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
积极筹备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
【新华社19日讯】
今年01月21日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三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全国其他大城市，正在积极筹备纪念。
近几天来，首都各界人民也正积极准备纪念。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的机关将联合举行纪念会、报告会和电影晚会。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将展览纪念列宁的图片；
北京图书馆除举办图片展览外，并将展出列宁的不朽著作。
此外，沈阳、上海、武汉、重庆、西安等地，也正积极筹备纪念活动。
各城市劳动人民都将举行纪念大会，由中国共产党当地组织的负责人作关于纪念列宁的报告。
正在各地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也将参加这些纪念活动。
这几天，上海市的淮海路、长寿路及中苏友谊馆的画廊，已布置好有关列宁生平的图片展览。
华东和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并将播送列宁的故事。
各城市电影院都将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的期间，放映“伟大的曙光”及其他有关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影片。
西安市并将组织电影队向郊区工人、农民放映有关纪念列宁的影片。
为了推动各界人民认真学习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并在纪念前夕印发了大批“纪念列宁，学习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宣传手册，分发给全市各级报告员向广大人民作报告。
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和松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也已编印了宣传员讲话材料，供给当地报纸和广播电台及广大宣传员向人民作广泛宣传。

中共中央致电吊唁希基里亚托夫的逝世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吊唁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同志的逝世。
唁电全文如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监察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同志逝世，不胜哀悼，特电致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4年01月19日

反对把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
在目前美方一手造成的战俘问题上的严重局面下，朝中两国人民和所有关心朝鲜和平的人们，都要求对处理战俘问题负有责任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起责任来，坚决履行其尚未完成的合法职务。
但是，现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却致函停战双方司令部，决定将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放弃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保障战俘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职责。
这一决定显然使战俘问题更加严重化，因而，它是违反全世界正义人类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迫切希望的。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函复蒂迈雅将军，严正指出：
“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自1954年01月20日九时开始把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的建议，是违反‘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的。
我们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收回这个建议，切实负起‘职权范围’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并按照委员会本身所作的正确解释，决定继续看管战俘，恢复解释工作，补足九十天的解释期限，并等待政治会议在召开后三十天内对战俘问题加以处理。”
“我们认为，任何战俘有充分权利拒绝被强迫交还给原拘留一方，并要求继续听取解释。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尤其是不能用武力来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这个立场和主张，是正当的、必要的；
也是完全符合于朝中方面一贯维护停战协定之实施并进一步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坚定政策的。
朝中方面所以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把战俘交还原拘留方的决定，是因为这一决定显然将剥夺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公正机会，反而便利美方实现其破坏“职权范围”和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罪恶阴谋。
蒂迈雅将军在其致双方司令部的信中，虽然声明他要把战俘交还原拘留方看管，“并不是要对他们的身份作任何改变，或者对战俘的最后处理”，“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职权范围’”；
但是，美方正在公然与李蒋匪帮互相勾结，加紧准备以武力劫夺战俘的非法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而且美方赫尔也已正式通知蒂迈雅将军，他认为这个决定就是“释放”战俘。
他并且声言他在接到这些战俘之后，就要在01月23日使他们“获释为平民”。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蒂迈雅将军竟仍然把他的不合理的主张付之实施。
试问这除了落入美方圈套之外，还有什么好结果呢？
人人都清楚地知道，由于美方一贯地执行强迫扣留战俘的非人道的罪恶政策，战俘问题曾长期阻碍了停战谈判的达成，最后在朝中方面所作的举世赞誉的努力和国际公正舆论的重大压力下，停战协定关于处理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才告达成，举世渴望的朝鲜停战才告实现。
根据“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的规定，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从原拘留方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看管和处理。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应不受原拘留方的任何干涉和影响，并保证战俘也不受任何武力或武力威胁，同时安排战俘听取九十天的解释，使战俘得行使其遣返权利，然后继续看管尚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以待政治会议的处理，最后在战俘被解除战俘身份成为平民后，委员会也仍应对选择前往中立国者予以协助。
由此可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这一工作的完成是停战协定全部实施的前提之一，其目的是要保障战俘的基本权利，使战俘不受任何强迫扣留。
但是，现在，在美方的阻挠和破坏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没有完成这些合法职务，而作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和执行人的蒂迈雅将军却决定将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那就是恢复到停战前的原状，剥夺绝大多数战俘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机会。
这当然是朝中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不能满意的。
诚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执行“职权范围”工作中曾经遭遇了很大的困难，也曾作了很大的努力。
蒂迈雅将军在来信中，提到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临时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美方执行特务恐怖政策来破坏“职权范围”之实施的严重责任；
并再度肯定了“职权范围”迄今未能全部实施和绝大多数我方被俘人员“未能使用‘职权范围’所规定的那些办法”来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事实。
同时，蒂迈雅将军又正确地解释了“职权范围”，认为“用宣布成为平民身份、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的处理来改变战俘的身份，都需要在此之前实施解释工作和政治会议的步骤”，而由于这些“应予完成的程序尚未完成”，所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权释放在其看管下的战俘”，也“无权‘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
并且“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职权范围’”。
蒂迈雅将军在其18日复美方赫尔将军信中，也指出赫尔要“释放”战俘是违反停战协定。
这些论点和解释都是正确的，是符合“职权范围”的规定和它的基本目标的。
因此依照“职权范围”第18和第24款的规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完全有权对“职权范围”作出正确解释，并不受任何干涉和影响地据以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必要由停战双方作出所谓协议。
并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既然认为“职权范围”迄未全部实施，对战俘的最后处理应先“实施解释工作和政治会议的步骤”，那么，它就应即进行安排，使战俘听取九十天的解释，然后继续看管战俘，等待政治会议的处理；
只有这些前提规定实现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战俘的看管才能终止。
这也就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对蒂迈雅将军的决定的声明中所指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为了根据这些正确解释，继续履行其合法职务，就应相应延长对战俘的看管期限，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职权范围”的字句和精神。
如果不是这样，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无以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满意的交代。
在朝中方面，我们是一贯忠诚履行其协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顺利进行工作的义务的。
现在，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在答复蒂迈雅将军的信中，又表示在今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继续看管战俘期间，我们将继续履行这种义务，包括后勤支援在内。
与此相反，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在这几次答复蒂迈雅将军的信中，却居然厚颜无耻地矢口抵赖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中所已肯定的美方破坏“职权范围”及无理阻挠政治会议迅速召开的罪行，横蛮拒绝接受蒂迈雅将军对“职权范围”所作的正确解释，并命令美军第8军积极准备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在美方进行上述种种非法活动中，有些国家，特别是英国政府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继续履行职务也起了不小的破坏作用。
英国政府无论在继续解释、恢复双方会谈和对战俘最后处理等等问题上都步步追随和支持了美方的罪恶政策，甚至公然赞同美方劫夺我方被俘人员。
英国政府的这种敌视朝中两国人民的态度，不仅不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且也是违反了英国人民自己的利益的。
中朝两国人民坚决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将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的决定。
我们认为，朝中被俘人员无论根据“职权范围”或是日内瓦公约，在任何地方，都应享有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公正机会。
对战俘采取任何的片面行动，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任何方面对于他们所采取的片面行动都必须负起严重的责任。

奥政府要求四外长会议研究奥地利问题
苏联表示愿尽力谋求奥地利问题的解决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8日讯：
01月05日，奥地利政府以照会一件送交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就即将举行的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要求苏联政府研究奥地利问题，以求得奥地利问题的尽早解决。
奥地利政府并以同样的照会送交法国、英国与美国政府。
01月16日，苏联外交部以复照一件送交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馆。
照会说，苏联政府一向赞成按照现存的四国决定，尽早解决奥地利问题，苏联政府认为，为了加强欧洲和平并保证奥地利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重新建立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奥地利。
照会进一步指出，由于不是由苏联所决定的情况，对奥和约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英国与法国政府，在奥地利政府的支持下，坚持那些与四国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包括以前在大体上已获致协议的对奥和约草案——相违背的建议。
苏联照会最后说，鉴于奥地利政府的愿望，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它愿意尽最大力量来谋求奥地利问题的最后解决，并举行相应的谈判。
这个问题以及有奥地利政府参加的关于对奥和约的相应谈判能否成功，将决定于这一谈判的所有参加者如何真正致力于根据重新建立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奥地利的任务，并为了巩固欧洲和平的利益而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伟大的祖国
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设在淮南矿区，是一所新型的高等工业学校，几年来已为国家输送了三百二十二名煤矿工业建设人材。
这是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淮南煤矿矿井下实习的情形。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希基里亚托夫逝世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布：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最老的活动家之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同志，因长期患重病于01月18日逝世。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同志毕生为我们的党服务，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他的逝世是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重大损失。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沉痛地宣布：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最老的活动家之一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同志逝世。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成立马·费·希基里亚托夫治丧委员会。
治丧委员会由米·安·苏斯洛夫（主席）、纳·麦·别哥夫、纳·阿·米哈伊洛夫和普·特·科马罗夫同志组成。
【新华社1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治丧委员会通告：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同志的灵柩停放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
为使人们能够瞻仰马·费·希基里亚托夫的遗容，圆柱大厅于01月19日下午二时起开放到晚间十时。
安葬日期另行通告。

