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等
致电殷切慰问斯大林同志
据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宋庆龄、郭沫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联络局，分别致电殷切慰问斯大林同志，并衷心祝盼他早日恢复健康。
各慰问电电文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慰问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斯大林主席：
我们全中国人民谨以万分关切的心情，向您致最敬爱最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祝盼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
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必定坚决地与苏联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1953年03月05日
宋庆龄的慰问电敬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听到您患病的不幸消息，我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祝盼您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早日获得持久的世界和平。
宋庆龄
1953年03月05日于上海
郭沫若的慰问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敬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我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万分关切的心情，向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祝盼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1953年03月05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慰问电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杰尼索夫同志：
获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亲爱的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同志身患重病，谨代表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向斯大林同志及苏联人民致以深切的关怀和慰问，并祝盼斯大林同志病情好转，恢复健康。
在斯大林同志重病的困难日子里，中苏友好协会全体会员一定将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倍地提高对和平敌人的警惕，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奋斗。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　钱俊瑞
1953年03月05日北京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慰问电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
获悉世界和平事业的导师和领袖斯大林主席得了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最为关切的心情，衷诚祝望斯大林主席病况好转，恢复健康。
我们深信：
在斯大林主席病重期间，中国人民一定以更其坚决的精神，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崇高事业作不懈的奋斗。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1953年03月05日北京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慰问电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获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约·维·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全中国工人万分关切，谨致以衷心的慰问，盼望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好转，早日恢复健康。
中华全国总工会
1953年03月05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慰问电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得知我们最敬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突患重病的消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全中国青年都万分系念。
我们谨向斯大林同志致以最亲切的慰问，衷心祝望斯大林同志病情早日好转，恢复健康。
在斯大林同志患病期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定要更加努力作好我们的工作，并更紧密地和苏联青年团结一致，向着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的道路前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1953年03月05日
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慰问电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得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同志患重病的消息，我们和亚洲澳洲千百万工人都万分关怀着斯大林同志健康的严重情况，谨致以衷心的慰问，盼望他的病情迅速好转，早日恢复健康。
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
03月05日

中苏两国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而感到极大的焦虑。
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宣告斯大林同志患病的公报传来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感到突然。
然而，公报证明这是事实。
现在斯大林同志的病况仍然极端严重，这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类，都是重大的不幸事件。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人民最敬爱的朋友斯大林同志的健康所遭遇的这种严重情况，使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焦虑。
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每一秒钟都在关怀着斯大林同志的病况，衷心地盼望着他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
毛泽东主席在慰问斯大林同志病情的电文中说：
“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
这代表了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无限深切的企求。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人民慰问斯大林同志病情的函电从各个角落像雪片一样飞来。
这种精神上的慰问，正在产生出强大的物质力量，它将战胜因斯大林同志的重病而引起的暂时的困难。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公报中所说的：
“由于斯大林同志的严重疾病，他势必要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能参加领导活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和我们全党以及我们全体苏维埃人民一样，都认识到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有共同的感觉，我们同样认识到由于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而引起的一切情况的全部意义。
我们相信，受了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长期教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完全能够熟练地处理一切情况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公报中说：
“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相信：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一定会表现出最大的团结和一致、坚决的精神和警惕性，一定会加倍努力地从事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样，深切地感觉到紧密团结战胜困难的巨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问候斯大林同志病况的电文中说：
“在斯大林同志重病期间的困难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样相信：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以最大的坚定性，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提高警惕，为我们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事业而奋斗到底。”
这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强信念。
我国人民都纷纷表示决心，响应我们党中央的号召。
我们深切地了解，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团结，是我们取得一切历史性胜利的无限源泉。
我们的党教育我国人民，要以列宁、斯大林所缔造培育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为榜样，我们必须养成团结一致、提高警惕、坚决奋斗的优良品质，加倍努力完成一切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和列宁、斯大林的党及苏联人民永远在一起，更加努力巩固与发展中苏两国兄弟般的友谊，使我们两国更加亲密团结，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奋斗。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我国女钻探工人。
她们活跃在山峦起伏的地区，她们和男工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的钻探任务，她们正在研究发挥钻探机效能的方法。

我国人民深切关怀斯大林同志
【本报讯】
全中国人民殷切关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病况，并衷心祝盼他早日恢复健康。
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市和天津市许多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04日晚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
沈阳市许多无线电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彻夜未眠收听广播。
西安市郊大华纱厂的播音站广播斯大林同志病况消息时，全厂几千职工包括刚刚熟睡的夜班工人们，都聚集拢来静听。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地向报社、广播电台和中苏友好协会打电话或写信询问斯大林同志的健康状况。
03月05日一整天，本报连续不断地接到读者的电话、信件和接见了来访者。
在上海市，仅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收到的电话就有二百二十多次。
重庆市劳动人民不断打电话给报社，希望随时公布斯大林同志健康状况的消息，他们说：
我们全部的心情都集中在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上。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模范杨奎在听到斯大林同志重病的消息后说：
“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盼望听到他老人家病情好转的消息。”
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斯大林病况消息后，西安市西北大学和西北农学院等单位的听众，连续要求该台继续广播，并询问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波长。
各地人民表达了对斯大林同志病况的最为关切的心情。
北京大学医学院、军委总政治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水利部水文局水文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央粮食部、中央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计划室、中国铁路工会铁道部办公厅支会、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建设局园林事务所、北京市“少年之家”、北京市第25中学“金日成班”、第37中学等单位读者写给本报的信中都说：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世界和平事业的旗手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不但是苏联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不幸。
中央文化部办公厅全体同志的联名信中说：
“我们看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突然患重病的消息时，我们整个办公厅顿时寂静下来。
大家都围在一起，一字一字地默念着‘关于斯大林同志病况公报’。
每个人都衷心地希望斯大林同志病况好转。”
中国协和医学院学生会来信说：
“虽然我们身在中国北京，但我们似乎看到斯大林同志呼吸的情形、听到斯大林同志心跳的声音。
我们每个人在每一秒钟都在关怀着斯大林同志的病情，并热烈地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北京电影制片厂总编室来电话说：
“过去我们一天看一次报纸。
但今天看完了报纸，知道了斯大林同志的病况，就觉得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在报纸上看到斯大林同志的病情，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我们迫切希望随时能够知道这个我们最关心的事！”
各地人民对斯大林同志的病况，表示了诚挚的慰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代表全校师生九千多人，以最关切的心情向在该校的苏联专家表示了对斯大林同志病情的衷心慰问。
石景山钢铁厂、北京被服厂、北京电车公司等单位也都派出工人代表到苏联大使馆去，表示中国工人对斯大林同志重病的关切。
各地人民纷纷写信给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问候斯大林同志的病况。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全体工作人员03月05日发出了慰问信。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和湖北省委员会分别拍出了慰问电。
正在西安市建筑西北人民大厦的工人们，在工地上听到斯大林同志患重病的消息后，立刻打电话给北京苏联驻华大使馆，祝望斯大林主席早日恢复健康。
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的团员几小时内就写了四十七封慰问信给斯大林同志。
西北民族学院十七个民族成分的学员分别写信问候斯大林同志的病况。
国营天津钢铁厂刘长福小组等十四个劳动模范和五个模范小组，甘肃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单位和个人都给斯大林同志写了慰问信，表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关怀着他的病况。
各地广大人民在慰问斯大林同志病况的同时，都坚定地表示：
在斯大林主席患病的困难日子里，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和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提高警惕，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共同事业而奋斗到底。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学校五三工厂经验训练班全体工作人员及学员等来信也具体提出学好五三工厂经验、提高生产、加速建设祖国的保证。
北京市西郊海淀区农民纷纷表示要把生产工作搞好，多打粮食，增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
北京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部全体师生职工、北京市第7医院护士学校等来信保证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搞好教学工作。
天津市汽车公司全体共产党员在慰问信上写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在新中国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斯大林同志的帮助。
在斯大林同志患重病的困难时期中，中国人民一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
正在进行的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上的农业劳动模范在联名慰问斯大林同志病情的电报上说：
我们到会的五百二十七位农业劳动模范，听到您不幸患重病的消息，都以万分关切的心情，祝盼您早日恢复健康。
在您患重病的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一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更加勇敢、坚定地带动全省农民，加强学习苏联农业先进经验，开展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用这一运动的成果，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加强保卫世界和平。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
前往苏联大使馆慰问斯大林病情
【新华社05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陈叔通，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副秘书长严希纯，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林云，05日下午五时前往苏联驻我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各民主党派对斯大林主席病情的深切的关怀和诚挚的慰问，并盼斯大林主席病况好转，早日恢复健康。
【新华社05日讯】
我国各人民团体代表在05日晚前往苏联驻我国大使馆，对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主席的病况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各团体代表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顾德夫，向他转达了我国人民盼望斯大林同志病情早日好转和恢复健康的殷切心情。
前往苏联大使馆慰问的我国各人民团体代表有：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田德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周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华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曾昭生，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林士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等二十二人。
同时前往慰问的还有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秘书长刘汉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等也在05日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慰问。
【新华社05日讯】
北京市各界人民在获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的关于斯大林主席病况的公报后，纷纷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05日晚由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偕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和市委副书记刘仁等前往苏联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向他表达北京市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对斯大林主席病情的关怀与慰问，衷心祝望斯大林主席早日恢复健康，并请他把这个心情转达给斯大林主席和苏联全体人民。
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钱端升等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在05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向顾德夫参赞表示对斯大林主席的病情的慰问之意。
截至05日晚十时止，北京市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和广大市民派遣代表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慰问或写信，打电话给大使馆表示慰问的络绎不绝。
【新华社天津05日电】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获悉约·维·斯大林同志重病的消息后，特由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代理书记黄火青、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德等前往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会见马铁夫总领事，请其转达天津市人民、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的病情的深切关怀和慰问，并表示对斯大林同志早日恢复健康的衷心祝盼。
【新华社上海05日电】
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行政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谭震林、张鼎丞、陈丕显、潘汉年等在05日晨前往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施捷利总领事，请其转达华东区、上海市人民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和华东行政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病情的关怀和慰问，并盼望斯大林同志早日恢复健康。
华东及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也在05日晨派代表前往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会见总领事施捷利和副领事魏立夏金，请其转达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一百七十二万会员对斯大林同志病情的关怀和慰问。
【新华社广州05日电】
全世界劳动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患重病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4书记陶铸，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何伟，副市长朱光，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曹若茗等在03月05日先后前往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会见贾布侯领事，请其转达华南人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对斯大林同志的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示盼望斯大林同志早日恢复健康。

