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区大部分国营工厂矿山
发动职工群众讨论今年生产计划
【本报讯】
东北区大部分国营工厂和矿山，正发动职工群众深入讨论1953年生产计划。
各个工厂矿山在讨论生产计划之前，都组织职工有系统地学习了关于1953年三大任务的文件，使绝大多数职工认识到制订好今年生产计划的政治意义，给讨论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四○一工厂，首先组织全厂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进行学习，纠正某些干部对大规模经济建设意义、方针、政策的不正确认识。
厂长、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都分工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讲解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意义、方针、政策，同时交代本厂今年生产任务，以及必要措施，把大家的热情引导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上来。
其次，各厂矿对制订先进计划的有利条件作了充分估计，并指出了讨论的方向。
如锦州纺织厂的领导方面首先研究了今年超额完成国家各种指标的有利条件，指出全厂职工经过去年许多重大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出现了大批先进生产者，并且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发掘了许多窍门。
四○一厂在宣传讨论计划时，各车间还举办了班长、组长、工会小组长临时训练班，重新整顿和健全了车间宣传组织和窍门合理化组织，以便在讨论计划中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
各厂在领导讨论时，都注意了把工人的热情引导到解决关键问题上去。
第3水泥厂全体职工抓住本车间关键问题，很快就提出三十六件合理化建议。
该厂领导上又把各车间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研究，提出多加混合材料、提高大窑产量两件全厂的关键性问题，最后经过工人群众研究，混合材料使用已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大窑生产量从每小时二十一点二吨提高到二十二点三吨，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技术定额。
锦西化工厂纠正了某些干部中的保守思想，发动群众讨论提高计划的具体方法，工人明白了讨论计划的过程就是挖潜力的过程，在六天中便提出八十八件合理化建议。
目前在制订与讨论计划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部分领导同志还有保守思想，不根据先进定额制订先进的计划。
如机械一厂厂部订出的计划是生产二百八十台新式车床，要求在06月份完成。
但这个计划发到各车间后，仅经车间主任一计算就提出增加一百台，如果交给工人讨论后，将会增加更多。
其次在讨论计划中有严重的形式主义，没有通过讨论计划把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提高一步，只是为讨论而讨论。
如机械三厂还没有弄清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就把计划交给车间，叫群众讨论各种经济计划指标，并要求达到指标就可以了。
此外，目前有些单位认为指标还没下来，仍在观望等待。
这些偏向必须迅速纠正。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同时通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名单
【新华社11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1日下午举行第22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主席、副主席、委员四十三人。
列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各院、署、委、部、会、行的负责人及人民团体负责人等共一百九十二人。
会议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邓小平委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作了详尽的说明。
会议在李济深副主席、龙云委员、章伯钧委员、黄炎培委员、乌兰夫委员、马叙伦委员、彭泽民委员、张治中委员、郭沫若委员、张难先委员、何香凝委员及列席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赖若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蕴秘书长、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鲍尔汉委员、邓初民委员、许德珩委员相继发言后，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名单”。
此外会议并通过了各项任命案。
中央选举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
刘少奇委员（二十八人）：
朱　德　宋庆龄　李济深　李维汉　李四光　何香凝　沈雁冰
胡耀邦　高崇民　马寅初马叙伦　张　澜　陈叔通　章伯钧
郭沫若　习仲勋　黄炎培　彭　真　程　潜程子华刘格平
刘澜涛　刘景范　邓小平　邓子恢　邓颖超　赖若愚　谢觉哉（附图片）
右：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全体委员举手通过选举法。
新华社稿　吕厚民摄
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说明报告。
主席台上：
（自左起）中央人民政府林伯渠秘书长、高岗副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张澜副主席。
　新华社稿　齐观山摄

中德文化合作协定今年执行计划签订
【新华社1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于02月09日在柏林签订中德文化合作协定1953年执行计划。
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范长江，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教育、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主任汪戴尔。
范长江及汪戴尔均曾在签字典礼上致词，致词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由于签订执行计划而具体化，成为两国人民生活中确定的组成部分。
这对于增进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进一步团结两国人民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也有重要作用。

