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成绩显著

【新华社归绥10日电】
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在各项经济建设中，获得了很大成就。
内蒙古的各族农民，在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下，提高了生产。
全区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加百分之六点六，比战前最高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丰收后的农民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并且将大批粮食支援各地的工业建设和满足城市需要。
互助合作运动正在广大农村稳步地发展着，各族农民已组织了六万多个常年的和临时的互助组，并建立了一百八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人民政府曾经从各方面来扶助农民，仅发放的二百多亿元农业贷款，便使农民添置了许多新式农具、耕畜、种籽和农药。
在各地设立的农业技术指导站，帮助农民改进耕作技术。
内蒙古各盟牧民纯增殖各种牲畜一百三十多万头，超额地完成了牲畜增殖计划。
现在全区牲畜总数比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增加了一点四倍。
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牧区除了发放畜牧贷款、普遍进行畜病防治工作外，还发动牧民实行劳动互助，防止自然灾害和改善饲养管理。
内蒙古大多数牧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了各种适合畜牧业生产需要的劳动互助。
呼纳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牧民就组织了成千个防灾、接羔互助组。
全区还有三百多个临时性的牧业互助组已提高为常年互助组。
各地牧业互助合作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增畜保畜工作，并团结和教育成千上万的单干牧民，为他们指出生产发展的方向。
和内蒙古广阔肥美的草原及农村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工业，在1953年有了蓬勃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已有地方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大、小工厂共一百六十多座，其中大部分是牛奶、皮革及农具制造等工业。
各地的大、小乳品工厂在1953年发展到三十多所，全年收购二千多万斤牛奶，使饲养乳牛的牧民增加了一百多亿元的收入。
为了支援祖国建设，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木材产量超过1952年一倍半。
伴随着各项经济建设的发展，内蒙古人民购买力空前地提高了。
1953年农村、牧区和林业区每人收入平均比1952年增多了十二万元，购买力平均比1952年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全区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购销活动日益频繁。
全区供应市场的工业品总值比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外销的农产品、畜产品及土特产品总值也较1952年增加四分之一以上。
人民主要日用品如布匹、糖及煤油等，销售量都大大超过1952年。
内蒙古东部区合作社去年第4季度一次就在农业区投放了四百亿元的货物。
内蒙古还进行了建筑面积达二十五万五千多平方公尺的基本建设，其中包括九个国营牧场、种畜场和一个国营机械农场的新建或扩建。
此外，全区修通了十六条公路，长达四千多公里。

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配合和协作
随着国家建设的大规模进行，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事务也就日益增多。
为了有条不紊地处理各项经济事务，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细密的分工和确立专责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种分工专责制度，各项经济事务就不能及时地得到正确的处理，就要影响甚至损害国家的建设事业，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在一部分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中，他们把这种分工专责错误地理解为可以各搞一套，各自为政，可以孤立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他们不注意甚至不大愿意在工作中和别的部门协作配合，把别的部门要求和本部门配合协作的事情当成“麻烦”和“额外负担”，这是错误的。
这种孤立地各自为政的想法和作法，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比较普遍的存在着。
它影响着国家建设事业的进行，在某些方面还造成了一些危害。
如某些新建、扩建的企业，由于在地质、设备、材料、交通等方面得不到其他部门的密切配合，就拖延了设计或施工的期限，无法确定设计任务书；
某些生产厂矿，由于在原材料供应和产品推销方面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设备效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要停工减产，使那些为国家和人民急需的产品不能得到充分的供应；
某些基本建设项目的地质勘察、搜集资料及设计等工作由于没有互相协作进行，往往工作重复，浪费人力财力，而且因为技术力量的分散使用，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从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及交通运输之间，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之间，在配合和协作上尚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工业内部来说，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或这一采掘工业和那一采掘工业之间，这一加工工业和那一加工工业之间，也常发生缺乏协作配合或协作配合得不好的问题。
而且，不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或工业内部，在长远打算和目前部署，国营和私营，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等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协作配合这一类问题。
即在一个部门的各专业局之间，一个厂矿的各车间（坑口）之间，一个车间的各工段之间，或是一个公司、一个商店、一段铁路内部的各单位之间，同样存在着协作配合不够密切的现象。
我们国家建设事业中曾发生过的那些漏洞和缺点，虽然各有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而且共同的原因又在于我们缺乏建设经验，但工作中缺乏配合和协作，往往是某些漏洞和缺点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工专责和协作配合，本来是统一的，并不是对立的。
那种以为有了分工专责就可以不要协作配合的想法和作法，实际上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的一种表现，是缺乏总体观念和全局观点的表现。
因为不要协作、不愿协作的想法和作法，主要是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要求出发的。
只看到局部，忽略了整体；
只看到本部门的需要，忽略了其他部门的需要，就常常在别的部门要求本部门配合时产生怕麻烦的情绪。
其实，别的部门如果没有本部门的配合，固然难于做好工作，而本部门的工作如果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又何尝能做好呢？
譬如说，冶炼工业如果没有机械工业供应大量的设备，没有燃料工业供应大量的电力和煤炭，就无法生产；
而机械工业如果没有冶炼工业供应大量钢铁等金属原料，同样无法制造各个部门所需要的设备，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马克思早就说过：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着。
他们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生产。
为了实现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才会有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存在，才会有生产”（“马恩全集”第5卷）。
斯大林同志也说：
“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生产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一方面表现为阶级的关系，另方面又表现为各种经济之间的联系；
在已经消灭了剥削被剥削关系的社会中（如苏联），或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领域中（如我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经济），则只表现为各种经济的联系。
这种联系，随着工业的日益发展而更加复杂，更加密切，也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更进一步地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互相服务。
在某些同志或某些部门中存在的那种不愿协作的想法和作法，其实质是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等特点在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反映，它和工人阶级特有的那种总体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
即使在过去农村工作的环境中，在分散独立作战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也是在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和统一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也要求工作中有配合和协作。
在全国解放后，我们接触到大规模的现代性的工业生产，接触到十分复杂的经济事务，即以农村来说，在它与城市的联系方面，也已起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更高度的配合和协作。
如果不配合不协作，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产生更大的危害。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曾教导我们说：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配合和协作，正是当前经济工作中必须掌握的规律。
那种小生产者的思想作风，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批判纠正，不仅会危害经济工作，而且在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时候，容易产生分散主义的错误；
在处理本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本位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错误。
因此必须克服和防止。
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或“一切靠自己，万事不求人”的说法和想法，是完全不适合我们工作的要求的，因此必须给以适当的批判，并提倡和树立整体观念及主动与别的部门协作的作风。
加强国家计划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控制和指导作用，对克服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项经济工作之间的某些脱节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方面由于旧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成比例互不配合，一方面我国当前经济状态又很复杂，计划工作也刚刚开始，缺乏经验，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还难于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内部联系完全反映出来，并难于具体地指导国民经济每一方面的活动，因而加强计划工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就更其重要了。
今后国家的计划，不仅应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按照国家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及实际工作情况规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活动的原则，而且应发挥其具体的组织作用，在编制计划和检查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将国民经济各部门组织成一个整体，将协作的内容用计划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协助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作，消除各部门之间、各单位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成份之间某些不协作不配合的现象，使各个方面的工作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下合拍地进行，以保证我国各项经济事业有计划地发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
除了从思想上端正认识，树立总体观念和全局观点，以及利用国家计划的作用来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以外，还必须从组织上制度上来克服一切不协作不配合的现象。
分工专责的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应该日益加强，但在确立分工专责制度的同时，必须建立相互间的联系制度，这才能有助于分工专责制的真正贯彻。
不能配合协作的分工专责，孤立地进行分工专责，不仅无益，甚至有害，我们绝对不需要这样的分工专责，我们需要的是能贯彻联系制度的分工专责制度。
所谓联系制度，就是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其他单位的事情，都应该由主管单位负责准备对这一工作的意见，找其他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协商，具体确定工作的方针、步骤和方法，并指定职责单位，在统一步调下各有专责地、相互配合地去完成工作任务。
为此，就必须提倡主动地为别的部门服务的作风，克服等待、推诿等消极态度。
每个部门或单位都应该经常地主动地了解有关部门的需要和困难，特别是在确定本部门的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本部门所负责的事业与其他有关部门的事业的联系，特别考虑到有关部门的要求，把一切可能争取办到的事情列入本部门计划之内，并指定专责单位或专人负责按期完成。
凡某些联系性较大的问题，例如黑色金属的冶炼和炼焦煤的开采，机械制造和钢材的供应，水利建设和水电建设，以及工业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动力供应和城市建设等等，均应由主管部门为主，吸收有关单位组织成专门委员会或专门小组，经常联系，具体解决问题。
为使联系制度能发挥作用并用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在必要时应采取合同的形式，由各有关部门订立合同，把工作内容规定成条文，作到既能密切协作又能分工负责。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避免国家建设事业中发生较大的漏洞和错误、缺点。
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在飞快地前进，经济事务日益纷繁复杂，有很多新的事物要我们去认识，新的问题要我们去解决，因此，不断提高经济领导工作的水平，以适应客观事物发展的要求，正是我们不可01日懈怠的责任。
在当前，配合协作问题已成为我们经济活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地去解决它，使我们的事业能更好地前进。

北京、天津等地铁路管理局
积极准备春节期间客运工作

【本报讯】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铁路管理局职工，正在积极准备春节旅客运输工作，保证春节期间旅客能安全、便利地乘坐火车回家欢度节日。
北京铁路管理局成立了春节旅客安全运输委员会，北京运输分局、北京站和列车段也都组织了同样的分、支机构，负责指挥、组织旅客乘车。
北京运输分局取得了北京市总工会等机关、团体的协助，正进行首都旅客流动情况调查工作。
据估计，今年春节首都旅客将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四左右。
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吉林等地铁路管理局，也正在主动地取得当地党委和机关、团体的协助，进行旅客流动情况调查工作。
各地将根据调查结果和其他资料编制输送计划，加开临时客车或加挂车辆。
为了便利旅客购买车票，北京、天津等站都将设立出售团体票的窗口，并且在市内增设售票处所。
北京站在最近召开的干部会上，着重讨论了安全运输和对旅客进行安全乘车的宣传问题。
西安站组织了一个安全小组，专门负责解决旅客安全乘车问题。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
刊载周恩来外长的声明
【新华社12日讯】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普遍刊载我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外交部长就恢复关于朝鲜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发表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刊载了这个声明的全文。
布拉格其他各大报均刊载了声明的摘要。
波兰各报普遍刊载了这个声明。
“人民论坛报”在“为了和平和国际局势缓和的利益，朝鲜的会谈应该毫不迟延地恢复”的标题下刊载了这个声明。
匈牙利“自由人民报”和保加利亚的“工人事业报”也刊载了这个声明的全文。
罗马尼亚的各广播电台也在10日转播了这个声明。

各少数民族地区稳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全国各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新华社12日讯】
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在1953年内，进一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一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七个相当于专区级的自治区，即：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区。
这些自治区分布在祖国西南和西北的边远地区，包括傣、景颇、藏、回等各民族的人口近二百万。
各地还建立了很多县级和县级以下的自治区。
至此，全国已有四十八个相当于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自治区，其中包括成立最早、幅员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人口最多的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
上千万的少数民族人民，已经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各民族自治区都是在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和帮助下，根据当地各族人民和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经过充分协商讨论以后建立的。
云南省人民政府很早以前就派出民族工作队，分赴南部和西部边境，帮助筹备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
甘南藏族自治区在未建立以前，中共甘肃省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曾派了大批藏、回、汉等族的干部去参加筹备工作，西北行政委员会并组织访问团，到藏族人民聚居的卓尼、临潭等地访问，广泛征求各阶层人士的意见，有效地促进了自治区的建立。
各民族自治区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并适当地运用民族形式来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使自治机关逐渐民族化。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有计划地培养群众积极分子、爱国知识分子和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
现在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自治机关中采用傣文和汉文为行使职权的工具。
各民族间并能互相尊重、遇事协商，使许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在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得到尊重，许多先进分子、宗教界人士等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
自治机关的逐步民族化，更加强了民族团结，密切了自治机关和各族人民的联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已在各个民族自治区充分地显示出来。
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各地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在去年09月成立的甘肃省广通回族自治区，回族人民在很短时间内就缴纳了公粮，并把到期的农业贷款全部归还国家，支援工业建设。
甘南藏族自治区通过各种会议和组织访问团深入牧区宣传民族政策，以协商和调解方式，解决了很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小纠纷。
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由于回、汉族人民互助团结，共同修渠、打井，抢种秋田，战胜了去年严重的旱灾。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平坝地区的傣族人民欢迎山区的爱尼族人民下坝生产，并互相帮助，改进生产技术，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民族关系。
各民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很多贫瘠的山区面貌已在逐渐改观。
如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区，过去人民生活十分贫苦，去年自治区人民政府贷款贷粮，并发放水利专款，领导人民兴修了四百多条小型水渠，扩大了水稻、旱稻的栽种面积，增产稻谷九百五十万斤，初步克服了农民缺少食粮的困难。
海南藏族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现在各种牲畜平均已比解放前增殖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各自治区的学校已逐渐增多，各民族人民优秀的文化遗产受到了尊重。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的傣族文字，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已得到改进。
全区小学校已发展到一百一十多所，并新建立了两所民族中学，学生人数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九倍多。
很多民族地区过去疾病蔓延，人口下降，由于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各族人民的健康已初步得到了保障。
在四川省藏族自治区，除已建立各级医疗机构二十多处和一座麻疯病院外，曾有五百多名卫生医疗工作人员，在高山草地进行巡回医疗。
据去年春天统计，已有十万多成年人和儿童接种了牛痘或注射防疫针。
一年来，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各族人民已经实现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他们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新的生活。
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稳步推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将更加巩固，各少数民族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地质勘探工作去年获得重大成绩
为国家重工业建设找到了许多新的矿产地

