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召开研究所所长会议
根据总路线确定工作方向和重点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科学院自10月14日到11月07日在北京召开研究所所长会议，在检查1953年工作计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讨论了今后数年内的工作方向和1954年的工作重点。
会议分数学和物理、技术科学、化学、生物和地学、社会科学五个组先后举行，分别由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主持。
副院长张稼夫在各组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传达报告。
会议初步确定了各研究单位今后数年内的工作方向和明年的工作重点：
生物、地学部门，应配合国家大规模建设，以国家自然条件与资源的调查研究为主要任务。
对黄河流域的考察研究将是这方面工作的重点。
此外，并要解决在提高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和医疗保健事业方面所存在的一些基本科学问题。
要把米丘林、巴甫洛夫、列皮辛斯卡雅等伟大学者的先进学术思想逐步贯彻到实际研究工作中去。
化学部门，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规模完备、全面发展的化学研究机构，逐步充实目前化学部门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进一步与工业生产，特别是与重工业生产如燃料、橡胶、冶金及电解等工业密切配合。
数学、物理部门，要为能够综合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科学理论问题准备条件。
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其他科学部门的发展和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必须培养足够数量的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物理、数学方面的科学家。
技术科学部门，要密切结合我国现有冶金工业与新冶金工业的建立展开研究工作，并配合其他方面的厂矿与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研究工作。
社会科学部门，主要的和经常的任务是认真地、不断地提高研究人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同时，要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逐步开展上古史和中古史的研究。
此外，还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着重开展对手工业经济的调查研究。
会议对各研究单位普遍存在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培养干部，组织领导，与高等学校以及产业部门、厂矿的研究机构的联系和合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各研究单位的负责人都认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培养干部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重要条件。
各研究单位都决定将学习苏联和培养干部两项任务订出具体计划，作为整个工作计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会议强调了综合性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开展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是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重大任务和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好的途径之一。
像这样经过性质相近的各研究单位共同讨论来确定各研究单位的工作方向和计划，在中国科学院还是首次。
这次会议使各研究单位之间互相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对加强各研究单位间的互相配合与联系，对发挥各门科学的总体力量服务于国家建设，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内蒙古自治区的购粮工作全面展开
【新华社归绥22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的购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今年，内蒙古全区大部分地区都是丰收，农民有大批的余粮卖给国家。
在10月初旬，农民们即一面打场，一面将新粮运到市场上出售，上市粮食一天比一天增加。
目前，据粮食集中较多的通辽和乌兰浩特等城市统计，每天上市的粮车已由过去的一二百辆增加到六七百辆，到11月08日止，粮食部门收购入库的粮食，已比10月初旬增加了七倍。
为了做好今年的购粮工作，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购粮计划，中共内蒙古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对购粮工作都十分重视。
在09月间即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布置购粮工作，随即又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向农民宣传国家购粮的政策及购粮的意义，并帮助区村干部进行购粮工作。
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会和东部行政公署的领导干部也大部下乡，亲自深入农村领导和检查购粮工作。
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又对购粮干部进行了政策教育，并开办了检验质量人员训练班，统一了检验质量的标准。
为了做到“优等优价”，有的粮食收购站还将各种粮食等级的样品陈列出来，在收购时根据样品确定等级，使农民感到满意。
内蒙古地区辽阔，为了使边远地方的农民出售粮食方便，粮食部门除在这些地区增设了十多处收购站外，合作社各基层单位又设立了许多临时性的收购点，或组织流动收购小组带着农民需要的货物到这些地区去，一面收购，一面供应。
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为配合购粮工作，在供应方面也作了充分准备。
在购粮工作开始前，都检查和修订了第4季度的供应计划。
如国营百货公司的供应额比原计划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五；
内蒙古供销合作社的供应额比原计划扩大了百分之二十，货物的品种也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
农民出售粮食后，可以买到大批物美价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改善了生活，并给明年的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加强粮食收购中的政治工作
用合理的价格向全国有余粮的农民收购粮食，来保证全国工厂、矿山、城镇居民、解放军和志愿军部队、农村缺粮户和灾民的粮食供应，保证国家必要的粮食储备，稳定物价，消灭投机，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巩固工农联盟，这是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极端重要的政策。
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工作，也是重大的政治工作。
在粮食收购的实际工作中，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近来各地许多农民听到国家收购粮食的许多大道理，已经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
如浙江兰溪县的农民听了区乡干部的讲话，懂得了国家收购粮食对于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和进行建设的重大意义，又认识了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就扭转了“看涨惜售”的思想，踊跃售粮。
清塘乡农民邵栋仂对干部说：
“我过去不知道国家收购粮食做什么；
现在才知道这是为了国家工业化建设，走社会主义的路。
你们早这样讲，我早把稻谷卖给国家了。”
他马上卖给国家四担稻谷。
山西芮城县小麦上市时，有余粮的农民有的怕以后闹灾荒，有的等着涨价，有的怕卖了粮食“露富”，普遍不肯卖出余粮；
有些人反而抢购囤积。
中共芮城县委会运用宣传网，针对群众思想情况，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群众思想很快地有了转变，抢购粮食的现象停止了，小麦收购工作顺利地展开了。
原来抢购现象最严重的城南乡，群众想通了道理以后，就实行集体售麦，一次卖出小麦一万三千多斤。
许多地方向农民揭发了奸商囤积粮食、抬价、杀价等伤天害理的活动，大大地提高了农民对奸商的警惕。
湖南衡南县三塘乡的农民听了宣传以后，又碰到奸商抬价套购粮食，就告诉他说：
“你又想把粮食囤起来，将来好卖更高的价钱来剥削我们。
再好的价钱，也不卖给你！”
山东胶县十区后屯乡农民周宗发去供销合作社卖粮食，路上碰到投机商人用高价抢购，他说：
“我一定要卖给合作社，帮助国家的建设，我不和你胡道道。”
这些都证明，只要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政治工作，不但可以教育农民克服“看涨惜售”等思想，而且可以动员农民去反对粮食投机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
有些同志认为：
“收购粮食用不着宣传，只要牌价定得合理，群众就晓得来卖。”
事实已经证明，不少地方牌价挂足了，物资供应等工作也搞停当了，就是因为没有向群众讲清道理，群众就仍然等着涨价而不愿卖。
我们永远都应该记住：
“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
它们两者一同存在，一同起作用。
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减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地，以减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要陷入绝境。”
（斯大林：
“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
加强具有这样重大意义的政治工作，对于农民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这种政治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决不是对农民的什么“干涉”，决不是强迫命令。
相反地，如果我们不积极教育农民支援国家建设，不去“干涉”投机分子破坏工农联盟的活动，眼看着有些农民盲目地走上资本主义的死路而不去“干涉”，那就是做了落后群众的尾巴，盲目地助长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放弃了党对农民的领导。
要知道：
对农民干涉过多（就是说干涉得不正确），固然会妨碍工农联盟；
对农民放弃领导，让多数农民重新受少数投机者的剥削，让一些农民盲目地走上资本主义的死路，对工农联盟就是更严重的破坏。
警惕到不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是对的。
但是，有些同志却把道理弄颠倒了，忘记了加强政治工作正是为了启发群众的自觉自愿，防止强迫命令。
为了在粮食收购中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目前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必须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特别是发展工业生产对于农业的关系以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方法和步骤为主要的宣传内容。
因为，只有让农民懂得了这些道理，他们才能认识购粮工作的意义，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农民的惜售思想。
各地农民懂得了出卖余粮是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道理，马上把粮食卖给国家的许多生动事例，完全证明我们有些农村干部怕农民接受不了大道理，而不敢宣传社会主义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相反地，如果不讲总路线，不讲社会主义，反而会给工作造成更多障碍。
黑龙江绥化县部分干部只片面向农民宣传工农业产品价格差额不断缩小对于农民的好处，结果，农民更不愿卖粮了。
他们想着：
既然粮食一年比一年值钱，囤积下来晚点卖，将来不是可以买更多的工业品吗？
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教训：
如果我们只用小恩小惠去吸引农民，就会使农民更斤斤计较眼前的小利，这对于农村中的各种工作都是不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对群众讲购粮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对的。
因为，实际上收购粮食不仅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农民的将来，并且也照顾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当前利益。
如果只做片面的解释，不但不利于收购工作，而且会引起群众对总路线的误解。
要向农民宣传总路线，宣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宣传者本身对于这些问题有正确的理解。
目前，直接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具体领导宣传工作的县、区、乡的党员和干部，对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于购粮工作，还有不少错误认识。
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从思想上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还不十分理解农民中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性。
因此，粮食收购中的政治工作能否获得成就，关键是必须首先逐级地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地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学习中，党委应该提倡大胆研究问题的精神，启发大家尽量提出各种疑难问题，然后根据总路线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得出正确的结论。
学习中切忌急躁草率，切忌害怕争论、害怕提出不同意见。
所有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不是仅仅背诵一些条文，必须大胆地接触群众提出来的多种多样的问题。
必须注意宣传方法。
要农民想通道理，必须用真人真事和农民的切身经历来把道理具体化。
在这次宣传中，各地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
很多地方的宣传工作者已经学会用回忆、对比、算账和表扬好人好事的方法去启发群众认识购粮的意义。
各地党委的宣传部门应该及时地对各种好的宣传方法加以总结推广，进一步克服宣传工作中的简单生硬作风，使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能够深入人心。
我们的党是有着丰富的教育农民的经验的，先进的农民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只要各级党组织善于根据新的情况来改进和扩大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仅能够顺利完成粮食收购的任务，而且将要使我们的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推进一步。

“总路线照亮了我的心！”
——记河北省满城县堤北乡李德禄卖余粮给国家
张家瑞
前几天，满城县堤北乡青年团支部书记李德禄，从县里开会回来，一下把家里的九百五十斤麦子拿出来八百多斤，卖给国家。
为准备明年扩大生产，他用卖麦子的一部分钱买了肥料，把另一部分钱存到了国家银行。
李德禄原来并没打算这样办。
今年麦收后，国家收购小麦，他在口头上也说：
“应该把余粮卖给国家。”
可是暗暗地卖给投机粮商一千一百二十斤。
他认为每斗小麦多卖两千五百元，这是得了“便宜”。
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由于投机粮商扰乱市场，闹的物价发生波动，李德禄每斗小麦虽然多卖了两千五百元，可是用卖麦的钱买了一匹马，就多花了二十多万元。
当时他并没有算清这笔账，还盘算着再把存的麦子卖给私商八百斤，到合作社买一部分谷子囤积起来。
他当时觉着这样做是里外沾光。
11月10日，李德禄参加了中共满城县委召开的县、区、乡三级扩大干部会议，听了中共河北省委第2书记马国瑞同志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心里就琢磨开了：
投机粮商抬高粮价抢购粮食，农民有粮食不卖给国家，对农民好不好？
把余粮卖给国家，农民吃亏不吃亏？……他也回想起旧事：
在旧社会里，全家六口人，种着二亩半地，父亲、叔叔给地主扛了二十多年长活，吃的是糠菜，过年过节也穿不上件新衣裳……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农民翻了身；
现在，全家九口人，种着二十四亩地，今年光麦子就收了一千六百多斤，这跟解放以前的日子比起来，真是一苦一甜啊！
他想起：
“在土地改革前后，毛主席就对农民说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是一条使大家逐渐富裕起来，逐渐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幸福的道路。
我呢？
却把疮疤治好忘了疼，不知不觉地走错了道，要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把余麦卖给投机粮商，支持他们扰乱粮食市场。”
“我是青年团乡支部书记，担负着领导、教育全乡青年团员和青年们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光荣责任。
可是，自己却带头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去走，如果大家也跟着我走这条绝路的话，够多危险吧！……”李德禄想到这些，淌出了眼泪。
可是，当他想到总路线的时候，心眼里就立刻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他说：
“总路线照亮了我的心！
有了这座灯塔，今后就永远迷失不了方向啦。”
李德禄学习总路线联系了自己的思想，很快提高了觉悟，紧接着就把八百多斤麦子卖给了国家。