斯大林同志05日健康状况
【新华社0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05日电：
关于约·维·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公报——1953年03月05日二时。
过去一昼夜约·维·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仍然严重。
由于高血压症与动脉硬化而在03月01日夜晚发生的脑溢血（脑的左半球溢血），结果除使右腿右臂麻痹以及丧失知觉外，损伤了脑干部分并使极其重要的机能——呼吸与血液循环受到障碍。
03月03日夜间呼吸与血液循环仍然受到障碍。
呼吸机能变化最大：
周期性（所谓“谦恩、史妥克士二氏呼吸”）呼吸现象加多。
因此，血液循环的情况恶化，氧气不足的程度加大。
经过不断地供给氧气以及使用调节呼吸与心脏血管活动的药剂后，情况逐渐稍微好转，03月04日早上呼吸机能不足的程度有些减小。
后来，在03月04日日间，呼吸又发生严重的障碍。
呼吸次数每分钟三十六次。
血压仍然很高：
最高二百一十，最低一百一十。
脉搏不正常（恒久性心律不齐）：
频率每分钟达一百零八至一百一十六次。
心脏呈中等度扩大。
肺以及腹腔各器官在过去一昼夜间未确定有无重大变化。
尿里发现蛋白质与红血球，尿的比重正常。
验血后，发现白血球增加（直增加到一万七千）。
在上午与下午，体温增加到摄氏三十八点六度。
03月04日采取了下列医疗措施：
吸入氧气，注射樟脑制剂、咖啡因、康毗箭毒子素与葡萄糖。
再度用水蛭吸血。
鉴于体温增高与白血球增多，加强了盘尼西林治疗（在发病时，为了预防就一直在注射盘尼西林）。
到03月04日夜，约·维·斯大林的健康情况仍然严重。
病人处于昏迷（严重地失去知觉）状态。
呼吸的神经调节和心脏活动仍然受到严重的障碍。
苏联卫生部部长阿·弗·特雷季雅科夫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处长伊·伊·库帕林
苏联卫生部主任内科医师普·叶·卢科姆斯基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纳·维·科诺瓦洛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阿·勒·米亚斯尼科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叶·麦·塔列耶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纳·菲利莫诺夫教授
伊·斯·格拉茹诺夫教授，鲁·阿·特卡切夫教授，
维·伊·伊凡诺夫—涅兹纳莫夫讲师（签字）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05日电：
关于约·维·斯大林健康情况的公报——1953年03月05日十六时
03月04日夜晚和03月05日上半天，约·维·斯大林的健康情况恶化。
除去脑部极其重要的机能受到和以前一样的障碍以外，心脏血管系统也受到严重的障碍。
03月05日上午，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发现了严重的呼吸机能不足的现象。
这种现象好容易才用相应的治疗压制下去。
上午八时，有严重的心脏血管机能不足的现象（虚脱）。
血压降低，脉搏频率增加，苍白色增重。
由于采取紧急医疗措施的影响，这些现象已经消除。
上午十一时摄的心动电流图表示出心脏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受到严重障碍，同时心脏后壁发生病灶的变化（03月02日摄下的心动电流图并无这些变化）。
十一时三十分，第2次发生严重虚脱现象，由于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才好容易消除了这种现象。
随后，虽然总的情况仍然极端严重，可是心脏血管障碍的现象略微减轻。
十六时，血压是：
最高一百六十，最低一百；
脉搏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心律不齐；
呼吸是每分钟三十六次；
体温是摄氏三十七点六度；
白血球增加到二万一千。
目前主要是针对呼吸和血液循环，特别是针对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的障碍进行治疗。
苏联卫生部部长阿·弗·特雷季雅科夫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处长伊·伊·库帕林
苏联卫生部主任内科医师普·叶·卢科姆斯基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纳·维·科诺瓦洛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阿·勒·米亚斯尼科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院士叶·麦·塔列耶夫教授
医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纳·菲利莫诺夫教授
伊·斯·格拉茹诺夫教授，鲁·阿·特卡切夫教授，
维·伊·伊凡诺夫—涅兹纳莫夫讲师（签字）

苏联各报论述苏联人民团结一致
【新华社05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05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以及莫斯科许多其他报纸的社论都讲到苏联人民和列宁、斯大林党的紧密团结和一致。
真理报社论写道：
列宁、斯大林党的力量的源泉是它与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是它与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人民的党，因为它的政策保证苏联力量的不断增强而且是符合苏联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苏联人民全心全意地拥护党的政策，对党完全信任。
我们党和人民遭到了不幸：
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约·维·斯大林患了重病，在这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每个苏联人都热烈地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公报的号召：
“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相信：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一定会表现出最大的团结和一致、坚决的精神和警惕性，一定会加倍努力地从事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社论着重指出，列宁、斯大林和他们所缔造培育起来的英雄的共产党，培养了苏联人民的团结一致、坚决的精神与警惕性这些优良品质。
广大人民群众都已经具备这些优良品质，这就是我们取得一切历史性胜利的源泉，是我们国家顺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保证。
消息报社论写道：
列宁、斯大林的党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把苏联各民族团结成了一个统一的兄弟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道在友爱的气氛中工作着。
人民的这种团结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下才能产生。
苏联人民这种牢不可破的团结在争取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在加强苏维埃国家力量的努力中经受了锻炼，越来越坚固了。
社论说：
毫无疑问，苏联全国人民热爱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同志，一定会加倍努力来胜利地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一定会不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党和人民的团结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是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保证。
红星报社论写道：
苏联人民一贯地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和苏联共产党——他们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先锋队、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袖和导师、我们一切历史性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团结一致。
苏联人民十分清楚：
只要列宁、斯大林的党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坚强的，不可战胜的。

中央农业部通报各蝗区
贯彻侦查蝗卵工作做好防治蝗害准备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02月26日发出通报，要求各蝗区（山东、安徽、江苏、河北、河南、新疆等省去年发生蝗虫的地区）贯彻侦查蝗卵工作，并及时做好防治蝗害的各项准备工作。
通报首先指出：
各蝗区在去年冬季大多开展了侦查蝗卵工作，获得一定的成绩。
据江苏省徐州市等五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已查出有蝗卵的土地面积九万二千多亩；
山东省沾化、垦利等二十四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已查出有蝗卵的土地面积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多亩。
这些县、市查出的蝗卵密度，每平方市丈一般有卵十块到二十五块，最多有卵一百块到五百块，个别地区达到八百块，情况相当严重。
但是，原平原省蝗区各专区、县由于调整行政区划，侦查蝗卵工作根本没有进行；
安徽、江苏等省部分蝗区曾被雨水淹没，因而未能侦查蝗卵；
河北省等蝗区查卵工作也不够普遍深入。
根据已经取得的初步经验，通报中提出：
必须教育干部、农民从思想上认识侦查蝗卵工作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并由专人负责这一工作。
通报要求：
凡未进行查蝗卵或查蝗卵不够普遍深入的蝗区，必须在今年春天解冻后抓紧时间补查。
各蝗区在查蝗卵的基础上，要在蝗虫发生前做好建立蝗虫防治站、训练人员和调配药械等准备工作。
（新华社）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物资供应工作很混乱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今年第1季度基本建设方面和生产方面所需要的主要物资，在分配工作上有严重的脱节现象。
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两方面：
一、上下脱节。
按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该部所属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各厂第1季度所需要的主要物资，应由各大行政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分配，但各大行政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却认为这些工厂已归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其所需要的主要物资亦应由该部统一分配。
等到最后确定各厂仍应向所在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申请分配物资时，有的地区的物资分配工作已经结束了，有的即将结束。
因此，该部所属华东区各厂01月份完全没有得到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所属西南、中南两区各厂得到的仅占实际需要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二、需要与供应脱节。
该部所属华北、东北地区各厂所需生铁，仅获得百分之六十一点五的供应，钢锭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型钢百分之七十三点四，轴钢、锻钢、弹簧钢、滚珠钢和各种铸件，也都没有得到全部解决。
其它如工具机、电动机、木材的供应，也都不足。
因为材料设备的供应与需要脱节，推迟了基本建设的进度。
华东机械工业管理局所属各机器厂，01月份甚至一度发生停工待料的情况。
产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1机械工业部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明确究竟管理那些工厂，使该部供应局无从考虑物资供应工作。
加上个别大行政区没有及时地全面地组织物资供应的申请和分配工作，以致很多工厂在分配物资时都被漏掉了。
其次是计划不周密。
该部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在很长时期内不能肯定下来，一再修改。
由于计划修改得太多，原来申请分配的物资有的就可能不够，有的则可能过多，或者因规格不符而没有用。
如在国外订货手续已办好以后，该部第3机器工业管理局又提出追加硬质合金刀头，第4机器工业管理局提出追加工字铁、槽铁、锅炉钢板等；
相反的，二○一厂已订妥车床、刨床和电动机等设备，因计划修改又申请退货。
其三，官僚主义的作风使该部的物资分配工作更加混乱，造成一方面积压物资，一方面缺乏物资。
从1950年到现在，该部还有一批价值五百亿元的电机产品因没有及时分配而被积压着。
又如对于各厂清理仓库的物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一再指示该部接收处理，但该部销售局却没有认真执行这项指示，使两万吨机电产品直到现在还被搁置着。
今年第1季度该部作预拨订货的准备工作时，销售局派一个科长去东北调查各厂所需物资的情况。
这位科长到东北后，只留在管理局里打扑克牌，而不深入厂矿去调查了解，结果只从管理局带回来一些估计数字。
因此，在进行物资分配时，该部对东北地区的真实情况便无法掌握，致使严肃的物资分配会议，竟以叫卖方式进行订货。
为了克服物资供应工作中的混乱和脱节现象，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已指示各专业管理局和各地区分局必须重视物资供应工作，对供应不足的物资，首先要各局在局的范围内进行调剂，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物资，并设法采用代用品。
同时，该部又指示所属生产企业和管理机构，进行下列几项清查工作：
一、清查今年第1季度预拨物资的实际订货量与不足量；
二、清查今年向国外提出订货的物资种类和数量；
三、清查全部库存主要物资和多余物资。

