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区大批粮食源源运到关内
河南省许昌专区加紧向灾区转运粮食
【新华社沈阳29日电】
东北区大批粮食源源进关，支援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受灾地区。
为了支持关内受灾地区的粮食需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的统一计划下，从05月初旬开始，黑龙江、松江、吉林、辽东、辽西等省，即不断地有载满粮食的火车驶向灾区。
到05月19日，第1批粮食已经调运完毕。
从23日开始，第2批粮食开始启运，仅两天中，即完成调运计划百分之二十。
第3批和第4批粮食，即将陆续运出。
【本报讯】
河南省许昌专区和许昌市积极组织运输力量，将各地运来的粮食，迅速转运往灾区。
许昌专区所属地区，今春大部分小麦遭受霜害，春荒情况十分严重，农民缺乏口粮。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帮助人民战胜灾荒，从东北、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广州等地调运大批粮食前往许昌，供应灾区农民粮食的需要。
每天从各地运到许昌的救灾粮食在六十万斤以上。
为了很好地完成将粮食转运到灾区的任务，许昌专区抽调六十多名富有调运工作经验的干部和七十多名工人组成调运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接运粮食。
中共许昌地委与许昌专署在05月05日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和粮食局局长、粮食公司经理举行会议，交代了05月份粮食调拨任务，并具体布置了粮食调运工作。
会后，各县都按计划组织了大车到许昌车站接运粮食。
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和宣传部长还亲自动手组织大批汽车支援运粮救灾工作。
许昌市搬运公司、许昌联运站、许昌南站粮库、许昌县粮食局等单位，组成了粮食接运委员会，设立了接粮站、连络组、接运组、保管组、会计组、搬运组、过秤组、警卫组等机构，并组织了七百多名搬运工人搬运粮食。
现在，许昌市粮食接运委员会全体职工正在紧张地把各地运来的粮食及时分送到灾区去。

中央农业部发出治蝗紧急通知
【新华社2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于05月28日发出治蝗紧急通知。
通知全文如下：
目前各地蝗蝻大部已届三龄，不少地区，因查卵不周密，夏蝻发生面积超过各地估计，特别是新疆、安徽等省超出原计面积的一倍或一倍以上。
现在治蝗工作已进入最紧张阶段，各地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使用药剂，必须配合足够的人力，并普遍深入查蝻，做到消灭在三龄以前。
二、防治飞蝗，以使用药剂为主，但仍须辅以人工捕打，因药械有限，只能在蝗蝻密集地区使用，密度过稀的飞蝗跳蝻，尽可能组织人工扑灭，不用药械。
今年夏蝻发生面积超过预计面积的地区，必须纠正单纯依赖药剂思想，以免误事。
三、喷粉器不够的，可试用已介绍过的布袋撒粉法。
【本报讯】
05月中旬以来，新疆、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生蝗害地区，蝗蝻开始进入三龄，各地现正积极地有效地展开灭蝗工作。
新疆省查出蝗蝻面积一百六十五万亩，蝗蝻孵化期较去年约早二十天，一般已到三龄，有的已到四龄、五龄。
05月22日开始，飞机出动治蝗，预计半个月到二十天可结束。
江苏省大部蝗区，蝗蝻已进入三龄，东海、铜北等县一部分地区，蝗蝻已进入四龄。
沛县、铜北两地已查出蝗蝻面积十五万八千三百多亩，大部分蝗蝻且已进入三龄。
江苏省飞机治蝗工作也在05月20日开始，预计半月结束。
安徽省在沿淮河各县查出蝗卵面积八十多万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蝗蝻正在一龄、二龄，少数已进入三龄。
因气候关系，蝗虫发生的面积较预计的扩大将近一倍。
河北省沧县专区黄骅等县已发现蝗蝻在三万九千多亩的土地上发生，蝗蝻现已进入一龄。
丰南县并发现二万二千多亩土地上有土蝗。
河南省已在三万多亩土地上消灭了散栖型跳蝻。
山东省蝗区大部分蝗蝻已进入二龄，少部分蝗蝻已进入三龄。
沂水专区并发现土蝗发生的面积二十多万亩。
中央农业部根据各地蝗蝻发生情况，已增拨河南、山东药粉四百五十五吨。
目前各地必须加强侦查和掌握蝗情，分清土蝗、飞蝗种类，施用喷粉、撒粉、撒饵、人工捕打等办法，争取时间将夏蝻消灭在原产地，保证不致为害作物；
蝗蝻已进入四龄的个别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组织群众，坚决予以消灭。
目前蝗蝻发生的面积比预计的面积扩大，药械准备不足的地区如新疆、安徽、河南等地，必须克服等待增拨药械的思想，大力组织群众，利用挖沟、围打、网捕、火烧及其他一切有效办法消灭蝗蝻。
（中央农业部植物保护司）

中央农业部通知保护受灾地区的耕畜
【新华社2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05月26日在关于保护灾区耕畜的通知中指出，保护耕畜应成为灾区的紧急任务之一。
通知中说，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先后遭受寒流、晚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致饲料缺乏，耕畜瘦弱甚至发生死亡现象。
灾民如果失去这一重要的生产手段，对今后生产影响极大。
为有效地进行保畜工作，各受灾地区要：
（一）采用多样方法解决饲料问题。
主要办法是组织群众互助，腾出劳力，打野草，捞水草，选择可做饲料的农作物秸秆等喂养耕畜。
在群众自愿的条件下，发扬互助互济精神，或以畜工调换草料，或先借草料以后还工，或利用亲友关系到有草地区寄养。
在特别困难的地方，应有计划地发放一部耕牛贷款，帮助农民克服缺少耕畜饲料的困难，避免耕畜为屠商压价购买宰杀。
（二）灾区耕畜体质瘦弱，经不起病疫侵袭。
农村干部除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外，还须协助畜牧兽医人员指导农民，加强耕畜的饲养管理，做到栏干食饱，及时防治各种病疫，不使蔓延；
并应加意保护母畜安全和幼驹的发育。
在有条件的地区，应组织群众的母畜及时配种繁殖牲畜。
（三）在不妨碍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利用农闲，有计划地领导农民进行运输以及其他副业生产，或卖工卖犋，达到以畜保畜、以畜养人，人畜两保的目的。
但须注意爱惜耕畜体力，勿役使过度，影响耕畜健康，甚至招致死亡。

华北区划乡工作已经普遍展开
【新华社29日讯】
华北区的划乡工作已普遍展开。
这一工作的完成将为基层选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华北区目前分散的行政村将划为行政乡。
这样，各个县将由过去依托区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二、三百个甚至五六百个行政村，缩减到一百个最多不超过一百四十个乡，并由县直接领导。
这种减少行政单位、减少领导层次的办法，对于加强农村领导工作有很大好处，同时也为基层选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华北区各地在开始划乡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华北行政委员会和河北、山西等省先后召开了划乡会议，研究布置了划乡工作。
山西、河北两省在会议前，曾分别在山区、平原、农牧区等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了划乡的典型试验工作。
各地划乡工作是结合着基层选举的准备工作进行的。
河北省专门成立了办公室，下设划乡、选举两组；
全省已动员大批干部参加划乡工作。
天津、通县等九个专区一百三十五个县，参加划乡工作的干部已有一万二千余名。
山西省的划乡工作，也是在省选举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各县都先后召开了划乡工作会议，第1批划乡工作现已开始。
绥远省因原来行政村较大，只作小范围内的调整，不进行大规模的划乡工作，现正进行典型试验；
全省范围内的划乡工作，将在06月中旬结合普选进行。
各地在划乡工作中注意密切结合生产。
划乡工作组到村后，首先把生产工作安排好，然后再进行划乡。
这种作法得到群众的拥护。
华北全区的划乡工作，预计在07月底全部结束。

各国重视“真理报”24日社论
朝鲜“劳动新闻”“民主朝鲜”指出
苏联和平政策符合世界人民利益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机关报“民主朝鲜”都在27日发表社论，表示同意和支持苏联“真理报”24日社论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分析。
“劳动新闻”的社论说：
忠实于斯大林和平政策的苏联，正以实际行动证明它自己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巩固全面和平的意愿。
苏联始终不渝的和平政策，集中地表现在朝鲜问题上，这个问题已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试金石。
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将是很大的贡献。
美国应该不是以空话而是也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它自己对于朝鲜和平的意愿。
美英统治集团虽然在谈论着目前的国际问题，但是对有关中国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英国首相邱吉尔也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样，在演说中不提到中国。
社论指出：
西方三国举行会议的新的共谋，不仅丝毫无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而会使国际局势更加恶化。
社论说：
“真理报”社论表明的苏联爱好和平的意愿，完全符合一切人民的利益，受到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支持和欢迎。
“民主朝鲜”的社论说：
苏联“真理报”社论正确地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并且揭露了西方集团的新的共谋。
“真理报”社论再一次明白地显示出：
谁是真正以实际的行动来谋求和平，并为了迅速消除目前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着不倦的努力。
毫无疑问，“真理报”社论必将使迫切关心和争取着全面和平的全世界人民得到鼓舞。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报纸发表评论
赞扬苏联维护国际和平的外交政策
【新华社29日讯】
“真理报”24日发表的题为“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的社论，受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舆论的热烈欢迎。
据塔斯社消息：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都刊载了真理报的社论，并纷纷发表评论，赞扬和支持苏联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政策。
波兰“人民论坛报”在题为“为了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社论中写道：
苏联领袖们最近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在有关各国共同协议的基础上，解决一切争执不下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世界舆论与波兰人民对于这些谈话表示衷心的赞扬与支持。
这些谈话是苏联的一贯的和平政策的表现。
“人民论坛报”指出：
邱吉尔演说中的一些论点反映了英国人民的和平愿望，这些论点受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欢迎。
该报同时指出邱吉尔在德国问题上采取的荒谬立场，并对邱吉尔在演说中甚至没有提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节表示惊异。
“人民论坛报”最后说：
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希望邱吉尔演说中的建设性部分由英国政府继之以具体行动。
匈牙利的“自由人民报”在评论“真理报”社论时强调说：
苏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争执不下的问题，始终希望加强和平。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苏联的安全与西欧国家的安全协调一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它安全所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争取西欧国家的自由与安全的斗争。
苏联为保卫和平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西欧各国人民的利益。
“自由人民报”说：
全世界人民、包括匈牙利人民在内，都衷心支持苏联、中国和朝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的斗争。
“自由人民报”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对巩固和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该报最后强调指出：
“真理报”关于邱吉尔演说的评论，表达了全体进步人类的意见。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报”指出：
“真理报”社论分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极为正确地阐明了苏联对最重要的国际问题采取的立场。
“劳动报”说：
三国共谋来反对第4个国家的国际政治阴谋的道路，不可能是走向和平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只会使得国际关系更加恶化。
走向和平的道路是行动，而不是用来掩饰军事行动的和平空谈。
至于苏联，它的言行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在它的和平论调之后继之以真正的和平行动。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写道：
我国人民从“真理报”的社论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争取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坚定意志。
保加利亚人民认为苏联的和平政策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保加利亚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可靠保证，是世界和平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指出：
阿尔巴尼亚人民认为苏联的和平政策是实现他们维护与巩固世界和平的愿望的保证。
英国、印度、法国、瑞典等国报纸
重视苏联“真理报”24日社论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伦敦28日讯：
英国报纸非常重视“真理报”题为“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的社论。
“每日电讯与晨邮报”在社论中说：
“我们原不能希望三国举行百慕大会议的消息会使莫斯科满意。……‘真理报’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有力地支持了邱吉尔。
它欢迎召开高级会议和逐步地、细致地解决问题的建议……。
即令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意见对于某些问题的解决也是有价值的，这种解决可能对俄国适宜，但必然也同样，甚至更对西方适宜。”
这家报纸认为“真理报”在论到德国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是“社论中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这一节中的每个字显然都是经过谨慎考虑的。”
“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个记者写道：
“关于朝鲜和奥地利问题，下一步要看西方国家，‘真理报’这话是说得有道理的。”
这个记者在谈到“真理报”社论中关于美、英、法三国领袖举行会议的部分时说道，“真理报”批评这件事的目的“只在表示俄国不赞成百慕大会议，它用强硬的字句表示了这一点。
因此，它暗示，如果要召开这种会议，就会减少苏联和西方领袖会晤时获致协议的机会。”
“每日先驱报”在社论中说，四国领袖会议“当然不能细致地解决使东方和西方分裂的问题。
然而它可能改变气氛，从而使这些问题可以在日后和平地、逐步地得到解决。”
“这种希望是值得详细研究的。
如果这样的会议失败了，这对于无数的男女老百姓来讲，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举行这样的会议，他们也会感到同样失望。
当然，俄国和西方的政治家是可能彼此同意采取这样的简单方式的：
让我们暂时不要提出所有的要求，也不要互相谴责对方没有诚意。
让我们通过亲自接触来看一看是否有结束冷战的可能。
让我们举行会议吧！”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德里28日讯：
印度报纸26日在第1版评论“真理报”05月24日的社论。
“印度斯坦时报”在社论中说，苏联对于三大国会议的疑虑，是十分自然的。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8日讯：
巴黎各报就“真理报”社论“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广泛地发表评论。
“人道报”刊载了社论全文。
资产阶级报纸用相当篇幅刊载了社论的摘要。
所有的报纸标题都强调指出，“真理报”反对西方三大国要在召开四大国会议的问题上提出共同的先决条件的打算。
“米迪电讯报”说：
整个说来，“真理报”认为召开百慕大三国会议的唯一目的便是要巩固西方集团，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它认为，任何加强这个集团的打算，都是西方世界对付克里姆林宫的一种手段。
“世界报”说：
“在05月24日的‘真理报’的长篇社论中，苏联政府带着警告的口气谴责了即将在百慕大举行的三大国会议。……‘真理报’社论……明白地表示，莫斯科决不会同意举行一个取决于西方国家预先共谋提出的要求的会议。
假使克里姆林宫谴责三大国会议的话，这只是由于它认为举行这次会议后：
可能会拟订这类要求。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真理报’的文章显然是对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严重警告。”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斯德哥尔摩28日讯：
此间晚报在25日摘要登载了“真理报”的社论：
“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
各报在评论
“真理报”社论时，都批评美、英、法三国的百慕大会议。
“新闻晚报”在社论中说：
美国“企图利用即将举行的三国会议来行使压力”。
“快报”指出：
在西方，对百慕大会议是没有热情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西南建筑管理局推广先进经验的一个实验工地。
在这里，一座设备完善的新式织布厂正在建造起来。
工人们采用平行流水作业法铺盖屋面，前面的工人扎钢筋，后面的工人铺混凝土。

