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匈签订1953年交换货物及付款协定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代表团之间，经过友好融洽的谈判，于03月30日在北京签订了1953年中匈交换货物及付款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匈牙利将供给中国以机器、电讯器材、人民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
中国将以矿产品、大豆、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供给匈牙利。
这个协定所规定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一点七，显示着中、匈两国间贸易进一步的发展。
代表中国方面在这个协定上签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徐雪寒；
代表匈牙利方面签订这个协定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兼商务代表团团长夏法朗柯。
参加签字典礼的：
中国方面有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局长张化东、出口局副局长傅生麟、第2局副局长贾石、交际处处长杨勉，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及驻匈牙利大使馆商务参赞王汉民等人。
匈牙利方面参加典礼的有：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务代表团副团长沙鲁辛斯基，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那吉及商务代表团全体团员。

中央农业部通知及早准备防治小麦吸浆虫
【新华社3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2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及早准备严防小麦吸浆虫为害成灾。
通知中说：
近据各地报告，去年小麦吸浆虫幼虫入土密度极高。
四川省南部县每平方尺土内有小麦吸浆虫达二千三百三十五头，安徽省凤台县每平方尺土内有一千七百八十九头，河南省偃师县每平方尺土内有一千六百零五头。
目前，河南省有一千三百万亩麦田，吸浆虫的幼虫开始上升，距地表仅有两寸，不久即将羽化出土。
为了及早防治小麦吸浆虫害，通知中提出以下意见：
各地应加强检查工作，作好预测预报，以便在小麦吸浆虫发生时，能够及时进行扑灭。
防治办法目前仍应以“人工防治”为主。
当小麦吸浆虫发生时，可普遍推广拉网法等进行防治。
有些地方用拉绳或竹竿推的办法效果不佳，不宜采用。
有药械准备的地区可使用“六六六”粉，有重点地进行防治示范。
此外，各地仍应注意选择能抵抗虫害的小麦品种，因为这是目前防治小麦吸浆虫害的最有效办法。
同时，各地应从耕种、灌溉、轮作等农业技术上，找出防治小麦吸浆虫害的有效办法。

华北采取紧急措施加强领导春耕生产
中共中央中南局指示学习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
【新华社30日讯】
华北各级领导机关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对当前春耕生产的领导。
华北各省于03月05日前普遍召开了春耕布置会议，接着又先后发出指示和派遣大批干部下乡检查推动，协助各地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河北省已组织了一支二百六十多人的检查队，由中共河北省委员会第2书记马国瑞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张克让带领到各地检查。
现全省九个专区已先后开过各县负责干部会议，检查纠正放松春耕领导的偏向，重新安排当前农村各项工作，明确指出春耕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并调配了六百七十个较强的干部领导春耕。
山西省02月底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曾检查了全省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具体情况，修改了原来的互助合作计划，将原来要求组织全省农户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任务降低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除长治专区试办的集体农庄以外，其他专区不再试办；
并决定从03月20日开始，农村中其他可以停止的工作一律停止，集中力量进行春耕生产；
必需进行的划乡、乡选等工作都要作科学的安排，围绕春耕生产进行。
全省已有三十个县重新安排工作，部署转向春耕生产。
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在03月23日也派了八十个干部下乡检查春耕情况。
绥远省也派出春耕检查团到农、牧区协助春耕。
该省有些县已开始调配干部，具体安排春耕步骤和工作方法；
陶林、和林等县已派干部下乡，全面检查春耕准备工作。
华北春季普遍缺雨，墒土浅薄。
各地入春以后虽作了不少准备，但因工作任务多而紧迫，普遍发现放松领导春耕现象。
这次经过上述措施，各省、专区和县的领导机关，已从指导思想、工作安排上具体贯彻了春耕为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现各地下乡干部正具体协助区、村领导干部解决生产中的各项问题。
【新华社武汉30日电】
中共中央中南局在03月27日向所属分局、省委发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及人民日报关于这两个文件的社论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
这三个文件应作为全体从事农村工作同志的必读文件。
各级党的领导同志要组织农村中党和群众团体系统的工作人员，同时也组织政府系统里农林、水利、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以便按照中央指示，将生产任务当作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合理安排工作秩序，检查并坚决克服工作中所存在的平均主义与分散主义的现象；
并能经过学习，按照中央指示“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改进对农业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检查和纠正不从“农村经济的现实状况”出发的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作风。
通知中指出，学习文件的意义是今后作好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基本关键。
目前，中南各地在组织由改革到生产的转变中，首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全体同志对中央指示的精神认真掌握，以保证全区农业生产运动在开始时就纳入正轨。
其他与农村工作有联系的部门，也应对这三个文件进行学习，以便今后在部署工作时，能够遵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行事。

必须均衡地按月完成计划
今年一、02月份，各地有许多厂矿没有完成生产计划。
有的厂矿虽然完成了产总值的指标，但主要产品没有完成。
这虽然有各种原因，如有的由于管理松弛，因发生事故而停工，有的由于废品多，影响成品产量，有的由于准备工作差，材料不能及时供应等等；
但最主要、最普遍、并且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厂矿的管理人员缺乏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没有大力组织有节奏的生产。
他们只满足于完成全年生产总值的指标，只着眼于完成全年任务，而忽视均衡地按旬按月地完成计划。
因此，他们在每个月的前半月，一季度的前一两个月，一年的前一两季，往往放松对生产的领导；
而把完成月计划的希望放在最后的十天半月，把完成季度计划的希望放在最后一个月，把完成年度计划的希望放在最后一季。
这样，实际上就常常完不成计划，或者虽然完成了生产总值，产品品种和质量的计划却没有完成。
在这些厂矿中，只有笼统的全厂的年度计划和季度计划数字；
而没有每个车间，每个班组，以至每个人的每月、每日的具体指标。
或者是形式上也编制了所谓“作业计划”，但这个计划只是办公室里的装饰品，没有被群众所熟知，所掌握，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的行动计划。
在这些厂矿中，生产管理经常陷于混乱状态：
有时停工、窝工现象严重；
有时为了突击任务而加班加点；
机器经常发生事故，耗损很大；
产品质量很差，废品次品很多；
职工疲劳过度，影响健康；
材料消耗率很大，造成浪费等等。
而特别是由于不能均衡地按月完成计划，许多中间产品不能及时地按计划供应其他生产厂矿，许多成品不能及时地按计划供应基本建设部门和贸易部门，造成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和供销之间的脱节现象，以致影响整个经济管理工作不能合拍地前进，给国家建设带来很大危害。
为了扭转目前这种完不成计划的状况，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长期不能均衡地完成计划的状况，全国一切厂矿必须在讨论国家计划的工作中，广泛深入地发动全体职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和超额实现，并在这基础上改进企业的计划管理——制订出每个车间、小组、个人的每月每旬的作业计划，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实现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
现在还有很多地区和业务主管部门没有布置讨论计划的工作；
虽然有的地区进行了这一工作，也有不少厂矿中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但是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加强计划管理、组织均衡生产的要求，没有明确指出要在群众讨论计划之后，把群众讨论的成果用企业管理制度巩固起来，用作业计划组织起来，使群众讨论和制订出的先进计划的实现有切实的保证。
这种情况，必须进一步加以改变。
所有还没有开始发动群众讨论计划的地区和单位，应该立即发动群众，揭发生产中各种缺点，加强薄弱的环节，创造各种先进的定额，为下一步编制作业计划、组织均衡生产做好准备。
已经发动群众讨论过计划的，要进行补课，重新建立或健全作业计划，把它贯彻到群众中去，使组织均衡生产、在先进的基础上有节奏地完成国家计划变成全体职工的自觉行动。

我们伟大的祖国
每一个新的发电站的出现，都标志着我国工业建设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全国最新式的东北○一七○发电站新安装的三部苏联巨型变压器。
这个发电站按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在今年03月03日开始供电了。

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1953年02月22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过去一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
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首先，对于举世关心的朝鲜停火问题，双方已经同意，“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
（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12款）其次，双方还曾商定各项重要停战条件。
在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为复发的事件。”
（草案第1款）在关于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处理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包括对于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督导，并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草案第19、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五十六各款）；
双方并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其下配备由上述各国派出的军官为组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条款中准许轮换和替换者除外），并得至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草案第36、三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各款）。
此外，双方还商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草案第60款）
如上所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
而且就在战俘问题上，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双方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对于有关战俘的安排问题的一切条款亦均已达成协议。
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五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特别是该公约第118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才是合理的解决。
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
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必须指出，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118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结束朝鲜战争所采取的这一新的步骤，完全符合于有自己子弟在朝鲜作战的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
1953年03月30日于北京

最近被我捕获的美蒋特务的供词
进一步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战俘营中的罪行
【新华社朝鲜前线30日电】
在最近期间被我军捕获的一批美蒋特务所供出的供词，进一步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中朝方面被俘人员的血腥罪行。
曾历任美方巨济岛战俘营七十二联队联队长、七十联队管理员、八十六联队及济州岛第2联队军事教官的美蒋特务魏世喜供称：
1952年03月初，巨济岛美军宪兵司令部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有七十联队联队长蔡培培、七十二联队的正副联队长王顺清和李大安、八十六联队的正副联队长王遵铭、程立人及其他联队的美蒋特务，由一个从东京来的美国少将布置了“工作”，命令各联队的美蒋特务用一切手段欺骗和恫吓我方被俘人员，造谣说“回到大陆一定要被杀死”等等，对坚决要回祖国的我方战俘则施行毒打和虐杀。
七十二联队六大队警备队员、美蒋特务曹经国供认，仅六大队三中队就有十五位我方被俘人员被打得动弹不得、气息奄奄。
有一位名叫林学普的我方被俘人员因表示要回祖国，被七十二联队副联队长李大安用刀子活活割死。
林学普临死时还高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曾任七十二联队“CIE”学校教务主任的美蒋特务孙忠鲠供认他自己的罪行说，他和其他美蒋特务曾把第4大队的一位坚决要回祖国的我方被俘人员杨文华用棍子打死。
据曾任七十二联队警备队长的美蒋特务王平供称，在进行所谓“甄别”的前一天晚上，美蒋特务们从要回祖国的我方被俘人员身上割下一百多条肉，穿成一串，拿到各大队传看。
美蒋特务曹经国就亲眼看到李大安拿着一串人肉，到处威胁说：
“我姓李的今天还吃了人肉哩！”
第2天正式进行所谓“甄别”时，我方许多被俘人员仍然英勇地表示要回祖国。
许多人并激昂地唱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来。
这时，一个美军中士就用木棒将一位名叫吴范的我方被俘人员拦腰打倒；
一会儿他就断了气。
接着，美国刽子手们派来了装甲车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把我方被俘人员们赶上汽车不知载到什么地方去了。
美国侵略者的非法“甄别”遭到我方被俘人员英勇反对以后，据美蒋特务孙忠鲠供称，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乌牧师”奉命向我方被俘人员们广播说：
“你们现在已经不算战俘了，现在要把你们以难民身份搬到济州岛去。”
1952年04月，美国侵略者为了对我方被俘人员加紧进行恐怖统治，便将巨济岛第72联队和第86联队搬到济州岛，改编为第1、第2、第3联队。
敌人在每个联队四周都构筑了十多个碉堡，中央还筑有一个大碉堡，上面架着机枪。
每个“大队”外面围着五六层一人多高的铁丝网。
在这里，美国侵略者继续利用“CIE”学校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诬蔑新中国的反动教育，拷打、刑讯、屠杀的事件仍继续不断地发生。
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活比以前更加恶劣，每个联队经常有两三百人生病，但他们仍继续和敌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据魏世喜供称，去年07月间，他所在的济州岛第2联队的我方被俘人员因吃不饱饭而集体绝食，迫使美国战俘营当局不得不增加一部分口粮。
据美蒋特务王平供称，去年06月间美国新闻处的摄影人员曾到济州岛去拍摄新闻影片。
他们把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我方被俘人员赶出帐篷，用二百多个身体健壮的美蒋特务装扮成我方战俘，穿着整齐的衣服，做出跳舞、唱歌、打牌、看书等动作，摄成影片，用来欺骗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但美国刽子手们无论如何煞费苦心，也掩盖不了他们在战俘营中的罪行，并决不能逃避他们应负的罪责。

朝鲜访华铁道艺术团
访问毛主席故乡
据新华社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自来我国后，已在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柳州等地演出、访问，受到各界人民和铁路员工的热烈欢迎。
该团在柳州演出、访问后，在03月29日访问了毛主席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
陪同前往的有湖南省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萧敏颂、湘潭专区抗美援朝分会秘书长杨寿三等人。
艺术团到达韶山乡后，首先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
接着该团表演了八个文艺节目，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

美方又打死我被俘人员两名
【新华社开城30日电】
据美方宣布，美方在巨济岛上又打死我方被俘人员两人。
03月26日，美方以“打算逃跑”为借口开枪打死战俘一人。
03月27日，美方又打死战俘一人。
据美方宣称，这个战俘所以被打死，是因为他“袭击”一个“监督工作的人”，这个美方人员曾命令战俘不要“装病”。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美方正在强迫生病的战俘从事苦役，并且在他们没有力气做工时，就随便制造一个借口把他们打死。

