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
（1953年02月18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2年11月26日和1953年02月01日分别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规定以1953年03月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这个运动月中，要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以为今后继续贯彻婚姻法的工作造成良好的开端。
现在03月就要到来，各级党委必须根据这两个指示，积极准备，同时督促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进行各项准备，以便坚决地正确地进行这个运动。
为了准备这个运动月的工作，各地曾经进行了一些重点试验。
这些试验的结果证明了以下两点，即：
一方面，全国各地对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
在很多地方，不但是人民群众，而且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由于没有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正确的宣传教育和检查，他们对于婚姻法和这次贯彻婚姻法的运动还很不了解或有很多误解，甚至还有抗拒的情绪，而一经认真地正确地进行了宣传教育和检查之后，这些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就有了显著的改变。
由此可见，采取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办法去展开婚姻法的宣传和检查婚姻法执行的情况，是完全必要的；
对此采取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有一部分干部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婚姻制度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的力量估计不足，他们抱着急躁的情绪，企图在短期内或一次运动中解决一切问题，并且错误地搬用“斗争会”、“坦白会”以至“户户调查”、“家家评比”、“划分阵线”、“家庭站队”等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把贯彻婚姻法运动扩大到一般的男女关系和家庭关系方面去，从而引起了社会上的某些混乱，并有使运动脱离正确轨道和规定目标的危险。
这也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的。
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的势力乃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
婚姻和家庭的问题是牵涉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问题，在这方面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惯，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思想意识中的一种东西。
这是决不能在短期内采用粗暴的办法去加以“消灭”的，而必须是在很长时间内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包括惩处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才能逐步地加以清除。
这次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目的，就是要普遍地进行这个宣传教育工作，在婚姻问题上系统地批驳旧思想、旧制度和旧习惯，并且树立新思想、新制度和新风气的阵地，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新旧婚姻制度问题上划清思想界限。
为了保证这个运动月的工作能够有力地开展，又不致发生任何混乱现象起见，中共中央特作如下的补充指示：
一、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除对人民群众中极少数因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而致杀害人命、伤害人身的严重犯罪分子应主动地加以检查处理外，对一般人民群众应以进行婚姻法的宣传为限。
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只限于在各级党委及县区乡（村）干部、县以上各级法院和民政部门主管婚姻事务的人员中进行，而不要在一般人民群众中去进行。
为使运动进行得有准备有步骤起见，各地工作人员一般地应首先学习婚姻法并检查自己执行婚姻法情况，然后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婚姻法，并检查处理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
二、上述干部对于婚姻法的学习，在县级和县以上各级应详细学习全文，并应在各机关分别进行；
在区乡（村）则应着重学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婚姻法宣传提纲（不日公布），并应集中在区级机关，在县级负责干部指导下进行。
上述干部在学习后应就以下各项进行检查：
（一）对婚姻法过去是否学习过？
是否了解？
是否赞成？
现在学习后是否了解？
是否赞成？
（二）过去在处理群众有关婚姻和家庭问题时，是否正确地执行了婚姻法的规定？
（三）是否干涉过别人的婚姻自由？
（四）对于受迫害的妇女，有无见危不救、死了不问甚至参与迫害的行为？
在检查中，对正确地执行了婚姻法的人员应加以表扬；
对执行中犯了一般错误的，应加以批评和纠正；
对坚持错误拒不改正的，应给以适当的行政处分；
对于直接参与迫害妇女的严重犯罪分子，应交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这种检查限于以上所列各项，而不应牵入到这些干部的个人婚姻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中去，以免混乱运动的目标，妨碍运动的正确开展。
如果这些干部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有违反婚姻法规定者，也应同一般人民群众一样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而不应由各级党委和其他机关处理。
除开上述干部应该学习婚姻法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外，其他一般的机关、部队和学校，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也应当举行关于婚姻法的报告。
三、向人民群众进行婚姻法宣传的主要方式，应当是由预先准备好的报告员或其他经过选择训练的工作人员向城乡基层单位的全体居民或全体群众作关于贯彻婚姻法问题的报告。
这种报告会应采取便利群众的分批召集的方式，不得强迫群众到会。
同时应组织党的宣传员和各个人民团体的积极分子作有领导的宣传解释工作，并动员墙报、黑板报、广播筒、文化站、文化馆、剧团、民间艺人、幻灯放映队、电影放映队、电影院、广播台、报纸等加以配合。
宣传内容应着重下列各点：
（一）说明旧婚姻制度的害处，新婚姻制度的好处，号召男女老少团结起来，自觉自动地拥护婚姻法。
在批判旧婚姻制度时，一般地不要对当地群众指名批评；
但在宣传新婚姻制度时，则可表扬婚姻自主、家庭和睦、生产积极、政治进步的模范人物。
（二）说明实行婚姻法并不是要拆散由旧婚姻制度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并不是要提倡离婚，他们过去的婚姻即使不合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当事人不提出离婚的坚决要求，谁也不应当去干涉他们，强迫他们离婚。
但是要强调指出：
不民主不和睦的家庭应当改善夫妻婆媳关系，使之成为民主和睦的家庭；
对于极少数夫妇关系十分恶劣、经过调解仍无法继续维持者，应准予离婚。
人民群众中如有要求调解家庭关系者，工作组和干部应尽力帮助，改善他们的关系；
其中如有应由人民法院处理的案件，都应在当事人要求之下依法到人民法院去处理，而不要由工作组或其他干部代替法院去处理。
（三）严格禁止杀害或伤害妇女。
妇女无论已婚未婚，无论与丈夫、公婆是否互相满意，无论是否要求离婚，无论有什么缺点，她们的生命和身体都必须一律受到保护，绝对不许任何人加以杀害或伤害。
谁要是杀害和伤害妇女，谁就是犯了法，就一定受到政府的惩办。
谁杀了人就要抵命。
（四）号召干部和人民群众敬爱现役革命军人和退役革命残废军人，保护他们的婚姻和家庭，反对任何人加以破坏。
其他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复杂问题，不要在运动月中随便宣传，不要随便作不正确不负责的解答。
四、全体共产党员必须是宣传婚姻法和党的婚姻政策的积极分子。
党员在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宣传中、日常言论中以及处理群众婚姻问题的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守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不得违反或歪曲。
中央在1950年04月30日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中，对于这一点已有明确指示。
但三年来还有不少党员违背中央的指示，不但不向群众积极地正确地宣传婚姻法，对反对婚姻法的错误意见不加批判，而且自己也常常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违背党的指示和国家法令去维护封建的婚姻制度。
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违背党章和党的纪律的。
今后如有党员再采取这种错误态度，必须受到纪律的处分。
五、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的婚姻案件，应当按照正常的法律手续，由区人民政府或县、市人民法院加以处理。
各级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及其工作组、各级民主妇联和其他人民团体的工作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应当支持受到严重迫害的妇女，帮助她们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
区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法院对于要求婚姻自由的申诉以及关于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的控告应立即认真地处理，绝不容许采取任何放任拖延的官僚主义态度。
为了保证在运动月中及以后各级人民法院能够正确地迅速地处理婚姻案件，保证区乡人民政府能够正确地办理婚姻登记，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立即抽调和训练一批观点正确的干部来担任婚姻问题的审判工作和婚姻登记工作，或将现有人员加以训练，使其完全了解婚姻法并能忠实而正确地加以执行。
对于那些经过教育以后仍然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的人员，应加以撤换。
六、贯彻婚姻法牵涉的范围极广，问题极复杂，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抓紧对这次运动的领导，特别要和乡村密切联系，如发现混乱和偏向，必须随时克服，必要时并得暂时停止运动的进行。
在人力不足的地方，宁可经过上级同意暂时缩小对群众宣传的范围，以求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而不要听任急躁冒险倾向自流发展。
某些地方在03月间如因运动进行得不好而中途停止或缩小范围或没有完成，应在03月以后继续进行。
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过去以后，各级党委应定出切实办法，保证把贯彻婚姻法工作当作今后的一项经常工作。

为保证实现1953年的国家预算而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已于昨日公布了。
它全面地总结了三年来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今后一年的发展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进一步增长的计划。
保证实现1953年的国家预算，也就是保证实现1953年国家建设计划的重要环节，这是全国人民的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之下，在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的优越的经济制度之下，我国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热情日益充分地发挥起来，各项经济事业都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我们的工农业生产，除了其中少数几个项目以外，大多数项目都已恢复并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因此，我们的国家就能够一方面集中必要的资金，用以不断扩大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又在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逐年地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使我们有可能开始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
如以我国1950年的收支各为一百，那末，1953年我们国家的收入就达到了三百三十六点二九，支出达到了三百四十二点九七。
我们国家预算的增长，反映了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状况，说明了我们国家财政状况乃是基础巩固的和不断进步的，我们国家预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而我们国家预算的任务，就是用一切方法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保证巩固国防的需要。
在1953年的总预算中，除国防经费以外，国民经济建设的支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四，比1952年增加三十万零四千多亿元；
社会文教建设的支出占百分之一十四点九，比1952年增多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亿元。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又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占首要地位。
这表现了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原则，就是要集中使用国家的资金，用来发展最有决定意义的工业。
这是完全符合于国家工业化的利益的，是完全符合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在国家的各项收入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所交纳的利润和税款，从1950年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零八，增至1953年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七九。
这就表现了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日益明显地主要依靠于工人阶级的创造性的劳动，依靠于国营企业的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利润。
这个事实，生动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我国是起着怎样伟大的领导作用。
我们的国家预算已经通过了。
它表现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就是要在现时我国财政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坚决地争取我国五年计划的建设在第1年的伟大胜利。
编制这个预算的根据，就是我国1953年的工业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将有显著的发展，农业和水利建设事业将有新的巨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将有重要的发展。
这就将给予我国人民以巨大的利益。
因此，我国人民必须以最大的关心，来监督国家的财政经济机关和一切国营企业部门以及各种业务部门对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为保证实现1953年的国家预算而斗争。
保证国家预算的正确执行，决不能认为只是财政部门的事情；
所有我们的国家机关、业务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全体人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国家预算的收支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都要对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负责。
虽然，我们国家的财政机关在执行国家预算的过程中负有特殊的重大责任，但是我们国家财政的统一是建立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统一的基础之上的；
各企业和各机关必须正确地制订了财务计划，财政部门才能按照这些计划从财政收支上去加以监督和管理。
任何对国家预算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都会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国家预算的执行，或者是在这一部分突破了预算支出的数目，或者是在那一部分削减了预算收入的数目，而无论是这样或那样，结果都会破坏国家的预算。
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各级财政经济部门、各级工会的和其他团体的领导机关、各企业单位的领导人员、一切业务管理人员、一切经济工作人员，对于保证执行国家预算都必须负起非常重大的责任，都必须保证自己所领导的机关、企业和业务单位，完成它们对国家预算所承担的财政任务；
保证按照计划及时地完成国家的财政征收，保证按照计划正确使用国家的资金，保证按照计划积累国家的资金。
保证实现1953年的国家预算的最重要的积极步骤，就是增加收入和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充足的后备作为预算的巩固保证，这种保证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特别是处在经济建设初期和美国侵略威胁下的大国，所绝对不可缺少的。
斯大林同志说过：
“需要在国家手中积蓄一定的后备，这种后备是为防备国家遭受任何意外（歉收），为培植工业、为扶助农业、为发展文化等等所必需的。
现在没有后备便不能生活和工作。
甚至从事小经营的农民现在都非有一定的储备不可。
尤其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那就更非有后备不可了。”
（“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因此，认真采取一切方法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和节减可以节减的开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增加收入首先依靠增加国营企业的积累。
过去许多经济部门对国营企业生产的潜在能力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这就大大妨碍了国营企业积累的增加。
东北工人阶级在1951年完成国家计划以外，增产了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折合九万六千亿元）的财富；
去年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四个区的工矿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价值二十二万多亿元的财富。
这就证明了国营企业的潜在力是极其巨大的。
就以这二十二万亿元来说，这是多大的财富呢？
把它用在铁路建设方面，这就可以铺设约二万五千公里的铁轨；
把它用来建设工厂，这就可以装配五万纱锭的纺纱厂一百个。
我们可以想见，在全国所有的国营企业中，普遍挖掘潜力，普遍增产的结果，必将为国家创造出大量的财富，这是决无疑义的。
当然，过去的增产指标，一般地是以比较落后的定额为条件的，今后我们要以平均的先进定额为标准，因此，要获得超过计划的生产和利润就要困难些。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各地国营企业挖掘潜力和实行先进定额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
东北和关内的情形有所不同，关内各地的情形也有所不同。
总的说来，合理地调整和改建现有的工厂，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工业设备，充分地提高现有机器设备利用率，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系列的工作除少数地区外还简直没有开始。
在挖掘潜力的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的倾向还是十分严重地存在着，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决不是经过一年两年的增产运动就可以打掉。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今后的增产运动决不能估计过低，我们还必须在一切国营企业中继续深入推广这个运动。
据估计，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如果在所有的国营工业企业中做到降低成本百分之一，就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一万亿元；
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粮食部三个部门，如果把资金周转率由每年的二点四五次提高到二点六八次，就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三万亿元；
各个国营商业部门，如果能把占商品总值百分之十五点七五的流转费用减少到百分之十四，也可以相对地为国家增加收入三万亿元。
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各个经济部门，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努力增加生产，就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我们就一定可以保证1953年预算的顺利执行。
为了保证实现国家预算，我们必须坚决地消灭一切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
过去我们国家的各项预算还缺乏严格的审查和监督；
许多部门使用国家资金没有详密的计划或有计划而极不准确；
许多部门临时追加的预算太多，其中有很多是不应该开支的、应该少开支的、应该迟开支的。
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据许多部门的检查，这种浪费现象是非常惊人的。
造成这种浪费现象的原因，不但在于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也在于干部思想上的本位主义、主观武断、好大喜功、保守落后等等错误。
例如绥远省为了地方的利益，不顾全局，又不调查实际情况，和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结合起来，就计划建设一座制糖厂，全部设备和机器都已经向国外订妥，并且已经开始运来机器了，才发现原料来源不足，只好停止修建。
成渝铁路成都车站的建筑，由于有关人员好大喜功，在现有七十五万人口的城市中，却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设计一个占地七千多亩的大车站，拟在全站铺轨二百公里，等于成渝路全长五分之二，已经部分施工才被停止了。
成渝路资阳段的工程，浪费了约值一百十四万三千多斤粮食的资金，这就等于我国农民在普通年成平均每亩打三百斤粮食的情形下，白白地丢掉了约四千亩土地全年的收获量。
安徽铜官山炼铜厂的设计，在开始施工之后才被发现是错误的。
这个设计因为受了保守落后思想的支配，以致生产能力很低，现在采取苏联先进的技术标准来设计，生产能力可以比原来的设计增加到五倍。
这就是说，按照落后的设计，我们就要再建设四个相同的炼铜厂，才抵得了一个厂的作用。
这要使国家资金受到多大的损失，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在国营商业部门，由于不深入了解市场销售的情况，不研究产销平衡的办法，不研究积极打开销路的办法，以致积压国家资金达二十万亿以上。
这个数目几乎等于今年我国经济建设全部投资的五分之一。
这样浪费国家的资金，难道还能够容忍吗？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薄一波同志在报告中指出：
“上述各方面所犯的错误，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今后必须从严厉地批判官僚主义和惩办典型的官僚主义分子入手，去坚决地克服这些错误。”
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全国人民都要起来，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
我们国家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负起责任来保证实现国家的预算。
我们大家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地执行预算，充分地利用国家现有的经济力量，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潜在能力，求得国家收入的增加，而在国家资金的开支和使用上就要力求节约，要用较少的本钱作出最多的事情。
只有当我们胜利地完成了这个巨大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建设五年计划才能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刊载毛主席的讲话和周副主席的报告
【新华社布拉格18日电】
　最近一期“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报以显著地位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全文以及会议的进行情况。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并以“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题发表社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授予中南区三五○部队战士演出队奖状
朱总司令出席晚会接见演员代表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三五○部队战士文艺演出队，在上月底到北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各部队、政府机关和各界人民演出了九场，得到普遍的称赞。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特于02月17日上午十一时，在总政治部礼堂举行授奖典礼，由总政治部文化部陈沂部长代表总政治部授予三五○部队战士演出队以光荣的奖状。
出席典礼大会的有军委总政治部各部和驻京各部队的代表三百余人。
奖品中除奖状外，还有各种乐器、书报等集体奖和个人奖。
会上，陈沂部长说：
“三五○部队战士演出队的成绩，是执行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执行总政治部‘全面开展战斗性、群众性文化艺术工作’方针的结果。”
陈沂指出，演出队的节目都是战士自编自演的，深刻地表现了生活，表现了战士们的伟大理想。
他要求战士演出队继续努力，以推动全军的群众文艺活动。
17日晚，三五○部队战士演出队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演出。
朱总司令、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和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军委各机关许多首长出席了晚会。
晚会由二十个节目组成，每个节目都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
在休息时间，朱总司令还接见了演出队演员代表十五人，和战士代表们一一握手。
三五○部队战士演出队的成员，包括一个副连长、一个助教、二十二个正副班长和四十五个战士，共六十九人。
这个演出队是由去年三五○部队“八一”文艺检阅时十四个得奖节目的战士演员组成的。
现在，他们的节目已增加到二十个。
其中以“赛跑舞”、“手风琴合奏”、“学好文化走向现代化”（舞蹈）、“快乐的炊事员”等最精彩。
“赛跑舞”是用舞蹈表达努力一定成功、骄傲一定失败的主题思想的；
手风琴演奏者都是青年战士，他们只在手风琴训练班里学习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现在已能运用和声演奏；
“学好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描写战士们努力学文化，努力练兵，加强国防建设，和表现陆、海、空军各兵种在天安门前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的快乐的舞蹈，表达了人民战士的远大理想；
“快乐的炊事员”描写一个年青的炊事员的愉快生活。
该队来京前曾在中南军区各部队巡回演出七十七场，观众二十多万人。
该队在京演出结束后还要到各兄弟部队继续巡回演出。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岩洞。
地质钻探人员在这里找到了矿体界线。
他们就要用钻机叩打岩石，准备和那些被埋藏了千万年的铁矿会面。