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
——1953年01月07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习会上的报告
安子文同志们：
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1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曾对我们党的总的情况作了估计，就是：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
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党三十一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并取得了丰富的成熟的斗争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支持。
这就说明了：
在我们党内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
但是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问题，在我们党组织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
这虽然不是我们党的情况的主要方面，但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我们过去对于这一方面，还揭发得很不够。
近一年来，伟大的“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大量地揭露出我们党内所存在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使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比之过去是深刻得多了。
最近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对苏联共产党内所存在的一些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在我们党内不仅同样存在着马林科夫同志所指出的那些问题，而且还比他所指出的更为普遍、严重。
因此，我认为应该以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为武器，对我们党内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加以认真分析，发动全党，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对这些现象展开坚决、顽强的斗争。
在我们党组织的生活中存在着那些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呢？
第1、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压制批评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严重。
一般来讲，我们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向是重视的。
毛泽东同志在他很多的指示中，曾一再地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实践中也确实曾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历次的整风、整党运动和前一时期的“三反”运动，都是大规模的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每一次这样的运动对全党和每个党员都起了重要的提高作用，这种成绩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但是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还存在着缺点，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常性不够，特别是缺乏经常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因而运动过去之后，很多在运动中已遭到痛击的缺点和错误，又“死灰复燃”，重新抬头，甚至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有些人就是以摸住我们这样一种规律而暗自得意。
他们每当某一个运动来到的时候，就多方进行准备，并且装得很积极，很诚恳，好像真正是在和一切错误倾向进行无情斗争，甚至可以痛哭流涕地在大会上作检讨，承认自己的一切错误，但是当运动过去之后，一切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就又恢复了老样子，把自己的检讨扔到一边，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很显然，没有经常性的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没有群众的监督，我们就无法和这样的人进行斗争。
而没有经常性的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没有群众的监督，即使好的共产党员也可能变坏的。
在我们党内，很多人对于来自下边、来自群众的批评是很不习惯的。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
可以受上级的批评，但不能受下级的批评；
可以受党的批评，但不能受群众的批评。
这些人认为自己只应该对上级负责，对下级、对群众就可以不负责；
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不受群众监督，因而对群众的意见可以置之不理。
应该指出，对于群众的意见、群众的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或少数的，而是相当普遍严重的。
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我们在这里只举出某些领导机关对群众来信所采取的极端恶劣的态度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山东省人民政府积压群众来信达七万多件，一般的县均积压三百多件。
陕西长安县积压群众来信一千一百多件。
福州市，仅根据十七个部门检查的结果，即积压群众来信三千二百八十五件，该市新店区积压的群众来信一百一十件，是经过三任区长长期积压下来的。
据上海市三十一个机关不完全的统计，即积压群众来信两万两千多件，很多的检举箱塞满了群众来信，因积年不开，任日晒雨淋，很多已字迹难辨。
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严重现象。
对于来自下边、来自群众的批评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是压制批评的一种表现。
压制批评的另一种，也是更加严重的一种表现是对批评者进行迫害和报复。
这些行为在区、村干部中大量地存在着，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往往是在他们的上级的支持下进行的。
比如山东滕县地委在处理济宁县赵王堂村干部严重的犯罪行为时，所采取的不可容忍的包庇态度，就是许多同类现象的代表。
赵王堂村的干部和民兵，以王树坤、王树申为首罪恶累累，群众恨之入骨，说他们“比二鬼子还厉害”。
但滕县地委却认为王树坤等“过去有功”，认为做这些坏事并不是村干部的责任，而是地主的阴谋活动，并且将反映王树坤等罪恶事实的孙怀堂父子等三人逮捕，甚至在山东分局电话通知释放这三人的时候，仍然抗不执行。
直到分局一再批评，才逐渐被迫纠正了这一错误。
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既然滕县地委对群众意见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像赵王堂村这样严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批评者施行迫害、报复的行为，在某些中级甚至高级干部中也存在着。
“三反”初期我们所处理过的武汉市的“纪凯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事情，最近发生的华东交通部长黄逸峰对批评者施行报复的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个。
上边所说到的这些只是对批评者施行报复、打击的现象的一部分，这是比较公开、粗暴的一部分。
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部）对批评者同样施行报复、甚至进行迫害，但他们不愿意采取这种公开、粗暴的报复办法，他们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种——隐蔽的办法。
即是当一个干部对他提出批评之后，他就想种种办法，找种种借口来“整”这个干部，并且可以找很多工作上的理由，搬很多“原则”来掩饰自己的报复行为，使被他“整”的人明知是在遭受报复，但讲不出口来。
有些正直无私的干部，往往因为这样遭到打击，以至最后，从一个地方被排挤出去。
我想我们对于这种极端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绝不能再容忍下去。
应该指出，这同样是一种犯法行为，每一个爱护党的事业的人都应该向这种行为展开无情的斗争。
马林科夫同志说：
“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
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予以消除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
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深切的。
很显然，当一个人想要揭露和批评某种不良现象的时候，知道他所得到的将不是支持，而是报复和迫害，他的信心和勇气当然会要降低。
我们如果不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批评者的坚决支持，即使发出多少号召，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
因此，我们必须“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展开批评、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实行迫害与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马林科夫）。
应该明确指出，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实行迫害与报复的行为是一种违犯党纪的行为，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
对于犯有这种错误的党员，不管是多么高级的干部都必须给以严格的党的纪律的处分，直到开除其党籍。
这些事件和党的处分决定应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以教育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经常保护群众的批评，发扬群众敢于提出批评的精神，这是促进我们党的进步和国家的兴旺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说：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
如果批评是从下而上来的，那末即使这个批评只是百分之五——十正确，我们也不应当加以轻视”。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求群众的每一件批评都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就会等于扼杀群众的批评。
斯大林同志说：
“……只要把这个要求试提出来，你们就会塞住成千成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有时候还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底口。
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评。”
又说：
“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正确，那末你们就会消灭任何来自下面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
但必要知道，群众的批评很多是正确的；
即使有些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我们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经常告诉我们的原则：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不遵守这样的原则去对待群众的批评，就是对党犯罪。
第2、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然很严重，特别是不反映工作中的缺点、“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十分严重。
1948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指示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全党范围内，组织性、纪律性和统一集中的程度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因此，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保证了全国解放以来各种社会改革工作和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
但是，必须指出，直到今天为止，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并没有完全克服，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在不断发生。
特别严重的，也是对党危害最大的一种现象，就是对上级只反映工作的成绩，而不讲工作中的缺点，“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
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工作中是存在着问题的，甚至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很少向上级报告。
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对工作的系统检查做得十分不够，有些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将自己工作的成绩加以渲染扩大，对缺点则尽量掩饰，有时候他们也讲一些缺点，但只是轻描淡写的。
因此，报告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往往有很大出入。
甚至当某些问题已为上级所发觉，向他们查问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把真实情况全盘拿出，只是把不得不讲的一部分报告上来，能掩盖的还要尽量掩盖。
特别危险的则是某些党委和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样一些严重的违犯党的纪律的现象竟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误。
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又可以分为两种：
（1）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级报告什么，就照样给上级报告什么。
（2）明知工作中有缺点、有问题，却有意隐瞒，唯恐上级发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对自己有所不利；
如果有人向上级反映了这些缺点和问题，则尽量掩盖和推脱责任。
这两种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不可容忍的。
后一种比前一种尤为恶劣。
这种掩盖工作缺点的人，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并不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誉”、“威望”和上级对自己的“印象”。
因此，当工作中发生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时候，他们并不去追查清楚，更不要说去认真纠正，但当别人反映他们的工作中有问题、有错误的时候，却要立即追查：
“是谁反映的？”
他们可以下很大的功夫调查是那个人向上级说了他的坏话，然后，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反映了真实情况的人。
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写假报告。
写假报告的人不是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写报告。
他们写报告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上级的信任。
因此，他们口袋里装的东西很多，要什么有什么。
上级喜欢什么，他就拿出什么来。
当然，有些“假报告”也并不是全无根据的。
有些人知道编造那种全无根据的假报告是太危险了。
所以，他们总是多少找一点“根据”，甚至勉强制造几个“典型”，再加以鼓吹和扩大。
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些“典型”，这些“根据”，并不能代表工作的真实情况。
他们所以要这样作，只是准备当他们的假报告被揭穿之后，还多少能找一点理由来搪塞。
对于这种严重地违犯党的纪律，腐蚀和瓦解党的战斗力，破坏党的统一集中的现象，我们绝不应该予以姑息和容忍。
“党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忠诚老实，要认真履行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责任。
党是不能信任那些在行动上危害国家的利益，企图对政府耍手腕，欺骗党和国家的人的。
任何欺骗党和国家的行为，不论采取的是什么方式，任何欺骗的企图，不论是隐瞒真相也好，歪曲真相也好，都只能被认为是极严重的违害党的罪行。”
（马林科夫）有些领导干部，他们在口头上也说应该对党忠诚老实，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另一回事。
对这样的人，党必须用严厉的办法来对待他们。
如果他们不能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确实改正这些错误，党就应该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掉，并予以应得的处分，直到开除其党籍。
我们过去对某些犯错误的干部迁就、“照顾”太多了。
当某一个干部犯了错误之后，常常以这个干部“过去对革命曾有过贡献”，而加以原谅。
这样，就损害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这个缺点，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应该强调这样一点：
我们的党只有一个纪律，不论是普通党员或领导干部都同样要受它的约束，任何人违犯了党的纪律，都应在同样的原则下，受到应得的处分，绝对不允许因某一个人的资格和地位，而有任何迁就与姑息。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什么“过去有功”而掩盖他现在所犯的过错。
今后，除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生活和对党员的教育，加强对党的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外；
还必须特别注意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充分地发扬民主，把党的组织、党的工作放在广大的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要作到这一点，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只有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并坚决地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各种阻碍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克服上述各种无组织、无纪律和违法乱纪的恶劣现象。
第3、在我们挑选干部和了解干部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存在着“资格论”、“重才不重德”和“任人唯亲”的偏向。
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办法，只从表面现象来看干部，对干部缺乏深刻考察的现象极为普遍。
首先是挑选干部的标准问题。
挑选干部的标准只应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德才兼备”的标准，而不应该是任何其他的标准。
“德”就是一个干部的政治品质，“才”就是一个干部的业务能力，两方面必须结合而不可偏废。
这个标准本来是很明确的，但很多地方和很多部门在实际挑选干部时往往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的。