华北区1953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
——1953年02月09日在华北行政委员会第1次委员会议上的报告
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刘澜涛
1953年中央提出了三项伟大任务：
第1，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2，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1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建设计划；
第3，实行普选，召开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必须动员与组织全区各界各族人民，共同为胜利地完成上述任务而奋斗。
三年来，华北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积极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完成了各项重要的社会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亦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这些成就，为大规模的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根据中央所提三大任务与华北区具体情况，提出1953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
在美帝国主义多方破坏停战谈判、蓄意扩大侵朝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斗争，争取更大胜利，不获全胜决不休止。
为此，应进一步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防止与纠正麻痹松懈现象，从人力物力上加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认真做好拥军、优属、代耕和对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与慰问工作；
实行普遍民兵制，建立基干民兵团，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准备条件；
在乡村和街道普遍推行爱国检查日制度，进一步巩固与发挥爱国公约的作用，使抗美援朝成为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克服一切困难的重要动力。
二、关于工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为重心的。
1952年全区增产节约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3年在工业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保证与监督国营厂矿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加强计划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技术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加强成本与财务管理，力求各主要厂矿切实做好经济核算工作。
要把加强基本建设、积累基本建设经验的任务，提高到首要的地位。
（一）加强计划管理。
多数厂矿应继续完成查定工作，在新的定额基础上，修订1953年生产及财务等各种计划。
按照计划指导生产与经营管理，使厂矿、车间、小组能按月、按旬，以至按日地完成计划。
有重点地推行“按指示图表进行生产”的先进经验，加强职工和领导干部的计划观念。
加强基层统计工作，经常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
（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为了严格质量标准，必须按照先进经验推广的情况，修订与制定技术操作规程，健全检验制度与质量责任制度，切实纠正产品中残品、次品过多的现象。
认真执行查定过程中规定的技术措施计划，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更好更多地团结与培养技术人员，发挥其积极性，以提高各厂矿的技术水平。
（三）在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做好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
发动职工努力降低成本，节约流动资金，完成成本财务计划。
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推广成本财务的先进经验，使财务、成本结算力求准确、及时。
（四）贯彻“生产不忘安全，安全为了生产”的方针，有步骤地解决安全设备问题，建立与健全安全机构和安全专责制，并加强职工安全教育，严格劳动纪律，力求减少以至消灭事故。
认真执行政务院修订的劳动保险条例，适当改善工人生活。
（五）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
目前在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勘察、设计力量薄弱，缺乏工厂建设经济，政治工作薄弱。
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必须继续调配干部充实与加强领导机关，充实设计力量与提高设计能力，训练勘察、测绘人员，提高安装工程技术，加强工人的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认真积累与总结国防及工厂基本建设的经验，以完成今年的计划任务，并为担负明年更大的任务准备条件。
（六）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下，加强对私营工业的指导，帮助其改善技术和经营管理，提高质量，以适应群众需要，扩大产品的销路。
（七）组织和指导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以补大工业和机器工业生产之不足，供给社会的需要。
手工业应在国家经济领导下，逐步实行合作化，向半机器和机器工业方向发展。
在基本建设单位和各厂矿中，均应按照需要与可能，继续挖掘潜力，推广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掀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高潮；
发动广大职工，组织更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三、关于农业生产
今年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
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大力推广先进经验与科学技术，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产粮食、工业原料及外销物资，并根据不同条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牧业和渔业。
要求粮食总产量较1952年提高百分之十二点八；
棉花总产量较1952年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二。
（一）进一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全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争取达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一万个左右，试办六个集体农庄。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与供销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密切结合，推广各种结合合同，以巩固与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全面推进农村合作事业。
（二）农业、水利、林业、畜牧的发展，应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制订长期建设计划。
除保证完成大型水利工程计划外，应在一切有条件的地区，积极而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兴修小型水利和蓄水工程，并加强现有渠道、水井的管理工作，改进灌溉方法，做到合理用水，坚持长期防旱抗旱。
畜牧业比重较大地区，主要是增加牲畜头数，并逐渐提高牲畜质量。
为此，应注意繁殖和配种工作，改善饲养管理和疫病治疗工作。
林业方面，要普遍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大力造林，积极管理和抚育现有林木，并着重营造山区水源林，有力地配合水土保持工作。
（三）更深入地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
要求全面增产，大片丰产，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全区争取创造十万个丰产互助组、两千个丰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六百个丰产模范村、五十个丰产国营农场。
（四）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调查、总结与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生产经验；
结合农业生产季节，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教育，通过典型试验，广泛进行技术传授，特别应普遍推广主要作物成套的丰产经验，不断克服农民的保守思想。
（五）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有利条件，认真改善技术和经营管理，加强政治工作，作好典型示范。
（六）认真培养劳动模范。
对劳动模范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有鼓励有批评，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上的带头作用。
春耕即届，各地均应抓紧积肥、送粪、耙地保墒、防旱抗旱、调剂籽种等一系列的组织工作，保证适时播种，不违农时，为全年增产打好基础。
四、关于贸易工作
加强物资交流，保证供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稳定，加速商品周转，实行经济核算制，是贸易工作的中心任务。
（一）在国营贸易领导下，结合合作社，团结私商，有计划地召开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加强初级市场的领导与管理，进一步活跃城乡经济。
（二）贯彻调整商业政策，检查各种价格政策执行情况，务使各种商品差价合理，公私和劳资关系正常发展。
（三）大力推销工业品，供应农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好季节性的收购工作，完成全年购销计划，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
（四）坚决纠正供给制思想，克服经营上的盲目性和商品严重积压的现象，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制，取消华北各区级国内贸易公司，建立各专业批发站，清查仓库，核定资金，并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完成上缴利润的任务。
（五）提高贸易干部政策业务水平，加强调查研究，摸清生产情况，了解居民需要，更好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
五、关于财政工作
财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是：
保证国家大规模建设资金的需要，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大力组织收入，严格节省支出，贯彻国家财政工作的统一预算分级管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与财政监察工作。
（一）在收入方面，要保证完成税收任务，完成国家企业利润上缴计划。
加强宣传工作，实行新税制，做好税源的调查研究工作，贯彻税收政策，加强税收人员的政策业务教育，厉行奖惩制度，改进工作作风，改进稽征方法，使负担进一步公平合理。
今年必须划出一定时间，组织必要的力量，完成全区查田定产工作；
在征收中，切实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政策，一村一户受灾也要认真实行减免。
同时，对于少数农户隐瞒土地和产量的错误，也必须加以检查改正，务求负担公平合理，促进农业增产运动。
（二）支出方面，必须严格执行无预算不拨款，无决算不报销的预决算制度，厉行节约，分清轻重缓急，把国家资金用于有决定意义的主要事业方面，克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及企图把“好事”一下办完的盲目积极性，以全力保证国家计划建设的需要。
（三）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继续发掘生产潜力，降低成本，保证企业利润按时上缴。
（四）加强财政监察工作，认真执行财政纪律。
对破坏财政制度、违犯财政纪律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必须予以严格制裁。
六、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全区大部县份的人民代表会议业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领导与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今年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中心工作，是根据中央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召开普选的乡、县、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这是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新阶段，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必须十分重视，加强领导，作好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动员与组织全区各族各界人民，进行严肃的选举，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和必要的人选到各级人民政权机关中来，进一步密切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
各地于乡选前，均应根据中央指示，在便于行政领导、便于群众生产与照顾自然条件的原则下，完成划乡工作。
继续贯彻民族政策，进一步扶助与提高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
在全区开展一个“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宣传婚姻法及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
这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也是人民内部的一种思想斗争。
其目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与封建思想划清界限，正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坚决克服违反婚姻法的思想和行为。
“对于极少数虐待、杀害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致民愤很大的严重犯罪分子，则须按法律予以应得的惩处”。
在这一运动中，要采用各种方法，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政治觉悟，引导和帮助她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计划地提拔优秀的妇女干部，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
在加强民主建政工作的同时，必须继续肃清一切反革命残余，以进一步巩固社会治安和保卫各项建设。
七、关于文教卫生工作
文教卫生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采取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
（一）继续提高中等学校教师的政治、业务水平，改进教学工作，认真地定期克服学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提高教学质量。
合理调整中等技术学校，明确专业分工，按照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各项建设人材。
有计划、有领导地提高小学教师的政治觉悟与业务能力；
积极整顿小学，重点办好完全小学与农村中心小学，核实学生名额，克服流动现象。
有计划地逐步解决在校超龄儿童的学习问题，以便实际增多学龄儿童入学比率。
办好重点厂矿的职工业余学校，整顿与巩固工农业余学校。
（二）扫除文盲工作。
全区文盲与半文盲入学的已有二百五十五万名，包括工人三十一万余名、农民二百余万名、区干部三万名，其中达到巩固阶段者四十六万名。
今年仍为重点试验，稳步发展。
必须把现已入学者巩固起来，纠正贪多冒进的倾向，防止放松扫除文盲工作的偏向。
（三）组织创作力量，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业务水平，奖励创作，促进文艺批评，以加强与提高文艺创作工作。
加强工矿区文化艺术活动，发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娱乐，发展电影放映工作，加强对剧团、特别是旧剧团的管理和指导，充实和提高文化馆、文化站的工作。
（四）卫生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继续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加强厂矿卫生与妇幼卫生工作。
在全体卫生人员中，加强政治学习与苏联先进医学的学习。
有计划地培养医务干部，更好地团结、改造与使用中医。
（五）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增强人民的体质，为生产、为工作、为祖国服务。
八、加强思想领导、改进领导作风
为了完成上述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必须改进我们的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
第1，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政治领导。
经济建设任务愈繁重，思想政治领导愈需加强，防止和纠正只埋头于经济事务，而忽视思想政治领导的倾向。
第2，加强各级领导机关的民主生活，健全民主制度，定期实行民主检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使群众经常能够监督我们的工作。
各级国家工作人员要用尽一切办法，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特别要注意正确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工作。
第3，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严厉制裁一切违法乱纪的分子，认真加强国家的纪律。
第4，有组织地派遣干部深入下层检查与帮助工作，以保证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
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坚决予以改正。
一切文件应采取“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可写可不写者不写，可发可不发者不发，发文要严格检查与控制，要能真正解决工作问题，否则，必然成为废纸废话。
第5，树立全局观点，贯彻集中统一的领导思想，服从国家计划，克服本位主义。
第6，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使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提高思想政策水平，精通自己的业务，以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华北各级供销合作社
积极准备供应春肥
华北各级供销合作社正积极准备春肥供应工作。
今年计划供应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
有些地方已开始调运供应。
河北省销肥量最大，仅01月份已供应给农民一亿一千多万斤肥料。
为了减少流转环节降低肥料成本，华北区确定以县为经营单位，在适当地点设置销肥点，发动和组织群众集体购买肥料。
（新华社）

山西省黎城县董桃气农业生产合作社
实行以劳动分红为主的合理分配制度
山西省黎城县董桃气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前年04月建社时，采用以劳力为主的比例分红制的分配办法。
具体分配比例是：
劳力分百分之五十一，土地分百分之四十，公积金留百分之九。
这个分配办法，除两户土地多、劳力少的社员不太同意外，其余二十一户社员都很满意；
实行了一年，没有发生多大问题。
但在去年秋收以前，该社准备继续按这种比例分配收获物时，许多社员都有了意见。
过去劳动最积极、获得劳动日最多的社员陈树槐在秋收中都消极起来了。
社长董桃气发现了这种情况，就主动地找他谈心，问他最近为什么劳动不起劲。
陈树槐说：
“咱地少劳力多，不改变分配办法，靠劳力增产的粮食，都让地多的分去了。”
董桃气请他说出理由，陈树槐说：
“就以我柿峪沟那二亩五分地来说吧，入社前每亩常年只打七斗五升粮食；
入社后经大家平坡填凹，用了六十四个工，今年种麦每亩收了二石二斗，增产的这一石四斗五，不是劳动力创造出来的吗？
百分之四十让地多的分了去，这合理吗？”
他又举例说：
“沙蓬堖岳礼存那三亩三分地，以前是红土地，入社前每亩只打七、八斗粮食；
入社后，经大家熏荒肥，每亩上了二百九十担粪，改良了土壤，今年每亩收了一石九斗，比过去多打了一倍多，这怎么能让地分去呢？”
董桃气觉得他这些话很有道理；
就去问做工多的社员陈喜贵、陈同庆有什么意见。
他们也说了同样的意见。
陈同庆并告诉董桃气说：
“这种意见不是现在才有的，1951年秋收分配后就产生了。”
陈同庆是个识字多、会算账、劳动好的人，他说：
“1951年咱们多耕、多锄、多上粪，每亩实产量比建社时评定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四点六。
这些增产部分，本来应该叫劳动力全部分去的，但土地却分去了百分之四十。”
这时，董桃气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今年谁都要求在自己的地里里切外垫、改良土壤，弄得社的统一计划不好实行，原来他们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地多分粮，并不是为全社着想。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他召开了社务委员会，把他所了解到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以便制订进一步贯彻以劳力为主的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案。
大家研究以后，觉得最好是把土地的分红数量固定起来，实行“死租”制，以土地入社时评定的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绝对数字，因加工增产的部分，土地不再分红。
分配原则确定了，接着就考虑如何贯彻的问题。
大家说：
就怕土地多劳力少的岳景和、范恩明那六户不接受这个新方案。
大家认为：
要解决群众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的问题。
在干部中，副社长陆二黑入地较多，劳力较少。
大家就先征求陆二黑的意见。
陆二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政治觉悟较高，立即表示完全同意这个分配原则。
社务委员会于是把这个新的分配办法拿到社员大会上去讨论。
不出干部们的预料，提出不同意见的，只有岳景和、范恩明那六户。
他们劳力少，人口多，怕土地分红少了不能维持生活。
但劳动力多的和获得劳动日多的社员都积极拥护新方案。
入社的土地不多不少、获得劳动日不多不少的社员也赞成新方案。
因此，贯彻新方案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说服这六户不同意的社员。
这六户在讨论中成立了“联盟”，他们的意见是“社是讲民主的，咱们不同意，他们也不能决定”。
六户虽是少数，但必须好好说服，不然合作社就有分裂的危险。
社务委员会于是让陆二黑去说服那六户社员，因为陆二黑的土地、劳力和那六户社员的土地、劳力差不多。
陆二黑向这六户讲了这个新的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这六户接受不了。
陆二黑以自己的情况和这六户比，比的他们没了办法，只好说：
“你行我们也行。”
话虽这样说，但还有些勉强。
在这种情况下，社务委员会只好根据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实行了新的分配方案。
实行新方案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
全社农业纯收入是十万零三千二百六十五斤粗粮，除去土地分得“死租”二万零七百三十六斤，再除去九千二百九十四斤的公积金，下余七万三千二百三十五斤，实行劳力分红。
劳力分红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强。
另副业收入一万四千六百斤，全归劳力分配。
分配结果是：
全社二十七户中（去年有四户新入了社）有八户分得的粮食超过去年分配数二千斤以上，有十二户超过去年分配数一千斤以上，有六户超过去年分配数五百斤以上，只有一户比去年少分了二十五斤。
而这户分得少的原因是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参加了工作。
这就是说，大家的收入比上年都增加了，那六户再也没有意见了。
这种分配办法，使过去劳动积极的社员更加积极，过去不太积极的也变得积极了。
秋收以后，社务委员会计划在麦地施肥四千八百驮，原计划半月送到地里，结果十天便完成了。
麦地犁第3遍，原计划八天完成，结果五天就完成了。
以上两宗农活，省工三百九十五个。
过去社员入社地平均只占自己总地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现在大家计算着在自留地上劳动不如在入社土地上集体劳动收入多，因此，在秋收后，社员入社的土地平均增加到百分之九十。
这种现象充分证明：
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以劳力为主，土地分得固定租额的制度，是比较合理的分配制度。
按照具体情况实行这种制度，对奖励劳动、增加生产、促进高度组织起来是有利的。
（赵宪斌）

