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吉林省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
深入检查基本建设施工准备工作
及时地切实地解决问题推动各施工单位按时开工
【本报讯】
中共吉林省委贯彻反官僚主义斗争紧紧结合当前中心工作的精神，在02月中旬抽调省委机关、吉林省工会、吉林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省建筑工程局等单位干部二百余人组成工作组，由省委副书记富振声、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省委工业部部长萧靖等率领，深入检查各基本建设单位的施工准备工作。
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采取了“重点工程，重点检查；
专门问题，专题报告；
具体发现问题，具体解决”的办法，并作了必要的分工，由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专门解决材料问题，省建筑工程局专门解决施工计划和设计问题，省委除掌握全面情况外并专门解决政治工作问题。
因之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并及时地切实地加以解决，大大推进了各单位的施工准备工作，使各单位基本上可以保证按时开工。
在此次检查工作中，工作组着重帮助各单位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1是设计问题。
当时各单位设计工作中的问题是：
设计赶不上施工的需要，有初步设计的尚不足第1期开工的一半，有技术设计的则更少。
其次是违反设计程序，任务没有肯定就进行设计，或没有初步设计就进行技术设计，浪费了很多人力。
比如长春设计公司给广播器材厂进行设计时，是初步设计与技术设计齐头并进，设计做到百分之六十时，因广播器材厂提出要变更任务，于是重新返工。
再次是因任务确定得晚，并经常变动，影响了地质勘测和设计的进行。
长春设计公司给地质学院设计的校舍，因为地质学院反复变动六次，使初步设计进行四十多天才完成一半。
此外，设计人员当中仍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愿接受苏联先进经验，如长春房产公司在修复旧房时，设计人员就曾提出“大拆重修，以壮观瞻”的口号；
长春设计公司给广播器材厂设计的工程，很少采用苏联的先进的人字屋架。
针对这些问题，工作组采取如下的解决办法：
（一）组织勘测小组，帮助目前缺乏勘测能力的教育、卫生方面的建设单位。
现在已抽出助理工程师七名、技术员八名，由省建筑工程局领导，帮助各单位搜集资料，进行勘测，确定地耐力。
这样做法效果很好。
另外，建议施工单位积极主动派人帮助设计部门勘察测量，搜集资料。
对主要工程必须复查地质勘察资料。
（二）建议各个施工单位与设计部门会审图纸。
这样既可提高审核的质量，又可以加速审查进度，把图纸尽早交到工地。
（三）对某些建设任务还没有最后确定的单位，建议他们与上级机关联系，请尽早确定，以便动手设计；
对已确定任务但还没有设计的单位，建议他们尽量采用标准设计或适当修改旧有图纸。
此外，并批判了某些单位的依赖等待思想和违反设计程序的做法，批判了某些设计人员的“杰作”思想，强调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第2是帮助解决了材料问题。
当时材料工作的情况是：
一，由上面调拨的材料，除主要工程外，一般的都调拨得很迟缓，吉林市某大工程第1期施工用的钢材只运到了百分之一点二；
吉林、长春两市需用的木材大部在04月份才能拨来，届时必然造成加工拥挤现象；
二，地方材料，全省约缺红砖两千五百万块，新规格砖不能按期生产；
长春市某工程缺石头十三万立方公尺；
水泥、铁筋也不充足；
三，某些部门有“宽打窄用”的思想。
根据这些问题，工作组进行了下列工作：
（一）在各单位彻底、普遍地进行一次材料调查，然后按工程轻重缓急和大小，统一在全省内平衡调拨材料。
（二）对由上面调拨的材料采取“派人坐催”的办法，并跟踪起运，保证在03月下旬到达工地；
另一方面由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并充实现有加工能力，按需用缓急，进行加工。
（三）组织地方建筑材料的生产，组织建设单位和生产单位签订合同。
全省已召开过两次专门会议，解决红砖问题，号召各砖厂提前生产，并决定在长春增设一个窑，组织铁路沿线砖厂生产红砖。
在红砖的使用上也做了几项规定：
主要工程按设计用新规格砖，宿舍等工程用旧规格砖，暂设工程用等外砖。
对砂、石等材料，组织建设单位和生产单位签订合同，由建设单位预付部分工资，开工生产；
对已订合同的单位，则检查其执行情况。
此外，强调各单位必须建立材料工作的专职专责制度，强调计划性，反对那种认为上级调拨材料就可不催不问的思想和宽打窄用思想。
第3是着重检查了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计划的编制情况。
当时，吉林全省各工程单位，做了施工组织设计的有七个单位，做了施工计划的有二十三个单位。
许多单位对施工组织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清，认为“没有组织设计，一样盖房子”。
工作组指出：
施工组织设计是保证顺利施工、保证全面贯彻“好、快、省”方针的重要准备工作；
指示各主要工程必须制订施工组织设计，一般工程必须有施工计划。
同时省委大力推广了第5工程处制订施工组织设计的经验，事后又在全省范围内检查了这个工作；
并通过检查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计划，再度检查了准备工作情况。
第4是帮助各单位加强了政治工作。
由于往年工地政治工作薄弱和今年基本建设规模更大，中共吉林省委已从各地抽调了五百八十三名政治工作干部，配备到各工程公司和工地。
在这次检查中，工作组着重帮助各单位的政治工作干部订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确定开工前后的主要任务是安定工人情绪，发动工人讨论计划，讨论定额，建立责任制。
工作组也帮助新由农村调来的政治工作干部学习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的文件和五三工厂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
此外，工作组把省内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重点工程，也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对这些工程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援。
有些在省的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及时写成专题报告，提出情况和意见，报交上级党和政府，请求解决。
如吉林市某重点工程的地质勘测的力量问题，就是报请中共中央东北局解决的。
中共吉林省委通过此次检查工作，对各施工单位的准备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基本上保证了各单位按期开工。

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将开辟迪化到喀什新航线
【新华社西安11日电】
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将要在新疆境内开辟一条从迪化到喀什的新航线，沟通新疆省天山南北地区的交通。
由中苏民航公司兰州阿拉木图线管理处副处长马瑞（中方）、地面总工程师列明（苏方）等组成的航线勘察组，已在08日从迪化出发工作。
他们将在沿线选择机场和设计机场建筑工程。
预计这一航线可在今年07月01日通航。
喀什是新疆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离迪化有三千多里。
喀什和迪化之间有天山、大戈壁滩阻隔，交通很不方便，乘汽车往返一次要一个多月。
迪、喀航线开辟以后，乘飞机往返只要九个小时，新疆南部和迪化之间的联系将大为便利。
在迪、喀线通航之前，兰州、阿拉木图线早已在1950年通航。
这条航线已把新疆东部的哈密、西部的伊宁和迪化连结起来。
【新华社11日讯】
中苏民航公司已从04月01日起降低西北线客货运价。
北京到兰州段降低百分之三十九，兰州到迪化段降低百分之十二，北京到迪化全线运价降低百分之十七点二。
这将促进西北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秦皇岛登船回国的
第2批日本侨民启程
【新华社秦皇岛12日电】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关于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协议，从秦皇岛登船回国的第2批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一千九百六十八人，在11日下午乘日本轮船“兴安丸”启程回国。
接运回国日侨的日本轮船“兴安丸”是在04月10日从日本舞鹤港到达秦皇岛的。
随船同来照料回国日侨的上述日本三团体的代表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河北省分会的热情招待。
回国日侨也受到多方照顾。
他们对中国人民给予的帮助，表示万分感激。

在09日联大政委会讨论波兰提案的会议上
维辛斯基阐述苏联维护和平政策
支持波兰关于消除新战争威胁加强和平的提案
【新华社讯】
塔斯社纽约11日电：
安·扬·维辛斯基09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波兰提出的“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合作的措施”提案时发表演说。
他说：
政治委员会已着手审议根据波兰代表团的请求而列入议程的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合作的问题。
没有必要再特别讲一讲这个问题的非常的重要性，因为波兰代表团所提的建议首先就是关于下面这样一些涉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关于停止朝鲜战争和缔结停战协定的问题、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缔结五大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和法国——和平公约等问题。
在联合国第7届大会前半期会议开始时，就已有人指出波兰代表团这个建议的重要意义了。
波兰代表团的建议现在仍然完全保有它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真正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友好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已经是第3年力求停止朝鲜战争了，苏联许多年来也一直力求解决其他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缔结苏美英中法五大国和平公约的问题等。
维辛斯基接着指出：
苏联为了尽速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从苏联外交政策的整个方针出发的，这个方针的基础，按照约·维·斯大林的英明定义来说，便是和平的思想，是为国际和平与友好、为加强和发展国际合作而奋斗。
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据是：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并不排除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进行合作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从苏维埃国家成立的头几天起，从苏维埃政府的第1个法令“和平法令”起直到现在，苏联政府都是满怀信心地坚决依照发展和加强国际和睦友好关系的途径，依照在解决一切国际问题上与各国合作的途径办事的。
列宁和斯大林曾一再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外交政策的和平目的。
列宁曾一再指出：
苏维埃国家的目的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平建设“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事”。
在1927年与第1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约·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贸易、外交方面达成协议的问题时，指出：
“两个对立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并不排除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性”。
约·维·斯大林始终一贯地指出：
如果有着互相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而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就是十分可能的。
维辛斯基说，这就是苏联过去一贯执行的而且现在正在执行的苏维埃外交政策的总方针。
在03月09日，约·维·斯大林的丧礼上，苏联政府的领导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拉·巴·贝利亚和维·米·莫洛托夫发表讲话，谈到苏联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
他们都说，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今后仍然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为反对新战争准备而斗争，苏联的外交政策将仍然是与所有也愿意合作的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制度有可能长期地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学说为根据的。
事实早已说明，如果把双方就马上停止朝鲜战争问题所已经取得协议的措施付诸实行，那对于和平事业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朝鲜战争的发生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同时，也毫无疑问，朝鲜战争一旦停止，这种威胁就一定能够减少，其他使国际关系趋于复杂并妨碍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许多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一定会因而比较易于解决。
在重大的未决的问题当中，必须指出的是关于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及为实行这项禁令而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加以特别注意的。
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管制的问题，老早就是联合国大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老早就在等待着解决了。
大家都知道，早在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一项决定，认为必须尽速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同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采取的措施要不仅适用于次要武器，而且也适用于现代战争中的基本武器。
大家也都知道，当时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加速研究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国际管制和监督的公约，以保证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
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愿特别强调这个决议中的一部分，在这部分里联合国大会号召联合国各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管制委员会给予一切帮助，以便利于建立和支持国际和平和集体安全，使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尽量少浪费在军备上面。
无须强调大家都可以看出，要是把这一决议或者把这决议中的规定付诸实现，那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然而，非常遗憾，这些规定至今还没有付诸实现，尽管一点也没有什么口实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拖延这些重要问题的积极解决。
安·扬·维辛斯基继续指出，采取加强军备和增加武装部队的措施，在外国领土上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和扩大原有基地，拒绝禁止原子武器，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及同时进行相应的宣传——这一切事情都免不了要促成国际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种措施，毫无疑问破坏了各国间的信任，减少了消除新战争威胁的可能，削弱了各国接近和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妨碍了和平及国际安全的巩固。
谈到组织军事联盟，毫无疑问，恰恰是这种措施破坏了国际信任，而不是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
这种措施促成了，而且也不能不促成，各国关系的恶化，这就孕育了国际的紧张和冲突。
西方国家广大的舆论界也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
在他们的影响下，甚至像法国的“世界报”这一类报纸也往往发表言论，批评北大西洋集团的政策，说：
“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一切政策和策略都是为了进行冷战的，如果不是为了进行战争的话。”
很明显，这样一种政策不可能促进各国和平关系的巩固。
此外，还应该指出，北大西洋集团的策划者和主谋者硬说这个集团的任务是所谓防御的任务，但是，既然有联合国，那么组织这样一个集团是无论如何也没有道理的，因为联合国之所以成立，就是要团结各国人民的力量来维护和平和安全。
维辛斯基进一步指出，在这一届大会上，苏联仍然像在以往历届大会上一样，坚决主张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
波兰代表团在它的提案中向大会提议：
为了防止新世界战争的威胁，建议“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国、法国和中国政府这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一年期间内各把本国的武装部队，包括空军、海军和辅助部队，裁减三分之一，并提出关于本国军备的全部情报，同时并建议安全理事会在最短期间内召集国际会议，以裁减各国武装部队。”
不久以前，苏联代表团就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问题发言时，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和英国代表批评苏联裁军建议的发言，并提醒委员会注意苏联建议的目的是真正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
同时，苏联代表并指出了美国和英国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建议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建议不仅没有提到重要的禁止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的问题，而且也完全没有提到任何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办法。
苏联代表团认为，波兰代表团目前所提出的建议，即五大国在一年期间内各自把本国的武装部队，包括空军、海军和辅助部队，裁减三分之一的建议，是完全有效的。
而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主张所谓报告和审查一切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情报。
但是，这种建议所提到的提供关于军备或武装部队的相应情报完全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什么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措施，而且美国、英国、法国的代表打算以这样的次序来实现所谓报告和审查，这个次序把最重要和最秘密的武器和设置的报告和审查放到最迟的时间，甚至没有为此确定任何明确的时间。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同意这种所谓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实际上和真正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这样的任务毫无共同之处。
波兰代表团的建议和苏联以前所提出的这类建议一样，都把裁减所谓一般军备和武装部队的问题和采取禁止原子武器的措施联系在一起。
波兰提案主张立即通过决议，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监督各国执行这项决议。
这个问题也直到现在尚未能达成协议，因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分歧。
大家知道，美国、英国及其他一些支持它们的国家的代表们把所谓艾奇逊——巴鲁克——李连塞尔计划作为他们关于解决原子问题的建议的基础，认为这个计划是最好的。
在前几届会议上，我们已经详细地指出过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曾引证了许多事实作为根据，其中也包括
一些权威的原子科学家们的意见，他们证实了巴鲁克计划中一些最大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得根本没有可能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达成任何协议。
大家知道，曾经协助起草巴鲁克计划的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主席伯纳德也认为这个计划在目前是不够的。
这个计划的制订人之一李连塞尔不久以前说，这个计划现在不能采纳，甚至不能让它存在。
去年，“国会记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对原子能管制的最后要求”，文章指出，联合国原子能管制委员会早就离开了所谓大多数的计划，即所谓巴鲁克计划。
但是，美国、英国、法国去年在巴黎坚持了这个计划，今年在纽约也坚持这个计划，虽然，原子专家们曾经警告：
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已经不适合了，已经过时了。
美国自己的报纸也公开说，巴鲁克计划的基础是不正确的想像和错误，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原子科学的发展已超过了这个计划的制订人的想像的缘故。
大家公开说，巴鲁克计划是过时了。
因为这个计划是以美国在原子能方面的垄断为根据的，所以在美国失去了对原子能的垄断的同时，它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个计划的支持者虽然千方百计地设法挽救巴鲁克计划，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证明这个计划以及以它为根据的解决原子问题的建议的丝毫优点，于是就企图说苏联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提案是不现实的。
然而，这些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要否决公正的、符合于人类良心和道义的要求的关于无条件立刻禁止原子武器的提案。
大家知道，苏联主张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关于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决议。
原子武器是一种进攻和侵略的武器。
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切反对侵略阴谋、反对侵略的人都不能承认它是可贵的。
反对任何侵略计划和侵略阴谋的苏联坚决要求从军备中取缔原子弹，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就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波兰的提案还包括：
号召所有没有参加或批准1925年06月17日关于禁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参加或批准这一公约。
这个问题已在政治委员会中经过讨论，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谈论它的实质，也没有必要再来列举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破坏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事实，这些事实已由一些权威的国际委员会和许多证人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所证实，并且已在政治委员会中谈过。
维辛
斯基接着着重指出，因此，对参加或批准日内瓦议定书的号召是符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是有助于和平和国际安全事业的。
苏联竭力支持波兰代表团的这个提案。
维辛斯基接着谈到朝鲜问题，他说：
最近发生了重大事件。
大家知道，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给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复函中表示同意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交换重病重伤战俘。
维辛斯基说，应当提醒，早在1950年07月15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三星期，苏联政府领袖约·维·斯大林在给印度共和国总理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复电中就已指出，要迅速解决朝鲜问题，最合理的办法是在安全理事会中听取朝鲜人民的意见。
促进公正的停战和结束朝鲜战争的努力自此开始。
1951年07月10日，根据苏联的创议，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后来又在板门店继续进行，结果，除了交换战俘的问题外，一切问题几乎完全达成了协议。
维辛斯基继称，周恩来03月30日的声明和金日成03月31日的声明指出，他们已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提出的关于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已对克拉克的信作了共同的回答。
他们的声明指出，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周恩来的声明郑重地指出：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五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周恩来指出：
“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强调指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迅速停止今后的流血，已准备采取措施，以争取能按照周恩来的声明中的各项建议达成朝鲜停战的协议。
金日成首相说：
这些建议是“不但为顺利解决交换病伤战俘的问题而且为顺利解决至今剩下的成为达成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的全部战俘的遣返问题的新的措施”。
从周恩来和金日成的声明中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
“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全面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上的一致的立场就是这样。
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崇高的举动。
苏联热烈支持关于恢复朝鲜谈判，以达成交换病伤战俘、和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协议，并从而解决朝鲜停战和缔结停战协定问题的建议。
我们已经指出过，板门店的长期谈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没有获得积极的结果，这个问题当然应当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来解决，这是苏联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坚持的。
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屡次的讨论也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
周恩来外交部长和金日成首相声明说：
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
周恩来说道：
“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
金日成首相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维·米·莫洛托夫今年04月01日就这个问题表示，苏联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建议是完全公正的，并表示愿意尽力促其实现。
维·米·莫洛托夫说：
“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民和真诚希望结束朝鲜战争和促进远东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之巩固的人们，将以热烈的同情欢迎这个建议，并给它以充分的支持。”
这个事实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如果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联合国中有自己的合法代表的话，那末联合国早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停战和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了，因为没有他们的代表，联合国就失去了顺利地解决有关巩固和平及保障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的可能性。
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重新提醒：
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在联合国中的合法代表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决定是刻不容缓的。
肯定地决定这个问题愈快，对巩固世界和平以及巩固联合国组织的国际威信就愈有益处。
苏联代表团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崇高的倡议会得到联合国全力的支持，陆、海、空军事行动会完全停止，因此战争将会结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坚决要求并热烈希望的和平将在朝鲜恢复。
维辛斯基继续指出：
苏联代表团完全同意波兰代表团的提案，这个提案要大会建议在朝鲜作战的双方立即恢复停战谈判。
维辛斯基表示相信双方在交换病伤战俘问题上和整个战俘问题上都会竭尽全力以达成协议，并会尽力消除阻挠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
他说，结束朝鲜战争和签订停战协定是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和平及国际安全的措施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苏联代表团十分坚决地支持波兰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缔结五大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平公约的提案。
成亿的人都表示了他们争取和平的坚决意志。
联合国组织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应该发出呼声，以便尽速缔结五大国——苏联、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平公约，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公正地认为这个公约是世界的巩固的持久和平的保证。
苏联始终不渝而坚定地执行着自己的政策，保卫着和平和国际合作的事业。
全世界憎恨战争和渴望和平与幸福的亿万人民都关怀着这一伟大崇高事业的成功。
近日来美国和英国的权威人士发表了一些有关外交形势的声明。
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最近发表了他们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他们特别注意所谓重整军备政策和它的一切后果。
但是，可以预先说，这样的政策将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正像过去没有过好结果，而现在也没有好结果一样。
至于苏联，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所说的，苏联主要关心的是“防止新战争，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
苏联政府的领袖指出，“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事实为根据，并为事实所证实了的、有效的、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国际和平的政策”。
苏联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不变地遵循着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际和平的政策——的伟大原则，这一原则完全符合苏联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应邀来我国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
捷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到达北京
【新华社12日讯】
应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邀请，前来我国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活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在团长米罗斯拉夫·法贝拉率领下，12日乘飞机抵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办公厅副主任赵沨，电影局副局长王阑西，电影界蔡楚生、史东山、田元、高戈、汪洋、钟敬之、罗光达、虞棘、张水华、田华等五十多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吴青，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联络处处长邹荻帆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康萨拉和使馆人员。
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周扬副部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致欢迎词。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法贝拉致答词。
中国的青年电影艺术工作者多人曾在机场上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人员献花致敬。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除在北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开幕典礼外，还要到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和我国广大的电影观众见面。
代表团团长为米罗斯拉夫·法贝拉，团员有符拉基米尔·伏尔契克、尤利斯·班吉克、安东尼·赫格里柯娃、伊曼·卡涅拉和鲁德维克·沙夫谢尔。