很多地方和很多部门还是首先根据干部的资格、历史来确定一个干部的工作职务。
因此，就造成这样一些现象：
一个干部政治品质与业务能力都很好，并适合于担负某种职务，只是由于资格不够，而不委任他去担负那个职务；
同时另一个干部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都不如前一个干部，并且对那个职务也不甚适合，只是由于他的资格老，就勉强委任他去担负那个职务，结果工作当然受了损失。
很明显，为了不断地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就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资格论”，大胆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后起的优秀干部，给他们以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胜任地担负起自己的工作职务；
对于那些资格虽老但进步很慢的干部则应该加以鞭策和督促，使他们继续前进；
而对那些虽然有长期的斗争历史，虽然对革命事业有过一些贡献，但由于骄傲自满、不求进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已经丧失了政治的敏感，因而不再适合于他们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的人，则应该把他们从现有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分配他们去做另一种他们所能够胜任的工作。
在挑选干部工作中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是重才不重德的思想。
这种错误思想在许多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中是很严重的。
比如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者认为“德才兼备”的干部实际上是没有的，因此说：
“两个干部在一块，一个有才，一个有德，凑起来就行了。”
有的说：
“我胆子大，敢用人，历史政治问题是过去的事，现在不会反革命了。”
还有的说：
“有德无才搞党群，有才无德搞行政”。
有的就任意修改党的挑选干部的原则，有的甚至提出了“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错误原则。
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错误思想，很多人就把“技术”、“文化程度”当作挑选干部的唯一条件，而根本不去注意考察一个干部的政治品质。
有些领导者信任那些没有经过认真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考察的旧人员，仅仅认为他们有技术、文化程度高，就主要依靠这些人来做工作，因而使工作做不好，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也发展起来，甚至使一些坏分子占据了某些部门的领导职务，造成工作上的严重损失。
在“三反”运动时，从中央到各省、市，很多部门暴露出严重的干部不纯的现象，其原因虽然很多，但单纯重视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则是各种原因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干部是否具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对党的事业是无关紧要的；
恰恰相反，我们对干部业务能力的提高应该予以十分重视。
由于经济的恢复时期已提前结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广大的干部都将逐渐在专业的工作中固定下来。
因此，党必须认真指导我们的干部去钻研业务，指导他们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或不熟悉的东西，这是十分重要的。
做不到这点，一切建设计划都将成为纸上空谈。
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学会一门专门的本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才能逐渐学会。
就近几年来干部钻研业务的成果来看，有三种不同的情形：
第1种人，真正下了苦功，因此钻进去了；
第2种人，下了一点功夫，但很不够，钻进去一些，但很肤浅；
第3种人，没有下什么功夫，因此，根本没有钻进去，仍然是一窍不通。
对第1种人应该鼓励，并帮助他们继续前进；
对第2种人应该承认他们的进步，但同时指出他们的缺点，并督促他们加速赶上；
对第3种人应该予以严厉批评，如果他们仍然没有转变和进步，就叫他们把位子让出来，用另外一些愿意下苦功钻研的人去代替他们，而不能让他们继续贻误工作。
但是当一个干部已经对某种业务“钻进去”之后，我们就必须注意防止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
前边所说的那种在挑选干部时“重才轻德”的倾向，就是脱离政治倾向的一种表现。
当这些同志已经把全部精神集中到某种业务上的时候，他们对总的方向，对政治原则的注意力就可能逐渐减少，如果不及时提起注意，他们的眼光就会逐渐变得狭小近视起来，就会忘记了全局，忘记了总的形势和任务，而只看到自己所从事的那一部分业务。
因而他们的工作也就可能离开党的政策、方针，在政治上发生错误。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
“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
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782页）党的领导的责任，就在于不断地提醒这些同志，尖锐地反对一切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这些同志真正把他们的业务办好。
挑选干部工作中还有一种更危险的现象，就是有些领导者离开党的原则，引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乡故旧。
这种事情是很多的，这里我们只举前东北劳动部长唐韵超介绍到劳动部门的地主、资本家、旧警察、叛徒、特务嫌疑犯达四十二人之多的事实就够了。
这样就使得不少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中一团和气，缺乏政治空气，组织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展不开，甚至相互包庇。
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使一些正直的有思想能力的干部遭到排斥和打击。
其次，是我们了解干部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
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办法去了解干部的现象极为普遍。
很多组织部门只是根据一个干部的履历表，和档案材料来认识这个干部，这当然是很不够的。
但最主要的缺点是，某些领导机关只是根据一个干部向上级所做的报告，根据一个干部所做工作的表面成绩——完成任务的数字，来认识这个干部；
而不是从和这个干部的直接接触中，从检查他的工作中，从他完成任务的方法、工作的质量和实际结果中来认识这个干部。
因此，有些不好的干部由于他会做报告，会显示他工作的成绩——这种成绩有很多是夸大的或者是用违犯政策、强迫命令的办法取得的——而被上级认为是好干部；
相反地，那些脚踏实地，埋头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倒可能被上级认为是不好的，没有能力的干部。
很显然的，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除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逐步地但是坚决地采用与干部直接接触的方法，采用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的方法去了解干部以外，还应该注意从下边、从群众中去了解干部。
我们过去即使做了一些了解干部的工作，也是从上边去了解的多，很少注意到下层的群众的意见。
但是，缺乏这一方面的意见，我们对干部的了解就是不完整的。
领导的看法和群众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两方面的看法，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把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对一个干部的完整的认识。
第4、在很多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
在党和政府的下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还远未得到克服。
去年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在这个运动中基本上解决了专区、省市、大行政区和中央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机关群众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如果因为有了这些成绩，就认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不妥当了。
事实证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在我们很多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是相当严重的。
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特点是：
不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和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是切实地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往往是从不真实的情况出发，不分工作的缓急轻重，而只凭主观的愿望，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
因此，提出的工作任务往往过多、过重，而且要求过急，使下边十分紧张、忙碌，到处“疲于奔命”，而不能做好工作，加以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强调要“完成任务”，不明确具体地向下级交代政策界限，不明确具体地交代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
在布置工作之后又很少进行检查，只满足于下级所报告的工作的表面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
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
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
这样，就助长了下层组织和下层干部的“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作风，把很多好事办坏，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损失，并使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破坏。
有些领导干部，虽然口头上也在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但实际上他们正犯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
他们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不检查工作，所以很容易听信一些“报喜不报忧”的报告，很容易被一些工作的表面成绩所迷惑，也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认为工作是好的，成绩是大的，缺点虽然也有，但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而松懈麻痹，粗心大意，不知道下边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
往往有些问题在下边已发展得十分严重，领导机关还根本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一些，但并没有看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结果使很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长期存在并继续发展下去。
有些领导干部，热情很高，愿望很好，他们愿意给群众多办一些好事，但因为他们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不注意怎样切实地把这些事情办好，不懂得走群众路线，不懂得和群众共同商量来办事，结果和他们的愿望恰好相反，工作的实际效果很坏，不是给群众办了好事，而是增加了群众的痛苦。
很显然，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党并不能因为他们有给群众办好事的愿望而加以原谅。
因为党并不是根据一个领导干部的愿望来判断他是否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而是根据他所领导的那个地区或部门的工作的实际结果来判断他是否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
应该指出：
不管他们的热情多高、愿望多好，只要他们还没有去掉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党就有责任认真地教育他们，严厉地批评他们，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改正，并继续造成人民群众的损失，党就应该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以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和上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有密切联系的，是党与政府的区、乡组织和一部分县的组织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种现象还是极为普遍、严重的。
许多地方在农业生产、爱国卫生运动等直接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
在这种恶劣的作风支配下，像组织群众打井抗旱、推广优良品种、发放农业贷款、打防疫针等这样一些和群众当前的现实利益紧密结合的工作，也会造成群众极大的痛苦，也会闹得群众叫苦连天。
这种事实很多，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此外，在很多地方，区、乡干部和一部分县干部违法乱纪、打击批评、包庇反革命、诬陷好人等现象也是极端严重的。
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歪曲了党的政策，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很显然，这是一种极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是和我们党的作风绝不相容的。
这种作风就它的社会根源来讲，就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反动作风（也就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和这种坏作风进行斗争，不仅在目前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将是一个重大问题。
这种作风的存在，与很多下层组织、下层干部成份不纯和思想作风不纯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说明了我们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还没有进行过审查，或者是审查工作做得还很不好。
这也说明了县、区、乡三级整党工作还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还没有在整党中开展反对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边所说到的，在很多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很多高级的领导机关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的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使这些严重的现象得以存在和得以发展。
同时很多上级机关只向下级要任务、要数字，而不能明确具体地向下级交代政策，划清该做的事情与不该做的事情的界限；
不能明确具体地教给下级进行某种工作的方法；
不注意检查工作，不去认真发动党员、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这就更助长了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
因此，我们不能把党和政府的下层组织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只看作是这些组织本身的问题，而必须把这些问题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联系起来看。
并且只有认真纠正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才有可能进一步彻底纠正党和政府的下层组织的这些错误。
同志们：
我认为以上所说的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党组织的生活中所存在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主要现象。
这些现象之所以在我们党组织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所讲的，是“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这就是说，“党机关削弱了对党的组织工作与思想工作的注意，因此，在党的许多组织里，这种工作变得无人管了。”
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所讲的“党不管党”的现象，至今还没有改变或没有多大的改变。
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党，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消除忽视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现象，提高党的工作水平，彻底消灭在我们党组织内所存在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有效的措施。
马林科夫同志所讲的巩固党的五项任务对我们党也是适用的。
为了更加适合我们党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应该规定出下述几项办法：
一、在党内，在一切基层组织内，在党校和党的训练班内，在一切党报党刊上，在党的一切会议上，进行有系统的教育，使全体党员认识这些现象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认识到容忍这些现象是与党的原则、党员的义务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地为消除这些现象而进行积极的工作和斗争。
二、党委、党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用一切方法保证发扬党内民主，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以此作为检查党委工作和党报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
严惩并公布压制批评和对批评施行报复的人。
配合国家的选举，在党内认真地实行民主的选举。
三、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放松任何一件事来进行纪律教育，严格党的各项制度，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
四、改善干部工作的方法，有系统地宣传和遵守党的挑选干部的正确原则，尽量把挑选干部和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结合起来，并使之真正成为领导工作的主要点。
五、准备在今年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重点的整风运动。
加强监察机关的工作。
使各级干部认识在分配工作、使用干部时必须同时交代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
六、加强党的思想工作。
一切党的组织必须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
巩固整党教育的成果，建立经常的支部教育。
巩固对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学习的成果，建立经常的干部教育。
防止在经济建设高潮中忽视政治工作，防止削弱党的宣传机关。
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负起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主张的义务。