计划观念不强和生产管理落后
许多厂矿一、02月份未完成生产计划
【本报讯】
今年一、02月份，各地有很多厂矿没有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东北区01月份五十二种主要产品中，有钢锭、生铁、发电量和焦煤等二十三种没有完成计划；
02月份三十九种主要产品中，有八种没有完成计划。
西南区01月份二十九种主要产品中，没有完成计划的有生铁、钢锭等十九种；
02月份三十种产品中，没有完成计划的有铁矿砂、钢材等十六种。
华东区六十三个主要厂矿生产的十八种重要产品，一、02月份都没有完成计划。
沈阳市调查了一百五十二个工厂，02月份没有完成计划的有七十个。
天津市五十八个主要工厂，02月份没有完成计划的有三十八个。
太原市二十七个主要厂矿，01月份有十八个未完成计划，02月份有十六个未完成计划。
一、02月份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其原因各地大致相同，主要是企业的领导干部计划观念不强和生产管理落后。
计划观念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生产部门担负的重大任务认识不足，觉得国家对工业的领导重心转到了基本建设方面，生产部门的责任可以减轻了，因此，生产计划完不成也“不要紧”。
东北有些厂矿的领导干部还认为：
“去年搞增产节约累得够呛，今年年初该松一口气！”
领导干部有这种错误的思想，自然就放松了对工人的教育，因而劳动纪律很松弛，直接影响了计划的完成。
二、缺乏必须依靠群众来完成计划的观念，没有很好地向职工传达国家的计划，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讨论计划。
华东许多钢铁、机械和电器厂把编制计划当作是少数领导干部或计划部门的事，不但没有发动群众讨论，有的甚至没有向群众宣布计划。
东北大多数没有完成计划的厂矿，都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讨论计划。
西南一○二钢铁厂没有把每周每月的计划向工人交代清楚，有的炼钢工人到钢水已经装进了炉子还不知道炼那种钢。
三、缺乏均衡地完成计划的观念。
东北许多没有完成计划的厂矿负责人就认为完不完成第1季度计划是“无所谓”的。
他们说：
“第1季完不成不要紧，还有三个季度哩！”
有些煤矿的工人说：
“在我们矿里，月初看不见干部，月末干部都来了。”
这种现象在各个地区极为普遍。
这些厂矿生产管理落后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一、事故多。
东北营城煤矿01月份连续发生三十六次事故。
鞍钢选矿厂烧结鼓风机01月份中发生两次故障，停工十多天，影响了炼铁。
沈阳化工厂硬化油分厂大型氢气罐爆炸，严重地妨碍了生产；
汽缸油车间的蒸溜塔底漏了油，热油泵不好用，停止生产，02月份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天津恒大面粉厂的重要机件设备长期无人负责，一、02月份都发生了大梁折断事故，减产了面粉七万多袋。
太原造纸厂因为机器停车，一、02月份少生产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纸。
这种情况各地普遍存在。
二、质量低、废品多。
东北橡胶八厂因产品质量低劣，停止生产两万工时。
沈阳市轻工业系统01月份没有完成计划的六个工厂，有四个工厂是因为质量低、废品多。
暖气片厂02月份废品率达百分之二十二，使得生产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五。
西南六○二厂02月份废品达百分之十三。
六一四厂01月份某种产品的废品率竟达百分之九十左右。
类似的例子在各地区都有。
三、没有组织均衡生产，生产过程混乱脱节。
上海虬江机器厂因为零件供应不上，计划装配二十三部磨床，只装出了十四部。
天津棉纺四厂细纱车间因落纱供应不足，02月份浪费了十七万五千多锭时。
电工二厂第2车间因为冲床不够用，矽钢片冲不出来，但是其他车间却有多余的冲床没有充分利用。
太原一○六厂去年年底赶任务，把零件储备量用完了，01月份停工待料一千八百工时。
此外，原材料供应不及时和劳动纪律松弛，也是使计划完不成的重要原因。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建议受到世界各国舆论的欢迎和重视
【新华社30日讯】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关于交换病伤战俘并立即恢复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充分反映了朝中方面一贯的谋求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诚意，因而立刻受到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欢迎和重视。
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建议在联合国中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中的各国代表们在听到朝中方面“建议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并交换病伤战俘的消息后，都一致热烈地表示欢迎”。
美联社也报道说，这个建议提出以后，在联合国中“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满意的评论”。
联合国大会主席加拿大代表皮尔逊说：
“这是我们所一直希望发生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个建议是很令人鼓舞的。”
英国代表杰伯说：
“这个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巴拉说：
“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
印度代表达雅尔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巴基斯坦代表鲍哈里说：
“就目前而论，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应该考虑它。”
伊朗代表安迪让也说：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是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中所获得的第1个好消息。”
英国和法国的社会舆论也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
英国的许多报纸用显著地位发表了关于这一建议的消息。
有些报纸在第1版用非常醒目的大标题发表这个消息。
“观察家报”的外交记者说，朝中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是“怀着达成协议的诚意”的。
据法新社报道，伦敦方面的外交界人士认为应该接受这个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系主任阿诺德·杜恩比教授也说：
朝中方面的建议“是真正令人惊异和十分令人鼓舞”的事情。
法国外交界人士欢迎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建议。
据法新社报道，这些人士认为“中朝方面建议立即恢复板门店停战谈判是目前世界形势发展中的好迹象”。
朝中方面的建议也受到朝鲜前线美国军队的欢迎。
据合众社汉城30日电，美军一个官员说，中朝方面提出的建议，“应该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实现”。
国际新闻社板门店27日电也报道说，美军前哨救护站的许多伤兵都说：
“和平是最好不过的。”
这个救护站的医生比亚特尔少校说：
“这件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一件确定的事——全面的交换战俘，肯定的探求和平。”
另据合众社记者肯德里克报道，美军下级官兵“赞成和共军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
他引一个詹姆斯·巴洛斯中尉的话说：
“这是个好意见。
其他的战俘怎么办呢？
他们也应予以交换。”
甚至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因为这个建议完全符合美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能不表示欢迎。
据国际新闻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亨特对于朝中方面的建议“感到非常兴奋”，他认为“美国应同意恢复停战谈判”。
共和党参议员伊夫斯评论朝中方面的建议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工业会议
强调贯彻中央重点建设方针，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在力量
中共中央华东局于01月29日到02月11日召开了华东工业会议，着重讨论了1953年国家开始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华东区工业生产方针问题，批判了在过去三年多来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中存在着的百废俱兴、盲目冒进、贪多喜大以及只从局部出发的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思想。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3书记谭震林同志作了关于1953年华东区工业生产工作问题的报告。
他说：
三年多来，华东全区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如前华东工业部所属上海、南京两地的厂矿，1952年生产总值为1949年的十一倍。
全华东区工业的比重在全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已达百分之四十八左右（其中机制工业约占百分之八十，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约占百分之二十）。
但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不少地区和部门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往往不从全面考虑，不分轻重缓急，不着重发掘现有厂矿的生产潜力，只热中于扩建和新建一些轻工业工厂，或者不根据整个市场需要而任意增加生产，这样不仅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将妨碍国家重要建设的进行。
为了贯彻中央重点建设的方针，他指出：
华东地区在今后相当长远的时期中，均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而原有的机器制造工业与轻工业基础又较好，因此，我们今后在工业生产上，除了坚决保证中央所规定的重点扩建与新建任务的完成外，应着重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和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在全国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建设。
谭震林同志接着指出：
除了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外，在1953年必须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
要求所有工矿企业负责干部必须树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的观念，要知道每一个厂矿、每一个产品能否按照计划完成，对于全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都有重大影响，为了保证今年生产计划的完成，必须充分发挥潜在能力与群众的创造力量，反对把计划压低的保守思想，使计划真正起指导与组织生产的作用。
而在计划制订之后，就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和超过计划而努力，切实地建立群众性的讨论和检查计划的制度，保证全面完成生产任务。
对于加强基本建设领导问题，谭震林同志指出：
要求各省、市党委必须立即将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特别是省、市委书记更应亲自掌握，以便积累这一方面的经验。
凡是基本建设的重点部门和厂矿，应明确以基本建设为首要工作，其他基本建设任务较轻的单位亦应掌握生产与基本建设并重的方针，坚决纠正任何形式的放松基本建设领导的思想与作法。
为了有效地保证今年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除了应立即抽调大批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建立与加强各级建筑工程局、建筑公司、工地管理机构，和认真核定基本建设计划项目外，在今年第1季度应着重抓住勘察设计、组织施工力量和积极进行工程材料的准备与运输等三个环节。
会议根据谭震林同志报告的精神，讨论了华东地区如何坚决贯彻中央重点建设的方针问题。
到会的不少省、市的工业部门负责人检讨了过去盲目发展工业的情况：
有的是从解决地方财政和机关福利出发而办的，有的是各专业公司系统根据局部和临时需要或单纯以赚钱为目的而办的，有的从单纯救济观点或应付临时任务而办的，有的则是为了在领导机关所在地建设“工业化”城市而办的。
这种盲目发展的结果，造成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严重地妨害了国家的重点建设。
经过这一检查，与会代表一致批判了这种只从局部出发的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思想；
开始认识了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
但同时指出，在明确重点建设方针后，必须防止忽视发挥地方和各种经济的积极性的偏向。
会议也讨论了厂矿的生产改革问题，交流与总结了各地区间的经验。
并研究了提高企业的领导水平与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等问题。

中共湖北省委彻查秭归县饿死灾民事件
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区副区长刘金波生活腐化堕落，漠视人民疾苦，在1951年春该区发生多年未有的灾荒期间，违法失职，不领导灾民生产渡荒，不认真发放救济粮款，见死不救，因而先后有一百六十六个灾民因饿病而致死。
秭归县是湖北省西部的大山区，土地贫瘠，加上国民党匪帮长期的残酷剥削，群众生活非常困苦，抗灾能力十分薄弱。
1950年春，该县杨林桥区降雨过多，又遭到早霜、早雪等灾害，高山上的庄稼受到致命的摧残，好地仅收三成，薄地则只有一、二成。
从那年的08月起，便有人吃观音土。
到了1951年春天，群众又普遍吃野草度日。
1950年冬，中共宜昌地委曾经指示各县：
灾区应以救灾、领导生产为中心，结合进行减租反霸运动。
但中共秭归县委和秭归县人民政府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深入下层了解灾荒情况，错误地把中心工作放在反霸和减租运动上。
对杨林桥区这样的重灾区，该县党政领导机关不仅缺乏具体深入的领导，而且派了一个品质恶劣、不关心群众死活的刘金波去当副区长（该区当时没有中共区委书记，也没有区长，仅由刘金波一人掌握全区）。
刘金波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生活腐化堕落。
1950年他在仓东小区工作时，贪污村中粮票二百三十九斤，买猪子五口，羊八只。
1951年01月他被调到杨林桥区任副区长时，正值春荒严重，他不积极领导群众生产渡荒，反而自己喂猪七口，并用欺骗方法“收回”佃农的六石田，让农民替他代耕。
在灾民吃观音土和野草的时候，他却经常吃腊肉和鸡子。
他不深入群众了解灾情，也没有设法领导和组织群众生产渡荒，而是任其自然发展。
甚至在灾民向他提出请求时，他仍置之不理。
例如三台乡刘宗金家饿死了三个小孩，香果乡饿死了一个农民，有人到区向刘金波报告，请求政府救济，他竟无动于中地向村里推，并且不向县上报告。
秭归县人民政府发给该区贷粮一万五千斤、救济粮六万三千斤，并拿出二亿三千多万元，在该区收购木料，以支持灾民生产自救。
这笔粮款如能有效使用，也可以解决部分灾民的困难。
可是刘金波怕麻烦，把贷粮和救济粮平均发放了。
对于收购木料的工作，也未很好掌握，结果是抗灾能力较强的中农得的多，贫农得的少。
当时该区部分乡还存有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时的斗争果实，其中仅三台、龙风、板桥和龙井四个乡就积压着粮食七千四百九十二斤，还有金银、家具和耕牛等物，但区里并未及时指示各乡把这批粮食迅速分发给灾民。
结果有些乡饿死了人，而农会存的粮食却已霉烂。
刘金波到板桥乡检查工作时，还和农会主席蔡国发大吃大喝，浪费群众的斗争果实中的大米。
该乡副乡长向他反映：
“下面没吃的，饿死了人，农会存着果实粮大米三千斤不发”他也置之不理。
特别可恶的，是刘金波竟毫无阶级同情心，把饥寒交迫的灾民当作“懒汉”、“小偷”，粗暴地实行打击。
他曾经把该区区干部张晋林在板桥乡召开“懒汉”会、批评斗争“懒汉”的“经验”加以推广，并在板桥小区群众大会上说：
“懒汉二流子不生产，饿死了没人负责。”
这就助长了某些区乡干部违法乱纪，捆吊灾民。
板桥乡民兵队长林兆祥视灾民为“小偷”，曾吊打群众二十多人，打伤四人，打死三人。
刘金波对于这样严重的违法事件，既不及时制止和处理，也不向上级报告。
在刘金波的恶劣思想作风影响之下，该区多数区干部也同样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并有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
该区区干部张晋林（女）在板桥乡工作时，用群众的斗争果实，和农会主席大吃大喝。
灾民找她想办法，她反骂灾民是“懒汉”，并召开“懒汉”会，给灾民挂上作为“懒汉”标志的红黑条。
她平日不下组，不去了解情况，结果该乡饿死了三十二个人，而农会却还积压着斗争果实粮三千斤。
该区生产助理员吴学品，除同样不及时处理斗争果实、并平均发放贷粮和救济粮外，当灾民问他渡荒办法时，他说：
“我又不是粮食公司，你们饿死活该。
谁叫你们不好好生产的！”
他知道乡里饿死了四个人，怕受处分，也不向上报告。
他也视灾民为“小偷”，曾经非法扣押五个灾民。
乡村干部在吴学品的影响下，不断吊打灾民。
此外，区干部王焕堂、刘旭等都有类似的违法乱纪行为。
在该区不断发生死亡事件时，刘金波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而在是年05月向中共秭归县委会报告时，又欺骗说该区“害肿病死了二百余人”，把饿死的人都算在其中，有意推卸责任。
中共秭归县委会轻信刘金波的假报告，对死亡二百多人的严重事实未予重视。
直到1952年春，中共秭归县委会宣传部长到杨林桥区领导土地改革时，才发现这一严重事件，由县委报告了中共宜昌地委。
当时中共宜昌地委曾派检查组到现场检查，但因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情况未弄清，就留待“三反”中去解决，把问题拖下来，也未向中共湖北省委报告。
直到去年09月，中共宜昌地委才作出初步决定，报告了中共湖北省委。
在这个初步决定中，仅将直接造成饿死人事件的主要罪犯刘金波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判一年徒刑，还是缓期执行，留机关管制。
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的中共秭归县委会，竟决定免予处分。
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不严肃的。
中共湖北省委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又被办公厅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个别同志积压四个多月，省委也未严加督促。
02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已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报告了这一事件的情况，并发布了关于1951年春秭归县饿死人事件的通知，规定各地委、县委组织干部学习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结合检查各该组织中官僚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和某些对党隐瞒欺骗、违法乱纪等行为。
现中共湖北省委已派人到秭归县作彻底调查；
待查清中共宜昌地委、秭归县委的责任和全面情况后，再决定最后处理办法。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
着手纠正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形式主义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已着手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形式主义。
一年多以来，贵州各地农村互助组织发展的数量很大，实现了1952年的农业爱国丰产任务，但也普遍存在着急躁冒进和形式主义。
去年入冬以后，虽然全省各地都选择了若干重点进行整理，而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方法上还有毛病，如脱离群众，脱离生产，不调查研究和分析情况，不根据各个互助组存在的不同问题，找出关键进行整理，结果形成工作组在时，问题没有了，工作组一走，问题又发生了。
整理中，有些地方还有过分强调劳动集体化的毛病，反对组员利用冬闲进行个人副业生产，认为那样是单干，不了解贵州地区农民光靠农业劳动不能克服生活困难，必须在冬季抽空搞副业生产才能克服生活困难。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在02月下旬召开了各地方委员会书记联席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在整理互助组过程中，特别注意纠正形式主义，防止急躁冒进，提倡发扬民主和从生产观点出发，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互助组，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细致地进行整理。
在具体整理互助组时，中共贵州省委员会指出应采取下列步骤进行：
一、教育骨干，交代政策；
二、加强宣传，深入调查研究；
三、民主检查，找出关键；
四、确立骨干，改善领导；
五、订立计划，努力生产；
六、各地区据此办法培养各类典型，带动一般，以保证全省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地发展。
（新华社）

