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区工业技术力量迅速增长

【新华社沈阳讯】
东北区工厂企业的技术力量正在迅速增长。
据沈阳、哈尔滨、旅大三市1953年上半年的统计，各工厂从工人中培养起来的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见习技术员等技术干部，总共有二千零六十二人。
东北机械工业系统的十七个工厂由学徒提升起来的车工、锻工、铣工、刨工等各工种技术工人，占原有技术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
由于新的技术力量的迅速成长，现在各工厂企业中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已有显著变化。
如东北机械和电器工业系统各厂的技术人员在生产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几年来已由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许多工厂已经有可能设立专门的技术机构来进行试制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研究工作。
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技术人材，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他们在工作中能认真学习先进经验，积极发挥创造性。
沈阳暖气器材厂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技工杨顺山，在提升为工程师以后，创造了一种熔铜反射鼓风炉，每年给国家创造的财富在十二亿元以上。
该厂从翻砂工人提升为副工程师的沈元忠，积极研究苏联翻砂工人的操作方法，把翻砂车间生产设计成为半自动化，大大减轻了翻砂工人笨重的体力劳动。
其他被提升起来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都突破了原来同级技术员和技术工人的水平。
他们不但能够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并且能够进行设计、排列施工程序和画制图纸。
1952年由徒工升为技工的刘玉敏，先后已设计好大、小型卡具一百六十八套。
由于他在设计时能接受工人意见，反复地实地试验和修改，因此他设计的产品制成后大部合乎规格要求。
目前，东北区还在大力举办各种技术学校、训练班和业余学校，进一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为明年第1季度的工业生产做好准备工作
各工业企业目前在生产方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得到显著成绩，只要我们切实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努力，依靠全体职工群众，改善企业的管理工作，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实现中央的号召和完成国家的计划的。
我们预祝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1个年度在工业生产上的胜利。
由于大工业生产不同于农业季节性的生产，也不同于手工业的生产，它具有连续生产的特点。
大工业生产的这一特点，就时刻要求这一个生产周期中同时要为下一生产周期作好准备。
这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注意为明年的生产特别是为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但根据最近某些工业部门的检查，若干工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工作。
有的为了增加生产，使应该及时检修的生产设备不进行检修，而继续运转，甚至加速运转；
有的忽视原材料的储备，动用应该储备的原材料，又不积极想法解决原材料的来源；
有的则不注意为下一步生产准备在制品和半成品等等。
这种现象如果不迅速加以纠正，这些企业单位就有极大可能虽然完成了今年的计划，但却严重影响到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甚至可能造成生产的中断。
那就会打乱生产部署，使企业的领导工作陷于被动，并使国家造成极大的浪费。
同时，根据以往经验看来，许多工矿企业在生产进行中，常是前松后紧，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总是完成得不好，只好在今后的季度中以加班突击来补足，这就造成生产上不均衡的现象。
如果目前我们忽视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准备工作，那么，过去的那种生产不均衡的现象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可能继续发生甚至更加严重。
因此，在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切实准备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是增产节约运动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那种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与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相割裂的看法和做法——只注意增产，不注意为明年生产作准备等等，显然是不正确的。
做好明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的准备，就要进行以下工作：
首先，正确编制1954年年度及第1季度的工业生产计划。
目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进行1954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这个年度计划，从企业的基层单位编制到上级审批，而后再下达到基层厂矿，将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
为了不耽误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各工矿企业及其管理部门在编制年度生产计划的同时，应编好明年第1季度的计划，并按月份列出，以便各个企业能及时按此计划进行生产。
这种季度计划，经各该工业部门的领导上批准即可执行。
如果年度计划确定之后需要作修改时，则可作适当调整。
这样，就能使明年第1季度各厂矿的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并及早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避免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因等待年度计划而可能发生的生产上的脱节现象。
其次，要求各工业企业注意加强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的准备工作，主要的有：
凡是应该进行检修的生产设备，必须按计划进行检修，不能马虎拖延，否则不但影响到生产设备的效能和寿命，而且很容易招致尔后重大人身事故和设备事故的发生，因之，各工业企业必须根据明年生产计划的要求，做好设备的维护与检修工作。
同时，必须按照生产计划的要求，准备好必要数量的在制品和半成品，防止某些企业因赶任务，把下一生产周期所需要的在制品、半成品用光，以致由此而造成下一周期生产的中断。
在采掘工业部门中，必须做好采掘前的地质工作和掘进工作，这是保证这一部门生产的重要环节。
去年煤矿由于没有完成掘进计划，以致影响到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这一教训应该记取。
此外，凡是今年有新产品试制任务的企业，如试制已经成功，明年可以转入成批生产者，在经过鉴定和批准之后，应积极为转入正式生产作充分的准备，对生产该项产品的设备、工具以及劳动组织等作妥善布置。
再次，要求每个工业企业及其领导部门，应即着手研究明年供、产、销的结合问题，以保证明年生产的正常进行，避免生产过程中的停工待料或产品呆滞现象。
各个企业对于明年第1季度的产品，现在就要找好销售对象，并与用货部门订立协议，按照用货部门的要求组织生产，以便产品一经制出即可立即交货。
这样，既能满足用货部门的需要，又可避免积压。
同时，各个企业应按生产的要求，订出原材料供应计划。
在编制原材料供应计划之前，要求首先清理本单位的库存，然后把自己所缺的物资，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以防止停工待料或材料积压的现象发生。
所有供销工作，均应通过合同关系，使双方严格执行，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为了配合各工业生产部门的明年生产准备工作，使工业企业在供销方面减少困难，交通运输与贸易合作部门亦须根据生产部门的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计划性。
各工业部门和所属各管理局，以及各企业的领导干部，都应在最近期间，结合检查今年计划执行的情况，对明年的生产准备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和布置，以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和做好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来迎接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2个年度！

各地党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
国家总路线宣传广泛展开
【本报讯】
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已在各地广泛展开。
本报已经先后报道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行政委员会分别进行传达和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东北一级机关和沈阳市一级机关干部积极开始学习，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全军干部和战士布置学习总路线的消息。
现各地中共党委负责同志正在亲自动手，直接领导这一宣传教育工作。
华东各地已广泛展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3书记谭震林曾亲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以及上海市和松江县等地向干部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
上海市举行的报告大会连续进行了四个半天，分别由陈毅、陈丕显、潘汉年等同志主持，由谭震林同志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
陈毅同志并在大会结束时对学习方法及应注意之点作了指示。
参加报告大会的有华东区一级机关干部和上海市、区以及基层干部共一万四千多人。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干部已从11月12日起分别向机关、部队、工人、店员、文教界、科学界、工商界、里弄等各方面的干部传达“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
1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2书记陈毅向上海的大学与专科学校教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以及其他文化、教育、艺术、医药卫生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共一万四千多人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
他号召上海市全体文化教育工作者努力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彻底实现而贡献最大的力量。
目前，华东一级机关及上海市市、区两级机关的干部，在听过报告或传达后，已开始学习中央规定的关于总路线的几个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已决定将华东一级机关和上海市市、区两级党的报告员及临时报告员全部共约三千人分配到上海各基层单位，分别向人民群众作报告。
中共上海市各区委、党委并将分别召开示范性的报告会，由各区委、党委负责人作示范性的报告，以供其他报告员及临时报告员参考。
此外，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并已印制了大批“宣传提纲”，分发报告员和宣传员使用。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已组织干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中共江苏省委已在10月20日举行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密切结合江苏省当前的工作任务布置学习。
接着，省一级及地委和市委一级原来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干部和省一级机关原来参加中级组学习的干部，普遍进入总路线的学习。
中共江苏省委并在10月25日到11月10日召开全省区委书记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华东局第3书记谭震林在这个会议上全面地传达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次会议在推动干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方面收到很大效果。
到会干部明确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走的道路，并根据党的总路线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中共江苏省委并组织农村干部参观了工厂，使他们具体地认识了工业化的重要性，因而对工农关系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这次会议以后，各县将在11月底以前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然后再向广大农民广泛进行宣传。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工矿宣传会议，也确定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宣传中心。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召开了全省第4次党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3书记谭震林曾到会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
会议着重讨论了“为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
到会代表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一致拥护总路线。
会议决定：
全省党内外干部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同时要对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地宣传社会主义。
华北一级机关干部，华北各省、市县级以上干部，都在10月份以后，先后听到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各省市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
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对总路线作了讨论。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已指示各地，要求各地干部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的基础上认真进行一次总路线的学习。
学习的要求是弄清总路线的道理，联系实际工作，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
中共中央华北局经济建设理论学习班仍继续以总路线为中心，以两个月为一期，轮训各个岗位上的主要负责干部。
各地党校也以总路线为必修课。
为了在群众中广泛展开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正在分别草拟工矿企业中和农村中进行总路线宣传的计划与宣传要点。
今年冬季的支部教育工作与冬学工作，都将围绕总路线进行。
“华北人民”杂志从第21期起，紧密结合当前农村工作，编写总路线的讲话材料。
对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成长，也将进行较系统的介绍。
华北人民出版社围绕总路线，重新明确了出版方针，除重点出版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方面的初级理论、政策解释、典型经验外，并将大力组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材料。
华北的美术文艺作家也已行动起来，正在创作宣传总路线的图画和有关宣传总路线的文艺作品。
华北各地干部已普遍学习过联共（布）党史第9章，对苏联过渡时期所走道路的理论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因而在听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传达报告时，感到异常亲切。
许多机关干部在讨论中反映：
我们的眼睛亮起来了，衡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找到了准确的标尺。
中共中央华北局主办的第3期经济建设理论学习班，是以总路线作基础来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理论的，因而这一期的收效特别好。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广州市各机关干部已开始学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0月24日发出了“关于驻广州各机关十一、十二两个月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市各机关参加理论学习高、中级组的干部在十一、十二两个月中，结合联共（布）党史第9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对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家计划建设中华南党组织的任务进行一次有系统的、较深入的学习。
接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分别召集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直属机关、中共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华南特派员办事处和广州铁路管理局等系统的党委负责人开会，作了具体布置。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为了督促高级组干部首先学好，对高级组的学习情况作了一次检查，并在11月04日召开了广州各机关的高级组组长会议。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书记陶铸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他说：
要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贯彻在每一项工作中，首先要依靠高级干部，所谓“关键在于领导”就是这个意思。
他指出：
首先要求高级干部提高思想水平，以便向全体干部进行思想工作。
目前，驻广州市各机关的高级组已普遍传达了陶铸的指示，纷纷订出计划，并开始认真阅读文件。
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在11月04日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议，听取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何伟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
出席此次会议的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协商委员和应邀列席的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代表，一致拥护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湖北省协商委员会和武汉市协商委员会，在11月03日联合邀请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张执一作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
到会的有各民主党派省、市地方组织代表，科学技术工作者，市、区工商联委员，宗教团体代表，以及政府机关非党的中级干部共一千六百余人。
张执一在说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后，就私营工商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着重地进行了分析。
他号召私营工商业者在政府和国营经济领导下，积极改善经营管理，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共四川省委会在10月31日到11月06日召开全省第2次宣传工作会议。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副书记李大章、宣传部长杜心源在会上分别作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如何大张旗鼓向广大群众进行总路线宣传的报告。
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以及当前购粮工作的宣传问题。
会议并研究了城市、工厂矿山中如何贯彻党的总路线的宣传问题。

彭真市长设宴欢送大山郁夫教授

【新华社16日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16日晚设宴欢送即将离开我国的日本杰出的公众领袖大山郁夫。
出席宴会的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刘贯一，常务委员吴耀宗、沈雁冰、许德珩、廖承志、罗隆基、萧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席张奚若；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章伯钧、蔡廷锴；
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学文、艾思奇、金仲华、周培源、胡锡奎、孙晓村、梁思成、华罗庚、汤用彤、蒋南翔、钱伟长等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刘宁一，副秘书长龟田东伍、万徒勒里；
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黎廷探等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秘书长薛子正。
宴会在友好空气中进行。

