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送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节目
据新华社22日讯：
为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09月24日起举办“莫斯科广播电台对中国听众广播的华语节目。”
这个节目在每星期三和星期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1种节目中播送。
在09月内，每次播送时间是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到八时十五分；
10月03日起改在下午七时到七时三十分。
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的国际事件。
09月24日将首次播送这个广播节目，内容有三部分：
第1部分是苏联各地消息；
第2部分是莫斯科近郊格鲁霍沃棉织联合厂纺纱女工纳古里什娜的讲话，祝贺我国成立五周年；
第3部分是介绍将来我国巡回表演的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和该舞蹈团演奏的精彩的音乐节目录音的片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继续举行
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新华社2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23日进入第3项议程——讨论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三时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总理的历时两小时的报告不断地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会议接着进入发言。
今天发言的，有陈云、郭沫若、程潜、邓子恢等四位代表。
他们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们有的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补充，有的对政府工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六时五十五分结束。
会议将在24日继续举行。
（附图片）
上图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朱　波摄

全国各地广大人民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
【本报讯】
全国工人农民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纷纷表示要坚决拥护和遵守宪法，并要用实际行动来贯彻执行宪法中规定的任务。
钢都鞍山广大职工都表示要坚决地履行遵守宪法的神圣义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崇伦所在的鞍钢机械总厂工具车间全体职工，一致提出要坚决地执行宪法，继续开展劳动竞赛，保证安全生产，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在即将完工的鞍钢第3座自动化炼铁炉工地上，配管工人们提出：
一定要在21日完成炼铁炉水管的试水工作，给炼铁炉创造提前烘炉的条件。
为宪法公布的喜讯所鼓舞的太原钢铁厂许多职工，在公布当天的夜班创造了班产新纪录。
平炉炼钢、轧钢、电炉炼钢、炼铁、炼焦等全厂所有主要生产车间，20日都超额完成日产计划，多给国家生产了生铁、钢和各种钢材等几百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凯山所在的太原第二发电厂锅炉检修队，保证提前在国庆节前完成全部锅炉检修任务，保证第4季度对太原市各厂矿的安全供电。
在武汉市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斗争的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工人刘华清，看了宪法十分激动地说：
“宪法上规定了要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我响应祖国号召，支援解放台湾。”
武汉冶电业局第五发电厂老工人方介安也表示要把宪法所规定的东西，贯彻到行动中去。
并保证在生产上很好地遵守劳动纪律。
宪法公布的喜讯传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时，社员们立即举行座谈会，一致保证今年秋收前要割蒿八十万斤沤肥，为明年再增产做好准备。
长治中苏友好集体农庄庄员们在收听宪法广播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一致表示要在秋收中细收细打，争取每亩地再增产粮五斤，全庄共增产七万斤，以保证今年卖给国家一百二十五万斤余粮。
四川农民热烈迎接国庆节和欢庆宪法的公布。
在丰收的村庄中，到处看到缴粮、卖粮给国家的人们。
璧山县三区农民，日夜不断地把粮食送往来风驿的仓库里，三个仓库九天中收购了干谷九十六万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喜讯传到新疆省乌鲁木齐市后，全市各民族人民以不同的语言一致欢呼宪法的诞生。
21日晚间10月汽车修配厂各车间的二十二个汉族和维吾尔族男女劳动模范和功臣，举行了座谈会。
车身车间车箱小组组长李明全说：
为了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小组内已用二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原计划一个月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的规定。
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听到了这个喜讯后，不禁欢呼鼓掌。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首府允景洪，有一千二百多人收听广播，当晚他们还举行了庆祝大会，演唱了爱尼族的“丰收歌”和“歌颂毛主席”等歌曲。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的首府芒市，有八百多人收听了通过宪法的广播，并举行了讨论会。
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各族人民听到宪法的诞生喜讯后，都欢欣鼓舞。
工厂和学校地区更是锣鼓喧天，一片欢腾。
回民自治区为庆祝和号召全区回、汉等族人民认真遵守和执行宪法，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基层干部大会。
回民生产供应社榨油厂全体工人，为迎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而开展的劳动竞赛已经取得了成绩，出油率提高了百分之二。
西康省各厂矿职工以新的生产成就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和宪法的诞生。
国营西康省运输公司雅安汽车修理厂职工，在大会进行期间，由过去每大修一部车需要二十四天缩短到十三天，打破了历年来修车的最高纪录。
青海省西宁市各族人民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保证宪法的实施。
西宁机械修配厂翻砂车间铸锅组组长韩思恭兴奋地说：
“我们的宪法条条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我们工人要模范地执行宪法。
我要带动全组同志不浪费材料，爱护机器，遵守劳动纪律，从现在起到11月争取超额百分之十完成生产计划。”
广州市归国华侨、华侨眷属欢庆宪法的公布。
09月13日才返抵广州的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潘发涛说：
“我刚回到祖国便碰到宪法诞生这件大喜事，真是太使人兴奋了，这部宪法一公布，将使海外千百万华侨进一步团结在祖国的周围。”
归国华侨、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健初说：
“宪法的诞生，是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四海同庆的大事；
我坚决遵守和拥护这部人民的宪法。”

印中友协访华代表团昨日到达北京
【新华社23日讯】
应中印友好协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在团长、印度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和副团长、印中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吉安·昌德的率领下在23日上午到达北京。
乌玛·尼赫鲁夫人在到达北京后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我们的代表团从印度带给你们衷心的敬爱。
我们到这里来特别是为了建立印度和中国之间更好的谅解，这样，如果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就能保证亚洲和平。
从我们进入中国国境时起，你们的热情款待就使我们感到像在家里差不多，为此我们无任感激。”
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由三十五人组成，团员有：
西孟加拉省立法会议议长沙·慕克吉；
国会议员克·格·沃德雅尔，戈·雷迪，纳·普·达莫达兰，普·特·普诺斯；
省（邦）立法会议议员格·维·哈利克里，米·杜·古普塔，莫·卡赞奇，山·普·米特拉；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印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委员郭白克，印中友协各分会负责人斯·特·纳拉西姆汉，塔·古普塔，拉·拉希里；
历史学家布·鲁·查特吉；
文艺工作者迪·卡·甘地，鲁·汉吉，萨·维迪亚兰卡；
律师斯·阿·马苏德；
教育工作者艾·塞恩；
新闻工作者格·普·贾殷；
社会工作者阿·卡朗吉亚夫人，哈·帕里克，赫·赫吉斯特，马·森德拉尔，斯·格·拉姆钱德兰夫人，维·瓦拉尤丹；
工商界人士杰·杰·坦纳，克·克·莫迪，普·麦·乔汉，斯·慕克吉和印中友协人员德·南迪，阿·罗伊，苏·德布等。
印中友协访华代表团23日下午列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迎接国庆节
康藏公路筑路人员展开劳动竞赛
【新华社昌都22日电】
康藏公路筑路人员正以新的劳动成就来庆祝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召开和迎接国庆节的来临。
在二百多里长的施工线上，落雨天和星期日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作工；
夜里的开山炮火和工地灯光照亮着奔腾的河水；
整个工区构成一幅壮丽的图景。
成千上万的战士和工人热烈地展开劳动竞赛，争取在09月25日以前把今年最艰巨的全长二百一十多公里的施工地段修通。
人们一边工作一边兴奋地谈论着：
今年祖国的胜利大、喜事多，我们要用新的劳动成就来向祖国祝贺。
某部干部、战士们，从09月初普遍参加“爱国建藏”立功运动，他们在上半月的施工中平均工效达到标准定额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四。
在波曲河南险崖上战斗了一个多月的战士们，得到机械工人支援后，决定在09月23日完成四万多方石方工程的任务，比原订通车时间再提前两天，作为向国庆节的献礼。
在夜班工地上，团参谋长宫血三和连长李润生告诉记者说：
我们连着四年都在国庆节前提前完成了筑路架桥任务，今年任务更重，完成得也最快。
正在这里工作的机械筑路工人，没等一座二百多公尺长的大桥架好，就由架桥工人帮助把汽车和机器从钢索上溜了过来，到这里和劈石崖的战士并肩工作，并把穿孔工效提高了百分之十。
进入新工区的某部战士们，有的下水修好了防护路基的木笼，有的正在清除着从高山上落下来的泥沙，乱石，决定在国庆节前一星期把十三公里路基全部修通。
在到预计09月25日通车的最后一段工区上，工人们已经把几十万斤的粮食、料具向前背运了一百到二百里，并用伐木机和人工从线路上清除了大量树木和石头。
他们普遍都超过了标准工效，工人们有信心保证在09月25日让汽车从他们修筑的路上通过，来迎接伟大祖国的国庆节。
【新华社昌都23日电】
修建康藏公路的全体筑路人员，写信给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大会保证在今年年底把公路修到拉萨。
信上说：
亲爱的代表们，在这些胜利接着胜利的欢乐日子里，再向你们报告一个喜讯：
我们保证在今年年底把公路修到拉萨。
我们决心用这一实际行动，作为对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第2年度的献礼，支援解放台湾；
并以此作为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献礼。
几年来，我们碰到过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每当我们想到伟大的毛主席给我们的“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的指示时，困难就显得渺小了。
今年我们在波密区碰到了历年来少有的困难，我们接连和洪水、塌方进行了多次斗争，现在已经把它们驯服在脚下。
在塌方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内就有几十处上千上万方的塌方压到路基上，刚刚清除了一处，另一段上又垮了下来。
当时我们下定决心，互相鼓励：
就是一座山垮下来，也不准它阻挡公路前进。
在西通拉萨的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随时准备跟任何困难作斗争，而且要一定战胜它。
我们知道：
我们多挖一锹土，多搬一块石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来得快一点；
我们多流一滴汗，多吃一分苦，藏族人民就多添一分福；
把公路早一天修到拉萨，藏族人民更加幸福的日子就会早一天到来。
我们一定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嘱托，一定使康藏人民的理想变成现实。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上海亚细亚钢铁厂冶炼车间工人，以提前十四天又十四小时完成第3季度生产任务的新成就，作为向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国庆节的献礼。
这是冶炼车间出钢的场面。

我强大炮兵部队再次痛击金门岛蒋贼军
【新华社福建前线23日电】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继09月03日沉重炮击金门岛上蒋贼军之后，又在22日再次痛击大、小金门岛上的蒋贼军。
22日十七时十五分到十八时三十五分，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强大炮兵部队向大、小金门岛上的蒋贼军进行猛烈的炮击。
无数门大炮一齐开火，大批炮弹飞越海峡像冰雹一样落在大、小金门岛蒋贼军阵地上，立刻在蒋贼军阵地上掀起一片烟尘。
蒋贼军炮兵企图还击，但立即遭到我军威力巨大的大炮的压制，许多蒋贼军炮兵阵地被打成哑巴。
小金门岛上的蒋贼军被打得特别狼狈，在我军炮击的一个多小时中，一弹也未敢还击。
遭受我军炮击最严重的是大金门岛顶埔下、埔边、谢厝、东堡和小金门岛等蒋贼军阵地，我军炮弹百分之九十五都命中了目标，严重摧毁蒋贼军阵地。

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09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恩来各位代表：
我们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并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以后，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工作，通过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接着，又通过了几个重要的法律。
现在，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
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在1949年至1952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随后，从195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1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订第1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
第1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
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
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
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1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这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
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
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因为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好呢？
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1个主意好，第2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1949年至1952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
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1953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1954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二点二倍。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拿几项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1954年预计产量来同1949年产量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动人的数字：
电力一百零八亿度，等于1949年的二点五倍；
原煤八千一百九十九万吨，等于1949年的二点六倍；
生铁三百零三万吨，等于1949年的十二点四倍；
钢二百十七万吨，等于1949年的十三点七倍；
金属切削机床一万三千五百十三台，等于1949年的八点五倍；
水泥四百七十三万吨，等于1949年的七点二倍；
棉纱四百六十万件，等于1949年的二点六倍；
机制纸四十八万吨，等于1949年的四点五倍。
当然这些产量还是很少的，但是它们的增长状况表明，只要坚持努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1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在1949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1954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
第2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1954年消费资料的生产将等于1949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却将等于1949年的五点七倍左右。
