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日听取解释的南朝鲜战俘
没有一人申请遣返
【新华社开城07日电】
在06日（星期日）休息一天后，美方今天继续按照计划向三十名南朝鲜战俘进行解释，但没有人申请遣返。
今天李承晚集团的解释人员为了避免战俘们提出问题而使他们陷入窘境，继续采取了“赶快”的办法，在上午就草草结束了他们的工作。
在第1号帐篷里，李承晚解释人员在一个上午就匆匆对十一个战俘进行了解释，帐篷中不时地响着“我的解释完了”，“请另换一个”的声音。
穿着笔挺的美国军装的李承晚解释人员在念完文告和解释词以后，就不再看战俘一眼，赶忙用英语向附属机构主席说：
“我已经解释完了。”
当战俘们向李承晚解释人员提出一些问题时，李承晚那些解释人员就喃喃地说：
“我不喜欢回答”，“你不要宣传”。
有的李承晚解释人员便拒绝继续进行解释。
在今天的解释过程中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个李承晚解释人员对一个年青的战俘进行了不到十分钟的解释后，低声说了一句：
“我的解释完了”。
他的话没有被附属机构主席和中立国人员听到，而这个李承晚解释人员以为已被他们听到了，就俯在摆满文件的桌子上低头写起什么来。
战俘对他说话，他也不作一声，使中立国人员和战俘都异常惊诧。
战俘等待着他开腔，李承晚集团提供的翻译也急得向他打手势，但这个解释人员的头还紧紧俯在桌子上。
最后，附属机构主席不得不问他：
“你准备怎样呢？”
他才像在梦中惊醒一样恍惚地说：
“不，不，我的解释早完了！……”
今天李承晚解释人员在他们匆忙的解释中也说溜了嘴。
第3号帐篷的李承晚解释人员对一个战俘说：
“你问战争是谁发动的，战争，是为了争取和平啊！
从前德国、日本、意大利也是为了争取和平与自由，才发动了战争……。”
到今天为止，已有一百六十个南朝鲜战俘听了解释，差不多占松谷里不直接遣返的南朝鲜战俘的半数。
不直接遣返的南朝鲜战俘共有三百二十八名。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举行第18次会议
我方斥责美方继续拖延政治会议的召开
【新华社开城07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公报如下：
12月07日，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举行第18次会议。
美方代表迪安今日未出席，而由其顾问杨格代为出席。
由于美方的继续拖延，今日会谈仍无进展。
我方代表奇石福先生发言，斥责美方代表在会议停止两日后仍不能出席，致会议不能正常进行，继即指出：
自从我方提出了全面的合理建议以来，到现在已经是整整的一星期，对方采取了种种的拖延手段，根本未对我方的全面建议进行认真的讨论。
在过去的一星期中，对方先后要求了两天的休会，又浪费了一次会议的时间，对我方的全面建议进行了荒唐可笑的歪曲，其后则根本回避我方的全面建议，却对停战协定第37款和“职权范围”第11款作了冗长的发言，以歪曲事实、引起争论来拖延时间。
奇石福先生最后质问对方是否准备对我方的全面建议进行认真的讨论以求迅速达成协议。
但美方代表仍一味拖延，对苏联的中立国地位、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权限及政治会议的表决程序等问题，依然坚持其无理主张。
我方当即指出：
对方一方面荒谬无理地否认苏联为中立国，另一方面又对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的权限加以种种侮辱性的限制，这显然是企图完全剥夺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的地位，根本取消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的作用。
对方坚持实质上拒绝中立国参加会议的种种无理主张，完全是为了拖延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进一步破坏停战协定，强迫扣留战俘，实现对方保持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
我方并强调指出：
为了和平的利益，苏联必须以中立国身份参加政治会议，中立国必须在会议中不受限制地就双方协议的议程项目发表意见，这是我方坚定不移的主张。
至于政治会议的表决程序，我方指出：
我方所建议的双方的每一个国家一律参加表决的办法是合理的，而对方所主张的双方各作为一个单位投票的办法，是企图以一方的某一国家来垄断该方其他国家的表决权。
停战谈判的经验已经证明，对方主张单位投票的办法是不负责任的。
例如对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将军代表对方所有十七个参加侵略朝鲜战争的国家作为一个单位，同意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仅仅十天之后，对方成员之一的南朝鲜政府就公然破坏了“职权范围”，强迫扣留了二万七千余名我方被俘人员。
如果对方不是企图使对方的某一个国家来垄断对方其他国家的表决权，使对方的某一个成员又有破坏协议的机会，对方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方在表决程序上的合理主张。
最后我方又警告对方，如果对方一意孤行，继续拖延政治会议的召开，阴谋破坏朝鲜停战，蓄意制造远东紧张局势，则对方必须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
就朝鲜问题目前局势通知联合国大会
【新华社0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就朝鲜问题目前局势致联合国大会的通知。
全文如下：
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先生并转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特夫人阁下：
一、朝鲜的局势目前发展到了严重的阶段。
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七天，在第5次被迫停顿之后，已达二十天之久未能恢复，因之朝鲜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同时，在板门店举行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朝鲜停战缔约双方会谈也已遭遇到重大的困难，政治会议的召开已被阴谋拖延。
二、最近印度看管部队所截获的南朝鲜特务朴东赫传达给美军总部派出混在战俘营中的李承晚、蒋介石特务们的密令，就是上面关于战俘问题所述形势最根本的揭露和最完全的证实。
这一密令显示，美国军事当局直接指挥战俘营中的李蒋特务分子，执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捣乱解释工作和阻止战俘申请遣返，以便将解释工作彻底破坏，来实现其强迫扣留两万多名朝中被俘人员的一贯阴谋。
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对不直接遣返战俘的解释工作的期限原定九十天，但是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自10月15日开始以来，由于美军指挥下的李蒋特务分子进行种种疯狂阻挠和破坏活动，迄今一共只进行了七天。
这般特务分子使用武力和杀人、挖心等恐怖手段来迫害战俘，对解释工作进行了各种阻挠和破坏，并威胁战俘不许出营听取解释。
最近，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竟因美方特务不许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规定的
“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来隔离已听解释和未听解释的战俘而停顿至今，不能恢复。
甚至在朝中方面同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之后，即同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修建隔离设备，只要朝中方面在解释完毕一个营场前，不对其他营场进行解释之后，隔离设备仍然未曾修建，因之解释停顿的情况依然如故。
但是，联合国军方面的解释工作，却由于朝中方面按照“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的规定提供了隔离设备，隔离了已听解释和未听解释的战俘，因此联合国军方面的解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情况的对比，显然说明“职权范围”的实施和朝中方面解释工作的进行都有待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坚决根据“职权范围”的规定行使其合法权力，来实现其对于战俘营的控制，并打破战俘营的特务组织和暴力控制。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解释工作必将根本不能进行，“职权范围”必将破坏无遗。
三、关于政治会议的朝鲜停战缔约双方会谈，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
在这一时期中，美国谈判代表一直执行着他的政府所预先规定的拖延政策。
仅仅在商定双方会谈的议程问题上，美方就拖延了十八天；
后来在成员和地点问题及时间问题的分组讨论中，又拖延了十二天。
自朝中方面在11月30日提出了关于政治会议的公平合理的全面建议以来，美方又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拖延了五天，迄今仍无解决之望。
美方代表一方面蛮横抹煞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并对推动朝鲜停战具有重大贡献的事实，悍然不顾朝鲜停战协定第37款关于中立国的定义，硬要把苏联派在朝鲜交战双方中的一方来参加会议和表决，顽固地否认苏联的中立国地位；
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其他中立国之参加政治会议提出种种无理限制，企图使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
同时，在地点和时间问题上，美国政府又是一味拖延，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这样，整个双方会谈就陷于美方所蓄意安排的无休止的辩论中而形成了僵局。
美国谈判代表之所以要把双方会谈拖进到这样无止境的争论中去，不仅表现了美国政府对于召开政治会议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无诚意，而且还暴露了他们的一个罪恶目的：
他们深怕在政治会议中讨论战俘问题，他们企图在彻底破坏解释工作之后，采取片面行动强迫扣留朝中方面被俘人员，所以才力求把会议拖过01月22日他们所谓的战俘拘留期限。
美国谈判代表迪安的发言、李承晚的叫嚣和美国通讯社的许多报道，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四、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清，朝鲜当前的严重局势，完全是美国政府企图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强迫扣留战俘、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便继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
这种局势不仅使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渴望受到了打击，而且正酝酿着严重的后果。
联合国大会对于这种情况，如果逃避责任，纵容美国政府为所欲为，则将更增加朝鲜局势的严重性，联合国亦将更加成为美国政府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工具了。
五、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责任经过阁下将这种情况通知联合国大会。
六、我要求阁下将这个文件及两个附件在联合国大会上散发给除国民党残余集团以外的各会员国。
七、阁下，请接受我最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1953年12月07日于北京
附件一、1953年11月30日朝中方面全面建议（见1953年12月01日本报第1版）；
二、1953年11月08日印度看管部队截获的联合国军方面特务朴东赫转达的李承晚、元容德和国民党残余集团驻南朝鲜代理机关的秘密指令（见1953年11月27日本报第1版）。

我们伟大的祖国
淮河薄山水库的冬修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大批冬季施工所需的物资正沿着京汉路源源运到黄山坡车站。
这是搬运工人把刚卸车的水泥装上汽车，准备运往工地。

我红十字会确凿地证明美方的战争罪行
发表美军虐杀战俘的调查报告
【本报讯】
美国军事当局在侵略朝鲜战争中，严重地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原则的规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了种种的迫害、虐待和屠杀。
中国红十字会为了申张人道原则、维护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原则，曾对美军虐杀战俘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现在发表了“美军虐杀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和“调查美军在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医疗错误及暴行报告书”两个文件（两个报告书全文见今日本报第4版至第8版），把调查所得的美国军事当局虐待和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公布于全世界人民面前。
“美军虐杀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是中国红十字会向已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访问，听取他们的控诉，又参照了已捕获的美军空降特务的供词，以及其他有关材料，经过了慎重的、反复的、忠实的对证之后写成的。
该报告书指出，根据令人信服的材料，业已证实，自1950年11月到1953年07月，被美军残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共达二千六百多人。
其中在战场上因失去战斗力或因病、伤未及撤离战区而被美李军队个别杀害或集体屠杀者共二千三百五十多人；
在被拘禁于美军战俘营中而遭虐杀者，已经查明的就有二百四十多名，被打伤或弄成残废的共三百多名。
美国军事当局在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暴行中，不仅使用了刺刀、自动步枪、卡宾枪、轻机关枪、六○炮、手榴弹、毒气弹、火焰喷射器、装甲车、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而且用尽火烧、“打活靶”、活埋、挖心、勒死等灭绝人性的残暴方法。
除了直接屠杀外，美军当局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施以非法审讯和非法处罚、施行生活虐待和精神虐待，强迫战俘从事非法劳动和充当特务以及强迫扣留战俘等罄竹难书的罪行。
正如调查书所说的，它所列举的事实和证据，包括三十七个附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美国军事当局虐杀战俘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调查美军在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医疗错误及暴行报告书”，是中国红十字会特聘富有经验的各专科医师和专家对遣返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健康情况调查研究的报告。
报告书上有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和医学专家张孝骞等十人的签署，其中每一个字都是无容辩驳的证言。
这一报告书指出：
在归来的一、六○九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人员中，患外科疾病者有一、一七二例，患内科疾病（兼患内外科疾病者二二五人）有五六七例，患其他疾病（包括精神病）者有九五例。
而在一、一七二名外科伤员中，大部分人是由于美方对于战伤进行违反医学原则的处理，拖延治疗，不加护理，故意截断伤员肢体等，而成了不同程度的残废；
五六七名内科病员几乎全是慢性病患者，主要是患有慢性呼吸系疾患，这显然是他们在美方战俘营中长期遭受极端恶劣的生活待遇以及残酷暴行的迫害的结果。
这报告书所调查的一千六百零九名归来人员中，几乎每人都在被俘期中遭受过一次或数次的暴行迫害。
美军的医务人员不仅不设法减少伤病员的痛苦，相反地，他们竟直接协助美军对战俘施行肉刑迫供、追索军事情报和强迫扣留战俘等暴行。
正如报告书所指出的：
“伤员的伤痕和残废是铁一般的证据摆在面前，美方是无法再作任何狡辩抵赖的。”
美国政府为了企图掩饰美军在朝鲜对朝中被俘人员和平民所犯的各种残酷野蛮的暴行，竟然捏造所谓朝中部队对联合国军战俘和朝鲜平民施行“暴行”的谎言，进行无耻的宣传，以图混淆视听，这显然是徒然的。
中国红十字会所发表的这两个报告书，提出了铁一般的证据，充分可以判定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滔天罪行。

政务院举行一百九十六次政务会议
通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颁行
【新华社0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6次政务会议在03日下午举行。
会议讨论了和通过了“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
“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后颁行。
此外，会议听了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万里副部长所作的关于中央建筑工程部目前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会议并通过了各项任免名单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的各项名单。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
讨论发行建设公债问题
【新华社07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在11月30日扩大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问题的报告。
报告首先就发行这次公债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报告指出：
目前正当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除了绝大部分依靠税收和国营企业利润两项以外，公债也是其中的一项。
根据苏联的经验，发行公债是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重要的和经常的方法之一，因此，这次公债的发行有它更重要的意义。
报告接着具体分析了这次发行的公债是完全符合于公私两利的。
在城市和农村中，由于几年来生产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收入并有节余，加以经过抗美援朝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因此这次公债的分配数额，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而且可能超额完成。
与会者对邓副总理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大家对政府为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而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一致表示拥护。
黄炎培委员说：
在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是完全必要的。
这次公债的数额并不大，人民是完全有能力来负担的。
希望在推销中要掌握“取之有余”的原则，以便更好地动员人民踊跃认购。
陈叔通副主席说：
这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有三位代表向大会提出了提案，建议政府发行建设公债，以顺利完成经济建设计划，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这说明工商界是拥护政府采取这一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措施，并且一定会热烈拥护、踊跃认购的。
李济深副主席说：
我们完全拥护政府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措施，由于几年来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因此，可以预期，这次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一定能够超额完成。
罗隆基委员说：
今年0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就已提出在适当时期发行公债，作为今年国家预算的一项收入，以后因种种原因，今年未能发行，现在决定移到明年发行，是完全正确的。
全国人民定会积极认购，发行的成绩一定比过去更好。
许德珩委员说：
现在发行建设公债，很必要，也很及时。
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一方面又可以使人民进一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
我希望这次要把宣传工作做好，动员人民迅速地超额地完成认购数额，我们大家都要负起宣传的责任。
列席会议的工商界代表朱继圣先生说：
解放以来，我们工商界在政府领导下不断地受到教育，对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有了认识。
这次发行公债，对工商界教育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为了贯彻实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发行的。
私营工商业者学习了总路线，又受到爱国守法的教育，一定能够在这次推销公债中起积极的作用。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还有傅作义、黄绍竑、马寅初、赖若愚、王芸生、李烛尘、徐特立、李德全、樊弘、彭泽民、章乃器、张奚若、李书城、刘景范、胡耀邦、马坚、邵力子、潘震亚等人。
所有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公债的发行，并对公债的推销和认购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和在京常务委员李维汉、王昆仑、黄炎培、章乃器、张奚若、刘宁一、邓颖超、梁希、邵力子、邓小平、胡乔木、罗隆基、施复亮、马寅初、黄琪翔、许德珩、蒋南翔、史良、李四光、钱三强、李德全等二十五人。
列席这次会议的，有：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京工商界代表等共二百多人。

朝鲜新任驻我国大使崔一拜会周恩来外长
【新华社07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崔一，在07日下午到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拜会周恩来部长，商谈呈递国书事宜。
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目前朝鲜的严重局势
目前朝鲜的局势，已因美方以特务政策破坏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并以拖延政策使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陷于僵局，而趋于严重化了。
12月07日，我国周恩来外长经由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先生、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特夫人向联合国大会发出通知，概括地指出了这一严重局势。
周外长在通知中说：
“朝鲜当前的严重局势，完全是美国政府企图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强迫扣留战俘、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便继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
这种局势不仅使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渴望受到了打击，而且正酝酿着严重的后果。”
对于朝鲜问题的这种严重局势，联合国大会应该予以严重注意。
全世界一切愿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各国政府和人民也应该予以严重注视，并一致起来制止美国政府的罪恶阴谋。
美国政府指使李蒋特务破坏朝中方面对战俘的解释工作，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无法实施，这是造成目前朝鲜严重局势的重要原因。
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是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部分。
这一工作的法律根据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按照“职权范围”而制订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其目的是保障战俘的遣返权利，从而使朝鲜停战协定得到稳定的实施。
战俘解释工作能否顺利进行，显然不但关系到朝鲜敌对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是朝鲜停战协定是否得到彻底遵守的重要标志。
然而，当前战俘解释工作，虽然由于我方遵守“职权范围”，并按照“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的规定提供了隔离设备，隔离了已听解释和未听解释的战俘，而使联合国军方面的战俘解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但是我方的解释工作，却由于美方指使李蒋特务进行疯狂破坏而完全陷于停顿。
根据“职权范围”的规定，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期限原定九十天，“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并规定“每一战俘应出席解释与访问”。
但是，美方初则拖延解释工作的开始，继则指使特务以武力阻止我方被俘人员听取解释，最近美方特务更不许按照“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来隔离已听解释和未听解释的战俘，以至我方解释工作自10月15日开始进行以来，已五次被迫停顿。
我方的解释工作迄今一共才进行了七天，有百分之九十的我方被俘人员还没有听到解释。
我方解释工作所遭到的这种严重的破坏，美方必须负担完全的责任。
美方破坏战俘解释工作的可耻行为，早已由于美方特务在战俘营中横行不法、杀人、挖心的暴行而彻底暴露，为天下人所共见。
最近，印度看管部队所截获的特务密令，更完全地证实了美方的破坏行为。
这个密令不但证明了看管我方被俘人员的战俘营完全是在美方特务的暴力控制之下，而且还证明了混在战俘营中的李蒋特务的一切破坏解释工作和残杀有遣返愿望战俘的罪行都是在美方的直接指挥下干出来的。
同时，这个密令更证明了美方破坏解释工作的目的，是企图借此实现其强迫扣留战俘的一贯阴谋。
美方的这种卑劣无耻的作法，是任何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人都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是，美国方面仍不以此为满足，它为了配合破坏解释工作、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计划，在关于政治会议的双方会谈中，也一直采取了无耻的拖延政策。
还在开始商讨双方会谈的议程问题时，美方就荒谬绝伦地反对把政治会议成败所系的成员问题列入议程，致使双方会谈的时间白白地消磨了十八天。
只是由于美方的无理主张遭到全世界的斥责，和我方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迫使美方在11月17日以后，开始与我方进入了关于政治会议的成员、地点和时间等问题的正式讨论。
但是后来的事实仍然证明了美方是完全没有诚意讨论这些实际问题的。
美方代表迪安公开说他准备“长期的讨价还价”。
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问题上，美方毫无道理地反对我方关于邀请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五个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的合理主张。
迪安硬说苏联不是中立国，并对苏联进行卑鄙的污蔑。
迪安还制造了一连串借口，反对其他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他居然藐视中立国家的地位，说它们“立国较晚”，“自顾不暇”，甚至把它们和美国所支持的台湾政治幽灵蒋匪帮相提并论。
在关于中立国在政治会议中的权限问题上，迪安提出了种种限制，企图使中立国一旦参加政治会议，也将陷于丝毫不能有所作为的地步。
12月01日美国合众社的报道承认：
迪安是要中立国“静坐一旁，等到叫它说话的时候才起来说话”。
美国这种专横和荒唐的态度，不能不引起亚洲人民及有关国家愤慨。
关于政治会议的地点问题，迪安竟敢顺口提出了一打以上的地名，其中包括南美洲和非洲的城市以及佛朗哥西班牙的马德里，显然是无赖已极。
在时间问题上，迪安一会儿要求规定一个固定的日期，一会儿又要求不要具体日期，11月16日他假惺惺地主张12月15日作为开会日期，接着却又企图把会议日期拖到无限期。
在政治会议议程问题上，迪安更荒谬地用什么相对论来反对讨论“其他有关问题”。
这样，在双方会谈中的所有重要问题，迄未得到认真的讨论。
加上美方代表经常避开正题不谈，漫无边际地胡扯废话，并故意歪曲我方的明确建议，以便节外生枝，引起无止境的争论，使双方会议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
我方为了给政治会议的召开铺平道路，在双方10月30日的会谈中，提出了全面的公正合理的建议。
这个建议已经获得全世界舆论的欢迎，但是美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认真讨论我方建议的诚意。
这证明什么呢？
显然，这只能证明美方对于政治会议的双方会谈，正在坚持它的拖延政策，以便它达到强迫扣留战俘的罪恶目的。
迪安在12月04日就已声称，“战俘将在01月22日获得‘自由’，不管政治会议到那时是否已在举行”。
汉城的“消息灵通人士”也说，美国代表团已经 “安心于长期逗留在朝鲜了”。
美国显然是阴谋把双方会谈拖过明年01月22日美方所谓的战俘拘留期限，以便于它强迫扣留二万多名尚未听取解释的朝中被俘人员。
同时，美国又以它所拚命拖延的双方会谈尚未结束为借口，来反对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
美国显然要把朝鲜问题继续纠缠下去，作为它保持远东和世界的紧张局势和进行“冷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它竟不惜使朝鲜停战后不稳定的局势严重化起来。
对于这种严重的局势，甘心屈从美国政府的联合国是难辞其咎的。
本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可是，当第8届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正是美国政府放肆地破坏解释工作、拖延双方会谈的时候，联合国大会自甘放弃职责，根本不讨论关系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如此重大的朝鲜问题，对于美国罄竹难书的虐杀战俘和平民及进行细菌战等罪行，竟然毫不加以谴责；
对于美国政府强迫扣留战俘，阻挠政治会议召开的种种阴谋，竟然熟视无睹；
相反地，联合国大会却听命于美国政府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在没有朝中方面参加的情况下，对朝中人民任意污蔑诽谤，居然通过了美国政府胁迫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仆从国家联合提出的所谓“五国提案”。
联合国大会的这种非法行动，只会更加纵容美国横行无忌，对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完全无益而有害的。
