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开四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
通过今年预算和普选试办工作两个报告
【新华社28日讯】
北京市第4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24日到26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
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市今年财政预算和普选典型试办工作的两个报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在会上作了“北京市1952年度财政收支决算和1953年度财政收支预算”的报告。
他指出，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的结果，因此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加，而预算执行情况基本上也是好的。
1952年度总收入（包括上缴税款部分）超过了预算的百分之十二点四四，而实际支出（除去上缴税款部分）则为原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一二。
1953年度财政预算虽比1952年大大增加，但到今年06月底为止，收入已完成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实际支出也达到原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
今年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用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二，这是为了适应生产和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在人力、财力和技术、经验许可的条件下，对北京市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作较大规模的发展的缘故。
接着，北京市选举委员会主席刘仁报告了北京市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情况和关于今后北京市基层选举工作的意见。
刘仁在叙述了北京市进行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工作的过程后，对于选举工作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简要说明。
他指出：
指导普选工作的原则是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保证选民们选出他们认为满意的代表来。
从这一时期的典型试办工作来看，发扬民主的关键，是对代表候选人名单的讨论，选举委员会要善于领导选民自由地充分地反复进行酝酿和协商候选人名单，然后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典型试办的经验充分证明：
候选人名单采取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出，也可由选民联合若干人或单独提出的办法，是民主的，正确的。
但候选人名单提出后，必须经过选民小组充分酝酿，反复协商讨论，选民小组或个人可以提出部分甚至全部改变原候选人名单的意见，最后由选举委员会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关于选举方法问题，刘仁说，在郊区召开选举大会比较容易，同时选民文化程度较低，事实证明现在只能采取举手表决的方法；
在城内西单区安福胡同典型试办区，因为选民有各种各样不同职业，不容易凑在一起开会，同时他们的文化程度也较高，所以在典型试办时，他们采取了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关于今后北京市基层选举工作，刘仁说：
全面的基层选举准备10月份在全市展开。
由于城市情况十分复杂，为了保证普选运动的正确进行，准备选择一个区提前开始，以便进一步取得经验，稳步前进。
目前则首先抽调大量干部加以训练，以迎接全面的基层选举的开始。
会议经过小组讨论后，开始了大会发言。
代表们一致同意张友渔副市长和刘仁主席的报告。
许多代表对如何进行基层选举工作提出了积极的意见。
此外，对于城市建设问题，代表们发言也非常踊跃。
大家认为北京市城市建设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市政建设工作的计划性不够，各单位互相配合不好，常常发现返工与工程质量差等现象。
代表们对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招生工作，医药卫生工作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也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会议最后由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讲话。
彭真说：
这次大会不仅正确地肯定了市人民政府工作的成绩，并且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于我们工作的改进是一种很好的鞭策。
接着，他对代表们所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
他指出：
这次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提案大多是反映首都人民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其中有些是今天必需办和可能办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办。
但是市政和文教、卫生等建设不能脱离生产孤立地进行，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分别本末和轻重缓急逐步进行。
关于基层选举工作，他说：
在选举中应当充分发扬民主，保证选民能选出自己所要选的人当代表。
他在扼要地讲了今年的主要任务和目前形势之后，着重指出：
处处节约，集中力量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乃是首都各界人民当前最中心的任务。