我们伟大的祖国
秋后的成渝铁路沿线，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新气象。
四川省主要产棉区——简阳县的四十四万余亩棉田，普遍增产百分之十五。
棉农们纷纷将棉花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
这是堆在简阳车站上等待外运的棉花。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抗美援朝总会
设宴招待朝鲜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22日在北京饭店联合举行宴会，招待金日成元帅及其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
朝鲜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元帅，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内阁副首相洪命熹，外务相南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财政相尹公钦，铁道相金会一，都市经营相朱晃燮以及代表团随员多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华司考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秘书长刘宁一，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黄永胜，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代表严希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陈炳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钱三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萧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谢觉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科学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代表和华北区、北京市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人民团体负责人等四百八十多人。
宴会会场正中悬挂着金日成元帅、毛泽东主席、马林科夫主席的画像，两侧是朝、中、苏三国国旗。
金日成元帅偕同代表团团员入场时，乐队奏起庄严的乐曲，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
宴会开始后，郭沫若首先致词。
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金日成元帅及其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致崇高的敬意。
郭沫若说，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元帅、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下，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下，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的灿烂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光荣的独立，而且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
郭沫若叙述了中国人民对于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深厚同情和积极支援，并对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巨大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郭沫若最后说，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远东其他有关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敌人这一切卑鄙阴谋都是要彻底失败的。
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直到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决心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各国人民在一起，对于朝鲜人民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给予全力的支持。
金日成元帅在会上致词表示感谢。
他说：
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动员自己的子女到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向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及其附庸国家军队进行斗争，并在中国国内展开支援朝鲜前线的群众运动，以粮食、衣服、日用品等许多物资帮助我们，屡次派遣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和医疗队来我国积极工作，这一切义举和热诚的援助，激励我们朝鲜人民克服困难，促使我国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树立了崇高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新榜样。
金日成元帅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继续深入，将加速我国战后人民经济的恢复，并更加巩固我们在共同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对今后和平统一朝鲜的事业亦将有巨大的贡献。
金日成元帅最后提议为始终不渝地给朝鲜人民以无私援助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为今后更加巩固的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胜利而干杯。
在悠扬的乐声中，与会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轮流向金日成元帅和代表团团员们敬酒。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为朝中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幸福的朝鲜，为朝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壮大，为巩固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为金日成元帅、毛泽东主席、马林科夫主席的健康而干杯。
全场一再热烈欢呼：
“金日成元帅万岁！”
“毛泽东主席万岁！”
“马林科夫主席万岁！”
“英雄的朝鲜人民万岁！”
“英雄的朝鲜人民军万岁！”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中朝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掌声经久不息。
宴会自始至终在热烈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
进一步布置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已开始系统地全面地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本月20日，学习座谈会举行了各学习小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和布置这一学习。
参加学习座谈会的成员和各民主党派总部主持学习的人员都出席了会议。
学习座谈会是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性的学习组织。
自10月10日李维汉部长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主持的报告会上，作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后，参加学习座谈会的成员就开始了有关总路线问题的学习，已取得初步成效。
为了使这一学习更能系统地全面地进行，使参加学习的成员从理论、政策和实际等方面对总路线有更明确具体的认识，学习座谈会决定对这一学习进行进一步的布置，以便在适当的充分的时间内，将总路线问题学好。
李维汉部长应邀在会上讲话。
他对学习总路线的重要意义，学习内容和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他特别号召大家在学习中要发挥自由思想，热烈展开辩论，无论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不怕讲错，但也准备随时修正错误；
同时，学习中应该把个人努力和集体互助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翻书本，多动脑筋，反对依赖思想，要使大小问题都在从个人到集体的层层分析、层层综合中逐步明确起来。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常务委员胡愈之在会上宣布了为加强学习领导而重新调整的该会所属的学习干事会的新的干事名单。
学习干事屈武报告了关于总路线的学习计划，计划中对学习的单元、提纲和参考书目都作了初步规定。
会议最后由李济深、陈叔通、罗隆基、王绍鏊、彭泽民、许德珩、李书城等先后发言，他们都为此次认真地加强总路线学习的各项措施而感到兴奋，表示了努力学习的决心，并对学习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
招待云南、新疆各民族参观团全体团员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在21日下午举行招待会，招待云南、新疆各民族参观团的全体团员。
招待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副组长甘春雷主持。
会上，首先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组组长朱早观讲话。
他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对两参观团来到首都参观，表示热烈欢迎。
他接着说：
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推行后，增强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他希望各兄弟民族今后在可能的条件下，稳步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并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新疆各民族参观团团长努斯热提（维族），云南各民族参观团代表思鸿升（傣族）、思纳山（景颇族）先后在会上讲话。
他们讲述了新疆、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生活已得到初步改善的情景，表示这次参观后，一定把参观中得到的东西传达给当地人民。
他们还一致表示，今后要鼓励各少数民族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贺龙将军到开城前沿阵地
慰问朝中人民部队
【新华社开城22日电】
中国人民第3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将军，副总团长邢西萍、朱学范、陈沂、吴晗、刘芝明、康克清、梅兰芳、老舍、王维舟、周信芳等一行二十多人，于19日上午慰问了守卫在开城前沿阵地上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贺龙将军等登上山头时，战士们都从阵地里出来迎接。
贺龙将军等与战士们一一握手慰问后，战士们即带领他们参观阵地，并讲述了战争期间我军与敌军战斗的情形。
守卫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对于祖国人民对他们的关怀和贺龙将军等亲自到前沿阵地来慰问他们，参观他们的阵地，感到十分光荣和兴奋。
他们一致表示：
坚决执行停战协定，警惕地守卫阵地，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奋斗到底。

辽西和黑龙江两省农民踊跃售粮
【本报讯】
东北辽西、黑龙江两省农民积极出售余粮，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辽西省国营粮食公司10月份每天最多能购粮两千七百多吨，已大大超过1952年同时期的购入量。
农民在出售余粮时，对今年粮价的合理调整及等级验得准确表示满意。
法库县二区柏家沟村农民郭殿宝出卖了一万五千多斤大豆，质量全是上等。
该县一区新城堡村刘玉庭先卖了四百斤大豆，后来看到价格上提了，等级验得又准确，立即把剩余的四千六百斤大豆全部卖给了国家。
几年来，人民政府大力扶助农民发展生产，加以不断地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地提高。
义县十区红墙子村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刚把粮食打下来，就决定把余粮卖给国家。
他们都认识到：
只有积极支援工业建设，农民才能更早地使用机器种地。
他们召开了座谈会，当场决定一次就卖给国家六千五百斤粮食。
黑龙江省农民一边积极打场，一边向国家卖粮。
据10月01日到29日统计，全省已经购入六万二千二百五十九吨粮食，超过去年10月份购粮数百分之二十六点九强。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购买价格平均上提百分之十三点九，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
全省从10月20日提高粮价以后，购入粮食数量激增，九天中共购入三万一千八百零七吨。
该省南部农民卖粮十分踊跃。
白城县每天平均上市粮车五百多辆，向合作社出售的达上市量百分之九十以上。
绥化县厢黄三村展开爱国售粮运动，很多农民打完场后，在场院内将粮食装车直接送往合作社。
该村合作社平均每天都购入八千多斤粮食，从新粮上市到11月15日止已收进新粮二十万一千多斤。
农民们卖出余粮之后，都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白城县四区朱家村农民今年获得丰收，全村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二点三倍，该村农民姚升已用七石新粮换进一辆新车，张广庆卖粮之后，已用二百四十万元买壮马一匹。
很多农民正在积极打场，准备买马拴车，扩大生产。

鞍钢大型轧钢厂试车和验收工作非常顺利
生产人员全部走上岗位迎接烘炉和热试轧
【新华社鞍山22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新建的大型轧钢厂即将全部竣工，试车和验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生产人员日夜加紧练习操作技术。
在全国人民的热望中，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机械化自动化的轧钢厂就要烘炉和进行热试轧了。
这几天来，大型轧钢厂的试车和验收工作，在该厂职工的努力和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得非常顺利。
一万数千吨重的轧钢机械和精密的电气设备，绝大部分都已经过局部试车。
在主电室里，最复杂而巨大的主传动马达已经开始转动，几天来试车证明：
这个最大的马达的安装质量超过了设计标准，设计要求震动公差不得超过五道，可是现在公差只差零点五道。
由于基本建设和生产人员的共同努力，试车和验收工作特别迅速，现在大型轧钢厂和机械安装工程公司经理等已在一百多份设备的“技术竣工”等交工单上签了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质量都是优等，其余的质量也很良好。
目前大型轧钢厂的生产人员已全部走上生产岗位，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正日夜加紧练习着操作技术，在主电室里，穿着白色作业服的生产工人，时刻观察着自动电气开关上的电压、电流表的指针；
在加热炉车间里，已堆满了从初车厂那边运送过来的粗大的钢胎，烘炉用的木柴已经运到；
操作轧钢机的工人们利用试车的空隙时间，加紧练习着换轧辊和装导卫板的工作，一切生产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各种生产工具都已准备妥当，生产人员们都满怀信心地来迎接烘炉和热试轧的日子。

一笔“君子国”的交易
苏胡
人们往往看见欠钱的人拖延时间，不愿及时偿付；
在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却发生这样一件事，而是收钱的人拖延时间不愿及时收款。
今年04月，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向五金电工进口公司购买了一批放映机，价值二十多亿元。
放映机很快交接完了，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却迟迟不去收款。
等到07月，电影器材公司主动地催促五金电工进口公司财务会计科，请他们很快前来收款。
并且声明：
否则，由于延期结算造成的利息损失，电影器材公司概不负责。
虽然如此，五金电工进口公司的财务会计科并没有去理会这笔为数二十多亿元的款项，而仍然是不闻不问，一味地进行拖延。
08月，电影器材公司派人到五金电工进口公司面谈此事，可是，依旧是没有下文。
电影器材公司把这件事报告到文化部，在一次会议上，文化部的同志特别提起这件“卖货不要钱”的交易，希望五金电工进口公司迅速结算收款。
财务会计科副科长李中仑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了大家的督促。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加紧的处理这件事情，只是回到科里随便问了问，就又丢手不管了。
拖延到最后，直至对外贸易部财务会计局和监察局派人检查时，五金电工进口公司才把这笔款项收回来。
究竟为什么这样拖延呢？
据说是因为原来是和工业器材公司签订的合同，后来户头改为电影器材公司所以不便收款了。
如果是电影器材公司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使得五金电工进口公司找不到要钱的对象，似乎还情有可原；
但是，实际情况却又完全不是这样。
卖货而不要钱，好像比“镜花缘”里君子国中的人物还要清高一些。
但是，这种“清高”却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失。
真正的君子交易应该是货真价实、卖货收款，不多要一个钱，也不少要一个钱。
如果把国家的财富看得不算一回事，随便可以不要，来表示个人或部门的“慷慨”，这算得什么君子！
这一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严肃地处理这一事情，使全体工作人员受到应有的教育。

中共郭王度村支部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
劳动模范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
中共河南省安阳县四区郭王度村支部，向农民进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推动农民积极把余粮卖给国家。
郭王度村的干部们最近对全村余粮情况作了调查。
郭王度村虽然是产棉区，但到明年麦收时为止，还有六十九户有余粮四万五千九百多斤。
近来由于有些农民对国家收购粮食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的余粮户存粮不卖，反而购买粮食。
根据以上情况，中共郭王度村支部在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联系新旧社会、新旧生活，着重说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几年来对农业生产在技术指导和经济扶植方面的巨大帮助，说明国家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
向全村群众指出：
“在国家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农民供应粮食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
余粮户应当积极把余粮卖给国家，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囤粮行为。”
会后，全村农民分片展开讨论。
劳动模范姚富德对比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生产、生活情况，激动地说：
“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过了好时光，我有一分力量也要献给国家。
我算了算帐，我们家粗粮已经够吃；
小麦除了过年过节吃上六、七斗，还余一石多，我要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工人老大哥有了粮食，好多生产钢铁，巩固国防，制造农具、机器，发展农业生产。”
在姚富德的带动下，农民纷纷表示要卖余粮给国家。
郭振玉说：
“我在旧社会常年当雇工，解放后当了民兵队长、卫生委员、人民代表，分了地，参加了互助组，去年又加入了合作社，粮食打的多，生活一天比一天强。
过去我单纯地认为生活好是自己经管的好，忘了国家的领导和扶植。
现在我向大家表示：
我的粮食吃不完，明天把余粮卖给国家。
我要学习姚富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接着，农民刘好志、林茂庭、姚明德、路善政等纷纷表示，一定要把余粮卖给国家。
目前，该村宣传员正在进一步研究宣传方式、方法，准备更深入地做好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