蒂迈雅将军致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函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于01月14日致函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原函全文如下：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我荣幸地提请查照本委员会1954年01月02日函及同日附于该函的附件，并提请查照你们1954年01月07日函，此函内有你们对于提交双方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的评论及你们对于上述本委员会之函的答复。
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于上述你们来函第2段之甲、乙、丙、丁、戊各分段内所述各项问题的看法，已经载入提交你们的临时报告内。
二、我觉得我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有所增益，或对你们来信的第3段提供任何有用的意见。
我也不能同意你们来函第4段之内一切的意见，特别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如：
“委员会的工作都要按照特务的意志来进行”和“委员会在实质上就保护和支持了特务的恐怖统治，使特务得以放手破坏解释工作……”。
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已载于临时报告中，并亦包含于我前几次给你们的信件内。
三、像本委员会01月02日函内所提到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迄今只能有限度地实施“职权范围”所规定的那些办法。
四、在本委员会看管下的那些未遣返的战俘中，有些是不愿行使其遣返权利的，而为数多得多的那些人则未能使用“职权范围”所规定的那些办法。
五、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于1953年09月24日接管后九十天完了时，既没有开政治会议，也没有完成解释过程。
为了上述理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觉得它自己无法把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的处理问题提交政治会议。
六、这些与其他在实施“职权范围”上的失败，并非由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或印度看管部队所引起的原因和因素造成的，对此他们也并不负有责任。
七、只有延长解释与看管期限和继续解释与看管，只有双方对由于政治会议未能实现而引起的必要的代替性的办法予以考虑并达成协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才能进一步和更充分地实施“职权范围”内所规定的办法与目的。
只有由双方达成协议或者与双方达成协议，此种延长与代替性的安排才能实现。
八、因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1954年01月02日的函件送交双方，并特别提出了关于解释的继续、政治会议在01月22日前召开的希望、双方关于代替性的办法的协商以及印度看管部队继续负责看管等四个问题。
九、本委员会已注意到了你们01月07日来信第6段中所述的。
你们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说，你们认为并坚持：
（甲）解释期限应予延长，解释应予恢复。
（乙）未遣返的战俘的问题应于政治会议召开后提交政治会议。
（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应继续执行“其尚未完成的合法职务”。
十、关于上述各项问题的主张，已在送交给你们的作为本委员会01月02日函附件的备忘录中第1与第3段里述说过了，请你们查照。
在那里已经指出：
只有双方同意，继续解释与看管才有可能，此中理由亦已说过。
十一、此种协议并未达成。
联合国军已告知本委员会说这种延长与继续是不能允许的，并说印度看管部队的看管职权于1954年01月23日终止。
联合国军更认为没有进入讨论以考虑战俘处理的理由，并说照它的看法这个问题已充分地包括在
“职权范围”内了，而它不认为“职权范围”是可以允许修改或修正的。
十二、因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现它现在无法进一步实施“职权范围”的规定与目的。
假如双方之间或与双方不能达成继续看管战俘与继续本委员会的协议，则对战俘的看管必须于1954年01月23日终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本身必须于1954年02月22日或在此以前解散。
此处，由于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来协商制定其他或进一步的办法，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为执行其责任，并在现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对其本身、对看管部队、并对战俘的身份与处理作出自己的决定。
十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各项问题已给予关切与仔细的考虑，并已作出下列决定：
（一）本委员会无权释放在其看管下的战俘，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职权范围”并未授与本委员会释放战俘的权力。
（二）按现时存在的事实说，本委员会无权“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因为“职权范围”所规定的作这种宣布的条件和程序并未实现。
（三）本委员会没有理由来设想在1954年01月22日以前有召开政治会议的合理希望。
关于这样结局的“极不可能”，联合国军已将这一点作为其意见告知了本委员会。
你方已表示不愿对政治会议未能召开一事承担责任，并也指出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召开政治会议的希望。
（四）本委员会在双方对继续由本委员会看管战俘一事并无协议时，不可能继续保持看管战俘，并且没有这样的协议，本委员会也不可能延长其寿命至1954年02月22日之后。
十四、因此本委员会认为它必须把“职权范围”所规定的办法看作并未完成，而且本委员会已被置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不能更充分实施“职权范围”。
因此，按现时存在的事实与情形并对之加以适当的考虑，我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与执行人唯一可行之路，是紧在1954年01月23日以前把未遣返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
十五、这样的交还必须在非军事区的北部边缘和松谷里印度看管部队的周界上进行。
原拘留一方必须在其自己地区内，并根据送回战俘的既定程序及日内瓦公约的要求接受这一看管。
十六、本委员会建议由原拘留一方恢复看管的工作，应自1954年01月20日九时开始，并应尽速予以完成。
十七、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与执行人，我愿以最明确的方式声明：
我把战俘交还原拘留一方看管，是因为我既不能保持对战俘的看管，又不能进一步实施“职权范围”，也不能把他们释放。
我这么做并不是要对他们的身份作任何改变，或者对战俘的最后处理。
十八、此外，遵照本委员会解释“职权范围”的职权，本委员会认为若用宣布成为平民身份，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的处理来改变战俘的身份，都需要在此之前实施解释工作和政治会议的步骤；
这种步骤须根据上述职权（范围）的规定进行到合法的终局，除非双方关于战俘身份与处理商定其他步骤或做法。
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职权范围”。
十九、在采取这一路径时，我是出于诚挚的愿望以推进停战协定的目的，按现时存在的情况遵守合法的、不偏不倚的程序，避免暴力的可能爆发，并依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目的与精神来行事。
二十、我愿冒昧表示有信心的希望：
双方在将来对于即将交还给他们各自去看管的战俘的身份与处理采取步骤时，也将出于相同的愿望。
二十一、我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对本委员会1954年01月02日的信的深思熟虑的答复表示感激，并愿向他们保证本委员会已努力客观地并尽其力之所及以履行其义务。
如果你在1954年01月16日以前能对本委员会的这封信予以答复，我将为之感激。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　蒂迈雅中将
1954年01月14日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函蒂迈雅将军
反对把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1954年01月19日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答复蒂迈雅将军1954年01月14日的来信。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复函全文如下：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
一、我们已经收到了你1954年01月14日的来信。
在这封信里，你再度肯定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迄今未能完全实施和绝大多数朝中被俘人员“未能使用职权范围所规定的那些办法”来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事实。
你并指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权释放在其看管下的战俘”，也“无权‘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因为‘职权范围’所规定的作这种宣布的条件和程序并未实现”。
同时，你又认为：
“用宣布成为平民身份，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的处理来改变战俘的身份，都需要在此之前实施解释工作和政治会议的步骤”，并且“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职权范围”。
我们认为，你的这些论点和解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职权范围”的规定和它的基本目标的。
二、关于你的来信第2点，我们必须指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在南部战俘营中一直未能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和实施“职权范围”的规定，来打散以暴力统治战俘、阻挠战俘遣返的特务组织，相反地，却承认凶杀战俘的特务为所谓战俘“代表”，并与他们打交道，使特务得以放手破坏解释工作，进行种种残暴非法活动，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则不能不按照特务的意志来进行，“职权范围”的一切关键性的规定因之都未能实现。
这是我们认为不能满意的。
我们始终认为，战俘问题上的严重局面显然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美方及其特务的威胁和破坏之下进行工作显然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未能坚决履行其庄严的职责，也是事实，因此也不能不负有一定的责任。
三、你在来信中声称：
“只有双方同意，继续解释与看管才有可能”；
“假如双方之间或与双方不能达成继续看管战俘与继续本委员会的协议，则对战俘的看管必须于1954年01月23日终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本身必须于1954年02月22日或在此以前解散”。
你并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和执行人的身份，决定“紧在1954年01月23日以前把未遣返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
你所提出的这些解释和决定，都是违背“职权范围”的规定和它的基本目标的，并且与本函第1段所引的你自己的各项论点和解释也是矛盾的。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
我们认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关于你的来信的声明是正确的。
四、依照“职权范围”第7款、第18款的规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应不受任何削弱地“行使其合法职务和责任以控制在其临时管辖下之战俘的权力”，并应不受任何干涉和影响地执行其任务与工作。
“职权范围”第24款又规定，对“职权范围”的解释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应在多数表决的基础之上工作。
根据这些条款，在战俘被交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之后，停战双方对这些战俘是无权直接处理的，尤其是不能对他们作片面的最后的处理。
我们一贯认为，负有实现“职权范围”基本目标之责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其“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负起责任来行使其合法职务，并作出决定，使中断了的解释工作得以继续，九十天的解释期限得以补足，并等候政治会议的召开。
事实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多数已经肯定地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和必要的。
但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和执行人却放弃了委员会本身所具有的权力，借口没有停战双方的协议，不肯按照委员会本身所作的正确解释来执行任务，反而要把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这显然违背了“职权范围”的基本目标和条款实质。
因为根据“停战协定”第51款丑项的规定，所有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既已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照“职权范围”的规定予以处理，现在为了要完成“职权范围”的基本目标，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当然有权根据自己的正确解释采取行动，而所谓停战双方的协议根本是不必要的。
五、并且从“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中根本不能得出关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其主席可以把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的解决办法。
相反地，正是由于美国方面长期以来实行强迫扣留战俘的一贯阴谋，使得战俘在原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之下，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机会，所以，“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才明确规定，凡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必须从原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出来，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武装力量接管和处理。
由此可见，将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和处理是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前提之一。
现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决定把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那就是恢复停战前的原状，剥夺战俘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机会。
这样，就损害了停战协定的前提，并有利于美国方面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的实现。
我们对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和执行人这种有害的决定不能不表示坚决反对。
六、你当然知道，美国军事当局早就完成了武力劫夺朝中战俘的部署。
现在他们更公开表示，在这些战俘被交还之后，将立刻把他们移交给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匪帮。
同时，你当然也知道，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匪帮早就宣布要把这批战俘中愿意遣返的人“消灭掉”，并在南朝鲜和台湾布置了集中营来强迫他们受训。
可以断言，这批战俘一旦被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交还给美、李、蒋方面，他们之中必将有很多人遭受迫害和屠杀，不死的人也将长期遭受折磨而得不到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机会。
很显然，这种决定既违反了“职权范围”和日内瓦公约的人道原则，也不符合于中立国应有的正义立场。
七、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自1954年01月20日九时开始把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他们的原拘留各方的建议，是违反“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的。
我们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收回这个建议，切实负起“职权范围”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并按照委员会本身所作的正确解释，决定继续看管战俘，恢复解释工作，补足九十天的解释期限，并等待政治会议在召开后三十天内对战俘问题加以处理。
八、我们认为，任何战俘有充分权利拒绝被强迫交还给原拘留一方，并要求继续听取解释。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尤其是不能用武力来剥夺他们的这种正当权利。
九、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继续看管战俘的期间，我们将负责维持和保证松谷里战俘营周围区域的治安和秩序，并防止和控制任何对战俘看管地点的扰乱和侵犯行动，我们也将保证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以及战俘的后勤支援。
十、我们要求你对于我方的意见予以最慎重的考虑。
我们等待着你的答复。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元帅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4年01月19日

中共芮城、襄垣县委组织老社社长和积极分子
宣传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推动建社工作
经过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以后，山西芮城、襄垣两县要求入社和办社的互助组、个体农民不断增加，芮城已有一百九十个互助组要求批准转社。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认识，去年12月下旬，两县中共县委先后抽调老社社长和积极分子，分头下乡，以活人活事深入地进行宣传。
芮城县委抽调了七个老社的社长、积极分子和驻社干部二十二人，组成八个小组到各乡宣传。
襄垣县委共抽调了三十六个办社有丰富经验的社长，分片作报告。
从最初几天的宣传情况看，收效就很大。
襄垣六区店上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曲来金，到邻村作了一次报告，店上自然村就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积极要求办社。
合漳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崔优给附近村农民报告了办社的成绩，就有十二个组一百三十八户表示要办好组，准备建社；
七十九户个体农民要求入组。
大郝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李富林在城关乡北门街报告了他的社去年如何战胜严重的天灾取得丰收，并和社外农民作了比较，使听报告的农民深为感动。
芮城县合作社社长在头两天报告中，共解答了群众提出的五十三件办社的疑难问题，许多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说：
“真比受训强”，“这一下可摸底了。”
芮城县的经验证明：
采用这种宣传方式，必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
该县抽调的社长和积极分子在下乡宣传前，曾由县委宣传部部长亲自领导，集中做了四天的准备工作。
在准备中，首先批判了自满思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集体研究。
他们集中了一般群众对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情况，共同研究了报告的中心内容，然后再通过自己社的活材料，进行具体准备。
结果收到了很大成效。

丰南县人民监察委员会
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有缺点
唐山农民报金明桥来信：
1953年05月05日，唐山农民报转给丰南县人民监察委员会一封反映丰南县七区小张各庄村干部违法乱纪的读者来信
（编号是二八五号），请他们处理答复。
经农民报去信催办后，08月18日丰南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给该报说：
“二八五号转办信我们要及时调查了解。”
过了两个月仍不见答复，该报又两次去信催问，10月20日接到答复说：
“无论如何，我们对报社转来的信一定要提前处理。”
可是，他们11月10日的答复出人意外地说：
“报社转办的二八五号信，我们确实没有收到，因此无法处理答复。”
这种先后矛盾的答复，说明了丰南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处理人民群众来信的工作是不够负责的，希望他们检查纠正。

华北军区政治部
对董武宁的错误已作了处理
华北军区政治部来信：
1953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摘要”栏刊载了读者李如意揭发我部干部部助理员董武宁（原批评信中误为董伍宁）回乡摊款治丧的来信后，我部就派专人到宁河县二区南珠庄作了调查，现将处理情况告诉你们：
董武宁知道母亲病重后，就在09月14日回家。
他母亲已于12日病故。
当地是灾区，农民正忙于生产救灾。
但董武宁不顾当地灾情和农民生产，在埋葬母亲后举行了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追念大会”，并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请客七十多人。
除棺材费一百二十万元与卖主议定秋后付款外，又借用村内公款一百十万元。
这种行为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
事后，董武宁认为将来反正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就决定将现有的八亩七分土地卖掉，除还账外还可自己享受。
另有四亩村中给他家使用的公地，其母死后家中再无别人，理应归还本村，但他却打算雇人耕种，不劳而获。
此外，他于回队前曾将家中的家具卖得八十万元，回来后未报告组织，自行花掉。
这种损公利己和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是与党的共产主义思想绝不相容的。
经过党组织与同志们的一再教育，董武宁已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决心在今后改正。
为了教育董武宁及所有党员，支部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吉林铁路管理局已设法减少
列车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事件
吉林铁路管理局车务处来信：
195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摘要”栏中，读者对我局在信号机外方停车过多的批评是正确的。
在1952年11月份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时，我局曾向现场发出“关于减少在信号机外方停车，加强分析，按级上报”的指示，一度使在信号机外方停车事件大为减少。
但由于我们对这项工作抓得不紧，成绩未能巩固，致使所订的制度逐渐流于形式。
这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为了纠正上述缺点，我们已经拟定了“减少信号机外方停车”的具体条例，即将指示各分局及有关人员彻底执行。
此外，我们在每天检查图表时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工作，以随时引起注意。

广西部分仓库忽视粮食保管工作应即纠正
广西省收购粮食工作，截至01月11日止，已有五百个乡全部送粮入库，另有二千多个乡正在积极送粮。
在这个期间，许多地区重视了粮食保管工作，但有部分地区对粮食保管工作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
如靖西县第3区果老乡收购组把收购来的稻谷随便堆放在市场里的戏台上，任其风吹雨淋，把谷都浸湿了。
龙津县第7区天西乡粮食公司的干部将收购来的稻谷放在车站的墟亭里，门窗也不关，谷粒撒了满地，掺杂上大批鸡屎、马粪。
各地初步检查发现，不少粮库因为忽视保管工作，已使国家粮食受到不少损失。
如桂平县的县城、江口、白沙、大湾塘，全县的城关，兴安县的县城等地的粮食仓库，一般的粮食温度高达三十度到三十七度，最高的达四十度以上，粮食已开始霉坏。
环江县第6区、三江县富禄乡最近都曾发生仓房倒塌事故，损失了粮食。
有的粮库还发生了粮食遭受虫蛀、鼠噬的现象。
发生这些事故的原因，主要是部分粮库干部对国家财产缺乏应有的责任心。
但是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领导机关在这个期间放松了对粮食保管工作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兴安等地领导方面已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积极整顿仓库保管工作，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这一问题还不够重视。
这种现象，应即纠正。