我国周恩来外长向联合国大会发出的这个通知，集中地揭露了美国政府制造朝鲜严重局势的阴谋，这对于联合国大会无疑地是又一次严重的考验。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要看联合国大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了。

两块田的小麦长得不一样
本报记者吕建中
河南温县马庄村北大路边并摆着两块小麦田，一块田里的麦苗长的肥壮结实，一块田里的麦苗长的黄瘦枯萎。
同样土质，同样品种，为什么两块田的小麦长的不一样？
过路的人们总想追究一下原因。
原来那块肥壮结实的麦田是互助组组长马九宵种的。
他的经验是：
“囤粮放账，不如买粪往地里上。”
去年收完麦，他卖给国家四百斤小麦，收罢秋，又和全组的人，按照合同用四千斤谷子和玉米，到供销合作社换回来肥料和生活资料，另外还修了水井，贷了水车。
去年种麦，厩肥、骨粉、草木灰施的很足，还用豆饼做追肥，同时又浇了水。
今年01月，他的互助组又扩大成合作社，生产条件更优越了，小麦返青的时候，再追施一次过磷酸钙，浇一次水，麦苗长得十分肥壮。
另外一块麦田是单干户郭南种的。
他放着粮食，不买肥，种十多亩麦，劳力又不足，小麦少肥缺水，耕作粗糙，麦苗长的又黄又瘦，好像有病的人一样。
04月中旬突然降了一场大霜，马九宵种的麦子抗灾力强，加上合作社“兵强马壮”，水车辘轳呼啦啦地浇水，再追施一次硫酸錏，小麦很快就救活了。
结果每亩收五百斤。
郭南的麦子抗不住霜，麦苗慢慢地枯萎了，浇水吧，人手不足，又没有水车。
过了不久落了一场雨，小麦发了新芽，结果每亩只收一百一十斤。
今年种麦，郭南的态度不一样了，合作社密植，他就密植，合作社打浇水畦，他也打浇水畦，到了合作社砌新井，添水车，他又连忙要求入上了一股。
现在马庄的农民们都明白了，要增产粮食，就得组织起来，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技术，有了粮食就得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让工人多制造水车和肥田粉。
郭南在事实面前，也开始想到这个问题。

各地工厂矿山和建筑企业职工
掀起学习总路线的热潮
正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而奋斗
全国各地工厂、矿山和建筑企业职工，掀起了学习国家总路线的热潮。
许多企业党委会书记向职工作了关于总路线的传达报告。
目前，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已有十多万职工受到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
上海市广大职工普遍展开了总路线的学习，仅铁路职工已有一万二千多人听了报告。
青岛全市工厂企业等单位干部已有二万一千多人听了报告。
成都市三十三个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工厂和建筑工地经过一周宣传，广大职工已热烈展开学习讨论。
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已有四千多人听了报告。
山东淄博地区工矿企业职工已有一万三千余人听了报告。
玉门油矿确定了十多个兼职报告员，分区定期向职工作报告。
沈阳市各区在中共沈阳市委领导下，已积极向广大私营企业职工展开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天津市私营工厂职工十余万人，也普遍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千千万万的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听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后，个个欢欣鼓舞。
大家都认识到自己工作的光荣和任务的重大。
南京化工厂老工人赵佩珊说：
“这真叫我高兴呀！
我现在就是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了。”
大连机床厂工人秦永福说：
“只有国家工业化了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多会工业化还要看全国人民特别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努力。
咱厂生产的机床是工业的基础，所以咱们的责任更大。
咱们要更加劲减少废品，提高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
青岛实业印刷厂干部隋振都说：
过去认为在地方工业中工作没啥出息，听了报告以后认识到我们地方工业既要保证人民的需要，又要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责任是很重大的，今后我一定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天津私营伟迪氏制药厂女工刘玉珍说：
过去总觉得在私营企业做工没前途，现在才知道在私营厂子干活不但要搞好生产，还要督促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责任非常重大。
总路线的光芒照耀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线上，到处出现了新的气象。
南京化工厂硝化车间工人从总路线的学习开始后，生产量就逐步提高。
到11月23日，他们就提前完成了11月份生产任务。
营城煤矿选运翻车小组工人听了报告后，修订了生产计划，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翻一蹚蹅车得一小时，现在只用四十分钟。
保定发电厂基本建设车间的史常东小组，长期不能完成生产计划。
工人们学习了总路线后，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他们开动脑筋，反复琢磨，最后用电钻、废砂轮，代替了手工和钢锉，工作效率提高十八倍多。
这样一来就能在安装发电机中节省一千六百个人工和二百四十把钢锉。
唐山钢厂炼钢部工人听了报告以后，立即研究改进钢锭的质量。
张汉文小组研究出按余锰的高低加铝，一级品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张家口市有二十一个工厂的职工，订出了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的具体进度计划。
目前各企业职工正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而奋斗。

总路线指引我走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
平江县武莲乡农民向占梅
我是湖南平江县十一区武莲乡白石村的一个贫农，家里有六个兄弟，总共十三个人吃茶饭。
解放以前，我在地主家里做长工，五个老弟就在老家湘阴佃田种。
那时节，全家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又被反动派抓丁派款；
简直搞得不得下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过了几十年。
自从共产党、解放军来了，我家才翻了大身：
地主恶霸被打倒了，反动派被消灭了，我家分得了十六亩水田、两亩旱地、五间房屋，还有家具，从此就再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了。
同时因为我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群众选我当上了村长，土地改革后又选我当乡干部。
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好处真是说不尽数不完。
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这几年我家里年年丰收，单拿今年与去年比较：
去年打谷七千六百斤，今年就打了八千九百斤。
再拿桐子丘那一亩九分田来说，前年收谷六石，去年收八石，今年竟收了十一石。
还可以收一百多担红薯，四石多蚕豆，其它杂粮收入也不少。
这样，我家就慢慢地过上了中农的生活，并且有些剩余了。
我心里天天在想：
只要搞得好，俗话说“矮子上楼梯”，一定能够“步步高升”。
1951年，我家把余下的粮食买了三它洋纱、一百一十斤棉纱、十多斤颜料，开始织青布，这倒还是正当的副业生产，可是以后我却把卖布的钱拿来去买青苗，比方那年夏荒时节，我就用一个布换一石八斗新谷的办法在沅江草尾一带放出了三十个布，算来一个价值五万元的青布我换了价值九万二千元的谷子，几乎赚了人家一倍。
光是拿青布去放新谷债还不算，1952年我想尽办法在三和乡花十五万元买了四只小猪，喂了不久又做十五石新谷放出去了，家里生下的一条小牛也放了四百二十斤的新谷债，加上放出去的青布，这年秋后我收回了三十石新谷。
因为我家有了更多的谷和钱，生活越过越好，我就只想如何发更大的财，将来田多钱多，有吃有穿，不消自己劳动就算达到了目的。
今年秋收后，我翻出土地证来看了一下，知道土地可以买卖，又看到我乡农民赵明池买了三亩田干部也没有劝止，我就马上收回了一千五百斤新谷账，加上自己田里收得的谷子，都把它囤下来，一粒也不卖出去，打算拿出二十石谷子，再卖出四个肉猪、九个小猪，置几十石谷田进来，明年请个长工来作。
随后找到了贫农余胜全等五人，商量好了要买进他们的四十石毛谷田，就只等着写契约了。
我既然一心只想自己如何发财享福，别的事情就懒得管了，工作完全不想干，常常说：
“过去我受尽了苦，现在应该坐下来享一享福了。”
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我们几兄弟死也反对，心想，我家人力比人强，农具齐全而且比别人的钢火好，耕牛也比人家的壮，今年天旱时人家天光日夜地车水，我们全家出动两张水车半天工夫就散工休息了，我和人家合伙干什么！
那些贫雇农一没有耕牛，二没有农具，三没有饭吃，四又缺乏劳动力，我根本就看不上眼，和他们合伙只有亏吃没有光沾。
再说我不参加互助组，政府也不能强迫我。
因此，在我的影响下，全乡互助合作运动总是开展不起来，连原来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八个互助组也都垮了台。
11月10日，县上来通知说要我们乡干部去参加县的扩大干部会，我一听，心里高兴得很，心想这一定是搞普选，这可是我丢担子的机会到了。
不料这回开会不是搞普选，却是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共平江县委书记范志德同志在会上说：
共产党和毛主席要领导我们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了，就能用机器帮助我们发展农业生产，使大家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又说：
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化，我们应该把粮食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思想上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背后对我乡的民兵中队长说：
“只有我们吃了亏，吃没有吃，穿没有穿，留下这点谷子现在要卖出来。
这次回去快把两头肉猪杀了放肆吃一顿，要老弟工夫也莫做了。”
开小组会时，人家讨论得很热烈，我却愁眉苦脸不做声。
但是领导上和乡里的同志十分关心我，他们耐心地帮助我，比如我区的常副区长就跟我谈了四次话，他抓住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启发我回忆对比，给我讲解国家总路线。
谈过之后，我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到第3天思想就慢慢地闹通了。
我回想起过去租种地主伏之敏的田的时候，每年一粒租子也少不得，真是“禾镰子上壁，就喊没饭吃”。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把我家一条牛也牵走了，种地主的田没有牛，全家十一个人的生活就更成了问题，一年到头就是吃麦麸、豆腐渣、野菜。
有一年过年的早晨，三弟在新市街给人家挑了一个早晨的水，才搭点豆腐、大蒜回来过年。
现在我家楼上还藏着一件补钉叠补钉的烂褂子，那是我作长工时穿的，那时我常常唱着：
“长工莫洗隔夜衣，借碗吃饭洗碗送”……至今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酸。
现在搭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为的是使大家都不受剥削、压迫，我却医了疮疤忘了痛，为了个人发财享福来剥削大家，不管别人的痛苦，这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了吗？
这不是忘了本了吗？
这样一回想，我慢慢地觉悟了，我认识到：
只有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搞好互助合作，帮助国家办好工业建设，才能使大家真正的富裕起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要不，如果大家各顾各，还走资本主义那条老路，那大多数人就会回复到解放以前那种光景，那是一条绝路，我们决不能走！
懂得这些道理以后，才想应该把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因为现在国家开始了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大量兴办工业，工人人数增加了，他们要吃粮食才能搞生产，他们搞生产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我们，比如现在盐、布等等都这样便宜，便是工人同志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没有饭吃又如何搞建设呢？
工业化又如何 “化”得起来呢？
再说，粮食如果落到投机商人手里，他们投机倒把，高抬粮价，影响物价的稳定，对我们农民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我在区的代表会上已经提了保证，决心把现在家里多余的三千斤粮食卖给国家。
回家后，我又开了个家庭会，把父亲和弟弟们的思想也打通了，还订出了增产节约的计划，要把卖粮的钱买十担棉枯、十担石灰，明年田里多下肥料，家里喂的四头猪，原先每天要喂四升米，现在决定不把米给它吃了，原来不准备晒茴丝，打算把茴卖了出去，现在计划晒三百斤，掺和着当饭吃，另外，回来后我还补种了两亩油菜、一亩麦子，今后除增产主粮外，要尽量增加杂粮收入，多吃杂粮。
这样，原先我家01月要吃六石多谷，现在每月可节省两石下来，节省下来的也都卖给国家；
一则帮助国家建设，将来好过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二则自己也有更多的生产本钱来扩大生产，从扩大生产中一步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今后我还要带头组织互助组，坚决走上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总路线鼓舞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
我们的每一粒汗珠，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山东省工业劳动模范刘庆祥
毛主席说：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这座灯塔，也照亮了我们的机器制造工业。
看看我们工厂四年来的发展，想想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美丽远景，更鼓舞我们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四年前，我们的工厂是依靠皮带车床生产的，是一个破旧的修理厂，现在已经有着大量精密的马达车床，大型的刨床、铣床、磨床等机械设备，变成现代化的工厂了。
以前，我们只能够生产水车、洋灰搅拌机等简单机器，现在已能生产精密的大型苏联式龙门刨床了。
同时，我们工人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在过去，看到这些变化，觉得已经是了不起了。
听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后，才觉得这不过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始，伟大的建设还在后头。
国家将要求我们：
生产出大批又好又便宜的工作母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装配更多现代化的新工厂，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早日实现；
国家也要求我们，为农民兄弟制造出大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帮助农民兄弟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今天的每一分钟劳动，每一粒汗珠，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
我要为“社会主义大楼”添上一块砖
上海第2棉纺织厂电气工王克让
我听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报告，看到了美丽的远景，心里越想越高兴。
但是我又想到：
美好的日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要靠大家艰苦劳动来创造。
我们工人突破定额，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或是提一个合理化建议来提高生产，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好像是为“社会主义大楼”添上一块砖、一块瓦。
我认识到自己应该为建设祖国贡献出最大力量，于是我就想起一大堆坏马达的事情来。
说起我们厂里的马达，大都是日寇丢下来的，又旧又坏。
厂里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车子加快了，马达的负荷加重，坏马达又增加了。
这样下去，如果机器一停，生产就会停顿，增产节约计划就完不成，这不就是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吗？
想到这里，我觉得目前我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马达，不使它影响生产。
有一天我上夜班，看见交班记录簿上写着：
今天拆下三部坏马达。
于是我就在这上面动脑筋，研究毛病在那里。
想来想去想了好几天，马达出毛病的原因终于被我找出来了。
我们的建议在行政领导方面的重视和帮助下都实现了。
最近，马达一只也没有出过毛病，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为祖国贡献出了一分力量。
看清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热爱我自己的工作
沈阳变压器厂冷作车间划线组组长陈丕志
我们要过幸福的生活不是靠别的，正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王崇伦为什么主动要求提高自己的定额，做梦也想着创造工具呢！
还不是他看清了这点吗！
我们工人弟兄参加祖国伟大的建设事业，在五年计划中都应该学习王崇伦的这种精神来工作。
有了王崇伦那样的先进思想，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创造出新的成绩。
比如拿我自己来说吧，起初我总认为我们手工活是找不出什么窍门的，一下班就赶紧往家跑，每天裁的铁板边子堆一大堆，一点也不在意，但是当我看清了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就热爱起自己的工作来了。
说也奇怪，当我关心了自己的工作，眼睛就亮了，问题就能发现了。
过去我看到裁下来的一大堆铁板边子，一点不关心，后来我却这样想：
这些铁板都是从国外运来的，很贵重，裁下这么多的边子当废料，真是太可惜了，能不能改变一下裁法，少损失一些呢？
经过苦心研究，又和同志们商量发挥集体力量，我们终于研究出了新的裁法，过去一张铁板只能裁一个变压器箱皮，现在可以裁三个箱皮，从今年01月到08月，已经为国家节省了八十多吨铁板。
今后，我要继续向王崇伦同志学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最大的力量。
原来我们已坐上到社会主义去的“大船”
淮北盐务管理局卫生科徐愚
以前，我只晓得我们祖国将来一定要走到社会主义，跟苏联一样。
可是，这条道路究竟有多远？
怎样走法？
这些问题就好比一层大雾，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心里也没得个“底”。
有时自己这样想：
我这辈子“恐怕不会”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好日子没有“我的份”。
听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后，眼睛一下子亮啦！
真可喜：
原来我们已经坐上向社会主义航行的“大船”，有伟大的毛主席掌舵，有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只要我们“全船”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管是摇橹的，撑篙的还是起篷的，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一齐出力，“船”就可以稳当地靠上社会主义的
“岸”。
当然喽！
水面上不会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
风浪还会不断地向我们冲击，阻挡我们前进。
可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只要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航行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为了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早日到达社会主义，我愿意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全场医务卫生人员一道，为搞好盐场卫生、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的精力。

让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合作运动
——记中共长安县委试办互助网的经验
张定照吕正庭
“光荣孤立”结束了
在陕西境内，数起模范村庄，撇不开长安县杜曲区八乡的西王蟒村。
这个村庄总共有一百六十七户人家，如今却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六个常年互助组。
换句话说，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农户组织起来了。
生产年年增加，生活年年上升。
村里还出了两个有名的劳动模范：
一个是蒲忠智，一个是益冀东。
西王蟒村的民校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奖旗。
去年全国评丰产，又得了个丰产组（全村的联组）的光荣称号。
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名扬千里的西王蟒村在近处却是“光荣孤立”。
方圆四、五里内的农民，对西王蟒村水稻密植后每亩比一般稻田多收一百多斤的事实不相信，甚至有些互助组和村干部心存嫉妒。
离西王蟒村只有三里地的江村的有些互助组组员曾经冷言冷语地说：
“人家走得快，咱们慢些走，不跟他！”
就这样，西王蟒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跟周围村庄脱了节。
周围村庄互助组的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垮了，有的停顿了，产量总是增加得很慢。
这种不平衡的毛病，在其他地方的互助合作运动中，也是普遍有的。
中共长安县委找出了这种毛病的根子：
党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中，还不懂得使用点面结合的方法。
县委书记李浩同志在今年02月间全县干部会议上布置春季生产时，提倡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
接着县委确定以西王蟒村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试办了一个互助网，让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周围村庄的互助合作运动。
还派了杜曲区委组织委员曹景俭同志去担任八乡支部书记，一面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一面试办互助网。
八个月的试办，果然得到了成绩和经验。
西王蟒村成了周围村庄的核心，蒲忠智成了周围农民的榜样，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了周围互助合作运动的旗帜。
西王蟒村的两大经验——先进生产技术跟互助组织经验——出了门，把今年的周围水稻产量普遍提高到新的水平上。
互助网怎样组织起来
成立互助网之前，乡支部书记曹景俭同志协同两个试办互助网的工作组同志，深入周围六个村庄，召集村干部和重点互助组开会，一面调查研究互助合作组织、耕作技术情况和问题；
另一面宣传西王蟒村的好经验，改变了他们对西王蟒村的不正确看法，启发他们自觉自愿地向西王蟒村学习。
在这以前，西王蟒村水稻密植增产的事实已经传开了，并且外区不断有人来参观，多少使周围互助组动了心。
这时候，一听说要组织互助网，大家自然乐意参加。
东王蟒村互助组组员张振德说：
“蓝田县都来人学习，咱们离这么近（按：
东西王蟒村相距不到二里），为啥不学呢？”
刘李村互助组长夏成富也马上表示：
“只要西王蟒村费心指导，咱们一定要学习把互助组和生产搞好。”
有些互助组长还检讨了自己思想保守，表示不但要好好学习西王蟒村，还要带头向群众宣传。
互助网就是经过这样调查研究、宣传动员，在03月底组织起来了。
在成立互助网的会议上，大家推举蒲忠智为负责人，开头参加的只有六个村庄、七个互助组，到现在已增加到十个村庄、十九个互助组了。
开展互助网工作的办法和成绩
第1，结合农业季节，研究和推广西王蟒村农业耕作技术和互助合作经验。
像这样的研究，在互助网里一共有过九次：
农副业结合一次，合式秧田一次，水稻密植一次，治吸浆虫一次，夏收竞赛一次，夏收总结一次，小麦丰产总结一次，互助组长领导方法（主要是如何培养组内积极分子）一次，秋收秋播一次。
因为这些研究和推广工作跟农业季节紧密结合，并且从当地具体情况出发，抓住了关键问题，所以收效很大。
举几个例子来讲：
04月底，正是水稻育秧时节，周围各村大部分农民依旧采用旧式的整亩撒籽育秧法。
就是西王蟒村，也还有百分之六十采用这种旧式育秧法。
互助网便开会研究推广陈永康的“合式秧田”、即采用四尺到五尺宽的秧床，以便利捉虫、拔草，结果，周围各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秧田（有些单干户的秧田也在内）都采用了这个先进育苗法，最大又最落后的江村，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西王蟒村则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虽然有一部分秧床由于不够标准而收效不大，大部分秧苗都长得十分茁壮，大家从此懂得了“母肥子壮”的诀窍。
到了05月插秧的时节，互助网便开会研究“合理密植”和分期合理施肥、合理浇水等先进作务法。
往年，周围村庄的水稻每棵距离一般都在一尺以上，有的甚至稀到一尺六寸。
群众深信老辈子的农谚：
“稀谷吃饭，稠谷好看”，其实产量很低。
互助网研究确定推广西王蟒村每棵距离八寸到九寸的经验，同时纠正了该村某些稻田每棵距离五寸到六寸的过密偏向（过密不适合当地土地条件）。
周围大部分互助组接受了这个“合理密植”法，果然一般都增加了产量。
拿刘秀村来说，往年几乎没有人知道“合理密植”，今年却有百分之八十的稻田基本上作到了“合理密植”，产量也从去年的平均二石二斗（每斗合二十五市斤）提高到今年的二石八斗，何月贵互助组达到了三石零五升。
麦收时节快到了，往年，这时正是互助组“夏垮台”时节，垮的原因，多半是作活先后，计工管饭等问题不能解决。
互助网研究了西王蟒村的经验，为了解决计工管饭问题，确定“按地计工，按工管饭，统一算账，多退少补”；
为了解决作活先后的矛盾，确定“先远后近，先高（地）后低（地），先沙（地）后川（地），先黄（早熟）后绿（迟熟）”，并且推广了西王蟒村创造的工票制（计工算账的简便办法）。
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夏垮台”变成了“夏巩固”。
再拿江村来说，这村去年春天组织起四十八个互助组，到夏收剩下了二十二个，秋收毕，只剩下两个了；
可是今年恢复起来的十四个互助组，到现在再没散过伙。
往年“农闲”季节，许多互助组组员都进山搞副业，水稻没人上粪，麦地没人锄草，到收割时，庄稼“烂”得教人丧气，又只好散伙。
04月间，互助网研究农业副业怎样结合，确定采取西王蟒村农业为主、副业服从农业的办法，并规定副业按件计工办法。
重点组长回去后，按照这个原则和办法整顿了互助组，结果，农副业结合了，互助组也巩固了。
柳林村姚东成互助组出外搞副业的组员，单是春季就净赚了三百万元，在家的组员把全组的庄稼务育得挺美，组员们高兴地说：
“搭个好邻居（按：
指西王蟒村），学到好办法。”
第2，实地观摩耕作技术。
互助网每次研究耕作技术后，都要组织参加网的重点组组长和干部观摩西王蟒村的庄稼，比如研究“合式秧田”时，有些人不知道怎样作法，就由蒲忠智带领大家去参观秧床，解释有关秧床的一系列常识，研究“合理密植”时又组织大家参观西王蟒村密植种田，同时解释纠正太稀太稠的方法、分期合理施肥的时间、种类和数量，掌握勤浇浅浇的适度。
观摩收效最大的一次是治吸浆虫。
05月间，各村麦地普遍发生吸浆虫。
大部分群众不知道怎样治。
有些人甚至连虫也不认得。
蒲忠智便绑了一个拉虫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地里拉下一堆虫。
互助网紧跟着开会研究，组织大家参观绑网拉虫的办法。
各组长和干部回去后，又绑网拉虫，亲自示范。
有的干部还用放大镜让群众认识虫的形状，激发群众治虫热情，各村立即发动了治虫运动，很快把吸浆虫基本上消灭了，保证了近千亩麦地的丰收。
第3，从点到面，从面到点，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整个互助网的中心点，参加网的十九个互助组，又是各村的重点组，也就是村范围内互助网的中心点，这些重点组又影响着八、九十个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
这样，就形成了大网套小网、小网连大网，便于发挥点面结合、层层推动的作用。
互助网每次研究工作，都由蒲忠智根据各组长所提出的情况和问题，根据西王蟒村的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办法，得到大家同意，再由重点组长带回各村，召集村内互助组宣传、推广。
有关耕作技术方面的，并通过各互助组去影响单干户，力求普遍深入。
等到互助网开会时，进行检查总结，改正缺点，肯定优点，再坚持、推广下去。
如夏收竞赛办法、夏收总结、小麦丰产总结，就是采取这种从点到面、从面到点，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
西王蟒村所创造的工票制等经验，经过春、夏、秋三个农业季节的反复试行、总结，已由少数互助组逐季推广到大部分互助组里去，这对于巩固互助组、发展生产，起着很大的作用。
第4，党、政紧密配合，积极领导，保证互助网稳步前进，首先党的领导和党员的带头作用，在发挥互助网作用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长安县委指派担任杜曲区八乡乡支部书记曹景俭同志，同时指导着互助网内各乡的支部工作。
他在每次互助网研究问题之前，总是奔走各乡，跟乡支部书记和党员事先酝酿，或召集乡支部书记商量，协助互助网研究问题。
互助网研究决定后，他又回去协同乡、村干部和重点组长深入宣传、推广。
并经常和各村党员进行个别教育，在曹景俭同志领导下，许多党员在互助网内起了带头作用。
红庙河村的共产党员赵玉亭，在推广水稻“合理密植”时，看到群众犹豫不定，便以身作则，首先作到株距八、九寸的密植（往年在一尺以上），果然每亩比去年增产一百二十五斤。
稻子收割到场上，他又组织群众观摩，这一来，打破了群众的观望心理，许多人表示明年一定要照他的办法密植。
在05月间治麦地吸浆虫时，他又首先绑网拉虫，组织群众来参观，推动了治虫运动。
江村的共产党员杨生林，用同样的密植方法，使每亩产量比去年增产二百斤，群众纷纷来向他“请教”。
特别应当提到蒲忠智，他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也是共产党员。
除了在互助网上领导大家研究问题，他还抽时间到近村去帮助整顿互助组，指导耕作技术。
柳林村的姚东成互助组，是村里的重点组。
组长姚东成又是互助联组组长。
但他过去只管自己的组，跟其他组和村干部不团结。
蒲忠智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批评了他的自私思想和本位主义，着重解释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并教给他领导方法。
现在，姚东成果然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联组组长。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互助网内的乡、村干部也加强了对互助组的具体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在互助网每次研究问题前后，干部们（有些重点组长分别兼生产组长、乡政府委员、人民代表等职）事先要搜集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事后协同重点组长宣传、推广，解决具体困难。
例如在治吸浆虫时，许多干部亲自到市镇上去买纱布，帮助群众绑网，亲自在麦地里拉虫、烧虫，动员群众观摩，直到发动群众展开治虫运动。
