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区各级干部深入学习总路线
【本报讯】
东北全区有将近六十万名干部参加了总路线的学习。
其中包括原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的干部、县以上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区村干部。
广大干部在学习中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深入开展总路线学习中，东北区各级党委重视对学习的领导。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在去年10月末召开了东北区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研究总路线的学习问题。
去年11月底东北局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高各级党委领导水平的指示”。
东北局财经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组织部、宣传部等部的负责干部，都根据总路线的精神，结合本部门工作情况作了报告，以启发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学习。
东北一级财经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学习中认真研究了各项财经工作政策的执行情况。
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干部在学习中提出要深刻领会整体思想，明确树立一切从整体出发的全局观点。
东北商业管理局的领导干部研究了商业工作在过渡时期的作用和任务。
东北财政局的领导干部研究了税收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及互助合作发展的需要；
财政政策如何适应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需要。
东北区各省市党委及政府部门的负责干部，除自己认真参加学习外，并注意引导广大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深入学习。
中共吉林省委强调把总路线学习与总结1953年及四年来的工作，以及准备今春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使总路线的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工作。
吉林省委还规定，各部门负责干部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总路线精神指导下，从本省工作情况出发，按专题总结1953年和四年来的工作，首先在本部门研究讨论，再经高级学习组进一步讨论，然后向全体干部，或向有关部门的干部，或在各种有关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中共沈阳市委号召全市党员、干部深入地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学习。
沈阳市一级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干部在学习中按若干专题，根据总路线精神，研究全市各项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专业会议、检查工作做好思想准备。
中共旅大市委也提出使学习和总结1953年和四年来工作及准备今春全市党代表大会工作结合起来。
旅大市委宣传部为了指导全市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学习，以银行为重点，着重总结了财经工作部门学习总路线结合检查工作的经验，并注意纠正了不认真学习总路线、孤立检查工作和泛泛地学习文件不联系实际的偏向。
东北区各厂矿及各县的党委也很重视对总路线学习的领导。
如沈阳冶炼厂党委将厂内领导干部组成了学习核心组，在学习中，把厂内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提到总路线的高度上来认识。
在负责干部中主要检查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执行情况以及依靠工人阶级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等问题。
东北区各省多数县（市）的各级学习组也都在认真学习总路线。
中共松江省宁安县委并采取集中到县学习、分片系统讲解与县委下乡结合工作作报告等形式，帮助区干部深入学习总路线。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清理农业贷款中若干问题的指示
（1953年12月31日政务院第200次政务会议通过）
几年来，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各级农业、水利、人民银行、供销合作社等部门为了扶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曾以贷款、贷实等办法供应了农民大量的新式步犁、农药、农械和水车，并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了凿井、开渠、修塘、筑堰等有益事业。
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战胜自然灾害和推进互助合作、爱国增产运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达到并且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与这些措施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已经贷放到农民手里的新式步犁、农药、农械和水车，其中也有一小部分闲置未能使用。
其原因是由于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对小农经济的现实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特别是1952年的农贷任务要求过高过急，既缺乏准备，又缺乏经验，以致有些地方在推行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现象；
由于有些步犁、水车、农药、农械质量差、价格高、不合用，贷放工作又未能和教会群众使用、帮助群众修理等技术工作相结合。
农民贷款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有一小部分是设计不周，质量不好，或者中途废工，或者虽已完工但效益很小甚至不能使用。
这不仅浪费了国家银行的农业贷款，农民未得到应得的实惠；
而且这一部分农业贷款的本息也难以收回，形成相当数量的呆账。
上述现象虽属少数的部分的缺点，今年春季以来并已有了显著的改进，但仍留有若干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以消除这一部分农民的疑难，从而积极改进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更进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
因此决定对过去的农贷，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一次清理工作。
过去完全做对了的，应该发扬成绩，继续进行；
基本上做对了、只是有些缺点的，应该肯定成绩，纠正缺点；
少数做错了的，则应坚决纠正。
这样划清界线，实行清理，才能使农民得到实惠，减少国家损失，并为今后发放农业贷款奠定良好的基础。
兹规定清理的几条原则如下：
一、贷到农民手中的新式农具、农械和水车，凡使用良好已著成效者，应继续推动农民更有效地加以利用；
凡基本上具备使用条件，但因群众不懂技术而被搁置者，应积极进行技术指导，教会群众使用技术；
其因质量不好须加修理方能使用者，应由原推销单位免费修理；
其因缺乏配件，始终搁置未用者，应由原推销单位无代价地为之装配零件，但因使用损坏需要修配者，不能援例免费。
农民贷到这种新式农具等实物因上述原因而搁置未用，贷款亦未清偿者，实物搁置期间免计利息，贷款应按规定归还。
如所贷实物的质量不好，价格过高，应适当降低原价者，贷款应按减价后的数目归还。
二、贷到农民手中的新式农具、农械和水车，其中如有根本不具备使用条件或质量太坏无法修理者，或农民确实不愿使用者，应由原实物供应部门收回，解除农民债务，并免收利息。
但有的在当地虽不适用而在另一地区尚能使用者，应于收回后易地出售。
三、农民贷款兴修之带永久性的水井、渠、塘、坝、堰，其中如有效益甚少，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本息者，可斟酌情况减少收回一部分贷款和利息；
其中如有完全无效益者，或因山洪等自然灾害所修工程已遭毁坏者，贷款可不再收回，并免计利息，解除农民对此项贷款所负的债务。
四、贷出的农药因农民不懂技术，至今未予使用，农民要求退回或至今仍搁置在区乡政府者，均应收回，解除农民所负的债务，并免计利息。
收回后其仍有效用者，应由原贷售部门妥为保存。
其已失效用者，应予报废。
五、除按照上述清理原则应予减免之贷款外，贷给农民的其他农业贷款，均应依原约定如期归还本息；
归还确有困难者，则按银行所规定之清理一般贷款的办法处理。
各省可根据上述清理的原则拟定本省的具体实施办法，在当地人民政府财委的统一领导之下，由农业、水利、银行和供销合作社等有关部门分别进行清理。
此项清理工作最好结合1954年春耕生产工作进行，并通过此项清理工作来更进一步地改进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和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
有的地区，在1954年春季不及清理者，可以推迟，但必须于1954年内结束，长期不予清理，对今后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贷工作都是不利的。
总理　周恩来

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职工
初步受到总路线的教育
加劲生产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新华社06日讯】
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的职工，已初步受到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教育。
东北、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大张旗鼓向职工宣传总路线的工作，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大部分厂矿作了关于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并分别组织了工人、职员和家属举行座谈会。
有些厂矿并通过展览会、电影、幻灯、漫画、广播台等形式，针对职工的思想情况，形象地通俗地进行宣传。
旅大的许多工厂系统地放映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金星英雄”、“顿巴斯矿工”等电影，展览了“今日中国”和“苏联第5个五年计划”等图片，使职工亲切地看到解放以后祖国的新面貌和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
齐齐哈尔第1机床厂第3车间的展览会，除了用漫画、图表通俗地说明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工人阶级的伟大责任，同时还向职工介绍了本车间存在的七大关键问题和本车间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动员大家向先进人物学习，找窍门解决关键问题。
甘肃、上海、鞍山、重庆、青岛等地的中共党委会和工会负责干部都亲自有准备有计划地向职工宣传总路线。
中共青岛纺织管理局党委会曾选择国棉七厂的筒摇成车间、修理车间做典型试验，创造宣传总路线的经验。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南区工作委员会和其他地方的工会组织、党委会等集训了大批的政治教员、辅导员或骨干分子，深入到职工群众中进行宣传。
张家口市工会联合会训练了二百六十多个职工家属小组长以上的干部，加强对职工家属宣传总路线的工作。
南京化工厂在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向职工和职工家属进行了反复宣传，并作了一次测验，使总路线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一人不漏。
职工们初步受到总路线教育后，已开始认识到国家的社会主义远大前途和工人阶级在过渡时期的光荣责任，明确了奋斗目标。
许多工人都欢欣鼓舞地说：
“眼睛亮堂了！”
“有了奔头了！”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盖起社会主义的大楼！”
哈尔滨工具厂老工人孙玉敏过去光知道社会主义好，但总觉得无边无岸，怕自己赶不上。
学了总路线以后，他觉得有了底了，只要拿出劲来干，社会主义社会就越来越近了。
京西矿务局城子矿工人刘志江说：
“刚解放那阵，我们挖煤用手锤，现在已经用上了电钻、割煤机；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咱们煤矿就要全部机械化了！”
鞍山、哈尔滨、旅大等地的职工在总路线鼓舞下，掀起了围绕生产关键找窍门、挖潜力，学习王崇伦的热潮。
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职工学习了总路线以后，都纷纷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许多厂矿的工人在学习时，对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展开了自我批评。
沈阳毛织厂和湖北省地方国营轻工业工人批判了“搞轻工业没啥前途”的错误看法，认识到轻工业为国家积累资金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光荣任务。
天津第3棉纺织厂女工董秀兰、石家庄针织厂女工高瑞芬等批判了满足现状、坐等社会主义和“跟着走”的思想，并且开始用出色的劳动争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早日实现。
有些工人批判了只看到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看不到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思想。
南京化工厂工人陈玉生过去看到本厂一年上缴许多利润，却连礼堂都不盖。
经过学习，他认识到要实现工业化，就要把资金用在“刀口”上，现在节省些，将来就可以盖大厦了。
有些工人批判了自己想开个工厂“小弄弄”，寄钱回家买地、雇工的资本主义思想，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
济南第1机床厂机工车间工人王秀生从当学徒时起就想将来开个小工厂。
总路线学习时，他批判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把准备将来开工厂用的锋钢刀头、钻头、卡尺等工具献给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许多职工家属在受到教育以后，纷纷表示要搞好家务，带好孩子，让职工安心生产，用实际行动拥护总路线。
有的家属把准备买田、囤粮“留后路”的钱，存到银行，支援国家建设。
职工们在学习总路线过程中，提高了对工农联盟的认识。
他们纷纷写信给农民弟兄，保证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
许多职工动员在乡下的家属和亲友把余粮卖给国家和合作社，并动员他们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
对职工的总路线宣传现在还只进行了初步工作，有些职工对总路线的了解还很不完全和很不深刻。
为了使总路线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并把职工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引导到生产上去，各地正在积极研究进一步有系统地全面地向职工群众宣传总路线，并把总路线宣传和改进生产结合起来。

我们伟大的祖国
福建省长乐县北山乡，在进行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后，全乡农民决定把五十二万斤余粮卖给国家，并举行了一次集体售粮运动。
这是大队的农民把余粮挑到国家粮库去的情形。

捷沃西安副主席离北京回苏联

【新华社06日讯】
应我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前来我国参加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7号炼铁炉三大工程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伊·费·捷沃西安，及其所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员苏联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计划管理局局长鲍贝列夫、对外贸易部第2出口管理局局长布西金和冶金工业部负责工作人员奥布洛姆斯基，在06日晨乘飞机离北京返国。
到机场欢送的有：
我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赖际发，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政务院专家事务管理局局长赖祖烈，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院士和使馆馆员等多人也到机场欢送。
又讯：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伊·费·捷沃西安及其所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员苏联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计划管理局局长鲍贝列夫、对外贸易部第2出口管理局局长布西金和冶金工业部负责工作人员奥布洛姆斯基，由我中央人民政府第1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等陪同，曾于02日赴南京、上海等地参观，在05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陪同参观的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院士、大使馆参赞华司考亦同机返京。
当时到机场欢迎的有：
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交际处副处长王拓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等。