中南区展开秋征公粮入库工作
中南区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五省秋征公粮入库工作普遍展开。
大部地区已进入送粮阶段，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公粮入库任务。
到10月25日止，江西省九江县已有九十多个乡开始送粮；
鄱阳县运粮入库的乡占全县百分之六十强。
湖北省目前已完成入库任务百分之七十以上，入库的粮食品质，一般都达到了干、净、饱的要求。
中南区粮食部门在秋征公粮入库之前，即已指示各地，作好仓储工作，把仓储器材进行消毒，清理仓库，防止虫害，招聘和训练助收人员，着重布置了安全检查、防止人畜伤亡等工作。
湖南、江西、湖北等主要产粮区新建了很多货棚、简易仓库和坚固的仓库，10月底为止，各地建成的新仓库，就可容纳十亿斤新粮。
由于各地对农民普遍进行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广大农民认识到缴纳公粮是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加之各地贯彻了中央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执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原则，各地农民都以“缴好粮、按时缴”的实际行动来表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很多地区农民都挑选好谷，经过三晒三扬才缴公粮。
湖北省武昌县民主乡易正清所缴公粮的水分只有百分之九点四，完善粒达百分之九九点八。
湖北省宜都县雅？
乡农民提出：
“坏粮不交公，坏粮不出村”的口号；
通城县墨烟、石南两乡农民展开了粮质比赛，并提出“保证担担粮食都验上，不让一挑打回转”。
江西南昌专区农民普遍提出“送好粮、早送粮”的口号，并展开了挑战应战竞赛。
河南许昌县陈胡村有一户农民秋季光谷子就打了两千多斤，应缴公粮四百斤，开始他想交钱，把粮食留下来，经教育后他全部都缴了粮食。
在运送公粮及接收入库中，各地想出了很多改进办法。
湖北黄岗、孝感、荆州、恩施等专区，在运送公粮入库中，首先结合解决仓容，调整粮食流转方向，实行边征、边运和按照邻近城区和粮食的用途有计划地让群众送粮的新办法，改变了过去机械地按行政区划入库，造成粮食倒流的现象。
湖北浠水县兰溪区福主乡过去把公粮缴到溪潭泑仓库，离二十里路远一天只能往返一次，需要两千个劳动力才能完成运送二十万斤公粮的任务；
今年打破行政区划改送到毛堤口仓库，只四百个劳动力就可完成了。
其次，在接收公粮入库工作中，各地一般都组织了集体送粮入库，照顾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等，作到了送粮“组织好、秩序好、互助好”。
根据中南区目前情况，各地仍须注意切实检查公粮质量，积极加强入库的保管工作，防止急于完成任务而忽视粮质的现象。
向群众反复进行宣传教育，保证公粮干、净；
已经入库的要做到边征、边整、边入库，结合分类分等，分别入库储存，并认真检查安全设备，争取消灭人畜伤亡事故，保证公粮入库胜利完成。
（卢树敏　赵曦东）（附图片）
湖北省的农民今年缴公粮，做到了“组织好、秩序好、互助好”。
这是新洲县农民集体送粮，依次过磅的情况。

中央重工业部发布冬训指示
中央重工业部最近发出“关于建筑安装企业进行冬训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
建筑安装企业利用冬季进行冬训，是基本建设施工部门壮大施工力量、提高技术水平与业务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
除将现有固定工人在政治上、技术上普遍提高一步外，应特别注意基层干部（工地主任、工长、班组长）、技术人员以及所需的各特殊工种工人的培养训练工作，以达到普遍提高施工管理与技术水平的目的，这应成为建筑安装企业进行冬训工作的主要任务。
为了保证这一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指示要求：
一、首先要训练企业基层干部，这是今年冬训主要对象之一。
重工业部将举办基本建设干部学校，专门分批调训工地主任。
同时并责成各局（公司）举办工长训练班，积极培养和训练施工企业中的基层管理干部。
工长训练班除了政治学习外，业务学习的基本内容应该是：
工长责任制、施工操作法、质量标准、识图与放样放线、“工程任务单”以及作业计划的一般知识与安全技术规程等。
二、组织技术人员学习。
技术人员除了负有向工人进行技术授课的任务外，应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政治与业务知识。
在政治学习方面，应该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系统地学好党的总路线，进一步提高广大技术干部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责任感。
业务学习应通过总结工作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三、积极培养机械、电气与钢筋结构、装配等特殊工种所需要的熟练工人，特别是目前最缺少的铆焊工、架工、电气调整工、各种施工机械驾驶工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工种工人。
四、提高现有固定工人的政治水平与技术水平。
根据各个建筑安装企业不同的历史发展情况，确定政治与技术业务学习的比重。
凡今年新成立的工程公司，政治教育的比重应适当增大；
有了一定管理基础的工程公司，固定工人曾受过一定政治教育的，今年则应加大技术教育的比重。
至于政治学习的教材，应请示当地党委帮助解决。
技术业务学习，应分别不同技术水平，进行有关施工法、质量标准、劳动组织、识图以及一般技术原理等教育。
这样就可以逐渐解决施工作业中所发生的各工种之间严重的不平衡状况。
指示指出：
作好冬训工作，还必须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各建筑安装企业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亲自负责此项工作。
在进入冬训前，必须按照各施工企业明年不同的施工任务及施工所在地，通盘考虑施工组织上的部署。
经验证明只有这样作，才能作好冬训工作，也才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二、作好冬训工作，必须立即作好确定冬训教员并充分研究教学等准备工作。
三、关于冬训时间，各单位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工程结束日期与明年开工日期等条件具体确定，一般冬训时间以两个月至三个月为最适宜。
指示最后要求各局（公司）应根据上述精神，迅速布置此项工作。

四川方青省内江专区甘蔗丰收
四川内江专区沱江流域的甘蔗，今年获得丰收。
从已开始收割的早熟甘蔗来看，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去年提高百分之十。
内江县三区乐礄乡六村种的一千四百亩甘蔗，比去年多收了一百多万公斤。
估计沱江流域今年的甘蔗总产量，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
甘蔗丰收的主要原因是：
今年政府在产区普遍推广了良蔗种籽，良蔗的质量与产量都比芦蔗高，每亩芦蔗产三千斤，良蔗每亩则可收四千五百斤到五千斤，而含糖成分良蔗又比芦蔗高百分之四十。
今年良蔗的种植面积，据内江等五县统计，比去年扩大百分之一百一十。
此外还因政府在03月间发放了贷款，及时帮助贫苦蔗农解决肥料、种籽困难，同时一般蔗农都比去年增加了人粪和堆肥。
为及时解决压蔗中的困难，除国营糖厂在09月上旬即开始收购新甘蔗，加紧压榨外，合作社并积极扩大糖坊的经营机构，在全专区设立了一千一百二十八个糖坊（比去年增加六十一个），一个多月来，内江、资中、资阳三地合作社，已与资中、三元、龙山三个地方国营糖厂订立了合同，替国营糖厂加工甘蔗五亿二千多万斤，供应国营糖厂所需的原料糖清与糖浆。
（西南记者站）

感谢苏联专家亚罗申克同志的帮助
中央铁道部机车车辆修理局局长于洲
当祖国进入五年建设计划的头一年时，我们敬爱的苏联专家——亚罗申克同志来到了。
他从来的那天开始，就拿出全部力量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由于他的帮助，使我们整个厂务部门的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
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是保证铁路机车车辆正常运行的技术基地，由于机车车辆型类和构成复杂，运行中磨损程度不一，就更加严格要求修理工厂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
但过去我局所属各工厂没有适应这个特点的作业计划来控制和推动生产。
因此企业管理显得混乱，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极不均衡，工人指流水作业是“月初不流水，月底发大水”，加班加点，工伤事故增多，以致领导陷于忙乱，工人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
今年第1季度我局所属十四个工厂仅完成商品总值百分之八九点一，成本超出百分之二点七。
这就必然影响了铁路运输效率的提高。
亚罗申克同志在去年07月左右，去东北牡丹江、齐齐哈尔、皇姑屯等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检查工作后，提出了扭转生产混乱局面的纲领性的建议，如生产准备工作，作业计划，用车与修车关系及质量问题等等。
这个建议贯串了中央指示加强计划管理健全责任制的精神，是一套系统、全面、具体的计划管理制度。
铁道部研究后便以第301号部令颁布执行。
今年03月，专家亲自到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帮助重点检查开始贯彻三○一号部令的工作，并提出了一百零九条建议，扭转了该厂生产的混乱局面。
“推行三○一号部令，贯彻专家建议”已成为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活动的中心口号，该厂改善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执行专家“抓紧第1个作业”的建议，所以建立了机车解体后对修换配件施行严格鉴定的制度，克服了过去掌握不住配件检修范围的缺点，给正确编制作业计划打下了基础，并建立了月、旬、日以至小时的作业计划，工人说：
“有了计划，不再瞎抓了。”
为了检查计划的执行，建立了日常会议制度，加强了生产调度工作，转变了过去会议多，时间长，不能解决问题及调度无人负责的现象，为保证生产均衡进行，还建立了“生产进度动态表”，控制了每一工序的保有量，并推行“检修记录簿”的质量负责制，使返工回修率逐月下降。
这些制度建立之后，加强了该厂干部对完成任务的信心，群众情绪也高涨了。
该厂从第1季度月月完不成任务，扭转为月月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
工人们在专家的耐心指导下，经过多次研究，学会了用苏联焊条施行仰焊，克服了中修机车繁重的吊炉的困难。
该厂的工人感激地说：
“专家到那里，那里手艺提高，困难就没有了。”
今年04月以后，亚罗申克同志参加检查了江岸、株洲、浦镇、戚墅堰等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执行三○一号部令的情况并具体指导各厂如何执行建议。
以后铁道部把执行三○一号部令较好的工厂的经验印发到全国各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并派人到各厂作报告，所以专家的建议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各厂。
凡是认真学习和执行专家建议的工厂都有了显著的转变，如武汉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工厂07月开始执行专家建议，10月就夺得了全国红旗。
半年多的实践证实了亚罗申克同志这个纲领性的建议，是完全符合我局各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具体情况的。
当它一经为领导干部所掌握，并与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变为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必然引起企业管理上的显著改革，各工厂从第2季度起已先后纳入到计划管理的轨道上来。
各厂第2季度的商品总值完成率较第1季度提高百分之十七点三，成本较计划降低百分之零点一，有的厂已基本上作到按旬均衡出车。
在目前进行增产节约运动当中，我们尤其感谢亚罗申克同志对我们的帮助。
亚罗申克同志在他的报告和谈话里，总是首先强调修理工厂在铁路运输上的作用和意义，他指出修理工厂最主要的任务是使运输的能力和效率不断提高，保证完成国家运输任务，因此每一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考虑每一工作措施时，必须把这个任务作为前提。
他对忽视产品质量，要求“马虎验收”的同志，严肃地指出必须时时想着旅客的安全。
他曾反复指示“一切技术措施应当服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必须大力缩短机车车辆在厂日数，以加速机车车辆周转”。
这些原则使许多存在着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本位主义、和“完成任务不算账”的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
这些原则指引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仅从工厂本身来做，还要从提高产品质量，缩短机车车辆在厂日数，达到提高运输效率，为整个铁路运输的增产节约创造技术条件。
亚罗申克同志对于节约的具体建议是非常多的。
实际上他对提高生产的每一建议，无不渗透着深刻的节约精神。
譬如前面所说到的确定配件检修范围的说法，它不但是作业计划的基础，并且由于它合理地压缩了修换率，纠正了过去盲目“大拆大换”的做法，使一台机车能节省百分之五十二的活件，而且工料费用大大减低，群众都说专家这个建议是把钥匙，打开了节约的大门。
亚罗申克同志对于工厂很小的浪费也从不放过。
有的厂历来把拆下的旧石棉扔进垃圾堆，接受专家建议后，经过处理，掺着新石棉用，既保证质量，一台机车还节省五百多万元。
当他看见工人接受了建议，用废螺撑改制成锉刀时，他的高兴是难以形容的。
亚罗申克同志不但在技术上给我们许多帮助，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他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来到中国，从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常常深夜还在研究如何加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
有一次他在东北牡丹江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病了还坚持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总是说，“为了工作不要为我。”
他对我们的工作是那样的热爱和忠诚，他根据生产上的存在的迫切问题提建议，总是不辞劳苦地亲自调查，找工人谈话。
为了弄清锅炉的真实状况，他忍受高温钻进去查看，直到问题解决了他才放心。
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得像家人一样。
他欢迎大家提问题，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全详细地告诉你，直到你完全弄懂为止。
他会为任何小的工作改善而热情地鼓励你，但也对一个小错误认真地、诚恳地给以批评并告诉如何去改正。
他以深切的热爱处处关心着工人，从繁重工作的机械化，技术安全，劳动保护的设施，以至对最被忽视的场房清洁，工地布置等，都曾作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亚罗申克同志的高贵品质和社会主义管理企业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他是我们敬爱的朋友和老师。
我们深深体验到在他帮助下的每一成果都是和祖国工业化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息息相关的。
因此，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苏联，进一步贯彻专家建议，加强计划管理，逐步推行技术作业过程，组织专业化工段，以提高产品质量、巩固作业均衡性、缩短生产周期、满足国家运输日益增长的需要。