我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代表团
就协助日侨归国问题举行首次正式会谈
【新华社18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就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归国问题，15日在中国红十字会举行第1次正式会谈。
中国红十字会方面出席的有：
首席代表廖承志，代表伍云甫、赵安博、林士笑、倪斐君、纪锋等六人。
由日本三团体组成的日方代表团出席的有：
团长岛津忠承，副团长平野义太郎、高良富，代表内山完造、工藤忠夫、畑中政春、加岛敏雄等七人。
在会谈开始时，中国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廖承志首先发言（全文见后）。
随后，由岛津团长致词，他对中国红十字会以真正人道主义的精神协助日侨归国及对此次给予他们的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牺牲，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难过。
尤其对中国红十字会首席代表廖承志发言中提到的中国红十字会为照顾日侨的困难，对归国日侨携带物品的处理，和从开始集中到上船前的费用，中国红十字会愿意帮助解决，认为是很宽大的措施，表示十分感激。
岛津团长说：
这种措施，将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在岛津团长致词后，双方代表就若干具体问题交换意见后休会。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席代表廖承志在第1次正式会谈上的发言全文日方代表团团长、各位代表先生：
你们七位代表，代表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个团体来到北京，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协助愿意回国日侨的来船手续以及其他各项具体问题，我代表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欢迎。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过去的八年侵华战争，对于我国人民曾经造成了令人难忘的灾害，而其结果对于日本人民更造成了至今未能解脱的重重苦难。
现在日本的吉田政府，正在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并执行着美帝国主义的意旨，与全中国人民所一致唾弃的台湾蒋介石反动残余集团缔结所谓“中日和约”，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致直到今天，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因而威胁着远东及世界的和平，所有这些，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但是，我们相信，中日两国的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是愿意相互友好的。
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及其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努力。
日本人民的这种努力，已有许多事实表现。
因此，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政府区别开来。
在全中国大陆解放之后，留在中国的守法的日本侨民得到了我国人民政府的保护。
他们过着和平的生活，他们可以和日本国内自由通讯。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他们的收入也逐渐增加了，他们可以汇款回国，赡养其在日本的家属。
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我国人民政府都会协助他们返回日本；
凡是愿意留下来的日侨，我国政府是准许的，只要他们遵守中国人民政府的法令。
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日侨回国。
但后来由于在这方面缺乏船只，致又遭到困难。
我们相信如果不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和吉田政府的封锁和阻难，那么，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都早已获得了回去的机会。
这次中国红十字会欢迎贵代表团来到北京，正是为了协商解决来船手续及积极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能够回去，并尽可能解决与此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
这在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于1952年12月01日对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从日本方面的消息看来，日本国内竟有人把我们协助愿意回去的日侨回国，说成是“遣返”。
这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
谁都知道，只是对于战争俘虏才有遣返的问题。
而在中国的所有日本战俘，除为蒋介石、阎锡山匪帮所扣留的少数人外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都已遣送完毕。
因此现在中国的日本人除少数战犯外都是侨民，根本不发生所谓“遣返”问题。
至于少数战犯的处理问题，乃是我国政府方面的事。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协助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返回日本，因而决非“遣返”。
其所以发生关于“遣返”的错误说法，一种原因是出于误会，对于这方面的人，只要将情况说明，便可了然。
另一种原因则是恶意歪曲事实，企图挑拨和破坏中日人民的友谊的。
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斥责，这是会有助于增进中日人民的友好的。
其次，我想谈一谈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准备情形和一些具体问题。
我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在1952年12月01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曾在全国各地报纸刊载，并由广播电台用中国语言及日本语言加以广播。
我们相信中国各地日侨都已看见或听到了这个谈话。
我们愿意协助一切愿意回国的日侨都能回到日本去。
现在中国的日侨大致有三万左右，各地有关部门正在办理日侨的回国申请，并按照一般外侨申请出国办法办理手续。
我们已请求我国政府批准了使用天津、秦皇岛、上海三地作为日侨归国的出境港口，并已做好了每批集中三千人至五千人同时分由上述三个港口出发的准备。
如果贵代表团能保证及时来船，第1批可于03月间出发。
至于每批究竟能走多少人，前后批相隔多少日期，这一方面固然要看日侨申请回国的情形，但另一方面，也要根据贵代表团准备船只的情况而定。
我们估计，有许多日侨是愿意回国的，也有一些日侨是不愿意急于回国的，有一些日侨是现在还不愿意回去，但过了一个时期又可能愿意回去的，因此我们现在虽不能机械地规定愿意回国日侨的最后回去期限，但我们愿意磋商一个大批日侨回国的初步截止的期限，譬如到今年夏季结束的时候为止。
在大批日侨回国结束之后，仍然会有些零星愿意回国的日侨，在这时候，我们仍愿意和你们保持连系，随时协助他们回国。
关于日侨出境所携带的物品，除了我国政府所规定的禁止出口品及违禁品外，凡属日侨私人的东西在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手续后都可带走，不加限制。
此外，中国红十字会为了照顾日侨的困难，对他们从开始集中到上船前的费用愿意帮助解决。
今天要谈的到此为止，贵代表团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与困难斗争，和时间竞赛
——太原重型机器厂铸钢车间打桩工程介绍
超祺
走进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大门，便看到在办公大楼的西北方，矗立着一座饰着红漆的有普通五层楼房那么高的钢结构屋架。
这是正在建设的铸钢车间。
铸钢车间是重型机器厂建设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工程。
论面积，这个车间有一万二千多平方公尺，比已经建设起来的初加工车间、冷作车间大一些；
论结构，都是钢结构屋架。
但是这个车间最艰巨的工程是要打八百六十五根混凝土桩（一般的桩长九公尺，最长的达十四公尺）。
各个车间都是建筑在同样的土壤上，唯有铸钢车间要打桩，是因为它的设备特别复杂。
这个车间要铸三十五吨重的铸件，而铸这样大的铸件需要五十吨钢水。
一次供给五十吨钢水，就得在车间里装置两个平炉和两个电炉。
四个炉子同时为一个铸件服务，就必须在屋架上有双层行车，这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钢水从四个炉子里运到铸模里去。
行车有大有小，最大的达七十五吨，最小的只有几吨。
因而房屋柱子的载重量也就有大有小，最大的达七百吨，最小的只有几十吨。
车间这样大，柱子的载重量又这样悬殊，如果地基不打桩，整个房子将会不均匀地下沉。
桩是非打不可的，问题是打什么桩才合算。
打木桩最省事，但我国木材目前很缺乏，那里去找八百多根直径三百公厘、长十九公尺而又笔直的木桩呢？
打预制钢筋混凝土桩也比较简单，但得增加两个月的预制时间。
而时间是宝贵的。
本来计划五年建成的工厂，现在要提前在四年内完成。
这个车间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去年08月份才完成。
如果再花时间去订购预制钢筋混凝土桩，就白白地放过大好的施工季节，就要影响到今年的工程计划，就会把建厂计划延长一年。
1954年我们的许多工厂矿山需要从这里得到装备，延长一年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只剩下“就地浇注混凝土桩”（注）一个办法了。
打这种桩比打木桩和预制钢筋混凝土桩都便宜，但却特别困难和麻烦。
这种桩，在解放以前只有上海的丹麦康益洋行做过，对于重型机器厂来说，不独工人没有经验，设计人员没有见过，也没有打桩机械、架子和其他设备。
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时间又短，这就是全部的困难。
与困难斗争，与时间竞赛，这便是建设太原重型机器厂的人们的任务。
依靠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曾经在丹麦康益洋行打过这种桩的一位工程师去年08月正在北京建设和平宾馆，他介绍了打桩的方法。
工程师们根据苏联书籍上的材料，设计了打桩架子，冷作车间工人就照图样来制造。
桩管子是工人用九公厘厚的铁板做的，为了使它不至折断，又在管子外边加上钢圈和钢条。
工人们还制造了桩尖、桩帽和滑车。
建厂筹备处又从铁道兵团借来两部卷扬机代替打桩机。
没有设备的困难初步克服了。
他们计划用两部卷扬机同时操作，每天可以打二小根桩。
但是有一部卷扬机根本不能使用，另一部卷扬机的效率也不如计划要求的那样快。
一连打了二十多天，起初每天只能打一根桩，以后最多每天也只能打六根。
速度太慢，时间来不及了。
必须得另想法子。
于是，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领导干部便召集工人和技术人员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想办法。
会上，技术员周永乔建议用五吨起重机来打桩锤，用二十五吨起重机来拔桩管（每灌两公尺深的混凝土浆，必须用桩锤冲一次，然后把桩管拔出两公尺，再灌混凝土浆）。
试验结果，证明这个建议很好，估计三班轮流操作，每天可以打二十四根桩。
工人的情绪很高，但领导干部却松了气。
打桩工程是工程队的任务，起重机是筹备处供应科拨给的。
供应科缺乏整体观念，派来的驾驶员大部分都是技术不熟练的。
领导干部被职工的热情和智慧冲昏了头脑，事先不检查供应科调来的工人质量，事后也没有组织工人讨论操作规程。
结果尽管别的工种的工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但是起重机开得总不快，特别是在夜晚，常常由于工人操纵错误，起重机都开翻了。
二十四小时只打八根桩，效率最高的也不过打十根。
这次失败，使领导干部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工人的领导，使工人自觉地严格地执行操作规程。
领导干部便又召集工人、技术人员开会，研究、订出了统一的操作规程；
同时把三班改为两班，把驾驶技术熟练的工人调进去代替不熟练的工人。
领导加强了，工人又自觉地遵守自己订的操作规程，于是事故没有了，效率大大提高了，每天可以打十六根桩，加上用卷扬机打的，每天就可以打二十二根桩。
这样就提前三天完成了艰巨、麻烦的打桩工程。
由于作钢结构屋架的工人紧跟着追上来，现在绝大部分的钢架工程已装上弓形的顶架。
今春砌上砖墙就完工了。
〔注〕“就地浇注混凝土桩”，就是先把钢管打入地下，再将混凝土分次注入钢管，加以撞压，同时分次把钢管从地下拔出，把钢管拔出来，一支混凝土桩就留在地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利用郊区温泉村温泉问题已作出决定
编者按：
去年12月25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北京郊区温泉村温泉应该充分供群众利用”的来信后，中央重工业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已来信答复。
我们认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很周到，既照顾了当前群众的需要，又考虑了今后首都建设的需要。
现在把这两封信摘要发表在下面：
中央重工业部来信答复说：
今后该处疗养人员不断增加，温泉如由学校继续经管很不方便，也难满足群众需要。
为了充分利用天然泉水，我们同意将温泉部分从小学划出，由当地人民政府掌管，并对学生及群众使用泉水的时间作适当的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来信说：
这个问题已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今年第5周联合办公时决定：
重工业部职工子弟小学领导关系将来如仍属重工业部，在该部新建办公楼房落成后，本府可在该部新址附近另拨适当土地供修建小学使用，该小学现址即交本府筹建休养所，以便充分利用温泉。
目前可先暂将温泉部分从小学划出。
上述办法经重工业部同意后，该温泉即交由公园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

