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关于非贸易贷款协定在北京签字
【新华社24日讯】
对于发展中蒙两国经济合作有重要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非贸易贷款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工商银行关于中蒙非贸易贷款协定结算技术手续议定书，24日在北京正式签字。
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
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胡景澐，代表蒙古方面签字的是：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贾尔卡赛汗。
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有：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亚洲司副司长何英，交际处副处长沈平，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尚明，国外业务局局长詹武，副局长秦炎等。
蒙古方面有：
蒙古大使馆参赞斯林道尔吉，二等秘书艾林清苏诺木。
签字毕，胡景澐副行长欢宴贾尔卡赛汗大使及大使馆全体馆员。

出席联合国大会维辛斯基等到纽约
【新华社24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4日讯：
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在23日乘“玛利皇后”号轮船到达纽约，出席定于24日复会的联合国第7届大会后半期会议。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7届大会代表团团长、白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基谢列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7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巴拉诺夫斯基也乘同船到纽约。
前往迎接维辛斯基等人的有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苏联驻美国大使查鲁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员及新闻记者等。

吸取铁路运输工作中的教训
今天本报发表的铁道部1952年运输计划脱离实际、盲目招揽货运、打乱国家运输计划的报道，不仅对于铁路系统的干部说来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对于国营企业其他部门的干部也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铁路系统领导干部在制定1952年运输计划时，没有按照客观的需要和可能，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运输的需要量缺乏正确的计算，而把主观的粗枝大叶的推测和估计当作根据，不切实际地提高了运输任务，因此使整个运输计划脱离了实际，并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因为铁路的运输力，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生活资料，只是社会生产品价值的追加部分。
如果运输计划大了，而不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那么，为实现这种过大计划所准备的人力和技术措施，就必然白白地浪费掉，使运输成本相对地提高了。
因而从形式上看，这个计划好像是先进的，实际上则是一个落后的片面的计划，不合经济核算的计划。
这样的计划不仅不能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相反的，它必然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混乱。
在这个计划所代表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铁路系统的干部在执行计划时也就必然产生了片面的观点。
他们把努力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意义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他们以为完成国家运输任务，只要完成数目字就行，可以不管质量的好坏，不管经济的效果，不管国家全局的利益。
他们把数量和质量割裂开来，把运输任务和财务计划割裂开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割裂开来。
他们不去调查了解货源、货流的情况，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财经部门，采取召开货主会议等正当办法，以加强对运输需要量的了解，并在增强运输计划性的基础上去扩大货源，而是采取资产阶级庸俗的“兜生意”的办法，花费大量人力去招揽货主，不择手段地“争取”装车数字，甚至代替货主包揽推销任务，与交通运输的其他部门“竞争”，压低每辆车的装载量等等，以“提高”运输效力，“完成”运输计划。
有的领导干部，当错误的计划下达后，特别是当不少单位在执行计划中已发生了这些错误之后，仍然不加以纠正，不提出请求去修改错误的计划，甚至反而把执行计划中的错误方法当作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加深和加重了工作中的混乱。
这样地执行计划，是缺乏为国家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的，这样地完成任务是片面的。
全面地完成任务，就不仅要完成数量，而且要保证质量。
完成数量固然重要，但保证质量则更为重要。
铁路系统在执行1952年运输计划中，正是由于不重视运输质量，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和“浪费”的严重现象，使计划运输的比率降低，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
全面地完成任务，就不仅要完成生产、运输计划，同时还必须完成技术、财务计划。
铁路系统某些单位为了多运载一些货物，完成运输任务，竟组织了一万多干部人员去招揽货源，只就这件事来说，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打乱了工作部署，既不合经济核算的原则，又造成工作上的损失。
全面地完成任务，就不只要从本系统本单位的局部任务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且必须从全局和国家的整个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
离开了或者违犯了全局的利益，必然造成极坏的结果。
铁路系统在执行1952年运输计划中所采取的一些错误作法，正是缺乏这种全局观点的。
铁路系统在制定和执行1952年运输计划中所发生的错误，使我们深刻认识到：
不了解客观需要与可能、脱离实际的作风，是计划工作中严重的敌人。
如果一个领导者染上了这种作风，就要犯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错误，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国家计划中所规定的任务，就会挫伤广大人员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的损失，危害国家人民的事业。
这是我们必须记取的教训。
我们希望铁路系统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既要克服不切实际的把计划定得过高的偏向，也要严格防止和纠正压低计划的偏向，而要在确实计算客观需要和发挥潜力的基础上，正确制定1953年的运输计划。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
运输计划性的加强，固然主要是铁路部门的责任，但各个经济部门也有责任加强托运计划并按时托运，各级政府和财经领导机关则负有督促和检查的责任。
过去某些经济部门和某些地区的财经领导机关不重视编制执行和检查托运计划的现象，也必须加以克服和纠正。

学习苏联科学研究方面的经验加强两国科学工作的合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离北京赴苏联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由团长物理学家钱三强率领，于24日自北京出发赴苏联。
到车站欢送的有：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陈凤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迈进等。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顾德夫也到站欢送。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
了解和学习苏联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领导经验和加强两国科学工作的联系与合作。
全团代表共二十六人：
华罗庚（数学）、张钰哲（天文学）、赵九章（气象学）、刘咸一（化学）、彭少逸（化学）、宋应
（地质学）、张文佑（地质学）、武衡（地质学）、冯德培（生理学）、沈霁春（生理学）、薛公绰
（生理学）、贝时璋（生物学）、朱洗（生物学）、吴徵镒（植物学）、马溶之（土壤学）、沈其震
（医学）、陈荫谷（电机工程学）、于道文（机械工程学）、梁思成（建筑学）、曹言行（土木工程学）、李世俊（农学）、张稼夫（历史学）、刘大年（历史学）、吕叔湘（语言学）、张勃川（教育学）。
早在去年10月03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曾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方面的联系问题。
中国科学院也曾在去年10月24日举行扩大院长会议，讨论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技术问题。
会上并决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
去年11月，苏联科学院正式邀请中国科学家组织代表团赴苏。
中国科学院当即着手进行组织工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组成后，曾进行与赴苏访问有关的学习与准备工作。
预计该团此次访苏，将使中苏两国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联系与合作有进一步的开展。

志愿军领导机关隆重庆祝苏联建军节
【新华社朝鲜前线24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在23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苏联武装部队建军三十五周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将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李志民将军在致开会词中，首先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向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伟大的苏联军队和斯大林大元帅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在叙述了苏联军队的不朽功勋后说：
苏联军队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对于美国侵略者战争阴谋的一个严重打击，使世界和平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有这样一支无比强大的军队正在警惕地保卫着全世界的和平，这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使我们百倍地提高了战胜美国侵略军的勇气和信心。
杨得志将军在演说中号召志愿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向苏联军队学习。
他说，中国的人民军队，一向是以苏联军队作为自己的光辉榜样的。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和美国侵略军进行着英勇的、艰苦的战斗。
为了完成我们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的军事科学和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对我们就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只有认真向苏联军队学习，我们才可能在今后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崔庸健次帅对苏联军队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掌中解放了朝鲜人民的不朽功勋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朝鲜人民军能够在短短五年中成为一支这样壮大的现代化军队，是和斯大林军事科学的指导以及苏联军队英勇斗争的光辉榜样分不开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把苏联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希望。
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直接援助之下，在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的鼓舞之下，是一定能够争取到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
在02月23日，志愿军各兵种、各部队分别举行纪念会或座谈会，热烈祝贺苏联陆海军建军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的“志愿军”报和各部队的报刊都发表纪念文字，介绍苏军情况，号召全军向苏军学习。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列式拖运法已在我国内河航运中逐渐推广起来。
它将成为改革我国内河航运的动力。
这是湖北省内河航运管理局的“巴东轮”正在进行一列式拖运法的情形。

我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团继续举行第2、三次正式会议
【新华社24日讯】
关于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归国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在20日和23日继续举行第2次和第3次正式会议，会议进行顺利。

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等团体代表向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献礼
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代表接受
【新华社24日讯】
为表示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谊和敬意，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的代表，除代表上述三团体之外，并代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以及日本青年、妇女、科学、文艺、新闻等各界共四十多个日本团体，于22日在北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献礼，并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献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也向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红十字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团体赠礼。
出席献礼和赠礼仪式的，中国方面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刘宁一、刘贯一，商谈协助日侨归国问题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席代表廖承志、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泽民、熊瑾玎、胡兰生，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方明和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廖梦醒、田德民、吴有训、许广平、蔡楚生、冀朝鼎等一百多人。
出席献礼和赠礼仪式的，日本方面有：
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外事部长工藤忠夫，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常任理事加岛敏雄，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事务局长畑中政春、委员平野义太郎、高良富女士，现在北京的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日本代表西园寺公一和中村玩右卫门，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议主席山本熊一，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日本教职员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平垣美代司，日本中国研究所理事岩村三千夫，日本绿十字会书记长樱井善一等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刘宁一在致开会词时指出：
日本人民每一件礼物和信件，都充满了日本人民友好的精神。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值得珍重的，中国人民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认清中国人民的敌人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他最后说：
中日两国人民彼此赠送礼物，表示了两国人民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意志，给予艾森豪威尔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以有力的打击。
刘宁一致词后，日本人民代表和中国人民代表彼此献礼和赠礼，日本代表献给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的礼物，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代表接受。
会场一再发出热烈的掌声，显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献礼和赠礼结束后，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词。
郭沫若在追述中日两国历史事实之后说：
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一个教训：
就是两国之间如果和平共处，并采取友好学习的态度，吸收先进经验，便可以保证本民族的进步和幸福，但如果不和平共处而采取侵略战争的手段，结果侵略的一方必遭惨重失败。
我们应从这些历史事实取得宝贵的教训。
目前艾森豪威尔公开在叫嚣要“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就是说要利用日本人对亚洲和中国人民进行侵略。
这种政策将带给日本人民最大的不幸。
郭沫若表示深信：
尽管有少数日本人不肯接受历史教训愿作美国反动派的猫爪，但日本人民为了自己的进步和幸福，一定会起来反对他们。
郭沫若并向日本朋友保证：
中国人民愿向日本人民伸出友谊的手，共同为保障和平而努力。
接着岛津忠承、平野义太郎、高良富、西园寺公一、山本熊一也先后讲话，他们一致指出了日中两国人民长时期存在的珍贵的友谊的巨大意义，并且表示他们一定要发展这种友谊，以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献礼和赠礼仪式在一种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热烈气氛中进行。

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
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一、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婚姻法第1条和第2条所规定的内容：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
禁止童养媳。
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一）婚姻法的第1个基本原则就是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在旧社会里，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是受父母包办或强迫的，因而是不自由的。
现在再不应实行这样的封建老规矩了。
现在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新规矩，就是“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这就是说：
应该让子女自己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婚姻大事，让他们自由选择自己所中意的对象，并根据双方自愿由双方自己到政府去登记申请结婚。
当然，青年男女结婚可以而且应该征求父母的意见，也可以征求其他的人的意见。
父母给子女介绍结婚对象，也是可以的。
但子女如不同意这个对象，完全可以拒绝父母之命，而子女自己中意的对象，父母如不同意，子女也完全可以不听父母之命而自行结婚。
照一般道理讲，父母当然愿意替自己子女找到合意的对象，但父母的见解、性情与动机和子女不一定相同，父母认为好的，子女不一定合意，所以，婚姻应由子女自己作主，而不应由父母作主，这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
所谓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
缺乏任何一面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结婚自由是主要的，因为只有实行了结婚自由，只有结婚的双方都是出于完全自愿，才能组成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家庭，也才能避免或减少中途离婚的现象。
所以，有些人把婚姻法叫做“离婚法”是完全错误的。
但同时，离婚自由也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因为只有保障了离婚自由，才能使男女双方真正平等对待，互敬互爱，和睦团结。
凡是一方受到他方虐待，或感情极端恶化，再也不能共同生活下去的时候，是应该准许离婚的。
这种离婚是正当的，并不是可耻的和不道德的事。
特别是要求离婚的妇女，她们因为婚姻被包办、强迫与婚后被打骂虐待而迫不得已提出离婚要求，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强迫她们继续过痛苦的家庭生活才是不合情又不合理的。
那种什么“好女不嫁二夫”、“好女不离婚，离婚不正经”等等封建老话，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婚姻法保护正当的离婚自由，也反对轻率的离婚，所以婚姻法规定一方要求离婚时，得由区人民政府首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时再转县或市人民法院处理。
而县或市人民法院也应首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时，再行判决，有正当理由，确实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准许离婚，否则也可以不准离婚。
离婚后，双方自愿恢复结婚时，政府也不加限制，准许登记恢复婚姻关系。
（二）婚姻法的第2个基本原则，就是废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在旧社会里，妇女在家庭中得不到平等待遇，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封建规矩就是压迫妇女，不把妇女当作平等的人看待。
妇女受了这种“男权”的支配，不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妇女就常常被当做货物一样买卖，被当做牛马一样使唤，并且常常被打骂，甚至身体被伤害，生命被杀害。
正是因为这样，有钱人三妻四妾，穷苦人讨不起老婆，十七八岁姑娘嫁给十二三岁儿童，在家庭里媳妇受到翁姑和丈夫的种种虐待，这些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就产生了出来。
而且到了这种地步也没有离婚自由，因此，旧社会的婚姻常常使男女双方，特别使妇女痛苦一辈子，不能解脱。
现在再不应实行这样的封建老规矩了。
现在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新规矩，就是要把妇女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实行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制度，并且允许离婚自由，以保证这种制度的实行。
什么是男女权利平等呢？
这就是：
第1，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第2，夫妻要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和睦团结，共同负起劳动生产、抚育子女的责任。
第3，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第4，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
第5，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第6，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
承认男女权利平等，就是承认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与男子同等的才能和贡献，那种认为女子应比男子低一等的看法是错误的。
（三）婚姻法的第3个基本原则，就是废除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在旧社会里，父母不把子女当作社会未来的成员看待，而把他们当作私有物，父母可以任意处置。
他们的利益是受到漠视的。
许多子女受到虐待或遗弃，父母可以任意溺死或抛弃婴儿（尤其是女婴）非婚生（私生）子女或前夫、前妻所生的子女往往受到歧视和虐待，养子养女也往往受到歧视和虐待。
现在再不应实行这样的封建老规矩了。
现在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新规矩，这就是要保护子女的利益，要保护新社会的后一代：
第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不得虐待或遗弃，严禁溺婴等犯罪行为；
第2、非婚生子女享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或歧视；
第3、夫对其妻所抚养和前夫所生的子女，或妻对其夫所抚养和前妻所生的子女，不得虐待或歧视；
第4、养子养女也和亲生子女有同等权利，不得虐待或歧视；
第5、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财产的权利；
第6、父母和子女的血亲关系不因离婚而消灭，离婚后父母对其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责任。
如子女由女方抚养，男方应负担必需生活费的全部或一部。
实行了这些办法，就能使我们的后代受到国家的保护而很好地成长起来。
除保护子女的利益以外，婚姻法还规定要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这是因为人民政府虽然在法律上保证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目前许多妇女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取得这些权利，所以如果不加以特别保护，就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为了保护妇女的利益，婚姻法不但保障婚姻自由，保障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权利，而且保障妇女在家庭中以及在离婚后有一定的财产权。
（四）婚姻法禁止重婚、纳妾、养童养媳、干涉寡妇的婚姻自由以及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等封建恶习。
这些习惯都是由封建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婚姻制度产生出来的，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必须禁止。
这就是说：
今后再不准许重婚、纳妾、养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以及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了。
如再有这些行为就是非法了。

