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议不适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
这个决议不适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地区）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1年12月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经过两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实行，证明其中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个总路线是一致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
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
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根据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二）如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封建地主的土地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
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
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能忽视的性质。
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政策的可能性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第
一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
第2是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和土地，因而能够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正确性；
第3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共同的利益以及贫农和中农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一切共同的利益就是大家都力求或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只是使极少数人靠剥削和投机而发财，至于极大多数人则将因此而陷于贫穷和破产。
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有日益扩大的规模。
到现在，全国参加临时的和常年的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
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
这种运动在各地区的发展虽然是不平衡的，但这种运动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正说明了党的这个政策是逐步地获得广大劳动农民的拥护的，是在逐步地由可能性变为实际。
由此可知，党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
如果我们对于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我们只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给小农经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条正确的
光明的和广阔的出路，那就一定会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
这种方针和作法是显然错误的。
（三）为着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有新的高涨，继续限制和逐步排除农村资本主义的剥削，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执行党中央在1951年12月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照顾各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条件，研究各个地区和互助合作各种形式的发展速度的差别，而从事工作。
同时应该估计到：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几年来在各地区的发展都表现出来一个特点，即不只是参加互助合作的户数越来越多，而且有了质量上的显著的提高，这种质量的提高表现在常年互助组的增加，还特别表现在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各个不同地区有不同规模的试办和发展。
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的重要作用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
第1、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解决互助组中所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因而给那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互助运动以一个正当的出路。
第2、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种植，而且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
第3、集中经营也就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能够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农业技术，便于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扩大农业的再生产。
第4、由于能够更多地节约劳动的时间和更多地节约出劳动力，所以能够更多地发展副业的生产事业，并从而加强农民的经济地位。
第5、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以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对于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6、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
第7、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因而也就能够在供、产、销方面更容易地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而便于逐步地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
第8、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就可能更多地和更快地带动个体经济向互助组发展，并为更多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道路。
第9、由于集体经营的好处和大家生活将日趋改善，使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成为农民在经济上、在生活的相互关系上得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学校。
第10、由于前述种种，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适当形式。
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
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些优越性和它所起的作用，使它在目前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日益显出重要的地位，并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
因此，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和逐步推行的条件，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从而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
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
（四）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
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
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
更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也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如果用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手段，那只能够是破坏工农联盟和破坏贫农中农联盟的犯罪行为，因而也即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的犯罪行为，而绝对不能给农业合作化带来任何一点好处。
这就是说，盲目急躁的冒险主义是根本要不得的。
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应该根据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经验来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思想，经常使他们了解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单干不能够克服灾害和各种困难，没有能力经常扩大再生产，即使能够增产也是有限的。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而农业合作化则是农民群众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农业合作化才能够克服单干的困难，能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从而能够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保证整个社会和农民自身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具体的实际的榜样，是最有力量来说服农民的。
正如列宁所说过的：
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都是务实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公社’是最好的东西”。
“应把公社组织得尽善尽美，以便取得农民的信任”。
因此，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固与逐步推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使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经营得法，用本身的制度和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它比单干与互助组优越，而且还善于团结和帮助单干农民与互助组，让农民亲眼看到合作社确实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社内外的各种关系又都真正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来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倾向社会主义。
同时，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我们知道这些共耕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给这些创举以帮助，那它就不会发育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照顾到互助合作农民和单干农民的关系，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以适当的物质援助，例如农业的低利贷款、兴修水利、建立技术推广站和建立较大的新式农具站等，这种援助能够使农民很快地感觉到它的实际的利益，并从而促进合作社更大地发育起来。
显然，我们采用上述一系列的方法，就能够避免急躁冒进的错误，而领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使农业合作化健康地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
就能够引导农民群众——在开始是一部分，随着将是大部分，而最后将是全部——跟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农民的步子也就会走得较快。
（五）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下列的几项主要工作。
第1、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的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充分利用本身所有的优越条件，量力而行，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从而使农业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
甲、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生产改革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生产、改善社员生活地位和增强抵抗灾害能力的物质基础。
应该根据当地和本社的实际情况，逐步地去办理这些工作，一般地要由小规模到较大的规模，由采用改良或初步改良的技术到采用更新的技术。
几年来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例如兴修小型水利、变旱地为水地，精耕细作、变坏田为良田，以及购置新农具，采用优良品种，进行适当密植，积极蓄肥和合理施肥，努力和病虫害斗争，发展畜牧，植树造林等等，都对于提高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显出了农民联合起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并使得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适当的出路。
因此，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该研究这一类工作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和当地及本社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结合起来，并配合研究其他方面的生产经验，找出继续增加生产的具体办法，防止形式主义的乱搬硬套的毛病，使增产的可能性经常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乙、在以发展农业的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
经营商业不能够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买卖应通过供销合作社去进行。
但从事物资的运输以获取力资而不是从事贩卖以谋取商业利润，则是可以允许的。
第2、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应该根据本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使社员觉得方便可行，而又能够符合于促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
甲、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按照合作社的大小、生产的需要、劳动力的多少和发展的情况，去决定组织劳动的形式，例如首先实行生产小组的临时分工制，而后根据群众的经验，逐渐推行常年固定的生产组或生产队的按季节包耕制。
至于有些合作社所试行的常年包耕包产制，如为群众所乐意的，也应该帮助他们不断地总结经验，使这种劳动组织能够逐步趋于完善。
不论采取何种劳动组织形式，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民主讨论，而后作出计划，把所规定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的任务交给各组或各队负责。
超出任务的，给以一定的奖励；
达不到任务的，则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地加以处理。
奖励和处理的办法由社内公议决定。
对于妇女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也应该适当地注意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劳动。
乙、根据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社员群众的经验，逐步做好计算劳动日的评工记分的工作。
目前各社流行的计算劳动日的评工记分办法，是根据每人劳动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评出预定的分数，再按每人实际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评出确定的分数，按分计酬（人们把这种办法叫做“死订活评”）。
还有一种办法，是按照季节的差别，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预先评定完成每个工种应得的分数，而后按每人工作完成的实际结果，计算劳动分数，按件计酬。
对于这两种办法，可按照各社社员的意见适当地加以采用。
但要注意在评工记分时，力求避免开会次数过多或开会时间过长的毛病。
丙、逐步地建立生产计划，分为年度的计划，季节的计划和小段的计划。
计划所包括的方面（例如有关作物的种植，农业的基本建设，技术的改良，劳动的组织，副业的发展，与供销合作社的结合，文化和卫生的改进等），一下子不宜太多，只能根据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的经验，逐年加以充实。
一切计划都必须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充分讨论，一方面要防止保守主义，另方面又要反对不着实际的空想。
在规定计划和组织社员劳动的问题上，要恰当地照顾社员应当有相当的个人活动和某些家庭副业劳动的时间。
凡是社员不需要和不自愿包括在合作和集体劳动范围内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包括到计划中去。
丁、逐步建立必要的、简单易行的、但又是严格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
凡社内一切财务开支和对于农业贷款的运用，必须经过民主讨论决定。
其批准权限应按开支数目的大小，分别由社员大会或理事会讨论决定。
各种账目必须适当地分别清楚，并要定期公布，以便受到社员的经常监督。
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根本方法，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根本方法。
合作社必须节约开支，减少杂费，杜绝贪污和浪费，不要盲目投资，以免成本过大。
戊、要建立和贯彻一些必要的和可行的专职专责的责任制度（例如，关于领导的分工责任制度，关于生产的责任制度，关于使用和饲养牲畜以及使用和保管农具的责任制度，关于劳动、文化、卫生等生活管理的责任制度），规定奖励和惩罚的办法，以便于严格地整顿劳动纪律，而和旷工、误工、窝工、损害或浪费公共财产以及无人负责的现象作斗争，从而在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地巩固全社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一致性。
己、要改善上述各项的管理工作，应该在积极分子中选择和培养一两个为人正派、善于团结群众、有管理能力和有生产知识的核心领导人物。
第3、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并且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条件。
在解决合作社的分配问题时，必须了解到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它是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的合作社，包含有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和合作的性质。
因此，也就必须采取一些灵活的和多样的过渡的分配办法。
甲、关于按劳动和按土地的分配比例，应容许各社根据社员民主讨论，在照顾全体社员都能够获得合理利益并能够有利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分别地妥当处理，避免为社员所不满意的偏高偏低的现象。
但一般的原则是：
必须随着生产的增长、劳动效率的发挥和群众的觉悟，逐步而稳妥地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
乙、关于劳动日的报酬制度，应按照社员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多和劳动好的多得，劳动少和劳动不好的少得；
因此，必须根据评工记分，公平合理地付给报酬。
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报酬（例如：
在同一工种中，妇女如果和男人做同样多和同样好的工，她所得的报酬必须是和男人相等的；
劳动超过男人的，报酬也照样超过；
劳动比不上男人或只达到男人一半的，报酬也照样减少）。
在劳动中，必须注意和照顾妇女们在生理上所发生的困难。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在社开始组织时应该参加生产，其为本社服务而误工者，应予酌量评分记工，但因村内其他工作而误工者，社内则不得记工。
当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条件扩充为大社之后，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对于一两个专门管理社内工作的干部，可给以一定的待遇。
丙、对于社员所有的牲畜和大农具的使用和报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的同意，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始时，一般地以租借的形式为适宜，有的社采取入股分红的形式，也是允许的。
折价归公的办法，不宜不顾条件地普遍提倡，只有在社员完全自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可以采用。
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应该经过民主评议，规定公平合理的代价，一方面不致使该项代价侵蚀一般社员的劳动的报酬，并避免变相的富农剥削；
另一方面又不致使牲畜和农具的所有者吃亏。
对于社员的投资给以合理的代价和利润，以发挥社员投资的积极性。
这就是说，一方面照顾了全社社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照顾社员的个人利益。
丁、副业收入在原则上应和农业收入统一分配，但在分配中须照顾副业中某些技术性的劳动所应得的较高的报酬。
戊、关于公共财产和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必须坚持根据社员的自愿，根据社员的经济情况，根据逐年生产发展的结果，并在确实保证社员的实际收入有一定增加的前提下，采取由少到多的方针，而使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总上所说，努力增加生产，逐步改善管理，实行合理分配，——这些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项主要工作。
这些工作的正确解决和顺利进行，都需要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来配合和保证。
各级党委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工作的经验，根据当地和各个合作社的具体发展情况，而采取恰当的具体措施，并且在工作中，随时总结群众所创造的经验，不断加以改进。
领导机关不应该主观地规定一些脱离广大群众经验水平的规格和要求，而去勉强推行，使群众难于接受。
对于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分别情况，采取审慎的态度而不是粗暴的态度，采取适宜的步骤而不是急躁的步骤，从帮助改进的观点出发，从事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
使那些已开始办好的社能够办得更好，而建设好每一块土地；
使那些有较多缺点或较多困难的社能够逐步克服缺点和困难，逐渐办好。
（六）一般说来，互助运动是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了群众经验和领导骨干的条件，互助组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
另方面，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可成为带动互助组大发展的力量。
因此，我们要注意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加强发展各种形式互助组的领导。
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并在互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加以改造和提高，去掉其原来不合理的成分，增加合理的成分。
必须明白：
我们组织个体农民参加互助组以及帮助搞好互助组的工作，也就是为着便利于再引导它们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准备再进而实现完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不把互助组看成是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初级的过渡的形式，因而不重视互助组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有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在群众具有合适条件的地方，或者可能不经过互助组而直接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这些都是应该估计到的。
但即使这样，对于互助组的工作也还是不能够加以忽视的。
（七）在发展互助合作的运动中，同样地要继续切实注意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
“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
我们必须执行关于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方面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一切互助合作组织必须成为团结周围单干农民的核心。
也正如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
“必须明白：
我们在现在表示关心和适当地照顾单干农民，就有可能使这些单干农民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也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果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把互助合作农民与单干农民互相对立起来，又如果完全抹杀单干农民还有一定的生产潜在力量，这就是很错误的。
（八）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
这三种合作互相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从而逐步地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
由于商业剥削、粮食囤积投机和放高利贷是目前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主要的活动方式，所以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就有更大的责任，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帮助农民群众逐步摆脱这些剥削，帮助国家完成收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任务，努力供应农村以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展农村储蓄和低利贷款，为农村生产服务，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农村供销合作社必须进一步地实现和贯彻与农业互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联系，推广彼此之间供、产、销的结合合同。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信用小组、信用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信用部。
应该继续推广和改进这种信用合作，并使其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进一步地密切联系起来，有系统地支持农业合作化的运动。
手工业对于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目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应该扶持当地必要的手工业的发展，特别应该协助手工业合作的发展。
（九）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心。
农村中的党组织、区委、县委、一般的地委、以管理农村为主要工作的省委和省委一级以上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都必须把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这个方面来，贯彻执行党在目前时期关于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这一系统的政策，把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以便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1、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县的党委都必须拟定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逐年计划和第1个五年计划，其中应着重注意拟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
在拟定此项计划时，必须根据党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总方针，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下，规定当地可能顺序发展的步骤和数字，使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按照各大行政区党的领导机关关于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拟定的计划数字，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
其中，华北由六千一百八十六个发展到一万二千四百多个；
东北由四千八百一十七个发展到一万个；
华东由三千三百零一个发展到八千三百多个；
中南由五百二十七个发展到三千六百多个；
西北由三百零二个发展到七百多个；
西南由五十九个发展到六百多个。
中央批准这些计划数字，并责成各地党委努力去完成这个计划。
根据逐年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基础，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当第1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有的地区可能发展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或者接近于成为主要形式，而在另一些地区则还只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五年计划应该包括各地准备创办的国营农场、技术推广站、新式农具站、抽水机站、拖拉机站，以及在那些有条件的地区所准备试办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也应该包括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第2、县一级应该成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主要环节。
除了各级党委应分别定期讨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项工作外，县委对于工作的好坏还负有特别的责任。
县委书记必须亲自负责管理这项工作，县委并必须派出一定数量的得力干部专门负责，经常研究互助合作运动的材料，协助区、乡的党组织解决有关的问题。
县委委员都必须学习和熟悉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政策和步骤，并领导从事互助合作运动的工作人员以及区乡干部学习这种政策以及一些必要的农业技术的常识。
县委必须懂得教育和组织党团员在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起带头作用。
第3、地委、县委和有条件的区委应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有计划地开办互助合作的短期训练班，从群众中挑选具有公正和能干两个条件的积极分子来充当学员，以便训练出更多的领导骨干。
地方人民政府机关应在有条件的地方，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和会计人员训练班。
第4、各级党委应该把定期召集各级的农业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和农业技术会议以及各种座谈会等形式作为教育群众和干部的一种重要方法。
代表会议的主要内容应是交流经验，介绍和奖励工作好的，批评和帮助改造工作不好的，推选模范，进行思想政策的教育，动员完成任务，并从而促进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技术会议的主要内容则是总结群众的技术经验，加以提高，进行推广，并介绍新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经验。
各级党委应把所总结的生产经验和组织经验，作为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中积极分子的重要材料。
第5、乡村党的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必须善于联系社员的实际生活，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而使大家都富裕起来）和资本主义（最少数人剥削最大多数人、而使大多数人贫穷、只有很少的人富裕）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
进行关于工农联盟的教育；
教育社员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教育社员积极从事劳动，使他们懂得劳动好和劳动多，而比别人获得较多的报酬，并依靠自己劳动的所得改善自己的生活，是光荣的，不努力劳动并因而减少了收入，这是可耻的；
教育社员加强劳动纪律和互相团结（特别是关于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关于新老社员的团结）；
教育社员成为遵守国家法令和响应国家各项号召的模范，成为支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模范；
教育社员爱护公共财产；
教育社员善于团结和帮助单干农民；
并要善于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鼓励社员的劳动竞赛，发展恰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社员们所发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要经过这一切的教育和工作去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地排除富农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社员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而进一步地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十）党中央再三指出：
党对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各项工作，对于逐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
积极领导，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稳步前进，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顾可能的条件。
因此，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切实掌握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既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又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而要善于掌握各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所存在的和新发展的各级形式的不同典型，把点和面相结合，把创造和推广相结合，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
如果不去正确地按照可能的条件建立典型，研究典型，而盲目冒进，只是贪多、贪大、贪高，这是错误的；
反之，如果把典型孤立起来，不去进行推广，这也是错误的。
关于正确和错误这样两方面的经验各地区或多或少地都已经有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从而把互助合作运动纳入党中央所指出的正确的轨道，有计划地逐步地完成改造小农经济的工作，使农业在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下，配合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胜利地过渡到全国的社会主义时代。