发动群众制定和讨论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由于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我国面临大规模建设的艰巨任务，党及时地号召把基本建设放到首要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是必须坚持贯彻实现的。
但这并不是说，把基本建设放到首要地位，就可以放松或放弃对生产的领导。
恰恰相反，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到来，工业生产部门的任务更加重大了。
它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国家大规模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它又必须密切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充分地和及时地供应基本建设以优良的建筑材料、机械和动力等设备以及燃料、工具等，使国家建设的重要工程能如期或提前完工；
它还必须以最大可能去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供应人民以质好价廉的产品。
这就要求每一个工业生产部门和厂矿加强和改进对生产的领导，并使生产计划与国民经济的整个计划密切相结合，以完成上述各项重大任务。
如果有人把基本建设与生产相对立，以致放松对生产的领导，那显然是错误的。
当前生产部门和厂矿的中心工作，在于正确地制定1953年的生产计划，并发动群众讨论，以便在正确的计划的基础上，妥善布置全年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全体人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规定的任务而努力。
正确地制定计划，就必须反对落后，反对保守。
在我们国营厂矿和地方国营厂矿中，有一些干部，墨守成规，不注意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不研究分析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了解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不设法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充分发挥设备能力、合理和节约地利用材料，而是按照薄弱环节制定计划；
或者只强调不利因素，漠视有利因素，只同旧的定额比，而不采用平均先进定额，满足于已得成绩，不求进步，以致所定计划，常常是保守的，特别是财务计划和成本计划更是这样。
也有一些干部，由于他们官僚主义的作风很严重，对生产状况和各种先进定额盲无所知，心中无数，对新鲜事物熟视无睹，怀疑潜在力量的存在，总想维持现状，怕提高了计划完不成，要受上级批评，因此所定计划，年年都是处在落后的状态。
也还有个别的人，品质不良，为了个人不正当的目的，故意压低计划，虚报成本，以便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完成和超过计划，骗取国家奖金，赚得个人名誉地位。
因此，在制定今年生产计划时，我们必须与上述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揭发、批判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并处罚那些虚报成本、故意压低计划、欺骗国家的分子。
这样才能根据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经过精确的计算，制定正确的先进的生产计划。
正确地制定计划，必需按照需要与可能的原则，克服盲目性。
今天我们有少数产品，例如：
火柴、麻袋、纸烟、煤炭等等，生产的数量暂时超过了人民群众目前的需要和购买能力，如果还要增产，就势必造成积压，同样会使国家在经济上造成损失。
因此，对这样一些产品，目前不是增加产量，而应努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我们的许多国营企业部门，不仅在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着盲目性，在生产上同样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盲目性，例如生产数量和品种与社会的需要脱节、不计算需要盲目增加工人和技术设备等等，都是盲目性的表现。
因此，在反对保守思想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盲目增产的偏向。
正确地制定计划，必须贯彻全面的计划观点。
这就是说，不仅要考虑产品的数量，而且应同时考虑产品的品种、质量、成本和资金的周转。
我们有一些厂矿，在制定计划时只注意产量的计划，只着眼于总产值是否有所提高，但对于产品品种和质量的计划却重视不够，对于成本计划、财务计划与劳动计划则注意更差。
因此就造成计划中的片面性，并在执行计划时产生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如有的厂矿多数产品虽完成了甚至超过了计划，也完成了生产总值的数字，但某些主要的产品却没有完成计划；
有的厂矿完成了产量计划，但没有完成质量计划，或没有完成成本与财务计划。
有的甚至产量越多，废品和次品也越多，成本越高，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种局部地也就是片面地制定和执行计划所造成的恶果，不仅浪费很大，不能真正完成国家所给予的计划任务，而且影响企业中领导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的改善。
因此，工业生产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必须教育干部树立全面的计划观点，把完成产量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从思想上统一起来，防止和克服只顾数量不问质量、只顾生产不计成本的想法和作法，并切实制定产品、劳动、材料供应、财务、成本等计划，在执行中予以贯彻，以便使我们的工业产品真正做到“又多、又好、又便宜”。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
有了计划，并不是说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编制工作，更不是说计划就一定能够实现。
任何计划，毫无例外地必须经过职工自觉的、积极的行动，才能保证其实现。
因此，发动职工充分和广泛地讨论计划，是制定和贯彻计划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已往的经验证明：
计划经过了职工的讨论，就可以避免和克服保守思想或冒险倾向。
职工的讨论特别对于纠正保守倾向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也只有经过职工的讨论才能使计划变成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计划，使全体职工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劳动。
那种不发动群众讨论计划、以为编制企业计划只是少数领导干部或计划部门的责任的想法和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是决不能把计划做好的。
发动厂矿全体职工讨论计划，决不是形式主义地向群众宣布一下和举手通过一下就完事的，除了向职工宣传计划的意义、本单位的具体任务以及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及各种措施以外，应当有足够的时间让群众酝酿讨论。
首先应该讨论怎样充分挖掘企业的潜在力，寻找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发现薄弱环节，以及研究解决的办法，这样才能使讨论计划与群众性的找窍门运动和合理化建议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推动生产前进。
在讨论中，那种认为“潜力挖光”、“窍门找绝”的想法应当受到批判和纠正。
其次，结合讨论计划，厂矿的各级领导人员应很好总结和推广生产中各种先进经验，并抓住其中主要的经验，结合生产中当前存在的问题，集中地予以推广。
再次，根据国家计划的生产指标而拟定的厂矿计划，要成为全体职工的实际行动，还应该制定车间、小组或个人的计划，使每个职工都有具体的奋斗目标。
这种车间、小组和个人的计划，最好通过小组或个人的爱国公约来制定。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订立联系合同，以便使各车间、各小组及个人计划有所配合和联系。
最后，在讨论计划的时候，应该采用集体合同的形式，解决安全生产和福利问题，借以教育职工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的道理。
发动职工群众讨论计划，是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应该通过这种讨论，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同时解决生产中的重要问题。
沈阳五三厂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同样应该具体运用到发动群众讨论计划的工作中去。
1953年是执行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的第1年，我们的事业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正确地制定计划，正是这个良好开端的首要环节。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而实际的计划，又能不断地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推广执行和完成计划的良好经验，修正计划中某些缺点和错误，那么，在全体职工努力之下，1953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是一定可以胜利完成和超过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广东造纸厂的加强设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这是该厂新建的制酸房，酸塔钳工周耀辉正在安装螺丝。