中央轻工业部审编今年生产计划
贯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在审编1953年生产计划中，贯彻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在编制计划过程中，该部所属部分工厂的领导干部暴露出了各种保守思想。
有的认为“要提高产品质量，便不能降低成本”，采取了增加生产成本的办法来提高产品质量。
如东北橡胶二厂为扭转1952年产品质量低劣的情况，竟过分地提高了原材料的等级和消耗定额。
有些轮胎内胎，用二号生胶质量就可以合格，但该厂却要用一号生胶。
根据中央轻工业部轮胎规格小组在上海试制的结果，轮胎外胎只要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硬炭黑就可以达到局定标准，但他们却要用百分之百的硬炭黑。
橡胶工业管理局部分高级技术人员也为这落后的定额辩护说：
“试制的标准不可靠。”
“这样的标准是国家在过穷日子时的打算。”
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编制计划，仅硬炭黑一项就要提高成本很多。
保守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墨守陈规，不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苏联专家早就向我们建议：
34×7轮胎帘布可以由十二层改为十层。
就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这是可以办到的。
青岛橡胶一厂去年11月试制结果，证明执行这个先进经验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可以提高轮胎质量。
但是东北橡胶一厂在订1953年计划时，却仍按十二层的标准制订。
这种保守思想还表现为一味强调困难和对职工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
如东北各造纸厂过去用硫化铁代替硫磺，曾获很大成绩，但在编制1953年计划时，看到硫化铁供应有些困难，就想把部分硫化铁改为用硫磺。
实际上硫化铁供应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再如1953年橡胶工业的生产任务基本上没有增加，但各橡胶厂却提出要增加职工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轻工业部在审编计划中，批判了上述种种错误思想，坚持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各造纸厂的成本计划经过审编后，仅将化学木浆配比成份作合理调整，硫磺改用硫化铁等，就可为国家节约资金几百亿元。
橡胶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编订的成本计划，原来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点一八，经过核算，在橡胶原材料质量和消耗定额较去年适当提高的情况下，计划成本仍较去年为低，有些企业的成本计划竟较去年降低了百分之十左右。
通过此次审编计划，同时暴露了轻工业部所属各厂经营管理上的许多缺点：
一、定额管理很差，缺乏正确的纪录。
如东北造纸一、二厂的造纸木浆原木消耗定额，是凭买进的木材尺寸多少推算的。
过去林业部门检尺的方法较宽，原木消耗定额就低；
今年林业部门检尺方法严格些，消耗定额就提高了。
其他地区的轻工业工厂，根本没有定额；
编制计划时，是临时凭经验估计的。
二、成本计算很混乱。
许昌复烤厂和北京度量衡厂连1952年的单位成本都算不出来。
有不少厂的生产费预算表和生产成本计划是乱凑的，矛盾百出。
三、大部分工厂没有质量标准，也没有严格的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规程和技术管理制度。

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工程按时完工
参加修桥的工人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兰新铁路兰州至嘉峪关段重点工程之一——黄河大桥便桥已在03月03日完工。
经过试车，证明便桥的质量良好。
这座桥梁在去年11月上旬开工，今年01月上旬把桥墩修好，02月12日开始架桥梁。
经全体架桥职工努力，很快就把桥梁架好了。
黄河大桥便桥能否按时完成，是今年黄河以西施工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现在便桥修好，修筑黄河以西工程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就可以经过便桥西运，大大便利了工程的进行。
（新华社）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第3工程队工人在修建兰新铁路黄河大桥便桥工程中，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在零下十度到二十度的严寒天气里，从未间断工作。
他们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二十余件。
这些合理化建议，不但为国家节省了大批建设资金，而且使工期大大缩短。
起重工人田树林、李步山等七人在河上架钢丝绳时，因翻了船，被水冲了一公里多远，被当地群众救出来后，他们上岸换了衣服又立刻参加工作，终于架好了钢丝绳。
往黄河里下沉箱时，因沉箱太重（一百二十吨），很难拖下水，木工建议在河边做沉箱，起重工建议分段下，工人徐家富建议就地铺钢轨，把沉箱放在钢轨上，然后用绞车绞。
这些合理化建议，使下沉箱工作顺利完成。
打桩工作采用了工人陈忠的合理化建议，把打桩人员分为吊桩、打桩、拉钢丝绳、移动桩架等。
打第一根桩时第二根的工作就进行布置，因此，原来四小时只能打一根桩，采用这个办法后八小时就能打十根桩。
潜水工人在零下十度的风雪天，不论日夜照常下水，每次从水里上来，钢帽子里积满了冰渣，手套变了冰块，也从不畏缩。
（新华社）

华北地区不少农村
建立农忙托儿互助组织
华北地区有不少农村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农忙托儿互助组织。
早在1949年，有若干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忙时自动成立了托儿互助组。
近两年来，由于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广泛开展，托儿互助组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全区现有托儿互助组织两万五千多处，受托的幼儿达十三万以上，帮助十一万多个母亲摆脱了幼儿的拖累能全力参加生产。
河北省托儿互助组织遍及一百二十八县，仅据一百二十二县的统计，就有一万八千多个组，比1951年增加了五倍多；
受托幼儿八万多个，较1951年增加了八倍，使五万九千多个母亲能够腾出时间参加田间劳动。
绥远省在1952年秋季，也已组织了一千五百多个“看娃娃组”，使三万多妇女安心参加生产。
华北地区农忙托儿互助组织，对受托儿童一般都订有保证健康的卫生制度，并注意培养他们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受托儿童的母亲们都很放心。
有不少农忙托儿所除规定了孩子在所内每天定时洗脸和定期换洗衣服外，并在村医疗卫生合作社的帮助下，每半月给孩子们检查一次身体，有疾病时，可以及时得到治疗。
不少托儿互助组织还经常注意培养孩子们集体生活的习惯。
孩子们对托儿所很喜爱，每天吃过早饭，都高兴地到托儿所去。
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华北地区托儿互助组织有下面几种形式：
第1种是较定型的农忙托儿所，有固定的地址和褓姆，并建立了学习、卫生等制度。
如山西屯留县西故村的托儿所，有专为孩子们布置的卫生室，还有各种玩具。
这类托儿所一般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较有基础的村才能建立。
第2种是半流动的小型托儿组。
这类托儿组织在农事特别紧张时成立，地点是不固定的，有的是集中在褓姆家里，有的把孩子带到荫凉的地方玩，玩具自带。
第3种是为应付突击任务而临时组成的托儿组。
如山西省虞乡县义合同村在进行灭蚜运动时，组织了一个临时托儿组，由一个妇女看管着十二个孩子，将较大的集中到树下打秋千，较小的玩锣鼓等，使他们的母亲能去参加灭蚜的斗争，因而保证了灭蚜任务的顺利完成。
为了进一步巩固托儿互助组织，华北区有不少村已注意了加强对托儿互助组织的领导，组成了领导机构，加强对褓姆的思想教育和卫生教育，解决托儿互助组织中发生的问题，并定期检查它的工作。
（新华社）

必须学习苏联的设计思想
鞍钢设计处总工程师　李松堂
参加了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鞍钢大型轧钢和无缝钢管两项工程的实际工作，使我深切地认识到了苏联设计的优越性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技术观点。
1950年，苏联专家到鞍钢搜集原始资料，当时我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技术思想，对苏联专家搜集原始资料的一切要求，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抗拒情绪。
我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设计公司或厂商承包一项工程时，可包办一切而毋须主顾问事。
今天苏联专家到鞍钢来，事情还未办，就先要这样、要那样，实在太麻烦。
现在我才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设计与资本主义的设计所需要的原始资料究竟有什么不同。
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向德国某公司订建一个不大的钢铁厂，当时承包人对于厂地建筑的原始资料只要求有一块方形平地。
这对订货人来说，倒的确省事，既不要土壤分析、水文、地质钻探资料，也不要地面建筑物及地形资料，甚至连比较详细的地图都不要。
但是一个钢铁厂所需要的这样大的方形平地，不要说在山岳或丘陵地带不可能找到，就是在平原地带也是不容易找到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破坏一些林木农田和已有的建筑物，并需大量地挖填土石方。
而现在苏联专家向我们要的原始资料是非常多的，包括土壤分析、水文调查、地质钻探等资料及地面建筑物、地形图和详细的平面图等；
如果是改建的厂，则要求的更多。
这对订货人来说，好像很麻烦，而实际上如根据以上的原始资料设计，可以选择适当的建筑用地和正确的土壤耐压力，因而将大量减少土石方的挖填量，节省设备基础与建筑物基础的钢筋混凝土用量，并可以有效地利用原有的建筑物和保留不易成长的林木，给新建的工厂造成优良的绿化环境。
这样岂不是比先将地面原有的林木与建筑物全部去掉，造成一块平地后，再重新挖填土石方和加深基础，以补救因无原始资料所造成的缺点要来得更合理些。
但当时我却强调生产工作忙，而将搜集原始资料的重要工作交给见习技术员去做，自己也不检查。
有一件特别突出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型轧钢厂原有一个烟囱，苏联专家在设计时很想利用，但由于供给的资料不正确，所以在技术设计书内不得不载明因烟囱过小必须改建。
后来，苏联专家又重新实地测量，证明烟囱的直径和高度与设计所需要的完全符合，就因为我们搜集资料时没有测量准确，险些将这个完全合乎需要的烟囱拆掉了。
1951年，大批苏联专家到达鞍山，准备进行初步设计的审核工作。
当我听了苏联专家报告的初步设计的内容以后，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的印象立即在我脑子里浮现出来，很自然地就对该项设计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整个设计中没有全面性的成品仓库；
二、金属热加工厂的扩充部分只有一个生产系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原有的设备。
关于第1个问题，如果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就不难理解苏联的设计为什么和我所想的一套完全不同：
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计划性的生产，是为需要而生产，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进行盲目的商品生产，因而成品不会积压，当然也就不需要有庞大的成品仓库。
至于金属热加工厂的扩充部分，为什么苏联设计采用一个生产系统呢？
只要从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加以分析，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进行计划性生产的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动手设计一个工厂之前，就已经制订了生产的品种计划，不同的成品分别由不同的设备来生产，不必使一种设备具有多种性能。
这样可以提高设备运用率，简化生产系统，减少管理费用与降低生产成本。
相反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每种设备最好都能进行多样性的生产，而不能使设备的性能单一化。
不难看出，我之所以主张采用两个生产系统而不赞成一个生产系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设计思想上的反映。
苏联设计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尽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设施，特别表现在大量机械化及采用完善的暖气通风设备上。
例如在大型轧钢厂，自加热、轧制、锯断、打印、冷却、矫正、精整一直到出厂的全部工序，操作的工人只须站在几十个操纵台上，按动电扭或扳动压缩空气及水压系统的开关，钢件即按着规定的工序自动向前进行。
如打印工作，采用自动打印后，不仅节省体力劳动，并且由于可以将冶炼炉号正确地用钢字打在轧好的成品上，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生故障时，均可查出该项钢材的生产厂名及冶炼炉号，以便明确责任、改进工作。
又如钢轨自动淬火，使成为品质优良，延长了钢轨及车辆的寿命，还可以减轻车辆在每经过两根钢轨接头时所发出的咯答咯答的声音。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也局部采用机械化，但那完全是为了减少工资的支出，以追求更高的利润。
如资本家认为用人工代替机械更有利可图时，就绝不会采用机械化的设备。
同时工人怕失业，也不愿使用新式机器。
所以机械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至于暖气通风设备方面，其主要作用是给工人与机器造成适当的工作条件。
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机器，有时还会采用一些；
而对于保护人身，如果违反了追求利润的原则，那是绝不会使用的。
但在鞍钢两大工程的设计中，暖气通风的设备大量被采用，仅两个工程冬季用于取暖的蒸汽，每小时就约消耗十六吨。
这些蒸汽是自高压蒸汽透平发电机抽出来的低压蒸汽，并不需要专设锅炉。
夏季用以降低空气温度的总耗水量，每小时将近千吨，而这项冷却用水，使用后即转用于生产，并不会造成浪费。
此外，在施工设计方面，如要求极为严格的中心线、基础的一次浇灌，以及各种加工厂的设立等，对于加快基本建设的速度，做到“好”、“快”、“省”，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但开始实行这些先进的施工方法时，我却存在着各种抗拒思想。
例如对混凝土一次浇灌问题，我曾经受着腐朽的技术思想的支配，代表技术人员与专家商议是否能改为两次或三次浇灌。
这个意见专家也答应了，并挑选出比较宜于多次浇灌的基础试作；
但试验的结果，这样做太慢，于是大家又都觉得还是一次浇灌好。
这说明了来自旧社会的技术人员的思想转变是如何的困难，也说明了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是如何的重要。
现在我更深切地认识到：
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要想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无条件地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与真诚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因为苏联的先进经验，总结了一切科学的最新成就，并有三十多年建设的丰富经验，同时，只有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越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够得到高度的发展。
所以在苏联就能不断地出现远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先进的经验。
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要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的。
只有虚心、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才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