我们伟大的祖国
去年东北大豆不但丰收，而且质量比往年还要好。
东北农民正把大量大豆卖给国家。
吉林省永吉县李屯村大豆的平均产量比前年增产一倍，农民正挑选好的大豆卖给国家。

古黄河地带
本报记者　陈勇进
仅仅两三年里面
仅仅在两三年里面，豫东古黄河地带的人民摆脱了一百年来沙尘弥漫的日子；
仅仅在两三年里面，一百年来很少和没有播种的古黄河地带，开始播种了小麦、棉花、花生和大豆；
仅仅在两三年里面，人们种植的果树结果了。
那么多小村庄再不是黄沙包围的世界，而是深藏在密密层层的树林里。
秋天，这里的农民正忙着收获花生、红薯和棉花，有的正补种遭受虫害的小麦。
古黄河地带，在陇海路的北边，西起河南的开封，东到江苏的砀山。
一百年前黄河从这里咆哮地流过去。
很多村庄被冲走了，历史上的名城——仪封，被冲得连个砖瓦也没有。
后来，黄河改道了，这个一百六十多万亩的广阔地带便被黄沙覆盖了。
多少年来，黄河两岸的人们不愿从这里经过，因为沙窝里连个小车也推不动；
南来的大雁不愿在这里停留，小鸟儿在这里找不到栖息的地方。
春秋天，黄风刮得太阳失去了光明，屋子里白天也要点灯。
人们说：
“黄河滩的人那年不吃两个坯。”
饥饿的农民播下的种籽刚发芽，大黄风又把嫩苗苗打死了。
勤劳的人们忍受着风沙的压迫再种上，可是又打死，一连三四次还捉不住苗儿。
即使捉住了苗，收点庄稼，国民党那吃人的官厅还要和他们四六分。
蔡岗的一个老实农民侯步安叙述着黄沙对他的迫害，春天、秋天风沙天天刮，没几年屋后的沙土到了屋脊，没办法只好再搬得远一点。
风沙不停地又赶过来，沙土积高了，还要搬家，就这样他家的房子被沙压倒了，他哥哥被砸伤了。
侯步安有个老婆，整年地在娘家住，只是到播种的时候，丈人家才把妻子送回来，顺带着帮他在那黄沙滩里种点地，碰巧了收个几十斤。
平常，总是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因此他不指望那六亩黄沙地，只指望着大粪车。
黑夜白天拾粪，拾了粪向地主换些红萝卜。
有一次，他推着粪车出去卖粪了，刮起黄风来，两天没回来，他老婆也就两天没有一点东西下肚。
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着这里的人民种树。
古黄河地带的人民才改变了样子。
仅仅在二三年里面种的树木，已经像围墙一样地保护着他们。
风的威力在这里大大地减少了。
我在他们这二三年里面所种植的防风网里行走的时候，风从树梢头刮过去，沙尘不起了。
那用柳树、白杨树、洋槐、白洋条组成的林网，已经长了丈多高，有的已像茶碗儿一样粗。
就是这些树木，使他们分得的土地增加了产量；
就是这些树木，使那过去连草儿都很难生长的地方，收获了小麦和各种庄稼。
侯步安老头去年收了六百斤麦子、六百斤粗粮和几百斤花生。
仅仅这个小小的蔡岗村，就增加了三百亩种麦的土地。
在仪封村的南沙岗上，那五百多亩黄沙地，也一样能播种小麦了。
这里的人们，还在这古黄河地带栽种了更有价值的东西——箥簸条，三年里面，就可以编制美丽的箱子和篮子。
他们说一斤条条可换二三斤麦子。
人们没有想到，根本没有想到，古黄河地带变得这样快。
在我走过的那些村庄上，几乎是家家都有个麦秸垛、花生堆，还有那黄牛、猪群、鸡群、鹅鸭群。
在林网里耕作的人们，有时唱几口河南梆子戏，有时停下来听听那陇海路列车的声音。
他们往往笑着，想想未来：
用不了多少年，火车就把拖拉机载来了，到那时就不用这笨重的玩艺了，这地可越种越肥呀！
向自然作斗争
1949年的冬天，河南省剿匪刚刚结束，兰封县古黄河地带来了几个穿灰衣服的工作人员。
他们向群众说：
只有在这沙地上种上树林才能防止风害，才能改良土壤、多打粮食。
人们对那穿灰衣服的工作人员的讲话，感到亲热。
但也有的人笑他们：
栽那二尺长的小柳顶什么事呀！
等着这小东西长起来防沙种地，把大牙也饿掉了吧；
还有的说，栽这样多树，日子可没法过了，过去黄河身里没有树，土匪还那样多，一栽树黄河身就没有人敢过了；
有的人耽心着种上树了，还得黑夜白天在河身里看着，叫人家偷走了，谁能赔得起？
上年纪的人说，我活了五六十岁没见过冬天栽树的。
董庄一个名叫司学彬的瘦瘦的、个子也不高的青年人，却向大家说：
“栽了树又搬不到他家去。
现在政府看着咱们有灾，又种树又救灾，有什么不好呢？”
别的人也说：
公家栽了树，对咱们老百姓没坏处，长大了咱们可以扫树叶，不愁没柴火烧了；
再说春天还可以采树叶子挡饥荒，过去地主家的树叶子还不叫采呢。
于是，董庄的人们开始相信了工作人员的话，当时就组织起来了三十来个人，大家推选司学彬为造林委员会的委员。
造林在旧历年后开始了。
那时黄风刮得睁不开眼睛，司学彬叫几个年纪大的回家了。
他向大家说：
我们要努力干，不栽树黄风刮个没头。
那些青年小伙子们，都脱得只剩个单褂褂，在大风沙里把柳橛儿打进黄沙里，几天的工夫，他们完成了栽树任务，每人都得到五十多斤米。
虽然只几十斤米，但对灾区的人们可顶了大事情。
司学彬和那些栽树的人们，多么盼望那些树橛发芽呵，他们天天往沙滩上去看。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柳橛儿毕竟发出芽来了，并且还是那样旺盛。
夏天，那柳芽长成的条条有一人多高，黄河滩上柳树青茫茫的，一眼看不到头儿。
第1个秋天，在黄河两岸的人们从这些小树上得到了利益，几乎是每家都扫了一大堆柳叶，有的用来喂牲口，有的用来当柴烧，向来就缺柴烧的黄河沿岸的人们，开始解决了烧柴的问题。
1951年的冬季造林运动又开始了，这年领导上没有动员，只下了个通知，人们就自动地组织起来了。
实行土地改革的信息更增加了群众造林多打粮的劲儿。
领导造林的同志向大家宣布：
今年要选举模范，条件是：
看谁造的快，合乎国家的标准，爱护国家的树苗。
造林一开始就落了大雪，大地冻上了，柳橛很难打进土里去。
董庄的群众在司学彬的鼓动下，天不明就跑到沙滩上植树，司学彬自己手上磨得流着血还不停息。
这天晚上大家一评，林场的同志说：
不用争啦，红旗落在董庄了。
第2天栽树的时候，地冻得更深了，其他的村上都没有进行工作，司学彬鼓动大家继续植树，有的人说：
“司学彬你别逞能吧，人家村上都没栽，咱们出那风头干啥！”
司学彬说：
“这柳橛一冻就不好活啦，咱们先用耙齿打个眼，不就一样能栽吗？
我们在家闲着又冷，一干活不就暖和了吗？”
就这样，董庄的群众在茫茫大雪里进行着改造自然的工作，午饭也不回家，在雪里吃点凉干粮，接着又干起来。
林场场长知道了董庄群众用耙齿先打眼的办法克服地冻不能种树的困难后，马上向各村传播了这个好办法，于是各村群众又开始工作了。
就在这大雪天里，沿河滩的村庄在董庄的带领下四天就完成了冬季造林的工作。
我曾在豫东古黄河地带的防风林里，做了百多里的旅行。
这里的人民对这些树木的爱护，真像爱护自己的庄稼一样。
我没有看到折损树木的人，也没有看到树木被折损的痕迹。
只看到一些割茅茅草和扫树叶的人，他们却是护林的值班人员。
如果有人损坏了他们的林木，无论大人小孩见了，就会把他拉到区政府里去，这个人会遵照区政府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检讨，并保证今后不再有这样不好的行为。
爱护林木，已经成了这一带人们的习惯和自觉的责任。
民权县一区小野鸡岗的妇女张玉娥，在全区护林会议上说：
“我们村上要是做不好，用桌子抬着给你们送个红旗。”
别村的干部却说：
“瞧吧，我们村也做个红旗，你们要拔走了，赔你树还要在大会上检讨。”
张玉娥检查自己村庄和别的村庄护林工作的时候，往往在那天气不好的日子或别人特别不注意的时候。
一次离小野鸡岗六里路的刘庄在唱大戏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同志到刘庄去检查护林工作了。
在那林网里插着一个红旗却没有一个人看着。
她两个拔了刘庄的护林旗，找到了刘庄的村干部。
村干部和值日护林的都承认了错误。
1951年的冬天张玉娥生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就动员并领导群众护林，别人劝她：
“这样大风，可不能出去，不出满月好受病。”
党支部书记和妇女会主任也劝她爱护自己的身体和孩子，但张玉娥总是想着：
这是党的工作，改造自然是为广大群众的幸福呀！
张玉娥的光荣事迹深刻地影响着民权县的群众，她去年被选为河南省的林业模范，小野鸡岗乡的群众却无论如何也要选她当乡长。
果园
又一件古黄河地带人们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在兰封县东北二十多里的沙滩上，仪封林场的人们开辟了个大果园。
那里有各种苹果树，也有各种葡萄树和梨树。
在这里走走要化大半天的时间。
葡萄树去年已结了累累的葡萄；
苹果树去年也开始结果了。
这里林场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农民，对这块大果园抱了很大的希望。
等三五年大量结果的时候，附近村庄的群众将要用很大的力量在这里进行工作：
他们要为运输出去的果子编制很多的筐篓。
林场的工作人员兴奋地向我说：
“将来我们要建立葡萄酒厂，全国的人都将喝到我们的葡萄酒。”
这里的人们还有他们自己的理想：
在已经长成的十九万亩防风林网里再种植五万亩果树。
他们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几百里的古黄河地带是适于种植果树的，两岸的群众都有种果木树的习惯。
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对这块黄沙滩是多么的有感情呀，前年来这里的一个大学生张秀钺说：
党不调我，我愿在这里一辈子。
这种热爱自己事业的感情，是容易理解的，他和群众一起并领导着群众，前年种植了一万多棵苹果树，这些树苗苗前年栽时还像个小手指样粗，现在已像大姆指粗了，并且发了五六个枝子。
他像母亲爱孩子样的爱这些树，也像母亲抚育她的婴儿一样的抚育这些树。
他看着树发芽、生长，怎么会不爱呢？
前年省林业局叫张秀钺领导群众在冬季完成九千五百棵苹果树的种植任务。
那时地已冻了三四寸厚；
为了使苹果树长得更好，他们实行“客土法”，把上面厚厚的冻层打开，把下面的壤土挖出来，再把别地的好土填进去。
像细筷儿样的一个树条条，要挖一立方尺的坑。
那时下雪、下雨又刮西北风，每人身上都结了一层冰，但谁也没觉得冷，张秀钺总是说再难也没有红军长征难，他往往到深夜睡不住，天不明就跑到苹果地里这里看那里瞧。
1952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植完九千五百棵苹果树，他说这个新年是他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新年。
春天到了，小苹果树条条发出新鲜的绿芽，他对每棵小苗苗几乎都费了心机，从地南到地北，从地西到地东，他检查着只有两棵被人用脚踩死了。
张秀钺描述着他现在的心情：
现在觉得睡觉觉甜，吃饭饭香，跟在大粪（给苹果施肥的粪车）车的后面，也觉不得臭。
张秀钺和他们这里工作人员的想法是：
如何把这块黄沙滩改造得更好，为国家收获更多的东西。

