工作方法，办好各种应该办好的手续，第2天——08月20日，满载草袋的火车就从吉林出发了。
08月，是武汉水位最高的时候，风大浪猛的可能性更大了，防汛指挥部决定环绕汉口堤岸和武昌外沿的防水墙筑一道防浪木排。
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木料、篾缆、钢丝绳、铁锚和其他物资，而且洪水猛涨，大风浪随时可能袭来，时间非常急迫。
这时，湖北省迅速支援了木料；
江西、湖南和广州等地的手工业工人加紧编织了篾缆送来；
上海的工人们日夜加班，在短短几天内赶制了一千七百只一百公斤或五十公斤的大铁锚送来。
这就使武汉市能很迅速地完成了长达一百二十五华里的防浪木排，及早地有效地减少了高水位下风浪的威胁。
在短短的时间内，要运送大批的防汛物资器材，是艰巨的任务。
铁道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克服了各种困难，做到了防汛物资随到随运。
每节车皮都挂着表示沿途不停，优先挂车的“红笺”，飞快地驶向武汉。
湖北省内河航运管理处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五千二百三十六只民船为武汉防汛服务。
武汉人民将永远记得，当江河的上游洪峰接踵而至时，湖北省广大地区农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作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和配合。
他们有计划地采取了分洪和蓄洪措施，大大减轻了洪峰接踵而来所形成的水位骤涨对武汉市的严重威胁。
湖北省的农民还不惜放下自己的生产，赶来参加武汉的防汛斗争。
在武汉二十万人的防汛大军中，有三万七千多人是中央和各地派来武汉参加防汛斗争的人员，其中包括解放军部队、各种工程技术人员、潜水人员、电机工人、埽坝工人和富有防汛经验的农民。
当张公堤内汉口郊区渍水成灾的时候，当张公堤处在外洪内渍两面夹攻的时候，曾经战斗在官厅水库、潮白河、永定河、独流入海等伟大水利建设工程工地的中央水利部的工程总局的机械工人们，带着抽水机来到了武汉；
当全国各地支援的抽水机运到武汉，而武汉电力供应感到困难的时候，华北电业管理修建工程局列车发电站的全体职工一百三十多人随同发电列车到达了武汉；
在武汉防汛将进入紧张的决战阶段，堤防险情最多的时候，中国人民海军部队、铁道兵部队派了潜水员工，在空军部队协助运送下，到达武汉；
为了加强武昌武泰闸的抗洪能力，需要大规模地迅速地修筑埽坝，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挑选了六十三位埽坝工人来到了武汉。
黄河埽坝工人王树林，原来调到武汉支援防汛的人员中没有他，由于他的一再请求，才得到领导上的批准，他甚至没有想到回家说一声，或是收拾一个简单的行装，他拍了拍帽子上的泥土，说：
“走，救灾如救火！”
就这样随同大伙出发了。
他们一到达武汉，不顾旅途的疲劳，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铁道兵团潜水员唐树森在到达的第2天，就参加了武汉关附近的抢险工作，在水下探查险情，堵塞漏洞，黄昏时候开始工作，最后一次出水时已是第2天的黎明，双手被泡得高高肿起，潜水衣的袖子上染上了手腕的血渍。
为了供应武汉市人民生活的需要，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运来了大批大米，只08月份一个月运来的就足够全市人民吃一个半月。
从焦作运来了五千多吨白煤。
从上海、广州、汕头、太原运来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副食品，每天运进菜类共八、九十万斤。
武汉人民经历过1931年水灾悲惨的生活；
那一年的水灾中，无食无住的饥民有二十三万多人，死亡三万二千多人。
正如一位老居民所说的：
“那时物价比水涨得还快得多！”
而且出高价还买不到东西。
现在物价平稳，物资充足。
在洪水包围中，人们吃到了轮船运来的雪里红，直达快车运来的鸡蛋。
而在远方的城市里，还有人殷切地询问：
“我们有土豆、干鱼，你们要不要？”
武汉人民现在正在庆贺他们防汛斗争的辉煌胜利，在检查战绩，总结经验时，人们都把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支援放在胜利的原因的最前面。
武汉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紧张和艰难的日子里所得到的全国人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