【新华社12日讯】
在祖国五年建设计划的第1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所属数十支地质勘探队伍已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为祖国重工业建设找到了新的矿产地，并探明了和正在探明着几十个矿产地的储量和质量情况。
绥远省包头附近的矿产地，已经完全证实是一个矿量极大而又集中、含铁率很高的世界上少有的巨大铁矿，这个铁矿产地交通运输方便，地理位置也适当。
经过1953年紧张的勘探，地质人员已经从这个铁矿提供出建设我国另一个现代化钢铁工业中心所需要的初步设计资料。
大冶是早就开采过的老铁矿，但人们过去并不真正了解它的经济价值。
经过几年来，特别是1953年的大规模的勘探，这个矿产地里的新矿区和矿层已陆续发现和探明，现在，已知矿量大大增加，现有资料就足可供初步设计巨型钢铁厂之用。
适应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需要，炼铁、炼钢需要的其他矿物原料和熔剂如石灰石、耐火黏土、石英岩等，特别是锰和炼焦煤的勘探，也已取得许多的成绩。
已经探明的锰矿量已足够供给目前和即将设计的新钢铁厂之用。
地质工作人员并在中南地区发现了原生的锰矿床，为我国锰矿勘探开拓了远景。
他们在若干地区发现和证实的炼焦煤产地，也已为我国发展钢铁炼焦工业奠定了基础。
有色金属的勘探和工程地质工作，在1953年也都获得了重大成绩。
我国1953年的地质勘探工作，是在空前规模上进行的。
据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统计，全年共完成地形测量三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地质测量二万七千六百多平方公里，钻探十六万八千八百多公尺，槽探四十一万八千八百多立方公尺，浅井探二万六千二百多公尺，坑探六千三百多公尺，地球物理探矿和地球化学探矿三百七十六平方公里。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勘探，各种矿产要求探明的矿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据初步统计：
铁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五七；
铜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二点四二；
铅锌完成百分之一百六十六点七；
煤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五九。
此外，并进行了淮河、黄河、汉水、清水河、永定河等水利工程地质工作和其他工程地质工作。
我国地下资源的十分丰富，从1953年地质勘探工作的结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绥远包头的铁矿，就其数量，就其集中程度和开采的条件等等来说，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去年锰矿产地的勘探结果，证明我国并不是一个缺锰的国家。
最近在西南和中南等地证实的汞（水银）矿，更说明在我国的地下还蕴藏有世界上罕有的巨大的汞矿。
但是，我国地质勘探工作的这些成绩也不是轻易得来的。
首先，这是正确地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确定的地质工作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的结果。
从1953年开始，我国地质勘探工作第1次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严格服从国家建设需要，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转变了过去作多少算多少和满足于室内研究的状况。
根据迅速增长力量的方针，1953年建设和壮大了地质、钻探、坑探、地球物理探矿、地球化学探矿、化验分析、测绘和科学研究的队伍。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地质勘探力量增长很快，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系统的现有地质勘探人员数，比解放前增加了数十倍，比1952年也增加了两倍半。
勘探、化验所需的机械设备也有大量增加，只钻机一项就比1952年初增加了五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全国只有九台钻机的情况，更是不可比拟了。
其次，是苏联专家直接的热诚帮助的结果，是全体职工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的结果。
一年来，苏联专家曾多次出发野外，亲到产地，从勘探设计、施工、采样、化验分析到整理资料、编写报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系统的帮助和指导，从而纠正了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大大推进了我国地质勘探工作循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以水口山产地为例，这个产地由于勘探设计不合程序，目的性不明，以致勘察三年而无结果。
苏联专家亲到工地察看以后，指出了设计上的错误，挽回了水口山的勘探工作。
苏联专家不仅亲自指导，而且毫无保留地传授了苏联先进的地质科学技术。
1953年，是我国地质界开始大规模地学习苏联的一年。
经过学习和实践，地质工作者深深体会到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体会到苏联地质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明确的目的性，从而改进了工作，提高了工作的质量。

广大农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积极售粮
全国收购粮食的数量急剧增加

【新华社12日讯】
随着总路线在广大农村逐渐深入民心，农民出售余粮的数量急剧增加。
1953年11月份全国收购粮食的数量已达到四年来每月购粮的最高水平，12月份国家购粮的数量又超过这个水平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八。
目前，各地宣传总路线和教育农民出售余粮运动，正在广泛地深入地发展。
华东区各省在要求农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受到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把收购粮食和安排生产、发展互助合作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大批干部正在农村和农民一道算“翻身账”，订售粮计划，“打生产谱”。
东北区农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售粮热情高涨。
到去年12月底，全区已完成国家购粮计划百分之八十点一八。
吉林省有三千名报告员、五万名宣传员和十万名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活动。
黑龙江省三十四个县中，也有两千二百多名干部散布在一千四百九十多个村庄，教育农民出售余粮支援工业建设。
该省的购粮计划，到去年年底止，已完成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九。
中南区去年12月上旬购粮数量比11月同期增加了一倍。
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有七县、二市、两千六百多个乡的农民已把出售的粮食送入仓库，另有二十九个县三千二百六十个乡的农民正在送粮入仓。
湖南省平江县已展开集体送粮的热潮，卖粮的队伍打着“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浩浩荡荡聚向购粮站。
西南区以四川省购粮工作进展较快，该省国家购粮计划在去年12月底已经完成。
当地党和政府部门已加强了对农民集体卖粮、安全入库的领导工作。
目前，华北区山西省农民预定出售的余粮，已占全省购粮计划百分之九十九。
长治专区有九百八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去年11月底，以社为单位，已集体售粮四百多万斤。
河北省教育农民售粮的工作正在深入进行。
陕西省是大西北的主要产粮区，该省近万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带头出售余粮，对推动全省农民售粮起了很大作用。
据有关部门预计，在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已逐渐深入民心的情况下，01月份内，广大农民将把他们出售的大批余粮，送入国家粮库。
一个大规模地卖粮、送粮的运动，正在全国农村逐渐展开。
各地党和政府部门已开始加强收购和运粮的组织工作。

我们伟大的祖国
横跨湘江两岸的湘江大铁桥已基本完工。
它把湘潭市的东西两岸联结起来，并要把浙赣铁路和将要兴建的湘黔铁路贯穿起来。
这是湘江大桥的全景。

我国和苏联等十个国家举办国际铁路联运

【本报讯】
我国和苏联及朝鲜、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九个人民民主国家，从1954年01月起举办国际铁路联运，办理国际铁路旅客及货物联运。
我国已决定将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满洲里、大连、安东、上海、广州等九个车站作为旅客联运车站。
实行联运后，我国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交通更加便利，并将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文化的交流。
旅客联运方面，联运各国将开行国际旅客列车，并且发售直通客票。
我国准备首先与苏联在最近开行北京、莫斯科之间的直达旅客列车。
从莫斯科开来的试运转的列车，已经在1953年12月07日到达北京，试车情况良好。
这趟列车全程九千零五十公里，走行九昼夜，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直达旅客列车。
货物联运方面，比1951年04月间我国与苏联举办的铁路联运范围扩大了，手续也比以前简便多了。
为了做好联运工作，我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曾在哈尔滨举办了联运业务人员训练班，各管理局也分别组织了关于联运业务的学习，全国参加学习的约有一千多人。

西南西北各地农民积极争取今年农业增产
据新华社讯：
西南区农民正满怀信心地争取1954年农业生产的胜利。
全区各地农民在互助合作组织带动下，展开了除虫、冬耕、积肥和兴修水利等工作。
四川、贵州等省种植水稻地区农民大力防治螟虫。
贵州省关岭、罗甸、施秉、都匀等县的许多农民积极铲烧稻根，扑灭虫卵、虫蛹。
云南省曲靖、宜良等专区和西康省荥经、汉源、宝兴等县部分地区的小春作物发生麦蚜、红蜘蛛等虫害，经迅速防治，都已基本扑灭。
在冬耕方面，四川省的冬水田一般已进行了二犁二耙，较好地区已三犁三耙；
贵州、云南等省较中心地区农民，挖犁板田、冬土分别达百分之七十到九十。
在积肥和兴修水利等方面，云南省农民为小春作物和春耕生产积的肥料，一般较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以上。
贵州省毕节县长石乡农民为增加粮食产量，积极修沟引水，可灌溉近八千亩地，以便把土变成田。
全区各省都已分别订出1954年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增产的任务。
四川省决定在1953年增产的基础上，争取1954年再增产百分之六。
西南区农民1953年在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方面，都作了很大贡献。
全区1953年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完成了预订计划。
粮食总产量较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强。
烤烟、茶叶和蚕茧等产量都有显著增加；
棉花和油菜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提高。
在小春作物播种期间，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农民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又积极扩大了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新华社西安11日电】
西北各地农民受到总路线教育后，纷纷施行农田冬季灌溉，以保证今年的粮棉增产。
据不完全统计，西北各省已经冬灌的农田达一千六百万亩以上。
新疆、宁夏、青海三省和甘肃省河西走廊、陕西省北部已冬灌完毕，陕西省关中地区和甘肃省东南部正在紧张冬灌，陕西省南部冬灌工作也即将普遍展开。
宁夏省平罗县莫如信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争取今年生产更多的粮食和棉花卖给国家，特选出擅长冬灌技术的李耀珍领导冬灌组，及时浇灌好了三百三十多亩粮田和棉田。
他们还带动全乡三十六个互助组和单干农民，顺利灌完六千一百多亩农田的冬水。
甘肃省安西县农民认识到增产粮食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后，普遍整修支渠和农渠，使全县十万零八千五百多亩水田全部灌上冬水，并使灌溉期较去年提早七天。
许多地区由于在冬灌前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利用各种方法开拓水源、合理用水，因而扩大了冬灌面积。
甘肃省鼎新县第1区农民利用大佛寺洼地修成蓄水池，贮水二十万立方公尺，增加了灌溉面积一万三千多亩。
新疆省鄯善县马场乡二十二道坎儿井已整修好十五道，有些整修后的坎儿井水量增加一倍多，保证了全乡一万一千多亩地的冬、春用水。

一夜的思想斗争
本报记者　吕建中
郭祥元这几天思想斗争得特别厉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地考虑卖粮的问题。
虽然这几天村里不断地开会，工作组的同志和村长也讲了许多道理，如没有工业化就不能巩固国防啦，就不能改造农业、过幸福生活啦，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啦，国家掌握粮食是为了稳定物价保证供应啦，等等，郭祥元也初步从实际中体会到了这些问题，知道旧道路不能走；
可是新道路到底怎样呢？
他心里还有点不蹋实。
因此，必须再好好考虑几遍，然后才能决定究竟卖多少余粮。
今天晚上散会很早，郭祥元和互助组员们耕作了一天，挺疲乏，给牛添上一把草就睡下了。
可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想：
家里三口人吃饭，陈粮加新粮能余一千斤，横竖得卖点；
守年上学成天吵着要件棉大衣，他娘也六十岁了，不能纺花，也给她买件绒衣吧；
我当学委会主任，人家都有手电筒我没有，破上二斗半麦子买一个，晚上出去开会方便。
另外还得买点肥料哩。
不过，要今天三斗明天五斗的卖，才不招风，一下子卖三石、四石，人家不说自己富？
于是他回想起：
那年伪保长马六子想捞一笔钱抽大烟，就和伪区长勾结起来，假装叫我把马六子偷的煤背回来，伪区长一把抓住我，诬赖我偷煤，毒打一顿，结果罚了一支枪、五十粒子弹了事。
想起受那窝囊气实在伤心。
他又反回来想，自从共产党来了可没有错待过我，人民政府总是叫发展生产，东头郭振玉的谷子每亩收七百二十斤，政府还发给丰产模范奖状。
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年生产上有困难，政府贷款扶助，现在组里新式犁、水车、喷雾器，样样都有，去年我一亩小麦合四百斤收，比前年每亩多收五十斤，公粮可没多出一点。
嗯，这是新社会，只要是劳动，所得越富越好，昨天工作组的同志也是这样讲嘛！
不过卖了粮，钱往那里用可得计划好。
买地的事过去也曾想过，虽然现在三口人，七亩半地，足够了，可是守年十来岁了，将来娶了媳妇，再给我生上两个孙孙，那地不就少了？
听说人家王友禄打算给三个儿子买下一百五十亩地哩！
他不也是老中农吗？
可是这几天开会说买地是自发势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有点道理，咱买了地，别人的地岂不就少了？
不过要是不买地，钱花不完怎么办？
工作组的同志说要成立信贷社，存到信贷社里好倒好，可是比方说有什么喜事去取钱人家不说是浪费？
不过这是自己的事，政府可从来没有干涉过呀。……
淡淡的月光从窗缝中射进来，映着西墙根下并摆着的五口粮食缸，麦粒饱满，谷粒金黄，郭祥元心里一阵喜欢。
突然，他一眼瞥见了粮食缸右边墙壁上那个堵死了的洞口，一股伤心事又涌上心头了：
解放前粮食缸也是摆在这里，有一天清早起来一看，墙壁挖了一个大洞，又一看，缸里的粮食被偷走了。
一阵心急，想嚷吧，又不敢，后来风闻是村里那几个地痞流氓偷走的，但是不敢吭气，只暗地流了几次泪。
于是旧的郭王度村，又浮现在他脑子里了：
日本的刺刀、地主伪保长的鞭子、饥饿农民的惨叫……他又想起工作组同志的话来了：
走资本主义剥削的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穷……那不是又像旧社会一样过不了安生日子吗？
只有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才能共同上升，使大家都过富裕生活。
接着他想到现在夜里睡觉连大门都不关，为啥也没人来偷呢？
这不就是因为解放后大家都分了土地，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剥削，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世道才能这样太平吗？
咦！
旧道路走不得，实在走不得呀！
王友禄那个打算不正确。
他又回过头来想新道路了：
自从参加了互助组，政府又贷款扶助，劳力强，农具足，和全村群众一起挖了六条渠道，两千多丈长，把全村一千九百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
还挖了一条三里长的排水沟，使一百五十亩地不受水淹，所以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看看现在的郭王度村吧，真是骡马成群，五谷丰登。
我自己能有这么多的余粮，还不就是因为组织起来，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要不1951年我每亩小麦收二百五十斤，凭着什么1953年收四百斤呢？
不过还比不上合作社，人家村长郭生林（中共党员）的合作社每亩比一般的多收二十斤哩！
再反过来，开支可就比过去减少的多了。
就像煤吧，解放前一斤米换二斤，现在一斤米换十三斤半，食盐，解放前二斤多米才换一斤，现在一斤米就能换一斤，不说全村，光我这一户，一年就能省两石粮食。
这样看起来，工作组同志说只有国家工业化才能帮助农业集体化，才能增产粮食；
也只有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才能稳定物价，才能早些过着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幸福的生活。
这话实在有道理。
他又想到成立合作社的问题了：
前些日子也酝酿过，全组二十一户中有十来户同意。
我当时口说同意，心里却想着现在我多沾贫农的劳动力，成立了合作社贫农不是要多分我的粮食了吗？
现在看，这思想不对头，共同上升嘛！
再说，土地入股，按劳取酬，谁也不会吃亏呀。
对，一定成立合作社，明天就帮着组长李步生动员组员，赶快就把它成立起来。
他越想越痛快，想和守年娘商量商量到底卖多少粮，翻过身来，守年娘因为白天拾掇了一天棉花柴，睡的挺香。
他想：
算了吧，白天开家庭会时，她不是说由我吗？
那就由我，卖一千斤，多买点肥料，让1954年小麦每亩收它五百斤。
他想到这里，心里像雨过天晴那样的畅亮。
他合上眼睛，矇矇眬眬地要入睡了，突然，安阳市豫北纱厂的汽笛发出了雄壮的吼叫，党支部书记路道平的那个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响起了清脆的钟声，这声音，他过去一天听到好几次，但是现在听起来却特别亲切。
他精神一振，睁开眼睛一看，天明了。