哈尔滨市加紧进行施工准备工作
冬季训练全面开始，大批材料运入现场
哈尔滨市正积极进行今年基本建设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
哈尔滨市今年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去年。
今年基本建设工程中，有我国最大的电表仪器厂——国营哈尔滨电表仪器厂，我国最大的锅炉制造厂——国营哈尔滨锅炉厂等。
去年兴建的哈尔滨大型电机制造厂，今年将进行设备安装，并逐步投入生产。
此外，还有大型的楼房、医院、学校、技术实习工厂和职工宿舍等工程。
今年工程不仅工程巨大，而且技术要求也极为复杂。
全市金属结构工程要比去年增加两倍以上，设备安装工程也比去年大数倍。
仅一个厂运输机器设备的车皮就需要一万五千多个；
有的机器很大，一台就要二十多个火车皮运输；
有的机器基础就得打六百立方公尺的混凝土，需一百五十吨水泥。
为适应施工任务的要求，目前该市冬季训练已全面开始。
上万名工地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分别开始训练。
市冬训委员会印制了五百套挂图，市有关部门准备了电影片、幻灯片向工人进行适当的形象教育。
该市在培养训练特殊工种工人方面也极为重视。
如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金属结构工程公司，已按专业队对工人进行了不同的技术训练。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于去年11月末召开了全市基本建设材料供应会议，研究了今年的生产量和需要量。
各单位也都先后提出了地方材料计划，签订了订购合同。
目前全市已分配红砖达四亿三千余万块，并已组织二百余家公、私营工厂，开始为一百三十余万件水暖材料加工。
目前，国家分配材料已陆续到达，地方材料也源源运入现场。
如电表仪器厂工地国家平衡材料大部分已到，地方材料已开始入场，施工机械设备今年02月份可到达百分之八十，可满足第1期施工需要。
　（姜校民）

大冶钢厂超额完成去年国家生产计划
全年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优质钢六十二种
华中钢铁公司大冶钢厂职工胜利地超额完成了去年的国家生产计划，同时完成了生产总值计划、销货计划与上缴利润计划。
在生产计划方面，主要产品钢锭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五九，生铁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一二，普通钢材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一三，优质钢材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一七。
大冶钢厂从1953年开始以生产优质钢为主。
起初，由于技术上与管理上缺乏经验，优质钢的生产情况很不好。
车间不按订货计划，盲目生产，质量很低。
该厂去年第1季度仅完成订货百分之八点七，而且成本极高，因此第1季度仅完成上缴利润计划百分之八。
为了扭转这个不好的局面，该厂领导方面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1、在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下，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去年06月间，苏联专家朱也夫与捷克加洛夫亲自到厂指导，提出了二十四大项和一百六十一条建议。
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检查组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帮助大冶钢厂改订操作规程，解决优质钢质量与加工车间设备不平衡的问题。
去年10月份，苏联专家纳依道夫斯基来厂帮助平炉冶炼优质钢成功。
当时，锻造车间原是全厂最薄弱的环节，也由于贯彻了苏联先进经验“高温装料、快速加热、流水作业”，使生产显著提高，顺利完成了比前三个季度生产总和还多的第4季度的生产任务。
锋钢、冲模钢等五种需要高度冶炼技术的高合金钢与多元合金钢的合格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两种还达到了苏联特殊标准。
平炉也先后冶炼出成本低廉的优质钢十五种。
第2、加强计划管理，实行轮班作业计划与调度工作。
从去年08月份开始，由于实行了计划管理，大冶钢厂领导干部便能及时发现与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如加工车间生产能力提高以后，钢锭供应不上，时常有停工待料现象发生，该厂立即加强对冶炼部门的领导，并派一副厂长兼任电炉车间主任，采取了扩大炉底、施行热装料等技术措施，改变了不平衡的现象，提高了钢锭生产。
又如各车间不注意成品入库，造成大量积压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单是热处理车间就积压了占全年生产总量百分之二十的优质钢材。
该厂领导方面发现这个问题后，首先督促热处理车间进行清理，并在全厂实行了产品入库量为考核完成计划依据的制度，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并消灭了完成计划的虚假数字。
与此同时，中央重工业部与钢铁工业管理局又先后帮助该厂克服了财务、劳动组织等混乱现象，使该厂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第3、全厂职工从去年09月底起展开了以贯彻作业计划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竞赛，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炼铁车间去年有三个月连续没完成生产计划，给完成全年计划造成很大困难，后来在劳动竞赛中，由工程师李纾丰等带头学习苏联的“边缘装料法”与“改小焦炭规格”的先进经验，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并创造了八次全国新纪录。
轧钢车间职工在第4季度中先后提出了二百五十多条合理化建议，并自行实现了六十多条，使车间全年的增产节约计划得以提前十天完成。
由于采取上面这些措施，大冶钢厂一年来先后按国家标准生产和出厂的优质钢达六十二种，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九。
这在直接支援鞍山钢铁公司、鸡西矿务局、汉口汽车制配厂、长沙机床厂、天津与青岛纺织厂等全国各地数百个工厂矿山和国防工程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大冶钢厂今年的生产任务比去年更为重大：
生产总值计划提高百分之三十七，劳动生产率计划提高百分之三十六，合金钢计划提高一点七倍，成本计划减低百分之九点二四。
全厂职工自学习总路线后，满怀信心地保证完成1954年的生产任务。
他们写信给毛主席表示了努力完成任务的决心。
（中南记者站）

天津市私营企业
增产节约获得成绩
天津市私营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当地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之下，已获得显著成就。
根据二百四十二户工厂和木器、造纸两行业工厂的初步计算，去年第4季度可增产节约一千五百亿元以上。
大部分工厂都超额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
染整、纸烟、造纸等九个行业，都及时地召开了平衡供产销的专业会议，使增产节约运动能在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上，稳步地深入发展。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当地增产节约委员会比较深入地发动了职工群众，改进了生产，并建立了各种制度。
据八个区不完全的统计，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发明创造以及技术与机器改进等，被采纳的即达二百多件。
许多工厂建立和健全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度，改进了劳动组织与群众生产会议制度。
如该市第2区在10月份即有三十二个工厂建立了这些制度。
职工积极生产和各种制度的建立，使许多工厂在提高产量、节约原料、尤其是提高质量上，获得了显著成绩。
如染整业二十四个工厂，过去最高产量一个季度为七十五万匹，去年第4季度，由于推广了新操作法，就可完成一百万匹的任务；
在提高质量上，过去正品率百分之五○至六○，10月份平均提高到百分之九一·五九。
寿丰面粉厂10月份在保证质量下提高了出粉率，每百斤麦子多出二斤面粉，增产面粉二十一万斤。
在节约原料方面：
纸烟业最高的每箱纸烟能节约烟叶二十八斤，一般能节约十九斤，最低的也能节约七斤，据初步估计，全年可节约烟叶五十五万四千九百余斤。
（方英）