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1954年将由1949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
第3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1954年预计将由1949年的百分之三十七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一左右。
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
这些统计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
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所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
在这些项目中，有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类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
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
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1958年完成，少数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1953年全国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较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六，1954年计划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又比1953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1954年新建、改建和续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共有三百个，预计在本年内可以有五十一个重大项目完成建设。
在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中，已全部或者部分完工并投入生产的有十七项，包括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薄板厂，阜新的海州露天煤矿等；
正在施工的有三十四项；
其余都正在设计，不久就可以开始施工。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
全国的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英勇奋斗，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祖国的面貌。
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有计划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从最近几年的事实看来，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是有进步的。
我们的工业管理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各工业部门在实行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度、改进技术领导、扩大地质勘探力量和基本建设力量等方面都得到了许多成绩和经验。
广大的职工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在技术上也有了不少的发明和创造。
依靠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1953年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1952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同年中央五个工业部的产品成本比1952年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三点二。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
我们既然是在开始学习，必然要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已经遇到不少困难。
我们还必须克服许多工作上的缺点。
我们的年度计划并不是都完成了。
例如1953年中央六个工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就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三。
水力涡轮、原盐和糖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计划的建设单位和生产企业更多。
例如根据重工业部的检查，重工业部1953年总的产值计划是超额完成了，但是它所属的生产企业却有百分之二十五没有完成计划；
并且，如果从生产总值、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四种指标来检查，全面完成四种计划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此外，有些企业的计划定得过于保守，很容易超额完成，失掉了指导生产的意义。
最突出的如沈阳染料厂1953年竟完成了利润计划的百分之五百以上。
这些严重的情形在其他的工业部也同样存在，有的甚至更严重。
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来改变这些情形。
目前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计划性不足。
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计划不够准确，不够完整，常常互相脱节，并且常常变动。
很明显，这里有很多客观的困难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克服。
但是毕竟有不少供应、生产、销售之间的不平衡，不少产品的品种、规格的不合需要，不少建设工作中的勘探、设计、施工的不能衔接，不少交通运输、工业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的不相配合，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足和工作中的错误而来的。
这方面的状况必须尽可能改善，以减少国家的损失。
各个企业、各个主管部门和国家的计划统计机关必须系统地全面地研究生产和需要的情况，研究建设工作中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复的周密的平衡和计算，加强各有关部门相互的配合和协作，并充分地吸收广大的职工群众的意见。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规定各种指标，订出先进的确实的计划。
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还必须进行深入检查，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以保证国家计划的全面的完成。
工业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许多部门和企业不重视节约资金、不重视管理财务成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浪费。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过太原热电站建设工程中的浪费情况，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
这个工程因为盲目采购材料而积压资金一百四十四亿余元，因为没有及时向国家申请调拨物资损失二十五亿七千多万元，因为材料使用的浪费损失十八亿余元，因为劳动效率过低损失二十三亿五千多万元，因为工地临时建筑标准过高浪费二十三亿元，而因为工地物资散失和购置家具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还不在内。
这种情形在目前的基本建设工程中还远不是少数。
不少的基本建设工程还没有规定适当的建设标准，而不少城市、机关、学校、企业又常常进行一些不急需的或者过于豪华的建筑，任意耗费国家有限的资金。
许多工业企业在生产中由于管理机构庞大、管理不善、原材料使用不当、劳动组织不好、劳动纪律松懈、产品质量低劣、对生产安全注意不够等项原因也造成国家的浩大损失。
按1954年的计划指标计算，单是中央的六个工业部加上地质、建筑工程、铁道、交通、邮电、林业六个部，只要降低基本建设的建筑安装成本的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节约二千八百亿元；
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的生产成本只要降低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节约八千四百亿元；
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要提高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增产一万六千亿元。
因此，为了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为了消灭浪费，一切国营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全面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力求降低成本。
技术力量的不足和技术管理的不善，也是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
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
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
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以便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的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完成现代化的新企业的建设和掌握这些新建企业的生产技术。
但是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
许多工业企业和工业管理机关没有正确地分配技术人才，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合理使用，没有在技术工作中建立必要的制度，没有严格地贯彻操作规程和技术安全规程。
许多企业虽然注意了一般技工的培养，但是还很少注意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的培养，对于技术试验和研究工作也注意不够。
这样就使有许多本来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变得不能解决或不能正确地解决了。
这些混乱状况必须迅速克服。
各个企业应当用大力开办技术训练班和各级业余技术学校，组织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认真学习技术，研究和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并且在广大职工中有领导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节约，加强技术管理，这些就是工业部门的迫切任务，也是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水利、林业和各个进行基本建设的部门的迫切任务。
这些任务，大部分也是商业部门和国营农业的管理机关所必须注意实现的。
我国的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
1952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农业在1953年因为有较重的自然灾害没有完成计划，但是粮食的产量仍比1952年略高，棉花的产量也超过解放以前。
今年因为长江和淮河流域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农业生产计划也不能完成，但是今年夏季麦子丰收，大部地区秋季也可望丰收，全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仍可超过1953年。
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一点五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二点八倍。
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
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
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
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
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历年都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的发展，而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展互助合作，努力增产粮食和各种技术作物，并且踊跃地把他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
我国在过去两年内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农业生产能继续有所发展，市场能继续保持稳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五万万农民表示感谢。
但是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
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逐步改变农业中的落后的个体经营，按自愿的原则用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的生产。
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过去一年内已有空前的发展，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农户已经达到全体农户的百分之六十。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年08月已经发展到十万个，预计明年春耕时将达五十万个以上，参加的农户将达一千万户以上。
我们希望，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可以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
必须适当地增加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棉花的生产能够赶上工业需要，油料的生产能够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为了解决耕畜役畜不足、肉食供应不足和肥料不足的困难，并且为了扩大皮毛的生产，必须努力发展养畜业。
对捕鱼养鱼事业，也应当注意发展。
在水利方面，国家在过去几年内修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减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年的防汛斗争中的作用更为显著。
尚未全部完成的治淮工程超额地负担了防洪的任务。
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和独流减河入海工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防洪的效能。
今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洪水是近百年少有的，比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31年大得多，但是人民的受害却少得多。
依靠汛区人民的奋斗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保持了武汉、南京、蚌埠、天津等重要城市、苏北平原、淮北平原和荆江大堤的安全，减轻了广大农田的受灾程度。
全国被淹的农田约占全国农田十分之一即一亿六千余万亩，经过排水、救苗和补种，成灾面积已经缩小一半。
在成灾的八千余万亩农田中，有三千万亩在短期内尚难排出积水。
现在政府在灾区正继续用大力进行救灾、排涝和抢种工作，在非灾区正组织超额增产运动以弥补灾区减产的损失。
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我们在水利方面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今年的洪水也暴露了过去治水工作的不少缺点，例如防洪设计标准一般地偏低，个别工程修得不够安全，有一个时期比较忽视治理内涝和农田水利的工作。
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
林业对供应建设事业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风沙灾害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森林资源是不足的，除了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以外，还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
同农民一样，手工业者也正在迅速地组织生产合作社。
据1953年底的统计，已经有三十万手工业者组织在四千八百多个生产合作社中。
这样的合作社今后应当更有计划地积极发展。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在过去五年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铁路正线的通车里程1949年为二万一千七百公里；
由于历年修复和新建了不少铁路，今年预计将达二万五千五百公里。
宝鸡成都线今年可以由成都铺轨到广元；
兰州新疆线今年可以向西铺轨到武威以西的怀西堡。
全国公路的通车里程今年将达十四万多公里。
工程艰险、意义重大的康藏公路将在今年内全线初步通车。
海上运输和内河航运也都有发展。
在邮电事业方面，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通信网，基本上适应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不断提高运输能力以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国铁路客货周转量每年都有增长，今年预计可以等于1950年的两倍以上。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除了必须增加线路、改进设备以外，还应当改善经营管理，发掘运输的潜力，特别是要进一步缩短车辆和船舶的周转时间。
此外，合理发挥水运对于陆运的配合作用，并逐步消灭过远、过短、对流和其他不合理的浪费的运输，不但可以节省整个运输能力，而且可以大大减少运输费用。
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各个有关的经济部门必须共同努力。
五年以来，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195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经增加到三百二十五万亿元，等于1950年的一点八倍，对外贸易也达到1950年的一点八倍。