捷维纳尔日采村农民收到我张郭庄农民的信
【新华社布拉格29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格州维纳尔日采村统一农业合作社，接到了04月下旬与该村兄弟农民同时庆祝友谊日的我国北京附近张郭庄农民的信。
这封信的全文已刊载在28日的红色权利报上。
张郭庄的农民在信里表示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友人送给他们农业机器，认为这些礼物是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人民深厚友谊和兄弟般团结的表现。
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故总统克·哥特瓦尔德生前对中国农民的极大关怀和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郭庄农民的信叙述了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并且保证要用新机器获得更高的收获量。
信中最后表示希望交流经验和积极学习苏联经验；
为提高生产量、为建设更幸福和更美好的生活并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日本吉田政府阻挠我侨胞回国
【新华社29日讯】
与我国方面真诚协助在华日侨归国的精神相反，日本吉田政府竟对旅日华侨回国问题采取推诿阻难的态度，使我国侨胞回国的迫切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今年年初，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日方代表团来到中国，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协助在华日侨归国问题的时候，日方代表团团长、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曾郑重表示愿为协助在日华侨的回国尽最大的努力。
同时，吉田政府外务省也曾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在日华侨搭乘到中国接日侨的轮船回国。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国侨胞以为他们许久以来就要回到祖国怀抱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从今年一、02月起，就纷纷进行回国的准备，或辞去了职业，或中止了工场实习和课业，或结束了生意，或变卖了产业，开始集中东京、大阪两地候船回国。
但是，从日本派船来中国接第1批日侨回国的时候开始，吉田政府竟借口它和台湾国民党残匪有所谓“去船不许载任何货物和旅客”的协议，推卸协助我国侨胞回国的责任，故意加以阻难。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准备回国的侨胞生活极为困难，有携妻带子流浪街头的危险。
我国在日侨胞为要求日方实践协助华侨回国的诺言，正在日本人民和民主团体的声援下，据理力争。
东京和关西等地华侨已经举行了许多次要求回国的集会。
05月25日，华侨代表四十多人又在东京举行会议，会后并分赴吉田政府外务省、日本国会和办理在华日侨回国事务的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的联络机构，要求早日履行协助他们回国的诺言。
华侨代表们指出：
在协助他们回国的问题上，吉田政府的态度是不负责任和没有诚意的。
与此同时，我国在日本的侨民组织“华侨、留学生归国委员会”和“留日学生归国会议”最近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控诉吉田政府阻难我国在日华侨归国的无理行为说：
“日本政府这种卑劣行为，不但违背信用，以相反的手段对待我国方面施予日侨的恩义，并且，我们认为，是继续它的对华侨进行迫害的又一种蹂躏手段。”
吉田政府对在日华侨返国的阻难，已引起此间有关方面的极大注意。

苏联撤消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
德国人民要求和平解决德国问题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8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撤消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解除苏军总司令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管制职务，以后他的活动限于指挥驻德苏军。
部长会议决定设立苏联驻德高级专员，高级专员设办公处在柏林，奉命代表苏联在德国的利益，并监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权力机构的活动，使它履行盟国关于德国的波茨坦决定中所规定的义务。
高级专员并奉命与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的代表，在由四国关于德国所协议的决定产生的、全德性质的问题上，保持相应的接触。
维·斯·谢麦诺夫大使已被任命为苏联驻德高级专员。
【新华社29日讯】
德意志通讯社28日讯：
德国保护儿童协会为“六一”儿童节发表宣言。
宣言说：
“在这国际儿童节的时候，我们要求缔结对德和约。
我们德国人感到有特殊的责任，要为迅速实现苏联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新建议而斗争。”

重工业部工程公司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
建立责任制运动进入建设阶段
【本报讯】
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建设工程公司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的反浪费与建立责任制运动已开始转入建设阶段。
目前几项主要的责任制已交与群众讨论，并重点推行了施工责任制。
在转入建设阶段中，该工区已有如下的几点体会：
一、建设阶段不单纯是业务建设的阶段，而且也是思想建设的阶段，因此必需加强思想领导。
该工区建设阶段开始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
有的单位只管自己方便，不管人家是否行得通。
如技术供应制度的初稿中规定：
“工地领用材料一律在二十天前提出预算，否则不予发料。”
而实际上在目前图纸不能按时到达工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早提出预算的。
如有的不去认真研究分析揭发出来的问题，结合具体情况学习先进经验，而是不动脑筋，把公司的责任制度照抄一遍，将“科”字改为“股”字，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制度。
更有的借此机会将责任能推就推，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建立责任制。
该工区及时地批判了这些错误的思想和作法，同时又表扬了一些在建设制度过程中认真负责、态度正确的干部，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此外应经常召开一些技术人员和职员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责任制的建设工作。
二、在各单位分别拟定各种制度时，不可避免地会使有关单位的制度发生不相衔接、不紧密配合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加强上下左右的联系，以保证各种制度拟订得更切合实际。
因此该工区即按照业务性质的区分，召开了五个专业会议，包括：
以调度室为主，研究有关技术组织措施及作业计划的专业会议；
以劳动组织股为主，研究有关劳动力组织调配、工资计算发放等的专业会议；
以供应股为主，研究供应问题的专业会议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会议，一方面消除了互相扯皮及三不管现象，同时通过讨论也批判了不同程度的本位主义、等待推诿的思想。
会后各单位并将拟订好了的草案，结合本单位揭发的和其它单位转来的问题，逐条加以核对，发现矛盾，解决问题。
并主动采取“登门拜访”的办法，加强联系。
例如材料供应股的同志到调度室，发觉到自己规定的预算日期不切实际，经过协商后，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双方都很满意。
这样明确规定了业务范围及相互关系，并扭转了互相不主动不协调的局面，为今后贯彻执行责任制创造了条件。
三、在责任制建设过程中，该工区通过实践不断地充实与修正各种制度。
05月20日组织了二十九人的检查组，检查了第2工地贯彻作业计划和小组经济核算的情况，发现了作业计划过于复杂，而工地情况变化又大，这样可能使作业计划常常修改，工地的领导陷于被动，因此就及时修正了作业计划。
同时又发现小组经济核算手册中的定额领料摺由材料员在月底核算也不合理，因此就改由成本员分担结算。
通过初步实践也就考验了这些责任制是否切合实际，并对不切合实际的加以必要的修正，使各种责任制更加合理，做到切实可行。
这样一面建设一面实践修正，使运动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也就更好地推动了当前工作。

鞍钢正逐步建立责任制
【新华社鞍山29日电】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基本建设部门开展的反浪费、反无人负责和建立责任制运动，已进入新的阶段。
目前，公司的领导方面已向各单位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通过讨论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或竣工计划，建立起责任制度。
鞍山钢铁公司各基本建设部门开展这一运动已有一个多月。
大多数单位通过这一运动，都彻底地揭发了工作中的浪费和无人负责现象，并把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作了初步解决。
如大型轧钢厂工地揭发出浪费和无人负责的问题共两万两千件，到目前为止已解决了一万多件。
事实证明：
职工们揭发出来的浪费和无人负责现象，都是阻碍完成今年工程建设计划和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
目前，各单位正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逐步建立各种责任制度。
今后要求做到事事有人负责，发生了问题能够找到原因，同时各单位并通过典型事例进行教育，使广大职工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工作对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意义，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从而树立起做到“好、快、省”和安全、全面地完成国家任务的观念。
鞍山钢铁公司领导方面强调指出，建立责任制是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的工程任务。
因此，各单位要通过讨论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或竣工计划，逐步建立各种责任制，并及时检查本单位今年基本建设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把它和职工们揭发出来的问题，摆在一起进行排队，找出关键问题，制订出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得到解决。
【新华社鞍山29日电】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基本建设部门开展的反浪费、反无人负责和建立责任制运动，给各个工地带来了新的气象。
现在，各工地里的黑板报上，扩音器里，每天都在传播着职工们加强责任观念的事例。
有几次傍晚或半夜里突然下雨了，大型轧钢厂工地的工人金承星等和职员张永林，冒雨从宿舍赶到工地，把刚浇灌好的基础和积存在工地的材料全部盖好，保证了工程质量，避免了材料被雨淋的损失。
金属结构工程公司材料科过去作计划时，有的职员不经上级批准，不问工程需要，就随便在计划内多增购一百多吨钢材。
现在他们作计划时，对各个单位报来的材料供应计划，都经过仔细审查。
有一次某工程队要领二百个锤把，材料科的职员赵义看到他们的计划太大，就主动到现场调查，结果只发给他们五十把锤把就够用了。
正在建筑大型轧钢厂厂房架的一个电焊班，在工程非常紧急的时候，因缺少四个瓦斯罐而停工待料，该班工人积极设法利用废品作成了瓦斯罐，保证了工程进度。
通过这次运动的教育，各个工地工人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也大大加强了。
大型轧钢厂工地钢筋木模队的工人们，自运动开展以来，从工地上拣回来的钉子、钢筋等材料，就值六亿多元。
排水队的工人们，从工地上收回了两吨半铁管子，并把散弃在工地上被风吹雨淋的二十台坏水泵也搜集到一起修理好了。
轧钢工程公司材料科在清点仓库时，把价值三十五亿元的钢砖、花岗石、轻鍭玻璃等多余材料，和清点出来的约值七十多亿元的“黑材料”，都上缴了。
金属结构工程公司从工地里也收回了九百多吨好的或废的钢材和机件，其中有六十台链式起重机经过修理就能使用。
为了收回这些财产，材料员赵义和几个工人曾在工地上住了二十二夜。
白天工地上的起重机都在紧张地吊运其他器材，他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开着起重机来收集散落在各处的钢材。
在运动中，由于各个工地执行了“边揭发、边改进”的方针，许多工作得到了改进，工作效率提高了。
大型轧钢厂工地混凝土队共六百人，今年第1季度中每天要窝工二百个。
在运动中由于建立了责任制度，各工段向该队要工人的计划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以前提出，以便该队审查计划，检查设备，配备人力。
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严重的窝工现象。
钢筋木模队建立了钢筋出入库、保管、编号等制度，使管理上的混乱和钢筋在工地“旅行”的现象消除。
木工队也建立了包装、包卸、包取、包送和出入库制度，不仅消除了过去惊人的浪费现象，而且还加速了材料的周转。
木工队长改进了“预制板”的运输工作，使每辆汽车由每次运十五块提高到四十块，给国家节省大量的财富。
炼铁工程公司修建七号高炉热围风管和直管试压管的职工们，也改进了操作方法，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十二倍。
机械安装工程公司修配厂制造的建筑焦炉用的铁板，过去不合格的或作为废品的占百分之二十，现在全部消灭了废品。
大孤山钻探队千公尺钻机（能钻一千公尺深）经过建立责任制运动，改进了操作方法，岩芯采取率从03月份的百分之四十九，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中共松江省委检查直属机关支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
松江省直属机关各单位在去年冬天曾订出了支援基本建设的计划。
中共松江省委为进一步加强与督促各单位认真执行计划，最近组织了一次支援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检查结果证明：
一般的单位在执行计划中是比较认真的，“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已在干部中普遍树立起来，表现在日常工作上已注意到为基本建设服务，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表现在：
一、在基本建设材料的供应上。
工业厅把基本建设材料的生产做为领导重点，特别提出要坚决搞好红砖的生产（地方材料中最严重的是红砖问题）。
在厅里生产科中成立了基本建设材料组，并配备了较强的干部。
他们为了帮助解决红砖生产的技术问题，从厅内技术室抽调三名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化学各一名），帮助解决电气、机械故障和化验土质及研究红砖的吃水率、耐压率问题。
对石灰、石头、胶合板等的生产，也都派了专门人员经常了解掌握。
在商业厅领导和指导下的各专业公司，也都注意基本建设材料的供应工作，小五金已按计划进货，某些目前感到货源不足的，也都派人到各系统上级公司请示解决。
二、在生活日用品的供应上。
商业厅指定了经理、科长专搞为基本建设服务的工作，今后将定期深入各公司检查。
现在哈尔滨、佳木斯、密山、阿城等地，有工地的地方已普遍组织了流通商品推销组，有的并成立了推销部和摊床。
哈尔滨百货公司已成立了四处工地服务部。
佳木斯市做了基本建设生活必需品的调查工作。
各公司一般都是经理亲自掌握为工地调拨物资的工作。
土产公司、合作社通过分区供应基本建设工地的副食品，在哈尔滨市分九个地方与工地直接联系。
基本上满足了各工地的需要。
三、在公路运输上。
公路局从报纸批评该局不重视基本建设工作后，即重新学习了文件，联系检查了为基本建设服务的思想。
现在该局的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到省运输公司指导基本建设运输问题。
他们为了基本建设运输的需要，增加补修了哈尔滨、佳木斯两市及宁安县通往工地和运输基本建设材料的道路、桥梁。
省运输公司在04月01日召开了公路运输会议，明确布置目前以大力支援基本建设为中心工作。
省运输公司由经理领导三个科长专门深入哈尔滨市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四、为了满足基本建设需要，省委组织部和省府人事厅从各单位抽调了大批干部。
在抽调干部中各单位也确有困难，如民政厅有的科现在只有一个科长，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为基本建设输送了八个科长。
邮电管理局已训练了一批为基本建设、工矿、林区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现在服务得都很好，他们拟继续开办这样的训练班。
省联社看到基本建设（还有工矿、林区）的合作社领导干部弱，主动从本系统抽调了一批强有力的干部。