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根据总路线确定民族工作的任务
【新华社西安06日电】
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第1次（扩大）会议于1953年12月18日到24日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各地县级以上民族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各民族的代表人士，各省（市）民族工作者以及西北区各有关机关的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包括汉、维吾尔、回、藏、哈萨克、蒙古、东乡、撒拉、土、柯尔克兹、乌兹别克、裕固等十二个民族的代表。
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的精神，总结了过去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并依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精神，结合西北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今后西北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期间，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祖国经济建设”的报告，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锋作了“西北各民族更进一步团结起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前进”的报告。
汪锋首先总结了四年来西北民族工作的成绩。
他指出：
四年来，西北地区在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安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三十四个民族自治区，其中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即成立了十六个。
培养了四万多名少数民族干部。
并在近五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农业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恢复并发展了农、牧业生产，使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畜牧业生产一般也比1949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接着，汪锋详尽地阐释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各族人民的好处，并提出了当前西北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发挥区域自治政权的效能，使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成为各族人民最喜欢的政权。
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目前在农业区应将教育农民组织互助合作放在首要地位；
在牧业区仍然坚持“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改良牲畜饲养和放牧方法，合理保护与使用草原，帮助贫苦牧民安家生产，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提倡临时性、季节性的合作互助。
三、继续开展贸易、医疗、文教工作，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
四、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计划地培养一批专业技术人才（首先是初级技术人员）。
五、更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和社会治安，严加警惕来自敌人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对于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各种纠纷，应当本着民族平等团结精神，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分别予以合理调处。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汪锋的报告。
并一致表示：
要更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积极地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以便更好地配合祖国的经济建设，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在闭幕会上，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马明方作了重要指示。
马明方阐明了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并指出：
一切工作都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前进，否则，其他工作就失掉了内容，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最后，他号召西北各族干部及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应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做好1954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而努力。

进一步学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各地干部从去年10月开始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学习很快就形成了热潮。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参加了这一学习，各地党委和干部对这一学习都很重视，许多主要负责同志都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做了总路线的报告和宣传。
根据各地干部在工作中和讨论中的反映，他们在这一学习中思想上的收获是极大的，这就是明确了今天我们国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总方针，明确了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道路；
这就是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许多部门特别是财经部门的干部由此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开始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并大大提高了自己政治上的积极性。
干部中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表现也得到了某些批判和克服。
总之，两三个月来学习的情况证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它照耀着全国人民的前进的道路；
组织干部进一步学好总路线，就能够大大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能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在过去两三个月，干部对总路线学习进程中也发现了若干困难和缺点。
首先，关于总路线的学习材料还不很完备，不很有系统。
其次，在过去两三个月内各地负责同志的报告和传达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去缺少统一的材料和提纲，有些报告的内容是不够完备的，例如有些报告中对总路线中最主要的部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讲得很少，有的甚至完全不提而专门讲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的报告内容又与此相反，只讲社会主义工业化，这都妨碍干部对总路线的全面的正确理解。
再次，过去这一时期学习中提出了许多疑难问题未得到解答，也有若干争论还未解决。
这些问题和争论，固然有些应该留待继续研究，但多数仍是应该并可能加以解决的。
由于这些问题和争论没有及时解决，也妨碍了学习的前进和深入。
最后，在贯彻理论和实际结合这一学习的根本原则上，虽然许多地区都已引导和启发干部在学习中联系工作、联系思想，但也有许多同志在作报告时联系实际不够。
这也是要在今后学习中加以克服的。
现在的问题是：
今后对总路线的学习应该如何提高一步？
既然过去这一时期的学习已经使干部对总路线的内容有了初步的理解，而且，现在学习的提纲已经有了，又有了过去这一时期组织学习的经验，所以，应该在今后两三个月内集中力量，深入进行学习以便收到更大的成效。
第1，必须进一步有系统地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
过去这一时期的学习，多半是把总路线的内容做了较概括的了解，现在就应该按照以下五个题目，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等，分开做进一步详细的学习和研究。
应该把过去所忽略的问题进行补课，以纠正对总路线的学习不系统、不全面的缺点。
自然，由于工作业务的需要，对总路线的某些部分做着重的研究（如工业部门的干部着重研究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指导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前进方向的最根本的政策，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它不仅指示出国家前进的总的方向，还指示出国家各种工作的内部的关系，因此，每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干部，都应该对它有较全面的理解，不能借口
“联系实际”而忽视学习和自己业务关系较少的部分。
过去这一时期的学习主要是听报告和座谈，对文件的钻研不够，今后两三个月内，应组织大家认真阅读和钻研文件；
参加理论学习高级和中级组的干部，还应该联系阅读若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文件，阅读“联共（布）党史”的有关部分，阅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
只有如此，才能较深刻地弄清楚总路线的理论根据。
除此之外，还必须引导干部研究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和问题。
必须批判那种不在经济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忽视经济建设实际情况、认为经济建设“与己无关”的错误观点。
应该分别组织有关经济建设实际情况的报告，编刊有关的参考资料，组织实地的参观，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干部对总路线的理解，并动员一切力量为总路线的实现而努力。
第2，必须引导干部用总路线做方针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理论和实际结合，是我们学习方法的根本原则。
过去一个时期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弄清楚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今后就应该以总路线这一
“灯塔”来检查并照耀自己的工作。
许多干部在学了总路线之后，感到眼睛亮了，头脑清楚了，过去许多模糊混乱的问题，现在有了判别的尺度和判别的能力了。
这种感觉证明总路线具有指导实际的巨大力量。
为了获得具体的成效，这种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工作，应该不是零碎地而是较有系统地、不是浮光掠影地而是经过分析和考虑地来进行，这就首先要求主要负责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总路线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结合工作业务，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这种分析和研究不仅应包括对过去工作的检查，更重要的是提出改进今后工作的方针，经过这种分析和综合的工作，然后向广大干部做报告，引导他们进一步地学习理论、检查、研究和改进工作。
实行这种方法，既应反对只学理论不结合实际的错误，又应反对单纯讨论业务不结合理论的错误。
本报在12月12日发表新闻和评论所介绍的西北区级机关指定负责干部进行专题研究的方法，就是符合这一精神的。
现在许多地方党委已经开始采用并推行同样的学习方法。
必须指出，只要坚持实行这一方法，必将证明是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进业务工作的有效方法。
但是，试行这一方法必将遇到许多困难，这就是工作繁忙、时间缺少，但更重要的困难，还是过去缺少研究理论和结合实际进行这种专题研究的习惯。
因此，凡已订立作专题研究计划的地方，应该认真督促检查，务求实现。
这种办法既是开始推行，因此对专题研究的论文不要要求太高，而应在今后学习中逐步提高。
至于暂时还不能实行这种方法的部门，也应根据这一精神，举行考试或测验，或联系工作进行适当的检查和研究。
第3，必须批判在学习中已经发现的违反总路线的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思想。
例如，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认为我国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的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错误思想；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工业化和百废俱兴、要求迅速地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盲目冒进思想。
例如，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存在着认为农民不需要改造、认为粮食卖给国家对农民不利的思想，和在认识到农民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后就夸大农民的“落后”和不好改造，甚至忽略我国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的这一个主要方面等“左”倾的思想。
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阻碍，认为过渡时期没有什么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或者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太“麻烦”等思想。
除了批判这些错误观点，还必须着重批判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进一步在干部中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
这就必须严肃批判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的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必须彻底纠正党员干部参加商业投机、放高利贷、以及其他
一切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
必须使每个干部在总路线的学习中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
总之，由于总路线的进一步的明确化，就给思想战线带来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教育干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
如果不加强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不加强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要实现总路线是不可能的。
各地党委和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部门，都必须深刻认识这一学习的极重要的意义，防止和克服干部中那种认为“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的自满情绪，必须向他们指出：
总路线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
并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进展而更丰富，因此，必须认真地深入学习，并在将来长时期内继续不断地进行研究。
各地党委和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部门，也必须抓紧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使这一学习获得最大的效果。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新华社西宁06日电】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3年12月25日到1954年01月01日在吉迈草滩上可以容纳八百多人的帐篷中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各部落、各寺院的代表共一百七十七人。
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立了相当于专区级的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选出扎喜旺徐（藏族）为主席，康万庆（藏族），康克明（藏族）、旦曾尖木错（藏族）、一心王杰（藏族）、却君国（藏族）、卡那尕多（藏族）为副主席，并选出政府委员二十五人。
中共果洛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马万里向大会致词，着重讲述了建立自治区的意义。
他说：
建立民族自治区和自治机关，是果洛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了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
它将大大推动果洛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
会上，代表们纷纷发言。
果洛区最大寺院白玉寺代表国庆智格活佛说：
我们藏族珍视与汉族的亲密友谊，要接受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使果洛区脱离落后的状态，逐渐赶上先进的地区。
贡马仓、莫巴等部落的代表都在发言中谈到自己1952年参观内地时的感想，并表示对建设新果洛满怀信心。
他们说：
内蒙古在七八年间获得那样大的成就，主要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汉族干部的帮助，同时由于内蒙人民的团结与努力获得的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的今天，就是果洛区的明天。
果洛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及政府委员在就职时一致表示：
今后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逐步改变果洛区的落后状况，赶上先进的民族地区。

北淝河排涝灌溉工程加紧施工
安徽省北淝河排涝灌溉工程正在紧张进行冬季施工。
参加工程的四万多民工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已完成土方二百四十多万公方，占冬季工程计划任务的百分之六十。
伸展四百多里的北淝河工地上，民工们克服了严寒气候下施工的困难，改进了劳动组合和操作方法，挖土效率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民工每人每天最多能挖土四公方，一般的也能挖土二公方左右。
著名的治淮劳动模范祝怀顺民工小队在挖土时遇到坚硬的土层，工作效率仍有提高。
最近，参加北淝河排涝灌溉工程的民工和干部们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进一步地贯彻了增产节约运动。
由于及时改进了工程设计，紧缩了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估计到冬季工程结束时可为国家节约六十多亿元。
（新华社）

山东省农村互助合作组织迅速发展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照亮了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每个农民和每个农村工作干部的心，山东互助合作组织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农民通过新旧生活的对比；
组织起来生产和单干生产的对比；
通过算细账，不仅认识了奸商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国家对他们的无限好处，而且看透了小农经济站不住脚根的弱点，把小农经济比作“瓦上霜”；
坚决把余粮卖给国家，走互助合作通向社会主义大家富裕的路。
农民们说：
“我们打倒了三只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门口还卧着两只狼（奸商的剥削和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苦的富农道路）”。
干部感到心亮了，领导互助合作组织有了信心，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莒南县一个农村党员，在县里开完党代表会议已是深夜十一点了，还赶回去整顿自己的互助组。
历城县沙河村农民把二十万斤粮食卖给国家后，村供销社股金比原来增长了一倍。
全村农民八百六十五户，就有三百十八户申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三十九户参加了王朝佑农业生产合作社，别的农户又自办了八个社。
广饶县原计划去冬今春办一百七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信心还不大，在县、区、乡三级会议上分析了各种具体条件，结论是能办二百零二个。
胶州专区原计划能办五百个社（去冬今春），经过县、区、乡三级会议研究能办八百个。
山东互助合作运动的迅速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数字，很快突破了原来全省计划在去冬今春办四千八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了。
而原来计划的数字，就等于山东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四倍。
山东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山东各级中共党委为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满足农民组织起来生产的要求，正在重新考虑本地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各种条件，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
并积极调查研究、训练干部为今年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作好准备。
（本报记者张荣安）