北京市积极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就学问题
【本报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正积极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就学问题，决定最近在市立各中学续招一批初中一年级新生。
北京市中等学校曾在07月举行统一招生，共录取初中一年级新生一万七千多人，有两万一千人未能录取，其中有北京市学生九千人，大部分是十三周岁以下的，就业很难，迫切要求继续求学。
市人民政府经过缜密研究，将采取以下措施：
决定在各中学增加班次，对本市未录取的学生再考试一次，考试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即尽量予以录取，对归国华侨和边疆来的投考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安置就学；
其余外地未录取生不再考试，选择上次国语、算术考试成绩都在六十分以上的学生予以补取；
在新增学生所需教室未修建以前，暂时采用增设二部制的办法来克服教室不足的困难。
对本市二次考试仍未考取而成绩较差的，设立补习学校收容；
考试成绩太差的，在自愿原则下，回小学六年级学习；
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学生，在自愿并合乎工厂要求的条件下，政府可介绍入工厂做练习工。
此外，并按照实际条件，协助工矿企业和机关团体尽量办子弟学校。
根据以上措施，招生工作即将开始。
07月间统一招生时不少学生未能录取的原因，主要是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各阶层人民的子女要求文化学习日益迫切，投考学生大大超过了目前学校的招收条件。
如北京市寿比胡同三轮车工人何凤祥四个孩子，除最小的一个外，就有三个分别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习，这真是从所未有的可喜气象。
加以北京是全国青年向往的伟大祖国的首都，历史上的全国文化中心，每年都有大量青年学生从各地来京考学，仅投考初中的学生，已由去年的九千人增到了今年的一万四千人。
因此投考学生大量增加。
但是目前学校教育中的各项条件，一时还不可能完全适应人民这种需要。
在过去几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对北京市的教育发展表示深切关怀，从教育经费开支方面已给解决了很多困难。
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这几年来在发展中、小学教育上尽了很大的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绩：
1953年初中学生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七人，比1949年的二万七千八百四十人，增加了几近一倍；
小学生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六人，比1949年的十四万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上。
中、小学生总数，1953年共三十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七人；
比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七人（缺二校数字）增加了一点六倍。
今春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对本市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曾反复讨论研究多次。
08月下旬，北京市教育局召集了部分小学校长座谈会，彭真市长、吴晗副市长等都到会作了具体指示，并责成市教育局提出解决的办法。
这次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解决高小毕业学生就学问题，积极排除各种困难，并根据需要和可能一致的原则，采取了适当扩大招生名额等措施。
但人民教育事业必须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不能脱离经济条件孤立前进。
北京市用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随着首都人民文化要求的提高，已在逐年增加。
在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开始时期，这样已经是尽了国家可能的经济力量。
由于学生人数逐年大量增加，不仅校舍设备等一时无法解决，最困难的师资问题，更非短期所能解决。
如今年北京市高小毕业生有两万四千人，要是全部升入初中，就要增加八百个教员，即使把今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全部分配给北京市，还是不够。
因此，以现有条件来看，要使高小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是办不到的。
目前还要有一部分学生进入初等技术学校或进入工厂做练习工，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在美方公开支持和协助下
蒋匪帮加紧进行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活动
【新华社开城27日电】
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日期日益迫近，国民党匪帮在美方的继续支持和协助下，正在加紧进行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和强迫扣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罪恶阴谋。
有消息说，国民党匪帮在25日公然派遣了一个所谓代表团，由特务头子方治率领，到达南朝鲜，将到拘禁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美方战俘营去，进行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活动。
据合众社报道，美方战俘营当局发言人21日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国民党匪帮这种愈益嚣张的强迫扣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罪恶行为
“没有提出反对”，并将“在它的权力和能力范围以内”和这些蒋匪特务“进行合作”。
此外，有消息说，潜伏在美方战俘营里的蒋匪特务正在大肆用恐怖手段强迫战俘刺字和写血书，反对把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借以胁迫他们放弃被遣返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方支持和协助之下进行的。
尽管如此，但美方却又故意制造谣言，说什么如果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非军事区去，就会有什么“外来力量释放”战俘，“并把他们带到北朝鲜”。
从这里人们不能不怀疑美方是在企图直接破坏停战协定，制造藉口来拒绝把战俘送到非军事区，以便更顺利地强迫扣留他们。
此间人士指出：
美方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和协助国民党匪帮在其战俘营内的罪恶活动，而对根据停战协定访问美方战俘营的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则加以种种无理的限制和阻挠。
这种明显的对照，说明了美方正加紧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美方对此必须负完全责任。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08月25日会议上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的演说
这些天来，我们这个委员会一直在讨论朝鲜问题。
讨论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
第1，会议的形式及会议所应依据的组织原则。
第2，关于会议的组成。
以美国为首的十五国提案的草拟者维护他们的提案及提案第5条甲项关于在交战国代表参加的基础上组织政治会议的规定。
他们在讨论中特别强调需要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
他们指出第60款的条文是在处理这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唯一的——如他们所说——合法原则。
不用说，第60款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这是一个很明白的要求，不但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应该遵守，所有一切的国家也应该遵守。
而且不仅应遵守停战协定第60款，还应该遵守整个协定。
领头提出这一提案的美国代表竭力利用这第60款的条文。
他企图证明，十五国提案第5条甲项是像数学一样一点不差地符合于第60款的条文的，而在关于组成政治会议的办法、方式和条件这些问题上采取任何其他立场，都将意味着违背了、或至少是蔑视了第60款的条文。
为了支持双方会议的立场，洛奇先生在08月19日的演说中提到了南日大将的声明。
据洛奇说，南日大将说，会议的一方面应代表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另一方面则应该代表把军队置于联合国的统帅下的各国政府。
洛奇先生从这个归在南日大将名下的声明中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二、会议必须由双方指派的，并且是支持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国家的代表组成。
这就是洛奇先生引用南日大将的声明所得出的两个结论，他就是这样来解释停战协定第4条第60款的意义的。
我要设法证明，至少要试着证明，洛奇先生得出的两个结论，不论是第1个还是第2个都不能由第60款中推论出来。
无论由上述条款的严格法律意义来说，或者退一步由它的严格政治意义来说，都不可能推断出这两个结论。
我们一直认为，而且我仍然认为，并不能因为双方要指派它们的代表，就由第60款得出会议必须由双方组成的结论。
更不能由第60款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据第60款指派代表的双方，只能在十六个参战国中指派代表，把其余至少四十四个联合国会员国置于脑后；
而美国及其盟国对朝鲜人民的三年多战争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的，是用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
从第60款中怎么样也不能得出第1个结论，也不能得出第2个结论。
至于他谈到的南日大将的声明，应该指出，新华通讯社曾经报道过，在联军司令部1952年10月18日的正式报告（Ａ）二二二八号文件第12页中也完全得到证实。
南日大将在他1952年02月19日的声明中，对“双方有关各国政府”一词的解释和朝中方面现在所了解的是一样的。
南日大将说，他认为这个词句的意义是：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的有关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军方面的有关各国政府。
但是，这是和洛奇先生归在南日大将名下的话完全不同的。
可是，我们现在一点也不在乎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会议组成问题。
的确，事情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如何了解“有关各国”一词的问题是一回事，谁应该代表这些国家出席会议的问题又是一回事。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协定的第60款。
这一款的确说，政治会议的代表将由双方指派，但并不能因此就解释为这些代表一定只能是这两方的公民，如十五国提案的草拟者所认为的以及美国代表团所最顽固地主张的那样。
美国代表团以及某些其他支持它的代表团的错误在于：
它们用它们最武断的解释把第60款的范围弄得很狭隘，这一款的条文是决不能容许作这种解释的。
今天，澳大利亚代表斯宾德先生的话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错误。
他公然说，我们必须信守这一款的字句。
对于他说来，这一款的意义和整个停战协定的意义都是不存在的。
他所需要的是“字句”。
并且他以为，信守“字句”就会作出合法的解释，而忘记了咬文嚼字和合法的解释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他忘记了，相反地，正确的合法解释是和仅仅拘泥于条文字句根本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合法的解释需要逻辑、政治和道义的判断，当然也需要对于总的内容、对于各条条文总的趋向的了解，或者如法律学家通常所说的，需要对于条文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这些条文的本质的了解。
不然，就不能对个别的条文，也不能对整个协定作正确的解释。
澳大利亚代表忽略了所有这些，而只提到第60款的字句。
可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在政治委员会差不多没有人给以支持。
波兰代表团团长纳希科夫斯基说得对。
他说，事实上，除了洛奇和他的某些追随者以外，没有人支持这种立场，也没有人为那种企图对停战协定第60款作如此解释的难加支持的举动辩护，这种解释显然是有害于目前的事情的。
好些通常支持美国立场的国家的代表，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对美国的立场。
我们认为，他们是对的。
我不能不提一下法国代表的发言。
他说，对第60款中的建议的措词“不要太咬文嚼字”。
他又说，“一切能有效地参加谈判的方面都理应加以邀请。”
因此，可能得到的唯一正确结论就是：
——我必须重复舒曼先生的话——会议不要成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会议，“相反的，这个会议要为共同讨论当前问题铺平道路”。
据我看来，英国代表团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如劳埃德先生所说，他们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关于会议成员的提案中，他们看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基础。
据我了解，这种共同基础便是，英国代表团也反对对第60款作那种狭隘的解释，并且主张举行一个较广泛的政治会议，而不是只由那些曾派遣军队到朝鲜去的国家参加的政治会议。
当然，我想顺便指出，劳埃德先生有些话是不对的。
他说，苏联要想独断在朝鲜派有受克拉克将军指挥的军队的国家中究竟哪一些应该参加会议。
这不是实在的，因为我们只是建议，而且这种建议的方式也决没有任何理由令人怀疑我们在独断独行。
假使抱着这种态度的话，任何代表团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可以被说成是独断独行了！
埃及代表也谈到要让亚洲小国的代表尽可能广泛地参加这次会议。
他说这将“有助于大国建立真诚的和平条件”。
他希望会议参加国不要抱着为了在亚洲大陆各国保持殖民利益的目的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说法，虽然在这方面我并不完全和埃及代表一样抱乐观的看法。
许多代表都表示苏联和印度必须参加会议，并因而拒绝支持美国的双方会议的主张。
那么，结果怎样呢？
结果是：
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美国和其他十五个代表团对第60款的解释是错误的，他们在这问题上的整个立场也是错误的。
只有美国和它的伙伴们才认为它们对第60款的解释和它们的立场是对的。
因此，无怪美国代表要把维护他们的立场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会场之外了。
他们希望由此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如我们的谚语所说那样：
“不能挣来，就去偷来。”
现在，再回头谈停战协定第60款。
必须指出，这一条款并没有对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作出明文规定。
为了反对朝鲜的邻国参加政治会议，洛奇先生说：
它们的参加可能把会议变成与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相似的会议，包括了六十个国家的代表。
洛奇先生的这种言论不但毫无根据，并且根本算不上是一种严肃的言论。
因为我们的提案中很明白地说出，这一件事首先和并且最和朝鲜的邻国有关系，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政治会议与包括六十国的政治委员会相类似的话。
洛奇先生这样的一种言论当然是不能加以考虑的。
然而对于规定一个“双方”的会议和“双方”指派代表出席会议的第60款应作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把十五国提案研究一下，特别是研究一下非常武断地把会议的成员只限于在战争中提供军队的国家和南朝鲜的第5条甲项，并且把它和第60款比较一下，那么第5条甲项和第60款的出入就显得很清楚了。
事实上，第60款没有提到那些把军队拨交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国家。
第60款并没有说，只有遣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这些国家才能参加会议。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参与战争的国家参加，就不能设想能举行一个会议来讨论和它们所进行的战争有关的问题和处理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跟着而来的建立和平问题。
然而，是不是这就等于说只有这些国家才能参加会议呢？
我倒希望，那些只从字句不从意义来判断这件事的人从第60款里给我找出这一点。
他们是找不出来的，因为这一点根本是不存在的。
显然与第60款相矛盾的十五国提案，使一切不能列于交战国中的、没有派遣军队的国家；
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朝鲜邻国在内，没有可能参加会议；
虽然谁都无法否认，这些国家（我指的是朝鲜邻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样谁也无法否认，这些国家参加政治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苏联提案避免极端的办法。
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把会议的成员限于较小的数目内，以避免由于很多国家参加而产生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会议也必须包括——我着重指出这点——并且不仅包括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国家，特别是朝鲜的邻国。
我应该说，当一个国家的和平解决问题正在争论中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邻国（我说的是一个和平的邻国）当然会比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更加关心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怎么能竟然想到要把与朝鲜为邻的国家排除在处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的会议之外呢？
可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中有人坚持，只有他们才能参加政治会议，而朝鲜的邻国因为没有提供军队就必须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照这样说来，一方面是：
任何参加武装干涉、参加屠杀朝鲜和平居民的政府都可以被允许参加政治会议，作为一种酬报。
而另一方面：
拿印度来说，并没有派军队到朝鲜去，也没有参加武装干涉，就不能在会议上有一席座位。
这种不愿让印度参加政治会议的态度是用各种各样对第60款的强词夺理的解释——心理上、法律上等等方面的解释——作为藉口的。
我们认为，在政治方面和实际方面不但完全有正当的理由来容纳苏联参加会议（政治委员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这是正确的），也有理由容纳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印度曾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束朝鲜战争的努力作了巨大的贡献）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好几个关心巩固和平的国家参加会议。
这些国家在这些年来都化了不小的力量来结束而不是延长朝鲜战争。
某些代表团，首先是在这次讨论中起重要作用的美国代表团，企图否认邀请印度和许多别的中立国家一道参加即将举行的关于朝鲜的会议是适当的。
我们认为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
必须指出，美国参加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当初并不反对印度参加。
据报纸消息，到08月20日，洛奇才表示反对印度参加。
当时他在联合国外面宣布美国将投票反对印度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
非常奇怪，就在洛奇发表这篇声明的时候，李承晚宣布：
如果邀请印度来参加会议，南朝鲜就不来参加！
正如美国报纸所公开宣布的，美国反对印度参加会议的主要理由就是李承晚上述的言论。
此外，美国报纸甚至说，美国反对印度参加会议据说是因为这与停战协定第60款相违背，这种解释是讲给广大人民群众听的。
实际上，美国已和南朝鲜串通一气制订了一个关于会议成员的策略及总的行动计划。
美国这种做法甚至于没有得到它在朝鲜战争中盟国的同意。
当然，李承晚竟敢不顾自己的危险，扬言要抵制政治会议，那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不仅李承晚，而且那些在朝鲜战争中站在美国方面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这样做。
洛奇否认美国和南朝鲜有秘密协议。
但是，全部英国报纸正在叫嚷着这样的秘密协议。
通常在西方外交的秘密事务上消息非常灵通的“每日先驱报”在报道李承晚和罗伯逊的协议时说，这种协议笼罩在令人不愉快的和危险的神秘气氛中，这并不是偶然的。
毫无疑问，整个事情不是没有那种不仅是令人不愉快的而且也是危险的神秘性质的。
在这一方面，应当指出，李承晚的所谓外务部长官卞荣泰最近自夸说，李承晚从和罗伯逊进行的谈判中得到的收获比他原先所希望的多百分之六十。
实际上，他所得到的东西比他所要求的多一倍。
如果我们记得杜勒斯的言论，特别是公开鼓励他们的南朝鲜宠儿的好战计划的那些言论，那末，美国国务院的这种有求必应的态度就很容易得到解释。
这些事实不能轻易地放过。
它们是够严重的，必须要郑重地来处理。
它们引起了对于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命运的某些恐惧。
政治委员会不能忽视与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前途有关的一切事情，也就是与这样的问题有关的一切事情，像政治气氛，政治局势，特别是那些几乎是在我们眼前拟出的破坏这个会议的计划的事实。
这些事实引起了对于即将举行的政治会议的严重忧虑。
甚至，向李承晚讨好的澳大利亚代表斯宾德先生在08月18日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李承晚的好战态度使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其他各国政府和人民大大地不安。
虽然在承认这一点时，他带着保留的态度。
而且我甚至愿意说，他还带着对敢于触及这一问题表示歉意的态度。
每一个真正重视这个会议的命运的人，每一个认为政治会议是大大前进的一步（在解决一切迄未解决的问题方面的一个严重步骤）的人都在为它的前途焦急。
言词、温和的愿望和忠言都是不够的。
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消除新的挑衅行动的威胁，这些新的挑衅行动充满了重新引起战争的危险。
在这些措施里面，首先是正确地组织政治会议，以保证坐在会议桌上——我们叫这会议是“圆桌会议”——的人，在开会时并不是居心要破坏会议，并不是居心要像两军阵前的军队那样行事，随时准备消灭对方，而是准备寻找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通过协商在朝鲜、远东和全世界实现和平，准备消除朝鲜情势所曾预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各种表明有人准备破坏会议的迹象。
有些人士认为要保证顺利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样重要的问题，集合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力量来制止好战的冒险分子，保证一个符合于会议的和平任务的必需的政治气氛和政治形势，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我们完全赞同这些人士的意见。
这是联合国主要的和根本的职责！
然而某些代表企图用尽一切方法来使政治形势复杂化，认为这是他们在准备这次政治会议时的主要目标。
这些代表发表骗人的声明，彰明昭著地曲解历史事实，要想使政治气氛紧张起来，并用诽谤和仇恨的毒素来破坏政治气氛。
我们不能忽视有些代表的发言。
他们在这里散布早已被驳倒的关于“来自北方的侵略”的骗人谎言，在散布这种谎言时态度还异常傲慢。
这些代表们提供不出任何事实、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谎言，而且还拼命不顾我们早已在1950年提出来的证据以及以后几年的事实。
这些证据和事实都揭露出谁是真正的侵略者。
这些代表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关于来自北朝鲜的侵略的陈腔老调，而事实上北朝鲜本身倒是南朝鲜政府在外国干涉者的参与和指导之下发动的进攻的受害者。
李承晚政权的保护者数年来顽固地拒绝了朝中方面提出的、并为苏联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支持的、为了结束朝鲜战争、为了在朝鲜停火（作为促进和平事业的首要要求——在当时就是停战）的所有建议；
他们顽固地拖延朝鲜的破坏性的战争，使生命遭到惨重的损失，给朝鲜人民带来不可估计的灾难，并使那些被干涉者赶到远东去为李承晚和他的保护者征服北朝鲜的青年们的国家蒙受严重的创伤。
现在，他们倒假装着为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牺牲者感到悲伤！
同时，他们又企图把事情说得好像是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以和平方式统一朝鲜。
他们只不过忘了一件事，就是，有无数证据揭露了他们的与此完全相反的意图和计划，不仅揭露了他们的计划，而且还揭露他们实际上已经采取的和正在采取的行动。
他们口头上所说的朝鲜的“统一”，只不过是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把南朝鲜卖国的反动政权扩大到北朝鲜的罪恶计划的骗人伪装而已。
他们企图以“统一”朝鲜的口号来掩盖这些罪恶的计划，但是，实际上，问题的实质是完全两样的！
问题的实质是要恢复对北朝鲜的战争，以便消灭北朝鲜的民主制度，并使北朝鲜屈从于现在的南朝鲜政府。
我不得不提醒你们注意这些事实，因为某些代表作了关于侵略问题的声明，这些声明是不能不加以愤慨的回击的。
我必须声明在先，我是宁愿谈关于双方采取使政治会议组织得有成效、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的措施的，而是不愿谈这点的。
然而，一个人无法漠视这一点。
不过，既然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我必须提醒你们一下，并且为了求简短的缘故，只引证某些事实，下面就是：
第1个事实。
1949年联合国委员会报告书的附件中指出，南朝鲜政府除了——如联合国报告书所说的——它自己的建议外，反对任何统一朝鲜的建议。
从联合国同一个委员会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南朝鲜的建议是什么。
归根结蒂地说起来，这些建议就是用暴力征服北朝鲜，并且把北朝鲜并入南朝鲜。
委员会指出——我是在引证这个文件——“总统
（李承晚）、外务部长官和其他重要的、有势力的政治家常常发表声明说，光阴在不断地流去，在无法可想的时候，用武力来求得统一可能是不得不采取的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
这是早在1949年说的话，并且这是联合国委员会所承认的。
这个事实难道不就是说明有一个要征服北朝鲜的计划存在吗？
这个“总统”和所谓“南朝鲜政府”的所谓“长官们”早在1949年的时候所追求的难道不就是对北朝鲜进行战争吗？
第2个事实。
李承晚分子不愿意和北朝鲜人谈判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
例如，在联合国大会承认所谓大韩民国（即南朝鲜）政府的第1周年时，当时的大韩民国外务部长官“希望居民尽一切努力……在明年12月12日以前实现全朝鲜的统一”。
他并且说，“人民坚决要这样做，并准备流血”。
李承晚也曾说过：
“当不可避免的时机到来时，我们恐怕就很难避免流血和内战。
如果我们万一在今年内不能实现统一，我们就不得不用自己的努力求得自己祖国的统一。”
同时他也说过：
“我们不得不流血，我们不能避免内战……”这就可以看出内战到底是谁挑拨起来的！
所谓南朝鲜政府一面对拥护建立独立、民主、统一的朝鲜的主张的南朝鲜进步民主人士进行恐怖屠杀，一面如联合国委员会的文件所指出的，准备进攻北朝鲜。
这从李承晚在1949年的信中也可以看出。
第3个事实。
李承晚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现在想把我们目前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你，我坚定地相信：
现在是采取进攻性的步骤，并团结北朝鲜共军中效忠于我们的那一部分人以便将其余的一部分歼灭的心理上最有利的时机。”
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们将要把金日成手下的一部分人赶到山里去，让他们在那儿饿死。
然后我们的国防线将推展到图们江和鸭绿江。
我们的地位也将比现在好上百倍。”
这就是这位先生所谈过的话。
他准备饿死那些为保卫自己年青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北朝鲜居民。
他想把北朝鲜人赶进山区去挨饿。
这就是李承晚在1949年所写的话。
后来怎样呢？
到了1950年，李承晚一帮人靠着他们的美国保护人的支持，开始实现这一骇人听闻的计划了。
第4个事实。
我们举出赵炳玉给李承晚的信。
赵炳玉是南朝鲜驻美大使，李承晚的心腹及李承晚在这里的代理人的最亲近的帮手。
他写道：
“我深信，朝鲜的统一只有以行使我国政府的主权才能达到。”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诉诸武力的话，李承晚这帮人怎样能利用他那“主权”把北朝鲜统一到自己的版图下呢？
赵炳玉表示：
“任何妥协或谈判的政策都不行。
冷战不能永久持续下去。
没有第3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世界问题都不能获得解决。
我们的统一计划必须适应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
政府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我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准备。”
第5个事实。
今年07月29日李承晚说：
“要是共产党拒绝同意统一朝鲜，那美国不恢复朝鲜战争，倒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这种叫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挑衅性质难道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特别大家都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来就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统一朝鲜，争取建立统一、民主与独立的朝鲜。
因此这种叫嚷的挑衅性质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第6个事实。
昨天，李承晚的代表在这里说：
“据说，停战协定不应当受时间限制。
大韩民国的任何行动如果破坏了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南北分裂，就会被斥责为破坏停战条款。
而且，这种行动，会和侵略行动一样地被严厉看待。”
十分清楚，只有那些准备以消除国家的分裂为藉口来破坏停战协定的人们才会这样说。
据他说，他预见到这种可能性而表示遗憾，就是：
“大韩民国如果企图不靠外人的援助单独来干联合国和大韩民国曾经企图共同完成的事业，那就可能被抛弃和受批评。”
换一句话说，所谓南朝鲜政府害怕，如果它想单独来干它在战争中曾企图和联合国一同干的事，它会受到抛弃。
昨天李承晚的发言人表示，要是在政治会议上事情不按照着显然为美国反动集团所同意的李承晚的道路来进行，那么，南朝鲜“政府”还要继续筹划恢复战争的计划。
这一类事实是很多的。
我只谈了这一些。
然而就是这些事实已足以说明强加于朝鲜人民身上的战争的真实情况是如何的了。
现在谈谈和政治会议直接有关的问题罢。
几天以前，我在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已经指出，联合国有绝对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来对有关维持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任何问题提出建议。
毫无疑问，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包括在这些问题之内。
因为政治会议不仅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维持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整个事业也有重大的意义。
就这样的问题提出建议，不只是联合国大会的权利，而且也是它的义务。
联合国宪章第11条特别是其中第2款授权大会做这项工作，该款说必须讨论“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问题”和就任何这种问题提出建议。
由此，我想谈谈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武装干涉者硬说武装干涉是联合国反对“北朝鲜的侵略”的集体行动。
大家知道，这个武装干涉的十六个参与国的司令部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利用联合国的名义。
1950年06月开始的反对朝鲜人民的军事行动，被说成“联合国”进行的军事行动。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抬出“联合国”这个字眼。
可是，临到发生哪些联合国会员国有权参加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问题时，那些不是在美国领导下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就被反对参加了。
一些在朝鲜作战的国家就是这样地企图垄断参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的权利，否认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有权参加这一会议。
毫无疑问，那些比参加上述集团的许多国家更要关心解决朝鲜问题的会员国却被拒绝参加会议。
不难证明，这种情况是没有道理的，是与联合国的国际威信和尊严不相容的。
不用特别说明，大家也知道，这种情况与联合国会员国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与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何等的不相容。
因为一些代表团强迫绝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接受他们的意志，也就是接受美国反动集团的意志。
他们毫不理睬别人的意见，毫不尊重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尊严。
澳大利亚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想证明，推荐政治会议的成员不是联合国的事，为此他引用了南日大将的话。
据他说，南日大将在板门店谈判时曾说：
“在谈判时用联合国这个字是没有根据的。”
南日接着说：
“这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对朝鲜人民作战的国家并不能真正地代表联合国，而实际上有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并没有参加朝鲜战争。”
但这段引语一点也没有说明斯宾德先生所要说明的论点。
南日指出，在朝鲜作战的十六个国家的集团其实并不是联合国组织，因为还有四十四个国家并没有在朝鲜作战。
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其中有些国家赞成这个战争、甚至投票赞成了宣布北朝鲜为侵略者的相应决议，但这种情形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因为其中有许多国家是明显地被迫走上这条悲惨的道路的。
澳大利亚代表认为，联合国组织不能推荐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会议——如他在今天的发言中所说的——而可以建议他们作为这个会议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成员。
但是，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联合国组织应当看到自己的任务不在于补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曾经参加战争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代表，而在于推荐会议本身的成员，不管这些被推荐的国家将属于这一方或那一方。
政治会议应当根据“圆桌”会议的形式来组织。
大会和整个联合国组织应当而且能够推荐组成会议本身的成员，而不是向会议推荐补充交战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代表。
因此根据同情交战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原则来挑选会议的成员是不行的。
如果走上了这条道路，那末，联合国组织就决不可能保证会议能得到能够在政治上和实际上真正正确地解决摆在会议面前的问题的成员。
既然联合国大会自称是一个国际组织，是一个和平的组织，而不是战争的组织，它要推荐这样一个会议的参加者时，就不能从谁是它的朋友、谁不是它的朋友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来选择这一会议的参加者。
劳埃德先生在这里说过：
“我们不能不邀请自己的朋友们参加这次会议。”
如果照这一个原则来组织会议，想庇护自己的众亲好友，那末随便什么国际会议都是开不成的。
这样会议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
因此，有必要重提一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04月16日在他的演说中表示，准备把联合国变成能有效地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机构。
大家知道，正如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所叙明的，建立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
但为了使联合国在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事业上称职，它的全体会员国必须遵守宪章的原则，不应该有一个政府企图把联合国变成自己外交政策的辅助机构。
现在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提案——以美国代表团为首的十五国代表团的提案，就应当说，这一提案正是为了要把联合国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辅助机构的那种企图的新的例子。
“十五国提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十五国代表团向整个联合国发出的特别命令。
以美国为首的集团对政治会议的成员所持的立场就证明它们忽视了这一简单的事实，即：
会议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那些十分关心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国家是否参加会议。
这是必须了解的，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完全无可争辩的原则去行动的。
最后我认为必须谈谈别人对苏联提案的批评，特别是对我们提案的最后一句话的批评。
对我们提案的这一点谈得特别仔细的是劳埃德先生。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劳埃德同意，这个会议不应当用计算票数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应当有表决程序，或者如他所明白表示的，表决的因素是可以排除的。
我认为说得正确些，表决的因素是应该排除的。
劳埃德又说，政治会议将没有表决程序，表决因素可以排除这一点，是“我们中间”的共同想法，即显然是提出十五国提案的一切国家中间的共同想法。
但是劳埃德不同意要签订协定的双方同意的决定才能作为通过，如我们的提案所指出的那样。
换句话说，劳埃德坚持那种会议可以没有签订停战协定双方的同意就通过决定的立场。
劳埃德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他认为，对于我们提案的上述一点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
据劳埃德的意见，这几种不同的理解归结起来如下：
南朝鲜被排除于享受我们提案所保证的权利（劳埃德称为“否决权”）的国家之外。
应该说明的是，对我们的提案所作的这“各种理解”没有一个是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南朝鲜可以排除于这个会议之外，如劳埃德先生把我们的提案作了不正确的解释而认为的那样。
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建议绝对不是根据某种暂时性的原则，而是从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严肃的基本原则出发的。
其中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则是：
必须从这样一点出发（而苏联现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即北朝鲜和南朝鲜作为主要成员参加政治会议是必然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不否认南朝鲜作为这样一个与会者的权利；
这些与会者的同意是通过会议决议所必需的。
我们所主张的会议的决议只有得到了签订停战协定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作为通过这一原则，意味着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获得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一致的赞同，才能作为通过。
因此，如果把我们对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立场解释成为会议可以不得到南朝鲜的同意就通过决议，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无论在政治上、在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苏联对朝鲜问题的原则性的立场决定于这一原则：
朝鲜人，即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应当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
由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的声明可以看出，他也是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的声明十分公正地指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因为今天纽约的报纸对周恩来的声明讲得不准确，我认为有必要根据新华社所广播的这个声明的原文，重复一下这个声明的主要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说，一、“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
但会议的任何决议，必须得到朝鲜停战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成立。”
二、周恩来先生继续说：
“政治会议的职权范围，应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60款的规定，先行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联合国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
三、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所提的关于政治会议的成员的提案是符合于上述原则的，它表示支持。
周恩来先生又说：
“中央人民政府并认为，凡以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在朝鲜进行战争的国家，可被考虑作为停战的一方参加会议。”
四、周恩来特别讲到拒绝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讨论，他说，联合国是不合理的。
周恩来说：
“因此，为了促成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联合国大会有责任将一切有关政治会议问题的各项提案和建议随时通知中朝两国政府。”
周恩来最后说：
“联合国大会的任何建议，如果符合于本声明中前述的各项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将予考虑作为举行政治会议的基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先生声明中的四项原则。
根据苏联对政治会议问题所采取的原则性的态度，并考虑到一些代表团在政治委员会对苏联提案的意见，苏联代表团向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成员的提案如下：
“大会鉴于有必要保证政治会议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其工作，建议召开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由下列成员组成：
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墨西哥和缅甸。
必须说明，会议的决议只有得到了签订停战协定双方的一致同意，才能作为通过。”
这就是苏联对政治会议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和双方平等原则的，也完全符合朝鲜停战协定第4条第60款的原则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28日电）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江苏省丹阳县珥陵区的电力灌溉工程已全部完工，可灌溉农田十三万亩，解除了当地干旱的威胁。
这是为了调节灌溉渠道水位而设的节制闸。
值班的农民正在闸上查看水流的速度和水位的高低。