二、实行婚姻法有什么好处
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对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少，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劳动人民，对于整个社会国家都有极大的好处。
（一）实行婚姻法，就是打破几千年来加在妇女身上的封建束缚，使妇女得到解放。
所以，实行婚姻法对于广大妇女当然是有极大好处的。
（二）实行婚姻法，对于男人也有极大好处。
因为：
旧的封建包办的婚姻制度不但束缚了妇女，同时也束缚了男子尤其是年青的男子，使他们得不到合意的配偶。
婚姻法实行后，就可以打破这种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合意的配偶，只要对方同意，就可以不费钱而结婚，夫妻一起劳动生产，这样，整个家庭生活也可以得到更大的改善。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婚姻法是妇女法”，“是对男子的不平等条约”，是完全不对的。
（三）实行婚姻法，对于父母、公婆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因为：
第1、婚姻法明文规定“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所以父母和公婆的最大利益是受到切实保护的。
第2、实行婚姻由子女自主决定之后，做父母的就可以不要为子女的婚姻问题去白操心，也不必为子女的婚姻问题破费金钱了。
第3、子女的婚姻既然是自由结合的，所以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就会好，对父母、公婆的感情也会好。
相反地，如果按封建的老规矩办事，不但父母要为子女的婚姻问题操心而又破费金钱，而且在结婚后，往往造成子女的夫妻反目，家庭不和，不能团结一致劳动生产，甚至造成人命惨案，这不但害了子女，也害了父母，造成永远不能补偿的损失。
（四）实行婚姻法，对于保护后代子孙，有很大的好处。
婚姻法反对早婚，禁止童养媳，规定父母有共同抚育子女的责任，禁止溺婴，禁止父母虐待或遗弃子女，保障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仍能受到抚养和教育，这些都是保护子女的利益的。
同时，只有在执行婚姻法之后，在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中，才能够使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成为建设新社会的身心健康的后代。
（五）实行婚姻法，对于劳动人民有极大的好处。
唯有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才是符合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婚姻制度。
因为：
第1、按照旧的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娶老婆（结婚）是要出“身价钱”的，家境越贫穷，女方和媒人索取“身价”就越高，这往往就成为劳动人民破产的原因。
所以旧婚姻制度，就是束缚劳动人民的最大枷锁之一。
但是在新婚姻制度下，结婚是不要花钱的，劳动人民不会因为婚姻问题而弄到破产或生活下降的境地。
第2、旧的婚姻制度是许多夫妻反目、家庭不和并使生产受到影响的根源，这是对劳动人民极不利的。
而新婚姻制度，则可以使男女在结婚后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扶养，在和睦团结基础上，共同负起劳动生产和抚育子女的责任，使家庭生活充满幸福和快乐，因而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第3、在新社会里，大家都重视劳动，把劳动看作是最神圣的事，而且婚姻法也规定夫妻有和睦团结、劳动生产的义务，所以青年妇女选择对象时，就会把劳动好看作是第1个最重要的条件。
劳动人民能劳动，就不怕结不了婚。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婚姻制度。
有些人说：
“婚姻法是整穷人的！”
“实行婚姻法，会人财两空。”
这些话都是不对的。
（六）实行婚姻法，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有极大好处。
因为：
实行婚姻法，可以解放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使他们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推进工农业的大规模建设。
同时，实行婚姻法，可以使人民内部，尤其是男女人民内部更加团结，大家协力同心建设新中国。
所以，有些人说：
实行婚姻法，“天下要大乱”，这是完全不对的。
三、如何贯彻婚姻法
（一）过去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婚姻制度，本是封建阶级为了统治和压迫人民而施行的。
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千年，在人民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成了人民的共同习惯。
所以贯彻婚姻法虽然也是反封建的社会改革，但是它和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不同，不是要打倒什么人，而主要是改变人民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这完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
因此，贯彻婚姻法，就要采取教育的方针，要用民主的说服的办法，把旧婚姻制度的坏处和新婚姻制度的好处彻底讲清楚，把封建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思想界限分清楚；
要用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办法，改变存在他们中间的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习惯，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习惯。
这也就是说，贯彻婚姻法，决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如果采取这种办法，把对待敌人的办法用来对待人民自己，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许可的。
同时，婚姻关系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既然是几千年来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且牵涉到人民内部的每一个人，那也就不是一两次突击运动就能够把它“消除”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教育，经过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长期斗争才能把它清除。
因此，这次运动主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一次普遍的有关婚姻法的教育，使他们在婚姻制度上能够辨别是非、分清好坏，表扬婚姻自主、家庭和睦、生产积极、政治进步的模范夫妇和模范家庭，批判违反婚姻法的种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
这就是说，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这次运动应以宣传教育为限，不要进行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的调查，也不要发动诉苦运动，或召开斗争会。
那种对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进行所谓“站队”，在夫妇、婆媳之间划分所谓“阵线”，发动“坦白”，召开“斗争会”，进行
“家家评比”，这些作法都是错误的，不许可的。
（二）但直到现在，青年男女尤其是青年妇女因婚姻问题被虐杀或被逼自杀的现象在许多地方还很严重，全国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在七八万人左右。
这是封建主义的包办强迫婚姻制度的最大的恶果之一。
为了把这种在婚姻问题上发生的杀死人或逼死人的严重现象停止下来，必须教育全体国家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贯彻执行婚姻法时，要特别注意制止虐杀，防止自杀，保障妇女的人身自由。
对于人民群众中那些极少数虐待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以致逼死人、杀死人、打伤人的严重犯罪分子，各级人民法院及所有干部一定要主动地检查处理，依法惩办。
我们要警告那些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人，不得向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妇女进行任何的迫害。
妇女无论已婚未婚，无论与丈夫、公婆是否互相满意，无论是否要求离婚，无论有什么缺点，她们的生命和身体必须一律受到保护，绝对不许任何人加以杀害或伤害；
谁要是杀害或伤害了妇女，谁就是犯了法，谁就一定要受到政府的惩办。
谁杀了人就要抵命。
我们还要告诉那些可能因为争取婚姻自由而遇到迫害，有生命危险，或可能被逼而企图自杀的妇女，她们不应该屈服，更不应该有自杀的念头，因为广大人民是同情她们的，人民政府是支持她们的。
无论她们有什么困难，在她们提出要求时人民政府会给她们以必要救济和临时安置。
（三）过去包办强迫的婚姻，要怎样对待呢？
是不是要他们离婚呢？
不，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实行婚姻法并不是要提倡离婚，并不是要拆散由旧婚姻制度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他们过去的婚姻即使不合婚姻法规定，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离婚的坚决要求，谁也不应当去干涉他们，强迫他们离婚。
但是，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应当解劝和帮助他们改善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
只有那些极少数夫妻关系实在恶劣到不能共同生活下去的程度，或者妇女受到非人的虐待，由当事人提出离婚的坚决要求并经调解无效的，才允许他们离婚，而且必须坚决给被压迫被虐待的妇女撑腰。
至于今后，做父母的就不应该再有包办强迫子女婚姻的行为。
过去已包办强迫订婚，但未结婚的，做父母的也应该完全听随子女自己去决定。
如果子女年纪还很小，而父母已包办强迫订婚的，则为子女未来的幸福计，应该及早解除婚约。
过去已经重婚、纳妾，或者收养了童养媳的，应该怎样对待呢？
这要看女方（妻或妾）是否要求离婚，童养媳或其父母是否要求让她回家来决定。
如果她们有这样的要求，就应该准许她们离婚或回家，不准加以迫害或干涉。
如果她们没有这样的要求，就仍应和她们保持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旁人不准强迫她们离婚或回家。
（四）现役革命军人（包括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成员）和退役革命残废军人、转业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能同一般干部和群众的婚姻关系问题同样处理。
他们是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离开自己的家庭，而流血牺牲，或因此而负伤残废的。
他们是最光荣和最可爱的人，应该受到我们全体人民和他们配偶的最大关心和敬爱。
他们的婚姻关系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而不允许任何人加以破坏。
否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革命军队，使他们不能安心对敌作战，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极为不利的。
这个爱国主义的道理，应该向大家讲清楚，特别是向革命军人的家属讲清楚。
对于现役革命军人配偶提出的离婚要求，应该慎重处理。
凡是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或因革命军人处于作战或其他特殊环境而不能与家庭通讯虽有两年以上时间，都应该说服其配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撤回离婚要求。
否则，人民法庭就不应批准。
只有在革命军人本人确实同意离婚时，才可准许离婚。
退役革命残废军人或转业革命军人配偶提出离婚要求时，人民法院也应该严格审查她们要求离婚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正当，应该说服她们撤回离婚要求，或于说服无效后驳回其离婚要求。
只在退役残废革命军人或转业革命军人确实虐待其配偶，经过说服也不改正；
或者退役残废军人受到其配偶的虐待并可能发生严重危险时，才应判决离婚。

铁路系统在1952年中盲目运输打乱国家计划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领导方面由于不调查了解货源、货流情况，不研究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规律，盲目编制脱离实际的1952年运输计划，以致大部分管理局、运输分局与车站不顾运输的质量和国家的运输计划性，单纯追求数量，不择手段地招揽货源，凑装车数，造成铁路运输中严重的混乱现象。
铁路运输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因此，铁路运输计划必须根据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运输需要来编制。
但是铁道部未切实研究1952年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情况，盲目制订了1952年的运输计划。
如1952年货运计费吨公里指标较1951年的计划指标超过百分之三十八点三，较1951年实绩超过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换算吨公里指标也较1951年指标超过百分之三十，较1951年实绩超过百分之十五。
铁道部领导方面在编制1952年计划时虽然也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都根据“1950年、1951年都完成计划”的狭隘经验，加上好大喜功的盲目积极性，通过了这个计划。
在这种领导思想的影响下，大部分管理局、运输分局和车站为了完成任务，便产生了盲目招揽货源，凑装车数的偏向，放弃了对提高国家运输计划性的努力，以致铁路运输的计划性每况愈下。
1951年计划运输占铁路总运输量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1952年即降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五，而且运输质量低劣，许多货物的运输是不合理的。
这种招揽货源的工作，是以资本主义“兜生意”的经营方式代替国家的计划运输。
许多单位只要有货运，不管所运货物有无运输价值，不管运输线路是否合理，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业务范围，一概无条件地效劳。
本来一般的石头和沙子各地都有，按照就地取材的方针，任何建筑单位都不需要从远地购运。
但许多局和车站为了凑装车数，完成自己的
“任务”，却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派遣大批干部到各地推销石头和沙子。
衡阳运输分局派了干部到南昌去推销沙子。
锦州运输分局前所站为了给河沙找销路曾“三下秦皇岛，两去天津”，甚至还派专人驻在天津。
一位货主嫌沙子质量不好，前所站连忙答应把沙子筛一遍；
货主不愿付筛沙子的费用，前所站连忙答应不要钱，竟发动职工义务劳动筛沙子。
天津铁路管理局为了凑装车数，和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订立不合理的运输合同，把煤运到不用煤的西道口站。
武昌运输分局招揽到一个运红薯的货主，但货主没有麻袋装红薯，运不走，武昌运输分局就代货主向银行申请贷款，买了麻袋装上红薯向外运。
济南局五义站听说当地红土可供翻砂之用，忙送到上海、浦口去化验。
徐州、郑州等运输分局因招揽的货源距车站太远，不惜劳民伤财，铺路搭桥。
除此以外，各地在招揽工作中还有许多名目众多的花样。
如：
只要某人有货，铁路方面就派人替他找主顾；
只要某人想买什么，铁路方面就替他找货主。
这叫做代购代销。
有的单位索性自己生产再向外推销。
这些单位不仅在货源不足时，为凑装车数，忙于招揽，放松了计划运输的完成；
而且货源充足时，也为了照顾招揽的货源，不惜将按计划托运的货物与重要物资积压下来。
职工们常说：
好容易把货物招来了，不让它马上走，下回怎样去找货主。
相反的，上海运输分局沪宁线铜井车站在去年12月01日至08日中，按运输计划，每天需二十七、八辆车，但上海运输分局除有一天配足车辆外，其余七天都没有配车。
嘉善是华东砖瓦的重要产地，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及时作好基本建设的材料准备工作，曾指令嘉善车站每天拨三十五辆车装砖瓦到上海，但嘉善车站未按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办事。
由于这种盲目招揽的错误未受到及时批判，反被许多鼠目寸光的本位主义者当作先进经验推广，错误便发展得更加严重。
上海、郑州、济南、锦州、齐齐哈尔等运输分局的局长都亲自领导招揽工作。
衡阳运输分局的局长把大力推销列为完成运输任务的主要关键，该局货运股也把推销列为中心工作。
许多局、站都是党、行政、工会、青年团一齐动员参加招揽。
据统计，全国铁路系统1952年01月到12月20日，经常有一万五千七百余职工组成二千八百零七个招揽小组专门做招揽工作，至于职工家属及临时突击招揽的职工尚未统计在内。
上海铁路管理局财务处的“爱国公约”上就有一条是“每人每周保证招揽一个货主”。
铁道部门由于不择手段地招揽生意，便和其他运输部门在业务方面发生冲突。
上海铁路管理局和华东区海运管理局就曾因抢生意而互相控告，并互相降低运杂费及货物等级。
铁道部门内部也互相冲突，如由江西水路运来的木材转运北方，应由浦口站接运，但南京站却抢着运了。
安东分局通远堡站到离站八十里处的乡村去招揽原计划在海城站托运的烟叶。
汉口和武昌站也不断发生冲突。
上海和济南两局招揽上发生争执，要求铁道部划分招揽范围。
许多货源较多的地方集中了来自各地铁道部门的干部，争着承运。
一般货主都反映：
再也不提托运计划了，提了计划，拨货迟了，得罚款，倒不如等着招揽，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铁道部门这种招揽工作违背了国家运输方针。
铁道部领导干部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运输计划，对招揽工作采取奖励提倡的态度，他们虽然也叫喊过不能忽视运输质量，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
下面的干部一来缺乏整体观念，只看到要完成装车任务，不考虑不择手段地完成任务将给整个国家和铁路运输企业造成损失，二来划不清组织货源和这种盲目招揽之间的本质区别，再加上领导方面支持，便把这种资本主义“兜生意”的方式当作先进经验推广，甚至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终致酿成大错。
除此以外，铁道部门在执行1952年运输计划时，重量不重质，只顾完成任务，不顾经济核算。
如大连北站装粉条每车可装十六吨，但只肯装十吨。
大连港站有一次竟将六吨芦席分装在两个车厢里运走（每车一般可装芦席十七吨）。
济南运输分局大汶口站装麻的纪录曾达到每车十八点七四四吨，但为完成装车数，站长任纪锺竟规定每车限装十二吨。
郑州运输分局去年10月01日到11月15日间，因货物装载不良，共整装五百五十七次，增加了作业时间。
有的为增加本单位的装车数字及提高每辆车的净载重，竟把德州发到上海去的整车零担货物，在途中无故增加中转次数。
这样，一批货物中转了几次才到站，增大了装卸费用，增加了作业时间，延长了货物途中运输时间，更造成车辆使用上的浪费。
1952年济南铁路管理局的中转费就较计划超过了六亿元。
全国铁路1952年一次货物作业停留时间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每车中转停留时间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
根据以上情况，铁道部现已宣布全路立即废止招揽工作，加强正确的组织货源工作，调查货源、货流，制定货流图，以贯彻计划运输的方针，并确定在1953年工作中要抓住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两个环节。