由于党、政紧密配合，积极领导，不但保证了互助网稳步的发展，而且使蒲忠智、各互助组组长等骨干分子能够把主要力量放在改进互助合作组织和改进生产技术上面，减少了一般组织工作和事务工作，巩固重点，确保旗帜，不断取得经验，不断推广经验，把互助网扎在牢固的基础上，持久地稳步地发展下去。
互助网改进了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
互助网的试办，一方面提高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
另一方面，也改进了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
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介绍一下曹景俭同志的变化，就可以代表一般干部的情况了。
在试办互助网以前，曹景俭同志也搞了几年农村工作，也看过三大文件，也讲过“领导互助合作是党的中心任务”，可是一到农村里，家庭纠纷呀，群众纠纷呀，婚姻问题呀，就把“中心任务”挤掉了，一天跑几个乡，问问就走。
碰上群众问他互助组怎样计工算账，水稻怎样密植等等，就答不上来。
1949年，曹景俭才到这里来工作，水稻是啥样子，见也没见过，更谈不上怎样密植了；
自己也没下过功夫向群众学习。
只好上面说个啥，下来抗个啥，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时间长了，他感到农村工作没法搞，很苦恼。
自从试办互助网以来，曹景俭同志发现自己的工作作风也起了大变化。
首先，明确地认识了农村党支部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并且懂得了“点面结合”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方法，克服了过去“头发胡子一把抓”的一般化领导作风和孤立抓重点的工作方法。
其次，学会了一套农业生产技术，从试办互助网的时候起，他就踏踏实实地跟上蒲忠智边研究、边学习，跟互助组一起试行育秧、密植、治虫、捞稻子，从中学到了许多切实的本领，现在，群众和干部见了他，都欢迎，说他不再是“空话袋子”了。
再次，学会了一套领导、整理互助组的办法。
西王蟒村在三年互助合作运动中，积累和创造了不少经验和办法。
曹景俭同志一面帮助蒲忠智加以总结、推广，一面从头学习；
又亲自在江村整顿互助组时试行，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他说：
“现在新问题多了，群众经验也有了，再空喊‘三大原则，五大结合’就吃不开了。”
坚持下去，推广开去
互助网虽然还是试办性质，经验还不完善，中共长安县委有意识地作经常的指导也不够，但应当肯定互助网的试办基本上是成功的。
只要继续加强领导，并加以总结，坚持下去，推广开去，对于今后进一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广大农民引上合作化的道路，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卖十万斤余粮给国家
并写信号召全东北农民踊跃售粮给国家
吉林省蛟河县保安村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后，全体社员一致决议把十万斤余粮卖给国家，并写信给全东北农民，号召全东北的农民兄弟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信中首先说明了农民们几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生活和生产都在不断改善。
接着，介绍了该社几年来听了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生产提高和生活改善的情景。
信中详细介绍了该社主任韩恩去年04月参加了中国农民访苏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回来向全社报告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后，鼓舞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信上说：
“新立屯的一个农民王中和听了韩恩谈苏联的情形后，连夜到五十里外的亲戚家里把马牵回来，入到合作社里来。
保安屯迟殿武，过去老怕到集体农庄时把财产平分了，总想1952年秋后算完账就不在合作社里干了。
听了韩恩的话以后，他再也不想单干了，并动员他的儿媳妇也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过去谈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老社员牛德芳就不服气地说：
“不管他工业怎么样好，咱们不种地，工人也吃不上饭！”
听了韩恩的报告，他认识到：
若是工业不发展，农民的饭也吃不怎么好。
女社员牛桂芝过去说：
“工人造机器，我们种地，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听了韩恩的报告后，她说：
“我现在明白了，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就没有好布穿，没有好东西用；
到将来生产越发展，生活越要提高，就越离不开工业了。”
知道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糊涂看法打消了。
所以最近全体社员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富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全体社员深深觉得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建设对我们农民的帮助是我们生活得到不断提高和改善的有力保证。”
信中接着说，几年来在国家大力帮助下农民们使上了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各种农药，所以产量年年增加。
如果国家工业化了，农民将像苏联农民那样用机器种地，过着美好的生活。
信上说：
“我们知道，国家要实行工业化，就需要我们农民努力增产，把余粮卖给国家，把死钱变成活钱，扩大来年生产。”
这封信最后说：
“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像苏联一样的繁荣和富强，使我们的生活也早日过到像苏联农民那样幸福，我们全社的社员热烈地希望全东北的农民兄弟们，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新华社）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
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已自12月01日起进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学习。
最近三个月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参加理论学习的高、中级组同志都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第9章。
有个别单位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时，曾结合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路线的学习。
这对目前的总路线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对这一次学习作了如下的规定：
学习的目的，在于使全体工作人员，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明确的了解。
在学习中必须结合各机关的实际情况，对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进行批判，从而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和工作水平。
因此，原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的同志，都应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的基础上，认真阅读指定的文件，并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讨论。
对初级组的同志，各机关应组织有关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组织他们结合“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第1、二、三章进行学习。
对参加文化学习的同志，则由各机关指定专人作若干次有关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通俗讲课，并组织大家进行讨论。
为了更好地进行学习，11月28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由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作了学习动员报告。
杨尚昆同志在报告中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有关这方面的各个政策问题。
他号召到会的党员干部，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总路线，依照总路线的精神去进行工作，并随时随地向群众作宣传；
在学习中结合文件检查和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目前，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都已根据党委的计划，作了具体的布置，并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总路线的学习。
为了使同志们更好地领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于12月05日举办了一次学习报告大会，请廖鲁言同志作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成就
陈叔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经过二十一天的热烈紧张的会议，已经在11月12日胜利闭幕了。
这是全国工商业者继去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后空前未有的盛会，也是对于全国私营工商业者的团结和教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大会。
这次大会的特点是：
首先，这次大会是正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指示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召开的。
大会环绕着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行讨论，明确了私营工商业的前途，指引了私营工商业者努力的方向。
特别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维汉副主任的讲话，作了深入而详尽地阐述，指示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其次，全体代表按大行政区及西藏区分别组成代表团，国外华侨也组成了代表团，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团，领导和组织都很坚强；
对于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这次大会充分地发挥了民主团结精神，充分自由地讨论问题，尤其在各种小组座谈当中，各代表以彻底敞开、适当分析的方法，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彼此启发帮助，使各种问题得以明确化，同时也具体化。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们听了大会上的报告，经过了小组讨论，认真而深入地学习了大会开幕辞和李副主任的指示，一般地都提高了思想认识，使这次大会获得了下列几点重大的成就：
第1、全体代表一致认识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伟大正确，表示热烈拥护，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都流露了欢欣鼓舞的心情，代表们保证遵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自愿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百年来的愿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现在我们国家，一开始即以宏大的规模，来建设工业，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过渡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是所有的爱国工商业者莫不感到兴奋的。
经过这次会议，代表们一致地认识到我国工业化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以少数人剥削极大多数人的办法，来保证少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结果是发展成为垄断资本，走上经济危机、失业贫穷、战争和死亡的道路。
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保障我国经济的完全独立和国防的确切安全，以及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全体代表也认识到了私营工商业的两面性。
为了适应国家建设，逐步纳入国家轨道，必须克服私人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而发挥其有利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
所以，代表们多说：
私营工商业者必须：
“积极经营，争取利用；
不犯五毒，接受限制；
认真学习，欢迎改造。”
这是大会的第1个重大的成就。
第2、全体代表一致认识到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是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因此一致表示自愿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积极地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经过了深入讨论，代表们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进行联系与合作的经济联盟。
这种联系与合作是按照不同条件，采取各种形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的。
按类型来说：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区分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低级形式的收购、经销，在商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公私合营、代购、代销、从国营企业批购并按国营企业规定价格出售等各种形式。
很多代表根据自身的经历和经验，介绍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而为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所不能具有的优点。
很多代表都明确了私营工商业首先要安于合法经营，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自己创造条件，争取符合国家的需要和可能，不论工业和商业都是可以有步骤、有区别地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
这是大会的第2个重大的成就。
第3、代表们一致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私营工商业者必须把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结合起来。
正如这次大会决议所指出：
私营工商业者首先必须加强个人的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加强爱国守法的教育和国家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教育。
不断地和反复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切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唯有这样，私营工商业者才能逐步提高思想认识，端正经营作风，看清楚祖国远大的光明前途，认识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道理。
这是大会的第3个重大成就。
第4、根据李维汉副主任的指示，全体代表进一步地明确认识了私营工商业开展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向。
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增产节约运动是不断改进生产，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巨大动力；
对于私营工商业来说，增产节约运动更有着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清除五毒和改革企业落后状态的特殊意义。
代表们一致保证：
为了实现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光荣任务，私营工商业者必须在国家的计划轨道上，依据供、产、销平衡原则，积极进行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减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产价廉物美的商品，为国家建设和供应广大人民的需要服务。
这是大会的第4个重大成就。
通过这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工商业联合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呢？
它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组织；
是代表各类工商业者特别是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的一种组织，也是私营工商业者团结、互助和进行自我改造的一种团体。
今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全国工商业者。
并使各行，各业，大、中、小户在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中各得其所、以便培养骨干，带领广大工商业者一道前进。
经过二十一天的会议，虽则讨论和学习并不完全是平衡的，但代表们都感到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爱国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是光荣的和幸福的。
私营工商业是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现在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有适当的工作可做。
代表们都认为：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加强学习，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爱国守法，积极改进生产，安于合法经营，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等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我相信全国私营工商业者通过这次大会，将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贡献其更大的力量。
1953年12月05日

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科学
——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叶笃庄
为了从科学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生产，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许多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便是其中的一个。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给农民作了一些什么事呢？
和农民有些什么关系呢？
首先谈谈“六六六”吧。
大家都知道，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一种杀虫药剂。
在1951年以前，我们还不会制造这种药剂，要想用，只好向外国买。
1949年中央农业部给予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项任务：
研究“六六六”的制造方法。
经过多次的试验，终于在1950年把它的制造方法研究出来了。
用国产原料所制造的“六六六”，价格比进口货便宜，零点五“六六六”粉剂每斤约合小米三斤，而过去的进口货每斤约合小米八斤。
这就为农业害虫的防治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过去我们完全依靠人力来捕打蝗虫，现在我们则有条件以药械来消灭蝗虫了。
有了“六六六”，紧跟着来的就是使用问题；
对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害虫，必须研究出不同的使用方法。
例如对于蝗虫，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蝗虫组在1950年就明确提出毒饵的方法，1951年在河北静海等地大量使用；
1952年明确了毒饵的配合量为二点五“六六六”粉二市斤，麦麸一百市斤，水一百市斤，并在河北、山东、原平原等三省二十一个县八十万亩的大面积上施用；
1953年施用毒饵的面积又大有增加。
施用毒饵不仅可以节省药剂，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
例如，1952年山东省无棣县第8区施用毒饵治蝗面积为二万零四百六十三亩，共用一千零十六个日工，每工可以防治二十亩；
用喷粉法治了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亩，共用一千三百八十个日工，每工仅防治九亩。
至于人工捕打，每个工仅能打几分地的蝗蝻。
如以五个人工打一亩蝗蝻计，则毒饵可以比人工捕打节省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力。
在土蝗严重的地区，小麦保苗成了严重的问题。
例如山东惠民专区，一般在秋分时播种小麦，因土蝗为害严重，麦苗多被吃掉，群众连续补种小麦有达三次以上的，有的被迫把小麦播种期延迟到霜降前后，而播种期晚，又会碰到腥黑穗病（乌麦）的为害，因此有些农民不敢种小麦了。
在政府推广毒饵法以前，群众都用一根小木棍在上面钉一鞋底，来打蝗虫，效率是很低的。
但是使用毒饵法之后，情形就有很大的改变了。
无棣、沾化草荒附近历年不敢及时种麦的群众都说：
“今后再也不怕蝗害了，我们有办法对付它，并且还能够多种麦子哩！”
山东乐陵县四区张玉温想到1942年的蝗害：
那时庄稼被吃光了，逼得出远门，两个妹妹也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今年政府发药治蝗时，他兴奋地说：
“毛主席、共产党真是救命恩人！”
当然，单纯施用毒饵法并不能完全解决蝗虫问题，还必须进行准备工作和侦查工作，这是防治蝗虫的基本环节。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蝗虫组根据历年来的治蝗经验，并参照苏联的先进经验，在1952年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侦查制度。
同时，还研究出一种马拉捕蝗器，来捕捉大面积草原上的蝗虫，解决了这些地区不适于用药或用药不经济的困难。
此外，在治蝗工作上，我们国家已开始有重点地使用飞机；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其他如动力喷粉、动力撒饵，都会逐渐地研究出来而加以应用的。
在其他农业害虫方面，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研究出用“六六六”毒饵、毒谷、拌种等方法来防治地下害虫—金针虫、蝼蛄、蛴螬，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
这对于小麦保苗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在1950年最先提出了用向叶心（喇叭口）喷药方法来防治玉米螟（钻心虫），后经各地改进，收到了更大的效果。
关于牛瘟，是农民多年来最头疼的问题。
牛瘟在我国流行了很多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闻不问的。
举个例子来说，1937年在川北因牛瘟就死去三万四千多头牛。
1949年北京解放的时候，原察北地区发生了牛瘟，人民政府立刻派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原家畜防疫系的技术人员前往配合地方政府进行防治，并开始提倡大量使用牛瘟兔化疫苗，把牛瘟扑灭了。
此后在华北、东北、西北、内蒙等地普遍利用了这种疫苗，给牛只进行预防注射。
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的牛瘟已经控制，农民养牛，再也不必担心这种可怕的疾病了。
这种疫苗不但有效，而且经济（用一只兔子就能制出供三百头牛用的疫苗）；
并且经预防注射一次后，一年内决不会再得牛瘟，假如在一个地区对牛只连续进行预防注射几年，基本上就可以消灭牛瘟。
牛的气肿疽病也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家畜防疫系曾制成了气肿疽疫苗，并进行大量生产，供应内蒙、华北、华东，以至海南岛等地应用（每注射一次只需数百元）。
炭疽病是牛、马、驴、骡、羊都受传染的一种严重的疫病，解放前因这种病死去的牲口不计其数，该系曾大量制造这种疫苗和血清供应华北、内蒙等地使用（每注射一次只需数百元）。
解放后经过几年的预防注射，上述二种牲口病已基本可以控制了。
亚洲鸡瘟（鸡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鸡的传染病，每逢这种病流行时，甚至可以使一个村子的鸡统统死光的。
家畜防疫系研究出一种疫苗，只要把这种疫苗用钢笔尖在鸡的翅膀下刺一下或在眼睛里滴一滴，就可以避免鸡瘟。
河北省在1951年曾用这种疫苗免疫了一百多万只鸡。
这对农村副业生产有很大的好处。
花生根瘤菌是种花生的农民所熟知的一种细菌肥料。
如果每亩用上五钱此种肥料（只需三、四百元），一般可增产花生二十至三十斤。
1950年曾在五万三千亩的土地上示范推广，效果良好，受到群众的欢迎。
今年的使用面积，已达到六十二万亩了。
在蕃茄（西红柿）方面，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曾先后向北京郊区农民介绍了十三个品种（这些品种是从二百多个品种选育出来的）。
丰台区太平桥村刘景林在1951年试种粉红蕃茄“七九号”
（中熟种），并一直把这个品种保持到今年。
据今夏调查，在相近的栽培管理情况下，其他粉红蕃茄中熟种蕃茄每亩产量约为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到一万三千六百斤，而“七九号”的产量约为一万四千五百六十斤；
如每斤按二百元计算，“七九号”每亩可多收入十九万二千元到五十六万元。
在甘薯方面育成的新杂交种有“一一七号”，“一六六号”、“二八四号”等，性状优良，已可推广。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观的需要，使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今年初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率领下，组成了两支农业科学先遣部队，其中包括作物、土壤、肥料、病虫害等部门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先后进入河北省的中部和山西省的汾河流域，与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若干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小组，深入农村工作，在河北省共建立了二十三个小麦研究基点，十三个棉花研究基点；
在山西省也设立了六个地方工作组，分别在临汾、运城、榆次三个专区十个县二十七个村庄建立了基点工作。
除了上述的麦棉农村工作组外，该所还组织了畜牧工作组、牧草工作组以及园艺工作组。
这些工作组的主要特点是：
一方面是区域性的，另方面是综合性的。
它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实际问题的解决来提高理论的研究；
整理农民的生产经验和研究、解决当前农业生产的问题，同时为将来合作化、机械化、草田轮作制时期所需要的巨大科学工作创造条件。
一年来的工作证明了，这样做下去，不但可使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农民联系起来，而且也可使农民取得农业科学知识。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各方面帮助农民提高了生产，科学技术的帮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又仅仅是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目前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究竟还是小农经济。
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既不能使用机器、拖拉机和利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也不能充分利用农业科学的成就和先进技术。
所以农业科学工作者热烈盼望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合作化的早日完成，因为只有这样，农业科学才能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也只有这样，农业科学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可靠的条件。

刘安森向漠视国家财产的官僚主义者坚持斗争
使三千多吨钢梁没有遭到损失
今年04月间，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人民监察室根据新建铁道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局长沙修配厂
（原广州铁路管理局工务处长沙工务修配厂，以下简称修配厂）油漆车间工长刘安森来信检举材料，派出工作组检查了修配厂、多余物资委员会等单位领导干部不重视职工合理化建议，听任大批钢梁露天锈蚀的事件。
这一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有关失职人员已分别受到处分；
刘安森因为爱护国家财产，积极向上级提出建议，使价值数百亿元的三千多吨钢梁未被锈坏，在09月28日铁道部发出的部令中受到表扬。
解放后，广州铁路管理局等部门陆续在修配厂存放了三千多吨钢梁，这些钢梁大部分都是没有用过的。
但是，修配厂领导干部却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批财产，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泥土上、水洼里，任它风吹雨打，钢梁很快地就生了两三分厚的锈。
该厂领导干部虽然每天都看见钢梁在被锈蚀，却都不在意，不积极设法加以保管。
1951年年底，刘安森从衡阳工务修理厂调到修配厂来，第一眼就看见了这批被严重锈蚀着的钢梁，感到无限痛心。
1952年01月间，他就积极地向厂长提出意见，要求油漆这批钢梁，好好加以保养。
厂长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原衡阳铁路管理局工务处，要他们转报上级批示。
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
刘安森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恰好原衡阳铁路管理局郭维城局长在03月间来到厂里，他决心要把这个意见当面告诉郭局长。
但他又想：
“算了吧，郭局长事情这么忙，他能管得了这些事情吗？”
可是，他再看钢梁，上面的锈一层一层地厚起来，用手一抓，锈就一块一块地往下掉，他难过极了，勇气又上来了，终于告诉了郭局长，接着又给郭局长写了一封书面的建议。