天兰铁路活跃了西北的物资交流
柳超
天兰铁路把西北交通、经济中心的兰州和全国各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开辟了西北区物资交流的新局面。
西北的土特产极为丰富，据统计约有五百多种。
许多土特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并大量供应国际市场。
西北出产的石油、羊毛、肠衣、驼毛、皮张等，更是全国闻名的。
据统计，仅甘肃年产的土特产总值，就达三万八千多亿元，该省每人平均可得三十七万元以上。
这些土特产过去依靠西（安）兰（州）公路运输，但西兰公路的运输力不足，且运费过高，严重地影响了土特产的生产与销路。
为了解决运输力不足的困难，过去曾经开辟了从兰州到包头的水路。
西安市场上大量需要的宁夏天然碱和青海水晶盐，过去一直都是由黄河水运包头，经京绥、京汉、陇海等铁路，绕了一个大圈运抵西安。
三年来黄河水运增加了三十倍，西兰公路上集中了西北百分之七十的汽车参加运输，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要。
青海贸易公司经常有六、七十万斤羊毛积压着不能外运。
青海的硼砂是重工业电焊及轻工业玻璃的重要原料，但运到内地，成本很高，销路不畅。
因为运费过高，西北许多贵重的土特产长期找不到销路。
据统计青海因交通不便而滞销的土特产占土特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
另一方面，西北各族人民需要的机器、工业品、粮食等，又不能及时地大量地运进来。
兰州的工业品的价格一般比产地高三分之一。
解放以来，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生活日益上升，粮食需要量大增，牧区粮食供不应求，而关中粮食产区的余粮却不能大量西运。
兰州的麦子每斤一千二百七十元，陇东的麦子每斤才卖六百五十元。
天兰铁路通车后，不仅降低了当地的运价，而且使西兰公路上的汽车疏散到西北其他公路上，大大地解决了运输力不足的困难。
据统计：
一般商品从兰州运到西安，火车运费只相当于汽车运费的七分之一。
从天水到兰州，运一袋面粉，汽车运费六万三千七百多元，火车运费只四千一百九十五元。
运一吨煤，汽车运费六十一万元，火车运费只九万三千五百六十元。
由于运费减低了，西北贸易部有计划地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地五十七种主要工业品适当降低了牌价。
工业品与当地土特产品的比价起了变化，土特产品价格相对提高了。
天兰铁路通车后，大大地鼓舞了私商经营土特产的积极性。
去年国庆节以后，西安市与陕西省联合召开的物资交流大会，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贸易代表团都踊跃参加了。
去年10月里在华北的第2届物资交流大会上，第1次出现了青海少数民族贸易代表团。
他们卖出了绵羊皮、羔皮、鹿茸、羽毛、虎骨（贵重药品）等土特产，购进了少数民族需要的呢绒帽、麻绒呢帽、斜纹布等日用百货，购销额达十亿多元。
上海、广州、天津、北京、青岛、杭州、四川、山西、河南等地的私商都相继深入西北，特别是深入到甘肃的初级市场去大量收购土特产，并带来了西北各族人民欢迎的外区的各种土特产，从而活跃了西北的物资交流。
据天兰铁路通车后五十五天的统计：
从甘肃、宁夏、青海各地，经过天兰铁路运出的矿物油、食盐、羊毛、药材等土特产共达四万四千五百多吨，运向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机械、水泥、粮食、棉花、日用百货等共达五万七千七百四十六吨，比过去两月通过西兰公路运去的商品增加了十四倍多。
为了进一步开展西北的物资交流，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西北各族人民正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地修筑以天兰铁路为干线的交通网。
除继续修筑兰（州）新（疆）铁路及整修西北原有各公路外，现在新筑完工的有：
定（西）会（宁）公路，兰（州）阿（干镇）公路和兰州通到甘肃、青海边境藏民贸易中心拉卜楞的公路的临（夏）夏（河）段。
正在赶筑的有从兰州通向岷县（甘肃最大的药材集散地）的公路，从天水通向张家川（皮毛集散地）的公路。
这些公路的通车，对西北辽阔的农、牧区土特产的集中外运，以及使工业品分散到农牧民手里，将起很重要的作用。
更　正18日本报二版“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第1栏第5段第15行“依法避免”应为“依法减免”；
第2栏表中“总收入”项下1952年的百分比“二七一·六○”，应为“二七二·六○”。

曲耀离棉花增产的经验教训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业原料司
全国棉花丰产模范曲耀离，1952年种了二十二亩（共五块）水地棉花，平均每亩实收籽棉七百一十六斤，其中九亩每亩实收籽棉八百一十六斤。
曲耀离互助组共种棉七十三亩二分，平均每亩实收籽棉五百二十斤。
在曲耀离先进植棉技术的指导下，曲庄头村九百六十点七八亩水地和旱地棉花，平均每亩收了籽棉三百三十斤。
曲耀离互助组已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奖励。
曲耀离的棉田前后经过了四次预测和一次实收获量的检查。
因此，上述数字是可靠的。
去年曲耀离的棉田在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下获得了较大面积的高额产量，他的丰产棉田的产量，三年来都在六、七百斤籽棉以上，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里说明棉花不仅能够获得高额产量，而且能够获得大面积的、稳定的高额产量。
曲耀离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呢？
这是他发挥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采用了新式农具，运用了很多熟练的和正确的栽培技术，并且不断地吸取先进经验的结果。
但也不可否认，他的植棉技术还有许多缺点，所以未能完成1952年的千斤丰产计划。
为了吸取经验教训，现将他的成功经验及技术上的缺点总结如下。
一、获得高额稳定产量的植棉经验
甲、早耕深耕、适时播种。
他十分注意秋季的早耕和深耕，这是他得到丰产的主要因素。
早耕深耕，不仅可以恢复土壤结构，而且可以保蓄水分，即使春季不下雨，也能适时播种。
1951年10月下旬霜降后，曲耀离按时拔除棉柴，把地耙了一次，耙后耕地，深达五寸。
耕后耱平。
他从不因少数棉铃尚未开絮而迟拔棉柴，影响及时秋耕。
他比本村群众都早耕五天至十天。
1952年秋，他又是第1个犁地的。
春天开冻时，他又用七吋步犁耕了一次（1951年秋他到运城专区农场参观，看到农场使用新式步犁，回来便购置了步犁），把基肥（圈肥）翻入地下。
耕后至播种前又耩地两次（用不带犁镜的犁浅耕二至三寸深），并且实行耙耱以保蓄水分。
他认为春天如不太干旱，就必须耩地。
因为耩地可以消灭杂草，使春耕后的土壤上部松散，下部紧密，便于种子发芽，幼苗长的也很健壮。
他很注意适时播种，并尽量缩短播种期，使棉苗有充分发育时间，并能长的整齐一致。
他总在谷雨节前五至八天播种。
1952年04月09日下雨后，他即于04月12日（谷雨前八天）开始播种。
全组七十多亩棉田，两天即播种完毕，比村里其他农民早二至六天。
去年所用棉种，都经过田选及粒选，还采用了苏联的先进方法，在播种前实行了晒种。
所谓晒种，就是在上午把种子摊在干净的场上，铺摊约一寸厚，在日光下照晒，下午收起。
要连晒两次，如于播种前连续晒四至五天，作用更大。
晒后用温汤浸种后播种。
据曲耀离体会，去年晒种后，出苗比往年又快又整齐。
由于实行适时播种，又采用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去年虽然春霜晚退秋霜早到，无霜期仅一百七十多天，他的霜后花也仅占百分之十三（1951年无霜期二百天，无霜后花），比本村其他农民的都少。
乙、增施有机质基肥，分期施追肥。
曲耀离多年来始终以有机质基肥为主要肥料。
三年以来，他每亩棉田总比本村一般农民多上二车至三车（四、○○○斤至六、○○○斤）圈肥。
这样就能增强土壤肥力，长期供应棉株所需的养料。
因此，去年他每株棉花虽然多留了二、三个果枝，但所结的棉铃也很快地成熟了。
1951年他在二亩丰产地上施用二次追肥，每亩施用十六斤硫酸錏，获得了九百一十二斤的高额丰产。
1952年他在十八亩棉田内施用了三次追肥。
每亩共施硫酸錏二十斤。
第1次在刚见花蕾时施用，每亩九斤（06月初）。
第2次在刚开花时施用，每亩六斤（06月下旬）。
第3次在07月10日左右施用，每亩五斤（三亩丰产地因生长得好在07月15日左右才施用）。
去年曲耀离已开始重视磷、钾肥料的使用。
在三亩丰产地内，每亩增施骨粉三十斤作基肥，草木灰二百六十斤作追肥。
他使用追肥时都配合灌溉，以迅速发挥肥效，按时供给棉株的养料。
丙、用开沟灌溉法进行灌溉〔注一〕。
1952年春季风大苗旱，播种早，出苗也早，所以浇水也提早了。
他在06月05日（比1951年早五、六天）棉花刚现花蕾时就浇了第1水。
去年雨水较多，棉花生长期间共浇水五次（1951年共浇七次）。
灌水方法：
第1次至第3次灌溉时，用开沟灌溉法。
第4水后因苗大封垅，开沟不方便，改用小畦漫浇法。
沟是用绑了木板的耘锄（刀式耘锄）上，由牲畜牵引着开的。
沟深四寸左右。
浇水时，水面距沟顶一寸左右，不漫浇。
他这样灌溉是很合理的：
第1、开沟浇水可使水均匀地逐渐渗透，始终保持了土壤的松散状况，利于幼苗发育。
如果实行漫浇，易使土壤板结变硬，不利于小苗发育。
第2、开沟可以经济用水，增加灌溉面积。
他的水井可浇地三十至四十亩。
他的灌溉是根据棉花的发育情况进行的。
棉花现蕾前需水不多，可不灌水。
苗出早了，结蕾早了，灌溉也应随之提前。
这样可使棉株不致因受旱而延迟成熟。
他的中耕松土工作进行得很及时。
第1、二次中耕在第1次间苗前后进行（用手锄）。
第3次及以后的耕锄都在灌溉和雨后进行。
行间中耕使用马拉耘锄，一人一畜一天可锄二十多亩。
株间中耕使用手锄，一人一天锄四亩。
由于采用了马拉农具，提高了中耕的效率。
丁、“密植与精细整枝”，曲耀离1951年的植棉经验证明：
实行密植，增加每亩棉田总铃数，是争取丰产的重要保证。
1952年他每亩棉田的植株数从1951年的三千余株增加到三千五百株左右，比1951年增加三百株至五百株。
但他认为密度还不够，1953年计划增加到四千株。
为了保证全苗，曲耀离采用了很多办法。
播种量每亩由1951年的十斤增至十二斤、十五斤。
他说：
“播种量多，小苗出的稠，不怕缺苗，但间苗必须要早。
早间苗可使棉花小苗不拥挤，从小就长的壮。”
他第1次间苗在苗出齐后，用手间拔，每隔一寸远留苗一株。
第2次间苗在苗长到三、四个真叶时，第3次（定苗）在苗长到四、五个真叶时进行；
1952年春季风大，气候冷热不均，他便把三次定苗改为四次定苗。
每次间苗时都是留最健壮的棉株。
在第1、二次中耕时并进行了棉苗壅土，以防御大风。
受立枯病造成缺苗的地方，用移苗法补齐。
他共移苗一千余株，绝大部分都成活了。
他的移苗时间是在棉苗长到三、四个真叶的时候（不宜太晚）。
移苗方法是先在缺苗的地方挖坑，用移苗器把棉苗移入坑内，然后浇水。
他的经验证明：
只要增加播种量，采用早间苗、密留苗的三次定苗法及壅土、移苗等措施，是完全可以保证有足够的收获株数，能得到密植增产的效果的。
1952年他的整枝工作比1951年作得更彻底更普遍了。
大部棉田在06月上旬棉花出现花蕾时就打去叶枝（脱裤腿），并随时打去赘芽。
去年，棉虫为害，中部花蕾脱落较多，当时他看到棉田肥力尚足，就在立秋前打顶尖时，在每株棉花上多留了二、三个果枝（1951年每株十二、三个，1952年十四、五个）。
他遵照苏联专家卢森科的建议，采用了只打去顶尖的嫩芽的摘心法，以免浪费养分。
他的棉地肥力充足，整枝精细，所以他虽然多留了果枝，棉铃仍然成熟了〔注二〕。
戊、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
1952年曲耀离的棉花所遭到的自然灾害是比较严重的。
前期有棉蚜虫、立枯病等灾害。
对于棉蚜，他用烟叶水普治了一次，又于下地时提着烟叶水罐，随见随治。
他把立枯病造成的缺苗立即补齐了，所以棉花并未受到影响。
在07月间曲庄头村一带普遍发生了过去没有见过或很少见到的棉铃虫、玉米螟、造桥虫和盲椿象等虫害。
棉铃虫、玉米螟严重地为害花蕾和幼铃。
一个棉铃虫可以蚀害五至十个花铃。
加以七、08月份又连续阴雨，喷在棉株上的药水被雨冲去，药效减低，一时形成了严重的局面。
曲耀离用“滴滴涕”“一六○五”“六六六”等农药连续喷射八次，又用人工捕捉，才度过了这种严重的局面。
二、曲耀离植棉技术上存在的缺点
曲耀离互助组在1952年春，曾以全组棉田每亩平均产籽棉六百斤、三亩丰产地每亩产一千斤的计划向全国棉农提出挑战。
但是没有完成计划。
千斤丰产地的产量反比他自己的一般棉田的产量低。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客观上看，是由于去年虫害比1951年严重得多，阴雨天也比1951年多（六、七、八、九四个月降雨三八七点七公厘，比1951年同期多一三二点七公厘；
七、八两月开花盛期各有十余天连日阴雨，湿气增多，日照不够，增加了花蕾脱落的可能。
同时，霜期也比1951年提早半月）。
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在植棉技术上存在着若干缺点。
最主要的缺点是：
甲、对棉花生长后期的严重虫害警惕不够。
这是曲耀离全组未完成生产计划的重要原因。
去年07月上旬已开始发生棉铃虫、玉米螟和造桥虫。
因为他们警惕性不够，发现较晚，治的也晚。
据检查，他的棉田因虫害落蕾、落铃的数目，占全部落蕾落铃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乙、采用了“踏一脚”以抑制棉株疯长的不科学的办法。
根据他过去的经验：
棉田如果地力肥在中伏时、浇水后遇上连日阴雨，棉株就容易长疯。
为了抑制棉株疯长，他过去曾用小刀在棉株根部三、四寸高的地方割一口，并用脚踏倒棉株。
棉花像去年这样疯长的年头并不多，过去他也没有争取高额产量的思想，只要获得一般丰产就满意了，所以“踏一脚”的办法究竟好不好，他根本没有研究过。
1952年千斤丰产棉田施第3次追肥并浇水后，碰上十多天的阴雨，再加上盲椿象为害较重，棉株发生疯长现象。
那时曲耀离恰好去运城专署开会。
他回家后，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
眼看着千斤计划就要落空，于是就想起了“踏一脚”的老经验。
他怕踏轻了不行，于是把三亩丰产地的棉株都踏倒了。
结果，有的棉株茎折不起，有的枝折桃烂，棉株受了很大损伤。
踏倒的棉株结铃不多。
已结的铃也霉烂了一部分。
这是丰产地没有达到千斤计划和不如一般棉田产量高的重要原因。
（1952年山西省解县农场的棉花也发生了疯长现象，他们采用深中耕的办法以切断毛根，结果抑制了疯长而获得了丰产，此法各地可以试行。）
丙、有的棉田耕作质量低。
曲耀离互助组在1952年由1951年的四户扩大到八户，劳动力增加了，治虫和耕作是更及时了。
但有的人在田间工作时，只图快而不顾及质量，因此有的地基肥撒的不够均匀，播种时行距不一致。
这也影响了棉花产量不能提高。
丁、各块棉田的耕作技术实施得很不一致。
曲耀离的二十二亩棉田共分五块。
有四块是紧相邻接的，另一块也相隔不远，土质相同。
但它的产量却是从四百八十二斤到八百一十六斤不等。
最低的和最高的相差将近一倍。
毫无疑问，这是各块棉田的管理技术很不一致造成的。
产量最高（八百一十六斤）的那九亩地原是三年来的丰产地（包括1951年获得九百一十二斤的丰产地在内）。
连年上了大量的有机质基肥，土壤结构较好。
曲耀离对三亩千斤丰产地感到失望以后，看到这九亩地的棉花较好，便集中力量打赘芽、治虫，又比1951年多留了二、三个果枝，所以这块地的棉花前期虽因虫害落铃很多，但仍得到最高的产量。
另四亩地的栽培管理等技术与那九亩地大致相同，也得到了每亩七百九十五斤的产量。
三亩千斤丰产地虫害较重，又被“踏一脚”，也未很好地加以管理（如去赘芽等），所以只收了六百六十一斤。
二亩试验地是他为了试验早种、多留果枝的效果的试验地。
这块地是清明前两天播种的（04月03日）。
它比04月12日播种的棉田早出苗、早开花六、七天。
去年霜期提早半月，它的霜花仅百分之五。
但因这块地的前作是粮食作物，已六年不上粪了，土壤瘠薄，1952年虽然施肥不少，但土壤肥力还没有很好地恢复，因此棉叶很早变黄，生长停顿，多留的果枝也未达到所期望的结铃数，只得到六百五十一斤的产量。
从这里可以看出：
土壤肥力必须连年培养，才能保持与提高。
同时，种的太早了也不一定好，容易受晚霜为害。
戊、运城专区领导方面在技术上没有对他作必要的帮助。
中共运城地委及解县县委在曲耀离村派了驻村工作组，负责接见从各地来的参观团并替曲耀离答复各地来信，使曲耀离能减少非生产时间，致力于生产工作。
这一点是很好的。
但工作组内，没有技术干部，农场对他也没有作到有计划的帮助。
以致发生了“踏一脚”、虫害不能及早发现，和在同样条件下的各块棉田待遇不一样等缺点。
同时，曲耀离主动地和农场联系也不够，正如他所说的：
“在新的情况下，光靠我自己的老经验是不够了。”
他已认识到多和农场在一起讨论技术的重要性。
从这里可得出一个结论：
劳动模范的经验必须提高到科学理论上来，才能得到巩固发展。
〔注一〕曲耀离的开沟灌溉法已实行数年，1951年我部总结他的经验（可参阅1951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所载“曲耀离棉花丰产成绩和技术经验的考察报告”一文。）
时未发现，所以只总结了小畦漫浇法。
另外，在1951年的总结中，有以下不妥处：
一、“苗期不浇水，有蹲苗作用，可促使根部充分发育，向下深扎”的说法，这是片面的，可能使人误认为浇水越晚越好，根扎的越深越好。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
浇水要适时适量，现蕾前需水不多，不太干旱，无需浇水，但自现蕾后应进行适时适量浇水，如浇水太晚，根扎的太深，棉株地面部分发育停止，有延迟成熟的危险。
二、“勤浇轻浇”的说法不明确，可能使人误会到越轻越勤就好。
其实开沟灌溉就是适量浇水。
今后无论井水地、渠水地，都可提倡开沟灌溉。
〔注二〕这是曲耀离在植棉技术上的新体会。
即在肥力充足的条件下，精细整枝可使养分集中到果枝上去，并能使棉铃提早成熟。
因此肥地应当多留果枝。
过去认为在地肥的情况下，如棉株生长过旺，可留一部分赘芽和叶枝来宣泄多余养分。
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因为这种作法，浪费了养分。