应该教育山区农民保护毛竹
浙江象山县读者罗云、胡佩来信：
我县芭蕉乡是山区，全乡盛产毛竹，很多山民以编打竹器为业。
近几年来山货畅销，山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有些农民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滥伐毛竹，影响了毛竹的生产。
按照老农经验：
毛竹在生长五年以后砍伐，才能“娘大儿大”；
假使砍伐三年以下的毛竹，那么新生出来的毛竹质量就很差。
为什么会发生滥伐毛竹的现象呢？
主要原因是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忽视了山区生产的特点，只重视领导农业生产，而对山农滥伐竹林的情况不加过问。
为了山区农民的长远利益，我们建议象山县芭蕉乡人民政府应该教育山民不要滥伐毛竹和乱掘冬笋，并且要做好刨山工作和在竹山上进行冬季施肥，以提高毛竹的产量、质量。

武乡县分区召开互助合作代表会议
讨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准备工作
山西武乡县在去年年底，分区召开了互助合作代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老社社长、新建社的社长和准备建社的互助组长，共三百一十八人。
会议由县、区委亲自主持。
会议的中心是检查前段的冬季生产，讨论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准备工作。
去年冬天，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制定了冬季生产计划，深入地宣传了总路线，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不少社冬季生产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一百三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统计：
共积肥四百一十五万余担，占1954年所需肥料的百分之六十二，已经送到地的肥料五十三万余担；
打水井四眼、卧牛坑八十五个、蓄水池五个，开防洪渠九条，修边堰三千二百一十五丈，在五十亩地里进行了改良土壤的工作，开各种作坊及组织小手工业、运输业等副业生产，共收入一千八百九十一万元和麻饼二万七千八百四十斤。
这些社积极卖余粮扩大生产，据五区十三个社统计，卖余粮所得的钱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七用在扩大再生产上。
但是，冬季生产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三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冬季生产消沉自流。
主要的原因是区、乡干部只顾粮食收购工作，忽视了对冬季生产的具体领导，特别是有的乡不只没有抽出区、乡干部专门领导冬季生产，而且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干部也全部拉去做收购工作，根本没有管过冬季生产。
其次，是有些社的秋收分配还没有完全结束，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社员们的生产情绪。
第3，是没有确定记工分红办法，致使社员对搞冬季生产的信心不足。
会议通过检查，大家从思想上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都感到如果冬季作不好生产准备，1954年的增产计划就要落空。
会议针对以上情况，研究了继续深入开展冬季生产运动的办法。
为了把新社建好，达到办一个成一个，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健康地发展，在这次会议上，除组织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及准备建社的互助组组长学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以外，还请老社社长传授了建社经验，有力地帮助了建社工作。
如五区十九个新社长和互助组长，听了下城老社社长李发旺、李庄社社长崔致和等介绍建社中的思想动员、审查社员、选举社里干部、土地入股、劳力评工等办社经验后，觉得有了一条明路。
上城阎全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11月份新建的，建社后好多问题找不出办法解决，肥料送到地里也没有办法作价，油坊已开始榨油，肥已送到地里，但不知道记多少工。
该社社长听了老社社长介绍经验以后，计划回去要学习下城老社经验，肥料按质量好坏分等作价入社，油坊、送肥等工要采用小包工办法。
牛家庄牛兴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去冬新建的，以前认为耕牛不公有就没有办法了，听了老社介绍经验，牛兴旺计划回去要通过社员民主讨论，采用租用雇用办法，耕牛仍归社员私有，社里出价租用雇用。
祁村准备建社的一位互助组长学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和听了老社社长介绍建社经验后，重新研究了报名入社农民的思想，认识了以前思想动员工作做得不够，回去要深入进行宣传，认真审查社员。
城关镇准备建社的互助组长武贵昌，学习了老社在生产中办社的经验，他根据城关燃料缺乏的情况，计划首先组织组员们拉煤，在生产中建社。
会议经过老社介绍建社经验，还纠正了大家的保守和冒进思想。
但是，经过老社社长介绍经验，有些准备建社的互助组长，又感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很复杂、很麻烦，思想上怕起来，不愿意当社长了。
经过再次组织学习总路线和老社社长的再次介绍经验，他们才解除了思想顾虑。
在这个基础上，健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传授站。
全县共组织了九十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传授站，规定在建社中，老社去新社传授二次，建社后每月传授二次。
通过传授站，老社便可带动新社共同向前发展。

武汉市国营商业系统仓库集中管理后消除了“仓荒”现象
王训治
几年来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商品流转额不断扩大，加以各地对仓库缺乏科学管理，因而每年秋冬旺季，在武汉市国营商业系统中，就发生“仓荒”问题，每个公司都嚷着仓库不够用。
但在集中管理以后，不仅消除了缺仓现象，而且还有多余的仓容。
一、集中管理、统一调配仓库，能合理调剂使用
在分散管理仓库的时候，各公司都考虑到本身的储存任务，因此有多余的仓位也不愿借给别的公司使用，事实上也确有将仓库借出以后，不能按期收回，结果货物来了无处储存。
因而都或多或少的存有“留后路”的思想；
尽量留一部分“机动仓库”，以防万一。
个别公司将空的仓库贴上封条。
也有一些单位，还不知货物在什么时候运到，就大喊大叫要仓库。
各公司经常反映缺仓，而实际上却经常有一部分仓库没有储满甚至空闲，另一方面又有货物在露天存放。
例如市粮食公司在1952年曾将五个大库房空闲半年多，而同一时期百货公司却租用了十四个货栈堆货。
仓库集中管理以后，能根据商品的流转需要，储存时间的长短，季节忙闲情况等，适当的调配仓库，提高了仓库的周转效能，基本上做到了“仓合其用，库尽其容”，因此不仅使各地来货及时入仓，即过去一些露天存放及租借外栈堆存的货物也转进了仓库，还将一部分多余的仓容租给了中南人民出版社、新闻出版局等其他单位使用。
二、提高打包生产率，节省
了大量的棉花仓库
过去，加工的棉花存在打包厂的仓库里是只出打包费不出栈租的。
因此有许多土包棉花进了仓库，等到需要调出时，才改装成铁机包。
另方面由于铁机包生产效率很低，以致大量的土包棉花长期的占据仓位。
如以重量计算，打成一个铁机包，平均需要土包四件；
而一个铁机包的体积，只有土包的二分之一。
因此土包棉花存在仓库里，就要浪费数倍的仓容。
仓库集中管理后，经过精确地核算成本，及时组织工人将土包棉花进行改装。
由于棉花压缩体积，节省了大量仓容，目前仅棉花仓库就腾出了四万七千多平方公尺的仓位，以储粮食、土产、五金、百货等物资。
三、贯彻定额管理，改进堆垛
方法
通过复查仓库面积，合理地调整了走道与墙距，共节省可用面积六百三十五点八三平方公尺。
绝大部分仓库都达到或超过了可用率定额标准。
实行商品车单位使用面积定额“归类”以后，将花纱、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土产等一千五百三十八种商品，归成了一百四十九类。
制定了车单位使用面积定额，自去年10月份起所有进仓的大宗商品，都按照定额堆垛，普遍提高了仓库可容量。
如土产仓库三号库房，以前堆桔梗只可存四十二点九一二车，定额管理后可堆五十三点六四车，可容量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有很多商品改进了堆垛方法，超额完成了中央商业部规定的标准。
如三十一吋卷筒纸在库房中堆存，中央商业部规定车使用面积定额为二十平方公尺。
经研究加高后，只占一十六点零七平方公尺，小于中央规定标准百分之二十。
最近大批元铁、竹节钢改进为“辫子式”堆垛，平均每车使用面积只占一十八平方公尺，据初步计算，即可节省七十车（两千一百吨）货物的仓容。
四、提高了仓库管理人员的
思想认识
过去有很多保管员把管理仓库看成只是单纯的
“看堆”、“收货”、“发货”的工作，以消极的态度对待。
仓库集中管理以后，领导上着重加强思想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仓储工作的重要性，发挥了潜在力量。
尤其是通过增产节约运动，很多保管人员积极钻研业务，学习仓储管理知识，密切联系搬运工人，研究改进堆垛方法，及时清理仓容，主动向业务部门要货，因而收获也很大。
除了以上的几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就是有些公司将一些商品采取了直接调运、就车、就船转拨，加速了商品流转，使仓容有了富余，消除了历年来武汉市国营商业系统中的“仓荒”。

浙江省兰溪县粮食局
应该重视粮食保管工作
浙江省地方国营桐庐酒厂读者柴本莹来信：
去年12月03日我厂向兰溪县粮食局购买红粮（即高粱）三万余斤，在兰溪县马安徐仓库提取。
到厂后，经过我们检查，发现这批粮食温度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当时室温仅九度），水分达百分之二十二以上（根据一般粮食保管标准，粮食温度应和室温相符或稍高于室温，水分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
这批粮食如果再不积极设法挽救，就会霉烂。
据我厂采购同志回厂说：
兰溪县粮食局所属收购站的仓库中，存有同样水分和温度的红粮还有不少。
建议他们立即对所属收购站的仓库存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不使粮食受到损失。

海伦粮栈抓紧寒季时机加强粮食保管工作
南昌县各粮库普查粮质健全保管制度
黑龙江省海伦粮栈根据今年粮食储藏量大、水分多、质量较去年差的情况，于最近召开了老保管员和保管小组长会议，专门研究了1954年的粮食保管工作，并订出了当前保管粮食的具体措施。
他们首先抓紧寒季时机，进行粮食作囤工作。
海伦粮栈去年保管粮食的经验证明，寒冬作囤能使囤内保持较低的温度，到夏季外温达到摄氏三十多度的时候，囤内温度可保持摄氏七点八度。
这样就保证了粮食安全渡夏。
因此，海伦粮栈计划在01月底以前，将全部常年保管的大豆作起囤来。
现已作好十五个囤（每个囤十吨粮食）。
凡是作囤的粮食，都经过了切实的检查与化验，保证水分不超过百分之十二点五，并过筛将夹杂物清除，使粮食水分和质量都合乎常年保管的标准。
其次，把保管粮食的器材彻底消毒，并保持粮场清洁，消灭虫卵，这样，就可防止开春后害虫的滋生和繁殖。
该粮栈现已将一百八十个粮囤需用的器材进行了消毒。
仓库和粮场都按保管小组划分了清扫专责区，保证作好环境卫生，争取在常年保管中成为无虫粮栈。
该粮栈同时着手全面地检查粮食的水分、质量，把水分较小、合乎常年保管标准的粮食及时入库，把水分较大的先留在库外，待翻晒降低水分后，再入库保管。
这样就可保证各种粮食按照水分大小分别保管，不会发生因为少数粮食水分大影响大囤粮食质量的现象。
该粮栈现已检查完半数的库存粮食。
又讯：
江西省南昌县粮食局为了切实作好粮食保管工作，最近进行了仓库粮质普查。
在普查中，各粮库采用翻晒、倒仓、通风、扒沟、打井散热等办法，整理了潮湿粮食三十多万斤。
绝大部分粮食经过整理后，水分降低，温度下降。
全县粮库百分之七十五点九四的储粮水分在百分之十五以下，粮食温度为摄氏十三度到十六度，基本上杜绝了霉烂、生芽事故的发生。
通过普查，各粮库建立和健全了护粮制度，健全了测检组织，规定了测检办法。
大部分粮库规定：
每日进行感官检查、03日测温、一星期小检查、半月大检查、月终全面普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按时上报情况。
各粮库并开展了清洁仓库环境运动，清除了仓库内外的灰尘、垃圾、虫尸、虫卵以及仓库周围的杂草，以减轻春季虫害感染程度。

留坝县合作社联合社
供应农具太不及时
读者罗兴泰来信：
1953年05月间，陕西留坝县小留坝乡二村有七户农民向人民银行贷了二十一万元农业贷款，由留坝县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县联社）代购薅锄。
农民们把贷款手续办好后，都盼望县联社早些把薅锄发下来。
可是眼睛都望穿了，还没见县联社来通知。
眼看玉米地里的草长得比玉米苗还深了，这些等薅锄用的农民急得没法，一连到县联社去了四次，每次看到县联社只有几把不能用的烂薅锄；
问县联社的同志，他们总说：
“不要急，等几天就来了！”
就这样一直等到草都薅过了，锄头还是不见来。
农民胡章云气得到银行去取消贷款契约，银行同志说：
“我们已把账转好了，你们还是等县联社有锄头时去领吧！”
这些农民把玉米收到家里后，县联社却在11月30日发下了薅锄。
农民们意见很多，有的说：
“现在玉米已经收完了，我要这干啥！”

