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各协会举行会议
分别讨论今后工作并选出负责人

【新华社09日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各个协会分别举行全国委员会和理事会，讨论今后工作，并推选出联合会及各个协会的主席、副主席等负责人。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10月09日上午举行，会上一致推选出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夏衍、巴金、柯仲平、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阳翰笙、蔡楚生、袁牧之、齐白石、江丰、吕骥、马思聪、陈沂等二十一人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组成主席团；
并推选出郭沫若为主席团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阳翰笙为秘书长。
会上并对组织文艺界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协同政府文化部门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和加强对外文艺交流等项工作交换了意见。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在10月09日上午举行会议，会上选出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等七人为副主席，组成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
中国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等协会均先后举行了理事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推选出田汉为主席，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为副主席。
中国音乐家协会推选出吕骥为主席，马思聪、贺绿汀为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推选出齐白石为主席，江丰、刘开渠、叶浅予、吴作人、蔡若虹为副主席。
各个协会经过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讨论，都决定设立一定的机构，以负责具体推动各种文学艺术工作；
并都推选出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各个协会都设有创作委员会或创作室，和普及工作，民族文学艺术的研究，编辑和出版，基金和福利等工作部门。
另外，作家协会还附设有文学讲习所，戏剧家协会还设有表演艺术委员会和演员俱乐部，美术家协会还设有专管展览会工作的部门。
此外，中国曲艺研究会在10月04日举行了理事会，推选出王尊三为主席。
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决定改组为舞蹈工作者的研究性质的团体，并推定戴爱莲、吴晓邦、田雨等人负责筹备。

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
各地应深入贯彻民族政策
【本报讯】
在1952年08月，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四个有关民族问题的文件之后，为了进一步贯彻民族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08月18日发出了关于学习民族政策的通知，中共中央于09月间指示各有关地区的党委，依照政务院的通知，结合民族政策的学习，深入地、系统地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
随后，全国各有关地区都先后进行了此项检查。
在此以前，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于1952年07月间召开全疆第2届党代表会议，检查并批判了已往在执行民族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
西康藏族自治区于1952年上半年进行了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检查。
全国各地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时经一年，现已胜利结束。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此次检查，大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各有关的中共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遵照中央指示，根据各地情况，分别进行了研究和布置，并指导所属认真地进行了检查。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除了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检查以外，如西南和华南等地采取了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等方式，中南、西北、华东、华北等地区的高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派出了访问团、工作组或专人，深入下层，帮助进行检查。
各地对检查结果大都及时进行了总结，向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作了报告。
依据大多数地区的情况看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一般地都进行得比较普遍和深入。
各地在检查中，大都从新结合学习民族政策，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总结了经验教训，解决了若干突出的问题，从而端正了政策，教育了干部，改进了工作，为今后进一步贯彻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这次检查，使若干过去对民族问题重视不够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不能不由于在检查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大吃一惊，因而重视了民族工作。
对于原来就已重视民族问题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经过了这次检查，则更加引起了警惕，加深了认识。
这次各地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结果，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规定的党在中国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各项民族政策以及在不同民族中不同情况下的各项工作方针与工作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各有关地区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因而三年多来，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显著的成就。
从而加强和巩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今后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这次各地在进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中，也发现了在当前民族关系和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相当严重。
首先是在一部分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中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大汉族主义残余思想。
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看不起少数民族，不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少数民族，最严重的是歧视少数民族，严重地侵犯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甚至侵犯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权利。
例如四川省兴文县毓秀、曹营两乡汉族干部曾禁止苗族群众说苗话。
古宋、白腊乡土地改革时，汉族干部曾强迫苗族妇女剪发和改穿汉装。
贵州省和湖南省有些县份也发生类似现象。
河南、安徽等省回汉杂居地区，有些汉族干部讥讽回民不吃猪肉是“落后”。
二、忽视甚至侵害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利益。
贵州省和广西省的某些县，山东省泰安县、甘肃省靖远县、浙江省兰溪县等地在土地改革中，有些汉族区、乡干部不以平等精神对待当地少数民族，给少数民族少分田、分坏田、甚至不分田。
有些地区在发放救济款和贷款时，对少数民族少发、少贷甚至不发、不贷，对中央拨给少数民族的专款，随便挪用、冻结。
如广西省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1952年积压上缴的就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
三、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些汉族干部甚至包办代替，独断专行，并随便排斥少数民族干部，这在若干自治区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现象。
在这次检查中，也暴露出在少数民族干部中，相当多地存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其次是部分干部在民族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机械地搬用汉族地区经验。
有些干部违背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不顾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急躁地试图进行某些不具备条件的改革工作，并把汉族地区的经验到处乱套，甚至有的把汉族农业地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搬用于少数民族牧业区，把汉族土地改革中组织农会的作法搬用来建立自治区。
有些地方还把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机械地搬用于另一情况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错误。
第3是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以及违法乱纪。
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虽然是部分的、个别的，但却是严重的。
它在征粮、税收等项工作中，甚至在对少数民族进行医疗、贸易、贷款、储蓄等项工作中，也发生强迫打防疫针，强迫群众推销货物，强迫贷款和兑换银首饰等现象。
违法乱纪在若干地区也很严重：
有的干部随便捕人、打人，引起少数民族很大的不满。
以上的错误是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在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揭发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十分重视，在干部中深入地进行了教育，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采取各种办法进行了纠正。
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在进行检查前，有些县的很少数的汉族干部禁止少数民族说本民族语言、强迫少数民族剪发、改装的错误，现在已经得到纠正。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检查发现1952年给少数民族的贷款还未发出，当即连同今年的贷款一齐发出。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省龙胜县支行强迫收兑少数民族银首饰事件，经检查后，已尽量将银首饰退还少数民族。
土地改革的遗留问题，许多地区已经或正在着手解决。
若干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问题，已经得到妥善的解决或正在解决中。
少数民族干部因为有职有权，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与汉族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自治区的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许多有关的高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从检查中得出经验：
必须加强对干部民族政策的教育，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严格请示报告制度，经常地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以便防止和及时发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为此，许多有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已订出各项必要的制度和办法，来检查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
但是，这次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还不够平衡，若干有关的党委特别是若干有关的业务部门没有及时地按照中央的指示认真进行检查，若干地区的检查还不够深入，对于检查出来的缺点和错误，有的还没有认真纠正，这些都必须切实地进行补救。

周总理接见大山郁夫
并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

【新华社0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09月28日接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
谈话经过如下：
大山教授：
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未能及时加以制止，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损失，我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一贯采取友好态度，我代表日本人民谨致感谢。
周总理：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
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
今天日本人民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敬意。
大山教授：
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关系应该密切。
周总理：
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
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做美国侵略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工具，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仍然继续保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从而阻碍着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
大山教授：
我以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建立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周总理：
是的。
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
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因此，首先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
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有些日本人认为：
“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
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
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
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
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大山教授：
1952年10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已日益为日本人民所了解和支持。
周总理：
这个决议的精神在于：
为了保卫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必须防止因日本被变为美国军事基地及重新军国主义化而加深的新战争的危险。
我们认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自由的日本，应该有它的自卫武装的力量。
但是，不幸得很，日本现在是被美国军队所占领，受美国控制，并按照美国侵略者的意图，在进行着重整军备，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这就使得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不能不予以深切注意。
我们应该说，强大的新中国今天已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且日益成为保卫东方和平的重要支柱。
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
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
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
今天的形势是对日本人民有利的。
两个前途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深刻了解因被外国军队占领而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日本人民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日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中国人民希望日本人民能够得到他们祖国的新生和独立，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
大山教授：
感谢您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关怀和友谊。
谈话在友好和蔼空气中结束。
周总理并和大山教授拍摄照片，以留纪念。
（附图片）
周总理（左）接见日本大山郁夫教授（右）新华社稿　吕厚民摄

帆足计到达北京

【新华社09日讯】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团员帆足计于09日晚到达北京。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冀朝鼎曾前往迎接。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副团长中村高一等也前往迎接。

德作家赫姆林、贝特尔逊返国
据新华社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德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斯蒂芬·赫姆林与柏林市作家协会主席杨·贝特尔逊于08日乘飞机离京返国。
他们是根据中德文化合作协定1953年度执行计划应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邀请到我国来参观访问的。
到机场欢送的有：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柯仲平、冯至、沙汀、陈白尘、马烽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葛鲁特纳夫人也到机场欢送。
赫姆林和贝特尔逊在中国作了为期将近一个半月的访问，曾经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访问，并参观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革命博物馆，上海的鲁迅墓、鲁迅纪念馆，广州毛主席曾主持过的农民讲习所及广州公社纪念馆等；
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

我们伟大的祖国
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新创设的培养航空工业建设人材的专门学院。
它将为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培养高级技术干部。
这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正在向学生讲解飞机构造的情形。

政务院举行第190次会议
【新华社08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0次政务会议在08日下午举行。
会议听取了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钧部长所作的关于交通工作的报告，通过了各项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

贯彻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
去年09月间开始的全国各地区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已经胜利地结束了。
这个检查的结果证明，中共中央、毛主席所规定的党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及各项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大多数地区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和基本政策是：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逐渐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帮助落后的民族提高到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三、四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逐步地根据上述的任务和基本政策，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四十七个相当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和许多相当于区级和乡级的民族自治区，使约占少数民族人口三分之一的聚居的少数民族，实现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团结了少数民族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培养了十万名左右的少数民族干部；
在将近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农业区进行了土地改革；
调解了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安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
进行了许多改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状况的经济、文化工作和卫生工作。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已使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巨大的成就。
从而根本地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各兄弟民族和汉族的关系，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内，各兄弟民族日益加强和巩固了和汉族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日益增涨着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对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获得的上述的巨大成就，是有关的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和千万个工作干部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民族政策、艰苦奋斗所得来的。
但各地在执行民族政策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也是很不少的，有些而且是很严重的。
比较突出的是若干汉族干部中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或其残余；
有些干部中还存在急躁冒进，或机械搬运汉族区经验的现象。
此外，在基层干部中也还有若干违法乱纪的现象。
虽然，在新中国，民族压迫已根本消灭，系统的大汉族主义已不存在了，但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或大汉族主义残余思想还在一部分汉族干部和人民中存在着。
经过三、四年民族政策的教育，这种大汉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残余虽有相当的克服，但在若干地区和若干干部中却仍然存在着。
今天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歧视少数民族，不以平等的精神相对待，并严重地侵犯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
虽然这些表现并不是普遍的，而且其中若干严重的现象仅在若干地区发生，并都已得到纠正或正在纠正中，但由此可见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存在。
在这次检查中，也暴露出在少数民族中相当多地存在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而在某些地区内占多数民族地位的某些少数民族中也还存在着大民族主义思想。
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中各种各式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妨害着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合作的事业，而在全国范围来说，大汉族主义已成为当前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大汉族主义妨害民族平等的真正实现，损害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族人民的信任，正因为如此，大汉族主义也妨碍少数民族中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克服，甚至助长着某些狭隘民族主义。
因为汉族人口众多，并居于先进地位，而少数民族人口很少，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这种对比的情况下，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将在民族团结事业中，在少数民族人民中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事实也这样地证明了。
这就是大汉族主义所以为当前民族关系中和民族工作中主要危险的原因。
大汉族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它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能相容的。
显然的，民族关系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
只有克服民族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首先是克服大汉族主义，才能真正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并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克服各种狭隘民族主义。
斯大林同志在“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说：
“这个力量
（按指大俄罗斯爱国排外主义）是个基本的危险，它足以摧毁从前各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信任。
这是我们的最危险的一个敌人，我们应当推翻它，因为假使我们推翻了它，那各个共和国内所保存且正在发展着的民族主义有十分之九便推翻了。”
斯大林同志的话，对于我们认识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克服大汉族主义，也有利于克服汉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
因为汉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非常容易跌到大汉族主义的泥坑里去；
而汉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的恶劣的违法乱纪行为，从民族关系上说，实质上也就是大汉族主义的反动作风的产物。
由此可见，克服大汉族主义已成为当前民族工作中端正思想作风的中心一环。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在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已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纠正，但还必须进一步在干部和群众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严肃地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
这种教育和批判应该着重在干部中间进行，因为只有干部的思想观点正确了，才能正确地教育人民。
反对大汉族主义及其残余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问题，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的放任自流，固然是错误的，不能许可的；
但采取急躁粗暴的办法也是不对的，是必须防止的。
各地应结合日常工作，稳步地、适当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和斗争，经常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严格地执行民族工作中的请示报告制度，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便于向人民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各地应参照过去老解放区举行拥军爱民月的经验，在每年的一定日期，在有关的地区，举行群众性的集会和民族间的联欢，集中地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启发和引导汉族和少数民族，用自我批评的方式，双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在民族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并妥善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有些地区，在某些节日自然地举行民族间的联欢活动，就是上述方式的萌芽。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对此应该予以重视，加以研究和提高，并先在若干地区进行试验，待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
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中，也必须注意保护汉族干部的积极性。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
三、四年来，他们做了许多工作，熟悉了民族地区的情况，和当地人民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些还学会了民族语文。
有些干部虽然在工作中犯了若干错误，但在纠正错误之后，仍能很好地工作。
几年来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和汉族干部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他们能够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也是很自然的。
各地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善于区别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同志和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同志，区别错误严重的同志和错误轻微的同志，区别犯了错误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和坚持错误的同志。
对于个别犯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错误的党员、干部，固然必须根据其错误性质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予以适当的批评和处分，但对于那些并无大汉族主义思想而勤勤恳恳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并且工作获有成绩的同志，就应该给以适当的鼓励和表扬。
对于汉族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必须予以充分的照顾，防止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斗争中，使汉族干部束手束脚、不敢负责等偏向发生。
为了更加有效地反对大汉族主义，作好民族工作，必须在配备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时，特别注意干部的质量。
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应要求他们每个人起更多的作用，而不在于数量多。
今后派汉族干部应贯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
这样对于少数民族干部的生长和提拔也是有利的。
对于已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应注意加强教育。
为此采取短期轮训办法，以十天或半月的时间，集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结合总结工作经验是很必要的。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都应注意进行这一工作，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都能轮训一遍。
同时适当地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和政治、文化生活，从各方面鼓励、教育他们“安心、生根、开花、结果”，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特别是骨干干部不可轻易调动。
严肃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就能够进一步地正确贯彻民族政策，有效地防止和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克服大汉族主义和防止少数民族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而斗争。