政务院举行第187次会议
【新华社2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87次政务会议在27日下午举行。
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朱学范部长所作的关于邮电工作基本情况与1953年下半年工作部署的报告，并通过了各项任免案。

燃料工业部和煤矿工会紧急指示各矿务局
保证完成今年产煤计划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煤矿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了对于当前煤矿生产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矿务局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指示指出：
1953年上半年，全国国营煤矿只完成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质量和成本都未完成国家计划，事故也很严重。
全国完成计划较好的单位很少，年产百万吨以上的矿务局只有焦作、北票完成了产量、效率和成本计划。
为了扭转上述严重局面，在06月全国煤矿干部会议上，研究了各矿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原因，决定采取保证完成计划的措施，但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情况的改变却很缓慢，07月份只完成产量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而且事故有上升趋势。
指示指出了当前煤矿生产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一、掘进工作落后，回采工作面不足。
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掘进工作在煤矿生产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长期忽视对掘进工作的领导，忽视井下地质工作；
而且没有适当配备力量，认真推广快速送道等各种掘进的先进经验。
这就造成当前掘进工作的落后现象。
1953年上半年全国各矿只完成掘进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九，其中主要巷道，也只完成百分之六十四点八。
由于掘进工作没有完成计划，不仅直接影响到煤的产量，更严重的是使全国大部矿山回采工作面不足，或者没有了备用的回采工作面。
这是目前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主要原因。
二、影响生产任务完成的另一原因是事故严重。
某些局矿领导干部对安全生产的方针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对安全生产的条件缺乏检查和改善措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技术保安和操作规程，以致经常发生人身和机电事故，损害了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积极性，甚至造成生产中断的现象，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三、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管理，使生产工作不能达到正常的循环作业的要求。
今年大部分矿井缺少采煤区的作业计划，生产调度不灵，据东北全区一至05月份的统计，达到正常循环作业的回采工作面仅占百分之十七点六，以致大部分矿井不能均衡地完成生产计划。
全国煤矿会议后，部分矿务局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发动了群众，抽调部分管理和技术干部充实了基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现场，亲自督促检查，深摸细算，及时解决问题，生产情况已经开始好转。
但大多数矿务局只是进行了一般的传达、布置，没有发动群众，因而生产情况没有显著的改进，个别矿务局产量且有下降的趋势。
指示指出：
上述情况说明了目前生产情况未能及时扭转的关键在于领导，这表现在某些局矿的领导干部，对必须完成五年计划的第1年度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认识不足，缺乏完成计划的责任感，不依靠群众，对生产工作的领导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
为了扭转目前的严重情况，胜利地完成五年计划的第1年度计划，必须立即纠正领导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作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全体职工，紧急地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一、立即加强掘进工作：
（1）根据各矿目前生产任务的要求及回采工作面的情况，制定合理的掘进计划。
要求在09月份内，全国增加五十个回采工作面，大部分矿山年底要达到六至十个月的获得煤量，部分矿山确有困难者，亦必须于明年第1季度内达到这一要求。
（2）推广掘进工作的先进经验，增加快速掘进队，并加强对现有掘进工作队的领导，认真推广马六孩、崔国山快速送道及深孔作业、空心爆破、预制棚子等经验，要求巷道掘进每日平均推进速度达到三公尺以上。
（3）抽调部分老工人到掘进工作面，并适当配备一部分能力强的干部到掘进工作队，加强掘进工作的领导。
推行掘进工的计件工资制，实行超额奖励制。
（4）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械设备，及时供给掘进工作面所需要的煤车、器材和动力等，保证完成掘进计划。
（5）改进掘进设计，加强井下地质工作，减少掘进工作的盲目性。
改进巷道布置，适当延长工作面的长度及石门间的距离，以减少上下山、顺槽及小巷道的掘进工作量，做到降低掘进率，增加获得量。
对于薄煤层，应根据条件尽可能采用全面采煤法，以补救当前掘进落后、工作面不足的情况。
二、矿务局长、矿长、主任工程师是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保证质量、保证安全工作的当然责任者。
在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中必须认真分析事故，贯彻规程，认真实行交接班、指示簿等三大制度，扭转事故继续发展的趋势。
当前机电事故多，直接影响循环作业和矿井的均衡生产，因此机电检修制度必须贯彻执行。
同时还必须重视质量，积极改进采煤方法，加强选煤和拣矸石的工作，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和化验制度，实行奖惩制度，提高原煤质量。
三、必须根据专业分工的原则，有步骤地调整劳动组织，增加采掘工，减少地面工及间接工，使采掘工人的工作尽可能固定起来。
努力改善矿井作业条件，加强政治工作和职工中的纪律教育，使职工在自觉的基础上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出勤率，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以保证作业计划的顺利执行。
四、加强计划管理。
制订切合矿井实际条件的作业计划，掌握采掘平衡和生产调度工作，建立值班制度，日夜不间断地监督和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
要求现有回采工作面平均日进度达到一点六公尺，09月份做到按日完成生产计划。
指示最后指出，1953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和增产计划，从09月份起全国煤矿的日产量必须较08月份以前的平均日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二。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时间是短促的，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认识国家计划即是法律的道理，把保证完成国家生产建设任务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各矿井的月作业计划及其有关的措施，必须交由职工讨论，使全体职工明确了解本车间本小组的任务。
各矿务局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展开生产竞赛运动，大力推广先进经验，为全面地完成生产计划，保证质量，减少事故而奋斗。

美方又承认三起违反停战协定事件
我方要求美方保证今后彻底遵守停战协定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08月28日军事停战委员会举行会议，联合国军方面在会上承认了联合国军军用飞机曾于08月05日上午连续侵入朝中方面的烽火岘、光大垈及三一五点六高地等地上空盘旋的又三起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但对联合国军军用飞机其他一连串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则以所谓“情报不充分”、“无从调查”等藉口企图推卸责任。
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中将在会上指出：
朝中方面曾一再就联合国军军用飞机违反停战协定侵入朝中方面地区上空盘旋的事件提起联合国军方面注意，但此类事件仍不断发生。
这充分证明联合国军方面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对此等违反停战协定事件加以制止，至于所谓“情报不充分”、“无从调查”则纯系联合国军方面用以抵赖其军用飞机过去曾屡次违反停战协定之藉口。
联合国军方面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与办法以保证其所有部属今后彻底遵守停战协定的全部规定。