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推广新式农具
东北区去年农业生产成绩显著
在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度，东北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去年虽然南、北满各种作物遭受了许多自然灾害，但全区收获仍超过了1950年（丰收年）和1951年（灾情比1953年轻）的实际产量；
单位面积产量每垧平均为一千二百四十五公斤；
棉花因为播种面积减少，总产量比1952年少，但单位面积产量每垧达到六百九十三公斤，超过1952年十六公斤。
全区农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对战胜灾害保证粮食的收成有很大的作用。
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比一般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多打了粮食，增加了收入。
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亦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全区现有试验农场二十处，示范繁殖场一百六十处，一般生产农场一百九十处，机械农场二十四处。
仅机械农场就为国家生产了九万吨粮食，除去支付工资等开销外，全部上缴国家。
盘山农场一个场上缴给国家的粮食，即相当于北满一百个村农民的卖粮数。
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1953年全区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重点推广了肇源丰产经验。
各地一般采用肇源丰产经验播种的作物，每垧株数都比往年增加一成到二成，全区因此约增产粮食一百万吨左右。
同时各地普遍培植了丰产地一百五十万垧左右，丰产地的庄稼平均可比当地一般田地庄稼增产二三成，部分庄稼增产一两倍。
随着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部门制造了大量的农具、农药和化学肥料，给予农业越来越多的援助，更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增加。
1952年全区推广六百套新式马拉农具，平均每套耕种十三垧地，1953年迅速增加到四千六百套，每套平均耕种十七垧地。
使用新农具深耕细耙，平播密植，每垧小麦比过去增产一千市斤左右，大田作物也显著增加。
1953年全区供给农民的硫安已增加到七万六千吨，比1952年增加二万六千吨，同时供给了二千四百吨过磷酸石灰，大豆根瘤接种剂的供给，比1952年也增加一倍以上，它的推广使用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垧地，产量均比一般地增加百分之五至十。
由于种子消毒剂制造数量的增多，全区各种作物种子消毒面积大大增加。
小麦种子消毒面积达百分之四十，比1952年增加百分之十一，谷子消毒面积达百分之二十七，也比1952年增加。
种子消毒后大大减少了黑穗病，增加了产量。
为了适应农业技术改进的需要，农业技术指导站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2年全区仅试办了八十五个，1953年达到了九百零三个，并且试办了二十八个半机械化的指导站。
另外试办了六个农业机器站，用拖拉机给农民代耕。
这些农业技术指导站、农业机器站都有效地帮助农民使用了拖拉机、新式农具，改进了耕作技术，因而提高了产量。
在国家总路线照耀下，东北农业生产将更加迅速地发展。
1954年全区计划生产二千二百三十万吨粮食。
全区将继续推广三千套新式农具和大量农药及化学肥料；
全区互助合作运动也将有显著发展。

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两年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
这个决议的重点，是以办好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
这个决议，连同1953年03月公布的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清楚明白地规划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和具体办法。
各级党委，特别是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必须用心学习这个决议，把它当做自己工作的指南，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中正确地把它贯彻执行。
几年以来，特别是1951年冬季以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各地一般有了很好的发展。
截至1953年10月为止，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全国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者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
在生产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一般高于互助组，互助组的产量一般高于单干农民，这已成为广大农民所公认的事实。
在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治经济工作的号召上，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组织起来的农民，特别是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表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显示出他们的觉悟水平之提高。
这证明，要达到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必须依靠于发展互助合作，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必须依靠于发展互助合作。
目前就全国说来，农村的现状固然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占居优势，农村各项工作必须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必须估计到小农经济的特点，但同时又必须积极地去改造小农经济，而绝不能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忽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因为，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
因此，这个决议中指出：
“如果我们对于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我们只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给小农经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条正确的光明的和广阔的出路，那就一定会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
这种方针和作法是显然错误的”。
正因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有日益扩大的规模，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已经日益获得广大劳动农民的拥护，日益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实践。
同时，在农村中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总路线，广泛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旧两条道路对比的教育以后，广大农民群众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将空前地高涨，这是可以预期的。
加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经过几年来的逐级试办，现在老区的省、专区、县三级和部分区级的领导机关，新区的省级、多数专区级和部分县级的领导机关，已初步取得了办社的经验，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在乡村的干部和农民群众也初步学到了办社的实际经验，其周围乡村的干部和农民也从那些办得有成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生动现实的教育。
所有这一切，都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有利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实施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要求积极发展互助运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能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
因此，在党中央这个决议中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从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收的一年之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
在新区，除少数情况特殊或工作很落后的县份外，一般的县在这一年之内，都要组织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老区在这一年之内，应比照现有的社数加一倍、一倍半或两倍地发展。
从最近两个月各大区各省的材料看来，决议所规定的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可以完成，并且可以超过的，连同现有的社数在内，到1954年可能达到四万到四万五千个左右。
各地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提出一定的控制数字，是必要的，但只要是群众自愿的，合乎条件、章程和决议的，又有公道和能干的领导骨干，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办好，就不应该机械地按数目字加以限制。
但如果缺乏或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应积极地准备这些条件，待条件准备好了以后再行建社，而不要盲目地追求发展数字。
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负责，亲自动手，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一切可以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便如中央决议中所指出的“更多地和更快地带动个体经济向互助组发展，并为更多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道路”。
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的标志就是生产是否提高，社员收入是否增加。
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各项工作的集中体现。
为增加生产，增加社员收入，就必须逐步地举办农业的基本建设和生产改革的工作，就必须做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组织使用劳动力，逐步地建立生产计划和必要的可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专职专责的责任制度。
但一切基本建设之兴办，生产改革之推行，以及经营管理方法和各种制度之建立，必须是逐步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由简单到复杂的，由比较合理到完全合理的，必须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群众在其自身的实际生产活动中已经体验到这种需要，然后这些管理方法和制度才能真正成为群众自觉遵守的东西，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不能一下子规定得过高，过严，过于繁琐，过于机械，否则势必脱离群众，而阻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目前，已有个别地方一方面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县区干部看到办社的标准要求过高，怕办不好，而束手束脚，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现象应加研究和改变。
农业生产合作社既须增加生产，又须厉行节约和做好分配工作，才能在实际上增加全体社员的收入。
党中央在决议中指出：
“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根本方法，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根本方法。
合作社必须节约开支，减少杂费，杜绝贪污和浪费，不要盲目投资，以免成本过大”。
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投资多，成本高，浪费大，有增产而不增加社员收入的现象，1953年以来已有显著的转变，但还不是所有的合作社都已完全解决了，仍须在这一方面继续努力。
在处理收益的分配问题时，必须认识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包含有私有的和合作的这两方面的性质，其收益的分配必须同时照顾这两个方面，照顾全体社员都能获得合理利益，从而使这种合理的分配制度能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部团结，并促进农业生产之发展。
目前有些合作社劳动力所得的报酬和土地耕畜所得的报酬有偏高偏低的现象，因而使一部分社员的收入加多而另一部分社员的收入减少，这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利的，应适当予以改变。
党中央在这个决议中又指出：
“我们要注意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加强发展各种形式互助组的领导”。
因为，互助组在目前是大量存在的，比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数量上要多得多；
而且，对农民说来，互助组比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较易接受的组织形式，“互助运动是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了群众经验和领导骨干的条件，互助组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
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由个体农民不经过互助组，而直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可以允许的；
但一般的发展规律，仍是经过临时的和常年的互助组而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有些地方轻视互助组的观点近来有所滋长，不注意对互助组的领导，把一般互助组中的党员积极分子都集中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去，以致使互助组处于无领导的涣散状态；
不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助形式，认为它不合规格，不承认它，不去领导和一步一步地提高它。
这种观点是必须改变的。
党中央在这个决议中指示我们：
“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并在互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加以改造和提高，去掉其原来不合理的成分，增加合理的成分”。
我们必须根据这一指示，克服轻视低级互助形式的观点，必须了解低级形式的互助组和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逐步地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因加强注意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重视互助组的工作，这也是错误的。
同时，也必须按照中央所指示的，“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同样地……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一切互助合作组织必须成为团结周围单干农民的核心”。
因为单干农民目前还是农民中的多数，还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
虽然个体经济是不能经常扩大再生产的，即使能够增产也是有限的，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说明个体小农经济的增产的局限性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批判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但不能因此抹杀单干农民还有一定的生产潜在力量；
不能岐视和打击单干农民，使互助合作的农民与单干农民互相对立起来；
不能把单干与农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剥削混同起来，否则就是很错误的。
“我们在现在表示关心和适当地照顾单干农民，就有可能使这些单干农民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也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党中央所一再指出的，各地在加强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时，必须切实避免轻视互助组和打击岐视单干农民的错误。
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萌芽的互助组，到现有形式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这是互助合作发展的一般规律。
党中央为中国农民所规划的这个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道路。
经过这条道路，使千百万个体农民自然而然地不勉强地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使个体的小农经济配合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地联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地过渡到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
采取这种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道路，就可以做到如党中央所指出的，使广大农民“在他们进到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这就是说，为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能以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不仅要求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要求在实现这种改造的步骤上避免突然变化，因而必须采取稳步前进、逐步过渡、逐步改造的办法。
最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也同在农村中开展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贯彻执行党在目前时期关于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这一系统的政策”。
在土地改革后，许多贫农上升为中农，还有部分贫农没有上升到中农，也还有个别中农因天然灾害降为贫农（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经过土地改革而下降到贫农的经济地位，这种人不应算在贫农之内），几年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中农已成为或将成为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的意义。
富农剥削，必须加以限制，但步骤必须是逐步的，方式必须是适当的，不能过猛过急。
否则，势必伤害到中农，这对我们也是极其不利的。
避免伤害中农的积极性，就是必须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避免突然变化的根本理由。
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中央所指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切实掌握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既不应当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又不应当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顾可能的条件，既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又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从而保证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确地贯彻执行，有计划地逐步地完成改造小农经济的工作，使我国农业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鞍钢将开始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我国钢都鞍山，今年将要开始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目前，鞍山钢铁公司编制的1954年基本建设计划，已经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批准。
今年第1季度需要施工的工程设计早已经作好；
有的工程如改建第3座自动化炼铁炉和新建部分职工宿舍等工程，早在去年就提前施工了。
鞍山钢铁公司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是根据国家五年建设计划制订出来的。
鞍山钢铁公司今年基本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一百多个，其中有二十多个是主要项目。
国家向各个建设工程的投资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
在建设工程中，代表主要工作量的机械安装工程，今年比去年增加三分之一多，混凝土工程增加将近三分之一。
全年主要工程项目中，要求在年内竣工的有薄板厂、第3座自动化炼铁炉、第13号、十四号炼焦炉和三十多万平方公尺的职工宿舍等工程；
要求今年开工建设必须跨年度才能竣工的工程，有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大弧山破碎筛分场，第二磁选场，第二烧结厂，第4座自动化炼铁炉，第2炼钢厂，第1分轧厂和第2分轧厂，耐火材料厂的粘土砖车间和矽砖车间，贮煤场，焦炉瓦斯第2回收场，焦油厂，机械总厂和金属结构厂等。
新建的薄板厂和改建的第3座炼铁炉，在今年内建设完工并投入生产后，将使鞍钢生产更多的生铁和各种规格的薄钢板，供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鞍山钢铁公司今年基本建设的特点之一，是新开始施工的工程显著增多。
这些工程中如矿山选矿、炼焦、回收、炼铁、炼钢、轧钢、耐火材料和铁路工程，几乎都是新建工程。
这些工程，大部分要求在今年施工，到1955年或1956年建设成功。
今年基本建设的第2个特点，是基本建设附属企业的工程多，而这些附属企业的建设，又都是为第1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建设准备条件的。
（据新华社讯）