志愿军努力节省粮食和各种资材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继续展开节约运动。
他们竭力节省粮食和各种资材。
许多单位与个人并已订立了爱国节约公约。
志愿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运动。
某部计划从10月到12月底节约粮食二十四万六千多斤。
为了节约柴代金和烤火费，许多部队和机关的干部和战士都上山打柴割草。
某指挥机关的工作人员，每人打柴一千五百斤，作为冬季燃料。
某部精打细算地使用各种经费，计划从10月到12月底节约各种费用十一亿多元。
志愿军各部队还普遍展开了搜集废品运动，搜集了大量炮弹壳和子弹壳。
某部布置了一个“爱国节约搜集废品室”。
战士们白天出去割草或工作，晚上就挑着搜集到的废铁放进室内。
某部利用工作和学习空隙，在几天内就拾了一万一千多斤炮弹壳。
“杨连第连”也搜集了废弃钢轨三万二千多斤。
某部第5连副连长杨清义，走路时也留心搜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拾了五百多斤废铜废铁。
战士们说：
一个人拾一斤，把千万个人拾到的汇集在一起，就能为国家节省许多吨铜和铁了。
许多部队还把拾到的废铜、废铁送到自己建立的铁工厂里，制造各种工具。
后勤供应部门的节约运动也在继续展开。
各兵站、仓库都认真清理了物资，改进了物资的保管方法。
某兵站在工作空隙中，从空油桶中一点一滴地倒出剩余机油一千五百多公斤，汽油八十公斤。
某汽车连利用工作空隙修补旧轮胎，改造旧器材，在两个多月内就节约了一亿九千五百万元。
他们还用阵地上的旧器材装配了一辆新的大卡车。
此外，各运输部队提高运输效率和节约汽油的事例也不断涌现。
特等功臣、汽车司机卢耀文每加仑汽油平均行驶十六点九公里的经验，已经在某些汽车连队中开始推广（按规定每加仑汽油行驶九点五八公里）。
某部汽车一连学习卢耀文节约汽油的经验后，每加仑汽油可以行驶十二点七六公里，在一个月中就节省了一亿多元。
某汽车部队有些车辆现在每加仑汽油已经可以行驶十五到十六公里。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芦台农场使用割晒机试割水稻成功。
这种割晒机每小时可收割水稻十八亩，只要两个人就可操作全部机器。
这部割晒机正顺利地在稻田里收割水稻。

我方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部队
切实执行职权范围和工作细则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代表团15日发表公报如下：
由于朝中方面一再的努力，自11月06日以来陷于中断的朝中方面向其所属战俘进行解释的工作，将于11月16日重行开始。
由于蒋匪特务在美方指使下自11月06日起阻挠朝中方面继续向第22号营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解释，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看管部队又未能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第7款的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朝中方面进行解释工作的自由与便利，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十天来又一次陷于中断状态。
根据“职权范围”与“工作细则”的规定，朝中方面有完全的权利向它所指定的第22号营场的战俘进行解释；
但是，为了使解释工作不至继续处于停顿的状态，朝中方面已于11月14日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表示愿意再作一次努力，同意暂不向第22号营场的战俘进行解释，而改向其他营场的战俘开始进行解释。
朝中方面并即于11月15日通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定于11月16日向第53号营场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进行解释。
朝中方面同时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指出：
如果解释工作恢复的结果，仍然只是使蒋、李特务可以在解释营场内像过去一样地任意破坏解释，则解释
工作的恢复亦将有名无实。
朝中方面一贯认为：
要保证“职权范围”和“工作细则”的实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必须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逐步清除特务，打破特务控制，实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看管部队对战俘的名符其实的看管。
为了使即将恢复的解释工作得以严格按照“职权范围”与“工作细则”的规定正常进行，朝中方面坚决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印度看管部队切实保证：
一、按照“职权范围”第7款、第8款及“工作细则”第5款与第18款的规定，严禁特务任何阻挠解释工作的行为，负责维持解释营场的秩序，解释帐篷内不得再有蒋、李特务挟制战俘大吵大叫、侮辱甚至殴打解释代表的非法行为。
任何破坏解释工作、殴打解释代表的特务，均必须予以隔离与惩办，并将处理情况向全体战俘宣布。
在解释营场内，特务公然乘坐印度看管部队之吉普车往来指挥并胁迫战俘的情况，绝不许再行发生。
二、按照“职权范围”第4款、第8款、第18款和“工作细则”第14款的规定，严禁美方人员在解释帐篷中扰乱并中断解释工作，甚至公开威胁战俘不得申请遣返，特别是绝不应再容许不属于朝鲜交战一方的蒋匪特务冒充美方的代表出现在解释帐篷之内。
三、按照“职权范围”第8款、第24款与 “工作细则”第23款的规定，立即终止若干附属机构的瑞士或瑞典委员擅自与任意多次并长时间地中断朝中方面解释工作的情况，保证朝中方面按其所提计划进行解释工作的自由与便利。
解释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端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能否切实保证上述要求的实现。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发表公报
痛斥美方剥夺战俘听取解释的时间的罪行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就11月04日和05日进行个别解释的时间问题发表公报如下：
自11月04日和05日朝中方面进行解释工作以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某些委员或代表即强调声称解释时间太长，认为是对于战俘的所谓“精神虐待”。
瑞士委员曾威胁要求修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规定的“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以便限制战俘听取解释的时间。
他甚至曾一度威胁要退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使“职权范围”根本无法实施。
在此时期中，美方也指使其在第22号营场中的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藉口解释时间太长，不许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以致解释工作从11月06日起即第4次陷于中断，迄今为时已有八天。
这一次关于所谓解释时间太长的攻击，是美国方面阻挠破坏解释工作的策略中的一部分。
其起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岳黑旦在10月17日经过较长时间的解释之后，终于打破顾虑，决定要求遣返。
岳黑旦听取解释和要求遣返的过程，使美方看清：
较长时间的解释将有助于打破战俘的恐惧，使之敢于要求回家。
因此，美方即坚持限制解释时间，并以之为他们破坏“职权范围”的又一武器。
这可由美方汉布伦准将在10月19日对该事件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出的抗议，以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10月30日对于该项抗议的答复加以证明。
11月0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余万明经过两小时的解释以后决定要求遣返。
这一事件促使美方更加藉口解释时间太长而进行指使特务不许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的新的破坏活动。
美方企图以限制时间来剥夺朝中方面被俘人员听取解释、考虑遣返的机会。
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美方即准备借上述破坏活动根本破坏解释工作，撕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将责任推卸于朝中方面。
但是，美方所谓解释时间太长的荒谬攻击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证明：
并不是朝中方面进行解释的时间太长，而是美方特务及美方“代表”的阻挠和中断活动致使朝中方面不能按照计划，完成其每日对战俘的解释工作。
因此，美方必须对这种破坏解释、破坏“职权范围”的罪恶行为及其后果负起严重的责任。
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某些委员对于美方的破坏行为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时时参加来中断解释，这样，他们对于目前情势及其后果，也是不能逃避他们应负的责任的。
所谓解释时间太长的说法，完全不合乎事实。
解释时间的长短应以战俘实际听取解释的时间为准。
在11月四、五两日解释工作进行中，有的战俘虽然在解释帐篷中停留的时间较长，但其中大部分时间均为特务或受特务胁迫的战俘的阻挠活动以及美方代表和各附属机构中某些瑞士、瑞典代表的中断解释的活动所占去，因此，战俘实际听取解释的时间并不长。
其事实如下：
在11月04日，朝中方面原定向将近五百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由于在解释工作进行中，除了各附属机构主席例行的“开场白”和“结束语”费去
一部分时间外，还遭受到各种不应有的阻挠，因而只解释了二百零二人。
除去中午休息时间，将战俘从等候解释地点带到解释帐篷的时间，以及战俘未进入帐篷的其他时间以外，这批战俘停留在解释帐篷里的时间一共是一百六十六小时又五十八分钟，每个战俘平均停留时间是四十九分钟强。
但是在这一天的解释工作中，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各解释帐篷的附属机构主席对战俘讲的“开场白”和
“结束语”，一共用去了十三小时又二十五分钟。
由于美方的所谓“代表”以及瑞士、瑞典代表的阻挠，解释工作一共中断了九小时又三十六分钟。
由于特务分子以及受特务胁迫的战俘阻挠以致解释工作无法进行而占去的时间，共达四十七小时又十一分钟。
中间休息时间为二小时又五十二分钟。
这些算在解释时间之内，但实际上没有进行解释的时间，一共有七十三小时又四分钟。
因此，朝中方面进行解释工作的实际时间，只有九十三小时又五十四分钟，平均每个战俘实际听解释的时间只有二十七分钟强。
而实际上，许多战俘听取解释的时间还没有这样久。
例如，在十四号帐篷，一名战俘实际听取解释时间只有一分钟；
二十九号帐篷一名战俘只有六分钟；
一号帐篷一名战俘只有五分钟。
这种情况在各个解释帐篷普遍存在。
11月05日，朝中方面由于与04日同样的原因，在计划对之解释的五百名战俘中，只解释了一百二十四人。
这批战俘停留在解释帐篷里的时间一共是一百五十八小时，每人平均停留时间是七十六分钟强。
但是在这一天解释工作中，附属机构主席的“开场白”和“结束语”共用去了十小时又三分钟。
由于美方“代表”以及瑞士、瑞典代表阻挠以致解释中断的时间一共是十小时又五十五分钟。
由于特务分子以及受特务胁迫的战俘的阻挠以致解释无法进行而浪费的时间一共是四十三小时又五十分钟。
中间休息四小时又四十分钟。
这些实际上没有进行解释的时间一共是六十九小时又二十八分钟。
因此，朝中方面实际进行解释的时间只有八十八小时又三十二分钟，平均每个战俘实际听解释的时间只有四十二分钟强。
而实际上，许多战俘听取解释的时间很短。
例如，在十三号帐篷，一名战俘听取解释的时间是七分钟；
二十九号帐篷一名战俘根本未听解释就走掉了；
十一号帐篷一名战俘只有四分钟；
十四号帐篷一名战俘只有七分钟，另一名战俘只有九分钟。
对于在美方战俘营中受了三年迫害、欺骗、毒化的战俘，平均每人只进行了二十七分钟到四十二分钟的解释工作，这显然不是“太长”而是太短。
何况，有许多战俘连这样短时间的解释都没有听到。
以二十五号解释帐篷为例，在这个帐篷中，朝中方面04日向六名战俘进行了解释。
各个战俘实际听取解释的时间是：
十五分钟者两人，二十分钟者一人，三十分钟者一人，三十三分钟者一人，三十五分钟者一人。
在同一帐篷中，朝中方面05日向六名战俘进行了解释。
各个战俘实际听取解释的时间是：
十分钟者两人，十二分钟者一人，十五分钟者一人，三十三分钟者一人，只有一人是七十五分钟。
其他各解释帐篷中的情形都和二十五号帐篷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只有个别战俘表面上在解释帐篷内的时间较长，但实际上他们听取解释的时间并不长。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战俘停留于解释帐篷内的全部时间中，朝中方面大约只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实际向他们进行解释。
显然，如果解释时间太长，其责任应属于蓄意阻挠和破坏解释工作的美方。
实际问题是美方利用各种阻挠活动，剥夺了战俘听取解释、考虑遣返的时间，而不是朝中方面拖长了解释时间。
余万明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1月04日，余万明在第3号解释帐篷听取解释。
解释工作从上午十时四十四分开始，到下午二时三十分，以余万明要求遣返而结束。
中间除吃午饭八十四分钟，附属机构主席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以及休息时间外，实际听取解释的时间约为一百二十分钟。
余万明在开始听取解释时心怀疑惧，按着特务分子的命令叫嚷“回台湾”，但经过半小时解释以后，他就说“回台湾”并不是他自愿的。
以后经我方解释代表反复耐心解释，劝他回国过和平生活，他才逐渐消除疑惧心理，最后自动要求遣返。
在余万明事件发生以后，美方就大肆渲染所谓解释时间太长和所谓对战俘的“精神虐待”。
然而余万明事件所证明的，却和美方所叫嚷的恰恰相反。
余万明事件证明：
久受美方特务暴力控制的战俘，其中有许多人正是需要有充分时间来听取解释，才能驱除恐惧和疑虑而要求遣返的。
在11月04日，就有一名和余万明同样情况的战俘，曾经多次显露要求遣返的愿望。
但是，在他停留于解释帐篷的一
小时又四十分的全部时间内，每当他流露遣返愿望时，瑞典代表即提议中断解释，最后这个战俘并不经朝中方面同意就被带走，以致实际对他的解释时
间仅仅有七分钟。
显然，这个战俘是由于被剥夺了
听取解释的时间，因此不能实现其遣返的愿望的。

一个合理化建议为国家节约了一百亿元
读者王和来信：
佳木斯纺织厂处在红粘土地层，由地里抽出来的水大部分是红锈水，含杂质多，含碘的成分少。
该厂建厂六年来，厂内温湿度的喷雾和浆纱用的都是这种水，虽然用很白的棉花做原料，但织出的布总带有微红色，而且越洗越发黄，因此不受顾主欢迎。
鉴于这种情况，佳木斯纺织厂的领导同志决定在1954年向松花江内取水。
工厂距江边约二公里，工程费用约需一百多亿元。
该厂烧水房附近有口井，水很清，质量也好；
可是这口井水量少，不够全厂用，谁也没有注意。
工厂福利科刘天刚同志认为，在这附近打井，也许能有大量好水。
他和管锅炉的同志商量，知道试挖一下只要十几个工，而材料厂里都有。
于是，他就向厂长提出在烧水房附近试挖水井的建议。
范厂长的答复是“研究、研究”，结果就没音讯了；
马厂长干脆说：
“你这办法不行啊！
钻探家钻探遍了也没有发现好水，你怎么知道有好水呢？”
刘天刚同志遭到这样的对待后，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意见。
趁着修改食堂的机会，他在其他几个同志的支持下，在烧水房附近挖了十三公尺深，发现水的质量仍然很好。
他就再次向厂长建议开井，这次马厂长却说：
“今年没有这笔预算。”
刘天刚同志就指出：
“难道应该让纱布质量低下去吗？”
由于他的坚持，最后厂长才采纳了这个建议。
果然，开掘的一口大井，水量多，水质好，可供全厂使用。
这个合理化建议，不仅节约了向松花江取水的工程费用一百亿元，而且迅速提高了该厂纱布的质量。