山西省平顺县羊井底村订出荒山造林计划
山西省平顺县羊井底村群众为了进一步利用山地发展生产，根据全村土地的情况，制订出绿化荒山的造林计划。
羊井底村共有二百零四户，九百零三人，土地总面积二万一千六百多亩，其中荒山占一万八千多亩。
几年来在当地党、政机关的积极领导下，全村已有一百八十户、八百三十一人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
组织起来后，提高了农业产量，并积极进行了封山育林工作，初步改变了荒山的面貌。
目前阳坡山地已开始生长杂草，阴坡土层较厚，已长满了榛子、荆条等灌木，起到保持水土作用。
全村群众为了充分利用山地发展生产，已把一万八千多亩山地作了全面的规划：
在阴坡上部发展用材林（松、柏、橡树林）四千亩；
在阳坡上部栽种橡树、荆条、连翘、胡枝子等副业生产林三千三百多亩；
在离村较远、土层较肥厚处发展生长迅速的阔叶用材林一千亩；
靠近耕地、沟渠附近发展果木林四千九百多亩；
并在山的中、下部留牧地五千亩。
今年首先栽植果木、用材林一千二百多亩，全部计划在七年内逐步完成。
为了保证计划的贯彻，现在村支部和村干部正组织群众承领荒山，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开展“自采、自育、自栽”工作。
当地人民政府也准备在必要时给以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
根据各种条件估计，十五年后，果木、用材林每年共可收入四亿二千多万元，每人平均收入比现在的农业收入还多二成。

松江省各林区开始进行冬季运输木材工作
松江省各林区现已全面开始冬季运输木材工作。
为了保证把木材及时运搬下山，松江省人民政府在二十六个县中动员六万四千八百多个人力和六万一千头牛、马，分别到十九个森林工业局参加木材冬运工作。
各森林工业局和当地人民政府在动员劳力时，一般都以原互助组（社）为单位，并适当照顾就地动员的原则，以减少车马运输旅程。
入山前并召开了套户代表会议，解决了有关入山的具体问题。
到去年12月中旬为止，全部集材套子和大部运材套子都已先后入山开始作业。
入冬以来，降雪不多，给马套子冬季运材造成许多困难。
如乌敏河森林工业局的马套子上山后，积雪渐渐化尽，地面干燥，运输效率很低。
因此，有些干部和群众产生了等待下雪的思想。
乌敏河森林工业局及时召开会议，提出浇水铺冰办法，号召大家坚决完成运材任务。
会后，“前进”、“红旗”、“安全”三个车间的干部、群众全部动员起来，日夜浇水铺冰。
经过七昼夜的努力，共浇成冰道三十八里多。
冰道浇成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如“前进”车间铺冰前一天只拉六十多立方公尺木材，铺冰后很快就达到二百立方公尺。
其他翠峦、苇河、南叉等森林工业局各车间职工和群众也都浇成了冰道，全面开始运材。
目前，大部分都达到或超过运材定额标准，大家有信心提前完成国家运材任务。
（刘英翘）

河南武陟县草亭乡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河南省武陟县草亭乡信用合作社由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得到农民的爱戴，业务也获得发展。
草亭乡信用合作社成立两年来，已吸收农民闲散资金六亿七千五百八十万元。
并用这些款帮助当地农民买牲口一百零一头，小牲口换大牲口一百二十二头；
买犁、耧、耙一百零八件，盖房八十间，新买和修理大车各八辆，并解决了不少农民在婚、丧、疾病和各种意外事件中所遇到的经济困难。
草亭乡信用合作社还利用经济力量巩固和发展了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
乡里王世候互助组，因为没有牲口，解决不了人工换畜工的问题，组员们有的不想互助了，后来因为得到了信用合作社的帮助，买了一头牲口，有了公共的牲口，大家互助的劲头就足了。
农民原如云和他的田地相连的一些农户因为得到信用合作社的帮助，打了一口井。
大家合伙浇地后，慢慢就组织成为互助组。
在信用合作社的长期影响下，这个乡的农民养成了储蓄的习惯。
农民王万金已把存了二十多年的一批老柏树木材卖了二百万元存入信用合作社。
他说要把“死钱变成活钱”。
农民陈令富过去有钱就买粮食存着，前年霉烂了三百斤，去年收了小麦后，他卖了一千五百斤麦，并把钱存到信用合作社。
农民马来必有余款四十五万元，在家放了十天就零花了五万元，他说：
“家里放着钱随手花了，还是存到信用合作社保险些。”
现在草亭乡周围已有百分之五十七的农民入了信用合作社。
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改进工作，是草亭乡信用合作社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
信用合作社办理存款和放款手续简便，农民啥时有钱啥时可以存，啥时用款啥时可以取，不受时间的限制。
农民可以零存整付，也可以整存零付。
有些农户把平常收入的三万两万陆续存入信用合作社去，打算着在长年累月零钱积多了好买个牲口或其他成用的东西，农民称这种办法为“积小钱办大事”。
农民们为了把信用合作社管理得更好，选出六十二位社员当代表。
去年麦收以后，农民卖了麦子有余钱，代表们就到社员家去宣传储蓄的好处。
不少农民把钱交给代表，由代表代他们办理存款手续。
妇女郭氏有二百八十万的余钱，每天藏在裤袋里，很怕丢掉了。
代表了解这情况后，就到她家讲明信用合作社的好处。
使她自愿把款存到信用合作社。
由于信用合作社业务的活跃，草亭乡周围的高利贷已经绝迹。
三年前草亭乡高利贷非常猖獗，利息高者达到一石粮食一年还一石五斗利息。
现在有了信用合作社，农民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了。
（新华社）

泸县云龙乡互助合作组织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写信
向毛主席报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决心敬爱的毛主席：
最近学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真正幸福的生活。
解放后，我们和全国农民一样，在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分得了土地、房屋，发展了互助合作，获得了连续三年的丰收。
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
可是，我们有些农民对于现在的生活有点感到满足了，并且还有少数农民开始放高利贷、买青苗空仓、经商，产生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倾向。
学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我们眼睛明朗多了，胸襟开阔了。
我们认识了农民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才能使我们过大家富裕的幸福生活。
因此，我们全乡农民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祖国工业建设。
全乡一千零二十二户中，六百多户余粮户共卖给国家黄谷一百一十多万斤。
卖粮所得款项，百分之三十四买回了耕牛、犁头、猪、油饼等生产资料；
百分之五十九存入人民银行，准备春季生产资金；
其余百分之七用来买油、盐、布匹等生活资料，适当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毛主席：
通过这一次学习，我们认识到：
农民要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要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几项工作搞好。
我们全乡的互助组长代表、供销合作社代表和信用合作筹备代表一百六十人在12月09日至11日开了三天会议，检查了我们过去的工作，并定出了今后的奋斗的目标。
全乡现有一百零一个互助组
（其中有六个常年互助组），参加的户数占全乡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六，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
今后我们决心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逐步把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要争取提高为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要创造条件争取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温绍章互助组已准备联合三个互助组建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全乡现在参加供销合作社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
这次会上算了细账，区供销合作社两年来为全区社员经营了三百九十八亿元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使社员少受二十亿元的中间剥削。
大家都决心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加供销合作社。
还有，两年来政府先后贷给我们种子、耕牛、水利、肥料和口粮的款项达六千五百多万元，帮助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农民解决了很多困难。
如农民李海荣今年青黄不接时缺口粮，准备卖五斗青苗得五万元，但后来政府贷给他五万元，秋收后只用了三斗黄谷即付清了贷款。
我们知道国家正在进行计划建设，需要的资金很多，而我们的经济情况日益上升，不应单纯依靠国家银行，也该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大部分困难。
因此我们决定成立信用合作社，用聚少成多，互相帮助的办法解决大家困难。
全乡初步计划发展二千股，每股三万元，农民们正踊跃入股。
毛主席：
我们受着全乡人民的委托，回去后一定要组织全乡农民学习总路线，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决把农业互助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三件工作搞好，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四川省泸县云龙乡互助合作
组织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1953年12月11日

湖北省武昌县龚家桥乡完成购粮工作后
引导农民转入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湖北省武昌县龚家桥乡结束购粮工作后，召开全乡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宣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扭转了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松气思想，引导全乡农民转入生产，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龚家桥乡在去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配合购粮工作向全乡农民宣传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了农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全乡农民踊跃卖给国家四十三万斤余粮。
在购粮工作完成后，该乡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由于对总路线了解得还不深刻，产生了松气思想。
许多人认为：
“总路线学习了，余粮卖了，没有什么事了。”
有的农民甚至不把卖粮得到的款用来扩大生产，而是浪费掉了。
根据这一情况，该乡工作组和中共乡支部在去年12月19日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宣传和贯彻了总路线，引导全乡农民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进一步扩大生产。
会上，着重讨论了小农经济为什么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具体地分析了小农经济的困难和组织起来的好处。
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小农经济有三个缺点：
（一）经不起自然灾害；
（二）疾病死亡，劳动力丧失，随时可以毁灭一个农家；
（三）一家一户一个生产单位，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分散经营，浪费大，产量低。
代表们都认为，解放前农民受地主、富农的剥削，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虽然分到了田地，但是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仍然不能摆脱贫困，生活仍然是不稳定的。
例如中农黄祖敬家打的粮食本来够吃，去年因为一个人害了大病，卖粮吃药，结果全家就缺了一个多月的口粮，只得向别人借粮吃。
许多代表在回忆解放以来的生活变化时还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解放前要好几百倍；
比起苏联农民来，却要差几百倍。”
经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走苏联农民的道路，才能永远摆脱穷困和痛苦，过更幸福的生活。
在讨论组织起来的好处的时候，许多代表用自己的切身体验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代表曾昭珩把去年秋收时互助组的优点和单干户的困难作了个对比：
第1，割谷时下雨，互助组人多割得快，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许多单干户半夜起来，割到天黑，人累得了不得，还是割不赢，谷子在田里生了芽。
第2，互助组八天割完了谷，单干户最快的割了十天；
互助组还有时间帮助单干户割谷，得到了工资，有的单干户忙时拿钱也请不到人。
龚家桥乡互助组的生产情况也说明了，互助组由于能够解决困难，能“抢火色”，深耕细作，所以能多打粮食。
例如林宝卿互助组去年平均每亩田产稻谷六百多斤，单干户每亩田一般只能产四百多斤。
会后，代表们积极向群众继续宣传总路线，推动了冬季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唐家湾已新组织起两个互助组，并展开积肥工作。
农民曾楚原劳动力强，过去说“单干到底，永不互助”，现在也要求参加互助组，并动员别人组织起来。
有几个退出互助组的农民，也要求归组。
林宝卿、汪士林等互助组，一面扩大互助组，酝酿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面带头和动员群众开展积肥工作。
（王学晋）