三年来昌都地区各项建设工作有显著成绩
西康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三年来，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
昌都地区现辖十五个直属宗和两个办事处委员会。
各宗已召开了二次到三次人民代表会议。
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先后成立了宗人民解放委员会。
在三十九族、波密地区成立了办事处委员会及各宗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分会。
参加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工作的委员，共有三百七十二人，其中藏族委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地主要寺庙的爱国人士也都参加了工作。
各地区的重大事宜，都由全体委员议决施行。
各级解放委员会机关重视采用民族形式进行工作，来往公文大都藏汉文兼用。
三年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坚决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采取协商办法解决了一些藏族人民中长期未能解决的纠纷，使藏族内部关系日益融洽。
如昌都宗的仁达和撤同两个村庄，过去隔河不相往来，经解放委员会调解并进行了爱国团结的教育后，两村人民签订了团结公约，在生产上互相帮助，并在一块吃酒跳舞。
全区僧俗人民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民族政策的伟大，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各民族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
人民解放委员会深切关怀人民生产事业。
三年来，仅无息贷给农民的种籽即达五十八万多斤。
历次人民代表会议和生产会议，都制订了有利于人民生产的决议。
三年来全区共开荒两万多亩，修水渠八万多公尺。
去年全区粮食获得丰收，平均较1952年增产百分之十二到十五。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建立了一处农牧试验场，取得了不少生产经验，很多地方的农民也已开始改进了耕作方法。
人民解放委员会并重视牧区的生产工作，号召牧民保护母畜、幼畜和储草备冬。
防治兽疫工作已在全区开展。
经兽疫防治工作大队检查和治疗的牲畜达十一万四千多头，有效地防止了牲畜疾病和牛瘟传染。
昌都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在逐渐发展。
全区在解放时没有一所学校，现有公立小学九所，学生四百多人。
学校设置了人民助学金，使许多儿童得到学习的机会。
昌都、丁青和波密三地的文工队组织，还培养了一批藏族文艺干部，用本地语言演出民族形式的戏剧和歌舞，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初期，驻各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都设有门诊所，免费给人民治病。
1952年并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医院。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去年组织了三个巡回医疗队，配合丁青、波密医疗队，深入农村牧场为广大人民治病，并团结和帮助本地医生，培养了藏族卫生员和接生员七十多人。
　（新华社）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51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51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罢工运动”为题发表社论。
社论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群众已经明确地行动起来。
他们正在团结和组织自己的队伍，以最大的决心为更好的生活条件、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维护和平而斗争。
最近几个月来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巨大的群众性罢工运动是战后从来没有过的。
社论在综述了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之后强调说：
对于罢工运动的巨大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群众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群众都普遍地认识到：
要改善生活，只有坚决地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发展和平的国民经济，制止垄断资本家的专横行为，摆脱外国首先是美国的枷锁，在平等的基础上扩大与各国的贸易，特别是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陶里亚蒂的“为新的意大利施政方针而斗争”，智利共产党总书记加·冈·迪亚斯的“智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埃·麦·斯·南布德里巴德的“现阶段的印度农民运动”等。
陶里亚蒂的文章是他1953年12月上旬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的摘要。
陶里亚蒂指出：
意大利政府一贯奉行的错误方针，使得国内形势不断恶化，使社会陷于可悲的境地。
如果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新的方针，要摆脱目前这种困难形势是不可能的。
而这种新的方针，主要的是必须实行必要的措施来扩大国内市场，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并扩大全部生产活动。
我们坚决认为，要走上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的道路，必须以彻底改变国家对待劳工问题、社会问题和劳动人民团体的态度为起点。
我们坚持在外交政策上实行新的方针；
这种新的方针的内容必须是坚持不渝地、实实在在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为建立国际持久和平而斗争。
加·冈·迪亚斯的文章指出：
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控制下的拉丁美洲各国的对外贸易，现在遭到严重的困难。
智利的情形尤其如此。
目前，美国在智利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智利人民正在积极斗争，站在斗争前列的工人阶级，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反对物价上涨，争取国际贸易自由，接管帝国主义分子的企业，实行土地改革。
绝大多数国民，包括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都起来反对美国垄断智利贸易，要求同苏联、人民中国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尽管智利政府始终向美国磕头礼拜，智利人民却完全有决心来赢得这一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

全国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宣传总路线的作品
为了给总路线宣传提供生动有力的宣传材料，全国各地许多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正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各种创作活动。
首都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已分别展开关于宣传总路线的创作和准备创作的活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已在去年12月组织了首都的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工作者瞿希贤、安娥、张文纲、黎莉莉、孙家琇、辛莽、刃锋等二十人赴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工作，准备创作。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总路线办公室，负责组织该院美术工作者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参加工作的有李桦、王琦、董希文、李可染、蒋兆和、艾中信、王式廓、李宗津、宗其香、邓澍、梁玉龙等四十多人，他们将分别创作连环画、挂图、洋片、速写、傀儡戏剧本等各种作品。
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正在创作以鼓励农民出售余粮、参加互助合作和加强工农联盟为主题的年画、招贴画和连环画。
华北和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们也纷纷创作适合于农村宣传的短篇小说、独幕话剧、小歌剧、歌曲、曲艺等作品，并有许多作品已经完成，即将由出版机关出版。
东北区沈阳市文艺工作者已经完成的宣传总路线的作品有地方戏“卖粮买马大生产”，鼓词“养猪”，连环画“把粮食卖给国家”、“人往高处走”等两套共一百五十多幅，幻灯片“高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前进中的中国工业”等二十种。
松江省的文艺工作者已有多人分别深入工厂、农村，准备创作宣传总路线的剧本。
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分别组成演唱材料、美术创作、广播材料、音乐工作等四个组，分头创作宣传总路线的各种形式的作品。
黑龙江省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到12月已完成了“为了好生活”、“死粮变活钱”等剧本和演唱材料，“顺着总路线向前走”等歌曲，“积极卖余粮的李老大爷”等幻灯片。
沈阳市、吉林省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文艺团体也都在广泛组织和辅导业余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进行有关宣传总路线的创作。
华东作家协会在12月已经把在上海的会员作家组织起来学习总路线，并制订创作计划。
在学习中已有一部分作家分别在工厂、农村体验生活。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曾在12月召开上海市戏曲界第3次创作演出工作会议，具体讨论了如何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为国家总路线服务的新戏曲。
江苏、浙江、福建、南京、福州等省市的文艺工作者已分别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创作宣传总路线的短剧、诗歌、快板、相声、越剧、说唱、评话、山歌、小调、连环画等短小精悍的作品。
在浙江群众艺术学校学习的农村业余剧团骨干分子创作和演出的“货担下乡”、“双卖粮”等短剧，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出售余粮给国家的爱国主义热情。
广东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完成了一批宣传画、短剧、诗歌。
河南日报在去年11月20日发表的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表现农村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亲切地告诉了农民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那条死路。
小说发表以后，在河南省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各地农村剧团和中小学将这篇小说改编成剧本上演的在五十处以上。
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和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把这篇小说改编成话剧、梆子、曲剧、坠子、连环挂图，大量印发各地作宣传材料。
西南和四川省的音乐工作者分成了十个创作小组。
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师生组成的一个创作小组，准备在春节前完成歌曲四十首。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决定在春节时集中宣传总路线的音乐创作，举行一次演唱会。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也组成了三个小组，进行宣传总路线的美术创作。
四川省很多文化馆都在组织民间艺人，创作宣传总路线的说唱词。
西北和陕西文艺团体曾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粮食收购、互助合作等工作，准备创作。
西北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宣传总路线的美术作品，有多幅已经出版。
西北戏曲研究院也组织了宣传队下乡，收集农民出售余粮的新人新事，编写小型剧本和说唱快板材料，及时在各地演唱宣传。
（新华社）

全国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
1953年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基本建设
为了保证国家培养建设人材计划的顺利进行，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不计算在内）和工农速成中学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
全年建筑面积达一百三十三万平方公尺，国家共投资二万一千余亿元，相当于新建十个五万纱锭纱厂的价值。
高等学校这样宏大的建筑规模，是中国历史上兴办现代学校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去年一年的建筑工程量相当于旧中国高等学校五十年建筑面积总和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
去年全国有三十个城市一百零三所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新建和扩建了校舍，建筑工程以工科为重点，高等工业学校建筑总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公尺，占建筑总面积百分之五十四点一强；
同时也适当地满足了综合大学、农林、医药、财经、政法、语文、艺术、体育等科高等学校的教学需要。
这些学校都按一定比例建筑了不少新校舍。
去年完全新建校舍的有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华中工学院等二十所高等学校。
在原有校舍基础上扩建的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南矿冶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八十三院校。
去年中央下达各校基本建设任务较迟，但各地学校一般都在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得到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和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都已按期开工，并加速工程进度；
不少学校的三四层教学大楼都已在1953年内完工。
据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天津、东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区检查，全年校舍建筑任务大致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八，其中北京、天津地区完成百分之九十，东北区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华东区完成百分之八十一，中南区完成百分之七十三，西南区完成百分之七十五，西北完成百分之九十，内蒙区全部完成。
许多学校并注意节约，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
如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教师住宅，东北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大连工学院的实习工厂，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天津大学、原中央财经学院、同济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校校舍，都在节约的原则下完成得较好。
其中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去年共建筑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四平方公尺的校舍，除按期完成保证工程质量外，并为国家节省了八十多亿元。
该校经批准将其中四十亿元修建了一座“节约大楼”，以满足该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4年招生的需要。
但是，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基本建设工作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以致建筑工程超支经费很大。
据初步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经费共约超支二千零八十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百分之九点八。
其中超支经费较多的学校有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等院校。
超支经费的学校首先在设计上要求偏高偏大，有些学校校园设计太大，房屋分散，水、电、暖气和卫生等室外工程费用过大，建筑设计标准也过高，装饰工程过于讲究。
如北京航空学院建筑工程过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刷石墙面和热吹风、地弹簧门等高级材料及设备。
还有些学校用地下电缆和琉璃瓦房顶等贵重器材。
去年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基本建设由于任务下达迟和设计力量薄弱等原因，还有百分之十二的建筑工程需要跨年度，这就直接影响到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保证教学需要。
中央高等教育部现正总结基本建设工作，并和有关机关协商，尽量使1954年基本建设任务早日下达，以便及时设计备料，加强和改善对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争取按期完成1954年的基本建设任务。