一件公文拖延一百四十二天
读者张宗超来信：
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在05月21日拟定了一个关于学生所缴杂费使用及管理办法的通知稿，送交省人民政府审阅。
省人民政府接到这个通知稿后，为了慎重起见，便送交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提出意见。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文委还不把通知稿退回。
各地都催促教育厅快下达文件，教育厅就多次向文委催办。
可是，文委接电话的人总是老一套地答复：
“我们查一查。”
“主任未看完，看完后就退回去。”
06月30日，教育厅接到了文委的批示，说是“你厅的报告，主任已阅过，同意。”
但是，通知稿却未见退回。
教育厅打电话问了一下，原来这个批示是答非所问，弄错啦！
后来，又经过十天的查问，才发现这个通知稿已经丢失了。
于是，原起稿人只好又重新起草，07月16日完成了第2次通知稿。
24日，厅长批送文委审核。
08月05日，文委提出意见后退回。
17日，教育厅将通知稿修正后送省人民政府。
18日，省人民政府送省财政厅嘱商同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委）签后送核。
27日，财政厅长签字送财委。
29日，财委签字送回省人民政府。
31日，省人民政府退回教育厅修正。
09月03日，修正后再送省人民政府，由省人民政府再送有关部门审查。
这个通知稿就这样转来转去，从05月21日起，经过了一百四十二天的曲折多难的旅行，到10月09日才由省人民政府发出。
这样的公文旅行实在不能容忍！

中央对外贸易部检查基本建设工作
发现不少工程盲目兴建浪费很大
中央对外贸易部最近召开了一次基本建设会议，检查了该部所属各单位的基本建设情况。
中央对外贸易部系统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首先是编制与批准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很大的盲目性，如重庆茶厂，离原料产地很远，最近的地方也有三百里，远的甚至达八、九百里。
该厂一年只能收购一千担茶叶，但却建了个年产八千担茶叶的工厂。
浙江省的三界茶厂离绍兴两个茶厂仅六十里，如三界茶厂不建，绍兴两个茶厂也可解决当地茶叶加工问题。
同时该三界茶厂建在山顶上，许多临时茶工每天得奔走二十里路来厂工作，职工喝水也很不方便。
湖南岳阳茶厂以六亿多元修了个仓库，但该地并非主要产茶区，所以建了仓库却找不到东西放。
沈阳食品加工厂，1952年即已开工，但到现在还缺土木、机械等八十五张设计图表。
最近又发现厂址选择得不合适，想迁到别处。
其次在建筑物的规格和设备上，也不从现实需要出发，盲目地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像个样子”，形成严重的铺张浪费。
杭州第四茶厂占用地基二百亩，大部建筑物均为钢骨水泥，投资近七百亿元。
该厂干部不懂得国家建设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反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为中国茶业工业化奠定巩固的基础，从而加速转入社会主义的行程”。
南京鸡鸭加工厂盖了几所“现代化”的鸭舍，前有游泳池，后有游戏场，内部的地基、墙壁、光线、通风设备都很讲究，有人称它为“鸭别墅”。
江苏新港猪仓内架了一座小桥，比公园里的桥还要好看。
安徽山区一个茶厂买了马达、柴油机，还要买牛头刨、铣床、工具床……而实际使用的次数却很少。
此外，不少同志提基本建设计划时，抱着“宽打窄用”，“要了钱再说”，“宁让上级少批，切勿自己少报”的态度，月月向中央要钱，月月到银行存款。
造成基本建设资金大量积压。
据统计对外贸易部本年上半年积压在各地银行的基本建设资金约占全部下拨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积压资金最多的如：
上海食品出口公司积压了百分之八十；
青岛陆运公司积压了百分之八十；
山东蚕丝公司积压了百分之七十五。
西南区各公司共积压百分之七十左右。
产生这种盲目冒进思想的根源，首先是因为领导方面对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贯彻得不够，使下层工作干部“心里无数”。
一般干部只晓得我们现在是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不知道这个有计划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更不知道对外贸易部的基本建设任务是加工厂第1，仓库第2，因而提出计划时往往离开总的原则，强调自己单位的“工作需要”，有的单位在请批计划时甚至这样说：
“如不批准，将来影响了进出口贸易，谁来负责！”
其次是编制计划的期间太急迫，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时间。
内蒙一个同志说他们编计划的情况是：
“上面硬要，下边不报，中间滥造。”
这样制订出来的计划自然很难准确。
因此计划批了又改，改了又批，停工浪费很大。
再次，是一部分干部不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盲目追求“现代化”，建筑的规格、形式唯恐不好；
建筑速度唯恐不快；
上级给的钱唯恐不多。
若干不合理的计划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的。
在这次会议上，着重地批判了盲目冒进的思想，并决定今后要加强对基本建设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使基本建设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
进行明年重点工程的准备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第1机械工业部正着手编制1954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积极进行明年重点工程的准备工作。
明年是我国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第2年，机械工业的建设任务将比今年更加艰巨和繁重。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在编制1954年基本建设计划中，紧紧掌握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确定：
首先全力保证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新建厂和改建厂的建设。
无论在分配投资、确定工程项目、计算平衡设计与施工力量、定购设备、干部与劳动后备力量的培养与分配等方面，都必须首先满足这些项目的需要。
其次，该部还重点建设若干必须配合与补充苏联设计项目的工厂。
此外，因为这些规模巨大的新建或改建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还不能正式投入生产，而同时又必须尽可能的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该部决定从两方面着手进行：
第1，在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下，作一些适当与必要的扩建，但必须以期限短而收效大为原则；
第2，整理现有企业，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
明年苏联帮助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建设的企业，除了今年已开始施工的第1汽车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和沈阳第1机床厂等明年继续更大规模的施工外，沈阳电线厂和哈尔滨仪表厂等两个工厂也将在明年开始施工。
明年，苏联还将帮助我国更多的机械制造工厂进行设计，这些企业包括有生产采油设备及煤矿设备、中型轧钢及炼铁设备等厂，以及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重型工作母机制造厂等等。
通过这些工厂的建设，将使我国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现在，苏联设计专家已陆续到来，第1机械工业部和部属各专业局均已成立了工作组，由专人负责，分厂址选择、设计资料和产品方案等三个小组配合苏联专家进行工作，同时，部和各局又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专门从事翻译和其他技术等工作。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苏联专家正分赴各地帮助选择厂址，拟产品方案。

做好购粮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
分片包干教育农民支援工业建设
中共山西省襄垣县委，在09月底和10月间先后召开县、区、乡三级扩大干部会议，组织县、区干部深入到乡村，对全县六十八个乡支部进行了关于增s产节约和收购粮食等政策教育。
然后各乡支部发动党团宣传员，分片包干，对广大农民进行了增产节约和卖粮食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的宣传。
目前大部农民都已懂得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和支援工业就是支援自己的道理。
如五区段堡乡许多农民说：
人交心，树交根，工人农民心连心。
咱们为工人多增产粮食，工人为咱们多造水车、步犁和机器。
高顺坡许多农民说：
卖粮食给国家，死物变活宝，支援大建设，一来为国家，二来为自己。
全县广大农民掀起了卖粮食给国家，买农具，扩大再生产的热潮。
据五十一乡的统计，只小麦一项，农民就卖给国家十六万二千斤。
卖粮后，农民添买了牲口五百八十头，坏牲口换成好牲口的有七十七头；
添买了大小农具三百多件、大车四十五辆、胶皮车十五辆、轧花车十五辆，已初步为明年大生产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连治水）
通过党、团组织深入开展宣传
云南省华宁县甸尾乡在收购粮食工作中，通过共产党和青年团等各种组织，向农民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经过十天多的宣传，全乡百分之九十的农户都卖了粮食给国家。
今年，甸尾乡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战胜了旱灾、虫灾，全乡水田平均增产一成以上。
该乡生产工作组和中共乡支部书记在购粮工作中，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说明了国家收购粮食对支援工业建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当场就有七个党员表示要卖五千多斤粮食给国家。
接着，该乡又召开了青年团支部、乡村干部、农民协会等会议，并召开了中农座谈会。
会上通过回忆对比，向农民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说明国家收购粮食的意义及农民出卖粮食扩大再生产的好处。
准提庵村普朝云互助组，在座谈会上回忆对比了解放前后粮价大不相同等事实后，卖了四千九百多斤粮食给国家。
中农普家林经过参加中农座谈会，认识到只有国家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卖了一千三百斤粮食给国家。
全乡农民共卖出粮食二十一万四千多斤。
很多农民卖出粮食后订了生产计划，积极购买农具、马匹等，为明年生产作准备。
业务部门注意依靠党委领导
天津市郊区10月份收购粮食工作，超额完成了月计划。
10月份所以能超额完成月计划，重要的原因是天津市粮食公司郊区营业部领导干部明确认识了只有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才能很好地完成购粮任务，扭转了过去单纯依靠本部门直线领导，忽视争取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偏向。
党委也抓紧了对农民进行卖粮食给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因而农民售粮热情很高。
每天黎明，郊区的农民们就推着小车，赶着骡马，把粮食运到国家收购站去出卖。
葛沽、小站、咸水沽三个集镇的收购站，在10月26日一天，就收购粮食近百万斤。
阎家圈乡农业劳动模范高继山还提出，要把卖给国家的粮食，都晒干、扬净。
（韩岐山）
检查农村物资供应情况
为作好购粮期间的物资供应工作，中共黑龙江省青冈县委财经贸易部，在10月下旬对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的物资准备情况、销售情况等作了检查。
检查中发现，青冈县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虽然及时进行了物资准备工作，但有不少缺点。
首先是购销计划不完全切合人民的需要，以致有的商品脱销，有的商品积压。
如农民喜欢戴的好棉帽子、皮帽子数量很少，可是农民不愿意要的川鼠帽却有二千顶。
其次是进货慢，品种少，有些商品数量不够。
如农民换季需要的青色和蓝色的好斜纹布、哔叽、细布，因为数量不足，有的地方已发生脱销现象。
在销售方面，普遍有“你来我卖，不买货在”的思想，不积极为库存商品打开销路。
同时，“名牌货”思想还相当严重，不积极采购农民需要的地方工业产品。
经检查后，有关部门已开始追加进货计划，积极采购适合农民需要的商品，并将现有的冬季用品及时摆出来，和消费者见面，以满足农民卖粮后的需要。
（蒋文学）
摆设粮食样品，分等论价收购
四川省灌县粮食公司和合作社的干部，今年秋季开始购粮时，对验级标准有“宁低勿高”的思想，不少收购站把好粮等级评低了。
09月份，全县收购的粮食，评为上等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九五。
收购手续也很麻烦，农民卖一次粮要等半天，至少也得一两个钟头。
这就影响了农民的售粮情绪。
该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在10月初召开粮食部门、合作社购粮干部会议，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和作法。
会后，各收购站一般都把上、中、下等粮食的样品摆出来，和农民一起对照样品，确定粮食等级，因而正确地贯彻了“优等优价、分等论价”的价格政策。
全县10月上旬收购的粮食，评为上等的达百分之六点六五。
各收购站，同时简化了收购手续，普遍采用了“收购粮食流水作业法”，收购效率大为提高。
农民卖粮，一般只要五、六分钟就可拿到款子。
胥家乡收购组，创造了“五人收购流水作业法”，曾在十六分钟内完成了五十笔交易（从验级到付款），收购粮食三千余斤。
因此，农民都愿意把粮食卖给收购站。
各地购粮数量都比以前增加。
（陈玉谷等）
热情招待售粮农民
齐齐哈尔市郊区的农民，都怀着喜悦的心情，把粮食卖给国家，准备添车买马，扩大生产，增加收入。
目前，齐齐哈尔市天气已很冷了。
齐齐哈尔市粮食公司粮栈，为了很好地招待卖粮农民，在休息的地方，给农民准备了火炉、板凳和开水。
屋里烧得暖烘烘的，非常舒适。
农民们卸完粮食，都愿意在这里坐一会，彼此谈谈今年的生产情况和明年扩大生产的打算。
（吴大洲）