改造技术人员思想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安岗
鞍山钢铁公司的政治工作部门曾对技术人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帮助技术人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和时事政治，进行了一般的思想批判，这都是必要的。
现在，政治工作必须进一步提高；
许多旧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已经开始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有的技术人员感到政治工作同业务关系“隔了一层墙”，“政治工作反正不外乎开会，作报告，检查思想”。
这些说法是有片面性的，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某些政治工作干部也说：
“技术人员学了社会发展史但解决问题不大。”
“去年（1952年）搞运动搞了三四回，今年再不能不断地‘运动’下去。
讲一般的政治道理，技术人员听了说：
‘啊，这个我早已听过了，讲点新的吧。
’”
这是政治工作中一个新的问题。
技术人员中有不少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暴露和被批判，其中主要的部分是隐藏在技术思想中。
这些错误的思想是浪费的设计和不负责任思想的根源。
因此，对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工作，抓住具体的技术思想来进行。
用机关思想建设的办法或老一套的政治工作方法是不够的。
鞍钢设计处一个政治工作干部说：
“我过去在车间里，搞政治同时也摸技术。
懂得了技术的一般规则和实际情况，因而也就比较深刻地了解了技术人员的思想状况，可以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可以摸到他们的具体思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思想问题，于是就有了发言权。”
最近，我同一些技术人员谈起设计中采用安全系数的问题。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政治工作能够用政治原则很好地解决技术思想问题，那对于从政治上改造技术人员会起很大的作用。
请听这些谈话吧。
“安全系数问题吗，——一位工程师说——这我们并不比你们高明多少。
我们抛弃从英美书本上学来的保守的设计标准，那不过是去年的事情。
那时，东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建筑物结构设计暂行标准’和苏联出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学作了我们学习苏联土木建筑先进经验的入门。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思想可以说是扭转过来了。
“过去，我们学的和用的设计标准都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
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所学的也不过是什么‘芝加哥建筑规范’，‘美国商务部建筑规范’。
这些规范的共同特点是：
保守和浪费。
拿混凝土工程作例子吧，你翻看任何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英美书籍，上面规定的第1条原则就是：
‘凡是混凝土的工程首先必须考虑到施工’。
资本家懂得，工人在施工中的反抗斗争会造成各种对资本家利益的不安全的因素，因此，他们要加大人工的安全系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施工的口号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资产阶级以追求个人利润为目的，他们互相倾轧竞争，因而，设计的标准就不能不受资本家的利润支配。
比如建筑材料，苏联的材料都是按照材料的承受力和工程的不同需要而统一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标号，但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就竞相出‘名牌货’，使自己的产品销路大，赚钱多。
我们呢，一切都是服从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节省了国家极大的开支。”
这些谈话虽然有的说得并不十分周到，但它确切地表明，苏联的先进技术理论，及其实际效果，深深打动了技术人员的心，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并对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批判。
技术人员思想的改造主要是要通过他们亲眼看到的新旧对比的活人活事、计算数字、试验结果等等具体材料，然后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认识马列主义对技术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的技术比资本主义高明百倍。
这是打通思想最有效的方法。
一些技术人员这样说：
“我们能有什么理由不佩服和学习苏联呢？
请看，设计一个基础的地耐力，若某处地质按照苏联标准是一·九公斤，那么按照日本标准就是一·五公斤。
这就是说，一个承受十九吨重的基础，按照苏联的安全系数只用一个平方公尺的面积就够了，而照日本的安全系数就得用一·二六六平方公尺的面积，这样，就使基础面积加大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要浪费掉四分之一的材料，如果用四万袋的洋灰，按照日本的办法就要多浪费一万袋。
“我们施行前东北人民政府按照苏联的先进设计标准而制订的建筑物结构设计暂行标准的结果，木材、钢材、许可应力较以往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竟可比过去节省到四分之一，地基许可耐压力比过去提高了一倍；
此外，像屋面板，按照苏联国家标准设计，只要二·五公分厚度，英美等国通常的规定是‘不得少于十公分’。
我们执行新设计标准时没有大的思想抵抗，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令人完全信服的事实。”
怎样才能作到政治工作与技术密切结合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工作者必须打破不问科学技术，不管业务的倾向，而应面向科学技术，钻研业务，深入到技术人员中间去进行政治工作，反对脱离技术人员实际思想和生活，抽象地进行政治工作的方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技术人员实际的工作进行思想教育。
有的政治工作者对技术工作抱着神秘观点，觉得“跟技术人员谈话，许多技术问题不懂，谈不下去”，因而把工作的范围只限制在一般的政治鼓动、思想教育和思想检查上，甚至在工作的对象上又愿意去接触一些年轻热情的见习技术人员，不愿意耐心地去解决一些老技术人员、工程师的问题，认为同这些技术人员谈话，格格不入，一谈技术名词就“傻了眼”。
这种怕“技术”的情绪，实际上是放弃了对技术人员的政治领导。
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谈技术，是“班门弄斧”，这是一种尾巴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加强在技术人员中的政治工作，要从政治观点上去阐明技术的意义，端正技术人员对技术的态度，使技术与国家政治的经济的需要相结合，以便彻底肃清资本主义的思想。
我们有不少的技术人员懂得了苏联社会主义技术高明，但是一下子作不来，这是因为受了旧的作风和工作方法限制的缘故。
政治工作部门要帮助他们树立群众观点，学习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最重要的是组织大家学习苏联专家的榜样。
譬如在执行苏联的设计标准、使用科学的安全系数时，如果技术人员仍按照旧的作风办事，就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因为过去技术人员在设计中采用的安全系数是加大了的，所以就可以粗枝大叶、笼里笼统地进行工作，譬如钢材，过去在设计时只是把它分成中国钢、英国钢，按照书本上各种钢的性能规格加以采用，从来不做任何试验。
苏联专家则完全相反，他们绝不以那些书本上的规定为满足，他们一定要从为一定工程特别制作的钢材中抽出几根，进行详细的试验，找出实际的代表性能，一点也不马虎。
又如过去我们的厂房工程土质只作载荷试验，即挖个坑，放上一定重量，看其下沉的程度，由此得出地耐力的数据；
苏联专家则要进行钻探，取出土壤进行化学及物理分析，得出当地土壤的化学成分对建筑材料的腐蚀作用，并由其物理性质找出其承载能力。
政治工作者应当经常帮助、动员和鼓励技术人员以苏联专家为楷模，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批判旧作风、旧方法。
要向技术人员说明，没有像苏联专家这样对人民绝对负责的精密、科学、一丝不苟的作风，我们就无法接受和运用社会主义的技术。
政治工作人员要下决心有计划地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以便领会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丰富政治工作的思想内容。
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主动地同技术人员一起钻研业务，团结技术人员中的进步分子作为推动全体技术人员进步的骨干，从工作上思想上具体地帮助技术人员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

湖北、湖南两省
展开春季造林运动
湖北、湖南两省展开春季造林育林运动。
目前湖南省仅零陵、道县等五县，已栽植松树、杉树、桐树一千七百二十多万株；
进度较快的零陵县，除在荒山植树七百多万株外，在沿河、沿沟又植树二百多里。
湖北省黄冈、武昌等二十多个县都已建立造林委员会；
武昌县第7区动员起来种树的农民每天有七千多人，现全区已造林九千亩，植树四百多万株。
湖北、湖南两省在造林运动中，都注意对农民植树的技术指导。
湖南省湘南行署分别在衡山、桂东、临武、江华等造林区设立了植树造林站，并在全区二十个县举办了林业训练班。
在湖北省，有中南林业总局派出的两个工作队和湖北省林业局组织的九个造林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各地农民造林。
（新华社）

中央地质部干部学习悼念斯大林文件结束
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的全体干部已集中精力学完了悼念斯大林同志的文件。
当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地质部的时候，曾引起了每个人极为沉重的悲痛。
该部刘杰副部长抑止着悲痛的情感，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了建设祖国，为了继承斯大林同志的事业继续前进。
在党团小组举行的小型追悼会上几乎是每个同志都向斯大林同志宣誓，决心要为斯大林的事业奋斗到底。
很多非党团员在各司的悼念会上也都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要用实际的行动，争取将来入党、入团。
这次学习，是大家自觉的要求。
很多同志说：
要继承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就必须更进一步理解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斯大林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因此地质部这次的学习呈现了从来未有的学习热潮。
如总务科，在过去很多人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对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存在着顾虑，但这次他们大家都下了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来进行学习，还推出了两个同志专门到新华书店去买书。
有很多同志在学习后，还订出了今后的具体学习计划，如党委办公室的萧琪主任计划要在今年认真学习联共党史。
在学习中，地质部的总学委会曾组织了三次报告。
刘杰副部长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活动上和实际活动上的贡献；
办公厅刘毅主任报告了怎样悼念斯大林同志；
教育司秘书室主任高之秋同志报告了斯大林同志的生平。
通过这三次报告后，使大家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斯大林同志的伟大。
在学习讨论会上，大家都以无限感激的心情，称颂斯大林同志毕生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贡献出的伟大功勋，并检讨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想法，和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
通过这次学习后，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了苏联；
进一步认识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其力量是无敌的。
在这次学习中，也使大家明确了为什么要向苏联学习，加强了大家学习苏联的热情。
如地质矿产司有些同志决心学好俄文，就自动地组织了起来。
他们说：
学了俄文，就可更好地学习苏联，以实现斯大林同志对中国的希望，使中国像苏联一样，更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03月25日，地质部同志对悼念斯大林同志文件的学习已经结束，已转入了“实践论”的学习。
（王作九）