波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报纸刊载毛主席讲话
【新华社11日讯】
据波兰通讯社华沙讯：
波兰各报10日以首页显著地位刊载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毛泽东主席在闭幕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新德里11日电】
印度各地报纸09日都在第1版全页横栏标题下刊载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巴基斯坦和锡兰的报纸09日也在最重要的位置发表了毛主席的讲话。

中共合肥市委员会决心纠正不准时开会的现象
中共合肥市委员会来信：
01月08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的读者震谷对合肥市工厂党委会等单位开会不遵守时间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们见到这个批评后当即进行检查，证明读者反映的情况都是事实。
此外，我们并检查出我市其他部门的许多会议也有不遵守时间的现象，很多会议都迟开半点钟甚至一点钟。
把这经常浪费的时间加起来，总数是很惊人的，这是一种缺乏群众观点、不珍惜同志们时间的严重浪费现象，这和经济上的浪费是同样不能容忍的。
因此，我们完全接受震谷同志的批评，决定订出今后开会的计划及遵守时间的制度，并向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三年汇编”有错误
一平来信：
依照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精确推算，1953年阴历为“06月大，07月小”。
最近我看到北京学古堂书店、自强书局、万聚书局和万国书局共同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三年汇编”一书中，把1953年阴历06月作为“小月”，07月作为“大月”。
这显然是错误的。
希望这四家书店将未卖出的书加以修正，并望已买了这本书的人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

介绍几种看日食的简便方法
何乐之、薛田来信：
02月14日（即阴历正月初一）早晨，全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日偏食。
但直接用肉眼去看，眼睛会被强烈的阳光刺激而受伤。
怎么看法好呢？
除了用深颜色的眼镜或用一盆清水倒映日影外，我们再介绍以下几种简便的方法：
第1，可以用照像底片透视。
第2，用涂黑或薰黑了的玻璃片来观测。
第3，将镜子薰黑，从镜中看太阳反射的影子。
第4，在厚纸中间剪一个手指粗细的圆孔，盖在镜面上，然后再将照在镜面上的太阳光从小孔内反射到阴暗处（越暗越亮）的墙壁上（镜离墙约两丈远较宜），就可以看出当时太阳的形状。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很多人同时观测。

北票矿务局
改进设计工作保证不误施工
北票矿务局1953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改由自己设计，原有的设计力量大感不足。
该局为了按期完成设计不误开工，从各方面改进了设计工作。
首先加强了设计工作的计划性。
在工程项目确定后，即组织全体设计人员进行周密的讨论，按工程的主要次要及开工的先后编制了进度计划，并根据个人的能力及专长明确分工。
这样，领导方面便于掌握和检查，设计人员对自己的工作都做到了心中有数，也克服了消极等待的思想。
其次，加强了设计资料的搜集工作。
过去所需资料是等着有关部门给提供；
今年设计人员都主动深入现场、车间搜集材料，并广泛地征询各使用部门的意见，然后才进行设计。
为节省设计人力及提高工作效率，该局去年就根据房架、门窗的大小，按类别作出了房架标准图和门窗标准图；
今年设计开始之前，又先后作出屋面、地坪、过梁等标准图；
进行设计时，合理地加以组合即完成一件工程，节省很多时间和人力。
在土木建筑工程设计方面，都采用了新设计标准。
再次，为保证设计质量，加强了设计审核工作。
技术设计作出之后，即由专责工程师作初步审核，然后组织有关设计人员集体审核。
如果有错误或不完善以及未采用先进标准的地方，即行更正与补充。
再经专责工程师和设计审核委员会审核，才最后确定。
为解决设计力量不足的问题，该局一方面领导技术人员坚持每周四小时的技术学习；
一方面又用带徒弟的办法，组织技术人员分别负责向练习生授课；
技术人员都和练习生订立了师徒合同，互相提出保证条件。
这样，技术人员和练习生的技术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练习生已能绘制简单的设计图面和作简单的计算。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该局在02月底即可把全部施工图纸送到工地。