迅速检查薯窖，防止甘薯霉烂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救济司
据最近各地反映，甘薯霉烂现象在许多地区普遍发生，并且很严重。
湖南省邵阳专区和石门、浏阳等县有的乡甘薯已霉烂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
河南省谷熟县二区陈集村，三十五户农民收甘薯十万余斤，几乎全部烂掉。
许昌专区扶沟、郾城、宝丰等八县也普遍发生甘薯霉烂现象。
山东省掖南县院庄乡塔耳头村全村甘薯有三分之一全部霉烂，另有三分之一霉烂了一部分。
河北省昌黎县甘薯也已开始霉烂。
甘薯霉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秋后多雨，甘薯出土后未入窖前，水气太多，或受了冻；
有的是在收获、搬运中薯块受到损伤，引起腐烂；
有的是窖内曾腐烂过甘薯，遗留下的病菌，传染了新收的甘薯；
有的则是甘薯还在生长期中便已感染了病害。
甘薯是我国不少地区农民冬、春两季的主要口粮，如果大批烂掉，就会造成群众生活上的严重困难。
1952年冬，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省部分地区遭受寒流袭击，冻毁薯类二十三亿斤，加重了次年的春荒。
因此，对于甘薯霉烂现象必须给予严重注意。
各地应该立即发动群众进行一次薯窖检查，发现有腐烂现象则须迅速设法抢救，晒干保存，以减少损失。
同时，并应教育群众经常检查薯窖，加强薯窖的管理工作。
目前有的地区已重视了这一问题，如河南省临汝县曾指示各区认真检查甘薯霉烂情况；
扶沟县一区已发动群众抢救出甘薯五百万斤。
湖南省洞口县曾召集了三个乡的乡干部（多是老农）座谈，找出了收藏甘薯的经验。
这些地区的做法都很好，值得各地学习。
根据各地经验，防止甘薯霉烂，主要应做好薯窖的管理工作。
一、在甘薯入窖时，应经过仔细挑选，把有黑斑或受伤的薯块拣出，将完好的薯块收藏窖内。
二、过去曾腐烂过甘薯的窖，要将窖壁和窖底的泥土刮去一层（特别是窖底），以免有病菌留下。
三、如果薯窖太浅，应加工挖深修整。
四、冬季入窖取甘薯，应选择晴朗无风天气。
每逢这种天气，应将薯窖的气孔揭开，使其通风。
若天气太冷，可将麦秸、稻草、麦糠、谷糠覆盖甘薯上，堵好窖口，免其受冻。
五、立春后，应将窖口、气孔严密封闭，不让春风吹入，以免引起腐烂。
六、把开始腐烂的甘薯拣出，将坏的部分去掉，好的部分切成薯片、薯丝、薯米晒干保存；
如无太阳或天气寒冷，则可薄摊在锅内，下面加火烤干，或先蒸熟再用火烤干。
甘薯干应放置干燥通风处，以便长期保存，在尚不很干时，要用草盖上，以免冻坏。

钢铁工业局组织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
钢铁工业局生产技术处长　王韬
中央钢铁工业局去年在组织苏联专家工作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获得了较好的经验。
去年春季，钢铁工业局对组织苏联专家工作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专门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过去对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抓得不紧，没有专人负责和必要的督促检查制度，因此影响下面很多厂矿也没有认真领导这一工作，个别厂矿的领导干部和某些技术干部甚至不重视、不积极执行专家的建议。
同时，过去组织专家的工作没有重点，没有切实的、周密的计划，总是在厂矿发生了问题之后才请专家，因此专家忙得到处跑，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连应付都应付不过来，以致分散了专家的精力，不能系统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钢铁工业局领导上对组织专家的工作作了新的部署，采取了以下的几项措施：
一，在生产技术处领导下，健全合理化建议科，负责有关专家工作的一切日常组织工作，综合整理专家提出的各项重大建议的记录、资料和检查督促各厂矿对专家重大建议的执行。
同时并责成厂矿指定技术职能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工作。
二，和苏联专家一起，制订全年的专家工作计划大纲和工作制度，并按季按月提出专家工作的具体计划。
在计划大纲中，根据工作的需要，规定了在去年一年中，要解决炼钢，炼焦，轧钢，炼铁，耐火材料，特殊钢，以及设备等方面的若干关键问题，并分别轻重缓急，订出了解决各个问题的时间。
季和月的计划，则结合重工业部的作业计划、责任制等中心工作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制订得更加具体和切合实际。
同时，局及所属厂矿亦能行动一致，按照计划的规定有准备的进行工作。
三，确定苏联专家工作的重点厂，使专家能集中力量按照计划主动地系统地解决一个厂的问题，取得经验，然后再推广到其他厂。
例如上半年炼焦炼铁专家即以石景山钢铁厂为重点，炼钢专家以太原钢铁厂、天津钢厂等为重点，轧钢专家以太原钢铁厂为重点，耐火材料专家以唐山钢厂的耐火材料厂为重点，特殊钢专家以抚顺钢厂为重点等。
与此同时，也不放弃对其他厂的重大问题的解决。
四，从局到各厂矿抽调同一专业的技术干部及部分管理干部组织厂工作组，随同专家一起下厂，在厂矿负责干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个工作组除负责督促推动厂矿领导上组织执行专家的建议，协助发动职工贯彻专家的建议外，各个组员并要定期返回自己原来的工厂，结合本厂情况，组织推广重点厂的经验，这个工作组同时也是随同专家的训练班，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要按照专家的工作计划，有系统地向专家学习。
到现在为止，钢铁工业局共组织了七个这样的工作组，由各厂抽调的一百余名技术干部组成。
这些工作组完成了重点厂的工作任务后，已陆续返回本厂进行推广工作。
钢铁工业局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感到这种做法的好处很大。
首先是能够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初步建立了专家工作的正常秩序。
现在，专家的工作主动了，不再是在工厂发生问题之后才赶去解决；
而是可以全面地考虑和解决工厂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改变了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计划状况。
工厂对专家建议的贯彻，在工作组的推动督促下，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而且，由于有专人负责做推广工作，专家的建议不再是仅仅在一个工厂中发挥作用了。
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在去年一年中，苏联专家除帮我们解决了许多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问题之外，还提出了一八四八项重要建议，从而推动了各项中心工作，改进了企业管理，大大改变了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
如由于推行了炼铁专家的建议，全国高炉除重视大修质量外时间显著缩短。
天津钢厂执行炼钢专家的建议，创造了五点四十八分钟炼一炉钢的新纪录；
贯彻了热修方面专家的建议后，使该厂煤耗量由四十三吨降低到三十三吨左右，并第1次完成了一向完不成的热修计划。
各特殊钢厂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提高了特殊钢的质量，并开始生产十三种新品种的钢。
炼焦专家帮石景山厂炼出的焦炭块度整齐，强度提高，而其指导试制成功的纯甲苯新产品，已达到了苏联标准的规格。
轧钢专家帮一○一厂试轧重轨获得成功，解决了我国缺少初轧机的困难。
在耐火材料专家的系统指导下，各厂高质量高炉砖的制造获得显著改进，理化性质的炉砖达到并超过了全国耐火材料的规格，成品率亦从百分之四十五——六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九十。
唐山钢厂贯彻了专家的建议，改进装窑方法，使矽砖装窑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火砖装窑量提高百分之二十六——二十七；
在耗煤量方面，火砖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矽砖降低了百分之十——二十左右。
此外还实行了快速烧窑法，使火砖烧窑的利用系数由十五——十七天缩短到十一——十二天，矽砖由四十天缩短至三十二天；
并且试制成功了高铝砖，为我国耐火材料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在设备专家指导下，全国高炉大修时间平均较计划缩短了百分之三十左右，相对的增加了两万三千吨生铁产量；
而且提高了修炉质量后，使延长高炉寿命有了保证。
并在唐山钢厂试验喷焰表面淬火成功，已在其他厂矿迅速地推广着。
在企业管理方面，各个专家对各厂矿建立责任制、制定作业计划、调整劳动组织，以及设备维护、技术操作、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等方面也都给了很大帮助。
如石景山钢铁厂执行了炼焦专家的建议，改变了劳动组织，使管理水平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太原钢铁厂经轧钢专家帮助健全了责任制以后，事故大为减少，提高了生产均衡率。
其次，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迅速有效地培养大批技术干部，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
这几个月中，苏联专家在各重点厂矿中除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外，还先后做了六十五次专题报告，参加听课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约六千四百余人。
和专家一起工作过的干部，业务技术水平显著地提高了。
如太原钢铁厂的王均才工程师在轧钢方面有十几年的经验，但有一次听了专家对调整粗轧机孔型可以提高能力百分之三十六——五十二的建议后说：
“从前设计轧辊孔型，哪里知道调整适当可以大大提高产量，只考虑轧辊别断，能轧出合格的产品就完了。”
各钢铁厂的高炉工作者经过苏联炼铁专家的指导，认识了高炉风量应适合炉料透气性及改善装料制度，争取充分利用炉内煤气热能与化学能的问题。
有的专家工作组组员说：
“参加专家工作组几个月，比在厂工作三年收获还大。”
很多技术干部都把专家的报告，谈话和在现场的指示整理出来，准备回厂后贯彻执行。
和专家一起工作的干部，在思想作风上也受到专家很大的影响。
他们看到耐火材料专家抱病给工作组上课；
看到炼钢专家帮助天津钢厂进行修炉工作时，经常深夜不睡，从拆炉、修炉直到第1炉出钢，每个重要步骤都亲自参加指导，前后提出了一百五十三项建议，终于使修炉工作提前完成。
大家都说：
“我们不但学习了苏联的先进技术，而且上了几个月革命大学。”
因此，他们不仅在重点厂里积极地工作，并且回厂以后也积极推广苏联先进经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铁道部汉口基地材料厂
为什么不按期提运木材
浙江森林工业局丽水贮木场钱肃光来信：
中央铁道部汉口基地材料厂与浙江森林工业局所订枕木供应合同，其中有五千根枕木应在我场拨交，提货日期为1953年06月底。
但该厂一直不把货物提去。
我们一再去函催促，该厂竟借口运费较大而拖延时日。
这种情况，使我场大量资金不能正常周转；
并且使不少木材置放露天过久而容易腐朽变质，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
建议有类似情况的单位重视履行合同，按期及时提货。

首都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来信
要求严惩盗卖龙门石刻的奸商岳彬
编者按：
奸商岳彬等盗窃龙门石刻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北京市人民法院曾于1952年
08月将岳彬、倪玉书逮捕。
但因负责处理这个案件的某些司法干部对岳彬等勾结帝国主义盗卖
文物的严重罪恶的性质缺乏认识，以致拖延至今尚未判处。
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已督促
北京市人民法院迅速进行严肃处理。
编辑同志：
我们见到12月16日人民日报所载雕刻家刘开渠等十人来信所揭发的奸商岳彬盗卖龙门石刻的严重罪行，感到极大的愤慨。
龙门石窟的雕刻是我国伟大的艺术杰作，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之一。
唯利是图的奸商岳彬等，竟与帝国主义订定契约，有计划地将无数的雕像和浮雕敲下盗走。
这种丧尽天良的严重罪行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分子与反动政府及古玩奸商狼狈为奸，利用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不同方式，巧取豪夺地将我国大量具有历史艺术价值之文物图书盗运出口，使我国珍贵文化遗产遭到了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不仅我们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感到深切的痛恨，每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文化艺术的中国人民也都气愤填膺。
岳彬等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盗劫祖国的珍贵文物，就是这种罪行的典型例证。
我们要求人民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奸商岳彬等，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范文澜　尹　达　向　达　张政烺　周一良
齐思和　邵循正　阎文儒　宿　白　邓广铭
陈庆华　余　逊　梁思成　林徽因　刘致平
莫宗江　赵正之　梁思永　夏　鼐　郭宝钧
徐炳昶　黄文弼　苏秉琦　陈梦家　石兴邦
王仲殊　王　明　王伯洪　杨　林　彭道真
王振铎　万斯年　张　珩　高履方　王　毅
孙家晋　梁思睿　于　坚　李　涵　卢少忱
黄明兰　陈明达　谢元璐　徐邦达　罗哲文
庄　敏　谢辰生　傅忠谟　臧华云　郑云回
丁燕贞　张良竹　张金银　罗福颐　张鸿杰
高志珉　郑昌政　罗　歌