郭沫若副总理举行宴会
招待德、波、捷、罗文化代表团
罗、捷、波文化代表团在京举行联合演奏会
【新华社0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09日晚在北京设宴招待以哈里希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文化考察团，以索科尔斯基为首的波兰文化代表团，以玛耶洛娃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以弗朗查为首的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杨秀峰、黄松龄、曾昭抡，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陈克寒、萨空了，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首都文学、艺术、科学界人士：
夏衍、萧三、沙可夫、柯仲平、邵荃麟、刘白羽、郑振铎、陈白尘、曹禺、华君武、钱三强等一百余人。
出席宴会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柯尼希和波兰驻华大使馆秘书克拉。
宴会开始前，郭副总理致词对各兄弟国家文化代表团的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这样多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前来我国访问，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
郭副总理对来宾们在首都的讲演、座谈和表演表示感谢，祝贺他们在首都参观访问中所得的收获，并预祝各代表团到我国各地参观中取得更多成就。
席间宾主频频为中罗、中捷、中波、中德人民间的友谊干杯。
宴会始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新华社讯】
正在首都进行参观访问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三个文化代表团的艺术家们，于08日晚在北京举行联合演奏会。
出席观看表演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丁西林，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首都文化艺术界代表等七百余人。
出席观看表演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首都参观访问的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波兰文化代表团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文化考察团。
表演开始前，丁西林在致词中对演奏会的举行，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各兄弟国家文化代表团这次到中国访问，将更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
接着表演开始。
表演节目包括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女声和男声独唱及诗歌朗诵等。
表演的各项节目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个谷穗和两千斤粮
本报记者　鲁生
“哪在乎这一个谷穗！”
国庆节前五天，晋中平原上落了一阵小雨。
雨过天晴，空气凉爽，成熟了的庄稼，发出了阵阵的香味。
收获的季节到了。
山西省太谷县南沙河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拴保，引着他的生产小队长们，从这块玉茭地走到那块高粱田，又从那块高粱田走到这块谷子地，细心观察庄稼成熟的程度。
当他们观察到最后一块田时，大家都说：
庄稼全成熟了，应该赶快动员全体社员们来收割。
晚间开了个简单的动员会，把全社四十多个劳动力分成四个生产小队，连夜磨好了镰刀，第2天天还没亮，全体社员就在生产小队长的率领下进入了玉茭田。
全社共种二十一亩四分六厘玉茭田，不上一天功夫就把玉茭全部放倒在地里，并把玉米穗都担到了场上。
大家在“快收、快打、快分”的口号下，到第2天就按分按斤把玉米棒子分到了每个社员的家里。
丰收最容易迷住人们的心眼。
大家只注意了“快”，却忘记了粮食的意外损失。
这天下午区干部张夺魁和住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赵来义从县里开会回来，路过打谷场一看，只见满场金黄色的玉米粒没人管。
在收割前他们传达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也曾向农民们提出过“细收细打，争取多收粮食”的号召，但一开始收割，人们却又全忘记了。
晚间区干部们把糟踏玉米的事实向大家提出来，不说社员们，连合作社主任郭拴保都说：
“大的好的都分了，哪在乎那一半颗玉米！”
农民行事要看事实。
第2天各生产小队都到谷子地里去割谷了，张夺魁和赵来义却拿着扫帚到场上去扫玉米。
他们很快扫起了一大堆，用秤一称是四十二斤。
背回玉米后，他们又到谷子地里去看。
社员们劲头都很大，一股劲儿向前割。
但是割过去的谷地里丢下的大大小小的谷穗却没人注意。
区干部拾着谷穗给他们看，老社员们却说：
“庄稼不丢，五谷不收，哪还能不丢一个穗！”
社员们也都说：
“哪在乎这一个谷穗！”
住在张拴保隔壁院一个名叫袁改则的姑娘看见了，连忙回家拿了筐子来拾谷穗。
当他们割完一亩谷子转回头来看时，袁改则已拾满了一筐谷穗，估计至少可打五、六斤谷。
四小队在墙头地割谷，他们的劲头也不比一小队弱，男人在前面割，妇女在后面切谷穗，赵来义选了一分半地的谷草就拣到一抱谷穗，回家搓了一斤六两谷。
晚间，大部社员都知道因为收割粗糙丢掉粮食的事了。
一小队长说：
“我们割了一亩谷，就叫袁改则拾走了五、六斤。”
四小队长白茂林说：
“我们一分半地就丢了一斤六两谷，你算算还不是一亩丢九斤？”
社员白候小也说：
“我在四亩高粱地里翻了一下高粱秆，就扛回了一捆高粱穗，至少可打一斗高粱。”
张夺魁和赵来义也把他们扫回的玉米拿出来说：
“你们看，这就是你们说的‘一半颗玉米’扫起来的，不多不少四十二斤整。”
在被丢掉的玉茭、高粱、谷子铁的事实面前，从主任到每个社员，没有一个人再说：
“哪在乎这
一个谷穗”的话了，大家一致提出：
“我们可得细细算个账。”
“一算细账才晓得几乎丢掉
一千斤粮”
经过这么一番曲折，“细收细打颗粒还家”的号召，合作社的干部们开始接受了。
住社的区干部和全体社务委员、生产小队长们连夜算起细账来。
全社共种二十一亩四分六厘玉茭田，地里丢掉的不算，光场上的“一半颗玉米”扫起来就是四十二斤，平均每亩田要少收二斤。
全社共种大小谷田七十五亩四分四厘，按检查的一分半田丢掉一斤六两谷计算，一亩田就要丢掉九斤，除过零头不算，七十五亩地就要丢掉六百七十五斤谷。
全社共种七十四亩六分五厘高粱田，按检查的四亩田丢掉一斗（合十三市斤）高粱计算，就要丢掉二百四十二斤多粮。
还有黍子地、绿豆地、芝麻地……他们一宗一宗仔细算，算到最后加起来就要丢掉一千斤粮。
农民对一个谷穗看不见，但是，一千斤粮就把大家吓得跳起来了。
三小队队长王留则说：
“这可不是个小事，不算细账不知道，一算细账才晓得几乎丢掉一千斤粮。”
四小队长白茂林也说：
“‘庄稼不丢五谷不收’，这是我们过去给地主收割时说的话，现在是给我们自己收割，丢掉了一个谷穗，我们就要少分几捏谷，丢掉了一个玉米穗，我们就要少分几颗玉米。
‘庄稼不丢五谷不收’的话是再也不能说了。”
一千斤粮打开了大家的脑筋。
这个说：
“这可不是个小事，一千斤粮能买一头好毛驴。”
那个说：
“一千斤粮够三个人吃一年。”
这时赵来义同志启发大家说：
“咱们这个社是去年试办的，去年因为经营不好，作务不周，到秋天歉收了，那时大家都很‘败兴’。
今年我们接受了去年的教训，经营得好，作务得也周到，春天我们战胜了风灾霜灾，保证了全苗；
夏天我们战胜了涝灾，锄净了杂草，没有误了庄稼生长；
秋天我们又战胜了旱灾，保证了籽粒饱满。
现在成熟的庄稼已经到嘴边了，我们是要细收细打颗粒还家，争取多收粮呢？
还是要粗心大意丢掉一千斤粮呢？”
赵来义同志的话，句句打动着每个人的心。
社员武文秀说：
“大家想想：
我们能拿到这一个谷穗是多么不容易的呀！
丢开施肥、犁、耙不说，单说把一粒谷子种到土里，从它发芽到长大结穗这一段劳动，我们是够辛苦的了！
谷苗出土只有针尖那么大，怕风怕霜又怕旱，我们从一个叶作务到两个叶，三个叶……一直作务到结了穗。
现在这个谷穗成熟了，我们要把它丢掉，对得住自己的劳动吗？”
最后他提议迅速订个秋收增产节约计划。
他说：
“这个计划不光要细收细打多收一千斤粮，还要对晚秋作物多上追肥，争取再多收一千斤粮。”
全体社务委员和生产小队长们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大家就订起秋收增产节约计划来。
细收细打施追肥保证增产
两千斤粮
大家思想通了，劲头很足。
社里干部们聚精会神地研究着：
如何从现在起，做到地净场光，争取再增产两千斤粮食。
已经是深夜了，却没有一个人丝毫表现疲乏。
最后大家得出了四条办法：
（一）为了做到“细收细打颗粒还家”，除动员每个社员认真仔细收割外，要在社里增设四个检查员和四个保管员。
检查员一面负责检查收割过的庄稼田，一面经常注意调查每块谷子、高粱的成熟程度，以便及时收割免受风灾。
保管员负责入仓的粮食不受一粒损失。
（二）收割时要注意技术，割起的谷子、高粱要放得轻和薄，穗子要放得整齐，一面便利妇女们切穗切得快，同时还可避免丢穗。
（三）拉到场上的谷子、高粱要看护好，不让鸡、雀吃掉一粒粮。
辗场时要仔细，要多辗几次，做到打净晒干颗粒不剩。
（四）迅速修理好放粮的家俱和仓房，做好防潮湿防特务防老鼠的工作。
四项办法都做到后，全社主要作物做到地净场光时，共可增产两千二百六十七斤粮。
现在“细收细打争取多收两千斤粮”的计划已经变成全体社员的实际行动了。
在谷田里，社员张厚基推着一小车谷穗往场走时，当他走在路上看到脚下有一个小谷穗时，他就连忙停住车，把它拾起来，跟在他后边一个老汉笑着说他“小谷穗你也看得见”，他却说：
“嗨！
可不敢小看这小谷穗，两千斤粮就是这小谷穗积起来的。”
在打谷场上，几个社员正鞭打着骡子辗豆秸。
一个社员说：
“这已经是辗第3次了，要是在过去辗一次就算了。”
前几天老社员们还在重复着一句老古话：
“穷豆秸，富谷穗，麦秸里才有干粮。”
现在他们也不嫌豆秸穷了，因为刚辗了一遍，豆秸下面就有了许多豆颗颗。
现在也没有人再到合作社的谷田去拾谷穗了。
因为每个社员都从思想上认识了和相信了细收细打能多收粮食的事实，所以他们在收割时特别认真仔细。
四小队的检查员在谷草里检查了一天也没找出一个谷穗来。