中南区整顿地方国营工业
中南区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先后以省市为单位展开整顿工作，为今后稳步发展打下基础。
中南地方国营工业占全区工业比重很大，这些工业过去在为国家建设服务与供应当地人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解决了许多职工的就业问题，积累了资金和培养了干部。
但是由于中南与各省原来没有地方工业的统一领导机构，下面自流发展，因此盲目性很大。
如湖南省三年内发展了七倍，湘南三个专区发展了十五倍。
最主要的是对地方工业建设方针认识不明确，没有认真考虑各种条件，许多不该发展的也发展了，造成很大损失。
如湖南洪江造纸厂化了四十多亿兴建起来，因为纸张生产过剩，至今没有开工。
湖南永兴煤矿没有经过勘探便认为其资源足够开采二十年，化三亿三千万元专门修了一条公路，结果至今年03月便没有煤了。
广西大蒲煤矿与大明山钨锑矿也是在基本建设进行之后才发现矿源不足，只好停办，损失三十七亿元。
广东与湖南还有若干麻袋厂、蛋品厂因为生产过剩或产品没有销路而关闭。
另外还有许多工厂因为生产方针不明，所出产品既不能在城市推销，又不适合农民需要，造成大量积压。
其次是力量分散，领导薄弱，生产情况很混乱。
广东江门市工商科副科长与顺德县财委秘书均身兼五个厂的厂长，因此削弱了对生产的领导，结果劳动组织很乱，非生产人员过多。
在河南、湖南、江西等省某些厂中也有类似机构庞大的现象。
江西赣西南造纸厂的管理人员竟占全体职工百分之五十。
许多机械农具厂制造的“新式农具”，因为质量低，价格高，或不适合农村需要而大量积压。
今年全区地方工业积压的产品值两千多亿元（还有别的原因），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情况，并为地方工业今后稳步发展打下基础，中南各省市从去年开始，先后进行了整顿工作。
武汉市于今年初整顿完毕，湖南省于07月基本结束，湖北省专区、市以上的厂矿也大部分完成。
其他江西、广西、广东、河南等省也正积极着手进行中。
整顿工作首先从检查各厂矿生产与经营着手，彻底摸清情况，然后根据其是否为国营厂矿服务、为当地人民生产与生活需要服务、以及在原料与成品的购销上是否就地取材、面向农村等三个条件，进行排队，分别决定扩大、维持、统一、紧缩、合并或关闭。
湖南省还决定将专署所属厂矿分别交省工业厅和县市领导。
该省参加整顿的五百三十个厂矿，经过整顿后，还有四百九十九个单位，另有四个属于国营范围的分别交中央和各专业系统管理。
湖北省三百六十二个厂矿经过整顿后，二百八十六个划归省工业厅企业公司领导，有三十个单位分别交粮食局和合作社管理。
湖南省在整顿工作中，首先着重批判了干部对发展地方工业的若干片面认识，使大家明确工业建设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加以发展，才能使国家早日工业化。
又批判了干部中新产生的“丢烂摊子”的思想，明确这次整顿正是为了今后稳步发展。
同时特别强调了慎重处理编余职工的生活问题。
湖南全省共编余职工六千余人，其中湘南三个专区即近五千人，除了由有关机关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中共湘南区党委副书记与各县县委书记都亲自掌握这个工作，帮助编余职工回乡生产，或转入准备扩大的厂矿中去。
现在该省已大体处理完毕。
经过整顿的单位，都积极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量与质量，降低成本。
湘南三个专区最近收到职工合理化建议一千二百件，生产上出现了很多新气象。
原来生产很乱的胜利机械厂翻砂车间化铁炉由每小时出铁一千五百斤提高至二千五百斤，焦铁比重由一比五提高到一比七，废品率由百分之四十降至百分之十。
湖南窑业公司所产火砖，每吨成本降低三分之一。
湖北沙市电厂创造了一百天安全运转的新纪录。
襄阳机械厂每个工人的生产价值提高了将近一倍。
武汉市整顿完毕后，即转入改善经营管理。
今年上半年全市地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七点六八，其生产总值因为生产扩大而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该市地方工业今年第3季度以实行计划管理为中心，并初步建立责任制度，以求进一步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成本，打开销路。
（本报中南记者站）

从三面受气到三面欢喜
——乡干部庄德吉谈克服“五多”的好处
姜树茂记
我是青岛市流亭区赵村乡的干部。
1951年春天我被大家选为乡农民协会主席，接着又担任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治安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委员、牲畜保险委员会委员、盐业评模委员会委员和征收委员会委员等六个职务。
几年来，我深刻体会到：
上级布置的任务多、会议多、统计表格多、机构多、兼职多，使我们实在招架不了。
先就任务多、会议多来说吧：
去年我除了参加整党训练班和区上办的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三十七天外，每月平均至少还要到区上开十天会。
04月份任务特别多，会议也就特别多，一个月就到区上开会十五天。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就布置了十二项任务，这些任务限期都很紧急，不完成就得受批评。
如何按期完成这些任务呢？
只好照区上布置的办法——回乡后马上召开乡、村干部会，第2天晚上开乡人民代表会，第3天晚上开村民大会，第4天晚上开小组讨论会，第5天晚上开小组长及村干部汇集情况会。
这一连串的会议开过以后，任务总算布置下去了。
可是还没等喘过气来，区上又来通知开会，叫汇报成绩，再布置新的任务。
就这样，任务、会议像泰山压顶一样，越压越重，动弹不得。
去年俺乡各村每晚平均要开两个会，每月平均要开六、七个村民大会，04月上旬一个集空（五天）就开了四个村民大会。
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晚上开的，一开就得大半夜。
会议时间长了，早上起不来，耽误了生产，惹起农民的反对。
不少农民向我提出质问：
“主席！
你今天号召生产，明天号召生产，开这样多的会，睡不足觉，怎样生产？”
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只好沉下脸来批评他们“落后”。
但群众并不肯接受这个“落后”的帽子，他们说：
“进步！
也不能不种庄稼呀！”
有的村干部和群众背后议论说：
“主席是个半脱离生产干部，吃的是公粮，多开些会要啥紧，可是我们是庄稼人哪！”
我听了这些话后，真像喝了辣椒水一样，心里火辣辣的。
光这还不算，完不成任务时我常受到上级的批评。
使我难以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在去年植树造林时节，林场限我五天内要完成推广树苗的任务。
当时农民思想不通，不愿栽这批树苗。
我强迫他们，逼着把任务分派下去。
树苗派下去了，可是群众手中一时无钱交不上树款，这时林场的纪同志就严厉地批评我工作不负责任，要我作深刻检讨。
再说，统计表格多得也实在惊人：
去年全乡每天打死的苍蝇、蚊子、孑孓、老鼠等各项数目都要作日报表，七天还要来一次综合上报。
区里其他部门同样都有很多内容复杂的调查统计表格。
我们四个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整天价东跑西窜要数字，填表格，麻烦了群众，累坏了自己，还是搞不了。
后来各村曾专门设立了统计员来帮助统计，但仍旧忙不过来。
为了不受批评，又能按期上报，只好由几个乡干部蹲在乡人民政府里乱估计一阵，填交上去了事。
由于以上情况，我们便没空参加生产，也无法领导生产。
去年我每月顶多参加四、五天生产，04月份没有干一天活。
我那个互助组的组员说：
“主席已经不是庄稼人了。”
有的甚至说我是“懒汉”，光入组不干活。
到了夏天，他们不愿和我一起互助了，结果使互助组垮了台。
家里也常因为我晚上回家晚了不给开门，早晨起不来不给饭吃。
我的孩子也不愿和我答腔，老婆一见了我就骂我整天不在家，说我没有良心，丢了全家。
这一来，我就更苦恼了。
心里想：
我卖了一些力气，出了一身汗，为的是把工作搞好，可是结果赚了个三面不讨好！
自从今春反对“五多”以来，说真心话，真与往年大不相同了。
区里布置的任务减少了，半年来我只到区上开了六次会，只花去四天半时间；
这些会议不单是布置任务，主要是领导我们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完成任务的方法、作风及效果。
表格统计也大大减少了，半年来只下达七份表格，统计的内容也比从前简单明了。
同时，上级派来的干部的作风也改变了，凡事和我们一起商量着办，并帮助我们改进领导方法。
我们四个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建立了轮流值日的办公制度，值日的同志除了办理一些行政事务外，并深入到田间和互助组内检查生产情况和问题，不值日的同志可以完全投入生产。
乡主要干部的碰头会和群众大会，也都大大减少了，并规定在晚上举行，每次会议时间不超过两小时，不影响睡觉。
例如俺乡半年来就只开了四次村民会、四次乡人民代表会和几次小型座谈会。
这样很受群众欢迎，不少群众反映：
“往年开的是南朝北国讲大话的会，今年开的是为大伙办实事的会，别看会议减少了，可比往年得的好处多。”
由于任务减少了，加以中心明确，又安排得恰当，所以我便有充分时间参加生产。
今年我每月除平日在家干一些零星活外，还能拿出十七天到二十天的时间参加生产。
去年农民群众不愿和我一起互助，今年有七户农民自愿和我组织了一个常年互助组。
现在这个组非常团结。
往年我种五亩地得找出很多粮食，还把地荒了；
今年一粒粮食未找出，各样庄稼长得都很好。
我老婆经常乐得对人说：
“小嫚她爹今年转变啦！
干活勤快了！
俺全家也和睦啦！
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给俺家带来的福气。”
不光自己的生产好，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摸到了一些增产门路，增加了领导生产的本领。
如俺乡今春小麦遭受了较严重的冻、旱、虫等自然灾害，通过我掌握的互助组和全乡的典型互助组——王诰业互助组，及时作出样子，带头行动，很快就掀起了浇小麦运动、上追肥运动和消灭虫害运动，消灭了各种自然灾害。
全乡小麦不但没有减产，而且比去年增产一成五以上。
有些农民对我说：
“你这样领导生产，谁还不拥护！”
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克服
“五多”的好处，这就是：
真正的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便利了群众的生产，同时，使我们的家庭也和睦了。
（原载山东大众日报）

关于购买链轮式深井水车的一些问题
编者按：
04月21日本报
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灌溉总局试制链轮式深井水车成功的消息后，读者纷纷来信询问水车的价格和购买方法等问题。
现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灌溉总局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发表如下：
一、水车价格：
西北农业机械厂制造的链轮式深井水车，出厂价格每部二百余万元，其中包括直径一百零五公厘的水管四十五市尺，链子十丈零七尺半，皮钱十四枚，及修理工具三件，运费按铁路局规章另加。
二、水车效能：
链轮式深井水车在四丈五尺至五丈深的井上，用一百到一百零五公厘直径的水管，每小时出水五吨到六吨，如每天工作十小时，可浇地二亩到三亩。
在五丈至六丈深的井上，用九十公厘直径的水管，每小时出水四吨到五吨，如每天工作十小时，可浇地一亩到二亩。
井如果再深的话，水车负担过重，容易损坏，不宜使用。
三、购置地点和安装、使用方法：
现在链轮式深井水车只西北农业机械厂有成品供应，需要者可直接向该厂联系订购。
该厂地址是西安市解放门外李家村。
水车的安装及使用方法可在购买水车时向该厂索取说明书参考。

四川省玉米普遍丰收
四川省一千八百万亩玉米普遍丰收；
一千五百多万亩甘薯生长良好，可望丰收。
玉米和甘薯是四川省山区人民的主要食粮。
玉米现已大部收割完毕。
金堂、崇宁两县的玉米都比去年增产约两成，每亩产量大多在一百六十斤以上。
甘薯将在09月初开挖，10月底可挖完。
三台县五十四万亩甘薯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其中十六万亩良种甘薯可增产两成。
（新华社）

掌握了正确的设计思想才能正确地实现设计任务
鞍钢黑色冶金设计公司副经理李力
编者按：
中央重工业部在07月28日至31日召开了设计干部会议，在会上，王鹤寿部长作了关于设计思想问题的报告。
会后，重工业部所属的各个设计单位即相继展开了学习运动。
这篇文章是鞍钢黑色冶金设计公司副经理李力在学习中对于设计思想问题的体会。
这里把它发表出来，以供其他在设计部门中工作的同志参考。
参加了重工业部召开的设计干部会议，（按：
此次会议是在07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会上中央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作了关于设计思想问题的报告。）
我明确了很多问题。
首先，我认识了设计工作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性。
王部长在大会上明确指出：
设计工作在促进我国工业化和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中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切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政策，就应当成为设计工作的指导原则和政策；
我们不学习与领会这些原则和政策，就不能做好设计工作。
同时，他用生动的事实和明确的原则指出了资产阶级设计思想和社会主义设计思想的区别和界限。
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原来我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很多错误。
过去我们批判设计中的错误，多是从技术上、设计的行政程序上或从枝枝节节的具体要求上去批判，即使有时也根据某些原则去检查，但原则本身往往是孤立的，而且没有把它们提高到社会主义设计思想的高度来认识。
因此，这种批判往往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认识错误的根本性质，从而自觉地避免重犯。
过去对某些设计的批判，众意纷纭，认识上不易取得一致，很难做出结论，因而说服力不强。
今天批判了的，明天又可以再犯；
这个单位批判了的，那个单位又可以再犯。
归根结蒂，是我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次要的批判了，主要的反而放松了，没有发现并提出设计思想的错误是一切设计错误的总根源。
所以这样，首先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缺乏明确而完整的认识。
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划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设计思想的界限，没有把使用人类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成就与批判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界限分清，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虽然技术没有阶级性，但它在设计中的运用则必须受一定的指导思想的支配这一真理。
设计是政治、经济、技术三方面的综合产物，政治、经济、技术相结合是设计工作的根本原则。
但是这三者如何结合，则是我们长时期以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过去，我们把设计当作各种技术间的相互结合，有的人甚至把设计当作技术上的拼凑。
至于技术如何与政治、经济相结合，最普遍的认识是设计之前起草计划任务书，规定设计的政治与经济目的，或设计既经施工之后，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效用；
错误地认为这种结合是在设计的过程之外，而不是在设计的过程之中。
因此，这种结合只是空洞的结合，实际上是取消了结合。
从实质上讲，我们没有懂得如何使设计更加符合党及政府所规定的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
对设计的经济目的和经济核算原则，往往是把它和狭隘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单纯个人利润观点混为一谈，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和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
王部长在这一方面的说明，纠正了我们这些有害的看法。
我现在认识到伟大的政治任务和我们各种具体的政策、指导思想的具体化，社会主义经济任务和经济核算原则的实现，就是技术在设计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在解决技术问题上的踌躇和错误，其中除了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技术水平低下，暂时还无法解决外，很多是由于对于设计的政治、经济任务理解不足而引起的。
一件重要的设计，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愈大，牵涉的部门愈多，影响的范围愈广，它就愈需要政治和经济原则的指导，愈需要从政治与经济角度去考察设计中的各个问题。
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赋予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所做的设计，一定是错误百出的设计。
反之，只有充分地、全面地、正确地了解了设计在政治、经济方面应该体现的任务之后，才能在设计中正确地处理各种技术问题。
所以，在设计中想要正确地解决政治、经济、技术相结合的问题，除了应当掌握技术、特别是苏联先进的技术之外，最重要的是从比较各种技术方案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价值着手。
正像王部长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之下，技术只是利润的工具而已。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也可以摈弃先进技术。
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掩饰其不可告人的设计意图，所以尽量隐讳设计中所包含的思想问题。
这种歪曲的宣传，模糊了很多人的认识。
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认识与估计不足，因此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政治、经济、技术相结合的问题。
重工业部召开的设计干部会议，不仅使我们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而且对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设计思想与批判不正确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指出了具体办法：
一方面必须反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急躁倾向和粗暴做法：
批判的对象应当是工作，而不是当事者本人；
批判的方法应当是总结经验，使学习技术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相结合。
另一方面必须防止不从实际出发、机械地搬套某些条文的偏向。
设计工作人员应当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迅速地正确地完成设计任务；
积极创造设计条件，防止工作中的自流等待现象；
与一切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斗争，把工作中的不负责任现象和由于经验不足、思想水平不高所引起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坚持不懈地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与总结工作联系起来。
重工业部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必须在设计部门反对错误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设计思想，指出了进行兴革的方法和道路，明确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向和内容。
从实质上讲，是提高了我们思想斗争的质量，丰富了思想斗争的内容。
因此，加强思想教育是目前我们做好设计工作的关键。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在这次会议上上了一堂大课。
相信在党和上级的领导下，经过全体设计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能够改正错误，做好设计工作。