为了美好的明天
——访问四二九队铁山地质工作组
本报记者汪琦
访问铁山是十分愉快的事。
这不但因为铁山是一个群山环抱、风景优美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铁山到处充满着劳动的喜悦。
在祖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第1年春天，这些壮丽的景象，使每一个来到铁山的人都会振奋起来，如同看见了幸福的明天一样。
04月，四二九队铁山地质工作组已完成了他们第1个地质勘探报告。
这个资源报告所精确计算出来的铁矿埋藏量，将作为祖国建设新的钢铁中心的重要的依据。
这个庄严的神圣的事业，鼓舞着铁山地质工作组的年青、快乐的人们。
铁山地质工作组一共有九个人，要在04月份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
他们之中有三个人是从来没有进过地质学校的练习生。
他们去年年底刚来铁山的时候，就像站在汪洋大海边上的孩子。
从老铁山到尖山，中间有几座大山。
山就是山，什么也看不出来。
老同志却说：
“要把每座山的铁埋藏量计算出来。”
“这怎么可能呢！”
三个练习生就是带着这样渺茫的心情走上了这个新的岗位上来的。
另外三个实习员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
他们学习过，也实习过；
但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
被他们所亲爱地称呼为老一辈的三个技术员，解放前不久才从课堂走出来。
旧社会的阴暗，使他们没有得到一点温暖。
要学本领，就要背着石头，跟在师傅后面茫无目的地走。
一年，两年，都摸不着地质图。
师傅默默无言，徒弟也不敢轻意询问。
他们各有各的心思，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把他们隔开了。
解放后的一切情况都变了，国家爱护着他们，人民期待着他们，发掘地下秘密的光荣任务落在他们的肩上。
他们虽然有着奔放的工作热情，但是，对新的地质工作也很生疏。
他们不怕担子重，把这当作最大的光荣；
他们不怕困难，把它看成考验。
他们不是根据人规定任务，而是根据需要来分配每个人的工作。
每个人都担负着两种以上的工作。
他们晴天爬山，下雨进洞。
晚上，他们汗水湿透的衣服和潮湿的鞋还没有脱下来，就又开始准备第2天的工作了。
生长在美丽的清华园的董新菊，为着祖国的需要，三年读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去年09月，她走上了这个光荣的岗位。
她出生二十二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她和思家病、胃病斗争着。
她出来的时候说三个月后回家，现在已经半年了，妈妈来信探询着她的归期。
她告诉妈妈：
“你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上看我的消息吧，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回家。”
她的爱人在另外一个地质勘探队里工作，他们彼此深深地怀念着。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到一起去工作。
她想：
“这是祖国利益和个人利益矛盾的时候，我应有所选择。
这是一个考验！”
她两次答复组织，她不愿意走。
她说：
“我就好比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我走了，机器就会不灵的，我还是留下吧。”
实习员王光天在一个一千多公尺长的坑道里做观测点。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们的资源，养肥他们自己，匆匆忙忙地抢走了我们的铁，把一个非常不规则而又残破的坑道留给我们。
铁山地质工作组的人形容这个坑道说：
“一脚高一脚低，又滑又危险！”
她虽然患着关节炎，还是整天蹲在那上面不断滴水的坑道里工作。
许多年没有人进过的坑洞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闷人的气味。
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总是和她的近视眼闹蹩扭，在坑道里工作了一天，出来时，她的脸色都变黄了。
如果有人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拒绝，接着照常去工作。
配合钻机、测水位、劈取岩心等工作，技术员和实习员都没有参加，由练习生独立去做。
他们人少，工作多，路途相隔很远。
他们想出了节省一分钟、一秒钟的窍门。
练习生在测水位和配合钻机的时候，把一天所要走的路线先计划好，尽量缩短走路时间，不走弯路，增加工作时间。
量水位时先把水位基号的号码排列好，把铅笔放在要记录的那页纸上，在测记时，把皮尺和记录本放在一起，不会因找这找那而耽误时间。
他们一边测，一边记，顺着规定的路线走。
他们的心血换得了更高的工作效率，一天做了五十二个点子。
当我访问他们的时候，练习生李伯阳自豪地告诉我：
“现在，我们不单纯学习，我们已经直接参加工作了。
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成每季、每月、每天的工作计划。”
九个人就像一个人在工作。
他们做每一件工作，都要经过学习和讨论。
有时，他们请别的部门的同志给他们讲测量、物理探矿、钻探。
为了更懂得自己的工作，他们经常学习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部门的工作。
有时，九个人围着一个堆满了图和书本的长方桌子，肩碰着肩、头挨着头地研究和思考。
技术员沈其韩把要讨论的题目宣布以后，热闹场面马上就出现了。
有的发表意见，有的提问题，有的说出自己和其他同志尖锐对立的意见。
参加这种争论，是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平时最沉默的黄钟的声音也决不小于别人。
有一次，我参加他们关于怎样学习苏联计算矿量的先进方法的讨论会。
边效曾和黄钟之间发生了争论，大家也都参加了讨论。
最后，在精确计算矿量的统一的思想下，意见一致了。
记录的同志把这个结论记在本子上，工作就是依据着这个结论来进行的。
同样的争论，也会发生在另外的场合。
三个实习员和三个练习生都是独立工作的。
在一定的时期内，技术员要检查实习员的工作。
边效曾很相信一个道理：
“做地质工作靠两条腿跑，那里没有跑到，就会出毛病。”
他做棺材板山地质图时，因为有一个地方没有走到，把整个地质构造搞错了。
他带着实习员上山的时候，总喜欢谈许多话。
他说：
“过去做地质工作，站在山头一看，大笔一勾，就算完了。
现在，我们要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一丝一毫也差不得。”
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检查实习员的工作的。
“老王！
这个观测点位置错了。”
对方稍一强调客观原因，他马上就严格地说：
“测量的不对，我们自己可以用皮尺量呀！”
他是从来不吝惜让该返工的工作返工的。
全组年纪最小的董新菊常常得到大哥和大姐的帮助。
她刚来时，跟老同志出去填地质图，老同志总是一边走一边指给她看地质变化现象。
老同志画了图，又叫她看。
她开始工作的时候分不清断层，以后就慢慢地学会了。
现在她也和老同志一样教练习生怎样工作。
老同志看到他们被祖国当作无价之宝送到工作中来，又看到他们飞跃进步的情况，常常羡慕地说：
“你们真幸福！”
董新菊总是这样回答：
“以后的人比我们更幸福！”
他们热爱工作。
他们了解铁山，就像了解一个最好的朋友一样。
他们爱铁山，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
在室内工作了一个时候，就想到山上去看看铁山怎么样了。
从野外回来的人，兴奋地把一天的工作告诉别的同志。
别的同志带着极大的愉快听着，问到他们所熟悉的和关怀的一切：
一条山脉，一个断层，一块石头。
快乐的董新菊一听到人提到尖林山，马上就跳起来说：
“我的尖林山怎样了？”
“那个地方我去过，多好的铁矿呵！”
他们爱铁山，铁山也爱他们，不断地把新的知识和宝藏显露给他们。
铁山的埋藏量被正确地计算出来了，尖林山又见了新矿。
每一个小的胜利，都使他们更热爱工作；
每一步的前进，都成为他们欢乐的原因。
傍晚，铁山是十分美丽动人的，一切都笼罩在薄薄的迷雾中。
春风吹过，带来田野中一阵阵的油菜花香。
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在球场上、在俱乐部里、在田野中，纵声地欢笑着。
铁山地质工作组的同志，最近以来，往往是从办公室出来的最迟，从山上回来的最晚，但是，他们很快就和这温暖的夜晚融和在一起了。
看电影、跳舞、散步，在他们做完了工作之后，那怕只有几分钟，他们也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的。
与其说他们在画一张图，写一段报告，爬一座山，不如说他们是在一天天地接近着最崇高的理想，每一刻的工作都带来那样多的愉快和幸福。
从前地质工作者的理想永远是理想，一条虚线多少年以后还是一条虚线。
一座埋藏了无穷宝藏的大山，仅仅因为一层薄薄的肉眼看不透的黄土掩盖着，就会使你看不见岩层变化的真面目。
旧社会里许多地质工作者也有过热情和理想，可是，他们的理想在纸上湮没了。
一个老地质工作者，他奋斗了半生，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曾在一本地质书上写着：
地质学是一种不科学的科学。
在新社会里诞生的董新菊在大学念书时，读到这一句话，她无论如何弄不懂。
她想：
“既然是科学，为什么又不科学呢？”
在她到铁山来工作以后，她慢慢地懂得了。
不是地质学不科学，而是过去没有任何条件能够证实地质学上的推断，知道了也等于不知道，这正是旧社会地质工作者的悲哀。
现在呢？
有各种科学的先进办法和大规模的新式的工具，每一个勤劳得来的正确推论，立刻就会得到证实。
有时，虽然推想错了，事实又会反过来教育他们。
他们就是这样不断被考验着，不断被新的胜利所鼓舞。
他们是祖国宠爱的儿女，全国人民为着他们每一个新的收获欢呼着。
他们就像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的嫩芽，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了。
他们热爱祖国，他们的勘探宝藏的斗争火花，照亮了祖国灿烂的远景。