江苏省徐州专区逮捕四名抢购粮食的奸商
江苏省徐州专区邳县和新沂县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稳定市场秩序，最近逮捕了四名用非法手段抢购粮食，破坏国家购粮计划，扰乱市场的大投机私商。
徐州专区是江苏省黄豆主要产区，黄豆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当地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在黄豆刚刚上市，即挂牌收购。
收购价格也比去年合理地加以提高。
但是由于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投机商人从无锡、苏州等地赶来用非法手段抢购黄豆，扰乱市场，结果国家收购黄豆的计划和江苏省部分地区的食油供应受到了影响。
这些投机私商抢购黄豆的违法活动，情节极为恶劣。
他们用收买和勾结当地投机商人和小贩等办法，四出抢购黄豆。
无锡的大奸商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安排了十多家“代理店”，收买了二十多个小驴贩子，先后抢购黄豆和杂粮三十多万斤（其中黄豆有二十多万斤）。
奸商陈生勾结投机私商，以比国家收购黄豆牌价每斤高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的价格，一次就抢购了六万斤黄豆。
在交通不便的农村，他们就杀价收购，使农民吃亏很大。
这些投机私商在农村中抢购和骗购黄豆时，还诽谤人民政府，破坏农民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市场的混乱。
在政府加强了市场管理以后，王雨农还将小驴贩头子等召集起来，请他们喝酒吃饭，秘密商量和政府对抗的办法。
事后驴贩子便继续在偏僻农村集镇进行非法活动。
邳县和新沂县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稳定市场，打击投机分子，日前已呈请徐州区专员公署批准，将奸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四人逮捕，现正依法处理中。

贸易组给蒙族人民带来了心爱的东西
——记阿拉善旗沙窝贸易组的流动业务
方承杰
宁夏省阿拉善旗沙窝，是蒙族人民聚居的地区。
这里人口少，地域大，纵横数千里，交通极不便利，全靠骆驼运送货物。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由于土特产不值钱，蒙民生活很苦，有的终年吃不上茶叶、糖、酒，几年不能穿上新衣，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带给人民的苦难。
宁夏巴音浩特贸易支公司为了改变沙窝蒙民这种落后贫困的生活，抽出很多蒙族干部配合汉族干部，在1952年07月成立了沙窝贸易组。
在贸易组刚成立时，他们就抱定决心，提出蒙族干部向汉族干部学习业务，学习贸易政策；
汉族干部向蒙族干部学习蒙族语言，蒙民风俗习惯，互教互学，一定把沙窝的贸易工作做好。
经过一年来的实际锻炼，他们都学习得很好，现在蒙族干部已熟悉了业务，有些同志已被提拔为领导干部。
如蒙族干部马福成已提拔为擦汗地贸易组副组长。
汉族干部都学会了一般业务上的用语，并且可以运用自如，一个人不带翻译也能出去走蒙古包了。
贸易组在开展业务中，都团结一致，吃苦耐劳，自己抖毛装包、翻晒大芸（当地出产的药材）、做饭、拾粪、打柴，还放牲口。
他们时刻为满足蒙民的生活需要而努力工作。
一年来，沙窝贸易组在巴音布立都、巴音诺尔公、雅布赖、吉兰泰、宗别立等地区开展了贸易工作，其中雅布赖贸易组为了便利群众出卖土产，派出流动人员到两、三里以外的大芸产地印得儿斯图、苁容胡同一带，开展收购业务。
吉兰泰贸易组也派人携带货物，直到阿拉善旗最北边境图克木。
另外在经营品种上，也逐步得到改进。
沙窝贸易组刚成立时只经营粮食和很少几种布匹，现在已经营蒙民心爱的皮靴子、砖茶、生烟、礼帽、酒等商品。
吉兰泰贸易组经营的货物，已有一百七十多种。
他们携带货物，走遍了全沙窝，在供应蒙民生活必需品与收购蒙民土特产方面，已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单就雅布赖贸易组来说，从1952年07月至1953年08月，供应了蒙民粮食、各种布匹、砖茶、糖、酒以及其他百货等总值二亿九千五百多万元的商品；
收购了蒙民出产的驼毛、羊毛、大芸、各种皮张投放总值七亿多元。
另外，配合阿拉善族工作队的临时贸易组，于1953年05月出发，08月中旬返回，历时三个多月，携带粮食、布匹、杂货等，深入阿拉善旗北部中部，走过二千多里的路程，与七千多蒙民见了面，购销总值也在一亿七千多万元。
这些收购来的土牧产品与销出去的日用品，都是贸易组在交通运输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设法运出运进的。
今年上半年，阿拉善旗部分地区发生灾荒，沙窝贸易组为了帮助灾民渡过灾荒，配合政府生产救灾工作，开展了土产收购业务，并发动群众挖掘土产。
雅布赖贸易组发动牧民五百多人在贵树巴格挖大芸。
吉兰泰贸易组发动牧民二十五人挖大芸，又发动五十八人在宗别立巴格挖甘草。
这些牧民挖土产成绩很好，以贵树巴格为例，参加挖大芸的五百二十三人，内有蒙民四百一十一人，总计晒干了的大芸约为十三万斤，平均每人挖了二百五十斤左右，最多的能挖到八百斤。
沙窝贸易组对牧民进行有计划的收购土产，满足了牧民的要求，因此牧民反映很好。
如贫苦牧民桑拉木草，他家中有五口人，仅有骆驼六只，生活十分困难，他今年参加挖大芸，共卖了二百多万元，向贸易组购进了他心爱的东西，他拿着一双新靴子，快乐得跳起来说：
“我女儿今年十七岁了，我很早就想给她买一双新靴子，因为没有钱，买不起，今天算我达到了我的心愿了。”
沙窝牧民非常热爱贸易组，经常帮助解决贸易组住所、用物的困难。
如今年04月贸易组在贵树收购大芸时，粮食一时供应不上，挖采工人和收购组都快要断炊。
喇嘛庙立刻借给贸易组面粉两千斤，解决了口粮的困难。
又如每到夏天骆驼下场后，沙窝唯一的骆驼运输工具停顿下来，牧民就主动帮助运输，保证了物资供应。
这些充分表现了沙窝牧民对人民政府和贸易组的信任。

高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
本报记者　方青
到高坎村去
离开沈阳市，一直往东走，当你已经望到煤都抚顺的朵朵浓烟的时候，高坎村就在眼前了。
一批一批的卡车，从这里把蔬菜运走。
拖拉机正在突突地翻着地。
村里，十几个人欢笑地围着一台飞转着的脱谷机忙碌着，虽然到处都飞扬着烟尘和绞碎了的豆叶，但并不能挡住人们张着大嘴说笑。
这边是大堆的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那边又是红山似的高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是的，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这是一张分配生产果实的简略账单：
全社五十八户，三百二十九人，土地九百四十七亩（每亩一千平方公尺），农业和副业生产总值共折成一百一十三万斤标准粮（拿玉米作标准粮，下同。
千斤以下的零数概按四舍五入核算，下同。）
在总产量中除去农业税、公积金、明年的籽种、饲料和今年的地租、社员投资利息以及生产开支、管理费用等，每个劳动日分四十斤标准粮，比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二十四斤半粮高百分之六十三以上。
如果连社员所得的地租和投资应得的利息加在一起，拿全社人口来除，平均每人的收入是一千九百一十九斤。
回过头去，看看旧社会的高坎村——占人口百分之八的地主，拥有百分之九十点七的土地，最高年产量，平均每亩只有三百七十斤粮。
1948年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农民们组织互助组，去年又发展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由于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农业技术，获得了平均每亩七百六十七斤粮的丰收。
新经验加拖拉机
今年01月间，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振发，到肇源去参观，把任国栋的领导方法和丰产经验带回社里来。
这以后，区上又召开了座谈会，聘请这个社的两位老农参加，研究如何在当地推广肇源耕作法。
老农之一叫赵恒玉，把肇源耕作法概括成密和匀两个字。
1949年，刘海林家种玉米，是由妇女刨埯种，她见男人是一步一棵苗，她也一步种一棵。
她忘记了男人步子大，一步二尺半，她一步才迈二尺，因此她种的棵数就比别人多百分之二十。
到秋收时一看，她种的玉米穗一点也不小，因此比别家玉米多收了百分之二十。
这一事实恰好印证了肇源的经验。
这样，大家的思想就慢慢地一致起来了，最后决定：
按每一尺八寸的距离种玉米，垅宽也比以前紧缩了二寸。
把每亩的棵数由以前的二千棵提高到二千九百余棵，这是使今年每亩玉米均产七百斤自然粮的主要原因。
张振发介绍肇源丰产经验时，说种谷子要使垅宽苗散，在一条垅上留两行苗，犬牙交错，他们叫作
“狗咬纹”。
根据这个经验，农业技术员吕善祥面对着播种机想：
肇源的丰产经验是好的，给我们很大启发；
但他们是用的旧农具。
我们既有新式马拉农具，就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最后他把播种机上的“开沟器”并在一起，拿尺子一量，研究出了一条垅上播三行苗的办法，垅宽四寸五，每一寸五到二寸一棵苗，三行交错，留成“拐子苗”。
这样播种和间苗的结果，把每亩棵数由肇源的四万棵，提高到五万三千余棵。
一亩地平均打了六百五十斤。
用播种机种麦子，社员十分拥护，但不同意用它种大豆。
原因是去年用播种机种的大豆，有百分之二十没有出苗，棵小，结的荚都贴着土皮。
群众说：
“兔子在豆地里打滚，还能看见肚皮。”
另外还有个插曲：
去年用新农具种的大豆，是刘恩贵培土，四寸厚；
紧挨着的一块豆地是用旧农具种的，由乔栋云培土，他因为图快，只培二寸厚。
后来呢？
旧农具种的生长很正常，播种机种的棵矮、发黄、不长杈。
吕善祥把当时的情况一研究，总结了两条教训，第1条是种的太深——七公分，豆瓣顶不出来（豆苗出土时豆瓣在最上面），因而出苗时豆瓣已脱落，致使小苗枯黄。
第2个教训是培土太厚。
总结了这两条经验之后，今年还是用播种机双行播种，每棵之间距离四寸，浅种浅培，结果每亩产四百六十二斤大豆。
除了播种机所发挥的作用以外，整地也好，他们实行连年深耕，细耙，耙后又用石磙轧实，石磙后面带着树枝敷平，这使土质松、平、碎，又易于保墒。
比方今年小麦遭夜盗虫，但是由于种的早，养分充足，棵子粗壮，虽然有的叶子被吃光，但并没有影响收成。
邻村有一块和高坎社毗连的玉米，因被水淹而减产，而高坎社的玉米则由于它比邻村玉米平均高二尺，因而产量没有受多大影响。
不仅是新农具发挥了作用，麦收以前，技术指导站还来了三台拖拉机，帮助脱谷、翻地。
仅仅从麦收到秋收完毕，统共节省了合作社二千七百八十个人工和马工；
而且地翻的深，耙的平，粮食也干净，避免了糟损。
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百二十五亩的小麦和马铃薯，如果完全用人工、畜工来收割、打场、翻地、耙地，要用七百个工；
全社总共五十九名男劳动力和十七匹骡马，把全部力量都用上，也要十天才能做完。
事实证明：
新农具和拖拉机等于给合作社增加了劳动力，带来将近二十六万斤粮食的收入。
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自觉的劳动
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之一，叫赵国顺，狭隘、固执，不听社员意见。
今年春天学习肇源耕作法，他百般阻挠，挫折社员的意志。
正在春耕期间，社员们一致提议，改选领导干部，谁也没有投赵国顺的票。
紧接着又改变了生产组织，成立两个农业生产队，每队下分四个组，妇女单另编组，归队领导。
生产队又都固定地段，从春耕到秋收全部生产过程，由固定的社员负责，便于发动生产竞赛。
生产组又实行了短期包工，立刻把劳动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
夏锄开始后，妇女们间苗也实行了按垅计工，共产党员、妇女委员赵刚，事先估计到这是个细致工作，一开始就注意了检查草拔净了没有，留苗是否等距。
后来又规定缺苗的地方要补种，她又发动妇女在口袋里装谷籽，有缺者即补，并发动大家互相监督。
发现孟玉兰没有补苗，还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她们就召集妇女会，展开群众性的批评。
李文德赶车时，沿路捡了七十多个高粱穗，路过自己的门口时，没有把它放到家里，而是不声不响地送到社里的高粱垛上去。
“社里”，已经成为每个社员的口头语，就和他们经常说“家里”一样。
“我要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秋收以前，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专门组织了分配委员会，把每人的劳动日，应得的各种粮数，以及地租、生产投资应得的利息，完全写在通知书上，送到每个社员家里去。
各家只要把粮仓准备好就行，合作社连烧柴都给社员送到家去。
社员们谁也没有估计到能分这么多粮，接到通知书后，也只是从数目字上知道了，还不晓得这几个洋字码顶多么大一堆粮，因此好多社员家里的粮囤盛不下，弄得盆里、罐里到处都是粮食。
赵国绪老两口子和一个儿子都入了社，三个人得五百六十五个劳动日，仅劳动方面所得，即有一万一千三百斤粮，还得五百一十万元现款（这是卖菜所得和副业收入）。
赵国绪说：
“粮食一进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毛主席。
我要把多余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
刘恩贵去年还对合作社心存疑虑，以为入社是“给公家干活”，因此做活煞不下腰去，结果分两千多斤粮。
今年思想通了，把老婆也动员入了社，两口子得了二百九十个劳动日，他们计划省吃俭用，多卖给国家一些粮，把所得的钱来盖两间房，还能圈起个小院套。
六十岁的赵恒玉，今年还得了一百五十个劳动日，他说：
“打十几岁就下庄稼地，直到现在才找到了合作社，我算至死也不离开这条道。
新中国才这么几年，合作社就办起来了，以后国家的工业发展了，咱们的社就更提高，生活就会更好。”
现在，拖拉机正在昼夜不停地翻地、耙地。
一部分社员在整理已经栽好的七百九十棵葡萄。
另有两辆车往村外拉砖，准备明年春天打井种菜。
生产管理委员会和技术指导站正在计划——明年再多种二分之一的商品粮，发展两槎作物，多种蔬菜，尽最大努力供应城市需要。