新疆牧区的流动贸易小组
苏波
在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有着辽阔而丰美的天然牧场，这便是著名的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牧区。
散布在这些地方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六十多万牧民，他们赶着许多牛羊，在一望无垠的牧草肥美的草地上牧放。
各个牧区出产的羊毛、皮革、酥油和肉类，除了供草原上人民的需用以外，每年还大量外销。
解放后，每当草肥畜壮的秋季来临时，新疆省国营贸易部门便组成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各民族成员参加的流动贸易小组，携带着大量茶、糖、布匹，深入牧区进行收购和推销。
今年新疆国营贸易部门计划收购羊毛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收购牛马皮张的数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驼毛、羊肠等畜产的收购量比去年也有增加。
现在数百个流动贸易小组，已进入广大牧区。
牧民们为了增加毛的产量并保持毛的质量和含脂量，他们在剪毛时，搭盖了剪毛圈和剪毛棚，以避免风雨的侵蚀。
有的牧民怕在地上剪毛影响质量，就在地上铺上席子。
牧民们都准备了最好的畜产，拿来交换自己喜爱的日用品。
流动贸易小组的工作人员，处处发挥了为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到处受到牧民的欢迎和爱护。
在这里，让我介绍一下常年活跃在阿尔泰山牧区的热河满都拉小组吧。
过去，阿尔泰山牧区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的畜产品卖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买不进来。
自从热河满都拉和他领导的流动贸易小组深入到那里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热河满都拉小组一共有四个人。
他们认真调查当地人民的需要，及时满足群众的要求。
去年08月，阿拉哈克区的牧民缺少茶叶，热河满都拉知道以后，就克服种种困难把茶叶送到阿拉哈克区的蒙古包里。
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热河满都拉和他领导的小组的同志们，虽然手冻得已经抓不住东西，但他们依旧坚持工作。
有一次，他们从承化运货到阿苏木巴衣村，半路上碰到天要下雨，载在骆驼背上的茶叶、布匹、砂糖、纸张等都怕雨淋，热河满都拉和另一个组员就把骆驼赶进树林，忍着饥饿、寒冷和疲倦，过了一夜，使货物完整无损。
这些事实，感动了当地的牧民群众。
他们把热河满都拉小组称为共产党派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小组。
阿拉哈克区牧民自动替他们盖了两间有玻璃窗的房子，让他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营业所；
克克逊区的牧民，也自动让出两间房子，让热河满都拉小组分两个人到那边常住。
今年02月，热河满都拉小组要到塔城去运货，缺少骆驼，当地牧民就自动组织了八十七峰骆驼，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
流动贸易小组的工作人员，不仅在牧区进行了购销业务，同时，还经常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从而提高了牧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
柯坪牧区的贸易干部在收购羊毛的时候，向牧民宣传爱国保畜的道理，当地群众纷纷提出：
“多打牧草，保证牛壮羊肥。”
镇西牧区流动贸易小组的干部在收购时宣传并实行了“分等论价”的政策，大大提高了羊毛的纯度。
几年以来，深入牧区的流动贸易小组，都贯彻执行了国家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使牧区商品的交换比价，起了重大的变化。
土产、特产的价格提高了，外来日用品的价格降低了。
1949年，三百四十斤羊毛才能换到一匹雁塔布，去年只要五十四斤就可以换到一匹了；
1949年，一百张羊皮，只能换八点三块茶砖，现在能换到六十块。
目前各种土产、特产的价格，比1949年平均提高了八倍。
产品交换比价的变化，给草原上的人们带来了幸福；
牧民们经济生活提高了，生产发展了。
蒲犁县三区一乡塔吉克族购买力的变化，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1949年，这个乡每个牧民的平均购买力，只有四万一千零二十八元；
到1952年，每个牧民的平均购买力，已增加到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三元。
1949年，平均每人只能购买花洋布零点一档子（一档子等于二尺）；
到1952年，平均每人已能购买花洋布二点五档子。
在广大牧区中，过去没有蒙古包或只有个破烂的蒙古包的牧民，现在都制了新的蒙古包。
过去很多穿不起新衣服的牧民，现在都纷纷添做新衣服。
以前只能吃到酥油、青稞面的牧民，现在也能吃到白面了。
常年住在蒙古包里的牧民，有的盖了房子，有的房子还用玻璃做了窗子。
牧民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的肖像和各族人民喜爱的画片。
各族人民都热爱毛主席和人民政府。
他们感激地称颂毛主席是“红太阳”。
和靖县有一个蒙古族牧民叫义仁且，今年六十多岁了。
他因为害怕国民党拉伕修路，二十多年没出过山；
去年第1次用一张马皮向流动贸易小组换了十包洋火、一包糖。
他兴奋地称呼毛主席是“真正的活佛”。

读者来信摘要
应该合理使用国家运输力量
编者按：
人民铁路实行计划运输的根本目的，在于合理使用运输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铁路交通工具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为使计划运输制度得以保证贯彻，不仅铁路部门要认真执行制度规章，各托运单位更需要从整体利益着眼，准确地制订本单位的运输计划，珍惜并合理地使用国家的运输力量。
但是，目前有些托运单位漫无目标地让货物在铁路线上长途旅行，或是极不合理地占用车辆或短途运送物资，以致浪费了国家资财，甚或打乱了国家的运输计划。
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认为，今天被揭发的托运单位的有关干部，必须检查自己的整体观念，避免今后同类事件发生；
一切企业、机关、部门、单位也必须教育有关干部，在办理货物托运中，严格遵守人民铁路计划运输的规章和制度。
五车电铲机往返调运白白走了八千多公里
广州铁路分局刘家璹来信：
06月29日，广州南站到达由满洲里开来装载电铲机的大平板车四辆，发货者是长春六五二公司，收货者是华南垦殖局。
07月01日，托运单位申请把这批电铲机转票运往黄埔站；
但是在到达黄埔站后，四辆车只卸空了一辆，其余三辆又由托运单位申请运回东北孟家屯。
07月11日，广州南站又到达装载同一机器的大平板车三辆，发货者、收货者、发站、到站都与上次相同。
这三辆车除一辆经转票运到黄埔站后卸空外，其余二辆又经托运单位申请原封不动地运回东北孟家屯。
上述两批电铲机从满洲里运到广州南站，铁路里程共四千六百多公里；
再运回孟家屯，铁路里程又是三千四百多公里。
这就是说，两批电铲机往返调运，白白走了八千多公里。
因为电铲机体积庞大，装载时超高超宽，铁路方面为了行车安全，规定行经半径三百公尺以内的曲线或下承桥梁以及出入车站时，机车行速都限制为十公里；
沿途并需经常对机器作细密检查。
因此，从满洲里到广州南站的运行时间共需二十七天，一次往返所需时间将近二个月。
在这个时期内，电铲机在运输途中不能使用，显然是一种损失。
而五辆大平板车从满洲里到广州南站、再从广州南站放回孟家屯，每辆货车以四十吨计算运费，共需二亿七千万元以上。
至于国家运输力量所受损失也是难以计算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长春六五二公司和华南垦殖局双方应该共同检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并由此吸取教训，坚决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严重浪费国家运输力量的事件。
应该纠正使用火车运输的不合理现象
安东铁路分局郎永昌来信：
本溪第2水泥厂在07月份从本溪站发往本溪南站水泥四十车，其中十三车是运往本溪矿务局竖井工程的，一车是运往本溪钢铁公司材料处的，其余二十六车是运往本溪市内农林局、工业局及建设局等单位的。
本溪站距本溪南站仅五点二公里，我认为使用火车作这种短距离运输是不合理的。
如本溪第2水泥厂距本溪站有四公里，而距离本溪矿务局竖井工程却不到二公里，完全应该用汽车或其它运输工具运送。
但发货单位与订货单位从本位利益出发，为了降低运费，就通过铁路运送。
铁路方面把水泥从本溪第2水泥厂运往本溪矿务局竖井工程需要经过非常繁复的过程：
先把空车送到水泥厂，装车后又以公司机车牵引送到本溪站，再换铁路机车拉到站内编组小运转，挂到本溪南站，解体后再送入本溪钢铁公司专用线，由公司机车调入工源站编挂到车上，运到公司的鲍家站，再解体送入竖井线卸车。
这一连串调车作业的时间共需二十小时；
而通常由本溪站到本溪南站的行车时间却只要八分钟。
仅就运输时间来说，浪费已经很惊人了；
至于因减低车辆周转率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巨大的。
本溪第2水泥厂这种不合理地使用铁路运输力量的做法必须及时加以制止。
负责批审这批计划的铁路部门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是不应该的。
这种不合理运输的现象在其它铁路上可能也有。
建议铁道部重视这个问题，指示各铁路单位负责批审运输计划的部门在发现类似现象时及时把计划修正。
铁道部材料局哈尔滨木材厂乱提托运计划严重积压车皮
佳木斯车站吴景新来信：
铁道部材料局哈尔滨木材厂制定的托运计划极不切合实际，以致造成严重积压车皮的现象。
该厂向佳木斯车站提出的从06月06日到06月底的运输计划共要车皮二百八十一辆，但实际上装了三十八辆，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十三点五。
07月份的实际装车数也只有运输计划的百分之十。
08月份第1个05日计划要车一百零六辆，实际装出二十二辆；
第2个05日计划是七十二辆，但到08日为止仅装出十四辆。
上述现象已使铁路车皮大量搁置，并打乱了整个铁路运输计划。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和该厂不重视铁路计划运输的错误思想分不开的。
该厂在制订运输计划时采取了“宁可多提，不能少要”的错误态度，不管有没有要装车的货，就胡乱地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计划。
更严重的是：
该厂对屡次积压车皮的情况还毫不在乎；
当车站人员对他们不能完成运输计划的问题提出意见时，他们仍不愿正视错误，拒绝接受意见。
应该指出：
该厂是铁路系统的内部单位，应该模范地贯彻执行铁路计划运输的制度；
现在他们却对计划运输工作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致给国家造成损失，这是极其错误的。
哈尔滨木材厂应该对以上情况进行检查，迅速改进工作，保证今后认真制定并切实执行运输计划。
铁道部材料局也应对该厂工作进行检查，督促该厂纠正上述错误。
少量货物不应占用整车装运
大连北站来信：
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所属工程处桥梁第1工程队在07月23日从大连北站把一部发电机运到石桥子去。
这部发电机仅重三吨，可是桥梁第1工程队藉口急用，就占用了一个车皮，造成运输力量的浪费。
06月26日，济南第4机器厂由大连北站发往济南车床一台。
这台车床仅重二吨，该厂却要用三十吨的车皮运出。
我们建议该厂办理零担运输，该厂却强调已有月度计划而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经我们检查，原来该厂月度计划表内所列的一批货物并不是二吨，而是二十吨。
我们拒绝把这台车床装整车，该厂还表示非常不满。
以上两件事实说明，有些托运单位在使用铁路运输时还有着“只管自己方便、不顾整体利益”的错误思想。
这已直接影响了国家运输计划的执行，造成了国家运输力量的浪费。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单位的领导方面今后必须纠正这种做法，其它有类似情况的托运单位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不该把一头死牛放在火车上旅行八百多公里
锦州铁路管理局商务处之军来信：
07月25日，沈阳市土产公司畜产部委托铁路方面把活牛六十三头从山东兖州运到辽东皇姑屯。
当装载这批牛的列车到达济南站时，车上死了一头牛。
该车押运员田宝玳就向济南车站提出要将这头死牛卸下。
但济南车站竟藉口停车时间太短（实际停车时间有四十多分钟），不准把死牛卸下，并且敷衍田宝玳说已与德州站联系好了，这头死牛可以在德州站卸下。
但是实际上济南站并未和德州站联系，同时列车到达德州站时正值深夜，所以，只得将死牛继续前运。
次日上午十时，列车到达天津北站，停车时间在十小时以上，但该站也拒绝了卸下死牛的要求，又推给天津东站处理。
结果天津东站和山海关站也都不让卸。
最后直到这次列车到达锦州时，死牛才被卸下。
这头死牛因为在路上耽搁了四十九小时，已经腐烂生蛆，臭气扑鼻。
卸车时搬运工人不愿搬，大车工人不愿拉，结果托运单位化了四十多万元的高额工资，才解决了死牛的搬运和掩埋问题。
一头死牛竟然乘火车旅行了八百多公里！
这种使人不能容忍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和济南等地车站怕麻烦的错误思想分不开的。
他们只图自己省事，却不考虑死牛在车上可能引起的危害。
这种本位主义思想对各项工作都会造成损害，上面所说的
“死牛旅行”事件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