组织起来十周年
——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经过
陈洁民　肖峰　志清
1953年12月，是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十周年。
这个生产合作社十年的历史，说明“组织起来”是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
十年的经历是曲折的，它克服了很多困难后终于由1944年的四户发展到去年的二百八十七户。
它像一粒花的种籽，经过播种、发芽，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它像飘扬在河北平原上的一面旗帜，召唤着全省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开始建立“土地合作组”
1943年，冀中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处在日寇大“扫荡”和大旱灾后的极端困难情况中。
党在当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五公村党员乔万象等响应党的号召，用政府贷给的二百斤红粮开始合作搞副业生产。
1944年春耕开始时，又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土地合作，劳力土地对半分红，建立“土地合作组”。
耿长锁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合作组。
这一年组里遇到不少困难，生产吧，没有牲口，又没有农具；
生活呢，没有粮食，敌人还不断出来抢掠。
他们只好白天每人使一张大镐刨地，夜间回来在一起打麻绳，把打出的麻绳卖出去赚点钱，买回粮食，搀上糠菜吃。
这样，才勉强播上了种。
这一年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但严重的灾荒，总算渡了过去，合作组的产量达到每亩平均二百二十斤，比一般农民多打五十多斤。
成立生产合作社
“土地合作组”在1944年显示的优越性，向本村农民说明了“组织起来”是走向富裕的道路，有十三户又要求入了组。
为了奖励劳动，组内规定地四劳六分红。
当时选举耿秀峰为主任，耿长锁为副业组长，张近仁为农业组长。
不久，耿秀峰脱离生产参加工作，大家就选耿长锁为主任。
这一年土地较多、劳力较少的户，觉得自己土地分得少，干起活来不起劲；
有的人在参加组时就有取巧占便宜的思想，组内对他们曾不断进行了教育。
虽然这样，到1945年冬天，终于有八户退出去了。
这时土地合作组只剩下九户。
以后组里采取了稳步前进的方针，每年吸收二、三户，到1951年，达到了十九户。
从1950年起，土地合作组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逐年提高。
1944年每亩产量平均只二百二十斤，到1950年每亩平均产量就达到四百七十斤，1951年达到了四百八十七斤，已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八，比当地单干农民提高一倍，副业生产也较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从1951年合作社就改为地五劳五分红了。
在组织起来的几年中，经过减租查租，土地改革，大部分社员都分得了土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土地的产量提高了，社员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不但全部够吃够用，还能在合作社进行投资。
大家看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在1951年又有六户农民入了社。
在渡荒中发挥了优越性
1952年，这是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受旱灾、虫灾最严重的一年。
在灾荒面前，它经历了又一次严重的考验。
这年从麦收前下了一场雨后，一直到秋收完毕没有下一场透雨，虫害也很严重，特别以红蜘蛛为最多。
棉花的叶子枯萎了，有的落下来；
花生上、豆子上、高粱上、甚至树上都是红糊糊的一层，农民们说：
“完了，等着饿死吧！”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没有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惊慌失措，在党的分支部领导下（该社从1952年建立了党和团的分支委员会），讨论了如何战胜灾害的办法，决定全社一齐下手，向旱灾、虫灾斗争。
每个生产小组，都展开了“保年景”的劳动竞赛。
新打的一眼井上，牲口日夜不停地拉着水车，用井水浇地。
离井远的地高，水流不过去，就用“打帮斗”的办法浇。
水浇不到的十三亩棉花，就组织了挑水组连续浇了三遍。
灭虫组的妇女们，在青年团分支部书记耿素娟带领下，分为两组，日夜不停地喷杀红蜘蛛，白天喷棉花，晚上喷花生。
连续喷射了三十天，喷射了三万斤药水，终于保住了棉花和花生的收成。
男女社员们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应得的报偿。
这年平均每亩棉花的产量是二百四十斤，丰产地的棉花每亩达三百七十斤，而社外户每亩棉花只收四十斤；
社内的谷子平均每亩二百一十斤，社外户只一百斤上下，社内与社外单位面积产量的比较相差很多。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向灾害斗争取得胜利的事实，再一次教育了农民：
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灾荒，才能摆脱穷困，走向富裕生活。
从此，全村互助合作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原来全村只有四个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后一下子就发展成了二十个，互助组也发展到十二个。
全村组织起来的户数，达到了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一。
由小社办成大社
1952年秋收后，五公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多了，需要该村党支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领导。
但全支部十一个支部委员，差不多每个人都领导着一个社或一个组，支部委员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领导本社、本组的工作上，对全村的工作很少考虑。
这样，上级要求村支部完成的紧急工作，就往往由于支部委员们为本社、本组的工作拖着而完成不了。
同时，社多了问题也就多了，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也有一些工作，由于缺乏领导，又发生盲目乱干的现象。
如在防旱时，大家都紧张打井，但都从自己本社、本组着眼，村东能够打井，所有的社、组就都在村东打起来，不管自己在村东有多少地也要打一眼；
村南没有人在那里打过井，就谁也不愿意在那里尝试，怕花很多钱打不成。
所以形成村东的井“挤疙瘩”，村南一眼也没有。
这时，耿长锁从苏联参观回来，生动具体地把苏联农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形向全村农民作了报告。
报告像强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全村农民，他们羡慕苏联的集体农民，觉得小社小组耕作仍然受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因此他们迫切地要求合并成为大社。
办大社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支部委员会首先领导全体党员进行讨论，统一党的工作和全体党员的行动，解决现在互助合作中所发生的问题。
讨论结果，一致同意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社、组合并为一个大社。
支部又通过各社、组中的党员，以社、组为单位发动群众进行讨论。
农民们早就清楚地看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富裕生活，非常愿意合并成一个大社。
接着，支部委员会领导大家讨论组社的原则问题——分红、入社办法（包括牲口、农具怎样入社）和干部问题。
有些农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单从个人眼前利益出发发表意见，很难达到完全统一。
如对分红问题，土地多的主张土地多分红，劳力多的主张劳力多分红；
有水车的把水车价估高，没水车的把水车价估低。
支部委员会采取让群众反复讨论、反复对比的方法，连续讨论了四十个晚上，才逐渐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分红办法、入社办法、干部问题讨论结束以后，就对农民宣布：
“入社是自觉自愿，同意入社的以签名为证，不同意入社的不签名。”
结果在三天的时间里，全村农民除少数人以外，都签名入社。
支部委员会又让农民自己和家庭好好商量，务必达到“自己通，全家通，大伙通”。
充分酝酿讨论之后，全村四百一十七户中，有四百零一户入了社。
大社成立起来了。
克服大社前进中的障碍
大社成立以后，根据作活方便和以原来各组、社为基础的原则编成了生产队，根据生产队的劳力分配了土地和牲口。
1953年春天开始生产以来，又连续碰到了新的问题。
社内在劳力和财务上没有统一的定额管理，大家生产起来互相观望，甚至有的故意撒懒，形成严重的窝工现象。
社管理委员会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讨论，按作物、土质定出“以产订工”办法，各队和生产小组推行了包工办法，根据土地作物的常年产量订出工数。
这个办法一实行，窝工现象马上减少，因为这个办法自然地奖励了劳动：
耕作好用工少，多打了粮食，就多挣工分，多分粮食；
如果不好好耕作，窝工多，打粮少，就自然挣工分少，少分粮。
在社内开支上，起初也是比较混乱和浪费的。
这一队领了一把鞭子，别的队看到了，虽然有鞭子使，也来社里领；
这一个队领了一个犁铧子，别的队有，也来要。
诸如此类的开支，都是比着看，少一点也不行。
这样，一方面造成社内开支庞大，另
一方面各队有些物品却存着不用。
有的对牲口也不爱护，光管使，喂的不好，不久就死了一头牛和两匹马。
这时，经社务委员会研究，又制订了“财务统
一管理包干制”的办法，牲口家具归队使用，喂肥了“增值”，增值数目归队所有，“减值”数目归队负担赔偿；
如果牲口死了，为了照顾队的困难，队和社各负担二分之一。
这样，谁也爱惜牲口了。
对置买和修理农具以及牲口草料，各队点灯用油、记工用纸，也都根据一般情况，一一制订统一定额，不够的自己负责增添，剩余的归队所有。
开支上的混乱现象从此被制止了。
经过整顿，巩固了社的组织
春耕播种以后，有少数在入社时不够坚定的社员，见到大社成立后出现的一时窝工现象，恐怕自己在社内吃亏，产生了退社思想，生产情绪不高。
党的上级组织见到这种情况，就决定帮助该社进行整顿。
整顿的结果，全社从四百零一户减到二百八十七户，社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与此同时，上级人民政府根据1952年旱灾的程度，运来两万多斤粮食，分别受灾情况进行赈济和借给社员，更加鼓舞了社员的生产情绪。
在整顿中曾出现了一种愿把大社划为小社的思想。
耿长锁原来社的社员们，见到大社成立后进来了许多不富裕的农民，牲口、农具都弱，而且没有公共财产；
统一调配牲口时，把原来社里的八匹大骡、马也分到各队去了；
分配耕作区时，净分了些沙土地，自己种肥了的土地分给别队了；
特别是成立大社以后生产投资很大，社内严格控制社员支取存款，零用钱也感到很紧。
这就使一些老社员觉得大社不如小社好。
他们有时还当面向耿长锁提出意见，但耿长锁认为由小社发展到大社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绝不能向后退。
他对老社员们说：
“办小社对我对大家都容易，咱这小社办了这些年，不用费劲生产就会搞好，我个人也省心劲。
再说，咱老社家底大，几个大牲口和几辆大车，还有油坊、打绳等副业，一定会多打粮食，会多增加收入，对你们有利，对我也有利。
但是绝对不能这样办，不能光管咱们富裕，扔下别人遭难，大社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一、二年后比小社还会富裕。
再说，老是办小社，永远也到不了社会主义。”
经过耿长锁对他们不断的解释，打通了老社员的思想。
老社员们情绪更高了，在以后的生产中，仍然是全社十三个生产队中的旗帜，带动着全社前进。
大社在生产中表现了优越性
在经营大社的一年中，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走着曲折复杂的道路。
但是一年的经验证明，大社不但比单干户、互助组优越得多，而且比小社也优越。
这个大社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生产力的强大上。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牲口九十三头，超过全村“七七”事变前的牲口总数。
除有大车和 一般农具外，还有新式步犁二十多张，马拉二铧犁、马拉十二铧圆盘耙共三架。
全社有水井五十八眼，还有较大规模的打油、打绳、养猪（一百七十六口）、木作坊等多样的副业生产。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合理组织劳动，因此一切生产工作，它都走在前面。
例如1953年秋连续下了四十多天大雨，等到大雨停止以后，既要紧急收割庄稼，又要抓紧耕地种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社十三个生产队，都投入紧张的收割中，有的人专管割谷，有的人专管在割完的地里送粪耕地，由于畜力不足，有的队还抽出十几个人拉耧播种。
紧张地劳动了二十五天，谷子、高粱都按时收割了；
所有种麦的土地都及时播种了麦子，工作效率比一般互助组强。
又如1953年春天，全社抽出四十多个强的劳动力，自己开办了打井训练班，学习了打井、锥井技术，组成了自己的打井班和锥井班，施行了“打井包干”办法，过去每打一眼井必须八十四个人，现在三十个人就打成了。
全社共打井十七眼，节省劳力九百一十八个，节省开支一千三百多万元。
社员的生活逐步提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活逐年提高。
老社员卢墨林、李辉廷、李第二过去都是贫农，冬天穿不上棉裤，一家子几口人伙盖一条棉被，过年吃不上饺子，一入春就靠自己打绳、打短工挣点钱，买点红粮搀上糠菜才能渡过春荒。
李第二在1944年还讨过饭。
但他们在组织起来以后，生活很快达到吃不清用不了，并且还有剩余投入生产。
到1949年，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够三年吃。
因此他们除了吃穿以外，住的房子也逐渐改观。
不少社员都是用“青一色”的新砖，盖起了又结实又好看的新房。
1952年入社的新社员，生活也有了显著变化。
新社员李玉田1952年入社，1953年分的粮食就够吃二年的，他已经准备了盖房的木料和六千多块砖，准备1954年丰收后，再买点砖盖房。
组织起来后，由于互相帮助，社员们完全避免了在天灾人祸面前破产的命运。
社员李第二在1947年从泊镇到安国搞运输时，不谨慎被大车轧伤了脚，养了将近一年多，除了治疗用费由社负担外，还每天照常记一个工，因为这是“因公致疾”。
一年的时间他虽然没有劳动，秋收后照常和其他社员一样分红。
又如新社员李福海四口人，以前种着九亩地，由于劳力强，生活是富裕的。
但他媳妇突于1952年生起疮来，他为了照顾病人，不能到田里劳作，所以九亩地只打了三百斤粮食，没办法，只得扔下长疮的媳妇到保定作“小工”。
后来，他听到村里组成大社，才从保定回来参加了大社。
在1953年的劳作中，社内特别照顾他，让他在村边上作活，随时可以回家来照顾媳妇，社内还用车送他媳妇到保定治病。
有的社员还经常到他家中帮助做饭。
整整的一年，他才挣了四十多个工，但他还分了四百斤粮食，四百斤山芋，还有一部分花生和白菜，虽然生活有些困难，但避免了破产的命运。
随着社员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也逐渐提高。
现在十三个生产队都订着“农村宣传员”、“宣传员手册”、“华北人民”等刊物，社内还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北青年报。
各个生产队除了生产外，就像是一个学习单位，经常读报和学习讨论报刊上的文章。
百分之八十六的学龄儿童已进了小学，还有一部分升入附近村的高小，有六个社员的子弟升入本县或省立的中学。
1952年成立大社以后，社内组织了包括两名医生、一名司药、一名会计的保健站，除了社内拿出大部药费外，政府还补助了一部。
这个规模不大的保健站，对于社员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对妇婴保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孤寡老弱得到帮助
另外，合作社容易带动孤寡、老弱、残废户进行生产，克服困难。
现在全社二百八十七户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孤寡残废户，如果他们不参加社，他们的生活就极端困难。
合作社由于劳力和经济力量较大，耕种这些户的土地和加工施肥就不成问题，这是一种最好的社会劳动互助。
如1948年入社的李昙子和李秀英，入社时都是十二、三岁的孤儿，合作社收留了他们，他们的土地由合作社照常施肥、加工，产量和别人的土地一样提高。
在1950年，他们一家分了二千九百六十四斤粮食，一家分了一千五百五十四斤粮食，除了吃穿还有富裕。
社内还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该穿棉衣了，就给他们买布买棉花；
没有油盐了，就给他们零钱买；
病了有人照顾。
他们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和有父母的孩子一样长大起来。
生产合作社带动了互助组
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影响下，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1948年全村有三个社六个组，共五十三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强，到1953年上半年，即达四百零一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多。
其他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民和耿长锁社一样，也提高了生产。
五年来农民内部不但没有什么分化，而且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生产工具、土地质量等都比土地改革完成时更加提高了。
这就是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结果。
党的领导作用
十年来，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党反复地对社员进行了“组织起来”的教育，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团结了农民。
这些都是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条件。
党对耿长锁社的领导作用，特别表现在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上。
党组织表现出了及时的正确的领导，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例如当1950年李辉廷以六千斤麦子的高价买了四亩地时，刺激了一些社员们买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耿长锁在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召集社内乔万象、李砚田等全体党员，说明自己买地发财让别人破产受罪是不合乎党的原则的，党员不应有买地向富农发展的思想，也不是合作社社员应当走的道路，党员应该在社员中进行教育，克服这种思想。
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在全体社员会上，耿长锁说：
“我们分了地，又去买地向富农发展，让卖地的人生活困难，我们这样办对头吗？
积极发展生产，提高产量，才是我们的方针。”
这样，社员们对土地加工投资的积极性提高了，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被逐步克服了。
为了带动群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组织克服了社员中不愿吸收新社员的思想，和建立大社以后又想划为小社的保守思想。
党组织通过全体党员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把农民的保守思想和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引导向集体主义的思想，让他们瞻望到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
党组织经常教育社员要团结社外农民，让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
懒汉李增贤虽然净是好地，但收成比别人都低，在1952年天旱时，眼看五亩地的谷子就没收成了，社员们从一里地以外的井里取水，帮助他浇了两天两夜，才使五亩谷子打了七百多斤。
张僧没有牲口耕地，耩不上麦子，社员就帮助他耕地耩麦子。
其他像李可义、李克东、乔秀云等人也是缺乏人力、畜力，社内都用人力、畜力帮他们耕耩收割，因此感动了这些户都入了社。
在没有成立大社以前，为了推动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耿长锁社开会时就吸收其他几个小社的干部列席参加，以便他们吸取经验，把合作社办好。
王广印他们才组织社时，因为没有经验，常发生问题，耿长锁除吸收他列席参加会议外，还帮助他解决具体问题，促进他们社的巩固发展。
美丽的远景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像一朵花，在河北平原上放射着光彩。
当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计划着大约在五年内，在现在二百八十七户的基础上，逐步吸收全村农民都参加到合作社内来。
在这个时间内，争取每亩土地的平均产量，由原来的二百五十斤提高到五、六百斤。
他们争取把全部土地变成水田，打七十八眼井并逐渐安上抽水机。
施肥的数量和耕作技术，将会大大提高，优良品种将会完全推广。
那时，五公村将会改变面貌：
在全村的土地上，出现相当长的防护林带，而且在白杨林带的下面，种上紫穗槐；
在五百亩沙荒地里，将大部栽植上桃、杏、梨、苹果等树，一个大的果木园将会出现。
在村子里，还会出现比较合适的饲养牲口、家畜的房舍，牲口、家畜将会变成优良品种。
随着生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也将逐步改变，人们将会有公共娱乐的场所，大人孩子的健康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毫无疑问，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总路线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他们一定能以更大的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实现自己美好的希望。