哈尔滨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是教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较好组织形式
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学校工作委员会为巩固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成果，迅速提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在去年10月间建立了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
开办这种业余的政治学校，是对教师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较好的组织形式之一。
参加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学习的有：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铁道学院、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以及松江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职员等共一千零八十人。
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郑依平担任该校校长，下设学校委员会（吸收各院校负责人、教师各一人参加），负责学校的具体工作。
该校首先以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学习材料；
要求通过这一学习达到树立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学习共分为两班，班下又按各院校参加学习的教师所属系、科编成学习小组
（每组十人左右）。
讲师则分别聘请各院校的负责人或政治教育研究室的负责人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教育处的负责人等担任。
参加学习的教职员，在学习中表现了极为高涨的学习情绪，不管天怎样冷，路怎样远，都按时到指定地点去听课。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很多教师都感到眼界扩大了，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劳动创造世界，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是错误的思想意识等基本观念都从理论上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东北农学院兽医系的某些教师感到“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业务有很大的帮助，对达尔文主义、巴甫洛夫学说等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
有些教师在学习后，工作责任感加强了，学习苏联的积极性提高了，对国家建设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也比过去更加关心了。
哈尔滨市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所以能够有初步的收获，首先是由于大部分教师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产生了自觉的学习要求。
东北农学院的许多教师学习小组都订立了学习公约，保证搞好学习。
其次，是由于各校领导人对教师政治学习都很重视，各院校负责人大多亲自担任讲师。
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铁道学院的政治教员都深入各学习小组帮助教师进行学习，帮助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东北农学院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邹宝骧在每次讨论会前，都争取时间召开学习小组长会议，对他们做具体细致的学习指导：
交代学习要点、中心目的和讨论中应注意的问题。
讲师们也都认真备课，联系实际讲解。
哈尔滨大专学校教师业余政治学校的经验证明，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后，及时地组织教师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巩固和扩大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成果的重要一环；
而开办正规的业余政治学校，则是进行这种教育的较好的组织形式。
这是因为：
一、业余政治学校的讲师质量高、力量集中，容易把学习坚持下来；
二、高等学校教师工作任务重，理论基础差，平时又很少有时间学习，组织起来后，可帮助他们养成学习习惯，使他们的业余自修不至于流于形式；
三、统一集中的学习便于领导、检查，便于掌握学习进度，可以逐步展开有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
（新华社）

四川蓬溪县红旗乡结合整顿互助组工作宣传婚姻法
四川省蓬溪县红旗乡在今年02月间整顿互助组时，结合宣传婚姻法，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提高了群众（特别是妇女）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互助组中的各种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
红旗乡整顿互助组的工作分三步进行。
第1步是了解互助组中所存在的问题，群众对贯彻婚姻法的顾虑，及宣传互助组三大原则和婚姻法。
第2步是召开乡的互助组代表会，在会上介绍经验，进行重点帮助，同时，并调处群众要求调解的婚姻问题。
第3步召开乡人民代表会（互助组长全部参加），总结整顿互助组情况，通过订爱国增产计划，掀起村、组、户之间的增产竞赛。
会上，同时表扬模范家庭、模范夫妇、模范公婆，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
工作组初到该乡时，发现该乡互助组中普遍存在不民主、不等价、耕牛饲养纠纷、农具无偿使用、男女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及违反婚姻法如打骂妇女、干涉婚姻自由、阻止妇女参加会议等现象。
这些，都限制了部分男女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整顿互助组开始时，部分干部和互助组组员情绪不高，开会也不发言。
特别是打过老婆或干涉过别人婚姻自由的人，听说03月份要展开贯彻婚姻法运动，怕挨斗争，都非常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工作组首先依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公布的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和互助组的三大原则，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使政策与群众见面，以解除群众顾虑。
同时从检查互助组的生产入手，总结成绩，肯定去年增产中的成绩、经验，民主订定了增产计划。
接着检查组内存在的问题，启发组员寻找原因，使他们自觉认识到贯彻自愿互利等原则对巩固提高互助组的重要性，与搞好家庭关系是完成增产计划的前提，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压迫、虐待妇女对生产的影响。
这样，男女组员便能自觉地、积极地揭露组内存在的问题，检讨缺点，发扬民主，合理解决存在的问题。
如互助组组员钟平安（村武装队长）过去经常虐待妻子，他的妻子受气不过，因而生产消极，没参加互助组劳动；
经过宣传教育后，钟平安认识了自己的不是，自动提出保证搞好家庭关系，妻子非常喜欢，也参加了互助组，并积极地揭露与解决了互助组内存在的问题。
在解决互助组内问题的同时，采取“两头下手”的办法，使婚姻法的宣传通过群众中实际问题的解决而具体化。
即一面找出组内及组外和睦团结搞好生产的模范夫妇、模范公婆，表扬他们的生产成绩与介绍他们的增产计划，号召群众向他们看齐；
一方面启发教育一些家庭不和、妨碍生产的人，对要求调解者即进行调解，使成为和睦团结、民主幸福的新家庭，订出家庭增产计划。
这样一来，整顿互助组的工作开展极为迅速，而且给互助组增产计划的全部实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经过了八天的工作，全乡百分之八十的男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表扬了模范夫妇和模范家庭，群众生产热情普遍提高了。
互助组内民主空气增加了，过去组长专断、包办的，现在组员都开了腔，并订立了民主管理制度。
在等价问题上，也改进了原来不合理的评分方法，确定了农忙工价等于市价的原则。
一般都贯彻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其他耕牛农具问题也都得到合理解决。
全乡普遍订出了1953年的爱国增产计划。

武汉纠正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束手束脚现象
武汉市最近召开的各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纠正了该市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束手束脚的现象。
为今后运动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
武汉市在贯彻婚姻法运动前一阶段中，由于有的干部对运动的性质、任务、目的认识不清楚，群众思想混乱，因此当时曾强调开展运动必须十分谨慎和稳健，并对具体作法作了一些必要的规定。
但在该市的重点试验工作已经结束，干部训练已经完毕，开展运动的步骤和作法也已经取得一定经验的时候，仍旧不敢积极地向群众进行宣传。
干部怕负责任，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束手束脚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很多报告员在报告时，仅仅照着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发布的宣传提纲解释一下，不敢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思想，因此群众对报告不感兴趣，起的作用不大。
二、不敢大胆运用基层干部，结果这些干部虽然经过训练，但却没有担负起向群众宣传的工作，郊区有些基层干部甚至连动员群众开会也不敢，怕犯“强迫群众到会”的错误。
三、基层干部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上所规定“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宣传为限”的精神体会不够，又怕群众提出具体问题后，不能解答和解决，因此不敢组织群众座谈和讨论。
会议对上述现象作了批判，指出这种现象如不纠正，将有使运动轻轻滑过的危险。
会议要求各区必须有计划有步骤而又积极地开展运动。
报告员报告时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联系实际，从群众最易接受的方面着手，宣传婚姻法。
对受过训练的基层干部，必须充分运用，督促他们在报告员报告后，积极地组织群众座谈和反复讨论，并主动地引导群众分析自己的思想认识，及时掌握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自己能够作正确解答的就及时解答，自己解答不了的，集中向区或市一级的领导机关请示后，再向群众解答。
会议同时强调在运动全面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密切上下联系，以保证运动健康地顺利地进行。
（新华社）

河北蔚县组织农村小学教师业余学习的良好办法
河北省蔚县运用业余学习班、流动图书室、业务通讯网以及函授学习等方法，把全县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学习，这一经验为农村小学教师解决业余学习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良好办法。
蔚县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和教学业务水平，从1950年起，以该县三区为重点，试用业务通讯网、业余学习班和流动图书室等三种学习形式，将该区各村小学教员组织起来学习。
在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和教育工会共同组成的县区学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以该县师范为重点学习总站，以区完全小学为学习分站。
区以下以各村中心小学为基点站，各站都有专人负责检查和督促。
由各站成立的业务通讯网、业余学习班和流动图书室，把全县分散的小学教员组织到一个共同的学习组织里学习。
如该县三区代王城完全小学分站，下面共划分成六个中心学区，每一学区成立一个业余学习班。
参加学习的五十三名教员，就分别参加到附近业余学习班学习。
业余学习班是根据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的语文和算术为主要教材，本着教师教什么学什么、学一科精一科的精神，由教员选一科或两科学习。
业余学习班都有点名、请假、转学等制度，又有会议、检讨和检查作业等民主生活。
教师们除每星期日集中到业余学习班学习半天外，每人每日还自修一小时。
该站的流动图书室共有九百多本书。
这些图书分成六部分，分配到各个业余学习班，供教员轮流交换借阅。
教师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学习小组不能解答时，用便人捎信和邮寄的方式，经过业务通讯网，逐级提往分站、总站。
三年来三区小学教师共提出了四百二十个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这种业余进修的方法，在三区取得成绩后，蔚县就将这一学习经验推广到全县各村。
1952年10月，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又在该县业余学习班的基础上，进行了函授学习的实验，使上述三种学习形式又逐渐和函授学习结合起来。
组织起来学习的教师，不但克服了过去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和学习自流的现象，而且教员们在组织起来的学习过程中，还逐渐养成了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并增强了教学信心。
许多教师经过系统的语文和算术的学习以后，文化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三年来仅三区的小学教师在学习以后，被提升为小学校长、教导主任、由初级班教师提升为高级班教师和其他文教工作干部的就有五十七人，占该区解放初期原有教员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全县教员参加学习的，最初只有五十三人，现在已有七百五十多人。
教员吕雄过去因不懂教学法，学生听课没有兴趣。
自从他学习了组织教学的方法以后，教学成绩很好，已被评为全区学习模范。
（新华社）

西北区贯彻婚姻法重点试办工作的经验
西北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自去年12月到今年02月，西北区决定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地区，都先后进行了重点试办工作。
根据十四个试办乡的总结报告和陕西、西安市汇报中的部分材料，在婚姻法颁布以后，婚姻制度在各地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但总的说来，包办、买卖、早婚的现象仍很普遍，打骂虐待妇女的风气也很严重；
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贯彻婚姻法有不少疑虑；
有过干涉婚姻自由或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害怕受处分，不敢和工作组接近；
一般是不敢向群众宣传婚姻法。
群众普遍认为工作组是“离婚队”，“是来整婆婆和男人的”，因而竭力阻止媳妇、女儿参加会议或接近工作组。
有包办、买卖、早婚或打骂妇女行为的更是恐慌，害怕离婚、解约、分居、退采礼，害怕法办；
老实人怕不准买卖婚姻后找不到老婆；
只有光棍汉和想离婚的人很高兴，想让工作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
训练干部，交代政策，摸清情况，解除顾虑，安定人心。
工作组下乡后，首先向乡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反复向群众说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家庭民主和睦，团结生产。
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与训练基层干部及宣传员、积极分子的工作上，根据有关法令、指示的精神，组织大家深入学习讨论，弄清政策，摸清当地情况，然后组织有力的宣传队伍，作为开展运动的骨干。
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乡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全乡开展运动的计划。
第2阶段：
深入宣传，组织群众学习讨论，全面发动群众。
城市一般以街道或户口段、乡村以自然村或居民小组、生产互助组为单位，召集群众便于参加的会议，由工作组干部或经过训练的乡村干部、宣传员作报告，然后组织群众讨论。
报告会最好男女老少一齐召集（但不强迫群众参加），以利于全面交代政策。
组织讨论时，可按照群众生活、生产习惯和觉悟程度，分别召开一些老汉、婆婆、青年男、女等小型座谈会，针对各种类型的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有重点地启发大家反复讨论，通过群众的互相帮助，解开“疙瘩”。
同时也应结合进行一些个别访问。
宣传展开之后，群众中必然有很多人提出要求或申诉，其中部分涉及法律的案件，应交法院办理。
但关于婚姻问题引起的虐待、虐杀或可能发生自杀、被杀的刑事案件，应主动检查，并协同司法部门处理。
一般的婚姻问题或家庭纠纷，通过调解教育，适当地加以解决处理。
第3阶段是运动的建设阶段。
主要工作是表扬模范夫妻和模范家庭，在群众自愿的条件下订立家庭团结生产公约，总结经验并布置今后工作。
订立家庭公约应结合爱国生产计划来订立，严格防止干部包办代替和形式主义的偏向。
除有突出问题的家庭，可单独订立公约外，一般可以居民小组或生产互助组为单位订立。
表扬模范，应该以民主和睦、生产积极、政治进步为条件；
婚姻自主的幸福家庭更是今后群众努力的方向，应特别加以表扬。
表扬时要广泛吸收群众意见，但不要用户比户、人比人的方法进行，免得影响群众团结。
最后要很好地帮助乡总结经验：
订出今后全乡贯彻婚姻法的计划，在扩大的乡人民代表会议或群众大会上通过，把贯彻婚姻法转为经常工作。
以上三个阶段必须密切结合，不能机械分开。
怎样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呢？
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地正确地讲清婚姻法精神，消除干部和群众中对婚姻法的片面了解和错误看法，划清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之上，改善现有的家庭关系，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制止虐杀、伤害妇女的犯法行为，给今后进一步贯彻婚姻法打下良好基础。
因此，必须按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结合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行宣传。
机械地搬弄条文是不对的，片面地宣传某一章、某一条的内容或强调某一方面的道理也是错误的、危险的。
有些地方对婆婆专讲“尊婆”不讲“爱媳”，对媳妇专讲“爱媳”不讲“尊婆”，这样反会引起家庭成员间的互相猜疑，应该纠正；
解释保护非婚生子女时，应该同时教育群众自动纠正某些性乱行为；
宣传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时，应该同时教育群众不要轻率结婚，轻率离婚，嫌贫爱富。
宣传时要用新旧对比的方法，结合当地群众所熟习的事例，特别是模范夫妻、和睦家庭等有积极意义的事例来说明婚姻法的好处；
讲坏的事例时，应尽量避免牵涉到当时当地的具体人物。
在表扬模范，订立公约时，要给群众指出今后如何改善家庭关系的具体道路，为今后群众自觉地贯彻婚姻法打下基础。
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和力量，采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一切方式进行宣传，但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去进行，防止放任自流。
正确妥善地处理群众中的问题，对提高群众认识的关系很大。
应该首先有重点、有准备地妥善解决几件群众要求帮助解决的纠纷，使群众认识提高，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调解工作应该通过群众或农村中的调解小组和先进分子进行，调解时必须注意提高当事人的认识，由他们自己提出解决意见，干部居中调处。
必须耐心说明，重要的是今后团结，老旧账能够不翻的就不要翻。
处理群众中的问题，必须分别问题的性质，划清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界限。
一方面，对于极少数严重犯法的刑事案件，如杀害人命、伤害人身的案件，应主动调查了解，提出意见，交法院依法审判，予罪犯以应得的法律制裁，以制止此种犯罪行为的继续发生。
群众提出申诉或告发时，更应及时送交法院查明办理，不要拖延。
对于这种案件，采取不告不理，见危不救，死了不问的态度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夫妻婆媳不和，以及离婚、解约、财产纠纷、早婚、重婚、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普通民事问题，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要求或申诉时，工作组才帮助解决；
当事人不提出，我们就不应该主动地多事地去检查和处理，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
有关领导的几个问题：
（一）切实检查各级领导力量和干部条件，各级领导必须有能力较强的专人负责此一工作，每一个乡必须有能够掌握政策的一两个骨干干部。
问题较多、力量较弱的地方，一定要加配得力干部。
准备不够的地区，宁可推迟一步。
（二）继续检查并澄清干部中某些不健康的情绪和不正确的看法。
如认为“不斗争就没意思”，希望“下去首先抓住一些严重犯法事件来轰开局面”等急躁情绪，以及对运动的政策和目的认识模糊，不敢积极负责的束手束脚现象，都应及早加以克服和纠正。
（三）在运动开始或将要开始的地区，干部和群众中一般会引起相当的波动，还会有坏分子从中造谣挑拨，必须运用一切宣传力量，在发生波动的地区，迅速进行正确的宣传解释，消除群众顾虑，把群众情绪安定下来。
对于派下去的干部如有因学习不好，不明政策，因而宣传错误、造成不良影响的，要及时调回，继续教育后再派往其他地区参加这一工作，不要任其自流。
（四）春耕已经开始，各地必须以春耕为中心，帮助下边干部妥善安排工作，把贯彻婚姻法运动和春季生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绝不许耽误或妨碍群众生产。
有灾荒的地区，不搞运动。