我们伟大的祖国
各地农民正积极投入今年的春耕生产运动。
这是四川长寿县渡舟乡向金全互助组的组员们。
他们带头施用青肥，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努力。

朝鲜谈判双方对遣返病伤战俘细节获谅解
遣返工作04月20日开始
朝中方面积极进行交付和接收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04月12日发表公报如下：
04月12日上午，双方军官举行会议，讨论遣返病伤被俘人员的行政细节问题。
会上双方对遣返病伤被俘人员的行政细节达成了全部谅解。
我方通知对方，我方将于04月20日在板门店，开始将我方收容下的病伤战俘遣返对方。
我方收容下的病伤战俘的第1批将在04月14日自我方天摩战俘营启程。
我方要求对方也在04月20日开始在板门店将对方收容下的病伤被俘人员遣返我方。
对方表示同意。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载运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中的病伤战俘的第1支车队，将在04月14日（星期二）上午六时向南驶往开城，这些战俘将于20日在板门店被遣返给美方。
这个决定已由朝中方面军官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完成遣返工作行政细节上的谅解的军官会议上通知美方。
包括二十三辆车子的第1支汽车车队将在04月16日开到开城。
每辆车的车盖上将覆以一块一公尺见方的红布，作为标志，并且将插着同样大小的一面红旗。
沿途停留地点将标示以大的红十字。
关于遣返病伤被俘人员所达成的协议保证：
载运病伤战俘去开城及汶山，然后由各该地点经目前确立的免受攻击的路线去板门店的所有火车及汽车的行动，免受一切攻击。
联络组今天没有在板门店开会。
昨天，李相朝将军提议讨论立即恢复代表团会议以解决整个战俘问题和实现朝鲜停战之后，美方联络组丹尼尔海军少将建议联络组会议先行休会，以待他的联络官的通知。
后来，李相朝将军提议一两天内召开联络组的会议，来讨论恢复停战谈判的日期，因为关于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已经签字。
丹尼尔表示同意。
在全世界等待恢复停战谈判的时候，板门店正积极进行交付和接收病伤被俘人员的准备工作。
在会场区西北部，在从会场看得到的地方，朝中代表团人员正在迅速地修筑道路，修平高低不平的地方作为接收地区。
修筑道路和修平地区的工作可望在今天完成，到时就可以架起帐篷，准备接待朝中被俘人员。
接待朝中被俘人员的工作可能在04月20日开始。

美方又在巨济岛杀害战俘三名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继07日美方在论山战俘营谋害我方被俘人员一人后，据美方透露，09日在巨济岛战俘营内，美方又制造两次事件，杀害我方被俘人员三人。

重工业部直属建设工程公司开始检查浪费和无人负责现象
【本报讯】
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建设工程公司已经展开反对浪费和建立责任制运动。
03月31日，该公司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重工业部关于1953年全年工作的指示，同时决定在04月份内开展一个以反对浪费和无人负责现象为中心内容的运动，以便通过这次检查，建立起责任制度。
运动开始时，该公司经理李万杰检查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他说，过去只强调完成任务，而没有重视工程质量和精确计算成本；
认为“赶上了进度，就是‘好样的’”，完全没有确立“又好、又快、又省”的观点。
这种单纯任务观点，加上责任制度没有建立，是产生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
去年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建设工程公司虽然完成了工程任务，但也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资材。
由于工程质量不好而产生的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
有些工程的基础下沉，墙身裂缝。
有些修好了的下水道，需要返工。
北陵工地的四百公尺长的下水道，要重新修筑，浪费九千多万元。
东北工学院的学生宿舍里的混凝土地板，有些已经裂开，有些已经脱落。
南塔、北塔和北陵的工地的水泥地面，因为质量低劣而要返工，浪费水泥五百吨，返工费用将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有些修好的洋铁瓦房盖，被风吹跑了。
这种质量低劣的情况所以产生，是因为各施工单位单纯地追求进度，没有认真按着设计的要求和操作规范进行施工。
许多施工员都不看施工图。
工程质量也无人检查。
工地上的干部错误地以为：
“只要保证进度，质量差一点没有啥。”
由于单纯追求进度，在机械设备和材料工具的使用上，缺乏经济核算观点，也严重地浪费了国家资材。
混凝土搅拌机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坦克式吊车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八点四。
去年使用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仅仅达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有些设备如灰浆搅拌机、清水泵等，根本就没有利用。
不重视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忽视设备的检修工作，成了普遍的现象。
工人们说：
“我们的搅拌机，用一天，停一天，就没人过问。”
在材料供应工作中，没有切合实际的计划作为根据，现场要什么，就给什么，盲目采购材料。
施工单位总想多要一些材料。
这样，材料的积压现象，就不断发生。
去年该公司积压了二百五十亿元的材料，今年也积压了三十亿元的材料。
东北工学院不根据工程的需要，盲目购买了二千七百立方公尺的块石、一千三百多吨的元钢，只好留下不用。
在资金运用上，控制不严，监督不够。
财务部门成了单纯的“资金供应站”。
去年该公司的管理费、材料费、折旧费和临时工程费，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算来。
在施工管理上，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建立专职制度，这样就必然产生浪费现象。
在去年开工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盲目施工。
因此从去年03月到07月，只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九。
在八、九、十三个月中，却要突击完成全部工程任务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九。
这种不能均衡地完成计划的结果是浪费人工、加班加点、忽视质量。
在去年07月份以前，因为很多准备工作没做好，许多工人等待工具、材料，每天平均有五百个工人没有工作。
在07月份以后，为了突击任务，只好日夜赶工，忽视了工程的质量。
由于没有建立和健全专人专责制度，因而也产生许多浪费的现象。
材料没有专人管理，到处乱丢。
一方面积压材料，另一方面又停工待料。
北陵工地积压大批白云灰，南湖工地因为没有白云灰而停工。
有些工人手边有着很多工具，有些工人却停工等待工具。
有些从别处调到东北工学院工作的工人，到了现场，没有活干，没有房子住。
这种无人负责的现象，使得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建设工程公司的领导干部在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已开始发动全体职工讨论去年施工工作，大胆揭发施工中的浪费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现在该公司各科、队已纷纷召开会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浪费和无人负责的情况和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在反浪费和建立责任制的同时，又检查目前的准备工作，许多技术人员接受过去的教训，开始制订施工组织设计，以加强今年施工中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克服浪费现象和无人负责现象。

金城前线我炮兵连八分钟歼敌两炮兵连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高级指挥机关通令表扬
【新华社朝鲜前线12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高级指挥机关通令表扬金城前线某炮兵连队的战斗。
这个连队以八分钟的炮击消灭了敌军两个炮兵连。
03月30日清晨，金城前线九岘里东沟的敌军炮火不断地向我军阵地轰击。
十一时十五分以后，我军观察员发现敌军卡车十九辆，吉普车五辆开到九岘里东沟集结。
我军炮兵指挥员接到敌军集结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炮兵部队向九岘里东沟进行猛烈地轰击。
炮兵们第1次排射，就打毁了敌人许多卡车和大炮；
第2和第3次排射，冰雹一样的炮弹在敌军阵地上炸起六处大火，并炸中敌军弹药库一处。
此后该处敌军再未发出一炮，大火一直烧了三小时。
据清查战果的报告，我军炮兵连在八分钟的轰击中，共计歼灭了敌军两个炮兵连（十二门榴弹炮）；
炸毁敌军十九辆卡车、五辆吉普车及弹药、汽油等军用物资一部。

中央农业部重视处理稻根消灭螟虫的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植物保护司来信：
03月27日“读者来信摘要”栏中，舒志浩同志建议：
各有水稻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及时指导农民赶紧把挖出的稻根毁掉，以彻底消灭危害水稻的螟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去年冬季我们派干部到华东、中南检查掘毁稻根工作时，也曾发现已掘出的稻根没及时毁掉的情况，已向当地提出“补课”建议。
今年01月我们又曾发出“关于彻底处理稻根工作的通报”，分发水稻区研究参考。
最近春耕检查中，我们又将这一工作列为检查内容之一，以及时纠正某些地区未及时处理掘出的稻根的情况。