中南区民船改革成绩巨大
今年上半年超额完成货运计划
中南区的民船改革成绩巨大，促进了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
今年上半年民船货运量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六，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吨公里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十七点八，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八。
中南区共有干支河流二百七十多条，全长四万一千多公里，有一万多公里能通行轮船，三万多公里能通行民船，构成了广阔的水路运输网。
水上运输从业人员有一百多万人，仅木帆船就有十六万八千多只，载重量达一百六十万七千吨，去年担负了全区运输任务百分之六十。
但在民船改革以前，船民经营信心不高，约有百分之三十的船只失修。
封建反动残余势力仍在航运管理薄弱地区继续统治水上人民，有的还钻入工会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从陆上漏网的敌人也潜逃水上，更使水上情况复杂。
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对民船管理上也有许多制度不合理，运输无组织无计划，常有长期停航待装待卸的现象发生。
从今年02月起中南区各省市先后派了一万一千二百多干部，到六百三十九个港口，领导船工船民展开民船改革运动。
经过诉苦串连，发动船工船民九十多万人参加了运动，半年以来，已经摧毁了水上的封建反动势力，群众欢庆翻身，并从中涌现出积极分子两万八千九百多名。
在民船改革过程中，工作干部也摸清了民船工作的特点：
个体经营和内河运输吞吐不平衡、季节性和分散性很大，纠正了过去将民船当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偏向，改进了工作制度。
在减轻船民负担方面湖南省从原来三十一种费目减至十一种，湖北省由二十七种减少为七种。
在简化进出口手续方面，各大港口都实行集体办公，合并了不必要的手续，停泊区过于分散的港口还组织了流动的集体办公小组，给船民办理手续时以各种方便。
湖北省采取了由联运社代船民收运费，代付税款，以及由船队船组的代表一起办理手续等办法。
南昌港过去要办手续三十一道，经过八个机关，往返三十多次，最多得花四、五天时间，合并后只需两三小时便能办完。
另外，湖南省还废除了不合理的“检丈制度”，河南省取消了航行费签证制度与中途检查制度，广东省纠正了组织船民“吃大锅饭”的偏向。
船民普遍反映：
“走船的这条病根子，也叫人民政府找着了”，“人民政府真是处处为我们打算”。
经过民船改革的船工船民积极性普遍高涨，一方面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一方面积极搞好运输。
各个港口都先后整顿了工会，建立了船民协会，组织起来的群众占应组织人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支持运粮任务。
如湖南有一万七千吨民船进入沅水，运出湘西山区许多“死角粮”，按期完成全省紧急调粮十二万吨的任务。
河南淮河民船提前二十一天运送了三千二百万斤治淮工粮，及时供应了三十万民工的食用，受到信阳指挥部的表扬。
许多船民还订了爱国公约，决心团结互助，搞好运输，并且提出“四保”（保质、保量、保时、保安全）三快（快装、快卸、快运）等口号，提高了运输效率。
广东省东江从老隆到惠州的民船去年航行一次需四十五天，民船改革后减至二十天。
货运量也因效率提高而增加。
江西南昌专区民船今年上半年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时增加了四倍半，广西梧州三、四、05月的货运量比去年春季增加百分之四十九，比去年夏季增加百分之二十三。
全区的货运都有显著增加。
由于内河运输的活跃，许多船民都积极修补船只，增添工具，船工的收入也有增加。
中南内河航运管理局正大力加强航运干部的政策教育，加强和船民的联系，进一步组织和运用这一支巨大的运输力量，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内河航运任务。
（中南民船工作委员会林琦）

中央铁道部人事局
分配毕业生工作缺乏计划
读者罗朝臣来信：
我是哈尔滨铁道学院本届俄文系毕业生。
08月13日，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经中央铁道部人事局分配，到济南铁路管理局去工作。
不料，济南铁路管理局人事处竟不知道有这件事，经临时挂直通电话和中央铁道部人事局联系，才接收了我们。
济南铁路管理局人事处研究我们的材料花了三天时间，在这三天内我们的吃饭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第3天下午，人事处说：
“中央铁道部人事局来电话说，铁道部翻译处需要一个人，要一个同志回去。”
这样，我又被调回北京。
我回到中央铁道部人事局后，他们先准备派我到天津技术学校工作，后来又把我改派到据说是“最需要俄文教员”的锦州铁路局技术学校去。
但是，08月19日我到达锦州铁路局技术学校后，才知道这里七个班的学生全部在明年07月毕业，铁道部教育局为了照顾同学的专业学习，已决定本年度不开俄文课。
这样，我得等待一年才能有俄文可教。
以上情况说明，中央铁道部人事局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分配毕业生工作的。
我要求中央铁道部人事局重新分配我的工作，并希望中央人事部和中央铁道部能切实检查以上问题。
编者按：
读者罗朝臣所提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根据其他读者来信反映：
中央铁道部人事局在分配哈尔滨铁道学院本届俄文系毕业生工作时是缺乏计划的，如该局分配到上海去的毕业生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因此，我们认为中央人事部和中央铁道部有必要深入检查这个问题。

为什么今年阴历06月大、07月小？
编者按：
去年08月20日本报二版所刊“关于出版1953年历书的一个建议”一文中曾指出：
今年阴历06月大、07月小，希望各地历书编印单位注意。
目前仍有一些读者询问这个问题，现在将南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答复摘要发表于后。
过去一般历书都是根据“万年历”编的。
“万年历”是满清钦天监根据康熙及乾隆年间所编的“历象考成”推算的。
“历象考成”在当时有一定的价值。
但由于那时对日月行星运动规律认识还不够清楚，哥白尼地动学说还没有正式介绍到中国来。
因此，“历象考成”的精密程度是很不够的。
我台所发表今年阴历六、07月的月建与“万年历”所载不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万年历”不准确；
另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所用时间的不同。
“万年历”推算是北京地方时间（是东经一百十六度二十八分的时刻），而我们的计算是用东经一百二十度的标准时（通称为北京时间）。
经度每差十五度，时间就差一小时。
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比北京地方时多十四分钟（例如：
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为十二时的时候，北京地方时是十一时四十六分）。
今年阴历07月合朔时刻，按新法计算是公历08月09日时间（即格林威治时间）十六时十分，化为东经一百二十度标准时间应加八小时，即08月10日零时十分。
所以，阴历07月朔应在公历08月10日，应该06月大、07月小。
若用“北京地方时”计算，则阴历07月朔在公历08月09日二十三时五十六分，那末，就变成06月小、07月大了。
现在全世界都采用标准时的制度，用地方时是不合适的。
“万年历”所载节气时刻与我台所计算的时刻常可相差到一小时以上。
如“万年历”载1954年“大雪”节在阴历11月14日子正一刻十三分、公历12月08日零时二十八分、（北京地方时），我台所发表的“1954年日历摘要”“大雪”节在12月07日二十三时二十九分。
因“大雪”节的时刻接近夜半，二者时间虽只相差数十分，而日期则相差一天。
这是编印明年日历时应该注意的一点。

国营粮食部门必须依靠合作社完成国家收购粮食的计划
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充分合作，密切配合，结成强大的收购力量，这是做好粮食收购工作的一个重要保证。
河南新乡专区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密切合作，互相支援，在六、七、八三个月内完成了全年收购小麦任务百分之一百九十九，比去年收购总数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
就是一个例证。
有些地区的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的干部，由于缺乏整体观念，存在着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只知单纯计算盈亏，而不愿互相协助，共同发展，甚至互相排斥。
譬如在收购范围方面，有些粮食部门多方限制合作社的活动。
湖北省孝感县粮食部门在今年收购小麦中，规定合作社只准有十三个收购点，每个收购点又必须在粮食部门收购点的周围十里以外。
河南省商邱专区粮食部门允许私商在八百多处收购，而委托合作社的代购点却只有二百多个，并且不准合作社在收购小麦时带货下乡。
在收购手续费等方面，有些合作社藉口收购粮食麻烦，手续费少，不积极协助粮食部门收购。
湖南衡阳、桂阳等地合作社不协助粮食部门收购而与私商订立代购合同，取手续费百分之五，在市场上与粮食部门抬价争购。
河南省通许县粮食部门，委托私商代购的手续费比委托合作社代购的手续费多百分之二。
也有些地区的粮食部门和合作社虽订立了代购合同，但粮食部门的干部抱着“好坏由合作社负责，将来按合同办事”的态度，忽视了对合作社在业务上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四川纳溪县粮食部门去年委托合作社收购新粮时，就因为粮食部门干部不从具体业务上去帮助合作社干部，使代购合同流于形式，代购工作陷于停顿，结果代购粮只占粮食部门收购实绩的百分之五点七，也有些合作社干部认为自己已接受了粮食部门委托代购的任务，只要完成任务就算完事，对收购中的情况和问题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而削弱了收购力量。
由于这些错误做法的结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譬如由于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在收购范围方面不能很好分工，不能同心协力开展收购工作，有些地区收购力量不足，群众排队售粮，拥挤不堪，浪费了农民的劳力和时间，耽搁了农民的生产；
也有些地区仍然是空白点，不能满足农民的购销要求；
甚至给奸商造成了杀价收购、剥削农民的机会，使农民遭受了原可避免的损失。
更严重的，由于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不能密切配合，协同收购，因而影响了国家购粮计划，削弱了对市场的领导作用。
这种错误的做法如果不迅速予以纠正，对国家和对人民都是不利的。
因此，批判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加强整体观念和政策教育，是改进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的关系、合力完成购粮任务的重要一环。
国营商业干部应该认识，合作社目前已经是遍及各重要集镇的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它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
依靠和帮助合作社，使它在国家商业活动（包括购粮工作）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乃是自己的责任。
同时，合作社干部也应该认识：
供应国家需要，积极完成国家委托的各项任务（包括购粮任务），尊重国家商业部门在业务上的领导，充分发挥国营经济有力的助手作用，这是对国家应有的责任，也是发展合作社业务的基础。
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收购范围方面，粮食部门和合作社的分工，应该以便利农民，有利于贯彻大力收购的方针为原则。
一般说，国营粮食部门以掌握大中城市和主要县城的粮食集散市场的收购为主，合作社则应以小县城及县以下的初级市场的收购为主，在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双方都有或双方都没有收购的稻谷市场，或合作社力量薄弱地区，则应由同级财政经济委员会加以统一处理。
在目前，尤应对广大农村初级市场注意配备力量收购。
收购手续费应遵守经济的原则办事，收购资金应放心地源源拨给合作社，必须防止因资金不足发生脱购现象。
而合作社应提高工作效率，简化收购手续，便利农民，节省费用，积极完成国家购粮计划。
此外，国营粮食部门还必须在仓储、运输以及鉴别粮食品质技术等方面给合作社帮助。
总之，粮食部门和合作社必须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在有利于收购原则下，使双方每一个收购环节都紧密地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农民售粮要求，有利于今年国家购粮计划的完成。

安徽森林工业局屯溪办事处应合理使用林业学校毕业生
安徽省森林工业局屯溪办事处章其馨、朱立钊来信：
今年07月，安徽省森林工业局分配林业学校结业学员十多人到我处工作，当时曾明确指示：
“凡办事处一级单位，必要时可留下学员一至二人；
其余学员必须分配到基层生产单位去。”
根据这些学员情况和当前工作需要，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处领导干部却违反这个指示，除将少数学员分配到基层单位外，把大部分都留在屯溪市区的贮木场、收购组、办事处等单位。
在收购组的学员只是协助木材收购人员做记尺码工作，在办事处的学员每天只是做整理装订已往合约等简单事务。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他们还向上级写假报告说：
“部分学员身体虚弱，难以胜任采伐工作。”
事实上，这批学生全是身强力壮的青年。
我处领导干部这种错误做法，已使经过国家三年来培养的专门人材不能到国家需要他们的地方工作，以充分发挥作用。
希望安徽省森林工业局对此事进行检查处理。