主观主义的产物——假“千斤乡”
——湖南醴陵县攸坞乡1952年增产情况的调查
冯之丹
03月16日，我和新湖南报的二位记者同志一起去访问湖南醴陵县第8区的攸坞乡。
访问之前，我们都为这个乡的大面积增产的成绩感到无限兴奋。
县里和区里的负责同志都给我们介绍：
1952年，这个乡平均每亩水稻田的稻子产量达到一千零一斤。
我们走进这个乡，向乡政府秘书文秋清、副主席谭云秋等说明来意。
她们也再三告诉我们说：
“这是千斤乡。”
当天夜晚，我们便和模范互助组长、劳动模范们会了面。
这个小型座谈会却使我们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
那个据说每亩产量达到一千多斤的老农民汪其寿坐在屋角里，不吭气。
生产能手姚甲月用戏谑的语气向模范互助组长汪志伦问道：
“你看，我的产量是不是一千多斤呢？”
汪志伦笑了一下，不作声。
暗淡的灯火照见他的背后有两个农民也在嘻笑。
汪志伦谈到他的互助组的产量：
“我们互助组的平均产量是每亩一千零一十二斤。
是啊，确实的。
不过，不过验收时是下雨天，干部打着伞，披着蓑衣秤的。”
第2天，我们又找这个乡的两个模范互助组长汪志伦和汪纪伦谈了很久。
汪纪伦是候补党员，一个朴实、坦直的青年农民。
汪志伦看来是一个能干而诚实的中年农民。
他们已开始觉察到我们对产量问题有些怀疑了。
汪志伦说：
“你们不是到这里转一下身，问一下材料就走的吧？
你们要是喜欢真情实事，我就告诉你们‘千斤白’。”
汪纪伦说：
“人民日报登了林求姆的产量是假的，我们这里不止一个林求姆哩！”
“千斤白”
乡里流传着一个“千斤白”的故事。
这里解放前有个地主叫汤明令，他有一张“宽嘴巴”，喜欢夸耀自己，经常扯白（吹牛）。
他说：
“我家的芥菜，一蔸就重十斤，一担百蔸重千斤。”
农民们从此就送他一个外号叫“千斤白”。
现在，农民们就拿“千斤白”来讽喻“千斤乡”。
“千斤乡”的“千斤白”是从去年春耕以前就“扯”起的。
那时节，醴陵县盲目地号召普遍搞“千斤户”“千斤乡”，盲目地为“全县有三万多农民订立了千斤增产计划”而高兴。
醴陵县人民政府去年第1次分配第8区的增产任务是全区每亩平均达到七百斤，后来加到七百五十斤，最后又加到八百斤。
第8区区公所和第8区的中共党委都闭着眼睛接受了。
他们并不熟悉当地的人力和地力情况及小农经济的特点，从来没有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是凭着“号召”“动员”、大轰大擂的一套办法“领导”生产。
攸坞乡是第8区的重点乡，中共区委书记武全友和区长聂仁贵经常到这里来。
去年春天，武全友到这个乡时，向农民发出了“号召”：
“我们要反对保守思想，凡是订出每亩田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稻谷的，发给六万元补助费。”
领导这个乡的生产工作的区、乡干部，不顾当地的人力和地力条件，普遍号召农民“打破保守思想”，订“千斤增产计划”。
于是汪纪伦、汪志伦两个互助组带头订立了
“平均产量一千斤、最高产量一千五百斤”的计划。
这样，全乡都轰动起来，谁不订“千斤计划”，谁就有“保守思想”。
七十八岁的老农民黎煊希被干部们批评为“保守典型”，因为他不订“千斤计划”。
这个佬佬背转身就不服气：
“好吧，你们说我老古板，要换换我的老章程，就看看你们扯白的新章程！”
秋收的季节到来了。
区委委员丁炳炎站在稻田边，指指这里，又指指那里，得意地说：
“嗯，一千斤不得少了。”
区公所给县政府写了一个报告说：
“全区经过评比参观，决定了神福港、攸坞两乡为千斤丰产乡。……神福港乡验收结果，已完成千斤乡的任务（攸坞乡还未验收完）。”
区委会和区公所在“验收”前就已认定了两个“千斤乡”，并布置了“千斤乡”的验收办法。
区长聂仁贵从神福港验收了“千斤乡”回来，到攸坞乡打了一个转身，向验收的同志们说：
“攸坞也要成个千斤乡哩！”
县农林局派来的干部杨厚斌在攸坞乡“验收”。
杨厚斌和乡干部谭云秋等选了一些“丰产田”验收。
天正下雨，秤了湿谷子；
而且是在每一个等级的田亩中选了最高产量的田做“代表田”，来推算全乡的产量。
那天夜晚，杨厚斌把会打算盘的农民黎之良等找到乡政府，算到深夜，全乡“一千斤”平均产量在算盘珠上还是打不出来。
杨厚斌向黎之良说：
“加上去，加上去！”
最后不知怎的就出现了“一千零一斤”的数字。
不光荣的“奖旗”
“千斤白”做出来了。
汪其寿的心里始终很难受。
汪其寿是个“一尺就是十寸”的老实农民，干部验收了他的丰产示范田，说他是“千斤户”，后来又评他是区劳动模范。
汪其寿的平均产量实在只有七百多斤，他心里有话开不得口，当了劳动模范，内心有愧。
他生来都没扯过“白”，这回“扯白”了。
每次开会有人请他介绍增产经验，他总是坐在屋角里，不作声，“不愿意当着众人扯大白”。
他那个互助组也造了假，小学教员给他们造了一个
“底子”，放在组长汪志伦那里。
互助组内天天读报，但是大家都怀疑起报纸上登载的别的地区的丰产消息了。
去年冬天，县里送来了一面奖励“千斤乡”的红旗子。
群众冷冷淡淡地“迎接”了它。
第8区的中共区委委员丁炳炎在乡政府门口的坪上发出了他所习惯的“号召”：
“同志们，我们夺取了红旗子，我们要光荣再加光荣，胜利再加胜利！”
群众低声地交谈着：
“千斤白，千斤白。”
“扯白，不光荣。”
汪志伦自从互助组造了假，也感到不好过。
他这样想：
“干部要假的，农民造假的，政府就信假的，这不成了假社会，假世界！”
他总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
他想：
“也许是政府今年要假的，来鼓励鼓励生产热潮；
明年就不会再要假的了吧。”
“唉，如今革命还不彻底，人还有假思想呵！”
脑筋有些“古板”的老农民黎煊希，自从出了“千斤白”以后，就更不相信“千斤增产”是能够达到的了。
他的“老章程”似乎有了根据。
他说：
“千斤乡只能是千斤白，全乡一千斤，永远也达不到！”
“千斤白”助长了他的保守思想。
汪纪伦原是第8区的爱国增产旗帜，模范互助组长。
“扯白”以后，他眼看着自己和互助组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党支部的威信也受了损失。
群众说：
“劳动模范喽，想扯白得红旗子喽！”
有的农民风言风语地说：
“人民政府别的事情实实在在，就是产量的事喜欢扯白的。”
“那个嘴巴宽，胆子大，就吃得开啊！”
汪纪伦越来越感到扯白不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他终于向记者勇敢地、坦率地揭穿了“千斤白”，说出他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全互助组产量也差不多，全组五十多亩水稻田中，的确有“千斤丘”，但是面积很小；
平均起来只有七百多斤。
可怕的主观主义
整个区委和区公所被主观主义的氛围所笼罩着。
丁炳炎在攸坞乡负责“培养重点”，但他对于群众流传着的“千斤白”的说法好像连听都没有听到过。
我们第1次访问攸坞乡后，向区委书记武全友反映了假产量的情况。
在记者们走了之后，他就带着“不平”的情绪去进行“调查”。
他找到汪纪伦问道：
“你的产量究竟多少啊？”
汪纪伦直率地说：
“我的产量只有七百多斤，过去我扯白，对党不老实，甘愿受党的处分；
但是干部也有责任的！”
区委书记完全不考虑、更不相信汪纪伦的诚恳的检讨。
他找了几个干部个别谈话之后，召开老农民，模范互助组长的座谈会。
汪志伦、黎之恩他们都说自己的产量只有七百多斤，没有一千斤。
看风使舵的汤顺生说：
“拿我的产量来说，全乡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多！”
他说他的平均产量是九百多斤，但是他报了个收获量，又报了田亩数，算下来，却只有八百斤；
当场便“缩了口”。
座谈会散了，区委书记留下几个党员谈话，他说：
“据我们调查，这个乡的平均产量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多斤。”
区委书记就这样“调查”完了。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领导生产的办法照旧在实行着。
乡里召开了政府委员会，由聂区长主持，讨论和通过1953年的攸坞乡（已和南塘乡合并）生产计划。
计划规定全乡平均产量是一千斤，理由是，老攸坞乡去年平均产量“一千斤”；
新并入的南塘乡去年验收产量是“八百多斤”，新攸坞乡去年平均产量应该是“九百多斤”，因此今年要达到一千斤。
并且每亩田规定要施混合肥料九十担。
在乡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时，委员汪菊伦（农民）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
“第1，新攸坞乡平均产量一千斤的计划不实在，因为去年老攸坞乡的产量是假的；
第2，每亩田平均最多施肥五、六十担，九十担是放空炮。”
结果计划没有通过。
区委书记听了这个情况，赶到汪菊伦家里，严声厉色地对他说：
“乡支部决议的，区里批准的生产计划，你汪菊伦竟敢提意见，通不过！”
丁炳炎又在“号召”农民订立“千斤增产计划”了。
他站得高高地发出了他所习惯的“号召”：
“大家来热烈挑战竞赛，造成热潮，订出奋斗目标来！”
于是“千斤增产计划”由党员们带头订出来了。
在乡政府里面的墙上贴得满满的，几乎每个计划都是以“响应政府号召”开始，以“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收尾。
汪纪伦互助组的计划上写着今年“平均产量一千斤”，“每亩比去年增产七十五斤”。
其实，全组去年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
撕破“千斤白”
中共湖南省委得到了记者们反映的情况以后，为了摸清湖南省去年增产的“底子”，使省委“心中有数”，派出了调查组，由省委农村工作部第3处处长周继舜同志（前中共醴陵县委书记）领导，结合检查生产，去醴陵攸坞乡进行调查。
记者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工作。
调查组在04月11日到了醴陵第8区。
区委书记武全友就首先报告他的“调查”结果。
按照他的分析是：
“群众有保守思想，企图降低常年产量，因此故意要把产量报低。
根据自然条件和去年丰产运动情况，如果验收准确，这个乡的产量一千斤是会有的；
但是验收有毛病，因此，不能肯定这个乡的产量。
这个乡有个汪菊伦；
群众故意把产量报得低，是他在积极鼓动。”
于是，他把汪菊伦这个敢提意见的农民形容为“三头六臂的人物”，说汪菊伦如何在乡政府委员会上捣乱，使全乡的“千斤增产计划”不能通过。
区长聂仁贵介绍了几个“高额产量”的数字。
他们对汪纪伦、汪志伦、黎之恩所反映的产量情况，一个字都不提。
04月12日，调查组的同志们下乡了。
我们每天分头工作，集中汇报。
区委书记武全友是那样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去思考摆在他面前的实际情况。
当调查组的同志汇报了较低产量的例子时，他说：
“这是差田！”
当有人谈到汪纪伦的七百多斤产量时，他说：
“这是胡说八道！”
第3天，他和周继舜同志一起去访问他所认为最能吻合他的愿望的
“千斤户”姚甲月。
他叫支部组织委员左耕云去找姚甲月，对姚说：
“你是全乡的最高丰产户，现在武区委找你去谈产量，你要斟酌斟酌噢！”
姚甲月来了，他报了他的每丘田的产量，“九百多斤，一千多斤……”，武全友兴奋地记下了这些数字。
他对周继舜同志说：
“我看全乡平均产量，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斤。”
第4天清晨，武全友在调查组的会议上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
第5天的早晨，别的同志就用从各方面证实的材料，推翻了他的
“调查”。
原来被区委认为是全乡“最高丰产户”的姚甲月去年平均产量还不到九百斤；
“一千多斤”又是扯白的。
农民们热情地欢迎和支持我们的调查。
他们说：
“人民政府真是实实在在，一点也不假的。”
老农民汪其寿把记者邀到他的房子里，把他几年来的经济收支账本都拿出来（他记账精细是远近闻名的）。
他戴上老光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帮我们算细账。
（算的结果，他的十四亩七分七厘水稻田，去年每亩平均产量是七百三十九斤十五两。）
农民们很愿意听“千斤白”不利于国家制订建设计划的道理。
他们说：
“是啊，大家扯白，毛主席怎能订大计划！”
调查组综合、研究了材料，作出结论的时机成熟了。
组员们共调查了九天，访问了五十五户农民
（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其中有中农十六户，雇农、贫农三十七户，其它阶层二户；
党团员十人；
乡、村干部十三人；
劳动模范九人；
单干农民十五人，互助组组员三十二人，互助组长八人），听取了他们对生产和产量问题的意见。
周继舜同志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了这次调查。
他向调查组员们（大都是本县干部）说：
“对于产量问题，我去年领导这个县的工作，我也有责任，现在我们必须严肃地去对待党的任务。”
最后一天，调查组研究了有关产量问题的情况，分析了这个乡的自然条件，并反复核对和肯定了全乡具有代表性的十五户农民在1952年的平均产量。
根据这样的调查研究，周继舜同志作了初步结论：
攸坞乡1952年的产量是比1951年增加了，可是并没有一个“千斤户”，三个模范互助组的平均产量只有七百多斤。
04月19日晚上，召开了全乡的党员大会。
周继舜同志向支部及区委报告了调查总结，宣布“‘千斤白’真相大白了”。
区委书记武全友听到“七百多斤”的结论，大吃一惊。
在事实面前，主观主义者开始清醒了。
但是他还弄不明白：
“很奇怪，为什么群众不向我们（区委委员们）说真话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他自己到群众中去找出来。

前天津铁路局很多单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
前天津铁路局领导干部不重视财务管理，该局财务制度不严、纪律松弛，在1952年内连续发生以营业款、维修款、上缴款非法购置固定资产，专款不专用，财务收支不清等严重错误，因此，该铁路局未能完成全年的财务计划。
1952年内前天津铁路局所属天津分局工程队、古冶车辆段、沧县工务段、南口机务段、太原医院、石家庄材料厂、张家口分局工程队、北京蓄电池厂等三十多个单位，先后动用营业费、维修费、应上缴款项等三亿一千余万元，非法购置固定资产，或作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费用。
天津分局工程队在1952年初备置工具计划不周，在施工中用工程款九千三百三十六万六千元添买了起道机、起重机、拉练滑车、帐篷、自行车、打字机等。
北京蓄电池厂扣住应上缴款项五千八百六十八万七千二百元，买了一台和粉机、十个抽风扇。
该局由于财务监督不严，专款不专用，打乱财务计划的错误一再发生。
张家口铁路工厂原计划房屋大修理的工程为十九件，后来改为十七件，减少了两件工程，反而超出全部预算近三千万元。
该厂的机械大修理原计划是十八台，用款一亿四千余万元；
计划批准后，该厂机械大修只作了十四台，还超出预算一千七百余万元。
某些单位只顾完成生产任务，忽视财务收入，财务制度普遍存在混乱现象。
在去年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中，前天津铁路局车、商部门偏重于完成运输任务，忽视业务规章，漏收大批囤存费、调车费。
有的货主在货物到达办完提取手续后仍拖延不取。
有的甚至利用货场作为货物收转处，以节省自己的搬运费。
据天津西站1952年下半年的材料初步统计，该局共漏收囤存费一百六十三亿五千多万元。
有的新建专用线使用后，长期漏收调车费。
如石德线藁城站、通县支线通县站的专用线早在去年第3季即已使用，但北京、石家庄两分局并未通知车站收费日期及计算里程，以致漏收调车费达十七亿六千多万元。
这些漏收的款项由于跨过年度，某些货主已无法追加预算，不能补偿，造成了铁路方面的损失。
有些材料部门的财务工作也很混乱。
天津、丰台、张家口、太原等材料厂普遍发生料帐不符现象。
但他们都假造了“料帐相符”的报告来欺骗上级。
许多厂在收发材料时不用正规手续，随意借用，因而错误百出。
丰台材料厂凭借条借给北京分局工程队六十吨白灰，三万块红砖，因借条遗失，借料单位不承认，拖了很长时间才算清。
大同材料库料帐不符，库存定量内材料实存比盘点多八亿元，定量外实存材料比盘存短少十六亿元。
由于上述原因，严重地影响了前天津铁路局1952年度财务计划的完成。
按前天津铁路局定额资产部核定资金为二二○亿元，但1952年决算占用资金即达七一六七亿元，其中只材料一项即积压资金三四四九亿元。
资金周转原计划八·一八次
（四十四天），实际只完成六·七四次（五十三天），因而浪费资金五一九亿元。
运营收入欠收三○六一亿元，上缴利润欠三百亿元。
前天津铁路局所属很多单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的事实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并希望现在管理上述这些单位的天津、太原、北京铁路管理局负责分别处理以上问题。
（来维良）