认真总结和推广丰产模范的经验
著名植棉模范曲耀离连续三年获得每亩收获六、七百斤籽棉以上的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我国的植棉事业，即使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在较大面积上得到稳定的、高额的产量。
它再一次显示了我国棉花增产的潜在力量是十分雄厚的。
只要我们能够把曲耀离和其他植棉模范的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有计划地加以推广，那末，我国的棉花产量就会一倍两倍地不断提高。
为了总结与推广曲耀离的植棉经验，我们曾经做了不少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两年来曾多次派遣负责干部到曲耀离的农场，检查、研究和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他的经验。
山西省党、政领导方面也在全省产棉区有计划地推广了他的经验。
许多地区的棉农在曲耀离的先进技术的影响之下，不断创造丰产新纪录，山西翼城县吴春安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的每亩产籽棉一千零二十一斤的全国植棉最高纪录，就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另一方面，从去年曲耀离没有完成千斤丰产计划这一事实看来：
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植棉模范的丰产技术的研究和指导，还是很不够的。
运城专署曾派了一个工作组住在曲耀离的村子里，但这个工作组中却没有一个技术干部；
运城专区农场对曲耀离也没有经常地有计划地加以帮助。
中央农业部也没有派定专人，对他作经常的技术指导工作。
因此，曲耀离在植棉技术方面存在的一些缺点，也没有人及时发现并帮助解决。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发生这样的疑问，即对于曲耀离这样一个丰产模范，我们是应该让他自己去摸索，等他创造了经验或遭到了失败，然后再去总结他的经验教训呢？
还是应当随时随地地去研究他的技术，帮助他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呢？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
我们只有真正深入到丰产模范的生产实践中去，研究他的技术，提高他的技术，才能使他们的技术更快地更好地成熟起来，并能丰富我们在技术指导上的经验。
我们认为，从中央农业部起，各级农业生产的领导机关，都应该把所属的各种农业专家，迅速派到各种著名的丰产模范那里去，和他们在一起进行研究，把自己的科学技术和丰产模范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以便很快地把各种丰产技术提高一步。

不要发行散布封建思想的年画
编者按：
在春节期间，许多反映新社会人民生活和国家各种建设的新年画已经在各地大量发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但是，也还有一些含有封建思想的旧年画仍旧在群众当中散布。
本报近来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对于这些含有封建毒素的旧年画及时加以处理。
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市、天津市文化局应该和当地出版业研究处理这些年画的办法。
有些年画散布封建迷信毒素
侯继仲同志来信：
近来在农村各集镇上出售的年画，还有一部分是带有封建的毒素的，它们在散布着不良影响。
例如：
获鹿县永北集上一家年画摊上，有一张“二十四孝”（上海长春画片公司出品）。
一位老先生看了看摇摇头说，现在的孩子们可不如过去孝顺了。
我建议文化主管部门应作有效的措施，认真地作好年画的出版发行工作。
韩同愚同志自河南汲县来信：
最近我见到街上所卖的年画，一般的都有政治意义，但有少数年画是不好的，如上海长春画片公司出品的“圣贤将相真像”、“最新二十四孝全图”、“三教封神榜”等。
我认为在新中国，这些有封建、迷信毒素的画片是不能允许散布的。
希望当地文化领导机关加强对出版业的领导。
天津联胜纸画店竟在旧年画上乱加新标题
中共遵化县委宣传部来信：
近几天来，我们县里的画片店出售着许多天津联胜纸画店出版的旧内容新标题的旧年画，如“刘备招亲”改为“婚姻自由”，这张年画把歌颂封建皇朝的婚姻制度曲解为新的婚姻制度，这是诽谤了我们的新婚姻政策的。
又如把“关云长单刀赴会”改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把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志愿赴朝和朝鲜兄弟共同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行为，与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战争混为一谈，完全歪曲了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
他如把“孟母三迁”改为“劳动光荣”，把“竹林七贤”改为“农村丰收七老娱乐”等等的旧年画还很多。
我们建议文化领导机关对这一类年画加以适当处理。
顺义县为什么要收“过桥钱”
高洪亮等来信：
河北省顺义县城东有一条潮白河。
河上原来没有桥，河东居民到城里去很不方便。
顺义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在1951年10月修建了
一座桥，这对来往交通和城乡物资交流都是很好的。
但是，在桥修好后却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凡来往行人过桥时都要拿“过桥钱”。
县里派人在桥西头设了两个岗，出售“过桥票”；
票价单人三百元，小驴、车五百元，东西多的多要。
谁要是没钱买
“过桥票”，就得等三个钟头。
当地群众对这件事情很有意见，都说：
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修了桥还向我们要过桥钱呢？
顺义县人民政府来信答复
顺义县人民政府来信：
潮白河河床的土质不好，河上木桥每年雨季必须拆除，到秋季由政府采购木材、聘用技工、并发动群众出工重建。
该桥位于交通要冲，往来车辆频繁，易受损耗，必须重视护养，随时修补。
因此，根据以桥养桥的精神，规定养桥费征收办法，经通县专署批准，并通过区村干部向群众说明征费意义后，在1951年底开始施行。
在增产节约号召下，上级指示1953年政府不再开支该桥的修建费（木材及技工的开支），故今后修建费亦将由养桥费内开支。
编者按：
我们认为顺义县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希望通县专署和顺义县人民政府重新考虑并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河津邮局工作中有严重缺点
畔汾、碧峰来信：
山西河津邮局在最近几个月来，由于领导方面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把邮务工作搞得一团糟。
该邮局有四个下乡邮工，一个城市投递员。
他们本来规定城市投递员每天投递一次，下乡邮工两天跑一趟，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执行。
一区窑头在最近三个月内就有一个半月没有收到报纸。
樊家坡和郭村两个学校在去年十一、12月份订的中国少年报，到现在一张都没有收到。
三区医生们联合订了二十份健康报已经好几个月不见送来。
五区区公所给河津农民报社的一个稿件，四十里路就走了半个月。
该局邮工有一次在二区修仁村的路上丢掉了十二封信，其中军属的信就占了十封。
像这种订报不见报、送信不及时和丢失信件的例子举不胜举。
各地曾多次向该邮局提出意见和批评，但至今都没有一点儿改进，群众很不满意。
五区小学教师苏俊说：
“新闻都变成了历史，人家还订报干什么。”
就这样使党报在河津县的发行数量大大缩减了。
该县东西窑头过去订有二十三份山西农民报，现在一份也不订了。
我认为山西省邮局应对河津邮局的工作认真加以检查，并督促他们改正上述缺点。
一周读者来信主要情况
02月02日到08日，本报读者来信组共收到读者来信二千零四十四件，各机关答复读者的信二百九十八件。
这一周的来信中，有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信件仍占很大比重。
可以看出：
这个斗争在工矿企业部门中也日益深入地开展着；
这一周，关于这方面的来信就有五十九封。
有的来信控告领导干部作风不民主、压制批评、违法乱纪以及缺乏群众观点、忽视安全卫生工作；
有的批评厂矿企业管理不善，计划不周，制度混乱，使资金器材大批积压，严重浪费国家财富。
后一种来信就有二十六封，在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的今天，这个情况值得特别重视。
从读者来信中还可以看出，积压器材、浪费物资的情况在几个主要水利建设工程工地中也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
02月01日本报发表了读者揭发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积压水泥、造成严重浪费的来信后，这一周中又连续收到不少继续揭发类似问题的读者来信。
被揭发的单位有三个，积压浪费的物资除了水泥以外，还有各种重要器材。
关于婚姻问题的来信这一周共有一百三十九件。
许多读者反映了当地过去贯彻婚姻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目前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有的提出了一些有关的建议。
有些读者还揭发了某些地区干部玩弄女性、强迫结婚、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违法乱纪的行为，要求结合反官僚主义斗争作严肃的处理。
此外，这一周中我们还收到新疆迪化专区读者常成杰和湖南宁远县紫荆河瑶族自治乡瑶族读者盘荣辉反映当地少数民族人民要求解决学校缺乏校舍、课本等问题的来信。
为了加强本报和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我们希望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经常把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各方面的情况和要求写信告诉我们。