加强麦田冬春管理，争取小麦丰收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业生产总局
目前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小麦产区，先后加强了对小麦田的施肥管理，这是提高小麦产量的一项适时的重要的工作。
但是，还有一些地区的干部和农民不了解小麦能不能很好生长，单位面积产量能不能提高，除了必须作好整地、播种等工作，达到苗全苗壮外，进行麦田冬春管理，保护麦苗越过寒冬，供给麦苗足够的水分、养料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麦田冬春管理工作中主要的一项是注意施用追肥。
施用追肥，不仅可以供给小麦返青时所需要的养料，使麦苗生长茁壮，还可以增加麦苗对冻、霜、锈病、赤霉病等灾害的抵抗能力。
去年有些地区，由于夏季积肥大部用于秋禾，麦田基肥的用量普遍减少。
特别是去年种麦季节，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麦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有部分麦田播种期比往年延后了一个多月，整地、播种工作也都比较粗放。
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麦田缺苗，同时麦苗生长也较弱，因此及时追肥补救更有重要意义。
追肥可用腐熟的厩肥、豆饼、人粪尿、肥田粉、河泥、塘泥等。
追肥时间，在北方应在早春麦苗返青前，南方季节较早，可在冬季。
用人尿作麦田追肥的肥效很好，据山东省调查，冬季积尿浇麦平均可增产百分之十八。
但目前北方还有许多地区没有积尿和保存人尿作肥料的习惯，应大力提倡。
有些地区的农民在施追肥时习惯把粪肥施在麦田的表土上面，以致肥分损失，应教育农民改变这种施肥习惯。
北方有水利条件地区，还应该结合早春追肥适时灌溉。
早春灌溉不仅可以促使肥料溶解，便于麦苗吸收，供给麦苗返青生长时必需的水分，同时还可以保持地温，缓和局部温度变化，防止春寒为害。
清明前后，遇到白天刮风，傍晚天气晴朗无云，温度突然下降时，更要注意浇水，以防止晚霜为害。
去年春天安徽、河南等地霜前适时浇水的麦田，受害都轻。
如安徽宿县专区农场在霜前二天浇过水的麦田，霜害后幼穗存活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一点六；
临近一块没有浇水的麦田的幼穗存活率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一。
麦苗遭受霜害以后，及时浇水也可减少损失。
据山东各地调查总结，小麦受霜害后七天内浇水的比不浇水的平均多产百分之四十六点六。
南方麦田则应重视冬春季排水工作。
这一工作，可结合冬春麦田中耕培土，进行清理排水沟。
作好麦田的中耕管理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在北方应重视早春耙地工作，特别是实行窄行密植的麦田，中耕锄草不便，更须进行春耙。
春耙可以耙碎因秋冬雨雪而形成的地面硬壳，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使土壤空气流通，便于微生物活动，增加养分。
此外还可以耙去麦田中的杂草枯叶，有利于麦苗生长。
据山东省武城县农场试验的结果，春耙小麦的比不春耙的增产百分之十一点三。
春耙的时间原则上愈早愈好，只要地面开始化冻，可以耙动时，便应结合追肥及时进行春耙。
耙时要横耙、斜耙，不要顺垄耙，沙土地和沙性较重的地，地面没有硬壳形成，可以不耙，但应进行镇压。
在南方应结合清理排水沟和培土工作锄一次草。
以后根据田间杂草生长情况，再锄一、二次。
北方麦田也应该在开春后结合浇水锄一、二次，以便除草保墒。
山东省泰安专区农场试验结果，锄两遍比锄一遍的麦田，每亩增产三十五斤，但锄三遍的比锄一遍的只增产十八斤，这说明适当锄麦是必要的，但不须多锄。
此外，目前还要注意防止冻害，以减少麦苗冬季死亡。
总结各地防止小麦冻害的经验。
防冻的基本办法是在播种前对麦田实行深耕、早耕，并且适当密植、多施基肥、适期播种，使麦苗生长茁壮，增强土壤保水、保温力量。
在冬季，北方旱地上冻前可适当进行镇压，以堵塞土壤空隙及地面裂缝，使麦根与土壤密接，防止透风受冻；
含水较多的粘土地在冻前不能镇压时，可在上冻以后再行镇压。
在春季开冻时和有些冬季较暖的地区，常有晚上冻，白天化的现象。
如遇这种情况，也要适时镇压，防止一冻一化时麦根被拔起致死。
南方麦田并可结合冬季追肥和整修排水沟，将塘泥、河泥或沟底泥土培壅在麦根上，也可起到防寒保苗作用。
去年河北省静海县高进昆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镇压的麦苗冻死的就很少；
没有镇压的麦苗冻死了百分之二十。
江苏省泰兴县金堡乡沙土田在寒流后经过镇压一遍的比不镇压的多保住一倍的苗。
目前如发现麦苗生长过旺，有遭受冻害可能时，应即顺垄进行镇压，以抑制麦苗生长，防止冻害。

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逐渐富裕起来
“合作社家当有了我的份”
江苏省嘉定县裕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抓住了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环节，合理使用劳动力，使社员的实际收入大大增加。
他们从1952年秋成立社起就注意积用自然肥料，从冬到春，社员分工用船罱河泥，积猪粪，在稻田和一部麦田、棉田里施肥比往年多了一倍。
秋后计算，只是因积用了自然肥料，就比往年买化学肥料降低成本九百多万元。
他们多余的劳动力，除了用于土地加工外，有一部分女社员还在附近农场做工，男社员进行副业生产，共得一千多万元。
这就克服了生产投资和生活上的困难，支持了农业生产。
他们1952年在互助组时还贷了银行四百万元款，去年就完全没有贷款。
充裕的农业投资，加上实行密植，治虫，改进耕作技术等，使全社比原订计划产量增产了粮食九千多斤，棉花一千九百多斤。
秋后社员实际收入增加了，卖给国家一万六千斤余粮，社里伙买了一头牛，一只船，一部风车，及其他各种农具。
社员宋元其说：
“我家世代没养过一条牛，没买过一只船，现在参加了合作社，这些东西总算也有了我的份。”
（姚冠林　凌正奎　沈博文）
“不是命苦，是走错了路”
1948年冬天，宋德宝两口子从长城外来到河北省遵化县。
他们分到了七亩多地和两间房，日子过得很美。
没想到1949年夏天，两口子都闹起了痢疾，一连几个月没有干活，地也荒了，只收了五斗多粮食。
到第2年春天种地时，已经没米下锅了，德宝就去当长工。
他辛苦一年，收入却不够生活，还欠下了人家五斗粮的账。
1951年冬天，这村的共产党员郭岚、崔治廷等人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德宝媳妇打算让德宝参加；
可是德宝错误地认为自己“命苦”，走到蜜山也甜不了，还是扛活吃饭“牢靠”。
到1952年冬天，他欠了别人一石三斗粮，生活更加困难了。
这时，郭岚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比一般农民高一倍的丰收，往年不够吃的李荣玉，在社里分得的粮食不光够吃，还买了价值八十万元的日用家具。
这时，宋德宝明白了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好处，就带着剩下的三亩半地入了社。
在1953年04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社主任郭岚和社员李永富、袁玉恩送给了他一斗多玉米，遵化县人民政府又发给了他救济款。
宋德宝在生产上很积极，一年共做了一百四十七个劳动日，分了八石粮。
他除还了扛活时欠别人的一石三斗粮以外，全家生活大大改善。
他感激地说：
“若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搞互助合作，我不会有今天；
现在认识到我过去不是命苦，是走错了路。”
（王林）
入社一年就扭转了穷困局面
山西省运城镇王传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杨福堂家里，共有老小七口人。
入社以前，家里虽然种着几亩地，可是总是不够吃。
年年借别人家的粮食，年年还不清。
他父亲总是伤心地说：
“年年就是这个样子，日子熬到多会才算！”
后来杨福堂给别人去赶车喂马，赚的钱多一些，也还是顾不住全家。
1953年春天王传秀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他就赶快加入。
大家把土地入了股，统一按土质特点，分种各种作物，发挥了土地的潜力，劳力合理使用，使老少都能参加生产。
比如1953年社里的八亩菜地就是按土地的特点种的，社里专门打了三眼井，找会种菜的人管理，结果一年收入折麦四十二石，比在个人手里时的收入多好几倍。
在个人手里，光打井就打不起，更无力种那么多菜。
杨福堂入社前因为生活困难卖了地，1953年只有四亩地入社，但他家里的人得了劳动日四百四十个，分了一千一百三十多万元，比1952年多收入六百一十多万元，除了吃用，还剩下五百万元准备投入生产和修盖房子。
（刘正祥　张烽　张辅辰）
“这都是合作的好处”
1953年浙江开化县航头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丰收，社员每人平均收入折谷一千八百多斤，比全村每人平均收入一千一百斤多了七百多斤。
人们问该社社长林小苟为什么能够这样增产时，他就说：
“这都是合作的好处呀！”
第1、统一使用土地，按土质种植不同品种的稻子，按土质施肥。
他们在土质肥的田（如黑沙土）里就种“五百粒”“三百粒”种，土质差的田（如大泥土）就种乌壳白种。
为了耕作方便，该社和农场调换了十亩田，使干活都能按畈按片的去作，节省很多劳力；
社内土地今年还取消了十条地界，扩大了种植面积。
第2、统一使用劳力，按社员的特长统一分工，抽出傅青松等六人犁田，王子强等十四人种田，社长林小苟懂得浅水灌溉的道理，就专门负责看水。
第3、因地施肥，在瘦田大泥田多施猪、牛粪，烂污田多施化学肥料。
此外，选种，改进耕作技术，抗旱工作，全社社员都在社的领导下统一进行，获得显著成绩。
社外群众赞扬他们的抗旱工作说：
“合作社像队伍一样，一出动就把旱灾打倒了。”
（朱贤嗣）
保住收成，增加收入
河北省武安县上泉乡一带是产棉区，去年受了自然灾害，一般的棉花都减产了，就是张书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棉花得到了丰收。
全社社员的实际收入普遍增加。
像社员张守库纯收入一千三百三十七万元，比同类户单干农民张书斌多收四百四十一万五千元。
去年春天播种时，一点雨也不下，农民干着急没办法。
可是张书林农业生产合作社却在谷雨前后五天，播种了七十八亩棉花。
社里有一部分地不能播种，他们就组织了七十多个社员集中力量打井，不多几天就打好了两眼水井，发动社员突击点种。
他们比单干农民提前半月完成了播种。
06月以后，在进行棉花田间管理和锄草中也发挥了统一组织劳力的作用。
去年不少社员把存着的棉花卖掉向社投资，像张书林投资五百五十万元，张佩云、尤铁党、张守库等都把用不着的钱投到社里了。
社里用这些钱买了一万三千斤油肥，又买了五十一只羊，进行常年积肥。
使全社的土地施肥量都增加了，给增产创造了条件。
三柏树村的农民说：
“只有入了社，瘦地才能变肥，产量才能提高，才能由穷变富。”

山西吴春安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全国工人写信
保证用粮食棉花支援工业建设
全国工人老大哥们：
最近，我们联系我社的生产情况，学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每个社员都明确认识到，我们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是和你们的支援分不开的。
我社正式建社以来，靠了你们造出来的水车，把三百零六亩只能春浇一次的挂名水地，变成了经常能浇水的水田；
靠了你们造出来的农药、喷雾器，基本上战胜了棉花的四次虫害，所以庄稼都增产了。
我社只有小麦、棉花两种主要作物。
在战前，我们这些地每亩小麦只能产九十斤，每亩棉花只能产籽棉一百五十斤。
解放后，1951年全社平均每亩小麦产了一百一十斤，每亩棉花产了籽棉二百七十八斤。
1952年小麦减产，每亩平均产了七十七斤，每亩棉花产籽棉三百七十斤九两。
1953年每亩小麦产一百七十四斤十三两，超过当地群众每亩平均产量二十四斤十三两，超过本单位常年平均产量四十九斤十三两。
棉花虽因遭受四次虫害而减产，每亩棉花仍平均产了三百六十斤八两，仍超过当地群众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五十七斤八两。
从秋季分红上来看，全社籽棉、秋季杂粮（连花生在内）收入共计折价四亿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元。
扣除一切投资、公积金，每个劳动日平均可分二万二千元，折小米二十六斤三两；
土地每股可分七十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元，折小米八百九十二斤。
全社社员现除陈正言一户，因有五个孩子，入社前欠有外债很多，生活较困难外，其余社员分到的粮食大都能吃二年，穿的都是细布。
全社五十三户，就有七十五双雨球鞋，手电筒四十个。
回忆起来，我们这种富裕的生活，是因为毛主席指引我们走了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也多亏了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制造了新式农具，才大大地提高了收获量，生活富裕起来。
这证明，我们农民今后要过得幸福，绝不能离开工人老大哥。
因此，我们全体社员，在讨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上，衷心保证要支援你们，我们卖给国家小麦二万六千零五十三斤，占社员麦季分红总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我社的秋田主要是棉花。
我们保证把它晒干拣净，分清等级，及时卖给国家，让机器吃饱，给我们创造更大的幸福。
山西翼城县西梁村吴春安
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

