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872 巴尔马索夫的工作报告：
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
（1953年06月15日）

代表团由8人组成，
1953年04月23日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1953年06月04日返回。

1953年04月25日代表团到达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的首都北京，
并在05月01日之前参观了该城市，参观了北京的历史文物和文物单位。
对上述地点的访问是根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建议进行的。

代表团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在人民游行的时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
1953年05月02日第7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召开，
05月11日会议闭幕。

我们只是到了05月10日才得知了国外代表团今后的日程和活动计划。
在计划规定的各项活动中，苏联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都一起参加。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之外，经代表团领导人И·В·戈罗什金的允许，我个人还完成了一些工作。
应中国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请求，我在一些省市的工会进行了座谈，以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为例，谈论了苏联工会的工作经验。
我在北京、上海和杭州进行了这样的座谈。
在北京进行了两次座谈，其中一次是应市委的请求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市委的工作人员。
在北京进行的第1次会谈中，除了北京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外，天津市工会主席、浙江省工会秘书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在这些会谈中出席的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工会部门负责人共计95人，
其中北京市40人，上海市30人，杭州市25人。

在所有的谈话中，工会工作人员感兴趣的是关于工会实践工作的组织问题。
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是：
（1）工会应该怎样在实践上总结社会主义竞赛，在对社会主义竞赛的参与者进行评价的问题上是否应当实行等级制。
（2）苏联在工业领域有什么样的竞赛形式。
（3）在乌拉尔和苏联是否有手工业者，对他们开展什么样的工作。
（4）文化宫的工作内容。
（5）在恢复时期，苏联工会怎样组织工作。
（6）苏联工会局怎样在实践上领导工会。
（7）工会应当怎样实地进行党的领导。
（8）工会委员会应当怎样在实践上对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实施领导。
在工作人员如此少的情况下，怎样在实践上胜任州的工作这一问题引起了巨大的兴趣。
确实，差距是巨大的，
斯维尔德洛夫斯科工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31人，而上海市委工会委员会有400人，100名工人和职员为市工会委员会的大楼提供服务，
该市有20个区一级的工会分会，其人员组成不少于1000人，
一个市郊的工会分会有10个下属机构，人员配置为500人。
上海市的工会工作人员大约是：在139万名工人中有2000人，其中115万名工业和建筑工人。
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机关结构如下。
市委员会每2年选举一次，直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省级的委员会尚未联合起来。
选举出的上海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130人，常务委员会选举出35人。
委员会下设的部为：
群众组织部，群众文化部，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部，生产部，私营企业部，工资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工会委员会办公厅，总务管理部，财务处，工会工作办公室。
委员会有1名主席，3名副主席，1名秘书长。
在上海市，除了广泛设立的青年组织网络之外，另还有22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
杭州的省级工会委员会具备上海市工会委员会的部门结构，有98名成员。
此外还有流动电影播放设备，附属的工会委员会有70人，编辑报纸的成员23人，工会学校有70名教师，学员有500人。
有8个行业的工会委员会。

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已经有了关于全国工会第7次代表大会的材料，
大会通过的新的章程，以及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贾拓夫关于工业状况的报告。
因此，在我的简短报告里解释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上述提到的官方材料对这些问题已经解释得非常充分了。

除了参加代表团的总的工作之外，
我还不得不同我们的另一名代表И·Т·索洛维约夫同志（季诺夫斯基机务段机车司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一起会见丰台（在北京市区）机务段的铁路工人，
一同到北京市的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沈阳市的一些铁路修理厂（事实上是火车车厢修理厂）。
关于同铁路工人的这些会见，在索洛维约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阐述得非常详细了。
再重复已经阐述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我不得不两次到农村去，因此，我将尽力简短地阐述这一问题。