小大由之
“看老交情的面上，算七十斤卖给你。”
“看老交情的面上，算四十斤我买下。”
苏光作

评影片“智取华山”
袁文殊
原作：
王宗元、任萍改编：
郭维、纪叶、东方导演：
郭维
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影片“智取华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的出品，也是新中国电影在1953年内所摄制的很好的一部故事片。
它自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以来，即得到各地观众的良好反映，这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影片内容所概括的现实范围虽然不是如何广阔，摄制规模也不是如何巨大，但它却在它的主题思想所要求的范围之内，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克服任何困难以消灭敌人的优秀品质和紧紧地依靠群众的良好作风。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坚强的政治教育，使得数百万人民解放军人人都成为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民战士，充分发挥了智慧和才能，因此才能够在和敌人的不断斗争中迅速地从小到大，茁壮坚强，最后消灭了蒋介石匪帮在中国大陆上的反动武装，解放了全国大陆。
“智取华山”所反映的虽然只是我们伟大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它却具体地给我们显示出人民解放军的无敌的本质和蒋介石匪帮必然灭亡的真理。
当影片中所描写的匪军旅长方子乔逃上华山千尺幢大吹大擂的时候，他何尝想到华山固然是个天险，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是没有不能克服的天险的呢？
事实正是这样：
正当匪徒们洋洋得意地梦想着“卷土重来”的时候，我们的侦察英雄已经攀上悬崖绝壁的“天井”，跨过万丈深渊，紧紧地扼住他们的咽喉了。
侦察英雄们的高度的智慧和神勇的行动，不但给观众以兴奋和鼓舞，而且增加了他们对祖国建设事业的无比信心。
人们从这些英雄们的身上就可以了解到那些被祖国派去援助朝鲜人民的志愿部队的勇士们，为什么能够在初期的物资供应和地理环境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仍然能够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们一齐打败的道理了。
影片也告诉我们：
侦察英雄们之所以能够登上华山，并不是依靠什么人的神机妙算，而是用尽种种方法从各方面去请教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而达到的。
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要找到上华山的第2条路，是不可能的；
找到了，要成功地上山，也是困难重重的。
影片生动地描写了常生林母子俩的纯朴、善良的性格，描写了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和依靠群众、刻己爱民作风，这就更补充说明了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的来源，从而赋以更深刻的教育意义。
其次，主题单一、故事集中和情节紧张是影片获得成功的第2个特征。
“智取华山”的主题是在“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面前找出第2条道路的过程中来表现人民战士的机智、勇敢和无坚不克的精神。
作者在这里朴素地通过七个侦察员的具体行动的描写所表现的思想，要比某些企图以抽象的概念去概括或说明某种战略思想的影片要有力得多。
从故事方面来看，也比较集中和紧凑，没有松散和拖沓的现象。
七个侦察员从接受任务出发，进行侦察、访问，解救群众，而至登山、过桥，直到奇袭、战斗，最后获得胜利，自始至终的发展线索，使人一目了然而又不嫌枯燥。
特别在情节方面，从侦察参谋第1次在望远镜中所看见的华山的悬崖峭壁的地形，就在观众的心里引起一种悬念：
为侦察员们所碰到的这种险峻地势而着急。
之后，好容易找到了附近的居民，而居民又对侦察员们发生疑惧。
及至说服了群众，获得常生林带路之后，常生林所带到的又不是一条平常的路——“天井”，从爬“天井”这第1个天险起，就更进一步地抓住了观众的感情，使人十分留意地注视着英雄们的行动。
当我们刚要为英雄们爬上“天井”而舒出一口气的时候，第2个天险——“老虎嘴”又出现在眼前了。
在过老虎嘴中间由于侦察员王生齐过分紧张，终于失手滚了下去的时候，真是性命攸关，不由得不令人失声喊叫起来。
由于英雄的坚强意志，失手滚下去的王生齐终于被同志们放下去的绳子拉上来了。
但是接着而来的“天桥”却更加险要，当侦察员路德亮拿竹竿向那枯朽的木桥用力一撑而木桥就咔嚓折断掉落万丈深渊的时候，观众更感到毛骨悚然。
由于木桥的折断，又引出了下一个英雄行动——侦察员把绳子拴在对面石壁缝里的松树根上，一个一个抓住绳子荡了过去。
更后，捉岗哨，进敌营，斗智斗勇，东打西杀，一直到西峰顶上抓住匪酋方子乔为止，一步迫紧一步，提心吊胆，简直叫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影片正是通过这些惊心动魄的紧张情节，表现了侦察英雄们的崇高的品质。
再次，紧接着“智取华山”的紧张情节所要谈的便是关于惊险样式的问题。
“智取华山”应该说是一种惊险片。
但是一提到惊险片，总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的侦探片或旧中国的武侠片之类。
其实我们所说的惊险片和美国那种离奇怪诞、故弄玄虚、充满神秘、鬼怪、凶杀、奸淫的侦探片和中国过去那种飞檐走壁、神奇变幻的武侠片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美国的侦探片是借着虚假的惊险动作，故意布置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来进行诲淫诲盗，麻醉人民和戕害青年以利反动阶级的统治的，过去中国的武侠片也是一种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
而我们所提倡的惊险片，却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特定题材（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尖锐斗争中的游击队的生活，侦察员或公安人员保卫祖国的斗争生活，勘察队员或探险队员深入大山或荒岛进行艰苦奋斗的紧张生活等等），创造出能启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人民的机智、勇敢、热爱劳动和冒险精神的富有高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影片。
“智取华山”是我们新中国电影艺术中的第1部惊险片。
作者的根据，并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的生活素材，是解放大西北战争中的真人真事
（这种平常人无法想像的英雄事迹，在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中间是不可胜数的）。
作者根据这个真实的题材，选择了各种具有惊险性质的情节，把它们安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艺术的加工，从而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所喜爱的惊险影片。
它的许多情节是惊险，但又是真实的，因而也是有艺术的说服力的。
譬如当侦察员们经过千惊万险终于上了华山北峰之后，他们找寻第2条道路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只要回头向上级报告，便可以调遣山下的战斗部队来消灭敌人。
可是当他们越过天桥的时候，不但木桥已断，而且连依靠着过来的唯一的松树根也被拔断，当夜返回去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了，如从另一条路绕道下山，就要延误了整个部队进攻的部署。
这样，才给我们的英雄们创造了一个发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表现他们的机智、勇敢的机会。
如果在这种紧迫情况之下侦察员们不随机应变，不以积极的进攻精神向敌人斗争来找寻出路，势必造成巨大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当老虎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只有坚决地把它打死才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的侦察英雄正是采取了这种办法而取得胜利的。
这种把主人翁放在一个意外的然而又是可信的迅速变化的情况中去表现他们的机警、敏捷的判断力和坚决、果断的行动的方法，正是创作惊险片的基本方法。
此外，导演对于华山的自然风景的描绘也给影片增加了不少力量。
那种雄伟、壮丽，白云如带的祖国的大自然景色，不单在画面的构图上显得十分美丽，更主要的是给影片的思想内容作了较好的结合，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某些影片中是注意得不够的。
我们试设想一下，如果“智取华山”这个主题不是放在华山的真实的背景上来表现的时候，效果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正因为这样一种非凡的英雄行动是在那样壮丽、险峻的背景中发生，因此观众对于英雄们的每一动作就都加倍的注意，对于他们的英勇行为也就感到特别可爱和可敬了。
反过来，观众对于那样美好的地方仍然被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残余匪帮所盘踞、践踏，也就更加感到愤恨。
所以我们的影片应该将祖国的秀丽的山河，如锦如画的自然风景，结合着影片的思想内容充分地表现在银幕上，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同时培养了人民特别是青年热爱祖国的感情。
这在创造我们电影艺术的民族形式方面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智取华山”就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影片了。
它还有些缺点，最主要的缺点是人物形象方面缺乏性格的描写。
在观众面前出现的七个侦察员之中就很难分辨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独立的性格，有什么不同的精神状态。
七个侦察员几乎是一种个性，一种态度，这就不能不减低了它在观众脑海中的印象，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整个影片的感染力了。
假如刘参谋这个人物的性格能够描写得更突出一点，使人能够看出他的独特的个性特征的话，那么由于刘参谋这个不能磨灭的英雄形象而起的影响，就会使得整个影片的价值提高一级。
如果七个侦察员都各有其自己的个性特征，对待各种情况和各种事物，都各有其自己的表现形态，则整个情节的发展就会增加更多的光彩，因而它的艺术形象的说服力也就会更加强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在战斗部署、战斗动作、个别情节的交代和语言等等方面，也都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点，这是有待于编剧、导演和演员们在下一部创作中努力的。
从整个说来，“智取华山”是一部为广大观众所欢迎的影片；
有较高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从惊险样式方面来看，它又是我们的惊险影片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贯彻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
计划财务司副司长 张健
中央人民政府在为保证培养大批国家建设人材而向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方面所投出的资金是巨大的。
四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新建校舍面积已达一百九十三万平方公尺，相当于旧中国从1898年到1949年五十年间建筑起来的高等学校校舍面积总和三百九十万平方公尺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
仅以1953年度高等学校建筑投资二万一千亿元来说，它的价值即相当于十座五万纱锭的纱厂的建筑费。
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怀，我们在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大的。
这表现在校舍建筑基本上保证了教学的需要，同时也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基本建设干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按照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方针来检查一下，那也不容否认，在全国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工作当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或错误。
这便是过多地耗费了国家的资金，甚至有些学校造成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是国家建设方在开始纳入计划的轨道，我们还缺乏校舍建筑的经验，加上高等学校校舍建筑相当复杂（有理、工、农、医等科性质的不同，大小规模的不同，南北气候的不同等等），很难在短时期内摸清它的规律，因此在工作中难免发生盲目性。
但也有其主观上的原因，那便是大家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和贯彻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方针。
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方针，就是合理地使用目前国家有限的资金来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最低需要。
因为我国正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投资数额虽然不小，但比之各校的要求来说，还是有限的；
这就要求学校基本建设的整体规划、设计、施工一直到校舍使用，都必须严格按照“通盘规划、逐步施工”、“合理设计、经济使用”的原则办事。
什么是“通盘规划、逐步施工”呢？
这就是说，每个学校的建筑设计，必须根据学校所担负的培养国家建设人材的事业计划（学校最大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情况、教职员工比例等），以及学校周围的环境和自然条件（地质、地形等），先确定一个最经济而又合理的全面规划和整体设计，然后再根据发展需要，分别轻重缓急，逐年地进行建筑。
因为一个学校的事业计划是取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整个事业计划的，而全国高等教育计划又取决于国家整个建设计划，其中首先要满足重工业建设计划的要求。
因此，确定一个学校发展规模的大小和设置专业的多少，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工作。
但部分学校，不等中央的统一安排便盲目建校，这是不应当的。
例如，东北工学院远在1951年初便确定了最大发展规模达到一万二千余人的计划，并盲目地按照这样的计划在二百公顷的土地上开始建校（现在尚未全部建成）。
而在1953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初步确定该校最大发展规模为七、八千人，比原定最大发展规模的计划约减少三分之一。
也有些学校，虽然总体计划和设计已经决定，但基本建设步骤仍没有根据自己学校的需要，并按国家财政力量和学校所在地区的设计、备料、运输及施工力量的可能性有计划地建校。
如哈尔滨医科大学，1953年仅有学生一千三百五十七人，竟按1957年才能达到的发展规模（二千五百人）修建教学馆五个，宿舍十二座，办公大楼一幢。
并因时间仓促，采取了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等等的办法，违反了国家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结果不但不能按计划完工，造成了超支二百多亿元的严重浪费现象，而且影响了工程质量。
什么是“合理设计、经济使用”呢？
这就是说，校舍建筑的设计标准，首先根据我国今天的国民经济水平和国家财政力量，作最合理而又经济的设计。
那种只根据学校主观的要求，不顾国家财政力量，沿用资产阶级旧标准的作法，是错误的。
其次，必须根据学校当前的教学工作需要，而不是根据十几年以后的要求。
关于这一点，大部分学校都是遵照着“合理设计”的原则来办事的，例如1952年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修建的教室大楼，东北人民大学修建的学生宿舍、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等校的校舍修建就是如此，这不但保证了教学需要，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但也有不少学校没有按照这个方针来办事，例如东北工学院三年来建筑的采矿馆等四个教学大楼，多半采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形式，费钱既多，又不大适用。
而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学大楼、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大楼、飞机施工实习工厂、风洞馆等建筑则又因要求规格标准高，造成大量超支，这是不应当的。
“经济使用”的意思，就是有计划地、充分地利用校舍。
例如按住四个人设计的学生宿舍，暂时可用双人床，住六个人或八个人，对教室、实验室等，可加强计划性，组织轮班使用。
今天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室、试验室，往往一天要利用十二小时（许多学校都实行二部制）。
苏联是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仍如此经济地使用现有的校舍。
但我国新建筑的校舍虽然有些是使用得比较经济的，然而绝大部分教室、实验室，往往一天只利用三到六小时，甚至有些教室和试验室不是每天都在使用，而是间隔一天或几天才使用一次。
应该肯定地说，今天部分高等学校的教室、实验室乃至学生宿舍仍是有较大潜力的。
今天我们对校舍的利用率，还远远赶不上苏联那样的经济。
当然我国有些特殊情况（如学校多半在郊区），但想些办法，还是可以发挥现有校舍的潜力，真正做到“经济使用”的地步的。
为使全国高等学校能够根据国家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和精简节约的原则，以及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方针，来编好各校1954年度基本建设计划，我们建议各高等学校行政负责干部做好下列几件工作：
第1，结合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学习，向全校师、生、员、工宣传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来检查铺张浪费及不注意提高现有校舍利用率等错误思想，以便使大家认识贯彻高等学校基本建设方针的重要意义。
第2，认真检查和总结1953年学校基本建设工作，要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
有的学校还可以系统地总结一下三年来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便逐步掌握基本建设的规律。
第3，对现有校舍的使用状况，应进行普遍的检查和精密的计算，发动群众讨论如何发挥潜力、经济使用；
并应有重点地试用教室、实验室轮班经常使用的办法（如学生有条件走读，可试行二部制）。
第4，1954年基本建设工作应尽量做到：
（一）使国家有限的基本建设经费能够保证教学工作的最低需要。
学校基本任务是教学，为保证教学工作需要，教室、实验室等主要教学用房可以修建得比较好一些，但一般生活用房和办公用房，应尽可能服从因陋就简的原则。
（二）保证基本建设经费不突破国家计划控制指标，并力争节余上缴。
（三）努力做好设计、备料、运输和施工的准备工作及组织工作，争取按期完成建筑工程。
（四）健全原有的基本建设机构，适当地配备称职的干部。

关于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扩大会议01月08日通过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扩大会议完全同意贺龙总团长关于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报告。
本会议对于慰问团胜利地完成了全国人民所委托的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务，表示完全满意，并向慰问团全体同志表示感谢。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警惕性，并鼓舞全国人民继续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巩固国防，遵循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积极推进国家的建设事业，必须向全国人民再一次进行关于抗美援朝斗争伟大胜利意义的宣传，宣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获得的辉煌胜利，宣传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的伟大帮助和对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宣传中朝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重要。
为此，特决定由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各总分团，分赴全国各地向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作关于这次慰问工作的传达报告。
传达报告应力求普及和深入，传达报告的时间定为一个月，本会各地分会应负责组织及协助这一工作的进行。