国营商业已经可以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并且管制了全部对外贸易。
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在今年上半年已有基层社三万一千余个，社员一亿六千五百五十二万余人，成为国营商业的强大助手。
目前，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
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便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
这些措施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
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利益，也保障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仅仅对于少数投机者不利，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对于重要消费品的计划供应，在消费品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内，不但需要继续实行，而且品种和范围还可能扩大；
对于重要生产品的计划收购，更将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当然，这是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人民生活中和社会经济中的巨大的变化；
在开始实行的时候，工作中难免发生暂时的缺点，而人民也难免感觉暂时的不便。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不再受奸商投机倒把所形成的物价飞涨和生产停顿的痛苦，希望用合理保证供应全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商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投机商业，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国家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了。
一方面是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发展，这两种发展根本改变了国营商业的地位。
国营商业在过去几年只占国内市场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占了主要部分，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了。
商业部门现在必须担负起计划和安排全部国内市场的责任，必须根据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之间的平衡，根据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和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商品的流转计划，决定对整个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的步骤。
但是，我们的商业部门的工作还没有能够同国内市场这一巨大的变化完全适应，因此在工作中不免有些被动。
商业工作中的这个缺点，以及在许多商业企业的经营中对供需状况调查研究不够、管理费用过高等项缺点，都必须迅速克服。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
经过几年来的工作，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现在已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根据客观的发展来看，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
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1953年已经达到1949年的九倍多，预计在1954年又将等于
1953年的两倍多。
但是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可以替公私合营准备有利的条件，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沈阳、重庆、西安等八个重要城市中，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包销和收购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已占这些城市中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随着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大批私营的粮食店、食油店和棉布店已经改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和经销店，使私营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开辟了逐行逐业改造资本主义商业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这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五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
我们不但很快地改变了收入不敷支出的不利情况，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每年还保持有一定的结余充实国家的信贷基金。
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在收入和支出都有了很大增长的情况中取得的。
1954年国家预算中的收入，不包括上年结余在内，等于1950年的三点六倍。
同时，财政收入的来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
1950年到1954年，农民所缴纳的税款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九点六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四，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缴纳的税款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一。
在财政支出方面，五年来随着收入的增加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1954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年的六倍半；
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
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共达三百二十八万亿元，其中在
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合计就有二百万亿元。
这说明了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已经为工业化事业积累了必要的资金。
1954年预算中国家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等于1950年的四点九倍。
这部分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百分之十一点一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百分之十四点七。
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包括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百分之六十点八降低到1954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七，其中国防费从百分之四十一点五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一，行政管理费从百分之十九点三降低到百分之九点六。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
财政工作中的迫切任务，是继续贯彻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人民以多余的资金存款、储蓄和购买公债，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节约国家的行政经费，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保证建设时期所必需的后备，总之，就是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
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监督我们的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
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的行为。
反对这些东西，也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
大家都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
今后国家仍然应当继续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1953年全国公私企业的职工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余人。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轻。
人民政府不但对于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避免了失业现象的增加，而且大力地进行了帮助失业者就业的工作。
从1950年07月到1953年底，仅由各地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的，就有二百零七万人。
但是，由于我国生产还不发达而又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是会存在的。
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执行过去几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几年来，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1953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
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有重大的改善。
三十五个工业部门为职工直接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医药费、文教费和福利费平均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七。
1953年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已有四百八十余万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已有五百二十九万余人，其他中小企业中的职工也多半同企业订有劳动保险合同。
国家为职工建筑的宿舍，1953年即有一千二百万平方公尺。
企业和工会所举办的福利和文化设施也不断地增加。
由于国家用了很大的资金改进工矿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职工因工伤亡率正在逐年减少。
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或者是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
或者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
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
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点的东西。
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
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
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
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定出妥当的方案，争取在几年内使全国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并且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
几年来，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税法的改进，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在衣食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农村居民的购买力，1953年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
但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落后，已耕地面积不足，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低的，在遇到灾荒的时候，更会感受很大的困难。
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救济方面的经费，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八万亿元，1954年有三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农村的。
今后政府应当在积极地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继续注意帮助农民，包括个体农民在内，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几年来，我们开展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粉碎了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减少了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增进了人民的健康。
同时，医药卫生事业也有了发展。
到1953年底，中央卫生部所属医院共有三千零六十八所。
全国病床数比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十一。
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使产妇和初生儿的死亡率大为降低。
但是我们的卫生工作特别是工矿卫生工作还大大落后于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应当积极加以充实，并逐步实现由各级卫生部门的统一领导。
此外，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我国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与解放前最高水平相比，在1953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即达到二十一万六千余人；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即达到六十七万人；
普通中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即达到二百九十三万余人；
小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即达到五千一百五十万余人；
幼儿园幼儿数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即达到四十二万五千人。
各级学校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成分逐年增加。
在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而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中，1954年的学生人数比1951年增长了三倍。
几年来我国在学校教育的制度、内容和方法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改革，这些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同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联系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进行。
大家公认，具有革命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作用，现在已显得更加重要了。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
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
中小学教育中都应当注意劳动教育，以便中小学毕业生广泛地参加工农业劳动。
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在过去几年内都有了不小的发展和重要的贡献。
在今后，为了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使文化艺术活动能够适应人民群众的广泛需要，政府必须大大加强对这两种事业的领导。
在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了特殊的注意。
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到实际上的平等，是我们历来所主张和执行的政策。
在过去几年内，经济部门和财政部门用公平合理的价格组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资交流，发放了各种贷款扶助少数民族的农牧业生产，对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卫生部门派出了大批的卫生工作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制止或减轻了疫病的流行，并且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
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县卫生院三百零九所，另外全国还有少数民族医院三十八所。
各少数民族的高级和中级的卫生干部已经有二千七百余人。
在教育工作方面，在1953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小学生二百五十四万六千余人，中等学校学生十六万三千余人，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五百余人。
经过学校和其他方法培养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十四万余人，这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各位代表！