吸收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的意见
改进工程设计的质量
编者按：
设计质量的好坏，在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往往感觉得更加敏锐和深切。
为了改进设计的质量，设计部门应主动征求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的意见；
同时，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也应主动对设计提出意见，以帮助设计部门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谢犀照同志主动地对设计部门提出意见；
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对谢犀照同志的意见采取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并且已经采取了一些办法，主动搜集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对设计的意见。
这些做法都是很好的。
现在我们把谢犀照同志的来信和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的答复信一并发表于后，希望其他工程的设计部门、施工部门和使用单位也能这样做，以利于改进设计工作。
读者谢犀照的来信
抚顺矿务局土木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员谢犀照来信：
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公司设计的1953年标准家属宿舍，是有一定价值的。
它大大节省了设计力量，缩短了设计时间，图纸清晰，说明详尽。
然而，就我个人在施工中的体会，这个标准设计有着以下几个缺点：
第1，设计中经济核算思想贯彻得不够。
这个设计采用了天棚板，而天棚上没有任何荷重，主要作用不过是防寒及防止房屋上轻微的渗漏。
因此，天棚板完全可以用秫秸抹大泥来代替。
原设计的屋檐，砖檐敷出，年代一久就不稳固，而环墙一周，满铺钢筋混凝土版，需要用价值高昂的角钢。
砖斗拱（檐头砖）凸凹作栉齿形，抹灰困难，旷日费时，结果既不美观，又不经济。
此外，楼梯扶手、阳台栏杆的设计要用方铁，也是不易得到的材料。
衣柜胶合板门的门边，本来用单面板、用四公分乘五公分的方材就可以，但设计中用了双面板，并用四点五公分乘十公分的方材，这也是不必要的。
第2，在实用上还有不少问题。
整个房屋构造令人产生一种闭塞局促的感觉，缺乏明朗开放的气氛。
即使住在底层的人，如果从室外到他的寝室，首先要叩开大门，经过狭窄的楼梯间的门，再打开甬道的门，穿过黑暗的甬道，转弯抹角才能达到寝室的门口。
如果希望走廊光线充足一些，应该把厨房门改为半截玻璃门，多少要好一些。
厨房和便所是连在一起，如果一旦下水道发生故障，或水压不足，便所臭气便会直奔厨房；
而这种情况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首先使人精神上感到不快。
厨房不能直到室外，这就使清扫垃圾和煤粮油盐的运输增加了不少麻烦。
便所又没有小便处，且通风困难，非常黑暗。
第3，土木建筑设备设计与附属设备设计脱节。
例如二百七十一号剖面图没有画出暖气沟，也没有标出从什么地方剖，是纵剖还是横剖。
要是按图施工的话，地楞早就掉暖气沟里了。
又如五至九号剖面图及十至三十一号的立面图上，没有画出下水气塔在屋面的位置。
这就表明设计是有脱节现象的。
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的答复信
中央重工业部设计司来信：
谢犀照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部设计公司今年所设计的东北区标准宿舍，确实有很多地方未能很好地贯彻经济核算思想；
甚至有些地方是设计得不合理的。
例如：
甲型独身宿舍中楼梯过多，浪费了建筑面积和建筑材料。
在施工图和材料的采用上更有很多问题未经慎重考虑，以致造成了施工和使用上的困难。
为了深入检查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我部设计公司从08月中旬起，曾成立访问小组，去施工现场及使用单位搜集该公司今年所设计各项工程中的问题。
至目前为止，已搜集了很多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十分可贵的。
该公司并于05月份起重点派出工作小组常驻鞍钢工人村现场，将标准宿舍施工中所发现的设计问题及时通知各采用该设计图的单位，以便进行修改。
但由于我们的接触面有限，因此亟望各有关单位能如谢犀照同志一样，积极地对我部设计公司的设计多多提出意见，帮助我们改进今后的设计工作。
谢犀照同志所提出的厨房与厕所的位置问题，几年来我们曾一再研究。
由于修改后需要增大面积，增加走廊，影响投资额过大；
而这些缺点还不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就没有加以修改。
希望各方面也能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找出圆满的解决办法。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胜利完成今年建厂计划
新建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已在11月上旬胜利完成了今年度的建厂计划。
今年共已建筑面积四万多平方公尺，安装机器二百零八台。
今年施工的各项主要工程普遍提前完成了任务。
如暖汽安装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竣工。
工具厂、修配厂可以提前两个月，在11月下旬开始试车生产。
最大的刃具厂厂房原计划今年只上好钢房架和做好一部分屋面，而现在外部工程已基本结束，并开始了机器安装。
由于今年建厂计划完成得好，这个厂原来计划明年施工的量具厂房、办公大楼等十项工程已可提前在今年冬季开工。
因而整个工厂估计可以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建成，并投入生产。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我国第1个现代化的工具制造厂，它建成后的生产量将数十倍地大于我国现有工具厂的生产量。
这个厂今年建设计划的提前完成，是和伟大盟邦苏联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
1951年苏联就帮助我们设计了这个工厂，设计图纸的准确和完整，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今年05月间苏联专家们又亲自来厂帮助我们施工。
他们到09月份共提出一千二百六十六件宝贵建议，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并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如苏联专家帮助混凝土加工厂建立了蒸汽养生室，采取苏联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快速脱模作业法，并利用卷扬机、搅拌机、震动台、滚动器等机械制造法，使混凝土预制件加工效率提高了二十二倍。
苏联专家们天天深入现场检查和具体指导。
他们身体力行的忘我工作精神和科学的求实作风，大大鼓舞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新华社）

平度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应该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革命军人侯法岳来信：
山东省平度县民政科对人民来信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1952年08月，我向该科揭发该县李园区河洼村村干部捆打群众和军属的违法乱纪事实。
经先后与该科负责同志面谈三次，他答应马上调查处理。
我回部队后，村干部更施行报复，逼我六十多岁的父亲带病在深夜站岗打更。
因此，我就写信给县民政科，要求迅速处理。
可是，接连去了好多封信，总是不见回信。
在我不断催问下，直到今年02月，平度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才给我回信，表示保证立即进行调查处理，一旦处理完毕，即将结果告诉我。
但是，直到现在他们对这个问题仍旧没有处理。
我要求平度县民政科检查对待人民来信的错误态度，并迅速处理我所反映的问题。

海洋上的女驾驶
本报记者林 里
（续昨）
小裴成长在伟大的时代，在她看来：
人生就是欢乐和愉快，困难永远不存在。
然而当她真要到海洋上来掌舵、驾船的时候，她那颗年轻的心，就不免有些紧张，也不免有些异乎寻常的跳动。
小裴说：
“来新港以前，我没有见过海，也没有见过船，只是在参观淮河工地的时候，见过一次‘抓扬式’挖泥船。
我要学驾船，可是想像不出船是怎么个劲。
再说，我们是淮河上来的，到新港学习，人家教不教哩？
过去又听说老师傅们都很保守，因此还在半路上，我们八个人就商量着如何团结老师傅，如何把技术学好，回去为祖国服务……到新港一打听，人家这里那么多挖泥船，连一个女船员也没有。
人家教不教我这么一个女的？
顾虑更大了。
然而仔细一问，情况可真好极了。
老师傅们不光不保守，还主动地团结我们哩！
人家还说：
‘淮河工程，新港工程，都是伟大祖国的建设工程。
你们学会了技术，回去把淮河治好，我们也光荣！
’人家专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张队长——就是‘塘沽号’挖泥队的张庆元呵——还讲了话，说保证把他们懂得的技术，毫不保留地教给我们，人家这边的同志，可热情极啦！
“张队长很关心我们。
一下就把我分到三号船上。
你知道三号船吗？
这只船可真不简单。
船长，是‘塘沽号’挖泥船上技术最好的船长——就是你看见的那个穆成义啊！
正司机叫史金贵，那更不用说了，是天津市出名的模范小组的领导人，上北京见过毛主席；
我的师傅陈俊奎，又是这个船上最好的驾驶。
三号船在培养人材方面可真有办法。
塘沽新港这些挖泥船上，差不多都有从这里教出来的徒弟，并且好多当了领导人。
我被分配到这个船上，学习劲头就更大了……。
“头几天，我到各个船上参观了一下。
那些船上，都各有各的优点，又各有各的光荣，可是在我看来，那一个船也没有塘沽三号好——说船，船好使唤；
说人，人又和气，尽是青年。
真是什么都好。
要是逢年过节——就说头几天过国庆节吧！
船上挂起那么多红旗。
左一面红旗，右一面红旗，能插旗的地方，都插上了红旗。
这红旗，可不是一般的旗！
是奖旗。
每一面红旗，都代表着一件成绩。
我站在船头上一看，红旗上写的都是一等奖、超等奖。
光工程局奖的就有十二面。
可是，奖旗并没有挂完。
我真是越看越愿看，越看越觉着三号船好。
但我才到这只船上的时候，我睡不着，光听着机器轰隆。
你猜现在怎样呢？
现在机器不响我就不能睡觉。
机器一开动起来，睡得又甜又香。
半夜里，要是机器猛然一停，我就立时一惊，和其他船员一样非起来看看不行……。”
“你在学习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我问。
“困难！
有什么困难哩：
说船、船好；
说人，人好。
有什么困难呢？
不过开头倒遇见些问题。
比如来新港以前，我们的队长告诉我们：
‘你们去了新港，光学船只驾驶就行了，我们所缺乏的就是驾驶人员。
其他水手、机舱人员都不成问题。
’可是一到新港，这里的队长就告诉我们说：
‘要想在“吸扬式”挖泥船上当驾驶，必须从水手学起。
自己不当水手，将来就不能很好地指挥水手工作。
’一听这话，当时就有些同志思想波动了。
他们说，我们是来学驾驶的，为什么非从水手学起？
想不通。
我们的组长老巨，还专为这事开了个会。
我和杨超中——他是青年团员——首先表示同意从水手学起。
我俩都说：
‘自己不当水手，以后怎么指挥水手工作！
’这样一来，闹情绪的同志闹不起来了，我们开始学习了。
“我一上船，听同志们说要‘移锚’，什么叫‘锚’？
我根本不懂。
三号船上的同志们都很关心我。
他们见我什么也不懂，就劝我说：
‘小裴，你还是到机舱里，学管机器吧！
那个活比较轻巧，女同志也方便，水手可不容易呵！
’可是我想：
我来的任务就是学驾驶，怎么能找轻巧，图方便呢？
我知道同志们是从爱护我出发的，就说：
‘不，我不怕困难，还是当水手，学驾船。
’同志们同意了我的决心。
然而做重活总不叫我，我觉着这样下去不行，非争取主动不可。
于是我见他们撑橹、摇舢舨、移锚，我也去撑橹、摇舢舨、移锚。
他们往船上抬煤——一筐二百多斤重呀——我抢先争着抬。
不过，水手工作可真不容易。
一写出来，就有四、五十条。
你看看我的学习笔记吧！
整整三页纸都是水手责任’呀！
困难的是那些工具，零零碎碎一大堆，记也记不住。
没办法，我就在休息的时候，一件一件画下来，再请师傅们讲它的名称、用途……你看，这半个本子，都是工具形状、名称和用途。
然而最困难的还是摇舢舨。
头一回上去，三摇两晃就晕了，吐了……加上夜晚睡不着觉，我对自己怀疑了。
我自问着：
‘难道像我这么强壮的体格，也不能当船员吗？
’同志们见我闷闷不乐，都来安慰说：
‘初到船上的人，都要经过晕船、呕吐、睡不着觉的阶段，你不要怕，过两天就好了。
’我一听是老师傅们的话，大概没错。
我就又跟同志们一起去撑橹、摇舢舨、移锚。
说也奇怪，思想上一坚定，也就不晕、不吐，也睡着了。
如果说这是困难的话，那末，我都渡过了。
“还忘了告诉你，我还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哩！
正当我学习得带劲的时候，我得了盲肠炎。
这该死的盲肠炎，害得我两个礼拜不能学习。
真要把我活活的急死了。
你想想看，我们的学习时期，统共只有三个月，盲肠炎就占了两个礼拜，我怎么能不急哩！
要是学不会，可怎么回去呢？……开刀不久，我就要求出院。
大夫不允许。
第1个礼拜过后，我又要求出院。
大夫说：
‘出院可以，但不准上船，必须再保养一个礼拜。
’我怎么能等得及！
一出院，就跑到船上来了……我上了船，同志们立刻把我赶下去了。
他们说：
‘你走都走不动，脸涮白，刀口还没有长好，怎么能工作呢！
’他们连说带骂——像骂自己的孩子样，把我送到港上去了。
直到现在还不让我做重活哩！
“还应该告诉你另一件事：
割盲肠炎以前，上港歇班的一天傍晚，见了和我一块来学习的同志，当中有位姓胡的。
他忽然问我道：
‘小裴，你来新港学习，你知道咱们队上的人，对你是个什么样的看法吗？
’这句话问得我莫名其妙。
我想学习就是学习吧！
能有什么看法哩！
于是我说：
‘不知道。
’姓胡的接着说：
‘人家都说，小裴爱玩，孩子脾气，不愿费脑子。
别看她走得高兴，回来时有她难看的——人们断定你学不会。
’这一说可把我急坏了。
人们为什么这样看我，我想不出道理。
仔细一想：
也是啊！
来学习的八个同志，其中有三个是技术工人，在‘抓扬式’挖泥船上当过船长，他们有技术，学习起来当然容易。
其余四个同志，不是高中毕业，就是大学生。
人家学得也快。
只是我小裴，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又是个女的，怎么能赶得上人家哩！
这一想我慌了，我急了，闹情绪了。
可是反过来又想：
学会学不会，决定点在自己。
要是一闹情绪，那可就真学不会了。
再说，队里既然派我来，那就是相信我能学会……我决定不再想它，也决不再耍孩子脾气。
我要更努力地学习。
一定叫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们失败。”
×××　×××　×××
小裴下决心叫那些断定她学不会的人失败，她要胜利。
她果然胜利了。
她的师傅陈俊奎告诉我说：
小裴已经学会了驾驶。
挖软泥，像其他船员一样，能连续工作四点钟；
挖硬泥，能坚持一个小时。
往后慢慢锻炼，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一熟练起来，就是一个正式的驾驶人员了。
然而，小裴对自己很严格。
当陈俊奎说她“已经学会了”的时候，她谦虚、又诚恳地说：
“不行，还差得远呢！
挖泥、驾船是学会了。
要是机器一出毛病，可就傻眼了。
这两天，我正为这事发愁哩！
因为现在已经是10月了，再过一个月，这里就不能挖泥了，我们不能学习，就得回去了。
回去怎么办呢？
离开老师傅，机器出了毛病可怎么办呢？
写信请示吧：
又是一去一千多里，多会才能接到回信呢！
“我们八个人商量过，也和这里的张队长要求过，我们回去时，带上几个老师傅。
然而张队长却说：
‘小裴，你可得留在新港工作呢！
你是我们培养起来的第1个女驾驶，你走了我们这里又没有一个女的了。
’他这一说，使我立时想起来新港前我们队里的队长对我说的话。
他说：
‘小裴，你去学习是可以的，可不能不回来呀！
’这话又是当我动身临走时说的。
“我发愁回去怎么办？
可是又想：
我们淮河上的船，尽管也是‘吸扬式’的，但没有塘沽新港这些船的规模大，也没有这样复杂，操作比较容易。
新港的同志也说：
‘小裴，你在塘沽新港这些船上学会了驾驶，再到你们那些船上，就绝对不成问题。
’我的信心强了。
再说，我们那些‘吸扬式’挖泥船，全是在上海新造的，今年年底就交货。
我们回去以后，要先到上海，把那些‘吸扬式’挖泥船驾回淮河去！”
小裴的想像是美丽的。
她要以新中国第1名海上女驾驶的荣誉，去上海驾驶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1批挖泥船。
然后，她回到伟大的淮河工地，在那划时代的工程上，尽她一分应尽的力量。
她这美丽的想像，使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淮河治好以后，你还做什么呢？”
“我进学校，深造，学航海去呀。”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这种大胆而美妙的理想，在老一辈的人看来，也许觉得是荒唐可笑的。
然而在她来说是现实。
她坚决相信国家会培养她，她的理想会变成现实。
她能够由淮河工地的办公室里，走到祖国北方的海岸，那还有什么能阻挡得住她航行到海洋上去的理想呢？
（完）