中央林业部已通知各林区围绕春耕生产做好防火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护林防火办公室来信：
04月03日“读者来信摘要”栏所刊读者杨枢关于“各山林地区人民政府应围绕春耕生产做好防火工作”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各地林区，尤其东北、内蒙各林区的护林防火工作正与春耕生产同时进行。
为使春耕、防火两不误，我们根据杨枢同志的建议，已分函各林区省县人民政府把防火与春耕密切结合起来，围绕着春耕生产把护林防火工作做好。

从湖北襄阳专区的情况看当前新区农村发展生产的一些障碍
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张超
我到襄阳专区先后考察了三个乡，听取了几次汇报，又参加了各县委书记联席会。
从接触到的情况看，我认为当前农村中有几个主要问题。
私有财产权时常被侵犯
对社会主义前途有很多误解
土地改革确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但这种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还受着限制。
因为土地改革工作结束不久，农民生产情绪还不安定，中农怕露富，某些贫雇农有“以贫为荣”的思想，地主怕再没收，富农怕提升成分，因此，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生产不发家”的思想。
襄阳县谭庄贫农翟金章说：
“现在也不兴买地，吃点喝点算啦！”
中农陈玉海坏了五间房子，不修补，说没钱；
但他今年杀了一个一百五十斤的大猪，一斤没卖，并烧了一石二斗高粱的酒，大吃大喝。
基层干部和群众相当普遍地对社会主义前途有误解。
保康县六区区干部晁文道的父亲，把家里的三条牛卖了两条，买成羊慢慢杀着吃。
襄阳县张壪区区委副书记给家里写信叫卖织布机；
家里没卖，他还将他父亲批评了一顿。
襄阳县党校中一百七十个区干部，有七十四个给家里写信或口头告诉家里说：
“快社会主义了，不要置买东西，吃点喝点算啦！”
谭庄贫农苏培坤把今年贷到的三百八十斤大米、一百斤苞谷都吃光了；
近来又把房子上的青瓦卖了，换上土瓦，抽出钱来吃喝。
他说：
“早晚到社会主义，那时啥没有呢！”
刘杨氏过去每年纺三、四十斤线子，今年只纺了五斤。
问她为什么纺少了，她说：
“我现在进步了，看得远了。”
私人财产权受着多种形式的侵犯。
首先是“揩油”。
仅我听得的就有八种形式：
（一）贫雇农开会，中农出灯油；
（二）抗旱抽水，中农管饭；
（三）修堤，中农、富农管水喝；
（四）乡干部请唱戏，富农出钱管饭管烟。
（五）区上规定，忙时租牛一犋每天不能超过五千元；
（六）互助组中牛工不计分，或少计分；
还有的则是“见闲地就种，见闲牛就用”。
保康一个中农的牛，拉走轮用一个半月未回家；
（七）派互助组包耕孤寡户的土地；
（八）有借无还，“明借暗均产”。
这些都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意识着：
“这年头，富了没好处、有吃有喝就行啦，反正是朝着平均办咧！”
村里加派负担，干部贪污，乡干部随便罚款的现象相当严重。
贷款不合理，也使农民吃亏。
襄阳县竹筱区去年二十万斤大米快烂了，干部说不要利贷出去。
但以后收粮时要一分利，并在价钱上由一斤六百元涨到八百元，惹起群众严重不满。
去年麦子将熟的时候，银行贷款打井；
某乡群众不要，银行干部硬要大家贷；
群众忙着收麦，不能修井，乡干部被迫把贷款原数存到银行，银行反要乡干部补利息（存款利息比贷款利息低）。
兴修水利要求过急过高，使用
民工不合理
在使用农民的劳动力上存在着很多严重浪费现象。
修公路、修水利动员民工不合理：
襄阳县庞公乡的一段路工，本来动员二十几个人一天就可以作完，却调了三百来人。
群众是这样算账的：
“每人每天砍一担柴，卖一万多元；
三百来人，看能进多少钱啦！”
襄阳县竹筱区调用春芳、袁营、董营三个乡八百来人修黑龙沟，区政府不去人领导；
群众自己在那里挖完了，区干部去检查，说不合标准，又下令“返工”。
挖葡萄沟用松桂乡四百来人，因动工不适时（正值秋收秋种），又没有很好地组织领导，结果一天的工做了五天，浪费了一千多个工。
襄阳县庞公乡农业收入只能维持全年生活的一半，另一半要靠各种副业收入；
但在春节以前，副业旺盛的时候，区政府下通知要全乡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到水涯修水库，其余分赴太平店、泥咀沟区去修水利。
襄阳县又布置1953年每区按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计算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要负担五十方土的水利任务。
宜城县修长渠动员了几个区的民工，许多村子为此用款很多，要求政府批准摊派。
这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有些乡村干部为私派工：
庞公乡的乡长在家闲着的时候不锄地，却趁着去区里开会的机会，派民兵给他锄地；
全乡男女老少正在全力捕蝗的时候，农会主席有点小病，全家不去捕蝗，还叫几个青年团员给自己锄地。
对于这些无理动用别人劳动力的现象，群众非常不满。
会议太多太长，乱要统计数字
会议太多、太长，也浪费了许多人力；
特别是工作“重点地区”更为严重。
襄阳县谭庄群众反映：
“我们乡今年有两大病，一是天旱，一是‘重点’。”
庞公乡群众批评乡干部：
“每天晚上开会，大家累得不得了。
合作委员上去讲了一套合作，文教委员讲了一套文教，宣传委员又作补充，最后主席总结，一弄大半夜！”
“区上也是老开会，一开就是几天。
这样的会我们真开不起！”
保康县燕壪乡四个部门同时开四个会，各部门各自布置自己的部门工作；
每个部门开了乡干部会后，又都召开了个群众大会。
牛庙区康壪乡农会主席四个月只做了七天活。
上面乱要统计数字也浪费了许多人力。
襄阳县竹筱区去年捕蝗，为了统计成绩，命令每乡把捕的蝗收集送区过秤，有的还要让一个个地计数。
县领导机关号召抢种麦子，为了统计成绩，让每区每天把抢种亩数上报；
因此，区里就催乡干部每天报告，这样就加重了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是广大干部仍然用社会改革的观点来领导生产，对于社会主义也没有正确的认识；
同时，有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在作怪。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根据襄阳的经验：
首先要使县区干部具体地知道各阶层和乡干部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查明困难，摸清顾虑，批判对社会改革、社会主义的误解和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确立一切工作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着眼的思想。
其次要从总结当地组织互助组的经验教训入手，使干部懂得领导互助必须坚决遵守自愿两利的原则，掌握发展互助的规律性的知识。
然后对比土地改革前后的情况的不同，使干部认识从土地改革转入生产建设以后应该怎样做领导工作。
必须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现在农村中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好坏的关键，在于干部是否能把生产领导好，使农民由贫困变成富裕。
在民主建政工作中，必须紧紧地围绕着搞好生产的中心任务，用民主的方法，端正和贯彻生产政策，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打破顾虑，明确方向，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
襄阳县有些乡在民主建政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中南区关于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区乡干部联系实际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群众大会上，乡干部对过去的工作作了总结和检讨，对侵犯私有权的事情作了合理的处理，把妨碍生产的“规矩”宣布废除。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办法。
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各阶层人民的生产情绪就普遍高涨起来。
此外，襄阳地委的几项纪律性的规定，虽然不完整，但对解决上述问题也有其一定的作用，如：
（一）不准随便召开乡干部、群众大会，全区乡干部会经县批准，全乡群众大会经区批准；
（二）开会要有计划，有准备，尽量开短；
（三）不能随便让群众送信，区里通讯员应担负送信任务；
（四）用民工要出工资；
（五）代耕要经代表会批准，干部不准随便派工给自己做活；
（六）各部门所需表格要统一，该并的并，该简的简，该去掉的去掉，以减少干部与群众的精力负担；
（七）禁止对群众随便打骂、罚款、管扣；
（八）支部必须经常研究群众反映，不断根据群众意见改进乡的领导。

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通车
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工程完成后，已在03月28日通过第1列火车。
现在满载筑路器材的列车正不分昼夜地通过此桥运往黄河以西工程地段。
来自东北的木材，华北的水泥，西南一零一厂辗压的钢轨，华东、东北制造的五金器材，正像许多小山群一样堆积在黄河西岸。
过去公路桥梁无法承负运输的各种筑路机器，如采运机、架桥车等，也已陆续运抵黄河西岸。
（新华社）
萍乡王家源矿场发现新煤层
国营萍乡矿务局王家源矿场发现新煤层，使一口旧矿井延长开采时间十五年。
这个旧矿井开采年代已经很久，原有采煤区域内的储煤已接近采完，原来准备废弃。
后来萍乡矿务局领导方面根据有些技术人员和地质人员关于井下可能还有煤的推测，决定进行钻探。
钻探工人经过长时间日夜不停地钻探以后，证明在这个矿井下部的东、西断层之间，果然还横躺着一块一千二百公尺长的可采煤层。
这块可采煤层共分四层，其中最厚的一层，平均厚度为一点五公尺到四公尺，最厚的地方达六公尺。
这块煤层的储量，按现在计划的矿井年产量计算，要十五年才能采完。
萍乡矿务局基本建设设计部门根据钻探提供的地下资料，已紧张地赶制出开采这块煤层的设计方案，并决定从原矿井中部继续向下开凿一条斜井来进行开采，这样比另外开凿竖井可以给国家节省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建设资金。
现在，这个斜井开凿工程已经动工。
（新华社）
鞍钢机械化供应站大检修
鞍山钢铁公司机械化供应站，在去年起了重大的作用。
自去年04月到12月，共运送了一般材料七十余万吨；
如果用人工，上千的人要运一年多。
鞍钢去年建设中所需要的物资和器材，很多都是很重很大的，如果没有机械化的起重设备，就很难按时完成这个巨大的运输任务。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移动和运输，全站的车辆和机械，有很多部件都活动或磨损了，必须在工作任务较轻的季节里，抓紧进行一次普遍、细密的检修，方能保证完成今年更加繁重的工作任务。
01月下旬，鞍钢机械化供应站开始了大规模的检修工作。
现在大检修、中检修已经完成，已经开始检修还没有完成的有：
水泵三十六台，卷扬机十一台，电动机三十四台，搅拌机四台，汽车十六台，万能装卸机十一台。
根据目前情况看，除几种机械
（如吊车和布拉格式汽车等）因零件一时买不到或做不出而不能很快完成外，全站的机械检修工作可于04月15日全部完成。
在这次检修工作中，供应站全体职工主动设法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检修万能机的底盘时，发现高压油圈用完了，而这种部件一时很难买到；
正在无计可施时，修理工刘建华提议把坏油圈接起来，一试验完全可以用，把困难解决了。
供应站没有干燥炉，三十余台电动机不能修理。
电工关福诚主动把家里的电炉子拿来代用，保证了检修工作顺利进行。
许多采购人员工作也很努力，他们常常为了采购一种部件，由鞍山跑到沈阳，由沈阳又跑到大连、哈尔滨……直到买到为止。
四川都江堰岁修工程完工放水
四川省都江堰工程的岁修工程，已胜利完工，并在04月05日正式放水，灌溉川西三百多万亩农田。
现在川西平原的农民正紧张春耕播种。
都江堰这次岁修工程，是以灌溉和防洪并重，重点改建了一些永久性工程，并加强了用水管理。
这次岁修中，先后有数十万民工参加施工，共挖河方四十多万公方，砌石埂十三万公方，装竹笼五万多条。
这次岁修作了一些治本措施，把一百零八条堰渠合并成五十四条，大大改变了都江堰水系错综杂乱的旧有面貌。
为了使都江堰工程逐步改建为永久性工程，许多地方的竹笼已改砌为石埂；
各大堰口都修建了节制流量的闸坝，主要干流的分水口也修建了两座新式水闸。
和这次都江堰岁修的同时，彭县新修了一道三十九华里的官渠堰，可引都江堰水扩大灌溉面积二十三万五千亩。
今年，都江堰的用水管理机构已有加强，在全流域增设了两个一等管理站和四十九个二等管理站，以指导和监督各地实行轮灌制，消除过去上游灌溉不照顾下游用水的现象。
（新华社）
农民们热烈帮助钻探队
本溪煤铁公司山○一钻探工程附近的各村农民，都积极地支援钻探工程。
当负责山○一钻探工程的钻探总队第1中队到达工地之后，附近的农民纷纷传告这一喜讯，立即热情招待，让出住房。
后来，钻探总队准备建筑宿舍，农民们又自动组成打炕小组，帮助购买谷草，很快地铺成了三十多个新暖炕。
这些农民还积极参加钻探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
搬运木材时，农民出动了很多大车，并提出保证说：
只要钻探队需要，要多少辆，一定就给供应多少辆。
曾经当过木工的农民，热烈报名参加该队木工组工作，解决了该队木工不足的困难。
当部分钻探机开始试转时，因为水泵还没有安装好，各村农民又出动了许多骡车，从几里地以外往山上工地运水。
钻探队临时要借用一些水桶、镐头，农民们更是自动争先地借给使用。