开工生产前的大型轧钢厂加热工段
——鞍钢素描
苗地作

按照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建设城市
蓝田
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我国现在正在有重点地建设新的城市，和对一部分旧的城市进行扩建和改建。
在进行这些城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时，我们必须根据国家的长远建设计划，工业布局，及分别不同城市的性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建设什么样的城市；
必须拟订有科学根据的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城市的发展规模，区域的划分，城市中心及广场的位置，交通运输及城市绿化的布置，以及决定城市的外貌和建筑艺术形式的设计等等。
有了这样的总体规划，我们便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建设，避免造成今后城市生活和改建的困难。
而按照正常状况，城市的总体规划又必须先走一步，才能适应基本建设的要求，所以，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加强城市的规划设计，已成为我们目前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不仅是为了满足现在的需要，同时也要为美好的将来打下基础。
毫无疑问，我们的城市不能像资本主义城市那样无政府地杂乱无章地发展，而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针，坚持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
一、建设经济而合理的城市
建设经济而合理的城市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具体地说，就是：
首先要依托旧城市的基础，有重点有步骤地改造与发展，由近及远，由内到外，在不影响企业的特殊要求及居民健康的条件下，注意城市布局的紧凑性，避免建设中的分散主义。
现在有些城市在规划城市发展时，不是主要地依靠旧城市的基础，逐步改建与发展，而多从主观愿望出发，缺乏经济根据和对于本市自然条件的勘察研究，过高估计人口的增长数目，盲目扩大市区，动辄以发展百万以上人口及数百平方公里面积，搞“大城市”计划，把市区拉得太宽太广。
有的城市在拟定城市规划时，只热心于城市发展的远景计划，而忽略最近时期的发展计划，不是由近而远，由内而外，逐步地发展，而往往是在计划长远发展用的全部土地上全面进行，分散建筑用地，结果使得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孤立的建筑物和空地，使得居住、工业、运输用地产生零散现象，增长了道路、自来水、下水道等管线的长度，大大增加了城市建设的造价。
其结果不是城市公用事业赶不上建设事业的需要，就是建设单位自建自来水、道路、下水道、造成巨大浪费。
而且因为过快地不必要地扩大市区面积，大量征购农民的土地，也影响农民生活及安置转业的困难。
当然，在纠正这些偏向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根据不同工厂的特殊要求，安全条件及影响居民健康的有害程度，保留必要的隔离地带；
应该对将来准备扩充的企业保留适当用地；
并正确地掌握城市人口密度，避免拥挤。
其次，要注意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合理使用土地。
城市的特点是集中的，卫生福利设施是现代化的。
因此，各个企业在进行建设时，应考虑彼此间的联系，避免每个住宅区各自修建单独的自来水、下水道及取暖等设备；
同时要使共同性的建筑（如礼堂、食堂、暖气及文化娱乐设备等）尽量放在一起，避免各搞一套。
这样既可以节省国家的建设费用，也使城市结构保持必要的完整性。
现在有些部门往往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进行大规模建筑，而建筑地区与城市之间间隔着一大片空地，形成一个孤立的建筑区，与城市联系很不方便，不仅在土地使用及建设费用上造成浪费，并且损害了城市发展的整体性。
为使城市合理使用土地，除城市建设部门应研究制定城市土地使用办法，加以必要的管理外，尤其重要的是建设单位必须从实际出发，依据企业建设的需要，合理地计算企业用地，防止不顾城市整体发展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滥要土地，甚至不经过政府批准就随便征购土地、随意进行建筑的做法。
再次，要分别不同城市和不同地段，适当增高房屋建筑层数，以减少城市建设的造价。
在苏联，按照城市的大小，对房屋建筑层数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今天限于经济条件及技术条件，对于城市房屋建筑层数还不能要求过高。
但根据现在情况，在大城市里大量修建平房无疑是不合算的。
因为它不仅浪费土地，而且延长了道路、上下水道及各种管线，增大了国家对公用事业建设的投资。
去年有一些大城市修建了许多平房，有的房子造价每间（按十五平方公尺计算）仅五百万元，而上下水道、道路的投资约需二百万元。
一层房屋的公用事业设备常常要比高层房屋贵好几倍。
有些人只看修建平房省钱，可是从国家整体来说，加上上下水道及道路等的投资，其实反是浪费。
当然，在大城市里不宜大量修建平房，并不是说一律要修建高层建筑，而是应该区别不同地段，有不同的要求。
如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周围、主要街道及需要装饰和点缀的河岸等地方，对房屋建筑层数就应有适当控制；
而在距市中心较远又不建设公用事业设备的郊区，还可修建平房。
这样做不仅在经济上节省，而且增加城市中建筑艺术的效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近代的城市发展，是依靠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的城市建设必须服从工业上的要求，围绕着工业建设的要求来建设城市。
当然，也有以文化教育或休养为中心而建设的城市，但文化教育及休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工业发展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无论在改建旧城市或建设新城市时，必须着重依据国家的工业布局来考虑城市的发展规模，首先有重点有步骤地对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改建和新建，以保证工业建设及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
至于没有近代化工业或工业建设比重小的一般城市，应贯彻国家重点建设的方针，暂时维持现状。
只有国家首先集中力量把重要工业城市搞好之后，才有可能把其它城市建设好。
而且，即使是重点建设的城市，在建设工程上亦应在必需与可能的条件下有重点地进行，切实避免贪多分散的做法。
二、充分地关怀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城市建设的另一个原则是适用。
即一方面要保证生产的有利发展条件；
另一方面要逐步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劳动人民创造舒适美好的生活条件，如好的劳动场所，有利于健康的卫生的居住环境，便于休息及享受文化生活等等。
城市的改建和新建是否合理，是否适合于发展生产及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区划上面：
如何正确布置工业区、住宅区、文化教育区与交通运输，如何布置行政区、社会活动中心广场及干道系统，如何考虑风向问题，使住宅区不致受工厂的喧嚣声、煤烟、有害气体和灰尘的影响等等。
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旧社会的统治者从来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条件，往往把工厂建设在住宅区或文教区里。
我们有些建设单位因为不懂城市区划的意义，在建设中也曾犯过这种错误。
如有一个城市的制革厂原建设在文教区内，市人民政府曾建议迁建，但建设单位没有尊重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冒然就地扩建，结果大量污水排不出去，改变了附近地下水质，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吃水。
有的城市把工业区布置在当风的地方和河流的上游，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健康；
也有的单位把住宅修建在工业区里，使工人经常受到机器的喧嚣及煤烟的侵袭；
有的地方则把医院、学校建筑在工厂附近，影响了病员的疗养及学生的学习。
以上这些都是不符合于合理的区划原则，不符合于卫生原则的。
正确的做法是，与居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或无害卫生的工厂，可以建在居住区内，有害卫生的及有危险性的工厂则应建在城市外围。
一般工厂应建在主要风向的下风和河流的下游。
工厂与住宅区之间要按工厂的性质设置一定距离的卫生防护地带。
卫生条件较好及风景优美的地区，应尽可能作为劳动人民的居住区和休息区。
其次，在设计和建筑房屋时，应密切注意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
在建设较大的住宅区时，不仅是建筑房屋，还要把工人的福利设施，如商店、合作社、托儿所、诊疗所、学校及必需的卫生和文化娱乐设备等等，尽可能地联系在一起作总体的考虑与解决。
房屋的设计也要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力求科学合理，尽可能使劳动人民居住得舒适方便。
修建适用的房屋，并不意味着奢侈浪费，而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对劳动人民的最大关怀。
用同样多的钱，可以把房子设计与布置得更好一些。
三、必须反映新时代的伟大和美丽
城市建筑不仅要经济适用，还要修得美观。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5年关于改建莫斯科市的总计划的决议中强调指出：
莫斯科的党组织与苏维埃机关的任务不仅在于形式地完成改建莫斯科的计划，而首先要为劳动人民建筑美好的建筑物，并使苏联首都的建设和建筑形式能充分地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
这些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们所要求的美观，首先在于设计城市总平面布置及房屋建筑方面，既要表现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反映新时代的伟大和美丽；
又要在研究批判古典建筑及近代建筑一切优良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进步的具有新中国特点的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建筑艺术。
城市建设中的建筑艺术问题是一个新的值得注意的问题。
由于我们对此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经验，一些建设单位只要求造房子，至于如何造，造什么样的房子，则很少考虑；
加上我们设计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观点和一些复古观点，往往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形式和机械地模仿我国封建时代旧的建筑形式，因而几年来除了个别建筑的设计及布置较好外，在不少城市中却出现了许多兵营式的（行列式的）、盒子式的及奇形怪状的房子。
有些工人新村都是兵营式的，行列很多，千篇一律，工人回家都很难找到自己的房子。
还有些住宅、医院、学校建设取暖设备时，修建了像工厂一样高大的烟筒，既不经济又不美观。
显然，这些建筑只能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
其次，城市美观还表现在建筑物的布置是否恰当。
在城市内进行建筑的每个单位，应遵守当地城市关于建筑地段、样式、层数的规定，使每一所建筑物的基本样式和整个城市及整个地区相协调。
尤其是在城市中心、主要干道及广场周围的建筑，更应加以控制。
在这些重要地段上，特别要修建能反映新时代的伟大和美丽的建筑物。
如果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样，在修建时也应考虑将来有加工美化和改修的可能，不要使它成为将来大建设时的障碍；
或者干脆留出好的地段，作为将来修建好的建筑物之用。
现有城市中很多新的建筑物，不注意城市美观问题，把高层的房屋建筑及较好的公共建筑物摆在小胡同里，而大街上仍残留着破旧的低层的建筑物，或者把高大楼房藏在里面，而临街却修建围墙和小房子，很不协调。
苏联有名的建筑师罗西说：
“城市的美观不在好建筑物的多少，而在于少数好的建筑物位置摆得适当，就可以把城市美化起来。”
在建筑上艺术与经济应作统一的了解，即是说，应当是既经济又美观。
对少数有纪念性的和重要的建筑物加以必要的装饰，可以多花一些钱，对一般建筑物，却应当在已定的投资数额内做到美观，注意艺术布局，设计得更好些。
上述经济、适用、美观的原则，是我们在改建旧城市和建设新城市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目前在城市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尤应在经济兼顾美观的原则下特别注意适用问题。
要使每座建筑物的布置和设计，充分地体现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无限关怀，力求科学合理，为劳动人民创造良好的劳动场所和卫生、方便、舒适、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条件。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4卷
苏联姆·哈尔拉莫夫
苏联读者已熟知并深切注意了“毛泽东选集”头三卷。
现在外国书籍出版局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4卷，它相当于中文版第3卷，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1941年03月至1945年08月的著作。
这个时期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极其困难的时期。
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和许多大城市。
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执行投降路线和指望消灭国内民主力量的机会，对解放区大举进行了残酷的“扫荡战”，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943年，日本用它在中国百分之六十四的侵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进攻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为已陷中国于民族危亡的边缘。
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组织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全民抗战。
第4卷中的著作研讨了抗日战争的重要问题，指出了战胜中国人民的死敌和建设新的、民主的中国的道路，并全面分析了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
他总结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深刻而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斗争阶段上的战略路线和政治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就为全国人民指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解放运动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写道：
“……第1次世界大战和俄国10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一〕
毛泽东同志对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原理的发展和使之具体化，以及他对作为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时期革命政权形式的人民民主制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珍贵的贡献。
第4卷的著作主要是谈的抗日战争问题。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证明了日本侵略者的必败。
毛泽东同志认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强大和不可摧毁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前提。
他把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看作国际民主力量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确定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首先就考虑到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文中写道：
“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二〕
粉碎希特勒德国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人民也像全世界人民一样注视着苏德前线。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写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了苏德前线的战役，指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不断的削弱，而苏联和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却日益增强。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把这一战役看作人类命运的转折点），苏军就要展开强大的进攻，这将决定战争的结局，英美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机，就会开辟第2条战线，而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群众将更加积极地展开反法西斯的斗争，这是第3条战线；
而希特勒则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继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
毛泽东同志在“祝10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中指出：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