让懂科学仪器的人来做检验、保管仪器的工作
——读者来访
北京航空学院谢希文同志在10月25日来访本报读者来信组，反映有些国营公司不妥善保管出售的科学仪器，使许多贵重仪器受到损伤。
谢希文同志说：
今年10月，北京航空学院从青岛五金机械公司买来九架显微镜，每架五千余万元，打开装箱后，发现有许多架显微镜的镜头被磨擦了，损坏了精密的程度。
其中有一架硬度试验机已经生了锈；
还有一架显微镜的厂牌更换了（价低一些），问该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把仪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回答：
“不知道。”
我们在北京百货公司青年服务部购买仪器，也发现同样的情形，譬如镜头原来是有套子的，现在变成用纸包扎了，镜头上尘土很多。
买到的镜头常常因类别混乱，买了回去配不上。
因此，我建议有关出售科学仪器的国营公司，应对仪器切实加以保管；
别让不懂科学仪器的人作检验保管等工作，免得仪器损伤，浪费国家的资财。

马鞍山铁厂改建工程加速进行
两座炼铁炉投入生产后第1批产品已运往上海
国营马鞍山铁厂改建炼铁炉的工程从今年06月正式施工以来，已有两个炼铁炉改建完成，并于09月和10月间先后出铁。
两个多月以前，马鞍山铁厂附近长江码头上还堆放着大批改建炼铁炉的器材，现在那里已堆放着大批品质良好的生铁了。
搬运工人们从早到晚紧张地工作着，第1批生铁已于10月27日运往上海。
从此，上海炼钢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就可从这个非常近便的原料供应基地源源得到生铁了；
原料运费减低，产品成本也可以降低了，这就为增产节约、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鞍山铁厂原有六座炼铁炉，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曾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又将主要设备和贵重零件抢劫一空，剩下来的只是几座残缺的炉壳和烟囱。
随着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开始，该厂在废墟上又重建起来。
在改建工程中，已将旧炉不合理和不适用的部分全部拆掉，改造了炉缸和炉腹，并安装了几十座高达十八公尺的热风炉。
改建工程全部完成后，该厂生铁产量将比日伪统治时期大大提高，目前已经出铁的两个炼铁炉的产量，已较日伪统治时期提高了两倍以上。
马鞍山铁厂改建工程，得到了各地工人的热烈支援。
华东钢铁公司派去了炼铁专家，太原、天津、石景山、本溪以及芜湖等地的钢铁厂都派去了大批工人，中共安徽省委输送去大批的县、区级干部，充实了领导机构。
参加改建工程的职工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加速祖国工业化，发挥了创造性与积极性。
七、08月间当地天气十分炎热，工人们全身淌着汗水，在热风炉内坚持工作。
混凝土工程队分三班日夜不停地工作，以最快速度提前七天半完成了热风炉的基础工程。
目前马鞍山铁厂已进入一面生产一面建设时期，该厂职工正为全部炼铁炉在年底以前改建完成投入生产而奋斗。
　（张振国）

美国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69战斗轰炸机中队驾驶员中尉威廉·勒·福恩斯的供词
我的名字是威廉·勒·福恩斯，美国空军中尉，军号AO—1862639，我于1928年12月01日生于肯塔基州的阿弗拉克斯，现住在弗吉尼亚州克利斯提安斯堡阿莱甘尼街二○八号。
我在得克萨斯州歇尔曼的培林空军基地受基本驾驶训练，在亚利桑那州詹德勒的威廉姆斯空军基地受高级驾驶训练。
1951年10月在威廉姆斯受完了驾驶员训练后，我被送去受射击训练。
我于1952年01月25日乘部队运输舰离开旧金山，约于1952年02月08日到达日本横滨，后即派至第136战斗轰炸机联队，该队现改番号为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
我在1952年08月06日执行第50次任务中被击落，我参加过五次投掷细菌弹任务。
1952年02月15日左右，我到大邱（K—2）时，我被派到第136战斗轰炸机大队的第111战斗轰炸机中队。
约一星期后，我和大队里其他一些新到人员应召去参加了几次会。
会中由科尔甘少校给我们作有关我们停留在朝鲜的各种情况的报告。
在K—2基地又过了两三天以后，我与登恩少尉、詹姆斯中尉、斯坦莱中尉、马哈菲少尉、克利兰德少尉、皮契少尉、帕姆格伦少尉及其他一些驾驶员一起被送往日本，因为离开参加训练队的训练还有一些日子。
我于03月01日左右到达板付。
第2天，我得到通知早晨要在戏院上课。
我与上述的驾驶员去到戏院，参加上课的约五十个人中间，我只认识我的朋友们。
讲课由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的施密特先生主持。
施密特先生在讲课开始时说，每人都不可泄露有关讲课的任何情报，甚至在我们自己中间亦不可在此室外谈论。
然后他继续谈到关于以前进行的细菌战的实验。
他说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关系，要找到散布疾病的最好的方法是困难的，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毕竟找到了几种疾病和方法。
关于这些疾病，我只记得白喉、疟疾、斑疹伤寒、伤寒、黄热病和霍乱。
关于方法，他说带菌昆虫炸弹是最有效的，这些昆虫是蚊子、苍蝇、蚂蚁和虱子。
他说朝鲜的军事形势可能有理由或需要使用这些武器以削弱敌人。
因为他们一经驻守山区，用普通武器实际上不能把他们逐出。
施密特先生随后谈到不同种类的细菌弹。
第1种为一千磅大小的，装有带菌昆虫的细菌弹。
从外表看，此种炸弹与一千磅普通炸弹完全相像。
五百磅型细菌弹与一千磅相似，但另有一种五百磅细菌弹为毒化水源弹。
此种炸弹与昆虫细菌弹构造相同，但内部装的不是带菌昆虫，而是一种溶液。
在细菌战讲课以后，施密特先生给我们上了化学战和原子战的课。
在原子战课末，放映了名为 “原子武器”的一场电影。
在板付上课以后，我回到了K—2基地。
在03月15日左右，训练队训练开始以前，我又和上述人员参加了科尔甘少校主持的一次细菌战的讲课。
他首先告诉我们指派给我们大队的细菌战任务，大队必须尽可能保持进行细菌战的充分准备，如有必要，全体出动。
他继又讲到F—84飞机如何参加进行细菌战。
以前大队的任务绝大部分是切断铁道，大队曾努力对铁路线保持不断的侦察监视，但修复的效率非常的大。
因此采用这一种计划，在每次出发执行任务时，必须有一个小队配备细菌弹，以延缓铁路线的修复。
携带此种炸弹，如在空中遇见意外，炸弹不得带返基地，应投入海中的“安全”地点。
浦项（K—3）以东十英里有一区域即专作此用。
我的第1次细菌战任务是在05月15日左右。
这次任务的简令同样的进行。
作战官告诉我们目标及任务种类，是切断新安州以北的铁路。
所携带的炸弹是两个一千磅普通炸弹。
去目标的路线是经由K—14、镇南浦，然后飞向目标。
这次任务有六个小队，由当时的第111中队、一五四中队、一八二中队各出二个小队。
威塞康帕上尉是我的小队领队，皮契少尉是成员之一。
作战官给予我们任务号码、起飞、发动引擎及到达目标之时间、载油量及其他必要的情报。
情报官、气象官和地面联络官接着进行他们的一般简令。
我的小队被留下作特殊简令。
此特殊简令由当时大队助理作战官埃兹中尉主持。
他作简令说，我们每机将携带两枚五百磅型细菌弹。
这次是切断铁路线的任务，我们应在最后到达目标上空，在目标临近之地投下细菌弹。
我们应于约五千英尺的高度投弹。
他告诉我们，如中途折回，应使用紧急投弹区。
威塞康帕上尉在飞行前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在高空盘旋，直至大队中最后一人离开目标后再进行投弹。
我们小队的炸弹是每机两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
我们约在十三时起飞，约十四时到达目标上空。
去目标时高度为二万五千英尺，我们小队将细菌弹于较一般为高之高度投下。
从目标回来的高度为三万英尺。
汇报中，小队领队报告细菌弹已投入目标。
我的第2次细菌战任务约在05月30日左右。
我们大队接受切断军隅里以北铁路线的简令。
执行此次任务的有四个小队，其中“D”队由亨特尔上尉、波洛克中尉、鲍林中尉和我组成。
授简令的作战官令“D”小队最后投弹和沿线向南侦察铁路线及军隅里城。
大队所携炸弹为五百磅普通炸弹， “D”小队每架飞机有两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
这次任务没有特别简令，因为关于细菌武器的简令是在正规简令中下达。
任务按简令执行，细菌弹于约五千英尺的高度投掷，汇报如常。
我的第3次细菌战任务约在06月01日左右。
大队受简令轰炸熙川以南清川江上的铁路桥梁。
参加此次任务的共有五个小队，由科尔甘少校领队，他同时又是“A”小队的领队，“A”小队其余人员为里根中尉、克利兰德少尉和我。
大队所带炸弹为五百磅普通炸弹，“A”小队每机带两枚细菌弹。
在传达中队简令时，科尔甘少校称“A”小队将在高空中盘旋，直到最后一队飞离目标。
我们并不横对河流进行投弹，而是与河流平行飞行，进行投弹，于靠近桥梁处投下我们的细菌弹，以污染水流。
我们约在十七时起飞，到达目标的时间约为十八时。
任务按照简令执行，我见到炸弹投入水中。
汇报如常，但提及曾发现米格飞机。
07月30日左右，在我的第4次细菌战任务中，大队受简令炸毁元山以南供给区。
该次任务有六个小队参加，其中“F”小队由萨利斯柏利中尉、登恩中尉、哈特中尉和我组成。
我的小队受简令最后进入目标区域上空。
我的小队的炸弹装载是每机两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
此次任务按简令执行。
汇报时，萨利斯柏利中尉报告细菌弹已投入目标地区。
我的第5次细菌战任务是在1952年08月06日。
依照简令，这次任务是破坏熙川以北跨越清川江的铁路桥梁。
这次任务有六个小队，其中“E”小队是萨利斯柏利中尉担任小队领队，我是他的僚机，夏雷上尉飞三号机，哈特中尉飞四号机。
我的小队每架飞机携带一枚五百磅型的细菌弹和一枚五百磅的普通炸弹。
去目标的路线是经由设在铁原的MR无线电台直达目标。
我们在十六时左右起飞，按简令规定航线飞向目标，未出事故。
当我们到达目标时，我的小队的三号机与四号机忽然不见了。
萨利斯柏利中尉和我在目标之北盘旋数周，以寻找三号机与四号机，但未成功。
在我们作投弹飞行前，其他五个小队已投弹返航。
萨利斯柏利中尉和我投了弹，然后升到目标上空盘旋，再度寻找三号机与四号机。
当该两人归队时，小队开始向南飞行。
刚刚离开目标，小队即受到米格飞机的攻击，我遂被击落。
我被俘以后，开始看到我所参加过的所加于和平人民的破坏。
我只见到一个城市——平壤，但当我看见时，我的心沉重了。
那个城市完全化为废墟，从工厂到医院，从住宅到教堂，没有一点余留。
我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同样的在破坏中遭受着痛苦。
当我看到这些，我感到羞耻和卑微。
我开始想并开始认识我对中朝人民做了些什么事。
我自愿和诚恳地揭露我犯过的这些罪过，并为每一件罪行而忏悔。
威廉·勒·福恩斯（签名）美国空军中尉军号AO—18626391952年08月27日
（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69战斗轰炸机中队驾驶员中尉威廉·勒·福恩斯正在作供词录音
（新华社稿）