不久，郭局长来了回信，告诉他已叫材料处准备油漆，局里也通知他们做计划。
08月间，刘安森做好了整理钢梁的预算计划，满心高兴地送了上去。
计划到了原衡阳铁路管理局，经过工务处审查，由多余物资委员会报告了铁道部。
11月上旬，铁道部指示油漆费用在处理定量外材料业务费内开支。
但是，多余物资委员会的负责人潘世宁和秘书林荷达却不愿在业务费内“往外”拿钱，他们没有通知工务处，也不向上级请示，就把公文积压下来。
曾经审核过预算的工务处，也没有追问这件事铁道部批了没有，做预算的修配厂自己预算出了门，就认为“完了责任”，也再不催问。
公文被积压下来，钢梁仍然任风吹雨打，锈越来越厉害，配件也残缺不全了。
刘安森眼睁睁地盼望着消息，直到今年02月间，眼看这批钢梁只要再锈得严重些，就将不合规格而变成废品了。
他十分焦急。
他记得在支援荆江分洪工程做黄山头节制闸时，听说一块六公尺长、一公尺半宽的钢板就要两千多万元，这三千多吨钢梁要值多少钱呢！
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挽救这批钢梁。
于是，他给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批评了领导上长期不解决钢梁问题，漠视人民财产的官僚主义态度，要求铁道部赶快解决。
他确信滕部长一定会支持他的。
果然，不久铁道部人民监察室就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很快就处理这件事，接着便派人来进行了调查，被积压了五个多月的批示才被查了出来。
今年06月01日，钢梁整理工作终于开始了。
刘安森高兴得不得了，在钢梁整理工作中，刘安森又开动脑筋创造了蒸馏加热法和绞漆机，利用了废料（油漆）一万一千八百公斤，为国家节约了一亿六千多万元。
全体工人也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前十四天完成了整理任务，同时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必须重视职工群众的合理化建议
司马进
铁道部人民监察室根据工人刘安森来信，检查处理了新建铁路工程总局武汉大桥工程局长沙修配厂等单位领导干部漠视国家财产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正确处理，不但保护了国家财产不受损害，打击了漠视国家财产的官僚主义，并且也支持和鼓舞了群众向官僚主义者作斗争。
工人刘安森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爱护国家财产的热情，对企业管理的关怀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气概。
依靠群众办好企业，是我们管理企业的根本方法。
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提高生产的源泉。
几年来，由于我们在企业中依靠了广大职工群众，发挥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采纳了大大小小足以增产节约的各种合理建议，企业的经营管理才日臻完善，生产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已重视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支持了群众的创议和发明，并尽快地加以采纳和应用。
不少的企业领导干部，对职工的合理化建议采取了种种不正确的态度。
有些人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因循苟且，习惯于所谓“按步就班”的工作方法，满足现状。
他们对职工群众苦心钻研出来的增产或节约的合理建议，不是积极地加以支持，而是以“研究研究”、“待处理”、“没有材料无法作试验”等等作为借口，抛置一旁，长期积压下来。
根据各地所发现的情况，被积压的合理化建议，有长达半年、一年、二年甚至三年之久的；
有的更被遗失，不知下落。
有些企业单位好像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但制订了许多繁琐累赘的手续，使一个合理化建议从登记、审查、调查、批准、处理……经过十多个过程，转来转去，久久不得实现。
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不从国家长远利益着眼，吝惜些微的试验费或其他必需费用的支出，而对合理化建议置之不理。
有人则把发动职工群众提出合理化建议的经常工作，误解为临时的“突击运动”，在一个时期之内，对职工的合理建议十分重视，尽量采纳，但“运动”过后，又大批积压下来。
最恶劣的是那种粗暴抗拒的态度。
有的企业领导干部认为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是“多此一举”，对他们是一种“额外负担”，因而不但不积极支持合理化建议，甚至反对职工钻研试验，予以多方阻难。
北京新华印刷厂装订部工人贡才元提出的把订本机由人工续本改为自动续本的合理建议，被积压了三年。
在这期间，他曾做过二次模型，都被领导干部丢在一旁。
他在车间党政工团办公室一个角落里作第3次试验时，更被装订部的工会主席赶了出去。
官僚主义者就是这样对待职工的创造发明的！
以后，由于贡才元坚持向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和该厂党组织的支持，这一建议才得实现。
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它给国家生产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
职工群众直接参加生产，有实际经验，他们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许多都是可行的，采纳和实行这些建议，对于生产，对于国家建设事业，都会发生很大作用，给国家创造或节省大量财富。
旅大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在研究了一百多件被积压的合理化建议后就证明，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适用而且有很大价值的。
可以想见，如果所有可行的合理化建议都能及时被采纳，对于推动国家建设将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
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它打击和窒息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解放以后，广大职工由于觉悟的提高，都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积极生产，许多人为了改进某项生产过程，使这种改进对国家有所贡献，更刻苦钻研，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种创造热情正是我们发展生产的原动力，应该十分珍贵和倍加爱护的。
然而职工群众的这种创造活动在若干厂矿企业却遭到官僚主义者的冷淡和打击，它的结果就是使群众的创造热情降低，有些企业单位的合理化建议逐月减少正是这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在“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一文中，曾经指出这种扼杀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官僚主义的危害：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
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它埋没那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后备力量”。
因此，打碎官僚主义的羁绊，克服对于群众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并对提出合理化建议者进行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或表扬，是发扬群众智慧，发扬群众的创造热情，提高和改进生产的重要关键。
要克服漠视职工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应使各企业的领导干部懂得，职工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无论其价值大小，都是热爱祖国，发挥了爱国主义劳动积极性的具体表现。
企业的领导干部依靠群众的这种积极性，正是管理好企业的重要方法，是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重要保证条件。
企业部门的党的组织和监察部门，应当担当起保证合理化建议彻底实现的任务，对于成熟的完整的合理化建议，要督促企业的领导干部尽速实施，就是对于还不成熟的萌芽状态的合理化建议，也应当多方设法，帮助职工继续研究，直至完成。
在合理化建议提出到实施的过程中，党的组织和监察部门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向任何积压合理化建议的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反对那种漠不关心甚至压制合理化建议的作风。
事实证明，党组织和监察部门实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和有效的。
甘肃省山寨煤矿对于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十分不重视，大批积压，经营管理不当，长时期不能完成生产任务。
这一情况经矿的监察室报告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工业厅等部门派人进行检查后，采纳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改善了管理经营，在短时期内，煤产量即较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九。
广大职工群众，在提出合理化建议之后，不要因为暂时被积压下来而气馁、消沉，应当以不懈的斗争精神，督促合理化建议的实现；
如果本企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确实长期置之不理，或一再阻难，可以向上级告发，一直告发到最高领导机关。
在我们的国家，任何打击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任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
只有像刘安森一样，坚持斗争到底，自己的理想才终能实现，才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进展。

河南、安徽两省各级干部
向广大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河南、安徽两省各级干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普遍提高，目前各地干部正向广大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河南省自10月份起，省、专区、县及区、乡各级干部即开始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
全省一百十七个县都召开了区、乡干部扩大会议，并有九十八个县召开了党代表会议。
参加学习的干部，都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安徽省六十八个县在11月下半月，也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传达和学习了总路线。
河南、安徽各地干部在学习总路线中，澄清了对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各种糊涂观念，明确认识了必需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河南各县干部在学习中，批判了只看到农民的眼前利益，而忽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有些干部检查到在土地改革后对农民所表现的个体经济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平列看待的错误，把农村中的借贷、雇工等自由和互助合作运动同等提倡；
并在工作中将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的道理片面理解，而放松了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
安徽省许多县的干部在学习中，检查出过去只看到农村面貌越变越新，而对个别农民买卖土地，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原因认识不清，现在才知道这是小农经济盲目自发势力的表现。
要克服这种盲目自发势力，只有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另外，有些干部在认识了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之后，踊跃地将自己家中的余粮卖给国家，当涂县就有二百五十多名干部在学习中，自动报名将家中的余粮卖给国家。
目前，河南、安徽经过学习的各级干部，正向农民广泛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
河南省各个乡现正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大会和各种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总路线的传达和学习。
这些会议结束后，向农民大张旗鼓的宣传运动，就将在全省农村中展开。
安徽省参加学习的干部，现在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向农民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宿县西北乡的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五十多个互助组在干部领导学习了总路线后，都表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做好冬季生产工作。
（新华社）

青年人的劳动热情的颂歌
——介绍保加利亚影片“祖国的早晨”
颜浩
编剧：
卡缅·卡尔契夫导演：
安东·马陵诺维奇、斯杰方·斯尔恰德齐叶夫翻译：
陈涓保加利亚电影制片厂出品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保加利亚影片“祖国的早晨”，是一首青年人的劳动热情的颂歌。
影片朴素而真实地表现了保加利亚青年建设祖国的高度热情。
他们踊跃报名参加工作队，争先恐后地要去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两个月的义务劳动。
被批准的人被称做“幸运儿”，他们豪迈地在群众夹道欢呼中开向工地。
一个钳工要参加工作队，全车间就负担他的生产定额。
男女工作队员们在路上就发起了竞赛，在工地上，他们展开了优胜红旗的竞赛，悬崖绝壁在年青人的臂膀挥舞下屈服了，道路开成，堤坝筑起来了。
他们向工程师担保浇完水闸基底板之后，还能赶好临时坝，保证把劳动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二百。
这种劳动热情在暴风雨之夜抢修临时坝，防止山洪冲毁工地时达到最高潮。
青年们在雨的狂流下紧张地劳动，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水淹没的危险。
几百人像一个巨人一样地一致动作。
青年人已经在劳动中变成了战士，他们的勇气、毅力、信心、组织性、有效率的操作都告诉人们建设者一定会得到胜利。
这是对劳动建设的壮丽的颂歌。
俄国伟大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说得好：
“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要渴望祖国能成为人类的理想的体现，并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这点。”
热爱祖国的心，绝不会消极地满足现状，它一定充满了要使祖国的一切更加完美的愿望；
而且一定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来。
影片里男女青年的形象，是令人喜爱的。
他们那样热诚、愉快、专心一致地从事劳动，他们那样肯定地理解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意义。
为祖国工作得好，工作得更多，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支配思想。
他们唱着：
“在时间与空间里突击，把一世纪变成一年。……”
影片着重描写了青年学生伊凡·鲍勃契夫的进步过程。
当党号召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工作队时，他正在一心想进大学去学医，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去当“苦力”浪费时间，学医可以给国家更大贡献，这才是一个人的“发展前途”。
这里揭露了“专家思想”和当前工作的矛盾。
这使他不能和同伴一样热情地奔向重要建设工程。
后来他负气报名，在火车上和其他工作队员们格格不入，大家欢快高歌，他一个人却衣冠楚楚，怕挤，受不了一个农民青年伸到他鼻下的大葱的气味，受不了扑面的煤烟。
这些刺激得他下决心中途离队，几乎下车回家。
到了工地，他开头因为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受不了体力劳动，显得垂头丧气，小组因为他的落后总争不到红旗。
他不留神受伤，就完全灰心，肯定自己不适合这样生活，想出一种有些知识分子常会拿起的理由，叫做“不要因为我连累小组”（好像是不愿影响集体，实际是把自己不算做集体里有用的一员，而且肯定了自己的无能，对克服困难没有信心）而又想回家了。
这些思想和行动的细致描写，也是真实的。
但他有着另一面，即光明的、向上的、可改造的一面。
影片很好的全面掌握了伊凡性格的两方面。
首先描写了伊凡决定自己不参加工作队时，他是苦恼的。
他和父亲吵嘴后出来，在马路上无目的地溜达，四处看到动员的招贴画，听到动员的广播。
朋友们又都去了，他不能不感到难堪和孤独。
特别是工作队高唱着走过马路时，他虽然不去，但又感受到自己成为局外人的难过。
其实并不是他和大家距离更远，而是内心矛盾更加深了。
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负气去报名参加。
这种不巩固的热情，也就使得他曾经想从火车上悄悄离队回家。
恰巧在车站上欢迎群众中，有一位穿丧服的老太太向他献了花，说他很像自己在游击队里牺牲了的儿子，要他代表她的儿子，好好地去参加建设。
伊凡第1次看到人民对建设自己祖国的人是怎样热情和寄托着何等高的期望。
他留下了。
影片对伊凡进步过程的描写，细致地表现了年青一代怎样在党的亲切关怀教导和革命先烈崇高品质的感召下，不断地成长。
青年人有着易受感动的心灵，我们经常能从这方面找到打开一个青年人进步之门的锁钥。
当伊凡受伤后再次动摇的时候，队长恳切的谈话安慰和稳定了他。
夜间各小队点名历数牺牲先烈的名字，在火炬照耀下唱起悲壮的挽歌：
“你们才是真正走过英勇珍贵的道路啊！”
伊凡被感动了，自己撕毁了写好了的声明离队的信。
这些好的因素和有力的影响，使伊凡支持了下去，终于习惯了劳动，挥起铁锤，推起手车来都不是那么困难了。
劳动已经逐渐成为自觉的工作。
甚至当特务企图炸毁水坝时，就有一股勇气支持伊凡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抢救。
青年人可以从伊凡的故事里受到很多教育，从而懂得个人打算就是进步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当伊凡有这样的思想时，他是苦恼的、孤独的、脆弱无力的。
他也很容易成为破坏分子拉拢的对象。
而当他开始全心全意为国家献出个人一切力量的时候，他的心情便是光明的、向上的，他会生活得愉快充实；
他的周围都是亲切的朋友和同志，他没有个人包袱，感到自己有力量，有信心。
伊凡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发展，得到进步，逐渐成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人民所最需要的新人。
全部影片对青年最大的教育意义就在这里。
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开始建设，更加需要青年完全服从国家计划需要的时候，学习保加利亚青年这种建设祖国的热情，从伊凡的进步吸取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我也要提起影片中提出的另一问题。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残余分子，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影片里有两个特务乔治和蒙卡，他们先是破坏青年们参加义务劳动的热情，而后就混进工地来挑拨离间。
再则企图使工作队不去加固临时坝，阴谋让山洪冲毁全部工程。
当人们不顾生命危险在洪水前抢救堤坝工程的时候，他们更不惜点起炸药。
影片加进了这样的情节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要有高度警惕，在劳动热情和胜利欢呼中，不能忘了防备阶级敌人的破坏。
“祖国的早晨”，这是个诱惑人的充满了希望的名词。
人们忘不了影片结尾：
一支坚定的英勇的青年劳动大军浴着朝阳的光辉前进。
从每一个青年身上，从他们整齐的步伐中，我们听到了保加利亚向着社会主义大踏步前进的声音。
我们可爱的祖国有计划的建设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光芒正照耀着我们。
我国的青年们，正迈着和保加利亚青年同样坚定豪迈的步子，走向建设岗位去。

美军虐杀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
中国红十字会
1953年于北京
目录
序言
第1章屠杀战俘
第2章非法审讯
第3章生活虐待
第4章精神虐待
第5章强迫战俘从事非法劳动
第6章非法处罚战俘
第7章强迫扣留战俘
第8章强迫战俘充当特务
附件
序言
1950年0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战争。
在这一战争中，美国军事当局严重地违反日内瓦公约与国际公法原则的规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了种种的迫害和虐待，包括屠杀在内。
中国红十字会为了申张人道原则、维护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原则，曾向已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访问，听取他们的控诉，又参照了已捕获的美军空降特务的供词，以及其他有关材料，经过了慎重的、反复的、忠实的对证，我们认为：
美国军事当局虐待和屠杀战俘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兹将调查所得的美国军事当局迫害与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之种种事实，公布于全世界人民面前。
第1章屠杀战俘
美国军事当局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对于在其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包括：
在战场上失去战斗力之人员、未及撤离战区之病、伤人员、战地医院中的住院人员、及在美军战俘营中的被拘留人员，曾施以各种虐待和屠杀。
此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部第3条、第2部第13条及1949年0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第2章第15条、第3章第19条之规定。
据被遣返之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所提供之材料，业经证实：
自1950年11月到1953年07月，美军残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共计二千六百多人。
美国军事当局在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暴行中，曾使用刺刀、自动步枪、卡宾枪、轻机关枪、重机关枪、六○炮、手榴弹、毒气弹、火焰喷射器、装甲车、坦克等武器及火烧、“打活靶”、活埋、挖心、勒死等等残暴杀害方法。
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目睹了美国军事当局及其所属部队残杀战俘的行为，其中有些人是这些屠杀事件的幸存者，现身上尚留有伤痕。
（一）
美国武装部队及归属美军指挥之李承晚军，在战场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伤、病被俘人员，予以残忍之杀害。
兹据业经证实之材料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被害人数计达二千三百五十多人，由个别杀害，以至集体大屠杀。
其主要事件如下：
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一经被俘即遭杀害。
1951年05月21日，在洪川以东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重伤员李唯义等三十多人，被美军俘虏后，即被当场打死（附件一）；
1951年05月29日，在麟蹄以北地区，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被俘伤员一百四十多人，内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八十多人；
1951年09月14日，侵占金城南黑云吐岭地区之李承晚军，屠杀了被俘之中国人民志愿军重伤人员五十多人（附件二）；
1951年05月30日，在麟蹄地区，美军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二十多人；
1951年05月，在涟川东南云川里附近，李承晚军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七十多人。
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收复金城东科湖里附近一阵地时，发现11月07日被敌方军队杀害之战士尸体，死者手脚都被捆绑并拴在树上，遍身都有伤痕，显系被俘后遭受杀害。
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是在被押离作战地区后或押送途中被残杀的。
1950年12月01日，美军第2师所属部队在由平安南道价川郡中西里撤退时，以机枪射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三十一名。
死者胸前并挂有“战争俘虏”纸片；
1950年11月28日，在朝鲜北部球场地区，美军在撤离该地区之前，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四十多人；
1951年05月下旬，被押送到大田附近之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三十多人，被集体杀害；
1951年05月28日，李承晚军在鸡冠村附近以刺刀刺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一名，30日，在水原至大田公路上美军又以汽车辗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四名（附件三）。
特别残暴的是，美国武装部队及李承晚军对陷入其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医院、伤病人员转运站之非武装人员及伤、病被俘人员。
1951年05月27日在涟川以南一山上，美军以机枪杀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医院中被俘伤员一百三十多人（附件四）；
05月，在东线华川地区，李承晚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一百多人（附件五）。
1951年05月27日午前九时，美军八十多人以机枪、自动步枪屠杀在麟蹄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医院中伤员二百二十多人（附件六）；
1951年05月27日，在华川附近，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二十多人，并纵火烧死在战地医院中被俘伤员十多人。
还有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被美军及李承晚军因追索军事情报、抢劫财物、强奸女战俘而被杀害的。
1951年05月28日，在春川西北明月里发生了美军及李承晚军残杀二百八十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大血案。
美军侵占这一地区之后，即以机枪、自动步枪等向躺在地上和防空洞内的伤员射击，二百八十多名伤员中仅刘春荣（拘留号码七三一一二五）幸免于死亡（附件七）。
美军及其指挥下的李承晚军对于在战地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及其他人员所施之残暴杀害，亦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军人员及李承晚军人员所证实。
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第2师第2战斗营HS连士兵奥托·贝尔（军号：
RA——一八二七六六一八）证实了1950年11月30日，在顺川和军隅里之间，李承晚军集体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两百多名被俘人员的事件。
被俘的美第24师第19步兵团第1连士兵菲利普·R·安德逊（军号：
RA——一一一七九一七八）的报告，证实了美军及李承晚军活埋战俘事件
（附件八）。
曾被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李承晚军第2师士兵崔珍桢证实了1950年11月06日，在下碣隅里公路上，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所属部队屠杀一百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事件。
另一被俘的李承晚军士兵金再龙说，他曾在1951年11月13日，看到有两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被当“活靶”打死。
（二）
已被拘禁在美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也被美国军事当局及战俘营管理当局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地集体屠杀，把战俘营变成“死亡营”。
据业经证实的材料统计，在美军管辖的战俘营中，自1951年06月到1953年07月止，已经查知有二百四十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惨死在美军枪弹、刺刀、手榴弹、毒气弹及其他残忍之杀害手段下面，三百余名战俘被打伤或残废。
其中有三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战俘的事件。
上列数字是不完整的，美国军事当局实际屠杀战俘之数字，远远超过此数。
美军战俘营管理人员、营场卫兵及美国军事当局派遣到各战俘营中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分子，恣意杀害战俘，横行无忌。
1951年07月，在釜山战俘营，美军卫兵无故开枪射击战俘居住之帐篷，打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炳忠；
1952年05月16日，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美军打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化义；
1952年07月08日，美军卫兵打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张东海（附件九）；
1952年08月下旬在釜山战俘营，李承晚军开枪打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万清；
1952年10月27日在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胡树森；
1952年12月14日，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范杰（附件十）等。
在1952年02月到05月间，美国军事当局为强迫扣留（即美方所谓“自愿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野蛮的、迫害战俘的行动，制造了一连串的屠杀战俘的血案。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赵潮洲、谭九、许贵、袁宗文等人因拒绝强迫在自己身体上刺“反共抗俄”违反自己意志的字样而被杀害；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张振龙、唐开建、林学普、戚忠堂、杨文华等人，在美国军事当局强行非法“甄别”时，因公开表示回国，遭受杀害。