各地纷纷举行物资交流会
供应节货和生产资料
在春节以前，各地为了满足广大农民购买节货和生产资料的要求，普遍地举行了小型物资交流会。
这些物资交流会的交易额，比夏秋间举行的物资交流会上的交易额大为增加。
有的竟增加一倍以上。
在各地物资交流会上，农民购买节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这反映了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趋势。
湖北省在01月间举行的物资交流会，把过去积压的某些商品，如该省出产的豆油、麻油、皮油、土糖等土产，都销售出去了。
各地在春节前举行的物资交流会上，农民不但要求供给更多的商品，而且要求供应更好的商品。
如浙江瑞安县马屿区的农民，过去都是买青元斜纹布做衣服，现在都买质量较好的青元哔叽布做衣服。
青元斜纹布的销路已经不畅了。
当地有一种四喜帽，卖六千元一顶，过去春节前畅销，今年却无人过问。
售价一万九千多元的质量好又美观的罗宋帽，却卖了很多。
浙江省文成县的物资交流会上，许多私商没有估计到农民要求质量高的商品的趋势，运去大批平阳土布，都无人过问；
但品质较高的棉布、胶鞋等却销售一空。
农民为了扩大今年的农业生产，纷纷在各地物资交流会上购买大量肥料、豆饼及其他生产资料。
山西长治专区十个县物资交流会上，销售的生产资料，占全部工业品销量的百分之三十三。
广东省台山县物资交流会上，农民代表在购买计划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为耕牛、农具。
各地春节前的物资交流会是在贯彻调整商业的基础上举行的，私商参加交易者十分踊跃。
上海市郊区北新泾镇的物资交流会上，零售成交额共六亿六千余万元，私营商业营业额占百分之七十五；
其中私营腌鲜、南北货、百货等业的营业额比平时增加三倍到十倍，部分季节性行业如木器、竹器也较平时营业额增加很多。
浙江省二十三个县的物资交流会中，私商成交额占整个交易额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在交流会中，人民银行贷款仅占成交总额的百分之五，这说明私营商业能够充分地运用本身资金发展业务。
江苏松江县物资交流会上，私商零售额比秋季交流会增加二点二倍，比夏季交流会增加三点六倍。
各地物资交流会也组织了各种文娱宣传活动。
以黑板报、土广播、街头讲演、画片展览、幻灯、电影、演戏等形式，广泛地向农民宣传婚姻法、农业丰产运动、当前农村各项具体工作和今年我们国家的三大任务。

在推广肇源县丰产经验中
海伦县干部犯了严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
据本报通讯员李贵来信说，黑龙江省海伦县在推广肇源丰产经验中犯了严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
来信中说：
我01月08日到了海伦县，当天和中共海伦县委的同志们谈到了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一些问题。
县委书记邱建同志讲：
“县里是重视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县委领导方面也注意了，无论大小会议上都贯彻了肇源丰产经验；
现在还很难说那个区推广得好坏，一般的都差不多。”
我在第2天到了海伦县第17区，正赶上区里召开村干部会议，传达县委会议精神和布置下一步工作。
会议开始由副区长曹永金同志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主要讲了互助合作、推广肇源丰产经验、购粮和公粮等三个问题，一讲就讲了两个多钟头。
接着，村干部们就进行了座谈。
他们主要讲了一下怎样完成公粮和购粮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谁也没有提到肇源丰产经验这个事。
第2天早晨，副区长曹永金同志就组织大家学习肇源丰产经验。
学习方法是由区卫生助理员曲洪斌同志给大家念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写的“我们应当重视肇源县今年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新经验”。
这篇文章一共有五千来字，他一气十五分钟就念完了，重要地方也没有加以解释；
特别是念到“黑龙江省农业增产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方法”的一段，念得更潦草。
比如念到黑龙江省减产的原因时，曲洪斌同志是这样给念的：
“赵书记说，咱们省减产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原因，就少打粮了。”
这样念了以后，不但谁也没听懂，连个大概意思也记不住。
那时，区干部曹永恒同志就向大家说：
“咱们讨论一下吧，回村怎样宣传？”
大家谁也不吱声。
于是，成了“插锅干饭”——闷起来了。
大家把脑袋低下，闷了有好大工夫，禄中村支部书记赵长富说话了：
“我们村别说推广肇源丰产经验，连一个认识这经验的都没有，叫谁宣传呢？”
双兴村谢永成说：
“光说肇源丰产经验这么好，那么好，可是到底好在哪儿？
我不明白啊！”
接着又有两三个人发了言，副区长曹永金同志就说：
“你们学习了肇源丰产经验，也有了初步的收获，各村就报一下推广的数目吧！”
当时又鸦雀无声了。
你瞅我，我瞅你，大眼瞅小眼地闷了一气。
这时就有人答话：
“估计吧！”
在后边坐着的人说：
“简直就蒙着说吧！”
有的说：
“我们村宽播八十垧。”
有的说：
“一百垧。”
不大一气的工夫，就报了宽播一千八百三十垧、追肥一千九百七十五垧、平播麦子六百五十三垧。
有的村干部在背后说：
“这才是瞎扯蛋呢！”
到下午，又由副区长曹永金同志作总结。
他开头就说：
“这次咱们开的会，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
特别是咱们在这次会上学习了肇源丰产经验，回村要反复向群众宣传，要坚决贯彻到群众中去。
谁要宣传不好，就要受到批评和处分。”
接着他又分互助合作、农业生产、公粮购粮，以及其他工作（像农业贷款，义仓粮等）几大问题讲起来，一讲又是两个多钟头，也没有再提肇源丰产经验的事。
会议就这样开完了。
当天晚间，我又和七个区干部谈了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事。
我问副区长曹永金同志今天开会时为什么不把肇源经验给大家讲清楚，他说：
“就是肚子没有油水，我对肇源丰产经验也不彻底懂，讲啥呀！”
周岐同志说：
“我们也没学习肇源丰产经验啊！
我到聚宝山村工作，群众问我：
大豆长得高、爬秧子不结角是咋回事？
我不懂，就只好说：
和上粪少、种得晚、种籽不好都有关系。
当时群众讽刺地说：
牛尾巴根子成年追肥，可是不长庄稼是啥道理？……这正是因为自己不懂技术，才碰了这个钉子。”
海伦县第17区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和县干部领导作风的一般化是分不开的。
十七区副区长曹永金同志说：
“到县里开过几次会，也只是听讲肇源经验如何如何重要，别的啥也没学到。”
据统计，全县开过三次区长会议，一次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议，两次村干部训练班，两次技术员训练班，总共有两千多人参加。
县委领导方面在这几次会议上虽然都“宣传”了肇源丰产经验，可是却没有实际贯彻下去，现在还有很多干部不懂得肇源丰产经验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于推广肇源丰产经验也似乎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为什么实际效果不大呢？
正像县委书记邱建同志自己所说的：
“我们县过去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方法是不对头的，县上光在会上一般地号召，光说推广肇源丰产经验如何如何重要，而不深入实际，没有具体领导。”
现在海伦县领导方面已开始认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积极纠正这种形式主义的作风。