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三〕
毛泽东同志于说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形势之后，在第4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等各篇著作中指出了中国人民力量日益增长的源泉，并论证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可能性。
共产党认为国内一切爱国力量的团结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并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反对蒋介石的投降路线、反对内战威胁、争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号召一切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日本压迫者。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还在1935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
〔四〕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制定了政治和经济措施的广泛纲领，这个纲领是照顾到关心国家解放事业的各个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的。
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同一切真正愿意反抗侵略者的人们的联系。
共产党于组织抗日战争，联合国内爱国力量的同时，对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堡垒解放区的巩固，对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人民军队的加强，给予了极大的注意。
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斗争中，解放区的领土不断扩大了。
这些区域的居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共产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发展经济以保证战争的需要。
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军队，依靠解放区人民和全中国的爱国者的支持，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并在粉碎日寇的事业中起了首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于在消灭外国羁绊、废除封建的与法西斯的压迫之后所应当建立的国家制度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道：
“我们主张在澈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五〕
在胜利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进程中所诞生的新的民主的政权将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不是一党独裁，而是几个民主阶级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联盟的政权。
人民政权应该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它将给与民主活动以充分自由。
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高度的权力，并保证政权机关能够集中地处理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
所有的武装力量，如同其他的政权机关一样，在这个制度下，是属于人民并保护和捍卫人民的利益的。
新中国的经济将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
人民政权首先应当消灭封建主义、废除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土地改革。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同意了暂时不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要求，认为只实行减租减息是适宜的。
但共产党人再三强调说，只要环境一顺利，土地改革问题就将被提到议事日程。
共产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提出也不能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并不是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目的，而是因为解决这一任务的物质前提尚未具备。
由于落后的农业经济，由于外国资本、反民族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关系的横行霸道，中国不是苦于本国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共产党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振兴。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六〕
所有这些原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反帝反封建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
这一纲领是符合国内压倒多数的人民即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残酷的斗争过程中胜利地把这个纲领付诸实施了。
中国摆脱了日本及其他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枷锁，争得了民族独立。
在激烈的战斗中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封建的和法西斯的制度被推翻了，人民民主制度确立了，在这种制度下人民获得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中国现存的人民政府包括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现在，国内土地改革即将完成，它消灭了封建主义并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状况。
在人民政权获得胜利后工业已开始迅速发展。
国营经济在经济领域中担当着主导的作用。
同时，有助于巩固国家经济实力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有了活动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各种深刻的民主改革，正在为将来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准备必要的物质和政治前提。
关于创造人民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学和艺术问题，在第4卷著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七〕
对于新文化建设问题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利用文化遗产的原理的。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文艺应该为谁服务？
他说，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是很重视的，但同时应对它们予以批判地改造，并利用它们为人民服务。
批判地改造和利用文化遗产，这仅仅是任务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是在过去文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艺，这种新文艺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人民服务，保卫和维护人民的利益。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八〕
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创造新文化的任务之后，详尽地谈到关于新文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尤其是关于艺术对于生活的关系、艺术水平和普及的相互关系，以及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为了创造新的人民的文化，仅仅通晓过去文化的成就是不够的，必须接近人民，观察和研究一切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了解工人、农民、士兵和手工业者的内在的思想感情。
文艺普及问题对中国来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蓄意把自己的作品复杂化，使其与人民脱离。
为了建设自由和繁荣的中国，就要求文艺作品把高度艺术水平与大众化和普及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评价艺术作品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政治标准就是要看作品提出和坚持怎样的思想，它怎样服务于人民，而艺术标准就是看作品在艺术方面完美的程度如何。
“……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 ‘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九〕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建立中国人民文化的主张，抱定目的要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民主的、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同时力求在国内精神生活各方面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削弱和排挤反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地领导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国家繁荣的长期而英勇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写道：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遵循着马克思、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了苏联共产党最丰富的经验，总结了自己的建党经验，在党的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巩固党和团结党的队伍的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他一贯进行着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树立了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中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克服了和粉碎了在组织问题、政治问题上各种各样的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
“左”倾和右倾，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尾巴主义等等。
在第4卷中作为附录发表的1945年0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6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7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扼要而科学地总结了党所走过的英勇的道路，总结了它的成就和胜利以及它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成绩。
在中央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着重地批评了党内第3次“左”倾集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观点。
这一集团形成于1931年01月间，它夺取了党内的领导地位，直到1935年为止严重地影响着党的政策。
“左”倾分子忽视了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势力的指示，他们反对一贯捍卫和发展着这条路线的毛泽东同志。
“左”倾分子提出了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冒险要求和消灭富农经济的口号。
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战争的作战方针，否认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
他写道：
“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十一〕1935年“左”倾集团虽然已经失败，但“左”倾分子的影响仍然继续了一个时期。
1941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许多篇著作，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其他著作中，揭露了各种倾向，首先是“左”倾的思想本质。
他指明，
“左”倾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作风在党内生活中的一种表现。
这种倾向在理论上必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主观主义、党八股和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党内生活中则必然引起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的工作中的一种表现，它使党的领导机关脱离普通党员，脱离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
主观主义在理论上的明显表现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所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共产党员理论学习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党组织的工作水平和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坚决克服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切主观主义残余，提出了坚决改变党的工作作风以完全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写道：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十二〕
为了进一步在思想上团结党，为了提高全党工作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运动。
他坚决指出，有许多共产党员因为学习不正确，所以学得的知识是片面的、不完全的。
毛泽东同志写道，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
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缺乏实践的知识，因此它带有教条主义的性质；
一种是仅有个人经验，而缺乏深刻的理论基础，因此就其实质来说乃是经验主义的知识。
只有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
“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
〔十三〕
毛泽东同志认为，进一步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全党的工作更加接近群众乃是消灭宗派主义错误的最有效的方法。
他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信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量，并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任何敌人都不能战胜我们，相反的，我们却能打败任何敌人。
毛泽东同志认为，为群众服务和为群众的利益坚决奋斗乃是党的崇高使命。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十四〕
毛泽东同志在巩固党的斗争中全面地阐明了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他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消灭错误与缺点的主要手段。
在1942年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就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对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
这些讨论给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残余以澈底的打击，消灭了“左”倾余毒，并在思想上更好地锻炼了党。
于是全党就团结一致地来着手解决下列的伟大任务：
澈底粉碎日寇和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充满着对于中国人民、对于革命胜利和国家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枷锁，现在正满怀信心地循着进步的道路前进。
（译自1953年12月23日苏联“真理报”）
附注：
〔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第2版，第795页。
〔二〕同前书，第807页。
〔三〕同前书，第891页。
〔四〕同前书，第一○七二页。
〔五〕同前书，第一○五六页。
〔六〕同前书，第一○六一页。
〔七〕同前书，第849页。
〔八〕同前书，第873页。
〔九〕同前书，第871页。
〔十〕同前书，第一○九八——一○九九页。
〔十一〕同前书，第八一四——八一五页。
〔十二〕同前书，第一○九五页。
〔十三〕同前书，第820页。
〔十四〕同前书，第811页。