移山倒海的人民力量
　李蕤
国庆节前夕，武汉市防汛指挥部发布命令，撤销为准备“万一”而规定的警报信号和为告警而特设的电话号码。
10月05日，“长江日报”宣布最后一次发布江汉关水位的消息。
从洪水疯狂的进犯到江水驯顺地归槽，整整经历了一百个日日夜夜。
这一百天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生死的斗争。
但是，人民终于胜利了，长江又伏伏贴贴地屈服在人们的脚下。
这胜利给武汉人民的历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页，也给整个祖国1954年胜利的大图案上添了光彩的一笔。
这个斗争对于武汉一百五十万人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们清楚地看到：
在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团结在一起，就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古语说的“指海海沸腾，指山山动摇”，就是毛泽东时代英雄人民的写照。
今年长江的洪水，如大家已经知道的，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的大洪水；
水势之大，相当于1931年汉口大水灾时和1949年涨水时的总和。
但是，它所逢到的敌手，也是历史上稀见的巨大的队伍。
党的动员令一下，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店员和居民、机关干部和学生就像潮水一样涌上堤防前线。
水不断地上涨，我们的防汛队伍也不断在扩大；
最初是十万防汛大军，后来成为十四万，以后又成为二十万。
在暴风雨的夜晚，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机关，都有后备突击队在“枕戈待命”；
一声令下，立刻就奔赴前方。
成千辆的汽车，日夜不息地风驰电掣般奔驶着；
千百只驳船穿梭般在江上来来去去。
在最紧张的时候，飞机从几千里外送来中央派来的潜水员，火车在水淹没的轨道上行驶着，载来成万吨的黄土和石块。
堤上堤下，前方后方，天空里和江水里都在支援着这个战斗。
采土采石的工人们，成千成百的结成队伍，到远离市区几十里的栢家山、祁家湾、丰示山、陈家山等地去采石掘土，供应前方的急需。
由于任务急迫，他们没有时间预先搭好工棚，就一刻也不等待地冒着暴雨在荒山中工作；
夜里没有睡觉的地方，就用扁担撑起雨布，背靠着背在雨中过夜；
大风吹熄了照明的火炬，他们就用歌声和口号联系在一起，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继续挖，继续挑。
暴雨和泥泞使他们看不到路，上不了船板，许多人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垫在船板上。
就这样，把许多荒山铲为平地，把成万吨的黄土和巨石，移上堤防前线。
在三个多月中，挖土采石达二百七十多万立方公尺。
这些土石，如果把它摆成一公尺高一公尺宽的堤，可以从武汉一直延伸到东北的齐齐哈尔。
从战斗一开始，就是“和洪水赛跑”。
“水涨堤高”，是每一个人的口号。
但是，“跑在洪水前面”不是容易的事。
子堤加高一条麻袋，全线便是五十万条。
特别是洪水位突破二九公尺的时候，一分一秒钟的时间都是宝贵的。
一等功臣陈国学，为了每次多担一些土，赢得时间，几天里压断了两条扁担，累病了，还坚持上堤防去工作；
二等功臣童海银看到滔滔的洪水眼看要涨出堤，为了争取时间，经常用两条扁担一次挑两担飞跑，荣军学校的校长是三等残废，伤又在脚上，仍坚持着不肯休息。
妇女王香余，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而且一条臂膀残废，也自动参加了挑土的队伍。
打夯的工人们，为了赢得时间，从一分钟三十下的速度，加速到一分钟五十下、六十下。
就这样，他们把“水涨堤高”的神话变成了现实。
有许多工段，刚刚完成了加高工程，汹涌的洪峰就接踵而至。
三个多月的抢险斗争，是万分紧张的工作。
由于高水位浸淹的时间过久，几乎每一天，每一个工段，都有大大小小的险情。
“千里堤防，溃于蚁穴。”
任何一个工段，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巡逻队稍一疏忽，整个堤防就不可收拾。
巡逻队的队员们，像母亲护理病中的婴儿一样，不分日夜地守候着、观察着，从堤上到堤下，从外坡到内坡，一寸土地也不肯放松。
黑夜里，灯被风吹熄了，就用耳朵从水声中来听；
在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浸漏的地方，就跳下去用脚试水的寒暖来辨别。
巡逻战士张云昌夜里巡查险情，跪在堤上，一寸寸地膝行着，把手探伸到水里仔细地摸。
他的裤子被磨破了，膝盖被磨得出了血，他一点也不知道。
解放军战士何友瑚、邓官生、李彦林等，为了寻查险情，用绳子系着，坠在淹到脖子的深水里，一夜寻找到裂缝一百多处。
有一次堤底的臭泥塘里发现大管漏现象，巡逻战士连新衣服也没顾得脱就跳下去，在臭水污泥中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终于及时消灭了隐患。
当发生重大险情的鸣锣声响起的时候，抢险队员就像白刃冲锋的战士一样投入战斗。
当舵落口正街发现堤下阴沟破裂，洪水汹涌流入的时候，十八岁的女青年韩友梅不顾水流湍急，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
07月二十九夜晚张公堤某段发生险情的时候，战士罗光田就不顾一切，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漏洞。
不朽的烈士贾明武同志，是千千万万这样无畏战士的典范。
他在抢救一个大险工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本来已经筋疲力尽；
但他发现了另一个险工，就忘记
一切抱着麻袋又跳下水去，为这个英雄城市贡献出他宝贵的生命。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
今天，毛泽东的优秀儿女们，普遍地继承了我们祖先的这种高贵的品质。
合作乡的女乡长袁秀珍，领着全乡几百农民在堤上和洪水战斗。
她自己的家，被渍水淹没了；
虽然近在咫尺，她自己连一次也没有回去看过。
她说：
“堤防是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命根子，大命根子要紧。”
三十年的老木排工万仁和家被渍水淹了，捎信让他回去，他说：
“家里后方有人管，离了我能行，前边可不能离开我。
人人要是都先顾自己的家，谁的家也保不住。”
他不论日夜地工作着，把经验和智慧全部投到防浪斗争上，把大批的废铁锚改造成有用的铁锚。
正因为有成千成百的万仁和这样的战士，他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创造了长达九十多华里的防浪木排——保护堤身最有力的“水上长城”。
排水工程，同样是一个奇迹，三百多架抽水机，像几十条青龙一样，把岱家山下一片汪洋的积水，抽上高坡，倾入长江；
三个月中，排出的积水达
一亿零八百八十八万多立方公尺。
据一个老工程师说，如果在旧社会，这三百多架抽水机，从工程设计到安装，至少得六个月到八个月。
但是，今天，在全体技工、电工、搬运工的集体努力下，他们只用了八天时间便完全竣工。
在工作中，他们发挥了惊人的坚韧性和创造力。
为了清除吸水管“莲蓬头”的杂草，技工狄尚德不顾天冷水寒，冒着大雨，跳在水里工作，坚持了十六个小时之久。
他们终于实现了“让渍水滚进长江，让农民弟兄早日回返家园”的口号。
在08月中旬洪水涨到最高峰（二九·七三公尺）的时候，铁路的运输被洪水切断了。
当时的情势是千钧一发。
为了支援堤防前线的土方石块和防汛器材，勇敢的铁道工人们一次再次地抬高路轨，抬高了六次；
后来，水越涨越大，没有办法再抬高路轨，工人刘善裕等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创造了火车在水中行驶的千古奇迹，终于把千万吨的黄土石块运上堤防。
在一百多公里的长堤上，可泣可歌的事迹，普通人民群众中的英雄，像满天的繁星一样，是数也数不尽的。
武汉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有一百○八位烈士，为这英雄的城市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全市的每一个工厂，郊区的每一个农村，街道居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前方。
第五发电厂在汉正街的大堤外面，工人们一面和洪水“独立作战”，一面保证着工业用电和照明用电，并把电力送到张公堤上。
自来水厂的工人们，在准备“万一”的情况加高了水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人民都能喝到干净的自来水。
街道的妇女，成百成千的投入防汛服务队，把成万挑的茶水挑到堤上；
天冷下雨，就送姜糖水，天晴炎热，就送甘草菊花茶。
无数妇女在替防汛战士补衣服的时候剪短了自己的袖子，把自己爱人的钮扣拆下来钉在防汛战士的缺少钮扣的衣服上。
汉正街发生大管漏洪水涌入的时候，不少妇女抱出自己床上的棉被，脱下自己的衣服填到漏洞里。
堤防前线防浪木排上需用大量的铁锚；
十八岁的船工女儿聂秀珍知道汉水沿岸涨水时有些铁锚淹在水里，就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女伴，驾着渔船去打捞，冒着风雨，在汉水沿岸的急流里坚持了四个昼夜。
在08月初险情最多的时候，每一条街道上都掀起热火朝天的捐献废砖废石的运动。
码头工人家属舒香老大娘，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每天洗衣送水以外，还携着十来岁的小孙孙踏着烂泥在池塘边捡石头，一天捡到二百多斤。
江岸区一位姓高的老大爷，激动地说：
“今年的大水是百年没有的大水，现在的政府是千年不遇的政府。
我要多活几年，好好看看。”
说着，就把儿子为他准备立碑的石材也献出来。
许多老太太自动地把几十年垫箱柜的砖都搬了出来，亲自往车上装。
就这样，成吨的砖石从每一条街道飞奔出来，及时解决了前方抢险的急需。
后方人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料着防汛战士的家属和被灾难民的家属。
许多机关的大礼堂，几乎全部学校的教室，都成为灾民的招待所。
宝庆街的街道妇女潘小锁，1931年大水灾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水灾里死掉了。
当时四面是水，连埋葬儿子死尸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放在房顶让风吹日晒。
如今，她是街道的妇女委员。
她日夜奔走着，把六七十个防汛家属和灾民的孕妇都送到妇婴保健所。
她一个人就替防汛工人洗了一千多件衣服。
她咬着牙说：
“过去的日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再回来！”
她的声音，也正是全市居民的声音。
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在斗争一开始就奋勇地投
入斗争。
男生们参加了挖土挑土的工作，女孩子们成群结队参加了堤上的服务队。
他们很快地和工农兵弟兄联结在一起，成为亲密的弟兄姊妹。
服务队的女孩子们，替防汛的战士们做“垫肩”，做“手掌”，洗补衣服，写家信和立功计划……。
有人曾经统计过，说她们的工作有六十七种；
实际上，她们是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她们不愿让湖水的腥味沾上工人的衣服，就用绳子系着腰在江水里洗；
为补战士们的衣服，许多人的长袖变成短袖。
她们上午还在代表后方人民歌唱“光荣的防汛大军”，下午却又代表前方的战士招待后方的人民代表；
以致前后方评功的时候很难决定她们究竟是属于前方或者后方。
而这正代表她们的特色，她们把前后方人民的情感融合成为一片。
贸易服务队、合作社服务队的队员们，出色地完成了供应前方的工作。
他们在堤上搭起售货棚，推着流动货车、细致耐心地把吃的、穿的、用的送到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工棚。
贸易公司从来没有卖过油条；
但战士们需要，他们就卖油条；
合作社从来不卖生鸡蛋，但战士们需要，他们就卖生鸡蛋。
为了怕把食品淋湿，下大雨的时候流动货车的服务员们，就自己光着膀子，把衣服盖在货车上，面包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就在堤边架起火来烤制。
他们把一百多里的长堤和许多没人烟的荒山，变为热闹的市场。
一批批的文化大军，川流不息地开上前线，整个的子堤，被装饰成五色缤纷的大墙报。
全市知名的各种剧种的演员，三番五次冒着大雨上堤演出。
在发生险情的时候，有些演员脸上还带着油彩，就和工人们一道投入抢险的工作。
像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说不尽的。
后方千万条血管都在为前方输血，支援着堤防前线；
更加上中央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援，这力量就更加声势浩大，给堤防前线以巨大的支援。
三江的洪水虽然凶猛，最后不得不屈服在人民面前。
现在，长江已驯驯顺顺地蜷伏在人民的脚下。
二十万防汛大军，正高擎着胜利的红旗，离开前线，穿过大街，奔回各自的岗位。
基本建设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
岱家山下的农民，成群结队牵着牛重返家园，在积水排干的土地上又种上菜蔬；
解放军擦干刺刀上的泥土，等待着解放台湾的进军号令；
学校已经开学，老师和学生们都添了一课新的生动的社会主义教材。
三个月的紧张斗争，不仅保卫了武汉这座重要城市，更可贵的是更进一步锻炼了武汉人民。
防汛大军中数以千计的优秀人物，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
每一个为防洪斗争流过汗忧过心的人，都更懂得热爱祖国，热爱武汉，热爱自己的工作。
武汉人民有决心也有信心，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