煤矿管理总局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会议
严厉批判不深入现场的官僚主义和轻视安全的错误思想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在02月06日到09日召开了全国国营煤矿安全生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行政区管理局和矿务局的副局长、工程师、安全检查科长、通风科长、工会主席等。
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各级领导干部不深入现场、不及时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重产量轻安全的单纯任务观点，对今后的安全工作提出了必要的措施和要求。
全国各国营煤矿的安全工作，1952年有倒退的趋势。
1952年和1951年比较，死亡增加百分之十三，轻重工伤增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各种事故的次数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
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
他们不钻研业务，不深入现场，只要产量，要新纪录，不关心工人的生命安全和疾苦，缺乏完整地全面地“安全生产”的观点。
如东北区西安煤矿和阳泉四矿的瓦斯爆炸事故，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淮南煤矿井下运输使用柴油车头（容易发生一氧化炭），中央检查团向他们提出停止使用时，该矿领导干部不仅不接受，随后又增加了一个柴油车头。
在口头上他们也说“安全重要”，“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但真正让他们贯彻的时候，他们却强调客观困难，说：
设备不好，没有钱。
可是焦作煤矿的设备在全国来说并不强，钱并不多，由于该矿自上而下地重视安全工作，并把安全工作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因而在1952年全年基本上消灭了死亡事故。
另外，由于对安全不重视，目前大部矿的安全机构仍不健全，人少，质量低，或保安检查干部有职无权。
会上，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宋之春在报告中严厉地批判了各级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及不重视安全工作的错误思想，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刘澜波作了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参加会议的干部又经过反复讨论、相互批判，因此大家对官僚主义给予工作的危害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重视安全的单纯生产观点已基本上得到纠正。
会议确定：
（一）1953年一定要消灭死亡，事故要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继续进行安全的思想建设，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安全卫生”的指示，树立全面的安全生产的观点；
（三）在全国范围内要开展一个学习施玉海小组安全生产经验的运动；
（四）有关干部技术人员必须学习保安规程，定期考试，成绩好的奖励，不及格者降级降薪，同时，必须把保安规程看作法令去执行；
（五）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安全责任制，消灭无人负责的现象，要坚决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三大制度：
交接班指示簿，领导指示簿，检查意见簿；
（六）加强保安检查机构，并使其有职有权，在情况严重时有权根据保安规程停止作业；
（七）确定各业务部门为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者，安全检查部门的任务为进行监督和检查；
建立安全活动日。
此外，根据需要与可能增加一定的安全设备，如通风设备，照明设备等。
（新华社）

认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做好煤矿安全工作
煤矿系统的生产是不断移动的地下作业。
职工们必需时刻不懈地同水、火、瓦斯、顶板塌落等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稍有松懈，就会发生严重事故。
一次重大事故，不但使职工生命安全和国家的设备资源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和破坏，而且严重影响职工的生产情绪，在相当时期内，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这就直接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
无数事实证明：
谁要是忽视安全，用单纯任务观点去领导生产，谁就不可能完成任务。
今年是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1年，全国的煤矿必须全面地完成生产任务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因此安全生产方针的贯彻，必须引起煤矿工作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更大注意。
在1952年中，虽然国家曾经继续增加了各种安全设备，但是，安全工作却呈现倒退现象。
1952年和1951年相比，死亡增加百分之十三，轻重工伤增加百分之五十一点三，各种事故次数增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
认真地分析这些事故上升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今年的安全工作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去年煤矿系统事故所以上升的原因何在？
首先，许多煤矿的领导干部对安全生产的认识还不全面，因而，当生产与安全发生矛盾时，就放松了安全工作。
各矿井很多事故都发生在01月之末、一季之末、一年之末的突击生产任务的时候，就是很好的说明。
因为这个时候干部们一心只想如何完成任务，安全问题常常就忘在脑后了。
殊不知不注意安全，发生了事故，结果只有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使生产任务不能很好完成。
例如西安矿务局的瓦斯爆炸事故，就使得去年完不成生产任务。
应该指出，这种只顾突击生产，希望侥幸不出事故的侥幸心理表现出来就是对职工生命对国家资财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就是忘记了自己是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者。
因此，必须时时刻刻贯彻安全与生产统一的方针。
焦作矿务局去年全年自始至终贯彻了安全生产的方针，不但基本上消灭了死亡事故，同时三反运动的效果很好，全局全面地超额完成了增产节约任务，光荣地获得安全生产模范矿的称号。
焦作矿务局的经验应该引起各个矿务局的重视。
其次，由于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许多领导干部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断钻研业务提高管理水平，这也是去年事故增多的重要原因。
三年来，由于国家的大量投资、全体职工的不断努力和苏联专家的无私帮助，煤矿工业生产的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到1952年末，那种破坏国家资源不顾工人生命安全的掠夺式的旧采煤法已逐渐被淘汰，采用新采煤法的工作面已占总采煤工作面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六；
机械化的生产也逐渐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1952年机械化采煤的工作面的产量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二四。
这些改变，对于消灭事故实行安全生产本来是最基本的保证。
但是，实行新采煤法和机械化采煤以后，必须进一步改进操作方法、劳动组织、顶板管理、井下运搬、防火、防瓦斯等一系列工作，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许多煤矿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于这一巨大的变化却认识不足，仍是用老一套的办法来领导生产。
结果事故频繁，工作长期陷于被动。
1952年，冒顶片帮事故和运搬事故占全部事故次数的百分之八十七。
煤矿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煤矿工业中的另一个新情况是，从工人中提拔了大批的基层干部。
这些干部工作热情高，和群众的联系比较密切，但是，在生产方面却缺乏领导经验，技术理论水平不高，而许多领导干部不注意对这些干部的培养教育，只是单纯使用，单纯要他们完成
“任务”。
这些干部熟悉的是旧的一套，也就只能用旧的一套领导生产，对于各种规程制度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自然无法很好地贯彻执行，甚至从老的经验出发抵抗规程制度。
这些基层干部是在工作面上直接指挥生产的人，他们不顾规程制度地单纯追求产量，对于安全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去年曾经发生基层干部指挥工人去老塘（有危险的采过煤的地区）偷煤以便完成任务，或者是看着工人违犯保安规程而不过问的事情。
去年中央燃料工业部安全检查团对四百三十四名基层干部作了保安规程的考试，结果是百分之七十的干部不及格。
这一情况应该引起各个矿务局的严重注意。
如果领导干部仍然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不管口头上怎样喊叫安全第1，于事都是无所补益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因为煤矿系统全体职工的努力，1951年安全工作已经得到很大成绩，于是，有些人不自觉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松懈自满情绪，对于建立和健全保安机构，对于贯彻规程制度和安全教育等工作都做得很差，以致保安机构有职无权徒具形式，不顾保安规程和破坏制度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
从以上事故分析来看这些血的教训是深刻的。
此次煤矿管理总局召开的安全生产会议对于加强与改进安全工作作了许多必要的规定。
全国煤矿中的党组织、行政和工会都应该批判对于安全工作的错误认识和官僚主义作风，共同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党员带动群众认真贯彻这些决定；
工会应该认真地经常地对工人群众进行安全教育，大力推行施玉海、刘九学安全小组的经验，以保证保安规程的贯彻执行，为扭转煤矿安全工作的倒退状况而斗争。

一副对联
沈石
一副对联，冠冕堂皇地张贴在广西省油脂公司龙胜县瓢里收购组的大门上。
上联是：
及时掌握牌价，入情入理；
下联是：
大力收购土产，不慌不忙。
油脂公司在瓢里设立收购小组，及时地收购当地僮、侗各族农民的桐油和茶油，以免他们遭受商贩过重的中间剥削，这本来是件好事情。
但是，收购组买农民的油时，每担总要抽出一碗去化验酸度，如果酸度不合标准就拒绝收买。
该县四梅乡的农民梁庆胜挑五十斤茶油来卖，经化验后，说酸度到了十二度，他的油便卖不出去。
在同一天，他的弟弟出售同样的油，酸度却只有七度。
三界村的梁福材，要卖出六十斤茶油，收购组的人说：
“酸度到了七十度，不能买。”
后来梁福材将这六十斤油，托别人去卖。
同样的油，只换了一个挑油的人，酸度却变成五度了。
许多农民挑几十斤油，走几十里路，仅仅因为这样的“酸度”，经常徒劳往返。
他们说：
挑油到瓢里，卖不脱，伙食又花了，挑回去，吃又吃不完，拿去洗澡，又洗不得，只有倒在河里去喂鱼。
瓢里收购组就是这样“入情入理”地收购农民的油的。
太阳升得好高了，收购组的大门还没打开，组里的人经常到附近的理发馆去下象棋，玩扑克，却让挑油来卖的人在门外久等。
农民们说：
过去贸易公司连干其他的买卖，一天收八千斤油。
油脂收购组专门收油，一天收不到五千斤。
收购组的人员办起事来就是这样“不慌不忙”的。
正当这些老爷们陶醉在他们的“不慌不忙”和
“入情入理”的时候，当地的农民看到了那副对联，一传十、十传百地把它改为：
一担油，抽十两，入情入理。
十点钟，才开门，不慌不忙。
这样的情形，并不限于广西省油脂公司的瓢里收购小组。
在农村、在工厂、在机关中，只要深入地进行检查，不会没有类似这样“不慌不忙”的人，也不会没有类似这样“入情入理”的事。