今日临夏
本报记者　沈石
今年09月，我从临夏市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区，路过临夏县的尕新集，这个村子的附近，有座普通的木桥。
这里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团结桥，它沟通了当地回、汉族人民的情感，它显示了当地回、汉族居民的新的关系。
尕新集和赵家台子是相邻的村庄，尕新集住着回民，赵家台子住着汉人。
解放前，这里的回、汉族居民从来互不来往，这个村子的情形，那个村子的人很少知道，当临夏地区回、汉关系紧张时，两村的居民互相戒备着，谁会考虑到在两村之间修筑一座桥，便利居民的来往呢？
但是，解放后，这里有了桥，通过这座桥，春节时两村的居民互相慰问革命军人家属。
通过这座桥，这个村子的居民，经常在夜里到那个村子去学习。
他们说：
“有了桥，方便得多了。”
仅仅四年，两个村子的回、汉族居民，在情感上起了多大的变化啊！
1949年的冬季，我歇宿在广道河畔的回民家里，这里的回族老年人向我控诉他们在旧社会的惨痛遭遇，说到伤心的地方，他们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他们的话里，往往流露着对汉人的不满。
当我访问汉人家时，汉族农民向我诉述蒋介石、马步芳匪帮怎样压榨他们，他们的话里，同样表示出对回民的不满。
那时候，我感到这个回、汉、土、藏、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之间、特别是回、汉之间的隔阂是怎样的深牢。
但是，相隔四年，临夏地区的情况和从前迥然不同了。
不管走到回民或汉人家里，可见到他们订的爱国公约，公约上的第1条，不是加强回、汉团结，就是消除回、汉隔阂，努力团结互助。
这里，出现了以“团结”二字命名的村庄、水渠和互助组等，许多农村和城镇，流传着回、汉各族人民团结的动人事迹。
团结，已成为当地各族人民崇高的道德准则，只要提到团结，不管是怎样棘手的问题，总可顺利解决。
临夏市东川区张家尕村有个由汉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农民组成的互助组，组长金国隆是汉人，副组长马胡塞尼是东乡族；
两个民族成份的组员，互相尊重风俗习惯，每逢尔德节或开斋节，汉族组员包上茶叶、挂面馈送给东乡族组员；
夏历元旦，东乡族组员到汉族组员家去拜年，还送上礼物；
组员有困难，互相帮助，汉族组员金国安，从永靖县搬到张家尕村，没有房屋住，东乡族组员自动给他盖好房子，筑好围墙，让他全家搬进去；
全组在榨菜油的时候，马胡塞尼的水磨塌了，组员们让他去修水磨，全组榨的油，同样分给他一份。
这个互助组的团结互助气氛，轰动了东川区，这一带的人都叫它“团结互助组”。
和政县有个“万人村”，当地居民曾遭受过反动统治者残酷的屠杀，剩下来的人，为了不忘记这一仇恨，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取了那个名称，但是，解放后，“万人村”已经更名为“团结村”了。
临夏县的癿藏区，三百四十户汉人，把猪全都圈起来，当地回民纷纷反映：
“这一下扎下了团结的根子”。
在那近百年来遭受封建皇朝和国民党匪帮多次屠杀过的地区，在那反动统治者血腥地诬蔑回族人民“十年一小反、三十年一大反”的地区，短短的四年内，要使民族隔阂很深的两个村庄，修建一座普通的木桥；
要使汉人圈起猪，不让它弄脏回民的饮水；
要使民族成份不同的农民，和谐地生活在一个互助组里，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呵！
1949年，那些从陕北等地来到临夏专区的汉族干部，有的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吗？
有的不是到这里后才初次听到保安、撒拉等民族的名称吗？
有的不是只懂得汉人地区的一套工作经验吗？
在那反动统治者造成的复杂环境里，他们在摸索中，在经常碰钉子中，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从不熟悉到熟悉。
对党的民族政策，从不懂到懂。
仅仅四年中，他们对当地的工作，已经锻炼得很内行了。
曾经担任过临夏市副市长的贾书德同志，当他在延安东关区工作时，没有接触过少数民族。
1949年，他到临夏后，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使他往往通宵失眠，有时工作疲劳了，就用凉水清醒头脑。
临夏市的旧城和八坊，隔着一道很厚的城墙，回族聚居在八坊，汉族聚居在旧城，来往八坊和旧城间，必须经过城墙内一道弯弯曲曲的瓮门，行人既不方便，大卡车也难通过。
临夏郊区有几条水渠通到市内，但是从邓家桥和城角寺通旧城的两条水渠，不能通水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贾书德做了临夏市副市长以后，他经常想为什么不将瓮门拆掉使市民来往方便呢？
为什么不能引水入城供旧城居民使用呢？
他向市内回、汉民了解这些问题，知道过去临夏市因引水入城曾发生过纠纷。
1927年，国民党反动匪帮制造的回、汉人民大仇杀，整个八坊都被烧毁，现在的八坊已经重建二十多年了，每当回、汉仇杀的时候，旧城的汉人关闭城门来防守，因此，他们不愿拆去瓮门。
中共临夏市委会和临夏市人民政府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反复向回、汉族市民宣传民族政策，告诉他们引水入城和拆掉瓮门可以促进回、汉的团结，临夏市第2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通过了引水入城的提案。
市人民政府派贾书德负责修建水渠，贾书德领着干部，亲自下水，搭便桥，挖水沟；
但是，白天搭好的桥，晚上就被人拆掉，拆了他们又搭，到第2天，桥又没有了。
这样碰了几个钉子，贾书德感到再修下去，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引水入城。
他访问了回族中的老年人和阿訇等，经过耐心的协商，告诉他们水渠修好后，先供给回民的用水，先灌溉拱北的庄稼，拱北当家人同意水渠穿过拱北院内，以免渠道绕多的弯路。
这样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才把水渠修好。
修渠期间，回民群众帮助挖水槽，有的捐出树枝用来闸水，旧城的汉人看到八坊回民这种友爱的行动，深深感激，就自动拆除了城墙内的瓮门。
他们说：
“二十多年来，我们渴望的事，在国民党反动匪帮经常挑拨下，没有办通，解放后不到两年就办到了。”
这两件生动的事实，教育了贾书德，也教育了全市的干部，使他们进一步懂得，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不事先和兄弟民族中有威望的人士充分协商，不慎重稳进，尽管有一片好心，也要碰一鼻子的灰的。
中共临夏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青年，这位朝气勃勃的回族同志，他告诉我：
解放初期，临夏专区虽然在某些工作上走过弯路，但经过上级党委和政府指示纠正后，从1950年以来，坚决执行了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各项工作中都考虑到“促进团结、消除隔阂”。
使人感动最大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当着党将各项政策向回、汉各族人民说清楚、交代清楚以后，他们积极地拥护党的政策，表现了对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爱。
例如：
这一地区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在反封建斗争中，促进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口号，大力向回、汉、东乡等族人民宣传解释；
土地改革完成，不但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促进了民族团结。
解放前，恶霸地主勾结马匪步芳，霸占了夏河县清水一带藏民的山林，并残酷地剥削青海省民和县的土族和循化县的撒拉族，引起这些地方土、藏、撒拉族和回族人民的隔阂；
土地改革当中，将地主霸占藏族的山林归还原主，回族农民将一部分斗争果实分给撒拉族和土族的农民，不但改善了这几个民族的关系，还使他们认识到过去压迫他们的，并不是回族劳动人民，而是国民党反动匪帮。
临夏地区中共各级组织，对外来的汉族干部要求严格，每一项工作告一段落，党告诫那些取得成绩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对个别违犯民族政策的干部，指出他们的错误来教育全体干部。
党及时批判了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轻视兄弟民族干部，嫌他们工作能力低，不敢放手使用或提拔他们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指出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
四年来，临夏专区少数民族干部，已从1949年的二百余人，壮大到一千三百余人，农村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增加到一万一千四百多人，尽管他们谦虚地说：
“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还不会办事，”但是，他们已经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了。
像临夏市贸易公司门市部，有了回族的营业员，八坊一带的回族男女都高兴前来购买东西；
回、汉杂居的地方，有了回族的县长或副县长、区长或副区长、乡长或副乡长，回族人民经常到政府所在地，反映或要求解决各种问题。
他们说：
“这是咱们自己的干部。”
这些事实，可以充分体会到兄弟民族的心情。
短短的四年，临夏地区回、汉各族人民所经历的，是一条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的道路。
当人们看到他们融洽地生活在洮河流域的原野上，看到大夏河、广通河两岸新修的水渠、新添的水磨，谁不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到祖国边疆穷乡僻壤去的大道！
它使过去四处流亡的东乡、保安等族人民，有了新建的家园，有了果实累累的梨树。
它使得在过去民族仇杀中，那些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的老年人，刻在心坎上的民族仇恨，逐渐冲淡和遗忘下去，代替它的是民族友爱的新情感。