河南省黄泛区农民响应国家号召踊跃卖粮
河南省黄泛区西华县南凌乡凌黑妮、高玉梅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麦收后，已卖给国家小麦一百余石，学习总路线后，又把一百八十石余粮全部卖给国家。
该乡举行爱国售粮大会时，各地有万余农民赶来参加，百货公司、供销合作社送来货物；
银行也带来现款，卖粮农民当场就把钱存入银行和买回生产、生活资料，准备扩大再生产。
会后全乡一百多辆大车，以凌黑妮农业生产合作社插花挂铃的骡马大车为前导，浩浩荡荡把卖给国家的第1批粮食共十三万六千斤送到县城，参加大会的农民情绪高昂，都表示要回去踊跃卖粮，好好生产。
扶沟县三区玄元乡党支部书记李大黑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已带动全乡卖余粮二十多万斤，他们敲鼓鸣锣送粮入仓后，也把大部款子买回生产资料和存入银行。
黄泛区农民自从1938年蒋匪扒了花园口黄河堤，十年黄水给他们造成深重的灾难。
1947年解放后，农民重返家园时，周围数百里尽是荒草。
人民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扶助他们重建家园。
六年来，仅西华县（约占河南境内黄泛区五分之二左右）就给农民发放贷款一百一十二亿三千八百万元，贷粮一百七十万斤，救济粮三百四十五万六千六百三十六斤；
帮助农民买回牲口、农具，组织起来开荒生产。
政府又实行了开荒地三年不负担的奖励生产政策，经过短短的五、六年，如今黄泛区已是一簇簇新兴的村庄，和一块连一块的肥美的麦田，黄泛区已经变成丰饶的米粮川了。
黄泛区农民从集体开荒，合伙耕种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因此互助合作组织，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西华县凌黑妮的合作社就是四十多户逃难回来的最贫困的农民从集体开荒生产中逐步成立起来的。
1951年全社共收了十二万斤粮食，各户互助互济，初步摆脱了饥荒。
随着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政府又贷给了水车、新式步犁和肥料等。
1952年麦季全社收了九万六千斤小麦，每亩比全村互助组和单干户多收二十斤；
秋季产量更比互助组和单干户高出四倍。
当年全社除归还国家贷款外，还卖给国家二万五千八百斤粮食。
1953年小麦虽然遭受霜灾，仍比1952年增产一成多。
去年秋季，凌黑妮、高玉梅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开始由国家的拖拉机站用拖拉机代耕，播种小麦，解决了他们劳动力不足（该乡每人平均八亩多地）的困难。
黄泛区农民从国家所给的好处和组织起来的好处的实际体验中，加深了对工业化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因此这两个社把二百八十余石余粮卖给了国家，并决心以扩大再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
（吕建中）

辽东省积极加强粮食调运工作
辽东省积极设法调运基层合作社收购的粮食。
前些日子，辽东省西安、西丰、东丰、辉南、海龙等县许多地区收购的粮食大批积压在基层合作社里，影响了收购粮食工作和物资供应工作。
西安县各基层合作社共积存三千余吨粮食，平均一个基层合作社积压十万斤到十五万斤，多者达五十万斤。
东丰县第8区五个基层合作社就积存一百八十余万斤粮食。
由于粮食不能运出，基层合作社不能及时向粮食公司领取购粮款，就不得不占用合作社流动资金，这样就影响了合作社的进货；
同时，由于基层合作社现金不足，不能及时支付全部农民售粮款，也影响了农民售粮情绪。
西安县由于粮食积压等原因，许多基层合作社的斜纹布、花布、棉花、狗皮帽子、豆油等物资发生了脱销的现象。
西丰县福成村基层合作社等因积存粮食，现款不足，已给售粮农民打“白条子”。
产生基层合作社粮食积存过多现象的原因，除当地农村正处于打场时期，占用了一部分运输力量外，主要是各县领导方面没有及早注意组织购粮中的运输工作，没有将城镇运输力量加以很好的组织运用；
其次是国营粮食部门、合作社和运输部门联系不够密切，没有及时共同设法解决这一问题。
中共辽东省委会和辽东省人民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指示各县，要求加强对购粮中运输工作的领导，及时有效地解决基层合作社粮食积存过多的问题。
具体办法是：
组织城镇运输力量下乡突击运粮；
将农村除打场用的一切畜力组织起来，有计划地把粮运出；
粮食公司要对已积压粮食的供销合作社继续拨给购粮款；
农村供销合作社应根据农民需要，及时组织进货，充分供应。
辽东省人民政府并在梅河口召开了辽北重点县的县长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
目前，辉南等几个县基层合作社的粮食积存过多问题已经解决。
（张世臣）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带领困难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郑浩　姚文锦　赵瑞
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山西省大同县陈家庄村土地改革以后，虽然大多数农民生产发展很快，生活也有了改善。
但是，仍有部分翻身农民上升很慢，甚至还有少数下降。
1952年春天，全村短衣缺食的困难农民还有二十一户，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四强。
这些困难户中有五户有劳力，但缺乏生产资料，地少地坏，打粮不多，生活越过越紧；
有四户生产和生活有困难，有劳动力但不积极劳动，对前途失去信心，有的甚至当了“二流子”；
有六户孤寡无劳力或人口多，劳力少，收入少；
还有六户因残疾丧失了劳动力。
1952年，全村耕地平均每亩产九十一斤多粮，这些困难户的耕地平均每亩只产五十二斤。
全村平均每人每年能收入七百八十斤粮食，而困难户平均每人每年还不到三百九十斤。
困难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到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也给国家加重了负担。
1951年，除本村通过互助互济的办法，帮助一部分困难户解决了困难以外，国家还给七、八家困难户发放了一千多斤救济粮和十几斤棉花。
在国家救济和本村农民的友爱扶助下，有些困难户还是摆脱不了房利贷的剥削，以至卖家具、卖牲畜、卖劳力和卖高卖地，重新回复到土地改革以前的贫困地位。
像当了半辈子长工的张振海，土地改革时分到了土地，但因家庭人口多，土地少，打粮不够吃，年年闹春荒，结果不得不向富裕户借债；
借上债又还不了，只好用人工还债，这样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工细作，粮食一年比一年收得少，债务一年比一年重，到1951年就只好靠卖工生活了。
王龙元因有病不能下地做活，家里能卖的东西已快卖光了，大牛也换成了小牛。
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不利的。
这样下去，贫的越贫，富的越富，又会造成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
中共陈家庄村支部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951年和1952年，随着全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支部就号召党员和一般农民吸收困难户参加互助，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
但是由于互助组的力量单薄，同时又没有很好组织困难户参加生产，而是采取了以救济为主的做法，如给困难户代耕土地、救济粮食等等，结果不但引起了互助组内一些中农的不满，影响了互助组的巩固，同时也使某些困难户滋长了依赖思想，阻碍了他们参加互助生产的积极性的发挥。
不能把困难户抛在社外
1952年春天，陈家庄试办了一个三十二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各方面都表现了比互助组更大的优越性。
因此，这年秋收分配后，全村一百四十七户，除一户医生，一户石匠外，全都要求入了社。
可是在讨论入社时，有些人却反对吸收困难户入社。
有的说：
“我们刚打下一年的好基础，要把困难户吸收进来，非累坏不可。”
有的说：
“入社好是好，一有困难户就坏了，还得白白养活他们。”
甚至有个别党员也觉着困难户是个“害”，耽心他们会把社拖垮了。
针对着这个情况，中共陈家庄支部首先召开了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会，讨论吸收困难户入社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
党所提倡的组织起来的道路，是让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带领困难农民一同前进，是共产党员的光荣责任。
党内思想统一了，在研究吸收困难户入社的问题上，党员便起了积极宣传和带头作用。
接着，又用对比、算账等办法，向农民群众进行了互助友爱教育。
除宣传“要翻身大家翻身，要富裕大家富裕”的道理以外，还针对“怕受累赘”、“怕拉垮社”等思想顾虑，算账对比，说明了吸收困难户入社的好处。
大家认识到把困难户留在社外，终究不是个办法。
他们为生活所迫就要借债、卖工、卖地，农村资本主义就会趁机发展，农村阶级就会分化，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很难巩固。
让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了，才真正是农民的一个大害。
同时，对要求入社的困难户也进行了勤劳生产的教育。
如困难户王才原来要求入社的动机就是想让大家白养活他，经过党员张升耐心教育，他认识到合作社主要是按劳取酬，入社后只有好好劳动才能增加收入，光依赖社是不对的。
经过说服教育，许多困难户都作了“入社后一定努力生产”的保证。
这样，原来不愿让困难户入社的人也就放心了。
从组织生产入手解决困难户的
问题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困难户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挥农业生产的优越性，通过组织生产，解决困难户的问题。
经验证明，只有组织了农业社特别是较大的社，才能更好地帮助困难户解决问题，从而阻止农村的阶级分化。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接受了过去单纯社会救济的失败教训，首先着重组织困难户参加了农业生产，把解决困难户的问题贯彻到常年的每个生产活动中。
在每次计划生产支配劳力的时候，不只根据生产需要，实行有计划的用工，还采取了逐户审查的办法，做到人人有活干，人人能多分粮食。
凡是困难户能干的活，就尽先让他们干。
例如困难户邓凤秀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只能干些轻活，在送粪的时候，就让别人滤粪，她刨粪，别人赶车拉粪，她上粪。
开始她连这些活也干不好，她本家哥哥邓凤舞和生产小组长刘玉就耐心教导她，帮助她。
这样她的生产技术很快就提高了，干起活来能够赶得上一个中等的男劳力。
又如王春生是个跛子，开始什么活也不会干，后来大家考虑他锄苗子还能行，夏锄时生产小组长就每天带他下地锄苗子。
这样，不但解决了困难户参加生产的问题，而且因为困难户参加了劳动，能够抽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强的人干其他更重要的活，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支配劳动力时，陈家庄农业社还特别注意了解决困难户的生活问题，例如1953年08月，政府动员民工到北京做工，农业社就特别让困难户张兴贵、张平二人去做，结果他俩做了六十多天工，共赚回九十多万元，解决了秋收分配前的生活问题。
其次，农业社不仅从农业生产方面给困难户找出路想办法，而且还根据本村情况和困难户本身的条件，从畜牧、副业等各个方面给困难户找出路想办法。
例如困难户王才、戴玉银因身体残废，不能参加农业劳动，农业社就分配他们专门负责清扫全村街道（扫街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后形成的一个制度），每月给他们计四个工。
这样连扫街计工，带积肥卖钱，一年来，王才、戴玉银二人各收入了四石多粮食。
王龙元是一个有喘病的人，也不能参加农业劳动，1953年中秋节前，本村供销社要烙月饼，农业社就动员他去拉风箱，赚了工资十七万元。
1952年冬天社里开了一座豆腐坊，让困难户张振海的母亲和妻子推豆腐磨子，两个人一冬天赚了一石小米。
帮助困难户解决问题最大的是养猪。
1952年冬天社里出钱买了二十口小猪，分给十九家困难户喂养。
规定等猪长大卖钱后，再还本钱。
这一项，就使困难户收入了五百五十万元，同时还积了一百多车猪粪，赚了十四石多谷子的猪粪钱。
这不仅对困难户有利，对社也有利。
再次，是在可能条件下，给予困难户一定的实物帮助，解决他们从生产方面还解决不了的问题。
1953年夏天，困难户又闹起夏荒来，不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的生产生活都无从谈起，这时农业社就发动有余粮户，无利借给了他们四十一石粮食，解决了这个困难。
在社的帮助下，困难户都找到了生产对象，因而也收入了很多粮食，但还有王才，戴玉银等五家困难户不够吃，一年一共还差十七石六斗粮食，经过全体社员同意，农业社准备从公益金里抽出这部分粮食无利借给他们（这十七石六斗粮食，不过占二十一家困难户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八）。
为什么陈家庄农业社能够在解决困难户问题方面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这是因为：
第1，农业社集体经营土地，统一支配劳力，能够发挥每个社员的作用，劳力强的有活干，劳力弱的也闲不下来。
第2，社大力量大，本钱厚、办法多，除从农业方面解决问题以外，还可以从牧畜、副业等方面给困难户找出路。
第3，农业社可以在不损害一般社员利益的原则下，发扬互助友爱，给困难户以必要的经济支援。
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
在组织困难户生产中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继续不断地向全体社员进行互助友爱教育外，特别注意了对困难户本身进行教育改造，克服他们的依赖思想，教育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上进心，锻炼他们的劳动习惯和生产能力。
如困难户戴增本来能劳动，但他过去因为没有生产门路，对前途失去信心，不好好劳动，整天东家走，西家串，村里人叫他做“白叼”。
入社时他虽也曾做过“好好劳动的保证”，但入社不久又犯了老毛病。
农业社为彻底改造他，就责成党员戴玉贵带领他劳动和教育他。
戴玉贵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不断向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鼓励他上进，并说明救济粮得来也不容易，要在旧社会饿死了有谁管，现在农业社要帮你成家立业，你应该趁这机会自立更生。
你要硬是躺着不起来，靠倒农业社你还有啥出路？
从前戴增早上好睡懒觉，戴玉贵每天早晨早早地就督促他起来，劳动的时候还带着他，这样戴增慢慢也就觉悟了，转变好了，后来还被大家选为劳动小组长。
农业社还经常用批评和表扬的方法，启发困难户进行自我教育。
张振海劳动好，大家就选他当劳动模范，社还奖给他三尺市布，一支水笔，一个日记本。
从前他一字不识，现在能记工记账，还当上了读报组长。
在社的教育改造下，困难户的劳动生产热情不断高涨。
事实证明，帮助困难户生产自救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困难户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
在组织生产中进行教育改造，在教育改造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坚持以生产自救为主，社会扶持救济为辅，这就是陈家庄农业社解决困难户问题的基本方针。
这样做的结果，第1、锻炼了困难户的劳动习惯和生产能力。
第2、找到了适宜的生产门路，因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
第3、困难户能够自力更生了，大家也愿意帮他们。
事实证明，只有在不损害一般社员利益的情况下，做到互助互利，困难户才有可能得到别人经常的帮助，单纯社会扶持救济的结果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道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农业社的帮助带领下，陈家庄全村二十一家困难户跟其他农民一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了。
1953年秋收分配的结果，这二十一家困难户农副业总收入共达五百二十二石多粮食。
每户平均收入二十四石八斗。
每口人平均收入六石六斗，合八百九十斤，等于1952年的二倍半。
大部困难户不仅作到了足衣足食，而且开始有了余粮。
在二十一家困难户中，已有十六家不再是困难户了，其余五家，也在社的借贷帮助下，不缺吃穿。
1952年陈家庄还有三十五户贫农，1953年已有二十四户上升为中农。
过去被人们叫做“白叼”的戴增，1953年就分到了三十五石粮食。
从前他的母亲因儿子养活不起，整年寄居在外村女儿家中，现在也回到村里来了。
因为穷，戴增过去没有结婚，现在也结了婚。
戴增常说：
“农业社给我成了家，立了业；
要不是农业社，我的骨头也让狗啃了。”
他母亲也常说：
“不是农业社，这辈子我别想再回陈家庄村住几天。”
半辈子没过上一天好光景的张振海，现在光景过的最美。
1953年他家分了三十四石粮，圈里也卧着三只羊了，目前他还想买一头牛；
过去置不起新棉袄、花被窝，现在也穿上了，用上了。
张振海说：
“土地改革是个小翻身，入社是个大翻身，棒子打也别想把我打出社去了。”
十九岁的张来喜是个身世凄惨的孩子，原来本姓秦，他爹养活不了，把他送给王家，姓王的父亲死后，他又随母亲出嫁到张家。
村里人叫他是“秦、王、张”。
以后他母亲又出嫁了，他就成了伶仃孤苦的流浪儿。
入了社他也找到了归宿，1953年他分得了十三石八斗粮食。
他说：
“我生活翻了身，我的名字也得翻个身。”
因此，他起了个合心的新名字叫“兴贵”。
农业社给陈家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幸福，陈家庄每一个人也都热爱它，它也在人人热爱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发展起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
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各机关、各学校大张旗鼓地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普遍深入的宣传教育运动，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以前，各部队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便于领导所属部队在今年一年中系统地学习总路线，各兵种、各部队的中共党委都先后成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各领导机关也成立了高级学习班。
有的部队举办高级干部集训班，提早学习总路线。
东北军区、华北军区、中南军区、空军等政治部都先后举办集训班，训练了大批学习总路线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
新年前，各部队普遍地开始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各部队首长首先亲自作了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叶剑英、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宋任穷、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张秀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都在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各部普遍召开大会，作报告，上课，组织讨论；
许多单位还以实地参观和形象教学等方式辅助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组织干部、战士参观工厂、农场，邀请工农业劳动模范作报告等。
西北军区各部队从去年12月起，开始放映“幸福的生活”、“顿巴斯矿工”、“成渝铁路”等四十多部影片，帮助干部和战士学习总路线。
福建军区各部队俱乐部、图书馆都出了专刊，并介绍许多参考书供大家阅读。
各部队的有线广播，经常播送人民日报和部队报纸上有关总路线的文章。
有些部队还展览和放映了介绍我国经济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情形的图片和幻灯。
有的部队还引用驻地工农业生产的生动的材料，具体解释总路线的内容。
为达到人人皆知总路线，有的部队组织了工作组深入驻在边疆的部队宣传，各部队还都注意了对外出人员的补课。
山东军区后勤部还派出专人到医院、供应站等分驻在各地的机关、部队去宣传总路线。
现在连驻在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南岛的战士们，也都已知道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了。
经初步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干部和战士们说：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我们的心照亮了，应该更加努力工作和学习，努力保卫祖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等待”成了大家行动起来的口号，大家工作和学习的情绪愈加高涨了。
在军事训练中，干部、战士不怕天寒地冻，认真操练，积极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
守卫在边防、海防的战士，听了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后，都能把自己的职责和总路线联系起来。
他们明确了保卫边防、海防，就是拥护总路线和实现总路线的具体表现。
战士们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忠于职守，使祖国安全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的学习还推动了部队正在进行的爱护祖国资财和厉行节约的运动，提高了干部认购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热情。
许多干部和战士在受到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后，纷纷写信动员家属将余粮卖给国家和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广东沿海地区的人民武装干部在学了总路线后，便深入乡村，组织民兵，加强沿海巡逻，杜绝奸商偷运粮食。
（新华社）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领导机关在新年前后大张旗鼓地向指挥员、战斗员们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新年前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都先后召开了干部大会，动员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许多部队的负责干部并深入连队给战士们上课。
有些部队为了更好地领导连队学习还抽调了一批干部进行短期集训，培养他们成为学习中的骨干分子。
各部队的文艺工作团、文艺工作队也根据总路线的精神编排了快板、大鼓和小型歌舞剧，准备向部队演出。
东线某部并在驻地设立了宣传广播站，每天用扩音机向部队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报告祖国各工厂、矿山完成或超额完成1953年生产计划的消息。
这些消息也像战斗中的胜利消息一样，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
守卫在东海岸的志愿军部队，把图书馆中有关祖国建设的书籍、画报分发到各连队去，组织战士们阅读。
有些部队的俱乐部，将有关祖国工业化的图片剪下来贴在墙上，供连队战士阅览。
部队中的美术工作者还绘制了许多挂图，帮助连队进行教育。
许多部队都利用周末晚会来进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漫谈和问答，有的战士还诵读了他们的家信和祖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的慰问信，来说明祖国建设的成就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正确。
部队中的电影放映队选择了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如“顿巴斯矿工”、“被开垦的处女地”、“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等，在各次报告大会上分别放映。
守卫在中线的某些部队，还展览了祖国各项伟大建设工程的图片。
铁原前线某部战士杨广波，把他的未婚妻、劳动模范蒋兴珍从江苏北部东辛农场寄来的该农场生产情形的图片和信件拿出来在连队展览。
图片上写着：
“国营农场是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火车头”。
志愿军各部队的干部战士纷纷用实际行动来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他们更加警惕地守卫着阵地，努力展开爱国节约运动，许多干部战士通过写信等方式鼓励在农村中的亲戚朋友把余粮卖给国家，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家在山西太原的三等功臣、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贾万民给他父亲贾禄善的信中说：
我们要想过更幸福的生活，用拖拉机耕地，就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剩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帮助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战士叶明超的哥哥叶汉卿从四川铜梁县石堡村来信告诉他：
今年家里收了二十石粮食，已把余粮一千九百多斤卖给了国家，并把卖的钱全部存入国家银行。
叶明超看了信非常高兴。
他在给他哥哥的回信上说：
“我有这样的哥哥感到光荣，希望你永远保持这种精神，并多多帮助乡亲们。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早日到来，我们应当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国家。”
（新华社）