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
播种三万多亩苏联优种棉花
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今年普遍播种了苏联的优良棉种，现在棉苗已露出地面。
吐鲁番盆地的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是新疆著名的产棉区。
1951年，人民政府在这里开始推广苏联优良的“湿乃得尔”棉种，经过两年来的试种结果，吐鲁番盆地的气候、土壤很适合这一棉种的生长。
去年农民用苏联棉籽播种的棉花，每亩籽棉产量一般都在三百斤以上，比当地土棉的产量高出一倍到三倍。
今年吐鲁番盆地共播种棉田三万八千多亩，其中有三万一千多亩都播种了“湿乃得尔”棉籽。
现在，吐鲁番盆地的维吾尔族农民正在棉田里给每行棉苗筑土坎，保护棉苗度过05月间的风沙吹袭，以保证棉花的丰收。
（新华社）

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
西南少数民族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农业生产迅速获得发展。
贵州省荔波县的瑶族、云南省高黎贡山西边的？
族、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藏族等，原来大部使用木犁、木耙、木锄；
耕作方法有的仍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播种时，放火烧地后，不施肥料，把种籽撒在地里，就等着收割。
土地产量极低。
今年春耕开始，人民政府为克服各少数民族生产上的困难，发放了巨额的无利农业贷款，把大批铁制农具、耕牛、种籽和粮食送到各民族农民手中。
西康省人民政府无代价地供应给藏族农民十一万件铁制农具，有的地方还帮助藏族农民用新式马拉犁和播种机进行耕作。
道孚县第1区农民，过去缺乏锄头，现在每一户都平均有两把锄头了。
据贵州省雷山、惠水、麻江等八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初步统计，各族农民用贷款购买耕牛达四千四百六十头、猪二万多只、农具五万多件、大米一百一十七万斤、肥料二十六万斤。
该省荔波县瑶山一带六百七十多户瑶族农民，在得到政府贷款后，耕牛增至六百七十头，每户平均有耕牛一头；
养猪九百九十八只，每户平均喂猪一只半；
原来用人拉犁的，现在都用耕牛了，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生产面貌。
03月间当人民政府从百里外把大批农具运到瑶山的时候，瑶族人民都高兴地说：
“毛主席暖！
麻当落几！”
（意即毛主席好！
努力生产！）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各民族耕作技术亦有很大改进。
云南省的贡山、福贡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已开始改变了过去的落后耕作制度，把多年的轮耕地改成了年耕地，有的还把一年种一季作物的地改种两季。
该省新平县他拉乡、山苏乡的彝族，原来种田不施肥料，也没有厕所、畜厩，今年已修建厕所、猪圈和粪坑，开始积肥。
西康省国营新都桥农场、藏族自治区干宁农场，都积极帮助藏民改进耕作技术，调换优良品种。
新都桥农场根据当地藏民的要求，试种了茶、棉、麻、油菜等二十七种作物，并栽培了从苏联及东北运来的桃、柿、苹果等四十多种果木苗。
藏民说：
“你们试验成功，我们就照样种。”
在各族人民杂居区内，汉族农民并帮助兄弟民族农民进行春耕。
贵州省贵筑县桐木洼等地苗族、彝族春耕时缺水灌田，附近头堡等地的二百多个汉族农民，就帮助他们修好了四个能灌田三千亩的大水塘；
同时，还用实地示范方法，帮助苗、彝族农民学习“稀撒秧”、盐水浸种和堆肥等先进耕作技术。
目前春耕播种工作已基本结束。
连最寒冷的康藏高原地区，新的作物也已露土茁长了，藏族自治区东部和南部各县及雅江、干宁、康定木雅区等地的麦类作物，已长有四、五寸高，农民正开始锄头遍草。
（本报重庆记者站）

桂西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
大力帮助各族农民解决春耕困难
中共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时解决僮、瑶、侗各族农民春耕生产的困难，发放大批农贷和救济粮款，大大提高了各族农民的生产情绪。
今年春雨来得较早，目前全区已普遍插秧，个别地区秧苗已高到一尺多。
春耕开始时，中共桂西区党委第2书记、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等负责同志分头下乡检查工作，了解少数民族农民春耕生产中的困难和要求；
中共桂西区党委并抽调二十多名干部组成生产工作队，到僮族自治区邕宁县第2区领导春耕。
这就扭转了部分县、区领导同志不重视春耕生产的偏向。
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大力支持各族人民进行春耕生产，今年春天发放的救济粮款共一百六十九亿元，上半年生产贷款四百三十六亿多元，短期周转农贷三百三十四亿多元。
据僮族自治区直属宾阳、横县、邕宁等十四个县初步统计，这些县用发放的贷款一百二十五亿多元购得耕牛九千多头，小农具七万多件，种子一百一十万多斤，肥料十八万多担，可解决七十多万亩田地生产的需要。
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时推动银行、贸易公司、合作社帮助农民推销土产、特产，大量供应农民生活生产资料。
上林县贸易公司老早就准备了大量剪口铁，合作社组织小型农具加工厂，各区社并就地组织私营铁炉，按照各该地农民习惯使用的式样、重量、铁质、价格与农民订立合同。
仅三区就供应了合乎规格的大小农具一千四百多件，并供应农民大量肥料和收购了茶油、桐油、牛皮等。
百色专区及时地召开物资交流会，组织国营贸易机构和私商收购各族农民的土特产。
经过发放农贷、救济粮款，供给各种生产资料及收购土特产等的工作，提高了各族农民政治觉悟和增产信心。
如上林县七区江芦乡各族农民用贷款买得耕牛、肥料、谷种后，全部水旱田比去年提早一个月犁完，还增种了芋头等备荒作物。
桂西僮族自治区山地很多，野兽出没，为害农作物和家畜，虎患特别严重。
自治区人民政府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和生命安全，在农闲时，组织农民打猎，使兽灾一天天地减少。
（本报广西记者站廖玉龙）

全国各地各种托儿组织日益发展
首都托儿事业有发展
随着北京市建设事业的发展，首都儿童的保育、保健工作和福利事业也相适应地发展了。
全市现有托儿所、托儿站一百九十所，较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以上。
受托的儿童共有九千四百八十多人。
全市的妇幼保健站已有三十三处。
女工较多的工厂，都逐渐地建立了托儿所或扩大了托儿所的组织。
一般托儿所都和北京市卫生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卫生部门在业务上的指导。
为了办好托儿所，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训练了各种保健和保育人材。
在1951年即开办了保健员训练班，去年又向各托儿所的保健员进行了营养业务方面的专门训练。
东四区卫生所妇幼保健中心站特地印制了关于儿童副食品的制作法与供用法的小册子，分发给儿童家长们；
还召开了母亲会，用实物示范做给她们看。
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注意调剂儿童饮食的工作，大大有助于儿童身体的正常发育。
西南许多工厂设立了托儿所
西南区许多工厂都设立了托儿所。
现在共有托儿所七十七个，受托儿童四千四百多人。
工人的孩子们在托儿所过着幸福的生活。
孩子们经常吃到肉、蛋、水果、海菜等。
他们有很多玩具。
保育员经常教他们唱歌，并讲故事给他们听。
托儿所收费很低，日托一般是四万元到五万元01月，全托增加一倍。
厂矿托儿所的建立，对鼓励女工积极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前，重庆各纱厂有孩子的女工上班时，把小孩放在纱篓里或者藏在厕所中；
下班时，才把孩子带走。
解放后，这种情形再也没有出现了。
特别是在工厂建立托儿所后，就给有孩子的女工解除了对孩子们的牵挂，进一步发挥她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
六一○纱厂有孩子的女工，自从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生产上出现许多新气象，有二十八名女工当选为劳动模范。
沙市纱厂托儿所三十个母亲中，有十八人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渝新纱厂布场女工张富群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看台能力从四台增加到六台。
许多有孩子的女工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后，她们学习文化、政治和技术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厂中的女工、儿童福利事业，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和重庆市纺织工会，曾先后开办了三期托儿所保育人员训练班，共训练出保育人员二百三十多名。
最近重庆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举办的托儿所保育人员训练班即将开学，准备继续为厂矿托儿所训练保育人员。
河南举办农忙托儿所有成绩
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在23日派出妇幼卫生工作人员到河南农村中视察托儿工作。
他们将研究河南农村托儿工作以及农村儿童保健工作的状况并吸取其经验；
而后将这些经验加以整理提高，逐步在中南区农村中推广。
视察人员到达河南后，将会同河南省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深入不同类型地区，进行考察。
河南省农村托儿组织，几年来有相当的发展。
仅据三十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九十九个托儿所，七千二百三十五个抱娃娃组，使五万九千多个小孩在农忙季节得到比较合理的照顾。
农村托儿组织的建立，使农妇们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活动，而且一般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睢县木桥乡一个互助组里，1951年十二个男劳动力和十三个妇女，三天只割七十亩麦子。
1952年夏天成立抱娃娃组以后，七个男劳动力和十三个妇女，两天就割了一百零八亩麦子。
南京市郊区训练农忙托儿所保姆
南京市郊区妇女联合会和卫生所联合举办的农忙托儿所保姆训练班，收效很好。
训练班以三天时间，向保姆进行儿童保育教育。
内容包括新育儿法、儿童卫生常识、普通疾病的预防和急救法等科学知识。
南京市六个郊区有一百多个农忙托儿所。
在开始集中儿童以前，参加训练班学习的保姆有九十多人，经过三天的训练，她们批判了过去不卫生不科学的保育方法，懂得了太阳曝晒、开水煮沸等简而易行的消毒方法的道理，学会了关于碘酒、眼药水、黑药膏等一般的外用药品的使用法；
懂得了砂眼、麻疹、疥疮等传染疾病的防治方法。
为了供给农忙托儿所简单实用的药品，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做了不少常用药品的药箱，发给各个托儿所备用。
（新华社）