必须确立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
董谦
我们的报纸依靠什么来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前进呢？
这就是靠事实，靠真理。
因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在多年来就一直是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党报工作人员共同遵守的原则。
为贯彻这一原则，1945年整风运动时，我们的党曾在全体党报工作人员中进行过一次系统的教育；
今年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不少地方与反对假报告同时，在报社干部中又进行了反对假报道的斗争。
经过这些斗争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已能够根据这一原则，来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工作了。
但由于某些报社还有极少数记者思想作风未得到彻底改造，或由于编辑部忽视了对于记者的教育，因而，一些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仍然在报纸上时有出现。
尽管这种不真实的报道，在千万条新闻中只占极少数，这样的记者在千百个记者中也是占极少数，可是，在今天我们的报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就成为一个严重的、必须革除的缺点。
当然，在一些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中，完全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据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后出现的一些假报道来看，都还有其人或有其事。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事”，并没有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实本质，而仅仅依据事物的某种现象，经记者勉强制作而成为“典型”，或者把张三的事算在李四账上，而集中成为“典型”。
河南日报在06月05日发表的该报助理记者张大方所写“夏收夏种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讯，和06月10日发表的该报助理摄影记者谢延华所拍的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进行补苗的照片，就是最近期间这样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在“夏收夏种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讯中，助理记者张大方曾对鲁山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边收边种”作了这样的描述：
“……一部分
（社员——编者注，下同）进行碾麦打场，一部分进行送粪犁地；
因为天旱不雨，又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拉水车浇地，进行抗旱播种。”
可是，真实的情况并不如同张大方所描述的；
犁地与浇地的时间距离很长，社员“边收边种”的情绪，“因为天旱不雨”，不但没有那么高涨，而且经社员试行“边收边种”失败后，就改变了“边收边种”的计划。
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边收边种”计划，是在麦收前（05月09日）制订的。
麦收开始时，正值鲁山天旱，该社虽犁了二亩半大麦地，种上玉米，但“地蹦干”，没有出苗，便决定改变“边收边种”计划，等收割完再抗旱点种。
可是，据读者杨恒珊来信揭发，以及河南日报编辑部最近在鲁山调查的结果表明，助理记者张大方到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采访时，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只是感到光收麦不结合犁种，不符合省委“边收边种”的精神，“劳模社”应当执行边收边种计划，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
同时，也打断了他报道“边收边种”的计划，因而便主观地认为该社不应该改变“边收边种”计划。
更严重的是，张大方为了完成自己的报道计划，竟然采用一个记者不应有的态度，勉强苏殿选和驻社干部谭天育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行事。
张大方首先即以肯定的语气对他们说：
“你们原订的边收边种计划，非常合乎省委指示的精神。
现在你们作为一个劳模社，应该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
苏殿选答复说：
“地太干不能种，社员的思想也不通。”
张大方这时还不加任何考虑地说：
“先不说社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苏殿选感到“记者追问思想”，不好再说什么。
谭天育便赶快转话头说：
“犁下试试吧！”
随后谭天育即动员掌犁的说：
“不能犁怎办？
报社记者在问你大（叔父）的思想哩，先犁几亩试试吧！”
苏殿选也不得不去说服掌犁的，并经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犁下试试”。
两犋牛试犁的结果，两天只犁了五亩，还犁坏犁铧等工具。
掌犁的认为地太干，人和牲口都受不了，第2天下午便收犁回家。
当晚该社又召开了社员大会来专门讨论，大家对犁地纷纷表示不满，于是又决定不再犁地，还是先收麦打场。
直至麦收后期，抗旱点种工作才在该社逐渐展开。
这就是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执行“边收边种”计划的事实真象，也是张大方给干部以思想压力，从而在实际上造成强迫犁地的事实真象。
张大方的这种作法，不只违背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而且超越了党报记者的职责范围。
党报记者的职责，主要在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写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报道，用自己的报道的说服力来影响群众，绝不应该去干涉地方工作，向地方干部“发号施令”。
这一点，张大方不能说完全不了解，但为什么他又作出这样的事呢？
那就是因为他在报道思想上还存在着迎合上级和简单完成任务的观点。
这就表现在，他虽不敢公然无中生有，但却认为根据政策给干部施以思想压力，经过干部制作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典型事例，并以这一“典型”来“推动”河南全省，这样对贯彻党委“边收边种”指示，或完成个人报道计划，都会有很大好处。
至于这样制造出来的事例算不算典型，把它实现和推广起来要具备什么条件，实行的效果是好还是坏，这样报道出去对党对报纸的威信又将有何种影响，等等，似乎在张大方的报道思想里，都是没有位置的。
记者的报道思想，不仅要从党的政策出发，而且要从客观的存在和群众自觉地贯彻党的政策的行动出发。
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缺少任何一方面，报道思想就会成为“客里空”，报道的事实也就必然会不真实。
在报道思想上，像张大方只为有其人有其事，而不惜勉强制作典型的作法，固然很不正派；
但像助理摄影记者谢延华只以在客观上有其人有其事，竟然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的作法，也是相当恶劣的。
谢延华在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拍补苗照片时，干部已告诉他“苗已补完，只有烟苗还没有补种”。
可是，他毫不介意，说“补拍一张也可以，这并不困难！”
当该社副社长王文聚等人领他去拍照时，又告诉他说“这是竹匠陈玉祥的地
（即刊登在该报画刊上的那张照片），跟咱社的地挨着。”
并问“在哪里拍？”
这时谢仍不加考虑地说：
“随便在哪块地里拍都行！”
很显然，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错误。
他不但知道“苗已补完”，而且知道那是“竹匠陈玉祥的地”，可是他依然三番两次地要求干部去拍照，并假报为苏殿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补苗。
这种张冠李戴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他对于新闻照片可以随便补拍的认识分不开的。
应该指出，新闻照片和新闻报道一样，必须完全真实，它和文学作品或拍制电影还有所不同。
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是完全容许作者加工、想像和创造的；
有些电影的拍制也是容许补拍镜头的。
但对新闻照片或新闻报道却是不能许可的，它所报道的事实必须完全准确无误。
新闻报道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全部细节都是以事实为基础。
“对于新闻稿件的准确性的要求是特殊的、极硬性的。”
（布朗特曼：
论新闻报道）这就是新闻报道不同于文学作品、新闻照片不同于电影拍制的一个主要之点。
认清这一个区别以及认清一个记者的职责，对于克服目前新闻报道中不真实的现象，或改进记者的思想作风，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要彻底克服目前新闻报道中不真实的现象，还须从编辑部的领导方面加强对记者的教育，和克服满足于记者“完成任务”的思想。
就以张大方和谢延华作假报道的问题来说，据河南日报编辑委员会来信检查说，张大方不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向群众虚心学习的报道作风，就是他较严重的主观主义、群众观念不强和为报道而报道的任务观点发展的结果；
谢延华不肯深入生活、偷懒取巧和极端轻率粗忽的报道作风，就是他在日常工作中不够艰苦深入、满足于表面成绩的思想作风发展的结果。
对于他们这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编辑部在过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往往是在记者下去时只要求
“完成任务”，在记者报道几篇后，又满足于记者 “完成任务”。
至于如何完成任务，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却很少过问。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记者的自由散漫作风和“客里空”的报道作风，就不能迅速得到纠正。
因而，河南日报编辑委员会来信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应该检讨的。
为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他们除派人进行实地调查并责成张大方、谢延华作出书面检讨外，并为此事发出通报，教育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确立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
还必须指出，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和不正派的报道作风，对于党特别是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以张大方、谢延华这次的假报道为例，据读者杨恒珊反映，当张大方勉强该社犁干地时，社员就很不满意地说：
“记者动动嘴，社员累坏腿！”
及至他们的报道和照片在报纸上发表后，很多社员又嚷着说：
“净是假的！”
这说明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报纸的新闻报道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不真实的现象。
因此，克服新闻不真实的现象，改正记者不老实的报道作风，就不能当作是一个小问题、一个报纸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千百万群众的利益，和每一个报纸的原则性的问题，每一报纸编辑部都应把它列在议事日程上。

文化简讯
浙江师范学院试办中等学校教学研究通讯组
浙江师范学院今年03月起试办了中等学校教学研究通讯组。
通讯组与杭州、温州、宁波、绍兴四市及嘉兴、宁波两专区的一百五十二所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建立了通讯关系。
试办教学研究通讯组，是为了协助全省各中等学校教师解决教学上的疑难问题，帮助提高中等学校师资的质量，并且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以改进各系科的教学工作。
到10月底止，通讯组已经解答了各校教师所提的一千三百六十二个问题。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汉族干部学习傣文傣语有成绩
中共西双版纳工作委员会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各民族干部，学习傣文傣语有了初步成绩。
这些机关的大部分汉族干部和除傣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干部，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已经学会了傣文拼音字母，半数左右的干部已能听、说一般日常用语。
通过测验，百分之四十的人已能拼读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用汉、傣等四种文字对照的“走苏联老大哥的路”。
干部们已认识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使自治机关民族化，联系群众，作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工具。
他们在学习中都发挥了团结互助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斯大林全集第1卷
陆定一
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译本出版了。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科学工作，都是重要事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就在中国传布了。
在这个学说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把经济上落后的和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的中国，稳步地逐步地建设和改造成为工业化的和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越高，在人民中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做得越好，我们就越有充分的保证来完成放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
10月革命后三十余年来，我国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经翻译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但只有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现在正是在做这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他们的计划，是陆续出版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然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译本的出版，是他们的工作成果第1次与大众见面。
斯大林全集第1卷里面所载的，是著者在活动初期的作品。
这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建党的时期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时期的作品。
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在初期活动中，就拥护列宁，协助列宁，对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
斯大林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发表的论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是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这篇著作是关于辩证方法、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正确的而又通俗的解释。
这篇著作中关于辩证方法和关于唯物主义的两段，后来在斯大林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更充分地发展了。
如果把两者作一比较的研究，就知道后者的若干主要的观点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文中已经有了简要通俗的说明。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不仅仅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解释，在这篇论文中，斯大林还以新的原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
斯大林在这篇著作中指出：
发展是新东西与旧东西的斗争，而新东西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是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说：
“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例如无产阶级，既然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生活中产生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样弱，怎样小，归根到底是会胜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成长、壮大、前进。
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坟墓的东西是必遭失败的，哪怕它今天还显得是一个强壮的力量。
这就是说，例如资产阶级，既然它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二七五页）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有了更精确的叙述，并且构成了辩证法理论最新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这篇著作的第3部分中，除了如著者自序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一点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观点”之一，必须代以在一九一五至1916年间产生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而首先会在资本主义阵线薄弱、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冲破这个阵线、资本主义即使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里获得胜利”以外，斯大林以鲜明的逻辑，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的组织和工人阶级政党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基本问题。
斯大林的这些解说，至今仍然保有充分的力量，至今仍然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的最好读本。
当我国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学习斯大林的这一著作，明白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才是光明大道，明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对于认识和执行当前党的总路线是有巨大意义的。
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所有的著作，贯穿着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斯大林的著作有系统地告诉我们：
就在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上，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形成和发展起来。
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革命者应该把希望寄托于什么人？
这个问题，在列宁和普列哈诺夫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已经解决了。
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极大的明确性和热情来拥护列宁的观点而给当时在南高加索活动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以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写道：
“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六页）“我们看到，不断成长壮大、永远前进并为未来而斗争的唯一阶级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应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怎样为无产阶级服务呢？
斯大林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
（三○二—三○三页）
革命的当前目的是什么？
当时俄国的革命，其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主义革命，即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
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是否应当去参加，并取得领导权呢？
在四五十年前俄国共产党人与机会主义者曾为这个问题而展开剧烈的斗争。
斯大林在一九○一年10月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中，主张工人阶级应该领导民主革命。
他那时就说：
“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
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
斯大林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即（一）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的力量，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
（二）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魔影”，所以只要得到沙皇政府的一点点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
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
“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
（二三——二四页）
这是列宁主义的思想。
这与当时的机会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当时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经济派”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
“经济派”是伯恩施坦的信徒，他们干脆认为只要做做经济斗争，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宣称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政治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
这就是完全取消革命。
孟什维克则主张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不应当在民主革命中去争取领导权。
这就也是取消革命。
大家知道，在与这些机会主义者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写了“做什么？”
“进一步，退两步”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苏联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和策略的基础。
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坚决拥护列宁，与机会主义斗争。
机会主义的根源，首先是在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俄国的“经济派”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标本。
他们认为，工人运动无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的领导，工人运动会自发地产生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
“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主张所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列宁文选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版二○八页）他们醉心于经济斗争，说“必须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即是说，把经济斗争解释为政治斗争，也即是说，把政治斗争降低到经济改良），但“他们竟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
（一四页）
列宁在“做什么？”
一书中，详尽地驳斥了
“经济派”。
列宁的名言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斯大林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文中，拥护列宁的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综述了“做什么？”
一书的要点，然后说：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
——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
——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九一页）
斯大林论证了：
“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列宁：
“做什么？”），
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
（八五页）
斯大林论证了：
工人运动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处在被剥削被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自己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是科学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中的个别分子，即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一四三页），和注释第46条（三七○页）是很重要的。
斯大林这篇著作曾受到当时侨居外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热烈欢迎。
列宁并在“无产者报”上加以介绍，认为是“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有名问题的绝妙提法”。
俄国共产党人，在与民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大约是从1894年到一九○一年），决意专在工人中间工作而严厉斥责离开这项工作的一切企图，这是“很自然而正当的”，因为“当时全部任务都是要在工人阶级中间巩固起来”。
（列宁文选第1卷二五三页）一九○一年，因为欧洲的工业危机，俄国工人中爆发了政治罢工，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也增多了。
这时候，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领导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斗争，是绝对必要了。
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使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的认识深入人心，因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
但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又遇到孟什维克（“少数派”）的阻碍。
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驳斥孟什维克。
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斯大林所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拥护列宁的主张，反对孟什维克。
斯大林说：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1，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小得多；
第2，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阶级更高些；
第3，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五六页）
孟什维克主张党应当是个人的凑合。
他们认为，做一个党员，只要有两个条件就够了，即是承认党纲，和经常协助党。
布尔什维克主张党应当是集中的组织，党员应有三个条件，即是承认党纲、给党以物质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斯大林解释这第3个条件的重要性说：
“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
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
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
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
（五八——五九页）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所主张组织的那样的党，是“无组织的组织”，是“宴会”，而不是集中的组织，不是领导者的组织。
孟什维克不愿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集中的党的组织，因为它本来不要革命。
这在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中完全暴露出来了。
一九○五年，当工人在许多城市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孟什维克反对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反对组织武装起义。
孟什维克死啃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资产阶级；
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要想在俄国实现欧洲尚未实现的东西，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他们看不见并且不愿意去看见这样的事实，即在法国革命时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而在当时的俄国，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为无产阶级已有更高的觉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已经存在，虽然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能够领导这个革命使之彻底实现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
列宁著作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问题的新方针，而与从前在马克思主义者武库中存在过的策略方针根本不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一四页，1949年09月解放社版）即是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与领导者的方针，即是把资产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结成工农联盟的方针。
列宁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完成民主革命，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斯大林说：
“这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认定社会主义革命不会是由孤独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全部资产阶级来实现，而是由身为领导者，拥有半无产者民众，即千百万‘被剥削劳动群众’为同盟者的无产阶级来实现。
“依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其余被剥削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
而工农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二二页，1949年09月解放社版）
两条路线，两个策略，当时表现在两个决议案上。
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3次代表大会决议”为代表，主张党应当组织人民的武装起义，和参加成为人民胜利起义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
孟什维克的路线，以“代表会议”的决议为代表，主张“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即是反对组织人民武装起义来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和反对参加临时革命政府。
斯大林的“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两篇著作，拥护列宁的方针，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
斯大林驳斥孟什维克说：
“在法国，领导革命的是资产阶级，在俄国则是无产阶级。
在那里，支配革命命运的是资产阶级，在这里则是无产阶级。
在革命领导力量这样转换的情形下，这两个阶级决不能有同等的结果，难道还不明白吗？
如果说在法国，资产阶级因领导革命而享受了革命的果实，那末在俄国，既然领导革命的是无产阶级，难道革命的果实也应由资产阶级来享受吗？
我们的孟什维克说道：
是的，凡是在法国那里发生过的，在俄国这里同样应当发生。
这些先生好像棺材匠一样，拿早已死去的人的尺寸来量活人。”
（一三五页）斯大林指出：
孟什维克是“仅会死记历史事实而不能依据地点和时间去解释历史事实的来源的人。”
（一三九页）
往后，斯大林继续在许多著作中驳斥孟什维克。
在“论目前形势”中，斯大林对比了孟什维克的公式和布尔什维克的公式，说道：
“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
（二二○页）斯大林非常注意武装起义的问题，在本卷中有好几篇著作详细论列这个问题，总结了经验。
总起来说，贯穿斯大林全集第1卷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
在论及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著作中，也是这样。
斯大林的著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又是理论的深刻性和叙述的生动明了相结合的典范。
斯大林把极为复杂的问题讲得浅显明白，但逻辑上又是极其精确。
他说：
“凡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人，就应当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讲话。”
（四七页）
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这些著作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是很明白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大国的环境中来，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
斯大林在自序中说：
这一卷是在“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尚未完全形成”的时候写的。
我们读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之后，就更加亲切地知道，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政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它是真理，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1953年11月18日