不良的耕作技术把好棉田变成了坏棉田
——陕西省泾惠渠灌溉区棉花减产的原因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央农业部、水利部，西北农林部、水利部，陕西省农林厅、水利局及其他有关机关组成的“陕西省泾惠渠灌溉区棉花减产考察组”的考察报告和“群众日报”对于这个问题的报道编写成的。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不懂技术和领导作风的一般化，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
这不只是所有灌溉棉田地区的领导干部应当密切注意的，也是全国各地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干部都应当引为警惕的。
巨大的损失
泾惠渠灌溉区范围内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四县，是陕西省的主要产棉地区。
这一带的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十几年间都是相当高的，一般年成每亩平均产皮棉七十斤左右。
棉花的质量一般也很好，纤维长度平均都有一英寸，而且非常整齐。
解放以后，当地农民经过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生产热情是很高的；
灌溉棉田面积到1952年增加到四十二万亩（过去在三十万亩左右）。
可是，当地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却一年比一年降低了。
1950年平均每亩产皮棉五十多斤；
1951年降低到四十斤；
1952年更降低到二十五斤，比当地同年旱地棉花产量还要低。
棉花质量也有下降的趋势。
这对于国家、对于当地棉农都是巨大的损失。
拿1952年做例子：
每亩平均产皮棉二十五斤，比常年产量减产四十多斤。
即使按每亩减产四十斤计算，四十二万亩灌溉棉田总共减产将近十七万担皮棉。
十七万担皮棉，足够一个拥有四万纱锭的纱厂纺一年。
拿它换麦子，可以换一百三十六万石；
以每人每年平均吃三石麦子计算，可供四十五万人吃一年。
深入的考察
这个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去年10月到12月，西北区和陕西省农业部门曾进行了典型调查，并在灌溉区召集一些干部和劳动模范开座谈会，初步研究了减产的原因和改进的意见。
今年01月上旬，中央农业部和水利部为了彻底弄清楚泾惠渠灌溉区棉花近几年来减产的原因，恢复和提高这个地区的棉花产量，并从这里取得经验以指导全国其他灌溉棉区，曾派出专业干部十多人，在这个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
还邀请了河北、山西、河南等省农业和水利部门的干部参加，以便交流经验。
在调查时并且请苏联专家安东诺夫同志进行指导，安东诺夫同志并对大家介绍了苏联棉花栽培和棉田灌溉的先进经验和科学理论。
减产的原因
考察组认为，自然灾害对于减产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减产的主要原因是耕作、灌溉技术不好和田间管理工作粗放。
根据当地多数农民反映：
这几年灌溉后的地“变阴变硬”了，特别是下水地（灌溉畦的下端），粘性更增加了。
农民说：
“一头牛一晌可耕二亩旱地，只能耕一亩半上水地，一亩二、三分下水地。”
这样的土壤，灌了水渗透慢、蒸发快；
刚灌水以后地面成了泥浆，蒸发了以后地面就结成很厚的硬壳。
地下水位也普遍上升，一般上升了三公尺到十公尺。
因此，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就泛了碱。
全灌溉区泛碱土地的面积已有二万多亩。
土壤变坏的原因是：
（一）多年连作，不讲究倒茬轮作。
连种棉花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的很多。
泾阳县永乐区邵村有一块棉田竟连作了三十多年。
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棉花的结果，使土壤中有利棉花生长的成分逐渐减少，也减少了恢复土壤团粒的机会，减少了土壤的肥沃度。
在这样多年连作的土地上，即使进行精细管理和增施肥料，产量也很难提高。
（二）不讲究积肥、施肥。
旱地变成水田后，施肥必须改进。
但这个地区多年来仍然按照过去种旱地的施肥量来施肥，因此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只有消耗，没有增加。
这个地区的农民不用蒿秆青草垫圈、沤肥，养猪少，厕所不掘坑，大大地影响了肥料的质量。
（三）长期用大畦漫灌的方法浇水，使养料流失，土壤结构破坏，表土板结，地下水位上升和低地地面泛碱。
（四）不讲究耕耙保墒技术。
群众普遍存在着“大水门前过，保墒干什么”的依靠渠水的思想，秋耕很浅，也不注意春天耙耱保墒工作和中耕松土。
这个地区的棉花田间管理工作也很粗放，解放前向不注意管理技术。
那时，因为改成灌溉地的年代较少，而且因为棉花价格没有保障，棉田面积较小，有些农民还实行倒槎，所以还能得到一般的产量。
解放后植棉技术虽有提高，但没有针对由于土壤变坏、发老苗不发小苗的特殊缺点进行改进。
这主要表现在播种晚（大部在04月25日，甚至迟到05月上旬始种），生长期、间苗期灌溉不适时（第1水多在07月初才放），整枝不普遍也不精细。
去年在07月下旬到08月初才施用化学肥料和豆饼等氮素肥料作追肥，加以后期雨水稍多，便促成了疯长，引起落蕾、落铃和晚熟。
一定的病虫是要在一定的作物上发生的，如果实行倒茬轮作，病虫自然就会减少。
这个地区由于棉田多年连作，病虫灾害就逐年增加。
加上防治工作进行得不及时和不彻底，在1951年前期就遭受了蚜虫、红蜘蛛等虫害，1952年后期遭受了红铃虫、棉铃虫等虫害，黄萎病在连作棉田里普遍发生。
再加上雨水不调，就更使棉花徒长、晚熟、落蕾、落铃。
领导的缺点
几年来，当地的领导干部谈到棉花减产的原因，总是从各种自然灾害方面去找。
他们说，如果不闹虫害，雨水不过多，就可以增产。
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
在同样自然条件下，当地还是有一些棉农得到了较高的产量。
像泾阳县白杨村棉农贾金寿，因为实行了倒茬、深耕、多施有机质肥料、播种较早、精细整枝、合理灌溉、彻底治虫等一系列的措施，1952年在五亩七分棉田上每亩平均产皮棉一百零三斤。
还有个别互助组和农户，去年得到每亩平均一百七八十斤皮棉的产量。
过去，领导方面对于泾惠渠灌溉区棉花减产的原因都没有深入地科学地调查分析过。
1951年中央农业部、西北农林部、陕西省农林厅曾派出干部对这个地区的棉花减产问题进行了考察；
但那一次只是从表面现象来看问题，认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
“治虫不及时”和“灌溉和雨水重复了”。
提出的改进意见很少，而且不具体。
当地各级政府在领导生产工作中也是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
到了每个农事季节，他们就宣传动员一番，但既没有深入地细心地调查钻研，也就没有为群众解决生产中的任何实际问题。
比如每年都号召养猪积肥，但却很少帮助群众克服养猪中碰到的困难，也很少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因此，就没有显著的效果。
在治虫方面，也是年年发一般的号召，而在药械准备、技术传授方面做得很不够，因此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行动，效果不大。
在泾惠渠灌溉区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在过去对于当地棉花减产的原因所作的试验研究工作也是不够实际的。
当地国营农场，特别是泾惠农场，只做了一些育种的工作和一般性的试验工作，根本没有针对灌溉区棉花减产的情况进行具体的试验研究，因此对于当地的棉花生产所起的作用很小。
当地水利工作和农业工作的配合也是很不密切的。
比如，水利部门本来应当主动地根据各个季节作物的需水量和当时土壤的含水量，确定浇水时间和分配水量的具体办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冬灌也没有普遍地推行。
改进的办法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泾惠渠灌溉区近年来逐年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主观努力不够，是领导方面、技术指导方面犯了错误，只要针对当地情况加以改进，是可能恢复过去的最高产量并且可以继续提高的。
考察组认为，今后必须说服群众从以下各方面积极改进：
（一）改良土壤，恢复并提高地力。
一、实行合理倒槎，重点推行轮作。
今后棉田连作不应超过三年，每家植棉亩数不应超过全家所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目前植棉亩数没有达到百分之六十的也不应增加），以便倒茬轮作。
自今年起应大力推广倒茬制；
可提倡这样的六年倒茬法：
棉花（三年）→回槎豌豆或大麦豌豆混种→小麦
（二年）→玉米或豆类→棉花。
在条件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应重点推行牧草（苜蓿）轮作制；
可提倡这样的八年轮作：
棉花（三年）→苜蓿
（三年，第1年为小麦苜蓿混种）→小麦（二年），回茬玉米→棉花。
（苜蓿是豆科植物，根部生有根瘤，能增加土壤中的氮肥。
它的根生得很深，能把深土层的养分吸取上来，并且可以在收割后把大量残根留在地里，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使土壤肥沃。）
二、开展积肥、沤粪运动，增施有机质基肥和合理施用追肥。
应组织煤炭下乡，而把原来当地群众用作燃料的蒿秆、青草等垫圈，沤粪积肥方法也应当改善，各县应在二年到三年内做到发动全县百分之五十农户养猪修圈积肥。
每户应设立厕所积蓄人粪尿。
提倡用豆类、油渣喂牲口，然后用牲口粪作肥料，而不要把这些东西直接用作肥料。
提倡结合秋季深耕或春耕，早施基肥；
指导农民合理施用化学肥料，施用化学肥料的时间不应迟于07月10日。
三、适时进行秋季深耕、早春浅耕。
秋耕一般要求深度为五至七市寸，耕后立槎过冬。
早春解冻时应即进行浅耕（三到四寸，不翻土，只松土），耕后应即耙、耱。
每次雨后亦应进行耙、耱以求保墒。
四、改良盐碱土地。
已起碱的土地，应进行开沟排水，以降低地下水位。
在冬季蒸发最少时期，应进行漫灌洗碱，并用其他方法进行土壤改良。
盐碱地灌溉暂以小畦灌溉为主。
（二）改进灌溉技术。
一、灌溉时期的改进：
争取在二、三年内达到全部棉田冬灌，蓄水保墒，争取春季不灌，以保持地温，提前播种。
如春雨过少，地墒不足，必须春灌时，最好提前于03月底以前灌完，不误棉花播种期。
为了促进棉苗提早发育，棉花生长期第1次灌水提前在06月20日前开始，到06月底前轮完一遍；
在07月初进行第2次灌溉。
二、灌溉方法的改进：
应继续推行沟灌法，并加以改进，沟的宽度、深度、长度要力求合理，不可太窄、太浅、太长；
水量不可过大，水面距沟顶以五公分为合适。
灌溉后，适时地进行中耕，以防地面板结。
三、分水、配水制度的改进：
应根据作物各生长季节的需水量及当时土壤的含水量，确定灌溉时期与水量，精密制订轮水表。
还应和气象机关密切联系，逐渐做好气象预测工作，用以指导灌溉。
（三）改进播种，提早幼苗发育，促进早熟；
在选种方面，贯彻田间株选和室内粒选。
提倡播种前十天以内把棉籽在阳光下曝晒四到五天，并实行“三开对一凉”的烫种催芽办法。
农场及技术指导站应掌握地温（地温在摄氏十二度时即可播种），播种应在04月15日到25日内完成（谷雨前后），不宜延迟。
苗刚出齐后二、03日，用手间苗，出一、二个真叶时进行二次间苗，在收麦前完成定苗。
一般要求行距一尺八寸到二尺，株距七寸五分到八寸，每亩保持全苗四千株以上。
在第1次间苗时，即应进行行间中耕。
（四）精细整枝。
应学习其他地区的整枝技术。
争取在今年全部实行去叶枝，并注意进行打群尖。
（五）大力防治病虫灾害。
今后应根据“防重于治”的精神，充分准备药械，大力组织群众进行防治，并贯彻全年。
（六）加强关于土壤、整地保墒、各种作物需水量、河水含沙量等科学试验研究工作。
这些办法必须使广大群众普遍掌握，切实实行，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当地各县的中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考察组所提出的改进意见，研究出具体的推行计划。
对于当地群众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要用好坏实例对比等办法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这些做法的恶果。
泾惠渠棉产区一般说来劳力是比较缺乏的，每个男全劳力平均要负担十亩左右的棉田。
为了使先进技术有效地推广，还必须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并更广泛地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和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等单位盲目提高硬化油价格以致产品卖不出去
目前，中国化学工业器材公司积压着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吨硬化油，占用了一千五百余亿元的资金。
已付出银行信贷利息和保管费用三百八十亿元。
这种损失是生产这批硬化油的部门盲目提高价格和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及所属东北区公司经营不善所造成的。
这批被积压的硬化油，是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生产的。
在1951年08月以前，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经营的硬化油比牛油或猪油的市场价格约低百分之二十五（四十五度硬化油每吨七百六十万元，六十度硬化油每吨八百一十万元），当时销路甚畅。
生产硬化油的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看到硬化油畅销，就先后两次提高了调拨价格：
1951年08月乘制造硬化油的原料——豆油调拨价上提百分之二十五点九的机会，将硬化油的调拨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此后，豆油的调拨价格虽不固定，但并未上提。
1952年01月11日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又以豆油的调拨价格上调为理由，经前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批准，将硬化油的调拨价格再提高百分之四十二点八，这样工业利润实际上已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强，而该局谎报工业利润尚不足百分之二十。
前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贸易合作处片面听信该局虚报的成本和利润，错误地批准了提高硬化油调拨价格的要求。
1952年01月11日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把四十五度硬化油调拨价提高到每吨一千四百万元，六十度硬化油提高到每吨一千六百万元。
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也就把卖价分别提高到每吨一千五百万元和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生产的四十五度硬化油占硬化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由于它的熔点低，制造出来的肥皂或香皂质软、不耐用、粘度大，所以在市场上不受欢迎。
在调价以前，因价格便宜，制造肥皂的厂商还愿意购用，但在过高地提价以后，硬化油的销路就狭窄了。
硬化油在沈阳市的销售量，由1951年平均每季三百吨降低到1952年平均每季尚不足三十吨。
一向以东北生产的六十度硬化油为原料的关内各大城市的肥皂工业，也因硬化油价格太高，都纷纷另寻出路。
比如上海五洲等肥皂工厂，都用比牛油、猪油还便宜的桕油代替硬化油。
据统计，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1952年硬化油总销售量比1951年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
去年第3季度，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清理库存和实行商品排队的时候，检查出积压硬化油的严重情况，便采取了停止收购和减价销售的办法。
结果工业部门在去年第4季度生产的硬化油积压了三千零一十九吨，今年第1季度的生产品也将要全部积压起来。
由于肥皂制造工业已用牛油、猪油、桕油代替硬化油，所以硬化油调低价格以后，销路一时还没有起色。
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在经营硬化油的时候，没有起到促进产销结合和扶助生产的作用，造成了硬化油积压的严重情况。
在调高硬化油价格的问题上，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是负有重要的责任的。
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如能正确地把硬化油推销情况报告给决定硬化油调拨价格的机关，是可以停止这种不适当地提价的。
（当然，东北化学工业管理局单纯追逐利润，一再提出提价的要求，前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贸易合作处未加研究即草率批准，都应负主要责任。）
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全部包销硬化油，但又没有采取有效办法指导、督促生产部门改进生产，也是造成硬化油积压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它没有督促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地解决硬化油价格的问题。
四十五度硬化油在关内市场滞销，原中国工业器材公司既未及时指示原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与生产部门研究改进产品的办法，也没有修改原来硬化油在关内销售的计划。
这种教训，应该引起生产、贸易部门全体干部的注意。

“只有懒人，没有懒土”
泾惠渠灌溉区的棉花近几年来一直减产的教训，是值得全国所有的农业工作干部密切注意的。
几年来，西北区和陕西省的农业、水利领导机关，都没有找到灌溉区棉花逐年减产的真正原因。
中央农业部1951年曾派人去作了调查，但也仅仅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因此，就没有能够及早地停止泾惠渠灌溉区棉花逐年减产的趋势，造成国家和当地群众的巨大损失。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精神，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学习科学技术和苏联的先进经验。
这一次中央农业部、水利部组织的考察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了细致周密的考察，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作了科学的研究分析，到底把泾惠渠灌溉区棉花减产的根本原因弄清楚了。
如果早些这样做，早些认真地而不是草率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增加巨量的财富。
这件事更清楚地证明了：
“只有懒人，没有懒土。”
不懂科学技术，缺乏具体领导，会把好地变成了坏地，而且几年还找不出根本的原因。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今后各地农业领导干部和各县的领导干部都应当认真地钻研科学技术，特别是苏联先进经验；
尽快地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农业生产的行家，并且要加强具体领导，细致地深入地做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改进农业技术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成为群众性的运动。

山东省合作总社重点推广“结合合同”
于再生
山东省合作总社在1952年04月底召开了各专区分社主任会议，研究布置试办推广“结合合同”问题。
会后大部分专区的县都作了重点试验。
据六十七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已有一百六十八个基层供销社与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千四百十九个互助组订立了“结合合同”。
去年各地试行“结合合同”，取得了以下初步经验。
作好订立“结合合同”的宣传工作
订立“结合合同”是一个新的工作，供销社的干部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政治意义一般的是认识不足。
认为订“结合合同”是自找麻烦，不如随便买卖好。
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互助组员方面除有怕麻烦思想外，还有怕在价格上吃亏，怕遇到灾害歉收不能执行合同等思想顾虑。
因此，在推广“结合合同”时必须首先打通供销社干部的思想，使他们认识签订“结合合同”的重大政治意义，同时联系本身业务说明订立“结合合同”对合作社实现计划经营、扩大业务、加速资金周转都有很大好处，以克服怕麻烦思想。
然后再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互助组组员进行爱国丰产教育，向他们耐心地说服解释，结合他们本身的利益说明订立“结合合同”是实现增产计划的有力保证，使他们乐于接受。
莒县尹家楼马明德互助组经过教育后，感到订立“结合合同”在生产和推销农副产品上有了保证，就毫无顾虑地与供销社签订了“结合合同”，并重新修订了增产计划。
修订后的增产计划都较原来的计划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四，这些计划去年都已全部实现了。
经验证明，各地供销社凡是这样做的，合同订立的就比较具体而且能够实现。
反之，供销社对这一工作不研究，宣传教育不具体，结果是口头空喊，即便订立亦不能执行。
由于我们对这一工作经验不多，只能先进行重点试验，然后逐步推广。
山东省社去年04月搜集了栖东县东三叫村有关“结合合同”的材料，经过研究后，派干部到广饶县重点试验，及时指导各县，起了很大作用。
切实掌握公平合理、自愿两利的原则
无论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供销社，凡是正确地估计本身力量订出切实可行的生产与供销计划，而所签订的“结合合同”是建筑在这种供销计划基础上、并做到自愿互利、规定具体、且在执行中加强联系，“结合合同”执行的情况就比较好。
如莒县伦家当门（村名）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关庄供销社、莱阳县城厢供销社与王占元农业互助组根据以上原则所订立的“结合合同”，在执行当中都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反之，凡是因领导干部强迫命令或供销社干部盲目扶持而订立的“结合合同”，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而且会造成供销社的亏损与社员的不满。
如胶县罗家村供销社与张培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的“结合合同”，在区干部的命令下，后者赊欠供销社一千三百余万元，去年只还了三百余万元，今年麦收后才能还清，因而严重地影响了供销社的资金周转。
又如日照石臼所供销社主任盲目地将五千六百斤豆饼赊给十三个互助组，其中就有五个互助组是为了赊豆饼临时凑起来的。
上述情况都严重地违反了自愿两利的原则，使供销社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并给今后订立“结合合同”造成困难。
抓住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签订供销合同
供销社必须坚决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与互助组签订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推销合同。
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必须根据可能签订，没有把握供应的，宁可不订。
在合同签订以后，要加强联系与检查，必须强调合同的严肃性，以保证彻底实现。
各地经验证明，凡是这样订了“结合合同”的，绝大部分条款都执行了，而且保证了互助组增产计划的实现，巩固了互助组织。
但也有个别社由于缺乏经验，把一些很零碎的商品也订到合同上，以致造成经营上的浪费。
如莒县关庄供销社与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订了两个铁耙、五付皮绳（很次要的工具），合作社为了执行合同，两次派人到一百余里以外的城镇采购，其开支费用比货本还高。
还有的“结合合同”关于供应的物品订的很具体，而推销却很笼统，结果互助组就不通过供销社而把农副产品直接拿到市场出卖。
因此，“结合合同”必须在推销方面作具体规定。
签订“结合合同”以后，在执行当中，由于发生某些意外的情况而确实无法执行时，是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做适当修改的，但双方绝不应当有意地不履行合同。
根据山东的经验，“结合合同”的时间在目前以不超过半年较为适宜。
签订“结合合同”与发展组织
相结合
和供销社签订“结合合同”的互助组，其组内成员并不一定全都是供销社的社员，但是合作社在价格、优先权上也是按社员的待遇一样对他们进行优待，甚至有的地方发生订立“结合合同”的非社员所享受的优待比社员还高的现象。
如莒县阎庄供销社对订立“结合合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非供销社员供应豆饼，每人十四片，未订合同的供销社员却只能买到两片。
供销社员反映：
“入社还不如不入社好，今后订合同就行了。”
上述矛盾如不解决，势必妨碍供销社本身业务和组织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最好是通过订立“结合合同”把互助组和农业生产中的非供销社员在自愿的原则下吸收到社内来。

黑龙江省白城县国营百货公司所属商店只顾压缩库存造成商品脱销的现象
黑龙江省白城县国营百货公司所属商店，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以及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整个过程中，忽视采购和扩大推销的工作，造成某些商品脱销的现象，引起消费者和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不满。
该公司所属第一商店于01月22日至24日关门三天，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只剩下第二商店开门，还不做批发业务。
某些基层供销合作社没有得到通知，仍旧到县国营百货商店采购货物，结果空跑了一趟。
该公司负责人害怕积压商品，不愿进货，这就造成了经营范围缩小和某些商品脱销的现象。
白城地区百货批发站曾派人到白城县百货公司所属商店调查，该商店只有一种蓝士林布，两种蓝细布，而批发站就有十种蓝士林布、十四种蓝细布。
这些布匹多是当地群众需要的，该商店却不愿进货。
当地人民生活提高，最喜欢华达呢布，该公司所属商店竟一尺也没有。
据店员谈，过去有一、二种，在新年减价期间，几天就卖完了，供应中断将近二十二天。
店员高俊一说：
“现在我们商店要啥没啥，领导方面搞清产、核资，号召压缩库存，商店缺货不缺货，他都不管，所以推销上受到很大影响。”
店员们曾对这种情况提过意见，但该商店的领导干部却说：
“批发站没有这些货。”
国营白城地区百货批发站的工作人员把批发站的库存表给店员们看了，店员们才知道是本商店领导干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批发站库存情况。
这样，该商店的推销计划当然不能完成。
到01月27日，还只完成01月份推销计划的百分之五十。
白城县国营百货公司所属商店的例子告诉我们：
国营贸易企业为了贯彻经济核算制，解决商品积压的问题，应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积极扩大商品流通范围，而不应缩小商品流通范围，拒绝为消费者服务。