幸福的苏联儿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教育部第1副部长杜伯洛维娜
苏维埃国家认为关怀儿童是自己神圣的职责。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共产主义灿烂的明天。
儿童是我们人民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的具体表现。
早在伟大的列宁所签署的最初一些法令中，就可以看到对于儿童的父亲般的关怀。
从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建立的最初时期起，儿童就越来越幸福了。
在苏联，“母亲”这两个字是使人引以自豪的，苏联母亲的地位被提得很高。
在我们国家里，认为尽母亲的责任，对于国家、社会是一种功劳。
对于多子女的母亲，政府授予“母亲英雄”的光荣称号、“母亲光荣”勋章和“母性”奖章。
在苏维埃国家里，尽一切可能使得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妇女，在不妨害自己健康及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的情况下，能够从事生产工作和社会工作。
国家对于多子女的母亲和单身母亲，给予大量的物质补助。
自1944年0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对孕妇、多子女的母亲和单身母亲增加国家补助的法令以来，到1945年05月，国家已为妇女拨出了一百四十三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卢布的补助金。
产科医院、妇科询问处、免费医疗及对产妇的关怀照料，这一切都是为了出生婴儿的健康，使他们从出生的第1天起，就生活在爱抚和关怀之中。
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到处都设有托儿所，母亲们可在自愿的原则下，把三岁以下的孩子送进去。
她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去给自己的孩子喂奶，下班后把孩子领回家去。
现在苏联全国托儿所共抚养着三百多万儿童。
托儿所有设备良好的房舍，设备经费全部包括在国家预算之内。
父母仅为孩子缴付极小的一部分生活费，其数量由他们的收入多少而定。
如果根据医生意见，儿童需要疗养几个月，甚至一年，疗养期间一切费用也由国家负担。
国家对于母亲和儿童这些关怀，使儿童死亡率大大减少，出生率大大提高。
儿童死亡率比1940年减低了二分之一以上。
现在，苏联人口每年要增加三百多万。
我们的孩子是在家庭和国家的殷切关怀之下成长起来的。
孩子到了三岁，幼儿园便打开大门迎接他们。
旧俄时代，幼儿园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二百八十五所，经费来源主要依靠私人和慈善机关。
收容的孩子还不到五千个。
且费用极高，劳动人民的子弟根本没有进去的可能。
可是现在，单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就有一万七千余所幼儿园，教育着九十多万学前的儿童。
农忙期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设有夏季露天幼儿园，大约可以容纳九十多万儿童。
虽然有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但是丝毫没有减少家庭教育的意义。
家庭教育在苏联有着崇高的地位，家庭教育充满了新的深刻的意义，也许是有史以来第1次，因为家庭要协同国家教育机关，共同完成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青一代的神圣任务。
和托儿所一样，幼儿园的经费也由国家负担，父母只为孩子缴付一小部分费用。
幼儿教育机关对于幼儿的教育，是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上的。
学前教育学是苏维埃教育学整个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幼儿园在体育、智育和德育方面给儿童打下了基础，以后在学校中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儿童是生活在教养工作者和医生的经常关怀照料之下的。
他们日常的生活制度是按照他们年龄的特点严格规定的。
正确地规定饮食，遵守卫生要求，必须在空气新鲜的地方睡眠，夏季带幼儿到市郊别墅中去消夏，这些都是每个幼儿园确定不变的规则。
当你走进幼儿园这个幸福的儿童世界，看到那些活泼愉快的、健康的、懂礼貌的孩子们的时候；
看到他们一心一意地游戏、互相友爱的情景的时候；
使人感到多么的愉快啊！
每一个母亲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内心又该充满一种怎样的思想情感啊！
孩子们一满七岁，就要上学，每年的09月01日是苏联儿童最喜爱的日子。
学校是那样殷切地迎接来上学的孩子们。
它将要给他们讲多少科学上的伟大的奇迹啊！
它将耐心地把他们从一个年级引向另一个年级，一步一步地走向知识的高峰。
成年人都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怀念自己的母校，因为在那儿，他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美丽的青春。
苏联现在有中、小学校二十二万所以上。
仅在战后几年间，就新建了二万三千五百所，每年都要动工建筑数千所的新学校。
按照普及义务教育的法律，苏联正在成长着的一代都要受学校教育。
“不使一个儿童留在校外”，这是全体人民和苏联国民教育部门必须遵守的法律。
旧俄时代学校很少，沙皇政府舍不得在国民教育上花钱。
当时学校是具有阶级性和等级性的。
大多数的学校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女都关着大门。
女孩子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上学，旧俄时代，边远地区的妇女，大部分都是文盲。
当时学校是进行阶级奴役的工具，专为资产阶级培养忠实的奴仆。
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现在苏联学习的人数共有五千七百万，其中三千七百万是中小学学生。
革命胜利后，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体系形成了。
学校以渊博的、可靠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以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及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的思想和政策精神教育他们。
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积极自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这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的目的。
现在苏联学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1952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对国民教育方面提出了伟大的新任务。
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将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在省和边区的中心，以及在许多其他的工业中心实行十年制普及教育。
到第6个五年计划时，全国将要完成由七年义务教育过渡到实行普及的中等教育。
这一巨大任务的完成，是需要巨大的物质力量的。
需要更加大量地扩充学校建设。
第5个五年计划中要设立的学校，比第4个五年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
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要比过去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根据第19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学校工作的内容也有了改变。
现在中、小学已相继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首先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数学和绘图等教学过程中实行。
综合技术教育使学生对现代生产获得一般的概念，以将来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技术来武装他们。
无论对于城市学校或乡村学校，无论对于男女合校教学或男女分校教学，都同样地要确定综合技术教育的一般范围。
这一学年中，学校已经更为广泛地使理论和实践相联系了。
领导学生进行更多的实验和实习，参观工厂、发电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许多学校在一些企业单位的帮助下，都成立了各种专门的工作室。
为了完成第19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必须更进一步地提高苏维埃普通教育学校在完成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总的任务中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学校教育的意义。
苏联设有许多科学研究机关，专门研究各种教学法问题。
这一工作是由教育科学院领导的。
苏联儿童都在顽强地用功学习，他们牢记着列宁的遗训：
“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但是，以共产主义教育儿童这项任务，并不只由学校来承担。
自从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我国广泛地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校外儿童机构：
约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少先宫和“少先之家”，四百多个少年技术家工作站，二百三十个以上的少年自然科学家工作站，四百多所体育学校等。
每年夏季都有数百万儿童到祖国的边疆、辽阔的草原、森林、山区、河边和湖上去旅行。
其他的文化教育机关，像剧场、俱乐部、文化公园、电影院等，都对儿童表现了深切的关怀。
剧场演出专为孩子们写作的剧本，以及孩子们能看懂的古典剧和苏联现代剧。
苏联的儿童影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对少年观众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
职工会组织还把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文化宫、公园和运动场供给儿童进行校外活动。
国家每年都为儿童出版千百万册书籍，千百万份儿童报纸和杂志。
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就设立了约八百个儿童阅览室和儿童图书馆。
苏联人民对于学生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关怀。
保护学生的健康是国家和社会的任务。
各校都设有医务所，编制上都有校医和护士。
正如每年调查中所指出的，在各种年龄的班级中，儿童身体发展（身长、体重、胸围）的指标是很高的。
1952年夏季，为学生设立了六千一百四十多所少先夏令营。
暑假期间，曾有二百五十多万学生在那里休息，比1951年约增加十二万五千名。
今年夏季，将有二百七十五万学生去少先夏令营消度暑假。
三山纺织厂在黑海岸为工人子女建立了一所美丽的儿童疗养所。
克里木南岸的“阿尔迪克”少先宫，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儿童疗养所。
我们苏联学校与国内各个儿童的和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着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
以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命名的少先队，在自己组织内团结了一千九百万苏联儿童。
去年，少先队纪念了它的诞生三十周年，这天收到了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贺词，贺词上说：
“当此列宁少先队诞生三十周年之际，谨向全体少先队员及学生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少先队员们及学生们身体健康，并在学习、劳动和社会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就。
“少先队要把全体少先队员和学生培养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祖国忠实的儿子。”
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先队都把力量集中在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上。
他们以英勇劳动、英勇征服自然、英勇创造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精神，以对于人压迫人的制度的仇恨精神以及种族和民族平等的精神来教育儿童。
家庭在对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具有真正高尚的道德基础。
由于目的的一致以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父母和子女之间达到了真正的了解，使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融洽。
不仅每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给以极大的关怀，整个苏维埃国家就是个友爱的大家庭。
苏联对那些没父母的孤儿，是特别注意的。
在困难的战争年月里，党像爱护人民最宝贵的财产一样地爱护儿童。
战时，无数儿童变成了孤儿，但是苏维埃祖国代替了他们的家庭，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爱护他们。
人民也都像父母般地关怀他们。
孤儿们把“儿童之家”和保育院当做自己的家。
莫斯科居民达石恳特、特碧莉西、叶烈娃娜等在自己家里收养了许多从前线、从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从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个城市运送来的儿童。
各种职业的人——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教育工作者、演员、医生、作家都收养了从前线送回来的孤儿。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它的关怀下创立的“儿童之家”密布全国，它拯救了成千上万失去了父母的孤儿。
英勇地牺牲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英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就是“儿童之家”培养出来的。
三位苏联英雄——鲍果夫、莫依谢耶夫、谢里斯基曾是巴尔纳乌里斯基“儿童之家”的学生。
大戏院的音乐指挥、天才音乐家伊凡诺夫也曾是“儿童之家”的学生。
许多过去曾经是“儿童之家”的学生，现在都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有的得了学位，成为伟大的学者、画家、音乐家，他们之中许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成了专家、工程师、医生、教育家等等。
苏联儿童是在劳动中培养起来的，是在善于克服困难、尊重国家利益、同志利益和家庭利益当中培养起来的。
苏联儿童是以对列宁、斯大林的事业的伟大忠诚的精神培养起来的。
“战斗吧！
别害怕，斯大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十一年前被法西斯匪徒绞死的莫斯科女学生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卓娅的临终遗言，后来她被追授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闪烁在鲍克雷史金、阔日杜布、里亚波娃以及许多从前是少先队员们的胸前，他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祖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说明他们严格地执行了少先队的格言：
“时刻准备着！
为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
在伟大的斯大林以热爱和平及与全世界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精神教育下，苏联人民正在竭尽全力为维护和平和巩固和平而斗争。
苏联人民对于我国儿童的幸福，对于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列宁、斯大林的不朽学说的精神教育儿童所表现的极其伟大的关怀，就是苏联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竭力维护和平和进行和平建设的最好明证。
（李强译）

“毛主席把你培养成门巴〔注〕了！”
——记藏族人民医生罗松巴登的成长
万世祥
西康甘孜城的藏族青年罗松巴登，现在被培养成了医生。
罗松巴登今年二十二岁，富有藏族青年那种刚毅耿直的特性。
小时爱打架，现在身上还有几处刀痕。
解放前在康定中学读书。
他和许多藏族居民一样，受尽了国民党匪帮的侮辱。
他忍气吞声在康定中学只读了四学期，最后还是跑回甘孜去了。
去年，罗松巴登虽在康定藏族自治区民族学校学习了民族政策，可是对汉族还有很深的怀疑。
当他被调到中央民族卫生大队所办的“民族卫生干部训练班”学习时，心里还在想：
“你们天天说培养藏族医生，未必是真的，不过要我们作翻译罢了。”
训练班在教学和生活上对藏族学员兄弟般的关照，曾使他非常感动，但对培养藏族医生仍抱怀疑态度。
直到分组学习时，他看见有些汉藏话都说得很好的学员调到化验组学习了；
又看到汉族队长、医生们都在用心学藏话；
在教学上并采用“分工包干”办法，每个医生固定教好几个学生，吃饭睡觉都和学生在一起，以便进行辅导。
罗松巴登看到了这些，才彻底消除了怀疑，下决心努力学习。
但是，从甘孜来康定的藏民碰到他时，就替他担心地说：
“学不会啊！
学医要学十几年才学得会啊！”
罗松巴登对他们说：
“现在不比过去了，毛主席派来的人，像教儿女一样地教我们，要不到几年我们就可以学会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许多学员已能初步掌握一些应用的医药技术了。
疾病防治组的学员已能独立鉴别和诊断普通病症；
化验组的学员也能独立进行一般的检查工作；
妇幼卫生组的学员也能作产前检查和妊娠诊断了。
罗松巴登自己，也学会了诊断普通疾病的知识，但是他并不满足。
为了进一步加强医学理论的学习，他经常读队里的业务书籍，还买了西氏病理学、生理解剖学、实验诊断学、梅毒学等理论书籍来读。
有一次他写信到上海新华书店去买书，书店很快就把书寄来了，并且还给他写了一封鼓励的信，信里充满了民族的友爱。
罗松巴登不但自己有信心提高业务，同时还帮助别人。
当卫生队在甘孜办接生员训练班时，有些藏族学员缺乏学习信心，他便去给她们介绍自己学习的经验，告诉她们当家作主人的道理，坚定了大家的学习信心。
罗松巴登在初步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后，就开始实习。
他第1次医疗的病人是一个藏族老妈妈泽仁娜姆。
他是和苏队长一同去的。
苏队长叫他先诊断，自己在一旁指导。
结果罗松巴登正确地诊断为乳腺炎并且开了药方。
经过几次注射，老妈妈的病好了。
老妈妈对这位藏族青年医生非常惊讶，询问了他的学习经过，谆谆嘱咐说：
“你们年纪轻，有了毛主席的领导，要好好学习呵！”
以后每次出诊，都是罗松巴登先诊断，卫生队的医生在一旁指导，认为正确后就处方治疗。
但在每次诊断时，人家总认为他是翻译，因此，每次他都要把卫生队培养他的经过宣传一番。
每个藏民听了，都要给他一番鼓励。
道孚县鱼科牧场喇嘛寺的活佛害慢性支气管炎，罗松巴登一连跑了七次，把病给治好了。
活佛大惊，说：
“从前我们没有自己的政府，现在我们当家作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从前藏族没有门巴，毛主席把你培养成门巴了！”
话里充满了兴奋和骄傲。
鱼科牧场的牧民则向罗松巴登说：
“兽疫防治队给我们培养了兽医，现在你又学会了医人，我们人畜都不怕害病了。”
罗松巴登在工作中，不管白天或晚上，只要有人一喊，马上就背起药包骑马出诊了。
卫生队在甘孜绒埧岔工作时，离大金寺有十多里路，他曾跑了十七次，把该寺管家车登珠喇嘛的病治好了。
车登珠起床后，向喇嘛们介绍说：
“这是甘孜乓孟家的人，是藏族医生啦！”
罗松巴登出诊时，常常被许多藏民包围起来。
“我们的医生来了，我们的医生来了！”
有的人拉住马要药，有的喊：
“阿哥阿哥，我要来找你看病！”
罗松巴登遇着小病有把握的，就自己给治疗好了。
遇着严重和复杂的病症，就请队里的医生指导他。
他这样治好了许多病人。
有时罗松巴登整夜地守在病人床前，按照规定时间，连续注射治疗。
有一次，甘孜城区妇女葱娜姆来找罗松巴登，说她三岁的小孩四郎彭错病倒了，要他马上去。
罗松巴登去诊断为急性肺炎，回队向当时的队长李佩兰同志请示后，当晚即住到葱娜姆家里，每隔四个钟头给小孩注射一次药物。
没有好久孩子的病就好了。
第2天早晨葱娜姆到卫生队去找罗松巴登时，向怀里抱着的小孩说：
“阿哥救了你呀，阿哥救了你呀！”
罗松巴登在给藏民治病的日子里，深深感到藏族人民都对他寄托着极大的希望。
无数鼓励的话语激动着他年青的心，使他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
现在，这个藏族人民的“门巴”已参加色达医疗组，满怀信心地到色达区去工作了。
〔注〕藏语门巴就是医生。