计划，主题，作家
苏联西蒙诺夫
编者按：
西蒙诺夫同志去年写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苏联电影事业部在组织和领导编写电影剧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所提出来的批评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可供我国电影工作者的参考。
原文刊载在1952年08月30日苏联“文学报”。
我想以一个参与电影事业工作的作家的资格，来谈一谈我们作家的、同时也是电影事业机构的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原因，也谈一谈我对于今后我们将采取一些什么办法，才能使作家们为电影事业工作得比以前更好、更有成果的几点意见。
也许，这些意见中，有些会引起争辩；
但是为了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我们作家们早就该谈谈和辩论一下这些问题，据我看，这该是无可置疑的。
现有的一些主题计划，就使苏联电影得以顺利发展方面来看，是必需的。
这就如同我国经济、文化以及艺术生活的任何一部门，根据那些深思熟虑的、现实的、高瞻远瞩的计划，便可以发展一样。
可是，拟定的那些主题计划——根据它们而预约电影剧本，并将拍制影片的那些主题计划的现行原则，是否是正确的呢？
这些原则，依我看，好几年来就已经证明是不正确的了。
尽管今年的情况有了若干改进，关于计划的范围，也讨论得较以往为广泛了，但是那些原则，现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个文学杂志编辑部：
它已把它的全年的主题计划拟妥，但是这个预定的主题计划，对那些可能作为该杂志基本撰稿人的作家们的兴趣和他们个人的实际计划，则不予以考虑。
像这样的杂志，要想把优秀的文学力量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并能以有充分价值的稿件保证它的稿源而实现其预定计划，那就怕难以办到。
而电影事业部在过去制订主题计划时所奉行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则。
现在呢，也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奉行着这一原则。
当然，绝不能说一个杂志或是一个出版社的计划，跟一个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完全一样。
但是建立创作计划的基础，是不分彼此同样需要的。
这一点是应该记住的！
那种过于硬性和狭隘的、忽视作家们真正兴趣和偏爱的制作电影剧本主题计划的办法，常常会使作家们采取一种手艺匠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业。
这种情形，甚至那些是手艺匠、绝不是轻浮之流，并且从来不在他们的其他文学形式（如诗、剧本、中篇和长篇小说等）的作品中采取手艺匠态度的作家，有时也在所难免。
要是为这些事实寻找辩护的理由，那当然是错了，而把这些事实完全弄清楚则是必需的。
这些事实，乃是计划脱离了思想和创作工作，而成了机械的东西的可悲后果。
任何一个出版社、杂志和剧院，都应当有它一定的方针。
当然，任何一个电影制片厂也应该这样。
既然关心自己的名誉、坚持所预定的作品都要有真正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那它们便应当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使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最重要、最重大和最珍贵的主题，在它们所出版的书籍里、杂志里、以及上演的剧本和影片里，都能占据主要的地位才是。
只有去发掘那些重要的主题，才能把现代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并深刻而严肃地表现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形象。
不过，即使把主题（那怕是最好的主题）也想好了，并把它列入了计划（那怕是最详尽的计划），也绝不能认为任务已经完成，远景就是光辉灿烂的了。
这样的计划，就其本质来说，还是缺乏创作气息的计划。
只有那些预先拟定的主题能够真正有把握找到它们的作者，保证它们将不是为一种手艺匠式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所完成，而是为一颗热烈的、关怀的、诚实的心所完成，那时计划才能算是真正的计划。
而我们现有的那些电影剧本创作计划所时常缺少的，正是这个把握。
问题并不在于那些计划好了的电影剧本不曾为电影制片厂所预约，不曾为合同所保证。
不是这样，那些电影剧本都已预约好了，并且，作家们也终于都被找到了。
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丝毫也不意味着预先拟定的主题真会实现。
这有两个原因：
其中之一，应当由作者们自己和整个苏联作家协会来负责。
另一个原因，便是电影事业部和它的计划制度的过错了。
第1个原因，是由于在作家中间还存在着对电影艺术的巨大影响力估价不足的思想。
幸而现时在我国作家中间，还用那种跟我们格格不相入的、有害的、庸俗的观点去看文学作品的人物已经几乎没有了，那种观点是产生于资产阶级的
“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因此它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要紧的是把那本使自己感到兴趣的书写出来，关于这本书是否为人民所需要，那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一个苏维埃作家来说，他所要的恰恰就是人民的承认，而这种承认，首先又是取决于他任何一部作品的质量。
因此一部作品的发行额，换句话说，也就是它在读者中间广泛流行的机会，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有头等意义的。
就表现一个作家的思想来说、就他能对广大听众作直接谈话这一方面来说，电影是享有最广泛的、真正的巨大可能性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作家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
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把电影当作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去重视它。
而苏联作家协会呢，对于阐明这个真理，对于使文学与电影事业之间树立起正常的相互关系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又是那样的不够。
正因为是这样，就使某些平时很能认真而诚实地对待文学这一行业的作家，有时也不免要马马虎虎去对待他为电影事业所作的工作，不大负责地去写他兴趣不浓的电影剧本了。
所以，当他们写这些电影剧本时，自然就不免要采取敷衍塞责和粗枝大叶的态度，不能把他全副的身心和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投进这一工作中去。
第1个原因，就是上面说的那样。
第2个原因，便是根源于电影事业部和苏联作家协会对吸引作家参加电影事业工作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太不够了。
有责任领导这一工作的人们，竟常常不了解作家工作的本质。
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永远有他自己最亲密、最珍爱的主题。
它藏在他内心的深处，在他的各种能力、知识、以及生活经验范围之内只存在着这种主题。
把制订好了的计划摊在这样的艺术家的面前，进而从这个计划里挑出一个偶然的、对他是非常没有兴趣的主题，要他去写一个电影剧本，这简直是把正事拿来开玩笑。
可是实际上就常常有这种事情。
作家们为电影写作的兴趣，是经常被忽略的。
有时那些建议，居然也就为作家们接受下来。
因此，那种你说我工作态度不严肃、我说你工作态度不严肃的议论，便常常可以听到了。
既然了解到电影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那就绝不可以再说什么：
“我个人的创作计划，主要的还是写诗、剧本和小说；
要是有人请我呢，也不妨双管齐下地再从‘他们’的电影主题计划中，挑选它一个。”
若是已理解了电影艺术有多么重要的人，毫无疑问，他也就会了解到，当他从事这一工作时，便应当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都贡献给它。
不过，把创作电影剧本看作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任务这件事，应当是双方面的。
它一定也要成为电影事业部的事情才行。
当然，并不是作家们自己提出一个主题，就永远都可以实现。
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
或是不同意这个主题，或是这个主题为了某些原因而不能列入制片厂的计划。
不过，如果有一个作家跑来说，他想
（只是举例说）写一个关于“手艺工人”的电影剧本，那么，制片厂绝不应该这样回答他：
“根据主题计划，这样的电影剧本我们不需要。
最好还是请您到集体农庄去看看，写一个关于集体农庄的电影剧本吧……”
一个态度严肃的作家，这时便会这样说：
“我很早就熟悉手艺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青年人们去谋取独立生活的主题，对我来说是珍贵而亲切的。
如果愿意接受我的合作的话，就让我们来商讨商讨这个主题。
这个跟我生活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主题，我一定能写得很好，而别的主题，怕就没有把握了。
没有把握的事，我可不愿干。
你们向我提出的那个主题，当然是重要的，不过还是让那个深刻地熟悉并喜爱这一主题的作家去写吧。”
作家们跟电影事业的整个交谊，就往往限制在上述的那种片断的谈话中。
可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像：
在一场能为双方都感到兴趣的谈话里，实际上是可以使一个艺术家去尝试他原先所不曾想过的主题的。
只要不用狭隘的事务主义作风去对待上面所说的那种任务，自己也有着真正关心创作的意图，便可以用这种意图让作家兴奋起来，把他作为一个预定要实现的理想的合作者，在他第1次迸发出跃跃欲试的兴趣之后，就赶快帮助他去认识现实的材料，帮助他不要吝惜时间、精力和耐心去研究这些材料。
用这种态度去办事，便一定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态度，对它是要付出不少力量和一部分精神的。
当然，这比引用一个已确定了的计划中的某一行，简单地向作家说：
“您所想出的那个主题对我们不适用，最好还是请您接受这一个吧……”较为复杂。
对这种建议采取妥协的态度和以作“零工”的眼光去对待电影事业，都要号召作家们予以积极的反对并起来作坚决的斗争。
电影事业部的领导人，也一定要对那种表现在各电影制片厂跟电影剧作家间的相互关系上面的事务主义和官僚作风作斗争。
近来在我国时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
“电影剧本是一种重要的文学。”
但是把电影剧本当作一种合法的文学作品看待，一直还未能作到。
在那些文学艺术杂志里，经常有长篇小说、诗以及短篇故事，但是我却不曾记得：
什么时候曾登载过一个不是由于电影制片厂的合同，而是出于作家的自发性而创作的、并在后来能受到电影制片厂和编辑部注意的电影剧本。
因此，常常使作者自己不能在他所写的电影剧本中感觉到这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上很完整的艺术作品，这是他心头上所珍视的工作。
尤其糟糕的，也许这个电影剧本为了某些原因而不能拍制成影片。
一个电影剧本的作者，往往在动笔之前，就预料到他还得作许多的修改，并在内心里也就容忍着这些。
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尽管他内心不同意，也还是往往同意修改。
这么一来，在修改之前，这个作品只能算是一个未加工的半完成品；
而在修改之后呢，它又要使作者觉得这是别人的、不能为他所喜爱的东西了。
在这两种情形之下：
无论是半成品也好，或是它被涂上了一些非原则的、公式化的修改的墨迹也好，都是跟
“重要的文学”这一概念相距非常之远的。
然而，正就是那种显然还不够资格搬上银幕的初稿，却通常不知道为了什么竟被叫作是“电影文学剧本”。
不能在剧院上演的剧本——不是剧本。
不能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也不是电影剧本。
只有那种毫无疑问地可以拍制、上演、同时又是完美的文学作品，才是电影剧作家足以自豪的对象。
这样的电影剧本，只有这样的电影剧本，才可以把它叫作电影的文学剧本，才是重要文学作品的实现。
有时也可以在一个电影剧本的作者失败之后，听到他为了自慰起见，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那个电影剧本，原来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有出色的对白，故事也展开得很有趣，富于曲折变化，并有美妙而细腻的心理分析。
是后来导演把它给支解了，被他大刀阔斧地删砍掉了一半……”
这样的情形是有的。
但是这些过错多半都不在导演身上。
如下的情形，倒应当更多些才是：
一个电影剧作者看见影片已不是他所构思的那样了，就去反躬自省。
原因是他原来的那个电影剧本不能搬上银幕，它比需要的尺数长了一倍，因此必需压缩。
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即那个预定将要拍成电影的作品，写得真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电影剧本，比方说，作者能在这一电影剧本中坚持他每一意见和每一句对白，驳倒向他提出的修改意见，这时他才可以向导演提出他完全合法的要求。
要是不大量吸引后起的青年导演干部参加电影事业，那么，它未来的发展是不可能想像的。
想到自己为电影事业所作的工作时，电影剧作家也应当记住这一点。
他应当向青年导演们表示欢迎，应当帮助他们能得到一些有充分价值的电影剧本，使苏联电影的新的力量，得以充分地用第1等的戏剧材料表现出他们的创作能力。
在戏剧创作中是有着悠久的、优秀的传统的：
在写剧本时，就想到一定的剧院、固定的导演以及某些将在舞台上体现由他所构思的形象的演员。
我以为，在写一个电影剧本时也有这种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能有大量的新的优秀的影片出现在银幕上，便必需要有大量的优秀的电影剧本才行。
而为了能获得电影剧本的广大的来源，这就有待于电影事业部、苏联作家协会以及所有已经了解到电影是艺术家跟人民联系最有力的工具的文学工作者们，作共同一致的坚决的创造性（我是有意特别强调这个字的）的努力才行。
（蔡时济译）