对组织均衡生产的几点意见
黄琦
编者按：
本文作者分析了东北各企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生产情况，强调地提出了必须组织均衡生产。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组织均衡生产，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全国各厂矿在改进生产管理方面的中心要求。
为了实现有节奏的均衡的生产，本文中所提的，诸如改善技术管理、加强机械保养和检修、加强材料供应等生产准备工作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同时进行这许多工作，更不可能把这许多工作都做好。
因此，必须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有步骤地进行。
目前各厂矿必须抓住的根本环节就是制订作业计划。
基础好的厂矿，可以逐步改善已有的作业计划，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备。
基础差的厂矿，则可以先试订一个车间的作业计划，然后逐步推及全厂。
目前全国各厂矿基础虽有所不同，但需要加强计划管理则是相同的。
我们特将这篇文章发表在这里，供各厂矿领导同志参考。
生产上的严重不均衡
1952年东北工业生产，完成了国家计划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七，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百分之一百七十六点四，各种主要产品的总产值超过1943年水平百分之二十三点二。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的管理工作都作得很好了。
以原东北工业部系统的厂矿来看，每月平均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厂矿不能完成月计划，特别是每季之初的第1个月，竟有半数以上的厂矿不能完成月计划。
这种情况在地方国营企业更为严重，平均每月有百分之七十的厂矿不能完成月计划。
这些企业所以没有能完成国家计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的生产不均匀：
第1、年初松，年末紧。
如以1951年第4季度总产值为一百，1952年第1季度总产值则降低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六。
如以第1季度总产值为一百，第4季度总产值则上升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一。
第2、季初松、季末紧。
如以每季第1个月（一、四、七、10月）的总产值平均为一百，季末01月（三、六、九、12月）的总产值则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七，有的每季的第3个月份竟比第1个月份增高百分之二十五。
第3、月初松月末紧。
每月的下旬产量往往比上旬超过一倍至四、五倍不等，有的乃至超过十倍以上。
东北工作母机的产量，如以每月上旬平均为一百，则下旬为四百一十三点九；
电动机上旬平均为一百，则下旬为五百八十七点二；
卷扬机上旬平均为一百，则下旬为一千零一十。
由于生产上的前松后紧，生产的中断时间一般地占总生产时间的百分之十上下，有的则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设备运用率只能发挥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的只达到百分之四十。
不少的企业领导者，他们没有努力去改变这种生产不均匀的现象，为了完成任务，只知采取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有的甚至违反国家劳动政策，片面地完成国家的产量指标。
辽西省去年第4季度有的车间在半月之内每天连续作业十六小时以上，有的工人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
结果工人的伤病率提高，机修率增加，产品质量下降。
有的工厂04月份的废品率是百分之二，到06月份便上升为百分之三点七。
有的工厂，09月份的返修品竟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
这就提高了成本，影响产量任务的完成，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生产不均衡的几个主要原因
一、作业计划不准确。
作业计划是保证有节奏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主要条件。
但是我们许多企业的作业计划是不切合实际的；
不仅不能指导生产，反使生产不能顺利进行。
作业计划不准确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定额不准确，不是根据工人的实动工时制订平均先进定额，而是估计的统计定额，因此生产进度计划就和工人的实际操作时间脱节。
有的工厂一个月加工一种部件的计划，半个月就完成了，由于工时长短不齐，就形成有的零件在积压，有的工序在停工待料。
工时定额不准确，也就无法正确地计算工作台时，因而在设备的运用上，有的把小活放到大床上作，把大活反放到小床上作；
有的该是三台车床的活，却只派二台或竟派四台车床加工，这不仅不能充分发挥设备的效能，而且也造成生产上的极不平衡。
而台时计算不准确，就没有正确的机器检修计划，有的甚至就没有计划，只是盲目地赶任务，以致因机器事故而造成的停工现象增多，这就不能不打破既定的加工时间。
工时定额不准确，劳动力的使用也不正确，在各个工种的配备上有多有少，低级工干高级活，高级工反干低级活，既浪费了劳动力，而且生产上的不均衡的现象就随时出现。
其次是作业计划不及时，我们的企业管理，每月的生产计划一般是在上月之末或本月之初才到达车间，因而就严重影响材料与工具的准备工作，再加工具与原料缺乏甚至没有正确的定额管理制度，就造成了车间待料待工具现象。
有的厂10月份单等工具就浪费了七千六百八十六个工时，有的厂待料一千六百八十一个工时，有的工人一个工作日单找工具就花了八个工时，这就更促成了生产上的混乱，不能按预定工时完成预定计划。
二、生产组织不合理。
车间的生产组织，一种是落后的，把同类的机器按其生产目的及使用方法组成车间或工段，如锻工段、镟工段、铣工段等。
一种是先进的，按制造一定类型的产品所需要的机械种类和数量综合组成工段或小组。
目前我们许多企业的生产组织仍然是因袭旧的形式，因此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第1、生产上的关系极不密切，每个工序只能对每个工序负责，工序之间不发生关系，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对整个的部件与零件完全负责。
如车工废了，铣工不考虑，而且也无考虑可能。
第2、部件或零件的周转是非常繁杂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如有一个工厂加工钻床部件钻杆二十个，共有八道工序，它们周转是怎样呢？
往返工程管理组十六次，占二十九天，检查十三次，七天半，加上操作时间，共约六十天，可是实际在制时间只需二十三天。
而每一种零件，从投入材料时起，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谁也掌握不住它流到哪里去了，直到月终才能大约地知道出产多少，而没有完成的部分，仍然不能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完成，领导上是心中无数的。
第3、在这样的组织下，有的工厂为了达到生产上的均衡，就不得不采取多投料少要任务的办法以应付下一个生产环节，因而一方面生产上的占用量大、积压了资金，另方面生产上的不均衡现象就更加突出。
三、技术管理不善。
技术管理的好坏与产品质量的好坏有关，也是均衡生产的重要因素。
因为生产上的各个环节是互相依存的，一道工序出了废品，下道工序就会停工。
可是我们不仅经常地出现废品，而且废品的数量是忽多忽少。
就使作业计划不能准确地掌握其规律而制订准确的生产进度，生产上的中断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技术管理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1、质量标准不明确，设计不准确，特别是图纸错误更多，有一个工厂三张图纸竟有九百多处错误。
于是图纸经常修改，废品经常产生。
第2、没有贯彻或者根本没有操作规程。
因此许多重要部件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第3、检查制度松弛，许多部件的检查，不是从第1个开始，而是整批地积压之后才进行检查或者抽查，因此拖长了时间，致停工待料；
或者检查不严，直到加工时才发现废品，造成中间停工。
关于推行均衡生产的几点意见
一、加强作业计划工作。
作业计划是否准确，其关键在于工时定额是否准确。
为要正确地制定先进的定额，一方面要加强原始记录，并在工人中深入地进行教育，展开深入的讨论，在工人自觉的基础上把先进定额变为工人自己的定额。
同时计划工时必须经常注意工人的先进经验，及时修正，使与工人实际操作相符合。
二、改进生产组织，有计划地改变旧的组织形式。
如以机械工厂为例，可将在加工过程中各种相同类型的零件，分别归类而划分工段，如大件、轴型、轮型、标准件、杂件等工段。
在每工段中，再以产品为单位划分小组。
在先进的计划确定之后，根据各种零件所需的不同的工种和工时，分配一定数量的不同工种的工人；
根据各种零件所需的不同机床与台时，配备一定数量的不同机器；
根据各种零件的加工的顺序，适当地调整机器位置，使与工序相称。
当然工人的出勤率和技术熟练程度，机器检修率和它的精密度，以及产品的废品率和储备量等，也都要作充分的准确统计。
经验证明这样的组织形式有以下几项优点：
第1、由于工序紧密衔接，产品运转路程缩减，生产循环期和工序占用量都将减少，因而就可以减少车间的流动资金。
如某工厂在一个工段实行改革的第1个月中，齿轮的循环期由六十七天降为三十六天，工序占用量由过去一百四十台降为一百台，流动资金由过去五亿五千九百多万元减少为三亿元。
第2、由于以完成产品为单位的工段或小组之间及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加强了，同时也就增强了他们对完成任务和互相监督的责任心。
第3、由于定人定机定活，每个工人都增加了对机器保养的责任心，中断时间减少，设备运用率提高。
第4、干部心中有数，能及时掌握情况以推动生产。
第5、便于实行车间经济核算。
过去工段或小组不是单独地完成产品，因而车间的成本核算，不知道材料和辅助材料等加到哪道工序上，成本的提高或降低是在哪个工序或哪个小组里，因而也就找不出影响成本的薄弱环节而加以克服。
改变了生产组织，从工段到小组都可以把每种产品的成本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来，有的工厂从组织独立产品工段与小组后，已在顺利地进行几年来车间所不能进行的成本核算。
三、加强技术管理。
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这对保证均衡生产，特别是在大量生产新产品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意义。
因此，第1、要加强质量标准，特别是加强设计与图纸的责任制。
在技术人员当中，要有明确的分工，要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
第2、在工人中必须认真地贯彻操作规程，不正确的操作规程必须及时修正，先进的操作方法要及时总结，并认真地推广。
第3、检查制度要切实执行。
不合理的固定检查岗位和大量的检查方法，要改变为流动的和逐件的检查制度。
不仅是消极的检查，而且要研究废品的原因，提出改正的意见。
四、作好生产准备工作。
生产上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材料、工具与机器检修，除根据生产的需要作好及时供应与检修计划外，必须认真检查材料的规格与质量，不合格的材料不仅影响产品质量，而且往往是改变生产时间影响节奏生产的重要因素。
要作好工具的消耗定额与使用制度，组织工具车间的均衡生产，要学习苏联定机定人的机器检修法，实行减少或消灭中断时间的累进奖励制度。
五、推广先进生产经验。
所谓均衡生产，只能是相对的均衡，而不是绝对的均衡。
在不断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工人的技术逐步提高和窍门不断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就会不断地产生，这是必然的。
因此，均衡生产必须与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密切配合，不断地提高落后环节推动生产前进。
六、加强科室的政治工作，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我们的科室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工作互相推诿，互不负责的现象到处都有。
有一个工厂在批领某项修建用款时，厂长批到材料科，材料科又批转供销科，供销科又推到行政科。
这说明了需要对科室的工作人员加强政治教育，使他们树立依靠工人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态度。
为要教育职工，企业领导者必须克服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目前领导工作上的问题是会议多，解决问题少，缺乏深入而系统的检查工作。
只有把计划与执行情况的检查联系起来，才会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不断的改进。

应注意书籍的封面装帧和插画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丁贵池来信说：
我对目前的出版业有两点意见：
一、目前新书的封面装帧不够讲究，封面画的设计有公式化、简单、粗劣的现象。
我常看到这样的封面：
书名大致是用宋体字，另加印一张照片，或加印一些与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的常见的图案，或者是窗花。
如“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丛书中的“吕梁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最近出版的人民文学丛书“铜墙铁壁”“火光在前”等等一套书的封面，都是那么平板、乏味。
有些翻译的文艺书籍的封面也是如此。
我觉得出版者、作者以及美术工作者都应注意书的封面设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应该根据书的内容绘画和设计多彩多样的有艺术价值的封面。
像鲁迅先生对待一些书刊的出版那样地注意。
二、书中应多加些插画。
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插画就很好。
而我们最近出版的一些好的文艺书籍都没有插画。
我认为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以及最近出版的“杜甫传”应该请美术家多作些插画，尤其是青年和儿童读物等等，都更应加上大量的插画。

新华书店总店关于加强林区书刊发行工作的答复
新华书店总店来信：
03月24日报载孙德功同志关于加强林区书刊发行工作的建议很好。
我们已通知东北总分店把为林业工人服务的已有经验进行总结，以便向其他林区推广；
并让该总分店指示内蒙古东部区分店重视林区的发行工作，迅速指定一定组织负责进行此项工作。

灵璧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在春耕期间竟任意浪费民力
安徽省灵璧县娄庄区读者殷怀义、刘政来信：
灵璧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在春耕期间乱发通知，浪费民力，不但影响春耕生产，并造成不良政治影响。
03月份该室通知我区在03月25日到县里去领取三万斤豆饼。
到了25日，我们派大车二十四辆到县里找该室负责同志写拨条去领。
答复是：
“豆饼霉了，你们到尹集去拉吧！”
从县城到尹集有五十多里路，我区去的赶车群众只带二顿干粮和草料，没法前去，只好回来。
03月28日，该室又下通知要我区在03月31日到县城去领取一万斤小秫秫、十万零九千斤大秫秫。
我们怕再白跑，事先在电话请示五次。
他们答复是：
“绝不会跑空。
我们和粮食局说好了，保证有粮，走到就拉。”
31日我区吴连元同志带了七十辆大车到县城。
不料粮食局负责同志说是生产救灾办公室并未通知他们。
当时我们就追问生产救灾办公室，他们答复说：
“现在没粮了，改日再来拉吧。”
我们只得回来。
前后二次九十四辆大车白跑，共浪费人力一百八十八个工，畜力二百八十二个工，使春耕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群众非常不满意。

苏联专家的医术和优良作风
加强了我们学习苏联的决心
中央直属机关第1医院小儿科医生刘瑞林来信：
前些日子，在我院住院的一个婴儿病势很沉重，我们用一切方法治疗都不见效，就打电话给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邀请苏联专家来会诊。
我们在电话中谈了病儿的危急情况，对方接电话的那位同志立刻说：
“只要苏联专家们有时间，一定会去的。”
并问清了我们的电话号码。
三分钟以后，对方来电话说：
苏联专家有时间来我院会诊。
我们提出马上派车子去接。
对方答复：
“苏联专家早已坐车子出发了！
你们只要派一位同志在门口等着带专家进去就好了！”
不久，到我院会诊的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小儿科专家杜比宁娜来了。
她没有下车就关心地问病儿的情况，下车后比我们带路的同志还着急地大踏步进入了患儿的病室。
接着，她就仔细地为病儿检查，还指示了我们不少应急的处置。
这时，儿童医院的胡大夫也被请来会诊了（原来我们怕苏联专家没有空，所以也同时邀请了儿童医院的大夫）。
胡大夫认为苏联专家已经会诊完了，自己就不必要再检查了。
但是苏联专家却亲切地虚心地一定要胡大夫进行检查。
在讨论诊断和治疗的时候，又不断征求我们大家的意见，并详尽地回答了我们所提的一切问题。
为了使患儿家长安心，专家又主动和家长谈话，慈祥而耐心地作了很久解释和安慰。
临走时，她还频频的叮嘱我们应该怎样继续抢救工作。
她的嗓音都发哑了，但到我院来后却连一杯开水都没有工夫喝。
依照苏联专家的指示，我们终于把病势危笃的小宝宝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还有不少苏联专家曾来我院会诊，都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教育，并向我们介绍了苏联的先进医学经验。
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无私友情和为病人服务的精神。
我一定按着毛主席“学习苏联”的指示，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医学技术，学习苏联专家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不辞劳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