如上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质和根本性质的任务。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
但是我们在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
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任务。
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
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
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
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
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
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
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
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
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
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
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
因为这些都损害着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损害着我们将来的幸福。
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是同国家机关的健全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一面迅速地组织了中央各部和中央其他国家机关，一面在全国各地迅速地建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除台湾省尚待解放外，我国人民已在二十五个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昌都地区、三个直辖市、二千一百一十六个县和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一百六十三个市、八百二十一个市辖区、二十二万零四百六十六个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此外，还建立了六十五个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地方政权系统中的大行政区一级，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曾经有重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国家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要求进一步的集中统一，要求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这一级行政机构已在今年0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了。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原则上根本相反。
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
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
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打骂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并且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也绝迹了。
人民群众第1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与群众共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在我国建国的最初几年内，由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采取了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过渡办法，并不断地加以充实和提高，使它逐步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53年，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民主选举运动。
除少数暂不进行选举的地区外，在全国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八个基层选举单位中，共登记选民三亿二千三百八十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人；
参加投票的选民共二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
选出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五百六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四名。
（妇女参加投票的占登记妇女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点零一，选出的妇女代表占全体代表的百分之十七点三一。
这次普选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在基层选举工作完成以后，接着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选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人物，这说明了我们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性质。
我国的广大的人民都是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
我国的工农联盟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巩固的。
这就是我们从选举的结果中所应当得到的结论。
可以预料，经过这次选举以后，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将要比以前大进一步。
目前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过去五年内曾经多次地要求全国的一切国家机关注意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克服工作中的分散主义，遵守革命的纪律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且曾经在1952年领导全国的国家机关针对一部分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展开大规模的斗争。
这对于巩固和改进我们的国家机关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和浪费的现象已经极大地减少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现象也比以前减少很多。
但是巩固和改善国家机关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应当指出：
目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违反着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原则。
他们往往用个人的领导来代替集体的领导，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来代替民主的领导。
他们往往不关心群众的痛痒，不愿意倾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加以压制和报复。
他们在工作中往往自行其是，不尊重上级的统一领导，不注意遵守请示报告制度。
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必须彻底克服。
铺张浪费以至贪污腐化的行为也还有发现，必须继续进行斗争加以消灭。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机关才能够正确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地钻研业务。
学习科学，深入下层，了解情况，用具体的切实的领导来代替形式主义的一般化的领导，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迫切的意义。
我们必须反对那些空洞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牍，反对那些冗长的不经过准备不作出决定的会议，反对那些只会坐机关开会、签公文而不研究业务、不熟悉情况、不检查工作、不接近群众的工作人员，反对若干国家机关中的那些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纪律松懈、责任不明的现象，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国家机关的要求和人民事业的利益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这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组织的几个重要法律；
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在按照这些法律实行改组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同上述的缺点作坚决的斗争，努力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状况。
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我们在过去几年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严厉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伸张了人民的正义，巩固了革命的秩序和社会的治安。
但是这并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已经从此完全消灭了。
不是的，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不但还存在，而且他们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毒辣的方式来进行破坏活动。
只要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着，只要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这些反革命分子就不会完全消灭，他们的破坏活动也就不会停止；
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越大，他们也就越要加紧地破坏我们的胜利。
因此，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经常性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决不能有丝毫的减弱。
我们国家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
镇压和宽大相结合。
这就是说，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死不悔改的分子给以严厉的镇压，对普通反革命罪犯采取惩办和改造相结合的方针，让他们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很大的。
根据1953年底的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押罪犯分别投入工农业的生产。
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许多罪犯已逐渐认罪悔过，愿意作守法的公民，并且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因而能够在刑满释放后，从事正当的职业。
经验证明：
国家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政策，不仅可以把许多犯罪分子改造过来，而且也是消灭反革命残余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安全造成危害的，除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外，还有其他犯罪分子的各种犯罪行为。
例如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采取种种方法，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骗子、流氓、窃盗等社会的渣滓，不事生产，为非作歹，盗窃公共财产，危害社会秩序。
他们中间的极少数的严重不法分子还同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共同从事破坏活动。
国家机关中某些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所有各种违法犯罪的分子，都必须依照法律给以制裁。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不受破坏，必须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
那种忽视公安工作、检察工作、法院工作，忽视立法工作，忽视革命法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我们的革命法制将要日趋完备。
今后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并成为守法的模范；
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表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
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力，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越有威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敌人就越要受到严厉的打击。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不受破坏，还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当公开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疯狂地扩张军备并且加紧威胁我国的安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力量。
这就是说，要有足以保卫我国领土完整、领空领海不受侵犯的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
人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我们进行着和平的劳动，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
这个根本的事实就决定了我国在外交上的和平政策。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1天，1949年10月01日，毛泽东主席就已经向全世界正式宣告：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根据这个方针，我国同二十五个国家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外交关系，并同另外一些国家发生了事务性的关系。
我国同伟大的和平堡垒苏联已经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根据友好互助的精神，已经将原由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在中国东北从日本手中获得的企业和其他财产无偿地交还我国。
苏联为了帮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给了我们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巨大援助，尤其是在建设一百四十一项企业方面给了我们系统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
中苏两国的这种真诚合作，对于保障远东和世界和平，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力量。
我们把这种友谊写在我们的宪法序言里，正是说明了中苏友谊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
我国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合作，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1954年07月25日我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总理的会谈公报，表现了中德两国人民在和平事业中的互相关怀和支持。
中国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共同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远东和平的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连的战斗友谊。
1953年11月23日中朝两国缔结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标志着中朝两国互助关系的发展。
我国人民一向关怀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的人民为反对殖民战争、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因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达成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今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争取这些协议的彻底实施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将得到中国人民的充分支持。
五年来，我国同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而奋斗。
事实证明，以苏联为首的各兄弟国家的团结合作，已经促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势力、不利于侵略势力的变化。
今后我国还将大力巩固和发展这种团结合作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重视同东南亚国家和其他邻国的和平合作，并且重视像印度这样的亚洲大国在和平事业上的努力。