铁道部哈尔滨木材厂对木材供应问题的答复
铁道部哈尔滨木材厂副厂长朱剑虹来信：
去年10月25日“读者来信专页”上，读者严润德对我们铁道部哈尔滨木材厂（原批评信中误为铁道部东北木材厂）不按天津铁路管理局材料处生产需要供应木材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现将我们的检讨和答复告诉你们。
一、我厂向东北林业部领取木材时，规格有限制，不能完全合乎铁道部门生产需要。
为此，我厂曾多次向东北林业部提出意见，但问题未得解决。
为了解决修车需要的特殊规格的木材问题，铁道部最近已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请示，但尚未得到答复。
二、我厂拨发枕木给天津铁路管理局是根据铁道部工务总局的计划和双方所订木材供应合同。
在发送木材的前两天，天津铁路管理局确曾来电报要求不发。
但因我厂已订了货、垫付了款、并要了车皮，只得把枕木发完。
三、我厂所拨木材中有很多是腐朽的，这确是事实。
其原因是我厂领导方面对职工教育不够，部分现场在验收工作中还有马虎从事的现象。
我们保证今后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严格地按照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验收木材。

严惩侵犯人权违法乱纪分子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纵容所属公安人员侮蔑艺人，扰乱剧场，甚至滥用职权，任意逮捕拘押实验剧场干部的事件，说明了合肥市某些公安人员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罪恶行为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
为了严整法纪，保护艺人应有的权利，中共合肥市委会决定开除常光华的党籍，合肥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他的职务并加以法办。
这样处理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常光华是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且为共产党员，对于所属违法人员，不仅不认真进行教育，不给以严正处分，反而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错误态度，甚至滥用职权，侵犯人权，随便拘押剧场的工作干部。
这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恶劣作风的残余。
常光华等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案件，暴露了某些公安机关干部对于艺术事业和艺术工作者的轻视态度：
公安人员买票买不到，可以闯进剧场，任意破坏秩序；
查户口时可以任意侮辱演员，逮捕演员；
公安局副局长可以任意将剧场政治指导员“铐起来送到牢里去”。
这种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警察老爷们看白戏，打剧场、侮辱演员的恶劣行为，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安徽省某些党政领导干部没有深刻认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不按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及时加以处理；
他们在座谈会上竟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来处理这个案件。
这在实际上是对犯法的公安人员的纵容，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人民艺术事业的漠视。
合肥市部分公安人员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
有些地区，由于当地的文化主管机关对于戏曲剧场和剧团缺乏明确的管理制度，或是根本放弃领导，听其自流，以致公安机关对剧团剧场可以任意干涉。
有些干部在思想上轻视艺人，对艺人不是采取耐心的团结教育的态度，而是采取强迫命令的粗暴态度，甚至不顾政策，胡作非为。
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艺人的生活和演出，影响了戏曲工作的发展。
这是不能容许的。
各地公安部门的领导机关应该通过这个事件，对所属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中共吉林省委直属机关的干部文化学习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董速
一、文化学习阵地在日益发展
吉林省委直属机关业余党校文化部，从1950年创办以来，已三年多了。
开创当时，因为缺乏经验，学员们还没亲身体验到文化学习的好处，因而情绪不高，出席情况不好；
教员数量不够，质量也低。
三年来经领导方面及全体教员与学员不懈的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从1951年初，文化学习即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文化学习的高潮。
现有学员一千八百五十六名，专职教员十二名，兼职教员十七名。
从文盲的速成识字班到高中班，共二十八个班。
学习科目：
初小、高小都学语文、算术。
初中学语文、算术、历史、政治常识。
高中是语文专修（今年计划将高中班分成文、理两科。
文科是继续提高干部的语文程度，理科是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提高企业部门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
学制是：
速成识字班，三个月毕业，认识两千字。
初小二年毕业。
高小一年毕业。
初中二年毕业。
高中语文专修一年毕业。
这样，从文盲到高中毕业，只需六年零三个月的期间，大大缩减了学习过程，带着很大的速成性质。
参加文化学习的，不但有科长、科员、勤杂人员，还有局、处长干部六十六人。
不但有青年同志，还有年逾五十的老同志。
因为学习确实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所以学习情绪饱满，每天晚饭后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挟着书本走向学校；
女同志赶快给小孩喂完奶就走，残废军人拄着拐杖，来的更早，还有从十里地外赶来学习的。
有时停电了，大家自己带着蜡烛，在烛光下坚持学习。
学习已成了大家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因为下乡没参加测验的同志，回来就到学校要求补考，或把作业寄回学校请教员批改。
大家都感到学校是培养自己的良好园地，都热烈地爱护它，关心它。
每逢纪念节日就给学校写信，送纪念品。
毕业出校的同志也深深怀念着学校。
二、三年来文化学习的收获
三年来，由文盲提到初小毕业程度的已有四百八十人。
由初小一年提到高小毕业程度的已有七百五十人。
由高小一年提到初中毕业程度的已有七百五十人。
由初中毕业出校的共有七百八十人。
1953年将有二百二十人由高中语文专修毕业。
不少同志由于提高了文化，工作做的更好了，由科员提为股长、科长。
还有不少同志，由做勤杂或保管工作改做收发、会计、文书工作。
炊事员、保姆同志也做了打字员、会计。
一个革命残废军人同志，原是文盲，又在作战中失掉了右手，现在用左手能写整齐的笔记、通讯稿子，又能做预决算。
省法院邵云芳同志，过去是一个只字不识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现在学会了记账、算账、读东北日报，还当了机关支部的学习委员。
由于文化水平提高了，大家也提高了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学会综合与整理材料。
做档案工作、管理材料的同志说：
“分类卡片整得更有条理，更细致了。”
在企业部门工作的同志，学会了量立方公尺、计算面积容量和物价指数。
会计同志因为算术程度的提高，缩短了整理传票账目的时间。
管理员、事务员由于学习，管账不错，也不乱了。
财政厅仓库一个管理油桶的同志说：
“过去多少油桶装多少油老也算不出，还得到处找人帮助，常要耽误工作，心里蹩曲透了。
现在呢，我学会了除法，很快就能算出桶的数目，工作效果提高啦。”
经过学习历史，丰富了史实知识，给政治常识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过去在许多工农干部中“大老粗、吃不开”的情绪已经被学习的热情和信心所代替了。
很多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提高了，已参加了理论学习。
三、教学方法和几个主要的经验
文化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员文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并为政治理论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参加文化学习的同志的特点是：
斗争和生活经验丰富、理解力强，书本知识少，不习惯于系统的脑力活动。
为了达到学习目的，适应上述特点，教学总的方法是：
启发思考，重点深入，联系实际，反复练习，并且这几个环节还要紧密结合。
启发思考：
在讲授与作业中，除教员做生动的讲解外，必须结合课文，引导学员动脑筋思考，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讨论，然后教员再进行批判总结。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了解学员进步程度，启发学员用脑思考，提高学员研究问题的兴趣。
这样启发讨论，并不占过多的时间，仍不影响以讲课为主的方针。
重点深入：
因为学员是业余学习，精力、时间有限，讲课内容必须精练有中心。
在一定时期中使学员耳听、眼见、脑里想的，都集中一个中心问题上面。
这样才能收到最大效果。
如：
讲单句构造时，不论在讲授、复习或作业批改中，教员都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反复的讲解。
又如在一定时期内，抓住普遍常犯的错别字，反复讲解，集中力量消灭它。
此外，还应让学员反复练习。
联系实际：
（一）教材内容与当前政治实际的联系：
除讲固定课本外，经常选些国内外新鲜事件、杂志、报纸上的主要文章，作为补充教材。
如：
“三反”时在高小、初中班普遍学习“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共产党员——张子良”一课，结合第3届国庆节讲“光荣归于伟大的毛泽东”。
（二）教学方法与学员实践经验的联系。
即讲授时，要联系他身边最熟悉的问题，去解释说明，通过这种联系方法，把学员实践中的感性知识与课堂讲授的理性知识结合起来。
（三）强调学用一致，随时引导学员运用学过的知识。
如让学员用自己语言来记笔记锻炼其听写能力。
这样，他们回到机关，听报告、上大课时也就能记笔记了。
此外，从作文的修辞、造句、内容、剪裁、取材，直到结构等方面，都联系研究写工作总结及通讯稿子的方法。
算术演题，也密切结合工作实际，如粮食局学员，演算计公粮，评地级等题目，印刷工厂学员演算多少天印多少课本的题目。
四、组织与领导方面的几个问题
三年来，我们的文化学习，所以能够坚持，并日臻巩固和发展，从组织领导方面看，有下面几点经验：
（一）各级党委对干部的文化学习，给予极大的重视和直接领导是办好学校的主要关键。
省委业余党校文化部，在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不但在学习方针及业务思想方面，得到了及时指导，在学校设备及物质条件上，也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党委充分认识到文化学习是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必须组织文化水平低的干部踏踏实实地进行文化学习。
各机关支部也直接领导了本单位干部的文化学习，把这一工作当做支部重要任务之一。
（二）配备了专职干部和专职教员，实行了分工与专责。
特别因为有了专职教员，因而建立了经常的作业练习与作业批改，进行了对学员的具体指导。
这是提高学习效果巩固学习情绪的重要环节。
（三）建立了严密的学习制度：
有请假、补假、消假制度；
退学、考试、补考、补课制度；
各种会议制度及批评表扬制度。
这些制度的建立并鼓励学员自觉地遵守，就成为推进学习的巨大动力。
（四）建立了班级管理工作：
除教员、级任、主任外，在学员里设班主席，负责班里行政工作，掌握学员思想情况。
并设有各科的课代表，督促检查作业，负责业务指导。
班下分小组，通过班务会及小组长联席会，实现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管理。
几年来经验证明，班级管理方法，使分散的业余文化学习，得到了比较集中的管理，对贯彻教育计划上起了巨大的组织作用。
（五）教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并组织观摩教学，有领导、有计划地研究教学经验。
这样，教员也就提高了业务能力和教学质量。
（六）培养学习优秀分子及模范，通过这些人带动全体学员，成为学校学习中有力的骨干。
当然，吉林省委直属机关的文化学习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主要表现在强调了语文学习，对自然科学注意不够。
在学制的规定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教员因程度所限，讲课质量不高，特别是兼职教员，因不能给学员批改作业，不能做经常的班级指导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习效果。
所有这些，都须在今后改进。