中共岫岩县委书记孔祥林等蛮横压制批评
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
编者按：
这是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寄来的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揭露了中共岫岩县县委书记孔祥林等人公开压制批评、对批评者进行蛮横打击报复的错误行为；
同时还揭露了辽东省委轻视来自群众的批评的错误态度。
按照这一报告所列举的事实来看，对孔祥林等的错误行为，不但应该在报纸上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判，以教育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
而且对孔祥林等人应该给以党纪处分。
辽东大众报读者来信组在进行批评时一面依照党委意见处理，一面把不同意见向上级党委和党报反映，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1952年08月，岫岩县部分领导干部在本县节约检查委员会处理贪污分子的脏物时，纷纷以贱价购买脏物，县长滕奇就用四万元买去了价值十五万元的一条毛裤，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双福和公安局副局长田承华，还因为抢买一只表而引起了无原则的纠纷。
该县县委书记孔祥林和滕奇等还领着他们的家属随便到仓库选购。
当时在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的宋景珍（共产党员），曾一再向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金春阳提出意见，反对这种作法，但金春阳却说：
“都是领导干部，买点便宜货，有什么办法！
在其他东西上多卖点钱就有啦！”
随后，宋景珍就向辽东大众报通讯员陈凤儒（县委宣传干事）、殷洪儒（县委秘书处收发员）反映了这一情况，陈、殷二人当时就写稿寄给东北日报、辽东大众报和省委，希望报社公开揭发和处理。
辽东省委接到陈凤儒等的批评稿以后，就把它转交岫岩县委处理。
孔祥林看到这一批评以后，立即大发雷霆，质问殷洪儒说：
“你反映的情况实在吗？
尽是道听途说。
这个事在党的小组会为什么不提出来，为什么偏往上面写？
错了你敢负责吗？”
又说：
“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向报社反映，这不是内外不分吗？
报社不是党的组织，省委该相信我还是相信我。”
接着又威胁说：
“如果省委给我们处分，我们县委也同样给你们做出处分决定。”
宣传部长胡国钧拍着桌子说：
“小殷、陈凤儒！
批评必须正确，要不正确就使人无所措手足！”
原任县委秘书处副主任赖恩惠，和现任秘书处副主任侯俊山也都表示：
写这样大的批评稿为什么不通过县委会呢？
真不得了！
通讯干事沙铠也应该负责啊！
辽东大众报在发表陈凤儒和殷洪儒的批评稿时，还配合写了短评。
但是，当把这一消息送交辽东省委审查时，省委王秘书长给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张欣潮作了如下的指示：
“建议此稿不登，可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党内通报解决之。”
辽东大众报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以后，就答复通讯员陈凤儒说：
“省委意图是内部问题，不公开发表，要在内部解决。”
这一消息传到岫岩县委以后，孔祥林等就变本加厉地对批评者陈凤儒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他们前后曾召开三次支委扩大会和县委扩大会，以“民主补课”“统一认识”“解决矛盾”为名，公开向陈凤儒等报复，并追逼他们坦白批评的动机，企图给以处分。
后因县委机关支部书记王群一再反对，孔祥林等才改变方式，先把陈凤儒调走。
王群因为支持批评，也受到了报复。
当时，王群曾怨恨地说：
“真不像话，县委书记还这样对待批评，我们真没法干。”
孔祥林抓住这句话就在全县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对他进行打击，说：
“有些人闹小集团，以批评为名反对领导，又想不干工作，不干就给我滚蛋！”
接着把曾经向他们提过意见的宋景珍调到区里，并指示区的领导干部说：
“在思想建设中，对宋景珍要追问，为什么对领导有意见不当面提，是什么思想？……”，并说：
“宋景珍有问题，品质恶劣”。
县妇联主任高淑英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董连勇，也因支持陈凤儒等的批评而受到了报复，都被借故调走。
孔祥林和赖恩惠并让写稿人写检讨，要通讯干事写信给报社声明更正。
这样，下面干部纷纷议论：
批评区村干部还行，批评县的领导干部可得寻思点！
支部书记王群说：
“别再向省里讲啦，讲也不解决问题，当不了把原件寄给县委，那更不好办啦！”
殷洪儒说：
“咱们这回因为批评，成了没有娘的孩子啦！”
孔祥林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行为是一贯的，他一向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
去年区委书记杨殿阁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和东北日报，批评岫岩县政府对牲口进行防疫工作时，注射疫苗不及时，耽误了春耕。
当高岗主席派人去检查时，孔祥林就质问杨殿阁：
“为什么不向县委反映，偏向上面写？”
去年08月间，报社张雪峰到岫岩调查粮食问题时，孔祥林曾向宣传部长胡国钧说：
“咱们说话得谨慎点啊！
记者那玩艺沾边就赖……”孔祥林向上级报告工作时，总是报喜不报忧，满篇成绩，隐瞒缺点。
此外，孔祥林还包庇有错误的干部。
例如纵容前岫岩县县长兼法院院长满士毅毒打老婆、强迫与老婆离婚的违反婚姻法行为。
县妇联主任高淑英为此向孔祥林提出处理意见。
但孔祥林不但不作正确处理，还打击高淑英。
县委宣传部长胡国钧，作风恶劣，工作消极，在干部中影响很坏，有人对胡国钧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孔却诬蔑批评的人是“进攻领导”。
在“三反”运动后，并把胡国钧提拔为县委委员。
总之孔祥林的这种抗拒批评，对批评者进行报复的行为，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应该予以严肃处理。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6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1953年第6期已经出版。
本期为纪念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伟大胜利的十周年发表题为“斯大林格勒的不朽光荣”的社论，并刊载了若干庆祝这个节日的文章和报纸言论摘要。
社论说：
十年以前，光荣的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标志了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为彻底战胜希特勒匪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英统治集团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拥有六百万人以上的军队和大量的武器与装备。
尽管这样，他们却违背了在1942年开辟第2战场的庄严诺言。
这个政策的根源是他们在战争中所抱的帝国主义目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和枯竭苏联，破坏它的国际威望。
但是，这种打算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更加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威望。
社论在谈到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国际意义时说：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心中注入了解放的信念，鼓舞了他们的坚决勇敢的斗志。
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的有力冲击下，欧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反对法西斯强盗政权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且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的斗争。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也越来越明亮。
社论最后强调说：
美帝国主义者力图阻止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升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他们派遣间谍、特务、破坏者、暗杀者到这些国家里去。
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动人民必须更加警惕，防备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侵入。
本期刊载的其他重要文章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阿·契皮茨卡的“论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波立特的“伟大的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作用”，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盖拉·波吉斯的“危地马拉劳动党第2次代表大会的成绩”。
契皮茨卡的文章指出：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
契皮茨卡论述了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指使下的卖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特务、间谍阴谋瓦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恢复资本主义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失败。
契皮茨卡还论述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培养新的劳动纪律。
契皮茨卡指出：
苏联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里阶级斗争的过程充分证实了：
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或者削弱，相反地，却是炽热起来了，越来越尖锐了。
苏联的经验和帮助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具有难以估价的意义。
他们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和取得胜利的方法。
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能够胜利地解决一切困难并克服一切障碍。
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的话，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会像在10月革命以后一样组织联合的干涉，反对人民民主国家。
人民民主国家依靠着苏联的强大力量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剧烈斗争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要求共产党和工人党提高革命警惕性。
麻痹大意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从胜利后的骄傲自满中产生的。
契皮茨卡在谈到思想战线斗争时指出：
我们必须加强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培养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热爱和忠诚。
契皮茨卡还指出：
在培养新的劳动纪律中，党和国家要把说服人民作为自己的主要武器。
必须保证使每个劳动人民确信没有自觉的纪律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波立特的文章以英国的具体事实证明了斯大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天才定义的正确性，并以英国和苏联的具体事实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对比。
波立特还着重指出：
我们英国必须从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得出的一个原则性的结论就是：
需要加强英国共产党。
英国共产党人从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一定要更广泛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盖拉·波吉斯的文章介绍了危地马拉劳动党第2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成绩。
这次大会批判了危地马拉劳动党内一部分党员对危地马拉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革命领导权问题的错误看法。
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和党纲对党提出了充分发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
　（新华社）

制止美国细菌战犯们的万恶罪行
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璈
美国侵略者一年多以来在朝鲜战场和我国领土上连续地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朝中军民，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是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公约最粗暴最野蛮的破坏，构成国际法上最严重最恶劣的战争犯罪。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1899年和一九○七年的海牙公约规定禁用“毒物”和“有毒武器”，无疑地包括细菌和细菌武器在内。
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更明文宣布了使用细菌武器是违法的罪行。
这些文件是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所签订和批准的，在国际法上早已形成了文明人类所公认的和共守的基本原则。
但是美国侵略者为了妄图挽救它不能挽救的失败，却完全不顾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上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自去年01月起便在朝鲜前线和后方以及我国东北和平城乡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无数次的细菌战，企图大规模地屠杀朝中人民部队和和平居民。
毫无疑义，美国侵略者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在国际法上构成了极端严重、极端卑劣的“破坏作战法规”和“违反人道”的战争犯罪，其严重卑劣的程度不但骇人听闻，而且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血腥罪行，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所公认和共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是全体文明人类的良知良能所绝对不允许的。
关于这一点，连参加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人员都不能不有所认识。
在最近公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许威布尔上校的“主要供词”里，他说：
“每一个军官在第1次听说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时，都是既震惊又羞惭。”
“我们之间没有一人相信，在战争中细菌战有任何地位，因为在一切设计出来的武器中，只有细菌战是以在平民大众中制造伤亡为主要目标的——而这是每一个人在良心上都知道是彻底错误的。
疾病的蔓延是不可预测的，一个充分展开了的流行病，可能是漫无边际的。
此外，偷偷地以一种武器来对付赤手空拳、而又事先未获警告的人民，令人有一种可怕的阴毒和不公正的感觉。”
“从道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永劫不复之罪”；
“从自尊和忠诚的观点来说，它是可耻的。”
“每人在第1次听说（按：
指细菌战）的时候，都有同样的感觉，而他们的反应也正是一个正直和自尊的国家的人民所可能有的反应。”

我们相信：
除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和战争贩子以及少数靠他们升官发财的奴仆走狗之外，极大多数的美国人民都是正直、自尊的。
倘使他们获悉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他们是会起来反对和制止细菌战犯们的罪行的。
这便是美国反动统治集团所以要用极端严格的“保密措施”来掩饰他们这个血腥罪行的主要原因。
正如许威布尔的供词上所说：
“一般都同意，在这件事上的保密，正和通常情况
一样，更重要的是避免使我们（按：
指美方）自己的人知道，而不是对敌人（按：
指中朝方面）隐蔽事实”。
因为“自从B—29型飞机早先进行了细菌战以来，许多驾驶员已成为战俘，因此，到现在敌人（按指中朝方面）一定已经知道使用了细菌战。”
诚然，中朝方面不但早已“知道”了，而且我们早已收集了无数的证据，证实了美军确已在我们领土上大规模地进行了这种罪恶战争。
就我个人来说，早在去年03月间我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作了半个月实地调查归来以后，我对美国侵略军的这个血腥罪行便已深信不疑。
在那半个月里，我们视察了二十一个现场，搜集了许多的证物，听取了无数的证词。
最使我难忘的便是03月18日早晨我们到鸭绿江北岸一带去视察的那一幕。
鸭绿江北岸一带是美国飞机最常侵犯的地区（在安东、宽甸等县平均每天要听到三次以上的空袭警报），也是他们撒布毒菌昆虫最多的场所。
在那里，我们在冰雪上看到了也捕到了许多死的和活的毒虫，其中有苍蝇、蚊子、蜘蛛和黑跳虫。
带回到实验室来检查，发现这些昆虫所含带的病菌有炭疽杆菌、巴士德属杆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
在这样的气候，在这样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这样大量的和多种的含带病菌的昆虫，而且这些昆虫是密集的、成群的！
除了是由美国飞机所撒布以外，我们还能找得到任何别的解释吗？
这不过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亲眼所见的事例之
一。
我们耳闻目睹的事例以及我们所收集的直接间接的有力证据，是不可胜数的。
总之，在去年04月初间回到北京以后，我对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屠杀的血腥勾当早已认为是铁案，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
在去年04月05日我写给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个法官同僚的那封揭露并证实美国侵略者罪行的公开信里，我说：
“假使异日组织一个国际法庭来审讯此次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战犯，我愿意以一个证人的资格出现于法庭之前。”
然而，对美国细菌战犯们的滔天罪行的证人是很多的，而且他们都是异常有力的。
继我们调查团之后，去到现场实地调查的有许多来自各国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先生，加拿大的文幼章牧师。
他们都一致证实了、并在他们国内竭力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这
一滔天罪行。
由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所派遣的美军战罪调查团和由六个国家的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所组织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现场调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两个报告书及许多附件，更是绝对精确地证明了美国侵略者所进行的这一灭绝人性的事实。
这些证人和证件都是极端有力的证据，即使就英美传统的证据法学的观点来说，它们的价值都是巨大的。
但是更有力的证据是那些亲自执行投掷细菌弹任务的美国空军战俘们的供词，这些人的自愿的陈述。
是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直接的第一手的证据，因而也就是有绝对决定性的证据。
从去年所发表的美国空军第三轰炸机联队伊纳克中尉、奎恩中尉和第18战斗轰炸机大队的奥尼尔中尉、克尼斯中尉四个人的供词相继发表之后，那些以往怀疑或半信半疑美国政府竟会堕落到这样地步的人们，也都相信美国侵略者确实进行了这种血腥勾当。
最近发表的美国高级空军军官许威布尔的三篇供词和军械官布莱的一篇供词，更使全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这个罪恶的细菌战从计划到实施的每一个步骤。
正如02月24日的英国“工人日报”所说：
“任何人读了这些明确扼要而包括许多具体细节的供词，立刻就会相信，这是一向惯于计划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干练的高级人物才能说得出来的。”
美国空军军官的这几篇供词把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内幕真相的每一步骤、每一细节，以及细菌战犯们的阴险丑态和恶毒伎俩，都和盘托出了。
到了今天，我相信：
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士再也不会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滔天罪行有丝毫怀疑了！
面对这些美国空军军官的供词，以及国际人士和中朝人民所继续不断地提出的种种铁证，美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始终提不出任何事实上的反证或辩驳。
他们惟一的“法宝”便是矢口抵赖。
在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情形之下，他们只得恬不知耻地胡诌几句，说这些控诉是中朝方面“伪造”的；
他们或是背着良心勉强声明一下，“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使用过细菌战”。
一年多以来，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高级当局，自杜鲁门到克拉克，就是用这样一文不值的“法宝”去掩饰他们的滔天罪行的。
记得“瘟疫将军”李奇微去年06月间由远东美军统帅调为欧洲美军统帅的时候，他在意大利被新闻记者们追问得发了急，只有指天誓日地说：
“上帝可以为证，我声明该司令部（按指侵朝美军总司令部）所属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没有在任何时候进行过细菌战。”
根据许威布尔的供词，在1951年10月接受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颁布命令和主持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这位虚伪无耻的“瘟疫将军”——李奇微。
现在的远东美军统帅克拉克的无耻，是和他的前任李奇微完全一样的。
面对着许威布尔和布莱的供词，克拉克提不出任何事实去否定或反驳。
他只有效法他的前任，厚着脸皮、昧着良心，重复一句李奇微式的滥调，说美国军队“没有在朝鲜或者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过细菌战或者可能被误认为细菌战的任何其他方式的战争。”
对于许威布尔和布莱的供词里所举的一切事实、地名、人名、番号、日期等等克拉克连一点都不敢否认，甚至连一个字母也不敢更正。
理由很简单：
那些供词里所举的完全是无可辩驳的铁般的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
在堆积如山的铁般事实的面前，那班万恶不赦的细菌战犯们现在除了重复几句滥调和对我们照例进行些人们早已听厌了的毁谤之外，似乎连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这是细菌战犯们的悲哀！
他们现在也逐渐明白：
他们的滔天罪行不但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洞悉，而且逐渐为他们自己美国人民所知晓，不但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而且已经开始引起美国人民的反对。
他们的“保密措施”已经失效，他们的欺骗政策被证明完全是徒劳的。
但是，为了华尔街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超额战争利润，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战争贩子们不顾全世界正直人士的抗议，仍在继续进行细菌战。
这便需要继续地扩大地揭露他们的罪行，并动员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一切爱好和平和有正义感的人民，一致起来加以制止。
这对于现在正在开会的联合国七届大会，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倘使它仍想对世界和平和人道正义有所贡献的话，它便不能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罪行，而不应再作美国罪恶行为的帮凶。
全世界正直的法律工作者，都有责任为维护国际法和人道正义的尊严而站出来制止美国细菌战罪行。
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警告那些策划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美国罪魁，你们这种灭绝人性的勾当，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中朝人民的正义战争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论你们逃到天涯海角，终要归案受人民的审判。