上海市注意改进中医工作
上海市二千六百多名中医师，在五年来的医疗卫生工作中有不少贡献。
他们同西医的团结合作也逐步增强，到今年08月底止，已有六百多名中医师参加了六十九所中西医联合诊所和中医联合诊所的工作，并有不少中医师参加了工厂医疗保健和公费医疗中医门诊所的工作。
今年08月以来，上海市成立了第1个中医临床研究机构——市立第11人民医院和一个市立中医门诊部。
华东医院及广慈医院亦先后设立了中医科，许多中医师都踊跃参加。
中医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1952年成立上海市中医学会和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后，全市中医师即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了政治和业务学习，并通过前述各种组织，增强了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初步交流了中西医学理，整理了一些中医中药经验。
全市百分之七十的中医师经过了进修班的学习，有五、六百名中医师听过各种学术讲座，有三百多人参加了中医医学温课班，学习了药物、诊断、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学及中医内科、外科等课程。
1952年，中医中药界曾经过半年时间研究整理了国药固有成方，今年又有中医中药界一百多人研究了卫生部辑成的中药经验方初稿，提供了许多意见。
但是，由于卫生部门对团结中西医政策体会不深，对中医中药重视不够，上海广大中医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中医进修班中，单纯讲授现代医学课程，忽视了中医学术的提高。
最近上海市召开了中医代表会议，有关领导方面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通过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为改进中医工作准备了重要条件。
　（张　潮）

东北师范大学创办的函授教育对提高中学教育质量起了良好作用
东北师范大学创办的函授教育，对提高东北区中学教育质量产生了良好作用，并对全国其他高等师范院校开展函授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
东北师范大学在教育部指示下，学习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函授教育经验，根据东北地区中学教师的情况和需要，从1953年05月开始兴办函授教育，以便使在职中学教师能够不脱离工作岗位，系统地学习师范专修科的主要课程，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能够胜任教学工作。
现在，东北师范大学所办的中国语文和数学两个函授专修班，共有相当于高级中学文化程度的初中语文和数学教师九百九十八人参加学习。
在东北区主要铁路沿线四十二个中小市、县都已开始了这种函授教育，并在中心地点设立了十九个函授教学辅导站。
东北师范大学校部和有关的系都已建立了专门进行函授教育工作的机构，并有一部分兼职和专职的教师编写函授教材和进行重点的讲授。
一年多以来，这种函授教育已逐渐巩固和正规起来，适合于函授教育的教材正在陆续编写，学籍管理、学科考试等各项必要的制度也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不少中学教师，经过函授学习，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最近，东北师范大学邀集部分省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和部分函授教学辅导站主任，召开了函授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也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总结了一年多来创办函授教育的经验，讨论并修订了函授教育章程。
为了加强在函授教育工作中的配合，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教育厅之间还通过了“关于加强函授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协议”，并对进一步发展函授教育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

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1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已于10月21日结业。
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共八十四人，包括图书馆工作干部和部分文化行政工作人员。
他们自08月10日开课以来，学习了有关图书馆工作的二十三门功课，听了郑振铎、冯雪峰等人的报告。
经过这次学习，学员们都进一步认识到：
图书馆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力宣传武器之一。
图书馆工作者应当在人民群众中推荐好书，使好书广泛、迅速地流传，同时逐步开展指导阅读图书的工作，以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冬学、民校政治教材”将出版
为了解决今年各地冬学向农民进行关于当前形势、任务的教育的政治教材问题，通俗读物出版社即将出版“冬学、民校政治教材”一书。
这本教材，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中心，讲解当前国内外各项重要时事问题，系统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守法思想和农村基本任务等教育。
全书共二十课，分上下两册出版。
上册的主要内容是：
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五年来祖国建设的成就，我国的宪法，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问题。
下册的主要内容是：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冬季生产，生产救灾，粮食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等问题。
上册将在11月上旬出版，下册预计在11月中旬出版。
新华书店为了有计划地供应各地需要，已通知各地分店办理预订手续，目前山东等十余省分店订购已达一百七十万册以上。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并拟将这本教材译成蒙文出版，以供该区的冬学采用。

华东等地评选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
华东美术家协会，最近举行了准备参加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华东区作品的观摩和评选展览。
展出以前，华东美术家协会曾向华东各地美术家作了广泛的动员、组织和征集作品的工作。
展出时，共计收到各种美术作品七百八十三件，10月11日起，即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举行内部观摩，并按作品种类分成九个评选小组，进行评选。
小组初步评选后，又经评选委员会复选，结果共选出作品三百二十二件，其中一百件，将运送北京参加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余二百二十二件，准备于1955年元旦在上海展览。
评选工作于14日结束。
15日上午举行参加作品的作者大会，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赖少其报告了评选经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在会上鼓励到会作者努力创作，发扬民主精神，展开自由竞赛和批评、讨论，以达到最后意见的正确一致。
16日起选出的作品，公开展览三天。
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已将该区参加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启运来京。
这些作品，是从08月间在重庆举行的“西南区美术展览会”中评选出来的。
这次展览，是西南区五年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征集的各种美术作品，共计二千四百四十二件，包括作者五百九十九人，经过评选，展出一千五百四十二件，其中除美术家的创作以外，还有各民族不少优秀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参加展出。
展览期间，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还同时召开了该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从展出作品中，再经评选，选出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计国画、油画、水彩画、年画、雕塑、版画、宣传画等共一百七十余件。
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西北第2届美术作品观摩展览会”，也已于10月19日起在西安西北历史博物馆开幕，预定26日结束，并将评选参加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
参加观摩展览的作品，共一百余件，包括作者六十多人

天津市举行中医代表会议
天津市在10月中旬举行了中医代表会议。
会议检查和总结了天津市五年来中医工作，并讨论了今后加强中医工作，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问题。
会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了天津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过去在执行“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上，轻视、歧视甚至排斥中医的偏差和错误。
会议对于如何加强中医工作充分交换了意见，认为：
必须在各级卫生部门中，对卫生行政干部和医务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加强中医工作，认真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彻底批判轻视和否定祖国医学遗产的错误思想，以求能够认真贯彻“团结中西医”政策，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会议决定：
动员和组织天津市医务界积极参加祖国医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建议政府成立天津市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统一指导中医学术研究工作，多方搜集各种良方效方；
扩大中医业务，协助中医联合诊所同各医院建立联诊和技术合作关系；
在现有的市立中医门诊部的基础上成立市立中医实验医院，作为天津市中医学术临床研究的中心；
今后陆续在有条件的医院和医疗站中，分别吸收中医参加工作；
改进中医进修学校，适当增加中医学术课程；
在其他医学教育机构，创造条件逐步增添关于祖国医学的教学内容；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将逐步吸收中医参加工作。
会议并指出：
天津是华北中药的集散地之一，因此，除应加强中药研究和管理工作外，并应逐步解决目前运、销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强调指出：
全市中、西医必须紧密团结，同心协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建立真正的中国医学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正确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对待中医政策的决议和向毛主席致敬电。