世界工联和我全国总工会声援法国工人
法国各地各阶层人民抗议法政府逮捕法共及总工会领袖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28日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就最近法国政府逮捕工会领袖和搜查工会办公处这件事打电报给法国总工会，支援法国工人阶级的反迫害斗争。
电报说：
反动派对法国总工会进行的新的罪恶昭彰的攻击，侵犯了工会权利和民主权利。
这种攻击已经引起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愤慨。
这次逮捕工会领袖和安德烈·斯梯以及1952年10月逮捕阿兰·勒里普和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领袖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法国反动派已经开始废除法国宪法所保证的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了。
这是他们执行反人民政策的直接结果。
电报指出：
1951年，当时的法国政府总理在去华盛顿前夕，为了保证他的使命的成功，曾经下令禁止世界工会联合会设在法国。
现在，法国总理在开始同样旅行的前夕，认为也有必要以攻击法国总工会的形式来给美国人一些保证。
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清楚地认识：
法国反动派所采取的法西斯措施是他们想取悦大西洋彼岸的主子的愿望引起来的。
法国政府容忍美国的“机构”在法国存在，这种“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法国的经济附属于美国的资本，使法国的国民生活服从华盛顿政客的愿望。
法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反民族活动采取放任态度，对于成立了六十多年的法国总工会却采取罪恶的态度，这是对法国人民的公开污辱。
电报对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动人民表示声援和支持，并且指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使反动派不能实现他们的罪恶计划。
电报说：
世界工会联合会将向联合国提出严重抗议，抗议法国政府破坏工会权利和使用武力，并要求保障法国总工会的正常活动和工会权利的自由行使。
【新华社30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29日致电法国政府，抗议非法逮捕法国工会领袖和“人道报”总编辑安德烈·斯梯。
同时还致电法国总工会声援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法国政府的抗议电说：
“当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阿兰·勒里普及其他和平斗士仍被非法关在监狱的时候，法国政府当局于本月24日又无理逮捕爱国志士与和平战士、法国总工会组织书记吕希欧·摩林诺，塞纳省工会联合会书记安德烈·道埃以及‘人道报’总编辑安德烈·斯梯，并妄图逮捕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贝诺瓦·弗拉商和政府机关员工联合会总书记马赛尔·杜弗里希，而且还无端搜查工会组织的办事处。
中国工人阶级获悉之余，感到万分愤慨。
这一阴谋暴行发生在法国人民反对波恩和巴黎战争条约的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全法国人民日益坚决要求结束肮脏的越南殖民战争的今天，更充分地暴露了法国政府当局是在进一步背叛民族利益，屈从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
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支持法国劳动人民的抗议，要求立即恢复摩林诺、道埃、斯梯以及勒里普等人的自由，并停止对弗拉商和杜弗里希的迫害。”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法国总工会的电报里说：
“中国工人阶级对法国政府的这种暴行异常愤慨，并已向法国政府表示抗议。
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支持法国劳动人民抗争的行动，坚信法国劳动人民将更加团结一致，英勇前进，为争取释放摩林诺、道埃、斯梯以及勒里普等同志、为制止对弗拉商和杜弗里希二同志的迫害而奋斗。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永远与法国劳动人民站在一道的。”
据新华社讯：
抗议政府当局逮捕共产党和工会领袖的运动，在法国全国各阶层人民中迅速发展。
巴黎、里昂、波尔多、里尔及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短时间抗议罢工。
马赛一千多码头工人在25日举行罢工。
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矿工宣布罢工二十四小时。
26日，巴黎大学六百多个学生在圣米塞尔大街举行示威。
他们的口号是：
“恢复阿兰·勒里普和安德烈·斯梯的自由！”
“法西斯主义绝不能得逞！”
警察向学生们进攻，并且逮捕了好几个人。
要求停止采取警察镇压手段的信件、电报和请愿书，源源不绝地从全国各地寄给总统、政府和巴黎军事法庭侦察庭法官。
伊塞尔省的天主教工会、法兰西学院的教员以及许多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医生、律师和教士，都要求政府当局尊重民主自由，释放被捕和平战士。
“人道报”报道：
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在塞纳省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政府最近逮捕民主组织的领袖，是为了要证明它愿意执行美国人的镇压政策。
但是法国人民和工人阶级一定能够集合他们的力量，争取释放被捕爱国者。

克其鲁返印度受到欢迎
【新华社新德里30日电】
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赛福丁·克其鲁博士访问苏联后，于03月29日回到德里。
到车站欢迎他的有全印和平理事会理事、德里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印度各党派的国会议员以及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大使馆代表共约五百人。
他下火车时接受了欢迎者的献花。
许多欢迎他的人举着绘有毕加索的和平鸽的和平旗帜和标语牌。
他们高呼“欢迎和平战士克其鲁博士”、“立刻在朝鲜停火”、“亚洲人不打亚洲人”、“战争贩子滚出亚洲”等口号。
克其鲁在车站对记者们谈到此行印象时说：
“苏联和中国人民要和平，他们将永远为和平而努力。”

印尼舆论反对美国的“禁运”政策
要求扩大和民主国家的贸易

【新华社28日讯】
雅加达消息：
印尼舆论对美国的“禁运”和压低原料价格的政策，普遍表示不满。
“独立报”说：
美国的“禁运”政策和压低原料价格政策已经使印尼人民遭到困难，七百万依赖橡胶生产维持生活的印尼人民更受到了恶劣的影响。
“永恒报”揭露了美国“禁运”政策的卑鄙目的说：
美国的“禁运”是要使它自己成为能随意订定买价的世界唯一橡胶大买主。
该报并说：
“禁运”只对美国有利，对其他国家都没有好处。
“竞报”评论美国压低原料价格的专横态度说：
对于生产原料国家所提出的关于美国压低价格的指责，美国到现在为止还置之不理。
价格继续下降。
由于贸易受到限制和原料价格下降，印尼的对外贸易已由1951年的出超印尼币十亿多盾变为1952年的入超十六亿多盾。
美国“禁运”政策造成的人为的橡胶过剩现象，正在加深印尼对外贸易的困难。
在国际橡胶研究组发表了关于1953年到1956年之间天然橡胶过剩量达到四十二万吨的报告之后，印尼农业部长沙灿公开说：
这个时期是印尼特别困难的时期，因为小规模的橡胶园将更难销售它的橡胶了，而小橡胶园的出产占印尼全部橡胶出口数量的一半。
许多印尼报纸都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与民主国家的贸易。
“独立报”说：
“为七百万人的命运着想，最好不过的是从现在起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商。”
“人民日报”开列了具体数字说明和中国做生意的好处，并说：
锡兰继续卖橡胶给中国，换得他们十分需要的大米。
印尼民族企业联合机构秘书长苏约尼哥罗在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
印尼的商场因为“禁运”而变得沉寂。
印尼民间已经堆积了很多存胶。
他指出：
“和中国通商，卖出印尼的民间存胶是对印尼人有利的。”

国际保卫青年权利会议在维也纳举行
号召全世界青年反对新战争威胁
争取结束现有一切战争，一切军队撤出外国领土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讯：
22日起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会议已在27日闭幕。
七十二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保卫青年权利的决议和告全世界青年书，号召全世界的青年在争取青年的权利、争取和平与争取民族独立及反对新战争威胁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会议在各国青年团结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从22日到27日的各次会议中，发言的代表都表示同意会议的各项报告，认为积极准备新战争的活动以及扩张军备运动是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与附属国青年生活困苦的主要原因。
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青年的幸福生活；
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代表报告了各国劳动青年艰苦的生活和他们为保卫和平和青年权利而坚决斗争的情形；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代表在他们的发言中，一致表示要和自己国家的广大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独立。
现在正英勇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朝鲜、越南、马来亚的青年代表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美国、法国、英国青年代表们一致表示，他们要为结束在朝鲜、越南、马来亚的不义战争而努力。
在25日的会议上，当越南代表吴刚（译音）发言后，法国代表团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把他高举起来。
“越南青年和法国青年万岁”、“反对战争”的口号震撼了会场。
英国青年代表也在那天会议上向发言的马来亚代表献花，并和他拥抱。
德国青年代表抗议波恩议会批准波恩和巴黎两个战争条约的呼声，受到了各国青年代表的同情和支持。
在闭幕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朱塞佩·贝歇蒂作了“国际保卫青年权利会议小组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
他说：
会议组织了五个小组委员会，在广泛和自由的讨论基础上，小组委员会根据各项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中指出的方针进行工作，确定了青年们进行斗争的方式和方法。
贝歇蒂最后号召各国青年在争取较高生活水准、争取实现青年权利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法国代表皮埃尔·布尔戴接着致闭幕词。
他指出：
青年们在争取较好的未来和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中，首先是为和平而斗争。
会议的决议着重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及附属国青年的困苦，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准备新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军竞赛政策。
决议说：
会议认为青年应该享有过幸福与和平生活的权利，因此要求保障青年的就业权利；
享受普遍的自由与民主教育的权利；
免受任何种类的歧视的权利；
享受保健与休养的权利；
有成立家庭的权利；
有成立青年组织及自由地讨论他们的需要的权利。
决议认为只有在和平与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青年的这些合法权利，特要求结束一切现有的战争，停止一切发动新世界大战的准备，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取消及解散一切目的在于发动新世界大战的条约和集团，给予一切国家决定它们自己命运的权利，取消一切为了侵略目的而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停止扩军竞赛及青年的军事化，停止利用文化、科学及艺术来进行战争宣传，大量削减战争预算并增加满足人民迫切需要的拨款，恢复和发展国际经济及文化关系。
告全世界青年书号召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男女青年争取实现他们的合法与公正的要求，反对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反对压制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的任何阴谋。
争取结束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及争取一切军队撤出外国领土。
告全世界青年书号召青年工人们要求同工同酬，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提高劳动强度的制度，要求获得职业的真正机会，争取工资照发的每年休假；
号召青年农民们要求发给土地，减低地租，要求国家拨款改善农村条件，反对没收土地用来建筑军事工程；
号召学生们争取增加教育经费，争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
告全世界青年书号召男女青年们要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反对镇压与迫害，争取成立自己的组织和出版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报纸。
告全世界青年书最后号召各国青年团结一致，为争取自己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另一次战争威胁而斗争。

抗议美政府进行侵朝战争
美国一些公民拒缴所得税
【新华社讯】
美国费城的华尔特·朗斯特里斯夫妇和另外十个美国公民16日共同宣布拒绝缴付联邦所得税，以抗议美国进行朝鲜战争和准备新的战争。
据合众社报道，朗斯特里斯等人发表谈话说，他们“受良心驱使”反对朝鲜战争。
他们拒绝缴税是因为这些钱被用于制造武器来毁灭人民，他们用拒绝缴税作为“真诚的抗议，目的是帮助唤起我们的同胞了解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危害性”。
朗斯特里斯等人要求美国人民“认真考虑我们国家（美国）现在奉行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与灾难”。

【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
艾森豪威尔18日发表演说，宣布他不准备立即实践他在竞选时所作的减税诺言。
艾森豪威尔明白表示：
他最关心的事情是搜刮足够的钱来应付庞大的战争预算。
他说，在达到这一点以前，“我们（美国）永远不能减低赋税”。
艾森豪威尔反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尼尔·李德提出的从07月01日起削减个人所得税百分之十的法案，他说，如果通过这个法案，就要采取其他的“增加收入”的措施。
据合众社消息，在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说的第2天，李德指责艾森豪威尔是“用骗人的假话取得政权”。

美国的金钱不能在国外买到友谊
资本主义世界反美情绪增长
【新华社讯】
塔斯社华盛顿21日讯：
“华盛顿新闻报”在03月20日的一篇社论上无精打彩地承认：
美国的金钱不能在国外买到任何友谊。
该报不得不承认，在海外各地，尤其是在日本、意大利和西德，反美的情绪正在高涨。
几乎在每一个感到美国势力威胁的国家里，在建筑物和墙上都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美国人滚回去！”
的标语。
该报说：
“舆论的不满已达到这种程度，连我们外国政府里的朋友也不大愿意替我们辩护。”
该报摘录了某些西欧报纸的言论，大意说欧洲已经讨厌美国人了。
该报承认：
这些言论“非常中肯”，因为美国人留在那里和他们提的意见遭到厌恶。
该报还承认：
西欧国家对华盛顿在国际贸易上的歧视政策不满的情绪也正在高涨。
该报提到了英国工业家的牢骚，这些工业家说，如果不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歧视法令把“巴特尔法解释得过火”，那么英国在苏联和中国便会有一个销售车辆、拖拉机和其他机器的广大市场。