介绍“达尔文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北京农业大学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建人
本书的前言及一篇序文说明，本书系根据苏联专家给“达尔文主义研究班”编写的讲义而编译的。
本书上册除绪论以外，分作二编。
第1编是“达尔文以前的时期为进化观念的斗争”，也就是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说简史。
从希腊时代讲起，到十九世纪俄国的进化论者为止。
其中，对于布丰、拉马克、圣提雷尔的学说介绍得比较详细。
第2编是“达尔文的基本学说”。
从达尔文从事研究时代的英国社会背景讲起，接下去把达尔文“物种起源”里所讲到的变异性、遗传性、人工选择、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等加以介绍和说明。
最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评价来结束。
条理是很清楚的。
本书下册也分作二编，即第3编和第4编。
第3编是“在达尔文学说照耀下研究生物界的基本方法”。
从古生物学上证明进化讲起，依次讲了解剖学、胚胎学等等方面对于进化的证明，中间也讲到了巴夫洛夫等的工作。
这些讲述给进化论举出了比较详细的证据。
第4编是“米丘林学说是生物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主要是讲述了米丘林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李森科院士的成就。
对于生物体与生活条件的统一性、新陈代谢作用的真实意义、遗传性及变异性的本质等等，都作了辩证唯物论的说明。
达尔文主义原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却被歪曲，并遭到种种恶毒的攻击。
特别是在美国，有许多州禁止学校里讲授达尔文主义。
若干年前，达顿地方有一位名叫斯哥布的青年教师，讲了人从猿猴类进化而来这一科学事实，竟被控诉、判罪和处罚。
其无理以至于此！
在苏联却正相反，达尔文学说是极受欢迎和重视的。
列宁曾给达尔文以“把生物学第1次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的好评，斯大林也曾说他和拉马克的“进化的方法使生物科学站立起来了”（原书三三一页）。
本书也极推崇达尔文，说他给马克思的“哲学家们仅仅用过各种方法来解释世界而已，但是我们的工作是要改造世界”（原书四页）这句话开辟了道路！
应该指出，本书并不只是把达尔文学说单纯地复述了一遍。
完全不是这样。
它把达尔文主义里正确的部分加以发扬，错误的部分加以批判和纠正。
关于达尔文的错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导到他的理论里来。
本书批驳了人口照几何级数增加，食物只照算术级数增加，因此要演成人口过剩的谬论。
并指出达尔文认为种内斗争是最剧烈的意见是不合事实的。
本书曾引证了李森科的新颖理论。
事实确实也表示得十分明白，如鼠兔的逃避本能，系用于逃避猫及狐狸等动物的追逐，而完全不用于同种个体间的斗争；
虎豹的尖利的爪牙，系用以捕捉别的动物，而完全不是用来对付同种的个体的。
达尔文虽然自己声明过，生存斗争一语含有比喻的意思（可见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用语不大适当）。
但讲到生物生殖“过繁”的时候，就有“只有用生活中某一个时期遭受消灭才能够抑止的”（原书一四四页）一类的话来“解释”。
因此，他的描写又很容易叫别人把生物世界看作一个残酷角斗的场所。
本书明确地指出这种描写是不对的，同时也就纠正了由此而来的错误看法。
书中说：
“于是达尔文描写这种消灭的景象，这种描写远胜于美术家或者诗人的最勇敢的幻想力。
他所描写的自然界并不是清朗而良善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和平景象的自然界，而使我们很惊异地发现一种可怕的混乱，在那里一切生物混合而纠缠在一个残酷致死的战斗中，每一个生物进入生活中都要跨过千百万与其同类者的尸体。”
（原书一四四页）
达尔文学说中的这种缺点，本书这样批评说：
“达尔文在他迷惑于马尔萨斯‘理论’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在‘物种起源’所引证的自然选择发生作用的许多例子中，繁殖过盛和因繁殖过盛而引起的竞争并不起任何作用”（原书一四六页）。
“达尔文自己也感觉到他始终不能明了种的生命的问题，他写过：
‘阻止每一个种数目增加的自然趋向的原因，是非常模糊的。
’”（原书一四八页）
达尔文学说中的这些缺点，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
本书很正确地分析了达尔文的阶级出身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说明达尔文学说中的矛盾和缺点“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有害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原书二三九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残酷的竞争和人剥削人的制度占着统治地位。
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观念，就很容易反映到达尔文的生物学著作里去。
上面所说到的一些达尔文学说中的缺点、错误及其社会根源，只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此外还有若干比较专门的，较少为人提及的，也顺便在此谈一谈。
达尔文亲身和敌人作战斗的问题，就是物种变还是不变。
他坚强地首先把变异是生物的普遍性这一个问题肯定下来。
但他只认为生物的变异性与遗传性是自然界中很自然的事实，而对其起源和本质，则以为不容易认识，因而就没有进一步去查究。
达尔文觉得变异的性质不容易认识，这分明是和生物体与周围的生活条件之关系没有明白了解有关的。
达尔文虽相信外界条件能使生物发生变化，但有时候却又认为外界条件对于生物体只有像引物燃烧时候火花那样的作用。
另外，达尔文明明看到生物的变异有缓慢的渐变，也有急遽的飞跃，但他认为新种的造成主要是由于渐变加上生存斗争与选择作用。
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他一方面与特创说作着斗争，而另一方面又反复引用来布尼兹的“自然界中没有飞跃”这句错误的话，因而使书中充满了这话的意思。
达尔文把生物界的变异看作是一般连续不断的微小的个体变异。
他对特创说作战是胜利的，但同时也是有缺点的。
正因为这样，唯心论的反对论就乘机侵入了。
苏联的米丘林和李森科积极地发挥了达尔文的思想。
和发展他的思想的同时，也纠正了他的有缺点的一面。
本书叙述了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说明了生物体的能遗传的变异是在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下面产生的，这意见与达尔文的意见没有什么不相同；
但他们更推进了一步，说明作为生物体的特性的遗传性，不特与代谢作用密切相关连，而且生物的遗传性也只是该生物的代谢作用的类型。
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代谢作用的方式，也就有不同的本性即遗传性。
生物体与环境是整个的统一体。
而过去的生物学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认识了这一点，认识了生物体由于同化外界的东西而成为自身的东西（即内在事物），以构成其身体，那末，就能认识如果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生物当然也会发生变化这个道理了。
同时，代谢作用类型发生变化，生物的本性也就发生变化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遗传性不仅遗传着生物前后世代的相似，也遗传着前后世代的相异。
我前面曾说到达尔文与特创论的斗争主要只是物种变不变的问题，还没有深入说到种怎样能够变异的问题。
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却落在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身上，而且基本上已经获得胜利了。
在达尔文的时代，支持特创论的唯心论是失败了，但是仍有唯心论者，继承了反进步的一面，退守了第2条防线。
这就是魏斯曼、莫尔干一派。
他们说“遗传物质”是基本上不受外界的影响的，对身体是独立的，不变的。
他们认为：
“纵使个体在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话，但是，这种改变不能影响种的历史”（原书四八三页）。
显然，这与达尔文的理论是对立的。
米丘林生物学不承认生物体中存在着特别的遗传物质，正如糖中不存在着另外一种甜的物质一样。
“按米丘林学说，……有机体遗传特性的改变，永远仅仅是由于有机体在它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发育的改变。”
（原书四八四页）米丘林用他的全部科学的力量进一步击败了主张遗传物质不变的唯心论，使达尔文主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种对于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具有极重要意义的，是对于物种的性质的明确认识。
达尔文认为生物的主要变异只是缓慢的，逐渐的，而没有跳跃的。
由这种变异产生的进化，也是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
由于这种渐变的理论，也就影响了达尔文对于种的不正确的认识。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中只存在着具有变异的个体，“种”这名称是为了种种方便想像出来的。
他认为种的名称不外表示一群彼此很相像的个体，与变种这一个名称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所谓变种，不过指区别比较不显著，性状比较不稳定的类型罢了。
换一句话说，即“他把种没有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把它当作个别个体的总数，这些个体好像仅仅为了保存它们个体的生命而实现一切的生命过程，因此它们彼此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斗争和竞争。”
（原书五三八页）
苏联先进生物学对于种和变种却作这样看法。
首先认为种由质变而形成。
种是生物界链索的环节，是质上特殊的阶段，是生物界历史发展的阶段。
变种也不是过渡的中间型或由此种变为他种的阶梯，它实在是种的存在形态。
包含许多变种的种，能够获得多方面的适应和繁荣。
前面已经说过，新的正确的学说不承认种内的斗争。
进一步认识种内个体与种外个体间的关系有质的不同。
如同种间的个体植物能互相授粉。
变种间也是如此。
达尔文主义既有上述的缺点和错误，为什么还要介绍它呢？
因为达尔文在历史上确实有着不朽的功绩。
达尔文的科学功绩在于他科学地解释了有机体对其生活环境条件适应的合理性。
列宁说过：
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才站立了起来。
达尔文说明了现代的有机界就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并没有任何上帝的力量来干涉。
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在生物科学的发展中是一个历史标志，从此把生物科学引向新的时代。
恩格斯在评价十九世纪的生物科学的伟大发展时写道：
“应该指出达尔文强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因为他证明了所有的现代的生物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人也在中——是继续千百万年发展过程的产物。”
（原书二三一页）达尔文所建立的对周围有机界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完全自发地应用了发展观念，他正确地说明了有机界的历史发展过程。
本书称赞他证明物种由别一些种产生，“同时也证明了生物界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它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就是达尔文理论的不朽功劳之一。”
（原书五七四页）斯大林还曾经把达尔文归之于“能够不顾任何阻碍，不顾一切，摧毁旧的创造新的”（原书二三一页）这一类人。
“生物科学在它全部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尖锐思想斗争的战场。
现在，在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中，在生物科学界中唯物与唯心世界观的冲突，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最近形成了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
一个方向为唯物的前进的米丘林方向，它的名称以伟大苏联学者、它的创始人米丘林为名的。
另一个方向为反动的、唯心的魏斯曼方向，它的创始人为资产阶级的生物学家魏斯曼、孟德尔、莫尔干。”
（原书四八二页）这里说了在为达尔文主义而斗争的两个阵营里，真理却只有一个，只在一面。
唯物论的进步的达尔文主义——即指发扬与纠正过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科学，唯心的反进步的魏斯曼主义是空虚的假科学。
自然科学者要坚决地学真科学，不学空虚的假科学。
我在前面曾说过，本书推崇达尔文，说他给马克思的“哲学家们仅仅用过各种方法来解释世界而已，但是我们的工作是要改造世界”这句话开辟了道路。
米丘林、李森科及其拥护者已更进了一步，切切实实地进行了改造自然的工作了。
上面把本书内容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还有译名方面亦顺便说一点。
前些时有一位农学教授，来信告诉我说，他曾查过四种英汉字典，都把黑麦（Rye）译作裸麦；
因此有些从俄文译来的书上，也把黑麦译为裸麦。
这大概是查了俄英字典，然后再照英汉字典翻译的缘故。
本书却是译得对的。
但另有一些译名仍有可商榷的地方。
例如Oleaeuropaea通常被译为阿列布或洋橄榄。
但本书却将它译为橄榄树，这就易与生长食用青果的橄榄树混淆。
一四六页上讲到达尔文计算象的生殖率时，译文说：
“在它二百年的生命中它产生三对小象（在三十岁到九十岁之间）……”。
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说，象三十岁开始生育，到九十岁，这中间生产小象六只，活到一百岁。
他书亦有说象能活一百二十年的。
“二百年”这个数字似大了一些，疑是排错的。
生小象六只和三对意义亦不相同。
象每产只生一只，如说三对，有误解为生三次每次双生的可能。
此外，还有一些错字。
例如一八一页的白灵鸟想系百灵鸟之误。
一八五页上的水草想系水藻之误。
一三二页上的犬科应系犬属之误。
等等。
还有，本书不称翻译而称编译，但没有说明曾对原著有何种改动，须加说明。

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违法乱纪
纵容公安人员非法拘捕演员被撤职法办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滥用职权，在去年10月间，纵容所属公安人员非法拘捕公营实验剧场的领导干部和演员，严重地侵犯人权，违法乱纪。
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得到严肃的处理。
本年01月，华东文化部派员去调查的时候，常光华对于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还丝毫没有认识。
中国共产党合肥市委在01月23日作出了决定，开除常光华的党籍，同时合肥市人民政府也决定撤销他的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
合肥市公营实验剧场在私营期间，当地公安人员去看戏非但可以不买戏票，剧场人员还要敬烟敬茶。
1951年改为公营以后，剧场对过去陋规，逐步加以纠正。
可是部分公安人员，对这种改进却非常不满。
在日常查户口中，或在街上，对剧场的女演员时有轻佻行动。
1952年08月24日，合肥市公安局侦察队员薛振东去实验剧场买戏票，因观众拥挤不曾买到，大为不满，就进入剧场和剧场工作人员发生争吵，并到办公室乱翻文件，甚至拍桌大骂：
“小戏院跟我们公安局闹蹩扭，真是瞎了眼，以后瞧吧！”
次日晚八时，薛振东、陈七才（自称是市公安局科员）带了十多个公安人员，在金陵小吃馆吃酒以后，闯入剧场，冒言王祥珍（剧场的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曾经答应留十只座位给他们，检查员制止不住，他们便闯进场子，任意叫喊，乱站乱坐，破坏剧场秩序，解劝无效。
剧场主任黄宁就打电话给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常在电话中说：
“……你们小戏院有问题，工作人员看不起公安局，要好好教育。
我们局里这些人也下贱，放着大戏不看，要看小戏……我把他们叫回来好了。”
薛振东等被市公安局派人叫回去的时候还用威胁的口吻对剧场工作人员说：
“你们敢给我们下不去，等着看吧。”
剧场主任当把这情况报告省文化局杨杰副局长，并请转告省公安厅苏毅然厅长（中共省委委员）和合肥市丁继哲市长，由丁继哲市长责令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进行检查，但常对所属人员这种违犯法纪的行为，不仅不加以制止和处理，反责怪实验剧场看不起公安局。
10月28日夜，合肥市公安局西市分局孙股长会同和平桥派出所员警去实验剧场宿舍清查户口的时候，言语和态度非常轻佻恶劣，到处乱喊：
“鲍志远、郎敏（均女演员）住哪里？”
同时用电棒向女演员脸上乱照，引起演员不满。
当时有个演员向他们提出意见，孙股长即嚷着说：
“把他们逮起来，让他们有意见到局子里去提。”
结果查出六个人没有报户口（刚由文工团调来，派出所曾叫他们暂缓办户口登记）便要带走。
王祥珍提出：
“他们明天还有工作，要带人，我跟你们去好了。”
孙股长当即将王祥珍一起带走，送到和平桥派出所拘押。
其中除王祥珍于天明时由市公安局提去审讯外，其余六人一直押到第2天上午八时才由派出所释放。
王祥珍于29日晨被提到市公安局时，一进门，常光华即向他大声质问：
“你是小戏院子里的吗？
你们为什么不报户口？”
王就把剧场某些干部未报户口的原因，加以说明，常斥为狡辩，大骂道：
“你小戏院依仗大机关，瞧不起我们公安局！
这是我管的地方，马上撤销你的执照，封闭你的戏院！”
王当即答称：
“剧场是人民的剧场，你封了它，也是国家的损失！”
这时常光华竟破口大骂起来：
“妈的，把他铐起来，送到牢里去！”
并说：
“我拼了副局长不干，也要把你关起来！”
事后，市委副书记黄建中、市长丁继哲闻讯至公安局检查，指出这是错误行为，并令其释放，但常强调治安条例，拒不执行。
直至省公安厅苏厅长去了电话，才将王释放。
王被关押在市公安局共达十一小时。
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和省公安厅长苏毅然虽然指出了常的错误，并责令检讨，但对这件违法乱纪事件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一直没有加以严肃的处理。
直到今年01月11日华东文化部据报后派员前往合肥调查，并经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杰催请迅予处理，省当局才在01月14日召集各有关方面举行了座谈会。
在会上，常光华只承认自己是冲动，根本未作深刻检讨。
省公安厅厅长苏毅然发言，认为：
（一）公安系统的部分人员对戏曲艺人看法不正确；
（二）拘押剧场工作人员是错误的，应由常光华负责；
（三）剧场不报户口，对政府法令不重视，也是不对的；
（四）常光华应在公安局召开大会作检讨；
剧场也要开会检讨，以后双方要密切配合，化除成见。
最后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做总结，表示同意苏毅然的意见，认为“常光华同志听信少数人的一面之词，不加考虑，贸然行事，应负主要责任，要检讨。
剧场是公营的，保卫工作应重视，剧场负责同志应与公安局密切联系，给他们工作上的便利。
以后双方要搞好关系。”
这件事情处理的经过情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首先，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苏毅然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总结”，是是非不分，缺乏应有的原则性的；
同时安徽省和合肥市党政领导机关对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常光华等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非法恶行亦未及时作认真严肃的处理。
合肥市人民政府对常光华的处分仅仅是撤职了事。
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的十多天之后，才责令司法机关将常光华拘捕依法惩办。

文化简讯
1953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将在上海举行
为了进一步在全国开展足球运动，提倡在青年、少年中开展小足球运动，1953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将于02月25日到03月04日在上海市举行。
参加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单位有：
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西北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内蒙古自治区等代表队。
辽东省电影教育工作队确定企业化经营原则
在01月26日到30日举行的辽东省第1届电影教育工作队队长联席会议，有相当大的收获。
经过讨论后，大家明确地认识了电影教育工作队工作方针：
普遍深入无影院地区，为工农兵服务，做好影片内容解释工作，并要利用幻灯、讲演、图片展览等形式，进行政策和时事宣传以配合各个中心工作；
同时，各队必须按企业化原则经营。
大家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批判了为放映而放映的电影匠作风和为收费而放映的单纯经济观点。
各系统电影教育工作队过去没有统一组织起来，因而工作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宣传效果。
在这次会议上，由有关机关指派代表共同组成“辽东省电影教育工作队联合管理委员会”，确定各系统电影教育工作队在联合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统一划分放映地区，统一排片，统一票价，统一制订全省范围的放映计划，统一规定工作任务与业务制度，以便发挥更大的工作效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辽东无影院地区的电影放映网，使电影普遍深入广大的农村、工厂、矿山、森林、铁路沿线和沿海岛屿。
华北人民话剧团演出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华北人民话剧团从02月17日起在北京正式公演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该剧在去年“中苏友好月”中曾由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
华北人民话剧团在去年12月底开始排演此剧；
在排演之初，即邀请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作了演出经验的报告。
该团预定在北京公演两月后，即往华北各省、市巡回演出。
“解放军文艺”一、02月号发表了好几篇战士作品
“解放军文艺”一、02月号合刊本登载了好几篇战士作品，作者为樊斌、崔八娃、萧高嵩、刘湖、谭尧、李仁、朱国瑞等七人。
这些作者在一年以前，大部分都还是文盲或者半文盲；
但在学习速成识字法后，写出了这些作品。