自1951年到1952年期间，美国军事当局对战俘营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
1951年08月15日夜十时，美国军事当局派遣武装部队并开出坦克、装甲车十数辆，突然包围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2、第3、第4、第6、第7战俘收容所，以机枪、自动步枪向在营场内的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密集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共达六十多名，据初步调查有二十多人被打死（附件十一）。
1952年05月21日晨七时半，美国军事当局派遣武装部队，并开出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包围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由一美军中校军官指挥美军以机枪、自动步枪、毒气弹、六○炮等武器向营场内的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射击，并以手榴弹向战俘居住之帐篷投掷。
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在这次屠杀中共计打死、打伤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被俘人员一百九十多人，内有杨廷华等三十五人被打死（附件三十三）。
1952年10月01日，在济州岛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一血案”。
美国军事当局以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H”号营场内六百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为攻击目标，在10月01日早晨七时许，进行了空前残暴的集体大屠杀。
美军第8号战俘营总管白乐摩上校、军官布鲁克斯大尉直接指挥。
美军打死许多在营场内空场上的战俘，而且追入各帐篷残杀战俘。
在这一屠杀中有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被杀死，近一百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负重伤和残废。
营地洒遍了死者、伤者的鲜血（附件十二）。
美国军事当局在残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事件中，不只使用了现代化杀人武器，并且使用了活埋、灌水、挖心、火烧、钉死、烙刑、刀杀、棒打等数十种残暴杀害方法。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曹利兴、张振龙等被用刀子杀死；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康、杨介甫、左文刚等被以绳索勒死；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少奇、雨时杰等被以乱棒打死；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郑东海等人被向口内或肛门内灌水并火烙其腹而死；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许贵被以铁钉钉死；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任道木被以汽油烧死，1952年04月08日夜，美国军事当局派遣到战俘营中的特务李大安等杀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林学普后，残暴地挖出了林学普的心，李大安手拿着血淋淋的心在战俘营中恫吓示众。
这一令人发指的杀人暴行，是在美国军官的指使下发生的（附件二十六、三十一）。
美国军事当局对战俘营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所施之野蛮的暴行，亦已为美国、英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消息，以及美军战俘营军官所证实。
兹据美国、英国各通讯社所透露的不完全的数字计算，自1951年07月到1953年07月止，共有三千四百三十八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战俘营中被打死和打伤。
其中，死者有六百二十四人。
这个数字，显然是大为缩小的。
1952年05月在巨济岛所发生的“杜德事件”中，在当时美军战俘营总管柯尔生准将签署、并经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所补充的给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的复信中，亦肯定地承认了美国军事当局曾野蛮残杀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事实（附件十三）。
以上事实证明，美国军事当局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原则，残暴地杀害了大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
这种对战俘大规模屠杀的暴行，是在美军高级军事机关及美军高级将领的策划和支持下有计划地进行的。
这里所指的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部，及前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前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前美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将军。
第2章非法审讯
美国军事当局严重地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7条之规定：
“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和精神上之酷刑或任何其他胁迫方式借以自彼等获得任何情报。
战俘之拒绝答复者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及第87条之规定，竟非法地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普遍地进行了追索各种情报的审讯，并残暴地施用吊打、压杠子、刀刺、割肉、刺指甲缝、过电、灌辣椒水、关水牢、关刺笼等酷刑（附件十四）甚至处死。
美国军事当局公开审讯战俘的机关，有“美国远东军总部情报处”（G—2）、“战争罪犯调查科”（WarCriminalInvestigation
Section）、“反情报队”（CounteIntelligenceCorps）、“战争罪犯调查处”（WarCriminalinvestigationDepartment）及在战俘集中地区设立的“宪兵司令部”等。
美军不仅在上述机关非法审讯战俘，而且在前线、在战俘转运途中、在战俘营和在战俘医院里，美军军官、宪兵、军医、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和李承晚特务等随时随地都对战俘进行非法审讯。
战俘普遍遭到此种非法审讯，即使身负重伤，亦不能幸免。
自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F”号营场已遣返的五百一十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全部均遭受过非法审讯，其中有四百四十二人曾遭受各种酷刑。
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
兹将受刑人数、种类、次数分述如下：
受刑种类受刑人数共受刑次数过　电
一六人　四○次吊　打　一二人　一八次火　刑　三人　三次灌辣椒水　一人　一次压杠子　一人　一次割肉　四人　四次刺刀刺　六人　六次用鞭或木棒拷打　一九八人　三三七次冰　冻　二人　二次打伤口　三人　三次殴打和其他　二一六人　二八三次
在前线，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曾进行酷刑审讯。
如郝永成于1951年03月15日在中线龙头里附近被俘后，美军在审讯中，把他双手背绑，用布蒙住眼睛，拖进稻田水中，一连泡了三天半，下身起泡、浮肿。
余凤安在中线白石山被俘后，被美军连续进行五天五夜的审讯和吊打。
更残暴的是，美军对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毫不顾及其伤势，在审讯中施以酷刑。
如头部负伤的杨运田，于1951年05月24日在北汉江南岸被俘后，美军一少尉在审讯他时，竟用枪托击打他的头部，并施电刑两次，杨运田伤口流血过多，昏迷不醒数日。
美军在战俘转运途中，亦进行酷刑审讯，甚至每到一处，就审讯一次。
如刘光於1951年04月22日在铁原附近负伤被俘后，在转运途中遭到五次非法审讯。
在审讯中，美军中校、少校等军官，对他施用了火烧手指、铁棍痛打、绳勒、过电等刑（附件十五）。
又如郑献民于1951年02月18日在砥平里附近负伤被俘的当天，在转运途中，曾经过了四个换药站。
美军因他拒绝审讯，不但不给他换药，还用力扭转他的已经骨折的左腿；
张连治在被转运途中，亦遭到同样的残害。
在战俘营里，美军更疯狂地、不分昼夜地非法审讯战俘。
战俘周连生于1951年02月，被美军押到釜山“战争罪犯调查科”的阴暗潮湿的地窖里，监禁四十二天，受电刑七次，冰冻八小时（附件十六）。
赵志奎于1951年09月29日在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一病伤战俘收容所时，被一美军大尉逼问军事情报，遭到棒打、过电、灌辣椒水等刑、停止治疗八天，致使伤口化脓、溃烂（附件十七）。
巨济岛第72联队战俘白玉山，在1951年10月受审讯时，被六个特务绑起用铁棒打关节骨、刀子刺小腿、火烧皮肉；
白玉山全身发肿，遍体鳞伤。
美军这种残酷的非法审讯，在战俘医院里的战俘，亦不能免。
战俘张炳荣，1952年06月在巨济岛战俘医院时，因拒绝美军非法审讯，三个美军就往他嘴里灌污水。
医院当局为了追索各种情报，在炎热的06月天，在病房里生起四英尺高的火炉，把门窗紧闭，使病、伤战俘个个汗流如注，痛苦不堪。
在审讯中，美国军事当局除了逼问各种情报外，竟用非刑强迫战俘承认为“战犯”而将其囚禁。
战俘田天明，于1951年07月06日在巨济岛，被一美军少尉审讯，美军少尉用两根七寸长的铁钉，钉入他的右大腿根，逼迫他承认打死一名美军俘虏，此后，就被当作“战犯”监禁起来。
巨济岛第72联队战俘金星国，在1951年11月29日被美军押到“战争罪犯调查科”，逼迫他承认杀死十七个美军俘虏。
金星国驳斥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俘虏是宽待的，从来没有杀过俘虏。”
当即遭到灌凉水、过电等酷刑。
最后，美军竟无耻地强拉他在写有杀死一个美军俘虏的纸上，按了指印，就以“战犯”之名，囚禁起来（附件十八）。
战俘孟庆章（附件十九）等，亦被美军硬指为“战犯”而被囚禁。
美国军事当局，对战俘酷刑审讯，致使许多战俘成为残废。
例如战俘李伯林，1951年年底在巨济岛第61号战俘营受审讯时，被一美军大尉及特务打断脊骨。
美军在酷刑审讯中，亦常常将战俘处死。
战俘刘凤江，于1951年11月20日，在春川曾目睹一美军大尉在审讯戈真美、张桂枝（女）时，施用电刑后，并用木棒将他们打死。
第3章生活虐待
美国军事当局完全违反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3部第2段第2章战俘之住宿、饮食、衣服与卫生设备等规定，使战俘
（包括病伤战俘在内）长期遭受饥饿，健康受到摧残，以致战俘营中疾病丛生，战俘身体瘦弱，体重惊人地减轻。
下面就是关于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在饮食、衣着、居住等方面虐待战俘的事实。
饮食方面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供给战俘食用的粮食，大部分是发霉的，有些是没有脱去皮壳的，且掺有砂土。
战俘的主要粮食是大麦和少量的豌豆、碎大米，或者是小麦和已经霉坏的大麦粉。
全部战俘
（病伤人员也不能例外）每人每餐只能吃到半碗饭；
吃发霉的大麦粉时，每人每餐只能得到一个比鸡蛋略大的约四、五两重的面团。
因此战俘无时无刻不处在饥饿状态中。
副食品同样质劣量少，缺乏营养且不卫生。
白菜是烂的；
萝卜是老得空了心的；
干鱼片长了很多虫；
在菜里有许多小虫。
即使这样，每人每餐的半小碗“菜汤”里，也只有二三片白菜叶和萝卜片。
在1952年上半年以前，有时每人每日尚能得到四百分之一磅的肉类（每人仅能得到罐头肉类约一点二五克），1952年下半年以后，就根本没有见过肉。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发给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战俘的干鱼片，每人每日平均也只有约三十至六十克（Gram）。
战俘不仅长期受饥饿，而且得不到足够的水喝。
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拘禁了五千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只安装有口径二公分的水龙头一个，而且每天只放水两小时，过了早晨八点钟美军就把水管关闭。
1951年夏天，巨济岛第72联队七千余人仅有的一根水管，也被规定每天只放水两小时。
因为水少人多，煮饭发生很大的困难。
水量少，煮成的饭常常半熟半生；
蔬菜不能洗，只有带着泥土投到锅里。
至于饮水，更为艰难。
巨济岛第72和第86联队，在水龙头下设一水桶，战俘们须排列成队依次领水，每人每日只能领到一小碗水。
战俘们口渴难忍，只有喝污水沟里的脏水，或在做苦工时，不顾美军的殴打喝一口海水。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还任意断绝战俘的粮、水供应。
釜山第1、第2和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于1952年05月11日开始，曾遭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无理断粮断水七天至十二天。
1952年10月04日，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D”号营场，也被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无理断粮03日。
（以上详见非法处罚战俘章）
战俘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在战俘营中挖坑取水，但又遭到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蛮横的禁止。
如巨济岛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即曾勒令第72联队战俘把所有的土坑都填平。
在1952年07月08日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G”号营场遭美军无理断水时，战俘渴极挖井，美军竟开枪打死战俘张东海，打伤毛有才。
衣着方面
每个战俘的衣服和私人财物等都在被俘时被美军和李承晚军抢掠。
1951年07月，巨济岛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发给战俘红色和黄色的短袖单衣和短裤。
每人只有一套。
无法洗换。
而且，很多人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过冬。
战俘们冻得发抖，很多人的手脚都冻得红肿、开裂、流黄水。
1951年冬，在巨济岛第86联队六大队十六小队六十余名战俘中，就有三十四人冻伤，冻伤重者七名；
1952年冬，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六千多人中，也有二千七百人手脚冻破溃烂。
在“A”号营场五百多人中，有四分之三的战俘被冻伤。
战俘白金堂、倪万福等二十余人的脚冻烂露出脚骨。
美军对被冻伤的战俘非但不予应有的医疗，反令照常做苦工。
战俘在做苦工时拾些烂纸、稻草和烂麻袋围在腰间和缠在脚上以取暖。
但是，美军和各战俘营里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的特务反认为这是“损伤联合国的尊严”，就给战俘以种种残酷的处罚。
拘留在釜山第2号战俘营之病伤战俘，他们中大部分人长期得不到衣服穿。
如战俘丁振芳在第一病伤战俘收容所时，自1951年08月至1952年08月，一年未穿衣服，只有披着破毯子；
沙荣章于1951年冬季在第二病伤战俘收容所时，因没有衣服和鞋袜，冻伤斑斑，行动艰难，美军却借口他走路迟缓，在他屁股上戳了几刺刀。
战俘们的破烂衣服，没有针线缝补，因此衣服愈加破烂不堪。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给战俘发的鞋子，都是美军士兵穿过了的破皮鞋，而且所发数量极少，很多战俘都没有鞋穿。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从来没有给战俘发过袜子。
居住方面
战俘居住在帐篷里或铁棚子里。
一个帐篷长约十公尺，宽约五公尺（当中有约一公尺宽的通路，在路之两侧，各睡一排人），一般的要容纳五十到八十人，每人睡觉所占的宽幅为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釜山第2、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约为三十公分）。
战俘睡觉时只能侧身，一颠一倒，挤压得不能翻身。
1951年10月时，釜山第十一收容所一个帐篷曾住过二百人，有很多人被挤到帐篷外露宿。
1951年10月以后，各战俘营陆续把帐篷改建为铁棚子，铁棚子长约四十五公尺，宽约五点五公尺，里面要容纳三百多人。
从面积上看居住的情况似乎应该好一些，但实际上比帐篷更为拥挤。
少数特务占去铁棚子的一半，剩下的才是一般战俘容身的地方。
因此，每人占的宽幅只有十二公分到十五公分。
战俘们每日在繁重的劳役之后，有些人只有抱膝蹲着打一下盹，无法入睡。
冬天，铁棚子里非常冷。
在第72联队，一个铁棚子里只有一个火炉，但每天供给的煤量极少，等不到铁棚子里有点暖气，煤就烧尽了。
每个战俘冬天只发给两条（夏天只有一条）像麻袋似的破毯子，冬夜，战俘经常冻得不能入睡。
巨济岛各战俘营的帐篷和铁棚子，都建立在稍加平过的稻田上。
战俘睡在地上，铺着薄薄的稻草席子，因为太潮湿，席子下面生着一层白毛，战俘因此而患病的很多，由巨济岛迁往济州岛的六千余名战俘中，患疥疮者二千五百人，患关节炎者七百三十人。
帐篷都是破旧的，雨天漏水，战俘只能互相依靠蹲着。
如遇风暴，帐篷被吹垮，战俘就只好在大雨中淋着，毫无躲避的地方。
因为居住拥挤，地面潮湿，经常不能洗澡不能洗衣，特务们又限制战俘自由活动，帐篷和铁棚子的门窗经常不准打开，因此，帐篷和铁棚子里空气十分污浊。
铁棚子和帐篷内光线暗淡，黑夜无灯。
卫生设备方面
按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29条之规定：
“拘留国应负责采取保证战俘营清洁卫生及防止传染病所必要之卫生措施。”
但是，美军战俘营内却连最起码的卫生设备都没有，甚至战俘连洗脸、理发都很困难，至于沐浴和洗濯衣物就根本谈不到。
根据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提供的材料证实：
因为战俘营内缺少水，战俘们洗脸是件不容易的事，平常要一个星期有时要一个月才能洗一次脸，而且是几十个人在一个盆内洗。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给十几个人才发一把牙刷，或是只给牙粉，不发牙刷。
因此战俘们长年不能刷牙。
作为战俘理发用的刮脸刀片，两个月甚至四个月才发一次，十五到五十人才能分到一个刀片。
可是一个刀片剃发三次就钝了。
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的头发长的很长。
在巨济岛第72、第86联队中，每一千二、三百人只有一个设有十个便桶的厕所，因此，战俘的大小便就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加以战俘因饮食不良，喝生水和脏水，经常约有百分之三十、多时达百分之八十的战俘患腹泻，而厕所的缺乏使他们的大小便更加困难。
各战俘营虽然都先后设立了所谓“浴室”，但因为没有水，他们没有一个人洗过澡，而“浴室”却通常被用来作为吊打战俘的刑室。
战俘们因长期不能洗澡，没有衣服可换，衣服、毯子、头发上都生有很多虱子、虮子。
在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的百般虐待下，战俘营中各种疾病流行，严重地损害了战俘的健康。
根据在战俘营担任医务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医务人员王泽英（拘留号码七三○四四五）、左连臣（七一○三四五）、李冰云（七○六一○一）、张景荣（七一六二三四）等提供的材料证实：
在战俘营中，患痢疾者极普遍。
1952年07月到08月间，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A”号营场五百五十名战俘中，有四百余人患痢疾。
患夜盲症和结膜干燥症者也很多。
如1951年07月间第86联队的战俘因严重的缺乏营养，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人患结膜干燥症。
第8号战俘营六千余名战俘中有三千七百四十多人患夜盲症。
“A”号营场的十一小队六十八人中有四十三人因害眼病而视力减退。
如战俘宋国英，每到夜间就不能行动。
1952年03月间，美军医官亲自到第72联队挑选战俘，送往第70号战俘营作苦工，当时七千多人中只挑选出近一千五百人，其余皆是身体羸弱、残废、眼病较重者及夜盲症者。
战俘营中无防蚊设备，因之，患疟疾者也很普遍，在1952年夏季，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有三千三百余人患疟疾。
其他如患贫血症、胃病、疥疮、关节炎等，在各战俘营内是极普遍的现象，此外，尚有许多战俘患肺病和支气管炎等。
战俘长期在极端恶劣的生活折磨下，体重惊人的减轻。
如王同心（曾被拘留在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A”号营场），被俘前体重为六十八公斤，遣返归来时降到四十八公斤，减轻约百分之三十。
以上事实有力的证实了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在生活上虐待战俘的罪行。
第4章精神虐待
根据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2部第14条、第3部第2段第5章第34条、第38条及第5段第71条等条款之规定，战俘在精神生活上应享受人道之待遇。
但是，美国军事当局为了扣留战俘，对战俘施行精神迫害，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强制进行反动政治教育；
公然派遣特务以宗教作为掩护，借传教为名对战俘施行恐吓、欺骗宣传。
此外，还使用了种种限制战俘精神生活自由的手段。
一、强制进行反动政治教育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为了改变战俘的政治信仰，于1951年08月到10月，公然派遣蒲斯大尉（Capt.Booth）、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张兴登、张启德、张弼、甘碧英和王纪中等在巨济岛第72、第86联队中设立所谓“反共”学校，对战俘强制进行反动政治教育，和阻挠战俘回国（附件二十）。
先后由特务李琪、刘秉章、刘承汉、王家悌和程立人等担任校长、教务主任和教员等。
每天上课四次，每次两小时，各大队战俘轮流听课。
战俘对此种反动教育，极为厌恶，拒绝接受。
战俘营中特务就用棒子强将战俘押进教室。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对特务侮辱自己祖国极为愤慨，如敢挺身驳斥、则遭到拷打、罚趴、罚跪，甚至酷刑。
如第86联队战俘杨庭宇，上课时不愿听，被拖出教室用棒子打四肢关节，还罚趴。
战俘袁玉山，讨论时拒绝发言，特务把他吊打后，又罚他跪在雪地上冻了一夜，并关了一天禁闭。
战俘刘有才在“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测验题下划了一个“ 一”号（即否定之意），特务把他拖出去，毒打一顿，并剥光他的衣服，从肛门往肚里打水，又用脚踏他涨大了的肚子，他鼻口都冒血水。
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除了公开对战俘强制进行以上反动教育外，还秘密指使战俘营中的特务强迫战俘“签血书”、“刺字”及阻挠战俘回国的活动。
二、以宗教作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美国军事当局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竟公开派遣吴博礼（Woodberry）、韩秉赫和一个自称苏“神父”的特务，以宗教作为掩护，在巨济岛第72、第86联队进行特务活动。
他们假借做“礼拜”、“祷告”，对战俘进行恐吓。
战俘对他们这种假借传教进行卑鄙的特务活动，极为愤恨，拒绝去听他们的所谓传教。
于是，美军宪兵、特务就用棒子将战俘赶去，不去的就要挨打、受罚。
战俘被赶去后，如果不低头、不专心听、不照着念他们那些宣传反动政治的陈词滥调，也要遭到毒打。
如第86联队李忠等二十多人因为不跟着他们念，结果每人挨了四十手板。
美军派遣的这些以宗教外衣作为掩护的特务，除了以上假借传教对战俘进行恫吓、欺骗活动外，还直接和间接的残害战俘。
1951年巨济岛第72联队特务开始强迫战俘刺字的时候，吴博礼指示国民党“六三”支部书记长魏世喜强迫四大队
（军官队）战俘刺字。
刺后，吴博礼并照了相。
1951年10月间，吴博礼、韩秉赫曾供给巨济岛第86联队特务刀、锹、镐和棒子等，殴打战俘。
吴博礼并曾亲自将战俘李五阳叫到一帐篷内非法审讯，强迫要他承认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
李五阳坚决不承认，吴博礼就打了他几耳光，叫特务将李五阳拖去毒打。
1952年04月初美军对战俘进行“甄别”前，吴博礼、韩秉赫曾多次往第72联队运送带有U、S字样的刀子，供给特务作为威吓和杀害战俘的武器（附件二十九）。
如1952年07月18日，那一个自称苏“神父”的特务和美军大尉奥斯门（Osman）、少尉狄德（Diddle），率领一排美军冲入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H”号营场，向战俘喷射糜烂性、腐蚀性液体，战俘一百六十五人中毒受伤。
三、剥夺战俘学习文化和娱乐的权利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战俘完全出于自愿的学习和娱乐，却以各种手段阻挠、破坏。
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和釜山第2号战俘营战俘，在极端缺乏学习用具的情况下（战俘个人所有的钢笔、笔记本等物，皆在被俘时被搜去），自己用废铁片制成笔尖，用锅烟代替墨水，拣回破纸片学习文化。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竟以检查卫生为名，在进行武装搜查中，把战俘的学习用具全部抢走和破坏。
至于战俘的正当娱乐连唱自己喜爱的歌曲，也横遭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的禁止，甚至受到断粮断水的处罚以致屠杀。
1952年07月18日，第8号战俘营“H”号营场战俘就因唱歌，遭受美军投掷毒气弹和喷射腐蚀性、糜烂性液体的伤害。
同年08月15日，“F”号营场亦因此受到同样的残害。
此外，像战俘在平时做苦工时轻轻唱祖国歌曲而遭到美军毒打或刺伤的事件，是经常发生的。
四、侮辱战俘人格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4条明文规定：
“战俘在一切情况下应享受人身及荣誉的尊重。”
但是美军却处处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侮辱战俘人格。
1952年09月27日上午，美军上校杜维亚（Col.Due）在济州岛机场上布置了约一营武装美军，并附有四十余挺轻重机枪，命令第8号战俘营“H”号营场全体战俘脱光衣服和鞋子，赤裸裸地向他敬礼。
我被俘人员不堪此侮辱而拒绝敬礼，当即遭到美军拳打脚踢，或用刺刀乱刺，有唐根培、赵义等二十余人被刺伤。
1953年02月，第8号战俘营战俘被押出作苦工时，美军故意把口香糖纸扔在地上强迫一姓宋的战俘拣起来，该战俘拒绝，美军竟将其枪杀。
通信，是战俘应有的权利。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71条规定：
“战俘应准其收寄信件及邮片”、“此等信件及邮片必须由拘留国以其所有最迅速方法转递之，不得以纪律理由而缓递或扣留。”
但是，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完全剥夺了战俘这一权利。
1953年元旦及春节时，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在第8号战俘营战俘多次要求后，第1次应允给予战俘通信的权利，但同时又加以很多限制。
当战俘写好了几千封信交其寄回祖国时，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却藉口暴露了战俘生活的真实情况，扣留了这些信件（附件二十一）。
1952年06月02日美军战俘营总管波纳
（Boatner）曾在致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备忘录中称：
“汝等之国旗可于汝等之国庆悬挂之……。”
但是，战俘在1952年10月01日升旗庆祝祖国国庆时，美军却背弃自己的诺言，屠杀战俘，造成死伤战俘一百六十五人的大血案。
第5章强迫战俘从事非法劳动
美国军事当局公然违反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武力强迫被拘留于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地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包括病伤人员），在美军兵营、码头等处，不分昼夜地、终年从事繁重的、且毫无报偿的劳动，其中包括日内瓦公约明文禁止的军事性质的劳动。
战俘所从事的劳动是在衣食不足、体力不支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毫不顾及当地气候状况的情况下进行的。
美军对从事劳动的战俘，任意侮辱、毒打和惩罚。
战俘在劳动中，因缺少工具与保护装备而造成了严重的疾病和伤残，以至死亡。
被迫从事繁重劳动的战俘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他们每天只能吃到三半碗用杂粮做成的饭，饥饿无力。
他们从一清早就被驱使到劳动场所，不分昼夜地从事繁重的劳动。
夏天，战俘穿的是袒露四肢的短衣裤，被炎日曝晒得退皮、肿疼，以至晕倒；
冬天，战俘穿着不能御寒的单薄的衣服，被迫在寒风、雪地里从事劳动，很多战俘的手脚和脸被冻伤。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53条的规定，强迫许多战俘无休止地从事劳动。
以巨济岛第70联队为例，该联队拘禁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一千五百余人，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每日白天向该队要九百到一千人，夜间要五百到六百人从事劳动，而该联队除伙房等人员约二百人外，实际从事劳动的，只有一千三百人。
因此，其中有一百至二百人必须日以继夜地从事劳动。
尤其严重的是在1952年03月下旬到04月上旬约二十天中，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曾连续六次向该联队白天要一千二百人，夜间要七百人，这样，每次要有六百人连续从事劳动二十四小时。
例如战俘金桂安在此期间，就曾四次从事此种超度劳动。
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49条之规定：
“拘留国得斟酌战俘之年龄、性别、等级及体力，并特别以保持战俘之身心健康为目的，而利用体力合格之战俘之劳动”，而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却以武力强迫年龄、体力很不相宜的战俘和战俘中之军官、特别是病伤战俘，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他们之中，常有累得吐血，或因而使病势加重以至死亡的。
如战俘戴金成年仅十八岁，在1952年06月间，曾被美军强迫与另一战俘抬重约二百斤的大石头，他只抬了一天便吐了血。
巨济岛第86联队陈启厚在1951年09月间从事劳动时，被美军用木棒乱打全身，当时吐血，以后病势加重，每隔两03月咯血一次，每次连续十余日，致成严重的肺病。
病伤战俘孙治谦等，在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附件二十二）。
另据已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田志诚控诉：
他曾亲眼看到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二病伤战俘收容所患有肺病的战俘董玉仲等三人，于1952年05月23日至26日，被美军武力强迫连续修了四天铁丝网，结果，三人病势加重，其中董玉仲因而死亡。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强迫战俘从事的劳动种类繁多：
其中有折磨性的劳动，如搬石头、砸石头等。
特别严重的是：
美军不顾日内瓦公约第50条之规定，以暴力强迫战俘从事军事性质的劳动，如装卸和搬运伪装的装有毒气弹、手榴弹壳、炮弹、子弹、卡宾枪、轻重机枪等木箱；
挖掘掩体工事；
建筑防空洞、军火库、军用汽油塔等军事设备。
在劳动中，美军任意以皮鞭毒打战俘，以刺刀刺伤战俘，并施以侮辱性和集体性的惩罚。