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检讨停建邢台专用线的错误
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来信：
1952年09月24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对我局停建邢台煤建公司专用线以及对报纸批评置之不理一事提出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
邢台煤建公司专用线原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停建。
1952年07月2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又通令续修。
我局没有全面了解修建该线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只考虑到铁路本身的“损失”，仍认为该线可暂缓修建，并反映给上级核示。
待上级批示仍应继续修建，但已过去了五个月时间，延迟了该线的完成和使用，造成了损失。
去年12月初我局接到天津铁路管理局续修该线指示后，即紧急筹集人工材料，该线已于12月16日开工，12月31日完成。
在报纸提出批评后，我局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保持着对该线修建问题的不正确意见，这说明我局对待批评的态度还是不够严肃的。
我局保证在今后工作中纠正上述缺点和错误。

对照肇源经验检查我的领导作风
季焕章
编者按：
除了东北地区以外，全国多数县份的领导干部对于肇源县领导丰产运动的经验，还没有足够的重视。
我们建议各县领导干部都像浙江鄞县季焕章同志这样，对照肇源经验，检查自己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和作风；
并希望通讯员同志们把学习和检查的情形及时报道出来。
我在浙江省鄞县做农业生产领导工作。
我虽然做了较长时期的农业生产领导工作，而且也对农民讲了不少增产的道理，但是对于本县农业生产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却是模模糊糊的。
农业生产潜在力等待我们去发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农业生产的潜在力究竟在那里。
最近我学习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丰产经验和富裕县领导干部检查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报道，和自己作了一个对比。
我这就受了一次很实际很深刻的教育，我认识到自己过去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在新鲜事物面前丧失了感觉。
这些年来，鄞县农民群众也创造了一些高额产量和丰产经验。
我们也曾接触过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却认为它“很平凡”，让它轻轻地溜过去了。
即使发现了一些经验，也是点点滴滴的，没有加以分析研究和提高。
丰产模范张根祥，1951年创造了较高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张根祥的丰产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
因此，张根祥1952年的产量还不如1951年高。
劳动模范袁仁贵三亩九分六厘田，每市亩平均产谷一千零二十五斤。
他的丰产经验，正是等距、苗匀。
而我们对于这个已发现的问题，却熟视无睹。
产生上述缺点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深入群众，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群众观点薄弱，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
这几年来，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上，被一般化的作法所支配，只是做了一些“上行下达”的工作，光强调“执行任务”，却不深入群众中去调查。
三年来鄞县的农业生产虽然有了提高，但和其他丰产地区相比较却距离很远。
三年来在农业生产上我们不能很好地发扬群众的创造性，积累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主观地认为群众有保守思想，不易接受先进经验。
其实，我们正是“站在生产以外指导生产”，以“外行指导内行”。
我们自己就有保守思想，认为现在还不是用机器生产，产量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去发掘生产潜在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我们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认识也很差，所以对群众提出的反科学的水稻稀植方法就没能及时用宣传教育的方法进行纠正。
我们对于农业生产是一项细致的复杂的科学也认识不足，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增产因素的联因互补掌握不牢，常常片面地强调某一种因子，而忽略了另一种因子。
如盲目地多施肥、多耘田，反而造成不良的后果。
这样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是不能满足农民对于先进经验的迫切要求的。
这样一般化的领导农业生产方法，已经跟不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
通过学习肇源县的生产经验和领导方法，检查我自己的工作作风，我才明白我过去不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今天看来，我们县里的耕作方法是老一套的，落后的，特别是种植方法很差，地力浪费很大。
从已有的丰产事例看，鄞县土地潜在力是很大的，水利条件和土质都还不差。
只要我们好好努力，全县的产量是可以大大提高的。
今后我决心转变自己不深入实际的作风，抛弃一般化的工作方法，深入群众，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多用脑子考虑问题，并从群众一点一滴的经验着手钻进去，以便进一步发现更多的问题，和更好的丰产经验。
今后也必须加强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学习，把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群众经验结合起来，丰富农业生产的内容。

建设单位存在冒进思想和杰作思想
北京市儿童医院等单位建筑工程浪费很大
北京市儿童医院、同仁医院增建新院房工程和新建红十字会医院工程，在计划、设计、施工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
北京市为了解决医疗门诊和病床不足的问题，早在1951年就决定儿童医院增建三万一千平方公尺院房，同仁医院增建一万七千平方公尺院房。
但由于建设单位计划不周和部分设计人员存在着浓厚的杰作思想，常常修改计划和设计，到1952年年底止，这两个医院的设计、计划整个地被推翻两次，局部修改了二十余次，工程进度极慢。
到目前为止，儿童医院仅完成二千五百九十平方公尺基础工程，同仁医院仅完成二千四百一十六平方公尺基础工程。
这样反复变更设计和计划，不但浪费了设计力量，尤其严重的是推迟了解决门诊和病床不足问题的时间，长期积压了国家数百亿元的投资。
由于设计人员只追求新奇，不顾经济条件和施工的困难，儿童医院增建新院房工程最后定案的设计，规格繁多。
二百九十二根柱子有一百四十三样，同样的柱子最多的只有四根；
四百八十个反梁有四百三十样。
设计这样复杂，既不经济，又增加了施工的困难。
如扎钢筋赶不上浇混凝土，使混凝土工在基础工程中窝工一千九百四十二个。
设计中结构的计算标准却很保守。
如办公室荷重，根据东北的经验，早已肯定了按二百公斤计算即可，他们还按二百五十公斤计算。
这些都是在技术上可以避免的浪费。
这个工程的施工组织本来就不好，器材供应也不及时，再加上经常变更设计，便造成停工待料、待图等严重浪费现象。
同仁医院工程，北京市领导机关指示的原则是以二百亿元投资建筑一万七千平方公尺房屋。
但承建这一工程的北京市建筑公司在1952年竟擅自按照四百四十亿元投资设计。
在设计图未完全做好以前，该公司领导干部又擅自指示所属第1工程处违反财政纪律、违反北京市领导机关的指示原则，垫款五十余亿元，按四百四十亿元的设计做了基础工程。
红十字会医院的建设工程反映了北京市建筑公司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冒进思想。
设计图还没做好，该公司总工程师就限期供应部门供应一寸二的方钢十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九公斤。
设计完以后，根本用不着这种规格的方钢，积压资金十二亿六千七百万元（运费尚未计算在内）。
该公司没有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发给的建筑执照就施工，把房子盖出房基线，使修筑的永安路不能取直，都市建设计划受到破坏。
上述三个医院建设工程中的偏向，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北京市领导机关的注意。
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即认真检查纠正这些偏向。
　（方滨）