本报揭发中共鞍山市委阻碍开展批评的现象后
鞍山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
02月06日的人民日报（载有“鞍山‘工人生活’报开展批评中遭遇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碍”的文章）于09日清晨到了鞍山后，立刻在全体职工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
报纸被大伙儿争抢着，传看着，朗读着，讨论着。
大家一致认为：
“登的太对了！”
“对鞍山今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好处太大了！”
“这下子真乐坏了！”
鞍山钢铁公司运输部职工们读到报上对该部主任沙友石的批评一致表示拥护，并对沙平时的官僚主义作风又提出了不少的事实。
矿石桥工友们知道人民日报批评了沙友石后，高兴地大叫起来：
“共产党真了不起，真是大公无私，沙主任都被批评啦！”
炼钢厂收到人民日报后，党委会马上组织了学习，并准备给报纸写检讨。
厂长马成德并亲自到“工人生活”报和过去采访炼钢厂的记者交换意见，询问过去都是那些被批评了的事没有答复，准备立刻写检讨。
他说：
“这次人民日报批评我，我并没有一点抗拒思想；
如果不是经过民主补课，恐怕还不会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的批评在鞍钢基本建设系统各部门也受到普遍拥护。
基本建设政治部、金属结构公司、机械安装公司、电气安装公司、无缝、大型等工地的许多干部，都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
他们一致认为：
这次批评对于推动基本建设部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大作用。
以前，明知基本建设中漏洞多浪费大，但谁也不敢提。
电气安装公司宣教科的同志说：
“人民日报揭发鞍山‘工人生活’报自下而上的批评受到阻碍后，对我们宣传工作也有好处。
我们本单位也有压制通讯员直接向报社投稿的情况，明天我们就把它写给报社。”
同时他们对公司发的
“各单位向外报道要经过公司审查”的通知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同样是违背了党中央决定的精神。
无缝工地机械安装工程队支部书记说：
“我十分拥护人民日报的批评。
鞍山类似沙友石、马成德这样的官僚主义者还是有的。
这次批评给这些官僚主义者敲了警钟。
这告诉我们做领导工作的要好好地加强群众观点。”
无缝工地一个基层工会干部说：
“共产党是光明的，鞍山市委有了缺点，报纸上也进行了公开批评。”
无缝工地主任刘铁男说：
“我看到文章后，马上检查了工地积压读者来信情况。”
人民日报的批评对过去受过打击的通讯员起了莫大的鼓舞作用。
曹永魁正在搬家，他对记者说：
“我要马上写稿子，拥护人民日报的批评。”
丁乃雍说：
“报纸来了，我一口气看完了它！
这才解渴呢！
过去我写批评稿受到官僚主义者的打击，一年多没敢写批评稿。
这一回，我要把我的遭遇好好写写，揭发这些官僚主义者！”
赵启璋并立即写稿给报社，表示他今后要更好地站在维护党的利益的立场上，继续和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
人民日报在鞍山激起的最大的回响，还表现在人们对官僚主义的揭发上。
市工商局的通讯员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向“工人生活”报揭发了鞍山贸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工业局的通讯员揭发了水暖材料厂厂长刘玉岳压制批评的行为……，目前，这类稿件正如雪片似地飞向“工人生活”报编辑部。
人民日报的批评给鞍山带来了喜气，给报纸通讯员和广大群众扫除了障碍，也给鞍山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顺利前进开辟了道路。
正如通讯员张喜多、赵梦珊、张连和、孟庆祯等所说的，经过人民日报这一批评，鞍山的自下而上批评可以展开了。
我们今后不再怕官僚主义者的打击，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全印和平理事会在德里召开公众集会
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
越南通讯社指出美国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终将失败
【新华社新德里18日电】
　全印和平理事会14日在德里召开公众集会，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扩大远东侵略战争政策，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
参加集会的有德里市民六百人。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库马拉帕担任大会主席。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马德拉斯电影导演克·苏布拉曼雅姆在会上发言，号召举行群众示威来支持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的要求。
他说：
印度人民能产生有利于和平的影响。
国会议员、前波保尔邦政府首席部长查图尔·纳拉茵·马拉维亚也在会上表示支持立即在朝鲜停火的要求，并说：
我相信，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中国进行过细菌战。
他们现在阴谋使亚洲人打亚洲人。
但他们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作家郭白克说：
印度人民应和世界舆论一致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好战言论。
郭白克指出：
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或华尔街可能以为他们能够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但他们错了。
中国人民是打不败的。
印度国会议员、著名诗人哈林德拉纳特·查托巴达雅也在会上发言，主张印度应和中国站在一边维护和平。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在朝鲜停火，并斥责艾森豪威尔的扩大朝鲜战争政策。
大会在另一项决议中赞同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所通过的“致五大国政府书”。
【新华社讯】
　越南通讯社评论员17日发表题为“美帝国主义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必将失败”的评论，揭露艾森豪威尔声明利用蒋介石残匪扩大远东侵略战争的阴谋。
评论说：
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就是美国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计划。
美国侵略者由于在朝鲜遭到惨重的失败，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作战部队方面的困难，因而被迫求助于这一办法。
评论回溯蒋介石匪帮几年前被赶出中国大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国在朝鲜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及法国殖民者虽然从美国得到日益增加的援助也在越南被打败的事实。
评论最后说：
从中国、朝鲜和越南的教训看来，可以预料，在亚洲和世界人民联合斗争面前，美帝国主义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终将失败。

在战斗中建设
——阿尔巴尼亚访问记
孔东平
一、“游击队之宫”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有一座建筑得富丽堂皇的王宫，这里过去曾是反动统治者作威作福的地方。
解放以后，这座王宫已改名为“游击队之宫”。
每逢年节，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便在这里和他们敬爱的领袖们欢聚，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
1952年11月29日，我随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黄镇将军前往地拉那参加了阿尔巴尼亚解放八周年纪念的庆祝典礼。
这天，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和示威游行。
晚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在“游击队之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国政府代表团。
参加宴会的除劳动党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外，还有来自各地的工、农业劳动模范、老革命战士和烈士家属们以及宗教领袖。
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场面。
整个会场就像一个大家庭。
宾主们宴罢，大家都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大圆圈，纵情地跳着阿尔巴尼亚民族舞。
工人、农民、军官、战士们围在一起，他们引吭高唱着古老的民歌和老游击队歌曲，回忆着英勇战斗的日子；
唱罢，互相热情地吻抱不止。
部长会议副主席谢胡同志身旁坐着一位一百○八岁的老农民。
他是从北部托波伊亚山区来的。
他过去是反抗土耳其和佐古反动派（佐古是阿尔巴尼亚过去的国王）的老革命战士。
老头子精神很好，但耳朵不大灵了。
他目光炯炯地突然握着拳头，大声地说：
“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一百万阿尔巴尼亚同胞01日得不到解放，我死也不瞑目。”
老人心中充满了对铁托匪帮的憎恨！
在这庆祝解放八周年的狂欢之夜，不知有多少在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正在铁托的集中营里遭受酷刑！
托波伊亚山区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游击队的根据地之一。
霍查同志不久以前曾访问过那里。
他向一个名叫苏里玛的农民说：
“请你告诉我，在你们每天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们献身劳动，为了让党更坚强，像过去一样坚定不屈地战斗。”
苏里玛回答说，“我们绝不容许谁来侵犯。
您什么时候召唤我们，我们就拿起武器。
您知道，我们山地老百姓个个都会拿枪，我们每个人都誓死要捍卫祖国，捍卫和平。”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声音。
这就是这个年青人民共和国的力量的源泉。
二、一手拿枪，一手建设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开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设自己的祖国。
但是穷凶极恶的美、英帝国主义者却不让阿尔巴尼亚人民有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的机会。
他们纠集了阿尔巴尼亚周围的一切反动势力——铁托匪帮、希腊保皇法西斯、意大利、土耳其反动政府，形成对阿尔巴尼亚的四面包围和封锁。
沿着阿尔巴尼亚边境布满了特务间谍的基地，在那里豢养着大批佐古反动派旧军官、战争罪犯和反动流亡地主。
他们利用飞机空降和小木船偷渡等办法，派遣他们的爪牙潜入阿尔巴尼亚境内进行煽动、破坏和暗杀。
在他们支持下的铁托匪帮和希腊保皇法西斯，不断在边境上进行武装挑衅。
从1949年到1952年，周围敌人对阿尔巴尼亚陆、海、空的侵犯即达九百二十多次。
从意大利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侵入阿国领空投散反动传单达三百多次。
然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恫吓所吓倒。
他们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久经战斗考验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以对人民与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警惕地守卫着边疆。
他们随时准备给胆敢侵犯他们祖国的任何敌人以迎头痛击。
在1949年08月反击希腊的一次大规模挑衅的战斗中，人民军曾杀伤敌人一百五十多名。
“建设我们的新生活要一手拿铲，一手拿枪”——霍查同志的这一指示，现在已成为阿尔巴尼亚全国人民战斗与工作的行动口号了。
在靠近国境线的村庄里，我重新感到了像我们过去在边沿区斗争中的那种蓬勃的战斗气氛。
头带白色回教小毡帽，腰佩子弹袋，倒背着步枪的阿尔巴尼亚民兵，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不仅是保卫地方治安、猎捕间谍特务的勇敢战士，同时也是生产战线上的能手。
奥里湖（湖的一半属阿尔巴尼亚，一半属南斯拉夫）附近比丁聂村的“爱国者”生产合作社主席奎玛·甘波，把他们村子抓特务的故事告诉了我：
1952年03月15日，下雪天。
这天早晨，合作社值日员看见山上有个黑影闪过，他起了疑心，就上山去找。
离小山不远有个山洞，他看见那个黑影钻进洞里去了。
他马上回来报告。
这天我们村里只有九个人在家，派了一个人去报告边防军，其余都准备好武器，上山包围洞子。
一会，部队赶来了。
我们就向洞里扔手雷。
“我们投降……”洞里有人叫喊起来。
“出来就不杀你们”，队长命令道：
“把手举起来！”
三个特务举着双手钻出洞来了。
这三个家伙都带着美国冲锋枪、手枪和英国手榴弹。
他们供认是从希腊来的。
任务是搜集情报、暗杀政府负责人、散布谣言。
他们这次是第5次偷过边境，白天躲在洞里，准备在夜间活动……。
老百姓抓特务的例子很多。
邻村有一个放羊的老头，把三个特务引到他家里睡觉，自己放火烧了房子，把特务也烧死在房子里……。
三、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农业—工业国
阿尔巴尼亚的地理条件对于她的经济建设的确是不利的。
但地理条件并不能决定人民的命运。
解放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他们的领袖霍查和劳动党的领导下，在伟大苏联无私的大力帮助下，把这个一向是东南欧最落后的国家正改造成为先进的、繁荣兴盛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从1951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
我们所看到的整个阿尔巴尼亚就像一座大规模的工场，工人、农民以及所有的劳动者都按照计划进行着紧张的建设。
麦蒂河畔以恩维尔·霍查为名的新水力发电站是目前建设的中心。
这个发电站建成之后，发电能力为二万瓩，比1952年建成的列宁水电站要大四倍以上。
从那里架设出来的高压电线，将遍布中部各城直到斯大林油田。
一万二千名男女青年志愿劳动队员，沿着米洛特到水力发电站所在地——乌尔兹，修筑了一条长达二十五公里的新公路。
这条取名为“光明之路”的公路，已于1952年10月16日，即霍查同志四十四岁诞辰日完成了。
我们参观了在地拉那文化宫举行的五年计划展览室。
那里我们看到了用大字写着的说明：
“五年计划工业的主要任务是：
以更加快的速度加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社会主义基础。
五年计划终了，我国将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农业—工业国。”
展览会上还陈列着关于五年计划中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详细图表：
国民经济方面的投资总额二百一十亿里克（一里克约合人民币五百元），其中包括工业方面的投资一百一十亿里克，农业方面的投资八十一亿五千八百万里克。
这项数字相当于1946年到1950年国民经济投资的三倍。
图表显示：
工业生产量在1952年已为战前的七倍半，到1955年将为1950年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九，即超过战前1938年十二倍。
农业产量将为1950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一，即比战前增加二倍。
在五年计划中将大量兴修水利。
新凿的运河所灌溉的农田将达八万三千公顷，这些措施，将使1955年的播种面积比1950年扩大百分之五百四十。
到五年计划终了时，国民收入预计将达一百九十亿里克，即比1950年国民收入增加二倍半。
国民经济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也将发生变化。
1938年工业占百分之十八点三，农业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七；
1952年工业五十二点六，农业四十七点四；
到1955年，工业将占五十五，农业占四十五。
阿尔巴尼亚人民过去曾被认为是“欧洲穿得最不好的人民”，如今这个说法已和事实不符了。
现在，用本国棉纱织成的印有“斯大林纺织工厂出品”字样的各种漂亮、坚实的布料已销行全国。
这个纺织工厂全部是用苏联最新式的联合纺织机装备起来的，它拥有二万一千纱锭，年产二千万公尺布，平均全国每人约可得二十公尺。
在交通运输方面，过去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运输几乎全靠毛驴和马匹。
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筑成四条铁路。
随着五年计划的完成，将又出现一条从南部港口瓦洛拉到眉玛利亚斯煤矿区长达九十公里的新铁路。
在没有铁路的地方，公路运输也很发达。
美丽舒适的公共汽车来往奔驰，沟通了全国各城市间的联系。
托摩里山附近的斯大林—巴托斯油田正在展开着大规模的勘测和钻井工程。
石油产量逐月增加着，除旧有的通向瓦洛拉港的油管外，第2条更大的油管现在已建设起来。
爱尔巴山附近的柴立克新炼油厂也正在建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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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敌人包围的环境下，以战斗的姿态顽强地进行着和平建设。
他们深深知道：
他们在和平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对于帝国主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战争贩子发动战争道路上的障碍。