卡冈诺维奇荣获列宁勋章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祝贺卡冈诺维奇六十寿辰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11月22日是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的六十寿辰。
由于他对共产党、对苏联人民有卓越的功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授予拉·莫·卡冈诺维奇以列宁勋章。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给拉·莫·卡冈诺维奇的贺电如下：
“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同志：
欣逢你的六十岁寿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你，向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致热烈的祝贺。
苏联人民以你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卓越的组织者和缔造者之一而盛赞你的功勋。
在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你一贯竭诚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知识献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亲爱的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我们衷心地祝你健康长寿，并祝你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取得进一步的工作成就。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

只有协商才行得通
——记双方会谈关于议程及讨论方法的协议
本报记者胡今
自10月26日起在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上的一座木屋里举行的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经过双方代表的十二次会议，和六次行政性顾问会议后，已达成了双方会谈议程及其讨论方法的协议。
现在正在就这个议程，分为成员与地点问题和时间问题的两个小组委员会，同时进入实质讨论中。
全世界瞩目的双方会谈，已有了一个共同议程，开始走了第1步。
一些美国通讯社由会谈的开头到现在都曾一再地渲染悲观和所谓“悲观的余波”的气氛；
但事实证明，只要走协商的道路，总是可以走得通的。
为什么通过议程这样困难
现在双方达成的协议，只是确定了双方会谈的议程。
一个国际会议，而且还是这个会议的预备会议，为了确定预备会议的议程，就花费了二十天的时间。
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政治会议的严重性也可想见了。
但是，这也并不是偶然的，而且是可以预料到的。
因为，双方会谈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确定召开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等问题以外，更主要的是要确定政治会议究竟应由那些成员组成的问题；
而正是由于成员问题迟迟未得解决，政治会议才不可能依照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召开，并且一直被美方的一些人们别有用心地说成“永远不会召开”的。
大家知道，朝中两国政府为了谋求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对成员问题一再提出了明确、坚决而合理的声明和建议。
朝中两国政府认为，政治会议必须有双方以外的有关中立国家，特别是苏联和其他亚洲中立国家参加，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会议在和谐协商的气氛下进行，完成有利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的目标。
我方这个主张已得到了世界公众舆论和主要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但是，第7和第8两届联合国大会都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屈从美国的意志，拒绝讨论朝中方面的合理建议，才使成员问题悬而未决，延迟了政治会议的召开。
双方会谈就是由于朝中方面为了谋求解决这个问题而赞同举行的。
但是，美方虽然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已不敢断然抹煞成员问题的存在，却又坚持只愿在双方会谈中对成员问题“交换意见”。
美方在双方会谈开始后提出的议程建议中，甚至根本只字不提成员问题，而仅包括时间、地点、程序与行政性事宜，包括经费的分担及其他事项。
美方坚持政治会议只由交战双方参加，反对中立国家参加，连七届联大决定邀请参加的苏联也竟被列为交战一方的我方。
正是因为美方僵硬地反对把成员问题列入议程并加以讨论和解决，才使议程讨论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斗争。
议程协议的意义
但是，美方不愿讨论和解决成员问题的无理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我方坚持原则和争取协商的努力下，双方终于根据我方的议程建议，并采纳美方的合理部分，确定了一个合理议程。
议程的内容在“交换意见与寻求解决”的标题下，包括（一）成员与地点，（二）时间，（三）程序，（四）行政安排，（五）经费；
并规定任何一项议程可以同时讨论，但任何一项议程的最后解决，有待于所有议程项目的解决。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双方会谈不仅要讨论和解决地点与时间等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讨论和解决成员问题；
如果成员问题不能解决，其他议程也就不能解决。
而且成员问题是和地点问题列为议程的第1项，显示了它在议程项目中的头等重要性。
议程就是要确定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项目，并根据各项的不同重要性加以编号。
通过了议程，会议就要就这个议程的项目进入实质讨论和加以解决了。
因此，双方会谈所确定的议程，证明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所一致认识的成员问题关系政治会议的成败，必须得到合理解决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专横地加以抹煞的。
联合国大会拒绝讨论朝中两国政府对成员问题所提出的合理建议，是错误的、非法的、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
但是，通过了议程并不等于双方会谈就能成功。
双方会谈能否成功，决定于双方进入对每一议程的实质讨论后，是否都能继续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对成员问题及其他议程项目进行“交换意见与寻求解决”。
根据美方在讨论议程时一再涉及实质讨论的发言中，始终没有放弃其反对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无理主张，所以，双方会谈能否成功，就要看美方对召开政治会议有无诚意了。
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协商
双方会谈讨论议程的过程，再次说明只有真诚的协商才能解决问题；
任何采取违背协商精神和原则的专横威胁、侮蔑和谩骂态度，或者玩弄任何巧妙的花样，以企图达到其无理要求，都是枉然的。
美方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就应该得到这一有益的教训。
双方会谈开始前，美方代表迪安就在对记者的谈话中片面地限制了会谈的期限，声言美国要求双方会谈“在十天或两个星期之内作出决定”，否则，“大概我们就不会作出决定了”。
同时竟扬言“南朝鲜与美国刚刚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军队很难撤离这个半岛”。
会谈开始后，迪安一面说他愿“以完全诚意并以合理的精神”来解决问题，但另一面却断然声言美方提出的议程是唯一正确的，并威胁说如果朝中方面坚持要在讨论时间与地点问题之前先讨论并解决成员问题，那末，很清楚的将会妨碍在此达成任何的协议。
同时，迪安并在会外对记者说：
如果朝中方面没有让步的表示的话，“联合国方面认为共产党正走在可能使战争重新爆发的危险道路上。”
迪安就这样傲慢地坚持美方只愿讨论和解决时间和地点问题，然后才准备对成员问题“交换意见”。
为了替美方早已不得人心的这个无理主张辩护，迪安不仅喋喋不休地歪曲停战协定第60款和停战谈判时我方代表南日大将的发言，而且竟明目张胆地曲解朝中两国政府在10月10日和19日关于答复美方举行双方会谈的通知，他故意不提通知中所明确提出的“更主要的是应当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一句话，以企图证明美方拒绝讨论并解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好像有什么根据似的。
不仅这样，美方代表还大肆侮蔑中立国。
他侮蔑朝中方面提出的亚洲中立国家不是“真正的中立国家”，他说“如果我们邀请中立国家，将使政治会议变成无休止的辩论会”。
同时他又假惺惺地说：
“假如停战协定规定中立国出席政治会议，我们将很高兴他们参加。
但它无此规定。”
可是，不仅朝中方面一再指出，而且许多国家也认为，停战协定并没有任何不能邀请中立国家参加政治会议的规定，而邀请中立国家参加是应该的而且必要的。
我方代表并一针见血地质问美方：
你方有什么理由反对中立国家参加？
是不是因为美国和李承晚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准备使美军长驻南朝鲜，并纵容李承晚叫嚣北进，因而害怕这些事实暴露在中立国家的面前？
迪安更加无理地对苏联进行无耻侮蔑，妄图抹煞苏联一贯主张朝鲜停战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并使苏联以交战一方的身分参加政治会议。
当我方质问他：
美方如果否认苏联是中立国，难道美方现在是和苏联处于交战状态吗？
他就哑口无言。
毫无疑问，美方采取这种横蛮无理、拒绝协商的态度，是只有使它自己的所有漂亮词句变成完全的伪善，并陷于理屈词穷的地步罢了。
花样玩不通
由于我方绝不为对方的专横独断态度所动摇，坚持必须把成员问题列入议程并加以讨论和解决。
美方代表迪安就开始耍滑头、玩花样，接连地提出了所谓“相当多的建设性而且公平的建议”，企图借此逃避讨论和解决成员问题。
但是，在已有与美方在会议桌上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朝中方面看来，那是再浅薄没有的手腕罢了。
迪安在他反对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无理主张一一被我方反驳得走头无路的时候，忽然责怪我方的发言已进入关于成员问题的实质讨论，并表示不满。
但我方当即严正指出：
只是由于对方首先进入了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的实质讨论，提出了对方对此问题的各项站不住脚的论点，我方才不能不逐条予以驳斥。
以后，迪安开始对议程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所谓“新方案”来了。
首先他要我方在时间、地点和程序三个问题上选择一个进行讨论。
接着他又提出第2个“新方案”，主张先讨论所谓“容易的问题”，并装腔作势地说把一个复杂的争论放在最后而不是最先，这是全世界各地谈判中的通常惯例；
同时他又像哄骗小孩一样地扬言：
如果解决了时间与地点问题，“在讨论其他事项的过程中，也许组成
（成员问题）就会演变出来，谁知道不会呢？”
我方当即指出：
如果不准备解决首要的成员问题，就谈不到解决时间和地点问题；
只是由于对方坚持其无理立场，拒绝协商解决，政治会议成员问题才成为所谓复杂问题，而如果成员问题不首先解决则对方所说的关于时间与地点的容易问题，也将变为复杂问题了。
于是，迪安又提出第3个“新方案”，主张双方按照一个所谓“灵活而不定次序”的议程进行讨论；
接着提出所谓双方先就时间与地点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就成员问题交换意见的第4个“新方案”；
接着又是一个“新方案”，说什么轮流讨论双方议程的每一个项目，但是要先讨论时间与地点问题，至于成员问题则还是“交换意见”。
他的第6个新方案主张同时讨论一切问题，但是成员问题仍然只限于“交换意见”。
这显然依旧是拒绝讨论和解决成员问题的拙劣手法，而且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正如我方代表所指出的，既然迪安表示并不反对讨论成员问题，但又不肯把它列入议程；
其次，迪安既然说双方所提各项议程都必须加以讨论和解决，但却以各种借口表示对成员问题只限于交换意见而不准备加以解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样，美方的一连串“新方案”就根本是一钱不值的了。
这样美方才不得不把议程问题交由双方的顾问会议来解决了。
必须纳入协商的道路
在顾问会议的第1次会议上，美方顾问提出的议程建议，开始把成员问题列入议程，但又规定只是“交换意见”，并提出三项关于讨论方法的建议，其中有意识地不用“讨论”字样而用“交换意见”字样，而且企图限制对各项议程发表意见的时间，显然都是为了它对成员问题不准备求得解决的无理主张预留地步。
后经我方顾问指出，对方仍重复迪安反对讨论和解决成员问题的论点，但对其建议和“交换意见”一词作了解释，说美方把成员问题列入综合议程上并非一种形式；
又说公开地交换意见能给双方以真正的机会来探索各种想法，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且或许能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满意的共同意见；
后来他还补充说：
“寻求解决当然是这种交换意见的最终目的”，又说美方代表“受权来试图取得可能导向解决各项议程的一致意见”。
我方为了使双方能迅速确定一个共同议程，以便双方会谈能早日完成其促进政治会议召开的任务，乃在第4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议程和讨论方法的建议，其中包括了对方建议中的合理部分。
我方这个议程仍是把成员问题列为第1项，但把地点问题也一并列入；
同时在关于讨论方法上，我方的两点建议都基本上采纳了对方的意见，但不同意美方将使对每一项议程的讨论时间受到限制的建议。
在第5次会议上，美方又重新提出了一个议程建议，基本上与我方建议相同，只是加了一个标题“交换意见与寻求解决”，并对我方所提讨论方法略加修正。
在第6次会议上，议程才取得了协议。
这就证明只有美方放弃无理的主张和顽固的态度，而采取协商的态度，才能使会谈达成协议。
今后的发展情形如何也完全要看美方能否继续采取协商的态度了。