一个省文联在领导创作工作上的失败教训
田兵
编者按：
全国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以后，各地对文艺创作已较前重视，组织了不少作家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使他们接触工、农、兵的生活实际。
但直到目前为止，在作家们的实际创作活动和各地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文艺创作落后的情况仍是严重的。
今天在这里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能引起讨论和研究。
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前平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
现在，随着省的建制的改变，过去的平原省文联已经撤销，趁这个时候，我愿把个人见到的过去省文联在领导和组织创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供出来。
前平原省，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和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区，曾经经过十二年拉锯式的苦战，有数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平原省的文艺工作者，大部是战争时期的宣传、教育和新闻干部。
在战争中，他们愿意深入生活也好，不愿意深入生活也好，客观形势总是把他们推到了战争的洪炉里去，因此他们都有一定的生活感受，写了不少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
自从建了省，在三年的和平环境中，这些文艺干部的生活安定了，待遇提高了，可是在创作方面却很少成绩，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
大家觉得，写出来的东西甚至于不如过去。
省文联的工作虽则也有它一定的成绩，但就创作方面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
创作为什么落后呢？
主要当然是由于文艺干部本身的问题。
解放以后，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滋长了名位观念，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
他们逐渐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试问，思想情感不对头，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除了这个基本原因之外，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文联的领导和组织创作的问题。
省文联领导干部着眼的不是如何组织和团结写作的人从事创作，如何认真地研究创作问题，而是忙于机关日常事务。
这些事务是什么呢？
就是：
机关的送往迎来，机关的装璜，布置庭院，栽花养鱼，宴会聚餐……等等。
文联的领导干部本身原是有创作能力的，但多数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泥坑。
行政事务一忙完，就讲吃，讲喝，讲排场。
他们脱离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慢慢地习惯于安逸享受的生活方式，创作能力自然也就逐渐衰退了。
自己创作不出来，也无心去领导群众创作。
他们下去的时候，不深入群众；
上来的时候，安于担任一部分行政事务。
就这样，三年来忙忙碌碌的过去，谁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
文联的编制只有十几个人，职位名堂却搞了不少。
既有正主任，又有副主任。
下面分设了各个协会，也就有了文协主任、美协主任、剧协主任、曲协主任。
省文代大会后，取消了各个协会，却又成立了创作部、编辑部、戏音部、戏曲部、美术部……于是，各部又设了一批部长，几乎凡是能创作的人，都有一个名义，担负一些行政工作，工作来了就开夜车，突击；
突击过去了，就懒散，生活不检点，甚至有的为了争当一个职位，而“闹情绪”，以致生病。
当然，为了开展文艺工作，在机关内设立一定的职位，是有其需要的。
但是，这些职位，没有发挥组织和领导创作的作用；
失去了它的工作内容，就变成有名无实了。
就拿曲艺来说，它原是平原省最普遍的文艺形式，为广大的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所喜爱。
在过去的战争时期，当时的文联曾和广大的农村剧团和民间艺人密切联系，曾经组织了成千成万的艺人，产生了无数的说唱作品，为革命战争服务。
可是进城以后，首先就是割断了和广大艺人的联系。
在这方面的工作团体就几乎只剩了由政府领导的一个曲艺队和两个旧剧团。
这个曲艺队和旧剧团的工作，是不是就做的好了呢？
也不是的。
有的领导同志，已经看不起甚至厌恶这些艺人，放弃了领导，一味地醉心于“名角”：
想“名角”，拉“名角”，看“名角”，捧“名角”，为了“名角”而闹纠纷。
就前平原省来说，文联如果失去了和广大艺人的联系，那么它
“联”的范围就十分狭窄。
严格的说，只是“联”了本机关的几个人，扩大一些说，也不过“联”了剧团和文工团的负责人。
而且，这些人也只是面“联”心不“联”。
这样，省文联就变成一个空架子、一个衙门。
就整个省的文艺界来说，就是缺少一个领导核心，特别是缺少在道德品质上，能为群众楷模，并且有组织创作的能力的领导人物。
文艺界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不能很好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省委工作忙，未能经常地、全面地考虑文艺工作，未能把领导文艺创作，培养文艺创作干部的工作，重视起来。
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想也是混乱的。
谁的嘴上都会说：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深入生活，不能改造思想情感，不能写出好作品来。
但是内心里谁也想走个巧路。
有的同志不愿下去，安心坐机关，认为看看书听听报告，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偶尔听到个故事，依靠一点小聪明，也能写出一个作品来。
于是产生了到处都是生活的说法。
有的同志认为：
下去的人不一定写出好东西，在上面的人一样可以写出“轰动”的作品。
有的同志下去体验生活，却并不深入，甚至吃饭都不愿和群众在一起。
得到一点材料，就忙着写作，用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去歪曲劳动人民。
这个创作思想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尽管是这样，来自群众的文艺创作还是很多的。
文联办的刊物还没有停的时候，经常收到大批从群众中来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
可是由于省文联不重视，也不领导，这些群众创作，就得不到指导，自生自灭。
到刊物停后，指导群众文艺创作的工作几乎完全废弃。
群众的作品送上来，负责人批几个字，大家传阅。
传一阵子就没了下文。
时间久了，作者改变了工作岗位，找不到地方退稿，最后是一把火烧掉了事。
以上几个问题，也可说是个人见到的一些情况，只是我一人一地的感觉，不一定对。
况且当时我也是省文联的领导人之一，不论在思想方法上，创作观点上，深入生活上，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都犯有严重的错误。
但是从平原省文联对创作领导的情况，可以看出有几个问题是必需研究和解决的。
这就是：
一、省文联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是省文联的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应该怎样才便于开展文艺活动？
才更便利于文艺干部的创作和指导群众的创作？
二、省委的领导，应该怎样才便于培养创作干部、开展创作运动，使它适合于国家形势和人民的需要？
三、创作干部在文艺整风学习中所暴露出来的立场问题，创作方法问题，脱离实际等等问题，应该怎样才能在实际锻炼中彻底解决？
创作干部的行政工作、生活方式是否应该改变？
这些问题，都待有关部门和各地文艺工作者加以研究。

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状况
夏衍
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比起来，不必——也不可能讳言，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特别是戏剧电影的创作），是“当着全体人民的面前而落后了”。
解放三年以来我们在文艺上所达到的成就，不仅远不能适应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不仅还没有产生更多与更好的足以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作品，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混乱，还产生过一些错误的、有害的作品。
经过中共中央所发起的“武训传”批判，经过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文艺整风学习，应当承认，这一年多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文艺工作者之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严重的思想混乱已经开始澄清，各种错误的非工人阶级思想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文艺工作必须以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这一原则已经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承认，上百成千的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工作者已经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1952年也已经产生了若干可喜的、为人民群众所爱好的作品。
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口头上承认和理性上认识“工人阶级思想为唯一的领导思想”仅仅是文艺工作者脱离非工人阶级立场而取得工人阶级立场的一个开端，经过一次学习和参加一次斗争，也还不过是整顿文艺队伍和加强生活锻炼的一个起点。
要使各种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的文艺工作者真正能做到“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要使他们真正能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来观察和判断事物，无疑地还须要认真而刻苦的学习、长期而深入的锻炼。
加强思想学习和长期深入生活，是文艺整风学习中提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文艺整风后要求得最迫切的问题。
从工作检查中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认识到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和熟悉了最丰富的生活才能写出优秀的、符合人民要求的作品，这是整风学习的一个重大的收获，因此，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之后急迫地要求加强思想学习和深入生活锻炼，完全是正确的，必要的。
但是，就是在加强思想学习和深入生活锻炼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文艺工作者认识还是不明确，看法还是不一致的。
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怎样来加强思想学习、怎样来深入生活的具体问题，似乎依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也就是说，对于这两个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明确的方针。
对于加强思想学习这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人看得很简单，很肤浅，很狭窄，很片面。
有的人以为学习是一个“运动”，运动一过就可以收起，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每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必须经常地、持久地、毕生全力以赴的事业。
有的人以为要学习的只是“与文艺有关的事情”，国际与国内的政治事件“和我的业务没有关系”，因此就不知不觉地重新回到了脱离政治的老路。
当然也有人在学习政治和学习政策之间加了一个等号，以为必须学习的只是和我要写的题材直接有关的若干条文和决定。
上海文艺整风学习中所得到的材料，和在整风后举行过一次常识测验证明，很大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缺乏对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关心，缺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缺乏自然科学基本知识，乃至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作为一个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所必须具备的常识。
且不说经常不看报或者不经常看报的“思想上的懒汉”，即使在担负着相当责任的文艺干部之间，即使在经过了文艺整风之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治，认真地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生活的空气是稀薄的。
早在十二年前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所指出过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三种“极坏的作风”，依然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之间存在，甚至还在继续地
“带坏”我们的队伍。
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
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
因此，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武装了自己，只有掌握了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有当他对于新生的社会力量和垂死的社会力量之间具有了明确的爱憎、鲜明的拥护与反对的态度，他才能站在思想战线的前列，才能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才能从一切社会现象中去发现今天还不常见而明天就会变成常见的最本质的事物，才能“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把现实在革命的发展中刻划出来”。
不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不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首先培养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广阔而敏锐的辨别能力，所谓“学习”只不过是装饰和空谈。
毛主席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
此外还要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它的相互关系和个别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
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学习是文艺工作者在政治学习中的
“补课”，不抓紧时机用正确的态度来补强这一最基本的环节，我们的文艺工作就不可能改善，不可能向前，就不可能赶上飞跃前进的现实。
其次是深入生活的问题。
文艺工作者经过了整风学习，痛切地感觉到自己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懂得了文艺工作者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重要，因此而迫切地要求下乡下厂去锻炼生活，改造自己，和从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中去汲取创作的材料。
毫无疑问，这认识是正确的，这决心是可贵的。
可是，下乡下厂之前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想感情去接近劳动人民，怎样去观察、体会、研究和分析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我们之间就缺少一个明确的认识和方针。
有的人认为下乡下厂是决心改造自己的“表示”。
有的人把生活锻炼和创作割裂开来，片面地认为下乡下厂的目的只是“思想改造”。
也有人相反地认为下乡下厂的目的只是搜集创作材料，以一种“客观”的、对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无动于中的态度去浏览观察，以致把主要的力量集注在某些生产技术上的细微末节。
总起来说，就是下乡下厂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为什么下乡下厂的目的性不够明确，除出后面要讲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缺点之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思想问题、立场问题、和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问题。
没有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真正了解生活发展的规律，没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对人物和事件就不能有分明的爱憎；
而一个下乡下厂的文艺工作者假如不能正确地了解生活发展的规律，假如对人物和事件没有明确的爱憎，那就不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能深入群众生活，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贴近群众的思想感情。
要接近，要建立感情，就先得去了解。
怎样去了解？
靠拿着笔记本子去访问，听总结报告，看材料记录，查生产数字，是不能发掘到他们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特征的。
站在我们前面的是具有各种不同思想感情，具有各种不同生活习惯，具有各种不同出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可以用试管和天平去测定的物质，因此，要发掘和表现他们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首先就必须了解包括语言、习惯、历史、思想、感情在内的他们的生活。
我们要写的是有人物、有性格、有矛盾、有斗争的文艺作品，而不是单单说明一个事件经过的工作报告。
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而创造出值得做人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因此，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是在参加他们的生活，认识、思考、熟悉和热爱他们的生活，使自己与他们的斗争生活呼吸相通，利害一致，详细占有合乎生活发展规律的材料，然后加以艺术的概括和强调，而创造出一种足以使人信服和易于使人感染的艺术的力量。
不着重写人物，不从生活出发，从概念出发，那么即使写出了“作品”，即使没有政策上的错误，充其极也不过是“概念加举例”式的“平庸乏味的灰色的作品”而已。
除出上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使作家们感到困惑，而实际上却是大大地阻碍了作家们用正确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写作的问题。
这就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和批评工作者之间，也还有很多人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的政治任务，而要求每一种文艺形式和每一个文艺作品都来配合当前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要求它们能够迅速地反映当时当地的每一个具体政策的问题。
这些人把可以“迅速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某些文艺形式（如漫画、杂文、街头诗、……）和长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等等混同起来，把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原则方针简单地——也是庸俗地解释为“各种文艺作品都只能是当前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
于是他们就指定主题，指定题材，指定故事，要求作家在一定的短促时期之内写成小说、戏剧、乃至电影。
有些地方的文艺领导方面在一个政治运动还没有展开之前就要求作家迅速地写出反映这个运动的作品。
另一些地方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对参加“土地改革”的文艺作家提出要求，要他们把所有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都包括在作品之内。
文艺工作领导方面和批评工作者们这种要求和鼓励，不能不影响到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方法，这就实际上助长了上面说过的下厂下乡之后不着重研究人物而着重研究事件，不着重研究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而着重研究他们的工作方法技术，不着重研究在特定环境之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思想感情的变化，而着重研究政策条文的具体执行……这一些偏向。
文艺作品有别于政治论文，小说戏剧电影不应该看作“政策读本”。
文艺作品要写人，要写真实的人，文艺作品要写生活，要写真实的生活；
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地研究生活，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样才能创造出正面的艺术形象，用这种具有强大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使人油然而生爱慕与效仿之心的英雄形象，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来培养人民的高尚道德，优美情操，来提高人民的精神品质；
而这样，也正就是对人民进行了深刻的政治教育，让人民认识新的今天，让人民把新的今天与旧的昨天比较，而心甘情愿地和昨天诀别。
这是文艺的任务，这是文艺工作与别的宣传工作不同的特点。
毛主席指示过我们说：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
又说：
“……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由此可知，不提倡深入生活，不反映生活的复杂、多样与矛盾，粗暴地想把概念和技术贯注到作品里面，或者牵强地让主人公喊出几句政策口号，是决不能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而又能教育人民的作品的。
由于我们国家的飞跃进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热烈地要求着更好与更多的文艺作品，而他们的要求，正如高尔基所说：
是“非常严峻的”；
“他们不把文艺看作别的东西，而只看作是拥护他们或者反对他们的一种武器”。
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愈严格，我们的责任愈重大。
如何克服文艺工作的落后状况，如何来创造无愧于人民的作品，我们的努力方向是确定了的。
让我们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深入地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更刻苦地钻研艺术业务，产生出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来回答党、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关注吧。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原文经作者
同意略加删节）

前任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抗拒党报批评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该拖延不理
编者按：
读者方舒等十五人来信，批评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前任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以极端恶劣的手段抗拒党报批评的事件，拖延半年之久不作处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用一切方法保证发扬党内民主，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而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安国瑞有计划地抗拒批评的反党行为竟然不加以重视，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建议河北省委应迅速督促处理上述事件，并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深入的检查。
编辑同志：
前任中共河北省晋县县委书记安国瑞等用极端恶劣的手段抗拒党报批评。
这一严重事件被揭发已有半年之久，石家庄地委也已提出了处理意见，但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却一直拖延不处理。
1952年06月28日，河北日报发表了记者赵志国的报道，批评晋县人民政府忽视领导农民除治蚜虫，以致严重影响了棉花生产。
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但安国瑞见到报纸后竟大发雷霆，当着好多干部把桌子一拍说：
“赵志国批评我们，是自绝于晋县！”
随后，他就采取种种恶劣手段，进行了一连串反抗报纸批评的活动。
他指使县生产办公室给河北日报社写信诬蔑记者的批评是“捏造情况”、“客里空”，又指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驻会委员以常务委员会名义给前任河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与河北日报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并且还个别动员该县干部和指使县生产办公室通知各区也必须表示态度，对报纸批评提出反对意见。
在安国瑞的错误影响下，各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也抗拒报纸批评。
如三区有的干部竟说：
“赵志国再来咱区，非把他吃掉不可。”
该区一个区委委员还曾到北彭家庄发动群众反对报纸批评。
驻北彭家庄除草防蚜试验区的中央科学院工作组长张广学对这一批评也极表不满。
他在安国瑞的支持下，到石家庄专署和地委替安国瑞辩护，说晋县治蚜工作成绩很大。
当场有专署派往晋县去的除虫工作检查组同志举出许多事实证明报纸批评属实，但张广学居然无理地说：
“晋县是防蚜重点县，不应当批评；
这叫中央看见了岂不责备我们吗？”
“七一”那天在三区召开的数百名党员和群众大会上，张广学还当众宣称报纸批评是错误的。
去年08月，中共石家庄地委派人到晋县检查，又证明报纸批评基本上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安国瑞却对自己抗拒批评的错误一直没有很好认识。
河北日报根据石家庄地委检查结果，在09月04日报纸上揭发了安国瑞等一系列的抗拒批评的行为，并发表了社论。
石家庄地委提出了给安以党内警告处分的意见，上报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却一直拖延不决，至今既没有批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以致使像安国瑞这样抗拒批评的人，至今还没有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们认为：
安国瑞的错误是严重的。
他身为晋县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竟把晋县当成他自己的“小天下”，只许人说好，不许人说坏。
在他看来，如果有人批评了他的错误，那就是触犯了他的“尊严”，就是自找“绝路”，因此当着记者批评了他的错误时，他就怒发冲冠，诽谤记者的正确批评，竟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报进行抗拒。
这原是党纪所不容许的；
可是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居然对这种损害党的利益的事件听之任之，拖拖拉拉，至今未作处理。
我们认为这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的指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当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建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时处理这一事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检讨，并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以改正，以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顺利开展。
方舒　林放　肖特　刘山　肖峰
永彬　振生　徐林　王林　吉祥
景仁　殿元　李璞　振华　李楷