1954年06月，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分别举行了会谈，并在他们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一致确认，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们相信，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也可以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也认为上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同样适用于我国同锡兰、巴基斯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和一般的国际关系之中。
我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
我国也准备同尼泊尔建立正常关系。
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已经保证了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同时，老挝和柬埔寨又已经在协议中承担义务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
这就为我国同这两个王国建立正常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希望同中东、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深切同情日本人民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痛苦境遇。
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为了使日本人民不被卷入新的军事冒险，我们希望日本能够摆脱外国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们认为，建立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来往，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符合于远东和亚洲的和平的利益的。
几年以来，我国同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正常的关系。
我国同芬兰、瑞典、瑞士和丹麦的关系是正常的。
但是，也有某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同它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相符合的立场，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同我国的正常关系的建立遭遇到困难。
我国和英国的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双方代表团的努力，曾经得到了改进。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英国应当像我国一样，继续努力增进中英的和平合作，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
最近，英国追随美国参加了东南亚军事同盟，并又追随美国阻挠我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这难道不是对增进中英关系的新的障碍么？
我国同挪威和荷兰改进关系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同欧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视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为这对于改善各国的经济状况，增加各国的互相了解，增进国际合作，都是很重要的。
五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逐年都有发展。
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在1950年也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美国胁迫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和歧视的政策，并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在中国东南海面上进行海盗式的活动，这方面的贸易就受到了人为的限制。
事实证明，实行这种禁运和歧视政策的结果是与它的倡议者的愿望适得其反的，因为受到禁运的损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那些执行美国这一政策的国家。
现在世界各国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已经纷纷起来反对美国的禁运和歧视的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在国外约有一千二百万侨民。
他们同侨居国的人民多年以来友好相处，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和繁荣作了一定的贡献。
华侨是热爱祖国的。
他们一般地并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
几年来，在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中，华侨的处境甚为困难。
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对我国侨民不加歧视，并尊重他们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在我们方面，我们愿意勉励华侨尊重一切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的习惯。
值得指出的是，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
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首先同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如前所说，五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在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各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努力。
但是，在同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侵略集团却一直敌视我国，并且不顾世界舆论和许多国家政府的反对，至今仍然蛮横无理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1950年06月，美国政府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侵占了我国的台湾省，迫使中国人民发动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胜利的斗争，使美国不得不在1953年07月接受停战，但是一年多以来，美国政府仍然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政府和李承晚集团的蛮横无理的破坏政策，没有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朝鲜问题并没有从议程上抹掉。
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不能容许朝鲜问题长期悬而不决。
我们认为应当仿照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榜样，召开有亚洲中立国家参加的重新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以便根据尊重朝鲜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有利于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则，从速解决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
日内瓦会议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上，克服了美国政府的阻挠，终于达成了协议。
日内瓦会议的这些协议和不久以前法国国民议会对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否决，都标志着和平势力的胜利，战争势力的失败。
这就使国际紧张局势得到了进一步的缓和。
但是，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仍然没有放弃战争的政策。
它们在欧洲问题上无理地提出先决条件，企图拒绝苏联关于德国问题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
美国和英国更在积极活动，企图在另外一个幌子之下，把西德拖入西方国家的军事集团。
在亚洲，美国侵略集团最近又拼凑了八个国家在马尼拉举行会议，缔结了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这个条约表明，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日内瓦会议的协议，组织分裂亚洲的军事同盟，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亚洲国家的内政，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我在1954年08月11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已经向一切有关国家表示了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组织这个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的。
应当指出，参加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除了三个同美国订有军事援助协定的亚洲国家以外，都不是亚洲国家。
很显然，根据这个条约建立起来的，只是殖民国家的一个军事同盟。
这个军事同盟不仅支持美国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政策，并且便利美国从各方面侵略亚洲国家。
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借口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共产党侵略”，任意散布恐惧和疑虑，在亚洲制造分裂，唆使一些亚洲国家反对另外一些亚洲国家。
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借口防止和对付所谓“颠覆活动”，任意干涉东南亚各国的内政，镇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可以利用“经济措施”的条款，搜刮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原料，奴役这个地区的人民，建立美国自己的殖民统治。
根据这个条约，美国还可以借口“危及本区域和平的任何事实或情势”，任意指定它的所谓“保护”区域，把它的武装干涉扩大到亚洲其他地区。
事实上，不但所谓我国对于泰国和菲律宾的“侵略危险”完全是虚构，而且认为我国同泰国和菲律宾不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是毫无根据的，这只是这些政府用来辩护自己为美国侵略势力服务的借口。
由此可见，这个条约完全是殖民主义者想通过军事同盟来摆布亚洲国家的命运和摧残亚洲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它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尊重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锡兰都拒绝参加马尼拉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这四个国家的正义立场，坚决反对这个分裂东南亚的军事同盟条约。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签字国任意把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南部划入它们的“保护”区域，企图阻挠实施日内瓦会议关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协议。
这种企图同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在关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是根本不相容的。
必须指出，所有参加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家都负有义务保证日内瓦协议的严格实施。
现在协议刚达成不久，美国竟组织分裂东南亚的军事同盟，危害集体和平。
这是对于日内瓦协议的公然违反。
1954年09月14日苏联政府外交部曾就“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参加这个军事同盟的国家必须对它们严重违反巩固和平的任务的行动负起完全的责任。
这与中国政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殖民国家任意摆布亚洲国家命运的政策，是同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能相容的，也是同日内瓦协议的精神不能并存的。
亚洲各国需要的是和平和合作，而不是战争和敌视。
亚洲国家应该进行协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集体合作，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和安全。
我们这一主张是不排斥亚洲以外的任何国家的。
坚持战争路线的美国侵略集团，不仅组织东南亚战争集团，加紧战争准备，而且还力图扩大正在进行着的战争。
他们曾经企图从台湾、朝鲜、印度支那三个战线上进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和对亚洲的威胁。
现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战火已经先后被扑灭了，美国侵略集团就更加加紧利用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扩大对我国大陆和沿海的骚扰性的和破坏性的战争，以图进
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干涉和对亚洲的威胁。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侵略集团的指使和援助之下，以台湾为基地日益猖獗地袭击我们的沿海岛屿，轰炸我们的沿海城市，劫掠我们的沿海渔民，打劫和扣留我们的商船和同我国通商的各国船舶，并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
这个卖国集团对海外华侨实行欺骗和迫害，掠夺他们的财产，诱骗他们的子弟充当炮灰。
这个卖国集团在台湾加紧搜刮人民财富，整编军事力量，叫嚣进攻大陆，并蓄意挑起世界战争。
因此，这个卖国集团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而且是亚洲和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
美国的第7舰队仍然盘踞在台湾海峡。
最近，美国政府扬言要以美国第7舰队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美国侵略集团正在策划同蒋介石卖国集团订立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同时，又在企图拼凑日本反动势力、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组织所谓“东北亚防务联盟”，并把它同所谓“东南亚防务集团”联结起来。
美国侵略集团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显然是同中国六万万人民为敌，是对亚洲人民和国际和平的挑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屡次宣布：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
我们在台湾的同胞，包括高山族在内，从来就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决不容许美国奴役。
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
美国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肯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庄严的国际协议，决不容许美国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
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的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
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台湾一天不解放，我国的领土就一天不完整，我国的和平建设环境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就一天得不到保障。
1954年0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以完成我中国人民的神圣解放事业而奋斗。
0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发表了关于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
这表现了我国六万万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为了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了消除战争威胁和保障世界和平，我们认为，盘据台湾海峡的美国舰队必须撤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必须恢复；
用集体和平代替战争集团的主张必须实现；
复活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计划必须停止；
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要求裁减军备、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愿望必须满足。
这些都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愿望。
各位代表！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解放台湾、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也是正义的。
毛泽东主席说，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义的事业不仅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而且能够得到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
五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根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应当说，我们的工作是胜利的。