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
普遍向团员和青年宣传总路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各地城市和农村中的组织，普遍地向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青年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团的工作。
自去年11月中旬开始，青年团各级组织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并运用各种方式训练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
青年团沈阳市委员会举办了全市各系统青年团干部讲座，有两万名干部受到了训练。
河南省到去年12月中旬止，有五十九万五千多名团员骨干分子，通过各种会议受到了教育。
陕西省农村中每个团支部都有一名到三名团的骨干参加了学习。
各地青年团的组织都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布置了今后工作，要求总路线的宣传必须和教育青年热爱劳动联系起来，和青年的学习联系起来，和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联系起来，也必须和共产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教育青年热爱公共财物，关心集体，友爱互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教育青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风。
在总路线的宣传中，各地青年团组织根据青年特点开展了宣传活动，收效很大。
华北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浙江、吉林、沈阳、抚顺、旅大等省、市的青年团组织，普遍地通过团课或团的组织生活向团员进行教育。
有许多地方运用先进人物的榜样，号召青年学习。
上海、鞍山、沈阳、抚顺等地青年团组织，都向广大青年介绍了全国著名的青年先进工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王崇伦一年完成四年生产定额的事迹，极受青年们的欢迎。
青年团浙江省委员会向农村青年广泛宣传了青年团员华海泉说服家庭把粮食卖给国家的事例，大大地鼓舞了农村青年动员家庭卖粮的热情。
此外，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抚顺、杭州、济南等地工厂、学校和机关中的团组织，还分别采取图片展览，演讲会、座谈会以及组织青年阅读有关文艺书籍和看电影的方法，进行总路线的宣传。
农村中不少团的基层组织，在冬学和民校中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帮助青年农民认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的好处。
经过总路线的教育，各城市和工厂、矿山中的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认清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以及自己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重大责任，因而受到鼓舞，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国营重庆一零二钢铁厂青年工人蒋德银说：
重工业像人身上的骨头一样，离开它，社会主义是不会建设成功的。
在他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他所领导的生产小组创造了日吹十四炉钢的新纪录，并且百分之百地保证了质量。
上海新沪钢铁厂青年工人王敏霞，过去埋怨定额太高，但学习总路线后，在做二寸管子弯头时，超额百分之八十完成了生产任务。
济南柴油机厂青年工人周忠仁，过去月月出废品，还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他感觉到“如果大家都出这样多的废品，不仅浪费国家的财物，而且影响国家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
于是改变了劳动态度，从去年11月以来，没出一件废品。
此外，上海、天津等地有些青年工人和店员经过学习后，批判了不愿在私营工厂和商店中工作的思想，认识到自己正是负担着引导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光荣任务，生产和工作热情也更加高涨。
各地农村中许多青年团员和青年，在学习总路线后也提高了思想认识。
不少青年团员批判了自己不安心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
山东省历城县一区沙河乡青年团支部委员李业清过去感到搞农业没有意思，泰安县九区上高乡青年团员张锡荣过去认为参加不参加互助组一样干活。
黑龙江省龙江县同兴村青年团员刘福如觉得“庄稼人没出息”，甚至辞去了互助组长的职务，并卖掉自己的耕马。
经过学习后，他们都认识到“搞工业不搞农业是缺少一条腿”，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苗子”，只有大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供给工业粮食和原料，工业才能供给农民机器，这样才能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许多地方的农村青年团员和青年，在总路线的教育下，不仅动员家庭卖出余粮，并且积极开展冬季生产，组织拾粪、打柴、冬耕、开荒等生产小组，有许多小组还开展了竞赛。
各地机关、学校中的青年团员和青年经过学习后，工作和学习热情都有了提高。
天津市第7女子中学的学生，已在全校掀起学习总路线热潮。
华侨学生李淑莲刚从海外归国不久，她非常激动地说：
“我回到祖国，就赶上祖国伟大建设时期，我一定要勤奋地学习，使自己逐渐成为建设祖国的优秀人材。”
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巩固和壮大，加强了团的工作。
许多地方团的组织通过检查工作，进行了表扬和批评，吸收了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并严肃处理了个别违法乱纪、勾结奸商进行投机倒把的青年团员。
部分省、市的团组织，还进一步加强了青年团在经济部门中的工作，改进和加强了团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新华社）