学习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
　吴劳
每一个参观过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人，都会从展览会的具体展品中很容易地看出苏联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先进，农业机械化的规模，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以及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情况；
轻松愉快地、丝毫不感到疲倦地体会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繁荣、富强，从而受到感染，加强了建设祖国的信心。
这次展览工作的成功，美术设计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是杰出的，它把种类繁多、形式不一的各项展品组织得有条不紊，壁面陈列与展品台上实物恰当的配备，图表数字和生动形象的结合，室内装饰和整个展品的一致，局部装饰的着色和整体色彩的调和，各种光线来源的运用，以及和建筑上艺术装饰的协调，所有这些，美术设计者都用最通俗、最明显的形式，很清楚地表现出陈列的内容，帮助观众更好地得出完整的深刻的印象。
这是展览会设计工作中的专门艺术，是我们今天展览会工作中的典范。
陈列装饰，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这种装饰设计不能离开陈列的目的性，必须完全是为着加深展出主题对观众的印象的。
我们看到有些展览会的美术设计，常常用外表装饰的华丽来挽救、掩盖未经深思熟虑的展出内容。
或者胡乱采用各种回纹、卍字、几何形、五角星、红旗等彩色斑斓的背景，企图使图表、照片等展品“增色”。
这种同内容并不相关的形式，常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甚至会歪曲展出主题的原意。
在苏联展览会中的美术设计，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设计手法，保证了内容同形式的一致。
它不仅在陈列结构中要求内容起主导作用，而且风格、布局也要适应一定的主题思想。
按照这一原则的设计，所以在展览会中，我们看不到同内容无关的点缀和装饰，也找不出展品堆积和罗列的现象，更没有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的作风。
美术总设计师克利马辛出色地表现了展览会丰富的思想内容，而这种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用特殊的展览会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艺术表现出来的。
这是苏联展览会在美术设计上很突出地成功的地方。
这里我仅以农业馆为例来说一说。
农业馆整个的色彩，是用嫩绿色和金黄色作为基本的色调，这是符合庄稼和果实的自然色彩的。
这种色彩的环境给予观众对展品的感情是亲切的。
为了扩大陈列面积，利用壁面构成完整的布局，所有壁面的上边沿都装饰着黄铜制作的花带：
一种是向日葵和谷穗的图案，另一种是麦穗、桂叶和饰有镰刀铁锤的五角星奖章的图形，象征着工农联盟的荣誉和劳动的果实，这装饰也是符合于主题的要求。
同时黄铜色与黄色窗帘是调和的。
每一个壁面构成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都从属于整体，同其他单元成为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恰当地表现了农业馆的整个主题，而且逻辑清楚。
每个壁面的陈列，内容简洁明朗，没有琐碎的东西和多余的细节来分割或阻碍主题的主导思想。
例如“苏联种稻工作已经机械化了”这一单元中，壁面的上方是一幅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的照片，左右各三张图片说明用机械化耕种、灌溉和收割的情形。
当中是形象化的图表，说明哈萨克共和国克捷尔都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依沙哈耶夫创造了水稻收获量每公顷产量最高纪录的数字，以及哈列兹莫省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的数字。
下方的展品台上陈列着三个装着谷子的玻璃瓶，左右各放一捆稻子的标本，玻璃瓶的铜座和捆稻子的花带，都有民间纹样的装饰，虽是五彩的花带，但并不感到刺目突出。
这样的美术设计，由平面到立体，真实地、形式完善地表现了展品丰富的内容，使得它们对于观众产生强烈的形象的感染力，代替了长篇大论的分析资料。
一目了然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
这种设计，确是很值得我们美术设计者效法的。
展览会中整个色调的设计，不仅注意到墙壁的色彩和展品的颜色之间的互相协调，同时又符合各馆性质的要求。
我们有些展览会的美术设计者，往往孤立地只从色彩的鲜明性和饱和性的要求出发，将墙壁和图表的底色涂刷成鲜艳的深色，这在单独一幅图表来看可能是很成功的衬托的底色，并可能刺激一般观众的注意力，可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这种鲜艳的墙壁或图表的底色，常常是对整体性起着破坏的作用。
同时，种种鲜艳色彩的互相突然变换，过多地刺激视觉，就会令人感到疲倦，这无异是对观众的一种虐待。
在苏联展览会中，我们不仅感到色彩的舒服，而且无论是陈列地位的高低，观众和展品距离的远近，光线的强弱，都能注意到使观众的视觉不感疲倦，表现出高度的为群众服务的设计精神。
展览会中的图表也非常值得注意。
它用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的情况，使观众容易了解，便于记忆，更便于比较。
展览会中的图表不同于一般的统计图表，它不应当是枯燥的资料，而应当形象地、简洁地、明显地说明问题，起教育作用。
如苏联展览会农业馆中关于改良猪种的图表，图表的上方是一个很生动的木雕图样：
卧着的一只母猪带着一群正在吃奶的小猪。
旁边的花边是以玉米、马铃薯、麦子等物形为装饰的。
设计者以最简练的手法使复杂化为单纯，乏味变为有趣。
因而这个图表的目的和给我们的印象是清新明朗的，极易感受的。
其他如发展牛、羊牧畜业等的图表的装饰和色彩，也都是服从于整体的要求，保持着协调的色彩，形成统一和谐的风格。
从这些装饰、陈列设计对于展出的目的和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来看，展览会的美术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展览会形象教育的机能。
我在参与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专家们实际工作的过程里，深深认识到苏联美术设计工作者在理论和技术方面高深的修养，以及认真严格的工作态度。

教育部发出关于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出关于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当前灾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是：
紧紧地结合生产救灾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坚持教学，并逐步地有计划地恢复学校。
一切脱离灾区实际孤立地进行教学，或者过分强调困难，能坚持而不积极坚持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止和克服。
指示认为，加强对灾区的教育工作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坚持灾区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
必须使全体灾区教育工作者深刻认识积极坚持和恢复灾区教育，对国家的整个教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立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坚持灾区教育的信心；
必须对灾区学生加强有关生产救灾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启发他们艰苦学习和积极参加生产救灾劳动。
在教师学生之间，要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共同坚持灾区教育。
指示要求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尽一切可能维持灾区学校，应在依靠群众生产自救、力求节约、合理使用财力和物力的原则下，妥善地安置教师和学生，并有计划地逐步修缮校舍。
灾区中等学校以上学校的建制，原则上应予保持。
灾区学校的教师应予设法保存。
受灾教师的家属，应和一般灾民享受同样救济。
受灾的中学学生，除了整个社会救济外，还可在全省助学金的总数额内，从灾区和非灾区之间酌予调剂解决。
指示指出，坚持灾区教育，必须使学习组织的形式适应灾区情况，做到学习与生产救灾工作有效地结合。
中等学校、城镇小学和其他能够早日开学的学校应争取早日开学，力求维持正常教学。
特别是对高中和初中应届毕业班，要尽最大力量使他们教学不受影响。
维持正常教学暂时还有困难的地区的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适宜的方式坚持教学。
集中学习主要课程，适当精简教学内容。
灾区的学校干部和教师必须以完全积极的态度，逐步恢复学校，并由各种变通形式的教学逐步恢复正常教学。
　（新华社）

第1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为了进一步开展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工作以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0月13日到1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1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的各有关研究机构、各有关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共四十二个单位的有关专家九十三人。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宣读学术研究报告以交流经验，开展学术讨论，交换对研究工作的意见；
讨论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合作问题和培养人材问题；
讨论高分子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
会上宣读了三十一篇研究报告。
到会人员并对这些报告展开了讨论，并展开了批评，提出了建议，对提高今后研究工作的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专家马里科夫、别什赫诺夫、叶菲莫夫也参加了会议。
别什赫诺夫对研究高分子化学的具体步骤和道路提出了建议。
会议认为，今后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应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来确定方向。
高分子化合物制造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都需要注意。
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进行高分子化学名词的编订工作，并推荐外国优秀的有关高分子化学的著作，建议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出版。
通过这次会议，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者和高分子化合物生产工作者互相交流了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对今后加强研究工作者和生产工作者的联系打下了基础。
高分子化学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科学，需要各有关部门的科学工作者广泛的合作。
高分子化合物——如橡胶、塑胶、人造纤维等，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许多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好的绝缘、机械、耐磨、耐酸蚀、防水、抗震、抗温度变化等性能，还能用以制成高轻质材料。
高分子化合物越来越广泛地代替了钢铁等金属材料的用途。
　（新华社）