这种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
这种胜利的光荣是属于人民的。
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们相信，即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产生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这个伟大的人民的宪法所规定的目标，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一定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缅甸工会代表团
离北京去沈阳参观
【新华社23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以工会大会（缅甸）副主席吴拉实为首的缅甸工会代表团在23日下午从北京乘车赴沈阳参观。
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缅甸国民妇女协会副主席拉实夫人也同车赴沈阳。
缅甸工会代表团和拉实夫人在京期间曾列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1日下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四个组织法的会议。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刘长胜在21日上午曾会见了缅甸工会代表团。
代表团在23日上午和刘宁一、李颉伯等举行了座谈会。
代表团和拉实夫人还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和托儿所等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1书记霍查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
分别接见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徐以新
【新华社布拉格23日电】
据阿尔巴尼亚通讯社地拉那讯：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恩·霍查，20日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徐以新。
接见时在场的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果·努什。
同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也接见了徐以新大使。
在场的有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部长贝·什图拉。

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
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
陈云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目前人民经济生活中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从1953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
1953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区，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
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1953年11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
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先后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从1954年09月15日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联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联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粮食、油料、肉类、布匹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这些物品的生产量减少了？
不是的。
正相反，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棉花、布匹的生产量都是上升的，而且粮食、肉类、棉花、布匹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
抗日战争前五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其中1936年产量是三千亿斤，可是1953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亿斤。
抗日战争前1936年是产棉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产量是一千六百多万担，可是1953年棉花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万担；
1933年是棉纱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是二百四十四万件，1953年是四百零九万件。
1936年全国养猪六千三百万头，1953年就达到九千三百万头。
只有油料作物是例外，虽然解放以来是增产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粮食、棉花、肉类、布匹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就拿油料来说，1952年的产量高于1950年和1951年，1950年到1952年食油供求情况是平稳的。
但恰恰是1952年的产量比前两年提高以后，反而不够供应1953年的需要。
这就可以看出供不应求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物品的产量减低，是在产量增加以后，仍然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
那么，供不应求的原因，是否因为出口多了？
是否出口的数量超过了战前？
五年来，我们是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的。
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状态。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们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
如果在国内消费方面，不能节省出农产品去出口，那么，我们就没有主要的出口物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进口机器装备来进行工业建设。
因此，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
为了保证人民的需要，国家对于粮食、油料、肉类只准许一定数量的出口，对于其他农产品，那是应该尽可能首先供应出口，出口有余，再来供应国内需要。
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
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而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
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要后者。
我们以为，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我们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我们虽然出口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但是现在比战前出口的数量或是超过不多，或是还有减少。
粮食方面，1950年到一九五三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三十一亿斤。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每年出口多少粮食没有确实材料，因此就难有战前的完整的全国出口数字。
根据海关的统计，1927年到1930年的四年中，那时既有大米、小麦进口，也有大豆、杂粮出口，如果拿扣除进口的净出口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年净出口是二十三亿斤。
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时期每年多了八亿斤，从全国粮食产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
油的出口，战前1927年到1930年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二十四万六千吨，解放以后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二十三万六千吨，每年出口还减少一万吨。
猪肉出口比战前略有增加，但是猪肉出口数量只占解放以来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六，占全国猪的产量的百分之二多一点。
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1950年到1952年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1953年才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所造成的。
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
这些消费品的产量是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
农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是很明显的，他们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几年的丰收，加上国家对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
过去吃得稀、吃得少的农民，现在吃得干、吃得多了；
过去为了交租还债、被迫出卖口粮的农民，现在不但不卖口粮，而且无需急于出卖余粮了。
城市工矿区和农村技术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1953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
城市人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也是明显的。
几年来物价是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最重要的是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又大为增加。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
正是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产量增加了的粮食、油料、肉类、布匹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所以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说，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上述几种消费品没有采取配给办法，现在反而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看来，现在不如过去了。
事实正相反，上述几种消费品，比战前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购买力比生产增加得更快。
国民党统治时期产量比现在低，当时不用配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有钱，几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现在。
那时是少数人能够吃饱、穿暖，现在是几万万翻身了的劳动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
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
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
这种情况难道可以说“现在不如过去”吗？
正相反，这恰恰是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
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的根本办法，但是产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
就现在条件来说，解决消费品供应的办法有两种：
一种是听任这些消费品被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么，得到好处的将是投机商人，吃亏的是广大的消费者。
另一种办法是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这种办法，既保证商品所有者得到了合理的出卖价格，也保证消费者用正常的价格买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
因此，无论对于商品出卖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
因此，我们采取后一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对于农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粮食、棉花、油料实行计划收购，是否不利于农民？
我们认为，这对于全体农民是有利的。
如果不是由国家计划收购而听任私商、富农操纵农产品市场，那就是走解放以前的老路。
那时能够等待高价、囤积居奇的只是商人和富农，广大的农民是得不到丝毫好处的。
正相反，在私商、富农操纵的市场上，农民只能是：
出卖时被压价，买进时出高价。
国家实行计划收购以后，农民就再不吃这种亏了。
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
过去一年，国家在粮食收入和卖出之间，用于运费、杂费的赔贴，就有两万多亿元，世界上到那里去找补贴农民和消费者的粮食商人？
当然以国库补贴粮食的赔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
但是，仅仅这件事，就可以证明国家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的农民的。
向国家买粮的农民，有一亿人口以上，他们或者因为种了技术作物，或者因为土地少粮食不够吃，或者因为受了灾，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国家供应粮食。
因此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对于农民是有利无害的。
面粉、棉布、食油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
定量分配，当然是对于消费的一种限制，但是我们目前采用的定量分配，还不是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定量分配，实际上只是某类物品中，一部分品种实行定量分配。
例如北方的面粉是定量分配的，分配量也不多，但是其他粮种并未定量分配。
棉布是定量分配的，但是供应的数量足够保证每个人必要的衣着。
购买力高的人，还可以自由购买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因为这些织物并未实行定量分配。
食油是定量分配的，对某些城市和乡村的定量也很低，但是肉类和动物油并未定量分配。
所以，这样的定量分配，并未全面限制人民的消费。
定量分配比之自由购买，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听任商人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么大多数人民不但要更加不舒服，而且许多人可能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
我们认为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
因为一方面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
另一方面，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
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
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但是应该看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因为粮食、油料是农产品，布匹的原料是棉花，棉花也是农产品，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缓慢的。
我们要扩大农产品的产量，应该采取许多办法，其中一个主要的办法，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但是只有制造农业机器的工厂和其他有关的工业建立起来以后，大规模地开垦荒地，才有可能。
因此，我们便不能希望粮食、油料、布匹的计划供应，会很快取消。
相反的，为了适应供求情况，今后几年内还有扩大计划供应范围的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数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
应该看到对生活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后退，正是显示出国家经济状况的前进，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粮食、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已经实行了半年多。
在过去这段时间内，证明了全国人民是赞助政府的。
农民热烈响应了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计划。
城乡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是平稳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国家在粮食方面也超额供应了城乡人民。
全国的市场物价是平稳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
例如，粮食计划收购的数量，对某些农户有偏多偏少的现象；
对供应农民的粮食分配，并不完全恰当；
许多集镇尚未建立起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
由于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食油，因此对农村食油供应就很少；
许多地方的油榨坊尚未恢复榨油；
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目前一个严重问题是某些农村食油供应量太少。
有人问，如何解决？
可否减少城市中的供应量来增加到农村去？
关于食油问题在农民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有一部分人食油是有余的，有一部分人食油能够自给，有一部分人食油不够自给或者根本没有。