编者按：
许多读者继续来信对某些地区不重视护林工作提出批评，指出各地任意砍伐林木和烧山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十分重视的。
我们建议各地政府继续深入群众加强护林教育，建立和整顿群众性的护林组织，对破坏林木的现象必须迅速制止，并抓住典型事件严肃处理，以教育一般群众。
读者继续揭发破坏林木现象
浙江象山县石浦区金星乡
破坏林木的现象十分严重
夏学祥、吴祚增、杨梅葆来信：
浙江象山县石浦区金星乡破坏森林现象严重。
自去年入冬以来，很多农民上山砍树。
王阿生高坑的竹山，现在已被砍光。
王振茂种五百株桐子，活了三百株，现在有的被牛踏死，有的被砍去当柴烧，只剩下三株。
五村蔡小有互助组砍了三万斤松树，计九百株左右。
而该乡人民政府对这一严重现象置之不理。
今年02月一号乡干部蔡梅英还批准了五村金全根砍一万五千斤松木，而金全根实际上竟砍了三万斤。
三村农民没有经过批准就上山砍树，乡人民政府也不管不问。
有人偷砍了别人的树，树主请乡人民政府处理，乡长也不管。
因此农民说：
“自己不砍白白的被别人砍去，还是自己砍了好。”
我们建议象山县人民政府应该迅速检查这一情况，并加以纠正。
湖南省临湘县人民政府
应防止烧林事件继续发生
读者斌辉来信：
湖南省临湘县森林着火的情况很严重，今年03月份一个月中就连续发生五次烧山事件，焚毁森林面积六千多亩、烧掉大小松树约十八万株。
发生火灾的原因：
有的是地主阴谋破坏，有的是农民烧山坎、田坎时不慎。
建议当地人民政府加强对群众进行防火护林的教育，并对阴谋破坏森林的不法地主分子严厉惩办，以防止烧林事件继续发生。
榆林县人民政府应教育农民
不要到乌审旗砍伐柳木沙蒿
绥远省林业局张国珍来信：
绥远伊克昭盟乌审旗不少地区是明沙草地。
大风一起，黄沙弥漫，对农牧业危害十分严重。
当地蒙族牧民为了防止风沙，保护牧场、牲畜，就建立了护林组织，对天然沙柳、雾柳和沙蒿加强保护，并连年采集沙蒿籽种大量播种。
但与该旗邻近的陕西榆林县有少数农民却经常到该旗破坏这些沙柳、雾柳和沙蒿。
该旗护林委员曾几次说服他们停止砍伐林木，他们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说：
“人民政府号召我们多上肥料，我们砍回去好沤粪呀！”
这不但使当地牧民和附近农民生产受损失，并且也会引起两地蒙汉人民的不团结。
建议榆林县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教育该县农民不再到乌审旗砍伐沙柳、沙蒿。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13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13期已在11日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自由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社论指出：
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关系，它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苏联巨大规模的和平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获得的成就，以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获得的成就，被全体进步人类看作对于争取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友谊的事业的伟大贡献。
社论接着说：
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警惕地保卫着人民政权的成果，随时准备无情地惩罚一切胆敢侵犯和危害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的人。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削弱各国自由人民的友谊和联盟。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基辛涅夫斯基的“列宁和斯大林论新型的政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约·里瓦伊的“各国人民友好——伟大和无敌的思想”，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彼·谢嘉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领袖”。
基辛涅夫斯基的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和指示，并指出斯大林同志的最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他在和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及其他叛徒的斗争中，捍卫住了并且天才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以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论点丰富了关于党的学说。
这些论点包括：
精通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巩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等。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党的学说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行动的指南，是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获得胜利的坚固基础。
今天，在伟大的斯大林已经和我们永别了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是由经过考验的领导机构领导着的苏联共产党打着前进的。
苏联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模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列宁—斯大林式的领导机构表示无限的感激和忠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将把国际工人阶级更坚固地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
里瓦伊的文章叙述了斯大林同志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巨大贡献。
文章说，在苏联，伟大的友谊团结了六十多个大小民族和种族。
这种伟大友谊的基础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说。
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工人阶级，首先关心的就是真正在物质上和经济上保障民族平等，斯大林就是这种思想的旗手。
文章接着指出，斯大林同志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伟大战士。
斯大林同志在巩固苏联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将完全战胜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掠夺思想。
谢嘉的文章是他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陶里亚蒂六十寿辰（03月26日）的时候写的。
这篇文章叙述了陶里亚蒂同志从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意大利的和国际的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的贡献。
谢嘉说：
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就，首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陶里亚蒂同志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
他使意大利共产党变成了一支能够打着自由、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旗帜前进的力量，变成了一支能够给意大利人民以美好将来的力量。
本期还刊载了伊·恩纳姆里所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农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土地的斗争”。
文章指出，这个农民斗争是与叙利亚和黎巴嫩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新华社）

坏分子杨茂林为什么能够长期盘据乡政权实行恐怖统治
编者按：
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坏分子杨茂林篡夺乡政权，贪赃枉法，保护地主，对农民实行长期恐怖统治的严重事件，其全部详情，深刻地说明了这些怙恶不悛的坏分子所以能够长期盘据基层组织的主要原因，乃是某些区、县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于人民群众的除恶斗争抱着严重的漠视态度，纵容了坏分子的作恶。
陕西省和当地县的领导机关，有必要把这一事件当作典型事件加以处理。
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原乡长坏分子杨茂林，曾在国民党匪军中当过多年副连长。
那时即与地主、伪保甲人员勾结，欺压农民。
解放后假装进步，伪造历史，欺骗人民政府，当了乡长，并混入共产党。
1950年冬，该乡土地改革刚开始，杨茂林就接受地主贿赂，极力限制农民积极分子发言，诬蔑他们
“不懂政策，捣乱会场”，公开辱骂贫雇农是“昏猪闷狗”、“二流子”、“小偷”。
他对中农说：
“你们是中农，为什么也跟那些人乱跑？
斗下地主东西也落不到你们名下。”
他指使地主的爪牙们在评成份会上替地主多报劳动力和人口，隐瞒土地和债务关系，保护地主漏网过关；
然后再向区里作假报告，骗得上级批准。
当时窃据农会主任职位的地主爪牙高尚文，也接受了地主的贿赂，与杨茂林共同压制农民斗争。
为此，农民积极分子首先向区、县要求罢免高尚文的农会主任职务。
杨茂林为应付上级和群众，就叫高尚文的儿子高志俊接当农会主任。
同时杨茂林想到要保持自己的统治，非离间群众和上级的关系不可。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首先是在征收公粮等工作中有意地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使人民埋怨政府。
群众一时交不齐粮，他就派民兵到处搜粮，逼得农民含着眼泪卖牛交粮。
段家崖一孤寡户一时交不出粮，他们就把小孩拉走，把老太太踢倒。
杨茂林扬言说：
“这是上级命令”！
“公事公办”！
然后他就向上级报告：
“公粮全部完成！”
区里也就盲目地把杨茂林当成“好乡长”，在干部会上、群众会上表扬他。
然后，杨茂林又勾结区公安助理员张志谦（原伪人员），互相称兄道弟，要张利用职权陷害好人，把反对杨茂林罪恶的人都诬为“挑是生非”、“攻击乡长”的“坏分子”。
同时把杨茂林的亲信安插为“农会主任”、“治安主任”等，对于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对地主坚决进行斗争的村干部，则给以打击和撤换。
进行了上述种种阴谋活动以后，杨茂林就更猖狂地破坏农民运动。
他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
“上级有命令，不许告地主了。”
他威胁农民说：
“谁再告地主，就是反革命捣乱乡村政权。”
并要“各村干部、民兵好好地给我监视着，谁再活动告地主，就给我往乡政府送。”
地主和地主的爪牙则趾高气扬，明查暗访，发现群众三两个人在一起谈话，就秘密报告杨茂林，给以打击。
小沼高村地主高树林弟兄发现本村农民高甲、高志明、张子明等写材料向上级揭发他们的真实成份，就在夜间到杨茂林处告密。
第2天清早，杨茂林就到小沼高村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把高志明等三人和帮助他们写材料的王志建痛骂了两个钟头，还动手打了张子明。
高志明和高甲二人一同去尧都村，被小学教员李景明、马明玉（都是伪人员、解放后混入党内）看见，就报告到乡政府。
杨茂林就和支部书记阎文章、区干部张建国等赶出来把高志明和高甲带到乡政府审问。
杨茂林说：
“你们不是告地主吗？
我这里就是公堂！”
1950年夏历12月，杨茂林和区公安助理员张志谦从县公安局保出地主一贯道首高树杰（杨受贿四十万元）。
这事被小沼高村农民高彦秀发觉，杨茂林就持枪去威胁高彦秀：
“不许对人说！”
高彦秀不顾威胁，到醴泉县人民政府控告，县府一科科员门镇邦打电话把这件事交给四区区政府查办，区里又叫杨茂林的帮凶张志谦查办。
于是张志谦就和杨茂林策划陷害高彦秀。
他们以“诬告乡长”的罪名，把高彦秀捕到区里，当时的四区区长段复兴把高彦秀打了一顿，最后送到县人民法院去法办。
县人民法院没有审问，就把高彦秀关押了七十多天。
以后县法院明知押错了，也只是以“在服劳役期间表现好”为理由，将高彦秀释放了事。
1951年夏历03月，尧都村农会小组长王怀清到县人民法院控告杨茂林私扣军鞋和群众的麦子。
县人民法院又将此事转区查处。
区干部张建国和杨茂林又以“诬告乡长”的罪名判王怀清“服三个月的劳役。”
这一处理，也是经区长段复兴批准的。
区县干部的庇护纵容，更助长了杨茂林等坏分子的气焰。
杨茂林时常可以随意下令捆绑吊打对他不满的农民，或亲自用鞋底、板凳、铁丝绳、枪探条、皮鞭等打人。
群众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甚至卧床不起。
仅杨茂林自己就毒打过二十二人。
打过以后，还要挨打的人摆酒席道歉或下跪认罪，才肯罢休。
一次，一个工作人员到小沼杨家村贫农杨贤家调查该乡情况，杨茂林就在群众大会上骂杨贤：
“把你先人的文书匣子翻开查查，你先人手里告过人没有？
你敢告人？”
藉此，他讹了杨贤三斗麦子，逼得杨贤把七个月的男孩也卖了。
杨茂林的黑暗统治，终于征服不了农民。
农民们在每次正义斗争受到坏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的打击后，便秘密召开会议，互相安慰，鼓舞斗志。
他们说：
“只要有毛主席共产党给咱做主，杨茂林再厉害也挡不住。”
农民的这种秘密会是借打柴、拾粪作掩护，溜到野外或破庙里去开的。
他们不断地推举代表到上级控告。
各村的群众代表又利用赶集上会作掩护进行联络，并公推六十多岁的老农民李逢吉做全乡的总代表到省里去控告。
1951年夏历09月30日，李逢吉写了一封控告杨茂林的信挂号寄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但只是由陕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把这封信转出去了事。
李逢吉等了二十多天不见回信，就又到醴泉县委会去控告。
县委会的收发不让他进去，说：
“去人民政府告吧！”
李逢吉把状子塞进收发室的窗口，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响。
12月间，李逢吉又亲手交给该乡查田定产工作组组长乔润和一张控诉状。
12月中旬，这张诉状又转到区。
区干部认定杨茂林是
“好乡长”，告状人是“坏分子”，仍叫杨茂林去
“教育群众”。
这时县委组织部长雷兆春（现任醴泉县委副书记）正在四区工作，他不调查不研究，就轻信区乡干部的话，也同意这样做。
杨茂林得到县、区官僚主义分子的支持，就在12月25日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斗争李逢吉。
会上，工作组长乔润和也以“不坦白就冻一夜”来威逼李逢吉坦白“诬告乡长、捣乱乡政权”的错误。
李逢吉没有屈服，反而当众揭露了杨茂林的各种罪恶。
杨茂林等羞恼成怒，便把李逢吉送区“法办”。
区干部卢宏昌取得区长马超、区委副书记苟靖华的同意，逼迫李逢吉写“悔过书”，承认“错误”，并要他去给杨茂林道歉，另外还判他受“农村管制”。
李逢吉回家后，既没认错也没去道歉，又到醴泉县委会去控告。
从1951年12月28日到1952年01月，他前后到县委会去过四次：
两次被卫兵阻止，未能入内；
一次由县委研究员曹振清接见，答应转告负责同志研究处理。
最后一次他先见到了县委代理秘书张思温，张过去听区干部反映过李逢吉是“坏人”，见面只讽刺了一句：
“你就是久务辞讼（爱惹是非）的李逢吉啊！”
就走开了。
李逢吉又去见雷兆春，雷兆春对李逢吉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李逢吉说杨茂林包庇地主、贪污受贿、打骂群众；
雷兆春就说：
“地主成份是由县上决定的，杨茂林想包庇也包不住。”
“杨茂林受地主的贿你亲眼看见了没有？”
“杨茂林打骂群众是错误的，但已检讨过了。”
当李逢吉坚持要求惩办杨茂林时，雷兆春说：
“处分杨茂林是政府的事，你要愿意告，到法院去告。”
李逢吉临走时问这事到底怎么办？
雷兆春说：
“材料给你转到区里去了，该怎办就怎办。”
李逢吉刚一回到家，区干部卢宏昌和杨茂林就以“写了悔过书又去告人”的罪名，要把李逢吉捆绑送区。
这事激怒了群众，数十人蜂拥而上，拦住不让绑李逢吉，并要把卢、杨二人送县。
在群众的义愤下，卢宏昌、杨茂林当时没敢把李逢吉绑走。
第2天卢宏昌却又派人把李逢吉带到区上，一面谩骂，一面威胁说：
“你就是告到中央去，也得经过这里办。”
区委副书记苟靖华在吃饭时讽刺李逢吉说：
“你是工属，本来应该给你饭吃，但你犯了人民的法律，不能给你吃。”
三反运动开展以后，咸阳专区（注：
现已撤销）公安处派张维瀛（现任醴泉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委委员）到醴泉县帮助工作。
张维瀛看材料时，发现了群众揭发杨茂林等勾结地主、陷害检举人高彦秀的一封信，当即派刘志俊、谢登科到该乡进行调查。
刘、谢二人一到该乡，立刻受到坏分子高志俊的监视。
他们到高彦秀家去调查，杨茂林竟以“不带介绍信，私入坏人家”为理由，要捆绑刘、谢二人。
刘、谢被迫返县。
高志俊、杨茂林等当夜又把高彦秀非法逮捕到区关押。
区委副书记苟靖华见到高彦秀时说：
“你说干部黑暗，今天也要把你黑暗一下。”
高彦秀的父亲第2天哭诉到县，张维瀛把这事转告前县长王英。
王不相信，说：
“他们那里敢这样！”
后经打电话查对，才相信了。
王英虽然在电话中批评了苟靖华这样作不对，也派干部下去调查过，但最后只是把杨茂林叫到县里，由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干部轻描淡写地对杨批评了一下就算完事。
杨回乡后得意地说：
“县里也没把我怎么着，县里说我没错误。”
张维瀛坚持要把问题弄清，就又派县公安局干部刘志谦到该乡调查。
刘去后深入群众，经过个别访问和秘密调查，并接受了群众四十余张诉状，基本上弄清了杨茂林等把持乡政权，包庇地主，迫害群众等罪行。
他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
“杨茂林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
张维瀛又把分散在县级各机关的数十份群众控告杨茂林的诉状集中一起，连同刘志谦的调查报告分送县的各有关单位，请他们研究处理。
雷兆春（当时已升任县委代理书记）只粗粗看了看报告，就仍肯定杨茂林问题是“作风”问题，毫无根据地说刘志谦的调查材料“夸大”。
以后又借口
“三反”运动忙，就把这事搁下了。
这时杨茂林又向区里反映说：
“刘志谦下乡走的是坏人路线”，“给乡里工作造成许多困难。”
他跑到区里向区委副书记苟靖华、区长马超请求“辞职”。
马超说：
“区上给你撑腰。”
苟靖华说：
“组织替你负责。”
杨茂林得到支持，就又跑回乡去大骂给刘志谦反映材料的人说：
“看你们狗东西能把我怎么样？”
以后，群众继续向县里揭发杨茂林的罪行，县里又派监委会干部刘益民下去调查，并把杨茂林再次调县审查。
但县长、县委书记仍未亲自问一问，就根据刘益民与杨茂林谈话的结果，认为杨茂林“工作积极，只是作风不好。”
为了平息群众愤怒，他们决定把杨茂林和三乡乡长刘清贵对调了事。
杨茂林得到消息，一面拖延不办交接手续，不离四乡；
一面通过其亲信分子给县级各机关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咸阳专署等处写信，说：
“杨茂林工作积极，立场很稳，掌握政策灵活，能为穷人谋利益”，“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坏分子过于严肃”，“要求政府对诬告杨茂林的坏分子给以严重打击”。
群众看到杨茂林迟迟不离四乡，又派代表到县人民政府去催问，向民政科长刘彪彬提出：
如杨茂林不走，群众就要搬走。
这时刘彪彬才打电话限令杨茂林当日离开四乡。
但苟靖华、马超却向县里反映：
“县里处理杨茂林问题有偏差，干部群众都不满意，四乡的工作因此而落后了。”
实际上是杨茂林的爪牙故意抗拒缴纳农业税等任务，想迫使上级调回杨茂林。
杨茂林调到三乡以后，在其忠实爪牙支持下，仍然统治着四乡，并回四乡去打过农民杨永信。
但县领导干部仍不醒悟，对坏分子仍未作任何处理。
直至1952年08月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派检查组去四乡调查杨茂林案件时，全乡仍然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经过多方解除群众顾虑，反复对证，才将杨茂林的罪行大体调查清楚，杨茂林也被迫在群众面前承认了错误，醴泉县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也决议将杨茂林撤职法办。
杨茂林在押期间，向雷兆春打听为什么押他，雷告诉他原因是“屡教不改，三反以后还打人”。
杨茂林弄清了这个“底细”，就先向县法院“请假”。
县法院审判员赵显未经领导干部批准，就擅自把杨茂林放回。
杨茂林回去后，就通过该乡代理支部书记李之正召集他的亲信分子李景明、杨永治等开“支部大会”，并用这个“支部”的名义写信证明杨茂林没有打杨永信，还派了“支部代表”到县委会、县政府和县法院去作证。
杨茂林在四乡各村的亲信分子同时造谣威吓农民：
“刘县长说了，杨茂林还要到四乡当乡长……”在写给县政府的证明信上，杨茂林等竟把因被杨殴打而正向法院控告的杨永信的名字也签上了。
县长刘新怀看到后虽发生怀疑，但也不追究。
雷兆春即以杨茂林不承认打人的事为理由，打电话告诉县法院暂时不要关押杨茂林。
杨茂林曾把贫农杨永祥的庄基分给他的亲信分子杨彦明，还辱骂杨永祥；
杨永祥到区里去告，区干部刘芳、刘子谦等不管，使杨永祥最后愤极自杀。
杨永祥的死又激起了群众公愤，死者家属也多次到县法院去控告。
杨茂林为应付这件事，就指使亲信分子李景明等编造谣言，说“杨永祥是强奸儿媳未遂羞愧自杀的。”
县法院书记员纪逢杰前往调查时，又听信了李景明等的谣言，不予处理。
直到杨永祥家属向陕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咸阳专署控告，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打电话给醴泉县长刘新怀，批评了他不执行会议决议，不严肃处理杨茂林问题以后，县法院才将杨茂林关押起来。
接着咸阳专署人民监察处郭云山会同醴泉县监察委员会许景瑶再次深入群众调查，才查清杨永祥自杀的真相。
12月，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从西安群众日报得到有关杨茂林违法乱纪以及醴泉县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材料，协同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等单位，组织工作组去该县进行检查。
工作组初到四乡调查时，基本农民都远离工作组。
他们说：
“调查八、九次了，一回也顶不了事，小心话说的多了，闯下大祸来。”
后来经工作组反复讲解政策，揭破杨茂林集团坏分子的造谣恐吓，并大力争取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才将上述情况彻底弄清。
现正着手整顿该地中共支部和乡村政权，并正研究对违法失职的干部予以处分。