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走什么样的路？
——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李希凡　蓝翎
近几年来，人民出版机关大量整理和出版了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也逐渐出现了。
在这些著作的序文中，许多作者都表示出一个共同的希望，企图通过自己的著作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古典作品。
这种愿望是诚恳的，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究竟是怎样研究了这些古典作品。
只要我们认真地翻阅一下有关的书刊杂志，将不难发现，真正地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全面地分析和批评一个作家的思想或一部作品的内容的著作却是微乎其微的，而大量的关于作者身世和作品细节的考证却是连篇累牍。
有时人们真会怀疑，难道“国故”大家们的“考据”时代又借尸还魂了吗？
当然，我们并不抹煞考证工作的重要性。
在今后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考证和校勘工作，仍然是必要的。
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观点和方法上面。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
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
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
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
我们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和它划清界限，不展开激烈的斗争，不彻底地肃清它，这将不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读者，同时也将戕害了古典文学遗产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一再谈到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已经三十多年。
他三十年前写的“红楼梦辨”、解放以后修改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以及最近散见于各报刊的短论，尤其是作为他对红楼梦全面的总结性的文章“红楼梦简论”〔一〕，是广泛地吸引着读者的。
但是，这样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究竟走着什么样的道路呢？
俞平伯先生的第1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红楼梦辨”写于1922年。
这部全面涉及到红楼梦各种问题的著作，曾经是风行一时的、和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并称的所谓“新红学”的代表作。
它给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后，他所写的文章，大都以此为根据。
它的基本论点一直贯串到“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指导着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全部过程。
因此，全面地从“红楼梦辨”开始分析和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严肃地评价他在思想战线上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1922年前后，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向着两个方向分化着。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狭隘利益，就放弃了反封建的文化斗争，调转矛头，直接对付马克思主义，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三〕，在学术上提出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学”。
胡适之提倡“考据学”的目的非常清楚。
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
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
这些都只是思想问题
的方法的一些例子。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
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
方法。
科学态度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
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
实，只跟着证据走。
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没有证据，只可悬
而不断；
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
必
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
惑的方法。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
高明；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
不得好汉。
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
我只
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
点防身的本领，努力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文选自序）
除开胡适之的历史“著作”不谈，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就是以“红楼梦考证”等形式主义的“考据”文章实践了这一主张的。
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的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文学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正是这条路线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据俞平伯先生自己说，在胡适之提出这些口号之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之的
“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
这时俞平伯先生才正式开始系统地研究红楼梦。
胡适之和俞平伯曾以通信的形式讨论红楼梦，彼此一唱一和，使他们“一向希望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
这自然是喜不自胜的事，因为“红楼梦辨”完全实践了他们的主张。
但是，要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避开社会的阶级斗争，首先就必须否认文学是人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段。
因为，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正是通过把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典型化的方法，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从而促进社会的改造，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使命，也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所要阐明的中心问题。
“新红学派”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首先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的中心目的就在于用考证来证明红楼梦是一部记录事实的作品，它的价值也就在于这“平淡无奇”的事实记录上。
俞平伯先生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红楼梦辨”曾分别考证书中诸情节的事实真相，认为贾姓即曹姓，以曹雪芹的家世证贾宝玉，以贾宝玉的形象证曹雪芹的身世，并将书中个别的字句或情节拼凑起来，去断定一个人的结局。
俞平伯先生把研究和分析艺术形象的工作变成了“剔骨拔刺”，以琐细的考证凌迟了人物形象。
这样就和胡适之的结论完全达到一致，即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因而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内容。
但是，实验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尾巴的。
“红楼梦辨”在从多方面论证红楼梦是事实的记录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时而说它是“自传”，时而又说它是“演色空”观念。
既是事实，又如何演？
既是“演色空”观念，而事实又在那里呢？
这就是实验主义“考据学”无法消除的自我矛盾的悲哀。
文学认识和反映现实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于唤醒人们去改造现实。
“红楼梦辨”在否定红楼梦社会内容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它的社会作用；
亦即它反封建的倾向性。
“红楼梦辨”在“高本与戚本的大体比较”一章中说：
“依高本看，红楼梦是文学，是唤醒痴迷，陶写性灵的；
依戚本看，红楼梦是闲书，是争妍取媚，喷酒下饭的。”
这两个判断把红楼梦的思想性完全抹杀了，无论就那一个判断看来，红楼梦都失去了它真实的价值，变成表现抽象“人性”的东西。
于是，从“自传的观念”论者的观点看来，红楼梦是没有意义的作品。
请听俞平伯先生怎样说：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
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
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
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骚之语。
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
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
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
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红楼梦辨中卷二一—二二
页）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虽将这段话删去，但他企图贬低红楼梦的倾向仍然存在着。
这样就给红楼梦注射了消毒剂，清除了它的“危险”作用，这对于封建阶级是大大的有利。
在这里，俞平伯先生所以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自传”的目的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仅这样，在俞平伯先生素来的认识中，全部中国古典文学都是毫无可取的，上引的一段话中说的还较缓和，而在“红楼梦辨”的其他地方却是十分的露骨了，“凡中国的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所以只知道讨顾客的喜欢”，“曹雪芹所指野史大约就是金瓶梅”。
同时他也不满于水浒的“奖盗贼贬军官”，并讽刺嘲笑儒林外史对“村老儿唱戏的，却一唱三叹而不止”。
这很明显地是反对那些作品对人民的歌颂和热爱。
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正是“五四”以后洋场绅士的本色。
从这种反动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论出发，必然会引导到丧失民族自信心。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所标榜的“这种文学，看似专家的考证，其实很可给一班人以历史观念”的“历史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了。
有人说俞平伯先生不是以观点著名，而是以考证方法著名。
那么，就再看看他的考证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红楼梦辨”是专重事实的考证而避开内容不谈，这正是胡适之所标榜的方法。
胡适之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
两个问题上着手；
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
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
的结论。
这是考证学的方法。……处处想撇开一
切先入的成见；
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
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
论上去。……但我自信：
这种考证的方法，……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我希
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
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
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中国章回小说考
证，二三二—二三三页）
我们认为考证作者的家世、生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是在为了分析作品内容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可是，胡适之和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俞平伯先生因为“考证”，却把红楼梦丰富的社会内容抹煞了，使完整的艺术形象割裂了，剩下的只是几条能满足俞平伯先生“研究兴味”的事实根据。
究竟“红楼梦辨”是怎样进行考证工作的呢？
俞平伯先生说：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
从这一“最主要的观念”出发，去寻找事实的根据来证实它，这是一条最轻便的道路。
从表面看这“最主要的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作者自叙中的某些话里得来。
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有某些事实作蓝本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它绝不是事实的记录。
如果相信作者自叙的话全是事实，也应该相信贾宝玉是那块大石头的化身，相信真有太虚幻境。
如此，恐怕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也要大费周折了。
俞平伯先生的“最主要的观念”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其实用的目的就在于从作品中抽出对他有“兴味”的事实，来证实它的假设，使客观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服从于他的主观主义的考据。
在文学研究的考据工作中，这是彻头彻尾的实验主义方法。
胡适之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在“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不顾一切客观事物的真象，制造出主观的观念；
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使所有客观的事物都能符合这种主观的论断。
使客观服从主观就是实验主义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俞平伯先生考证红楼梦的方法论的源泉，就是从此而来。
“红楼梦辨”虽然在表面上避开了红楼梦的内容不谈，实际上却狠狠地批评和歪曲了红楼梦的内容，从每一个考证的结论中都可看出他对红楼梦的曲解。
俞平伯先生只不过是以考证的方法代替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而已，这是和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密切相关的。
因此，在他的批评中就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从略。）
由此可见，俞平伯先生的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
那些形而上学地企图把方法和观点对立起来的人，在这里却大上其当了。
顾颉刚先生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把俞平伯先生和胡适之标榜为“新红学派”，并“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
那么，这“新红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总结起来，不过三点。
第1，“新红学”的研究态度表面是新的，而骨子里仍然是旧的。
俞平伯先生在1921年说：
“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
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
（“红楼梦辨”顾序）避开当时的政治斗争，钻到红楼梦中去消遣，逃避现实的士大夫阶级的怯懦本色完全暴露出来了。
这却是真正继承了旧红学家最坏的传统。
第2，“新红学家”自称是把“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从前的人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而“‘新红学’家”是“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来解释主观的冥想。
所谓“新”方法就是在新的反动的实验主义哲学指导下钻牛角尖的方法，这的确是旧红学家所没有的。
归根结底，他们是使红楼梦符合于他们的实验主义的考证，这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正确”的科学方法，也是最有“效用”的方法。
第3，“新红学家”曾想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
月刊，号召“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
过去”，引导读者逃避现实的政治斗争，免受马克
思主义的“危险”影响，都很安全地到红楼梦中去
“消夏”，“辨得越凶”，离现实越远越好。
用这
些东西来影响读者，使他们“无形之中，养成了他
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验主义的信
徒。
总之，“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几十年来成绩虽不多，而影响却不小，它支配着对红楼梦的研究，过去是这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这样。
但在解放以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响作深刻的检讨，相反的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这就是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研究”删去了旧著中个别的篇幅、细节和著作年月，并和补充的部分新作排在一起，在新的时代发表。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新作。
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并将个别的字句和表面结论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
俞平伯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
但是，这现象不但没有遭到反对，反而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种“抑扬的话头”不但掩饰了俞平伯先生的一切错误，而且帮助他的有毒的思想得以顺利地向青年中传播。
从这里，我们也更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所继承了的胡适之的反动思想的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是怎样在挣扎着的。
我们不应该过低估计它对广大读者的危害性，它现在会将来也会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出现的。
我们要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应该批评俞平伯先生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和方法；
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学遗产就必须批判与此相同的观点和方法——即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通过胡适之过去在中国学术界所长期散布的流毒。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走向正确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中树立起来，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新建设1954年03月号
〔二〕鲁迅全集五卷五○页
〔三〕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
〔四〕文中着重点全为笔者所加。