第2次全国民政会议决议
（1953年12月10日政务院第197次政务会议批准）
第2次全国民政会议听取并讨论了谢觉哉部长关于四年来民政工作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一致同意报告的精神并作如下决议：
四年来的民政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各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和全体民政干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政权建设工作方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至1952年底已普遍召开，省（市）人民代表会议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市人民代表会议已经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结合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对基层政权进行了整顿。
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建立了各级的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这对团结各族各界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组织和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优抚工作方面：
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发动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运动，提高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的政治地位，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
各地对于有劳动力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发动他们努力耕种好了自己的土地，对于缺乏劳动力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则发动群众进行了代耕，被代耕的土地约五千余万亩，对于生活困难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则给予了实物补助，受过实物补助的约六百余万人；
对革命残废军人均给予了抚恤，并办理了六十七所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和三十三所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
对复员转业军人进行了安置，使他们参加了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
这些对鼓舞士气、巩固国防、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救灾工作方面：
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组织灾民进行了生产自救，四年来仅从中央即拨发了四万二千七百余亿元的救济款，维护了灾民的劳动力，援助灾民胜利地渡过了灾荒。
在城市救济工作方面：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其分会配合下，改造游民和教养贫苦无依的残老孤幼共三十六万人，救济贫苦市民每年约一百二十余万人，接收和改造了过去为帝国主义所操纵把持借以进行破坏活动的所谓“慈善”机关四百二十多个，并从其中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
此外，各级民政部门配合有关方面在民工动员、地政、户政、贯彻婚姻法以及由当地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中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是，在民政工作中，四年来也有不少的缺点。
在政权建设工作方面：
有些干部对民主是力量的源泉还缺乏认识，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看成负担，以为与中心工作有矛盾，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应该召开时却没有召开，应该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通过的重大问题，却没有那样做。
在指导上有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向，对各地的丰富经验没有系统地加以总结。
对工矿区、城镇的政权建设工作，未能根据党的方针和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及时予以应有的注意。
在优抚工作方面：
一方面有些干部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缺乏负责到底的精神，对有些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认真地尽可能地予以解决；
另一方面，又有些干部没有注意充分发扬有劳动力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及复员转业军人的劳动积极性，发动和组织他们积极地从事生产、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依靠自己光荣的劳动，在发展生产中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因而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本可生产自给的人却产生了单纯依靠政府“供给”的思想。
在农村救灾工作方面：
掌握灾情不够，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没有普遍地贯彻下去。
在发放救济粮款时，有些地区没有很好地配合有关部门切实组织生产；
有的地区要的数量过大，发的标准过高，平均发放，造成浪费，助长了少数群众自己不努力生产节约而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有的对急需救济的灾民，又未能及时予以必要的救济。
这些缺点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民政部门在工作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缺乏调查研究；
没有及时地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和提出适当建议；
没有及时地系统地总结经验，指导一般化，抓不住中心。
现在我国经济已从恢复时期进入到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时期。
毛主席指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政部门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地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为发展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关于政权建设工作
一、在各级人民政府及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与有关机关配合完成普选工作。
普选工作完成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照中央规定召开。
在普选尚未完成的地方，仍应按中央规定与当地工作需要及时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全国普选工作的完成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更加完备的发展，它标志着在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政权建设的新阶段。
为了领导和保障国家各种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人民，发挥其政治积极性与生产积极性，提高人民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加强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教育，巩固工农联盟，以促进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与改造，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以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工作，教育人民警惕和揭发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行为，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整个党和国家的任务，也是民政部门工作的指针和出发点。
为此，必须纠正那种不重视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甚至把它的召开认为是负担、与中心工作有矛盾的错误观点。
经验指明：
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便利于工人阶级实现领导，便利于最大多数人民集中和实现其意志，和能够充分教育人民、发动人民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主要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党和国家代表人民、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逐步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引导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幸福之路的有力的武器。
民政部门必须经常以这种观点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二、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必须加强城市和工矿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系统地研究总结和继续创造城市、工矿区、小城镇政权建设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
各城市应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将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通则”、“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通则”完成建立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应加以整顿。
三、继续加强和健全农村政权组织，使之适应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需要。
乡人民政府一般应按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方面的工作分设工作委员会，各省可依本省具体情况合并或调整，但最多不得超过七个。
必要时经县批准得设临时工作委员会，工作完毕后即行宣布撤销。
各委员会应在一人一职的原则下吸收乡人民代表、积极分子及有专长的人参加工作。
应总结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制度如何适应和促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经验。
应通过布置与总结工作，加强对乡干部的教育，提高其政策水平，改进其工作方法。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应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有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地方，此项工作应与之密切配合协同进行。
五、必须经常注意加强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监督和批评，肃清政权机关工作中的残余的旧民主思想和旧政权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以进一步密切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六、民政部门在政权建设上的具体任务是：
（1）督促检查下级人民政府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检查下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是否按照中央规定及当地工作需要及时召开；
人民政府的重大工作是否交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
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制度是否健全。
总结推广好的经验，批判纠正错误的做法。
（2）研究改进行政区划及地方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使之符合于当地经济、政治等条件及民族分布情况，便利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事务和自己的事务。
（3）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搜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施行及对政府工作特别是对基层政权工作人员作风的意见，及时反映给党政领导机关，并提供改进意见。
（4）协同各部门进行有关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及其他具体工作。
（5）与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密切配合，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关于优抚工作
为了鼓舞人民武装部队的士气，以增强国防力量，民政部门必须切实领导人民群众做好优抚工作，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切实负责予以解决。
发挥他们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积极性，发动和组织他们按照互助合作的道路积极从事生产，逐步建立家务，达到生产自给，或参加其他可能的和力能胜任的工作，参加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缺乏劳动力或生活贫困必须予以物质补助的，给以代耕或物质的补助，并使他们也尽可能地逐步达到生产自给。
为此必须做好下列工作：
一、必须大力组织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中有劳动力或其他生产条件的积极参加各种生产。
在农村，主要是动员组织他们参加农业和副业生产，在自愿互利原则下，动员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在城市，应首先尽可能为他们介绍职业，认真贯彻关于他们有就业优先权的规定；
对不能就业的，应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他们从事各种可能的合作社性质的小型生产或家庭手工业。
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实物补助费，除对没有劳动力的贫苦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尤其是革命烈士家属）予以定量、定期补助外，应着重用在老区和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较多而又较贫的地区，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实际困难。
二、应确实保证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贫苦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土地得到代耕。
克服任意扩大代耕面的本位观点和因强调减轻群众负担而任意缩小代耕面的片面观点。
应推行固定代耕制度，逐步克服临时派工现象。
在互助合作已有基础的地区，应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使代耕逐步与互助合作组织相结合，但应用齐工找粮等方法，使互助合作组织的成员间与互助合作组织内外的劳动力之间在代耕负担上达到公平合理，防止把代耕负担不合理地加给互助合作组织的偏向。
必须防止与纠正免勤面过宽，使代耕成为少数人负担的不合理现象。
乡村干部免勤的人数，由省（市）自行规定。
三等以上革命残废军人应免服代耕勤务。
复员转业军人回乡后应免服代耕勤务一年，一年后，病弱者经区批准仍可临时或长期减免其代耕勤务。
其他需免勤的劳动力应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区批准。
在代耕勤务较重地区，可由省统一规定每一个劳力、畜力一般应负担代耕的最高工数，以免群众负担代耕勤务过重。
代耕负担一般以乡为单位自行调整；
负担较重地区，必要时可以区或县为单位自行调整；
负担特重的县，由省用地方附加粮酌予补助；
代耕负担特重的老区省份，由中央酌予补助。
三、现在复员转业军人，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得到了适当安置，积极从事生产或工作，但仍有一小部分未得到妥善安置或者虽已安置了而其本人却不安心生产或工作。
因此，对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应进行深入检查，对于已经安置好了的，应鼓励他们继续努力生产和工作；
对其中有特殊困难的，应切实负责予以解决；
对尚未得到安置或没有安置好的，必须根据在原籍安置的原则，协同有关部门迅速适当加以安置，并应对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经常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参加工业生产是光荣的，参加农业生产也是光荣的，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互助合作组织。
对于他们中条件适当的人应吸收其参加民兵组织和乡村中的其他各项工作。
对缺乏土地者，应设法就地调剂或帮助其转营手工业或其他生产。
对缺少房屋者，也应设法就地调剂，如无法调剂时，可由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动员群众帮工，自行修建。
对慢性病员的医疗，主要采取予以必要补助就地医疗或在家休养的办法。
对伤口未愈或复发的革命残废军人，应由当地卫生部门迅速设法予以治疗。
对在农村生产确有困难或不适于农业生产而有条件做其他工作者，应商同人事、劳动等有关部门尽可能逐步分配以适当工作，或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他们参加治水、挖渠、修路、垦荒、造林、农场等方面的劳动。
城市中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应由各级政府统一筹划，凡有工作能力和有工作可分配的应由劳动和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工作，各部门必须给他们以优先就业的便利。
对复员转业军人采取冷淡或迁就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应积极教育他们保持革命军人的光荣，反对个别的破坏革命军人荣誉的分子，使之成为遵守法令、积极生产、联系群众的模范。
四、对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应加以整顿，要贯彻以提高文化与培养就业条件为主的教育方针。
对在校的革命残废军人，一般应施以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毕业后统由人事部门分配工作；
少数具有深造条件的学员，在学完小学课程后即可报考工农速成中学或其他技术学校。
对学习有困难的及重残废人员，凡有家可归、本人自愿、家庭同意者可准其回家。
关于农村救灾和城市救济工作
关于农村救济工作：
目前我国防灾设施虽在大力建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灾害的袭击尚难避免，而农民个体经济的抗灾能力又较薄弱，因此必须做好农村救灾工作，以保护和恢复生产力，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
其次，对革命老根据地、贫苦的少数民族区、贫瘠山区的人民，沿海贫苦渔民、盐民，以及一般农村生活无着的残老孤幼，也必须扶助其生产并予以必要的救济。
一、救灾工作必须贯彻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协同进行。
民政部门在农村救灾工作中的具体任务是：
及时掌握灾情，做好救济粮款的发放工作，检查救灾政策的执行情况，总结交流救灾工作经验。
二、有灾地区应及时掌握灾情，建立报灾制度，加强灾情统计工作，以提高救灾工作的主动性和计划性。
灾情发生后，有灾地区应即依据已有材料，对受灾田亩和受灾人口分别轻重做出灾情的全面估算，并据以编造临时预算，拨款进行急救。
遭灾农作物收获之后，结合农业税征收工作评产定灾，核实灾情，再续拨必需的救济费。
核实灾情应以当地农业税减免标准为依据进行统计，即：
因灾歉农业税全部免征者为重灾，一部免征者为轻灾。
三、必须充分发动灾民积极进行各种生产，以克服灾后的困难。
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款是为了救护灾民的生命，稳定灾民的情绪，维护灾民的劳动力，支持灾民进行生产，渡过灾荒。
必须纠正发放救济粮款不结合组织灾民生产的单纯救济观点。
救济粮款必须有重点地投放在重灾区和迫切需要的方面，及时发到灾民手中，并应尽可能地集中发放，以便于配合各有关部门组织灾民从事农业和副业生产。
各省应依灾民生产自救能力的大小和缺粮程度等条件，确定救济对象、标准和时间。
四、贯彻生产自救和发动群众互助的方针，应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以更大地发挥群众力量，增强抗灾能力；
并可适当地利用群众间原有的各种互助形式，以发挥群众渡荒的潜在力量。
但在重灾区，因农民家底一般比较空虚，除亲邻自愿的相帮外，不要勉强农民实行社会互济，以免影响农民内部的团结和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现有的义仓，不应再添仓，应加以整顿，使之逐步向信用合作社方向发展，今后不应再提倡举办义仓。
以工代赈在救灾工作上起过很好的作用，今后水利、交通、农林等部门在灾区兴办各项建设工程时，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原则下，应组织有劳动力的灾民参加，但所付工资不得过低，更不应动员灾民做义务工；
同时，也不应不按经济核算制的原则，因救灾而扩大建筑工程的费用。
五、为防止今秋有灾地区和常年贫困地区，在明年青黄不接之际，发生春荒，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开展冬季生产节约运动，进行预防。
要组织灾民互助合作，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副业生产，并在资金、原料、销路、品种、规格、价格等方面加以具体帮助、指导和掌握。
必须认真贯彻节约渡荒的方针，教育灾区群众省吃俭用，特别要提倡多收集代食品和用细粮换粗粮，以节约粮食。
要表扬节约模范，传播群众的节约渡荒经验，并注意防止灾民盲目流入城市。
关于城市救济工作：
对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和贫民以及游民等，应根据必要和可能按其有无劳动力分别予以教养、救济或劳动改造，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设法使其在城市或去农村参加劳动，以自食其力。
必须纠正那些想把城市所有贫民、游民等一下子包下来，都施以救济的错误观点。
一、对无法维持生活的贫苦市民，应鼓励和帮助其自谋生活，必要时应扶助他们进行各种经常的或季节性的合作社性质的手工业及小型加工生产，或参加以工代赈。
对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予以必要的救济。
对不能维持生活之贫苦市民以及因水火灾害、疾病、死亡、生育等不能生活需要救济者，予以临时救济。
二、继续整顿生产教养院。
生产教养院应收容教养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活的残老孤幼，不应不分对象地乱收，对已收容者应进行审查清理。
对游民乞丐应组织他们参加劳动，使之自食其力，逐渐就业。
生产教养院应根据投资少、容人多、操作容易等原则，组织收容人员从事各种可能的生产劳动，如农业、手工业、加工工业及参加工程队等。
对收容的学龄儿童应采取半工半读办法，施以初等文化教育和可能的技术教育。
培养其自谋生活的能力。
必须加强对生产教养院的领导，适当配备干部，改进对收容人员的管理方法，加强思想教育，对参加人员实行劳动奖励，根据不同对象规定适当改造期限，严禁打骂虐待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此项工作在设有中国人民救济分会的城市中，应与救济分会协同进行。
关于贯彻婚姻法工作、人口
调查登记工作、地政工作
和民工动员工作
婚姻法的贯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社会改革过程和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必须把这一工作列为经常工作之一。
各地应根据政务院1953年04月“关于普遍建立婚姻登记机构的指示”，适当调配办理婚姻登记工作的专职干部，做好婚姻登记工作。
应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协同司法部门和妇女、青年、工人等人民团体定期地检查和研究执行婚姻法的情况，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对群众中违犯婚姻法的一般情节较轻的案件，主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针，但对严重违犯婚姻法、虐待或杀害妇女的分子应由人民法院随时加以制裁。
国家的人口数字是编制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进行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依据。
目前在普选工作中，民政部门应在有关部门协同下完成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
在农村，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应随时向居民小组长报告，由居民小组长定期向乡人民政府报请登记，乡人民政府每年结合农业税征收工作，进行核对，统计上报。
在城镇、工矿、水上居民区由公安部门负责，当地民政部门应根据公安部门材料定期统计上报。
在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省、县人民政府可另行制订适合于当地具体情况的办法，定期统计上报。
在过渡时期，有关地政的问题很多，在没有专设掌管此项工作机构的地方，民政部门应掌管此项工作，使国家土地政策能适应城市建设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将来农业集体化的需要。
并处理土地改革遗留的有关土地问题，目前应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以处理此项问题为工作重点，以纠正目前建设用地中的某些混乱现象。
为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民政部门应负责关于国防建设的民工动员工作，在没有劳动部门的地区，并应协助有关的建设单位进行重大经济建设中的征雇农村民工的动员工作。
民工的组织领导由使用部门负责。
在动员时应注意平衡劳力负担问题，并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关于民工的工资待遇与安全、卫生问题。
关于民政部门的业务范围和
组织建设
一、民政部门的主管业务为建政、优抚、救济、地政、户政、国籍、行政区划、民工动员、婚姻登记，社团登记等工作。
过去民政部门所掌管的业务中，有些已另有主管部门，有些与其他部门关系更密切或工作性质更相近，应分别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办法报请政务院批准移交其他部门去管。
二、由于民政部门的优抚、救济工作都很繁重，必须适当加强主管此项工作的机构。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县，应设优抚救济科：
（1）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占全县人口十分之一以上者；
（2）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在三万人以上者；
（3）灾情连年比较严重者。
其他县（市及市辖区）则在民政科内酌设优抚救济干部。
省（市）民政厅（局）应设立和充实优抚及救济机构（处或科）。
中央内务部的优抚司改为局。
大区、省（市）、县民政部门及优抚救济机构应增设之编制人数，由大区、省
（市）人民政府根据民政工作繁简情况，在本地区各部门间或民政部门本身统一调整之。
对各级民政部门的干部尤其是县、专级的民政骨干干部，应力求避免过多的流动，以便熟悉情况，积累经验，改进工作；
已调走主要干部影响工作者，应予补充。
关于加强学习与改进工作作风
为了胜利完成民政部门的各项任务，必须加强民政干部的理论政策学习，并改进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
一、应加强训练在职的民政工作人员。
1954年应在各大区的政法干校、政法学院与省的行政干校内附设民政班，以短期轮训方式训练县级民政部门的领导骨干，有条件的省并应开始轮训民政科员。
全体民政干部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目前首先要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有关工作的具体政策的学习。
要认真地总结工作中的实际经验，加以条理化，用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二、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民主观点和形式主义在民政工作中的影响。
各级民政部门必须防止与克服分散主义，应向党政领导机关经常报告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工作意见，请党政领导机关予以指示。
三、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树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作风。
在指导工作时必须注意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工作上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有计划地了解各种不同地区的有关民政工作的基本情况。
各级民政部门要经常深入检查工作和总结典型经验。
四、民政工作业务繁多，必须根据当前总的任务和当地具体情况掌握工作重点，并抓住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环节推动工作前进；
同时必须在党政统一领导下，密切与有关部门的联系，主动地取得有关部门的配合。
×××
本决议经政务院批准后，各省（市）应分别召开民政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同时根据本省情况，制订实施计划。
各省（市）的实施计划应于1954年03月前报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和中央内务部备案。
中央内务部、大区民政局应派出工作组，检查传达情况。
中央内务部应在1954年内召开
一次全国民政会议和必要的专业会议，以深入解决决议贯彻执行中的各项问题。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十四证明
美方不愿解释迫使北营解释工作停顿下来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附件十四，松谷里的南朝鲜战俘和美、英战俘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抗议信进一步证明：
松谷里解释工作的陷于停顿，完全是由于美方不愿对战俘进行充分的解释，保证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合法权利。
去年12月02日美方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开始以后，美方解释人员除了胡扯一通美李反动统治下的“自由世界”外，一点儿也不肯告诉战俘有关他们前途和生活的事情。
战俘不得不要求他们进行充分的解释，特别是要求给予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确实保证。
但是每当战俘提出他们心里的疑问要求予以澄清时，美方解释人员却以中断解释、退出帐篷等办法逃避答复问题和提出保证，并且对战俘进行恫吓、侮辱和谩骂，甚至迫使附属机构用武力把战俘赶出帐篷。
为此，南朝鲜战俘和美、英战俘分别在去年12月11日和13日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抗议。
但是，美方仍然不愿改变这种违反“职权范围”的行为，终于迫使解释工作陷于停顿。
南朝鲜战俘的抗议信说：
“我们始终尊重作为国际条约的朝鲜停战协定，并且尊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作为真正有教育的朝鲜青年，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公民，我们光明正大地前往听取解释。
既然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第3条第8款应告知我们‘任何有关……回返家乡的事项’，特别是我们‘有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完全自由’，因此我们应当有权在一切场合就我们有疑问或顾虑的地方提出问题。
由于我们离开南朝鲜已久，因此当我们决定态度时必然会存在着许多疑虑。
因此，鉴于过去的事实，只有解决了目前解释人员进行的解释中的含糊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我们才能放心地决定自己的终身问题。
因此，我们有权利提出意见。”
抗议信说：
“让我们看一看到我们面前来的解释人员吧。
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结论和偏见。
人们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只是为进行侮辱与诬蔑而来的。
这些人以最卑鄙和圆滑的手段，公然进行诬蔑、侮辱、威胁，而且日益变本加厉。
他们悍然不断以恶劣的诬蔑和侮辱进行挑衅，以轻视人的戏弄和嘲笑使我们激愤。
他们一直用与解释毫不相干的话进行诽谤……诽谤和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企图借此欺骗和胁迫我们。
他们不仅中断或不听我们的发言，而且甚至在我们尚未下结论之前就退场，这显然是故意破坏会议。”
抗议信说：
“当我们在解释过程中根据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就我们模糊不清的地方提出问题时，他们却惊惶万状地加以拒绝，而且竟如此胡说八道。”
美、英战俘的抗议信说：
“朝鲜籍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是很愿意听取解释的。
他们直到今天的合作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要求如果他们要听取解释，他们就应该得到必要的解释，以保证他们在九十天期限内满意地听到解释。”
抗议信在列举了美方解释人员在解释过程中对南朝鲜战俘进行的威胁、恫吓和侮辱的事实后说：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于这些事情怎样办的呢？
据我们所知并没有怎么办。
但是你们却叫我们来听解释，使我们遭到解释人员的凌辱和诽谤。
这是可笑的。
在这种情形获得纠正之前我们将拒绝出席听取解释。
这并不是说我们拒绝听取解释。
不，正相反，我们欢迎解释。
我们只要求使我们能够不遭受解释人员的诽谤、凌辱及政治性的攻击。
我们只要求在我们听取解释之前应继续向朝鲜籍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进行解释，并进行完毕。
朝鲜战俘要求并欢迎解释，因此我们要求让他们听取解释；
我们要求在九十天期限内给予我们听解释的权利一直到个人作出决定时为止。”