应该重视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
——读者来访
编者按：
河北省顺义县二区下西市村农民陈文和到本报读者来信组来，揭发通县专署财政科和顺义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等单位办事拖拉，使他的骡子赔偿问题拖了两三年还得不到解决。
经我们向通县专署财政科查问，证明情况属实。
现通县专署财政科已决定派人协同顺义县人民政府财粮科亲到下西市村进行适当处理。
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机关对群众的合理要求采取拖拉的态度。
他们应该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切实重视群众的合理要求，纠正工作中的拖拉作风。
下面发表的，就是陈文和的谈话记要：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我家有一头骡子因为随军运输支援前线，死在路上。
当时，区（我村属昌（平）顺（义）县六区）财粮助理员高庆贤发给一个证明文件，注明死骡值二千二百九十斤小米。
1949年10月，我村划归顺义县十一区（后来又划归二区），我就在十一区人民政府登记，等候政府处理；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到1950年12月，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赔偿群众支援前线时所受损失的提案；
政府答复：
只要有证明就可以如数赔偿。
可是，以后仍然没有音讯。
我又写信问河北日报。
河北日报把我的信转请顺义县人民政府财粮科迅速处理。
等到1951年03月，财粮科叫我拿证明文件去验。
当时财粮科收下了证明文件，换给了一张收据，然后叫我回家听信。
到了1952年03月底还是没信息，我又到该科去问，该科检查底卷，才知道他们把我的证明文件压了一年还没有上报。
此后他们才将此事上报通县专署财政科。
过了一年，今年03月我又去问该科：
到底骡子赔不赔？
该科回复说，专署财政科还没有批下来，光急不行。
直到现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通县专署财政科和顺义县财粮科拖拉敷衍，不负责任，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
我要求他们纠正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迅速解决我的骡子赔偿问题。

张家口专署文教科
不应盲目增加理化师资
河北省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张玉琳来信：
河北省教育厅分配我们今年毕业的同学十一人到张家口专区作初中理化教师。
但是张家口专区并不需要这样多的理化教师，结果十一人中有六人改教了语文、教育、美术、体育或音乐。
另外一个同学先被分配到蔚县中学去教化学，因该校没有化学课程，又被调到柴沟堡师范去，而柴沟堡师范原来的化学教师却因此被调到蔚县中学去教生理卫生。
我原来被分配到阳泉中学去教化学，也因为该校没有化学课程而没去。
据我们了解，张家口专区二十所中学中，现在只有五所设置化学课程，并且都已有了化学教师；
可是专署文教科却还向河北省教育厅要化学教师。
当我问专署文教科根据什么向省教育厅要人时，他们的答复是根据“估计数字”。
我们问为什么要给不需要化学教员的学校分配化学教师？
答复是：
明年可以教化学。
我认为，张家口专署文教科不按实际需要，盲目增加理化师资的做法，是不对的，希望河北省人事厅深入调查这件事，并设法加以纠正。

提高水利设备利用率
战胜干旱，种好小麦
许多种麦地区因为天旱地干，至今还没有播种。
10月08日已是“寒露”，播种冬小麦的适当季节很快就要过去了。
为了适时地种上小麦，保证明年粮食增产，必须发动群众想种种办法抗旱播种。
除了在耕地、播种技术方面注意保墒、借墒、抢墒之外，最重要的是浇地。
在这个工作中，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发挥水利设备的效力。
目前各地已有水利设备的利用率还是不高的。
如河南新乡专区的十条渠道，利用率只达到百分之五十。
一般的水井水车，白天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动起来，夜间动用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二十。
还有些井干了、塌了，挖一挖，修一修就可以再用，却闲着没有用。
水利设备未能充分发挥效用的原因很多。
在水渠方面，主要是管理不合理，还有上下游争水、中途漏水等现象，有的渠道甚至决口一天也无人过问。
有些灌田的畦太宽太长，使水流迟缓。
有些地方仍用不合理的大水漫灌的方法，浪费水量约三分之一。
有些地犁翻以后没有平整，因地虚、不平也多费了很多水。
必须改进管理方法，并对乡村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克服本位主义和保守思想，以提高灌溉效率，扩大灌溉面积。
水井效力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有的是劳力、畜力没有组织好；
有的是水具坏了没有修理好，水车缺少没有添配起来；
有些地方无井户过去使用水井水车不付一定代价，井主不愿再给别人用；
有些地方在打井和买水车时出工出钱的分配不适当，至今用水仍有纠纷。
领导方面应分析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帮助群众妥善地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做到人、畜、井白天夜晚“三不闲”，战胜干旱，把应当播种的麦田都种好。

揭阳县第1中学检查不关心学生生活的问题
广东省揭阳县第1中学校长陈明苑来信：
08月24日“读者来信摘要”栏中张纬鏺同学对我校处理暑期留校同学膳食不当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已召集有关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检查。
我校领导方面在拟订同学暑期膳食制度时，只想自己
“减少麻烦”，没有很好地照顾同学的生活。
总务处负责人具体处理暑期留校同学入伙问题时，又机械强调制度，增加了同学的困难。
在这次检查中，我们还发现过去对搞好伙食、改善学生健康情况的工作一贯不够重视。
我们决心接受同学的批评，切实逐步搞好今后学生伙食。

江西省赣州师范学校决改进伙食管理和环境卫生
江西省赣州师范学校来信：
06月19日“读者来信摘要”栏发表了“应该切实重视学生健康问题”的“读者来信综述”，其中对我校学生伙食和膳堂、宿舍周围环境卫生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
经检查，读者揭发的情况属实。
今年05月后我们对学生伙食和环境卫生工作虽然作了一些改善，但问题未根本解决。
这说明我们学校领导方面对青年一代的健康缺乏高度负责精神。
读者的批评对我们是一个有力的督促，我们保证今后重视改善学生健康的工作，逐步改进伙食管理工作和环境卫生工作。

河南省积极收购秋粮及新棉、新烟
国营贸易部门合作社配合收购大力供应
河南省新棉、新烟及秋粮上市量日益上升。
安阳、郑州、太康等地开始收购新棉。
为认真贯彻政策，完成今年棉花收购任务，河南省有关部门对收棉工作人员曾进行了训练，对收存棉花的安全设备也都作了充分准备，河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并指示各地切实贯彻棉花收购及检验政策，彻底纠正去年某些单位在收购棉花中的压级压价、掺假掺杂等违犯国家和棉农利益的错误行为。
目前重要的问题是各地须认真宣传与贯彻1953年到1954年的棉花季节差价，掌握市场，有计划地进行收购。
河南省的秋粮收购工作，到08月止，仅洛阳、许昌、南阳三个专区合作社即收购高粱、玉米、小米、豆子等四百多万斤。
为继续深入贯彻小麦收购和大力开展秋粮收购，并作好供应工作，河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也已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总结了小麦收购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了政策思想，并制订了1953年粮食供应方案。
收购新烟，今年是按新的等级标准，即按照烟叶的部位、品质、颜色分为黄金七级、赤黄五级、青黄四级，贯彻优级优价政策，新分级法的实行，每斤烟叶平均价格比去年提高了四、五百元，烟农十分满意。
许昌专区烟叶上市后，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正大力收购。
为加强秋收旺季对农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省贸易、合作部门大力开辟了地方货源，洛阳百货批发站自07月下旬省百货公司召开供应会议以后，根据以产定销、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组织地方货源，计划初步加工、订货和收购的条布、肥皂、雨伞、纱巾、牙刷等，超过07月份完成实绩的六倍，基本完成省百货公司原分配的下半年任务。
据全省九个专区合作社的初步统计，计划在三秋生产中供应肥料一亿一千二百三十八万斤，步犁二万六千二百零六张，小型农具等二百一十万件，农药一百九十二万斤。
淇县社并组织了铁匠、木匠下乡为农民加工修补农具。
商邱市社就地取材，筹得二百万斤大粪供给农民，足够秋种所需。
同时不少地区合作社与农民订立了结合合同，如汤阴六个区已订结合合同一百二十七件，一般合同一百三十二件，协议四十五件，总值达七十二亿多元。
（吕建中）

适应农业生产和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
各地大力配种繁殖牲畜
为适应农业生产和运输事业日益增加的对于畜力的要求，今年上半年各地大力进行了牲畜配种繁殖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东北、华北、西北、内蒙等大区及山东、河南等省今年共交配母畜六十五万七千多头，公营配种站给民畜交配的有七万三千多头。
只是河南省就配种十七万五千多头，其中用母驴和马交配的，受胎率达百分之四十，如能全部成活，明年就可繁殖驴骡二万三千七百多头，将能供给该省农业生产和运输业一部分畜力。
人民政府今年在牧区继续贯彻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保护发展畜牧业和劳资两利的政策；
在农业区纠正了不得畜主同意就强借白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牲畜过早入伙归公的偏向以后，农牧民养畜情绪高涨，农业区配种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
新疆有些牧主了解政策以后，解除了顾虑，挖出多年埋藏在地下的金银去购买牲畜，并要求供给优良种畜。
农业区吉林、辽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今年母畜的交配数字都超过往年，只辽西的母马交配数就超过去年一倍以上。
畜产品的畅销，牲蓄价格的提高，限制耕畜出境规定的解除，都刺激了养畜户繁殖牲畜的情绪。
宁夏在解放以前，每百斤驼毛只能换三十三斤小麦或二十八尺雁塔布，到1952年就可换一千七百八十六斤小麦或七百一十尺雁塔布了。
河北省通县张谷庄张镛养了一头母驴，在1951年生了骡驹，去年就以相当二十五石玉米的价钱卖了出去。
该县今年配骡驹的母畜比去年增加了四倍半。
东北吉林省去年12月实行了耕畜自由买卖后，今年02月间，二、三岁马驹价格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不但使缺耕畜的地区得到了调剂补充，而且鼓励了农民繁殖牲畜。
各地兽医组织、公营配种站，已经成为扶植民营配种户，组织群众进行牲畜配种的主要力量，对增畜保畜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今年各地防治了八百多万头牲畜的主要传染病，对流行的疫病一般能做到及时控制，短期扑灭，大大减轻了疫病的威胁，提高了农牧民饲养和繁殖牲畜的信心。
公营配种站积极扶植民营种畜户，并组织群众就地选种，初步解决了种畜不足的困难。
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民营种畜（马、驴、牛）一万七千多头，和公营配种站划分范围进行配种。
公营配种站大部掌握了国内外良种，积极改进人工授精技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此外，人民政府还大量贷款，帮助群众购买种畜，只是内蒙、宁夏、青海统计，种畜贷款就达五亿八千多万元。
牧区并组织各种互助组，修搭棚圈，打狼打草。
这些，对繁殖和保护牲畜都起了推动作用。
牲畜配种繁殖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
许多地方，在发展种畜、建立配种站等工作中，都表现了严重的盲目性，单凭热情，而不考虑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性。
辽东省原计划建立配驴骡（母驴生的骡）的人工授精站七十四处，结果因人员器材的不足，只成立了十八处；
又因技术水平很低，复县配种站受胎率只达到百分之九点三。
在解决种畜不足的问题上，没有从目前群众繁殖牲畜的基础出发，因此，有些地区种畜虽然增加了，母畜主仍然不愿配种，致使种畜户赔本。
强迫命令作风也很严重，有的地方硬性组织种畜户大联营，种畜作价入股，结果，因为不是民主自愿，种畜户工作都表现消极。
有的地区强迫群众不许用马生骡，山西广灵县规定，如用驴配马，要罚洋二十万元，逼得一些养母马户到河北去配种。
此外，有些国营牧场和公营配种站，既没有起到社会主义企业的示范作用，和群众的关系也搞得不好，甚至和群众对立，给群众以极不好的影响。
特别是在发展方面，盲目贪多贪大，缺乏明确的经营方针，个别牧场先盖好房子，才确定工作任务。
对牧场的经营缺乏经济核算，一般是成本高，浪费大，个别牧场养好一匹二岁大的马驹竟需要成本三、四千万元。
另外，有的牧场和配种站劳动组织极不合理，每人平均只管大小马一匹多。
管理制度不严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也造成种畜和饲料的巨大浪费。
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和上级领导机关不了解实际情况，硬性布置任务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这在今年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已经揭发出来，各地还须在今冬召开会议或集训干部时彻底检查纠正。