关于把苏联提出的美国侵略我国提案列入联大议程问题
联大全体会议仍无理决定暂不考虑
【新华社2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在10月21日举行全体会议，大会主席范克里芬斯在谈到批准证书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宣布有人动议单独表决国民党代表团的权力问题，他要求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有三十五票赞成国民党代表团的权力，十票反对，三票弃权。
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和缅甸投票反对，挪威、丹麦和以色列弃权。
印度代表团团长梅农解释投票动机时，对大会主席没有经过讨论就把这个问题交付表决表示遗憾。
梅农说，我们不认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代表中国。
承认他们的权力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
苏联代表马立克接着发言，他着重指出，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才能在联合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他说苏联代表团完全赞成印度代表团所解释的投票动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投票反对承认国民党分子的所谓全权证书。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提出的“禁止新的战争的宣传”这一项目列入本届会议议程，并决定交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
大会随即讨论把苏联代表团提出的“侵犯在中国海面的航行自由”和“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的责任”两个项目列入议程的问题。
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发言指出，总务委员会多数决定暂不考虑把上述两个问题列入议程，是不正确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维辛斯基追溯说，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提出的把“侵犯在中国海面的航行自由”作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列入议程的建议，已经是第2次了。
在上一次，大会决定延期几天再讨论这个建议。
但是已经过了不止“几天”了，现在该是大会履行它原来的决定的时候了。
维辛斯基说，在总务委员会上，有人说由于法国政府正和国民党集团进行关于苏联油船“图阿普斯号”的谈判，所以延期据说就是必要的。
他指出，这种说法是破产了的。
关于“图阿普斯号”的谈判并不能解决整个关于中国海面航行自由的问题。
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破坏了公海航行自由原则——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之一。
依照联合国当前的任务，大会必须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立即采取步骤来制止国民党分子在中国海面的海盗活动。
谈到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的责任，维辛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建议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除了根据其他理由以外，还根据这样一个事实：
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已创造了有利条件，便于解决一系列的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以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说，有些人说上述问题的考虑和解决可能产生使世界紧张局势加剧的效果，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世界紧张局势是缓和还是加剧，不在于是否讨论某些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像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之类事实究竟是仍然发生呢，还是受到制止。
继维辛斯基之后发言的是国民党分子，他的发言表明，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并不打算停止他们的海盗活动。
美、英、法三国代表支持总务委员会的多数决定，把他们在总务委员会上提出的论点又重复一遍。
波兰代表斯克热歇夫斯基说，应当不再拖延地把上述问题列入议程，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远东和平的巩固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他继续说，他的国家特别关心使国民党分子的海盗行为早日被制止，因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商船由于这些行为一直在遭受损失。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暂不考虑苏联代表团提出的两个项目。
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投票反对。

印度和法国签订移交法国在印属地的协定
尼赫鲁总理致电欢迎这些属地的人民加入印度大家庭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
印度共和国政府和法国政府21日在新德里签订了关于法国在印度的属地的协定。
协定规定，法国在印度的属地——本地治里、开利开尔、雅瑙汪和马赫在1954年11月01日交由印度政府接收。
协定共有三十五条，对于移交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规定。
协定规定，市区和代表大会“将维持它们目前的形式”。
法国的属地“将保持特别行政状态的好处，这种特别行政状态是在事实上的移交以前就实行了的”，并且以后任何关于行政制度的改变“应在明确了人民的希望以后再实行”。
这个协定的签订是印度和法国之间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谈判的结果。
法国属地的十六个市区和代表大会的一百七十八位代表曾在10月18日在离本地治里十五英里的吉士霍尔举行了一个会议，表决把本地治里、开利开尔、雅瑙汪和马赫四块法国属地并归印度。
这次移交标志着外国对这五个拥有三十六万多人口、面积达一百九十六平方英里的印度领土所实行的历时二百多年的统治的全部结束。
法国在印度的第五块属地昌得那哥尔已经在1949年06月举行公民投票以后移交给印度。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从北京发出的欢迎这个协定签订的电文中说，这个“决定将使这些属地的人民得以加入印度的大家庭”。
他说：
“我特别感到高兴，因为这种改变是人民意志的表现”。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外国朋友陆续回国并发表观感
赞扬我国的新面貌新风气和和平政策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团
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邀请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利里·怀希特夫人为首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团一行三人，在离开北京回柏林的前夕，写信给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信上说：
我们有机会来中国了解中国国内巨大范围的广泛改变；
这种改变是在人民政府的创举和全体人民积极从事下所获得的。
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有令人欢欣的改变，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所有这一切将永远生动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乡村或城市，不管是工业、艺术或科学，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充满希望的新的开始。
它表现在劳动、技术的改进，生产的提高和国家与人民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上。
信中又说：
在中国人民身上，深深地蕴藏着对和平的热爱和对其他民族的友谊。
信中赞扬中国的和平政策，并表示将尽力为更加巩固与加强中国妇女和其他民族的妇女之间的联系而斗争。
印度阿萨姆省粮食与农业部部长乔杜里
据香港“大公报”17日消息：
最近到我国访问并考察农业的印度阿萨姆省粮食与农业部部长乔杜里，于16日返国途中经过香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旅行对我是很有用的，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他举官厅水库为例说，他认为中国的水利工程是有效的、建造迅速的。
乔杜里说，他访问中国农村后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
中国农民的生活，已经改进了许多。
他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农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缅甸工会大会代表团团长吴拉实
据香港“文汇报”19日消息：
应邀前来我国访问参观的以工会大会（缅甸）副主席吴拉实为首的工会大会（缅甸）代表团和吴拉实夫人，已在19日自广州抵达香港。
吴拉实在香港对报界谈这次访问中国的感想说：
“中、缅两国之间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
我们无论到那里都受到中国人民友好的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联合声明中所提到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受到中国人民的真正拥护的。”
他又说：
“我们参观了许多工厂，包括炼钢厂、机器厂、橡胶厂、织造厂等。
我看见所有的工厂都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并且都管理得很好。
工人生产情绪非常热烈。”
印度尼西亚前经济部长苏玛南
印度尼西亚前经济部长苏玛南访问中国回国以后在17日对雅加达报纸“新报”记者说，在中国，人民所谈的只是如何加强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建设他们的国家。
中国没有一个人谈论战争。
苏玛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短时期内能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苏玛南说，他看到中国人民辛勤地、愉快地、效率极高地工作着。
他说，他相信苏联的帮助中国，是怀着友好的邻邦的诚意而这样作的。
他说，新中国的卫生工作、良好的社会秩序、他所接触到的人们的友好和诚挚的态度以及中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谦虚态度，使他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说，从种种细小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国家的新面貌和新风气。
苏玛南说，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他们曾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他说，周恩来总理的诚挚、坦白和友好的态度使他很为感动。
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青年代表
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北京会议，并到我国各地参观的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青年代表们，在回国路过香港时，向香港各报记者发表谈话。
14日到达香港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哈山等九人发表的一个书面谈话中说：
“中国人民正以极大热忱从事建设，以完成五年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都希望建立繁荣的生活与和平的世界。”
书面谈话中叙述到这次访问中国的深刻印象时说：
“中国人民具有保卫他们的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力量。”
在17日尼泊尔青年代表戈帕尔·钱德拉·阿玛泰发表访华观感说：
“无论走到那里我都感觉到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及和平的深厚愿望。”
他又说：
“尼泊尔人民与中国人民是有悠长的友谊的。
现在尼泊尔人民已明了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并且注意到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我们都希望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