中越北部第4联区军民一年来歼敌一万多
北越太平省军民粉碎敌军两次“扫荡”歼敌千余
【新华社06日讯】
越南通讯社05日讯：
中越北部第4联区的军民在过去一年中与其他战线密切配合作战，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
他们在1953年一年中共歼灭敌军一万一千一百多名，其中有少校军官六名、上尉和中尉军官二十五名以及许多军士；
击毁敌军机车十二辆，装有弹药的马车一百辆，摩托车六十二辆。
【新华社06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讯：
04日发表的公报说，北越红河左岸太平省的军民在1953年12月份挫败了敌军两次大规模的“扫荡战”，歼灭敌军一千七百三十六名。
公报说：
法国殖民者集结了驻在红河三角洲的将近全部的机动部队，在1953年12月中旬和下旬向太平省南部的游击基地和太平省北部地区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扫荡战”，但都遭到了太平省军民英勇的阻击。
在前海县的三个小村子里，人民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胜利地击退了敌军三十七次连续进攻，击毙敌军一百二十四名。
在建昌县的一个小村子里，游击队向敌军的两个机动营展开为期两天的顽强抵抗，最后敌军不得不退走。
同时，敌军在“扫荡”的行进途中，有一百六十多人陷入游击队事先设置的陷阱，有四十六辆摩托车被地雷炸毁。
人民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还在太平省各地不断截击敌军，取得胜利。
公报说：
在到12月27日为止的十五天战斗中，太平省军民挫败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扫荡战”，共歼灭敌军一千七百三十六名，其中大部分是欧非籍士兵。
连同同一时期在红河三角洲左岸地区其他各省配合进行的战斗一起，人民军共击毙敌军二千一百四十七名，击伤六百五十名；
缴获迫击炮和火箭筒三十门（具），机枪一百挺，以及各种武器五百多件；
击毁摩托车九十一辆。
另一消息说：
12月31日晚，越南人民军对驻在太平省建昌县高弼村的敌军第8机动团的一部发动奇袭。
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人民军击毙敌军两个多连，其中大半是欧洲籍士兵；
俘掳敌军三十九名；
缴获各种武器约五十件。

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波罗保等国增产日用品满足人民需要

【新华社06日讯】
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53年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以供应城乡居民的需要。
波兰在六年计划（一九五○—1955年）的头四年中，由于适当地发展了轻工业，1953年单是纺织工业就供给全国居民四亿九千八百万公尺的棉织品，近六千七百万公尺的毛织品和近六千七百万公尺的丝织品。
到1953年年底，在比亚特尔科夫、安德里佐夫、贝里雅夫、巴比安尼斯、瓦兰诺夫等地已建立起新的巨型纺织工厂，在霍若夫已建立起一个人造纤维工厂，在托马索夫和斯才新已改建了两个人造纤维工厂。
此外，波兰的地方工业和生产合作社企业也扩大了日用品的生产。
1953年波兰地方工业企业共生产了七百多种新式消费品，生产合作社企业共生产了约二百五十种新式物品。
新制造的物品包括：
缝纫机、精制家具、室内通风器、电力除尘器、擦地板的机器以及农民用的必需品等。
罗马尼亚的轻工业生产在1953年中已有很大增加。
和1938年相比，现成服装已增为十四倍，棉针织品几乎增加到八倍，毛针织品增为四倍，皮鞋增加到三倍以上，棉、毛织品分别增加到一倍半和两倍。
1953年罗马尼亚的轻工业超计划增产了一百二十万公尺的毛织品和丝织品，二万件皮货和其他许多货品。
1953年罗马尼亚用国产机器装备起来并投入生产的工厂有：
一个大麻加工工厂、一个亚麻加工工厂和一个棉花加工工厂。
保加利亚轻工业的发展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九年中，已改建和新建了许多轻工业企业。
其中包括索非亚、加布罗沃和普罗夫迪夫的纺织工厂和一个制鞋工厂等。
和战前1939年比较，1953年轻工业的产量已增为四点五倍。
纺织工业的生产也大大增加了。
其中袜类增为二十二倍，丝织品增为四倍，毛织品增为二倍。
织品的种类也从1944年的五十七种增加到一百八十种。
保加利亚在1953年中已有不少新型的轻工业工厂建筑完工。
1953年12月初在普罗夫迪夫开工生产的巨型纺织工厂——马里查纺织工厂，装备有三万个纱锭。
1954年该厂将生产二百六十万公尺纺织品，四百万双袜子和二十三万五千件针织外衣。

印度加尔各答二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
波立特发表英共国内外政策演说

【新华社新德里06日电】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在1953年12月20日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城向一个二十万人的集会发表演说。
波立特首先综述了1953年的世界大事说：
“第1，国际紧张局势多少已有些缓和，这一点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种情况得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强大、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和平政策以及印度为争取和平所作的贡献。
第2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朝鲜的停战。……朝鲜和平协议是北朝鲜人民的胜利和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
朝鲜人民的决心和民族团结，已证明是不可战胜的。
第3，全世界已普遍对美国政策表示不信任和怀疑。
美国曾派遣了它的副总统、国务卿以及麦卡锡分子出来旅行。
而他们在旅行后都不得不提出报告说，他们不论在欧洲或亚洲，都不能发现有任何人相信美国希望和平。
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而美国在万一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时所最依赖它们充当炮灰的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对美国政策的疑惧和不信任最为厉害，这一点更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希望我们英国人以及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从美国政府得到的教训，巴基斯坦的一般人民很快的也能得到。
这个教训就是：
美国政府并不是不为自己利益而把美元、军备或建议给予任何人的。……”
波立特提到1953年另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将在1954年中发生恐慌。
波立特指出：
为了保证利润，美国垄断资本是会毫不犹豫地在世界其他地点重演朝鲜事件的。
各民主国家、爱好民主的人民、一切渴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在1954年基本的政治任务就是：
更进一步加强争取和平与民族独立的群众运动，这样，任何国家想要威胁世界和平就不可能了。
波立特接着提出了英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政策，他说：
第1，将竭尽一切努力争取削减现行重整军备计划。
他指出，重整军备剥夺了英国基本工业的原料和人力。
美国正利用这种政策来削弱英国的经济，使英国在政治上更加顺从美国。
他驳斥了赞成重整军备的论调。
他说：
“和平才是保卫和平的最大保证。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无须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恐惧。”
第2，要求禁止一切类型的原子与细菌战争。
波立特说：
“在讨论把原子能作为和平用途的令人满意的谈判开始以前，世界各国人民根据自身权利希望听到：
每一枚原子—氢弹都已销毁。”
第3，英国共产党要求英国应主动要求美国、法国、中国和苏联签订和平公约。
如果能签订这种和平公约，就有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
英国共产党相信没有不可经由谈判来解决的国际问题。
第4，要求撤退英国在埃及、英属圭亚那、非洲、朝鲜和马来亚的英国部队。
他说：
“殖民地国家觉醒了，它们以巨大的力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争取独立。
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它们的。”
第5，英国共产党也要求美国减低关税，要求英国跟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贸易的权利。
波立特指出，美国不容许英国商人向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输出的重要商品达一千一百二十五种之多。
他说：
在国际形势异乎寻常的演变中，英国人民很快成了美国的奴隶。
英国共产党人要求每一个美国兵都回到他自己家里去。

寮国解放军伏击敌军获胜

【新华社06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寮国05日讯：
寮国人民解放军01月02日在甘蒙省省会他曲以南的第13号公路上伏击一队法军运输车队。
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寮国人民解放军击毁敌军卡车、装甲车各一辆，四十公厘大炮一门；
俘掳敌军九名；
缴获敌军许多机枪和步枪。

我方强硬抗议美机侵入我方地区上空

【新华社开城06日电】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秘书长朱然上校，今天在双方秘书长会议上强硬抗议美方军用飞机严重破坏停战协定、侵入我方地区上空的挑衅事件，美方以八架喷气式飞机的大编队两次深入我方地区上空。
朱然上校指出：
自停战协定生效起到1953年12月底止，美方军用飞机违反停战协定侵入我方地区及沿海上空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一百三十六批三百零二架次之多。
我方对美方这种不断违反停战协定事件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双方秘书长会议上屡次向美方提出，但美方非但没有停止此类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竟以大编队的军用飞机深入我方地区上空，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活动。
朱然上校着重指出：
由于美方这些破坏停战协定事件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美方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朝中方面秘书长朱然上校今天提出的两次美方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如下：
1953年12月30日十三时二十分左右，美方军用喷气式飞机八架编队由南方侵入我方椒岛、汉川附近及丰川洞等地上空，然后向南飞去。
同日十三时三十九分左右，美方军用喷气式飞机八架编队由南方侵入我方清川江口之立石里等地上空盘旋约三分钟，然后向南经我方长渊、梦金浦里等地上空向西飞去。

最近遣返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控诉美方特务的暴行
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清除特务恢复解释
【新华社开城06日电】
在去年除夕遣返归来的一百二十八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来人员中，从东场里第4号和第7号营场出来的就占了八十六名。
第4号营场曾经有一部分人听过解释，第7号营场则从未获得听解释的机会。
这两个营场的归来人员一致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打破特务对战俘的控制，补足解释时间，赶快解救那些等待遣返机会的同伴们。
第4号营场的一部分人在去年12月23日听过一次解释，当时大胆申请遣返的有十一人。
在12月31日印度部队点名时，这个营场里冒死冲出铁丝网大门要求遣返的又有三十九名，其中有四个人是听过解释的。
从第4号营场逃出的归来人员说：
去年12月22日，当战俘听说第2天就轮到他们去听祖国亲人解释的时候，都暗暗高兴，有的还私下说：
“受苦的日子可熬到头了。”
已经归来的宋福仁那天两眼直盯着北边板门店的大红门（按即朝中方面迎接归来人员的牌楼），并且偷偷地对知心的难友说：
“明天只要见到祖国的人，不管特务怎样威胁我们，我们要把所受的痛苦统统诉说出来，就是死了也甘心。”
但是，这天晚上，第4号营场的特务头子赵兴昌说：
“共产党的审问（解释）只剩下明天一天了，我们只去一半人就行啦……。”
然后赵兴昌就挑选了各中、小队长和所谓“可靠分子”准备去听解释。
剩下的人都愁眉苦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露出绝望的表情。
有的恐怕自己表现出难过的样子被特务发觉，就蒙头假装睡觉。
这次归来的刘德元说，他当时难过得三天没有吃饭。
有一个战俘竟忍不住大骂道：
“美国口口声声说它是自由世界，为什么不叫我们去听解释呢？”
特务听到后立即拿起铁棍就没头没脑地砸他，把他打昏在地。
归来的张忠彦说，他在去年12月23日曾走出帐篷，两眼直瞪着铁丝网，想冒死爬出去申请遣返。
这时，他的难友姜玉祥（已遣返）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把他拉回帐篷后对他说：
“熬一熬吧，祖国会坚持来继续解释的，那时我们一起走！”
可是到了晚上，特务们又押着听过解释的人回到了营场，并大肆叫嚣说，以后永远没有解释了，印度人也不再管遣返的事情了。
31日早上，印度看管部队来到该营场铁丝网大门旁点名时，就有三十九个人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归来的刘德元在要冲出铁丝网大门之前，被手拿刀子的特务一把拉住。
他急中生智，向那特务打了一拳，特务一躲闪，他就冲出了大门。
在印度部队点名时，从第7号营场逃出来的有四十七人，连同以前先后遣返的六人，这个营场已有五十三人重回祖国怀抱。
据从第7号营场归来的人说：
在印度看管部队点名前三天，特务们就知道了。
特务大队长宋书林在战俘中进行了一次秘密审查，布置了带刀子的特务爪牙监视曾流露过回国愿望的战俘，并不断地威胁战俘说：
“谁要逃跑，抓回来就杀死。”
在点名那天，战俘们怀着恐怖而紧张的心情通过铁丝网的夹道接受点名。
被两年多的战俘营生活折磨得皮包骨头的左屡盈，走到营场门口就突然鼓足勇气冲了出来。
另一个在战俘营中装了两年瘸子的被俘人员李桂恒，不管前面和后面有拿刀子的特务监视他，到营场门口时也拚命冲出了大门。
在被俘人员一个又一个逃出虎口以后，特务们还投掷石头去打他们。
绝大多数战俘失去逃走的机会，都被特务赶回铁丝网里去了。
脱险归来的被俘人员一致呼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赶快清除战俘营中的美方特务，恢复解释工作，让战俘们有申请遣返的机会。