农村的状况。

中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封建地主、富农恶霸的压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和国外资本的沉重剥削。
国家对农民课以重税，地主收取高额的地租，农民通常在经济上依赖于富农，房租高得难以置信，而许多其他的支出也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掠夺：日本的地方政权，蒋介石的军队和警察。
士兵、军官、警察从农民那里掠夺粮食、财产，然后出售这些掠夺的东西，而得到的钱财用于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或者以此为自己聚敛资本。
此外，确立起来的地方税收制度还规定要供养村长及其助手，供养社会治安（警察），供养驻扎在村里的军队。
村民们还要担保及时送青年农民参军，但由于农民不愿把自己的儿子送往蒋介石的军队，因此，对于农村中每一位没有参军的青年农民要对农户处于巨额罚款。
所有这些数目众多的税收和掠夺使劳动农民陷于困境。
农民不能购置劳作的牲畜、器具、机器、生活和生产设施、化肥、种子及灌溉设施。
农民大量破产，被迫长期向地主和富农承担义务，永远都陷于被奴役的地位，依赖于地主和富农。
农民在经济上遭受压迫，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被迫耕种土地，通常都用手工劳动，只有稍富裕一点的农民才能用骡马和水牛耕地。
在农业上缺乏技术的应用，缺乏对土壤进行施肥，而这是保持农业的发展所应该做的，这导致了土地的贫瘠和粮食产量的低下，导致经常出现干旱和洪灾，这使农民深受其害。
比如，1931年，在长江谷地的洪水摧毁了550万公顷的农作物和400万所住房，使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
由于年复一年的洪灾和干旱，灾难的规模在不断增加，因为旧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这些灾害作斗争。
1949年，仍然在长江流域淹没了1.2亿亩的农作物，使4000万人受害。
由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的这种困境，致使他们不能把大米和小麦出售用来缴纳税收、租金和债务。
他们吃的是米糠、麸皮、玉米、蔬菜和各类野草。
占农民绝大多数的雇农和贫农以及大量的中农不能获得衣物和鞋子，因此穿着衣衫褴褛，而孩子们简直就是一丝不挂。
在严寒侵袭农村的时候，会发现农村有大量的患病者，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孩子们。
这样，就不难把农民发动起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因为剥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极限。
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较复杂，这是由于国内确立了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残酷的、反动的军事独裁。
另一方面，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都非常相信如下看法：即“他们的命不好”。
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以便消除这一反动的思想，来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巩固的联盟，消灭农村的封建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成功地把各种进步力量都联合了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国外资本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的决定条件是苏联军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土地改革前提出了农民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减地租的斗争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农村各种封建关系，把土地分给农民。
随着一些地区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地主、战犯、叛徒、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富农多余的东西都被没收，并被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土地很少的农民。
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过程中特别组建了以贫农和雇农组成的、联合中农的农会。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确立了上述制度，贯彻土地改革。
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些地区被国民党的军队夺取之后，土地改革被废除了，农民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的成员遭到迫害，但这具有另外的意义，农会成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积极的战士，这样就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批准了新的土地法，根据该法，封建的土地制度被废除了，并开始推行农民的土地制度。
地主、教堂和教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多余的房屋都应当被充公。
所有被没收和征用的土地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通过农会被分配给贫困无地的农民和贫困少地的农民、分配给返回农村的失业的工人以及从人民军队复员的军人。
根据这一法律，富农的土地及其财产将不被没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第1，为了使农民的劳作获得大量的商品产量；
第2，不使中农经济的增长丧失前景，否则它将破坏同贫农的联盟。
富农经济的继续增长通过税收政策进行调整。
比如，全国10％的贫农经济被免于征税，其余农民缴纳的税额平均不超过17％，而从地主经济得到的税收是60％—80％。
中国基本上都推行了土地改革，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中国的土地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一场伟大的运动，是在农村推行的一场革命。
它废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契，它就像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一样，时刻提醒农民，他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由于土地改革的开展，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全国的各个地区每人得到了2—10亩的土地，而整个农民无偿地从人民政府手中得到7亿亩土地。
此外，最贫困的农民和以前的雇工得到大量的从事劳作的牲畜、生产工具、住房和生产场所、种子、用于购买日常用具的国家贷款和水利设施建设的贷款。
根据国务院副秘书长廖岭（ЛеЛиень）的说法，仅仅向地主交付地租，农民每年就要缴纳3亿吨谷物、稻子和小麦。

1953年05月04日，在同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苏联代表团一起接见康东（Кэндун）村（距北京市18公里）农民的时候，
对于人民政权建立之前农民的状况和人民政权时期农民的生活，人民政府主席辛尊易（Син Цун-и）同志做出了如下介绍。
以前农村中有18户地主，99口人，拥有1487亩土地，或者说，每户地主有82.6亩地，每户富农和每户中农平均有27亩地，而每户贫农只有0.5亩地。
贫农没有院子，没有可能养鸡，更不要说养牲畜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了我们的村庄，在这一年饿死了8口人，而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都有数人由于饥饿死亡。
然后蒋介石政府到来了，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
当局一下子就从村子抓了24人去当兵，
针对逃兵建立了一些小队，为供养这些小队确定了24斤的税收，
对于每一个不去当兵的人村子还应缴纳301斤小麦，
为供养地方政府，每个家庭要缴纳5000元，
这还不算国家总的税收和各种租金，缴纳给地主的礼品，士兵和警察夺取的东西。
大部分农民的孩子都没有去上学，没有什么可以穿着去上学，缺少衣服和鞋子。
以前全村350户人家在过节的时候向店铺的商人购买3头猪，现在过节时每家每户都可以屠杀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猪。
现在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
村子里有342户人家，人口为1522人，有2814亩地，其中种植稻谷的水田600亩。
因此，如果说以前每户贫农有0.5亩地，那么他们现在有2.2亩地，有牲畜、住房以及房舍。
1948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的村子。
1949年秋开展了土地改革，从地主那里夺取了1347亩土地，并转交给了农民。
1950年开始开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人民政府发放了贷款、牲畜、种子，我们一下子就获得了丰收，如果说以前一亩地收获150斤粮食，那么在1950年已经收获了220斤。
1951年农民已经能够购买42头牲畜，建造65栋房子，4口水井，在这些方面得到的贷款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农民的收入也开始多了起来。
1951年，每亩地已经可以收获300斤庄稼。
1952年，每亩地收获达331斤。
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增加耕地作物，扩大可以灌溉的作物面积。
1953年组建了生产合作社，接受了18户家庭，有207亩土地，其中60亩是种植水稻的水田。
现在每个家庭每天都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吃一顿白面馒头，这在以前他们是吃不到的。
村子里的所有人穿得都很好，所有的孩子都在上学，上学率100％，为成年人开办了夜校，以扫除文盲，有181名成年人参加。

1950年组建了供销社。第1年有20种商品，
1951年有89种商品，
1952年有100多种商品，有大米、白面、糖和其他的商品和食品。

Л·巴尔马索夫
1953年06月15日
ГАРФ，ф·Р5451，оп.72，д.891，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