应邀来我国访问后
印尼和平代表莫迪多等返国
【新华社广州17日电】
　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莫迪多等一行四人，于14日到达广州，并已于16日离广州取道香港返国。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市分会委员潘佛章等多人。

我全国学联写信并汇款慰问日本学生
【新华社18日讯】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18日写信并汇寄人民币一亿一千二百万元给日本学生，对他们的苦难遭遇表示关怀和慰问，并支援他们的斗争。
该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日本同学们：
从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畑中政春先生1952年11月26日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刘宁一先生的来信中，我们得知今年03月日本全国高等学校的十万个毕业生中将有七万到八万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失业。
中国学生对于你们今日所遭遇的苦难表示亲切的关怀与慰问。
中国学生过去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血腥统治下所处的境遇与你们今日的境遇一样，不仅不能受到合理有用的教育，而且“毕业即是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中国学生从切身体验中完全能了解你们今天的痛苦心情。
自从我们的祖国解放以来，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三年多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亦飞跃前进。
祖国对我们学生关怀得无微不至，现在全国大学不仅免收学费，还供给住宿与伙食，对于经济困难的同学则给予生活津贴；
为了大规模的建设，新中国急需各种人才，当同学们还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祖国早就替每个大学毕业生安排了工作岗位；
“毕业即是失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我们深切体会这是由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赶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获得了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才能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无耻地以武装霸占你们祖国的土地，并藉吉田卖国政府榨取你们同胞的血汗，以遂其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
日本人民已经英勇地拿起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旗帜，起来与美日反动派作斗争，日本青年学生也已经与日本人民一起为争取整个民族的利益和青年切身的权利站在战斗的前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学生满怀敬意的注视着你们，并与中国人民一起坚决支持你们的斗争。
我们深信你们在全亚洲、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在你们自己坚持不屈的斗争中，最后必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实现和平、民主、独立的新日本，巩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为了表达中国学生对你们的同情与关怀，为了支援你们的斗争，请接受我们从国内各著名大学同学中募集的款项（一亿一千二百万元人民币）作为日本大学毕业同学们的福利金，这笔款项的数字虽然不大，但愿对日本同学有所帮助。
谨致兄弟般的敬礼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1953年02月18日

斯大林接见克其鲁并接见印度大使梅农
【新华社18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8日讯：
约·维·斯大林17日接见了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赛福丁·克其鲁博士。
【新华社18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8日讯：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17日接见了印度大使克·普·斯·梅农。
接见时在座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雅·阿·马立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承认西欧“巡行”毫无结果
【新华社18日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承认，他最近的一次欧洲“巡行”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结果。
杜勒斯12日晚在华盛顿向美国全国发表电视广播演说说，他这次刚做国务卿就急忙赶到欧洲去，是因为美国的一些“欧洲朋友”在对美国很关重要的所谓“欧洲的真正统一”问题上“可能在改变主意”。
他谈到美国原期望“欧洲军”计划在去年05月签订后不久就可得到有关各国议会的批准，但是“六个月过去了，在批准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步骤；
现在，六个月又延长到了九个月。”
他说这使美国“有些狼狈”。
在解释这种狼狈的原因时，杜勒斯承认整个所谓“欧洲防务集团”的作用就是要把重新武装的西德拉入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侵略集团，他说：
“我们自己的安全的计划是根据这样的假定的，就是：
不包括德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从欧洲防务集团得到助力，这个集团将汲取德国的军事力量，建立一个巩固的欧洲大陆军事地盘。”
杜勒斯说，他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去西欧的任务，就是要巡查一下这个“欧洲防务集团”计划执行的情况并进行现场督导。
他承认他到欧洲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计划虽“还没有死”，却的确是“睡着了”。
而他的督导工作也毫无结果。
他说：
“我们没有从我们欧洲朋友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许诺或保证。
而我们也没有给任何具体的许诺或保证。”
杜勒斯虽竭力想把事情说得还是“很有希望”，但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困难需得克服”。
杜勒斯还间接谈到他在欧洲所受到的冷遇和许多抨击，他抱怨那里的“公众和反对派抓住一些偶然事件或此地发表的在他们看来是轻率的言论，当作抨击的把柄。”
他承认他这次欧洲之行得到一个教训，就是美国的行为“必须冷静和有节制”。
他说不然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美国驻缅大使馆支持逃缅蒋匪
缅民主党派要求封闭美使馆
【新华社13日讯】
　塔斯社伦敦11日讯：
据“工人日报”报道：
缅甸各民主党派要求封闭仰光的美国大使馆，因为它支持在缅甸的蒋介石匪帮。
缅甸工农党发表声明说：
在缅甸的蒋介石匪帮“在缅甸领土内采取侵略行动，显然破坏了缅甸的主权”。

美方继续武装侵犯会场区
我方联络官提出抗议
【新华社开城18日电】
　美方控制下的武装人员在02月10日进入朝鲜停战谈判会场区，纵火焚烧民房一所；
又在02月12日进入会场区，开枪射击我方军事警察，击伤我方军事警察一名。
在这两次严重违反协议的事件之后，美方军用飞机一架又在02月16日十七时二十分左右，违反协议，侵入会场区上空。
在02月18日的双方联络官会议上，我方首席联络官就这一事件向对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对方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使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在这次会议上，我方并催促对方迅速对02月10日和02月12日两次严重违反协议的事件提出交代，但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态度，声称正在从事调查。

美、日反动派统治下日本学生的生活与斗争
在美国占领者和日本吉田政府的反动统治下，日本学生现在正遭受着很大的苦难。
日本吉田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所制定的1952年度的国家预算中，直接和间接军事预算占了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而教育经费仅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1952年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增加到1951年的两倍。
私立大学的学费比国立大学的学费更高出二、三倍。
学校当局对不能按期缴纳学费者不允许听课，甚至勒令退学。
现在全日本有百分之五十的大学生不能按期缴纳学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只好半工半读，甚至被生活所迫竟以一百立方公分换一块美元的价格出卖自己的鲜血。
学生们的伙食很不好，如一桥大学一天的伙食的热量连一千八百卡路里都不到。
所以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营养不良的现象，患肺结核病的人数也日益增加。
美国占领军占据了一百多所日本大学和中学的校舍，因此好多学校只好以山头和旷野作为教室或采取轮班上课的办法。
高等学校缺乏实验室，东洋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此曾召开会议，抗议学校当局忽视学生学业而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
京都大学宇治分校本拟在该校附近五万坪（相当于二百多亩地）土地上扩充校舍，可是由于“保安队”要占用这个地方，只好取消这一打算。
在日本，学校教育的法西斯化已很明显。
政府强制在各个大学研究室里添设军事课目，北海道大学最近竟为调查苏联的千岛列岛和库页岛等地的地形而设立课程。
美国特务和日本警察常常闯入学校调查教师和学生的思想。
如果学生们起来反对，警察就野蛮地殴打和逮捕他们。
1952年03月08日，早稻田大学有二十一名进步学生被捕。
该校校方并曾宣布，凡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学生，就要予以退学处分。
在东京、北海道等大学都曾接二连三地发生逮捕的事件。
日本学生的求学条件是这样艰难，但在毕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业。
在1953年03月毕业的日本全国高等学校的十二万六千个学生中，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因找不到工作而失业。
日本学生因为参加爱国运动或对美军表示不满，就被视为“赤色分子”，这样的学生就更不容易找到职业，在1952年07月，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与一桥、东京、早稻田等大学的校长在举行学生就业问题的座谈会上，曾提出“防止赤色分子混进公司去工作”的条件。
日本学生已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是他们的死敌，因此他们已经逐渐觉悟到要和全日本人民一起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保卫青年学生切身权利而坚决斗争。
特别是1952年春季以来，日本的学生运动空前高涨。
1952年04月28日当吉田反动政府宣布单独和约、美日“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正式生效时，全国广大学生宣布这个日子为国耻日，他们举行总罢课和挂半旗来表示他们的愤怒。
日本学生在斗争中已逐渐和工农运动结合起来，1952年一年内，二十万学生曾响应日本工人阶级的五次全国性总罢工，并举行了两次总罢课。
1952年暑假时，大批的学生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体验农民的痛苦。
日本学生并参加了各界青年的统一战线，为保卫青年切身权利而斗争。
1952年08月14日，在日本青年祖国战线领导下，二百八十二个团体选派了四百九十二名代表，在东京召开了全日本保卫青年权利大会，全国各大学也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出席，提出了几百项有关学生切身权利的要求。
大会上作出了反对征兵、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立即停止朝鲜战争等七项决议。
日本学生特别反对美、日反动派利用青年当炮灰的征兵制度。
在1952年09月27日，东京学生在东京大学召开全市学生反对征兵奋起大会。
学生们在大会上一致决议要彻底进行反对征兵、反对重整军备的斗争，并把这一口号贯彻到工人和农民中去。
目前，全日本学生正在“青年与妇女反对征兵会”的号召下，积极地征集反对征兵的签名。
日本学生也在热烈地参加保卫和平运动。
在1952年12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在东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学生和平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一百七十个单位所选派的三百名代表。
大会制订的学生和平斗争纲领中规定：
把和平运动与日常反对殖民制度、反对军国主义化的教育等斗争结合起来，在群众中扩大和平运动。
（新华社）

联合国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第9届会议闭幕
苏联代表谴责殖民国家侵犯亚洲国家权益
【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万隆讯：
联合国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以前译“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第9届会议在14日闭幕。
最后几次会议讨论了高棉提出的关于改变程序规则及委员会权限问题的所谓“提案”，批准了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提出的报告、来年的工作计划以及委员会下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会议违反现有的程序规则，竟把高棉的“提案”非法列入会议的议程。
这个提案规定：
对于在委员会权限范围以内的区域中、曾经申请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若干国家，可以准许它们加入委员会为委员。
这就直接侵犯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批准新会员国的权力。
这个“提案”受到印尼代表的抨击。
他强调说：
委员会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苏联代表指出：
现在讨论的提案，企图推翻联合国宪章。
他说：
苏联一贯采取保卫亚洲国家的利益和它们的合法权利的政策，而殖民国家却在卤莽地蹂躏着那些国家的利益。
亚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年来一直不能在委员会中有它的合法的席位，这正是美国政策的结果。
殖民国家需要这个提案来改变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权限，并不是如它们为了宣传目的而说的那样，是什么为了加强在它权限范围以内区域的各国间的关系；
而是为了破坏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企图推翻联合国宪章。
苏联代表投票反对这个提案。
印度和缅甸的代表因为不愿支持美国所操纵的提案而弃权。
当关于向经社理事会提出的报告提交委员会会议批准时，苏联代表作了若干修正，这些修正反映出苏联对委员会报告中最重要的问题所持的立场。
然而这些修正被殖民国家投票否决。
亚洲及远东国家在投票时弃权。
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第9届会议通过了锡兰政府所提出的1954年02月在锡兰举行委员会第10届会议的建议。

莫斯科人民举行追悼会
安葬麦赫利斯
【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莫斯科人民15日送别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卓越的工作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夫·扎哈罗维奇·麦赫利斯。
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在中午十二点钟开放。
死者的骨灰瓶安放在一个围绕着花朵的坛台上。
坛前是麦赫利斯的巨幅遗像。
几座天鹅绒的小垫子上放着四枚列宁勋章、二枚红旗勋章、一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一枚库图佐夫一级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许多奖章。
哀乐缭绕不断。
守灵者每五分钟更换一次，首都各企业、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代表慢慢地走过麦赫利斯的骨灰瓶前，献上了愈来愈多的花圈。
接着，成千的工人、职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学生和苏联军队的士兵络绎不绝地走过，先后历时三小时之久。
最后守灵的是尼·亚·布尔加宁、拉·莫·卡冈诺维奇、尼·谢·赫鲁晓夫、马·萨·萨布罗夫、米·格·别尔乌辛、尼·米·什维尔尼克、米·安·苏斯洛夫、麦·弗·希基里亚托夫、纳·阿·米哈伊洛夫、维·阿·马利歇夫、阿·布·阿里斯托夫、维·维·库兹涅佐夫、纳·麦·佩戈夫、伊·弗·捷沃西安、阿·麦·华西列夫斯基、谢·米·布琼尼、纳·格·库兹涅佐夫、亚·弗·戈尔金等人。
出殡时，人们谨慎地把麦赫利斯的骨灰瓶从坛台上抬出大厅。
后面，在沉痛肃穆的气氛中跟着死者的亲戚和密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苏联政府委员、苏联陆、海军上将，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
沿着奥克豪特尼·利亚德和曼尼日广场排列着仪仗队。
出殡的行列按着丧礼进行曲的节拍缓步走往有军事部队警卫的红场。
许多莫斯科人来向共产党的忠实儿子麦赫利斯上将致最后的敬礼。
麦赫利斯的骨灰瓶安放在列宁陵墓的后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和苏联政府委员们走上列宁陵墓的灵台。
追悼会开始。
亚·弗·戈尔金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向大会致辞。
戈尔金说：
今天苏联人民送别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卓越工作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夫·扎哈罗维奇·麦赫利斯同志。
麦赫利斯的一生是以忘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对社会主义祖国效忠的榜样。
他是为实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伟大理想、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一个坚忍不拔的战士。
麦赫利斯同志在军队中、国家机构中、党的机关中和报馆中担任各种工作，都以无穷的精力和革命热情完成了他所接受的任务。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共产党的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其他的利益。
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很严格，直爽坦白、极端诚实，在为维护列宁与斯大林党的路线而进行斗争中坚持不渝，因此在党内和人民中间博得热爱和应有的尊敬。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员会书记伊·维·卡皮托诺夫代表莫斯科市民发言。
卡皮托诺夫说：
首都的劳动人民和苏联全体男女人民都将在他们的心中永远留下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忠诚儿子、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热烈的爱国者列夫·扎哈罗维奇·麦赫利斯的光辉的回忆。
追悼会至此即告结束。
麦赫利斯的骨灰瓶被抬到克里姆林宫宫墙下，放在一个壁龛内，壁龛用一面大理石板封盖起来，上面刻着金字的铭文：
“列夫·扎哈罗维奇·麦赫利斯。
1889年01月13日生，1953年02月13日殁。”
接着礼炮齐鸣三响。
奏过丧礼进行曲之后，响起了苏联国歌庄严的旋律。
军队列队走过了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