制止美方以武力劫夺战俘的罪恶计划
李高
在向朝鲜停战缔约双方致送“临时报告”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曾在他的一封信里表示，希望双方对战俘处理问题以符合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所体现的基本目标的态度予以认真的考虑；
并在备忘录中指出：
“本委员会认为解释期限的延长是合法和必要的。”
“将未遣返战俘的前途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这是有强制性的。”
朝鲜停战缔约双方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曾赋予中立国遣返委员以解释与实施“职权范围”的一切权利。
因此双方都应该尊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职权范围”所作出的这种公正主张。
为此，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在01月07日写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信中，表示同意委员会的这些主张，坚持九十天的解释时间应予补足，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处理问题，应交由政治会议在召开后的三十天内解决。
01月09日和10日，我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和朝鲜外务相南日又先后发表了声明，提出立即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以求迅速召开政治会议，来设法解决战俘的处理问题。
这显示了朝中方面一贯坚守停战协定和“职权范围”，始终坚持以协商精神来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正确主张。
与此相反，美方对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合理主张和意见，悍然不愿加以任何“认真的考虑”，并正在狂妄地从事以武力劫夺战俘的冒险布置。
美方的这种罪恶计划，现在正分三个方面同时并进：
第1、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美国国会议员诺兰之流以及美国宣传机器大肆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横施攻击，企图强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放弃职责，使它不但不继续安排解释工作，而且为美方劫夺战俘计划服务。
第2、侵朝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宣布了劫夺战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正在加紧准备劫夺战俘并指使东场里战俘营中的美方特务挟持战俘在美方指定的时间冲出战俘营而由美军加以接应。
第3、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发出各种威胁性的叫嚣，并与台湾蒋介石残余匪帮公开勾结，以劫夺战俘。
赫尔在01月03日和08日先后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的两封信，都横蛮地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释期限的合法的和必要的延长，而且他企图片面地撕毁“职权范围”中关于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处理问题应交政治会议解决的强制性的规定。
赫尔显然是要关死解决战俘问题的大门，准备不顾一切地以武力劫夺战俘。
侵朝美军在东场里和汶山之间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军事布置，是直接地违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非法行动。
“职权范围”第18款规定：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与工作时有权从双方获得其所需要的合法协助，但双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加以干涉或加以影响。”
现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在执行其看管战俘和保证战俘行使其被遣返权利的任务，而美方是承担了协助其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的义务的。
可是，美军司令部竟正在不断地向紧靠中立国看管营的附近调兵遣将，并在东场里和汶山之间布置了一条杀气腾腾的夹道，沿途部署坦克和武装部队，架起铁丝网和路障，安设探照灯和扩音器。
泰勒01月09日公然宣布其劫夺战俘的“总计划”时，一面威胁说：
“不管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是否决定这些战俘应在01月23日予以释放，美军已作好准备处理他们”；
一面公然说：
“我们希望印度人将通知战俘们，说明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样有秩序撤离。”
同时，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也恫吓说：
“要是印度不将战俘们释放的话”，“局势将会极端具有爆炸性。”
这不是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非法地进行的最放肆的“干涉”和“影响”，企图用枪口逼着他们屈从美方的意旨，甚至为美方劫夺战俘计划服务吗？
泰勒公开声言他的武力劫夺战俘的计划“涉及联合国军、韩国和中国国民党负责当局”，要把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交给韩军，一千人一列车南驶到入伍站去”；
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将在非军事区边缘被装上卡车，首先运到收容营，然后转到仁川，他们将在仁川海滩上被移交给中国国民党代表”。
泰勒发表这个声明之前，曾与李承晚集团控制东场里战俘营特务组织的“宪兵总司令官”元容德和台湾匪帮“驻韩大使”王东原举行了会议，“对接运工作之计划与程序详细分析”。
正是在美国这一系列准备措施的纵容下，李承晚匪帮劫夺战俘的叫嚣和行动也越来越猖狂了。
李承晚集团不仅叫喊“将用大炮和部队来释放战俘”，而且公然威胁“将利用战俘问题作为导火线，恢复对共产党的战争”。
泰勒最近到东京和赫尔商定劫夺战俘的“总计划”时，泛亚社透露：
他们“两人的讨论中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
如果印度看管部队没有在（美方）规定的日期释放战俘，朝鲜将用武力及在战俘营中流血与开枪的手段释放战俘”。
后来，泰勒公开说，李承晚集团准备协助美军劫夺战俘的“宪兵”、“民政警察”、“便衣警察”，正在大批大批地被派遣混入非军事区，企图把劫夺战俘的非法行为说成是“警察行动”。
据合众社09日电，李匪帮扬言：
“韩国警察被调到停战总部地区一举表明，如果对印度部队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将是一种‘警察行动’，而不是由南朝鲜军队采取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是美方绝对无法遮掩的一种危险的诡计。
大家记得，1953年06月李承晚集团强迫扣留二万七千余朝中被俘人员之后，美国也曾经企图以“释放”战俘的是李承晚的什么“保安部队”这样一个卑鄙的借口来推卸责任的。
“职权范围”第6款中规定得十分清楚：
美方有责任“防止和控制”美方管辖地区的“任何武装力量（包括非正规的武装力量）对战俘看管地点的任何扰乱和侵犯的行动”。
不管美方以任何方式进行劫夺战俘的非法行为，都逃不脱它所应负的最严重的责任的。
从许多迹象看来，美方为了实现其劫夺战俘的预定计划，仍无意立即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国务院的某些人士坚决反对在01月23日之前举行安排和平会议的谈判”（美联社电）。
全世界的正义人士更加清楚地看到：
目前只有一致起来制止美方劫夺战俘的罪恶计划，督使其接受中朝方面迅速恢复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的建议，并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严守“职权范围”的规定立即恢复解释工作，继续看管战俘以待政治会议的处理，才能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与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

匈劳动人民党公布第3次代表大会的议程
保共中央公布党章修改草案号召党员讨论
【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
匈牙利通讯社10日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04月18日召开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议程如下：
一、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人：
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科西；
二、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人民会议的任务，报告人：
伊姆雷·纳吉；
三、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
卡罗伊·基什；
四、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人：
拉约希·阿契；
五、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
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消息：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10日以两版篇幅刊载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章修改草案和给各级党组织的通知。
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的所有党员和候补党员对党章修改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并提出意见。
通知宣布：
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将辟专栏发表关于党章修改草案的意见。

印度军事法庭继续审讯李承晚特务凶手
美方提供的“证人”被迫承认美方特务杀害战俘的事实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印度看管部队的军医胡姆少校今日出席印度军事法庭，为李匪特务杀害第38号营场四名希望遣返的朝鲜战俘的案件作证。
这位军医曾在12月14日，即被害者的尸体为印度看管部队发现后两天，负责检验这些尸体。
胡姆少校说，检验崔钟俊的尸体表明，死者的口、鼻和眼睛都流了血。
他说，在脖颈周围和身体的上部都有暗伤。
胡姆少校在被害者的两肺和有着未消化食物的胃都发现有出血现象。
他说：
“我认为致死的原因是由于绞窄而至窒息死亡。”
胡姆少校的判断与另外三位证人的证辞完全吻合。
他们向法庭说，崔钟俊是被用绳子勒住了脖子，又被摔倒在地上踩踏而死的。
证人们在法庭上当场提出，出庭受审的三个特务凶手中的一个就是用绳子套住崔钟俊脖子和用脚踩踏他的胸部的人。
另外一名“大队副”就是把崔钟俊带到帐篷里去杀害的人。
还有一名所谓“营场领袖”，他在谋杀案发生以后，在营场门口公然向印度看管部队说：
“我们杀死了他们。”
参加踩踏崔钟俊身体的第4名凶手因病未出庭。
明天，这些特务凶手的所谓“证人”将出庭提供伪造的证据，企图挽救这些美国指使的用暴力杀害希望遣返的战俘的凶手。
美国“辩护律师”过去几周来一直在训令这些“证人”为这些凶手辩护。