图片
质量在哪里？
韦启美作
最近已经发现，有的工地在增产节约竞赛中，只顾追求进度，忽视了工程质量，这种错误做法是和增产节约竞赛精神背道而驰的。

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沙英
一、为什么国家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农村方面就是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那末，为什么对农业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呢？
目前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仍是小农经济占优势，即实行手工劳动的农民，像一片散沙似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使用畜力和古老的旧式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着个体生产。
这种落后的散漫的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和不能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的成就。
斯大林同志于1928年07月13日在列宁格勒党部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这样说过：
“小农经济究竟是什么？
它只有很少的商品经济，很小的收入，而有比较多的自然经济，只有百分之十二或十三作为商品。”
可是我们要实现国家工业化，随着国家工业的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对于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也就不断迅速增长，然而小农经济是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的。
同时工业的发展要求国内有广大的市场，但是小农经济的农民是很不富足的，他们的购买力是很低的，从这方面看小农经济亦是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对此，斯大林在“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曾指出：
“如果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便是工业发展底基础，因为农业是销售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与粮食底供给者，是出口货底来源，我们必须有出口货，才能输入机械以供国民经济的需要。
如果我们让农业仍停留在技术完全落后的状态中，不以农业基础保障工业，不改造农业，并且也不使它去接近工业，那末能不能推动工业前进呢？
决不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现代社会没有逐年增加的积累，便不能发展，而逐年增加的积累，又非有逐年的扩大再生产不可。
我们国家的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论发展着，因而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积累，它十分迅速地前进。
可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按照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的，它的大部分是不能逐年实现扩大再生产的。
可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工业与农业之间要有正确的对比关系，如果我们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难道可以加速推进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吗？
那是决不能够的。
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问题，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
这两种经济的亲密结合，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种结合，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
这不仅是因为农业给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粮食、原料和市场，工业给农民提供了工业品和改造农业的机器，所以需要工业和农业的结合。
而且作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两个直接对立和互相排斥的基础上：
即一方面是城市中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散漫的落后的小农经济。
如果这样，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就有破裂的危险，整个国民经济将来就有瓦解的01日。
斯大林同志1925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中如此指出：
“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由工业及农村经济的工作人员结成的生产消费组合。
如果工业的组合，与供给原料、粮食及消纳工业品的农村经济不发生密切的联系，如果工业与农村经济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个的国民经济，那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了。
因此，工业与农村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之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亦如此指出：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因此，为了适应国家工业的发展，就要把小农经济变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
可是，要把站在“十字路口”的小农经济变为巨大的农业，有两条道路可走：
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前一条道路是在农村培植资本主义，引起农民深刻的两极分化，除了少数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变为资产阶级以外，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将会陷于被剥削被奴役的贫困地位。
后一条道路是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结果，使小农户联合成为用新技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巨大集体农庄，使广大农民过着日益富足和文明的生活。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既不能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滞在小农经济上面，也不能让小农经济自发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应当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让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使农民摆脱贫穷大家富裕的唯一道路。
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把工农联盟安放在更巩固的经济基础之上。
同时应当特别指出，像我们这样小农经济占很大优势、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而且国家工业的发展又将十分迅速，小农经济的发展则十分缓慢，所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就具有更严重的意义，而且是一种极艰巨的任务。
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农业的唯一道路
既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需的，那末应当怎样进行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对劳动农民是不能剥夺的，只有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联合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
斯大林在“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制，特别是农业合作制，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从狭小个体农庄过渡到大规模共耕制生产联合，即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
这个指示对我们也是完全适用的。
远在十年之前，毛泽东同志在
“组织起来”的著名演讲中就已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同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还更具体地指示我们，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把现在的农民个人土地私有制，逐步地代之以土地集体所有制，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逐步改变所有制。
只有实行这种改造，才能在将来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并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以适应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和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生活。
农村是一个广大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
这就是说，如果对农村不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不时刻增加社会主义，听任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那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因此，提出“确保”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口号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说道：
“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对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改造。
因为我国是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农业人口有四万万七千万以上。
要在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完成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我国工业在短时期内还不能生产大批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而且农民的觉悟程度也还需要进行长期的教育才能逐步提高，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从小农经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根据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地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的机械化的集体农庄。
这种“逐步改造”的方针是绝不能动摇的。
否则，如果不是逐步地改造，便是急躁冒进；
如果不积极进行改造，便是放任自流。
现在各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随着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要求，而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和复杂的形式，但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
第1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的季节性的，一般地都是小型的。
第2种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1种形式较高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有一部分实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相结合；
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随后逐步地把劳动互助和提高技术相结合；
有某些技术的分工；
有的互助组并逐步地设置了一部分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
第3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称为土地合作社。
这种形式通常是在较好的互助合作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现在的高级形式。
这种形式除了包括和发挥了互助组共同劳动的积极性这一特点以外，而且加进了土地入股这一个重要的特点，从而能合理地统一使用生产资料（土地、牲畜、农具等），又能够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此而形成比较多样的分工，并能集合较多的资金投入于技术改革和农业的基本建设，这就使它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互助组所能达到的水准，从而能够进一步地向着富裕的生活方面发展。
不过这还是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用土地入股同样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并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退股。
我们互助合作运动应当采取的步骤，一般地说，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完全根据农民的自愿。
这就是说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
进一步组织和引导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
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建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的生产和富裕的生活。
这就是说，循序前进，逐步过渡，而且又要一贯到底。
当然，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
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具体的曲折道路上前进的，决不能企图用一种抽象的公式去机械地硬套。
同时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时，我们也要打破一种认为新解放区一定发展得慢的观念，其实在具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新解放区，如自然条件好，人口比较集中，群众文化水平较高，特别是地方干部强，能正确地掌握政策等等，某些新解放区是可能超过某些老解放区的。
在目前条件下，领导互助合作运动，除了努力发展、巩固和提高互助组以外，还要大力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
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和将要成为改造农业的主要形式。
因为它“方向好，增产高，收入多”，对农民起着一种旗帜的作用，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所以必须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加以发展，而且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如果办坏了，既浪费农民的精力，少打粮食，而且政治影响很坏，对国家对农民都是不利的。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做到数量多，质量高和不出废品，那才是健康地发展。
此外，我们还要有计划地举办若干机耕和半机耕的国营农场和一些农业试验场性质的国营农场，一方面用改进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式农具这种现代化农场的优越性的范例，教育全体农民；
另方面，按照可能的条件，给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
同时，在农民完全同意和有适当经济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至于单干的农民，我们也要以满腔的热情去照顾和帮助他们，耐心地教育他们，绝不能对他们加以歧视和讥笑，绝不能粗暴地挫伤他们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
也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总之，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道路，也是今后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中心工作，我们党一定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三、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有很大的成绩。
有许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创造了高额的生产纪录，无可怀疑地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例如根据华北和东北四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的统计，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互助组百分之十六点四，超过当地单干户农民百分之三十九点二，其中有的超过单干农民一倍以上。
再如山西省双峰村（丰产典型村）1952年比1951年的增产统计：
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十一户农民，比1951年增产百分之六十；
互助联队二十二户，增产百分之三十一；
互助组五个组，增产百分之二十三；
单干户六户，只增产百分之零点二六。
再如沈阳市郊高坎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年来粮食产量增加一倍，从前平均一垧地产五千斤高粱，而今年的产量达一万斤。
总之，长时期的经验证明，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要领导正确，是群众真正自愿参加的，并有合理的经营，其产量与收入都比单干农民为高；
而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比互助组为高。
在生产上所谓“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已成为群众性的结论。
因此，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从而逐渐扩展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户年年都在增加。
在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农民总户数百分之十；
到1951年即增至百分之二十；
到1952年，在新解放区达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老解放区达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到1952年，全国已有各种互助组八百三十余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千六百六十三个，国营农场二千二百十九个（其中机械化农场五十二个）。
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不仅是数量有了增加，而且质量有了提高，许多农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并对农村中的许多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这就是说，今天在我国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已经是一支广大而雄强的劳动大军了。
因此，凡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人，要是看不见这种伟大的力量，不把希望寄托于此，那一定要犯极为严重的错误。
虽然我们互助合作运动有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也不能否认，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曾发生过错误的倾向。
例如在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老解放区的某些地方，为了稳定当时中农的动荡的生产情绪，曾片面地鼓励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小农经济中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任其泛滥发展，轻视或放松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因而
一度产生了自流主义倾向。
又如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不少地区在发展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方面，发生了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急躁冒进倾向。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曾如此指出：
“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
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达到社会主义。
这些是‘左’倾的错误的思想。”
党中央及时对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作了批判。
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正确地估计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
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有共同劳动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
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
就农民以土地入股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根据这两方面的性质，说明了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起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即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还只是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
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在于恰当地估计三种互助合作形式的两方面的性质，从而谨慎地又是积极地在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它们前进。
忽视了上述两方面性质的任何一面，都不免要发生错误。
例如忽视了它的合作的性质这一方面，就必然表现为落在生活后面的尾巴主义，实行放任自流的领导方法，这势必使互助合作运动陷于消沉和瓦解，或使互助组和合作社内部滋长资本主义的倾向。
又例如忽视它的私有性质，就必然表现为超越生活条件可能性的冒险主义，产生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企图“拔苗助长”，例如，“强迫编组”、“全面编组”等等，这势必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而且容易伤害联合中农的政策，使运动不能巩固，而在碰到困难之后，又容易走入放任自流的另一个极端。
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领导方法，都是阻碍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运动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既反对右的自流倾向，也反对“左”的冒进倾向，坚决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并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这样才能使合作互助运动获得健康发展。
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说道：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严重事情。
不可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
可是，也不可跑得太前，因为跑得太前，就是丧失群众而自陷于孤立地位。
谁愿意领导运动，同时又愿意保持自己与千百万群众的联系，那他就应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既反对落在后面的分子，又反对跑得太前的分子。”
四、对农民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
在过渡时期中，为了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党对农民的教育工作，以改造农民的思想，乃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几年来，我们党都很重视这项工作。
特别是在农村整党期间对农村党员进行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远景教育，对提高农村党员和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伟大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
这就是说，我们在农村中要向各级干部、全体党员和所有的农民大力宣传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宣传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使所有的农民都懂得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旧两条道路，都懂得我们国家的远景和自己的前途；
都懂得国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
这样才能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我们能把国家工业化的好处，特别是工业化对农民的利益讲清楚，就能激发农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踊跃地把粮食按照合理价格卖给国家。
如果我们能把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把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给农民讲清楚，就能鼓舞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情，愿意和工人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小农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说过：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论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对私有财产有直接的关心，同时由于农民在生产上的分散性和落后性所产生的保守心理与传统习惯，自发地趋向于资本主义的旧道路，他们对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熟悉的。
因此，这种心理的改变不是很容易的。
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劳动者，他们关心如何摆脱地主和富农的剥削，关心如何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境地，这就使他们能够接近工人阶级和接受社会主义，能够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
特别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对革命有了很大的功劳，一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利益，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因此，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欢欣鼓舞地拥护，只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并做好其他各种农村工作，他们是会按照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也定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对他们自己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否则，如果我们忽视了或减弱了农村的政治工作，有些农民便会忘记了共产党领导他们得到土地和改善了生活的一切好处，看不清国家和自己更美好的前途，而自发地走向旧的道路。
过去我们在对农民进行教育工作这方面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例如有的地方曾有一个时期不敢宣传社会主义，怕增加农民的思想顾虑，怕影响生产情绪。
这显然是放弃了党在农村中的思想领导，结果致使许多农民都不知道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是什么，少数农民只顾自己“冒尖”发财，甚至有些党员也雇工、放高利贷和不参加互助组，盲目地向资本主义发展。
再例如有的地方在宣传社会主义时很不认真，把社会主义庸俗化，只讲享受不讲生产，只讲将来不讲现在，有的甚至胡乱地讲解，说社会主义就是“归大堆”、“吃大锅饭”等等，这就造成农民的思想混乱，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我们对农民要大大宣传社会主义，一定要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避免重复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正确地宣传，不能随便歪曲。
为此，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各级干部和党员，首先要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好好地进行学习，只有自己真正弄通了，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宣传，带领全体爱国的农民前进。
同时我们应当指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乃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性急不得，强迫不得。
列宁曾说过，要教育农民改变其思想和习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一二十年的时间。
如果有人认为：
只要对农民开几个会，作几个报告，再组织几次讨论就行了。
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事实证明来相信一件事情的。
所以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必须按照自愿原则，用说服教育、用表彰和证明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
因此，我们在对农民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定要用耐心说服的方法，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来启发他们的自觉性，使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实际体验去认识党的号召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按照这些号召和政策积极行动起来。
例如当我们宣传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时，我们一定要把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真正比单干户多打粮食，确实增加了组员和社会的收入，这才能为群众所相信所欢迎，这才能给予农民以最有力的集体主义教育，这才能动员农民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