“资本”和“资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编者按：
武汉市读者石显慎来信询问“资本”和“资金”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
这虽然是很普通的问题，但在目前却有不少人没有把它弄清楚。
因此，我们在这里作一个普遍的答复。
“资本”和“资金”是两个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概念。
“资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存在的。
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三页）同样，没有上述情形也就没有
“资本”的存在。
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说：
任何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
这种说法是企图抹煞资本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
它的错误在于：
第1，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物件；
第2，把“资本”设想为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东西。
于是他们从原始人类握有的石器和木棒中也发现了“资本”。
如果这样，那么未开化的野蛮人也该算作资本家了。
其实，“‘资本’并不是一个物件，那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间的一种社会关系。”
（“资本论”第1卷，三联书店版第654页）“资本”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一个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则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雇佣劳动者为了活命，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不得不去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工人相分离、相对立，成为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而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带来了超过其预付（垫支）价值的价值，即带来了剩余价值。
这时，生产资料便成为“资本”。
比如，一个资本家开办企业，进行生产，需要垫支一定数量的货币（价值）购买机器、原料、设备……等，同时还须雇一定数量的工人（购买一定的劳动力）。
生产的结果，由于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所得货币大于其垫支的货币。
这时，资本家的机器、原料、设备及货币等都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所以都叫做“资本”。
其中转化为机器、原料、设备等的资本部分，因在生产过程中不会有价值量的变化，叫做不变资本。
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价值的变化，它除了生产出自身的等价以外，还生产出一个超过部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部分资本叫做可变资本。
生产资料本身并不是“资本”，比如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其生产资料并不成为“资本”。
因为这里生产资料不是剥削的手段。
马克思说：
“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在它为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限度内，不是资本。
在它成为榨取劳动者的手段，同时并成为支配劳动者手段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
（“资本论”第1卷，三联书店版第655页）又说：
“一架纺棉机就是纺织棉纱的机械，在一定情形下，它才成为资本。
离开这种情形，它就不成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
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同前，第654页注二五六）
因此，“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存在，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资料成为剥削的手段并使自身的价值不断增殖的条件下才会存在。
“这样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所必需的一个前提。”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4章）
简括地说，资本是剥削的手段，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不断的运动中吮吸着工人阶级的血汗增殖着自己，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和上述情形完全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从而“资本”，这一“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资本论”第1卷，第650页）的血腥产物也不再存在。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归工人阶级自己掌握，它不再是剥削的手段，因而不再成为“资本”。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称做生产基金，一般又把劳动工具如机器、工具、厂房等称做固定基金（或固定资产），把劳动对象如原料、材料、燃料等称做流动基金（或流动资产），把进入流通范围中的产品与货币称做流通基金。
当着流动基金和流通基金以货币来表现（以价值计算）的时候，便统称为流动资金；
同样，固定基金以货币来表现的时候就称为固定资金。
“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它不代表剥削的关系，不是带来剩余价值的手段，它是为社会主义生产、为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服务的。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里的生产资料为工人阶级自己所掌握，因此它的性质也不是“资本”，而是“资金”。
斯大林同志说：
“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16页）同样，在我们国营经济中也应当以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在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仍作为雇佣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基本上还是为了获得利润。
因此这里还存在有剥削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还是
“资本”。
但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下，由于工人阶级已成为领导的阶级，由于强大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的存在，因此，“资本”的作用范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并且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资本”的活动在某种程度内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黑龙江贯彻婚姻法工作组在孟克里村进行试点工作
坚持教育方针收到良好成绩
黑龙江省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在郭后旗孟克里村进行贯彻婚姻法运动的试点工作，始终坚持教育方针，使工作获得良好成绩。
孟克里村是黑龙江省各项工作较好的一个村。
两年多来在贯彻婚姻法方面也有成绩：
包办、买卖婚姻基本上已告绝迹，青年男女社交公开，自由婚姻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但是，夫妇不和、婆媳不和的事情还相当普遍，即使在村干部中，也有不少人打老婆。
工作组初到村时，村干部有三种反应：
第1类干部（特别是妇女与青年干部）积极拥护这一运动，他们高兴地说：
“这回跑到家门口来教办法，得好好学习，要不，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
第2类干部对运动抱规避态度，他们有的是打过老婆的，有的是在贯彻、执行婚姻法上有些毛病的，怕向群众检讨，怕受处分。
第3类干部有厌烦情绪，对运动抱着消极态度，主要是怕影响生产，或是认为本村没有包办婚姻，“不用再贯彻了”。
在群众中，大部分人对婚姻法表示拥护，特别是青年与妇女。
但也有的心存顾虑，认识模糊。
如：
已经结婚的壮年人、夫妇感情较好的人，认为婚姻法与他们无关。
某些老年人怕贯彻婚姻法后“乱了世道”，他们说：
“过去高山遮不住太阳，男人说了算，现在平权了，老人说句话连屁都不当！”
在男子中比较普遍地有男尊女卑思想，他们说：
“是猫能避鼠，是男能作主，管不住老婆还行？”
至于过去打过老婆的男子，给儿媳受过气的婆婆，听说工作组来了，都有些胆怯，怕离婚，怕受处分。
有的男人赶快向老婆献殷勤，说：
“以后甚么会你都去参加，孩子我来哄！”
并且准备着“坦白”。
但也有人在晚上偷偷地掐妻子，气冲冲地说：
“我看哪，什么婚姻法不婚姻法，反正是叫打离婚！”
工作组开展工作的第1个步骤是组织村干部学习。
在学习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反复地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目的、意义，这次运动的方针、作法。
怕受处分的干部听了以后，说：
“这回我像落了一块石头。”
由于反复地宣传了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某些干部也纠正了把贯彻婚姻法与生产对立的错误看法。
工作组并帮助村干部安排了各种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使各种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学习结束时，组织村干部总结学习收获，对照检查自己。
最后又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许多干部检讨了封建思想，并展开了相互间的批评。
干部学习后，即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讲解婚姻法，召开了人民代表会、群众座谈会，演剧，举行小型展览会等等。
经验证明：
只要讲清贯彻婚姻法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幸福家庭，群众的各种顾虑是会很快消除的，而且会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
这些积极分子不光有青年，妇女，也有中年人，老年人。
老刘太太过去怕儿女婚姻自主后不赡养她，现在她说：
“他不养活我们老俩口子，政府也不能让啊，婚姻法上说得多明白！”
孟克里村没有较严重的婚姻纠纷，但男人打老婆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一部分村干部在内。
过去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
有的村干部在学习开始时，看见别人检讨打老婆，他也嘻皮笑脸地从炕上站起来，把屁股一摸，说道：
“我也打了，你说她那个样子，不打怎么行！”
对于这一问题，工作组以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指出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行为，只有伪满的警察和地主才打人；
在新社会，夫妇之间是平等的，谁有毛病都应帮助克服，打人是可耻的；
这样可使群众认清男子打人是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使其痛恨旧社会与旧婚姻制度，以避免家庭矛盾的加深。
干部中有打老婆的，经过学习后有了转变，便现身说法，在群众中以自己的事例进行宣传（如合作社主任李子周由打骂老婆变成有事和老婆商量），群众受到很大教育。
孟克里村的试点工作中防止了急躁、粗暴的作法，宣传工作深入细致，又紧紧地结合当地实际例子，故收效甚为显著。
如村干部杜清海打老婆的情况比较严重，工作组同志再三找他谈话，满腔热情，耐心说服，最后他感动地说：
“我是个共产党员，这样教育我再不改，能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吗！”
经过普遍宣传婚姻法以后，群众会提出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组织群众学习婚姻法，特别是开好群众的座谈会，是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座谈会上启发大家向好的看齐。
座谈会不能采取互相揭发批评的方式，以免形成家庭间、群众间的对立，形成斗争。
座谈会开得好，不但统一了群众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一般家庭纠纷也都获得解决。
萧景春是孟克里村有名的打老婆的，有点不如意的事，他就打，甚至老婆不生男孩子也打。
经过座谈会和个别教育，他醒悟过来，沉痛地说：
“我给地主扛了二十来年活，老是受地主的气；
现在我不受气了，可是我欺压老婆。
这太错误了。”
现在他不但不打老婆了，还帮助老婆做饭，替老婆哄孩子，让她看剧去。
多年和媳妇不和的姜老太太也认识了过去的毛病，使她的儿媳也感动地说：
“我的小倔脾气也得改呀！”
从群众座谈会中，初步摸到了群众思想发展的规律。
如男子们开座谈会，初期多是从反面提出问题，如提“为什么自由结婚的还有离婚的？”
“包办婚姻是不是都要离婚？”
“妇女要求离婚，为啥要带财产？”
“婚姻法对妇女有利，妇女要离婚多容易！”
“男的残废，离婚后，女方也能扶助吗？”
等问题。
必须在座谈会上解决这些“为什么”。
这些问题一经解决，思想得到澄清后，群众就会产生新的要求：
他们羡慕新的家庭关系，要求建立新规矩，便多从正面提出问题了。
如“什么样叫真正恋爱？”
“怎样算平等？”
“如何当家？”
“家庭会怎样开？”
又要求订公约。
因之这时便要解决“怎样做”的问题。
运动领导者必须掌握这种规律，不然，即令解决了问题，也不够深，徒具形式。
工作组在孟克里村共召开了十五次妇女座谈会，二十次男子座谈会，三次老太太座谈会，二次老头座谈会。
总的来讲：
在座谈会期间，群众自行解决和工作组帮助给解决了的问题有：
不和的夫妇十一对，不和的婆媳八对，妯娌不和的一户。
由于工作组在宣传中掌握了坚持教育的方针，群众对工作组很亲热，解决了纠纷的家庭有的要请工作组的同志吃豆包。
宋宝山感动地说：
“过去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毛主席可把家务事给断了。”
座谈会怎样才能开好呢？
孟克里村的经验是：
（一）必须在经过广泛宣传，群众初步掌握了婚姻法的精神以后召开；
群众能够明辨是非，座谈会才能开得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二）随来随扯，不拘形式，使群众不感到拘束，尽情地倾吐心腹话。
（三）初期最好男女分着开，合在一起谈不起来，待思想成熟后，可以联在一起开；
在解决夫妻隔阂，解“疙瘩”时，更需要作好准备工作，以防止对立和加深矛盾。
（四）要有骨干，依靠骨干活跃座谈会，和随着运动的深入，给群众以具体帮助，不然群众会感到“心没底”，特别在运动最后阶段，尤为重要。
（五）掌握群众思想发展规律；
解决问题时，由浅入深地引导他们一一讨论。
（六）坚决防止“追”、“扣”，绝对不能发动群众控诉，也不能使用生硬的损伤群众自尊心的简单批评办法，那样会搞乱，甚至造成恐怖气氛。