【新华社开城11日电】
美国的“辩护律师”带到印度军事法庭上去的第1个“证人”今天承认四名希望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被杀死在南营的第38号营场内。
这件事使得那些为受审讯的杀人犯辩护的“辩护律师”狼狈不堪。
这个“证人”是在受检察官盘问的时候承认上面这件事的。
检察官问他：
“现在那四个人在那里？”
“证人”回答说：
“他们就是在12月12日夜里被杀死的人。”
大约两小时以后，他又企图抵赖说：
“他们是自己死的，没有受刑罚。”
他并且告诉法庭说，那四个被杀害的战俘身上都被刺过字，另外一个逃跑了的战俘身上也被刺过字。
这个“证人”容光焕发、脸孔胖胖的，他站在证人栏内时，许多中立国的官员和新闻记者都不相信他是一个战俘。
他甚至说不出他所属的部队的番号。
他说，他是到警察局去自首的。
检察官问他：
“在你自首以前，你是属于那个部队的？”
“证人”回答说：
“我不知道。”
但是他后来说，他在北朝鲜军队中只呆了一个月，可是，他“没有武器”。
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他说，在印度看管部队逮捕了与谋杀战俘崔钟俊一案有关的营场“领袖”以后（按此人现在正在受审判），他就成了第38号营场的代理“领袖”。
他说：
“没有举行选举，我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句话就粉碎了美国的谎言：
“战俘领袖们”是由战俘们自己选举出来的。
“证人”当场在法庭承认：
李承晚特务在三十八号营场有他们自己的警卫。
主审的军官问道：
“这些警卫的责任是不是防止战俘逃走？”
“证人”说：
“是的。”
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在以往几天作证时说：
美国陆军在南朝鲜战俘营进行“甄别”的时候，曾使用暴力阻止战俘要求遣返。
美国的“辩护律师”摩里逊今天企图证明这个事实不确实，他质问“被告证人”说：
“战俘们是不是有决定他要留在南朝鲜或到北朝鲜去的机会？”
被告“证人”回答说：
“有些战俘没有得到机会。”
在今日上午法庭一开审的时候，摩里逊就要求把两个被告——一个“大队副”和一个“大队长”——无罪开释，因为对他们“提不出证据”。
检察官说：
“对他们是有证据的。”
他说，一个人把崔钟俊领到帐篷里去杀害，另一个人对印度军官们说过：
“我们已杀死了他们。”
法庭驳斥了摩里逊的请求。
三个美国记者今天第1次出席这次审讯，但他们不久就离去了，因为他们发现甚至一个被告“证人”也透露了对美国军方不利的证据。
审讯将于明日上午继续进行。

四名我方被俘人员突破特务控制遣返归来
揭露美方特务准备劫夺战俘的罪恶阴谋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正当美方疯狂叫嚣要在01月23日用武力劫夺战俘的时候，又有冒死突破特务控制要求遣返的三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一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在今天被遣返归来。
这是在美方无理终止解释工作以后第2批冒死逃出特务控制申请遣返的战俘。
这四名我方被俘人员到达板门店后，就对在场的中立国人员揭露了东场里营场内的蒋李特务准备在美方武力接应之下劫夺战俘的罪恶阴谋。
从第27号营场逃出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陈官次说：
在他逃出营场前几天，特务“大队副”周玉成曾召集“小队副”以上的特务分子开会，传达混在美军第64野战医院里的台湾特务“马老师”的一件“指令”。
这个“指令”命令特务分子作好准备，在01月23日把战俘劫出战俘营。
“指令”的大意是：
一、01月23日是规定“释放”战俘的“自由日”。
到那个时候，美军就会迫使印度看管部队打开各个营场的大门，让他们出去。
只要营场外面的钟声一响，他们就要立即行动，强迫所有战俘排成四路纵队走出营场。
在他们押解战俘南下时，沿途还有美军部队“维持秩序”。
二、在把战俘劫出营场时，全体特务分子和“警备队员”要严密监视所有的战俘。
如有战俘不服从命令，或企图逃到印度人那里去申请遣返，就把他当场打死。
陈官次说：
这个姓马的台湾特务还命令各个营场的特务立即在战俘中间进行紧急调查，对被发现出来的要求遣返的战俘采取严格的措施，以防止他们到时向印度人要求遣返。
在第27号营场里，特务头子周玉成已经把因为思念祖国渴望遣返而稍露愁容的八十多个战俘单独拘禁起来，不准他们随便行动。
每天，“大队长”、“教育股长”等特务分子轮流对他们进行“讲话”，恫吓他们到台湾去。
陈官次说：
近来，特务们每天强迫战俘进行编队练习和军事操练，做好越营“逃跑”的准备。
特务们还加紧对战俘施行恐怖统治。
他们不许战俘互相交谈。
天刚黑，他们就强迫战俘进入帐篷，不许再出来一步。
陈官次自己也因为不小心说了一句对台湾残余蒋匪帮不利的话，他的手掌被特务们打得肿起寸把高。
后来，他在到医院去医治时，就乘机逃脱特务控制申请遣返。
从第1号营场逃出来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张少怀说：
第1号营场是一个监狱，这里面囚禁着二十多名流露出回国愿望的战俘。
这些战俘每天都渴望着能够看到祖国的解释代表以便申请遣返。
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因为思念祖国遭到特务的残酷迫害后变成了疯子。
有两个神经失常的战俘天天跑到铁丝网跟前高喊“我要回国！”
特务们就对他们施行吊打、并且罚他们在满是石子的地上爬。
有一次，特务分子还把汽油浇在他们身上，然后点上火烧，他们的头发、眉毛、胸部和下巴都被烧坏了。
张少怀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公道，给予东场里遭受着苦难的希望遣返的战俘以听取解释和申请遣返的机会。
从五十一号营场逃出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桂昌渐说：
李承晚特务正在制造谣言恫吓战俘，使他们不敢逃出营场申请遣返。
这些特务欺骗战俘说：
“美军和印度军队已经取得协议。
在01月23日，印度军队将帮助美军‘释放’战俘。
谁想找印度人申请遣返，只有死路一条。”

苏联定03月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1日电：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令如下：
鉴于第3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将于1954年03月12日届满，根据苏联宪法第54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须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任期届满后两个月以内宣布实行新选举，又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条例”第72条，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期至迟须在选举日前两月宣布，而且选举须在非工作日举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决定：
以1954年03月14日（星期日）为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日期。

苏联明基卡乌尔水电站第1部分开始送电
喧闹的库拉河已被约束住，它开始为苏维埃人民服务了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明基卡乌尔讯：
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明基卡乌尔水电站第1部分落成发电典礼，于10日在水电站所在地举行。
参加典礼的有：
巴库的石油工人，水电站附近各区的植棉者、牲畜饲养者和葡萄种植者，共产党、政府和文化界代表及水电站的建筑者。
明基卡乌尔水电站工地主任伊·扎杰在会上致词，正式宣布水电站第1部分竣工。
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库利耶夫代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建筑者们致贺。
在会上发言的人表示了他们对于经常关心阿塞拜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热爱和感谢。
会后，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雅库波夫剪彩，水电站头两个效力强大的透平就开始发电，电流通过高压电线可输送到巴库、基洛夫巴德和邻近各区。
按：
明基卡乌尔水电站是苏联巨型水电站之一，建立在高加索山脉的波兹—达格山附近的库拉河上。
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后，发电量每年将达十五亿瓩时，这将使阿塞拜疆的电力增加将近一倍，使该共和国的工业生产进一步高涨，并使附近地区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得到电力供应。
水电站工程还包括欧洲最大的水库之一“明基卡乌尔海”。
水库宽二十五公里，长七十五公里，容水一百六十亿公方。
水库工程完成以后，它所容纳的水除推动水电站的强力透平外，还将经过纵横分布的灌溉渠，灌溉卡拉巴哈斯克、希尔凡斯克、穆干斯克等干旱的草原，使几十万公顷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地。

【新华社12日讯】
据塔斯社明基卡乌尔讯：
明基卡乌尔水电站工地主任伊·扎杰，10日就水电站第1部分开始送电一事对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今天，我们感到了巨大的胜利的喜悦。
喧闹的库拉河已经被约束住，并且将为苏维埃人民服务了。
高压电线已把第一股电流输送到巴库石油田和共和国的其他工业中心以及集体农庄。
工地上的主要的混凝土浇灌工作已经完成。
电力厂和其他设备已经准备使用。
明基卡乌尔新城已在库拉河两岸建筑起来。
工地的最大的设备，一座巨大的拦河坝挡住了库拉河的河水。
这座堤坝已有近六十五公尺高。
在工程完竣后，它将有一千五百多公尺长，五百公尺宽，八十七点五公尺高。
现在堤坝上已堆砌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公方的小石和沙子，它的体积还在不断地增加。
效力强大的汲泥机每天把二万公方泥土堆到堤坝上去。
水电站的水库“明基卡乌尔海”将容纳一百六十亿公方的水。
今天，这个“海”已有六十五公里长，堤坝处的深度已有五十六公尺。
在1954年，它将扩展到长达七十五公里、宽达十三公里。
“明基卡乌尔海”将供水给四条灌溉渠，这将使阿塞拜疆农民几百年来的梦想实现。
“海”中的水将使干燥的、覆着盐的库拉—阿拉克斯低地变成肥沃的土地，几十万公顷土地上将栽种小麦、棉花、桃树和石榴树。
今年，四条灌溉渠之一——上卡拉巴哈斯克将从穿山而过的一条隧道中得到水。
由于得到灌溉，该地区的棉产量可能增加近一倍。
库拉河的水将使希尔凡斯克、穆干斯克等荒芜的草原变成肥沃的田地、果园、葡萄园和富饶的牧场。
全苏联的工厂都在以设备供应明基卡乌尔水电站工地。
列宁格勒供应透平发电机和举重设备，莫斯科送来效力强大的变压器，乌克兰送来电气设备和钢索，乌拉尔送来自动移动挖掘机。
从全国各地到这里来工作的有二十个民族的工人。
在水电站的第1部分开始发电以后，工地上还将继续工作。
到今年年底以前，所有六个透平发电机都将开始发电。
工作者正在努力使这个工程提前一年完工。

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社论
庆祝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

【新华社12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09日讯：
01月06日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即东洋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日，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最近一期发表社论庆祝这个日子。
社论说：
1930年01月06日，是越南、高棉和寮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因为从这一天起，这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党；
这个政党领导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南、高棉和寮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和参谋总部。
社论说：
胡志明主席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缔造者、建设者、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越南的忠实的、最杰出的学生，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敬爱的领袖。
社论指出：
从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之日起，胡志明主席和党就规定了越南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它的性质是民族的、民主的革命。
党的第1个纲领就已明确地提出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的口号。
由于它的正确的政策，印度支那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社论在回顾各个革命阶段时说：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残酷的压迫。
它曾经历过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几个革命阶段。
例如：
工农斗争高潮和1930年的宜安起义，1936年至1939年的民主运动，1940年至1944年的抵抗日、法帝国主义的斗争，1945年的反抗日本、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和“08月革命”，以及1945年以来的抗战和国家建设时期。
在所有的各个革命阶段中，印度支那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组织、教育并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在最艰苦的考验中，党仍然高举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党用民族解放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动员了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其他爱国人民，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社论在追述越南劳动党的诞生时写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51年02月召开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党在越南的组织改为越南劳动党，并拟订了新的党纲和党章。
从那时起，越南劳动党就继续领导越南全体人民进行抗战和国家建设，并获得了许多新的胜利。
经过党内的思想整顿运动、军队中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运动和整顿了群众工作以后，党的队伍逐渐纯洁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
军队的政治素质、阶级觉悟以及技术水平都提高了，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发动农民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全面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阶段。
社论继续写道：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为全党和全体人民规定了今后的两个中心任务，就是推进抗战和实行土地改革。
完成这两个任务就意味着稳步地遵循印度支那共产党以前所走的道路前进，保持并发扬光荣的传统，使抗战和国家建设走向完全的胜利。
社论指出：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其他国家的宝贵的革命经验，首先是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经验，也要学习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
社论最后说：
有了我们人民的坚强团结，有了我们军队的英勇的战斗，有了我们这样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支援下，我们必然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八年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
地拉那消息：
01月11日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八年来在国民经济建设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阿尔巴尼亚1953年的工业总产量已增为1938年的八倍，食品工业的生产量增为十倍，电力增为二十四倍，棉织品增为二十倍，采矿工业的生产量增为四点五倍。
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正在不断增长。
据阿尔巴尼亚财政部公布的数字，1953年来自社会主义成分的收入已增为1946年的百分之七百四十四。
在这段期间，国民经济方面的拨款增为十一点五倍，社会和文化事业的拨款增为五点七倍。
在农业方面，1953年的播种面积比1938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
由于工业供应大量农业机器，1953年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1952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由机器完成的工作量增为1946年的四倍。
过去一年国家的农业贷款比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八，为1947年的十倍以上。
政府在种子、化学肥料、技术等方面对农民的帮助也大大增加了。
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由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苏联先进经验的广泛采用，1953年各种粮食和工业作物得到普遍的丰收。
小麦每公顷（合十五市亩）的产量比1952年增加了二百五十公斤，裸麦增加了二百零三公斤，大麦增加了三百多公斤，燕麦增加了二百公斤。
小麦和裸麦的总产量分别超过全年生产计划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
根据阿尔巴尼亚农业和采购部的不完全统计，棉花总产量约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甜菜和烟草约分别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和七十五。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阿尔巴尼亚现在有二千一百一十八个初等学校，三百零五个初级中学，二十八个高级中学；
而在战前，它只有六百四十三个初等学校和十一个中等学校。
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也不断改善了。
1952年全国糖的消费量增为1948年的二点四倍，肉和鱼差不多增为两倍，通心粉增为三点五倍，豆类和大米差不多增为六倍。
在过去九年中，阿尔巴尼亚人口增加了二十八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