农村中本来可以自行调剂，互通有无的，因为食油供应紧张了，这种调剂也减少了，这就更增加农村供应的困难。
城市中食油分配的定量是不高的。
以北京为例，每人每月平均不过十两，许多城镇还比北京少。
从城市中减少供应量来供应农村，并不能解决农村的缺油问题。
因为城市供应数量中能够减少的很有限，假定每个人每个月再减少一两，但是分到农村去，每个农民分得的还不到二钱。
油料是从农村来的，解决农村食油不足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油料的产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已经规定办法，要求过去大量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户，必须照旧种植，而且要以更多的油料卖给国家，保证国家和城市人民的需要；
要求过去未种油料作物的农户，家家户户必须在地边上、荒地上广种油料作物，到明年油料收获以后，保证家家都能达到食油自给，除此以外，并且希望以后能够逐步做到拿出一定数量的油料卖给国家。
我们相信，只要政府规定出适当的办法，全国农民是能够同政府合作的，食油供不应求的情况是可以逐渐缓和的。
为了保障供应，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的稳定，在实行粮食、油料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同时，国营商业对全国私营工厂的产品更进一步扩大了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范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
但是，实行这些措施以后，在我国原有的商业关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
国家对于某一种物品实行计划收购或者统购包销以后，这一行业的私营批发商，就减少了货源，或者没有买卖可做。
国家实行粮食、食油、棉布的计划供应以后，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就变成替国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业务的零售商。
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这样：
对于私营批发商，他们能够继续经营的让他们继续经营；
国营商业需要他们代理批发业务的，委托他们代理批发；
能够转业的让他们转业；
除此以外，无法经营的批发商从业人员，连同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他们自己又愿意，经过训练，服从国家调配，可以由有关的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
对于私营零售商，只要他们诚实地遵守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规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将尽可能地委托他们代销、经销。
他们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营业收入。
但是凡属不遵守代销、经销的规定，犯有盗窃舞弊行为的人，国家将给以应得的处罚。
我对于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意见就是这样，是否妥当，希望各位代表指教。
郭沫若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我们已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重要的法律，全国人民都在为这次会议的成就而欢欣鼓舞。
请允许我首先热烈地祝贺大会的成功！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的报告。
我现在谨就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作一些补充说明，供大会参考。
五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着共同纲领的各项政策，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五年中间，我们配合着各项社会改革、抗美援朝斗争、经济恢复工作以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进展，对各项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艰巨的恢复和改革的工作，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们在全国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推动了知识界的团结和进步。
我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
现在，我国六亿人民，都从亲身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逐步摆脱着旧社会遗留的影响，表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决心，并坚定地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作不懈的奋斗。
我国人民这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是我们伟大祖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
五年来，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很快的。
请允许我把目前各项文教事业的状况，同解放前旧中国时代的状况作一番比较。
在1953年年底，我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有二十一万六千多人，比解放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六十六万九千人，比解放前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
中学在校学生二百九十三万人，比解放前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
小学在校学生五千一百五十万人，比解放前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其他如医疗病床数、电影放映单位数、图书课本出版数、报纸杂志发行数等等，也都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各项文化教育事业，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改进。
在旧中国，反动派是不让劳动人民享有文化教育的；
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则是努力提倡劳动人民学文化、受教育。
现在，小学学生中工农子女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学学生中工农子女占百分之五十八，高等学校中工农子女也在逐年增加。
国家为了培养新型的工农知识分子，还特别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并且大力推行工农干部的业余文化教育。
在旧中国，反动派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采取了蔑视和摧残的政策，甚至否认各少数民族的存在；
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则是努力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文化。
几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卫生事业、文化艺术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些过去人口急速减少的地方，现在人口已在显著地增加。
在旧中国，反动派是一味提倡崇拜帝国主义，传布奴化思想，根本不注意祖国的文化遗产的；
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则是在各个方面都重视整理、研究和发扬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努力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加以融会贯通，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各项文化教育事业，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这些成就，都表现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的胜利。
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成就。
这些成就，已经为今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浮夸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还远远赶不上客观的需要。
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我们有些工作的质量还不高，有的甚至还很差。
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也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毛病，深入检查工作和给下面工作以具体指导做得很不够，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发生执行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最近我们曾经着重检查和批判了学校教育中忽视劳动教育的错误。
有许多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参加工农业生产，轻视体力劳动，甚至还瞧不起工农劳动人民。
这是很不好的倾向。
但是我们能够责备青年学生么？
我想是不能够的。
这须得由我们的教育部门来负责。
我们平时没有很好地教育学生，没有让他们知道：
劳动生产是最光荣、最基本的事情，工农劳动人民是我们国家的基础。
我们平时没有很好地教育学生，没有让他们知道：
我们要建设美好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艰苦的斗争，都必须进行辛勤的劳动。
我们平时没有很好地教育学生，没有让他们知道：
那种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是极端可耻的剥削阶级的思想。
这个错误必须严格地加以纠正。
我们的各级学校今后必须着重地并且正确地进行劳动教育，以培养儿童和青年的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
当然，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儿童和青年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应当多方面配合，对儿童和青年进行这种教育，这样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我们最近也曾经着重检查和批判了卫生工作中轻视和歧视中医的错误。
大家知道，中国的医药知识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在长久的年代中有效地同疾病和创伤作斗争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它对于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我国固有的医药知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份很可宝贵的文化遗产，直到现在它仍然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科学研究的价值，它早已引起了许多外国医学家的注意。
但是，几年以来我们却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卫生部门中某些负责同志甚至认为中医落后，是“封建医”，应该淘汰和消灭，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医采取了轻视、歧视甚至排斥的态度。
这种错误的思想和作法，极大地影响了对我国医药遗产的研究和发扬，影响了中医和西医的团结，影响了整个人民保健事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错误。
今后，我们必须努力纠正这个错误，端正对中国医药文化的认识，正确地执行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号召和组织中西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人民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的各项文化教育事业都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向前发展中，而我们的经验却是十分有限，缺点和错误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但我们决不掩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是采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克服和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
对于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的工作同志，我们是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以达到改进工作，提高干部的目的。
我们这样作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的。
今后，我们文化教育部门的任务，将要更加繁重，更加艰巨。
我们要逐步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我们就必须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改进各项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各项人材，特别是有关工业建设的科学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并积极地增进人民的健康，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以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
在各项文化教育工作中，都必须贯彻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原则。
我们要结合每个时期的重大工作，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服从国家计划，辛勤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发扬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坚决实现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历史任务，以完成我国神圣的解放事业，并为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作不懈的斗争。
各位代表同志们！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不久就要根据宪法的规定产生出新的国家机关了。
我们全体文化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遵守宪法和国家的各项法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努力吸取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勤勉工作。
我们要继续贯彻思想改造，提高政治觉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逐步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百倍地努力，把我们最好的劳动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吧！
程潜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能够参加这次代表六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感到十分兴奋。
我们的会议已经完成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五个组织法的庄严任务。
这是一件大事情，这件大事情会要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永远放射光彩。
我们的会议今天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五年的工作，并且指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个报告，并赞成大会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五年，在我们伟大民族发展的悠久历史上，应该说是很短的时间；
但是在这五年中，我们国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奇迹似的进步。
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国际朋友，都为我们国家的进步而欢欣鼓舞，我国人民更因此而增强了信心，坚定不移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民主生活的一种极重要的表现”，在这方面，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本此精神，我想在大会上提出个人的两点意见：
第1、这几年，我在中央开了许多会，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国家政策法令的制定；
同时，我在湖南又担任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
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工作当中，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这就是：
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重大的成绩，主要是依靠了团结，依靠了劳动人民的团结，依靠了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团结，依靠了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
在进行团结工作当中，共产党起了核心的、主要的作用。
共产党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协商进行工作的优良作风，已经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事实。
但是，在党对政府的领导方法上，以及在党同非党团结协作的实际工作中，还不能说是已经尽善尽美了。
共产党是我们国家事务的领导核心，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共产党的决定通过政府来实现，这也是肯定不移的。
在我们湖南也是这样做的。