惩罚的种类有数十种，如罚肩负重物跑步，赤脚在碎石地上跑步，甚至延长劳动时间和断粮断水等。
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第“E”号营场战俘李凤明等十人，于1953年02月27日为美军搬运汽油桶时，一美军无故罚李凤明趴下，当即为李凤明拒绝，美军即用石块将李凤明的两颗牙齿打坏，嘴部打得鲜血直流。
全体战俘对美军此种无理暴行提出抗议，美军反扣粮水两顿。
巨济岛第86联队第4大队第13小队战俘张治清、张进德等六十人于1951年07月间某天，为美军砸石头时，美军藉口砸得慢，罚张治清等六十人脱光衣服趴下，曝晒于烈日下。
当即有田双根等晕倒。
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E”号营场战俘韩月季等二百二十五人于1952年09月13日为美军挖水沟时，因抗议美军剥夺他们的休息权利，美军即以四辆坦克和两排武装士兵，把他们押送到一个潮湿而窄的飞机库里扣押起来，并断粮断水三十二小时。
在闷热、劳累和饥渴的情况下，当即有战俘曾德均、刘建福等十六人昏倒。
夜间，美军并无故开枪击伤蒲学林、郭云清等三人。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驱使战俘从事劳动，缺少工具，根本没有保护设备，且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不断地造成战俘的伤残与死亡。
战俘在砸石头时，即因缺少工具，手脚经常被砸伤。
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H”号营场战俘王勇超于1952年09月，在码头装卸大木箱时，被起重机的大吊钩砸伤左腿。
该战俘营“J”号营场战俘刘永合等二人，在为美军卸货时，亦被起重机大吊钩撞伤（附件二十三）。
又据已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陈文义、杨志远、李忠等证实：
1951年09月间，巨济岛第86联队第5大队战俘谭新武等三十余人被迫在巨济岛上一座土质十分疏松、眼看就要倒塌的陡坡下挖土，土坡突然塌下，当将谭新武等三人压死。
第6章非法处罚战俘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经常毫无理由地而且是极其残暴地非法处罚战俘。
战俘的一言一行，都被作为“惩处”的借口，就是病伤人员或军官，也不能幸免。
美军非法处罚战俘的手段花样很多，诸如断粮断水、停止医疗、打、趴、坐水牢、土牢、监禁于无日光之监狱和无休止的疲劳服役等，都是惯用的。
美国军事当局这种公然违反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身受残酷虐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控诉中，揭露了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及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的种种罪行。
对个人的非法处罚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3条规定：
“战俘在任何时须受人道之待遇。
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不法行为可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
“战俘亦应在任何时受到保护，尤其免致遭受暴行或恫吓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
“对战俘之报复措施应予禁止。”
但被拘禁在巨济岛第72、第86等联队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常常被施以各种处罚。
并且因一种借口而受到连续数次之处罚，显然，这是违反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86条“一罪不再罚”的原则。
1951年09月，第72联队战俘殷南夫，因睡觉时说梦话，被抓去审讯，打一棒问一句。
后又罚他从半夜趴到天明，第2天还罚他砸石头。
战俘胡开兴于1951年12月间在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十一收容所等候出公差，因天气严寒，衣服单薄，在原地跑步取暖，被特务罚趴两小时。
类似这种毫无道理而滥施处罚，且一罪再罚的事例，在战俘营中是极其平常的。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战俘的“处罚”，完全不顾及战俘应享受之对人身及荣誉之尊重，其手段之野蛮，实非文明人类所能设想。
1952年02月间，第72联队战俘金连成，因在出公差时解小便，美军罚其蹲下，双手举直，膝上放重约一○○磅的沙袋，金连成当时被沙袋压倒，美军就用脚踢；
金连成被强拉起来，再次压上沙袋约十余分钟，直到昏倒为止。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所设立的禁闭室，土牢和监狱，见不到阳光。
无故被禁闭的战俘只能带着一条破毯子睡在冰冷的地上。
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 “H”号营场战俘刘自强等十一人，就曾于1952年12月05日下午四时左右，被美军无故关入此种禁闭室，达三十三天之久。
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战俘孙振冠、张泽石等也曾被美军无理地监禁于巨济岛美军宪兵司令部警备科直接管辖的“最高监狱”（Maximum Confinement）内，达一百
一十三天之久，孙振冠、张泽石等人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附件二十四）。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还在战俘营设立水牢、监禁战俘。
1952年03月17日，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战俘姚文俭，因两腿残废，行动困难，小便在厕所外面，被美军罚坐水牢十五天。
美军在非法处罚战俘时，完全不顾及军官及地位相等之战俘，经常以各种借口，将军官及地位相等之战俘监禁，并施以种种非法的处罚。
如脱光衣服、淋雨等。
巨济岛第72联队四大队（军官队）战俘刘光等五名军官，被监禁在“隔离”铁丝网内时，就曾被每日罚趴两小时，并遭毒打（附件十五）。
军官王芳、骆星一等，无端被美军长期监禁于监狱和土牢内，备受折磨和凌辱（附件二十五）。
对病伤战俘的非法处罚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病伤战俘的处罚，其手段之毒辣，亦闻所未闻。
美军常以断粮断水，停止医疗等残酷手段处罚病伤战俘。
如1952年04月16日到05月22日间，美军釜山第2号战俘营管理当局对拒绝非法“甄别”的第1、第2、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的战俘，曾分别断绝粮水七天到十二天（幸赖其他收容所战俘忍饥节食接济，始免于饿死），停止医疗三十二天到三十七天不等。
第一病伤战俘收容所断粮的第3天，战俘被迫以树叶、草根充饥，甚至连破皮鞋、皮带都煮食；
许多病伤战俘的伤口，亦因得不到医疗而化脓、溃烂和生蛆（附件三十三）。
1953年02月上旬，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四病伤战俘收容所第4号铁棚子四十多个肺病战俘因在春节唱歌，便被美军赶到雪地，剥光衣服冻了一小时。
很多病伤战俘因受残暴之处罚致使病伤加重。
例如：
1951年末，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四病伤战俘收容所战俘张元龙，因病重，手发抖，不慎将体温表摔碎。
一美军大尉即强迫他脱掉裤子，罚坐水牢约一个多小时，水牢内十分阴暗，水深约半公尺。
因坐水牢，他的病更加严重。
第一病伤战俘收容所战俘周光宇，于1952年08月底，一美军中士强令作苦工，周因病不能站立，遭到毒打。
许多病伤战俘向美军提出抗议，而美军中士竟罚周坐水牢四个月，周光宇因此病势更加严重。
集体处罚
集体性处罚事件，以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发生得最多。
第8号战俘营拘留着六千多名公开表示要求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他们公开表示回国的行为，极为仇视。
因而以各种残酷手段如：
饥饿、罚作苦工、甚至人格侮辱等，施以集体处罚，或因个人行为而对集体施以处罚，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87条。
如：
1952年07月07日，“E”号营场战俘往海边倒粪便时，一朝鲜平民向战俘郭治华微笑了一下，美军就刺伤郭治华。
全体战俘当即提出抗议，美军不但不惩办凶手，反而由08日中午至11日下午断粮04日，08日并断水一天。
1952年09月25日下午二时许，“D”号营场炊事人员三十五人在扛粮途中，因唱歌被美军少校罚砸石头半天。
1952年10月04日，“D”号营场战俘正作健身活动，美军以要一百人服劳役阻挠，战俘代表答应待健身活动毕再派人前往，大尉布鲁克斯（Brooks）竟无理罚全营场战俘砸石头一天，并扣粮03日，扣水01日。
美军常常因战俘唱歌，处罚战俘。
而且，往往因一部分人唱歌而处罚全体。
如：
1952年09月17日，“F”号营场战俘四百人出公差，因有二十五人唱歌，美军竟扣押全体在飞机库内冻饿四十八小时。
09月27日，“G”号营场一百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到海边服劳役，有五十余人唱歌，美军一少校及一大尉，率一连美军武力押走该号营场的战俘翻译，并罚全体战俘曝晒太阳三小时、扣粮一顿；
下午又罚到海边搬大石头时，美军又用刺刀刺伤战俘二十六名，重伤四人、轻伤二十二人。
11月13日，美军因第8号战俘营“I”、“G”、“E”、“C”、“A”、“J”、“H”、“F”、“D”号营场战俘唱歌，即扣战俘的粮水三分之二，共四天半。
第7章强迫扣留战俘
美国军事当局违反国际公法，违背战俘的个人意志，公然以暴力强迫扣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
此种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是在美国军事当局策谋下有计划地进行的。
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强迫扣留战俘，曾派遣了大批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的特务和在东京等地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到战俘营中，进行各种特务活动。
他们在战俘营中成立了台湾国民党巨济岛“六三”支部，“CIE”所谓学校（附件二十）及各种迫害战俘的特务组织，强迫战俘签“血书”、刺字，非法“甄别”，大规模的屠杀战俘；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并千方百计地破坏与阻挠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解释工作，使战俘们无法自由行使其遣返权利。
一非法“清查”
美国军事当局“清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的目的，是在战俘营中制造恐怖气氛，便于扣留战俘。
美国军事当局远在1951年02月，就指使特务在战俘中非法“清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以进行迫害。
大规模的“清查”在1951年07月开始。
在“清查”时，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曾对战俘营中的特务作了具体的指示。
如巨济岛美军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中校、美国特务机关“G-2”的一个自称王大尉、“CIE”的蒲斯大尉（Capt.Bootb）和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吴博礼等，曾分别指示特务印汝亮、李大安等人，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 “清查”出来，“加以严格管制”，并施以严刑拷打，或杀害（附件二十六）。
仅巨济岛第72联队遭受严刑拷打的战俘，就有两千多人。
如战俘薛德劳遭受了吊打、压杠子、汽油烧手等酷刑；
孟庆章被刺指甲缝及受电刑（附件十九）；
孙文清被特务从肛门灌入沸水烫死等。
二签“血书”
美国军事当局从1951年07月到1952年04月，曾强迫巨济岛第72、第86联队之战俘，给“联合国”和台湾蒋介石签“血书”达八次以上，谎称战俘不愿回国。
如1951年11月，当板门店准备谈判关于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军蒲斯大尉即布置特务王顺清、李大安等以全战俘营名义签“血书”。
这些“血书”，都是特务伪造、代签和强迫战俘签的。
以第72联队为例：
1951年11月下旬及1952年02月，战俘营中的特务，即曾假借全体战俘名义伪造了两次“血书”。
1951年11月中旬一个晚上签的“血书”，战俘事先并不知道，而是被特务从睡梦中打醒后，押到大队部强迫刺破手指按的，或将战俘打昏趁其失去知觉时拉住手指按血印。
大部分战俘因拒绝签“血书”而遭到毒打，如第4大队战俘金甫就曾被特务打了数十棒；
一大队一个姓郭的战俘也曾被特务剥光衣服，逼令跪在碎石头上。
他仍不签，特务们就硬扎破他的手指，按了血印；
至于经过毒打后，仍拒绝签者，就和其他外出作苦工的战俘一样，统由特务代按血印。
三刺字
美国军事当局还采用了“刺面纹身”的残暴行为，以暴力强迫战俘在身上刺上违背战俘意志的字样。
此种非法的刺字活动自1951年07月开始。
1951年10月，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的特务张弼更指使在第72联队的特务王顺清、李大安等，要大量强迫战俘刺字。
11月末，前美国远东军总司令李奇微到在第72联队视察，特务强令战俘脱下上衣，露出臂上被迫刺上的“反共抗俄”及英文的“AntiRed”（“反赤”）等字样，李奇微对此曾予以鼓励。
此后，第72、第86联队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施用酷刑强迫战俘刺字的活动。
1952年04月“甄别”前，第86联队的特务，更组织了“刺字班”，专门迫害和杀害拒绝刺字的战俘。
如在第86联队第2大队的特务，用棒打、灌水等刑，逼着战俘王春来刺字（附件二十七）；
第72联队第1大队战俘王武被打昏后，特务趁机给他刺上字；
第4大队战俘鲁淑金，被特务用烧红的铁条烙上字（附件二十八）。
釜山第2号战俘营第十一收容所战俘黄应选，也因拒绝刺字，被特务用一端有尖的帐篷杆子，在脑袋上刺了个洞，致使脑神经受伤，右半身瘫痪。
许多战俘因拒绝刺字被惨杀。
如第72联队的战俘谭九、赵潮洲，被特务勒死；
第86联队的战俘郑东海被特务从肛门里灌辣椒水后，又用烧红的铁棒烙死等。
四非法“甄别”
美国军事当局于1952年04月间，在巨济岛第86、第72联队，分别进行了两次非法
“甄别”。
在非法“甄别”前一个星期，“CIE”所谓学校的罗尼大尉和负责管理第72联队的鲁洛大尉（CaptRcnye）即指示特务王顺清、李大安说：
“这次‘甄别’，不能让人走了！
假使人走了，这对‘联合国’的面子不好看。”
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张弼并指示李大安等组织“暗杀团”，以屠杀公开表示回国的战俘（附件二十六）。
在此前后，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吴博礼、李承晚特务韩秉赫和美军军曹克罗等，向战俘营中的特务运送了大批有U·S·字样的刀子和帐篷杆子等，以残害公开要求回国的战俘（附件二十九）。
美国军事当局对第86、第72联队战俘第1次非法“甄别”，先后在04月八、九两日进行。
这就是著名的巨济岛04月08日的大屠杀事件。
04月六、七两日，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一面广播，一面纵使特务恫吓战俘。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广播以后，第86和第72联队特务即以毒打、残杀战俘等，制造恐怖气氛。
据比较详细的调查，在第72联队仅七、八两日，就有一千多名战俘挨了打，其中王洪大、李全有、李显涛、冯明亭等五百六十多人负重伤；
赵天高（附件三十）、杨耀体等二百五十多人被割肉；
张振龙等多人，被特务害死。
08日晚，在“CIE”所谓学校的大铁棚子内，战俘林学普在乱棒声中，喊出：
“共产党万岁！”
被李大安杀死，并剖腹挖心！
这一夜，还有曹利兴等多人，惨死在特务们的刀、棒下。
09日清晨，表示坚决回国的杨文华，亦被特务打死挖心。
在第86联队，仅07日与08日晨即有佐文刚、任道木、戚忠堂、唐开建等多人死在特务之手。
八、九两日，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第86、第72联队战俘强行非法“甄别”。
美军宪兵和大批特务手持利刃、木棒站在营场门口，第86联队特务应祥云等还大声喊叫：
“谁也别想活着回大陆！”
第72联队一个姓石的战俘往门口走时，被特务一刀刺倒在地，后被扣留；
接着又有一个战俘被杀死在门口。
当残废战俘周吉泰冒着刀棒往营场门口走时，被特务们暴力拖到双层铁丝网之间（被拖到铁丝网内的是被强迫扣留的战俘）。
这次非法“甄别”，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虽然用尽了惨无人道的残杀手段，但第86、第72联队仍有近两千名战俘冒死要求遣返到了第602号战俘营（附件三十一）。
近两千名战俘到了第602号战俘营以后，立即严重抗议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的血腥“甄别”。
他们提出去挖掘被屠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尸体、将被强迫扣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全部送到第602号战俘营，以便一起回国。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对战俘之抗议，迟迟不作答复。
与此同时，却暗中将被屠杀的战俘尸体移走和焚毁。
直到1952年05月03日和07日，杜德准将、劳代大尉和布鲁克斯大尉才虚伪地分别两次会同战俘代表孙振冠等人，赴第72、第86联队挖掘尸体。
虽然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事先毁灭罪证，但仍在这些营场内挖出许多被害者的血衣和焦骨等（附件三十二）。
继第1次“甄别”之后，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在第602号战俘营战俘的强烈抗议下，又在04月16日到04月下旬进行了第2次非法“甄别”。
这次“甄别”仍然是在特务的木棒和屠刀威胁下进行的。
且事前不向战俘宣布“甄别”，因此，第86、第72联队仅有二百多人不顾生命危险到了第602号战俘营。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于1952年04月到05月间又在釜山第2号战俘营强行非法“甄别”。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这一强迫扣留战俘之阴谋，为该战俘营第1、二、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的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战俘所识破，他们一致拒绝
“甄别”。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竟断绝病伤战俘粮水供应七天到十二天不等；
停止为病伤战俘治疗三十二天到三十七天不等；
企图胁迫病伤战俘接受非法“甄别”。
在此期间，病伤战俘病情加重，伤口化脓、溃烂、生蛆，并饿得奄奄一息。
但病伤战俘仍坚定地拒绝非法“甄别”。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的此种阴谋失败后，遂于05月21日，出动武装部队以坦克、六○炮、机枪等轻重武器和毒气弹，屠杀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的病伤战俘。
这就是著名的釜山病伤战俘营的05月21日大屠杀事件。
在这次大屠杀事件中，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有一百九十多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战俘被打死、打伤；
22日，美军又向拘禁在第二病伤战俘收容所的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战俘投掷毒气弹，全体战俘中毒，中毒重者即达二百七十多名，并有三名死亡。
大屠杀结束后，美军即对第3、第二病伤战俘收容所的病伤战俘进行“甄别”，许多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战俘被强迫扣留（附件三十三）。
五加紧迫害“不直接遣返”的战俘
美国军事当局在巨济岛、釜山等战俘营，于1952年04月强行非法“甄别”后，将因美国军事当局及战俘营中的特务分子之残暴迫害而不能表示自己回国意志的一万四千多名“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全部移往济州岛，成立第9号战俘营。
美国军事当局及在其指使下的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战俘的恐怖统治。
特务对战俘们的一举一动都施以限制，战俘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
1953年06月底，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及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特务再次非法迫使战俘在臂上、前胸和背上刺上蒋介石匪帮的口号和国民党党徽、党旗等，拒绝刺的人均遭到毒打甚至杀害。
战俘王康、杨介甫两人即因坚决拒绝刺字，被特务王谦、胡正明等于06月28日晚勒死。
死后，特务们又将二人尸体吊在铁棚子的梁上。
一个姓周的战俘也因此被特务用木棒打死。
另据法新社汉城08月14日电透露，八十多个拒绝刺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被美军隔离囚禁，其中一人被害死。
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驻韩大使”王东原还派遣特务杜广泰等以“美军翻译”名义进入战俘营，强迫战俘刺破手指，在给蒋介石的“请愿书”上按血印。
08月02日，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公然将蒋介石的讲话录音向济州岛战俘营播送。
其后，台湾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又组织了以特务头子方治为首的 “慰问团”，于08月25日乘飞机到南朝鲜，他们向济州岛的战俘散发台湾国民党党旗、党徽、蒋介石像片和“慰问信”等，明目张胆地进行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活动。
在釜山战俘营，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同样地布置特务进行了旨在扣留战俘的各种罪恶活动。
被强迫扣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下，但仍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要求回国。
如战俘田崇增、贵让品等。
他们归来后，揭发和控诉了上述美国军事当局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附件三十四）。
第8章强迫战俘充当特务
美国军事当局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原则，用欺骗与威胁手段，强迫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充当“美军军事情报工作人员”，被送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刺探军事情报及各种机密。
此事已由投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许多美军空降到朝鲜北部的被迫充当特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以及已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所证实。
美国远东军总部联络处（U.S.FarEasternCommandLiaisonGroup），自1951年08月至1953年04月，先后由巨济岛第72联队、第86联队及济州岛第9号战俘营，秘密调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分九批押往美国远东情报学校受特务训练，已查知者有一百八十八人。
第1批杨林等十四名在朝鲜大邱，第2、三、四批潘杰、张文荣等七十四名在日本东京，第5、六、七、八、九批王森等九十五名在朝鲜仙甲岛。
此外另调出五名至汉城美军情报机关受训。
训练时间（包括实习时间）每批约二十天到一个月。
训练的课程有：
情报学、武器学、欺骗学、跳伞学、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制、地理、记忆法、观察法等（附件三十五、三十六）。
战俘受特务训练完毕，并经过短期实习，即由美国远东军总部联络处汉城派遣队（U.S.FarEasternCommandLiaisonGroup，SeoulDetachment代号八二四○）所属战术情报作战组（TacticalLaneOperationSection简称T．L．O．），以空降、海岸潜入、火线潜入等方式派遣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线和后方，刺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兵力、兵种、炮兵阵地、运输线等军事情报和调查美军细菌战效果，并企图深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刺探各种情报。
战俘被迫充当特务的经过
美国军事当局，以欺骗手段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自巨济岛、济州岛的战俘营调出，每次十人到二十人不等，调出后，由美军特务王大尉（美籍中国人，矮胖，面黑有麻子）进行个别审讯。
审讯后，战俘被拘押在特设的一个铁丝网内，换掉带有“P．W．”（战俘）字样的衣服后，用船和飞机秘密运往情报学校。
途中由美军押送和监视。
战俘所坐的卡车，都有篷布严盖，并严禁说话和向外张望。
战俘中没有任何一人知道自己将被送到哪里去和作什么。
同时，美国军事当局便把这一批战俘列入“逃亡者”或“死亡者”的名单中。
战俘们被押到东京情报学校后，该校负责人美军中尉威廉·戴维斯等就宣布：
“你们已经不是战俘，而是‘联合国军’的情报员了”。
战俘们对美军这种欺骗行为极为愤慨，有的人就冒死拒绝受训，因而受到美军的迫害。
1952年02月29日战俘王善将被美军押到情报学校受训。
该校副校长水野（美籍日人）对他说他将受“联合国军”情报员的训练，王善将当即表示：
什么工作我也不作，等战争结束后，我要回中国去。
水野大怒说：
“到了此地就不能由你了，如果你不当‘联合国军’的情报员，对你生命是不利的。”
王善将回答：
“就是死也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于是，他被押走，以后不知下落。
又如战俘彭仁山经过水野类似的审问后，表示宁死也不做特务。
该校特务教官金永灿（朝鲜人）即威胁说：
你要认清这是什么地方！
你坚持不干对你没有好处。
接着水野就强拉着彭仁山的手在他不认识的英文卡片上盖了指印。
被秘密押到情报学校来的战俘，都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迫写自传、照相和在英文卡片上盖指印，情报学校便借此作为进一步要挟战俘的工具。
情报学校为严密控制战俘思想，强迫战俘每天写一份关于思想情况的日记，交特务教官审查。
情报学校强迫战俘受特务训练是极秘密的。
当情报学校设在东京时，学校当局订有十余条规则，战俘们被禁止随意走动和大声说中国话，若闻电铃声即要迅速躲入房内，不许给外人看见等等。
情报学校迁到仙甲岛后，美军强迫岛上居民一律迁走，非特务机关的船只严禁靠近该岛。
战俘被迫受训后的遭遇
在美军威胁下被迫受特务训练的战俘屡以各种方式表示反抗，在训练期间及派遣前，曾发生下列事件。
一、失踪
1951年11月间战俘郭保同因拒绝接受特务工作而遭到囚禁，美国远东军总部联络处汉城派遣队特务王允阁、金立柱（朝鲜人）一再威胁他说：
“你要一定不去，过两天你就知道利害了！”
11月27日夜，美军一少尉带领三名美军士兵持枪将郭保同押上吉普车，王允阁与金立柱随车同行。
以后王允阁与金立柱两人回来，却不见郭保同回来；
同批受训的战俘见金立柱使用郭保同的打火机吸烟，向之询问郭保同的下落，金立柱含糊回答：
郭保同已出发“工作”去了，打火机是他留给我做纪念的。
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见到郭保同了。
1952年12月底，战俘文传基因拒绝接受特务训练，被剥光衣服冻了二十四小时。
当晚十时许，突然有美军和李承晚宪兵各一名，将文传基押走。
文传基从此就失踪了。
二、禁闭
美军特务对待不肯干特务工作的战俘的起码压迫手段是禁闭。
据极不完全统计，曾被囚禁在汉城美军特务机关禁闭室的战俘，就有郭保同、徐进、韩林祥、李立强、张耀祖、马兴隆、张好贤等人。
在禁闭室他们被剥掉衣服，收去毯子，每天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饭，有病没人管。
战俘徐进被禁闭了九个月，美军特务常去威胁他：
“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机关！
你们已经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听命令就别想活着出去！”
三、逃跑与自杀
战俘们既不愿意充当特务，又难以忍受特务机关的逼迫，遂乃企图逃跑甚至自杀。
1952年04月06日晚上第3批受训的战俘余棣和金戈因不愿干特务工作，又不堪美军逼迫，在汉城美军特务机关越墙逃走。
07日，美军特务王大尉和威廉·戴维斯中尉怕暴露特务机关地址，将其他战俘分三批押到汉城另一处小院内。
小院四周是约三公尺高的砖墙，只有一道门，由李承晚军看守，并增加了武装游动哨，严加防范。
04月07日晚上，汉城美军特务机关逼迫战俘出发，战俘李立强即用特务机关发给他的步枪自杀，枪弹由左肪窝穿过，倒地未死。
李立强自杀前，写有绝命书一封，内有“美国既然讲保障人权，为什么强迫战俘当特务？
我是中国人，我决不做美国战争赌局的牺牲品”等语。
李立强负伤后，美军特务机关派来了两个美军，将李立强所穿的伪装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用的棉衣脱掉，用担架抬走，后即将其囚禁。
李立强被迫自杀的次日（08日）晚上，战俘王乃庸越墙逃跑。
四、战俘张文荣炸毁美机
1952年02月19日被迫空降到朝鲜北部刺探军事情报的战俘张文荣，于跳伞前向所乘“C-四六”型飞机舱内投手榴弹一枚，将飞机炸毁。
张文荣跳伞着陆后，立刻投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并揭发了美军强迫他们受特务训练和派遣的经过（附件三十七）。
这些都是美军强迫战俘充当特务的罪证。
附件目录
附件一我亲眼看见美军杀死三十多名被俘伤员
证人：
蔺泰显（拘留号码七○六四六 三）
附件二李承晚军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五十多人
证人：
刚兰英（拘留号码七三○四五九）
附件三我看到美军残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
证人：
岳大洪（拘留号码七一一○八○）
附件四美军枪杀一百三十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
证人：
毕光凯（拘留号码七○七一六七）
附件五李承晚军枪杀一百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事件
证人：
刘国宪（拘留号码七三○九○一）
附件六美军在麟蹄地区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二百二十多人事件
证人：
张金龙（拘留号码七三○五九○）
附件七美军在明月里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二百八十多人的血案
证人：
刘春荣（拘留号码七三一一二五）
周德胜（拘留号码七○八八九五）
附件八曾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掳的美国步兵二十四师十九团A连下士菲利普·R·安德逊（军号RA·一一一七九一七八号），在1951年11月所写的题为“在朝鲜的暴行”一文摘要
附件九战俘张东海被枪杀事件
证人：
柳景民（拘留号码七○○八九三）
杨秀体（拘留号码七○○三四一）
附件十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范杰事件
证人：
谷洪成（拘留号码七一○○七八）
附件十一1951年08月15日美军屠杀战俘事件
证人：
吴大峰（拘留号码七三○七一三）
高全长（拘留号码七三○七五八）
许声华（拘留号码七○六三七一）
附件十二1952年10月01日屠杀事件
证人：
于树庭（拘留号码七一六六四四）
孙明（拘留号码七一四六○六）
陈有（拘留号码七一一○三九）
张国栋（拘留号码七○八三一三）
附件十三1952年05月杜德事件三个文件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向美军战俘营当局提出的四项要求
柯尔生的答复
杜德之补充
附件十四美军在审讯战俘中使用的酷刑种类
附件十五我遭受了美军的非法审讯和酷刑
刘光（拘留号码七○三二八二）
附件十六我被非法审讯的经过
周连生（拘留号码七○七○○七）