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
——纪念列宁“怎样组织比赛？”
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
刘子久
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充分地发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生产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地“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
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业和资产阶级企图恢复已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等所造成的创伤；
复兴国内经济；
牢固地维持起码的秩序”，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一〕因此，列宁在10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1918年01月，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怎样组织比赛？”
。
在这篇论文中，列宁向已经夺得了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出一个伟大的号召和英明的指示：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二〕。
在列宁的号召和指导之下，1919年，在俄国工人阶级中就出现了“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那种英雄事迹；
为了说明工人阶级这种革命的劳动热情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列宁又写了关于劳动竞赛的另一篇著名的论文——“伟大的创举”。
一
竞赛，社会主义竞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有的产物。
它是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内部巨大潜在力量的具体表现。
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摆脱了极端贫困的苦工牢狱和军营生活境况，用“自为劳动代替了奴役劳动”〔三〕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
列宁说：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1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阔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四〕
竞赛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解放之后，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不断地教育和培养之下，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表现，也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的表现。
斯大林说：
“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底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是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的。”
〔五〕并说：
“竞赛运动中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它使人们对于劳动的观点发生根本的变革，因为它把劳动由从前认为是可耻的和繁重的负担变成了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豪迈和英勇的事情。”
〔六〕
竞赛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国家建设计划各项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的基本方法，也就是工人阶级用以完成他们的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
斯大林说：
“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
实际上竞赛是这样的杠杆，借助于它，工人阶级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内整个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翻转过来。”
〔七〕
二我们应当怎样组织竞赛呢？
这就要加强党、工会、行政以及青年团各方面对于竞赛的领导，增强它的自觉性，克服它的盲目性，增强它的组织性、计划性，使它经常化，克服它的突击性，以便从现有的基础上把竞赛提高一步。
在这一方面，苏联和我们自己已有不少的经验。
第1个办法或步骤，就是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讨论国家生产计划，特别是生产财务计划，使每一个职工都能明确地了解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了解他们所要完成的国家计划的具体指标和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的国家计划的各项技术组织措施，从而使生产能够按指示图表有节奏地进行，以克服竞赛的盲目性。
为此，就必须把组织竞赛和改进生产管理，首先是计划管理结合起来进行。
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特别是作业计划，就没有正常的持续的劳动竞赛。
反之，如果没有正常的持续的劳动竞赛，计划管理也就会变为不能兑现的纸上空谈。
竞赛的目标越明确越具体，就越容易发动、组织和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去更积极地挖掘生产潜力，更充分地利用设备，以保证国家建设计划各项指标的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第2个办法或步骤，就是要开好生产会议，用各种办法，提高生产会议的作用。
生产会议是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动员职工群众参加生产管理，解决生产中问题的有力工具。
斯大林指出：
“每个工业企业中都举行生产会议，企业中的全体工人都参加这种会议，工人可在这种会议上检查企业经理的全部工作，讨论工厂行政方面的工作计划，指出各种错误和缺点，并可通过工会、通过党、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克服这些缺点。”
〔八〕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指出：
“在工厂和其他大企业及经济部门中举行的生产会议，是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去参加苏维埃经济的实际建设工作的最好的方式，是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理解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的最好的方式，是从工人群众中提拔和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及行政工作干部的最好的方式。”
〔九〕
为了把生产会议开好，并提高它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必须：
首先，在生产会议上，保证讨论下列具体的生产问题：
按生产指示图表进行工作，提高机器设备利用率，节省使用工具、材料、燃料和电力，采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消灭停工和发生故障的现象，保证安全生产，消灭废品和产量低的现象等等。
其次，按期检查生产会议的工作，检查企业行政方面对生产会议的建议是否都认真地加以登记，检查它们对于那些已被采纳的建议是否都按规定的日期付诸实施，检查企业和车间的领导者是否亲自在生产会议上报告上次生产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经验证明，假若不这样地检查与监督，则许多工人会由于自己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就不再积极找“窍门”和提合理化建议了。
第3个办法或步骤，就是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
为此就得使广大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开动脑筋，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其中带关键性的问题，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这是发挥职工群众的劳动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任何一种先进生产经验，都是那些先进生产者的劳动智慧的结晶。
借助于它，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劳动力，更少的原料、材料和工具，为国家创造数量更多的、质量更好的、成本更低的产品，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着的物质要求和文化要求。
借助于它，我们可以为国家创造并累积更多的财富。
这正如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
“只要我们关怀无数的发明家、合理化建议者及其助手，那我们国家就会显现出新的巨大的潜在力。
必须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积极地在物质上和舆论上鼓励并推动这一事业。”
〔十〕这也正如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16次全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
“为了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使费力工作过程机械化起见，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群众发明创造与合理化建议工作委员会，必须充分利用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的创造积极性，经常监督集体合同中‘关于为开展发明创造与合理化建议工作创造良好条件’的义务的履行情形，并须坚决克服这一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和拖延塞责现象。”
〔十一〕
第4个办法或步骤，就是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的最主要的部分必须在工人的各种集会上加以讨论。
只有如此，才会使每个工人了解提高工资所必需的条件，才会了解必须履行集体合同中给他规定的义务。
“只有工会会员在全部过程中自觉地参加集体合同草案的拟订工作和合同的签订工作，才能使全体工人熟悉自己的生产情况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同时才能在集体合同所规定的双方义务的基础上，为实现巩固的生产纪律和工会纪律创造必要的条件。”
〔十二〕
集体合同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劳动组织以及为了提高经济机关和工会组织对改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的责任心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因为在集体合同中，集中地体现了全体职工创造性的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强烈意志，明确地规定了企业行政方面和全体职工对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保证条件，并且具体地规定了各个部门为了完成保证条件的技术组织措施。
这样就使全体职工在劳动竞赛中，有了明确的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经济核算制的具体的明确的奋斗目标。
并把劳动竞赛引导向推行新技术、贯彻先进的工作法、改进技术作业方面去，使群众的创造主动性与改进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同时，在集体合同中，还具体地规定了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纪律、技术教育、居住生活、文化教育服务，以及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和措施，这样就使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使生产和安全、生产和生活、教育结合起来，使开展劳动竞赛有了比较稳固的思想基础与物质基础，从而保证了劳动竞赛能够健康和持久地巩固下去。
第5个办法或步骤，就是要按期认真地进行竞赛的总结（评奖）。
总结竞赛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对于那些在竞赛中高度地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了和带动了落后，完成了竞赛条件，得到了胜利的先进生产者，给以应得的名誉的和物质的奖励，以表示党、国家和工会对这些先进人物的尊敬与关怀，这种正确的奖励政策，对于竞赛的持久和开展，有着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其次是为了把那些先进人物在竞赛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各方面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总结出来，以便推广，使之为广大职工群众所掌握，从而使竞赛达到普遍的高涨；
再次是为了把那些在竞赛过程中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者的原因（失败的教训）总结起来，使他们能够从失败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并鼓励他们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前进。
要做好竞赛的总结工作，就必须有正确的生产定额和正确的生产统计工作；
否则，竞赛总结工作是会缺乏科学的标准和资料作依据的。
最后，为了把竞赛提高一步，就必须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至更严厉的方法，把那些“被竞赛的有力浪潮所吓到，企图给竞赛划出人为的范围，把它局限在界线以内，‘集中’竞赛事业，缩小它的规模”，〔十三〕束缚群众的主动性的官僚主义者，把那些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不依靠群众的创造力，满足于眼前的胜利，沾沾自喜，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者，把那些屡教不改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分子等，从我们组织竞赛的道路上清除出去。
因为“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就是要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羁绊，开拓广大的阵地以施展群众的力量和创造积极性，挖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潜在力量，并把这个力量投向与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方面去”。
〔十四〕
三列宁的“怎样组织比赛”一文是1929年
（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2年）01月20日第1次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曾经获得当时正在进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
它和斯大林那篇著名的论文——“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在鼓舞、推动和指导苏联工人阶级的劳动竞赛、提前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今天，正当我们已进入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第2个年度的时候，正当工人阶级的劳动竞赛在党的总路线照耀之下已在全国范围之内高涨着的时候，我们来认真地学习列宁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无疑地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只要正确地、认真地和积极地来组织劳动竞赛，就一定能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
附注：
〔一〕列宁：
“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
〔二〕列宁：
“怎样组织比赛？”
。
〔三〕同注二。
〔四〕同注二。
〔五〕斯大林：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六〕斯大林：
“在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
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
〔七〕同注五。
〔八〕“群众生产工作”。
工人出版社版，第35页。
〔九〕同注八。
〔十〕“群众生产工作”，第39页。
〔十一〕同注十。
〔十二〕“群众生产工作”，第80页。
〔十三〕同注五。
〔十四〕同注五。