抗美援朝总会举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贺龙将军作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关于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
【新华社08日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08日下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扩大会议。
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将军在会上作了第3届赴朝慰问团的工作的报告。
到会的有：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彭真、陈叔通，常务委员司徒美堂、李四光、沈雁冰、邵力子、章乃器、许德珩、许宝驹、梁希、彭泽民、蒋南翔、刘宁一、萧三、罗隆基，秘书长刘贯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华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主席聂真，各人民团体代表栗再温、钱三强、张文浩、廖梦醒、伍云甫等。
到会的还有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副总团长邢西萍、章伯钧、蔡廷锴、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周信芳，第1总分团副团长陈其瑗、钱端升、侯德榜、黄琪翔、洪深、史东山、程砚秋、金城，第5总分团团长邵式平等。
会议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主持。
贺龙总团长在报告中报告了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对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工作，以及给予朝鲜人民和朝、中人民军队的鼓舞。
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的慰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团结，鼓舞了志愿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决心。
贺龙总团长报告后，慰问团副总团长朱学范，第5总分团团长邵式平、第1总分团副团长洪深、总团副团长陈沂等，相继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全文另发）。
最后，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讲话。
他在讲话中，对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表示感谢。
并勉励作好传达工作。

新华社记者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
这个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方破坏“职权范围”的事实
全世界公正舆论必将一致支持我方提出的合理主张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朝鲜停战缔约双方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临时报告，向全世界说明了美方破坏有关战俘遣返协议和解释工作的肯定事实，进一步证实了美方对于目前由于战俘问题而引起的严重局势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根据委员会将近四个月来的努力和工作经验，因而能够比较公正地指出了联合国军方面通过它所布置的特务组织继续控制中立国看管营场、破坏解释工作、以暴力阻挠战俘遣返，使停战协定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无法实施的一系列事实。
报告同时说明：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朝鲜停战双方应有权进行九十天的解释工作。
报告并声称：
由于政治会议尚未实现，委员会要求双方根据“职权范围”的基本目标对整个战俘处理问题予以认真的考虑。
临时报告列举的事实又一次揭发了美方有计划地破坏“职权范围”、阴谋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罪行。
报告指出：
早在战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之前，美方就在朝中被俘人员中布置了“甚为复杂而完整”的特务组织，这组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阻止战俘的遣返。
为了便于特务控制和制造骚动，美方并把它所修建的战俘营场高度地集中在一小块地方，造成了印度看管部队在看管工作中的
“很严重的障碍”。
战俘移交以后，美方更通过各种非法途径保持与特务组织的联系，控制了整个战俘营。
特务组织的“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的控制。
这一总部与控制六个战俘围场的四个分支组织是相联系的。
分支组织则控制着所有五十五个营场中的营场组织。
在这三层组织之间有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在工作，联合国军第64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环”。
美方所事先布置并继续指挥的特务组织，在东场里营地继续维持了美方所一贯进行的恐怖统治。
特务组织“所使用的方法是强迫性的。
暴力行为曾施用于那些愿意行使遣返权利的人”。
“若干次凶杀事件曾经发生”。
东场里战俘营中“没有一个战俘敢于公开要求遣返”。
“那些愿意遣返的战俘是受有胁迫而强行拘留在战俘营里的，而在他们的战俘营里是不能行使其遣返权利的”。
“任何愿意遣返的战俘都不得不秘密地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这样做”。
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是美方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阴谋中的主要一项。
报告指出，美方在移交战俘之前，不但并未按照“职权范围”的明确规定使全部战俘正确地了解“职权范围”的条款，而且相反地向战俘曲解“职权范围”，声称战俘不必出席解释，预谋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
当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照“职权范围”的规定制定“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时，美方更公开提出战俘得个别地或集体地拒绝听取解释而不受任何制裁，俨然为特务阻止战俘听取解释预作准备。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致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函中，公开要求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非法进行甄别以代替“职权范围”所规定的解释工作。
报告中正确地指出解释工作是“职权范围”的强制性的规定，委员会必须根据“职权范围”向解释代表提供必要的自由与便利，解释工作决不能为克拉克所建议的程序所代替。
报告中也叙述了美方一再破坏朝中方面解释工作的事实经过。
美方捏造各种借口，公然诳骗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拖延解释设备的修建，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推迟了二十天。
美方指使其特务不让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听取解释，不让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实行隔离已听解释与未听解释的战俘的规定，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再三陷于中断。
报告指出，特务组织不让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是与那时在战俘营外的某些有关方面对解释所采取的敌对态度有关系的”；
所谓有关方面，就是报告中所提到的前拘留一方以及李承晚、元容德和蒋匪的所谓“驻南朝鲜大使馆”。
报告中并指出，特务不让战俘实行隔离的规定，是由于“他们明白申述的恐惧，即打散战俘营就会导致营内组织的涣散，并从而削弱这些‘代表’对大部战俘所施行的影响”。
在美方及其特务的破坏下，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仅仅进行了十天。
就在这仅仅十天的解释中，听取解释的朝中被俘人员仍然处于美方特务的控制和威胁之下。
报告指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到了战俘在解释帐篷里的行为具有一致的类型……用同样的语言喊同样的口号”，显然战俘是在特务的恐怖威胁之下不得不按其布置在解释营场中行事的。
报告中并以具体的例证，说明了即使在解释帐篷内，战俘“心中灌注了这样的恐惧，以致虽然渴望回家但又不能摆脱那些恐惧”。
根据上述各项事实，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朝中被俘人员中，并没有能够解除原拘留一方即美方的控制和影响。
美方及其特务组织的活动削弱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看管和控制，使绝大部分的战俘根本未能听取解释，使战俘不能行使其遣返权利。
朝中被俘人员不但“在营场中时均未享有寻求遣返的自由，并处于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而且甚至在个别解释中，也不能免于“来自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的、并与战俘营组织与其领导有密切联系的武力或武力威胁”。
这充分地说明“职权范围”已遭受到了美方多么严重的破坏。
报告中关于东场里营地情况的结论和关于松谷里营地情况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报告指出，在松谷里美方战俘营地“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原拘留一方对于营中战俘有任何活动”，“未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任何组织的存在”。
报告中并指出，松谷里战俘营的“解释工作显著地不受任何骚扰且没有任何暴力的表现”。
这一鲜明的对照，是朝中方面严格遵守协定与美方蓄意破坏协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反映。
临时报告也叙述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本身未能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与实施“职权范围”的事实经过。
委员会在其工作的初期，曾经根据“职权范围”制订“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委员会并曾在公报中说明东场里营地为特务组织的暴力行为所控制的情况。
但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严格执行“职权范围”和它所通过的“工作细则”，改善战俘营中特务横行的情况。
虽然朝中方面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委员、波兰委员都曾一再指出，如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采取有效措施打散特务组织，隔离特务分子，则将会无法履行其职责。
但委员会的瑞典、瑞士委员竟借口所谓“按照日内瓦公约总的精神，战俘应被允许仍在其有组织的团体中”，反对打散以暴力统治战俘、阻挠遣返的特务组织。
委员会的印度代表团虽然承认有必要隔离特务，但又以所谓“实际的困难”、兵力不足等为理由，延不采取实际行动。
当朝中方面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委员又一再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必要时使用武力以制止特务破坏解释工作的活动时，委员会也曾一致通过印度看管部队的士兵进入战俘营场帐篷带出战俘听取解释的决定，并决议印度看管部队在遭到袭击和发现有集体逃跑的企图时可以使用武器。
但在印度看管部队应具体执行这一决定时，瑞典、瑞士委员竟又曲解“职权范围”和日内瓦公约，颠倒是非地将问题说成是“对战俘使用武力”，反对以必要的强制手段制止特务的破坏活动。
瑞士委员甚至以退出委员会相威胁，而印度代表团却又一面承认“职权范围”第7款“明白规定，为了履行本委员会的职务与责任，此类武力是可以使用的”，但另一方面又以可能“造成重大伤亡”，需要委员会一致支持等为理由，实际上仍然采取了坐视的态度。
委员会不顾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委员的坚决反对，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打散特务组织，制止特务活动，却相反地依赖特务进行一切工作，并且声称委员会是批准朝中方面解释计划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可以根据所谓“是否行得通”的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朝中方面的解释计划。
结果是朝中方面的解释计划只要特务不同意就是行不通，因而不能实现。
只有在特务把一切安排妥当，自认为可以控制一个营场的每一个战俘时，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才能进行。
批准朝中方面所提解释计划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并不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而是那些有计划破坏解释工作的联合国军方面的特务。
正如报告中所叙述的，朝中方面曾经一再指出：
“职权范围”明确规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有责任保证战俘之遣返不受武力或武力威胁的阻挠，保证战俘所属国家有自由与便利不间断地向战俘进行九十天的解释，从而使全部战俘有行使其遣返权利的机会。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有完全的权力和义务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打散美方的特务组织。
反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对特务行使其使用强制手段的权力，乃是有意保护特务分子对于战俘的暴力威胁和恐怖统治，使战俘得不到行使其遣返权利的机会。
正因为“职权范围”和日内瓦公约都规定了不得对战俘施行暴力，对于以暴力统治战俘的组织拒不采取强制手段，加以制裁，乃是对于“职权范围”和日内瓦公约的严重的破坏。
由此可见，战俘问题上的严重局面虽然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美方及其特务的破坏、威胁之下进行工作，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委员会未能坚决抗拒外界干涉，履行其庄严的职责，因此也不能不负有一定的责任。
临时报告虽然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也存有着其本身的缺陷。
正如草拟这一报告的委员会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委员在同意这一报告的声明中所指出的，报告在叙述产生战俘营中不合人意的情况的原因时“逻辑的一致性不够”，“是以一种很模糊的方式提出的”，“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目前非军事区南部战俘营中存在的不幸情况是原拘留方即联合国军方面预先安排好的有计划的活动的结果”。
但即以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完全的事实情况，也就充分地说明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联合国军方面有计划的阻挠、破坏和威胁之下，未能坚决执行“职权范围”的规定，从而造成了“职权范围”未能实现的目前的严重情况。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已经不可动摇地确立了联合国军方面破坏解释工作、破坏“职权范围”的事实。
朝中方面一贯坚持必须忠实而严格地执行“职权范围”以求得战俘问题的公正解决。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已经严正指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必须立即恢复解释工作、清除美方特务、打破美方特务组织，补足朝中方面九十天的解释时间，保证每一战俘都有行使其遣返权利的机会；
剩余战俘的处理问题必须交由政治会议在三十天内讨论与解决。
全世界的公正舆论基于对事实的毫无偏见的了解，必将一致支持朝中方面的合理的与正义的主张，反对对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采取让步态度。