德国民主力量的又一重大胜利
　程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0月17日举行了人民议院的选举，21日发表的选举的最后正式结果表明，选民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四一参加了投票；
而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六的投票者投票赞成由民主德国全国阵线所提出的包括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内的候选人名单。
这无疑是德国民主力量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选举的举行，是民主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且对于整个德国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年以前，德国的民主进步力量在被战争毁坏的东部废墟上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1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五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各方面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巩固。
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手中。
反法西斯的民主制度已成为这个国家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在苏联的帮助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这些年来坚持不渝地执行了和平和各民族友好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影响已一天比一天扩大，并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尽管美帝国主义这些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削弱这个年青的国家，甚至对它发动了大规模的挑衅和颠覆活动，也仍然丝毫不能动摇它的基础。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全德国爱好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了。
这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民主德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领导力量——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首的全国阵线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于领导自己国家的领导力量所表现的信任，并不是偶然的。
在1950年举行第1届人民议院选举的时候，全国阵线提出的纲领中曾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列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四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这个纲领，在发展国民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实行了减低物价、降低税额、增加工资，扩大社会福利事业的措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到处都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气，人民过着日益幸福的生活。
这和西德居民因为阿登纳政府追随美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而遭到的失业、贫困的痛苦生活，成为鲜明的对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根据几年来的亲身体验，完全确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是符合于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遵循的发展道路，是能够使德国在和平民主基础上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广大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这次人民议院的选举，并在选举中竭诚拥护自己的人民民主制度。
对于全体德国人民来说，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在和平民主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
因为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德国，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幸福与和平才能获得保证。
在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首的全国阵线领导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五年来始终不渝地为这样的目标奋斗，并曾先后五十多次提出各种声明和建议，以谋求迅速实现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
由于奉行这种维护德国民族利益的政策，全国阵线在东德和西德的广大群众中取得了日益增大的信任。
在这次选举中，全国阵线向选民提出的选举宣言，就是一个和平的纲领，是一个在民主基础上恢复德国统一的纲领。
它主张恢复中断了的德国问题的谈判，号召“德国人，坐到一张桌子旁来！”
，
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争取缔结和约和恢复国家的统一。
这些鲜明的纲领无庸置疑是表达了全体德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民主德国人民投票支持全国阵线的候选人，就是因为他们拥护全国阵线争取和平统一德国的纲领，赞成它所指出的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
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举的结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德国人民要求恢复德国统一的强烈意志。
大家知道，在今年06月举行的全国性投票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绝大多数的人就曾表示了他们反对分裂和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意志，要求迅速缔结和约和恢复国家统一。
德国人民这种要求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日益强烈，他们在最近的选举中，以团结一致的行动表示，绝不容许再拖延和阻挠德国问题的解决。
德国人民的这种坚强的意志是不能忽视的。
柏林会议结束以后，德国问题并没有从国际日程上除掉。
苏联继续不倦地进行了新的努力，来谋求解决德国问题。
特别是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破产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
但是西方国家一心要分裂德国和分裂欧洲，它们拒绝了苏联关于重开四国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的建议，而致力于追求复活西德军国主义的新计划，它们制订了一个所谓“伦敦协议”来代替已经破产的
“巴黎条约”。
西方国家现在正在加紧活动来实施
“伦敦协议”的计划，这就使得欧洲各国又面临德国军国主义迅速复活的新威胁，同时使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也有被堵塞的危险。
因此，欧洲各国人民，首先是德国人民，争取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独立、统一与和平的德国的任务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了。
现在是全体德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而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不久以前所正确指出的：
“目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党如何战胜另外一个党，而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如何战胜那些正在分裂和奴役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的力量，如何战胜那些以阿登纳政府为集中代表的容克地主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
东德和西德一切爱国人士必须团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争取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
当前德国国内外的形势都是有利于这一斗争的。
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在柏林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
苏联政府准备考虑柏林会议的参与国以前提出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以及在全德选举问题上可能提出的新建议，这就给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提出新的有利条件。
只要德国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击败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阴谋，就有可能实现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
而民主德国人民在这一次选举中的胜利，对于这一伟大斗争的进一步开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解放军歌舞团在波兰海港革但斯克演出
【新华社华沙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连日来在波兰著名港口革但斯克进行演出访问活动后，已启程前往波兰另一海港斯才新。
歌舞团在革但斯克期间共为当地工人、海员和部队演出了五场，还派部分团员到郊区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演出。
每次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革但斯克，歌舞团还同当地的工人、部队和文化团体举行了联欢并和波兰水兵们乘船游览了美丽的波罗的海。
歌舞团还参观了革但斯克古老的市区，规模宏大的造船厂，海军俱乐部和航海博物馆等。
歌舞团人员在革但斯克会见了从被蒋介石卖国集团劫往台湾的波兰商船“工作号”上返回祖国的波兰海员，并和他们进行了联欢和座谈。
海员们在谈话中愤怒地控诉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劫夺商船、破坏公海航行自由的海盗行为，并表示将继续向全世界呼吁，要求释放目前仍被蒋介石卖国集团扣留在台湾的波兰船员。

日本众议院议员田中稔男发表谈话
欢迎中苏两国对日关系联合宣言
潘迪特夫人要求日本发展同中国的传统关系
【新华社23日讯】
据香港“大公报”22日报道：
日本众议院议员、左派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田中稔男，21日途经香港回国时对香港报界发表谈话，拥护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田中稔男说：
“我欢迎这个宣言，因为它在恢复日本和中苏两国间正常关系方面是有用的。”
田中稔男认为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将有助于亚洲和平的确立”。
他说：
“两国著名而能干的政治家的会晤，必将谈到有关亚洲的许多问题，而他们代表着两国九亿六千万的人民”。
他还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像太阳一样明显的事实。
把台湾从蒋介石的压榨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任何别的国家都不能干涉。”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
目前正在日本访问的前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特夫人，21日向日本改进党发表演说，要求日本发展同中国原有的深厚的传统关系。
20日，潘迪特夫人在一次宴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她坚决相信：
世界上不同背景和传统的国家是可以共处的，只要它们学习忍耐和互相尊重，并通过会议、讨论和辩论努力求得彼此间的了解。
潘迪特夫人对那种大国把武器供给较小国家的军事联盟的功效表示怀疑。
她说，这种联盟并不能制止战争，反而会使局势恶化。

日本的和平和亚洲
——大山郁夫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摘要
【新华社2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著名和平人士大山郁夫在日本10月号“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日本的和平和亚洲”为题的文章。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的和平运动和目前的国际形势。
文章说：
今年的日本和平运动有了迅速的飞跃的发展，它是反映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世界的现象。
一年以来，在全世界和平力量和战争势力之间的严重斗争中，和平力量已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印度支那的停战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日本和平运动的飞跃发展也是必然的事情。
文章指出：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同时还是日本广大人民的一个爱国运动，由于日本对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从属关系日益加深，日本人民不能不考虑到日本的政治独立以及和此有深刻关系的经济独立，因此要求和邻国通商贸易——特别是对于日中、日苏以及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感到迫切。
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仅有日本的工人、农民、渔民，不仅有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人士，而且还包括日本的中小企业以及除了极少数的独占资本家以外的一般资本家。
文章指出：
在全世界热烈欢迎印度支那停战的时候，美国当局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并且表示了露骨的不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第1，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美国政府看来，是对为了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采取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根本政策的正面冲突；
其次，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苏联、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所作的最大贡献，因此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都被认为违反了美国的意志。
文章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日益提高和巩固。
文章说：
我们应当重视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缅甸总理会谈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因为这五项原则不仅是最妥当、最足凭信的原则，而且完全表现了所有亚洲人要求和平的夙愿和希望。
从这五项原则就可以得出“亚洲人决不相互残杀”的原则，得出“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应当完全交还本国人”的原则，得出“在亚洲的外国军队应当立即撤退”的原则，得出“亚洲各国人民决不参加本质上是分裂亚洲的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太平洋公约组织等军事集团”的原则。
文章最后说：
我们要在这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为了日本的独立和自由，为了亚洲的和平而全力奋斗，参加持久的世界和平的建设事业，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