咱们今年都要拿起笔来
老舍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
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
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但是，我想出一个办法，使我手不离笔。
办法很简单：
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
在夏天，每个上午我能工作四个钟头；
冬天，三个钟头。
三四小时可写得一千字左右，一个月就能得三万字。
以一个长约五万字的剧本来说，有两个月即可草成初稿。
假若这个剧本需要改写六、七遍，大约再需五、六个月即可定稿。
这样，大致八个月的工夫可完成一个多幕剧剧本。
一年去了八个月，其余的四个月还可以产生一些别的作品。
一年中能写成一个多幕剧，和一些短文或一个独幕剧，实在不算少。
半天写作，半天搞别的，是个不错的办法。
假若有的人因工作性质，不可能每天匀出半日工夫去写作，我想那还可以退一步，每星期匀出两三个半天来，写些短的散文或小诗。
过去三年，“老”作家们连短文小诗都写得很少。
越不写，越不敢写，这很危险！
还有：
一小部分“老”作家还有写作生活，多数“老”作家已放弃了笔墨，势必各报纸各刊物都找那几个还拿笔的人赶任务。
于是，那几位就忙得心慌意乱，不赶任务吧，于心不安；
赶吧，既不见得能完成任务，又破坏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有时候，一个早上我能接到三处的电话，要三篇不同的短文，而且每一篇似乎都是最重要的，非写不可的，我无法应付！
在电话中，我连连道歉，对方仍是不依不饶，急得我头胀脑昏。
假若大家都还拿笔，即使不写长的，也还写些短的，一定可以适当的分工，不必教几个人包办任务了。
我希望“老”作家们要去争取：
最好是每天，其次是每隔一两天，有些执笔的时间。
什么热劲儿支持着我经常拿笔呢？
很简单：
我是写东西的，我要继续写东西！
一天不摸笔，我心里难受！
三年来，我写过的东西里约有四分之一是废品，扔在字纸篓里。
这挫折并拦不住我再写，再写，再写。
我们要有个顽强劲儿！
不怕失败，也许会成功。
对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们，我的话很简单：
及早争取变成职业作家，别再因循。
要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是一辈子的事；
活到老，学到老。
耽误了青年或壮年的好时光是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作家，他们以前写过京戏或地方戏剧本，或章回体笔记体小说。
他们的文字很好，也能掌握某些通俗文艺形式与技巧。
可是，他们的思想也许稍稍落后。
对这些作家，我以为，应当采取人人是师傅，人人也是徒弟的办法。
这就是说，他们应当和新文艺作家搀合起来，在一块儿搞创作——特别是通俗文艺的创作。
这样过集体创作生活，彼此就都会得到好处。
这比以往的单独地给“旧”作家办思想学习班什么的要好一些，收效大一些。
单凭思想学习不易解决创作上的那些具体问题。
以上是我对“老”作家，青年作家，和“旧”作家的一点建议，不知对与不对。
（我不喜欢这里的“旧”字，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字眼来。）
以下另说一个问题：
一个艺术家也应当是个思想家。
读书是思想的重要泉源。
前面说过了，我在写作方面作到了苦学苦练；
可是，我没有工夫读书。
这是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
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
但是，我没有主动地有系统地去读书。
上半天写作，下半天办公，平均每日工作十个钟头，到了晚上我已精疲力尽，不能再用功。
晚间，我只能读些旧诗词，古典文艺名著，作为消遣。
新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文艺理论，念起来都太费力，我吃不消。
可是，不念明白这些新书，怎能作个新时代的作家呢！
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我的确不怕吃苦，不耻请教别人；
一部稿子修改十遍二十遍我也不泄气。
可是，假若我自己的思想高明，能掌握政策，我就可以一下笔就是地方，就可以少改两遍，省下一些时间来。
我希望全国文协把我这样“写而不读”的作家组织起来，好好地读些书！
这是个迫切的诚恳的要求，详细办法不在这儿多说。
我缺乏新知识新理论，对于老东西却还知道一些。
另一方面，有些青年文艺干部正和我相反，他们的新知识新理论也许相当丰富，可是对于中国的世界的文艺遗产不大知道或全无所知。
因此，我写的东西是老味道很厚，而缺乏新鲜劲儿；
他们所写的又有时候太“新鲜”了，连语言都像外国话。
我想，也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文艺遗产。
大家都学习，大家都会有进步。
我愿意看到：
上自全国文协，下至各地方的文联文协，都从现在起，有一种学习与创作的空气，把老的少的新的旧的作家全动员起来，一边学，一边写，写的好，写的多！
在这种空气里，文艺干部们的办公就是学习与创作。
我希望：
在1953年里，每个作家都拿起笔来；
顶好都订定文艺的爱国增产公约！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
吴祖光
从1937年我开始学习写作起，到1949年解放以前为止，在这十二年之中我写过九个多幕话剧，一个独幕剧，创作和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一个散文集。
这些作品都得到演出、拍摄和出版。
在解放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
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
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作品的主题了。
那时候生活里到处都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因此我的创作大都偏重在暴露与讽刺黑暗和反抗压迫这一方面。
这样的题材真是俯拾即是。
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
原因没有别的，那自然就是学习不够，没有生活，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
目光如豆，不但看不到现实的前面，即使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也看不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可能性就太少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变了。
解放后我担任了电影导演的工作，事实上和意识上我是脱离了写作了。
我本来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正是“藏拙”的最好方法。
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电影导演的任务之外进行写作是不是“走私”，是不是一种无纪律的行为呢？
在1951年我接受一个私营地方剧团的约请编写评剧“牛郎织女”时，我要求剧团在广告上不要登出我的名字。
这显然是不必要的，电影局领导方面从来没有讲过不许我们从事本身任务以外的文艺活动。
此外我也并不是没有时间；
但是我就是没有创作，更没有好好学习。
我想我再也不应该自暴自弃了，我仍应该在导演工作之外，利用剩余的时间来创作。
解放以后，创作很少或没有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
但也有许多是例外。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老舍先生，他始终在不停地创作。
他给了我们像“龙须沟”，“方珍珠”，“柳树井”这样的剧本。
他也有写成了而被否定的剧本，一改再改以至十几次修改而仍未定稿的剧本。
这说明老舍先生的创作也是有很多困难的，但他在任何困难之前都没有停顿，退缩。
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老舍先生学习。
除去作家的主观努力不够之外，我认为批评方面也有缺点，缺少肯定和明确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优点的肯定。
我们需要批评，更需要鼓励。
缺点应该指出，优点也应该加以肯定。
批评家不要怕负责任而是要切实地负起指导创作的责任来。
三年多以来我们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成就远落在现实和人民的要求之后。
这使我们很容易地想起我们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的成就，我们的工人在工业建设生产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翻身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
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大部分作家们都决心向工农兵学习，下厂，下乡，下部队去深入生活来改造思想。
而在创作的成绩方面来说，我们就大大地缺乏向工农兵学习，竞赛，以至于挑战的决心与勇气。
固然文艺作品不适宜和工农业生产品相提并论；
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改造得好，对于新社会的新的生活新的事物还没有足够的熟悉和了解等等。
但是即使如此，把这些困难都打在里面，我们的创作热潮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的。
我们的文艺创作的热潮必需高涨起来。
过去的退缩和沉闷的局面必须扭转。
除去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之外，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一下改变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作家们在解放后都作了文艺干部，每天向政府支取生活费，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
而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严格地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三年没有创作的作家也没有受到那怕只是轻微的指责。
饱食终日之余，我常常想到：
我和二流子的区别何在呢？
这样的生活未始不是养成了作家们的“供给制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这样我想到我们为了促成文艺创作的繁荣，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改变目前的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改变作家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当肯定：
作家应该以他的创作维持他的生活。
创作就是作家劳动的结果，就是作家的生产成品。
假如今后作家的版税，稿费，上演税都在政府的保障之下成为一种制度，这对于作家和读者观众来说就是对于劳动的重视。
优秀的作家的优秀的创作必然得到群众的喜爱，必然争取到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必然因此获得较为优厚的待遇。
这是作家本份应得的，自然也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最实际的鼓励。
这种鼓励将促使作家增强劳动。
对不够努力的作家们，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刺激。
解放前的一段十年以上的时期，我是以版税尤其是上演税为生活的主要收入的。
解放以后我没有什么创作，但是我感觉着目前对于创作劳动的重视是显然不足的。
这里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
我在1947年曾经写了一个神话剧“嫦娥奔月”。
这三年以来据我所知：
上海有人把它改编成连环图画，改编为沪剧上演；
青岛文联把它改编为京剧上演；
北京某剧团改了名字并改编为京剧上演；
辽西省文工团木偶剧队把它作为木偶剧上演。
这些改编和演出的作者都换上了别人的名字，并且改动的地方也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但是我本人是根本连通知都不曾得到的，作者理应得到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必谈。
这种情况我想不是个别的。
再举一个例子，譬如现在地方戏最流行的“小女婿”。
就我所知，剧中人物、背景、及大部分的内容都足以说明这是根据李健吾所作话剧“青春”改编的。
但是李健吾先生的名字从来没有和“小女婿”发生丝毫的连系。
作家的权益是应当得到保障的。
这就是说文艺创作这一劳动形式应当得到它应得的重视。
这可能成为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开始，也即是消除作家的
“供给制思想”的对症之药。
这样做必然还要经过一些步骤和相当的时间。
但是我相信文艺创作必须在职业化之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将是促成我们人民文艺的创作高潮的推动的力量。
此外应当考虑的当然还很多，譬如有一些优秀的作家长时期担负了行政责任的，把他们从行政事务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把力量转向创作，这也是应该考虑到的。
文　化　简　讯
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成立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武汉分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已在17日正式成立。
现有二十六个专门学会的团体会员，拥有科学工作者三千多人。
该会今年将根据实际需要，加强领导和推动各会员研究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并准备向武汉科学技术界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文化简讯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顿现有收音站组织
四川省（除北川、长寿、彭水、合川等市县）已建立收音站一百九十五处，拥有有组织的听众将近二十万人。
各地收音站都运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
七十一个县收音站出版了收音小报，每期发行一万九千多份；
九十个县、区的收音站经常向黑板报和土广播台（如山头或屋顶广播筒）供给宣传资料。
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为了进一步搞好收音网工作，在今年01月间召开了全省第1届收音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了有关收音工作的各种问题，决定大力整顿现有收音站的组织，使收音站能更好地发挥宣传鼓动的效能，为祖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剧本”月刊举办独幕剧征稿
“剧本”月刊为了适应目前群众业余剧团及专业剧团演出的需要，特举办独幕剧征稿，征求反映现实生活和描写祖国生产建设、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战线上的先进英雄人物的小型剧本，并决定在本年年终分三等评奖。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胜利日五周年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扬·德尔达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民怀着无限兴奋和自豪的心情，来庆祝1948年02月25日事件的五周年纪念。
这一天，是紧接着1945年05月09日光荣的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节日，是我国新的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如果说，1945年05月09日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斯大林的难忘的恩典——使我国人民成为自己祖国的真正主人，那么，1948年02月25日，人民战胜反动派的伟大胜利，就给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彻底地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走狗——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政权，拯救了我们祖国免于再蹈比慕尼黑更可耻的覆辙——帝国主义强盗处心积虑地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设下的陷阱。
还在希特勒占领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地展开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斗争之际，一小撮蝟集在贝奈斯周围的资产阶级分子、庇荫于伦敦的卖国贼就已包藏祸心，准备在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垮台后，利用罪恶的阴谋手段窃取政权，使捷克斯洛伐克重遭英美帝国主义的蹂躏。
但是，斯大林军队的胜利进军，解放了欧洲，同时也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自由，使得我国劳动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英明的领袖哥特瓦尔德同志怀有无比的信任和爱戴，因而使我国劳动人民在祖国解放以后，坚决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统一战线中成为最坚强的支柱。
当时窃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职位的阴谋家、帝国主义的掮客贝奈斯所领导下的、直接听命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给自己布置了一连串的任务：
拖人民下陷阱，混淆视听，破坏人民对新生活的理想，把被人民所拥戴的共产党从领导岗位上排挤下去，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与苏联之间的忠实同盟，并借此给捷克斯洛伐克带上帝国主义的枷锁，任其奴役和宰割。
反动派早已处心积虑地准备着反人民的勾当，他们表面上接受1945年04月制订的科息斯政府施政大纲中所宣布的基本原则：
工业国有化；
土地归劳动农民所有；
惩办卖国贼和法西斯党徒；
建立团结在民族委员会内的真正的人民政权。
但事实上他们却另搞一套，专门从事破坏这些进步原则的勾当。
1947年下半年，卖国贼更乘机阴谋进攻人民。
在这一年中，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几乎全给旱死了。
人民的粮食问题面临着灾难性的威胁。
当时哥特瓦尔德总理便同苏联洽商，要求援助，斯大林同志立即予以直接支持，供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大量粮食。
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才得免于这次饥饿的灾难。
反动派的诡计是想把他们自己的代理人贝奈斯安插在总统职位上，通过他使用总统职权来左右国家大事，以便孤立哥特瓦尔德和共产党，逐步把共产党排挤出政府。
他们想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夺取政权。
他们同时利用潜伏在部队和国家公安机关中的法西斯党徒阴谋举行武装暴动，收集武器，制订占领布拉格电台、武装一支法西斯作战部队的计划。
总之，他们的阴谋是极其狠毒而阴险的。
他们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充分帮助和幕后指使。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两件事：
一为哥特瓦尔德领导下的共产党是有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决心；
二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来捍卫由于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而取得的胜利果实。
1948年02月20日罪犯们动手了，十二个资产阶级部长，两个国务秘书宣布辞职，并向当时政府的总理哥特瓦尔德提出辞职声明，他们企图借此胁迫哥特瓦尔德放弃总理职权。
但他们却完全想错了。
哥特瓦尔德同志既不是商店老板，也不是胆怯者，他是人民的真正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的优秀学生，他是在领导共产党和劳动人民长期反对剥削者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杰出领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他是从斗争中千锤百炼出来的工人阶级革命的旗手。
他们更忘记了曾经经历过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战斗锻炼、享有全体劳动人民的巨大信任和爱戴的强大的共产党的存在。
02月20日夜半，哥特瓦尔德同志号召人民在21日清晨到斯坦洛美斯特斯基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全体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员都一齐热烈响应了这一号召。
夜间，他们警惕地守护着工厂、矿山和自己的公司企业，防止反动派的破坏。
21日清晨，成千上万的人们汇成巨大的洪流，奔向斯坦洛美斯特斯基广场，等待哥特瓦尔德的战斗号召。
这时，劳动人民已提出了自己的第1个口号：
“把卖国贼从政府中撵出去！”
当哥特瓦尔德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一切正直的民主分子、爱国者、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企业和工作单位中立即组织恢复民族阵线的行动委员会，团结起来与反动的卖国贼作斗争，积极打垮他们的阴谋蠢动时，立刻得到了举国一致的热烈响应。
每一个工厂，偏远的山村，繁华的城市，各区和各州的中心，在21日和22日两天内纷纷成立了由忠实的爱国者组成的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战斗的姿态来肩负起保卫共和国的责任。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奋身而起，毫不容情地给卖国贼以坚决的打击。
22日工厂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了。
会上热烈地通过了24日全国举行一小时纪念罢工的决议。
这显示出全国工人阶级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25日，人民忠实的代表们组成了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窃据总统职位的贝奈斯——帝国主义的掮客——在25日不得已承认了哥特瓦尔德的新政府。
那些资产阶级阴谋家在人民正义的愤怒之下吓得张惶失措；
而那些反动头子们更是狼狈不堪，活像一条条夹着尾巴的落水狗，冀图亡命国外，去投奔帝国主义主子。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团结在新的民族统一战线周围，在共产党及其英明的领袖哥特瓦尔德同志领导下终于彻底地取得了打垮反动派的胜利，永远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所把持的政权。
1948年02月25日，哥特瓦尔德同志向聚集在布拉格中央广场的十万劳动群众发表演说，他说：
“人民的事业胜利了！
今天将成为我国新的历史上最光荣的一天。”
帝国主义掮客们的阴谋的破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狂吠乱嚷。
但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是他们的摇钱树了，它是更密切和忠实地与自己的解放者、亲爱的弟兄——苏联团结起来了。
它是更牢固地耸立在人民民主不可战胜的最前哨，它是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守卫住世界和平阵营的岗位。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失去的只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套在颈上的一副枷锁，清除了直接阻挡我们走向新的幸福生活道路上的绊脚石。
苏联人民所提供的榜样，就是我们现在所不断争取的新的幸福生活。
1949年第1个哥特瓦尔德五年计划开始了，这对于老羞成怒的帝国主义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是
1949年那些难忘的日子，当毛泽东的英雄部队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批五年计划中规定的新的、强大的工厂建立起来了。
五年计划将把我们灿烂的祖国变成世界和平的堡垒，劳动人民真正幸福的家园。
帝国主义当然是不会因此放弃其反对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诡计的。
当02月胜利粉碎了他们的走狗——资产阶级掮客贝奈斯的阴谋之后，他们又起用另外一条走狗，这就是直接潜伏在共产党内，居心毒辣地想干脆从党的心脏开刀的一撮罪犯。
但是铁托—犹太复国主义的坐探在我们这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好的下场。
从1949年起，由于党中央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预见性，哥特瓦尔德的英明卓见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强盗们的罪行就已经被揭露了，在一九五一—1952年就被全部破案法办。
1952年11月，这一群匪帮的罪魁祸首斯兰斯基和另外十三名阴谋案主犯押上了人民的法庭。
人民正义的火焰焚毁了罪恶的渊薮。
让帝国主义去怨天尤人吧！
反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只有一个答复：
我们要和苏联人民结成兄弟般的永久的联盟，和强大的人民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结成血肉般的友谊，痛剿一切敢于前来捣乱的强盗们，把他们偷送进来的所有的间谍特务一网打尽。
在苏联无私的帮助下，在和平阵营各兄弟国家真诚友好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成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已进入哥特瓦尔德五年计划有决定意义的第5个年头的门槛。
捷克斯洛伐克去年工业的生产总值比1937年——历史上工业生产的最高年代——增加了一倍，我们的农村也欢庆着胜利的新生。
我们的农业已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高涨。
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苏联人民向共产主义前途的英雄迈进，鼓舞着我们全体人民不断地向新的境界进军，不断地巩固着我们全体人民奔向新的创造性胜利的信心。
我们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我们将无限忠诚地完成自己光荣而应尽的责任——一支争取普遍安全、和平与进步的突击队的任务。
高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胜利旗帜，按着哥特瓦尔德所指示的方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定要在自己伟大的祖国建成社会主义，一定会光荣而彻底地完成作为一支突击队的崇高使命！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供词之二：
杰罗姆将军召开的会议
【新华社23日讯】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供词之二：
杰罗姆将军召开的会议。
1952年05月25日，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司令，杰罗姆准将召集了第1联队参谋部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是在第五航空队司令巴克斯将军指示杰罗姆将军把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所进行的细菌战扩大到作战阶段的次01日举行的。
这次会议是在联队总部司令办公室内，关起门来举行的。
没有作记录，也没有牵涉到书面的材料。
讨论是以有节制的声调进行的。
出席的人，除杰罗姆将军之外，有：
莱姆逊—斯克里布纳准将，副司令；
我本人，参谋长；
斯特奇上校，情报官员；
温特上校，作战官员；
克拉克上校，后勤官员。
会议是极其非正式的。
正如我已说过，并没有作记录，但是以下所述是七个月后按我记忆所及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大体上正确的报告。
杰罗姆将军开始时说：
“昨天我和巴克斯将军谈了相当的时候，另外只有麦逊上校（第五航空队作战官员）在场。
我要告诉你们的，将使你们震惊，正如它使我吃惊一样，但是在我们还以朝鲜陆地为基地时，我们必须继续执行第五航空队的命令。”
他于是检查了一下在场的每一人，对于当前用“超级宣传”弹轰炸任意选择的目标的细菌战计划，是否熟悉。
所有在座的人不是点头就是说：
“是的，长官。”
他继续说：
“你们知道，F7F型（虎猫式）飞机自今年年初就执行了超级宣传计划，今春，我们的F2H型（照相侦察的女妖式）飞机参加了计划，此外还有某些我不大熟悉的空军中队也参加了。
这个计划到现在为止，是在用随意轰炸的办法来包括所有各种地形。”
“现在已经有指示使这些行动来一个激烈的转变！
巴克斯将军说，要横贯北朝鲜中部建立一个沾染地带，由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负责左翼，包括新安州及军隅里以及这些城市周围和之间的地区。
空军负责中部较大的地区，自军隅里到距离东海岸约三十英里的地方，而海军负责右翼。
先生们，这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倒霉的战争中，我们正在转入作战行动的阶段！”
将军停了一下，没有一个人作声。
他继续描述细节，大致如下：
“在这个计划中由海军陆战队负责的一部分，最初由VMF513进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转移一下目标，从散漫零星的轰炸转为在一个集中地区轰炸。
他们还有责任保持把该地区重新加以沾染，其间隔期间不得超过每十天一次。
“VMF513将须自己负责维持这样一个周期表，在‘分’令中将不提及具体的任务（‘分’令只是全部作战命令中的片断，但是其中包含个别作战单位的详细任务）。
VMF513在关于日常飞行任务的报告中，只需报告他们通常的夜间武装侦察，如在执行任务中携带了特殊武器，就附加‘途经新安州’或‘途经军隅里’字样。
VMF513要尽早开始这种行动，并像他们所已经作的一样，利用K—8（在群山的空军基地）的一切通常的设备，同时视需要与第三轰炸机联队配合。
只有双引擎的F7F型（虎猫式）飞机将被使用，而以前关于安全的所有预防措施将继续有效，例如，尽可能飞经水面，只能与其他炸弹同时投下超级宣传弹，等等。”
杰罗姆将军又继续说大致如下的话：
“计划的这一部分不产生什么特殊问题。
它是转移了一下目标。
对于F2H型（女妖式）飞机，将和过去一样，继续在‘分’令中指派一些计划中的不经常的任务。
“真正的问题，虽然不是迫在目前，但却是严重的，这些问题之产生是因为这个迄今为止有限的计划现在将牵进来一些大队、它们的空军基地以及许多被涉及的人员。”
在到会的所有军官中显然起了一个骚动，因为这个意味着扩大细菌战的消息来得像一个晴天霹雳。
杰罗姆将军接着概括地指出了一些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为实行扩大细菌战计划中指派给联队的那部分任务时所必需的。
他说，海军陆战队空军第12大队必须准备以数目有限的AD型机（空中侵略者式）和F4U型机（海盗式）去参加，不过，在得到别的命令之前，这些飞机将只是用来替代F7F型机。
至于海军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它们将在待命的基础上，只在紧急情况中万不得已时方予使用。
“在目前，”杰罗姆将军说，“我们将继续仅在夜间活动，但日间的行动已为时不远，我们可能在将来受到命令把‘超级宣传’弹包括在日间的袭击中。
关于这一点，巴克斯将军曾明确地向我说：
‘如果政府公开宣布使用细菌战，那么它将成为所有主要袭击的一部分，同时也将如此宣布，目的在使工人害怕进入沾染地区从而阻止工人修复轰炸所致的损毁。
’所以你们自己就能看出这种行动及其所需要的准备工作的可能的广阔程度。”
不过，杰罗姆将军继续说，“我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我们还不必为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担心，我所已经概括告诉你们的便是新计划的主要内容。”
然后他转向温特上校说：
“正如我所已经指出的，VMF513的行动将成为经常性的，中队指挥官掌有执行的责任，第五航空队已经，或将要，把这个新计划直接通知他，并告诉他‘分’令上将不会提及这个计划。
不过，我还要你亲自去找一找那位指挥官，告诉他我已接到通知，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但是必须要按照指示执行。
告诉他，他有特别的责任来保证沾染区必须按照十天的周期予以维持，如果他遇到困难或需要援助，可以找联队。”
他还对温特上校说：
“我要你尽早与盖洛和康登谈话，以便他们一旦接到‘分’令提到‘超级宣传’时，他们不致措手不及。”
盖洛和康登两个上校那时分别是海军陆战队第12和三十三空军大队的指挥官。
这便是杰罗姆将军在谈到新计划时开头一些话的主要内容，接着便是一阵自由讨论。
莱姆逊—斯克里布纳将军询问保持这区域在沾染状态中的计划会不会妨碍非常重要的第513中队通常的夜间武装侦察任务。
温特上校说，他觉得这工作将减轻五一三的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五一三一直在北朝鲜的南半部各地执行细菌轰炸的任务，有时在尽力保持海州半岛一带的巡逻同时，还一直飞到东海岸。
现在，他说，虽然将牵涉到更多的特别炸弹，五一三所有的力量将集中在北朝鲜的西南部，因此便应该产生更为有效的结果。
温特上校估计，在五一三中队作初步的沾染后，如果五架飞机每架每晚携带两枚细菌弹，那么每十天中，大约只须三夜或四夜便可对这区域维持补充细菌，而在其余的几夜里就不必再受超级宣传的麻烦。
并且即使在作超级宣传的夜里，飞机也只是暂时地飞离它们负责的主要路线。
在这时，杰罗姆将军插进来强调巴克斯将军曾说，横跨朝鲜建立一个沾染地带“将保证阻击计划的成功。”
这句话的含义是细菌活动不但不会妨碍武装侦察飞行，它并将为中断供应线的全部努力增加效力。
上面所引述的巴克斯将军的话，引起了所有在座的人关于在阻击计划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广泛讨论。
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话，讨论是由我开始的。
我说，如果空军必须乞灵于特别武器来使它们的阻击计划生效，那么，无论如何，空军的情况一定是很困难的了。
我还坦白地表示我的意见，即：
一个有决心的敌人，对于沾染地带是不难应付的；
把战略性的武器作战术性的使用，是一种污渎；
把无法控制的细菌和疾病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战略地用来对付巨大的工业区，已经是一件可怕的事；
若为了要达到把公路运输终止这样一个渺茫而不可靠的希望，把疾病撒布到横跨整个国家的地区中去，那就更加残忍而肆无忌惮了。
最后我说，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疾病区，我相信敌人将采取各种他们可能有的安全措施，不顾一切地仍把他们的给养冲过那地区，结果很可能把疾病带到前线，并传布到我们自己这一边来，因为传染病在感染谁这一点上是不认人的。
温特上校接着说，如果将我们的夜间战斗机机翼上的两枚超级宣传弹用两枚大的普通炸弹来替代，并能直接击中一座桥梁的话，那将比整个中队在朝鲜散布疾病的努力，收到远为巨大的功效。
克拉克上校指出任何在某一地区集中使用超级宣传弹的事实将只会引致完全暴露美国并未运用细菌战的神话，这样我们将使自己成为撒谎者，并因而得不偿失。
每人都同时开始抢着讲话。
大家指出：
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并非为进行细菌战而组织、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因为细菌战并不是两栖登陆作战的一部分；
因此，若因为我们暂时在作战上受空军的控制，便要求我们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似乎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最后杰罗姆将军发言，他说他真正感觉的空军方面在阻击计划一事上已窘迫万分。
好几个军官接着说，如果我们必须在这里使用这种东西，我们的政府应该承认这件事，因为通过被俘人员，敌人很快便会发现的。
把朝鲜的人民和市镇来试验细菌物品已经足够恶劣，而在朝鲜战争这样一个规模的战争中把它从实验的阶段推进到作战行动的阶段，实在是荒唐的，因为细菌战是一种战略武器，专门以密集的人口为目标——这便意味着大部分是平民——以停止战时生产。
这一点在朝鲜是不适用的。
大约是在这时候，杰罗姆将军提醒我们：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讨论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一事的是非的——这决定早已由“上级”作出来了——我们是来讨论计划本身以及联队实行这计划时的必要措施的。
克拉克上校于是发问，为AD型机（空中侵略者式）准备炸弹供应和设备的意图何在。
杰罗姆将军说，他曾告诉巴克斯将军他将尽力之所及避免在K—6基地（海军陆战队第12空军大队在平泽的基地）大规模上炸弹，并希望在拟订“分”令时巴克斯将军将记住那一点。
他还曾要求巴克斯将军从空军中派一队有训练的人来管理开始初期从K—6基地挂用的炸弹。
他说，海军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离在蔚山的基本炸弹供应区很近，如果该大队在不得已时方予使用，那么他便不在它们的K—3基地（浦项）建立任何超过F2H型机（女妖式）使用数量以上的任何炸弹供应。
温特上校接着说，如果单架的空中侵略者式机在夜间替代虎猫式机，它们无论如何将必须飞赴K—8基地（群山）去听取简令，因此它们可以在那边上炸弹。
即使在进行少量飞机的白天袭击中，把它们送到K—8基地去取特别炸弹然后在赴目标的途中和其他飞机会合一事，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杰罗姆将军说，海军陆战队第12空军大队中非常小的一个数目的参谋人员应当知道空中侵略者式飞机可能参预计划，并使少数几个特别合格的、精选过的、可靠并忠心的驾驶员得知此事，以便他们能在立刻被召参加时不致迷惑混乱。
至于海军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他将完全交由康登上校去决定究竟告诉那些人，不过那数目必须很小，并且必须经常保持一张特别合格的驾驶员的名单。
温特上校问及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中有那些人应当知道，并特别提到了医务官。
我竭力反对让医务官知道，反对的根据是，为使计划适当进行，他并没有“知道的必要”。
我建议，没有我和司令官的特别的和个别的批准，便不得让那天不在场的人知道，不过作战官员和后勤官员（但是情报官员除外）应有权告知一些为要在他们的部门中有效执行任务所必需的极少数的军官，并且这些军官必须是少校和少校以上，可能的话，必须是正规的而不是后备的，以及在朝鲜还须服役若干时日的军官。
这就提出了一般的保密事项，我们都承认这是主要问题中的一个。
杰罗姆将军说：
“告诉所有有关的人，自上而下，包括巴克斯而现在也包括我，每人都说这是国家政策，不仅是军事保密。”
他报告说，巴克斯将军曾说，关于这个计划不得有书面的东西，禁止使用“细菌战”或类似的名词，除非是最初为了与这个计划识别起见。
关于保密的讨论是长而详尽的，讨论结束时，杰罗姆将军说，保密是“所有人的事”，每人都要负责，每人都要起作用——这是一条有许多环节的链子，断了一环就能毁坏这条链子。
某一个军官指出，中国人已经声称美国使用细菌战，而自从B—29型飞机早先进行了细菌战以来，许多驾驶员已成为战俘，因此，到现在敌人一定已经知道使用了细菌战。
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真理，但是正如将军所指出，假如政府决定否认使用，那么我们军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尽力维持这个杜撰的说法。
他说，联队中每月既有三百至四百人轮换回美国，那么这个真相之大白，仅是时间问题，而目前要尽一切努力来使这个关于宣传的杜撰说法尽可能地显得像是真的。
一般都同意，在这件事上的保密，正和通常情况一样，更重要的是避免使我们自己的人知道，而不是对敌人隐蔽事实。
杰罗姆将军在总结了他的指示后结束了那次会议。
据我记忆所及，那总结是这样的：
他向温特上校说：
“你要在明天去访问VMF513，并告诉他们，巴克斯已把我也算上一份，要他们尽早实行计划。
强调保密，但是，超越一切的是强调维持十天沾染周期的必要，因为这一责任正在直接交给他们。
此后，便尽可能快地去找盖洛和康登，以便他们可以开始考虑问题。
让盖洛深刻明了这一事实，那就是，我想他的那部分将在相当时期内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
他向克拉克上校说：
“你和盖洛查对一下，看看他在搞起一个小小的供应炸弹的设备时，需要什么帮助。”
他最后的几个字是对斯特奇上校说的：
“把你的耳朵和眼睛张得大大的，保密是至关紧要的。”
弗兰克·赫·许威布尔（签名）（军号）04429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1952年12月19日北朝鲜（附图片）
被我方俘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右）向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左）叙述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细菌战的计划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供词之三：
保密
【新华社23日讯】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上校弗兰克·赫·许威布尔供词之三：
保密。
当细菌战计划扩大时，一切保密事项都在杰罗姆将军05月25日的会议上作了检查。
保密是在细菌战的每一阶段都加以强调的，而这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所面对的各重大问题中的一个。
虽然关于作战行动我们没有权力，但是保密是一个行政上的事项，需要我们向第五航空队负责。
要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欺骗敌人，并使我们自己的人员不知道这些行动。
在我们自己的人员中，假如他们好奇的话，目的在于制造一种印象：
这种特殊任务完全是一种高度专门的宣传，不得宣布，因为过早公布将丧失价值，并且因为其来源必须加以护卫。
对于敌方，细菌弹只能与普通的炸弹一起掷下，以使袭击的特殊性质不被察觉——即使察觉，也不能证实。
在地面上发现的任何证据，我方将声称是合法的宣传资料或是照明弹的降落伞及弹箱。
在1952年05月25日的会议上，杰罗姆将军，由莱姆逊——斯克里布纳将军予以协助，检查了一下保密措施，这些措施，除非明白加以修改，必须执行。
绝对不得有书面的东西提到这个计划及其真正的性质。
“细菌”、“病菌”等是我们被禁止使用的名称，也不得提疾病种类的名称，除非是最初为了把它们与计划识别起见。
正式谈话中换用下列字样，如“超级宣传”，“超宣”，特殊武器，特殊炸弹，特殊任务等等。
关于任务的报告，有两种处理办法：
自从开始集中于沾染地带以后，五一三中队的日常飞行是在中队的通常的、秘密的任务报告——用速件递送——中报告的，其中报告轰炸的目标、第几次的任务、时间以及估计的损毁。
然后视具体情况，加上“途经新安州”或“途经军隅里”。
这就告诉了适当的当局：
五一三中队进行了它的循环性的、标准的任务，以保持其被指派的地区在十天一次的周期内受到细菌的沾染。
其他任务不经常的部队安排它们的任务的办法是，例如在绝密命令中的第某某次任务中标明“超级宣传”。
这些单位在它们的报告中也就用“超级宣传”这个暗号。
它们送交标准的、秘密的速件，说明第几次任务、飞机的型式、目标的方向、飞临目标的时间、投下炸弹（惯用的种类）的数目或所摄的照片数目、所遇到的高射炮火以及其他情报。
紧接着，作报告的单位也送交第五航空队一个绝密的快件，其中说：
“第某某次任务，几枚‘超级宣传’”。
用这种办法，它们就用暗号报告在一个寻常任务中投下的特殊炸弹数目。
任何与细菌战计划有关的关于飞机的表现、战术等等，都要在口头上向作战官员（G—3）报告。
关于炸弹的困难向后勤官员（G—4）报告，他再在口头上向司令报告，司令然后决定是否由他自己或另一个合适的参谋部官员向第五航空队报告。
只能告知那些需要知道这个计划以便使它有效进行的人。
通常一个参谋部的官员及其副手对于他们的部门之中的所有事情都是知道的，因此，如果一个官员不在，另外一个就能处理任何有关事项。
但是就这个计划来说则不然。
如果知情的官员不在，而紧急的事情发生，则问题要提交参谋长、执行官、指挥官或其他高级的参谋部官员。
我之所以反对通知联队的医务官，就是因为不让他知道，计划也能进行。
整个问题，当有需要加以讨论时，只能在正式场合中提及，即使如此，也只能关起门来用抑制的声调和词句来讨论。
将军与参谋部每日举行的简报会中不提“超级宣传”的任务。
在这件事上违反保密，就像违反了同等重要的任何保密规则一样，要受到总的军事法庭的审判。
在第五航空队起用AD型（空中侵略者式）飞机以前，只使用双引擎的飞机。
在AD型飞机被命令参加日间行动以前，只在夜间活动中及在高空照相侦察飞行中使用特殊武器。
要在最大限度内飞经水面并避免友好地区。
遇有故障，丢卸炸弹时，只能在海面上投入深水。
限在最少数目的几个飞机场装载炸弹——在接到命令自K—6（海军陆战队第12空军大队在平泽的基地）进行大规模行动以前，我们只在K—8基地（五一三中队在群山的基地）和K—3基地（海军陆战队第33空军大队在浦项的基地）装载炸弹。
假如可行的话，进行袭击的飞机要携带一枚凝固汽油弹，并在细菌弹投下以前要保留起来，以保证万一飞机坠地时焚毁飞机。
杰罗姆将军又指示说，只有作战单位中极有限数目的驾驶员被牵连进计划中来，而他们应该是服役年限较长、较成熟、较负责的人；
他们最好是以军役为事业的正规军官，并且最重要的，必须是在忠诚方面毫无问题的人。
他又着重说，对于被牵连进计划中来的官兵，必须向他们强调保密问题的必要性、其对于国家威信的影响以及对于当前敌人行动的影响。
必须使驾驶员觉得他们是精选出来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能力与可靠而被特选的。
有一点是加以强调了：
“在朝鲜时，你尽可能把它忘掉，回到家里时，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它。”
要向驾驶员保证他们个人的安全，不受所使用的物品的影响，以免由于害怕本人受到沾染而可能破坏保密。
为了同样的原因，关于最近的一般行动，要向驾驶员作一个简短的叙述，以免他们认为他们是进行这种非正规的战争的第1批人，以致由于道德的因素而可能破坏保密。
在一个错误的目标上投了一枚“超级宣传”弹，要立即报告。
要使驾驶员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并不是要因此而采取或将采取纪律行动，而是要保持一个那些曾被沾染的地区的精确记录。
对于保密的破坏要即刻口头报告。
对于这个宣传计划显得经常不断地好奇的任何军官或兵士，都要受到极严密的监视，并直接报告将军。
任何一个包括在计划中的驾驶员，如果在任何方面显得“不对头”，即是说，由于作战疲劳或其他原因而显得不小心、难以驾御、惊恐、迟疑等等，就要即刻从飞行名单上除名，并报告将军。
任何人显得行动可疑或不自然，也同样要报告将军。
弗兰克·赫·许威布尔（签名）（军号）04429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1952年12月19日北朝鲜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铁矿”
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发掘祖国丰富的地下资源，成千成万找寻地下宝藏的人们，正满怀信心地在深山旷野中工作着。
中央地质部第429队是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强大勘探队，其中包括地质、测量、钻探和物理探矿等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并附设化验室、修理厂和一个钻探人员训练班。
他们正在祖国中南部一个荒芜的多山地区进行着“铁”的探测工作。
勘探队的地质勘探人员准备进入坑道，找寻矿体的界线，以便更精确地来测定矿藏的面积。
在一天的工作开始前，物理探矿队队长在布置工作时叮嘱大家说：
“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勘探矿体向两边伸延的情形。”
物理探矿人员正在广阔的田野上，利用磁力详测工作来找寻矿藏。
为了解决高地缺水，钻机无法工作的困难，钻探人员正在安装抽水机，准备把水输送到高地上去。
化验室工作人员采用了先进的流水作业操作法，在工地及时地进行了矿石的分析化验工作。
可以钻深五百公尺的新式钻机在采取岩心，准备送到化验室去测定矿藏的含量和品位。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铁矿。”
一天，在工作完了时，地质勘探队的分队长高兴地指着地质图这样说。
地质勘探和钻探人员，正在钻机工地讨论、研究矿藏地质剖面图。
休息时，高山深谷变成了队员们歌舞的场所。
（本期画刊照片为人民画报彭华士摄）