新华社记者评瑞士瑞典委员的“个别报告”
瑞士瑞典委员妄图歪曲事实掩饰美方破坏解释的罪行
“职权范围”未能彻底实施瑞士瑞典委员应负很大责任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讨论提交朝鲜停战缔约双方的“临时报告”的时候，瑞士、瑞典委员曾经认为“不能找到任何理由在本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之前作这样一个报告”。
可是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报告”以后，瑞士、瑞典委员却立刻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所谓“个别报告”了。
他们企图以这个“个别报告”来隐瞒和掩饰“临时报告”中所列举的美方拖延和破坏解释工作的活动，替美方开脱责任。
但是铁的事实却使这个报告不能不暴露美方拖延和破坏解释工作的一部分情况。
瑞士、瑞典委员的报告实际上不得不承认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多数通过的“临时报告”中所指出的美方的每一项破坏阻挠行为，但是它的含混不清的词句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却给美方打了掩护。
这个报告承认，美方在将战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时，曾经曲解“职权范围”，企图禁止朝中方面的观察代表到场观察。
但是报告却故意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驳斥美方无理要求的论据略而不谈。
这个报告也承认，美方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战俘对“职权范围”“了解不足”，而美方又无理地抗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向战俘散发说明“职权范围”的传单。
这个报告曲意替美方这种干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工作的横蛮行为辩护，说什么“这个抗议所根据的是该项传单的中译本的一个不正确的英文重译本”。
但是这种辩护显然不能抵销美方在抗议中反对战俘遣返的明确表示。
这个报告承认美方曾经抗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通过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可是它把事情说得十分轻描淡写，把克拉克在1953年10月05日给蒂迈雅的信和蒂迈雅10月07日给克拉克的复信完全不提，企图这样来隐瞒美方抗议的实质——不让战俘有申请遣返的机会和自由，同时又隐瞒了战俘是处在美方特务的武力和武力威胁之下、被剥夺了申请遣返的自由的事实。
这个报告还承认了美方先则故意拖延修建解释设备，后来又反对延长解释期限。
它承认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设备的理由之一是朝中方面指定的修建地点“可能有地雷”，可是它只说朝中方面“强调说就他们所知该地区并未敷设地雷”，而完全不提美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提出的非军事区内已无地雷的保证。
这个报告承认，美方在10月03日“估计需要一个星期来完成一个设有二十个帐篷的临时地区，二十天完成第1个永久地区，再要三十天完成第2个永久地区”。
对于美方这种故意拖延的谎话，瑞士、瑞典委员没有加以任何评论。
而对于美方在舆论压力下终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美方原说要几十天才能完成的修建工作的事实，这个报告却只简单的说：
“联合国军最后于10月13日完成了这些修建”，用这种含糊的说法，把事情说得好像美方并不是拖延了修建，而是勉力完成了这些修建似的。
瑞士、瑞典委员觉得这样还不够，特地在报告中加上了一段，企图把解释工作拖延开始的责任推在朝中方面身上。
这一段说：
“在回顾时，并根据在南营进行解释工作的经验，本委员会意识到原来所修建的解释设备由于地方太窄小，是不会令人满意的，但在完成新场所期间，解释工作原仍可以利用这些设备在有限的规模上进行的。”
这个报告的结论部分还说，解释开始的拖延，“是因为南营准备好的供解释用的物质设备未为解释一方所接受”。
只要看一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就可以知道瑞士、瑞典委员的论点不是一种公正的态度而是偏袒的态度。
“临时报告”指出：
“联合国军原来修建的解释设备会是完全不适合的，这些设备在空间上太挤。
在这些设备里进行解释，想不受战俘喧嚣与暴行的最严重的扰乱是不可能的。”
瑞士、瑞典委员似乎认为美方毫无道理地拖延修建是应该的，而朝中方面拒绝在按照美方破坏解释的计划修建起来的设备中进行解释，倒是不应该的。
瑞士、瑞典委员承认：
“战俘到达时是有组织的，这是事实”，而且这种组织“显而易见地是为了政治目的”。
“这些组织对要求遣返的战俘控制很严，因此后者常常不得不秘密地并冒着生命危险来申请遣返”。
“事实上南营里曾发生了好几起凶杀案”。
“在南营内截获的由一个营场传递到另一营场的甚至有由各营与外界往来的几封信件，已进一步显示出战俘营内有些强有力的组织存在”。
但是瑞士、瑞典委员却硬说北营也存在和南营一样的情况，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因此美方指挥特务破坏解释工作、迫害谋杀战俘的罪行就可以不必计较似的。
但他们所说的只是“在解释的期间，北营战俘的行动举止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北营战俘的行动举止究竟是怎样的呢？
瑞士、瑞典委员的报告承认：
战俘“同意隔离”“解释毫无中断地顺利进行”。
如果北营也像南营一样有着特务组织，为什么北营战俘同意隔离而南营战俘不同意呢？
为什么北营解释工作能够毫无中断地顺利进行，而南营却最多也只不过连续进行了三天呢？
瑞士、瑞典委员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瑞士、瑞典委员还承认，北营解释工作的终止并不是由于战俘不愿听解释，而是由于他们要求美方更多地解释有关他们回家的事项。
他们的报告说：
“战俘一直表示他们要发言，并要向解释代表进行解释（记者按：
实际上是要求解释代表作更多的充分的解释），但是解释代表不答应这样，当战俘坚持时，他们便终止了解释。”
瑞士、瑞典委员承认了南营战俘处于强有力的恐怖组织的控制之下，受到特务分子的暴力威胁，可是他们却举日内瓦公约来反对打散特务组织，反对在必要时对以暴力胁迫并屠杀战俘的特务分子使用武力加以制裁。
他们说：
“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总的精神，应准许战俘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也就是说，应当准许战俘中的特务组织继续控制战俘。
试问这与日内瓦公约的总的精神有什么共同之处？
日内瓦公约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保证给予战俘以人道主义的待遇，保障他们的包括遣返权利在内的一切权利。
该条约第3条明白规定，对战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不得“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该公约第7条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瑞士、瑞典委员现在承认南营中的特务组织虐杀战俘、阻止战俘遣返，却说应当准许这种组织存在，这与日内瓦公约的总的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同样，瑞士、瑞典委员用日内瓦公约来反对对特务使用武力，也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不许对特务使用武力，瑞士委员甚至不惜以退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相威胁，可是对于特务对战俘使用武力，他们却不许加以制裁。
他们虽然也说，“印度看管部队司令应尽一切可能努力防止和压制暴力行为，并对那些能被证明犯有此种行为者予以处罚。”
可是他们却坚决要保存这一切暴力行为的根源——特务暴力组织。
从瑞士、瑞典委员的报告所承认的许多事实，人们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这就是朝中方面解释工作之所以不能正常进行，起初是由于美方的阻挠和拖延，后来是由于美方所指挥的营场中的特务组织的破坏。
可是瑞士、瑞典委员却作出了奇怪的结论，说什么“以后解释工作的中断，大部分是由于解释一方对解释的进行和战俘们对于解释的态度”。
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方面，是“解释一方进行解释工作方法的一再更改”，另一方面，是“已成为进行解释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战俘的合作”。
很明显，这两方面对于美方的解释工作都是不存在的。
正如这个报告所承认的，美方解释工作是“毫无中断地顺利进行的”，战俘不是拒绝听解释而是“要求长的解释”，如果美方要说服他们的战俘遣返，这是一个极端有利的条件。
但是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却的确因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能带出战俘来听取解释，而曾经不断改变解释工作的计划，并且在解释工作进行中遭到特务的破坏和捣乱，同时又受到瑞士、瑞典委员的阻挠。
从瑞士、瑞典委员的报告，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整个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是保证“职权范围”彻底实施的问题，而不是如瑞士、瑞典委员所说的仅仅是“对战俘使用武力的问题”。
而“职权范围”之所以未能彻底实施，瑞士、瑞典委员显然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他们的报告是不能替美方开脱责任的。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回到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08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到我国参加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7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伊·费·捷沃西安等一行，已于07日乘飞机回到莫斯科。
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前往机场迎接。

莫斯科各报刊载
金日成彭德怀给蒂迈雅的信
【新华社莫斯科08日电】
　莫斯科各报08日都刊载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及委员会主席来信与备忘录给蒂迈雅中将的信。

赫尔公开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行施压力
空口抵赖破坏解释的罪行，扬言要武力劫夺朝中战俘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01月03日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与后附的瑞典、瑞士委员的“个别报告”和有关文件，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
赫尔在信中企图空口抵赖联合国军方面破坏“职权范围”和解释工作的责任，并横蛮地宣称解释工作必须不再继续进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必须在01月23日把其看管下的战俘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
赫尔的信公开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行使压力，要它同意美方强迫扣留二万多名朝中战俘的罪恶计划。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朝鲜停战缔约双方的
“临时报告”，列举了许多具体事实，彻底证实了美方执行特务恐怖政策来破坏停战协定之实施的罪恶行为。
在世界舆论面前狼狈地处于被告地位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赫尔，对于“临时报告”所提出的证实联合国军方面强迫扣留战俘罪行的各项具体事实，一条也不敢加以辩驳。
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临时报告所列举的具体事实是赫尔所无法辩驳的。
赫尔完全没有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本身发表意见，而只是像快要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自己一样，抓住瑞典、瑞士委员的“个别报告”来给自己开脱责任。
然而，这个瑞典、瑞士委员的报告，其蓄意隐瞒和掩饰联合国军破坏解释工作活动的面目的不公正性质，是人所共见的。
正好像杀人犯把他的血手藏在背后而嘴里说“没有犯罪”一样，赫尔在信中说：
“联合国军司令部断然否认关于我们曾在任何方面试图用派遣特务煽动分子的办法来对南营战俘加以——最低程度的——控制的任何说法，或是我们曾试图维持任何种类情报网的说法。”
然而，几个月来在朝鲜非军事区所发生的事情早已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血手揭露于世了，赫尔现在还来空口“断然否认”也是白费力气的了。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中确定地指出，联合国军方面在朝中战俘中布置的“甚为复杂而完整”的特务组织，控制了整个战俘营。
特务组织的“暴力行为曾施用于那些愿意行使遣返权利的人”，“若干次凶杀事件曾经发生”，使南部战俘营中“没有一个战俘敢于公开要求遣返”。
特务组织的“总部地点在汉城，受大韩民国宪兵总司令官的控制”，总部通过一个“有效的通讯系统”指挥各营场特务的恐怖活动，而“联合国军第64野战医院在这一通讯系统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被赫尔抓住当作救命草的瑞典、瑞士委员的报告也救不了他。
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南营中存在的“组织对要求遣返的战俘控制很严，因此后者常常不得不秘密地并冒着生命危险来申请遣返”。
南营中“发生过暴力行为，甚至凶杀事件”。
联合国军方面通过其特务以暴力阻止战俘遣返，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关键性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对南营战俘的解释工作不能按照“职权范围”进行。
然而，赫尔在信中却还企图用反咬朝中方面一口的办法，来推卸联合国军方面破坏解释工作的责任。
赫尔竟把解释工作遭受破坏的原因归之于所谓朝中方面的“拖延策略”，并且说什么朝中方面关于解释设备的要求“毫无道理”，朝中方面“拒绝接受每天愿意听取解释的战俘的合理人数”，“拒绝利用可以利用的解释时间”。
人们看一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中关于事实的叙述，就可以知道赫尔是多么无赖了。
朝中方面关于解释设备的要求被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是合理的，而联合国军方面拖延解释设备的修建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所谴责的。
朝中方面根据“职权范围”提出每天的解释计划，一再遭到联合国军方面特务的阻挠和破坏。
正因为这些事实，朝中方面不能得到九十天的解释日期，而只能向极少数战俘进行了十天的解释工作。
联合国军方面威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得使用武力来制裁特务，就使得特务能够放手破坏解释工作和凶杀愿意遣返的战俘，彻底破坏“职权范围”。
在这些事实面前，岂容赫尔来混淆视听！
很显然，无论空口否认也好，嫁罪于人也好，都是绝对抵赖不掉联合国军方面破坏有关战俘遣返协议和解释工作的严重责任的。
联合国军这种破坏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强迫扣留朝中战俘。
赫尔在信中也进一步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了联合国军方面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计划。
他专断地说：
不管
“职权范围”的规定如何遭受了破坏，不管政治会议是否召开，解释工作都应在1953年12月23日截止，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应在1954年01月22日结束对战俘的看管，到01月23日就要把战俘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
他说：
“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其他机构……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建议。”
赫尔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完全准备接纳”战俘，并说要把“他们送往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去作为一个平民和平地就业”。
后面一句话当然是一个骗人幌子，赫尔自己就已经下令在非军事区南部建造二个扣留战俘的营场，美方也早已毫不掩饰地一再表示要把朝中战俘送交李承晚及蒋介石匪帮充当炮灰，并且还计划将其中的一部分扣送美国军事基地冲绳岛去受进一步的特务军事训练。
人们看得很清楚，赫尔明知美国方面是毫无道理地破坏他们自己所签字的国际协议的。
因此他只好横蛮霸道，不讲道理，一面表示“不接受任何其他建议”，另一方面却强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受他的无理主张。
他的这封信以及美方宣传机器配合着发出的关于美方将允许李承晚军队进入非军事区以武力劫夺战俘的叫嚣，都是在企图迫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完全放弃其公正立场，放弃其根据“职权范围”所应该履行的合法职务，而使美方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计划得以最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