在这里，共产党好比是神经中枢，通过政府、人民团体和全体群众来实现共产党的决定，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必须气血周流，脉络贯通，才能收到得心应手之效。
如果我这个比方恰当的话，我就觉得：
在有些工作中，气血脉络还欠灵活呼应；
党对政府的领导以及党同非党的团结协作，也还未能达到有原则的乳水交融的境界。
这就是美中不足之处。
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在工作中的主动性也是不够的。
我时常疏忽，对某些问题，总以为关系不大，不必囉嗦。
其实，从工作的利益设想，从进一步巩固团结的观点考虑，从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的真情实感出发，我过去没有完全尽到职责，没有完全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不对的。
所以我应该说出上面这些由衷之言，希望共产党对政府在领导方法上注意改进，加强思想领导，建立科学的分工负责制，以此来更加加强党同非党的团结协作，更进一步地发挥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事业而努力。
第2、这几年，中央各部在业务范围内指导各省作了很多工作，取得重大成绩。
但中央有些部门在发布命令和指示时，常常太呆板，不灵活，这样就使下面不好办事，助长了下面的命令主义和“五多”现象。
例如：
捕苍蝇的数目要作统计；
生猪养畜情况要作繁复的表报；
而改进农业林业生产技术的指示，又往往格外具体琐屑，同本地情况不合。
这些事情，都叫做不从实际情况出发。
中国的地方大，南方的农业林业同北方的农业林业不同，中部地带同边远地带又有不同，甚至一省之中，县与县之间也都有些不同。
只此一端，就已说明一切工作的部署，在确定了总的方针以后，必须因地制宜，绝不能强求划一。
我说的这些情况，经过反“五多”和反分散主义，虽说有了很大改变，但今后仍须严加注意，尽力防止，否则就有可能给计划经济建设带来损害，难于发挥地方办事的积极性，甚至把好事办成坏事。
选我当人民代表，是人民给我的荣誉，是人民对我的信任，我只有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委托，效忠人民民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克尽人民代表的职责。

邓子恢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想就农村工作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一些补充的发言。
我们农村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只有农业生产发展，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和各种建设的需要，才能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也才能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从而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由于胜利地实现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国家大量发放农业贷款，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大规模兴修水利，来扶持农业生产；
加上奖励了大批农业劳动模范，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运动，采取了推广新式农具、改良品种、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耕作技术等技术改革措施，五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三千二百七十一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二千五百八十四万担，大大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水平。
1953年，虽有较重的水旱灾害，粮食产量仍达三千三百亿斤左右；
棉花虽减产较大，只有二千三百五十二万担，但较之战前的最高年产量，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六。
今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大水是百年以来少有的，但由于夏季麦子丰收（较去年约增产七十亿斤），大部地区的秋庄稼也生长良好，估计今年粮食、棉花的产量仍可超过1953年。
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提高之后，农村中造林护林、发展畜牧与捕鱼养鱼等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所有这些，就使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我们的农业生产虽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很远，我们的粮棉产量还不能满足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要求，许多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作物出现了供不应求现象。
特别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工业迅速发展，人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日益增长，就更显得我们的农业生产落后于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呢？
这就是由于我国的农业还存在两种落后状态。
首先在生产关系上，目前大量存在的是个体小农经济，他们在生产中仍有许多困难不能解决，因此他们的生产力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增长得很慢，稍微遇到灾害和疾病就要减产和受到贫困的威胁，这是一方面。
其次，正由于这种小农经济大量存在，我国的工业又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农业设备上也仍然是落后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依靠畜力和旧式农具，而不是使用机器，是人工灌溉，而不是机器灌溉，是自然肥料，而缺少化学肥料。
由于这两种落后状态，我们的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后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速度，还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长此下去，还可能引起乡村资本主义的泛滥。
这对整个国家的计划建设是很不利的，对农民也是不利的。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农业生产，以适应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并进一步使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的痛苦，就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改造：
一方面要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使现有的对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这就是合作化，集体化。
另一方面是改造农业设备，作到农业机械化，实行机器生产，机器灌溉，施用化学肥料。
这就是说，我们的农业机械化要建立在集体化的基础之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如果实现了这两方面的改造，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可以大规模开垦荒地，大大扩大耕地面积，最后还可以克服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逐渐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这就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但是，由于我国现在还不能制造拖拉机，汽油生产量还很少，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又不是一下子能够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作两步走：
第1步实行社会革命，达到合作化；
第2步实行技术革命，达到大规模机械化。
在合作化方面，也要分两个步骤，我们目前采用的主要形式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再有步骤地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在机械化方面，也要分两个步骤，在我国自己尚未能大量制造拖拉机、抽水机，大量生产汽油以前，应在合作化基础上，大力推广马拉的（或牛拉的）双轮双铧犁和其他新式农具，使农业的生产工具得到初步改进；
在国营农场及有条件地区使用部分拖拉机，以创造经验，培养骨干；
到将来自己能大量制造拖拉机、抽水机，大量生产汽油的时候，再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
这就是我国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步骤。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合作社作为目前农业合作化的主要形式？
这是因为它具有三个优点：
首先，是土地统一经营，便可以因地种植，发挥地力，其他生产资料可以统一调配，社内劳动力可以统一使用，这种合作社也可能进行各种技术改革，这样就可以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从而能够大量增产；
其次，农民入社后，仍保持土地所有权，土地可以取得一定比例的报酬，这样就易于为农民所接受，而在吸收他们入社之后，又可以逐步改造他们对土地的私有观念；
再次，这种合作社比较容易接受国家计划，通过同供销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合同关系，一方面可以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供应，另一方面又可以取得国家的各种援助。
这就是我们目前要采取这种合作社作为主要形式的理由。
但是这种合作社仍是一种过渡形式。
经过这种过渡形式，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
过了若干年，生产力发展了，社员觉悟提高了，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就可以逐步地顺其自然地转到完全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样就可以避免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所以这种过渡形式的合作社虽然是较低级的，但它却是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经的过程。
我们农村工作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正是要开展以发展这种合作社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
从1953年冬季以来，由于在农村中普遍进行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并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今年08月止，全国已经发展到十万多个，其中绝大多数社办得还好。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互助组的数量也增加了，质量也提高了。
这就为今年秋后合作社大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同时，农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和手工业生产合作也有很大发展，渔业合作、牧业合作、造林合作也正在各地推行。
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广大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
贫农（包括新中农在内）兴奋积极，成为合作化运动的骨干，中农更倾向于社会主义，富农在经济上受到限制，政治上开始被孤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成为乡村舆论的中心，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毛病和缺点，相反的，有的地方未能贯彻自愿原则，发生急躁冒进，强迫命令；
有的地方又有些放任自流；
也有的地方在中农和贫农的关系上未能很好贯彻互利原则，或者表现为排斥贫农，压低劳力报酬，或者表现为过分压低土地报酬，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中农吃亏。
所有这些毛病和缺点，都是应该纠正的。
同时，也不是说所有农民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没有问题了，相反的，必须了解，广大群众不是经过一次运动一次宣传就可以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的。
农民是看事实的，不是光靠宣传可以说服，而是要靠实例示范。
现在各地还有一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甚至已经参加了互助合作的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仍怀有某种程度的顾虑，这是不足为怪的。
因此，除了对农民继续进行宣传教育之外，必须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个正确的政策，必须按照正确政策办事，使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得更健康，合作社办得更好，以树立榜样，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农业合作运动的新高涨。
据各地现有计划，到明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五十万个以上，参加的农户将达到一千万户以上。
如果明年把这五十万个社真正办好了，预计到1957年，全国就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包括信贷部分）现已发展到五万个，预期明后年可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达到乡乡有社。
供销合作组织现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已普及到各区乡各集镇，预计三、五年内，可在全国主要地区基本上控制农村商业阵地。
这就是我国农村合作化的大体规划。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已明确指示：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经过互助合作形式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任务，把我国建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促进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进行各种技术改革措施。
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已作了许多工作，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今后仍要加紧进行。
首先，要大力推广马拉（或牛拉）的双轮双铧犁及其他新式农具，达到深耕目的。
其次，要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改良土壤。
第3，要繁殖耕畜，改良畜种，防治畜疫。
第4，要改善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
这些措施，农业部门应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与群众相结合、推广先进经验与当地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有效的办法，因地制宜地逐步使之实现。
要努力办好国营农场、牧场、水产企业、拖拉机站、抽水机站以及省、专区、县、农场和技术推广站等，以先进的增产技术向农民、牧民、渔民示范，来促进农业生产及畜牧水产事业的发展。
此外，还要办好农业院校、训练班与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大量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和会计人员，以适应今后农业合作化和改进农业技术的需要。
为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还应当加强水利工作，这不仅是农业增产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保证工业建设和交通运输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关键。
在这方面，几年来我们已有了很大成就，像今年这样的百年来少有的大水，我们所受的灾害比之1931年要轻得多，这就说明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
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今后应当更加加强水利工作，除了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直接投资举办，江、淮、河、汉及其他大河流的流域规划正由中央水利部门研究设计之外，各地应当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并对地方流域规划从事研究与设计，分年分步地加以治理，以达到减少受灾面，扩大灌溉面，来配合合作化的农业增产运动及各种建设工作。
同发展农业同时，还要在合作化基础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以期做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御风沙、改造气候、培养森林资源，同时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来供应国家建设及人民用材的需要。
我国有广大荒山，不仅可以大量造林，而且可以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尤其在南方更宜于种植热带、亚热带植物。
这不仅可以扩大森林面积，而且可以增加人民生活资料、工业原料及出口物资的供应，还可以增加山区人民的收入。
这也是我们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积极发动广大农民及国营企业进行护林造林外，我们还希望归国华侨和国内私营工商业者向山林投资，协助国家来共同开发山区经济，国家将保证给投资者以充分时间的合法经营权，使经营者有利可得。
此外，还应当加强气象工作，这虽是一个新兴事业，但在几年来气象预报中已显示它的重大作用。
今后应当积极发展高空探测和地面探测站，大量培养气象工作人员，加强预报工作，使气象工作能够更有效地为预防灾害、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为国防及各种经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