迎接秋冬贸易旺季，大力组织地方货源
北京区合作社举行业务组织会议
北京区合作社业务组织会议于08月27日在北京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合作社，通县、保定、张家口、雁北等专区三十二个县社及三十九个基层社，绥远和热河省社，华北合作总社供应经营处，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所属各厂及北京市工商局组织的私人手工业者，共八个代表团，二百六十六名代表。
北京区合作社业务组织会议，是华北各地合作社业务组织会议中最先召开的一个；
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将以这一会议为重点，总结经验，推广全区。
这次会议要通过组织业务成交和样品展览等，推销适合农民需要的手工业品、地方工业品下乡，同时也收购一部分农民的产品。
通过这次会议，城市手工业、地方工业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可以互相介绍产销情况，并建立经常的业务关系。
北京区合作社业务组织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在华北合作总社和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工商管理局和商业局等单位的支持。
开会以前，筹备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地方货源产销情况、汇集各单位购销计划、收集展览样品、编印商品目录、审订商品价格等工作。
08月27日开幕会上，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王纯致开幕词时指出：
会议的方针和任务，是大力组织地方货源，以推销适合农民需要的地方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为主，结合收购农村小土特产品，以减少经营环节，扩大货源，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对多种多样商品的需要，并为今后有计划地组织地方货源和产销密切结合打下基础。
他说：
目前只靠大城市工业品已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农民所需要的手工业品占很大比重。
因此，组织地方货源，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这就需要扭转“不是社员需要啥卖啥，而是有啥叫社员买啥”的偏向，实事求是地组织成交，并与手工业者互助互利、互通情况，建立贸易关系，从而密切和巩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
北京市工商局副局长丁铁峰在会上讲话，号召私人手工业者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积极支持合作社业务组织会议；
并注意价格要公平，交易要实事求是，订合同要遵守信用。
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郭献瑞在会上讲话，指出华北区合作社目前存在的主要缺点是：
一、有些干部只注意大城市工业品的经营、喜欢经营名牌货
（实际是老牌货），不了解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地方工业品和手工业品。
这证明合作社还没有完全根据社员群众的需要经营业务。
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仍然存在，主要表现是环节多、周转慢、费用大、成本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和合作社的关系。
他说：
要克服上述缺点，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召开合作社内部的业务组织会议。
28日，各代表团分头参观展览样品，筹划成交；
29日以后，将分别召开专业座谈会，有计划地组织成交。
预计会期七天到十天。
（康平）

上海市、广东省各高等学校
六千多名毕业生参加国家建设工作
与京、津等地高等学校毕业生走上建设岗位的同时，上海市和广东省各高等学校毕业生六千二百多人也已陆续离开学校参加国家建设工作。
上海各高等学校今年暑期毕业生有四千七百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分配到工厂、矿山和基本建设部门担任设计、施工和生产工作；
也有一部分分配到高等学校作助教、研究生和分配到中等学校作教师；
还有许多人分配到国家机关、医院、地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去工作。
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生吴文侯被分配到太原去工作，他感到很兴奋。
他说：
“祖国在不断地前进，现在五年建设的重任已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决不辜负祖国的期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徐超眉说：
“虽然我刚走出校门，但我有信心在工作中锻炼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许多毕业生表示：
要虚心地在工作中学习，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祖国贡献更多的力量。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等校毕业生临行前，华东行政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各高等学校联合举行了热烈的欢送大会。
广东省各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千五百多名在分配工作前，从08月17日到24日在广州市集中学习，听了有关祖国大建设等问题的报告。
毕业学生们经过学习后，纷纷表示决心，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
华南工学院毕业生郭汉硕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他激动地说：
“我一定拿出我最大的努力，投入祖国火热的建设中去！”
被分配到鞍钢工作的华南工学院毕业生黎淑海还订出了工作计划，他准备到工作岗位后从细小、平凡的实际工作做起，向工人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技术人员。
被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华南医学院毕业生、青年团员刘根源在决心书上写道：
“到西藏去是一个艰苦而光荣的工作，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辜负祖国对一个青年团员的期望。”
（新华社）

侗族人民的生活改善了
廖涛声宗玲
靠近湖南、广西两省边界的贵州省黎平县，是拔海二千来公尺的高原。
在重山峻岭之间，生长着茂密的杉木松林。
十五万朴实、勇敢的侗族人民就住在这高山深谷中。
解放前，侗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长期地受着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过着极其悲惨的日子。
尤其是在国民党匪帮的血腥统治下，更饱受拉兵、派款、烧杀抢劫的严重迫害。
有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有的逃到高山、峡谷、土窑中去过着悲惨的生活。
很多人几个月吃不上一两盐巴，几年穿不上一套衣裤。
解放后，毛泽东的太阳照亮了高原。
民族政策的光辉给侗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温暖。
流浪到深山峡谷中的侗族人民纷纷出山，辛勤愉快地在广阔的高原上，建设自己幸福的生活。
由于人民政府对侗族人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侗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已起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空前地提高了。
党和人民政府为侗族人民培养了不少的民族干部。
除乡村干部外，还有黎平县副县长冯兴谟、六区区长龙安、四区区长吴国祥等优秀的侗族县区干部。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侗族人民不仅分得了田地、房屋和耕畜，而且还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
今年，人民政府为了扶持少数民族生产，从01月至04月底，就发放了各种农业贷款十亿零九千三百七十七万元，其中农业生产贷款占总贷款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侗族农民购买耕牛一千三百六十六头，增添各种农具一万五千九百八十一件；
还兴修了很多小型水利和增设了牛圈。
此外人民政府还发放了大米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二斤及部分稻谷，帮助赤贫侗族人民解决缺乏锅铲、鼎罐等生活用品的困难。
省人民政府又在04月间拨发了无偿农具款六千五百六十五万元，在县内加工制造各种农具。
仅在地坪乡即无偿发放了犁七百架、耙二百把、锄头二百把、镰刀二百把；
在化民乡无偿发放了犁四百二十架、耙三百八十架、锄头三百六十把、镰刀四百把。
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侗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他们纷纷说：
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侗族，如再不增产真对不起他老人家！
大家都表示要好好生产，来报答毛主席。
侗族农民吴国豪由原打算每担田施肥四百斤，增加到六百四十斤，并要烧灰一百斤，原打算三犁三耙也增加到四犁四耙。
随着生产的改进，侗族人民生活也获得更进一步的改善。
购买力普遍提高。
人民政府在今年还适当地扶持了一百八十二户小工商业户，其中有十七户是制造农具的打铁炉，保证了市场农具的供应。
二区的四户铁匠，02月份便打了四百多件农具。
今年06月，在城关区举行了一次物资交流会。
很多侗族人民都由远道冒雨赶来，购置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一区侗族农民吴永茂买了价值十五万多元的汗衫、毛巾、糖果、鞋袜、盐巴和肉等日用品。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侗族人民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现在全县的小学已增加到一百一十七所，班级扩充到三百四十个；
入学儿童已达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五人，较初解放时增加了一倍。
去年11月，省人民政府又拨发了五千多万元，在四区寨头村修建了一所民族小学。
目前，已有二百二十七个侗族儿童在这里幸福地生活和学习了。
去年冬天，人民政府及时地制发了棉衣，无偿地分配给侗族儿童。
每个学生每学期还领到一万元的书籍文具费。
此外，还有五十个儿童享受了不同等级的人民助学金。
侗族儿童吴顺云、吴关福两人，以前都是流落在街头乞食的孤儿，现在也在这里读书了。
在医疗卫生方面，最近在七区增设了一个民族卫生所；
九区创设一个妇幼保育站；
还有一个巡回医疗队。
人民的医生，经常翻山越岭地到几十里地以外出诊和为侗族人民注射预防针。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存在不少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领导
自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第1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先后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五十六所，招收学生两万多人。
今年暑期，已有一千七百余名学生毕业，其中多数将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部分优秀同学则将被选拔至留苏预备班学习。
三年来，工农速成中学有了大的发展，在教学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由于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党、工会组织对这一工作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各地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是异常薄弱的。
他们很少研究和解决工农速成中学中存在的问题，平常往往只是交代任务，缺乏具体的帮助。
有些省市的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不仅不从积极方面来设法办好学校，反而把工农速成中学当作“包袱”。
有的学校在教学工作中存在很多混乱现象，而教育厅、局很少帮助检查改进。
如热河省工农速成中学的行政领导方面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省教育厅虽近在咫尺，却从未对它进行过检查（最近已进行检讨并有所改进）。
哈尔滨市教育局也很少讨论和检查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河南省、武汉市和广州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问题。
三年来工农速成中学录取的学生，都是由党委组织部门、政府人事部门、工会组织抽调的。
虽然有些地区（如东北区）和有些省市（如湖南省），由于领导方面重视，招收的学生质量较好。
如东北区工人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并有不少劳动模范，如赵桂兰等已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影响很好。
但从全国范围看，不少地区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工作，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例如有些厂矿、机关和企业部门，不愿抽调足够数量的优秀工人和工农干部入学，往往将无法安置、不能工作、不好领导、不够条件，甚至把政治面目不清或在工作中犯严重错误的人员送来报考。
如辽西工农速成中学去年招生时，辽西省干部学校保送了八名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其中一名曾受刑事处分）的干部。
平原工农速成中学在去年的五百四十八名考生中，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肺病、肠胃病、吐血及子宫病的，竟达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有些学生的政治质量很差，经常违犯学校纪律；
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不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约有三分之一以上。
有些学校有小孩子的女生过多，不能坚持正常学习。
还有些学校的女同学竟带着小孩和褓姆住校学习。
如湖北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三百多人，住校的小孩和褓姆人数，竟达学生总数三分之一。
此外，部分学生因年龄过大，接受能力差，或家庭有特殊困难，也不能安心学习。
在教学工作和师资配备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过去各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对各校教学工作的领导很差，没有系统地总结过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工作。
不少省市的教育厅、局未能认真贯彻政务院“配备优良教员担任教学”的指示，因此，许多学校的师资，数量既少，质量也差。
有些学校的领导同志，对培养和提高教师的工作作得不够，也未能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潜在力量；
有些教师缺乏为工农服务的观点，因而不安心工作。
许多教师所讲授的课程内容脱离实际，教材分量一般过重，学生普遍感到“消化”不了，不能把学习到的知识巩固起来；
以致有的学校不得不“返工”，使部分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
至于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健康情况，也是不好的。
据1952年年底三十个学校的统计，患有严重的慢性病或其他重病的学生约占百分之三。
最近不少学校的病号有增加，如山西工农速成中学因病休养的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百分之十一。
这些学生，有的只能上一部分课程，读了三年还是一年级；
有的完全不能上课，因此只好回家或在校长期休养。
一般学生患头痛病、神经衰弱、妇女病和肠胃病的也很多。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录取学生时没有认真执行关于学生入学条件的规定、对学生的健康情况没有进行严格检查；
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入学程度太低，学习任务繁重，加以教学方法还缺乏改进，致使学生经常处在紧张的状态中，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和睡眠。
以上情况，已严重地影响了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的完成。
据二十个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1950年所招学生，因中途退学、休学、留级等原因，1953年毕业人数，仅占入学学生百分之五十二。
因此，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深刻注意，并积极设法改进。

必须重视和改进工农速成中学
三年来，我国工农速成中学有了大的发展。
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五十六所工农速成中学，招收了两万多名工人和工农干部出身的学生。
有些工农速成中学，在教学工作上已取得一定经验和成绩。
但就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情况来说，在领导、学生来源和学生的质量、师资、教材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急须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主要因为教育领导部门和有关部门对于积极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将这一工作摆在应有的位置上。
教育领导部门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进行宣传，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和检查，对教学经验也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总结。
若干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不仅没有将工农速成中学看作普通中等教育的重点，甚至把它看作“包袱”。
这是极不应该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培养工作，一向给予极大的关怀和重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在这方面采取了种种重要的措施。
工农是我们国家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他们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
在旧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国民党匪帮二十余年的法西斯统治，广大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就增加了他们今天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困难，需要国家加以特殊的照顾。
我们必须从工人中、从经过一定时期革命锻炼的工农干部中，积极地培养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专家作为各项建设工作中的骨干。
工人阶级不但要在革命斗争中担负领导责任，而且要在建设事业中担负领导责任。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苏联的先进经验已经证明，工农速成中学乃是积极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形式。
为了改进目前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情况，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认识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方针和任务。
工农速成中学是要在三年至四年内教完普通中学（初中和高中）的基本课程，为学生直接升入高等学校打好基础。
从1952年起，全国一部分工农速成中学已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附设于高等学校，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
工农速成中学这种任务是极其重大的。
如果认为工农速成中学仅仅是为了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和一般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性质、任务混同起来，那显然是错误的。
工农速成中学不能和普通中学等量齐观，它必须成为中等教育的重点。
其次，作好招生工作是办好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要条件。
和一般学校不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的来源，应该是参加产业劳动或革命斗争达一定年限的优秀的工人和工农干部。
所以，单单依靠教育领导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各级党委、工会和政府人事部门也必须加强领导和支持。
各部门，特别是各企业部门，应该用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观点，去看目前生产和学习的矛盾，重视选调工作，并应制定培养工人和工农干部的计划，每年输送一定数量的、合乎条件的工人和工农干部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
对文化程度尚低的工人和工农干部，应设法提高其文化水平，为他们投考工农速成中学作好充分准备。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工农速成中学，也应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入学条件的规定。
三年来的经验证明：
工农速成中学招收的学生，如果不是品质优良，身体健康，年龄适宜，并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工人或工农干部，不但很难完成教学计划，而且必然要给学校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影响国家培养工农干部的计划。
为争取更多的工人，特别是劳动模范入学，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教育部，已在今年招生工作指示中提出，自今年起逐步实行“工人返还制”，对工人入学后的待遇也准备适当地加以解决。
所以，各地在今后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必须对考生的政治、健康、文化等条件加以严格的审查，以保证学生的质量。
在招生工作上，应该克服任何不负责任的现象。
有些部门在选调学生时不能坚持原则，只为了“照顾”干部，因而在入学条件上有所迁就；
有些部门，由于感到有些干部不好处理，因而想把他们当作“包袱”丢到工农速成中学去。
这些错误的作法都是和国家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目的相违反的。
工农速成中学师资问题，也应该认真地加以解决。
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是成年人，具有成年人的特点，而且要速成，所以师资也必须具有一定条件。
事实证明，如果工农速成中学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师资的保证，学生的学习任务便不可能完成。
所以，解决师资问题是办好并发展工农速成中学的关键。
这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思想认识上必须统一起来，必须对解决这一问题作出适当的安排。
在制定教育发展计划时，工农速成中学应被视为中等学校的重点，在全盘考虑师资问题的解决时，应首先满足工农速成中学的需要。
固然，目前普通中学也普遍感到师资困难，但解决困难应当通盘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理解决工农速成中学的师资问题。
在师资配备上，不仅不应忽视工农速成中学，而且要特别加以照顾。
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上，各级人事部门必须考虑工农速成中学师资的特殊需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给以适当的照顾。
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进一步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的精神，调配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作为工农速成中学的骨干。
各校领导方面，还应认真地作好团结教师的工作，积极帮助教师逐步提高政治、业务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人事部门、各地党委，也要注意调配一定数量的优秀干部主持工农速成中学的行政工作。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应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必须适当地精简课程和教材。
工农速成中学实行分类教学计划后，各科仍采用普通中学的课本，缺乏适合于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各校对各科教学的要求和标准不一，教师讲课的内容一般过多过重，因而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教学效果不高，学生的学习成果不能巩固，并影响了同学们的健康。
教学大纲和教材问题如不解决，必然要严重影响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质量。
要解决这些问题，困难是很多的，但只要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教育部采取积极措施，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决的。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健康状况的改进也有很大的作用。
他如加强对教学工作上的具体指导，加强视导工作，并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地、系统地总结教学经验，及时地加以交流和推广，也是极重要的。
此外，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工作，必须有计划地、有充分准备地、稳妥地进行，不可草率从事。
如果条件一时不具备，不要勉强即刻改变行政领导关系。
为了做好上述一切工作，办好工农速成中学，各地党委必须加强对工农速成中学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经验证明：
任何工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监督，都是不可能作好的。