春节寄志愿军
康濯
春节来到了。
北京刚下过雪，傍晚，雪化了，人们一群群涌进百货公司，给小孩买糖果买海军装，给爱人量花布。
每一条大街，每一天不知道要走过多少欢乐的人们。
几天以前，当我还在农村的时候，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景。
通过各个集镇和无数的初级市场，有多少新的围嘴戴到了农村小孩的身上，有多少农村妇女，在春节穿上了花布缝制的衣裳。
山西黎城县王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十七户社员，就在一个小型的物资交流会上，拿出了价值三百八十万元的粮食，购买了各种日用的工业品。
北京的人们是幸福的；
我们的首都，我们祖国的幸福的心脏，通过自己的血管组织，也把幸福带给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
人民志愿军战士董声岐同志！
我到过山西黎城王家庄村西北角上你的家，你家里三亩六分谷地，去年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耕，每亩打下了六二九斤白柳沙谷子！
你知道，你们那里过去谷地的最高产量，每亩才到二八○斤，1951年丰产，也不过三一一斤呢！
你写信叫你父亲尽可能多劳动，不要加重群众的负担。
亲爱的同志，你不用惦记！
你的父亲董善庆老人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社员，他老人家又结实精神又好，脸上整天笑的像花。
志愿军同志们！
在农村，像董善庆这样的老人家多得很，像董声岐同志家谷地的产量，更不是个别的。
去年一年，人们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王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三亩半金皇后玉米丰产地，每亩产到一、六○二斤九两，超过前年每亩平均产三五○斤的三倍半！
但这还并不是最高的产量，山西还有屯留县每亩一、七五七斤的玉米，有武乡县每亩一、四五七斤的谷和每亩七三三斤的小麦。
缴公粮的时候，哪一村不是一天完成，哪一村缴上去的数目不超过任务！
而且，去年冬天，有多少人家感到粮食囤子不够用，催供销合作社快买；
有多少妇女在搬着二十四斤一个的南瓜和十二斤一个的白萝卜的时候，要一边笑着一边埋怨：
“丰产丰产！
真不怕累坏了人！
这谁可搬动了啊！”
人们对这样的产量，并没有满足。
人们说：
“苏联一亩玉米产二千八百斤哩！”
又说：
“咱志愿军干了多少大事！
咱们这就能行？”
人们手种着自己的地，眼望着苏联的集体农庄，心想着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坚强地组织起来。
山西长治专区十六个县一个市，就有百分之八十八的劳力组织到了几万个互助组里和一千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去年秋天，长治附近关村、南垂、王村、捉马四个村的九二○户农民，还带着他们一六、六○七亩地，参加进他们自己成立的“中苏友好集体农庄”里。
人们订出了生产计划。
为了完成和超过计划，推翻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老话，把1952年冬天变成了1953年生产的第1季。
平顺的李顺达和郭玉恩，以及长治地区许多久经考验的村干部，他们领着曾随大军南下过一年的民兵，领着十八岁的姑娘和经验丰富的老汉，踏着雪，迎着风，走遍他们村的每一寸山坡，勘察着每一块石头每一根草，挖掘一切生产上的潜在力。
他们把每亩沙土地垫上三百担红土，把红土地垫上三百担沙土，把坡地起高垫低，把滩地里切外垫；
他们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小块地联成大片，他们打井开渠，从石头里找出水来。
黎城王家庄的土地从没浇过水，人喝的也是一池臭水，水缺碘，村里不知有多少人脖子长的老粗；
去年春天，村子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董桃气、董泮堂和岳礼存的领导下，把后山一点一滴的水集合起来，修成了一道一百九十八丈长的水渠，还打了五个活水井、六个蓄水池和三十八个卧牛坑。
村里去年有四二一亩地第1次享受到了水浇。
清凌凌的渠水在街石下边流着，每隔不远开一个井口，吃水用水，使碗就能从井口舀上来。
村里卫生工作跟着展开，粗脖子病也将一去不回头了！
祖国农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共产党员在学习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员在作全年的鉴定；
王家庄的董献堂和范恩芝，在青年团支部大会上激烈地争论问题，但他俩是一对好夫妇，两个好团员。
速成识字法在王家庄扫除了五十二个文盲，因为成绩好，得到了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奖励；
现在，老班在巩固，新班在突击生字，全村二○五户，订了各种书报五十份，零买的小册子还有好多。
青年们公开谈恋爱，王家庄一冬天自由结婚和订婚的就有八对。
民兵在翻单杠、跳木马、打篮球，在擦枪练武。
口琴和集体舞开始下乡了，农民也有了新式接产箱和医疗所。
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有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这些光荣的称号，人们都看成生命的目标，争取着至少要够得上其中一两个称号。
志愿军同志们，你们的名字，在农村也成了一切进步的动力。
王家庄去年修渠，有人说：
“千年万辈没人给村里闹下过一滴水，偏你们农业社就能？”
后来渠道要过一道石墙，又有人说：
“水就能上墙？
嘿嘿，妄想！”
人们回答道：
“如今有毛主席，有苏联，千年万辈没有过的事多着哩！”
“咱们志愿军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咱们就能叫水上墙！”
在民校课堂上，在爱国检查日的会场上，你们的事迹，产生着多大的力量啊！
当你们在上甘岭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写在农村黑板报上的时候，当英雄黄继光烈士的事迹通过农村广播筒传出来的时候，老人们变得更加健壮了，姑娘们显得更加漂亮了，干部们工作得更加起劲了！
至于青年，无数无数的要求：
到朝鲜去。
听到美国无耻地阴谋推翻停战谈判，妄想扩大侵朝战争，他们就坚决地表示：
“它要胆敢冒险，咱们就去！”
在朝鲜的志愿军同志！
我刚从山西农村回来，我能写给你们的，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比起活鲜鲜的现实，我的确写得太少了。
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在祖国欢度春节的时候，我感到向你们报告一点情况，是我的责任。
我还要到农村去，我将再向你们报告情况，希望我以后能向你们说得多一些，说得好一些。
　1953年02月17日于北京