寄自死牢
伊斯尔·罗森堡
只要眼睛所及到的地方，
不论远近，到处是砖块和钢，
在我们头顶，笼罩着乌云，
冬季的天空苍茫而寒冷。
我们是死牢里的囚人，
等候着厄运——如果敌人得逞。
我们两人永远坦然无畏，
那怕四周包围着死亡和恐怖的阴影，
人民的勇气使我们振奋，
我们的力量来自千万颗善良的心。
“呵，死牢里的囚人，我们已经来临！
来援救你们挣脱厄运——我们一定！”
我们清楚地听到他们在前进，前进，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千百万人民。
活着的，和那些被陷害的，
再也不容受到歧视——再也不能。
到那时候，死牢里的囚人
将冲破电椅的死刑。
1953年01月11日，辛辛监狱。
（袁水拍译）

日本“人民争取和平大会”定03月下旬举行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在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的倡议之下，日本将在03月下旬召开基础广泛的全国性的人民和平大会。
据“和平新闻”报道，著名的和平人士、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已在01月20日召开了关于和平大会的第1次筹备会议。
会议确定大会的名称为“人民争取和平大会”，开会日期是03月21日和22日。
为了扩大和平运动的基础，筹备会议决定聘请适当的人物担任大会的发起人，以便一切见解不同的人，只要他们要求和平，都能参加“人民争取和平大会”，自由地讨论他们不同的意见，找出一条共同的和平道路。
在这个大会举行之后，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将接着召集该会委员和积极分子举行会议，讨论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的方针任务。
“人民争取和平大会”将要讨论的题目包括：
朝鲜停战问题，日本派兵到朝鲜问题，关于原子弹和细菌战问题，有关太平洋军事联盟、修改日本宪法、军火生产、战争和经济、军事基地、军国主义的教育和文化、日本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
为了使各阶层的意见能充分地反映到大会上来，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号召各县、各地区的和平委员会在大会开会以前以县和地区为单位，举行有广泛代表性的集会，自由地充分交换有关和平问题的意见。

法国“人道报”发表社论
要求联合国立即禁止细菌战
据新华社讯：
法国“人道报”02月27日发表社论说：
被俘美国空军军官许威布尔上校和布莱少校的供词，再加上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报告中所发表的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使全世界充分地看到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所犯的穷凶极恶的战争罪行。
社论接着说：
“必须要求联合国讨论禁止使用细菌武器问题。
美国拒绝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不是偶然的。
美国要想继续随意地使用细菌武器。
但是普遍的谴责能够而且一定要使联合国采取一种立场。
我们在法国必须首先谴责我们的政府以及一切附和美国在朝鲜所犯罪行的人，这些罪行比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凶恶。”
社论最后要求立即禁止细菌战并宣布细菌武器为非法。

美国政府陷害罗森堡夫妇事件的经过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制造紧张和恐怖空气，为了便利扩军备战和法西斯统治，正加紧向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进攻。
延续了两年多的罗森堡夫妇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一事件，完全是美国统治集团有计划制造的对和平人民的阴谋陷害。
因此，从开始到现在，美国政府的这一卑劣行为一直受到美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最近，由于艾森豪威尔悍然宣布拒绝罗森堡夫妇要求撤销对他们的无理判决的请求，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更加高涨的抗议浪潮。
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他的妻子伊斯尔，是一对善良的美国人，他们一直过着普通人民的生活。
夫妻两人，思想进步，爱读进步刊物。
1940年，罗森堡曾在纽约美国信号部队做过工程师；
1945年，由于思想进步，他被部队开除了。
失业后，罗森堡曾和伊斯尔的弟弟格林格拉斯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工程行。
1950年，这个小工程行倒闭了。
由于营业上的关系，格林格拉斯和罗森堡闹了些意见，格林格拉斯便走了。
此后不久，美国统治集团所故意制造的所谓“原子间谍”案就按预定计划正式上演。
首先，指使一个名叫福赫斯的所谓“科学家”承认他自己是间谍，无中生有地说当他于一九四四——1945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原子弹工厂工作时，曾把有关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福赫斯并且供出同谋犯格林格拉斯等人。
此后，美国政府装腔做势地把福赫斯“判”了十四年“徒刑”，让他继续去研究原子弹，而将他所供出的格林格拉斯及其妻子逮捕。
格林格拉斯被捕后，在严重的刑罚面前受到威胁，于是，向他的辩护律师，和平运动的叛徒罗奇求援。
经过罗奇的布置，格林格拉斯夫妇和总检察官以及联邦调查局的一些特务，举行过几次小型的集会。
这样，一个阴谋陷害的事件就制造出来了。
格林格拉斯的妻子没有受审，释放了；
格林格拉斯出面作证，诬指罗森堡是“原子间谍网”主使人，伊斯尔是她“丈夫的助手和道义上的支持者”。
从1950年06月罗森堡夫妇被捕以后，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就大事鼓吹说罗森堡夫妇的罪名已经确立，审讯时将有一百一十八名证人作证，其中并包括一些高级权威的原子核物理学家等等。
时间过了八个月，到1951年的03月，纽约联邦法院开始审讯这个所谓“原子间谍案”。
审讯时，事先所说的一百一十八名证人只有二十人出席，里面没有一个是科学家。
在出席的二十个证人中间，只有三个人提到罗森堡，其中两个就是格林格拉斯夫妇，另一个是因伪造文件被判处徒刑的名叫麦克司·爱力却的家伙，他承认他做了这次证人就可解决“他所希望的一切”。
在整个审讯中，格林格拉斯的口头证明是唯一证据。
格林格拉斯过去仅受过高中教育，在一个工艺学院学习时，八项技术课程全部不及格，他自认对于原子弹构成部分的公式一窍不通。
但是在法庭做证时，他却说他曾画了一幅原子弹的精细图样，连同十二页书面材料一起交给罗森堡。
这种无中生有的伪证，甚至连“时代杂志”都承认“是毫无科学意义的”。
可是，除过这个以外，美国法院提不出任何别的令人置信的证据。
事实上，正如“争取罗森堡案公正裁决全国委员会”所说的，美国统治集团是以“政治代替了证据”。
这些“证据”是：
罗森堡家中有一个为西班牙流亡难民募捐的袋子，伊斯尔曾参加过纽约五万市民支持美国共产党纽约市参议员候选人彼得·卡麦钦的签名，罗森堡夫妇在他们的工会里都是积极的会员，并偶尔阅读工人日报，还有，罗森堡夫妇认为苏联是反纳粹德国战争中的主力，曾对美英开辟第2战场感到高兴并加以赞扬。
这是一个正义的、诚实的美国人所应有的态度，可是，美国统治集团就因此决定将罗森堡夫妇处死。
直接审理罗森堡夫妇案件的纽约联邦法院的法官考夫曼说：
这是“一个思想与信仰上的罪行”，又说：
这个“罪行”的严重程度“甚于谋杀”。
试问，在思想和信仰上反对战争、主张和平，怎么就会“甚于谋杀”而必须予以处死呢？
无论美国统治集团怎样捏造事实，胡拉混扯，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决不能欺骗任何明辨是非的人。
美国统治集团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威胁美国爱好和平人民，镇压美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所以，这不仅是对罗森堡夫妇的陷害，而且也是对整个美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压迫。
美国统治集团这一卑劣的阴谋，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他们将罗森堡夫妇囚禁了两年多，并且判处了死刑。
但是，罗森堡夫妇坚持真理和正义，表现了英勇不屈的气概。
从1951年04月05日纽约联邦法院将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以来，罗森堡夫妇曾先后向纽约美国巡回法庭、美国最高法院以至美国总统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理和撤销非法判决。
罗森堡夫妇始终坚持他们是无罪的。
他们曾经公开宣称：
“我们不愿意死，我们还年青，我们还需要长而且有益的生命。”
可是，他们更不愿意屈服，他们说：
“如果拿放弃人类的自尊，放弃为民主、为理想的道德的斗争所买到的生命来代替死亡，那是我们一点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将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与继承我们的人们。”
美国的司法当局曾经几次驳回了罗森堡夫妇的上诉。
今年01月，罗森堡夫妇直接致书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他撤销无理的判决。
信中说：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诉说，我们为自己无罪的辩护是骄横的，不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的正直，而是要想获得一种莫名其妙的‘殉道’的光荣。
这种论调已使我们感到厌烦了。
我们不是殉道者，也不是英雄，我们也不想当殉道者和英雄。
我们不要死，我们是无罪的。
以舍弃真理来换取即使是无价之宝的生命，所付的代价是太高了。
这样赎来的生命，是不能在尊严和自尊中生存的。”
罗森堡夫妇就是这样坚强地向阴谋陷害者进行斗争，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目。
现在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悍然拒绝撤销原判，决心将罗森堡夫妇加以杀害。
罗森堡夫人的母亲，曾劝说罗森堡夫妇捏造供词，承认有罪以取得释放。
这个劝说被拒绝了。
罗森堡夫妇再次宣布不能因死的恐怖而放弃正义。
他们“不愿意付出人们所勒索的代价，来出卖对一个和平世界的信心，对友好和民主的信心”。
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曾不断对美国政府对罗森堡夫妇的无理判决提出强烈的抗议。
艾森豪威尔拒绝撤销原判之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掀起了更加高涨的抗议运动。
在美国，纽约人民的代表和其他各地人民的代表纷纷赶往华盛顿，在白宫前组织昼夜不息的请愿，坚决要求美国政府撤销非法的判决。
在西德、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地人民也到处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不少地方的群众并组织游行队伍到美国领事馆门前示威。
本来美国联邦法院决定在03月中对罗森堡夫妇执行死刑，但由于美国及各国人民的抗议运动，迫使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将行刑日期推迟到03月30日，现在，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抗议运动仍在继续蓬勃开展，以制止美国政府谋杀罗森堡夫妇的罪行。
（傅真）