我们的家庭变成了幸福家庭
郑相辉
我叫郑相辉，是重庆市第3区覃家岗乡新立村的一个农民。
1945年，由父母包办我和李文兰结了婚。
结婚以后我们就不和睦。
又因为结婚时请
“喜酒”借了些钱，债主常来要账，我心里很气，认为李文兰是个祸根，更加对她不好。
一天到晚又看到邻居打老婆，我也就学会了，常打李文兰。
在旧社会里，我习染了很重的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觉得“妇女只会烧茶煮饭，干不了事”，“男子汉，当家人，就该把女的管住点”，经常找点“过错”，打骂李文兰；
甚至自己作错了事，譬如生产搞不好，心里不高兴时，都找李文兰出气。
我卖小菜的钱，从不给她用。
结婚七年多，连针线钱都没给她一个，把钱包藏了又藏。
我还时常在母亲面前说她坏话，母亲信我的话，也说文兰不对。
文兰受了委屈，有苦无处说，只躲在一边哭，对生产、家务、小孩都无心照顾。
解放后，我当了村农民协会主席，虽然不再打骂李文兰了，但还是瞧她不起，经常是“黑脸进，黑脸出”，动不动就向她提出：
“我们感情不好，离婚！”
我和文兰都有封建思想。
我的工作忙，有时深夜回家，她不给开门，还怀疑我在外边乱搞男女关系。
她说：
“男女干部在一起工作，又跳舞、又唱歌，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
有时我看到文兰唱歌、跳舞，也羞得脸绯红，心里不高兴。
我们整天吵吵闹闹，生产搞不好。
1950年，我在农村干部训练班学习了婚姻法，对封建婚姻制度、封建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但当时还有些错误想法，认为婚姻法只是对妇女有好处。
1951年，又听了几次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才检查出自己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我想：
自己是干部，一定要带头清除坏思想才对；
尤其是听了第3区妇联甘露同志的报告，才认识到婚姻法不单对妇女有好处，对男人也有好处。
甘露同志在报告中举了许多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因为懂得了婚姻法变为民主和睦的新家庭的实例。
我想：
自己的家庭是一个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要搞好生产，就要先把家庭变得民主和睦起来。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以后，我主动地向文兰作了检讨，她也大胆地向我提出意见，说我有一次用扁担打她，有一次又骂得她哭了……。
这一来，两人都认识到以前的不好，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好，男尊女卑的思想要不得。
不久，我便和文兰、老母亲一起开家庭会，大家自报公议作了家庭分工，实行经济民主。
文兰抢先把煮饭、卖菜、挑煤、挑水、割草等重活担起；
母亲作煮猪草、带小孩等轻活；
我主要是搞生产、搞农会工作。
作新衣、买东西和生产等问题，都在吃饭的时候讨论。
过去称半斤油、半斤盐都要我亲自去，家里的经济大权由我一手包揽，现在由文兰和母亲管理，钱用得很有计划。
我工作起来也安心了，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两挂。
现在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天天笑脸进，笑脸出，有意见互相提出来。
有一回，文兰发现我只搞工作，忽视了生产，就向我提出：
“工作要努力搞，但生产也不要放松。”
及时纠正了我。
文兰在我帮助下，努力学习，当选了学习模范。
去年春天，覃家岗乡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成了很多生产互助组，但是妇女参加的不多。
我首先动员文兰参加互助组，向她说：
“解放了，妇女要参加劳动才对。”
去年栽秧时，我叫文兰下田栽秧。
她说：
“人家都说：
女人下田田要漏，栽不活，不结穗，我要下田怕别人骂。”
我说，那是封建迷信思想，是过去男人轻视妇女的思想，并告诉她怎样扯秧，怎样捆秧，怎样栽心。
文兰在我帮助下，插秧从稀密不匀，行路不直，慢慢作到像鞋底一样整齐。
因为文兰下田栽秧，第1天带动了三个妇女，第2天又带动了七个妇女，后来文兰和其他妇女都学会了栽秧。
从这里，我体会到妇女确实和男子有同样的能力。
从此我们夫妻感情也更好了，互相从生产、思想、生活各方面帮助，还互相鼓励要在生产上争取模范。
去年秋收打谷时，文兰抽出午睡时间，在太阳底下选种。
她说：
“想起选好‘中农四十三号’迎接大生产时，劲头就大了。”
四个中午选一老斗多，打谷工作也没耽误。
区上评选模范时，她被评为选种模范。
我也由于积极生产、积极工作，稻田每亩产量增加到七百八十多斤，被选为水稻田模范和重庆市党的模范宣传员以及重庆市的模范工作者。
我们的互助组去年比前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二。
文兰怀了孕，挑水不方便，她就向我提出，叫我到街上去买点药把孩子打下来，做事情好方便些。
我说：
“妇女生孩子是光荣的事，不能打胎。
婚姻法保护子女利益，你现在做不得重活，我应该帮助你。”
我就把挑水、挑煤、卖菜等重活担起来，让她多休息。
但是文兰怕我事情做多了，要影响生产和工作，等我开会去了，悄悄地挑水。
我发觉了，就每天早点起来把水缸挑满，把水桶藏起来，晚上回家后再把水缸挑满。
我不能让她挺着大肚子去挑水。
文兰也非常体贴我。
每天晚上，她坐在门口等我回家。
我一进屋，她就端一大盆热水让我洗脚，连鞋子都给找来。
李文兰和母亲的关系也好了。
以前母亲不喜欢她，故意说她早上睡懒觉，现在还特别叫她多睡一下，免得怀着孩子累坏了。
晚上文兰去学习，母亲把两个孙子带得好好的。
这次文兰生产以前，母亲养了很多鸡，准备她生产后吃。
文兰也很关心母亲，天天早上煮一个鸡蛋给母亲吃，说她老人家身体不好，要补养一下。
以前文兰恨不得婆婆早死，现在希望婆婆多活几年。
我们夫妻和好了，家庭和睦了，家庭收入也增加了，生活越过越好。
1952年，我们全家（六口人，三个小孩）添置了新棉衣六套，新单衣八套，新内衣六件，喂了四只猪。
今年春节时还杀了个过年猪。
很多群众都羡慕我们的幸福家庭，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过春节那天，我和文兰带着孩子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玩了一趟。
文化宫墙上贴着很多标语，我教会李文兰认了上面的三分之二的字。
李文兰对我说：
“毛主席来了，解放了，人民政府专为我们劳动人民修起这样漂亮的文化宫，多幸福呀！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1953年要争取丰收。
明年过新年我们带着孩子坐火车到成都去玩！”
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有了婚姻法，我们夫妻和睦团结了，婚姻法的好处真是说不完。
这次重庆市贯彻宣传婚姻法，在覃家岗作重点试验，我和文兰被表扬为模范夫妻。
我们一定永远保持这个光荣称号，更加努力生产和工作，并经常向群众宣传婚姻法，使人人都能过幸福的家庭生活。
（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文化简讯
今年华北区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结束
1953年华北区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举行了六天，已在04月10日结束。
大会共进行了五十场比赛。
比赛结果：
北京市代表队获得男子篮球、女子篮球和女子排球冠军，天津市代表队获得男子排球冠军；
北京代表队队员季恩义获得男子网球冠军，卢璐获得女子网球冠军，林德华获得羽毛球冠军。
大会还选出华北区男女篮、排球代表队各一队和网球、羽毛球代表三人，参加1953年全国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
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
广东省、广州市戏曲改革委员会在08日正式成立。
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后将更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粤剧的整理、修改、编写，收集研究戏曲资料，辅导艺人学习，改进业务等工作。
广东省及广州市戏曲界参加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后曾组织了在广州的艺人进行学习。
在学习中一面批判了存在粤剧中的帝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影响，如单纯追求情节曲折离奇，奇装异服，特别的布景等商品化的倾向；
一面从观摩中南区代表团的演出中得到了接受、发扬民族遗产的启示；
大家对粤剧的改革充满了信心。
内蒙古及绥远文艺工作者下乡、下草地、
下厂体验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最近组成了七个小组，分赴牧区、农村及工厂体验生活，以进行创作。
他们出发以前，曾在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有关民族文艺创作的理论，制订了个人创作计划，并签订了创作公约。
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为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具体指导，已特地成立了创作指导委员会，并将出刊创作通讯，刊载有关创作的指示，交流写作经验。
重庆人民踊跃订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电影周”的电影票
重庆人民踊跃订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上映的各片座券。
03月30日，重庆有关部门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周重庆市映出委员会”，引人注目的宣传车开始在市区内活动。
04月09日起，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逐日播送电影周准备情况，介绍影片内容。
城区八家影院自06日起开始联合售票，第1天，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
许多观众，从上午六时起，就排队等候购票。
到09日止，仅市区八家影院就已预售出各场座券十三万多张。