模范军属董广田
张力摄影
全国各地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在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和爱护下，在他们自己的努力生产下，他们享受着崇高的荣誉，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他们中涌现了大批的模范人物，特别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子弟在前方当英雄，家属在后方当模范”这句口号，已成为广大军属努力的目标。
河北省香河县三区神机马房村军属董广田，就是这些模范人物当中的一个。
（附图片）
一、董广田全家（左起：
董广田、他的三儿董春、他的妻、幼女秀荣、四儿董桂、堂弟广达、父亲董儒）正在举行家庭会议，修订爱国公约：
努力参加爱国丰产运动，组织军属互助生产，经常写信给在前方的弟弟董广祥和大儿子董深报告家中生产情况，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争取光荣上加光荣。
二、董广田和另一户军属、两户孤寡组织了长期互助组，精耕细作，并改进耕作技术，1952年得到了大丰收，棉花每亩收七百多斤，其他作物也都超过一般产量。
董广田当选了劳动模范。
县里奖给他一具新式步犁，省里奖给他一架水车，一具玉米脱粒机和一架喷雾器。
这是农业推广站人员正在教给他使用这些新农具的方法的情形。
三、生活富裕起来了。
董广田的二儿子董珍从北京带回了大捆布匹，给家人做新衣服。
爸爸、妈妈、妹妹都乐了：
“这布挺好看、挺厚实的。”
四、董广田不满足于去年的丰收，正在冬闲时间挖坑泥，送到地里改良土质，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和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模范工属屠静和援朝铁路工人
赵鎔
1951年05月初，粤汉铁路一个桥梁队队长莫慰民和一百二十七个工人，志愿到朝鲜的运输战线上工作去了。
莫慰民动身前，他的妻子屠静向他要一份职工名册。
她解释道：
“你是队长，你们走了，我应该负一份责任照应队里的职工家属。”
莫慰民很受感动。
但因匆促出发，忘记留下名册。
屠静和家属们送别亲人时，都能沉住气，吩咐他们安心去朝鲜，不要罣念家里。
但等火车一开，大家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屠静看看身边站着的三个孩子，手里抱的孩子才两个月，虽然知道老莫是为了保卫孩子们才远赴朝鲜的，但心里也不免有些难过。
可是她很快地想到自己是队长的妻子，必须坚定地做个榜样。
她竭力安定了大家的情绪，劝大家回家休息，建议第2天大家开个会。
这天夜里，屠静简直没睡好觉。
她想，自己有责任先把家属组织起来，再和工会联系，不能让上前线的人耽心。
第2天，家属们在宿舍前的空场子上聚拢来。
屠静向她们讲应该组织起来的道理。
这一天，她们就成立了援朝工人家属委员会，屠静当了主席。
屠静没有工作经验，但爱国热情和责任感支持着她。
到09月间，她们和上级工会取得了联系，她心里就更着实了。
她热诚地为家属们服务。
家属中有四十二个孕妇，她每星期召集她们开一次谈心会，动员她们进医院用新法接生。
她把自己的存款，供困难的家属们临时借用。
后来她动员大家组织储蓄互助组，让大家通过互助，养成集体观念。
她想最重要的是发动家属鼓励前线的工人，所以她非常注意提高家属的政治觉悟。
她亲自给大家读报，教大家唱唱歌，或者做点游戏。
前年10月11日，她接到莫慰民的信，知道有四名援朝职工被炸伤了。
她想，如果突然宣布这个消息，可能引起家属们的不安情绪。
于是她先召集家属小组长开会，讲清道理，再把消息传达下去。
结果不但家属们没有引起思想波动，受伤工人家属也都愤怒地表示，一定要鼓励她们的丈夫医好伤后重上前线。
屠静不但为家属们服务，而且帮助在前线的铁路工人做了许多事。
比如援朝工人的薪金是在原单位发的，工人们在前线要零用钱，每月都是寄个名单给屠静，请她代向各家三万、五万地收齐，寄到朝鲜去。
前年08月志愿军归国代表去慰问她们家属的时候，她把家属们准备送给前线工人的一百十七个包裹、九十五封信和一千一百万元收集起来，请归国代表带到了前线。
援朝铁路工人中有二十六人在武昌没有家（都是未婚青年或家属不在武昌），他们的一切事情都委托屠静照料。
几十个人的薪金都托她代领。
每月两次发工资，屠静都按他们的委托，分别办理。
像温启贤的工资，每月百分之三十是给他寄往朝鲜，百分之三十寄给他在广州的爱人，百分之四十存入银行；
唐绍睢的工资是每月寄五万到朝鲜，其余一半寄往长沙他家里，一半存入银行。
截至去年12月，屠静经手三亿四千余万元，没有弄错一笔。
每人一个存折和一个账目单，账目单上
“收入”项下填着工资、中秋月饼折现、年终奖金等，“支出”项下填着寄朝鲜、寄家中、代买钢笔、书、绒衣、香烟等，分毫不差。
援朝工人无论有什么要求，屠静都尽量帮他们办。
像余醒要买一顶轻便的圆顶蚊帐和一本指导写作的书，刘超要求她帮他爱人学文化，唐绍睢要求她在他父亲生日以前给长沙家里寄一份礼物，汪光云要求她解决他爱人的思想顾虑……她都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完成了任务。
有些工人家属不住在武昌，有时也写信请她帮忙。
像唐绍睢家里要买耕牛，陈仲明家里要修理房屋等都写信给她。
她接到来信后就作主给他们汇款。
就这样，屠静总共给工人们写过一千二百多封信，办了不知多少的事，但连他们一个人她也还不认识。
她这种爱国主义行为，鼓舞着赴朝桥梁队的工人。
他们每次从朝鲜来信，都表示要向她学习，以实际行动报答祖国人民的支援。
今年01月06日，莫慰民休假从朝鲜回到武昌。
屠静这时正当选了武汉市的工属模范，夫妻俩见面真是说不出的欢喜。
他们宿舍里马上拥满了人，大家都说他们真是模范夫妻。
莫慰民和屠静一直是互相帮助的。
二十个月来，他们通了一百二十次以上的信，平均五天就有一封信。
不但他们自己从通信中互相得到鼓舞和安慰，而且前方工人们也爱看屠静的去信，后方家属们也爱看莫慰民的来信。
莫慰民的来信，使屠静受到感动和教育，并给她提供了向家属宣传的活生生的材料。
莫慰民还经常向屠静提出对家属工作的意见，并嘱盼她：
“应该不骄不躁，依靠群众的力量，光唱独脚戏，就会办不通。”
去年03月05日信里说：
“我希望你有始有终地为援朝工人服务。
我最近看书，知道毛主席是最能接受别人意见并为别人着想的人。
我们要照着毛主席的方向努力。”
这样的信，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屠静，巩固了她的爱国主义热情。
01月11日，屠静在武汉市总工会开完工属模范座谈会，一回家就对莫慰民说：
“老莫，你明儿回到前线，告诉他们我是工属模范，要他们托我做更多的事情吧。”