美国通讯社承认
朝中人民军队防线巩固侵朝美军无力进犯
美国兵员枯竭加紧在国内大量征兵
【新华社讯】
尽管美国将军们一再叫嚣要在朝鲜进行军事冒险，但是连美国通讯社也承认：
朝中人民军队强不可犯，侵朝美军力不从心。
国际新闻社汉城21日电承认：
在朝鲜前线抗击着美国侵略军的朝中人民军队拥有强大的兵力和“足够的供应品”。
消息引述了美国第五航空队司令巴克斯的话，巴克斯承认，“他们作战飞机没有能切断共军的供应线”。
该消息并说：
“横贯朝鲜半岛，第8军所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共军堡垒。
共军在许多地方有纵深至少二十五英里的防线，地下是纵横交错的坑道和大地洞，有些地洞实际上穿透了坚强的山头阵地。”
据国际新闻社记者哈莫夫透露，一个美国高级军官承认，朝中人民军队防线的巩固，是任何武器都无法摧毁的。

【新华社29日讯】
华盛顿消息：
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放出所谓准备在朝鲜采取“脱身”政策的空气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却在加紧征召美国青年入伍，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根据美国陆军部发布的征兵令，美国在二、三、04月每月的征兵人数为五万三千名。
这比01月份征召的四万八千人多百分之十，比1952年下半年平均每月的征兵人数约多百分之三十七。
据国防部透露：
美国今后还要“继续大量征兵”。
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兵员需要，美国征兵局正在准备扩大征兵的范围。
据美联社23日消息：
由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的青年都已“该征的征了”，“美国四十一个州将在下月征调十九岁的青年入伍”，“对于四十个州中的十四个州来说，这将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第1次征调十九岁的青年入伍”。
有十三个州在04月份准备征召的十九岁青年至少要占征兵额百分之五十。
伊利诺斯、宾夕法尼亚与加利福尼亚等州要征召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十九岁的青年。
同时，美国政府正准备采取更严格的征兵制度来加紧搜罗炮灰。
美国国防部与征兵局的负责官员近来不断要求修改现行的征兵法，特别要在缓役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征兵局长赫尔希已建议发布行政命令，提高大学生与新做父亲的人的缓役条件。
负责人力动员的国防部助理部长汉纳也向参议院保证要重新研究整个的人力情况。
据美联社透露：
“目前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正放着一些更加严格的征兵法草案。”

菲解放军出击获胜
游击战已在吕宋二十多省展开

【新华社28日讯】
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人民解放军03月22日在奎松省消灭了民那米示沓港一个季里诺傀儡军哨所的驻军。
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这个海港市镇，在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后主动撤出。
同日，菲律宾人民解放军在马尼拉南方三十英里甲米地省内进行一场伏击战，打死打伤季里诺傀儡政府的警察多名。

【新华社28日讯】
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英勇战斗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正在不断发展，并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给季里诺傀儡政府的军队以有力的打击。
在菲律宾最大岛屿——吕宋，菲律宾人民解放军不仅在邦邦牙、丹辘、新怡西夏和武捞干等省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全吕宋二十四个省中的二十二个省开展了游击战。
今年01月11日，季里诺傀儡军参谋长杜克在“马尼拉时报”星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透露：
在1952年内，傀儡军在全国各地和菲律宾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三千六百次。
这个数字比1951年的作战次数一千五百五十九次增加了一倍以上。
属于季里诺傀儡政府的“菲律宾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
菲律宾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季里诺傀儡军进行频繁的“扫荡战”，企图消灭人民解放军，但是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今年01月间，季里诺政府又大事吹嘘地进行“全面扫荡”。
美联社马尼拉03月23日电指出：
这次“扫荡战”的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下文。
菲律宾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是他们必然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菲律宾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
菲律宾人民解放军“深得邦邦牙省人的同情和赞扬”。
季里诺傀儡军发言人曾经透露：
当季里诺军队出击时，农民们经常放野火通知附近山地上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
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使用了各种血腥镇压的手段，但没有把菲律宾广大人民吓倒。
相反，菲律宾工人和农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菲律宾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的周围。

葛罗斯抵赖不掉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江南
03月27日，美国代表葛罗斯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企图抵赖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可是，葛罗斯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罪恶滔天的细菌战的事实，早已为许多确凿的物证和人证所证实。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特别是由世界权威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都实地作了充分的调查。
他们的调查一致证实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
除此之外，有许多按照美国政府的命令直接参与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人员已经落入朝中方面手中。
他们在人类良知的驱使下，供认了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从美国空军战俘伊纳克、奎恩、奥尼尔、克尼斯、许威布尔、布莱的供词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计划和它的实施。
对于所有这些人证和物证，美国政府从来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论据来加以抵赖。
它除了硬着头皮出来说这是“共产党宣传”而外，对于这些证据的具体内容一向避而不谈。
在葛罗斯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表演说之前一天，合众社曾经报道说，联合国中的“美国人士”宣称，葛罗斯这次将要与众不同了，他“将提供证据”，“证明”关于细菌战的指责是“捏造”的。
这些“美国人士”还预言葛罗斯“一定”要发表“猛烈的反击演说”。
可是结果，葛罗斯仍然除了空口说白话而外，什么“证据”也提不出来。
葛罗斯的演说表明：
美国政府对于美国空军被俘人员供认美国进行细菌战这一事实，特别感到害怕。
葛罗斯用了许多话来否定这些战俘的供词，企图把它们说成是一种所谓“宣传”。
可是葛罗斯说来说去，怎么也不敢碰一下这些供词里面的任何一点具体内容。
葛罗斯只能空空洞洞地企图从“一般词句上”和“具体说法上”来证明这些供词“都是骗人的”，并且企图凭空要全世界“不应该”相信这些供词里面连葛罗斯自己也无法抵赖的许多事实。
为了想证明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都是所谓“宣传”，葛罗斯把美国特务机关用来逼供的一套办法都搬出来加在朝中方面头上，硬说朝中方面也是用这些办法得到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的。
葛罗斯列举了许多办法，显出他自己是这方面的真正行家。
这些办法是：
“使你长时失眠”；
在脊椎上注射一种血清；
“强迫你在长时间内保持僵直的姿势”；
此外，还有许多所谓“心理的办法”。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把葛罗斯介绍的办法用上一种，就可以使战俘处于神经错乱的地步，他们还怎么能写得出像许威布尔、布莱、奥尼尔、克尼斯、伊纳克、奎恩所写的那样清楚的供词呢？
在所有这些战俘的供词中间，都有着大量的准确而无法更改的有关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时间、地点、人名、职别、会议、训令、讲授内容、和许多极复杂的技术过程。
一个神经错乱的战俘能写出这样条理分明、确实详明的供词，这难道是可以想像的事情？
特别可笑的是：
葛罗斯一方面说这些供词都是用他所介绍的办法制造出来的，一方面却不敢否认这些供词中所提供的任何一项事实。
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在他的供词中说：
1952年0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第33空军大队第一照相中队
（VMJ—1）奉命参预细菌战计划。
“VMJ—1以海军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在朝鲜浦项的K—3为基地，使用F2H—2P型的照相侦察机
（女妖式）”。
葛罗斯为什么不敢对这些部队番号、基地、飞机类型、任务作任何辩解呢？
十分明显，这是因为抵赖不得！
葛罗斯自己也知道，光凭空口否认是丝毫抵销不了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在全世界引起的巨大影响的，因此，他就异想天开，要求把这些战俘送到一个所谓“中立地区”去，把他们交给一个所谓“公正的联合国委员会”去“负责拘留”。
在经过“一个时候”的“恢复正常”以后，再由这个“委员会”来询问他们，要求他们来“证实或否认”他们供词中所举的事实。
葛罗斯的计划中所包含的幼稚可笑的阴谋，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
葛罗斯妄想把美国空军战俘交给御用的“委员会”，然后由美国特务机关用威胁利诱的办法来“恢复”他们的“正常”；
换句话说，强迫他们推翻自己的供词。
美国政府企图用这样无耻的办法来推翻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这反过来证明：
美国政府已经黔驴技穷，再也无法掩盖它进行细菌战的严重罪行了。
葛罗斯除了企图推翻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而外，还要求由联合国大会成立一个所谓“调查委员会”来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指责进行所谓“公正的调查”。
而且，照葛罗斯的要求，这个所谓“调查委员会”还应当有权“在北朝鲜、南朝鲜、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自由行动”，还“应当有接见它认为必要的人、到它认为必要的地方、获得它认为必要的文件的自由”。
这样的一个所谓“调查委员会”，除了说它是美国情报机关派来搜集美军进行细菌战情报的特遣队以外，再没有更恰当的名称了。
很明显，还在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美国政府，正迫切需要关于细菌战效果的第一手情报。
这就是葛罗斯的建议的真正目的。
葛罗斯这个建议的荒谬性，由于他企图把进行细菌战的全部责任推给“联合国”而显得更明显了。
葛罗斯说，关于细菌战的指责所攻击的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本身”。
那末，照葛罗斯的说法，就是要由联合国自己来对它所被指责的事情进行“公正的调查”。
葛罗斯在这里陷入了美国政客们常犯的逻辑上的极度混乱。
事实上，葛罗斯是企图把“联合国”当作美国政府的挡箭牌，来招架全世界对美国政府的斥责。
但是，谁都知道，所有美国空军战俘的供词都已经众口一词地承认，细菌战是完全由美国军队单独秘密进行的。
美国战俘许威布尔在他的供词中承认，美国军队在进行细菌战的时候，对于它的盟国都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它们
“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限制关于使用这种武器的消息并控制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
葛罗斯这种把责任推给“联合国”的手法，只是暴露了美国政府的作贼心虚罢了。

越南各省人民政权机关积极执行土地政策
【新华社30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27日讯：
越南许多省的人民政权机关最近积极执行越南政府的土地政策，把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卖国贼的土地分配给贫农。
在南定省，约有七千亩属于越南卖国贼或不在地主的土地，已经分配给或者暂时交给贫农、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家属和烈士家属耕种。
在河南省，已有三百三十四亩属于法国殖民者的土地分配给贫农。
在安老村，当所有敌伪组织和行政机关都被打垮以后，当地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组织立刻实行政府的土地政策。
他们把所有的公地都分配给贫农，并把属于不在地主的六十四亩土地暂时交给农民耕种。
这就使得村内的各种抗战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许多青年已报名参军，生产运动也在加紧进行，农民很快地缴纳了农业税。
根据政府的宽大政策，回到祖国的伪军也可以分到土地，这使得许多伪军的父母都去劝他们的儿子回到祖国方面来。
到02月20日为止的五天中，仅在南定省就有六十名伪军回到抗战阵营来。
他们保证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以表示对政府的感激。

金日成谈朝鲜今年农业生产问题
号召农民增产粮食促进最后胜利早日到来
【新华社平壤30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最近接见了平安南道肃川、顺安、平原、安州、大同等郡的丰产农民及军属代表和一部分里的党、政负责人，就朝鲜今年度的农业生产问题进行了谈话。
金日成在谈话中指示农民们要增产更多的粮食与原料，发展家畜业，来促进战争的最后胜利。
金日成说：
在去年，由于朝鲜农民克服了战时的各种困难，高度发挥了爱国劳动热情，也由于国家对部分农民特别是对军属及贫苦农民给予了免征现物税和贷种子、贷粮食等帮助，朝鲜农民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优异的成果。
国家的粮食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国家对人民军供给粮食以及对工人、职员和他们的家属配给粮食的情况，都大大地改善了。
因而，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也更加巩固了。
今年，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对于农民也提出了供给前后方以粮食、充分保障工业原料和进一步安定人民生活的任务。
农民们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个任务，争取更多的收获。
金日成在谈话中指出：
在今年做好春播工作、增加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在人力、畜力和肥料方面仍然存在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敌人的骚扰和破坏。
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必须展开一个全人民的运动来克服这些困难。
接着，金日成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指示。
他特别强调指出，农民们在增产运动中要充分发扬互助的精神，要在里与里、郡与郡、道与道之间展开生产竞赛。
全体人民，包括军队、工人、职员和市民，也要广泛地帮助农民进行生产。
他指示各级人民政权机关要进一步大力支援农民的增产斗争，发挥创造性，帮助农民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党和政府以及其他农民都要关心和帮助贫苦农民和军属的生产。
金日成又指出：
为了自己解决肉类的需要，政权机关要从今年起组织农民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业，使每家农户在今后两三年内都有家畜。
金日成指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一个有利条件说：
我们现在使用的拖拉机已比战前增加了。
今年从苏联运来的拖拉机和数千件农具和汽车也已经使用到农业生产方面。
从苏联输入的几万吨化学肥料，也正在分配给农民使用。
金日成最后说：
我确信：
我们全体农民在人民政权机关的领导下，必将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增产任务，发展家畜业，为前后方生产更多的粮食，为工业生产更多的原料，促进最后胜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