附件十七美军用酷刑向我追索军事情报
赵志奎（拘留号码七一八七一三）
附件十八美军逼我承认“战犯”的经过
金星国（拘留号码七○四○八二）
附件十九美军非法逼我承认“战犯”
孟庆章（拘留号码七○三九九六）
附件二十“CIE”所谓学校特务在战俘营进行特务活动情况
附件二十一美军剥夺战俘的通信权利
前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D”号营场战俘翻译罗厚根（拘留号码七一四九九九）
附件二十二我被迫带伤做苦工
孙治谦（拘留号码七三一五三五）
附件二十三美军在强迫战俘从事非法劳动中的暴行
沈忠绪（拘留号码七○○九八九）
附件二十四巨济岛美军宪兵司令部“最高监狱”真象
张泽石（拘留号码七三○○五○）
附件二十五我们曾被监禁在济州土牢里
骆星一（拘留号码七一七○一一）
附件二十六特务李大安供词摘录
附件二十七我因拒绝刺字受酷刑
王春来（拘留号码七一三五九○）
附件二十八我是怎样被迫烙上字的
鲁淑金（拘留号码七三一六四二）
附件二十九美国特务送刀子屠杀战俘
证人：
陶世美（拘留号码七○一二六○）
邓洪林（拘留号码七○一○三二）
附件三十“割肉”也阻止不了我回祖国
赵天高（拘留号码七三○七六七）
附件三十一第72联队两次非法“甄别”真相
附件三十二美军在非法“甄别”中，埋藏被害战俘之残骸、血衣位置略图
附件三十三釜山第2号战俘营非法“甄别”真相
附件三十四我逃出济州岛摹瑟浦第9号战俘营的经过
田崇增（拘留号码七○五二○二）
附件三十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潘杰被迫充当美军空降特务的经过
附件三16日人山田善二郎关于美国远东情报学校（东京）的笔记（摘录）
附件三十七被迫充当美军空降特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张文荣叙述炸毁美机的经过
（新华社）

调查美军在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医疗错误及暴行报告书
中国红十字会
1953年10月
目录
第1章绪言
第2章骨与关节战伤医疗问题
第3章冻伤治疗及俘后冻伤问题
第4章截肢问题
第5章其他战伤医疗问题
第6章营养情况
第7章结核病问题
第8章非结核性慢性呼吸系疾患问题
第9章美军暴行的医学证据
第10章结论
第1章绪言
1953年04月11日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在板门店签定了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第1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被俘人员回到祖国怀抱。
当他们见到祖国人民向他们进行慰问的时候，他们都抱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在被俘期间所遭受的无比痛苦和伤病迄未得到适当处理的情形。
在0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08月初旬又有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被俘人员归来。
这批伤病人员大部分是应该在04月间遣返的，却被美方违反协定扣留了三、四个月。
同时归来的“非伤病”人员中，有107人发现也有伤病，因而和伤病员一起收容在医院内治疗。
总计前后两批共有住院伤病员1，609名。
为了解决伤病归来人员的医疗问题本会特聘请了富有经验的各专科医师及专家进行了关于他们健康情况的调查研究。
归来人员营养情况的恶劣是普遍的现象。
因此我们除伤病员外另检查了08月初归来的一批非伤病人员1，045名。
目的是为了彻底了解一般被俘人员的营养及健康情况，以便提出具体办法，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1，609名伤病员中1，172例患外科疾病，567例患内科疾病（兼患内科和外科疾病者有225人，所以同时列在内外两科内），患其他疾病者95例（包括精神病患者35例）。
在1，172例外科伤员中，已形成不同程度的残废者有840例之多。
其中至少有135例，其造成残废的责任肯定的应由美方来负。
截肢不当是造成残废的主要原因。
美方对于许多战伤的处理是违反医学原则的。
从现存的恶果就可以看出美方是如何有意识的进行着罪恶的行为。
内科病员567人几乎都是慢性病患者，他们之中除31例是消化系疾患，另14例是其他疾患外，绝大多数（92％）患有慢性呼吸系疾患，其中结核性患者230人，非结核性患者292人。
分析他们患病的情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方战俘营中的生活待遇是极端恶劣的。
他们的疾病情况，也正是美国军事当局迫害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罪证。
以下各章分别说明这些问题。
第2章骨与关节战伤医疗问题
在1，172名归来伤员中637名有骨与关节伤（710肢体）。
详细研究他们在被俘期间所受的治疗，我们看到美方军医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这些错误可分下列五类来说明：
1．无适当的初期手术治疗；
2．骨折固定不充分或完全无固定；
3．骨折复位不够；
4．不合理的推拿造成再骨折；
5．不合理的截肢。
一、无适当的初期手术治疗：
在710肢体开放性骨关节伤中，除81肢体因俘前已受治疗或被俘时意识不清伤员不知道初期治疗情况者外，其余629肢体中仅214肢（34％）在被俘后七天内得到手术治疗；
而有415肢体（66％）没有得到初期外科手术治疗。
第1例病历号146刘文财（又名刘文喜）拘留号730247。
1951年03月03日右脚蹠部炸伤，十二小时后被俘，伤口包扎，未作固定。
被俘后六天未受任何处理。
到釜山又过三天仅行石膏固定，但伤口未受任何手术治疗。
因之感染扩大，四、五趾已溃烂被剪去，其他三趾并未变色。
于1951年05月从踝部截肢。
感染仍未停止，后在小腿下三分之一处再行截肢。
按该伤员，系在伤后十二小时被俘，这是最适宜于作扩创术的时候，美方军医不早期行扩创术，也不固定，即将之运转到后方医院。
到医院后，仍不及时手术，拖延三天后仅打上石膏，以致感染扩大。
对于感染也不给与适当治疗，仅以截肢及再截肢为治疗的主要方式。
二、骨折固定不充分或完全无固定：
所有肢体的骨和关节战伤应作运输固定，特别在下肢是非常重要的。
在归来伤员中有483下肢骨折。
其中210例（43．5％）无任何运输固定。
甚至在后方的釜山战俘“医院”，骨折也常常没有行后期固定，有些固定亦很不充分。
在710例骨折肢体中有175肢固定不充分或竟完全无固定。
第2例病历号450蔺太贤（曾用名蔺太显）拘留号706463。
1951年05月22日左踝部及右脚跟炸伤，自行包扎。
两天半后被俘。
左踝化脓严重，肿胀生蛆。
后作切开引流术，术后未作任何固定。
约20日后，即被迫起床走路，乃发生再骨折，仍未给予固定。
约二个月后，又强令走路活动，伤口因而感染加重。
此后又行两次手术，经一年始终未与任何固定，故引起严重畸形。
（见图1）
适当固定预防畸形是在骨关节战伤治疗中一个基本的要求。
由此例子可以看出美方军医违反此一原则未与任何固定。
第3例病历号1366严铜山（曾用名尹栋生）拘留号706353。
1951年01月11日受枪伤，左小腿下部胫骨骨折。
被俘后美方未予扩创，换药后用一膝下石膏固定。
到釜山后两个月未得到处理，创口化脓生蛆，才拆去石膏换药。
同年08月10日取腐骨一次，随后也未用任何固定。
至今骨断端尚未接连。
（见图2）
小腿下三分之一骨折未作扩创，听其感染扩延。
仅用不能充分固定的膝下石膏固定，且两个月即拆去，因而至今遗留不接连的骨断端。
第4例病历号573刘玉春拘留号70
6417。
1951年05月右上臂受枪伤，肱骨骨折。
三小时后被俘。
在大田手术后将右前臂紧贴胸壁作石膏固定。
转到釜山两月后始拆除石膏。
右肩挛缩不能外展。
按胸肱式石膏固定，仅可作为暂时性运输固定，这种固定，在釜山美方“医院”却一直被保留，作为肱骨骨折之正规治疗。
结果形成伤员肩关节内收挛缩，造成不应有的残废。
三、骨折复位不够：
在637名骨与关节战伤伤员中，583名
（91 ．5％）已形成不同程度的残废（此外有11名尚在治疗中，其结果不能确定）。
583名中有231名是骨折畸形愈合。
从这样的结果，让人怀疑美方军医是否对我方被俘人员之骨折进行复位。
由下面这些骨折X线像片，可看出美方军医治疗骨折的一般情况（图3——图15）。
在153股骨骨折中，130肢（85％）未行牵引，有七例曾用内固定。
16例曾试用过牵引，但这些牵引亦有很多错误。
第5例病历号51高云成拘留号730215。
1952年10月01日在济州岛战俘营，被美军故意用步枪打伤，右股骨在下三分之一处骨折。
送到釜山“医院”手术，未整复仅以髋人字型石膏固定。
现右腿短5．5公分，有严重角形畸形（见图16）。
一般治疗股骨骨折，悬吊牵引是保持骨折复位的重要方法。
在美国1951年04月份之“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中，前美军医上校克利夫兰（M·cleveland）等人所著之一篇文章中，说到在医院及兵站医院中治疗骨折时，有如下的话：
“股骨、胫骨、腓骨、肱骨等骨折应以骨牵引治疗之，每例必须施行相当的时间始可得到满意的结果。
骨牵引应保持到骨折两端已充分安定，不会再变位或不致变成角形畸形之后……”
由此例可见美方军医并未按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原则去治疗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
第6例病历号648高其芳拘留号730269。
1951年05月28日受枪伤，右大腿下部骨折。
被俘后06月01日在釜山上髋人字型石膏，并在跟部穿一钉施行牵引，半月后去钉停止牵引。
再七十天后拆去石膏。
现股骨折虽已愈合，但右腿仍短五厘米，膝关节运动至今还受限制。
本例说明如此的“牵引”，很明显是不合理的，也不能使骨折复位。
第7例病历号519张英。
1952年10月03日右股骨受枪伤骨折。
被俘后径扩创，用髋人字型石膏固定后转送釜山。
在11月初将伤口作晚期缝合。
但在缝合后十天伤口将愈合时，即做切开复位，将骨折用两钢板做内固定。
结果术后即复发感染。
至今股骨尚有广泛性骨髓炎，骨断端仍未愈连。
（图17）
此例说明在感染仍有复发可能时，即违反野战外科原则粗率的切开复位，施行内固定，致引起非常不良的结果。
四、不合理的推拿造成再骨折：
第8例病历号1277耿兆廷（曾用名康成丁）拘留号706268。
于1951年02月右臂枪伤肱骨骨折，当日被俘。
在前方作扩创并上石膏固定。
到釜山“医院”03日后换石膏。
三个月后去石膏时骨折已愈合，但肘关节僵直。
05日后被四人强力进行推拿。
当时将骨折断，伤员自己听到响声。
此后即肿，十余日后始消退。
再照X线像后又上石膏。
由此例可说明美方军医在治疗上不遵守关节僵直不可强力活动之原则。
肘部去石膏后运动障碍，不使其自动练习，逐渐恢复；
而竟违反原则，猛力推拿，以致引起再骨折。
与此同样之情形在骨关节伤员中发现还有五例之多。
共有肱骨再骨折二例，股骨再骨折四例。
五、不合理的截肢：
第9例病历号152聂明银（曾用名聂廷）拘留号780077。
1951年04月29日受炸伤被俘。
右小腿中部骨折，右脚三、四、五趾炸掉。
伤后五小时受手术。
是时右脚未变色，踝关节及余下的趾都能运动。
麻醉醒后发现右大腿已在膝上被截掉。
此例说明早期战伤骨折既无气性坏疽，又无主要血管损伤症状，竟以早期高位截肢来代替初期处理。
与此类似之例甚多。
在637例骨与关节战伤中，因骨关节战伤而被截肢者，竟有128名。
此实为罪恶的行为。
截肢问题为一突出之问题，将在第4章中再详细分析。
小结：
一、骨关节战伤伤员637名中，未受初期扩创术者占66．0％。
二、下肢开放性骨折483伤肢中无运输固定者占43．5％。
三、153股骨开放性骨折中未受过牵引者有85％。
四、在637例骨与关节战伤中，有509例尚可进行检查骨折愈合情形者，（128例已截肢无法检查者除外）其中竟有231例为畸形愈合。
（45．4％）
五、因强力推拿造成再骨折者有六名。
六、在637名骨关节战伤中，被手术截肢者128名，即占20％。
（创伤性截肢者尚未计算在内。）
第3章冻伤治疗及俘后冻伤问题
在1172名外科归来伤员中曾因冻伤在釜山美方战俘“医院”治疗者共139名。
其中大多数人均已失掉肢体变成残废。
我们对之深入的进行了研究，借以进一步了解我方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所受的医疗情况。
在139名冻伤归来人员中有六名在同一肢体上合并有火器伤，且以该火器伤为主要伤情，因此不在冻伤医疗问题中研究。
本章研究之对象总人数则为133人，计有276只冻伤肢体。
（其中尚包括14肢体并有小火器伤，但该肢之伤情仍以冻伤为主。）
（见表1）
表一冻伤人数与肢体（归来伤员总数为1172人）
注：
※包括14肢并有火器伤。
一、冻伤之治疗情况与结果
美方军医治疗我方被俘人员之冻伤，绝大部分毫无积极合理之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措施，而竟不待坏死分界即粗率地施行截肢，而截肢部位多远超过其应截之部位之上。
今先举两例说明如下：
第10例病历号656赵景隆（曾用名单真理）拘留号702970。
1951年02月肩部受贯通枪伤，伤后自己步行退下火线，途中晕倒，醒后不能继续行走，三天后两足冻红，七天后被俘。
两周后即将两小腿同时在下三分之一处截肢。
截肢前右足足趾发红，足背稍肿而不红，未破；
左足五趾干黑，截肢后伤口当时缝合，十天拆线，伤口一星期愈合。
第11例病历号138李勤拘留号706317。
1951年01月胸、额及右足跟等部受炸伤当即不能行动。
两天后被俘，运至釜山。
左足足趾变黑，蹠部生泡并有溃烂。
到釜山四十八小时之内即由美方军医做左小腿中三分之一部截肢。
伤口缝合，一星期愈合。
以上两例中第10例伤员之冻伤局部感染并不严重，右足尚无坏死，左足坏死亦只限于足趾。
实只应切除左足之坏死足趾。
而美方军医竟断然在高位截肢牺牲了双足。
第11例说明美方军医不待冻伤坏死之分界，即早期做高位截肢。
类似上述高位截肢一期缝合者很多。
虽然如此，并不能保证截肢端一期愈合，事实证明常有伤口因再感染裂开，骨端露出，以致再截三截，越截越高。
请看下面统计数字，更为清楚。
133名冻伤归来伤员之治疗结果为：
截肢及坏死组织切除者共119名，占89．5％；
无残疾者仅14名，占10．5％。
（见表2）。
表二冻伤归来伤员133名治疗结果
注：
※此表中人数系以主要残废情况计算，如一人同时有两肢冻伤，两肢中有一肢截肢，另肢切除坏死组织，则此人以截肢计人数。
按冻伤坏死之处理原则应为“高度保守性”，只宜在坏死分界后将坏死部分切除，任何超过自然坏死分界之截肢均属不合原则。
在美方军医治疗下，133名冻伤中竟有70％在坏死组织以上截肢，是为违反“高度保守性”之原则。
1951年11月美国军医署鲍尔（Bower）上校在美国“外科妇产科杂志”93卷529页发表了“六个月的朝鲜战伤情况的研究”一文，特别强调了“高度保守性”的原则。
文中报告630例冻伤中仅87例（13．8％）截肢。
与我方被俘人员70％被截肢之情况对比，则可明显的看出美方对战俘的歧视，违反医疗的科学原则和人道主义。
再进一步研究冻伤截肢之部位，更可具体看出治疗冻伤违反“高度保守性”原则的严重情况。
为了便于分析，避免其截肢部位可能受冻伤以外之其他原因影响，故将并有火器伤者除去，仅对下肢截肢之139只纯冻伤肢体进行分析。
（见表三、四，图20）
表三冻伤治疗结果
注：
※此表显示139肢体纯冻伤下肢截肢占冻伤总肢数之绝大部分。
又为了便于表明冻伤截肢部位，兹将下肢分为九节如图19。
（截肢部位节位）
表四冻伤部位与截肢部位表（下肢139肢体）
图20冻伤超位截肢（下肢—139肢）
从表四及图20可以看出139只下肢冻伤截肢中有118肢（84．9％）之截肢均超过应截部位一节以上，其中超过应截部位二节截肢者有28肢（20．2％），超过应截部位四节截肢者有24肢（17．3％），甚至竟有超过五节者。
按一般冻伤限于足趾时，在尽量保留肢体之原则下仅切除足趾或甚至在蹠部截断，则该伤员尚可不需假肢行路；
若高至小腿截肢，则必需装按假肢方可行路。
但由表四及图21中可以看到81肢足趾冻伤而在小腿截肢者竟有39肢，占48．2％。
由以上各例及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美方治疗我方被俘人员之冻伤时竟如此的故意增加他们的残废程度。
二、俘后发生之冻伤
在133名冻伤伤员中有十名系在美方战俘营或“医院”中冻伤的。
按在寒冷环境下，伤员被俘后运送途中，如因为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使战场上已得的冻伤加重，或更发生新的冻伤，这种情形的责任问题姑且不论。
但如果伤员在被俘时原无冻伤，而在战俘营中或是在有医护人员照顾之下的医院里发生了冻伤，则拘留方当局应负责任。
今举两例如下。
第12例病历号237蔡茵浦拘留号703288。
1951年02月左足被炮弹炸掉，左肩部炸伤。
被俘后运至釜山，三天后由美方军医做左小腿下三分之一截肢。
右足正常。
因该伤员的床位靠近帐篷边，而帐篷又未钉住，刮风时人及病床均露于篷外。
该伤员手术后不能转动，因而右足被冻坏。
约三十天后即由美方军医自右小腿下三分之一处截肢。
截肢时仅足趾发黑，足背稍肿。
第 十三例病历号773方培德拘留号734581。
1951年06月被俘。
同年冬季在巨济岛86联队时着单衣被强迫服劳役，因无鞋光脚在雪地行走，而致右？
趾被冻坏破烂。
以上两例中，第12例说明美方战俘医院对重伤战俘毫无护理致使伤员在“医院”病床上发生冻伤，并且毫无原则的高位截肢。
第13例说明被俘人员无御寒鞋袜。
被迫在雪地中劳役，以致发生严重冻伤。
美国军事当局之虐待战俘显然可见。
小结：
一、133名归来冻伤员中有70％在坏死以上部位截肢，说明美方军医在治疗我方被俘人员冻伤时违反对冻伤应“高度保守性”之外科医疗原则。
二、81只肢体仅有足趾冻伤者，其中39肢竟在小腿截肢，进一步说明故意的加重了我方被俘人员之残废。
三、在朝鲜战场美军冻伤治疗结果之截肢率为百分之13．8，而我方被俘人员之冻伤美方治疗结果截肢率为70％，对比之下，说明美方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之医疗待遇极不人道。
四、俘后在战俘营或战俘“医院”里伤员竟发生严重冻伤，再一次证实我方被俘人员所受之非人道的生活待遇。
图2181肢足，趾冻伤之截肢部位
第4章截肢问题
从美方军医处理战伤与冻伤的方法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他们摈弃了一切公认的战伤处理原则而动辄以截肢为处理四肢战伤之主要治疗方式。
必须指出这个现象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
从医学观点来说，用截肢术作为处理战伤的主要手段，是原始式的，非科学的。
从人道主义观点来说，任意截肢是残暴和忽视人道的表现。
有很多例不应有的痛苦结果和不该牺牲的肢体，应归罪于美方军医。
他们贪图省事或处理方便，而把可保留的肢体截去了。
至于真正的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们认为他们这种作法，是不人道的，是不合乎医学道德的。
截肢术之如此滥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对之分析研究。
在1172名归来伤员中，有261名曾经受过手术截肢，失去的肢体有360只。
换句话说，有很多人失去了一个以上的肢体。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在我们谨慎的分析及研究了他们的病历后，至少有98名伤员（114肢）其所以致成残废应完全由美方军医负责。
（有些人过去的伤情病史不十分详尽，暂不能研究其责任问题。）
兹将全部截肢中的错误，分为下列三项来说明：
1、可避免的截肢；
2、高位截肢；
3、无故（罪恶）截肢。
一、可避免的截肢
在错误截肢114肢中，至少有91肢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包括原始伤情无主要血管损伤或气性坏疽，但未经任何治疗以设法保存肢体，即断然截肢做为初期手术处理者。
第14例病历号489王用琪拘留号730300。
1951年05月26日晨一时，右小腿下三分之一受枪伤后骨折，入口直径二厘米，出口直径四厘米。
晨六时被俘。
当日下午六时，即伤后十八小时在美军前方医院在右大腿下三分之一处截肢。
术前在手术室内剃毛准备手术时，伤员看到伤口无异常，未化脓，足部皮肤颜色及知觉正常，不发烧。
按本例系右小腿下三分之一开放性骨折，在伤后十八小时作膝上截肢。
这种做法肯定的是违反公认的战伤治疗原则。
根据该人之伤情及受伤后之时间，合理的初期治疗应当是早期扩创后用石膏固定。
但美方军医无适当指征即作高位截肢。
第15例病历号104牛福有拘留号712550。
1951年05月右大腿中三分之一贯通枪伤，股骨骨折，入口直径约二厘米，出口直径约四厘米。
七天后被俘，到釜山初次手术后上人字形石膏。
此后伤口化脓生蛆，十分严重。
伤员多次要求检查并抓了些爬出来的蛆给美方军医看，但美方军医仍置之不顾。
四个月后拆去石膏时，腿的皮肤已溃烂。
足跟足底也有许多溃疡。
但未经石膏遮盖的脚趾皮肤颜色仍正常，足趾活动良好。
经二十余天换药后美方军医却将右大腿由上三分之一截去。
又一个多月后再次截肢。
现在右股骨残端，只剩大粗隆之一部。
伤员住在釜山战俘“医院”，让蛆在石膏下繁殖四个月之久，证明美方军医完全忽视了感染伤口的处理问题。
本例截肢似系为了并发的浅在感染，这本来可以用保守疗法来控制，不应该截肢。
我们看一看美方军医所说的截肢指征。
前美国陆军军医上校克利夫兰（Cleveland）及曼宁（Manning）斯图尔特（Stwart）等在美国1951年04月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第33卷第2号，“骨与关节战伤之处理”一文中有以下一段：
“一、师级机构之治疗方式……
5、截肢——前方医疗机构，不得进行截肢，除非肢体已近完全失连者……
二、军级机构之治疗方式……
5、截肢
1截肢指征
甲、血循环完全破坏，即主要血管损伤同时有侧枝循环损伤。
乙、弥散性气性坏疽……。
很显然，美方军医在治疗我方负伤被俘人员时，完全违反了这些原则。
二、高位截肢
美方军医在治疗我方被俘人员战伤与冻伤时尚不止于截肢太多，而且截的部位太高，因而牺牲了很多有用的关节及骨的长度。
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可将上下肢各分为九节如图24、25。
将截肢在伤口以上所牺牲之节数加以分类，并作图以说明美方军医对我方被俘伤员之高位截肢的情况（见图26、27）。
为此我们分析了59上肢截肢和297下肢截肢的情况。
（另有四肢截肢位在原伤以下者未列在内）。
如图27所示，在297下肢截肢中，只六五例在原伤位施行截肢。
大部分截肢均系高位。
一半以上之病例截肢部位均超过了较伤位高二节以上，其中超过四节以上者竟有34例。
甚至还有超过七节者。
图26示上肢截肢情况，超过应截部位一节以上者占百分之五八。
但其情节更为恶劣，因指伤而高位截肢失去全手者，其问题之严重性非常明显，无须加以阐明。
图26上肢截肢超过原伤位情况
图27下肢截肢超过原伤位情况
以高位截肢来治疗战伤及冻伤即是破坏了公认的医疗原则。
但在高位截肢手术后，由于对残端处理不良，以致再截肢，因而损失了残肢的长度。
在218例开放截肢术后，仅有65例曾有皮肤牵引，甚至包括不合理牵引在内。
兹举三例说明高位截肢的情况。
第16例病历号261王昌孩拘留号780298。
1951年05月24日，机枪伤右足后被俘。
被俘后十余天未得任何处理，也无人照管。
而第1次处理即在右大腿上三分之一截肢。
截肢时右脚前半部肿且变黑，但有两个足趾还能活动。
患者尚能用手撑在床边，以足跟着地慢慢移步。
手术前皮肤之准备工作范围仅限于小腿，但手术却在大腿上部截肢。
截后残端开放，未牵引，以致骨断端突出。
两个多月后又截去一部分骨端。
现在右大腿残端长度，自大粗隆只有三公分。
（见图28）
按伤员被俘后十余日不加处理，已属甚不应该。
前半足受伤，踝及小腿无感染现象，在患者尚能用脚跟着地步行之情况下，美方军医竟将伤肢在大腿上部截去。
更有甚于此者，截肢后不加牵引，以致还要再截肢，使患者遭受更多的痛苦，损失了骨的长度。
我们不能不质问美方军医这种“治疗”的目的何在。
第17例病历号675胡相银拘留号700327。
1950年12月四肢冻伤后被俘。
到釜山二十天后，第1次手术即将两小腿在中三分之一部截肢，右手在腕上截肢。
术后缝合，伤口一周后初期愈合。
手术前伤情，仅十趾坏死，足背虽稍红肿，但未烂，未起泡，足跟仍可着地承重。
右手拇指及小指坏死。
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仅黑到近侧指骨中部，坏死部干燥。
左手指有同样冻伤并有感染，患者坚决拒绝截肢，故仅将坏死组织切除（见图29）。
本例冻伤限局于手指及足趾，坏死部分枯干。
很明显，合理的治疗应只限于坏死部切除。
但美方军医竟将四肢中之三肢截去，违反了他们自己所提倡的“高度保守”的原则。
第18例病历号55杨同礼（曾用名黄生亮）拘留号730759。
1951年05月右小腿及踝部软组织弹片伤，无骨伤，仍能走路。
四五天后又被飞机炸伤右足趾部，将骨炸坏。
伤后10日被俘，即转运釜山。
抵釜山即在大腿中三分之一部截肢（见图30）。
该伤员之右足是应该可以保留的，特别是右膝关节，根本不应当截掉。
上面我们揭露了美方军医一般是在超过应截部位之高位截肢。
至少有21个肢体因截的部位太高而严重影响了残端的功能或增加了残废的程度。
在前节所述可避免截肢的91个肢体中，即有74肢是属于高位截肢的。
但既然根本不应该截肢，也就无须再来批判其截肢部位的高低了。
我们再看一看美方军医他们自己如何谈到截肢的部位问题：
（摘自前述克利夫兰上校著文）
“军级医疗机构之处理
（五）截肢……
2、截肢之部位高低——截肢部位应按伤口之性质及情况，尽可能在最低处施行。
3、截肢方式——根据经验，开放环截式是我们治疗战伤所选择的方法。
4、开放环截之操作法……
K、截后应立刻做皮肤牵引，并一直继续牵引于运输途中，直至愈合时为止。”
三、无故（罪恶的）截肢
本类包括毫无理由的截肢，这种截肢是在医学上难以找出截肢的原因者。
第19例病历号52张华生拘留号730242。
1951年05月25日右大腿下三分之一及右小腿软组织贯通伤，无骨折。
伤后自行包扎伤口，仍能步行03日，翻过一个上下约百余里的山头。
伤后03日被俘，被送往美军前方医院。
途中上下汽车时均不需扶持。
到达医院后该伤员即被注射一针，服了一粒药，随即失去意识。
醒后发现右大腿已在膝上截去（见图31）。
该伤员肯定的没有骨折，没有大血管或神经伤，也没有严重感染，否则他不可能走一百余里翻过一个山头。
所以这种截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罪恶的。
第20例病历号182梁庆辉拘留号719717。
1952年09月25日上午五时，左手食指及中指在近指节受轻机枪伤。
伤指几已脱落。
下午二时被俘，下午八时被送至一美军医院。
次日下午二时，即伤后三十三小时，未经任何术前准备即被送入手术室作前臂截肢。
术时伤情：
手颜色正常仅有轻度肿胀。
拇指无名指及小指均无伤。
按该患者仅食指及中指受伤，其余诸指无伤，早期手术应限于坏死部分切除。
美方军医竟无视尚未受伤之手指，而将该手在腕上截去。
对于重要的可以工作的手来说，这不仅是高位截肢，这是罪恶性的宰割。
小结：
（一）美方军医在处理战伤和冻伤时，竟以截肢为其主要治疗手段。
（二）因美方军医此种罪恶的行为至少有一一四肢不该截肢者。
美方应负责任。
（三）大部分截肢部位均取高位，因此牺牲了可以保留的关节和骨的长度。
（四）截肢术之施行，甚至有毫无医学根据而施行者。
第5章其他战伤医疗问题
美方军医在治疗战俘时不顾伤员痛苦，摧残伤员之情况，不仅限于以上曾经讨论过的骨与关节、冻伤和截肢问题，在其他战伤治疗中也有同样情况。
以下举例说明：
第21例病历号1499孙柏拘留号731554。
1951年10月中旬左胸部受枪伤，第2天早晨被俘。
到釜山作第1次手术。
手术后继续发烧、咳血、伤口漏气。
二个月后又做第2次橡皮管引流术。
以后三个月内征状仍未减轻又做第3次手术——肋骨切除，并继续保持胸腔引流。
术后三星期咳血停止，但是伤口仍继续漏气。
06月间换药时，即住院八个月后，由伤口取出两块弹片，又过02月后伤口才完全愈合。
回国后检查左胸壁外侧中部凹陷。
呼吸时胸壁扇动。
伤员经常每分钟呼吸三十多次，稍用力后即呼吸频率增加并表现有呼吸困难症状。
X线照像显示左胸第6和第七肋骨全部缺损，第五肋骨部分缺损。
肋膜只轻度增厚。
（见图33A．B．C）
美方军医在这例治疗中所犯错误有以下三点：
1、第1次和第2次手术不当。
如果美方军医在这两次手术中取出异物并且达到充分引流目的，则伤员之慢性脓胸应可避免。
2、肋膜增厚未达足够程度前即作广泛的肋骨切除术，违反了胸腔外科原则因而造成现在呼吸困难情况。
3、手术后既然造成了严重呼吸障碍，但在一年余时间内美方军医竟未作任何适当处理以减少伤员之痛苦，甚至于一个简单的加压棉垫也未用。
第22例病历号518王全拘留号706386。
1951年02月右下肢炸伤（大腿上三分之一软组织伤，小腿上三分之一开放性胫腓骨骨折），同时两足足趾冻伤。
伤后五天被俘，送至釜山战俘医院。
右小腿曾手术十五次，其中十一次手术是在相隔二至三星期内做的。
第14次手术时又将腓总神经切断，因而造成右足瘫痪下垂。
大腿部之伤未经任何治疗。
回国后检查伤员右足趾及蹠骨头以下缺损是由于冻伤后切除坏死组织，足呈马蹄内翻畸形。
背屈及外翻运动功能完全消失。
大腿上三分之一部内侧有瘘管。
在X线照片上见有大块弹片存留在大腿内，大约在股骨小粗隆下八公分处，和瘘管位置相近（见图34A．B．C）。
按此伤员之主要残废是直接由于手术割断腓总神经所造成。
每隔二至三星期即手术一次并且连续十一次之多，说明所作之手术是不适当的，技术也是恶劣的。
另一方面，对存留在大腿内的大块弹片，美方军医在二年余之时间内竟置之不理以致瘘管经久不愈。
第23例病历号1314王现庭（曾用名王胜熊）拘留号707633。
1951年05月27日被俘，俘时无伤。
1952年10月01日在战俘营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被美军枪伤——多处软组织伤。
负伤后一天半始作扩创。
四天后二期缝合。
部分伤口七天后拆线一期愈合，部分伤口化脓。
右小腿伤较深且广泛，延至三个多月后始愈。
在治疗过程中右小腿从未加以任何固定，更无功能运动方法之帮助。
现在检查见右足呈固定之马蹄内翻畸形，系由于跟腱高度挛缩所造成。
腓长肌腓短肌及胫前肌高度伸展，然无麻痹现象（见图35）
按此伤员足下垂之畸形是因为跟腱挛缩所致。
如果美方军医在治疗过程中能应用一些简单步骤，如适当的固定，则这样的畸形残废就完全可以避免。
第24例病历号1413康明权拘留号780387。
1951年10月02日为炮弹击起的碎石子磞伤左眼。
当时自以急救包包起。
两小时后被俘。
当晚被审询军情至深夜，并遭到棒击。
次日又被送到美军师部审问军情，然后押运南行，经04日到汉城。
在此数日内未得到饮食。
伤眼亦未得到处理。
在汉城共住半月余，只更换绷带两次。
然后转送到釜山始作初次检查。
检查时发现视力减退，已不能辨别物体。
两个月后炎症消退并已能鉴别一尺外之手指数。
1952年06月被转送到济州岛。
在该岛受到四次毒气之迫害。
一个月后左眼完全失明。
此后即经常有刺激症状。
回国后检查，右眼正常，左眼眼球萎缩，有粘连性角膜白斑及环角膜性充血（见图36）。
按此例在受伤被俘后先后被数度审询军情且遭拷打逼问。
在团部及师部都有治疗之条件却未加以最简单之处理，以致该眼伤情竟以延误治疗而终至失明。
尤有甚者，该眼既已完全失明且反复表现刺激症状之后，又不按照眼科治疗原则早日摘除眼球，以防交感性眼炎之发生，保障健眼之安全。
第25例病历号1442胡天生拘留号71422。
1951年10月07日下午被炮弹炸伤。
昏迷数小时。
苏醒后始知业已被俘并觉右眼剧疼，视力尽失。
当日被带到团部及师部审询军情。
10月12日转送到釜山。
此数日内伤眼极疼却未得到处理。
在釜山时每周换绷带二次并注射青霉素。
一个月后该眼炎症消退但上睑与眼窝形成粘连。
睑裂部分之结膜暴露因而每遇风尘刺激即有流泪磨疼。
回国后检查时，右眼窝凹陷，上睑内面与高度萎缩之眼球全部粘连。
睑裂部分之结膜暴露并强度充血（见图37）。
按此例被俘时伤情严重应作急症处理而美军医务人员竟反复审询军情一再耽搁伤眼，以致伤后数日，伤员仍处于极其痛苦状态之中。
到釜山后，也未作有效的睑球粘连之预防以致形成丑恶之畸形。
结膜终年暴露，经常引起流泪磨疼，成为伤员终身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
小结：
在前数章内我们揭露了美方军医在骨与关节战伤、冻伤和截肢问题中违反医学原则的不合理的治疗情况。
本章又举出了一些事实以说明美方军医在治疗其他战伤时同样的错误百出。
本章所举病历说明美方军医可以任凭伤眼发展为睑球粘连而不加以预防；
对已失掉功能并有刺激症状之眼球也不及时摘除以防止使健侧眼发展为交感性眼炎之危险；
手术中粗暴的切断重要神经造成畸形和瘫痪；
作胸廓成形术时不考虑适应症因而造成呼吸困难，而在恶果产生后经一年之久也始终未加处理；
对防止跟腱挛缩畸形即使最简单的步骤如夹板固定也不做。
总之美方军医在治疗我方被俘人员时，非但极少减轻伤员痛苦，并且还制造了许多残废。
第6章营养情况
归来人员的营养不良是普遍的。
因为伤病员的疾病可能影响其营养情况，所以我们以1045名非伤病归来人员，做为我们的营养调查对象。
这批人员是停战协定签字后被遣返人员中的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选择的。
调查结果，发现普遍的营养不良现象如下：
1、外表消瘦，体重较轻；
2、贫血；
3、维生素甲缺乏；
4、核黄素缺乏；
5、毛细血管脆性增加。
现在把这些现象分别叙述于后：
一、一般情况
这一批归来人员的一般情况是不健康的，他们都是显然地瘦弱，面色灰暗，皮肤干燥，精神不振，看起来比其实际年龄苍老。
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全身无力，容易疲倦；
稍一活动，如跑步、上台阶，就感觉气短。
归来之后，每夜睡眠八、九小时还感不够；
食欲有了增进，但食量远不及被俘前的标准。
许多人的食量只达到被俘前的一半。
二、体重
这批人员的体重在刚归来时量了一次；
在二十六天后又量了一次。
在这短短的期间内，除了少数人有营养不良性水肿因吃得好了水肿消失而体重减少外，绝大多数（80％以上）有了明显的体重增加。
其情况如下表：
表五：
体重增加表
※此199人中包括：
体重未增加者76人，因营养不良性水肿消失而体重减少者123人。
※※检查总人数为1045人，因其中有5人无对照体重，故未列入。
(附图表）
上表所载的增加体重只能代表归来人员在被俘期中所失掉的体重的一部分。
因为：
第1、恢复的期间还不够长，多数人的体重还在继续增加中；
第2、营养缺乏每伴有组织水分增加，甚至有显著的水肿，因而在恢复期间，由于水分消失，体重反而可能一度减轻。
虽然如此，这批归来人员在26天中已有841人的体重增加，其平均增加体重为2．8公斤，且其中125人增加5公斤以上。
这是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失掉大量体重的强有力的佐证。
三、血色素
在这批非伤病员中，毫无选择的测定了785人的血色素。
从表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归来人员的血色素浓度是低于正常的。
80％以上的人的血色素在每100C．C．血液中低于12克，60％以上低于11克，40％以上低于10克；
平均血色素只10．3克。