从攻击、嘲骂到“训诫”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江南报道：
美国宣传机器最近对担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印度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
它们竭力把目前解释工作由于美方指挥李、蒋特务进行阻挠破坏而陷于停顿的情况，硬说成是朝中方面故意拖延解释，和印度为难；
同时它们又狂妄地训诫印度，要印度接受所谓“朝鲜的教训”，改变它的中立政策。
甚至美军远东总司令赫尔也在13日公开宣称，他和美军第8军军长泰勒认为，解释工作已使印度人上了一堂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好的课”。
美国宣传机器和政府官员对印度的这种“训诫”，显然是对作为中立国家的印度的一种侮辱。
美国现在正在把臭名远扬的麦卡锡主义应用到国际关系上来。
这种“国际麦卡锡主义”把任何一个不愿意为美国侵略政策服务的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并且对它肆无忌惮地进行威胁和恐吓。
由于印度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担任主席职位，美国认为如果印度保持中立，将使美国破坏解释工作的阴谋的实现遭到困难。
因此从战俘移交给印度看管部队时起，杜勒斯以及美方御用的全部宣传机器，就对印度发动最恶毒的攻击和嘲骂。
在这种无端的攻击和嘲骂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之后，美国的宣传机器和官员们就对印度改用了“训诫”的口吻。
但是无论嘲骂也好，“训诫”也好，唯一目的就是不许印度保持中立，企图强迫印度跟着美国走，成为美国侵略战争政策的工具。
美国这种把印度看成可以随意教训的附庸的态度，显然是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所不能忍受的。
“印度时报”在11月13日发表的社论，反映了印度广泛阶层的愤慨情绪。
社论说， “姑且不论对联合国特务不利的许多证据，也可以大胆指责：
联合国方面有些不负责任的分子一直在大肆活动，以影响战俘使他们不愿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度拒绝相信战俘交换工作之所以缓慢是完全由于共方的执拗，这是不能够怪印度的……谁要是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新德里可以说是个自己哄自己的被人利用的工具，他不仅是看错了事实，而且这样一来，还减少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使命胜利完成的机会。”
美国这种教训印度的态度，也表明美国不承认有什么国际法规和道义原则。
它认为真正的中立国是没有的。
自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到了东场里以来，美国就天天教训中遣会的几个国家，这个要站在这一边，那个要站在那一边。
它不但自己不执行国际法规和道义原则，而且不许中立国执行国际法规和道义原则。
它对中遣会某些委员施用种种压力，要它们在许多问题上背弃“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解释和访问工作细则”，从而达到它破坏和阻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的目的。
美国教训印度，也就是企图使印度成为站在美国一边的中立国。
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美国现在竭力阻挠朝鲜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解决。
据国际新闻社记者希马夫15日透露，美国可能要求让印度以美国方面选择的中立国的身分参加政治会议。
但是人们明明记得，美国前不久还要印度以朝中方面选择的中立国身分来参加政治会议。
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印度忽然又可以变成是“美国方面的选择”了呢？
和美国这种蔑视和否定中立国的态度相反，朝中方面始终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和道义原则，而且认为中立国是能够执行这些国际法规和道义原则的。
朝中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严正坚定的立场，以及对中立国家的尊重和对它们在执行任务中所遭遇的困难的同情与谅解，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取得协议
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头两项议程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公报如下：
11月16日，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举行第13次会议。
按照双方代表14日会议批准的关于议程与讨论方法的协议，双方应首先决定组成小组委员会及各小组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的议程项目。
但美方代表迪安在16日发言时，竟越过此种程序，在小组委员会尚未成立前，即迳直进入了实质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黄华先生指出：
美方此举与双方协议的程序不符。
美方代表始中断了关于实质问题的发言。
然后，经双方协议：
由双方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讨论第1项议程，即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与地点问题；
同时，由双方代表指定人员成立另一小组委员会，讨论第2项议程，即政治会议的时间问题。
两个小组委员会均将于明日上午十一时开会，同时进行讨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奇石福先生特别指出：
双方关于政治会议的成员、地点及时间问题的建议，均应在明日小组委员会上正式开始讨论。
会议至此休会。

匈牙利减低日用品零售价格后销售额大增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讯：
匈牙利自09月初实行减低食品和日用品零售价格以来，贸易额已大大增加了。
今年09月，国营公司零售贸易的流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合作社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衣服、无线电收音机、自行车、家具、缝纫机等特别畅销。
例如，今年09月缝纫机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自行车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点四强。
劳动农民购买小型农业机械和农具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半。
他们对于建筑材料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了。
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商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匈牙利的贸易网正在不断扩大，商品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最近布达佩斯和各大城市已开设了许多百货商店和专业商店。
煤矿地区中还设立了许多专门为矿工服务的商店。

我归来人员揭露特务残杀战俘的新血案

【新华社开城14日电】
今天自三十四号营场遣返归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金容植在板门店向中立国人员揭露：
几天以前，一个朝鲜籍战俘在企图逃出铁丝网要求回家时被追上去的特务打死了。
这个新的血案再次表明：
美方特务蔑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用凶杀来阻止战俘遣返，已经到了极端猖狂的地步。
金容植说：
“本月10日早上四点钟，我和金昌福一同逃跑，他的动作慢了些，在第2道铁丝网前，被特务追上用石头、木棒乱打，特务又用刀子在他背上戳了几个窟窿，他负了重伤，流血过多死去。”
到现在为止，东场里营场内李蒋特务为了阻止战俘要求遣返用各种方法杀害的我方被俘人员已经获悉的就有十三个人。
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某些委员却以所谓“人道”的理由来反对对战俘营中的恐怖统治者、杀人犯采取有效的措施。
与金容植一起归来的金福善和李钟仁一致揭露：
G营区李匪特务准备把“可疑分子”送到已经听过解释的营场以剥夺战俘听解释和申请遣返的机会。
在第48号营场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听过解释以后，G营区的李匪特务头子文重浩曾召集所属八个营场的“大队长”开会，文重浩在会上指示各大队去调查“思想动摇分子”，把他们送到第48号营场。
原在第49号营场的金福善说：
“我曾听到特务分子透露，他们已经决定了一批要送去的人。
我就是因害怕自己被送走，永远得不到听解释的机会，才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申请遣返的。”
金福善和自第51号营场归来的李钟仁都说，在解释工作继续陷于停顿的时候，特务对战俘的恐怖统治已日益加强。
每夜，特务分子用酷刑拷打想遣返的人，逼他们供出其他想遣返的人，再给他们刺字，强迫他们写血书拒绝遣返。
第51号营场的大队长曾亲自恫吓过李钟仁和另四个被俘人员说：
“如果不放弃遣返，就杀死你们！”
上星期六，特务用收音机收到了汉城的指示，李钟仁怕又有新的恐怖行动，便连夜逃了出来。
金福善说，四十九号营场的特务分子为了防止战俘逃出来，便剪开几处里面的铁丝网，如发觉有人翻出铁丝网，特务们就可以立刻从这些缺口追出去把他抓回来。
因此金福善不敢爬铁丝网出来，而是假称出来看病向印度部队要求遣返的。
今天上午十一时回到板门店的这三位归来人员，使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场要求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八十四人。
这完全揭穿了美方制造的战俘“宁愿自杀也不愿遣返”的谎言。

波兰减低食品和工业品零售价格
劳动人民在一年中能得到四十五亿兹罗提的好处
【新华社16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讯：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在14日发布了关于减低一部分食品、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和一部分公营社会服务事业的收费的决定。
减价自11月15日起实行。
根据决定，这次减价的食品和工业品共有五十四大类。
在食品方面，各色面包平均减低百分之七到十二，糖和糖果平均减低百分之十到十三点五，水果制品平均减低百分之十五，蔬菜制品平均减低百分之二十五，鱼和鱼制品减低百分之五到二十五，肉类罐头和野味罐头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二点五。
重要日用工业品的减价情形如下：
肥皂百分之十到二十，煤百分之十，纺织品百分之十到三十，衣服平均百分之十，针织品百分之十，鞋类百分之十到十五，家具百分之十到十五，化妆品百分之十到二十五。
工业品中减价特别多的是各种农业机器，例如收割机减低百分之四十，马拉割草机减低百分之三十，播种机减低百分之四十等等。
餐厅的饮料和食品的价格以及缝衣、补衣、补鞋等公营社会服务事业的收费，也相应减低。
波兰这次减价将使劳动人民在一年中得益四十五亿兹罗提（波币名）。
如果算上某些带有季节性的货物减价，劳动人民一年中可得益五十四亿兹罗提。

美国空军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51战斗截击机大队第1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少尉却利斯·尤金·史托尔的供词
我参加了美国空军所进行的细菌战
我是却利斯·尤金·史托尔，生于1928年09月28日，美国空军少尉。
我的家住在俄亥俄州一个小农庄，鲍尔丁城的大街北端。
我于1949年08月15日进入得克萨斯州培林空军基地的航空军校，而于1950年10月28日在亚利桑那州的威廉姆斯空军基地作为一个少尉毕业了。
毕业以后，我被指派到奥哈尔空军基地的第142战斗截击机联队第62战斗截击机中队，我在那里驾驶F—86型飞机。
我在这个基地一直呆到1951年10月28日才被派遣出国，到朝鲜的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
我于1951年11月20日到达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驻地水原。
1952年01月07日在北朝鲜顺川被米格机击落。
自1951年12月24日到1952年01月07日之间，我在朝鲜共飞行六次战斗任务，其中有一次是细菌战最初试验的一部分。
下面我要描述这次任务和有关这次任务的讲课。
这就是美国空军在朝鲜疯狂进行细菌战中我所参加的一部分。
1951年12月27日左右，我与其他十九个人参加了将要在那一天飞行的任务简令。
大队简令后，小队长在小队简令时，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特殊任务，在这次任务中我们要带“试验油箱”。
然后，他着重提出燃料的消耗量问题，因为我们在油箱里将没有额外的燃料。
他还简令我们，只有根据他的命令才可投掷油箱。
我们那天要飞行的航线是从水原出发，出海然后北经新安州，转入海岸线内沿清川江而上，归航就按原航线折回。
显然，小队长早晓得我们要在新安州附近的军隅里供给区投掷我们的“试验油箱”。
虽然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但我毫不在意，认为只是对我们的油箱作一次试验。
我们一般的习惯是在发动引擎前彻底检查一下飞机，可是这天下午我迟到了，所以只跑到飞机四周大略地检查了一下。
当我爬进驾驶座舱时，我问机务长是否一切都妥当了。
他回答说是的，因而我就在负责接手这架飞机的表格上签了字。
我们于十三时起飞，沿简令中所述的航线飞行。
当我们刚飞过海岸到达新安州上空时，有人发现了米格飞机，小队长告诉我们丢掉所有的油箱
（每架飞机两个）。
所有这些油箱都投在新安州附近，小队长接着向米格射击了一次就走开，以后就未再发现米格飞机，这样我们就回到基地，着陆时还剩有五十加仑燃料。
晚饭之前，当我在俱乐部喝完啤酒正走去站队吃晚餐时，我听见马胡林上校对一些人谈到那天下午在油箱中携带昆虫的事，但当时我还没有去想它。
当我看见我的中队长孔斯少校时，我问他为什么我们在那天下午带了“试验油箱”。
他回答说，这仅是为了试验我们的油箱。
在圣诞节或圣诞节前，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里来了一些少校至上校级的军官。
这些人员的悄悄驾临是奇怪的，而似乎没有人清楚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在圣诞节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执行过 “试验油箱”任务，因此对来到的这些人员的反应仅仅是一种愤慨，因为假如他们要飞行，那么名单上有些尉官得挤下来，这样就会延长我们完成一百次任务的时间了。
这些人员在联队里没有派定工作，后来我发现至少有一个或者恐怕全部都与细菌战有关。
在这些人员中，我只知道两个人的名字，即谢菲尔少校及马胡林上校，这些人是从美国取道日本飞来朝鲜的。
1952年01月02日，那时在水原的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联队长加布里斯基上校，向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全体人员上了一堂关于军事纪律的课。
这课是在早晨上的，其目的是在制止关于在试验油箱中携带细菌的谈论。
这课以后，联队副官库克上尉宣读了战争条例第104款。
加布里斯基上校在谈话中说明了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即使你也许不明白这些命令甚或不同意这些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由比你了解问题更深的人发布的。
这种想法就意味着军事纪律，但是我认为就是这种想法才使你盲目地服从任何命令，而对其后果不加任何考虑。
接着在1952年01月03日刚吃过午饭后，马胡林上校在大队简令室，对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全部驾驶员六十至七十人作了一次演讲，时间约有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
我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到简令室约五分钟，我进入简令室坐下来等候上课开始。
十三时，我们全体起立，马胡林上校自我介绍说：
“我是马胡林上校，是在圣诞节前后来到的新人员之一，我将在这里呆几个月，取得一些战斗经验带回去。”
这就是他在1952年01月03日与04日两次讲课上的自我介绍。
他的演讲以用“剧烈措施”一语为特色。
全篇讲话都是为使用或采取这些“剧烈措施”作辩解。
在演说中，马胡林上校用了三十分钟，甚至还要多一些，来作这些解释。
他说：
“由于为实现停火而加紧努力的三十天已经没有结果地过去了，战争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除非我们采取某种‘剧烈措施’来终止战争。”
他说：
“剧烈措施”，“将制止中朝方面正在组织中的春季攻势。”
然后他说：
“我所谈到的‘剧烈措施’就是进行细菌战。”
“这种性质的试验已由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于1951年12月27日左右执行过了。
那次试验细菌油箱据说是投在清川江上的新安州附近的军隅里供给区，以破坏敌方的补给站的。”
他讲这段话的时候，简令室沉静得使人难受，虽然外表上没有流露出来，但每个人都以“现在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的表情面面相觑。
即使下课后，没有人和我谈到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大家在所有的谈话中都故意避免提到这个问题。
讲过这段话以后，他继续解释已经执行过的这些实验是为了制止供应的集结及部队的集中。
这就是他上面所提到的所谓组织春季攻势。
然后他又开始重复他关于使用“剧烈措施”这一套议论。
他说：
“剧烈措施”对于制止更大量的美国生命损失是必要的，他仍然企图寻个重大藉口为这种科学魔怪的使用作辩解。
马胡林上校似乎是设法使他自己相信自己的论调而说着话。
在散课前，他对我们说：
“把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谈到的东西，都留在这里吧！”
1952年01月04日，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驾驶员和地勤人员都被召集到基地戏院去。
在那里，一个少校（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向我们讲了关于细菌油箱的构造及使用法。
马胡林上校也重复了他的“剧烈措施”的讲话。
他告诉我们说，在朝鲜的其他联队也正在进行细菌战，我们所携带的细菌中有：
斑疹伤寒、伤寒、霍乱和鼠疫。
这讲课是在早晨进行的，约有六十到七十个驾驶员和约一百三十个地勤人员参加了这次讲课。
马胡林上校是个高而瘦长的个子，年约三十，是个很年青的上校。
我第1次看见他是在圣诞节。
当时我问我的朋友，这个新上校是谁。
他们告诉我说是马胡林上校，并叙述了我在前面已提过的新人物的到来。
马胡林上校的声音粗大，并很自夸。
当我在圣诞节看见他时，他说：
“你们这班人根本就不知道怎样驾驶这种飞机，等着瞧我开始飞行作战吧。”
这句话使我几个尉官朋友都感到很不舒服。
这就是我参加美国空军所进行的非人道的疯狂细菌战的一分。
我罪大已极，在认罪时，我唯一的希望是允许我悔过自新，过一种为人民而不是反人民的生活。
在这种悔过自新当中，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有责任向美国人民证明美军在朝鲜正在进行细菌战。
我恳求美国人民判定这种科学败类为非法。
却利斯·尤金·史托尔（签名）
美国空军少尉
军号AO—1911688
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16战斗截击机中队
1952年07月18日
（新华社）（附图片）
美国空军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第51战斗截击机大队第1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少尉却利斯·尤金·史托尔正在作供词录音。
（新华社稿）