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李何
今天是从昨天来的
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经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创立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1个社会主义社会，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
苏联共产党指引苏联人民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光芒万丈地照亮世界各国的后继者。
苏联今天的农业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头。
在苏联农村中，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制度；
它包括九万四千个集体农庄、八千九百五十个机器拖拉机站和四千七百多个国营农场。
苏联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使得苏联拥有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业；
苏联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农业，又保证供给苏联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工业中心以充足的粮食和原料。
苏联集体农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农业劳动者：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剥削，他们有战胜自然灾害和贫瘠土地的办法，他们过着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
苏联集体农民不断增长的富裕生活和购买力，保证苏联农村成为销售工业品的无限广阔的市场。
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并没有以今天农业这样巨大成就为满足。
为了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去，他们不懈地进行着一切努力。
他们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的公共经济，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进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福利。
他们依靠强大的工业，进一步发展着农业的技术装备，巩固机器拖拉机站，加强拖拉机站对集体农庄的援助。
他们使农业与工业，使农业各部门，使农业各地区，合比例地、相适应地、平衡地发展，以保证生产丰富的农产品。
这样，苏联人民为较远的将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为需要最丰富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着物质基础。
苏联今天的农业成就和它的伟大前途，如果不是苏联共产党在已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引导劳动农民从二千五百万户小规模的、个体经济走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不可想像的。
因为个体的小农经济既不能保证工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到后也不能避免农民的两极分化，这样就不能保证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用手工劳动的小农经济，不能很好利用农业机器和技术的成就，收成较低，遇着天年不好，甚至难于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所以小农经济提供的商品农产品不多，而个体农民的购买力也很低。
这样就赶不上在国家工业发展时候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迅速增长中对粮食、对原料、对市场的需要。
这样就会造成农业与工业不协调，城乡关系恶化，工农联盟破裂的危险。
以苏联的谷物生产为例，俄国在10月革命前一百十四年中谷物收获量平均每年只增长二百分之一，在十九世纪发生过十四次荒年。
10月革命后，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苏联谷物收获量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五。
集体农庄制度代替了小农经济以后，1932年到1940年期间，苏联所有谷物收获量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
苏联在没有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由于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发展，发生过商品粮食不足的困难。
但苏联在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粮食，保证了国家的粮食供应。
1938年苏联商品谷物占全部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而10月革命前不过占百分之二十六。
社会主义农业比小农经济优越，不是很明显吗？
像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并不是永远站在一条通向资本主义和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
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工业的支持，那么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的自发势力，仍然会滋长农村资产阶级，而把农村冲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去的。
向资本主义去会有什么结局呢？
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中小农户的情况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大块土地和农业机器都集中农村资产阶级手里。
据1950年调查，美国五百三十八万二千农户中，四分之三以上农户中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马、骡。
最近六年中，美国中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只增长百分之六，而生产费用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
他们的收入在去年比1948年减低约四分之一，而去年缴纳的财产税和土地税，却为1942年的十五倍和三倍。
美国中小农户截至1952年07月01日欠了一百四十亿美元的债。
从1935年到1950年，美国有一百四十万农户破产。
这些破产的农户补充到城市的失业后备军中去，或者落为农村的流浪短工。
从1940年到1946年，这种离弃农村流进城市和工业中心的有五百万人。
1948年，美国小农户中有一百多万人不得不受雇于大农场主。
对于广大的劳动农民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被奴役、贫困和破产，不是很明显吗？
由合作社到集体农庄
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是经过由合作社到集体农庄的道路，引导劳动农民从小规模的个体经济走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因为合作社及其高级形式——集体农庄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们能够把劳动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全民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并且使它服从公共利益，所以能够为劳动农民所了解和接受，能够把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的经验证明：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是由低级到高级，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长期的逐步的发展过程。
因为要使千百万世世代代在私有制基础上过惯分散的小生产的个体农民，在实践中根据经验确信集体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好处，自愿地组织到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中来，让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这决不是短匆时期轻而易举的事业。
10月革命胜利和土地国有以后，苏联共产党就向劳动农民解释说，仅仅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还没有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还不能根本改善劳动农民的生活的。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和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困难时期，在苏联政府的鼓励下，建立了第1批示范性质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实例向劳动农民宣传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好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工农业恢复和贸易活跃的情况下，苏联广大农民蒙受到利益的合作制，开始发展起来。
劳动农民开始在消费方面、后来在生产方面日益增加地联合到合作社中去。
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最先发展起来。
因为它们使劳动农民少受或免受投机商人和私商的剥削，活跃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小商品经济之间的物资交流，最切合劳动农民当前的需要。
在一九二六—1927年，全苏零售贸易约一半是经过农业合作社进行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五年中，各种农业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多，主要是供销性质的合作社。
但消费方面的合作社，只是合作社的初级形式，它们不能改造小商品的生产。
随着供销合作社，也发展了各种形式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合作社，如信贷、机器、改良土壤、饲畜、种籽等等专门合作社和一般农业合作社。
在1925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末，全苏联有六百五十八万九千农户，即百分之二十八农户参加了合作社。
这时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特别是土地共耕社，也有了发展。
在国家工业化时期，由于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包括生产农业机器和肥料的工业）的迅速增长，由于劳动农民不但在消费方面而且进一步在生产方面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合作化、集体化的好处，苏联的合作社，特别是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有更大的发展。
从1925年10月01日到1927年10月01日，加入供销合作社的农民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而加入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增加了十一倍。
到1926年10月01日，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了全国百分之三十三点一的农户，到1929年10月
01日，已联合百分之五十五点二的农户。
这说明，农业合作化向生产方面的发展，它的影响的日益扩大。
农业合作化在生产方面的发展，也表现在比较复杂的生产合作社——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的增长上，虽然在国家工业化初期这种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在1927年06月01日以前，全苏联只有一万四千八百个集体农庄，参加的差不多全是贫农，也有些中农参加土地共耕社。
这些集体农庄规模还小，耕地面积也不大：
在1927年平均一个集体农庄只有十五个半农户，种地五十九点一公顷。
当时它们分布在广大的农村中，好像是大海中的小岛。
但这是农业社会主义化的最先进的、因此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据点。
集体农庄能采用先进的耕作法、正确的轮种制、新机器、好种籽，它能合理地组织劳动，它的收获量和庄员收入总是比周围个体农户高。
1927年，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收获量高百分之二十一，黑麦收获量高百分之二十八。
因此个体农民不但向集体农庄学习先进的农作方法，而且走上它们组织起来的道路。
加入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的农民，从1927年06月01日到1929年10月01日的两年又四个月中，从原占全国农户百分之零点八，上升到占全国农户百分之七点六，即增长了八倍半。
集体化较快的是高加索北部、伏尔加下游、乌克兰草原地带等主要产粮区。
到1929年07月01日，一百万户以上的农民（主要是先进的、贫苦的劳动农民）组织在五万七千个各种形式的集体农庄（大部分是土地共耕社）中。
1929年下半年，占农民绝大多数的中农追随着贫农，整个村整个乡整个区地加入集体农庄。
到这年10月01日，
一百九十一万九千户农民组织在六万七千个集体农庄中，即三个月中约增一倍。
这种发展规模继续着。
因此1929年是苏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转变的一年。
于是开始了大规模建设集体农庄时期。
在进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前，苏联农村中已存在三种形式的集体农庄：
土地共耕社、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
正确地挑选和推广适当形式的集体农庄，这对于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有决定意义的。
土地共耕社是集体化的低级形式。
入社的农民只把在耕作（播种、收割）时的劳动和共耕的土地合作化。
由共耕社获得的复杂机器作为社内公共财产。
其他如耕畜、农业机器、农具、建筑物等生产资料依旧留作原主私有财产，只有耕作时可以共同使用。
共耕社的收入不但按照社员在共同工作时所费的劳动量来分配，而且按照他们供给共耕社的生产资料的种类和数量来分配。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以前，对于一方面认识到集体劳动有提高收获量等好处，另一方面暂时不愿意拿出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劳动农民，特别是中农，共耕社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所以比其他形式发展得快。
对于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起了巨大的准备作用。
但是土地共耕社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因而不能完全按劳动分配收入，所以不能达到把农业彻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农业公社本来应该是农业集体化的最高形式，应该从非常发达和富裕的集体农庄中产生，它的一切生产资料社会化，公共生活特别发展，公共生活近似工人。
但是当时出现的农业公社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在各种集体农庄中以农业公社为最多。
它们多半是回乡的城市工人、红色游击队员和贫雇农中先进分子在原先地主的庄园或寺院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从土地到住屋、农具都是使用国家的。
它们显现了大的集体经济对小的个体经济的优越性，对于集体化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由于不能有发达的技术和丰富的产品作基础，当时农业公社在需要和生活上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又忽视社员的个人利益。
它不能大规模地吸引劳动农民特别是中农。
这些农业公社后来为了继续存在，不得不批判平均主义，改变过分社会化的生活，开始按劳动日计算工作，允许社员养母牛、小牛、家禽，事实上转变为农业劳动组合。
农业劳动组合是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现阶段的形式。
苏联现在的集体农庄就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形式，不过更加精密而已。
在农业劳动组合（集体农庄）内，不仅劳动和土地的使用社会化了，基本的生产资料（耕畜、农具、种籽、公有牲畜用的饲料、公用的建筑物、农产品加工企业）也社会化了。
但是住宅、一定数目的家畜和无限制的家禽还是庄员个人的。
除了参加作为庄员幸福生活主要来源的公共经济以外，庄员有一块宅旁园地经营个人小副业。
在公共经济上，多劳多得，按劳动日取得报酬。
农业劳动组合是建立在这样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结实基础之上，所以被认为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中最适当的形式。
在1929年以前，土地共耕社是苏联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形式。
在1929年土地共耕社还占百分之六○点二，农业劳动组合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农业公社占百分之六点二。
在1931年，农业劳动组合已占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农业公社只占百分之三点六，土地共耕社只占百分之四点七。
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中，苏联共产党特别注意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尤其是与中农的巩固联盟。
巩固与劳动农民特别是与中农的联盟，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农村中阶级的变化而显得更加重要。
当时贫农户大部分上升为中农，使中农大大增加；
而某些富裕中农变为富农，使富农也有某些增长。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末，集体化运动展开以前，在苏联农村每一百户中有四到五户富农，八到十户富裕中农，四十五到五十户中农，三十五户贫农。
从这可以看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政策，对于引导劳动农民走到社会主义经济是重大的保证。
因为为数尚多的贫农依然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最可靠的同盟者；
因为为数最多的中农的态度，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与速度有决定的意义；
因为富农不但在增长自己的剥削势力，而且每日在散布对中农的影响，在争取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例如在发展合作社时期，富农分子曾经钻到合作社中去，企图利用合法方式来加强自己对中农的影响，因此在合作社内发生过尖锐的阶级斗争。
苏联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吸收贫农中农参加苏维埃，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以提高他们的经济积极性。
为了争取个体的劳动农民特别是中农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苏联共产党一贯教育干部，要耐心说服农民，在实践中说服农民，求得农民自愿同意。
由于遵守这些原则，由于苏维埃政权在土地使用、贷款、税收、贸易种种方面采取了限制富农剥削活动和优待贫农、中农的政策，劳动农民由贫农而中农，由个别而大批地转到集体化的道路上来了。
苏联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之逐步发展，正是不断巩固工农联盟的结果。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条件的成熟，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准备的结果。
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对富农的坚决斗争，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增长，先进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的优良经验，所有这些准备好了过渡到全盘集体化，整乡、整区、整县农民一同加入集体农庄的基础。
有了全面的充分的准备以后，苏联农村才进行巨大的改革，从限制富农进而消灭富农阶级。
这种改革是国家政权与农民群众自上而下结合进行的。
在开始全盘集体化时，苏联共产党就指出：
要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分期完成；
要以农业劳动组合（集体农庄）为基本形式；
要尊重农民的自愿，不要强迫命令。
但是许多地方犯了急性病，违反了这些正确原则，使富农有可能乘机挑拨。
这种偏向很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所纠正了。
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的结果，1932年已有百分之六十一点五的农户加入为数二十一万一千的集体农庄。
如果在1928年，有百分之九十七点三耕地握在个体农民手中，而每户个体农民平均只种地四点五公顷；
那么在1932年，有百分之七十八耕地握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手里，而每个集体农庄平均种地四百三十四公顷，每个国营农场平均种地三千一百公顷。
集体农庄制度胜利了。
接着是在组织与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
到1938年，全苏联九十三点五的农户加入了二十一万二千四百个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集中了全苏联百分之九十九点八耕地。
苏联农业配备了大量的农业机器和农业技术干部。
在集体化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制度下，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了，耕地扩大了，收获量提高了，谷物问题解决了，集体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了，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得到了集体农民这样新的强有力的支柱，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
苏联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过程，如果从1924年苏联共产党第13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尽量吸收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的口号的时候算起，到1932年集体农庄制度胜利为止，经过了八个年头，如果再加上从1929年到1938年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农业的改造，前后总共经过了十四个年头。
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
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是长期的努力过程。
在这个运动的长期过程中，既不能放任自流，以免滋长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势力；
也不能急躁冒进，以免脱离劳动农民特别是中农群众。
以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迅速
发展为关键
不论在已往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论在现在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都注意工业与农业的互相适应，经常调节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苏联共产党中央09月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定，也就是为着使农业加速发展，以便与增长着的人民需要，与迅速发展的工业相适应。
工业与农业相适应了，国民经济才能充分发展，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才会巩固，这是很明显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与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工业所生产的拖拉机、农业机器、肥料、燃料、电力、建筑材料，以及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给劳动农民以决定性的影响，帮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工业中社会主义部分没有占绝对优势，如果重工业没有迅速发展，那么这是不可想像的。
另一方面，改造后的农业为工业创造了无限广阔的粮食与工业原料基地和工业品市场。
如果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没有代替了小农个体经济，那么这也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
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必要条件。
当国民经济还处在恢复时期，苏联城市的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还没有怎样发展，它和乡村的小农生产之间的不相适应还没有威胁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中，也有工业互相影响的例子。
苏联工业产量在这个五年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其中1922年只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七，1924年只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四，这是由于1921年农业的歉收和1923年秋季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留给工业的结果。
到国家工业化时期，只能提供百分之十一谷物为商品的小农经济，已带给城市居民和军队以粮食困难的威胁。
在谷物危机上面表现出来的工农业的不相适应，曾经催促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
对农业生产的改造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机器。
苏联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工业供给农业以大批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前就开始了，但它的大规模的展开和完成，只是在农业从工业获得大批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后。
因为只有以机器代替了手工和耕畜，农业生产才能成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力才能飞跃地发展。
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农庄是难以施展的，社会主义的大农庄没有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是不能完成改造生产的任务的。
列宁说过：
“如果我们明天就能够拿出十万架头等拖拉机，给以汽油，给以驾驶员（你们十分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梦想），那么中农就会说：
‘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
（列宁1919年在俄国共产党（布）第8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所以，要实现机械化的农业大规模生产，以适应高度技术的工业生产，一方面要求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建立制造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重工业。
而苏联就是这样做了。
苏联拖拉机工业也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
苏联在1922年才出产两台试验的拖拉机。
从1922年到1930年，苏联的拖拉机绝大部分是输入的，共输入了六万多台，在1930年一年中就输入二万三千台。
在1928年以前，农业生产中所用的农具主要还是马拉农具。
当时农民已经喜欢拖拉机耕得深，成本便宜得多。
到国家工业化时期，苏联已大力发展拖拉机工业。
从一九三○到1933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工厂，在萨拉托夫的收割联合机工厂，在罗斯多夫、哥米尔、塔什干的农业机器工厂开工了。
从1932年起就停止了拖拉机的进口。
从一九二八—
1929年到1938年，苏联拖拉机工业供给了全国农业五十三万七千一百台拖拉机。
在1938年，苏联农业在新式技术装备上已占世界第1位。
不是偶然的，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那些与社会主义工业接近的，产甜菜、马铃薯、烟草、牛乳的地区，合作化的运动进展得比较快；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那些首先得到了机器，建立了机器拖拉机站的基本产粮地区，集体化的运动也进展得比较快。
这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对改造农业的作用。
苏联工业供给农业的机器，绝大部分是集中在机器拖拉机站使用的。
由于把机器交给国家的拖拉机站使用而不卖给集体农庄，就保证了能经常以新式机器代替陈旧机器，经常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收获，而这是集体农庄独自的力量做不到的。
机器拖拉机站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国家在农村中改造农业的支柱。
它们是保证实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决定性条件。
它们以自己的机器、机械人员、农艺人员、汽油，为集体农庄服务。
集体农庄按照机器拖拉机站服务的情况直接向国家付出实物报酬。
但是机器拖拉机站不是机器“出租处”，它们还在组织上、在生产和技术上帮助集体农庄。
机器拖拉机站适应着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要求来建立和发展，也是经过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过程的。
在1928年还只是一些拖拉机队。
1930年初，只有一百五十八个机器拖拉机站。
为一万一千六百个集体农庄服务，耕种了集体农庄的四分之一以上土地——一千零四十万公顷；
1932年，已有二千四百四十六个机器拖拉机站，为七万一千八百个集体农庄服务，耕种了集体农庄的约半数土地——四千五百一十万公顷。
到1937年，已有五千八百十八个机器拖拉机站，为百分之九十一点五集体农庄服务，它们的服务范围已包括产谷物、产棉花、产甜菜的一切主要地区。
显然，机器拖拉机站是适应着集体农庄及其耕地的增长而发展的，而这种发展是以拖拉机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关键的。
苏联工业供给农业的机器，一部分由国营农场使用。
国营农场是国家的企业，它们与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构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农村。
国营农场不但是国家制造农产品的工厂，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农村建立起来以向农民宣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的活榜样。
在改造农业的长期过程，国营农场以自己的规模，以自己的机器和技术，帮助和教育周围的农民。
这大大促进了农民对大生产的好感，有力地帮助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发展。
在1928年苏联有二千八百三十二个国营农场，1938年已有三千九百六十一个。
国营农场所需要的不断更新的和日益增加的农业技术装备，自然也要依靠工业。
在保证工农业的相适应上，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上，合同定购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后来以收购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到恢复时期末，转取了合同定购制。
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合同定购制成为国家采购农产品的基本方式。
直到1933年，苏联才以对粮食、向日葵、马铃薯、肉类、牛乳、毛的义务采购制代替了合同定购制。
因为这时，社会主义农业制度胜利，国家从义务采购和拖拉机站所得的实物报酬，已经能够保证全国粮食的供应。
所以让农民在义务交售以后，自由处理余下的粮食，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但对棉花、甜菜、麻等工业作物和蔬菜一直保持着合同定购制。
定购合同是由国家采购机关（或合作社）与集体农民（或个体农民）之间根据国家的定购计划订立的。
一方面农民按照国家采购价格，以规定的农产品，在一定期限和地点，售给国家；
另一方面，采购机关按价付款、发给补加奖金和预支款。
合同定购制使国家便于掌握农业品价格，便于有计划地领导农业生产。
合同定购制也鼓励了农业生产的提高，因为在合同中农民保证很好生产，而国家保证给以组织上和农业技术上的帮助。
合同定购制使社会主义工业与农业发生直接联系，因而排除了投机分子的中间剥削，加强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流和城乡的联系。
这些，以及合同定购制给予集体农庄的优待条件，使合同定购制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成为促进集体化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联由于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把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都放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使工业和农业都以高度技术扩大再生产和出产日益丰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才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才有条件准备过渡到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去。
1953年12月24日于莫斯科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波、捷委员发表声明
反对把战俘交还给原拘留各方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波兰委员、特命全权公使斯坦尼斯瓦夫·加耶夫斯基于01月14日对新华社与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声明如下：
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会主席印度代表克·斯·蒂迈雅中将向委员会提出了两封信，随后，他以委员会主席个人的名义将这两封信送交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以及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在这两封信里，委员会主席说明了委员会迄今为止的工作情况，以及由于解释工作的停顿与政治会议的未能召开而引起的新的形势，然后建议双方司令部同意把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迄今还没有行使他们的遣返权利的战俘分别交还给原拘留方面。
按照委员会主席的建议，这些战俘将仍然作为战俘被移交过去。
在今天的会议上，波兰代表团对委员会主席的建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
波兰代表团认为：
如果按照印度代表团团长的建议，将战俘交还给原拘留方面，那是悍然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基本原则的，按照“职权范围”的规定，移交给委员会看管的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交还给原拘留方。
委员会主席所建议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将是在解决遣返战俘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因此只能促使朝鲜紧张局势更加恶化。
我愿意指出，上述委员会主席的信件，除了它的结论以外，原则上包含有一些为波兰代表团所完全同意的正确的说法。
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信中除了谈到其他一些问题以外，还明白地说，委员会有充分权利解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条文，并且说为了最后解除战俘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必须首先补足解释工作的期限，并将经过解释后未行使其遣返权利的战俘问题交由停战协定第60款规定举行的政治会议去解决。
委员会主席进一步说，鉴于解释工作期限的不足，鉴于迄今为止政治会议没有能够召开，想改变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的身份是不能容许的，他又说，“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该‘职权范围’。”
但是，与这些论点相反，委员会主席在两封信中得出了在今年01月23日以前把战俘交还双方的完全错误的结论。
符合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条文的字句和精神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是：
承认委员会有责任延长解释、补足九十天期限，把解释结束后尚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问题提交将要举行的政治会议于三十天内予以解决。
显然，只要委员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印度看管部队对战俘的看管期限即应相应延长。
只有这样的解决才符合于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目的，波兰代表团曾一再坚决要求委员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根据这些情况，如我在开头已经提到的，波兰代表团在委员会会议上坚决反对印度代表团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保留权利以便在以后阶段、在彻底研究了今天提出的两个文件后就这个问题发表详细的声明。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特命全权大使拉吉斯拉夫·西莫维茨在14日对新华社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如下声明：
1954年01月14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致函联合国军司令部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建议在1954年01月23日以前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未曾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给原拘留各方看管。
鉴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采取的这一步骤，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发表如下声明：
（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信中的建议不仅不符合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态度，而且和它直接抵触。
此外，这个建议也不符合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立场。
这个建议只代表委员会主席自己的观点，他在1954年01月14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曾经明白声明，他采取的这个行动只是代表他自己，并且由他自己负责。
（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态度一向是：
只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有权对“职权范围”的条款作出解释，它也有权为了正确地实施“职权范围”而作出种种决定。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因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也有权决定继续中断了的解释，补足“职权范围”中规定的九十天解释期限。
委员会的大多数已经表示，解释应予继续，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的和必要的。
（三）把战俘交还原拘留方面看管就会违反“职权范围”和朝鲜停战协定的基础。
这样的措施会永远剥夺战俘行使遣返权利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停战协定向他们保证的，并且是“职权范围”的最根本的目标和基本目的。
这种措施所意味着的处置战俘的办法，不仅不是“职权范围”所规定的，而且是“职权范围”最明确地不容许的。
主席自己在信中承认，对战俘身份的任何变更、或未经实行解释程序和未经政治会议讨论的任何其他的处置战俘办法都是不可容许的，因此，“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该‘职权范围’”，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信中建议的措施正好是这种片面行动。
（四）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旨在把战俘交还给原拘留方面看管的任何措施都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非法的，这种措施会大大违反“职权范围”甚至威胁到朝鲜停战。
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现在和将来都竭力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措施。