祝贺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人工放射性作用二十周年
法国著名科学家和各界人士举行庆祝会
【新华社23日讯】
塔斯社巴黎讯：
21日举行了向著名的法国科学家、伟大的进步社会活动家约里奥—居里夫妇致敬的庆祝会，祝贺他们发现人工放射性作用二十周年。
出席庆祝会的有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国民教育部长贝多文和法国各界许多代表。
向约里奥—居里夫妇祝贺的有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路易·德布罗里、法国国立中央科学研究院院长加斯顿·杜布瓦、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弗朗西·贝朗、国民教育部长贝多文等人。
他们都指出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科学发现对全世界放射性物质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代表他夫人以及代表他自己对给予他们的荣誉表示感谢，并要求各国科学家加强联系。
他说道，现在当科学发明常常被利用来达到破坏性的目的，当对科学、也就是对文明进步的信任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对利用科学来达到包藏祸心的目的。

美日在华盛顿开始预备谈判
主要议题是重新武装日本
【新华社21日讯】
华盛顿消息：
日本和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在华盛顿举行美、日会谈的预备谈判。
据合众社报道，18日到达华盛顿的日本通商产业相爱知揆一和其他的日本官员，在当天就访问了美国援外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人员，就“加强（日本）武装部队”和日本购买美国剩余农产品以及如何利用剩余农产品的价款来加强日本经济军事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这以后，爱知揆一等还将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人举行一连串的会谈，以便为吉田到达美国进行的正式会谈“铺平道路”。
美日双方现在加紧进行准备的美、日正式会谈的内容，从美日两国政府官员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日本驻美国大使井口贞夫曾在17日说：
“这次谈判将讨论日本的防御计划”。
合众社在15日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透露，美、日双方将讨论“两国间的防御关系”，即“增加日本防御部队和美国在明年应作些什么”的问题；
将讨论“使日本防御工厂进行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和美国在日本进行“海外采购”的开支问题；
并且，美国还准备签订把大量剩余商品卖给日本的协定，进一步使美国垄断资本控制日本的国内外市场。

苏联农业展览会观众达七百多万
杰出的农业革新者马尔采夫在展览会上报告新耕作法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农业展览会从08月01日开幕以来，到10月15日为止，参观人数已达七百多万。
虽然莫斯科的气候现在已经变冷了，但是每天到展览会参观的还有六、七万人。
在两个半月内，展览会上共举行了五百多次讲演。
每天都有农业先进工作者和科学家在各个展览馆和演讲厅举办的各种讲座上，向观众讲授先进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
展览会各展览地段和米丘林果园中，现在已种上了冬季作物。
在占地两千多平方公尺的温床中，正在准备收获蕃茄、甘蓝和葱。
季米里雅泽夫农业学院所展出的露天温室，已栽上了花椰菜菜秧。
这种露天温室和普通温床不同，它们不用玻璃框罩起来，而是靠地下热水管来保暖。
即使温度降低到七度，植物仍然可以很好地在露天下成长。
各展览馆最近又补充了一批新的展览品。
展览台上陈列着各地新收获的棉花、蔬菜、马铃薯、苹果和葡萄。
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等开垦地区的展览馆中，陈列着一捆捆在新垦地上首次出产的谷物。
展览会上展出的机器的种类也增加了。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17日电：
南乌拉尔的集体农庄庄员、学者特·马尔采夫——新耕作法的创始人——来到苏联农业展览会。
他和展览会的参观者及工作人员在10月16日的会见是当天的一件大事。
展览会的礼堂里坐满了人，从苏联各州来到这里的有一千多位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极感兴趣地听了这位集体农庄革新者的报告。
马尔采夫在库尔干州的“列宁遗志”集体农庄作一个田野农作家已经二十五年了。
他同时大力进行科学工作，他培育出许多种新的农作物，创造了提高土地肥力的新方法。
五年前，“列宁遗志”集体农庄的试验土地和实验室改为苏联科学院科学实验站，马尔采夫领导这一实验站的工作。
马尔采夫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说：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很难分别出科学和农业实践之间的界线。
我们研究工作的所有题材都是根据集体农庄生产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的，这条原则也是实验站最近在防旱问题上的研究工作的基础。
马尔采夫在详细研究了土壤、气候的条件和植物的生活以后，根本改变了耕作方法。
按照马尔采夫的方法，每隔四五年用不带犁壁的犁深耕一次，而不必每年翻耕。
每年只要深深地松土和接着耙土，这一切可以使肥料和水分积聚在土壤内。
马尔采夫也在草田轮种制中采用了新的种草法。
他用一年生草去代替多年生草。
新的农业技术使集体农庄的土地完全清除了杂草。
马尔采夫说：
我记得，大约三十年前我们那里的旱灾使农民毫无收成。
现在就是在非常干燥的热风的条件下，集体农庄从每公顷收获的小麦平均产量通常总不少于十八公担，有时，每公顷还能收割四十公担以上的小麦。
马尔采夫在报告后回答了向他提出的许多关于农业工具、施肥方法、栽种青草和在不同的条件下灵活采用他的耕作方法等问题。
苏联农业展览会总干事尼·齐津院士代表所有听众感谢马尔采夫做了动人的科学报告。

进一步减轻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费力劳动
苏联工艺合作社系统将修建一千多个企业
【新华社莫斯科22日电】
苏联工艺合作社系统在1954年和1955年两年内将陆续修建一千五百个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企业。
苏联工艺合作社除生产日用品以外，另一主要业务是为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务，以便减轻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费力劳动。
1953年内，工艺合作社系统已有六万一千个为居民生活需要服务的企业，服务的范围包括各种修理工作、浆洗工作、搬运工作等。
在今明两年内陆续建成的这些企业中，有许多是完全机械化的联合企业。
它们包括好几个车间，可以修理衣着、家具、金属用品等等。
今年内，共有十个新的化学洗染企业完工，每天都可接纳大量的衣服。
此外，在最近几年内，还要建设一百多个大缝纫企业，以供接纳居民的个别订货的需要。
在农村中，近年来对为生活需要服务的企业的要求日益增加。
为进一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各个区都要建立一个这样的联合企业。

广大群众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0月02日在北京西直门外苏联展览馆开幕。
展览会的规模宏大，内容丰富。
展览会共分十六个馆，全部实物展品达一万一千三百多件，此外还有大量的模型、图片、统计图表等。
这些实物和图表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显示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的伟大和壮丽。
上图是展览会大门正面全景。
这一期照片摄影者：
本报　高粮、纳一、王志渊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齐白石（右）在参观油画、雕塑和版画馆后与苏联艺术研究院院长亚·米·格拉西莫夫（左）亲切地交谈。
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孟泰（左起第2人）、王崇伦（左第1人）等在工业馆内。
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左）、李凤兰（中）和工业劳动模范李凤莲在农业馆内。
观众在展览馆北面的广场上参观电气机车。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出版物和职业教育馆内。
电影马上就要放映了。
走进农业馆，一片丰收景象展开在观众面前。
在乐器、无线电和家具馆内观众们被优美的钢琴声吸引住。
挤满观众的工业馆。

优美的民间舞蹈艺术
——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在北京演出
乌克兰组舞。
中国古典哑剧——“三岔口”。
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在北京演出了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民族风格的优美的民间舞蹈。
这是俄罗斯组舞的一个场面。
这个舞蹈表现了俄罗斯民族舞蹈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这一期照片摄影者：
本报朱　波　袁毅平　王志渊“游击队员”——舞蹈剧。
演员们在这个舞蹈中创造出了在高加索地区活动的苏维埃游击队员的伟大形象。
莫尔达维亚“茹克舞”。
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每次演出都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每次演出完毕，首都人民向舞蹈团和该团艺术领导人伊·莫伊塞耶夫献花致敬。
别洛露西亚“马铃薯”舞是根据别洛露西亚民歌“马铃薯舞”的题材和旋律而创造的。
这个舞蹈充分表达了别洛露西亚劳动人民栽种和收割马铃薯的劳动生活。
中国舞蹈“大腰鼓”。
喀山鞑靼人组舞。
朝鲜“樵夫与村女”舞。
俄罗斯“林中空地”舞。
在苏联展览馆的露天剧场内，千百个观众怀着极大的兴趣来欣赏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的舞蹈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