清华大学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
本报记者柏生
从今年02月开始到03月底，清华大学有计划地进行了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工作。
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的教师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工作上，又前进了一步。
他们开始认识了怎样才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精神实质上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
认识了怎样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工程师。
在学校行政方面刚提出修订教学计划工作时，教师们对这一工作是不够重视的。
许多教师认为在去年暑假期间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苏联教学经验，也没有把教学计划订好，现在要在短时间内就修订好教学计划，是不可能的。
有些教师则是怕麻烦、怕困难，不愿意修改；
有些教师认为，修改教学计划不过是个技术问题，用算术的办法减少一些学习时间和课程就行了。
大家对苏联教学计划的精神实质认识得是很不够的，没有体会到教学计划是培养人材的根本方案，是苏联先进经验的一部分；
更没有体会到在修改教学计划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如果这一步做不好，那么，教学改革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
学校行政方面和党委在了解了教师们的这些思想情况以后，便决定先在土木系进行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向全校推广。
这次试验是在苏联专家萨多维奇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在这以前，土木系的教学计划和其他系的一样，大致是机械地将苏联五年制大学的教学计划中的时间普遍地乘以五分之四后，就搬到中国来的，这样自然就发生了问题。
因为我们和苏联的情况不同，我们的学生程度不齐，教师也还是刚刚开始学苏联的教学经验，进度一快，课程内容一多，师生双方就都感到教学分量过重，并因而发生了“消化不良”的现象。
同学们感到上课时间多，自学时间少，课程门数太多，学习到的知识不能巩固；
教师们则忙于编译教材，发讲义，上课赶进度，形式主义地在执行教学计划。
这次土木系修订教学计划时，最初因为对苏联教学计划的精神实质了解不够，仍然只是想简单地用增加同学每周自学时间、减少每周上课时间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于是为了增加同学们的自学时间，他们便把第1学年到第4学年的每周学习时数，一律由三十六小时改为三十三小时。
课程门数的缩减也带着极大的盲目性，取消了的课程，都是他们自以为不重要的或者不好开的，以致把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不重视的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重视的保护工人安全的“保安与防火技术”这一门课程也取消了。
用这样的办法修订教学计划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份教学计划交给土木系苏联专家来检查的时候，苏联专家便发现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首先是在没有明确培养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
和苏联的情况不同，我国大学的教学时间是四年，土木系的教学目的，是要在四年当中把一个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土木工程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必须很好地考虑，在土木系制订的教学计划里，理论学习、生产实习、考试、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和假期的时间应该怎么安排；
系里要开哪些课程，每门课程应该占多大的比重，讲演、练习、实验各占多少时间，因为这些都是必须明确地规定在教学计划内的。
而我们的教师首先就对教学计划是为了保证培养何种人材这一点就认识得不够清楚，对于各种教学方式的作用也不够了解，对于专业中每门课程的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因此对于每门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究竟应占什么样的地位，也就不能很好地考虑。
同时由于对教学计划的整体性认识不足，对于各门功课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在整个教学计划中各部分应如何配合，也就没有很好地研究。
此外，由于我们的教师过去受了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影响，对教学中理论和实际结合这点也没有足够认识，因此对教学计划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论文设计等部分也就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再次是，在修订教学计划时，本应很好地考虑如何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但是土木系的教师对这点也忽略了。
苏联专家指出，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独立工作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因此，上课和课堂练习的时数就需要多一些；
高年级同学的自学时间则可以逐渐增加，以便发展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
可是土木系在最初缩减学习时数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是普遍把四年中每周学习的总时数都一律从三十六小时减为三十三小时。
针对土木系这次修订教学计划工作中的缺点，苏联专家提出了精简课程的几种办法：
（一）把正规学习之内的但目前在中国居于比较次要地位的少数课程，拣出几种作为成绩好的学生的选修课程，一般学生不学这些选修课程并不影响他们出去服务的能力。
例如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的“弹性及塑性力学”等。
这些选修课程，不考试，不测验，也不计成绩。
（二）把一些性质相近的课程合并起来，作为一门课讲授，例如同一专业的“建筑生产技术”及“建筑机械”。
（三）某些专业里的极少数课程，暂时对中国尚不需要的可以暂时停开。
以土木系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为例，这样精简的结果，就把原来的三十七门课程精简成为三十门了。
另外，为了使学生在一学期中所学课程门数不致太多，苏联专家指出，有些课程可以集中在一学期读完，这样可把原来在两学期讲的课程集中在一学期讲授，例如“测量学”即可集中在第2学期读完，每周五小时，三小时讲课，两小时辅导，在暑假紧接着就进行教学实习，同学记忆犹新，可以很好地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得到很好的效果。
但教师一定要很好地掌握这种方法，否则也会使同学接受不了。
专家还指出，对培养土木工程师起决定性作用的课程的讲课时数是不能减少的。
土木系教师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下，克服了思想障碍，掌握了苏联专家所提出的原则，完成了修订教学计划的工作。
以后，学校行政方面便决定把土木系修订教学计划的经验在全校推广。
在学校行政方面为了修订教学计划所召开的教学研究会上，校长蒋南翔和苏联专家萨多维奇，以及土木系主任张维分别做了报告。
许多教师开始认识了修订教学计划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思想展开了讨论。
许多教师已认识到过去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制订教学计划时，并没有体会它的精神实质。
苏联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管它是主要课，还是次要课，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都如数照抄过来，至于各课程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就根本没有考虑。
许多教师谈到自己当时制订教学计划时，根本就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对他自己教的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中所占的地位也不清楚。
有的课程因为完全是从苏联教学计划中照抄过来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有的竟把课程内容的次序弄颠倒了；
也有的把课程名字翻译错了。
同一专业的教师，彼此对课程内容以至培养目标的了解也不一致，譬如“机械制造工程”专业，有的教师了解是培养设计人材的，有的了解是培养制造人材的。
有些教师在制订教学计划时，不自觉地要求学生们按照自己过去所学的那一套教学内容来学，自己没有学过的课程就主张删掉。
特别是在教学计划中如何才能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原则注意很不够。
有的教师甚至是按照资产阶级大学里的情形，想把教学中很重要的部分——课程设计和毕业论文设计取消。
有些教师检查了自己以前在学习苏联方面不够虚心和认真的缺点。
有的教师检讨，因为过去受了英美资产阶级的一套教学体系的影响，表面上虽然认识到苏联教学制度的优越性，口头上也说学习苏联经验，但作的仍是英美资产阶级的一套。
教师们听了校长和苏联专家的报告后，又经过学习，已经认识到要纠正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中的形式主义毛病，必须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并首先从作好教学计划来开始学习。
但也有些教师觉得，苏联专家谈的修改教学计划的原则都好，可是做起来具体困难多，他们强调系里没有苏联专家，没人指导，没有苏联教科书，事情还是做不好。
也有的教师说，我自己就不能独立思考，又怎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针对着教师的这些思想问题，苏联专家又做了具体的帮助，并在个别系里做了“培养目标”问题的报告。
各教研组开会讨论了专家的报告，分析了系内的情况，研究了同学们学习的情况，便开始着手修订教学计划。
这样，经过反复的研究，每个系每个专业的教学计划都做了修订。
在修订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
根据专家的指导，教师们通过修订教学计划，已经认识到如果光是教学计划修订得很好，但没有好的教学大纲，也是不能达到教学目的的。
因此必须按照已经修订的教学计划来修改教学大纲。
苏联专家杰门节夫并对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作了一个专题报告。
全校遂以机械零件教研组和物理教研组为重点，首先展开了修改教学大纲的工作。
教师们因为在修订教学计划中已经认识到修改教学大纲也必须结合专业的培养目标来进行，因此，对教学大纲的目的性认识得比较明确。
同时教师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也注意了如何在教学大纲中体现中国的特点，保证它的内容符合“先生能教，学生能懂”的原则。
经过这次修改工作，许多教师都感到自己不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同时在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上，也更提高了一步。

加强禁运使英国自食恶果非昔
英美华盛顿会谈后，艾登本人和英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吹嘘了一番所谓英美的“合作”。
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是十分叫人吃惊的。
艾登和巴特勒带到华盛顿去的一连串乞求式的建议——拿巴特勒的话说就是“慷慨的赠款援助和开放贸易”之类，没有任何一点得到了美国的“合作”。
只有会谈主题以外的一件强盗交易，倒是“协议”了的，即英国以屈从美国加强对中国禁运的政策，来换取美国支持它向伊朗勒索一笔英伊石油公司的“赔偿”。
但是，就是这个所谓“支持”，也不过是美国企图强迫伊朗给英国一笔“赔偿”，然后由美国把伊朗石油从英国手里抢夺过来。
不仅这样。
英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的禁运措施，不管是像“曼彻斯特卫报”所说“可能算是华盛顿曾随意谈论的海军封锁中国措施的一种代替办法”，还是像“经济学者”杂志所说的“折衷办法”，这总是英国政府又一次敌视中国人民、屈从美国掠夺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可耻行为。
这种行为，损害不了中国，而只是加强了美国“朋友”对英帝国的劫夺，使英国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
因为，英国从过去差不多两年参加对中国禁运所受到的损害中，就已不难领取足够的教训了。
首先，英国人不能不联想到与中国贸易的传统利益。
中英贸易关系已有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两国输出入额最高时期曾年达两亿美元。
1949年10月以后，曾一度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英国政府参加美国对中国禁运的结果，到现在中英贸易在数量上已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至于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据香港政府发表的统计，1952年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951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其中1952年从中国大陆进口货值为八三、○二二万港元，仅减少了百分之三点八；
但出口货值却减少了十亿八千多万港元，即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七点五之巨。
这正如英国“经济学者”所大声疾呼的：
“在1952年，香港十亿多美元的贸易总额中，五分之一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但由于“默默地忍受了”参加对中国禁运所“遭受的极大困难”，“香港在1952年中损失了对中国的输出贸易百分之七十，共值约两亿美元。”
因此，连艾登本人在华盛顿会谈结束后，也不得不悲哀地对着美国主人说：
“由于禁运战略物资给中国，香港已消失了它在正常经济上的作用。
我相信你们（指美国主人）也承认这一事实，即香港必须生存下去”。
巴特勒也无可奈何地说：
“如果说英国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无关轻重，那是不老实的。”
同时，英国人看得很清楚：
美国强迫英国政府不让英国船只载运所谓战略物资到中国大陆，并设法不给任何国家载运这种物资的船只在英国港口加煤，这也将使美国在打击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航运的盘算上，感到称心。
人们知道，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英国航运业是称雄于世界的，但近年来已远远落在美国的后面了。
美国强迫英国实行的禁运，又进一步打击了英国的航运业。
就以香港航运业而论，随着香港对中国大陆贸易的衰退，1952年全年经由海洋和内河轮船载运进出口货运总吨数，较1951年再度减少了百分之十点一，其中出口货运吨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联合王国航运会主席安德生，在02月27日就已大声疾呼英国航运业因遭受打击而日益萎缩。
他说：
“英国不定期货船的吨数在1939年为三百五十万吨，在1950年减为三百一十万吨，在1952年更减为二百四十万吨。”
“泰晤士报”也因此呼吁“必须制止这种不定期货船航运的衰萎现象，并保证维持整个的英国航运业”。
美国有一位被称为“参院外交委员会里有势力”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假惺惺地说：
“为了作为英国削减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的补偿，我们可以调整关税率，放宽海关限制，以便使英国货能更容易在美国市场上销售。”
（合众社）但是，就是这个看来是好心肠的史密斯自己，也不能掩饰他是流的鳄鱼眼泪，他接着就赶忙申明他“还在研究阶段”，“现在还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肯定的建议提出来”。
其实，艾登和巴特勒这次在华盛顿碰了一鼻子灰，正是美国“朋友”这种“善意”的一次测验。
过去两年来的事实已彻底暴露了臭名远扬的美国封锁禁运政策，已经成了美国垄断资本家进行扩张的有用武器，它便利了美国加紧对亚洲和远东各国的控制和掠夺，并排挤它的竞争者特别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势力。
因此，这个政策，也就使得英美帝国主义争夺亚洲和远东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人们知道，英国所拥有的广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是许多种重要工业原料的最大出产地。
如在东南亚，天然橡胶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锡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其中巴基斯坦出产的黄麻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印度所产的锰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云母约占百分之七十五。
而所有这些重要原料，又恰恰是美国每年需要输入的大宗。
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虽然大举侵入了东南亚各国，但英国垄断资本家仍在这些原料市场上保持着支配的地位。
1950年起，美国大量搜购战略原料，并造成这些原料价格的上涨，使英帝国赚取了一大笔的美元外汇。
如1951年英国出售橡胶、锡、羊毛、黄麻、可可等产品的所得，为英国工业品输出的两倍，其中单靠出售橡胶一项所得的美元，就约等于英国对美国全部出口的总值。
但是，自从1951年起，特别是美国强制各国实行禁运后，美国就利用这个武器和它已经获得的大量原料囤积，以压价、停购、减购、增产代用品和各个击破的手法，给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原料销售和英帝国的利益以惨重的打击，为美国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东南亚市场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比如1951年美国储存了锡以后，就开始不再为锡的买主，而却在英国本部出售锡了，使得锡价由02月的每吨一、六二○英镑，跌到08月的八五○英镑。
马来亚的橡胶价格，也从1951年下半年的每磅二元四角叻币，跌落到1952年07月的每磅七角四分叻币。
这样，就使美国大发横财。
1952年07月16日美国参议院的锡小组委员会承认，美国单是压低锡价的结果，就挣来了五亿美元的利润；
而对英帝国来说，那却是意味着在出售这些原料时的美元收入，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并且，这种情况大大有利于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商品销售市场的大举进攻。
美国减少在东南亚定购橡胶、锡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后，对东南亚的输出却大为增加，造成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大量入超和外汇储备激减的现象，使美国更有利地加强在这些国家市场的垄断地位，并有力地在这个英国传统市场里打击英国的势力。
如在印度——这个一贯是英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的国家，美国商品在印度总输入额中的比重已从1938年的百分之七点三增加到1951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七；
而英国在同时期却从百分之三十点六降到百分之十八点四。
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马来亚，美国输入的商品也以比英国更大的倍数迅速增加着。
在印尼和泰国，美国的输出贸易更是日益占居英国的上风；
特别是在泰国，泰国的各种主要工业原料如橡胶、锡和钨等已被美国公司所垄断，英国事实上已被赶出了泰国的经济范围。
据估计，从1937年至1951年这一时期内，美国对东南亚和澳洲各国的输出，先后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六十，而英国只增加了二百六十；
不过，1951年英国对东南亚和澳洲各国的输出，仍远超过美国，东南亚和澳洲各国在美国输出额中所占的份额，1951年仍停留在1937年的水平上，而这些国家在英国输出额中的份额，同期内却增大了几近一半。
同时，美国强迫日本参加对中国禁运后，日本不能恢复与中国的有利贸易，也向东南亚及其他英帝国市场进行扩张，使英国贸易重新受到这个有力的劲敌的竞争。
如一九五一——五二年，日本的输出贸易总值虽已锐落，但对印度的输出却增加了二点四倍，并代替英国而成为巴基斯坦的织物主要供应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
“日本不仅夺取了英国亚洲市场的一部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侵入了英镑区——传统上的英国地区。”
最后，还必须指出，英国加强对中朝两国的禁运，是它屈从美国限制整个东西方贸易的政策的一部分。
人们知道，英国过去限制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利贸易，已使它遭受了美国资本对英国本部和英帝国市场的日益严重的侵袭，弄得美元慌有加无已，英帝国市场日益瓦解；
因此，英国政府任何加强禁运的措施，都只有使它的对外贸易状况更加恶化，受到美国资本更大的打击。
例如，去年英国虽然采取了大量削减入口并大力实行“饥饿输出”以及其他抵制美国资本侵袭的措施，但整个对外贸易情况仍继续恶化，全年进出口逆差仍达七亿八千八百万镑。
今年开年以后，英国对外贸易危机仍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因此，英国工商业家中已有更多的人不能不日益清醒地看到，加强所谓禁运是违反英帝国的利益的，目前的限制东西方贸易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
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02月底发表的报告，就批评英国政府“过于热心”于所谓禁运，指出这是“既不合理，又是有害于英国的”。
因此，两个世界市场的对立，美英加强实行禁运的结果，势必更加缩小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加深资本主义的周期危机，并使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落后国家受到更加残酷的掠夺和奴役，这除了引起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对美英禁运政策的反对外，不可避免地要使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更趋深刻化和剧烈化。
如果认为英国会长此忍受美国禁运和限制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束缚和打击，那是不可相信的。