瑞士瑞典代表按照美方意旨办事
出面支持蒂迈雅交还战俘的片面建议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的瑞士代表团及瑞典代表团，14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同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关于在01月23日以前把未曾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交还给原拘留方面的建议。
人们都看到，瑞士及瑞典代表团最近以来一直在公开附和着美方所谓战俘必须在01月22日“释放”的无理主张。
按照美方宣布的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时间表”，瑞典委员曾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提出提案，规定在01月22日把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释放”成为平民，以给美方破坏国际协议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瑞士委员也马上出来支持瑞典委员的提案。
但是，这个提案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被否决了。
瑞士及瑞典代表团就转而支持蒂迈雅将军的建议。
瑞士和瑞典代表团在他们的声明中还表示对蒂迈雅的建议不完全满足。
对于这个建议没有像瑞典委员的提案那样把战俘“释放”成为平民使美方能“合法地”加以强迫扣留，瑞士代表团还表示有“反对意见”。
但是，这个分歧并没有妨碍瑞士及瑞典代表团“在原则上”同意蒂迈雅的建议。
因为美方认为所谓将战俘交还原拘留方的行为就是“片面释放”战俘，所以瑞士和瑞典委员也就表示满意了。
为了替这种按美方意旨办事的行为辩解，瑞士代表团声明中又说这是“为了人道的理由”。
然而，人道自在人心，从瑞士代表团过去历次违反“职权范围”的纪录中，从瑞士代表团目前违反“职权范围”的主张中，人们是很难找到人道的影子的。
人们记得，瑞士和瑞典委员一道在最近发表的掩饰美方破坏解释工作活动的“个别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南营存在的“组织对要求遣返的战俘控制很严，因此后者常常不得不秘密地并冒着生命危险来申请遣返”，“事实上南营里曾发生了好几起凶杀案”；
但是，瑞士和瑞典代表团却阻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职权范围”对美方特务采取有效制裁措施，而使特务在营场中得以气焰嚣张，用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迫害和屠杀朝中战俘，阻止战俘遣返。
现在，南营中朝中战俘在焦急地等待着解释，以便有机会行使他们的遣返权利回到他们的祖国；
但是，瑞士及瑞典委员却反对继续解释，而主张把朝中战俘交给美方，其结果就要使他们落在李承晚及蒋介石匪帮手中去遭受酷刑和屠杀，并被迫充当蒋李匪帮进行冒险赌博的炮灰。
这样，瑞士和瑞典委员的行为难道还能用“为了人道的理由”来加以掩饰吗？

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科学会议
纪念乌·伊·列宁逝世三十周年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18日举行科学会议，纪念乌·伊·列宁逝世三十周年。
出席会议的约有五百个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法学家。
苏联科学院院长亚·涅斯米扬诺夫在会上致开会词。
他说：
列宁主义已经成为一切劳动人民在争取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不可战胜的思想武器。
列宁的政治、哲学、历史和经济著作，是创造性地发展科学、坚持科学的党性的无可比拟的范例。
苏维埃科学应用列宁的辩证法在研究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根据列宁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布的学说，已经进行了并且正在进行着关于国家天然富源的复杂研究工作，多方面地研究矿产、植物和动物、气候和土壤，以便从科学上帮助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涅斯米扬诺夫说：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地证明了列宁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所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有效力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伟大的列宁的形象，他的革命活动鼓舞着苏联人民从事共产主义社会建设。
会议还听取了“列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师”、“列宁——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对历史科学的意义”等报告。