这些非伤病员都是被美方认为“健康者”，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才遣返的。
他们最近没有失过血，没有做过甚么外科手术，也没有可能引起贫血的疾病。
这样普遍的贫血是不能用任何个别原因来解释的。
在这批归来人员中必然有其共同的因素，而这个共同的因素一定就是最能招致贫血的长期的营养缺乏。
表六：
血色素统计表
四、维生素缺乏
他们的维生素缺乏，主要的是甲种维生素缺乏和核黄素缺乏。
我们诊断甲种维生素缺乏，系根据夜盲、皮肤毛囊角化，比脱氏斑、干眼症等表征之一。
我们诊断核黄素缺乏，系根据口角炎、口腔炎、舌变化、阴囊湿疹等表征之一。
实际上，多种表征常同时存在，只根据一种表征来诊断维生素甲缺乏或核黄素缺乏的例子居极少数。
我们还做了毛细血管脆性试验。
（毛细血管脆性试验，我们是照Wintrobe氏方法，在5厘米直径圆区以内，有21个以上出血点，才算是阳性。）
以上各项检查的结果，统计如下表：
表七：
维生素缺乏症统计表
注：
（一）检查总人数1045人。
（二）毛细血管脆性试验系407人中72人阳性。
（三）并有维生素甲缺乏和核黄素缺乏病者809人，只有维生素甲缺乏或核黄素缺乏之一种者214人，共1023人，为检查总人数之97．9％。
根据检查结果如表七所示，非伤病归来人员的营养缺乏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半数以上有夜盲，63．1％有皮肤毛囊角化。
有维生素甲缺乏症的总人数几达90％。
相似的，核黄素缺乏症也普遍地存在着，总数达79．7％；
若把在被俘期中曾有过的表征都统计在内，则可高到88％。
有18％的人呈毛细血管脆性增加，所以潜伏性维生素丙缺乏也是存在的。
通常维生素缺乏症的出现与总热量摄入有关。
同等程度的维生素缺乏，在充足的热量摄入情况下可能表现得很明显，但在长期饥饿状态下反倒隐而不显。
我方被俘人员在被俘期中的热量摄入是长期不够的（详后）。
因此，以上所发现的各种维生素缺乏症的频率只能代表美方战俘营营养缺乏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的一部分。
综观以上各项营养调查结果，归来人员的营养情况都是很恶劣的。
我们知道，营养不足和营养不良是诱致各种急性和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
例如：
蛋白质缺乏和维生素丙缺乏可以影响创伤的愈合；
维生素甲缺乏可以引起呼吸道上皮细胞变化，因而容易招致呼吸道感染。
因此，从营养情况方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归来人员中有这么多的人患着严重的疾病。
五、营养缺乏的原因
上述各项材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归来人员的营养情况是普遍恶劣的，各种营养缺乏病的发病率是惊人的高。
营养缺乏病通常有下列几种原因：
1、体内外各种因素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2、体内外各种因素使身体对营养素的需要量增加；
3、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素质和量方面不足；
4、上列各种因素的结合。
稍一了解归来人员在美方战俘营中的生活，便容易明白何以他们的营养情况是这样的恶劣。
一、美军经常使用各种屠杀、虐待及其他非人道暴行，造成恐怖和威胁，使被俘人员的体内代谢率增高，并严重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至于断食断水则更直接的危害营养情况。
二、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中经常被强迫服劳役，每日劳动时间很长，消耗大量的体力，当然增加身体对营养素的需要量。
三、直接影响营养情况的是食物的质和量。
根据我们已知道的材料，美方战俘营中的食物质很不好，量也不够。
每位归来人员一致反映，在美方战俘营中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
在归来人员中，有些人曾在美方各战俘营中做过炊事员工作。
根据这些熟悉情况的人的报告，估计了每人每日的平均食物量。
这样的估计，虽然可能比被俘人员实际获得的食物量要高些，但已经足够说明被俘人员是长期在半饥饿状态中生活着。
每日所得的总热量是不够的，脂肪和动物蛋白亦非常缺乏。
各种维生素都不足，尤其特别缺少维生素甲（估计只达正常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其次是缺乏核黄素，维生素丙也不足。
这种非常缺乏营养素的食物情况，与我们在归来人员中所发现的营养恶劣状况和营养缺乏症的高度发病率正是完全符合的。
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战俘营中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形成普遍的营养缺乏病。
美方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26条：
“每日基本口粮在量，质，与种类上应足够保持战俘健康及防止体重之减轻或营养不足……”的规定，是无可抵赖的。
第7章结核病问题
在五百六十七例先后归来的内科病员中患结核病者共有230人，这些病例都经过了详细的病历询问、体格检查、化验检查（包括痰液和红血球沉降率），及胸部X线照片检查。
他们所患的结核病类型及活动程度，根据现在检查的结果可以由下表说明之：
表八结核病之分类
※肺结核病变的活动程度是根据下列标准划分的：
（一）静止：
1、X线照片显示病变大部纤维化或钙化；
2、痰中未发现结核菌；
3、红血球沉降率正常；
4、临床无中毒症状。
（二）一般活动：
1、X线照片显示少量浸润性病变，尚未明确纤维化。
2、痰内发现或未发现结核菌。
3、红血球沉降率正常或稍增进（第1小时末在30毫米以下）。
4、临床或有或无中毒症状。
（三）严重活动：
1、X线照片显示较多的浸润性，干酪性，或渗出性病变，或有或无空洞形成。
2、同时至少有下列条件之一：
甲、痰中发现结核菌；
乙、红血球沉降率第1小时未超过30毫米；
丙、临床有中毒症状。
这230名患结核病的归来病员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这些患者症状的发生与增重是和他们在被俘后，在病前及在病中所处的恶劣环境（包括无结核病者与结核病患者杂处），和他们所遭受的残暴待遇是分不开的。
美方对我方被俘人员任意施以非人道的待遇和暴行是极普遍的现象，患病者亦无例外。
在230名结核病患者中，就有186名在病前或病中受过暴行；
其中肺结核有142例。
更惊人的是遭受非人道待遇的结果，竟使46例的肺结核病变发展成为严重活动性。
兹将以上情况述之于下：
一、症状的发生
有如众所周知，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的战俘营曾经是结核病的温床，营养缺乏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促成了结核病的发生与散布。
这些恶劣条件在美军战俘营中已完全具备。
因此在归来伤病员中患结核病者占着很大的数目。
这230例结核病患者大部分在被俘前毫无症状，是被俘以后经过相当时日才发生症状的。
少数人在被俘前偶有轻咳，但在被俘后经过一段时间症状便显著的增重了。
很显然，在这些患者中结核病临床病象的发生与增重，其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战俘营中所受的非人道待遇和各种暴行，如：
殴打、酷刑、毒气、过度劳役、断食断水、冷冻等。
结核病患者在症状发生或增重之前受过暴行的例证很多，兹举其四说明如下：
第26例丰年（丰日成）病历号933男性，二十一岁，1951年05月28日被俘。
俘前从无呼吸系症状。
被俘后屡次遭受恶劣的待遇：
曾被强迫刺字，被罚在尖石子上模仿兽走并遭毒打。
至1952年09月连受毒气三次之后开始咳嗽，咯有臭味的黄痰，痰中带血，并有胸痛。
夜间出盗汗，消瘦，全身无力。
病后又继续遭受毒气五次（参见表九），更加重其病状。
1952年12月经过X线照片检查，谓有肺病，即转往釜山。
归来后检查，仍有咳嗽，咯黄痰带血，有胸痛，发热至38℃左右。
痰中有结核菌。
X线胸片显示右肺上部及左肺上中部有多量浸润性病变及大小不等的空洞。
（见图38）
本例说明被俘一年四个月后，遭到各种恶劣待遇及暴行，于受毒气后发生肺结核症状。
第27例邵樟根症历号820拘留号713885男性，三十岁，1951年05月27日被俘。
俘前无任何呼吸系病症状。
被俘后经常受饥受寒。
1951年10月在巨济岛72联队服劳役时，胸部曾遭毒打，当晚即咯血、咳嗽、咯痰。
两日后被送至釜山第六“休养所”，症状逐渐加剧。
1952年01月咳嗽加剧，咯绿色有臭味痰，并感胸痛发烧。
1952年04月又咯血。
在“休养所”中仍不断遭受暴行。
（见表九）
归来后仍咳嗽咯痰，发烧（38度左右），有胸痛。
X线检查发现两肺有片状浸润，上中部尤甚，病变中有多数小空洞。
左侧胸膜及纵隔障胸膜肥厚。
（见图39）红血球沉降率在第1小时末60毫米。
痰中发现结核菌。
本例说明俘前无症状，在俘中受虐待遭毒打后咯血，并发生其他肺结核症状。
第28例王学信（王孝行）病历号842拘留号716989男性，二十九岁，1951年05月被俘。
1951年06月以前无任何呼吸系症状，1951年06月被审问是否党员干部，遭木棒毒打，当即昏迷。
此后全身肿痛，约20日后肿渐消。
开始咳嗽，心慌，喘气困难，吐黄白色痰，痰中有血丝。
1951年08月12日及1952年12月均曾咯血。
并有胸痛、发烧、夜间盗汗、食欲不振、消瘦、疲乏无力等症状。
1951年08月经X线检查后谓有肺病。
被送至釜山，病中仍屡次遭受暴行。
（见表9）
归来后仍咳嗽、咯大量痰、发烧、有夜间盗汗、食欲不佳等症状。
X线胸片显示两肺普遍分布浸润性病变，其中有多数小空洞。
（见图40）红血球沉降率在第1小时末为58毫米，痰中有结核菌。
本例说明在美方战俘营中遭毒打后约20日发现了肺结核症状。
第29例陈启厚病历号935拘留号707432男性，二十五岁，1951年05月26日被俘。
1951年09月以前无任何呼吸系症状。
被俘后经常服劳役并受毒打、脚踢，甚至昏迷倒地。
曾被罚爬行。
1951年09月在巨济岛第86联队因做劳工时被美军用木棒乱打全身，当时吐血，并开始有剧烈咳嗽咯大量痰。
以后症状持续，咯大量有臭味的黄痰，有胸痛、发烧。
每隔两三个月咯血一次，每次连续十余日。
1951年11月照X线胸片后，被送至釜山。
病中仍受过断食断水的虐待。
（见表9）
归国后，仍咳嗽，咯多量黄痰，痰中带血。
有胸痛、发烧。
X线胸片显示两肺上、中部有大块片块浸润，右肺病变中有多数空洞。
（见图41）红血球沉降率在第1小时末为34毫米，痰中有结核菌。
本例说明肺结核症状发生于受毒打之后。
二、病中遭受暴行
167例肺结核患者中有46例表现着严重活动性病变（见表八）。
分析一下这46例严重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在战俘营中的遭遇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的病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适当的休养和较好的营养是治疗肺结核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则，这是世所公认的。
但是美方是怎样对待这些肺结核患者呢？
美方给这些患者的饮食较之一般被俘人员并无两样，而这种饮食是十分恶劣的（见第6章）。
这种食物对一般人尚且难以维持健康，对结核病患者岂能不促使疾病的发展和恶化。
美方对这些患者不但不给以适当的休养，相反地，他们对这些无力抵抗的，经不起摧残的病人，竟然施以残酷的暴行。
在已被美方军医发现有肺结核，并因为有肺结核而住“医院”或住“休养所”之后，仍然遭受暴行，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非人道的残暴行为。
兹举出30例严重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在病中所受的种种暴行，列表说明如下：
表九：
三○名严重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病中遭受暴行表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美方战俘营中的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和非人道的残酷暴行，促成了前述病员结核病的发生与发展。
假使美方能够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我方被俘人员，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不会这样的坏。
前述的事实足够证明美方战俘营当局确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虐待我方被俘人员，既使他们有严重的病症，也同样遭受着残酷的待遇。
第8章非结核性慢性呼吸系疾患问题
本章所谓非结核性慢性呼吸系疾患是指有以下条件的病例：
1、三个月以上的呼吸系症状；
2、经X线检查证实无肺的结核性实质病变；
3、有关的异常胸部证征；
4、异常的X线征，如肺气肿、肺纹理增厚、枝气管扩张等。
凡患咳嗽、咯痰、咯血者都有过痰的肺吸虫卵检查，结果为阳性者未包括在本组病例之内。
292名非结核性呼吸系病患者都至少具有上述1和2两条件，许多还兼有3或4。
他们在1609名归来伤病员中占相当大的百分比（18．1％），占内科病员五六七名的半数以上。
这样异常广泛的发生慢性呼吸系病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一、诱因
呼吸系疾患的原因很多，其中尤以患者的内外环境为最重要。
这些病员都是在被俘以后发生症状的，他们之中多数从来没有过较长期的呼吸系症状，有些虽然曾有冬季咳嗽的历史，但在被俘前是没有症状的。
无论他们的症状为新得或复发，起病的诱因是和美军战俘营的恶劣生活条件、非人道待遇、残酷暴行、精神上的压迫和其他一切恶劣环境分不开的。
单就暴行一项来讲，各种各样的迫害，包括被打、受冻、强迫劳役、禁闭、水牢、毒气、灌辣椒水等，就构成了约46％的病例的致病诱因。
在患了呼吸系症状以后，这些病人还继续遭受毒气和各种虐待，有的甚至受毒气达10—20次之多，他们还必须继续服劳役，仍然吃着质和量都不够最低需要的食物。
在这种极端不利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环境下，慢性呼吸系疾患这样惊人的多是不难理解的。
下列数病例足以说明这些事实。
第30例施世洪病历号879拘留号780101男性二十四岁1950年12月08日被俘。
被俘以前无呼吸系症状，1952年04月被四个美军一齐毒打。
毒打后发生剧烈咳嗽，咯多量白色痰，吐血，感胸痛和全身无力。
美方军医听诊后说有肺结核，同年06月送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B”号营场和肺结核病人住在一起，但没有给任何治疗。
归国后，仍有咳嗽和胸痛，咯多量痰，痰中带血丝，有臭味。
检查肺部无显明异常。
痰中未发现结核杆菌，X线胸片显示两肺无实质病变，未发现肺结核，见肺纹理增厚，与慢性呼吸系疾患相符。
（见图42）
本例说明病员被打后开始有呼吸系症状，以后转成慢性。
第31例邓兴财病历号1018拘留号713881男性二十四岁1951年05月26日被俘。
被俘前无任何呼吸系症状。
1951年10月天气很冷，被剥去衣服，裸露上身关在铁丝网中至五天半之久。
受冻后即开始咳嗽，咯黑色痰。
痰中带血数月；
并有胸痛、夜间盗汗、消瘦、全身无力等症状。
美方军医听诊检查后谓有肺结核，并送到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B”号营场与肺结核病人集中在一起，但未给适当治疗。
归国后，仍有咳嗽、胸痛、咯黑色痰、痰中带血。
肺检查无异常体征，痰中未见结核杆菌。
X线胸片未见肺结核，无实质病变。
肺纹理增厚。
两肺下部尤甚，与慢性呼吸系疾患相符。
本例说明呼吸系症状在冻后发生，现已成慢性。
第32例张畏福病历号804拘留号781828男性三十岁1951年01月07日被俘。
自1945年起在冬季咳嗽，到夏季即愈。
被俘后冬夏均咳，但仍服劳役，并屡次被棒打或断绝饮食。
1952年07月03日在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I”号营场受毒气后咳嗽更加厉害，咯黑黄色痰，每日五十余口，痰中带血。
感两侧胸痛，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疲倦无力。
照X线胸像后未告知有何疾病，即被集中在肺结核病人一起。
归国后，咳嗽减轻，每日咯出痰十余口，检查两肺呈高清音，两背下方有干性囉音及哮喘音；
痰中未发现结核杆菌。
X线胸像表示肺纹理普遍增厚，未见实质病变
（图44）
本例说明受虐待和毒气后呼吸系症状增重。
第33例孙克义病历号787拘留号718251男性三十岁1951年08月24日被俘。
自1946年偶有轻度咳嗽，但被俘时无症状。
1951年09月18日受美军审问遭木棒殴打。
又被绑在行军床上，往口内及鼻孔内灌辣椒水。
灌了一壶后即行昏去。
第2天早晨病员开始吐血，共吐七次，以后痰中经常带血。
同时咳嗽加重，咯大量黄痰，并有两侧胸痛、发烧、消瘦等症状。
同年11月美方军医予照X线胸像，谓病员有“肺病”，先送到釜山“四休养所”与结核病人共住，后转到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B”号营场。
归国后，咳嗽仍重，痰仍多，有臭味，偶带血丝，胸痛仍存在。
检查右肺下部有干性及湿性囉音。
X线胸片表示两肺无实质病变，有显著普遍的肺纹理增厚。
（见图45）
本例说明遭受暴行后呼吸系症状发生，二年后仍持续不愈。
第34例苏俊有病历号893拘留号732659男性二十六岁1951年10月15日被俘。
俘前身体健康，1952年02月在巨济岛八十六联队时，被审问是否党团员，遭受残酷暴行。
被用二尺长木棒猛烈毒打胸部及腹部，当时即昏迷。
回帐篷后即感两侧胸部疼痛，食后腹痛，并伴有咳嗽，以后咳嗽转为持续性，而且逐渐加重。
有发热、发冷、盗汗等情形。
同年03月吐血二天。
美方军医为之照X线胸像，谓有肺结核，并抽胸水二次，每次抽出血水一茶杯。
归国后，仍有咳嗽，但较轻。
仍有胸痛，食欲较好，体重增加。
检查心肺正常，痰中无结核杆菌。
X线胸片显示两肺无实质病变，右膈成天幕状变形，说明有胸膜粘连。
（见图46）
本例说明病员在被打伤胸部后发生血胸，现有胸膜粘连。
表十、非结核性慢性呼吸系患者症状统计表
注：
①总人数共292人，表内百分比系对总人数的百分比；
②此项中大量咯血者为23．3％；
③现在有症状的总人数共262人占89％。
(附图表）
二、现诊断
根据病员在俘中的症状（参看表十）我们认为这些病例的最初诊断是急性呼吸系感染或暴行所致的呼吸系伤害。
例如：
受冻后可以发生肺炎或枝气管炎；
毒气可以引起枝气管炎、肺水肿、并可继发枝气管肺炎和肺脓肿；
胸部受外伤可以发生气胸、血胸或肺炎等。
如所周知，急性呼吸系病症状若处理得当，一般是不会严重的。
但在身体抵抗力低落，环境条件恶劣的时候，病变和症状可以持续或加重而成为慢性。
慢性呼吸系疾患的成因是：
1．在临床方面，在急性期延误治疗或治疗不得当，尤其是感染未加控制，以致炎症不能及时消散；
2．在病理方面，枝气管粘膜水肿久不消退，以致渗出物潴留，肉芽组织和瘢痕组织形成，枝气管管壁受损害，肺实质受侵，进而发展为枝气管扩张、肺硕变、肺气肿等不能修复的病变。
美方战俘营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毫不负责的医疗处理，就促成了这一系列变化的增恶。
更严重的是病员们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休养和治疗，反而不断遭受迫害。
他们在回到祖国之后，经过积极治疗，虽然显示了症状减轻，但89．7％还遗留了不同程度的症状。
（参看表十）许多人还咯血或咯大量的痰，几乎半数还有胸痛。
这些症状足够充分的指明他们的呼吸系病早已成为慢性，其中许多并已造成了枝气管扩张，甚至成了肺脓肿。
以下二例足以说明：
第35例张德海病历号849拘留号718734男性二十三岁1951年10月11日被俘。
四年前咳嗽过。
被俘后即患咳嗽，日渐加剧，有气喘，咯多量绿色臭痰，感胸上部疼痛，有时发烧。
美方军医照X线胸像后告为肺结核，并使住在肺结核病人一起。
病员在病中仍继续遭受虐待和暴行，如服劳役，被脚踢、棒打、断食断水等。
归来后，仍有气喘、咳嗽。
痰量已较少，但仍有臭味。
有时微发热。
检查肺左侧背部下方呈枝气管呼吸音及哮鸣音。
经检查未见结核菌。
X线胸像显示两肺纹理普遍增厚，纹理局×有点状浸润，并表现蜂窝状阴影。
以上各种变化在两肺下部尤为显著，符合枝气管扩张症。
（见图47）
本例说明慢性呼吸系疾患在拘留中发展为枝气管扩张。
第36例高子义病历号398拘留号709117男性二十八岁1951年06月28日被俘。
1951年初曾有咳嗽，被俘时已愈。
1952年11月即被俘后一年零五个月，又患咳嗽，不能起床，咯多量绿色臭痰。
并有右胸痛和下午发烧病。
病中曾受毒气，受毒气后约一个月后开始吐血。
美方军医未给予任何治疗。
归来后，仍咳嗽，咯大量痰，下午发烧。
检查右肺中部呈浊音，呼吸音弱，无囉音。
痰中未见结核杆菌。
X线胸片表示右肺下叶有大片状致密阴影，其中有一空洞，约2×4厘米。
右侧有肺膜肥厚和粘连。
左肺清朗。
（见图43）
本例说明病员所患呼吸系疾患，因缺乏治疗又遭受毒气，已发展成为慢性肺脓肿。
关于这些病例的客观所见，如许多病员（28．1％）有胸部体征，叩诊异常、呼吸音改变、干、湿性囉音等；
胸部X线摄影除证明无结核性病变外，有些呈胸气肿或枝气管扩张，有些显肺影像纹理增厚。
这些都说明他们具备着慢性呼吸系疾患的指征。
三、战俘营当局的医疗处理
美方战俘营对于这些呼吸系疾患的处理是极端违反医疗原则的。
约三分之一以上的病员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其他很少接受过化学疗法或抗生素疗法。
许多人还继续被强迫劳役，还继续受毒气和其他迫害。
几乎三分之二的患者在未经详细检查之前就被认为患肺结核而送到肺结核患者住在一起，本组病员中有64．3％受过这样的“隔离”。
更荒谬的，无病的被俘人员，有时也被强迫送入肺结核病“休养所”。
反之，有些结核患者，美方军医却置之不理，任之继续与健康者同住一起。
在所谓“休养所”中，轻重病人杂居，结核患者和非结核患者不分，根本谈不到隔离，更缺乏应有的设备和消毒。
美方军医集中这些呼吸系病患者。
只图省事，却毫不顾及病员们彼此传染病菌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结核病容易散播，其他细菌性或病毒性感染也很容易蔓延。
这样，病员招致了继发感染，加重了病状，延长了病程，他们所受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以下二例说明美军战俘营的胡乱“隔离”病人：
第37例全韩吉病历号887拘留号717283男性三十三岁1951年06月17日被俘。
被俘前从无呼吸系症状。
1951年08月开始咳嗽，咯多量白色痰，痰中有时带血丝，感左胸痛，曾有短期发烧。
美方军医听诊后谓有“三期肺病”，当即送入釜山第五“休养所”隔离。
在病中先后于1951年11月及1952年02月被棒打，每次被打后症状更重。
归来后，仍咳嗽，咯白痰，夜间有盗汗。
检查左肺呼吸音稍低。
痰中无结核杆菌。
X线胸片表明肺无实质病变，而有肺气肿现象。
（见图49）
本例说明美方军医不予详细检查即将非结核性患者当成结核病人“隔离”。
第38例李小洪病历号832男性二十二岁1951年12月26日负伤被俘。
在俘前与俘后均无呼吸系症状。
1951年12月被美军非法审问，被绑在棹上，用皮鞭毒打。
1952年07月在釜山被强迫“甄别”时，被美军手榴弹伤及右上臂的上三分之一，且断食断水七天，这时还没有咳嗽。
同月美方军医听诊检查谓有肺结核。
即行“隔离”于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B”号营场内，与肺结核病人住在一起。
未接受任何治疗，但仍多次遭受暴行，如被打、脚踢、受毒气等。
归来前已经有了咳嗽及咯痰，并有午后发烧，食欲不好，体重减轻等症状。
检查右肺上方呼吸音减弱。
痰中无结核杆菌。
X线胸片显示，右肺上部纹理增厚，肺无显明实质病变。
（见图50）
本例说明：
无病的被俘人员被美方军医随便“隔离”，反而发生了咳嗽等症状。
总结二九二名非结核性慢性呼吸系病患者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他们大多数已经因病残废。
美方战俘营给予他们的伤害，不减于断臂截肢，长远的痛苦可能更大，只是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这批病员的病情就是美国军事当局虐待我方被俘人员的证据。
第9章美军暴行的医学证据
本报告中所调查的1609名归来人员中，几乎每人均在被俘期中遭受到一次或数次的暴行迫害，包括使用木棍、铁棍、刺刀、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毒气弹、装甲车、坦克车等作战武器及火烧、冰冻、电刑、灌水、割肉等残暴杀害方法所致之伤害。
本章是用医学方面的事实来证明美军的暴行是无可抵赖的。
本章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一、暴行和疾病的关系
在第1批归来的350名内科病员中，我们曾进行研究了病员所遭受的暴行和疾病发生或加重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有347人（99％）曾在被俘期间遭受到美军的暴行迫害。
每人都遭受过不止一次的暴行；
在每次暴行中，所受的酷刑又有多种。
兹将他们遭受到的迫害分为病前及病中两期列表（表11）如下：
表11、350名内科病员所受暴行统计表（每种暴行均不止一次）
注：
一、强迫劳役：
抬重石头或木料，上兵舰杠大汽油筒等。
二、禁闭：
禁闭室无窗户，室内黑暗，空气不流通。
三、“其他”项内包括水牢、火烧（火烧皮肤、火烧阴毛等）、灌水（凉水或辣椒水）、用竹签扎入指甲下、烙铁烫等。
四、百分比系每百名病员中曾遭受暴行之人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病中曾遭受到暴行的是很多的。
这些暴行对于原有疾病所起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已在内科疾病章中述及。
在各种暴行中，毒气对疾病的影响最为严重。
在350例内科病员中，313例（89．4％）曾受过毒气的直接危害。
有些病员曾遭到多达二十次以上的毒气，一般的也都遭到三至十次之多。
二、暴行所致的伤残
1172名归来伤员经过详细的询问及检查后，发现有76名（6．5％）曾因遭受暴行迫害而遗有伤痕及残废，在这七十六例中，四十九例遗有大小不等的伤痕，二十七例则有各种程度的残废，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76名伤员中，有40名系在战俘营中遭受迫害，其余36名则系在医院中或往医院转送途中被美军所残害的。
兹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一、虐待伤病战俘：
美军对于身负重伤的战俘，甚至亦横加虐待，以致造成更多的伤残，可由下列三例说明：
第39例病历号103刘铃（曾用名刘长元）拘留号不明。
1951年10月27日，左上臂枪伤，肱骨骨折。
当天被俘，被俘后美军非但未固定伤肢，反将双手腕部用电线反缚背后，强令伤员步行十余里后始由同时被俘的其他伤员松缚。
当时伤员即发现左手肿胀、冰冷及麻木。
此后该肢情况逐日恶化。
至伤后二十余日。
该肢肘部以下均已变黑。
后曾施行两次截肢手术（图51）。
第40例病历号1475杨庆福拘留号733236。
1953年06月16日，左胸部炸伤合并血胸，并有右肩部枪伤。
伤后一小时被俘。
美军强迫其步行，但伤员因伤重体力不支不能行走，美军将伤员背部着地拖行约二、三里路。
以致头枕部、背部、右足跟和外裸部皮肉磨烂，现均遗有瘢痕（图52甲、乙）。
第41例病历号1024谢成俭拘留号175613。
1949年体格检查时，视力正常。
1951年04月在朝鲜中线被俘。
先被拘在巨济岛，1952年06月转移到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
在俘中食粗糙大麦饭及萝卜汤，经常有腹部疼痛及腹泻，身体极弱。
屡次请求美军军医检查及治疗，皆遭拒绝。
1952年07月被强迫劳役，因行走不快，为监工美军以木棒击伤左眼，当时失去知觉约半小时许。
醒后左眼极疼。
经过两次请求。
始给白色药膏一管，令自己擦。
一个半月后，刺激症状消退，角膜上出现了白色翳，视力大减。
回国后检查：
左眼视力仅在一尺距离可数指。
在角膜中心部位，有约五毫米大小之圆形粘连性白斑（图53）眼压增高。
上述第39例说明因故意将受伤并有骨折的肢体反缚，以致骨折断端伤及附近血管，使肢体坏死，造成严重残废。
第40例说明美军对于重伤战俘，非但不护理转送，反而着地拖行二、三里之远，除增添新伤外，必然的会使原有伤病更形恶化。
第41例中述及之伤员在俘中经常生病，身体极其衰弱。
有病无人过问。
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从事劳役，又以暴力造成了左眼的损伤。
在眼伤发生后，美军医务人员又无视伤病员之痛苦及严重的后果，不施以及时有效的治疗，以致造成左眼近于失明的结果。
二、关于非法审讯：
美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对战俘普遍进行追索军事情报的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经常对战俘以及伤病战俘施以种种刑罚，举例说明如下：
第42例病历号105郝端和（曾用名柴守忠）拘留号不明。
1951年11月，左大腿及左小腿炸伤，左股骨下三分之一及左胫腓骨折。
当天被俘，未给任何治疗，即行审讯。
审讯时用粗木棍殴打左大腿伤口，边打边问，打二十余下后，伤员即昏迷。
用凉水喷醒后，又重复毒打，以致再度昏迷。
02日后左大腿伤口以下部分变黑，以后经过两次截肢手术（图54）。
第43例病历号787孙克义拘留号718251。
1951年08月24日被俘。
09月18日非法审讯，用电线绑缚在行军床上，自鼻孔灌入辣椒水一壶，然后用木棒在腹部挤压，并将该员倒悬，倒出灌入之辣椒水。
该员在审讯过程中，曾数度昏迷。
次日起开始吐血，共吐血七次之多。
现左上臂仍遗有电线绑缚之伤痕（图55）。
上述第42例说明，由于美军非法审讯，对已有重伤的战俘施以酷刑，以致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残废。
第43例说明该伤员在遭受酷刑迫害后，虽幸免一死，但身罹重疾（吐血七次），伤痕至今犹存，可为暴行之铁证。
三、关于强迫“甄别”：
美军为了达到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曾强迫在被俘人员臂上及身上刺反动字句。
对于拒不刺字的被俘人员，则当着其他被俘人员面前施行酷刑及毒打至昏迷后刺字，甚至有在麻醉及手术后强行刺字者。
例如郭六根（病历号596，拘留号733000）就是在1952年05月行双侧小腿截肢手术后抬回病房途中，右上臂被刺八个字。
在76名曾因暴行迫害而被伤残之归来伤员中，12名系在强迫“甄别”时负伤者。
如：
第44例病历号1968胡德忠拘留号712968。
在强迫“甄别”时双侧下肢均被炸伤，至今伤痕累累，清晰可见（图5）。
第45例病历号122徐成高（曾用名徐保宫及赵天高）拘留号730767。
该伤员在1951年03月初颈部及双手烧伤后被俘。
1951年底被强迫在左上臂刺反动字句。
1952年04月08日，当进行强迫“甄别”时，因该员仍坚持要回祖国，左上臂有字部分连皮带肉被割下示众，以威吓其他被俘人员（见图57）。
四、关于1952年10月01日暴行：
1952年10月01日上午七时，济州岛第8号战俘营第“H”号营场内被俘人员升起我国国旗纪念我国国庆，美军武装部队向在帐篷内和营场上的战俘开始猛烈射击，因而死伤甚众。
在76名因暴行而遗有伤残的归来伤员中，17名系在该次暴行时负伤者，兹举二例，借资说明：
第46例病历号26胡天银（曾用名李月良）拘留号731113。
在该次暴行中左侧头部受卡宾枪弹伤，左顶骨及颞骨骨折。
现在左顶骨及颞骨有大块缺损（图58甲及乙），伤员有运动性失语症，造成严重残废。
第47例病历号114张国栋拘留号708313。
在该次暴行中左肩部受枪伤，左肱骨及左肩胛骨均有骨折。
现在肩关节运动已完全丧失，造成严重残废（图59甲、乙及丙）。
小结：
美军对于手无寸铁的我方被俘人员所施的暴行，其残忍之程度，实属骇人听闻。
伤员的伤痕和残废是他们所受暴行的铁一般的证据。
第10章结论
综观前述1609名归来伤病员的检查结果，根据人道主义和医疗原则，我们重点地进行了分析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在治疗外科战伤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有意识的牺牲被俘伤员的肢体、无理地截肢及高位截肢。
对早期战伤不及时处理，不扩创。
对骨折不加运输固定。
在后方医院中，对骨折不设法使其复位、也不作正式固定。
手术指征不合理，不注意预防畸形。
对于其他战伤，例如眼部战伤，遇紧急情况不及时治疗以减轻患者痛苦，不设法预防后遗症。
这种种罪恶行为当然要形成大量的残废。
至于拖延治疗，不加护理等等，更是笔不胜书。
这种所谓“治疗”不仅违反了战伤治疗原则，同时也违反了人道主义。
567名内科病员中，有92％患慢性呼吸系病。
而肺结核中有71％是活动性的；
非结核性患者在归来后约90％还有着各种的呼吸系症状。
这些数字是惊人的。
这些病员症状的发生和增重，是和美方战俘营的生活条件、非人道待遇和残酷暴行有直接、间接关系的。
例如，只就营养一项来讲，普遍的营养缺乏，尤其是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缺乏，就已足构成这些呼吸系病的诱因。
许多病员在患病以后不能休养，没有得到及时诊断，没有得到及时合理治疗，还继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虐待和迫害（包括毒气袭击），连住在“休养所”的也不能免。
所有我方被俘人员。
连伤病员在内，吃的都是质、量距最低标准很远的食物，以致营养缺乏病在被俘人员中普遍发生。
战俘营中的所谓“休养所”只不过是随便把伤病者集中在一起，根本谈不到休养与治疗，更谈不到隔离。
在这样的条件下，伤病被俘人员即或免于死亡，亦成为慢性病患者。
今天我们看到的我方被俘人员的各种残废和慢性病是美方虐待和迫害我方战俘的铁证，是美方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具体说明，我们有责任从医学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向全世界揭发和控诉。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
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钟惠澜吴执中孟继懋吴英恺陈景云毕华德高文翰罗宗贤
1953年10月于北京
（新华社）（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