十个美国记者访问苏联后报告观感一致强调苏联人民热烈希望和平
【新华社12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有十个美国记者在莫斯科逗留一星期后，抵达西柏林，他们在09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报告他们访问莫斯科的观感，并回答了许多问题。
美国记者团团长詹姆斯·威克和其他记者们一致强调说：
他们接触到的一切苏联公民都满怀着对和平的深切热爱。
詹姆斯·威克说：
苏联人民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一样热烈地希望和平。
他强调说：
苏联政府对周恩来和金日成提出的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的支持，证明了苏联希望在一切冲突的问题上达成和平协议并获致和平解决。
另外一位美国记者尤金·西蒙承认：
在他逗留莫斯科的期间，他从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苏联公民不深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是可能的。
美国记者们并且谈到他们此次访问莫斯科如何使他们消除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强烈反苏诽谤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偏见和错误看法。
尤金·西蒙说：
一个人应该到苏联去看一看那里的真情实况与美国国务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甚至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们的报告中所说的有着多么大的不同。
这十位记者看到了明显的证据，说明莫斯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地正兴建巨大的建设工程并展开广泛的文化活动。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通过决议
拥护中朝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的新建议
【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08日到10日在布拉格举行会议。
会议通过了拥护中国和朝鲜政府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的新建议、关于召开国际保卫民主权利会议和拥护由朱塞佩·尼蒂组织的召开这个国际会议的发起委员会、关于维护母亲和妇女的权利等决议。
会议由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致开会词。
协会总书记诺尔曼报告理事会从上次会议以后的活动情况，他谈到协会一部分会员怎样在争取世界和平和人民权利的斗争中执行他们的任务。
他又谈到资本主义国家迫害民主法律工作者的情形。
会议并广泛讨论了关于协会参加筹备国际保卫民主权利会议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拥护中国和朝鲜政府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的新建议的决议说：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热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立即实现朝鲜停战，而朝鲜停战是有利于重建世界和平，特别是重建远东和平的。
理事会欢迎恢复停战谈判；
并要求联合国及各国政府接受和支持这个建议，以便保证目前的谈判得到成功。
理事会向全世界各国的法律工作者呼吁，请他们运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来恢复国际法原则，并使这些原则受到尊重，这些原则是关于战俘的待遇和遣返；
关于侵略、战争罪行和不人道的罪行，特别是使用细菌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人武器所造成的罪行。”

日共建立反对重整军备的竞选统一战线
进步党派、工会及和平组织都表示拥护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正在建立反对重整军备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展开国会议员的竞选斗争。
在吉田政府于03月14日突然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之后，日本共产党立即在03月15日举行了选举决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兼岩传一、细川嘉六、吉田资治等二十人，会议在日共中央指导部田中松次郎的主持下决定了党的竞选统一战线的方针。
关东、东京以及其他各地区党的组织也都举行了会议，作了竞选的准备工作。
日本共产党的建立反对重整军备的竞选统一战线的政策获得广泛的响应并逐渐深入到群众中去。
日共已经和日本劳农党和社会党再建联络会结成竞选统一战线，推举了统一竞选候选人。
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决定在大选中支持反对重整军备的候选人。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也决定推举反对重整军备的人竞选。
03月下旬在东京举行的全国性的日本人民争取和平大会作出建议，号召日本人民在大选中推举赞成大会所通过的八项和平纲领中任何一项的人竞选。

朝鲜各界人民拥护朝中苏三国的声明罗“火花报”赞扬朝中建议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欢欣鼓舞
【新华社平壤11日电】
朝鲜各界人民一致拥护朝、中、苏三国政府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并坚决要求美方接受我方的公正主张，实现朝鲜停战。
某工厂工人韩炳哲说：
三国政府的声明再一次表明，我方正在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作最大的努力。
现在，能不能实现朝鲜停战，就要看美方的态度了。
美方如果真正愿望实现停战的话，那么就必须完全接受我方的公正主张。
某工厂负责人徐容福说：
我方的声明，提出了以互相让步的精神实现停战的最适当的建议。
这和朝中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愿望，是完全符合的。
因此，我们坚决表示拥护。
模范农妇金乐姬说：
我们妇女们都热烈支持这些声明。
我们要为实现我方的和平建议而奋斗。
基督教牧师边麟瑞说：
这些声明使实现停战进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重新有了可能，给了愿望结束朝鲜流血战争的千百万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们朝鲜宗教界要求美国政府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尊重战俘和他们家属以及所有善良人民的愿望，以有诚意的态度来实现朝鲜停战。
【新华社12日讯】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布加勒斯特11日讯：
“火花报”就遣返朝鲜战争病伤被俘人员达成协议一事发表评论，评论的题目是：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个中心的问题”。
评论写道：
全世界认为，缔结关于遣返病伤战俘的协议，是朝中方面关于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建议的第1个实际的结果。
朝中方面的建议，目的在于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世界舆论在欢迎朝中建议时所表现的欢欣鼓舞和满怀信心的情绪，由于苏联政府经由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表示充分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建议而更为加强了。
必须着重指出：
尽管西方某些官方、半官方和企业界的人士企图在朝中建议上面蒙上一层猜疑的暗影，但是全世界还是产生了这种欢欣鼓舞的情绪。
朝中建议所引起的反响是具有巨大重要性和政治意义的。
这表明：
世界人民热烈地渴望和平，他们欢迎和支持旨在巩固和保障和平的创议。
板门店协议开辟了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途径，大家知道，战俘问题是通往实现朝鲜停战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评论最后说：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人民表现他们坚强不移的争取和平的意志，在板门店获得的成功，应当真正保证朝鲜问题和平地、完全地得到解决。

西德、法、比、卢钢铁垄断资本家签订售钢密约对付美国竞争
【新华社09日讯】
据合众社巴黎消息：
西欧大陆四个主要产钢国家西德、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钢铁垄断资本家，03月中旬秘密订了一个协定，把钢的出口价格提高大约百分之十，但是仍然定得比美国的价格低。
合众社引当地“工业界人士”的话说，这个协定虽没有特别提到美国，但实际上是“从两方面来对付美国的”。
提高钢的出口价格，可以从美国定购欧洲钢方面多赚美国人的钱。
另一方面，把钢的价格定得低于美国，“是为了和美国竞争的方便”。
这件事情一直严守秘密，但是被美国资产阶级的这家通讯社的记者给兜出来了。
这个记者指出：
“重新建立这个集团的主要原因，是要夺取美国的市场。”

西德联邦议院议员奥托·尼贝尔加尔著文
揭露阿登纳傀儡在美国指导下准备细菌战
【新华社12日讯】
柏林消息：
西德“自由人民报”今年02月16日刊载西德联邦议院议员奥托·尼贝尔加尔的一篇文章，揭露西德在美国指导下进行细菌战准备的情形。
尼贝尔加尔指出，按照美国的意志签订的战争条约把细菌战看成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例如，在“欧洲防务集团”协定第107条中规定了那些军事工业应在“欧洲军”常务委员会的命令之下，在“战略上不受威胁”的地区建立起来，在这一条的附注中，与提到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同时，提到了细菌武器，附注并且特别说明：
“细菌武器就是指一切特别设计的、为了军事目的而使用有害的毒虫以及其他活的或死的有机物或是它们的有毒的产物的设备与器具。”
尼贝尔加尔说：
“阿登纳在1952年05月07日写给西方高级专员的一封信中要求，在签订战争条约以后，将要在西德建立起来的军队必须用与其他国家部队同样的武器装备起来，这就是说，必须也用细菌武器装备起来。”
尼贝尔加尔继续说：
“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布兰克部’（波恩实际上的陆军部）就要求调查前德国的军事生物学家和军事细菌学家以便完成一个名单。
在这个名单上的细菌学专家将被送到哈诺的美国占领军的化学实验室中去受训。
等到他们受过了进行细菌战的一切最新方法的训练之后，他们将被派到‘欧洲军’的特种部队中去工作。”
尼贝尔加尔并指出，在美国占领军指导下，在莱因兰—帕拉丁耐特州吉尔希莱姆—波兰登附近的威赫尔斯霍夫已经开办了一座“应用化学与生物学”学校；
在内政部帮助下复活起来的希特勒时代的所谓“民防协会”分发给它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本题为“细菌战须知”的小册子。
尼贝尔加尔最后说：
“这一切都说明，那些好战的人在策动他们所渴望的新的严重事件中无所不用其极。”

“逐渐增加防卫力”的假面具被揭穿
吉田愚弄选民的两面手法破产
【新华社12日讯】
东京消息：
在日本人民坚决反对重整军备的强大压力下，一贯积极在重整军备的吉田自由党又在粉刷它的所谓“逐渐增加防卫力”的旧招牌，企图缓和人民的反对，在大选中骗取选票，好继续保持它的统治地位。
然而吉田这种两面的手法已经被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所揭穿。
当自由党在1952年10月01日的大选中用“逐渐增加防卫力”的口号骗得了一些选票而继续当政之后，自由党的吉田政府马上就以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了自己是重整军备的积极追求者。
就在大选过后不到半个月的10月15日，吉田把被他称为“新国军骨干”的十一万名“警察后备队”改编成为“保安队”，连同原来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一并归并于变相的军部“保安厅”的直辖之下，作为复活日本战争机器的组织准备。
共同社曾公开承认：
“新的国家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较以前的警察后备队和海上保安厅担负了更重要的军事任务”，“它将成为未来陆军和海军的核心”。
在吉田满口否认重整军备的同时，他暗中却在积极策划着如何进一步重整军备。
日本经济界的报纸
“日本经济新闻”透露：
吉田政府拟订了两个重整军备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吉田亲自邀请前通商产业相伍堂卓雄草拟的“伍堂计划”。
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建立十五师、二十九万人的陆军，共有舰只三十万吨的海军和拥有飞机二千八百架的空军。
吉田并在1952年11月底派了他的亲信、日本东北电力会会长白洲次郎以大使衔首相特使的资格去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商谈日本重整军备的计划。
吉田向现在已被解散的这次国会提出的一九五三会计年度的预算案更进一步地暴露了他所谓“逐渐增加防卫力”的欺骗性质。
“保安厅”经费从五百九十亿日元急剧增加到八百三十亿日元，其他军事费用还有拨给美国占领军的六百二十亿日元和旧军人的津贴五百亿日元等，加上从以前的会计年度埋伏下来的近一千亿日元的“黑款”，足足可以供吉田在1953年内照着美国的计划将“保安队”从现在的十一万人扩充到十八万人。
为了要取得美国的援助以便加速度地进行重整军备，吉田最后甚至不惜脱下了他“逐渐增加防卫力”的假面具。
就在国会通过对吉田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前几天——03月09日，吉田公开向国会说：
“日本可以接受美国提出的重整军备的要求，如果这个要求对日本有利的话。”
法新社援引东京“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
吉田这样不惜露出狐狸尾巴，“是为了在（美国）国会表决共同安全署的拨款前满足美国人的意见”，因为“他仍在盼望得到财政上的利益，尤其是贷款和投资，作为重整军备的交换条件”。
现在，当吉田自由党又要在日本选民面前过关的时候，吉田急忙把他刚刚露出了的狐狸尾巴卷藏起来，又唱出了“逐渐增加防卫力”和“不重整军备”的调子来愚弄选民。
但是，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最近调职返国的美国驻日大使墨菲于08日在香港就日本重整军备问题发表谈话时，不慎地泄露了吉田的底细说：
“因为促进日本重整军备和大选有关，所以不能详细说明。
在美国来说，正在大力援助，以促进重整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