美方又打死打伤我方被俘人员十五名
美方竟诡称美方特务袭击会场区为“无害事件”
【新华社开城05日电】
美方又打死打伤我方被俘人员十五名。
据美方宣布，02月28日，美方打死战俘一名。
03月01日，又有十名战俘被打死打伤。
为了推卸责任，美方把这两次事件都说成是战俘们“自相残杀”。
但是美方这种鬼话早就已经骗不了任何人。
我方手中现在有着被美方强迫加入李承晚伪军的战俘，他们已经揭发了美方利用李承晚匪帮特务冒充战俘来虐待迫害战俘的罪行。
另据美方宣布，03月01日，美国卫兵在巨济岛打死战俘一名，仅仅因为这个战俘据说“沿着营场的栅栏行走”。
03月02日，在巨济岛、蜂岩岛各有战俘一名被打伤。
03月03日，在龙草岛又有一名战俘被打死。
美方战俘营中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屠杀战俘事件，证明美方为了强迫扣留战俘，对战俘的恐怖统治是越来越残酷了。
【新华社开城05日电】
美方联络官卡洛克在04日把美方武装特务在会场区烧毁房屋和打伤我方军事警察的严重挑衅称为“无害事件”。
卡洛克一方面不顾一切事实，硬说在02月10日及12日制造这两次事件的美方武装特务是“不明身份的人”，但同时又心虚地诡辩道：
“在所有这些无害事件之后，我们仍在这里开会，就足证并未破坏谈判。”
这实际等于说：
枪是打了，火是放了，即便如此，也无害处。
此间人士认为，这表示美方将继续唆使及纵容武装特务来更大规模地破坏会场区的安全。
事实上，就在03月02日的清晨，美方控制下的武装人员数十人，即曾又一次以轻机枪等武装对会场区射击，甚至对出事时在会场区巡视的我方安全军官也开枪射击。
此间人士指出，美方连续制造的这类事件，对于勉强维持的会场区协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在今天的联络官会议上，卡洛克不得不承认：
“找到的子弹和弹壳是联合国军部队所用的类型，这是真的。”
但同时他却说不知道发射这些弹药的是谁。
事实上，这些李伪武装特务是从美方在会场区的帐篷近傍潜入会场区的，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通向美军阵地的许多清晰足印。
他们在逃走时还大声叫骂：
“要把钵山里变成火海。”
（钵山里是在会场区内的一个小村，是特务纵火的地方）。
利用会场区进行特务活动，是美方一贯的伎俩，早在1951年10月，就有过一个被美方诱骗充当特务的朝鲜小孩金元基，在板门店当着双方联络官及记者多人，详细揭发了美方诱骗他潜入中立区进行特务活动的经过。
去年09月，又发生过美方特务潜入会场区企图对和平居民进行绑票的卑鄙行为。
这不过是许多同类事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
现在由于美方积极准备完全破裂谈判，发动军事冒险，这类的特务破坏活动也就更加明目张胆了。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继续讨论朝鲜问题
波兰代表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在03日下午和04日上午继续开会，讨论朝鲜问题。
在03日下午会议上，首先发言的荷兰代表粗暴地歪曲了人人皆知的关于美国侵略朝鲜的事实，硬说朝鲜战争继续的责任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它们拒绝了所谓“印度提案”中包含的建议。
秘鲁代表贝朗德透露美英集团拒绝接受苏联关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的真正理由。
据贝朗德说，采纳这些建议就可能在西欧国家引起“和平幻想”，以致“削弱西方文明”。
这样，贝朗德就再度证明，决定美国集团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态度的，是害怕和平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后果的心理，而不是希望和平的愿望。
在04日上午会议上，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克热歇夫斯基发言说，自从上星期辩论开始以来，就已经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某些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不是来诚心诚意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而是来支持美国统治集团扩大朝鲜战争与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阴谋的。
但是从辩论中也可以看出，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制止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
这表现在对苏联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辩论的提案所进行的表决上。
在那次表决中，拥有十亿多人口的二十二个国家认识到拒绝这个建议是不聪明的。
美国对于这种对世界人民和平要求的日益高涨的响应，感到非常害怕，因此它想阻止对朝鲜问题举行充分的辩论。
斯克热歇夫斯基列举了许多证据，证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野蛮行为。
他说，显然，美国是在企图灭绝朝鲜人民以便恐吓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美国政策引起了美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抵抗，这由下面一点得到证明，就是：
美国人民最近曾给白宫写信，广泛要求把美国军队撤出朝鲜，以履行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提出的结束朝战的保证。
斯克热歇夫斯基指出，朝鲜战争在美国越来越不得人心，这可以从美国武装部队中逃亡人数日益增加这一事实看出来。
他着重指出，由于美国对这种日益强烈的抵抗感到忧虑，因而采取了设法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政策。
斯克热歇夫斯基说：
波兰坚决支持苏联的立刻在朝鲜停火的建议。
然后，古巴代表起立发言。
在他以后发言的是美国代表洛奇，他毫无理由地拒不承认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苏联代表佐林发言驳斥洛奇关于细菌战问题的说法，他说：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裁减军备委员会上曾要求“调查”，但是这个毫不相干的事实并不能像洛奇所企图的那样，用来掩饰美国进行了细菌战，并且拒绝批准禁止细菌战的日内瓦议定书。
主席慕尼兹宣布，由于没有代表登记发言，取消04日下午会议。
（附图片）
跑不了！
　方成作

艾森豪威尔坐上了人类正义法庭的被告席
崔奇
1952年10月12日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四百六十周年纪念日。
往年，美国人民总要怀着历史的追想来庆祝它。
但是在去年的这一天，他们却被美国政府做下的一件卑鄙的事情所激动：
美国最高法院再一次横蛮地坚持了对无辜的罗森堡夫妇执行死刑的判决。
难道美国的统治者是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吗？
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美国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新大陆”这个名词也早就感到厌恶了。
美国统治者制造了罗森堡夫妇的所谓“原子间谍案”，正同不久以前他们把“独立宣言”的原稿埋葬到地下一样，乃是表示他们已公开地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面具，而披上了希特勒穿过的法西斯的尸衣。
那些在四百多年前远渡重洋到新大陆上来的自由的欧洲移民们，怎么会想到，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所辛勤开拓的国土已成为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这儿没有自由，没有正义；
这儿是杀人犯的乐园，是和平人民的地狱。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之流，决心谋杀罗森堡夫妇，绝不只是由于他们痛恨罗森堡夫妇，而是痛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他们蓄意谋杀罗森堡夫妇，不过是为了准备制造更大规模的谋杀——把全人类都投进战争的血泊。
人们不是刚刚听过战争贩子的狂叫吗？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摹仿着已经跳楼的疯子福莱斯特尔的口吻，向美国人民大喊：
“我们正向着毁灭力量的还不可预测的高峰奔去！”
“如果将来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话，那便是我们将来还要作些牺牲”，“美国人民对任何牺牲都必须欣然承受，不能有任何人、任何家庭、任何社会置身于这个号召之外。”
死亡的威胁正站在罗森堡夫妇的身旁，战争的黑影则笼罩在每一个美国人民的头上。
罗森堡夫妇是战争贩子政治阴谋的牺牲。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是为了向美国六十家族和大军火商人许愿，才把罗森堡夫妇作为祭品送上奉祀战神的供桌的——这正同古时的迷信者用一对男女的青春生命献给妖怪一样。
在杀人犯统治的国家，要想谋害两个善良的公民，是不愁没有借口的。
就这样，美国政府竟准备把罗森堡夫妇放到电椅上处死……。
人们想起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
那时候，反动的“异教裁判所”曾用柴火把坚持真理的人们活活烧死。
如今，信奉战争和法西斯妖怪的美国统治者，也把他们的法庭变成了“异教裁判所”，用来迫害爱好和平的人民。
他们的野蛮和残暴的程度，比起中世纪的反动势力毫无逊色，不过原始的柴火已改为“文明”的电椅而已。
难道这不是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的极大污辱吗！
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位曾经想把天上的雷电取来为人类谋福利的佛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下哭泣……。
罗森堡夫妇不过是两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他们说：
“我们不是殉道者，也不是英雄，我们也不想当殉道者和英雄。
我们不要死，我们是无罪的。”
他们还很年轻，他们希望有一个长的有益的生命，希望看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
他们并不像战争贩子那样全身都浸透着对未来的悲哀，而是爱生活，和相信明天的。
他们忠实于民主、正义和友爱，他们需要的是和平、面包、玫瑰和孩子们无邪的笑。
然而，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说来，这一切却是非常可恨，非常可怕的。
因为如果每人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人跟着杜鲁门发疯了，就不会有人愿意背起艾森豪威尔的“士兵的背包”到远乡异土去杀人和被杀了。
心地阴险而头脑拙劣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满以为宣判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就会“杀一儆百”，就会使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人人自危”起来。
但是顽强的事实不久就使他们自己吃惊了。
美国人民纷纷起来向谋杀者提出抗议，并且越来越强烈。
人民的支持使罗森堡夫妇在和刽子手进行斗争中增添了无穷力量。
他们在死亡的面前昂起头来说道：
“死亡好像并不比放弃一切社会责任和放弃坚定不移的勇敢的碌碌一生更可怕些”。
他们爱生命，所以他们不肯以背叛真理来换取生命。
这儿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声音，这儿闪耀着自由的火花。
美国的法西斯统治者是无法窒息这些燃烧在正直的美国人民心中的自由之火的。
世界各地人民都起来指责可耻的谋杀者，他们发出巨大的声音：
制止战争贩子的血手，拯救罗森堡夫妇！
于是，被判处死刑的无罪的人并没有低头，而抱着电椅要杀人的人却发起抖来了。
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之流可以在纽约福莱广场的法庭上对和平人民判罪处死，但是在另一个法庭上——全世界进步人类的伟大的正义法庭上，他们却在亿万人民的指控下坐上了被告席。

莫斯科广播电台1952年冬季华语播音时间表
说明：
时间是指莫斯科时间，括弧内是指北京时间。
波长以公尺计算，括弧内是周率。
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北京话和广州话），每天播送：
苏联新闻，国际新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国际政治问题的评论与谈话。
另外还在固定时间广播苏联报纸摘要，俄文讲座以及苏联音乐，中国音乐和文艺。
时间：
01·00—01·30（6·00—6·30）。
波长：
25（11000）；
31（9000）；
49（6000）；
457，3（656）；
477，0（629）491，0（611 ）；
1666，0（180）。
时间：
10·30—11·00（15·30—16·00）；
11·30—12·00（16·30—17·00）。
波长：
31（9000）；
41（7000）；
49（ 6000）；
457，3（656）；
477，0（629）；
491，0（611）；
1666，0（180）。
时间：
13·00—13·30（18·00—18·30）；
14·00—14·30（19·00—19·30）。
波长：
19（15000）；
25（11000）；
31（9000）；
41（7000）；
49（6000）；
422，5（710）；
457，3（656）；
477，0（629）491，0（611）；
1666，0（180）。
时间：
17·00—18·00（22·00—23·00）。
波长：
25（11000）；
31（9000）；
41（7000）；
49（6000）；
422，5（710）；
457，3（656）；
477，0（629）；
491，0（611）；
1666，0（180）。
时间：
15·30—16·00（20·30—21·00）—广州话广播
波长：
19（15000）；
25（11000）。

设在东京市中心的美国的细菌基地
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日本代表团印发了一种“关于日本和日本和平运动的报告”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揭露美国在日本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罪行的报道，全文如下：
1949年12月底，以前日本军医中将梶塚隆二为首的细菌战犯在伯力审讯的最后陈述中众口一词地说：
“日皇裕仁、石井中将、若松少将应对细菌战的准备与实验负主要责任，我们很惋惜他们此刻未在受审之列，我们希望他们也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从那个时候起，这些日本的细菌战犯在干什么呢？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我们能够用事实来证明这些话。
美国细菌基地设在我们国内。
制造细菌武器的中心就是在我国首都东京市中心，伪装为美国第8军卫生部队的第406处。
严密包封的装着带有鼠疫、霍乱、猩红热、赤痢和脑膜炎等传染病细菌的昆虫的包裹，经常和进行实验的训令一起从美国狄特里克营运送到那里。
于是这个四○六处便立刻开始大量培殖的工作。
在东京市江东的市立隔离医院的门前，四○六处的一辆汽车每周出现三次。
每一次，那个司机总是偷偷地走进实验室，而在两小时之后便带走一些严密包封的包裹。
这个司机干这样的工作已有两三年了。
有一部分病人和尸体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偷偷弄走的。
这个实验室的主任是头号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的侄子。
在为“联合国”军队伤兵输血的名义之下而征集的日本人民的血液通过血库送到四○六处，作为培殖带菌昆虫之用。
该处并以每天每人七18日圆（注：
三百六10日圆合一美元）的价钱雇用一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来培养吸血的蚤、虱和蜈蚣。
东京市芝区日皇行宫以及千叶县日皇狩猎地所在的广大地区都被规定为禁区。
在许多房子中养着鸭子、白鹭和鸡，以供传播细菌之用。
对于像燕子、野鸭和夜苍鹭等候鸟的生活条件，并特别进行研究，为的是企图在从东南亚到北海道和阿留申群岛的广大区域传播细菌。
像老鼠、田鼠和兔子等小动物以及牛、马，是一年到头不间断地向四○六处供应的。
在埼玉县西埼玉的粕壁的埼玉实验动物联合售卖所及其分支机构日本实验动物科学研究所，包办全部供应动物的工作。
它们每月供给四○六处五万只小动物。
这个研究所所长是埼玉县议会的自由党议员小泽，他一向供应日本军队以小动物用来进行细菌实验。
以前在石井四郎的部队中当副官的上校小林是会计主任。
自由党的众议院议员古岛义英和自由党的前任众议院议员佐濑昌三和小林英三，也参与其事。
他们靠出卖实验用的动物大赚其钱，他们以每只一到03日圆的价格买进那些动物，而以每只三十到三15日圆的价格卖给四○六处。
过去在日皇命令下在中国华北建立的细菌部队—前日军七三一部队，已改头换面作为在东京中心区的美军四○六处。
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细菌战犯现在正在协助细菌战的进行。
自从美国开始进行细菌战之后，烈性的传染病就曾在日本流行。
特别是在东京周围的地区，1952年赤痢和脑膜炎症以及大量的食物中毒，比往年增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而且这些细菌的毒力很强，因而死亡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