文化简讯
广州市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广州市工厂、学校、机关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正在逐步开展。
广州市工人文化宫是全市工人体育活动的中心阵地。
它经常组织工人进行各种体育比赛，今年初举行的工人男子女子篮球、排球比赛，有七十多个基层工会参加；
最近举办的工人游泳比赛，有三十多个单位的三百六十名运动员参加；
工人文化宫还举办过广播体操表演，推动了全市工人的体操活动。
目前，全市有四十多个一百人以上的工厂都有篮球队、排球队或足球队的组织，涌现了成千的工人运动员。
私营一中烟厂的基层工会还专门聘请了专职的体育教员。
在广州已有十六所中等学校施行了“劳动卫国制”或“体育锻炼标准”，有一万多学生参加。
华南工学院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全校二十多个篮球场，三十多个排球场，二十多座单、双杠、跳箱都拥挤着进行体育活动的人群，很多科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广播体操也正在广州各机关干部中普遍推广。
每天早上，当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体操节目的时候，在沙面、中央公园等地区都有很多干部随着音乐节奏作体操。
沈阳市成立回民文化馆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了。
沈阳市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文化生活需要，特在北市区（回民居住较多的一个区）设立一所回民文化馆。
馆内设备了大量的书籍、报纸和杂志。
该馆已于08月14日正式开馆。
从开馆到现在平均每天都有三百人左右前往阅读书报，而其中大部分是回民，沈阳市各清真寺阿訇（教长）有时也前往阅读书报。

红岗毛织联合工厂工会主席访问记
本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李何
最近接连两次访问了莫斯科红岗毛织联合工厂：
一次访问工厂工会主席，另一次和车间主任、领班谈了话。
红岗毛织联合工厂是苏联出产优等产品运动的发源地。
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朱特基赫当时就是这个工厂的副领班。
工厂已经有九十四年历史，厂房和机器差不多都是旧的，但是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它仍站在苏联纺织企业的前列。
我走过了各个车间。
厂房虽然旧，但是干净、光线充足、温度也调节得不闷人；
机器虽然旧，但是都充分地被使用着，并且附有安全装置，三年来没有发生受伤事故。
有一个厂已经完全换上新式织布机，女工们勤快而安静地工作着。
厂长伯列文同志、党委员会书记别里雅也夫同志陪同我们参观。
据厂长谈：
红岗毛织联合工厂好几年来一直注意产品的质量，在1953年第1季得到了出产优等产品的工厂的称号。
全体职工从年初以来已超额多产了三十七万公尺毛布，增加品种的任务也超过计划地完成着。
工厂在改建中。
到五年计划末，每年将比现在多产三、四百万公尺毛布。
当我们在工厂党委办公室会见工厂工会主席柯米沙罗夫同志的时候，他刚送罢职工的儿童到夏令营回来。
柯米沙罗夫同志是一个很老的工会工作者。
他在1926年就开始做工会工作，当了工会小组长、车间工会主席，在1928年当了工厂工会主席，从1938年起当了十年州工会主席，后来自己愿意回到工厂当领班，从1948年起又被选为工厂工会主席。
在谈话中，我发觉他属于“多做事、少说话”一类型的人物。
但是他还是不倦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接二连三的问题。
红岗联合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受莫斯科州工会委员会和轻工业与食品工业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红岗厂是比较大的企业，工厂工会委员会也经常直接从苏联职工会中央理事会那里得到如像推广新的创举之类的指示。
工厂工会委员会向州工会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必要时也写信给轻工业与食品工业工会中央委员会。
日常直接领导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是工厂党委员会。
工厂工会委员会受工厂党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
党组织通过工会来领导社会主义竞赛。
党委员会经常给工会委员会以方针的指示。
工厂工会委员会开会时，党委书记每次都参加，有时副书记也参加。
他们指出工会工作的方向，提醒要注意的问题。
有些事情，工会找行政仍不能解决的，取得党组织的帮助便解决了。
工会委员会每年两次在工厂党委员会上报告工会的全盘工作。
在报告之前两三个星期，组织十五到十八个人的检查委员会，由一个党委会委员领导，吸收党员和非党员的工人参加，检查工厂工会委员会和车间工会委员会的工作。
检查委员会在工厂工会主席向党委员会作报告后，提出自己的意见。
所以工厂中党的工作和工会的工作是密切却又不相代替的。
例如：
工厂在不久前举行了关于质量问题的代表会议，会议的日程、讨论的问题等准备工作，由工会委员会负责的；
会议准备的情形和会议的决定，由党委员会审查。
又如：
工厂的宣传员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的，宣传员们根据党组织指示的题目和内容向工人宣传（读报、座谈等），工会负责组织工人参加，宣传的质量又由党组织来检查。
工会在各方面协助行政。
厂长和工厂工会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工厂实行一长负责制，但厂长除了上级来的遵照执行的指令以外，一般事情都找工会主席商量。
由厂长单独决定了的事情，也通知工会。
每逢工业部的总管理局下来了生产计划，厂长就和工会主席一起研究怎样保证完成它，然后拿到职工中去讨论。
不久前要开关于质量问题的代表会议，行政和工会一起决定了由谁作报告、草拟决议等等事情。
厂长基金的用途，也征询工会的意见。
今年工厂工会发给了职工一百五十张休养券，此外动用厂长基金补充了一百张休养券。
今年已经从厂长基金中拨了十万卢布购买休养券和津贴那些需要物质帮助的工人，拨了二十万卢布修理工人的住宅。
夏天要把工厂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迁移到凉爽的郊外去。
迁移工作单靠行政是做不了的，工会动员儿童的家长协助完成了。
行政和工会之间每年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先在工人会议上讨论。
工会一方面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办法动员职工完成合同上规定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督促行政履行合同上规定的对职工福利的保证。
每季检查集体合同执行的情形，在会议上，厂长作报告，工会委员会主席作副报告，工人也发言。
由于行政和工会双方的努力，集体合同每次都完成了。
这样，从柯米沙罗夫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
在红岗毛织联合工厂，和在苏联一切工业企业一样，行政、党、工会三方面，是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上，保证国家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职工物质和文化利益的提高的。
工厂工会的首要工作是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竞赛。
和苏联所有企业一样，红岗联合工厂职工保持着旺盛的竞赛热情。
百分之九十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竞赛。
竞赛的目标不限于增加产量，同时注意出产优等产品、合乎计划的品种和节约原料。
每十天检查一次竞赛项目在生产组内完成的情形，及时公布结果。
发现什么人落后了，全组就集体地帮助她，使她赶上大家。
每月总结一次车间、生产组和个人的竞赛成绩。
根据工厂工会委员会的评判，把全厂的流动优胜红旗授给最优秀的生产部门。
我看到红旗现在织布厂手里。
整个联合工厂在1952年四个季度都得到了轻工业部的流动优胜红旗，今年第1季得到部长会议的流动优胜红旗和生产优等质量的企业的称号。
现在纺纱、织布、整理三厂有一百多生产组只出产优等质量产品。
除了正常地组织发动，勤快检查，帮助落后，公布成绩，奖励先进以外，工会工作者在领导社会主义竞赛方面，柯米沙罗夫同志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
他从报纸或别的企业知道什么先进经验时，立刻主动地取得党组织和厂部的支持，发动职工讨论和推广，不等待上级的命令。
红岗厂女工不久前采纳了库巴维因细呢工厂女工的新创举——不增加原料材料而超额地完成五年计划任务的竞赛，07月间又吸收了奥列霍夫棉织厂女工的新发起——毗邻职业的工人之间争取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和设备的生产率、节约原料和材料的竞赛。
织布女工在产量、质量、节约各方面提出保证的同时，向卷线女工、穿孔女工、涂胶水女工挑战，要求卷线不结疙瘩，要求穿孔不漏不重。
卷线女工在作出自己保证的同时，向纺线女工挑战，要求纺纱要均匀。
一起开会，订出规约。
这样，全工厂各个职业的工人都连环地投入竞赛热潮中。
深入车间去，熟悉生产情况，帮助工人和行政干部解决问题，——柯米沙罗夫同志认为，这是工会工作者在领导社会主义竞赛中另一个注意点。
他经常到车间去，多半在女工休息时间，和女工们谈话，关心她们竞赛的情形。
他在车间检查女工们的竞赛规约，向她们提供正确的意见。
有的女工把“不迟到”也列为竞赛项目。
他向她们解释，这是法律规定的人人要遵守的劳动纪律，不应作为竞赛的条件。
有的女工上个月已经能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零五，这个月进入竞赛时只保证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四。
他说服她们不要降低自己的水平，应该订得高于百分之一百零五。
有的女工上月只能出产优等产品百分之八十九，这个月进入竞赛时却要保证出产优等产品百分之九十三点五。
他劝她们不要一下子提得那么高，说到的要能做到，不要变成纸上空谈。
有的女工保证节约原料，但没有说节约多少公斤原料。
他教导她们订竞赛条件要具体。
从这里可以看到，柯米沙罗夫同志和苏联其他工会工作者一样，是赞成根据实际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据主观意图来制订竞赛项目的。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妨碍对生产潜在能力的发掘。
例如，红岗工厂行政上曾经计算出全厂每年可以出产优等产品百分之九十点六，而工会经过发掘潜在能力保证出产优等产品百分之九十一，现在这个保证已经达到和超过了。
红岗工厂行政和工会都注意发动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工厂有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处，由专门的工程师领导。
这个处每季向工厂工会委员会报告工作。
这个处聘请技术人员帮助合理化建议者计算和制图，聘请各生产部门负责人、专门技术人员定期接待工人、解答疑难。
这个处定期向工人指出生产中现存的问题，吸引大家的智慧来解决它。
例如，曾经指出运输工作要改善。
后来钳工别留庚制造了小型的起重机。
这个起重机一次能装卸三百公斤货物。
他还在仓库安装了三十公尺自动输送带。
工厂得到了在今年后半年出产新的品种的任务，召集了骨干工人和斯大哈诺夫工作者的会议，发动大家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领班阿克松诺夫建议，在浆经线的胶中添一些化学药品，使布的质量更加结实。
他还建议在织布机上换上一种更结实的皮带。
有人建议用炭酸弄干净布料，以增加优等产品。
工人们提出了许多保证出产优等的新品种的意见。
依靠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红岗工厂在争取优等质量方面保持着光荣的传统，现在优等产品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五。
职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据厂长谈：
这个工厂和苏联其他工厂一样，有整套学习网：
五年制的纺织学院分院、五年制的中等纺织技术学校分校、青工夜校、斯大哈诺夫学校、生产技术班和党的学习组织。
今年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了十九位技师，又招收了四十个新生。
职工们不脱离生产地学习着。
工厂工会很注意以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教育工人。
据柯米沙罗夫同志谈，全体职工政治觉悟很高，外国雇佣分子在柏林的冒险行为和贝利亚的叛党叛国的行为，都引起了全体职工的愤怒。
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战争挑拨者和人民死敌贝利亚，同时保证更好地劳动。
但是工会始终不懈地注意协助行政上保持劳动纪律。
据织布厂主任谈，遇有违反劳动纪律的事情发生时，便组织同志审判会来处理。
06月间有一个副领班喝醉了酒来工作，另一个女工迟到了四十分钟，都交到同志审判会去讨论。
工厂工会除了职工的生产和教育以外，也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
据柯米沙罗夫同志谈，这工作也是多方面的。
工厂工会委员会下面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工厂俱乐部管理处一起，组织职工的休息和文娱活动，组织了歌咏组、戏剧组、舞蹈组、足球组、滑水滑雪组等等，费用由厂长基金中支出。
工厂工会委员会下面的住宅委员会，负责督促房屋的修建等等。
以前工厂没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今年在郊外利用原先地主的庄院修建了一座夏令营，花了四十万卢布修理费和十万卢布设备费。
儿童分两期休养，每期可以休养一百七十五人。
在关心职工的生活方面，红岗工厂工会工作者也掌握着接近群众和了解群众的需要这个原则。
据柯米沙罗夫同志谈：
对于因病或别的原因需要给予补助金的工人的申请书，有些工厂是由工厂工会委员会处理的，但红岗工厂由车间工会委员会处理，这样更接近职工，更具体知道职工情况。
职工的孩子送夏令营、幼儿园、托儿所的先后，是由各车间职工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的。
工厂工会委员会对于处理工人生活问题，由于依靠下层和集体领导，能够公正合理地解决许多问题，所以职工没有越级申诉的。
工厂工会每月有自己工作计划，月初由工厂工会委员会通过后执行。
工厂工会委员会每月开会两次，检查和总结社会主义竞赛或其他工会工作，听取车间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各车间工会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会议。
工厂有五个车间工会委员会（纺纱厂、织布厂、整理厂一级建立车间工会委员会），每月开会两次，工会小组长、副领班等工会积极分子也参加会议。
工厂有一百四十八个工会小组，每十天开会一次总结竞赛和公布成绩，每月在工会小组会上通报厂、车间、生产组竞赛的结果。
工厂工会委员会每月一次召集工会小组长，交换工作经验，向他们介绍政治和生产上的新鲜事物和指示当前任务；
还为工会积极分子——小组长、负责文娱活动的文化组织员、负责劳动保护的社会检查员、负责保健等等的社会保险代表——举办研究班，聘请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讲演。
各级工会组织举行的会议，每次两个到两个半钟点，每次讨论一个问题，每次有十个到十五个人发言，每个人发言十分钟。
工厂职工百分之九十九加入了工会。
红岗毛织联合工厂工会委员会就是这样在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厂部的协同一致的行动中，依靠工会积极分子和全体职工，进行着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和其他工会工作的。