祖国之花——追记上甘岭战斗中几位英雄的事迹
　杨奇
去年上甘岭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我访问了一个战斗在上甘岭前线的英雄部队。
这个部队的一位同志告诉我：
“在紧要关头舍身完成战斗任务，在我们这个单位里是每一个同志都具有的决心。”
他说：
“战斗打响了，那你看吧！
不论那一个连队里都要出现一些争着要求担任最艰险的任务的英雄，每个同志都把争取到这样的任务当作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就是这些英勇机智而又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们，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我们用少量的伤亡换取了敌人巨大损失的代价。
1952年08月05日夜，在金城附近的敌人称为“京畿山”的阵地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四连三排排副杨春增所率领的我军少数兵力，攻占了敌军阵地的一个山头。
敌人集中了六个炮群和两个多连的兵力，向着杨春增所率领的几个同志连续发起疯狂的反扑。
战斗从夜晚持续到次日下午三点钟，守卫在阵地上的同志们的弹药已经打完了。
敌人利用我们后备力量尚未到达的时候，重新纠集了一个多连的兵力，狂叫着从三面拥上山头。
当时，阵地上只剩下杨春增和卫生员牟元礼两个同志了，唯一的弹药就是一颗高级手雷。
杨春增便喊：
“牟元礼！
快到后面跟连长取得连络，叫后续部队赶快上！”
牟元礼刚离开几步，一百多个敌人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
他一回头，只见杨春增一拉手雷上的保险针，双手抱雷直扑敌群。
那些蜂拥而上的敌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所震慑，目瞪口呆地挤到一起。
轰然一声巨响，浓烟里飞起了敌人的肢体和头颅，三十多个敌人被炸飞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杨春增同志也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迅速地，我军后续部队赶了上来，击败了吓破了胆的残敌，巩固了这一英雄阵地。
09月间，二连在反击管岱里以西七十四号阵地之前，三班长伍先华报名担任了破除敌人工事、为突击队开辟冲锋道路的爆破任务。
战斗发起后，冲锋部队在七二○号敌人阵地前就受到阻碍了。
这是一片由坑道到子母堡构成的接近永久性的野战工事，敌人在这里配置了两挺重机关枪和三架轻机关枪，用交叉火网封锁着这一条必须通过的狭长山脊。
爆破手们在机枪掩护下连续炸塌了几个敌人的外围地堡。
部队正向前冲，突然，几挺敌人的机枪在坑道里向外射击着，把冲在前面的两个同志打倒了。
伍先华同志铁青着脸，汗水和着泥土大颗大颗地滴着。
他拧紧眉头，望着身边的机枪手说：
“同志，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好，使同志们受了损失！
这次，你用机枪给我把敌人的坑道口看起来，任务完不成我不回来了！”
就这样，这个浑身带满了炸药的人就冒着敌人的射击冲上去了。
我们的机枪激烈地回击着敌人，使伍先华同志比较顺利地通过了那段开阔地带。
但是，正当他接近了坑道拉开导火线的时候，敌人的一挺机枪又咯咯地叫了起来。
伍先华倒在地上，后面的同志们吃了一惊。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大家又看到这个全身冒着烟火的人从地上顽强地爬起来了。
同志们欢呼着，望着他三脚两步地一直钻进了那个黑黝黝的坑道口。
七二○号山头在雷鸣似的爆炸声中震荡着，坑道上面的石头哗啦啦地崩落下来，把据守在坑道里的一个多排的敌人压在里面了。
突击队员们踏着伍先华同志的足迹，从烟雾中杀过去。
11月03日，五圣山前沿的五九七·九高地阵地上激战了大半天，到下午，敌人在死伤了二三百人之后，才精疲力竭地爬上了这个阵地的一个小小的十号山头。
但爬上来的将近一个连的敌人，还没站住脚，倒霉的命运就在迎着他们。
那么，你一定猜到是我们强大的兵力反攻上来了。
是的。
但你仅仅猜中了一半，前来反击的兵力就只三个人。
他们是七连战士王万成、朱有光和李士方。
他们是听说十号山头危急而赶来增援的，但到达时山头已被敌人占领了。
本来，他们可以撤回来，等待重新组织力量并在炮火协同下进行反攻的。
但是王万成说：
“那不行！
我们是来守阵地的，阵地丢了还像啥话！
就从这山坡上往上摸，拿爆破筒把他们往下赶！”
准备工作就在半山坡上的一截交通沟里进行着。
他们一共带有六根爆破筒。
为了加大爆破威力，朱有光提议把两根捆在一起扔。
但当他们刚一出动，李士方就叫一块飞过来的炮弹片给打伤了。
怎么办呢？
人又少了一个。
王万成说：
“李士方！
你不要上去了，等你听到山上爆破筒响的时候，就赶快爬回去，告诉连长派人来增援。”
在临走时，朱有光也说：
“我们上去了。
回头你告诉连长，就说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要同志们多杀鬼子，守住阵地。”
三两分钟以后，后续部队已经赶到李士方负伤的地方。
这时，山头上突然传来一阵敌人的惊叫声，机枪慌乱地射击起来了。
王万成和朱有光在喊着：
“毛主席万岁！”
“祖国万岁！”
紧接着，山头上爆发了两声霹雳般的巨响，硝烟沙石四散飞迸。
等到我们的同志冲上山头时，发现上面狼藉地躺着几十具支离破碎的敌尸，还有一些崩碎了的武器，敌人的指挥旗也带着满身窟窿倒在乱石堆里了。
另有一次……不！
不止一次……英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我在这里不能一一记述。
若干年后，作家们将把他们的英勇事迹写成传记载入史册，让后人流传歌颂。
他们是为热爱生活、热爱和平而斗争的典范。
他们是在毛主席教养下生长的美丽的祖国之花。
这些花朵将在祖国历史上放射出灿烂的永恒的光彩，照耀着通向永远胜利的道路。

组织军属生产，关心军属生活——记北京市优抚模范黎梓梁
长荣
已经是下午七点钟了，我走进北京市西四区羊房胡同派出所里的军属生产小组。
一所三间大的北房，被电灯光照得通明。
几部缝纫机在紧张地工作着。
几个妇女在低着头锁扣眼。
外面又进来了几个人，每人都夹着一个大包袱。
她们围在会计员的桌前，打开包袱，清点着洗净了的衣服，并且在互相检查，看谁洗的最干净，烫的最平。
这个生产小组，是北京市优抚模范黎梓梁克服了许多困难而组织起来的。
他告诉我，小组内有缝纫、洗衣、锁缀三个部分，经常参加生产的有三、四十个人；
锁缀部活多时，能吸收更多的人工作。
从去年05月到12月，全组收入了九千多万元，改善了军属们的生活。
说起黎梓梁，西四区护国寺和羊房胡同派出所的二百多户军属和大部分居民都知道他。
人人都称赞他“全心眼”为军属服务的精神。
原先，他住的地方属护国寺派出所管区，他担任区优抚委员和段上优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他细心地了解了全段一百多户军属的家庭情况：
谁家有劳动力，谁家无劳动力，谁家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他就根据这些具体情况，分别组织军属生产，介绍他们就业或呈请政府补助，并经常组织人去慰问。
后来，他住的街道划分到羊房胡同派出所管区，他又很快地熟悉了这个管区内大多数军属的家庭情况，把军属工作做得很好。
军属中有一部分人没有生产技能，文化水平也低，又不能离开家庭，介绍就业和组织生产都很困难。
1951年初，黎梓梁首先把他们的一部分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军属洗衣小组。
他和街道卫生委员徐曼莹每天到附近机关和部队中收拢衣服，再分送到组内军属家去洗。
他们两人每天为军属奔走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他们自动把要洗的衣服送到黎梓梁家中去，或介绍人们把衣服交军属洗衣组去洗。
衣服越来越多，黎梓梁便大批地购入肥皂，分给军属，减低了洗衣成本。
有时，有的衣服洗得不够干净，他就留下自己重新洗过，再送给衣主。
所以，人们也满意军属洗衣小组的工作。
后来有的人还把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请洗衣小组去做。
这样的活计也越来越多，有的需要比较复杂的技术才能完成。
于是，黎梓梁又把五、六家有缝纫机的军属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仍旧由黎梓梁去揽活，分送给各组员在家里做。
这时曾遇到一个困难：
没有人到外面去量衣服。
黎梓梁自己就学会了量衣服的技术，帮她们做了一个时期到外面去量衣服的工作。
去年春季，生产小组租到了房子，把缝纫机集中起来工作，组内建立了会计制度，一切都走上了轨道。
09月初，北京市重新划分区界后，他们这个生产小组和原羊房胡同派出所的军属生产小组合并，并增添了锁缀部，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接的活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是大家都没有做过的，没有人敢裁。
有些刚参加缝纫的人，连腰坎和袖子都上不好。
黎梓梁就到处找材料讲给大家听，鼓励她们学好技术，克服困难。
组内许多人过去都看过一次民主德国影片“每日的粮食”，他就用德国工人阶级在建设中克服困难的精神来鼓舞大家。
这样，军属们的技术进步很快，现在，她们已经能够缝呢子衣服了。
在组织这个军属生产小组的同时，黎梓梁还很注意介绍军属就业的工作。
两年来，在他的帮助下，上百个军属都获得了职业，其中有的已经成了人民的干部。
在日常生活中，黎梓梁也最能关心和体贴军属们。
谁家生小孩要住医院，谁家有了病要请医生，谁家孩子到了入学年龄要找学校，谁家墙坏了要请泥水匠，冬天穿的是不是够暖，夏季房子是不是漏水，甚至军属家砌火炉、移灵柩等这些事，他都能及时帮助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就报告给区人民政府。
有一次，他听说军属陆占元养了许多荷兰鼠，找不到买主。
他就到政府的卫生机关和前门外、和平门外的几家大药厂去接洽，结果都卖出去了。
军属杨玉春家的小孩得了急病，没钱治疗，他便到区人民政府开了介绍信，帮他送到医院，每天还去看一、二次。
去年夏天的一次大雨夜里，他耽心军属屋漏，就冒雨到军属家检查房子，直到午夜十二点，帮助十四户及时搬了家。
去年冬季北京初降大雪时，他又挨户访问了六十户军属，看到大家都穿上了暖和的棉衣，心才放下。
今年春节的前一天（02月13日）晚上，他还挨户到军属家去看看。
看到大家都割到肉、买到菜，一切都准备齐全，才回到自己家里。
黎梓梁的模范事迹，获得了群众的衷心热爱和拥护。
志愿军军属何王氏说：
“要说老黎，什么事都上心。
不管什么事情，遇到他，管叫你眉笑颜开！”
志愿军军属孙老太太说：
“我先生给孩子一写信就说：
你要立功呀，黎先生把我家照顾得多好。”
就这样，黎梓梁曾两次被选为区优抚模范，并被选为北京市优抚模范。

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粉碎美国细菌战
被俘美国高级空军军官许威布尔上校等人供词，再一次暴露了美国侵略者长期以来按照预定计划大规模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从这些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中，我们看到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我国进行的细菌战，是由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和指示的；
他们不仅想拿中朝两国人民的生命来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试验，而且已经从去年05月下旬就开始了扩大细菌战的所谓“作战的阶段”。
直到现在，这种罪恶行动仍在继续中。
据已证实的材料，美国侵略者在去年10月到12月，就在我国本溪市、辽西省梨树县、锦县、北镇县、辽东省岫岩县和朝鲜的定州、高原郡、金化郡、平原郡、淮阳郡等地不断地撒布细菌。
美国侵略者这种血淋淋的细菌战罪行，已受到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怒抗议和坚决反对。
美俘许威布尔等人的供词，将更加激起世界舆论对美国这个罪行的一致声讨。
人们知道，中朝人民的反细菌战斗争，包括轰轰烈烈地展开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已有力地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早就在朝鲜和我国扩大进行的细菌战，连亲手执行细菌战计划的刽子手之一—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参谋长宾涅也承认进行细菌战的效果是“屁都不值”。
中国人民今后应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强抗美援朝斗争，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彻底粉碎美国的细菌战。
我全国人民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已获得了重大的成绩。
由于全国人民都怀着对敌人的万分愤怒的心情投入这个运动，我们已及时地扑灭了美国侵略者所投下的各种毒虫毒物，而且大规模地消灭了各种传播病菌的媒介，改善了环境卫生，建立了卫生制度，普及了卫生常识，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据统计，在去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全国共捕鼠一亿二千多万只，灭蝇一千三百多亿个，清除垃圾粪便一亿六千余万吨，疏通沟渠二十八万余公里。
许多城市和农村出现了无蝇无鼠的奇迹。
这些成绩，都重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罪行。
可是，我们却绝不能以此自满。
部分地区自去年冬季以来，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有放松的现象，以致有的地区的卫生工作不能保持经常性，没有巩固和扩大过去已取得的成绩。
甚至还有爱国卫生运动的“死角”存在。
特别是某些机关、工厂、矿山的卫生运动还做得很差。
有些生产单位的领导者，还有认为卫生工作和生产工作有“矛盾”、“不能兼顾”的错误思想。
更主要的是许多人被过去卫生工作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发生了麻痹自满的情绪，忽视了彻底粉碎美国细菌战的严重的政治任务。
我们必须迅速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思想，把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去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经发出关于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紧接着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又号召全国人民在今年春季开展一个爱国卫生突击运动。
目前许多地区正在普遍深入地开展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
还没有开始这一运动的地区应该迅速地有领导地开展起来。
我们建议各地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的宣传工作，结合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结合生产宣传和各种工作，把美国侵略者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再一次普遍深入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
以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警惕性和政治热情，引导大家更热烈地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把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做好，同时整顿各级卫生运动组织，建立和改进各种必要的制度，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订出常年的计划，使爱国卫生运动做到经常化，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以贯彻周恩来总理指示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精神，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指示：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送八个儿子上前线杀敌的朝鲜母亲
住在咸镜北道镜城郡鱼浪面八镜台里的尹玉芰老大娘，今年六十三岁，她把八个可爱的儿子，都送上前线杀敌去了。
她原有十个儿子，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人生活里，一对双胎儿——第3、四两个儿子饿死了。
每当她想起这件事时，便说：
“要是像解放后这样的日子，两个孩子绝不会死去。
他俩若都活着的话，我就送十个孩子上前线杀敌去，能多杀一个美国鬼子也好。……想起这件事来就恨极了！”
与“八·一五”解放同时，老大娘一家人得到了幸福。
土地改革后，老大娘分得了三千坪田地（合十六亩——译注），儿子们也都响应了建设自由幸福的祖国的号召，积极地参加各项工作。
老大娘帮着料理家事，并且再三恳切地嘱咐他们要做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
祖国解放战争一开始，老大娘抢先把儿子一个个送上了前线。
她送他们到村口，鼓励他们说：
为了不让美国强盗夺去自由和幸福，一定要打到胜利再回家。
并且安慰他们不用挂念家庭。
老大娘这样地送儿子们上前线去以后，自己也为着战争的胜利继续不断地在后方工作着。
1950年秋天，人民军暂时后撤，敌人开始窜扰咸镜北道的一些地区。
吉州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许多伤员运到尹玉芰老大娘居住的村子里。
尹玉芰老大娘把每一个伤员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
她不分日夜地看护着退到八镜台里来的伤员，把珍藏在衣柜里的绸裙子全部拿出给伤员包扎带血的伤口；
替他们洗濯衣服。
她还关心伤员的营养，连给最小儿子准备结婚时用的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也不吝惜地杀给他们吃。
老大娘这样的热心和至诚，给伤员们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多少伤员，在老大娘的手里恢复了健康，重新荷起枪杆奔返前线。
美国鬼子越过吉州，经过明川，一天天逼近镜城郡。
前线感到人手不够了：
许多伤员需要尽速向后送，于是，老大娘把村里的青年妇女都发动起来，组织担架队，参加运送伤员的工作。
晚上，敌机投下照明弹，疯狂地滥炸和扫射，尹玉芰老大娘抬着担架走在路上，枪弹和炸弹在她的左右前后蹦跳和爆炸着，但是，她没有一次丢掉担架避开。
儿子们向着敌阵突进的姿态，在她眼前幌动着，她咬住牙，穿过黑暗，走在青年人的前头。
汗水沾湿了她的全身，两条腿不胜其重地颤抖着，可是，她的脸上没显出丝毫苦容。
不几天，这消息在前线广泛地传开了。
以血肉挡住敌人进攻的勇士们，杀敌的勇气更形高涨起来。
人民军指战员们把尹玉芰带领的担架队称为“母亲担架队”。
敌人终于被击退了。
敌人被赶走以后，尹玉芰老大娘又开始热心地种起地来。
当她想到自己种的这些粮食是给自己的八个儿子、是给祖国最可爱的儿女的时候，她就忘记了一切辛苦和劳累。
她谢绝了村里给她的帮助，从施肥一直到春耕、移苗和夏季汗流夹背的除草，她都和媳妇们一起担当起来。
因此，去年07月，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给这位送八个儿子上前线，而自己又在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方面不辞劳瘁的尹玉芰老大娘以一级国旗勋章。
现在，老大娘的大儿子初男和五儿子炯哲已从军队调到后方工作。
小儿子炯八正在苏联学习。
其余的儿女们在前线各地杀敌，英勇地战斗着。
其中六儿子炯德并向弟兄们挑了战，要多杀美国鬼子为祖国立功。
弟兄们彼此挑战和应战，在竞争杀敌方面发挥了无比的勇敢精神，纷纷立功，获得勋章和军功章。
六儿子荣获了二级、三级国旗勋章和奖章。
去年，老大娘和媳妇们一起种了三千坪田地，另外还耕了五百坪叫做“人民军田地”，收了二十一斗糯米。
她并利用日夜空闲时间，织了一匹麻布，一起送到前线。
老大娘自去年成为光荣的劳动党员后，更积极地和六个媳妇（也都是劳动党员）一起，参加普及政治文化和巩固后方等工作。
现在，老大娘已是有十八个孙儿、孙女的老祖母了。
她特别用心地教育这新的一代，使他们也都能够成为人民祖国的忠诚战士。
尹玉芰老大娘，今天不仅受到人民军指战员、而且受到全体朝鲜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她正在一个战斗的朝鲜母亲所享有的光荣和骄傲里，为党和祖国而积极地继续战斗着。
（原载01月13日朝鲜“劳动新闻”。
陈文琴译，冰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