纠正处理婚姻纠纷中的强制调解现象
林韦王青
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及其他有关文件发布以后，各地依据指示的精神，克服了贯彻婚姻法中乱斗争、乱处罚等混乱现象，转而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关于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改变群众的封建思想意识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许多婚姻与家庭纠纷，经过实事求是的按照婚姻法原则进行正确的调解，开始得到解决，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为发展生产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也有不少地区在执行这一指示时发生了偏差，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03月16日本报发表福建省龙溪县营尚乡童养媳林玉春自杀事件之后，陆续发现福建省的其他县份，南京市，上海市，东北的松江省、本溪市，西南的四川省若干县份，西北的陕西省若干县份，华北的内蒙……都有妇女自杀或被杀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除少数干部对于可能发生的妇女自杀、被杀事件采取不负责任态度，对不堪虐待的妇女提出的离婚请求推拖不作处理，以致引起自杀被杀，主要是有许多干部在处理婚姻纠纷时无原则地盲目劝和，进行强制性的无止境的调解，使一些不堪家庭虐待、与丈夫感情恶劣的妇女陷于绝望，因而自杀或被杀。
本溪市碱厂区全家堡子村一对夫妇感情很坏，女方因受虐待，到区人民政府坚决要求离婚。
区人民政府的干部无原则地硬性地劝和，不准离婚。
女方无奈，03月21日上吊自杀。
男方也惧罪自杀，幸得救。
四川省大竹县黄家乡妇女李春碧一贯受丈夫虐待，解放后就提出离婚，村干部不准。
这次运动中又抱着很大希望提出离婚，但仍然只是调解。
丈夫知道她要离婚，又把他痛打一顿，逼得她走头无路，抱着孩子跳河自杀，幸遇救未死。
陕西城固县鲁家庄有一对夫妇感情恶劣，丈夫把妻子打伤十九处，后来更把妻子关起来，放下刀、绳，威胁妻子实行自杀。
妻子逃出，请求离婚，干部却要她“好好回去过日子”。
这种强制调解的情形相当普遍，甚至有童养媳和夫家双方都自愿解除婚约的，干部也硬要阻拦，实行和解。
以致逼得妇女自杀，或被杀害。
发生强制调解现象的认识上的根源，第1、是对“家庭和睦、团结生产”的理解上发生了偏差，这就是把“和睦团结”的总目的孤立起来，脱离了婚姻法的根本原则，即“婚姻自由”和“男女权利平等”的原则。
不懂得离开了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
中央的补充指示强调指出：
“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应当改善夫妻婆媳关系，使之成为民主和睦的家庭”。
这里所说的“民主和睦”，也就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基础上的和睦。
离开了这一基础去强求所谓“和睦”，就是在实际上维护了野蛮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取消了婚姻法，取消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
其结果必然是妇女自杀、被杀事件不断发生，像过去一样。
陕西省宝鸡等县有些干部在宣传婚姻法时只讲家庭和睦，尊敬婆婆，不讲男女平等和反对打骂虐待妇女，不敢全面讲解婚姻自由，也不敢联系实际来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结果使受虐待的妇女完全失望。
宝鸡县一个受虐待的妇女听了工作组的这类报告以后，回家就自杀了。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2、直接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对“不提倡离婚”的方针的误解，这就是把“不提倡离婚”误解成“反对离婚”或“不许离婚”。
陕西省岐山县有的干部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宣传说：
“对于要求离婚的是调解调解再调解”。
意思就是只能调解，不能批准离婚。
在广大群众中直接引起的反响是：
“政府政策变了，不许离婚了。”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
这些同志不懂得：
中央指示说不提倡离婚，是告诉我们不应该主动地多事地去发动人家离婚，而应该耐心地进行调解，使那些有可能和好的夫妻和好起来。
而对于那些“夫妻关系十分恶劣、经过调解仍无法继续维持者”，中央则指示我们：
“应准予离婚”。
这是根据婚姻法第17条的规定：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
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这种规定，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与封建婚姻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不这样，就会使感情恶劣的夫妇双方都陷入长期的苦痛之中，影响生产，影响社会秩序，甚至酿成人命案件。
由于硬性地限制离婚而发生的人命案件已经太多了，应该不再重复了！
第3、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解有偏差，有片面性。
有些同志这样说：
中央要求的是让群众自觉自动地执行婚姻法，按婚姻法办事；
要求我们争取社会同情，争取群众拥护。
现在群众只能接受“和睦团结”，不能接受婚姻自由，特别是离婚自由，如果我们要讲这种自由，还要这样处理实际问题，那就会脱离群众。
有不少干部因此就不敢按法律、按原则办事，甚至讲也不敢讲。
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正是因为群众在婚姻问题上有封建落后思想，我们才要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
（并在运动之后转为经常工作，继续进行），“系统地批驳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惯，并且树立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风气的阵地”（见中央补充指示）。
而许多事实已经证明：
只要我们能以实例说明利害，说得入情入理，绝大多数群众甚至老年人，都是完全能够接受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并且能够同意我们按照这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的。
问题是我们必须去掉尾巴主义的思想情绪，坚持地、耐心地、生动地向群众进行宣传。
是不是说有少数群众坚不同意就不能按法律办事呢？
也不是的。
法律既经颁布，就是要执行的；
而法律的执行是有强制性的。
我们一面宣传婚姻法，一面就应该按婚姻法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处理中继续进行宣传，说明这样或那样处理的理由，对群众有什么好处，这样使处理也变成对于政策法令的宣传。
只要我们的处理是符合政策法令的，正确的，能和的和了，该离的离了，并且说清了利害，就会促进思想落后者的觉醒。
第4、有一部分同志似乎以为：
中央既然确定了
“坚持教育的方针”，“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的宣传为限”，那么，实际问题的处理就可以放松或稍为放松一点。
有的人甚至说：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讲一讲就行了。”
所以他们或者是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表示漠不关心，推托不管，或者是以简单方式强制和解，不准离婚，觉得问题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又省得处理离婚中的子女、财产等纠纷，省得去说服某些反对离婚的群众。
这些同志不懂得：
虽然对于一般人民群众应以宣传为限；
但是对于已经提出实际问题要求我们帮助解决的群众，则必须认真地按照政策法令去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
党和人民政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容许工作人员不去解决或不去认真地按照政策法令解决群众提出的实际问题的。
清算和纠正对于中央指示的曲解、误解和片面理解，使所有干部正确地全面地领会中央的指示，是克服强制调解现象和防止妇女自杀被杀事件的关键。
在今后继续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经常工作中，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都应该注意教育干部，从根本上解决上述认识问题。
同时要教育实际担负这一工作的干部，使他们了解调解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婚姻法，达到在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家庭民主和睦，而不是违反婚姻法去制止离婚，维持那些不可能维持的婚姻关系。
调解的方法和态度，应该是按照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分清哪些是可以和解和应该和解的，哪些是不能和解和不应该和解的，然后分别进行不同的处理。
反对无原则地“和稀泥”，当庸俗的“和事佬”。
调解的权限，应只限于调解。
经过调解后双方都真正同意了，和解才能成立；
有一方坚持不同意，就应该交司法机关判决。
调解者无权强制“和解”，也无权作无止境的实际是取消了当事人的上告权的所谓“再调解”。
另外还必须注意到：
有一些干部所以发生强制调解的错误，并不仅只是由于对中央指示认识上有偏差，而是还有封建的思想意识在作怪。
福建南平县徐洋乡乡长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曾经明白地表示：
“我一看见离婚就头痛”。
这里反映着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的思想情况。
他们对于离婚事件不仅是嫌麻烦，而且是根本看不惯。
在徐洋乡，有一对青年夫妻，双方都因原来另有所爱而坚决要求离婚，而干部也硬要给人家和解，坚不许离。
对于这种站在封建婚姻制度立场上处理婚姻纠纷的干部，除了晓以政策法令外，还需要进行反封建的教育。
最后应该说明：
我们并不是反对调解或反对耐心的调解，并不是主张“来告即离”。
对于那些真有感情的夫妻，仅仅因为一些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原因而要求离婚，但有可能重新和好的，还是应该进行耐心的调解和教育，使他们恢复和好，团结生产。
各地已有许多事实证明，这种教育和调解是完全可以生效的。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强制的和无止境的调解，反对以封建的原则进行违反婚姻法的调解。

群众自己创办的一所托儿站
新华社记者赵玉昕
天津四区六纬路托儿站，是当地居民自己创办的。
从它成立以后，附近十几条街的劳动妇女就因为解除了孩子的牵累而能愉快积极地参加生产和工作；
牙牙学语的幼儿，也不再因为妈妈上班走了而哭哭闹闹了。
六纬路一带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现在许多私营工厂或小型的学校还没有托儿所的设备，妈妈去上班，家里的孩子就无人照管。
住在十一经路的女教员崔玛利，经常把自己三周岁的女儿锁在屋里，等她下班回来，孩子已哭得声嘶力竭。
有的工厂的女工，叫女儿休学来照料年幼的孩子。
但是事实证明，用稍大的孩子来照料幼儿也不是一个妥善的办法。
因此，建立托儿所已成为六纬路一带劳动妇女们迫切的要求。
去年06月，住在本街的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傅重华，提议举办一个街道托儿所。
他的提议受到当地居民热烈的支持，随即由居民代表、妇女代表和热心的人士六十三人组成了托儿站筹备委员会。
妇女代表于秀华第1个报名愿意担当托儿站的义务保育员，曾受过保育工作训练的青年姑娘臧克敏、家庭妇女刘扬明也相继报名参加。
居民徐文德自愿借出三间空房，其他的委员有的送床铺，有的送桌椅，锅碗瓢勺、暖壶、钟表等一切用具都准备齐全。
医师许金栋并送来了一匹白布、十五斤棉花，为儿童们缝制了崭新的被褥。
托儿站正式成立了，规定收容一周岁半到四周岁的孩子。
每月费用六万五千元。
开办初的第1个月，入站的儿童很少，只有崔玛利的女儿和另一个名叫白居强的男孩。
别的母亲们怕这个托儿站办不好，怕保育员不会料理孩子，大家抱着观望的态度。
一个月过去了，崔玛利的女儿体重增加了两公斤半，白居强也增加了两公斤，瘦尖的嘴巴变成圆圆的。
托儿站召开了妈妈会，由这两个孩子的妈妈向其他妈妈作了报告。
从此以后，要求送孩子入站的妈妈就多了起来，两个月后孩子增加到二十个。
托儿站的保育员们细心照料着孩子，每天把孩子的饮食配制的很好，有鸡蛋、牛肉、蔬菜、排骨汤等；
早上还喝豆浆。
保育员根据儿童的年龄，进行各种教育，给孩子们讲故事，教唱歌，做体操等。
当地居民对托儿站也经常关心：
医师许金栋、许金钦兄妹和中医范炳麟等，每月对全站儿童进行一次义务体格检查，还负责对站内儿童进行日常的免费医疗。
附近的妇女，每周都有人帮托儿站的孩子们洗被单。
因此，托儿站的孩子们都长得活泼、伶俐、健康；
没有发生过一次传染病或任何一件严重的疾病。
托儿站现有二十一个儿童，另外，由于孩子们父母的工作变动，先后出托儿站的有五十多名儿童。
在这里寄托过孩子的父母，都对这个托儿站有着良好的印象。
崔玛利已调到北京教书，她还时常给托儿站的保育员来信。
儿童田大宝的父亲，是个日籍侨民，去年在某机器厂做工，因为田大宝的妈妈死了，后来田大宝入了托儿站，受到保育员们热情地照顾。
今年04月，田大宝已随父亲返回日本。
临上船以前，田大宝的父亲带着田大宝买了一大包水果，来到托儿站告别，感谢托儿站对田大宝的照料。
在托儿站工作的三位保育员，虽然是半义务职的，生活比较苦；
但她们都因为自己从事了这件有利于大家的事业，感到莫大的光荣，她们表示要进一步改进托儿站的工作。

人民民主国家的儿童
志愿军战士向朝鲜的儿童们讲战斗英雄故事。
保加利亚儿童们兴高采烈地列队参加体育节游行。
布达佩斯第10区托儿所的儿童在欢唱。
民主德国少先队的一个生活研究小组在听老师讲解动物的骨骼。
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
一位意大利的劳动妇女无力医治自己害病的孩子。
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智利儿童。
三个西德儿童，受了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以打架和扮演盗匪为光荣。
（新华社稿）

拉丁美洲知识界著名人士致电美国进步人士
表示大力支持他们反对思想控制的斗争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纽约27日讯：
拉丁美洲知识界的一批名流致电美国进步人士，保证以最大的力量支持他们反对思想控制的斗争。
他们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声援国际出版社社长季洛姆、亚历山大·特拉腾堡、斯蒂芬·纳尔逊、本杰明·戴维斯、亨利·温斯顿和其他许多被所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陷害的人。
声明说：
“如果我们希望美洲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大陆，这种正在毒害美洲气氛的迫害行为就应该停止；
丑恶的敌视黑人的现象就应该根除；
罪恶的麦卡锡集团及其每天叫嚣挑拨仇恨的伎俩，必须予以制止。
“决不许把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当作战争和杀人的工具。
必须结束这种以各种方法制造可鄙的恐惧气氛和禁止人民表示他们对于和平与自由的真正情绪的情形。
我们从墨西哥到智利的美洲知识分子为了上面这一切而在这里签名。”
在声明上签名的人有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
古巴诗人纪廉；
古巴散文家胡安·马里内略；
哥斯达黎加小说家豪金·古特雷斯；
哥伦比亚散文家路易斯·维达勒斯；
秘鲁诗人胡安·里奥斯；
阿根廷画家安东尼奥·贝尔尼；
巴西法官伊里纳·若菲利；
海地诗人雷纳·德佩斯特；
墨西哥小说家何塞·曼西斯多及其他一些人。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举行扩大委员会会议
接受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赠送的和平锦旗
【本报讯】
日本“赤旗报”消息：
05月13日下午一时，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在东京“御茶水杂志纪念会馆”召开了扩大委员会会议。
出席的有大山郁夫、平野义太郎，舟木重信、本乡新、西园寺公一、淡德三郎、伊井弥四郎、细川嘉六、赤松俊子等约四十人。
会议通过了支持要求召开五大国和平会议等项决议。
继即举行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接受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赠送的“和平之旗”的仪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由平野义太郎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赠给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一面写着“中日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的锦旗，交给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
仪式完毕后，由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曾前往新中国访问的西园寺公一等报告了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情况。
最后，与会者并为出国参加巴黎学术会议的大山郁夫，淡德三郎二人举行了欢送会。