西南西北区中等技术学校进行全面调整工作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西南、西北地区的中等技术学校正进行全面的调整工作。
预计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可以调整完成。
西南区调整以后，工科和农科学校将有相当发展。
工科招收新生四千二百名，农科招收新生八百名。
西北区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调整后招生名额将由七千五百名增加到九千六百名。
西南区原有工业、农业及财经中等技术学校六十六所，共有学生二万三千多人。
这些学校一般设备较差，分科庞杂，师资缺乏。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西南高等教育管理局根据中央指示，对西南区各中等技术学校进行了调查，根据单一化、专业化的原则制定了调整方案。
西南区这次调整，将原有二十七所工业技术学校中性质相近的学校或科系分别合并集中，调整为二十二所工业技术学校。
如西南建筑工程学校和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合并，成立重庆市建筑工程学校；
云南省昆明工业学校与云南省个旧矿业学校合并成为昆明有色金属工业学校。
从有关学校合并系科成立的学校有重庆市电业土木工程学校、重庆市机器工业学校及四川省成都工业学校等专业化学校。
新建立的学校有重庆市电力学校和四川省泸州化学工业学校。
经过这次调整，各校的师资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设备也大为改善。
西南区财经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原有十二所，调整后将成为专业性的财经学校七所，原西南工业干部学校改为重庆市工矿会计统计学校。
农业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原有二十七所，调整后为十八所，其中农学的九所，综合性及畜牧专业的各两所，农林、蚕桑及菜蔬园艺等专业的各一所。
为了发展西南区的农林事业，在四川和西康的森林区，分别成立四川省灌县农林学校和西康省西昌农林学校。
西北区这次调整工业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除将综合性的工业学校，按其性质相同的学科分别合并成立专业学校外，并新建煤矿、地质和铁路等工业学校。
经过这次调整后，西北区工业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的总数将由原来的十六所增加到十七所。
在这些专科学校中，将设置机械、石油、煤矿、地质、矿山地质、纺织、建筑、铁路、公路、水利等方面的三十七种专业。
（新华社）

西藏致敬团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
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兄弟民族的关怀
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副团长丹巴日杰、定甲·多吉吉村和该团的全体团员，在结束他们的传达报告活动之后，在08月18日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首长以及各兄弟民族人民对他们的关怀和热爱。
信中说：
西藏致敬团全体团员，现已胜利返回拉萨、日喀则，并将我们在祖国内地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对我们的无比爱护和关怀，对西藏地区今后工作的指示，以及到各地参观祖国三年来各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等情况，都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各界僧俗人民作了详细的传达报告，各方面在听取了我们的报告之后，都报以极大的欢欣。
这样，就胜利地完成了我们的重大任务。
他们在信中又说：
我们在无限的快慰之中，深深地记着各兄弟民族人民和各个地区首长对我们的热烈招待和帮助，并对他们致以至诚的感谢。
（新华社）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会议发表声明
拥护苏德会谈的协议感谢苏联的慷慨援助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柏林27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08月26日继续举行会议。
议院中八位不同党派不同组织的代表，就格罗提渥总理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所进行的会谈的报告发表了演说。
发言代表一致拥护这次会谈以及会谈所得出的协议。
他们对于苏联政府以及苏联人民给予他们的慷慨援助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们说，苏德会谈公报以及在莫斯科签订的议定书，大有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并进一步提高共和国的生活水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乌布利希代表德国统一社会党人民议院党团小组发言。
乌布利希强调，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坐到一张桌子上来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德国人必须决定，是要采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互相达成谅解的道路呢，还是采取美帝国主义和阿登纳集团的道路、战争的道路？
乌布利希揭露阿登纳反对举行四国会谈，反对举行全德自由选举而要求西方国家预先制造条件使得全德选举成为不可能，顽固地拒绝成立全德临时政府的立场，指出这是阿登纳想取得时间来完成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
乌布利希在发言中也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集团充当美英帝国主义走卒的角色。
乌布利希说，奥伦豪尔反对举行全德会谈，因为他不愿意损害他和某些美国与英国集团的关系。
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不是这样地讨好华盛顿和伦敦而能够听一听工人群众和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们的意见，全德会谈就不会长久拖延不举行。
乌布利希建议大规模地从德国的两部分互派工人代表团，作为密切东德与西德居民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方法。
乌布利希最后强调说，苏联人民决定供给德国人民以大量的食物和原料，使得德国人民有义务以更大的努力来改进生产，提高生产率。
乌布利希的发言一再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人民议院然后一致通过了一个正式声明。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27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在08月2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声明。
声明说：
人民议院非常满意地指出，在德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具有一致的观点。
德国要结束德国的分裂局面。
德国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并要求与这样一个德国签订和约。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短期内即应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应该保证，在和约的一切准备阶段以及举行和平会议时，都要有德国代表参加。
应立即通过德国人之间的协商，组织一个全德临时政府。
这一全德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筹备和举行全德自由选举，以便我国人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国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问题。
声明说：
苏联政府1953年08月15日的照会以及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结果，对于德国，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极大的、无可估价的帮助。
声明说：
这种巨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援给德国人民增加了一项义务：
加紧努力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为保障和平而斗争。
声明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免除德国继续向波兰赔款表示感谢。
声明并感谢世界和平阵营其他一切国家现在继续以物资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声明指出，莫斯科各项协议再一次证明了，苏联政府坚持不渝地执行它的伟大的和平政策和信任德国和平民主力量的政策。
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政策原则也表现在大力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方面，这就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扩大物资供应和对它的贷款。
由于这些援助，今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必将进一步提高。
每一个德国人又一次看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执行的对苏联及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其他国家友好的政策，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一切国家人民建立最友好关系及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政策，是对全体德国人民都有好处的。
而阿登纳的政策却是希特勒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有把德国卷进新的可怕的浩劫的危险。
因此，西德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在09月06日的选举中推翻阿登纳，摒弃他的政策并在恢复德国的统一的问题上，在尽速缔结对德和约的问题上达成全德协议。
声明并再次表示，人民议院愿意会同西德联邦议院成立全德临时政府，负责立即着手准备举行全德自由选举。
声明号召德国东部与西部全体人民全力奋斗，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德国并缔结和约。

纪念越南08月革命和越南独立八周年
武元甲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命令
人民军七年来歼敌二十八万余名
【新华社28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27日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在越南08月革命和越南独立八周年纪念日，向人民军正规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游击队的全体干部和战士发布命令。
命令说：
在过去几年的艰苦和英勇的战斗中，日益强大的人民军已歼灭了敌军二十八万名，解放了北部边界、越南东北部和西北部的许多重要地区。
命令说：
尽管法国殖民者在人力和物力上遭到惨重的损失，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进行侵略战争，妄想挽救他们的危险局势。
他们表面上高喊和平，实际上却在阴谋扩大战争。
他们正在积极扩充伪军，企图用更卑鄙的手段来实行他们的以战养战和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阴谋。
武元甲将军在命令中说：
在今天我们人民和军队的这个光荣日子里，我命令人民军武装部队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加倍提高警惕，进一步提高战斗精神，坚决歼灭更多的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提高思想水平，学习战术和技术，建立主动和英勇作战的作风；
大力支持农民打倒卖国贼、农村恶霸和其他反动分子的斗争，保证这个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敌人后方加紧游击战，用一切办法来粉碎敌人的以战养战和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阴谋。
命令最后高呼：
08月革命的精神万岁！
越南独立和统一万岁！
胡志明主席万岁！
【新华社28日讯】
据越南驻华大使馆08月25日出版的“越南新闻”报道：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最近发布越南人民军近七年来（自1946年12月19日起到1953年07月20日止）在反侵略战争中获得的综合战绩公报如下：
（一）总共歼灭法国侵略军二十八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名，其中打死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名，内有各级军官一千四百九十一名；
俘掳和受降六万三千六百一十一名，内有各级军官一百七十四名。
仅自去年秋冬季西北战役以后，法国殖民者的欧、非籍雇佣军队就共被打死四千七百二十六名，俘掳和受降一千九百四十一名。
（二）缴获：
步枪六万六千二百六十五支，迫击炮七百一十四门，各种炮一百三十六门，卡车九十二辆，各种机枪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九挺，火箭筒和无座力炮二百六十门，无线电机五百四十三部，汽油近二十万公斤，炸弹和炮弹一万零六十五吨，弹药和装备数千吨。
（三）击毁：
敌机二百四十二架，舰艇二百六十三艘，各种炮一百六十门，机车二百二十辆，车厢七百八十八节，坦克、装甲车和卡车五千七百一十二辆，汽船一百零七艘，弹药四千一百一十吨。

联合国侵略定义专门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
苏联代表提出关于侵略定义的提案
【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侵略定义专门小组委员会于08月24日举行会议。
这个小组委员会是根据联合国第7届大会去年12月的决议成立的。
根据大会的决议，小组委员会应向第9届大会提出侵略定义的草案或阐明侵略这一概念的草案。
小组委员会由苏联、波兰、美国、英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墨西哥、多米尼加、叙利亚、伊朗、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和国民党分子组成。
在小组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普·德·莫罗佐夫建议驱逐国民党分子，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
但是，主持会议开幕的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裁决说，小组委员会无权考虑苏联的建议。
苏联代表莫罗佐夫在会议上发言说，苏联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一直十分重视确定侵略的定义。
这对维护和平与安全，特别对消除寻找侵略藉口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
他说，为了给侵略一词确定定义，确定武装进攻这一概念的定义是极端重要的，小组委员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概念的定义上。
美国代表马克托斯发言，继续反对确定侵略的定义。
苏联代表向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关于侵略定义的提案，全文如下：
“侵略定义专门小组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大会由于认为有必要拟定确定侵略一方的准绳，特宣布：
一、首先采取下列任何一种行动的国家将被视为国际冲突中的进攻的一方：
甲、对他国宣战；
乙、未经宣战而以武装部队进犯他国领土；
丙、以海、陆、空军轰击他国领土，或有意地对他国船只和飞机进行袭击；
丁、未得他国政府的许可，把海、陆、空军开入该国领土，或违反此种许可的条件，特别是关于部队驻留的期限以及驻军地区范围的条件；
戊、用海军封锁他国的海岸或港口；
己、支持在其本国领土上组成然后侵入他国领土的武装匪徒，或是不顾被侵国家的要求，拒不在其本国领土上采取能力所及的任何行动，停止给予这些匪徒以任何援助或保护。
二、凡有以下情形的国家将被视为采取间接侵略行动：
甲、鼓动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恐怖行动、破坏行动等等）；
乙、煽动其他国家的内战；
丙、促成其他国家的政变或政策的改变以适合侵略者。
三、首先采取下列任何一种行动的国家将被视为采取经济侵略行动：
甲、施用经济压力办法，侵犯其他国家主权，侵犯其经济独立，威胁到该国经济生活的基础；
乙、对其他国家采取有关步骤，阻挠开采它们的自然资源，或阻碍将这些资源国有化；
丙、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封锁。
四、凡有以下情形的国家，将被视为采取思想侵略行动：
甲、鼓动战争宣传；
乙、鼓动使用原子、细菌、化学武器以及其它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宣传；
丙、促进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观点、种族与民族排外的宣传、对其他各国人民的仇恨与蔑视的宣传。
五、除上述各条中列举的行动以外，各国的其它行动如在具体案件中被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认为构成进攻或经济、思想或间接侵略行动，得被视为侵略。
六、不论是任何政治上、战略上或经济上的论据，不论是想在被进攻的国家的领土上开发自然资源或取得任何其他的利益或特权，不论是在被进攻的国家的领土上已有大量的投资或任何其它特殊权益，也不论是推托说这个领土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显著特征，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第1条中所指的进攻，以及第2、三、四条中所指的经济、思想与间接侵略行动的藉口。
下列情况尤其不能当作进攻的藉口：
甲、任何国家的内部状况，例如：
（一）任何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的落后；
（二）所谓该国行政方面的缺点；
（三）可能威胁外国人的生命或财产的危险；
（四）任何革命或反革命运动、内战、骚乱或罢工；
（五）任何国家中建立或保持某种或他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社会制度。
乙、任何国家的任何行动、立法或命令，例如：
（一）违背国际条约；
（二）侵犯另一个国家或其公民所取得的在商业方面、让与权方面或任何其他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利与利益；
（三）断绝外交关系或经济关系；
（四）采取经济的或财政的抵制措施；
（五）不承认债务；
（六）禁止或限制外侨入境或变更外侨管理办法；
（七）侵犯另一国家的官方代表所享受的特权；
（八）不准开往第三国领土的武装部队过境；
（九）关于各种宗教性质或反宗教性质的措施；
（十）边境事件。
七、一个国家如果因另一国家在其边境附近动员或集结大批武装部队而受到威胁，有权采取外交的或其他的方法，使国际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这个国家也可以同时采取与上述相类似的必要的军事性措施，但不得越过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