朝鲜北部物价降低广大人民生活逐渐改善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随着战后恢复建设事业的迅速进展及各兄弟国家的大量援助，朝鲜北部广大人民的生活正在改善。
停战以后，朝鲜北部各地银行大量贷款给工人、农民及军人家属修建住宅和发展生产。
战时住在土窟里的人们已搬进新建的房屋，各地工人和职员普遍得到了政府配给的煤、棉布、棉衣、毯子及食品、鱼类、油类等大量的过冬物品。
各地农民也得到了政府配给的棉布。
政府的商业部门在1953年对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三次减低价格以后，有数十种物品的价格降低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市场的物价也随着降低。
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如新义州市的十二个国营商店在1953年十一、十二两个月的销售量，比同年07月到10月的销售量平均每月增加了一倍。
元山市的国营百货商店在1953年12月份的销售量，也比同年11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为了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各地并积极修建剧场、电影院、文化俱乐部和图书馆。
只在平安南道，现在就已修复十一所剧场、电影院，和两千多处民主宣传室、文化俱乐部。

李相朝中将复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
要求在查对战俘名单时识辨和隔离特务

【新华社开城06日电】
李相朝中将于01月04日就印度看管部队查对战俘名单事复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在查对战俘名单中同时辨认与隔离混在战俘中间的美方特务，打散特务组织。
李相朝中将的信全文如下：
蒂迈雅中将：
我荣幸地收到了1954年01月02日你的来信，信中你表示1953年12月31日印度看管部队在东场里乙号围场所进行的是查对名单的工作而绝不是任何形式的“甄别”，你并表示印度看管部队绝不会以据称的“甄别”手续来武断地代替“职权范围”的规定，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我必须指出：
印度看管部队于1953年12月31日进行查对名单的工作后，联合国军方面以至于印度的新闻界都说这是印度看管部队对乙号围场的战俘所进行的“甄别”。
根据当天联合国军方面的新闻报道，甚至印度看管部队的发言人，也曾把当天印度看管部队的行动说成是“甄别”，对此我希望你予以澄清。
印度看管部队在负责看管工作数月之后，方才进行查对战俘名单的工作，证明了印度看管部队对于东场里战俘营的基本状况至今仍不清楚。
为迅速纠正这一严重的情况，我要求印度看管部队立即增调部队，名符其实地担负起看管东场里战俘营的责任。
同时，印度看管部队查对战俘名单的工作，也充分证明了识辨与隔离特务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你在来信中说明“战俘组织依然存在，其胁迫的性质与有害的影响也依然存在”。
为实施“职权范围”的规定，纠正东场里战俘营在印度看管部队名义上的看管下长时期来所存在的令人无可容忍的情况，我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在查对战俘名单中同时辨认与隔离特务，打散特务组织。
我等待你的回答。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朝鲜人民军中将 李相朝
1954年01月04日

民主德国劳动人民广泛展开今年增产运动

【新华社柏林06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在“威廉·皮克”人造纤维工厂所提出的“更多、更好、成本更低的生产”的口号下，正在广泛展开1954年——“伟大的劳动创造性的一年”的增产运动。
过去三年来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加上苏联政府无代价地把三十三个企业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共和国的工业力量大大加强了。
在这一基础上，民主德国城乡劳动人民以极大的生产热情来迎接这一运动。
在马格德堡国营“恩斯特·台尔曼”重型机器制造工厂，“毛泽东”冶炼车间第3号马丁炉在01月02日早上炼出了头一批六十吨钢。
在墨兹堡褐煤工厂，采煤工人在元旦超出定额多采掘了二千一百吨煤。
柏林拜尔格曼—包尔齐格工厂制造锅炉的车间的工人保证在今年第1季度，每个月至少完成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柏林灯泡厂普通灯泡制造部的工人保证在03月24日完成今年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波里姆尼茨“恩格斯”人造丝工厂的工人在01月02日提出了三千余件保证，保证改进产品质量、减少废品，为提高生产量三分之一而努力。
波伊森堡的易北河造船厂的工人在01月04日的全厂大会上决定，在今年内超额制造货船一艘。
休比斯台特的“自由土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保证在1954年内要比1953年增产粮食百分之二十，增产牛奶百分之十，并保证按季完成肉类缴纳额。

波捷保阿等国文化福利事业发展很快
【新华社06日讯】
1953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在文化和福利事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953年波兰的高等学校总共有八十五所，比战前增加了两倍多；
学生十三万多人，比战前增加了一点七倍以上。
七年制学校已经大大增加。
到1953年年底，全国的七年制学校比1949年增加了三千七百所。
现在波兰农业地区共有将近一万三千七百所七年制学校，即增为战前的三倍。
战前波兰每十七个乡村只有一所学校，现在每四个乡村就有一所。
过去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时期最落后的省份，在1953年内开办七年制学校的数目最多，例如卢布林省就开设了八十四所新的七年制学校，全省七年制学校的总数已增加到将近一千所（战前只有三百零五所）。
所有的农民子女都能进学校读书。
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统治时代，波兰的乡村根本没有图书馆、俱乐部和电影院。
但到1953年，全国约有三千个乡图书馆，约二万五千个村图书馆，一万多个农村俱乐部，一千二百多个农村电影院和二百多个电影放映队。
每一个乡平均有三个图书馆。
捷克斯洛伐克1953年用于社会文化措施方面的经费有二百二十三亿克朗（捷币名），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高等学校已从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学年的九所增加到1953年的三十二所，学系从三十三系增加到一百零四系，学生人数增加到两倍半。
各专门学校的学生比1949年几乎增加了一倍。
国家劳动后备学校中共有七万六千多名学生，此外还有一万八千多个学生在各种函授学校中学习。
政府对于保健事业非常注意。
1953年用于这方面的经费已增加为1950年的三点七倍。
1953年病院和产科医院的床位增加到八万六千八百七十四个（1937年只有五万零八百六十八个）。
1953年托儿所的收容额已增加为1937年的二十四倍。
保加利亚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学年，就有八万文盲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自人民政权建立以来，有六十六万七千多个文盲和粗通文字的人学会了读书写字或提高了文化水平。
目前在扫除文盲班学习的有一万七千多文盲和三万二千粗通文字的人。
现在保加利亚没有一个乡村没有学校。
解放九年来，保加利亚已建立了七百五十所新学校。
现在单是农业高等学校就有五个，每年可培养数千名农业专门人材；
农业技术学校有二十六个。
全国高等学校的数目比战前增加了三倍。
阿尔巴尼亚到1953年已在全国实施了普及初等教育制，并逐步实施七年义务教育制。
1953年全国七年制学校的学生比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中等学校的学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高等学校学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阿尔巴尼亚的各个城市和乡村都举办了许多扫除文盲班。
1953年就有六万八千个劳动人民在扫除文盲班内学习。
预计在1954年全国就可以基本上消灭文盲。
自人民政权建立以来，阿尔巴尼亚已成立了一千二百多个俱乐部、图书馆、文化宫等文化教育机关。
1953年共出版了将近二百七十五万册书籍，即增加为1938年的五十倍。

美李匪帮残酷统治和剥削的结果
南朝鲜人民生活悲惨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劳动新闻”报道南朝鲜人民悲惨生活的情景说：
美李匪帮八年来的残酷统治和榨取，以及他们所挑起的三年战争，使今天的南朝鲜人民生活十分悲惨。
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已陷于绝境。
据李承晚伪政府发表的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南朝鲜的失业人数现在已达二百万人以上，战争灾民和半失业的人数更多。
许多人由于战争灾害而流浪街头。
在1953年，仅在釜山市内，就约有一千六百人死在街头。
据伪农林部透露，南朝鲜在1953年缺粮的数字是七百一十七万多石。
尽管粮食产量这样不足，但美李匪帮仍对农民进行残暴的掠夺，并准备向日本输出一百五十万石粮食。
因而，南朝鲜广大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据伪政府透露，南朝鲜各地因饥饿难忍而服毒或投江自杀的人数日益增多。
从1953年年初到04月间，在京畿道就有一百四十三人自杀。
南朝鲜妇孺们的命运，更加悲惨。
据南朝鲜伪“东洋通讯社”透露，南朝鲜的战争寡妇已有几十万人。
这些寡妇们和她们的许多子女的生活十分穷困，有的成为饿莩，有的沦为娼妓。
仅据伪卫生部统计，南朝鲜的“女侍”竟达三十一万三千多人，而且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患病。
1953年11月下旬，釜山发生了火灾，李承晚伪政府听任火势蔓延，结果造成“朝鲜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灾”，共有六千多所建筑物全部化为灰烬，其中有五千栋住宅；
有四万五千多居民成为灾民。
美李匪帮把他们“收容”在围有铁丝网的过去的战俘营营场里，不给予任何救济。
美李匪帮为了维持它们的反动统治，对南朝鲜人民进行残暴的迫害。
南朝鲜的每一个角落都布置着所谓“警察小组”和“爱国小组”等特务组织，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
几个农民在一起闲谈，就会被指为“擅自集会”而加以逮捕。
被无故逮捕而投入监狱的人不断地增加。

苏联“经济问题”杂志刊载论文
阐述苏联各历史时期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新华社莫斯科05日电】
苏联经济学家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在新近出版的“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的文章，阐述苏联历史各个时期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作者说：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是随着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随着现有的物质资源，随着劳动者的需要和购买力的水平而实现的。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也就随着这而改变。
因此必须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如何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中表现出来，以及由此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起作用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法则。
这个法则要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既在工业中，也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新生的社会主义间的斗争。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各经济法则的逐渐失去作用和社会主义各经济法则的逐渐形成。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已首先在社会主义成份中发生作用，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小商品的和资本主义的成份还同时存在着。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
苏维埃国家的情况（当时它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技术经济落后、处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国家），要求全力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的占优势的发展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本身的必要条件，也是在这个国家中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为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为他们的要求不断增长创造前提的必要条件。
因此，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便主要在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并在花费大量资财（这些资财只有到几年以后才能产生生产效果）的重工业加速发展所许可的范围内，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和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
这样，建立重工业便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
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好几倍。
例如，第1个五年计划工业基本投资二百四十八亿卢布中，重工业投资占二百十三亿。
第2个五年计划的五百八十六亿卢布工业基本投资中，有四百九十八亿为重工业投资。
第3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半中的工业基本投资为六百四十亿卢布，重工业占了五百五十亿。
结果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便由10月革命前的三分之一增长到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八。
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经过集体化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作用，表现在：
伴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1940年工人的收入比1913年增加了两倍多，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约两倍半。
社会主义胜利后，随着资本主义成份的消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范围扩及于整个国民经济。
但是，国际情况还不允许实行急速扩大消费品生产的转变。
起初是国家准备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后来是反法西斯侵略者的伟大卫国战争，要求迅速发展重工业。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强大的重工业成为武装苏军的巩固基础，并成为击溃敌人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战争把苏联工业的发展拖延了大约两个五年计划。
战后时期需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来恢复战前水平和大大地超过这个水平。
所有这些便决定了加速发展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的必要性。
战后工业发展的结果，生产资料的产品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八增加到了1953年的百分之七十。
作者接着指出：
现在条件不同了，现在重工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已使得有可能大大加速发展生产消费品的各个部门。
为此便需要增加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的基本投资，使重工业为这些部门服务，供给它们以最先进的现代机器。
同时，重工业还应该为人民大大增加日用品的生产，包括减轻苏联人民劳动和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各种文化上生活上的用品。
作者在谈到过渡到直接的产品交换制问题时强调说：
必须全力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下这一原理之不可动摇性，即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全力利用价值法则和开展商品流转，才能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达到价值法则、货币、商品流通的消逝和共产主义的直接交换原则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