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
——1953年09月25日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2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茅盾各位代表同志：
自从上次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文协”以来，四年中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教建设事业有了伟大的成就。
三年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英勇而艰巨的斗争，已经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计划，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伟大运动的胜利成功，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本质的变化。
新中国到处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到处激荡着轰轰烈烈的建设的热潮。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与发展，民主的社会改革工作的伟大的成功，人民物质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切，使得我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获得新的成就和发展。
这是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的反映。
新的社会生活赋予文学以新的内容与形式，改变了文学与群众的关系，培育了新的、生命力充沛的文学队伍。
和过去相比，我国文学已同样发生了显著而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和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与关心是分不开的，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文艺指导方针是分不开的，和全国的文学战线上全体同志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种变化和发展，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在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上，在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上。
曾经长期渗透在我国文学中的各种反动的腐朽的文学思想，包括封建阶级的和殖民地的文学思想，基本上被清除了。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已经从文学上丧失了它们的地位。
新中国的文学，在共产主义思想照耀下，显然生气勃勃的，充满着对于祖国建设和人类解放的无限信心与乐观主义精神，由于这样，文学的视野和其所反映的生活范围，就比过去广阔得多了。
据我们初步的调查，四年来在全国主要杂志报纸上发表的约两千种小说、散文、通讯报告和剧本，以及放映的电影中，以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约四百种，以农村斗争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约四百余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约三百余种，描写部队生活与军民关系的约三百余种，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约七十种，描写其他各方面社会斗争和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约二百种。
这些数字虽然还不完整，但显然可以看出新中国文学和过去的相比，是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
我们作家从祖国丰富的，沸腾的人民生活和斗争中，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创造出各色各样新的人物的形象，通过他们反映了我们国家各方面新的面貌和其远景。
这些题材和主题，在我国若干年以前的文学中是很少出现过，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在近年来的作品中间，出现不少成功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
如小说“铜墙铁壁”，描写了解放战争中农民和人民解放军的亲密合作、克服困难、支援前线的斗争，创造出勤劳纯朴、大公无私的农民干部的光辉形象；
影片“钢铁战士”和话剧“在战斗里成长”，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在解放战争中的坚强勇敢、百屈不挠，对于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如巴金的朝鲜通讯和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许多反映朝鲜战争的优美的速写、报告、短篇小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志愿军战士的高度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惊人的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
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和歌剧“白毛女”，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农民的优美的形象。
话剧“在新事物面前”反映了企业改革中进步与保守力量的斗争。
这些作品，在艺术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教育作用。
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第1次出现了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以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
我国少数民族的团结、和睦、幸福的新生活，愈来愈多地在文学上反映出来了。
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
少数民族优秀的青年作家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新的人物：
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工厂和农村的劳动模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新型的妇女和儿童。
他们不像过去的作品所写的那样，以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是以生活的主人翁、新中国的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
这些人物的典型性虽然还不充分，但无论如何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新的社会的本质力量，从他们身上反映出中国人民的高贵革命品质和崇高的道德观念，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于人民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由于这样，文学和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们的文学日益广泛地取得了工农兵群众的关怀与支持，文学普及的范围更扩大了。
文艺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思想武器。
文学书籍的发行数量达到解放前的十倍到二十倍。
1952年电影观众达到了六亿人次以上。
工厂、农村、部队普遍展开了文艺活动。
许多作品被群众改编为通俗的戏曲和戏剧，群众也编写许多的曲艺、快板和歌曲。
过去和文艺作品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成为文艺的基本读者和观众了。
广大读者不仅热情地关怀和支持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且认真地监督了我们的文学活动。
来自读者的意见不但很快，而且非常热烈和尖锐。
我们的作家和各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的来信，对于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的读者，用座谈的方式讨论一部作品的情形，已经愈来愈多。
群众热烈地拥护凡有教育意义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了具有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新人物的作品，反对那些歪曲现实，或者没有具体地反映现实、枯燥无味的概念化的作品。
群众还经常提出意见，要求我们给他们怎样的作品。
我们还应当看一看，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发生了怎样的重大的变化。
四年前，我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文艺方针的认识还很不一致；
一部分作家的认识并且还有错误，因而还发生了工农兵是否必须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和正面人物的争论。
作家思想不纯、立场不稳的现象还很多。
1951年结合着对于反动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创作思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潮；
在这基础上，1952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文艺整风运动，更进一步批判了文学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与此相结合，进行了作家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工作。
各地最近展开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也有一定的收获。
这一系列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了我们队伍的思想、目标和步调的一致，也加强了我们的队伍的团结。
新作家以其蓬蓬勃勃的朝气推动了老作家，老作家以其创作经验帮助新作家。
老作家都认识到必须站到工人阶级立场、深入群众生活、改造思想，努力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
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不可分。
不论党与非党的作家，不论工农出身的作家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不论青年作家与老年作家，经过了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的目标更一致了，因而我们的团结也更紧密了。
四年来，我们的新战士逐渐增多，到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文学蓬勃灿烂发展的依靠。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四年来全国出版的单行本小说共二百五十六种，诗歌共一百五十九种，剧本共二百六十五种，散文及其他共八百九十六种。
如果再加上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而还没有单行出版的作品，那总数还要大。
这样大量的作品，其作者绝大部分是新进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工农作家，他们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
文学战线上新队伍的形成与发展，说明了我国文学的潜在力量的深厚。
这些新进作家，极大部分是青年，他们的作品虽然还不大成熟，但他们是从工农群众中来的，经过斗争的锻炼的，熟悉并热爱劳动人民的，对新事物新人物有锐敏的感觉的，对祖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胜利抱着无限的信心的。
在共产党和人民的培养之下，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将依靠这一新的队伍而成长，因此对于他们的帮助和教育，成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四年来，文学上这些成就，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首先是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已经在我国文学事业上取得了确定不移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文学运动的关心和指示，特别是1951年党中央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对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文学运动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之下，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之下，方能取得它正确的发展。
但是，四年来我们文学上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和新的气象，还仅仅是开端。
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的速度相比，和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相比，和群众对于文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文学工作还远远地落在现实的后面。
最多只能说，我们是为更好地完成新的任务，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文学工作落后于现实，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如全国解放初期，由于国家工作的需要，许多文学工作者，参加了政府及其他部门的行政工作，因而减弱了文学战线上的力量。
但是主要的应该说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主观上的缺点。
首先表现在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般还不够高。
我们若干作品中虽然也描写了新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往往缺乏强烈的艺术感染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每天在出现着的那些光辉的英雄人物相比，我们作品里的英雄，不是更鲜明，反而显得减色。
还有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只能说是作者的概念的化身，而不是生活本身的形象，由于这样，这些作品就很难做到凭借艺术形象去表现出作品的政治思想力量，和有效地发挥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作用。
我们许多作品虽然也描写了新的生活，但是往往只是现象的罗列，而不是把这些生活现象按照毛主席所说的“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我们许多作家还不能大胆地去表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深入到矛盾的内部，去描写新的形势下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动态。
他们往往不是从这些矛盾斗争面前轻轻滑开了，就是用主观的方法把矛盾轻易地“解决”了，因而复杂的、丰富的社会现象，在作家笔下简单化了，片面化了，变成了干瘪的公式。
这就是普遍被指责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
文学工作的缺点，还表现在文学形式的单调和粗糙，对于语言和结构的不重视；
表现在理论和批评的落后。
我们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还不善于熟练地和谨严地去使用我们文学的武器。
文学工作者协会对于上述一切缺点的基本责任，就是缺乏对于文学思想的领导，这就使得上述缺点不能得到及时的和适当的克服。
对于这些缺点的分析以及克服的方法，我将放在后面去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的，即是这些缺点的存在，使我们绝无理由可以对于上面所说一些工作成绩感到自满（自然也不能和不应该自馁）。
这些缺点曾经使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任务不能相称，而现在随着革命的发展，新的历史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了。
这新的任务是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如果我们不是大家努力地积极地来克服这些缺点，改变这种情况，那末文学工作落后于现实的状态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其距离将越来越大。
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要来讨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相信这些缺点和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来估计我们已有的成绩，吸取已往的经验，同时毫不迟疑地坚决地来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满怀信心来迎接我们国家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任务。
什么是我们新的任务呢？
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
无论哪一部门工作，无论哪一方面战线，都应该为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这个斗争是艰巨而复杂的，但是一定会胜利的。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我们要继续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作斗争，和国内残余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在人民的内部我们还要进行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改造，也就是在联合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还要对于几万万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改造的教育。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将产生比过去更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上也将反映出这种错综万状的变化。
文学的任务不仅要从作品中去真实地反映这些错综万状的变化，而尤其重要的，是要以艺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就是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去教育、改造千百万人民，用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同时，要坚决地对残余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影响作斗争，要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作斗争，要对于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思想作斗争，对人民中间的各种怕困难、保守自私等落后意识作斗争；
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以文学的真实描写去教导广大人民不仅正确地认识今天的现实，并且认识明天的现实，教导他们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己克服障碍，担负起建设祖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要实践这样的任务，那末我们的文学就首先不能不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学，我们的作家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
我们要教育人民正确地认识现实，使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就必须要求我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不但表现出人民的今天，并且要展望到人民的明天，要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由于这样，每个作家就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进行工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学生。
曾经有些人怀疑：
这个要求是否过高？
我以为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这种怀疑是由于有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够了解。
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过来的。
特别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更明确的奠定了中国文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把“五四”以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示的关于创作上的原则，包括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服务的对象，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作家对于生活和学习的态度，对于接受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关于典型的创造，关于批评的方法等等，难道不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吗？
许多年来，我们大家努力为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而奋斗，很少听见有人说过这是“过高”的要求，为什么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就觉得是“过高”的要求呢？
应该指出，我们中间还有些同志，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还没有能够很深刻地体会，因而产生了一些人的这种怀疑。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加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应该着重地提出这一问题，把它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实践上的共同方向和目标。
人们中间也许还存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
这样的错误想法是必须澄清的。
要知道，第1，即使并不描写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仍然应当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例如阿·托尔斯泰之写“彼得大帝”或者高尔基之写“母亲”，都是如此。
第2，我国今天并不是还没有社会主义，相反的，在今天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主义的强大的领导力量，都是早已经存在并且正在迅速地发展着的。
今天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不但已经有巨大的社会主义企业，而且已经有大批的英勇的先进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创造条件，已经涌现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具有社会主义者的高贵品质。
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要求自己善于觉察出生活发展的方向和新事物的萌芽，善于从革命发展中去表现生活；
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职责正是必须要把在今天看来还不是普遍存在，然而明天必将普遍存在的事物，加以表现。
不会正确地看到今天和明天的现实，就不能正确地表现今天和明天的现实，这样的作家就不可能成为好的现实主义者。
为了能够很好地担负起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这也并不是说，今天就要求每一个作品都能够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准。
这样要求是脱离实际的。
要使我们的文学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健全地发展和成长，必须有学习和锻炼的过程，需要从创作实践中一步一步去提高我们的水平，并且充分发展作家的风格的多样性。
因此，如果脱离作家的实际，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法，向任何作家要求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或“规格”，这是要不得的，这种批评方法，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是主观主义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绝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
对于我们创作中那些违反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思想，反集体主义的倾向和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
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必须采取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克服和纠正。
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只有是从创作实践中通过经常不断的学习和思想斗争，才能获得胜利的发展。
前面我已经指出，在我们目前文学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必须来分析这些缺点，来研究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并为今后的努力指出具体的途径。
首先是创作方法的问题。
在创作上，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但直到现在还普遍存在着的，就是作品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
概念化和公式化都是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
它们是一对双生的兄弟。
这种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因为它忘记了“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忘记了现实的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它不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是从作者主观的概念出发，它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单化为几个概念所构成的公式，其结构是所谓落后、对比、转变三段法，人物形象则有一定的几张“脸谱”，不论所写的是工厂，或是农村，不论主题是增加生产，或是争取婚姻自由，都可套用这样的公式。
这样的作品当然就不可能有真实性和具体性，当然也不会被群众所喜欢。
这样作品之所以产生，根本的原因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用闭户造车的方法去写作。
这种情况自然是最坏的，但一般说还不是最普遍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作家也经历了一定的生活体验，也到工厂、部队或农村里去了，也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材料，但是所写出的作品，往往仍然给群众一种概念的印象，而很少有艺术的力量，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更需要加以分析和研究的。
首要的问题我以为是对于人物性格创造的问题。
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主要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创造而表现。
恩格斯说：
“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所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问题。
但是我们有些作家往往把这个根本问题忽略了，他们往往从生活中间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抓住一大堆还没有经过头脑消化的材料，来不及等到人物在自己胸中酝酿成熟，就性急地预先为自己规定了主题，然后按照需要去寻求人物，或者按照一种公式去填写人物。
这样的人物性格特征，就是高尔基所说，是从外部贴上去的。
这样的人物，当然就不可能有明朗的个性和血肉的感情，也就不会产生艺术的感染力量。
我们有些作家常常花了更多的精力去考虑主题是否正确，这自然是好的，可是他恰巧忘记了如何通过描写人物性格以及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去表现他的主题，结果使他的主题仍然不能很好表达出来。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今年电影创作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些作品中，最主要的就是犯了上述这种毛病。
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品对于正面的英雄人物性格刻划的乏力。
在许多电影、小说、剧本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特别是领导人物，往往是缺乏个性，缺乏感情，缺乏思想的光辉，这种人物常常是以说教者或演讲者的姿态出场，高高地孤立于群众之上，被偶像化了的，正如马克思所斥责，“这种神化了的拉斐尔画像，是失却了一切描写的真实性的”。
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是我们作家对于新的英雄人物还不够熟悉，还没有能够去发掘出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因而也不能有意识地去夸张和凸出地去刻划。
我们作家虽然也还是访问了、观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英雄人物，搜集了许许多多他们英雄事迹的资料，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从内在生活中去理解他们，从斗争中认识他们发展的过程，甚至对于他们还缺乏一种衷心热爱的感情，因而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仍然不免用自己主观的概念去代替，或者用一种东补西贴的方法去描写，结果英雄人物丧失了生活的光彩，成为毫无生命的形象。
我们知道，英雄人物的性格总是从斗争中间发展的。
没有斗争，也就不会产生英雄。
凡是不能或不大胆去表现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力量的斗争的，不是把英雄人物放在斗争的中心去描写的，就不可能创造出鲜明、生动，使群众激动鼓舞的形象。
而因此，在描写这种斗争的时候，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也是必要的。
但是在我们有些作品中间，英雄人物常常是离开斗争的中心孤立地去描写的。
他们不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而是站在斗争的后面或外面。
作者虽然也竭力企图去塑造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特征，描写他们的生活细节，但是由于离开矛盾和斗争去描写他们，因此这种人物的性格常常是不发展的，从头到尾是一样的；
人物性格和斗争的环境似乎是没有多大关系，和作品的主题是没有多大联系的；
作者只是为了描写性格而在描写性格，而不是从典型环境中创造性格，因此既不能从他们身上看出时代斗争的深刻内容，也不能从斗争的行进中去看出反映于他们性格上的阶级本质的特征；
甚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物，对于作品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在这类作品中，对于反面的或被批判的人物也常常是无力的、概念的、丑角化了的。
由于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
其次，和人物创造不能分开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从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和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以“文学和艺术必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把它当做一个有效的教育工具”（马林科夫）。
而我们许多作家常常缺少这样一种大胆，缺少这样一种战斗性。
我们常常是在生活矛盾和冲突前面轻易地避开了，或者是把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了。
或者是用一种公式方法来解决了。
例如今天我国农村中间，一方面是广大农民已经脱离了封建的剥削而成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最巩固的同盟军了，而另一方面大量小生产的个体经济仍然存在，个体经济的思想仍然有它的历史基础，我国的农业技术还处在落后的状态，因此在加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农村中间个体经济思想与集体经济思想的矛盾，决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教育农民无疑地是个极其复杂的任务。
我们作家必须现实地去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决不能那样轻易地把这些矛盾看作一天早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可是在我们若干描写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作品中，却常常把这些矛盾通过一些喜剧的方法，简便地解决了。
从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今天农村中生活真实的面貌，似乎农业集体化的斗争已经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无需这样那样艰苦地努力了。
在描写战争的作品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为了表现解放军的英勇，而往往把敌人过分的写得不堪一击，因而把敌我斗争的艰苦性和其胜利的伟大意义反而掩盖住了。
在有些作品中，作者为要表现战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而采用了大量的日常生活中的“逗乐”和“开玩笑”的描写，其结果反而冲淡了战争的气氛，显得没有力量。