朝鲜各地农民抗议美机轰炸贮水池的暴行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朝鲜后方各地农民纷纷举行大会，抗议美国空军炸毁朝鲜贮水池的暴行，并表示朝鲜农民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决心。
受灾地区平安南道顺川郡某里的农民在24日举行了抗议大会。
许多人抢先上台控诉。
有些被敌人制造的水灾夺去了子女的老人，在控诉时声泪俱下。
农民朴春官说：
敌人再疯狂，也是挫折不了我们的斗争决心的。
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笔血债，努力支援前线，狠狠地打击可耻的敌人。
参加大会的农民情绪非常激昂，抗议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由于美机炸毁见龙贮水池而遭受灾害的平壤地区的某里在20日也举行了抗议大会。
农妇金根河在会上激愤地说：
“我们一定要化愤怒为力量，立即把复仇的种子重新播种在我们这些受灾的土地上。”
她的号召，获得了到会全体农民的一致响应。
各地的抗议大会都通过了抗议书，要求制止美国空军这种惨无人道的罪恶行为。

朝鲜战地的一个山村
新华社记者戴煌
这是朝鲜东部战线接近前线的一个山村。
在这里，整天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
夜里，敌人阵地上的探照灯光时常越过前线的山岭照到村旁的山上，炸弹和炮弹也时常在山村附近闪着爆炸的火光。
但是，这个山村的居民和接近前线的其他许多村庄的居民一样，都异常镇定地生活着。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老人和妇女们便吆喝着黄牛在弹坑累累的田地里耕种。
他们常常连人带牛被炮弹或炸弹炸起的灰黄色的烟雾所笼罩。
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镇定地进行自己的劳动。
一年多以前，我在严寒里到过东部前线。
那时许多村庄都是空荡荡的，灰黑色的瓦屋露着许多黑洞洞的窟窿，房屋周围尽是枯黄的野草。
我在某地山脚下的一个防空洞里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北方告诉我：
“村里的人都逃到后方去了。”
由于朝中人民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建立了稳固的防线，不久，战线附近的居民就陆续地回来了。
去年04月，开始有十七户人家回到了这个山村，接着又回来了七十多户。
他们拔除了荒芜的土地上的野草，在朝鲜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的帮助下，克服了缺乏人力和种籽的困难，耕种了近三万坪土地。
虽然敌人的炮弹和炸弹炸去了整整五百坪庄稼，但他们仍然收获了五万二千五百多公斤的粮食，并将九千六百四十八公斤的粮食献给国家。
到今年05月中旬，这个山村已回来二百十七户人家，九百九十七人了。
这个数字已接近战前全村人口的总数。
他们开始组织起互助的生产组织，修建适合战地条件的住屋。
到05月底，全村人民都有坚固而隐蔽的地下室居住了。
他们在地下还修起了一个五公尺宽、二十公尺长的“民主宣传室”，作为全村人民进行文娱和学习活动的场所。
三百多个孩子成立了少年团，在炮弹打不到的山坡上的树荫下进行学习。
这个山村的居民，积极支援自己的保卫者——朝中人民部队。
担架队员不避劳苦地帮助部队转运伤员。
输血队队员赵汉豆在05月20日献出了数百CC鲜血救活了一位战士的生命。
运输队常常帮助部队向前线运送物资。
喊话组也积极学习怎样向李伪军士兵喊话。
连儿童们也配合民主青年同盟的男女盟员，向朝中人民部队作了许多次慰问演出。
现在，这个山村周围农田里的麦子已经长出穗子了，谷间水田里的秧苗已经冒出了水面。
尽管敌人常常故意把远射程大炮的炮弹打到这些农田里，20日又炸死了一位正在耕作的农民。
但是，这个村子里的居民还是超额完成了原定耕作计划的百分之一百十一。
因为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使他们安心的在这个火线附近的山村生活下去。
这就是：
横在他们家门口的是一条由英雄的朝中人民部队所建立和防守的牢不可破的防线。
侵略者的兽蹄再也不能来践踏他们的土地了。

法国人民要求和平解决国际问题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6日讯：
在法国，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停止越南战争并且召开大国会议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巴黎各区及全国各城市的和平委员会纷纷派代表团到总统府去，要求在法国建立一个支持国际和平谈判的政府。
人权联盟要求立即停止越南战争。
这个组织通过决议说：
和平谈判是解决越南战争的唯一方法。
前战俘第8届全国代表大会也痛斥现在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战争，并且要求“通过四占领国间的谈判来和平解决德国问题”。

法国政府危机在继续中
【新华社29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授权“独立共和党”领袖保罗·雷诺组织新阁。
延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政府危机在继续中。
27日，雷诺未按惯例与各政治集团首领协商，就在国民议会发表政策演说，并要求议会首先同意修改宪法。
他在演说中谈到法国目前暗淡的财政经济情况说：
目前法国遭到了没落的威胁，并且在挽回危局方面毫无成就。
明年的预算赤字可能要从目前的七千三百亿法郎升到一万亿法郎。
货币储备少得惊人。
法郎的价值已经丧失了十分之九。
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出口非常疲弱，而生产也远远落后于欧洲所有国家，特别是西德。
雷诺说：
法国已成为“欧洲的病夫”，朝鲜战争并没有使它得到好处。
但是雷诺表示他想继续执行造成这些恶果的反人民的政策，包括在外交上继续追随美国。
他说：
“我的政府将肯定法国忠于大西洋联盟。”
为了能继续这些祸国的政策而少受掣肘，雷诺要求修改宪法条款，规定如果议会在新政府成立后十八个月内因拒绝信任政府而使政府发生危机，议会就要解散。
如果议会通过他的这一对于宪法的修正，政府便将有一种用来胁迫议会批准它的种种要求的手段。
在国民议会对雷诺的演说展开的辩论中，共产党议会党团代表瓦德克·罗歇对雷诺的政策演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些右翼政党的代表也因这个政策演说的露骨的反人民的性质，而不敢表示赞成。
表决结果，雷诺没有得到所需的多数票。

波德人民抗议美政府坚持要杀害罗森堡夫妇
【新华社29日讯】
美国最高法院第3次拒绝罗森堡夫妇上诉并准备从速处死罗森堡夫妇，激起波兰与德国人民的愤怒与抗议。
波兰“华沙生活”报28日发表“他们以死刑来讹诈”的评论，提出了波兰人民对美国司法当局的严重抗议。
评论指出：
两年多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不断企图摧毁在狱中的罗森堡夫妇的意志，强迫他们在虚伪的证辞上签字。
该报要大家注意美国著名作家法斯特的意见，法斯特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当局制造“罗森堡案件”，是想利用铁托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受恐吓的“证人”，迫使罗森堡夫妇编造假证辞，陷害美国共产党领袖及美国进步人士。
因为罗森堡夫妇坚决拒绝参加美国统治者这一个可耻的阴谋，美国法院才把他们判处死刑。
“华沙生活”报说：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重审
（罗森堡夫妇的）案件……但是全世界的舆论都在一致指斥那些把死刑当作讹诈手段的人，都在反对那些准备谋杀两个无辜老百姓的人。”
在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全国阵线柏林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已代表德国一切爱国者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要求立即恢复罗森堡夫妇的自由。
在美国最高法院25日作出拒绝罗森堡夫妇上诉的判决后，民主德国各地人民纷纷表示抗议。
全德民主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德累斯顿协会主席波格舒尔斯基发表声明说：
美国司法当局的措施“完全暴露了是一个谋杀两个无辜人民的冷酷残暴的计划”。
西德工人也响应拯救罗森堡夫妇的运动。
柏林西区的工人六百人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罗森堡夫妇。

艾利逊和吉田讨论美“援”问题
督促吉田政府加紧重新武装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新任驻日大使艾利逊在抵日之后，立即在28日开始和吉田政府就美国“共同安全署”的对日“援助”问题举行谈判，驱使日本按照美国的条件加速重新武装。
据共同社透露，艾利逊在和吉田会谈时，“坦率地申述了美方关于共同安全署援助的意见”。
尽管这次会谈的情况被保持秘密，但是，吉田政府副外务相奥村胜藏早在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预先透露了这次谈判的性质，他说：
“共同安全署的援助无疑地将以军事援助为中心，就像其他受援国的情形一样。”
奥村接着透露了美国以这种“援助”为督促吉田政府加紧重新武装的手段，他说：
“这当然就引起了增加日本防卫力的问题，这是给日本以共同安全署援助的最不可缺少的一面。”
奥村并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
美国将要和吉田政府订立的“共同安全署援助协定”，将规定由美国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来驻在日本监督日本重新武装。
奥村公开表示，“日本政府的总政策是从美国接受共同安全署的援助”。
在此以前，美国早已为利用“援助”加强重新武装日本一事进行了准备工作。
05月中旬，美国国防部曾派遣史蒂文斯等人秘密到日本活动，调查吉田政府接受“共同安全署”“援助”的准备情况。

西欧国家渴望扩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
美国报纸承认美国压制不了西欧国家扩大贸易的要求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7日讯：
美国报纸关于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商会第14届代表大会的评论反映出，由于这次大会并没有减少欧洲国家要求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通商的愿望，美国商界和政界某一部分人士已大为惊慌。
“出口贸易与运输商”杂志评论家德维·斯科特自伦敦报道说，西欧国家之所以要与共产党扩大贸易，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经济。
他说，这种扩大贸易的要求可能是压制不了的。
“华尔街日报”驻伦敦记者指出，实现朝鲜停战的前景和俄国的和平建议，促使欧洲商人设法恢复与东方的贸易。
他们认为，由于出口竞争日益尖锐，他们必须为商品开辟新市场。
欧洲商人之所以急于要与东方扩大贸易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失业人数日益增加。
多罗赛·汤普逊在05月22日的“华盛顿明星报”上写道，失业在欧洲不断增长，荷兰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半失业或全失业。
制造工业正以“没有市场”为借口来解雇工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现在欧洲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就是欧洲的生产已不再扩大，而经济萧条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了。
根据报纸的报道，出席国际商会大会的美国代表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西欧国家关于与美国扩大贸易的可能性的怀疑，以及压制这些国家要求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
“纽约邮报”写道，由于华盛顿最近对美国关税政策发生一场巨大的争吵，由于美国的伙伴们日益害怕美国又要恢复保护主义，美国商界人士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外国去消除这些疑虑。
“纽约邮报”的金融观察家波尔特女士总结出席国际商会大会的西欧商人的意见说，不管国务院会说些什么，也不管参议员麦卡锡会叫嚷得多么厉害，东西方贸易的问题将需要重新加以详细研究。
波尔特女士提起了在国际商会大会开会前她在维也纳与十几个西欧工业界领导人物所进行的谈话。
他们都说，如果以为西欧能够不需要与东方贸易而继续维持下去，那是想得太简单了。
为了说明西欧商人对于禁止售予东欧国家的战略物资的范围采取怎样一种怀疑的态度，她援引了国际商会主席海德尔斯坦的话。
她说，甚至女用内衣也被列为禁运物资。
波尔特女士在结语中说，东西方贸易继续下去以及扩大这种贸易范围的可能性，是美国必须加以慎重考虑的。
报纸就维也纳会议的结果所发表的评论，说明会议并没有实现美国对会议的希望。
“纽约时报”记者霍夫曼写道：
这次会议最特出的结果之一是，扩大东西方贸易的前景似乎比与共产党阵营以外的国家扩大贸易的前景，更加有马上实现的希望。
这是许多商人们的感觉，特别是那些西欧商人。
欧洲商人要求他们的政府抓紧一切机会与东方进行贸易谈判。
“华尔街日报”记者强调指出：
西欧害怕美国可能产生经济萧条，害怕这会使得欧洲经济进一步瓦解，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尽了一切办法消除西欧的疑惧，但是美国这种企图没有完全成功。

越南人民军突袭敌军七天歼敌三百四十多
【新华社29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28日讯：
从05月11日到17日，越南人民军部队在北越平原进行了大小二十次突袭和反“扫荡”战，歼灭敌军三百四十六人。
在这七天中，人民军曾突袭宁平城和贫安仁的敌军据点，进攻府里城附近的安卫，拔除太平城附近的东居和永福省的夸瓦据点。
人民军在永福省文治地区进行的反“扫荡”战，共打死敌军一百五十人，击毁坦克三辆。
人民军在这七天的战斗中，共缴获二百七十多件武器，击毁坦克四辆、军用车辆二十一辆，舰艇一艘、飞机一架和汽油库一座。
在中越南部，人民军部队粉碎了敌军对真伦和奔克地区的一次“扫荡”，歼灭敌军一个连，缴获许多枪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