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11月21日会议上
李相朝中将严重抗议美方破坏“职权范围”
揭穿美方直接指挥特务控制战俘的罪行
【新华社开城22日电】
11月07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看管部队查获美方企图偷运入东场里战俘营内的美军军用无线电机一架。
同日，印度看管部队又发现美军第64野战医院的所谓“护士”曾与东场里战俘营第49号营场的美方特务喊话联系和传递信件，值勤该处的印军岗哨并截获了这封特务信件。
美方的这种种非法行为，又一次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美方正直接指使大批蒋、李特务在东场里战俘营中进行种种破坏行动。
在11月21日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中将就美方一贯严重破坏停战协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非法行为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指出美方这种非法行为将不能不危害整个朝鲜停战与朝鲜的和平。
朝中方面严重警告美方：
美方这种非法行为所必然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美方完全负责。
李相朝中将的发言全文如下：
“1953年11月16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通知我方：
印度看管部队于11月07日查获你方混在为东场里战俘营所提供的粮食内企图偷运入营内的军用无线电机一架。
该无线电机被封藏于一大桶发酵粉内，装有无线电机的纸匣上面注有美军八二三九部队的字样。
印度看管部队并于11月07日发现你方在东场里战俘营的美军第64野战医院的所谓‘护士’，曾与附近的第49号营场的特务喊话联系，兼传递信件。
值勤该处的印军岗哨并截获了这封特务信件。
对于这些严重违反‘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事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已向你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你方立即停止这种非法活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揭露的你方非法活动，又一次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你方直接指使大批蒋李特务在战俘营中进行种种破坏活动。
事实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提出的两项事件还只是你方非法活动中的个别案件。
突破你方特务血腥统治归还我方的战俘，早已揭露了你方非法布置特务混入战俘营后，又采取各种手段非法保持与特务的联系。
你方不断偷运无线电设备入东场里战俘营，在东场里战俘营第9、二十五、三十四、三十五、四十、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等营场内，均设置有你方所供给的无线电设备。
所谓‘联队长’‘大队长’的你方特务王顺清、张遵贤、韩殷松、池基哲、文重浩等根据你方所编定的密码，每天按时听取你方关于如何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指示。
你方在向东场里战俘营所提供的后勤支援中不断混入特务信件，并混入供给特务的武器。
你方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提供的美军第64野战医院，更是你方布置下的特务的大本营。
你方用大批蒋李特务充当所谓
‘译员’、‘护士’及所谓‘医务人员’。
美军第64野战‘医院’中蒋介石特务‘马老师’、葛云飞、蔡培培、邓鸿勋等与李承晚特务金成禄、申昌浩、李一守、姜根玉等直接从你方特务机关接受‘指示’，并向东场里全部营场中的特务发号施令。
各营场的特务均以看病或住院的方式往来于营场与医院之间，与你方保持联络。
你方在你方军事控制地区内邻近东场里战俘营的一五五高地及其附近向东场里战俘营内的特务不断打旗语、发信号，保持与他们的联系。
你方特务又曾冒充垃圾车的司机，出入各营场，传递信息。
混入战俘营的你方特务朴东赫、韩成泰等甚至于经常来往于战俘营与汉城之间，接受‘指示’，再向东场里战俘营内布置破坏活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
原拘留一方对战俘的控制必须彻底解除，双方不得以后勤与医药支援的名义保持对战俘的控制与影响。
但你方却直接指挥特务，对战俘实施血腥的恐怖统治，剥夺战俘被遣返的权利，企图借此达到强迫扣留战俘的卑鄙目的。
停战谈判中由于你方长期坚持强迫扣留战俘的主张，曾经造成了战俘问题上长时期的僵局，只是在朝中方面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你方才不得不最后放弃了强迫扣留战俘的无理主张，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停战协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你方李承晚集团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强迫扣留二万七千余名我方被俘人员的非法行为，曾使整个停战谈判陷于危殆，这一问题至今尚未解决，现在你方又恣意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非法行为，将不能不危害整个朝鲜停战与朝鲜的和平。
对于你方严重破坏停战协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非法行为，我向你提出强硬抗议，并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对于你方这种非法行为所必然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完全由你方负责。”

多列士谈法国人民现阶段争取和平的斗争
法共决团结全国人民反对波恩与巴黎条约
【新华社柏林21日电】
法国“人道报”在10月30日刊载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对法国资产阶级周刊“观察家”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中谈到法国工人阶级与全体人民目前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
在谈到法国人民斗争在1953年和1936年时的形势的特点时，多列士说：
“在1934年时期中，社会生活的主要特色是：
在经济危机后，政治形势恶化，工人阶级胜利地粉碎了1934年02月的法西斯阴谋，就这样，在斗争中加强了一致行动。
对反动派进行的政治斗争与接着对政府法令、对损害工人、职员、退伍军人、农民与其它阶层人民的贫困进行的经济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
所以使人民阵线得到胜利、使人民取得对二百家的胜利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有社会内容的……
“由于马歇尔计划与大西洋公约，法国目前正遭遇到许多灾害，这些灾害是：
经济衰落、公共财政混乱、贫困、失业、城乡工人境况十分艰难、法西斯手段的使用、对殖民地人民奴役的加紧、战争政策与德国的重新武装。
“这就是这个广大的斗争有把各种工人、同时也把其它阶层的人民，也就是说所有愿意争取恢复我们的民族独立与主权的法国人民吸收进来的倾向的原因。
“因此，民族独立与和平问题是今后的中心问题。
一致行动与所有民族的、民主的力量的行动是目前的决定性问题，工人阶级的团结是这种力量的大联合的先决条件。”
关于共产党对政府的态度，多列士说：
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23日的会议上，我说过，“没有比团结一切正直的法国人来撕毁波恩与巴黎条约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的了。”
在这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表明，我们的党决定不遗余力地在国内与议会阻止这些条约得到批准；
共产党人准备与所有愿意废除这些祸国殃民的条约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还认为一个符合法国利益的政策应该要求与胡志明主席谈判，以结束印度支那战争。
至于经济要求，所有工人已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困难与大西洋战争政策之间的明显的关系。
共产党人决定支持任何考虑到这三类事实的政策。
在回答法国共产党建议社会党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时，多列士指出：
社会党及其议会党团拒绝了法国共产党最近提出的采取一致行动的建议。
但是他说：
共产党人将尽最大力量来发展全国各地社会党与共产党工人的一致行动。
在回答另外一个关于共产党是否有意接近一切采取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态度的集团、派别与人士的问题时，多列士说：
“我们决心与所有反对波恩与巴黎条约的法国人联合起来，不论他们是谁；
我们决心与他们在国内以及议会生活的所有场合采取一致行动，来制止这些造成战争与奴役的条约。”

彻底粉碎敌军“扫荡”红河右岸地区的阴谋
越南人民军九、十两月歼敌万余
武元甲嘉奖宁平西南战役打败法军的指战员
【新华社22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19日发表的公报宣布：
九、十两月，越南人民军和游击队在北越红河右岸地区歼灭敌军三个营和二十二个连，毙俘敌军八千一百零六名、击伤约二千名，其中有各级军官一百名。
人民军缴获各种武器一千一百四十七件和大量弹药、装备；
击落敌机四架，重伤九架；
击毁敌军装甲车和卡车一百辆。
公报说：
今年九、十两月间，越南人民军和游击队在红河右岸地区和敌军进行了很激烈的战斗。
敌军为了对付游击战和破坏我们的秋冬攻势计划，曾多次纠集机动部队到红河右岸地区“扫荡”并企图“绥靖”南定省南部。
10月15日，敌军更纠集了五个机动团进犯宁平西南解放区。
但是人民军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这期间，南定省的人民军和游击队曾向敌军发动歼灭性的进攻，歼灭了许多伪军的轻装部队。
仅10月18日就在南定省的文里全歼伪军第703和第707的两个轻装营。
两月间，人民军和游击队一共在南定省南部歼灭敌军十一个连和两个营。
敌军虽然屡次增援，但没有能够挽救伪军轻装部队的低沉士气。
大量的伪军已经开了小差，或者拒绝参加“扫荡”战。
在宁平西南的主要战场上，越南人民军歼灭进犯的敌军一个营和十一个多连，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精锐的第1和第7机动团的欧、非籍官兵。
敌军在遭受这些严重损失后，不得不于11月06日从宁平西南撤退。
公报指出：
经过两个月的顽强作战，红河右岸地区的越南人民军和游击队已胜利地粉碎了敌军
“绥靖”南定省南部的阴谋，完全粉碎了纳瓦尔向宁平西南发动的攻势。
【新华社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最近致电嘉奖在宁平西南打败法国侵略军的人民军正规部队指战员。
电文说：
在这次秋冬战役之初，敌人曾集中他们的机动部队进犯宁平西南解放区，企图破坏我们的后方和取得军事主动权。
虽然敌人在这条战线上集中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并出动了许多炮兵、摩托化部队和飞机，但是由于你们英勇作战，坚决克服种种困难，抓紧有利时机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迫使他们退出解放区。
这是我们这次秋冬战役开始时所取得的第1个重大的胜利。
它证明了在人民军加强思想教育之后，你们又有了新的进步。

联大政委会开始讨论苏联和平提案
维辛斯基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于11月19日开始讨论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问题。
大家知道，苏联代表团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
提案规定：
大会应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来草拟和实施一项保证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监督这一禁令的执行的国际协议。
提案建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一年之内把武装部队裁减三分之一，并建议安理会在最近将来召开一个由一切国家参加的国际裁军会议。
提案认为在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行动，增加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并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建议安理会采取步骤，取消在外国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
提案并规定，大会谴责正在若干国家内进行的、旨在煽动各国人民间敌对和仇恨情绪并拥护新战争的宣传，要求一切国家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宣传。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讨论中首先发言。
他说，苏联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希望找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一些迫切的国际问题的办法。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处理其他国际问题时，必须记住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苏联政府一向主动地通过外交途径或在联合国中提出这个问题。
维辛斯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反动集团以及支持他们的英、法等一些国家所执行的政策。
这个反动集团企图阻挠目前紧张局势的缓和，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他们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都不感兴趣。
在政治上是因为：
他们认为这种形势对于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来实现他们的独霸世界的疯狂计划，是一个准备阶段。
在经济上是因为：
他们从“冷战”中，从伴随着疯狂扩军而来的工业军事化中，从建立新军事基地和积累原子弹中，正取得惊人的利润。
维辛斯基进一步指出，这种为了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冷战”战略和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破坏国际合作的基础，造成并加深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完全服从于这种外交政策的美国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对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也发生了严重影响。
甚至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官方与商界人士，都不能不对他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表示严重的忧虑。
有迹象说明美国的经济日益接近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垄断资本家想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延缓或避免经济危机。
美国及其盟国经济的片面发展，使它们的经济更加混乱，使东西方贸易的鸿沟加深，结果将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而巩固与发展东西方经济关系与贸易关系，无疑是缓和国际局势、加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一种有效方法。
维辛斯基详细分析了苏联提案中包含的各项建议。
他说，大会如果通过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大国裁减军备、在最近将来召开国际裁军会议及取消在外国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那就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说，美、英、法三国关于所谓限制和均衡地裁减军备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它既没有规定真正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也没有规定取消外国境内的军事基地。
维辛斯基又指出，以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和战争心理为目的的疯狂宣传，简直充满了美国报纸。
美国政界领袖、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都参加了这种宣传运动。
苏联要求大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反对这种毒害人民思想、危害文明、危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宣传。
美国代表华兹沃斯发言。
他借口政委会已通过关于裁军问题的十四国提案，反对通过苏联提案。
在20日的会议上，政委会主席一开始就说，由于没有人要求发言，他建议结束讨论，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
他这种笨拙的手段，据记者们说，是为了掩饰美英集团阻挠讨论苏联提案的企图。
因为苏联提案如果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就将是联合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上的一个巨大贡献。
而公开地反对苏联提案，势必会在世界舆论面前暴露出美英集团的代表是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敌人。
正是因为这样，美英集团代表决定保持缄默，而打算利用表决机器来否决苏联提案。
乌克兰代表巴拉诺夫斯基反对主席的做法。
他说，20日的会议上虽然没有人要求发言，这并不说明许多代表不愿意讨论这样的重要问题。
相反地，许多代表团对于世界舆论所关心的这一问题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有些代表团认为必须对维辛斯基的重要演说加以研究，并准备他们的发言。
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委员会通过主席的建议，就会使一些代表不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
委员会最后通过了秘鲁代表的建议：
会议休会，到23日截止关于这一问题的发言。

英国三十名商人将赴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伦敦18日讯：
“新闻纪事报”以显著地位刊载该报记者的一条消息说，有三十名英国商人将于11月22日启程赴莫斯科去进行贸易谈判。
该报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一些重要公司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