事实是，只有表现了艰苦的战斗，才能够更凸出地表现出战斗的英勇和战斗的乐观主义，否则就削弱了战争的真实感，并且也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模糊。
在描写其他方面题材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由于不敢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在我们中间也还缺乏揭露和讽刺反面人物和落后现象的作品。
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文学的力量，无情地去烧毁生活中一切腐朽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
这种现象，应当怎样来解释呢？
基本的原因自然是作家对于现实认识的不足，他们或是看不见或是不理解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缺乏明彻的观察力，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研究，缺乏独立的分析和概括、判断的能力。
由于政治修养的不足，生活经验的狭小，常常被现实的表象所迷眩了，看不到生活本质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区别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看不到全面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掌握全面与局部的关系，因此他们虽然到了生活中去，却只是见了树木不见森林，这样自然就很难在作品中去深刻地反映出生活中的矛盾了。
也有一些作家，未始不是看见了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但由于他不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全心全意投到火热的斗争中，缺乏那种高度的战斗的精神，因此他就不敢大胆去接触这些矛盾，不敢深入去挖掘这些矛盾，他生怕犯错误，在一种“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下，觉得既无十分把握，还是不写或少写为妙。
这在作品上就表现为对待矛盾采取轻轻掠过，或故意回避的态度。
也还有一些作家，担心描写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否“暴露”了人民的缺点呢？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表现了生活中的矛盾，正是为了表现出我们现实中作为矛盾主导力量的先进势力对于残余的落后势力的克服过程，正是由于表现了这样的矛盾，才显示出我们先进势力的强大。
自然，这首先要求作者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具有一种对生活的高度信心。
如果作者自己就缺乏这种对生活的信心。
而且带着一种对生活怀疑的、阴暗的心情，那他就不会正确地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斗争。
马林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从而帮助培养我国社会的人们具有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毒疮和恶习完全绝缘的性格和习惯。”
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反对那种脱离生活去描写生活的倾向；
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
最后，是关于作家认识生活的问题。
文学的特征是从生活的认识出发，通过艺术的思维，达到生活形象的创造，凭借这样的创造来达到实践其教育改造人民的任务。
因此认识生活问题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是个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
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提高我们作品的现实主义水平，这是首先的关键。
近两年来，许多作家都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等各方面生活中去。
其他许多作家也都热烈地要求深入生活。
这是很好的现象。
而正是从这种深入生活的实践中间，作家如何认识生活的问题便更实际地被提出了。
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就是着重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比较忽略了对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和分析。
我们常常说：
“下去体验生活”。
自然，体验是十分重要的，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往往是工农群众生活的感性知识，但是如果不是把观察、体验生活和研究、分析生活统一起来，那末我们还是很难做到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概括和集中起来。
许多作家在下去以后，常常最初是感觉新鲜，慢慢地就感觉有些茫然，我想这是和缺乏对于生活的研究、分析工作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是整体的，无论工厂、农村、部队的生活，都不可能和整个社会及其发展分割开来。
一个作家需要有对某一方面生活更多的知识，而同时还需要有广博的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知识，这样才使他能够全面地历史地来分析研究局部现象，从局部现象去看到全面，从一定人物或事件来反映出广阔的时代风貌和精神。
如果仅仅局限在“体验生活”的范围，就可能会使我们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上，从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也仅能是这些生活的表象。
我们到某一个工厂或农村中间，把这一个工厂或农村，作为我们生活根据地，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但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一个工厂或农村，我们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工厂或农村之内。
所谓生活根据地的意思，是要我们从对于某种生活环境的特殊熟悉条件下，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研究生活的各方面。
一个作家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有世界的和历史的胸襟，有高眺远瞩的视力，而同时又有具体的丰博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有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同时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作品具有广阔的内容和丰富的色彩。
目前我们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内容和风格的单调和狭隘，应该说是和我们有些作家对于认识生活的狭隘和庸俗观点是多少有关系的。
无论观察、体验和分析、研究生活，一个作家必须是“火热的斗争”的实践者，而不能是旁观者。
所谓斗争的实践者的意思，还不仅是表示于作家是否在工厂或农村、部队担任了一定的实际工作，而更主要的是他是否以先进者的立场和高度的战斗热情去对待他的生活与工作。
如果缺乏这样的立场和热情，则即使担任一定的工作，仍然是一种旁观者的心境，那同样也不能使他从斗争中更深刻地去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生活。
作家在群众生活中，应该不要忘记他自己劳动的特殊任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
在适当时期中担任一定工作是好的，但他应该随时随地在进行对于一切人物、生活和斗争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
在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同时，并应尽可能的写出一些报道、速写等形式的短小作品。
但是千万不要本着一种主观的急于求成的心情，刚刚一到群众生活中间就匆匆忙忙替自己规定出了二十万字或三十万字的题材计划；
这样的计划是相当危险的。
认识生活和研究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可分的，因为党的理论和政策正是从群众生活斗争中概括和集中起来的、具有高度的客观真实性的指导原则。
一个作家如果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党的理论和政策，也就不会很好地去理解群众的生活斗争；
同时，如果他不是认真去研究生活，也就不会很好地懂得政策，反映政策。
对于在群众中生活的作家们来说，由于他们更直接参加群众生活斗争，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尤其有实际的意义。
但应该指出，党的理论和政策只是作为我们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生活的指针，而并不能以政策条文去代替生活，去代替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公式主义者按照政策条文去安排情节、布置人物，这样既不是研究政策，也不是认识生活，用这样廉价的方法写出的东西，也决不会是文学作品。
以上所说的几个问题，我以为是目前创作上比较主要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为了克服目前创作上的缺点，提高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我们的创作能够胜任地担负起我们时代的使命，应该要求我们的作家把创造人物性格的问题，特别是创造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问题，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
我们国家的伟大生活中，每天都在出现着像黄继光、张明山、李顺达、郝建秀一类的英雄人物。
他们以他们的高贵品质和英勇行为激励鼓舞了全国人民，而在我们文学篇幅中，还很少出现这样英雄的艺术形象。
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巨大缺点。
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生活形象比实际存在的更强烈地、更集中地、更典型地、更理想地、更有生气地在小说中、电影中、戏剧中、诗歌中描写出来，通过他们更广泛地有力地去教育和鼓舞千百万劳动人民。
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面的、敌对的人物的形象，引起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
应该要求作家们用阶级斗争的精神，大胆地来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矛盾来教育人民，知道什么是正在产生的、新的、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什么是垂死的、旧的、腐朽的力量，从而来促进新生力量的加速生长和旧的腐朽的力量的加速死亡。
应该要求作家们更广阔地更自由地更丰富多彩地来描写我们社会各方面的生活，更广阔地选择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创造多样的形式和风格。
为了实践上述要求，作家们应该继续的深入社会生活，学会用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和态度去认真地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
应该更努力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政策，继续努力思想改造，以加强我们思想的武装，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
政治学习和生活实践，对于作家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基本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祖国伟大的生活是如此灿烂，我们的劳动人民是如此英勇智慧，我们文学的源泉是如此广阔丰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我们是完全能够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的！
为了提高我们作品的艺术水平，作家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精通和锻炼我们艺术表现的技巧。
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必须具有严谨的结构，对于人物和环境的生动的描写，纯洁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在诗歌方面，还须有优美的音节和韵律。
作品的艺术技巧不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分立的，而是从属于内容，服务于内容的。
作品的结构和人物的描写本身就是思想的表现。
离开思想内容，只依靠技术，是不能表达什么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那种纯技术观点和形式主义。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以为作品可以不要依靠一定的技术就能够生动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内容，这好比只要有战略思想而无需掌握作战技术一样，其结果无疑还是要打败仗的。
因此我们又必须同时坚决反对那种轻视技巧或否认技巧的错误倾向。
此外还有一种错误看法：
承认技巧是需要的，但又以为过去的所谓技巧都是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不合于我们的需要，因而我们必须“白手起家”。
从这样的想法，产生了漠视古典文学的倾向。
大家都熟悉这一句金言：
“如果没有清清楚楚了解到，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在文学技巧这问题上，我们所应遵循的，也是这样一个方针。
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白指出的继承遗产、发扬优良传统的方针。
当然，继承遗产发扬文学传统，主要是继承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其范围是比学习技巧要大得多的。
应该指出，在我们目前的创作中，对于技巧问题的注意是太不够了。
结构的混乱和松懈，语言的不纯洁和拖沓，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很好的题材，往往因此而损害了。
由于缺乏熟练的文学技术，许多作品教人读起来，感到沉闷，没有生气，因而也就丧失了或减弱了它鼓舞感染的作用。
一篇作品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这就是说，作品的人物、情节的描写，都不是可以随便增删的。
也就是说，作家在处理人物、情节、环境描写等等的时候，应当精心计划，该有的就必须有，该去的就必须去，该长的就必须长，该短的就必须短。
这样的工作，叫做“剪裁”，是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多数作品在这方面的功夫是很差的。
有些作者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素材必须经过提炼，必须按作品的主题的需要加以剪裁。
他们往往是有多少材料就用多少，不问精粗，也不管必要和不必要，统统塞进去就算了事，结果使得作品的结构臃肿松弛，不成格局，人物济济，一大半倒是可有可无，或者是“有不如无”的冗员；
环境描写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情绪互不配合，因而也就起不了衬托渲染的作用。
环境描写必须与人物的行动和感情联系起来。
孤立地描写环境，便成为贴在人物背后的一张“布景”。
应当通过人物的行动、人物的眼睛、人物的情绪与当前环境的交互感应，来灵活地描写。
我国的古典文学中有不少这类值得学习的例子。
虽然那些生活离开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那些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对于我们，仍然是那么清楚那么生动，似乎是面对面可以感觉到的。
我们许多古典作品在使用文学语言上是异常经济的。
像“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往往用一二千字的篇幅，写出非常生动的场面。
中国的旧诗，常用几十个字写出全部的意境，尤其具有不可比拟的精炼。
这种传统，应该为我们所积极学习和研究。
托尔斯泰曾经告诉过我们：
要学会消除艺术散文中的“臃肿”和发展“肌肉”。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我们许多作品中“臃肿”太多，而“肌肉”太少了。
对于人物的生动的描写，是艺术表现技巧中另一个重要的项目。
人物描写，是为要写出性格及其发展，因此就需要从具体行动以及支配这些行动的思想情绪来写人物，要从故事的发展来写人物的成长，而且要从各种角度去写，以免把一个人物写得片面、单调、枯燥无味。
因为不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刻划人物，有些作品就致力于人物外形的描写，企图由此给读者一个印象。
人物的外形当然也应该写，可是不能把这当作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
有些作品中人物外形的描写也很潦草，或者公式化。
有时还强调人物的形貌或举动上的一二特征，企图由此衬托他的性格。
特征当然也可以写，但是不应当因此而使得人物丑角化。
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安排，也常常不大被注意。
有些次要人物似乎只是用来衬托主要人物的，他本身没有独立的存在，他在作品中的作用跟戏剧中的“道具”差不多。
而相反，也有过多地描写了次要人物，因而损害了主要人物的情形。
素材的剪裁、故事的组织和人物的描写是一种细致的劳动，不是经过反复的修改是很难得到完整的。
有些作品的艺术上的粗糙，不一定是由于作家才能的限制，而只是由于粗心和草率，由于不肯花更多的修改的劳动。
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反对党八股）
在文学技巧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问题。
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是语言。
文学作品的语言应当是形象化的、富有表现力的、准确的和精炼的，然后可以传达作者所欲传达的思想情绪，然后可以构成鲜明的形象。
要表达一定的思想情绪，就必须用字正确，造句合法（语法），必须选择适当的字，运用适当的句子。
“语汇”贫乏，句法缺少变化，就会使得作品呆板枯燥，没有吸引力。
反之，堆砌浮词，无原则地造作古怪的句法，就会使得作品拖沓、芜杂、生硬，使人不能卒读。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两种毛病是同样普遍地存在着的。
语法不通，用字不当，这是初学写作者的通病。
其根源在于我们学校中的语文教学没有做好。
至于“语汇”的贫乏，有经验的作家也不能免。
大家常常都用同样的一些“语汇”，好像已经成为习惯，从没想到应该另找新的语汇。
应当记着，旧语汇的滥用常常会造成恶劣的错误。
如用“鬼哭狼嚎”一类字样来描写我们人民在敌人轰炸下的情形，用“像切西瓜般的”来形容敌人对我们人民的残杀，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自然，新的语汇也不允许滥用。
如有这样的句子：
“眼泪劈劈拍拍直掉”。
用“劈劈拍拍”来形容眼泪的既多且急，这就不免是新奇到失当了。
创新是件好事，但不能不下苦功。
贪图省事，随便创新，就会把好事也弄坏了。
怎样才可以丰富我们的“语汇”呢？
毛主席早已指示：
“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
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
“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的合理的利用。
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反对党八股）
事实证明：
我们并没有正确地认真地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特别是“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件事，我们的努力很不够。
不但文艺青年，甚至不少的作家，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是不重视的。
“水浒传”，鲁迅的作品，看是看了，但肯用苦功去研究学习的恐怕很少。
鲁迅的作品是尽量注意利用了古人语言中还有生气的东西的，现在我们的大多数作品中连鲁迅所已利用过的，也没有继承，更不用说自己去发掘了。
但是，另一方面：
“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在我们这里却并未绝迹。
比较认真，而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的，是学习人民的语言。
近年来的优秀作品，都有这一特点。
极大部分的新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从人民语言中吸收营养，那“语汇”恐怕还要显得贫乏。
但是，另一方面，不必要的滥用方言，不经过选择原封不动的搬用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健康语言的倾向，也很普遍。
庸俗趣味的“歇后语”，也被经常地采用。
“歇后语”不过是语言游戏，并不是文学语言。
滥用方言和“歇后语”的结果，非但不能达到丰富语汇的目的，反而使得文学语言流于粗糙庞杂。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语汇”，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我们祖国语文的纯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按照其自己的兴趣，选择各种各样的体裁，创造各种各样的风格。
因此，积极地创造能够充分反映新的生活内容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我们文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种艺术形式方面的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个别作家和作品的独特的风格。
鲁迅的作品就有他个人的卓越的风格。
我们现在的许多作品可说是缺乏独特风格的。
张三的作品如果换上李四的名字，也认不出到底是谁写的。
这就说明了我们在作品的形式方面多么缺乏创造力。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但不是妨碍，而是要求我们创造和发展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我们还要求发展文学的各种样式，如电影剧本、歌剧、歌曲、说唱文学等更具有普及作用的文学样式，在目前还没有被许多作家所采用。
电影剧本特别缺乏。
我们要求更多的作家来重视这方面的创作。
加强和改进文学批评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这几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对于文学的创作活动，起过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曾经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斗争；
曾经批评了违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曾经批评了若干作品中间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情感。
曾经对于新的来自工农兵的作家们的作品，给予极大的重视，及时地作了宣传和介绍，从而鼓舞了工农作家的写作热情。
但从整个来看，文学批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而且比创作还要落后。
文学批评工作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指导创作的作用，还没有更有效地完成它的帮助作家、教育作家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批评，常常不是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作品内容，而是主观主义的教条式的批评，片面式的批评；
光指责作品的缺点而没有肯定它的同时存在着的优点；
或者，单称道了作品的优点而不能指出其基本缺点。
对于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全面、细致而科学的分析，十分不够。
若干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在出版很久以后也还没有看到批评界的反应。
对于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论争，也还不能常常及时地予以总结。
对于新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也是作得很不够的。
各刊物编辑部几乎化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来阅读青年作家的投稿，给它们提意见，各编辑部的同志们是够辛苦的。
但是从整个看来，我们这项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四年来，很少针对着青年作家的一般情况而加以分析、指导的专论。
对于文学遗产的学习，我们不是不常常提到，然而没有通过文学批评，举具体的事例，来引起作家们普遍的重视，特别是没有引起一般青年作家们的重视。
还应当指出：
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常常缺乏一种爱护的热情、帮助的态度，缺乏一种合作的态度，而采取一种粗暴的打击的态度。
这种粗暴态度，表现在批评家没有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分析他的批评对象，而只凭一时主观的印象匆忙地作了判断；
表现在批评家对于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入的全面的知识，而只以一些革命文艺理论的原则作为教条、作为公式，来硬套他的批评对象；
表现在批评家没有耐心研究整个作品的各方面，而只断章取义地抓住作品中突出的缺点，就下了不公平的、不能使人信服的论断。
还应该指出：
主观主义教条式的批评，由于它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来衡量作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并且还使得作家们会跟着它也按着一定的公式去写作，其结果，促成了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发展。
也还应该指出：
有些批评家不是从实际的创作水平出发，而是急躁地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
有些批评家是用一些固定的标尺，机械地去衡量一切作品，因此引起作家对批评家的畏惧和不满。
这样的批评不是鼓舞作家的创造热情，而是阻碍了这个热情。
有些缺乏自信的作家，常常因为害怕批评而不敢动笔了。
这固然应怪作家自己勇气不足，但是批评的不健全也是有责任的。
自然，轻视和敌视批评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其结果也同样会促使批评衰落。
作家自己对于创作情况应该也是采取一种积极的互相促进的态度，而不应该把批评工作看作只是批评家的事情。
批评工作不仅是帮助作家，尤其要教育读者。
判断力还不强的青年读者常常把批评的文章作为他们读作品的指导。
我们的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对于这些青年群众的教育、指导，批评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克服文学批评工作的这些缺点，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和促进创作是不可分的、同样重要的任务。
因此要求我们的批评家应该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线，善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从更高的思想水平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帮助作家教育读者。
应该把批评看作一种严肃的科学工作，群众工作，而不是感想式的工作。
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指示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性，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应该要求批评家和作家亲密地合作，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态度来建立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批评，应该要求批评家经常的倾听群众的意见，注意社会的情况。
一个批评家应当比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的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的对社会现象的判别能力，然后才能给予作家以更有效的帮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本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苏联文艺创作经验等，也是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资本。
一些搬弄条文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所以能够存在，正是表示我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武装。
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应当是批评家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最后，让我们检查一下“文协”的工作。
“文协”的领导工作，四年以来，是没有做好。
上面所说的文学工作的这一系列的缺点，基本上应该说和“文协”的领导上的缺点是分不开的。
“文协”的许多工作机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创作思想和文学批评的领导，“文协”做的很少，领导思想、方针都不够明确。
对于有些工作，例如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辅导，例如学习我国文学遗产，“文协”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在党的指示、督促之下，我们领导了文艺整风运动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运动和学习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未能及时地适当地做出结论。
也是在党的指示下，我们曾两次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组织作家的创作，也取得了若干经验。
但是，作家下去以后，我们的关心是不够的。
我们没有能够随时就他们在体验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给以必要的帮助和解决；
最近，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已有所改进。
“文协”的几个刊物的工作也是不够满意的。
对于在普及工作上占重要地位的通俗刊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指导。
“文协”领导机关对于作家的关系也不够密切。
在北京的作家人数很多，可是我们没有采取有效的办法帮助作家交换意见，交流经验。
1951年组织过一些以在京作家为基础的若干小组（诗歌、小说等等小组），由于组织方式的未尽完善，更由于每次的讨论会没有很好的准备，结果是多半流于形式，以后就无形消灭。
我们需要使参加各组的作家个个有话要说，使各组的讨论既不致漫无边际，也要避免枯燥的搬弄理论，而能每次都有中心，真正解决一些问题。
这一切基本的缺点如不坚决克服，我们决不能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所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为了调整并加强各文艺团体，全国委员会提出了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建议。
我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适合时宜的。
大会主席团草拟了作家协会新章程的草案，即将付大会讨论。
在这草案的“总纲”内，具体地规定了作家协会的任务。
我们认为作家协会应该是以其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作家与批评家的自愿组织。
它的任务，主要是下列各项：
一、组织作家创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高度的真实性的文学作品，加强对创作活动与批评工作的领导。
我们必须很好地接受四年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作家深入生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府和党的政策，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
我们必须通过创作组的方法，展开作家之间关于创作研究的互相竞赛，互相帮助，鼓励各种文学形式、体裁与风格的多样性的发展。
我们必须使得我们的批评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
在加强批评工作的领导时，应当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的批评，应当从研究和分析具体作品来帮助作家，从创作实践和批评中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
二、应当从思想与方法上加强指导文学普及工作。
必须以最大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
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并注意推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运动。
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
整理和研究古代及近代的中国文学，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促进国际的文化合作，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和进步文化的伟大斗争。
这就是作家协会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
新的作家协会，必须是充满朝气的，紧张工作的作家的团体；
必须是认真地负责地领导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的团体。
新的作家协会有责任领导我们为完成上述任务而作最大的努力，而作家协会全体会员同志也应当把完成上述任务看作自己的责任。
代表同志们：
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给了我们各尽所长、自由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力的最好的条件。
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
在我们面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的远景。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之下，我们有信心完成光荣的任务。
我国的文艺潜力是无限量的，我们的队伍在一天一天地壮大，我们每天每天在增加着健康的新鲜的血液。
让我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让我们为新中国文学的辉煌灿烂的前途而努力罢！