蒂迈雅01月14日给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信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在01月14日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
原函全文如下：
致联合国军总司令
我荣幸地提请查照本委员会1954年01月02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REP／第1号函与你1954年01月06日的答复。
一、像本委员会1954年01月02日函内所提到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迄今只能有限度地实施“职权范围”中所规定的那些程序。
二、在本委员会看管下那些未遣返的战俘中有些战俘不愿行使其遣返权利。
尚有为数多得多的那些人则未能使用“职权范围”与根据“职权范围”制定的“细则”中规定的有关战俘行使其遣返权利的那些程序。
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的处理问题必须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政治会议。
虽然这一提交是有强制性的，但是由于上述政治会议尚未实现，这一提交还没有实现。
还有，所有战俘按照“职权范围”都有权利享有的与本委员会被责成主持的那些解释程序，只是对在看管下的全体战俘中的一小部分执行过。
四、关于在实施“职权范围”上的这些和其他的失败，是由于并非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所造成的，而且它们对之不负任何责任的那些原因和因素所致。
五、只有在双方之间或与双方在延长解释与看管时间问题上、以及由于政治会议未能实现而必需作出的这种变通办法或延长程序问题上达成协议，本委员会才可能自1953年12月24日起进一步或更充分地实施“职权范围”的程序及目的。
六、关于这些问题，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曾一再向双方提出建议和要求。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面临情况之实情，最后已详述在其01月02日函及随该函附上的备忘录中。
七、本委员会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如要更充分地实施遣返协议时有基本意义的事情特别提出了四个问题，并要求你对这些问题给予答复。
八、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荣获你对每一个问题的答复。
你的答复要想“消除对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看法发生任何怀疑或误解的可能”，并重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坚决立场”。
九、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各该四问题所采取的坚决立场是：
（甲）继续解释是不可能的；
（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意见是“政治会议极不可能于01月22日前开会”；
（丙）联合国军司令部觉得没有理由进入任何讨论以考虑未遣返战俘的处理问题；
并且
（丁）印度看管部队看管战俘的职权于1954年01月23日零时一分终止。
十、上面的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坚决立场的回答无可置疑地说明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同意建立那些对进一步实施“职权范围”的办法与目的有基本意义的条件与办法，而没有这些条件与办法，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是不能寻求进一步实施“职权范围”的办法与目的的。
十一、因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不得不依据现时存在的情况，以及其本身对“职权范围”的条款与目的与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与义务的了解，作出自己的决定。
十二、也注意到了在你1954年01月06日的回答中，你还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看法：
（甲）政治会议“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问题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
（乙）“职权范围”第11款使你方不能进入任何讨论以进一步考虑战俘处理问题；
（丙）上面（乙）项中提出的主张已“在结果制定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停战谈判中清楚地指明了。”
；
（丁）在1954年01月23日零时一分的时候，“委员会有明确的责任释放战俘为平民”。
十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已从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得到他们的回答，他们坚持：
（甲）解释期限应予延长，解释应予恢复；
（乙）未遣返的战俘的问题应提交政治会议；
（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应继续执行“其合法职务”。
十四、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根据“职权范围”与其目的说明自己的立场，并根据“职权范围”与其目的对于第12段中所述断言说明它自己的看法：
（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同意如你复信中所说的政治会议对战俘问题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
本委员会的看法是政治会议乃是载在第11款中之方式与程序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此种安排中之不可分的一部分之取消或未实现，不能认为对本办法的其余部分或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有责任要作出的关于战俘的身份与处理的决议无关或只有微小影响或没有影响；
（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同意第11款之各项规定排除双方之间对有关这一协议的目的的事项作进一步的讨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寻求与一方或与双方达成协议，而并未将此种为实施“职权范围”及其目的而与双方的或双方之间举行的讨论认作是受到排除的。
也要提醒一点是：
“停战协定”的第2个附件临时补充协议的日期是1953年07月27日，是在1953年06月08日签订了第1个附件“职权范围”之后的；
（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并非停战谈判的一方，并不知道你在你复信中所提到的双方在谈判中对彼此所作的表示；
（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同意说它有释放战俘为平民的明白责任。
“职权范围”没有规定这种释放。
但“职权范围”规定：
在实施了其中规定的某些办法之后委员会应“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
可是这些办法并未能实施，从而使得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即使连“宣布”这种“解除”的资格也没有。
十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已深入地与关切地考虑了在目前情况下它所看管的战俘的身份和处理的问题，并作出了以下决定：
（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权释放战俘；
“职权范围”没有规定或想到这样的终局；
（乙）“职权范围”并未将对战俘的最后处理委派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而只有最后处理才包括释放；
（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目前无权对在其看管下的战俘“宣布”“解除”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因为规定在这一宣布以前应实施的办法未曾实施；
（丁）由于有关双方之间没有协议，因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在1954年01月23日以后继续看管或执行任何职务以促进“职权范围”的实施。
十六、根据以上的决定，我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与执行人并又在看管战俘，就达到了这一个结论，即：
唯一可行的正确合法以及和平的道路是紧接着在1954年01月23日以前不久把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看管。
十七、因此我提议要求你接受在1954年01月20日九时恢复看管，并希望能将这件事尽快完成。
十八、看管工作的交还将在非军事区南部的边缘以及印度看管部队的周界上举行，并根据战俘的移交既有程序，战俘将在你方的边缘被接受。
十九、作为本委员会的主席与执行人我愿以最明确的方式声明：
在把战俘交还原拘留一方看管的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既不能保持对战俘的看管，又不能进一步实施“职权范围”，也不能把他们释放。
我这么做并不是要使他们的身份有任何改变，或者要进行对战俘的最后处理。
二十、此外，遵照本委员会解释“职权范围”的职司与权力，本委员会认为：
用宣布具有平民身份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的处理来改变战俘的身份，都需要在此之前实施关于解释和政治会议的程序来加以决定；
这种办法应根据上述职权（范围）的规定进行到合法的终局，除非双方对于战俘身份与处理商定了其他程序或做法。
任何有关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动将不符合于上述“职权范围”。
二十一、本委员会采取这一做法是由于它诚挚地愿望推进停战协定的目的，按现时存在的情况，遵守合法的不偏不倚的办法，避免暴力的可能爆发，并依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目的与精神行事。
二十二、我愿冒昧表示有信心的希望，即双方对于即将交还给他们各自去看管的战俘的身份与处理进一步采取步骤时，也将出于相同的愿望。
二十三、我对联合国军重新保证准备直到本委员会解散时都协助本委员会，表示感激，并愿向他们保证：
本委员会已努力客观地并尽其力之所及以履行其义务。
如果你在1954年01月16日以前能对本委员会予以答复，我将不胜感激。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　蒂迈雅中将
1954年01月14日

蒂迈雅指出美方“释放”战俘违反“职权范围”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据美方通讯社消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在18日写信给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说，美方如果在01月23日采取“释放”战俘的片面行动，就是违反了停战协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赫尔在16日曾写信给蒂迈雅说，美方准备在01月20日接收印度看管部队交还给美方的朝中战俘，但是仍将在01月23日零点一分将战俘“释放”。
蒂迈雅在18日的信中说，“我已指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有关双方关于改变战俘的身份和处理的任何片面行动，都是不符合上面所说的‘职权范围’的。”
蒂迈雅将军指出美方准备“释放”战俘的片面行为是违反“职权范围”的，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蒂迈雅应该收回他的将战俘交还原拘留一方的主张，并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早已公布的主张延长解释期限，并将战俘留待政治会议处理。
这才是防止美方违反“职权范围”的片面行为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赫尔致函蒂迈雅坚持要按照计划劫夺战俘
证明美方准备蛮干到底彻底破坏战俘协议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远东美军总司令赫尔在16日答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14日的信里表示将在蒂迈雅自01月20日开始把战俘交还给原拘留一方时，“安排收容”他们，同时强调蒂迈雅的所谓交还战俘的建议“丝毫不影响”美方在01月23日强迫扣留东场里朝中战俘的既定计划。
赫尔在复信中企图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和蒂迈雅信中肯定的美方破坏协议、强迫扣留战俘的种种事实一口赖净。
赫尔在信中不顾事实地说：
“联合国军司令部诚心诚意地把它看管下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深信每个战俘将获得充分机会来听取解释，并自由地、丝毫不受威胁地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抉择。”
但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所列举的事实，证明赫尔的所谓“诚心诚意”“充分机会”“自由地、丝毫不受威胁地”完全是谎话。
“临时报告”在其结论中曾经明白指出：
“战俘当其在营场中时均未享有寻求遣返的自由，并处于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甚至南营中经过个别解释的战俘也不能“完全免于来自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的、并与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有密切联系的武力或武力威胁”。
“临时报告”的结论表明美方指挥下的特务组织的“这些活动削弱了本委员会的看管和控制，并使其在任何时候建立战俘有选择的自由的工作异常困难”。
赫尔在他的信里并不顾事实地说，美方曾“作了真诚的努力”向战俘“解释他们遣返的权利”，又说美方曾“设法协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对战俘的解释工作。
但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临时报告”中明白指出，美方在移交战俘之前，不但没有按照规定使他们正确地了解“职权范围”的条款，反而向战俘曲解“职权范围”，声称战俘不必出席听解释。
至于在整个解释工作中美方究竟提供了什么好的“协助”，委员会“临时报告”的很大一部分篇幅已经作了说明，由于美方自始至终的有计划的破坏阻挠，解释工作一再中断，其结果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法按照‘职权范围’彻底执行本委员会之任务”。
赫尔一方面想抵赖美方破坏“职权范围”和解释工作、破坏政治会议强迫扣留战俘的责任，一方面妄想凭空把责任转嫁到朝中方面身上。
赫尔说什么解释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是因为朝中方面要求“对战俘使用武力”，但是举世周知，一贯对战俘使用武力进行恐怖统治的正是美军和它所指使的蒋李特务。
朝中方面根据“职权范围”第3款，要求打破战俘营中的特务恐怖统治，保证战俘不致遭受美方特务的武力和武力威胁。
但是由于美方的横蛮的阻挠和多方的压力，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终于未能按照“职权范围”采取必要措施，以致战俘营中特务暴行层出不穷，解释工作横遭破坏。
赫尔决不能用说谎来解脱美方的罪责。
赫尔并企图把美方拖延政治会议的召开的责任凭空推到朝中方面。
他颠倒是非地说：
“联合国军方面曾尽一切努力，以图召开停战协定第60款所建议的，以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第11款所提到的政治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在具体规定的三十天期间内考虑战俘们的处理问题。
这些努力都已被其他一方所打断。”
但是，板门店双方会谈的经过表明，拖延以至中断会谈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代表迪安。
他一口咬定战俘问题与政治会议无关，不管是否召开政治会议，美方“释放”战俘要像“定时开启的保险库”一样。
正是为了要强迫扣留战俘，美方才耍尽手段，最后并制造一个毫无道理的借口来中断双方会谈，使政治会议不能迅速召开，这些明明白白的记录已是众所周知的。
赫尔在信中猫哭老鼠地说什么美方考虑的是所谓“人道与正义”，口口声声是“职权范围”，但是美方指挥特务屠杀、拷打战俘，阻挠遣返，蹂躏战俘人权，强迫扣留战俘充当炮灰的种种血腥事实难道还不够吗？
现在，美方更准备蛮干到底，企图不顾一切地把战俘强迫扣留下来交给李、蒋匪帮强迫充当炮灰。
人们从这里难道还能找到一丝一毫的“人道与正义”的影子么？
赫尔在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套虚伪的令人作呕的“论据”之后，表明他的“信念”和“原则”就是要在01月23日来执行他所拟订的把这些战俘一举而强迫扣留下来的“详细计划”。
赫尔蔑视蒂迈雅将军信中所提出的对于战俘的处理的任何片面行动都是不符合“职权范围”的警告，蛮横地肯定要在01月23日零时一分劫夺朝中战俘。
赫尔并利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未能严守“职权范围”的错误，倒打一耙，指责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没有实行美方劫夺战俘的原定计划是“失职”。
赫尔给蒂迈雅的答复暴露了美方一贯的蔑视“职权范围”、蔑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横暴嘴脸，证明了美方由于在政治上、道义上的破产，因此只有用硬赖的方法来推卸破坏战俘协议的责任，并为美方预定的在01月23日强迫扣留朝中战俘这一罪恶的不可饶恕的勾当寻找根据。
但是赫尔的如意算盘一出手就被事实粉碎了，美方的任何伎俩显然都绝不能使它在世界公正舆论的面前逃脱其罪责。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光辉的一生
苏联共产党的最老的活动家之一、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忘我奋斗的战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经长期重病后于1954年01月18日晚逝世。
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在1883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中。
他从少年时候起，就经历生活严酷的考验，先在农村中后来在城市里做缝纫工。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在1906年参加了共产党，并在缝纫工厂的工人中从事巨大的党的工作。
沙皇警察严密地监视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在1909年逮捕了他。
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获得自由之后，重新进行革命工作，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做党的工作。
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同志于1910年又一次被警察逮捕，并被逐出莫斯科。
希基里亚托夫同志就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做地下革命工作。
不久，马·费·希基里亚托夫又被逮捕了，并被放逐到倭罗格达省三年。
1914年，马·费·希基里亚托夫从流放地回来之后，在莫斯科党组织中从事秘密的党和工会的许多工作，1915年，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被征入伍。
在服役期中，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起先与图拉的地下党组织，后来与莫斯科的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1917年02月革命时期，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被军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推选出来参加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他并在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士兵中间以及莫斯科的各工厂中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
他是莫斯科党委会军事组织局的委员。
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马·费·希基里亚托夫正在图拉，当时他是图拉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代表。
在10月革命时期，他是图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1918年08月，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被选为缝纫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他并担任莫斯科市党委会的委员。
1920年他是缝纫工人工会莫斯科省分会的主席和莫斯科市党委会的委员。
1921年，马·费·希基里亚托夫转入党中央委员会工作。
在党中央，他领导中央审查党员和清党委员会。
在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希基里亚托夫同志做了清党总结报告。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从1923年起，马·费·希基里亚托夫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
希基里亚托夫同志不止一次地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苏联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上，马·费·希基里亚托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从1939年到1952年，他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的副主席。
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希基里亚托夫同志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希基里亚托夫同志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
由于他对祖国有杰出的功勋，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曾获得三枚列宁勋章和许多苏联的奖章。
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者，失去了一位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卓越领袖，他的光辉的一生是忘我地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希基里亚托夫同志从踏上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革命道路以来，为时约五十年，他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无畏的战士。
他和党共同经历了漫长的和光荣的道路，他把自己的力量献给自己的人民、伟大的苏维埃祖国以及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
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希基里亚托夫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苏联人的心中。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