美方特务控制下的战俘营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缩影
李高
不久以前，英国名记者德里克·卡东出版了一本描写美国的书——“1953年的美国”。
在这本书里，作者谈到了充满美国的反共叫嚣、特务恐怖和酷刑凶杀等情况之后说：
“美国的一亿六千万人，已成为通过世界上最复杂、最有效的‘文化’工具的媒介而进行有系统的败坏风气与禽兽化的对象。”
作者特别指出：
这样“禽兽化”的结果，“在朝鲜的战俘营中一再进行的屠杀事件上，有了直接和可怖的表现。
巨济岛与蜂岩岛事件，是和（美国的）教室、滑稽画以及无线电与电视有直接联系的。
和在纳粹德国一样，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所要求的罪行，是需要由一种具有特殊兽性、麻木不仁与神经失常的人来做的。”
这位英国记者的判断是切中“美国生活方式”的实质的。
最近朝鲜东场里战俘营内所发生的事件，同样可以证明。
东场里战俘营虽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看管之下，美方特务对战俘还在继续干着酷刑、谋杀、割肉、碎尸甚至挖吃活人心肝等罪行，这种罪行是只能由美国式的、禽兽化了的、具有特殊兽性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
把人变成禽兽，从而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无恶不作的特务，这是当代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正确地说是美国反动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最显著的一种特征。
不信，翻开美国报纸就可以找到“例证”。
请读一读1947年06月06日美国“生活”杂志的这一段记载吧：
“……一清早，一群企图用私刑的暴民，开着汽车，把爱尔（一个无故被捕的黑人青年）从附近辟根斯地方的监狱里提出来，打他，踢他，用猎枪的枪柄重击他，然后猛刺他五下，从他的臂部挖出一大块肉，然后用猎枪轰击三响，把他的头部的一大半轰掉了。”
这不正是和张子龙事件一样样的吗？
在美国，这种残杀黑人的事件是有法律“保障”的。
杀人犯随身带有三K党、警察和美国各种特务组织的护身符。
“生活”杂志说，上述杀人案的全体凶犯都被法庭宣判“无罪”，他们事后还公开置酒相贺。
这不正是和今天那些反对对特务采取有效措施以纵容、鼓励特务在战俘营中任意杀人的人们一模一样吗？
美国反动统治阶级对于酷刑残杀是十分嘉许的。
他们通过泛滥美国的报纸、杂志、电影、广播以至街头“滑稽画”来无孔不入地传播这种“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式的“人道主义”。
卡东在“1953年的美国”这本书中引用几项美国统计说：
洛杉矶的儿童每星期可以从电视中看到二百二十八次杀人事件和三百五十七次谋杀未遂案。
在流行美国街头的九十二种“滑稽画”中，详细描写了二百十八项大罪行和十四种杀人方法。
在这种美国“通俗读物”里，挖掉“共产党人”的眼睛，被描写为典型的“美国人”的英雄行为。
一个美国“滑稽画”专家说：
“除去少数例外，美国每一个在一九
二八年已达六岁的人，到现在至少已经由滑稽画中看到一万八千种关于殴打、放枪、绞杀、血肉横飞、酷刑处死的图画。”
这种“美国生活方式”和美
国特有的“人道主义”，现在已通过美国“陆军心
理作战局”和东京美军总部的C·I·E特务机关
的刽子手和他们的徒子徒孙——李、蒋特务，通过从美方的“医院”、“垃圾车”以及从粮食口袋中
送到战俘营中的收发报机所传达的直接指示，一项
一项地在东场里战俘营表演出来了。
在这样的屠场似的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还有什么“自由”呢？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将军说，东场里战俘营中“充满阴郁和恐怖的气氛”。
这种气氛也是能够从美国找到根据的。
今年春天，纽约的资产阶级报纸记者在访问了七十二个美国大学和学院后报道说，钉梢和恐怖气氛笼罩这些学校，在那里，“和平”、“自由”、“自由主义”等等都已成为忌讳的字眼。
美国“民族”周刊描写美国居民的心境说：
“和人来往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会无意之间发了些牢骚，会给邻居报告给秘密警察。”
这种美国式的“自由”今天是集中地反映在东场里的战俘营中。
冒死逃出了美方特务控制的朝中战俘控诉：
战俘们在营场中，“遣返”、“祖国”这一类名词都成了忌讳的字眼。
特务们甚至禁止战俘提到“大前门牌香烟”和使用“1953年”年号，因为这是中国通用的。
战俘们晚上起来大小便，身后都有特务跟着。
渴望遣返的战俘在睡觉时要用被子蒙住头，因为恐怕讲梦话泄露了内心怀念祖国的意愿，被特务听到而变成张子龙第2。
麦卡锡、杜勒斯之流用以蒙蔽美国人民耳目的焚书手段，也搬用到战俘营中来了。
特务们不仅焚毁朝中方面通过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给战俘的文告，而且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发给战俘的公告信也成捆地烧掉了。
他们甚至捣毁了营场中的扩音器，使战俘除了听到特务的恐吓、欺骗言词之外，完全与世隔绝。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的发言人屡次证实：
朝中战俘除了冒着被特务杀害和被看守兵枪击的危险爬出四层铁丝网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于在营场中申请遣返或发表要求遣返的意见。
但事实不止于此，战俘们在营场中不仅失去了“言论自由”，而且连“不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了。
特务们强迫他们整天在营场内唱反动歌曲，叫反动口号，甚至到了解释帐篷内，还必须喃喃不绝地喊念特务们编好了的词句。
不然，就要依“连保”办法把他处死，而且殃及他的同伴。
谈到“言论自由”，人们不禁记起了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的名言。
马克·吐温说：
在美国，“只有死人才有言论自由，只有死人才能诉说真理”。
但现在美方特务控制下的战俘营内，死人也不能 “诉说真理”了，因为特务们把战俘杀死以后，还要把死尸剁碎、烧成灰，连骨灰也放在水沟里冲走。
当两万多朝中被俘人员遭受美方特务这样地残杀迫害的时候，美国的将军、政客们却在那儿喊叫让战俘“自由选择”。
战俘“选择”什么呢？
或者
“选择”张子龙所走过的路，被特务杀死、剁碎、烧成灰；
或者被美方强制扣留下来，终生与家乡骨肉分离，而去充当美李蒋匪帮奴役下的炮灰。
对这种惨绝人寰的阴谋，美国的宣传机器正在洋洋得意地称之为“心理战”的“胜利”，而且还有像中立国瑞士代表那样的人为的帮腔。
但是，全世界善良的人却在东场里看到了一个真理。
人们不仅从这儿看到了美国的“心理战”是什么，而且也在这儿看到了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特征。
无疑地，美国反动集团今天在东场里战俘营中所取得的“经验”，明天就会反过来施用到美国国内，施用到美国的金元、军队和情报人员所到的世界各个角落里去的。

美方特务赶制凶器阴谋伤害我方解释代表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东场里营场内的特务分子正在加紧制造凶器，企图用来伤害朝中方面的解释代表和谋杀透露遣返意愿的战俘。
14日自五十一号营场归来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李钟仁说：
两个擅长做刀子的“匠人”已经混进第51号营场，正在昼夜赶制刀子。
李钟仁在逃出营场的前一天（11日），曾看见四十九号营场的三个“战俘”到五十一号营场来，但在走的时候却有两个人留了下来，而由两个原在五十一号营场的战俘回去顶数。
李钟仁知道出去顶替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名叫徐基俊。
当天晚上，李钟仁听到特务宋成烈说：
“现在做刀子的‘专门人才’已经换进来，我们不久就有武器了！”
宋成烈又说：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赶制刀子，白天画图样，打样品，晚上通宵干。
以后除了‘大队长’，谁也不准到铁工场来。”
李钟仁说：
除了赶制凶器以外，五十一号营场的特务“大队长”金光宪还强迫战俘们多想破坏解释工作的办法，例如把消毒粉藏在裤衩里带进解释帐篷，把它甩到解释代表脸上，弄瞎他的眼睛。
自四十九号营场逃出来的归来人员金福善曾看到四十九号营场的特务和“医院”里的特务传递密码信被印度看管部队截获。
金福善说，那封信是特务用箭射到“医院”中去落在铁丝网外面被印度兵拾走的。
但那次以后，四十九号营场的特务仍用同样的方法和“医院”中的李承晚特务进行联络。
11月09日，金福善曾看见一个特务又把一封信缚在箭上射给“医院”中的李承晚“护士”，李承晚“护士”在接到以后曾大声说：
“你们放心，我们的联系永远也断不了的。”
李钟仁也说，他在11月08日曾看见特务头子文重浩从四十九号营场到五十一号营场活动，并亲自站在铁丝网旁边和“医院”中的李承晚特务组织“反共青年团”的秘书长白应泰讲话。
当时他听见白应泰说：
“我奉到了李总统的特命，叫我们……”文重浩说：
“研究以后再说吧！”
李钟仁和金福善都揭露了特务要求限制解释时间的阴谋。
李钟仁在逃跑以前，曾听到特务讲：
“听解释的时间长了，有些‘不坚定’的人就愿意回去了，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这个特务并造谣说：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已经允许我们只听五分钟解释。”
李钟仁说，他就是因为耽心只准听五分钟解释，找不到申请遣返的机会，才下决心翻铁丝网逃出来的。
这个事实证明某些人企图以所谓“精神虐待”的藉口非法限制解释时间，其目的是在强迫扣留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