印度不满杜勒斯纵容李承晚破坏停战
印度报纸严厉抨击美国阻挠遣返战俘的政策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09日讯：
路透社驻德里记者报道，印度政府对于美国的态度所感到的忧虑，比对南朝鲜扬言要进行武装干涉所感到的忧虑更大。
某高级人士说：
“印度曾预料到南朝鲜要有类似的行为，但是没有预料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怀疑。
杜勒斯说，他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很满意。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
又讯：
德里“印度斯坦时报”特派记者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政府不打算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解除主席的职责。
但是，发言人说，印度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南朝鲜军进攻印度军队的威胁。
发言人说，如果印度军队受到这样的进攻，联合国军司令部应负全部责任。
【新华社09日讯】
塔斯社伦敦08日讯：
路透社驻德里记者报道，印度几家大的报纸08日严厉抨击美国在朝鲜遣返战俘方面的政策。
“印度时报”在评论李承晚在战俘问题上的挑衅时说：
“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国政府已经从默许转而唆使李承晚了。”
“印度快报”斥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论调。
杜勒斯曾说，他“不满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
“印度快报”指出：
“不要想印度会奉行偏袒美国的政策。”
【新华社08日讯】
塔斯社德里07日讯：
印度的具有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报纸，都指责美国在朝鲜非军事区内所进行的挑衅行为。
“国民先驱报”指出美军正在使用一切手段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该报要求联合国立即讨论朝鲜局势。
“自由新闻”认为这种在非军事区内的挑衅是破坏朝鲜和平的行为。
“世界报”指出，只有不准李承晚和美方其他的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朝鲜才能建立和平。
该报说，他们的阴谋不仅是反对朝鲜人民，而且也是对整个爱好和平的世界的挑衅。
“今天报”说，应该记住：
美国人在担任着联合国军司令。
人们只要认识到美国对朝鲜停战谈判所持的态度，以及美国阻挠和平解决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的行为，那么对于美国假借联合国军司令部名义发动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阴谋，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阿拉哈巴德城的“印度报”要求联合国军方面给予印度军队以必要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在和平的气氛里执行他们的任务。

听取金日成首相关于访问苏联的工作报告后
朝鲜内阁决定尽力发展朝苏友谊
【新华社平壤09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08日在听取了金日成首相所做的关于朝鲜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工作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决定。
决定如下：
1953年09月11日到09月19日的期间，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对于我国将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会谈中，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朝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的问题，以及苏联援助我国战后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完全支持和欢迎这个会谈的结果，对于苏联政府为了我国人民的利益而给予的照顾和关怀，谨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无限的感谢。
这次会谈的结果，将使朝苏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发展并加强到更高的阶段，它将成为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及维护和保障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事业上的巨大贡献。
它并且是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到战争破坏的我国人民经济以及改善与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物质保证。
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一巨大的援助，再一次证明了：
伟大的苏联不但是我国人民的解放者，而且是我们真正的援助者和亲密的朋友。
它并且再一次向全世界说明了苏联在尊重大小国家人民的平等权和自由权的原则下，以互相合作、互相友好为基础的正当的对外政策。
全朝鲜人民今后将进一步巩固和已经成为我们一切胜利的重要保证的伟大的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关系，并要把自己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和力量，无保留地投入恢复和建设我国战后人民经济的事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独立及维护与保障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以报答苏联所给予的这一巨大的援助。

志愿军工兵部队协助朝鲜人民重建平壤市
【新华社平壤0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工兵部队正在协助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重建英雄的平壤市。
这支部队已经着手进行建设的工程有：
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事务局大楼，修补工人宿舍二千间，重建窑厂二座、医院一所，和协助在大同江上改建桥梁。
重建工程在09月初正式开始。
战士们在劳动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说：
协助朝鲜人民重建这座英雄城市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一定和朝鲜人民一道把它建筑得更加美丽。
工兵战士在下雨天冒着大雨搬运建筑器材，清除被毁的建筑物的水泥碎块、玻璃碎片和弹片，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打着号子，作业场上又紧张又热闹。
某部第3连的战士们还利用休息日到三十里以外去帮助朝鲜小学校搬运建筑校舍的木料；
另一部战士也利用休息时间给驻地附近的朝鲜人民盖了十九间草房。
工兵战士们最近又在西平壤车站协助修建工人宿舍。
这些宿舍建成后可供二千个工人及其眷属居住。
在建筑工程中，工兵战士们为了节约朝鲜人民的资源，开展了“爱护朝鲜寸木一钉”运动。
他们使用器材时进行精密的计算，以避免有一点浪费。
某连在缺乏铁钉时，就把废铁丝网截成钉子来代替。

朝鲜各界人民一致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
【本报讯】
朝鲜各界人民热烈欢迎苏、朝两国会谈的结果，并一致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
朝鲜职业总同盟副委员长徐辉代表全朝鲜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们发表谈话说：
苏联和朝鲜政府的会谈公报，无限地鼓舞了我们朝鲜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们为恢复和建设人民经济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
徐辉说：
伟大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成了我们在解放后五年间的民主建设时期和在三年多的祖国解放战争当中所以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前进的决定性的要素之一。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人民经济，提高和改善我们人民的物质福利，更加巩固为和平统一祖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苏联人民将援助我们迅速恢复因战争遭到破坏的基本产业，恢复和建设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迫切需要的许多产业企业和铁路运输、邮电、农业、教育、文化、保健等各方面的设备及器材的供应、技术的帮助以及其他方式的援助。
毫无疑问，这一援助，将进一步加强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国的工农联盟，并大大地促进和平统一我们的祖国与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的事业。
徐辉说：
我们朝鲜的工人阶级，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和苏联人民的友谊；
更加努力去完成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所指示的战后进行恢复与建设工作的巨大计划。
这个计划的实现，特别需要我们工人和技术员工的高度的创造性和忘我斗争。
朝鲜农民同盟副委员长玄七钟发表谈话说：
苏联给予我们的援助包括重建复兴农业所必需的兴南矿质肥料工厂，并供给对恢复与发展农业有决定意义的农业机器、农具、肥料、纯种公畜等。
这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是无限喜庆的消息。
这一消息百倍地加强了我们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力量和勇气。
玄七钟号召朝鲜全体农民努力生产，加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以答谢苏联的国际主义的伟大援助；
同时进一步地加强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团结，加强与工人阶级的联盟，争取建设事业的胜利及祖国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副委员长金英秀除了代表朝鲜妇女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并强调说：
我们朝鲜妇女，要在恢复和建设战后人民经济的斗争中，进一步发挥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所曾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劳动热情，以争取新的胜利。
金英秀说：
现在我们许多妇女参加了新的劳动战线，在各个岗位上，把妇女所能够做的工作，都由妇女来做。
我们要学习先进的苏联妇女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努力的光荣榜样，并且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地为恢复和建设战后人民经济的事业而斗争。

美方一面拖延修建解释营场一面反对顺延解释期限
我方再次严正警告美方不容肆意破坏协议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张解释期限应予顺延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军事停战委员会10月07日举行会议。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中将在会上发言，对美方拖延解释场所的修建并反对顺延解释期限的破坏协议行动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全文已见新华社开城07日电），并对美方派遣大批特务进入战俘营并指挥他们进行破坏活动以及李承晚政府叫嚣并策划制造劫持战俘事件的阴谋，提出严重警告。
对于李相朝将军的提议，美方首席委员勃里安一方面表示：
了解维持战俘营周围安全与秩序的责任，将遵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履行职责，并完全准备应承担其行为的后果。
但另一方面勃里安竟不顾已为归来的朝中被俘人员一再揭露并也已为各国舆论公认的事实，矢口抵赖美方派遣并指挥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行为，企图为美方协助并指使特务从战俘营劫走大批战俘、破坏停战协定的罪恶阴谋预留地步。
勃里安同时仍旧顽固地反对顺延解释期限，并强词夺理地辩解这是符合“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关于解释期限的规定的。
李相朝中将驳斥了勃里安的荒谬言论，指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拘留一方应在将战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前设置一切设备，并在战俘移交完毕后，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一切后勤支援，以保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期执行其任务与工作，关于解释期限的开始与终止即在此前提下规定的。
但美方目前一方面拖延修建解释场所，另一方面反对顺延解释期限，企图根本破坏解释工作，这是严重破坏“职权范围”的行为。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已根据“职权范围”第24款所赋予的解释权，提出将解释期限顺延，美方企图剥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此项解释权，是对“职权范围”的又一违反。
李相朝中将最后重申，不容许美方肆意破坏协议，我方将密切注意美方是否立即采取措施，纠正其破坏停战协定与“职权范围”的行为。
【新华社开城08日电】
10月0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蒂迈雅中将代表该委员会，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指出，由于解释设备的延未修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九十天的解释期限应予顺延。

美方无法抵赖利用特务威胁战俘的罪行
【新华社开城09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报道：
美方一面伪善地谈论着战俘在遣返问题上有“选择的自由”，一面却派遣大批特务分子混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营场，变本加厉地对战俘们实行恐怖统治，胁迫他们不得要求遣返。
美方的这种行径完全违反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中将在07日举行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上，严厉警告美方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派遣特务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看管工作和以暴力阻挠战俘遣返的阴谋活动，并声明美方必须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美方委员勃里安在会上竭力抵赖我方所提出的严正指责，支吾其词地表示“只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所需要的人员才被派到战俘营场里去。
勃里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战俘营中并不存在着美方特务威逼和迫害战俘的事实。
但是，美方特务的声名狼藉的罪行已经是举世周知的了，美方的任何否认只是欲盖弥彰而已。
美方特务在战俘营中实行的残暴统治，现在连中立国家的代表都不能不感到震惊。
由印度、瑞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五个中立国家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10月02日发表的关于该委员会工作情况的声明中肯定战俘受到很大压力。
蒂迈雅中将也一再指出战俘处在武力的威胁之下。
与此同时，印度报纸也揭发了美方特务在印度部队看管的营场中对战俘们进行暴力统治。
根据遣返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陈述，特务统治下的战俘营中是一片地狱景象，每一个稍有良心的人对此都不能不感到愤怒。
在解释工作开始以前突破特务控制陆续归来的一百一十多名朝中被俘人员，一致控诉美方特务对战俘们施行骇人听闻的肉体的残害和精神上的威逼。
战俘们由于流露了要求遣返的愿望而遭到特务们的殴打、虐待和强迫刺字，许多战俘由于坚持遣返，受到割肉、挖心以及其他种种难以想像的酷刑残害致死。
这些归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确凿不移的罪证。
他们揭露的事实证明，美方特务在战俘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之后，不但保持着原有的控制战俘的组织形式并且继续干着他们过去在济州岛、巨济岛和其他美方战俘营中所干的虐杀战俘以阻止遣返的勾当。
特务们强迫战俘订立连环保，强迫他们去听特务的“讲课”
并参加破坏解释工作的“演习”。
我方归来人员的血泪控诉和他们身上的伤疤、伤口和刺字，证明了在美方特务的恐怖统治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必须予以尊重的战俘被遣返的权
利，已经被蹂躏到什么程度。
已经暴露出来的丑恶事实说明：
不管美方怎样
矢口抵赖，破坏停战协定中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
指挥和策动大批特务对战俘进行非人的虐待以阻止
他们要求遣返的，正是美方当局。

美机又两次侵入我方地区上空

【新华社开城09日电】
美方空中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已达六十五次，全部空中和地面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记录共达八十次。
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秘书长09日会议上，朝中方面秘书长朱然上校提出美方的两次空中违反停战协定事件，要求美方注意。
两次事件经过如下：
09月27日下午四时五十分左右，美方军用喷气式飞机一架，由西南方侵入西海岸的瓮津半岛，侵入瓮津和海州上空后向南方飞去。
10月03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左右，美方军用飞机一架飞越军事分界线，侵入金城东南的九三八点二高地和五八六点一高地上空，然后向东南飞回美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