本报编辑部启事
最近本报读者来信日渐增多，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也日渐增多，原有的“读者来信”栏和“读者来信专页”已经容纳不了，必须分别在各版刊登，更加发挥读者来信的作用。
因此，我们决定从今日起停出“读者来信专页”，将读者来信中的重大问题分别刊登各版。
同时为了更多地反映各地各方面读者的批评和建议，并决定将“读者来信”栏改为“读者来信摘要”栏，用摘要方式更多刊载读者来信。
希望各地读者更广泛、更深入地提出对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各种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清华北京大学新建房屋设计草率缺点很多
许多单位急于求成仍想搬用这些设计
清华、北京、燕京大学三校（即现在的清华、北京两大学）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下称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没有重视建筑工程设计工作，去年建筑的九万平方公尺房屋都不大适用。
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接受建设任务后，只注意了要材料和施工，忽略了最重要的设计问题。
设计前没有周密勘测，设计总布置图时没有考虑学校的发展和各部门间的联系，没有考虑道路系统，没有绿化计划。
如二工区三十公尺宽、二公里长的住宅区的设计，由工学院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在两天时间就做完了。
那里的地势崎岖不平，设计人也不详细调查研究，只是拿着三角板、丁字尺在画图棹上推来推去，排方块块。
到施工时才发现很多错误。
有的房子室内地平比室外的还低，一下雨就有被灌水的危险。
因为没有绿化计划，大风一吹，沙石横飞。
在建筑设计中，只考虑经济，而没有同时考虑是否适用和美观。
如学生宿舍是统舱式的，八人一间，三间相连，没有门，没有正式走廊，隔断只有房间的一半高。
结果一屋读报，三屋都得听；
一屋开会，三屋都得听；
学生睡觉、学习都受影响。
设计教员及职工住宅时，只计算使用面积，没有考虑是否合用。
房子相连，没有过道，把厕所摆在堂屋正中间，家中有老有少的人住着极不习惯。
有一位教授说：
“像这样的房子，还不如给我们一大间，自己去隔开好。”
公寓设计没有考虑住户情况。
住户的箱笼很多，没有地方放，烧水做饭的地方也没有。
上述缺点所以发生和没有及时纠正，主要是因为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有片面的任务观点和经济观点。
当时，他们只考虑去年10月01日就要开学，任务紧急，希望赶快做出总布置图来，以便马上报请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买地，做建筑设计和室外水电设计，把材料运到工地。
甚至为了赶任务，总布置图没设计好，建筑设计就已经做完，工区已放好灰线，材料科也已经把材料运到工地。
等做好总布置设计，发现工区灰线放得不合适，材料摆得不妥当，设计人要求移动一下灰线或材料时，工区都不答应。
因为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有严重的急躁情绪，也就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纠正这种错误。
他们的设计错误这样多，但还有不少单位在不重视设计的冒进思想的指导下，还要继续走他们的错误道路。
中央轻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部第4局、中央公安干部学校、西北工学院等单位，最近都通过中央高级教育部介绍，到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要全套设计图样（包括设计结构图和工料分析），准备把它们硬搬到自己的单位来应用。
中央第2机械工业部第4局去取图样的干部说：
“我们领导方面要我们在一点钟内就拿图回去，以便立刻做各种计划。
这样可以省很多精力。”
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干部说：
“我们准备盖一座礼堂，就用你们的饭厅图样，不盖厨房就行了。”
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饭厅设计不一定适合盖礼堂，并且它本身有缺点。
如讲话听不清等，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干部却说：
“我们实在来不及了！”
这些单位，以不负责的态度对待建筑工程，不加批判地搬用别的单位的设计，是不对的。
中央轻工业部、第2机械工业部、公安部、高等教育部应即检查纠正，以免造成浪费。

读者来信摘要
编者按：
下面摘要发表的，是读者继续揭发浪费国家资财的错误行为的四封来信。
我们认为：
为了有效地给国家建设事业积累资金，必须厉行节约，经常地和浪费国家资财的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希望广大读者都重视这个问题，继续来信揭发目前存在的各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
坚决反对浪费国家资财的错误行为
浙江省土产公司运往辽西的生姜全部冻坏
刘玉林来信：
我们辽西省合作社联合社供应处在去年12月和浙江省土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生姜四万斤。
合同中规定这批生姜应不冻不烂；
包装除竹篓外，应有三五纸七层、稻草一层，费用由我社供应处负担。
今年01月08日，我们收到该公司送来的五万多斤生姜。
经检查，这批姜已全部冻坏，姜皮挂了白霜，里边变成黄白色，放在屋子里就化成一泡水。
冻坏的原因主要是包装不良，没有切实遵照合同规定执行。
这不但使国家财产损失一亿五千多万元，并影响了本省人民的食用需要。
我认为该公司这种不负责任，使人民财产受了损失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建议浙江省商业厅对这件事情进行处理。
杞县等地收购的大批土产霉烂了
阎林泰来信：
河南省杞县、兰封、通许、开封、中牟、新郑六县的合作社在接受当地土产公司委托收购土产时，发生大批土产霉烂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共霉烂带皮花生二十二万五千斤、花生米四万五千多斤、黄豆一千多斤。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当地土产公司和合作社双方对土产收购工作事先缺乏准备。
土产公司对包装供应不及时；
各基层合作社在收购前也没有很好准备仓库和遮雨工具。
这样，每日收的土产不能及时装包，也无仓可入，只好都堆在露天院中，天一下雨就束手无策。
如杞县阳？
合作社从去年10月18日起代该县土产公司代购花生十余万斤。
他们曾多次向土产公司催要麻袋装包；
但直到11月05日土产公司只给了二百条麻袋。
11月10日，天下雨了。
十余万斤花生除装起三万六千斤外，其余大部被淋湿了。
建议上述各县土产公司合作社接受教训，迅速改进今后的工作。
煤矿管理总局浪费现象严重
吴礼来信：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有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违反财政制度的错误行为。
最近该局增添一批干部，就到上海买了几百张钢丝床，到天津买了很多很讲究的七个抽屉的桌子和转椅、皮椅。
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竟违反财政制度，挪用开办费一亿余元买了几十件乐器；
因开办费还没有用完，而又急于报销，他们又打算用从前购置物品的单据去顶替。
建议中央燃料工业部对此迅速进行检查和处理。
西北农学院教学仪器大量损坏
李富裕来信：
西北农学院教学仪器大量损坏。
据不完全的统计，1952年该校共损坏仪器四千零八件，价值七千余万元。
这些仪器的损坏，绝大部分是因为操作时不小心、不按操作手续使用或用后没好好保存。
根据损坏情况调查，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可以避免的。
由于仪器的损坏，不但祖国财产受到了损失，而且在教学研究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可是学校行政领导方面对这种现象还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深入向同学进行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
这就使仪器损坏的现象不能及时纠正。
加强对春节文娱宣传的领导
王国昌来信：
春节快到来了，各地应加强对春节农村戏剧工作的领导。
我们临颍县农村剧团的演出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但是，目前有很多村干部没有很好地领导农村剧团，放任自流，特别是演出的节目，常含有严重的封建毒素，在群众中产生了坏的影响。
如七区王孟乡的骡马交流大会上，竟有一台曲子剧团于01月05日晚上演出“阴阳河”，演员扮成神鬼怪物的模样，内容更是荒谬。
有的剧团演戏时，服装混杂，今古不分，古代的将士，穿上解放军制服；
有的还将国旗当作戏中的令旗。
这种现象必须马上纠正，以便使春节文娱宣传活动能在群众中起更好的作用。

遂平县人民政府已初步纠正乡村干部工作忙乱的情况
遂平县人民政府来信：
1952年09月0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中，发表了建华、洛葛两同志对我县“公文多、表格多、会议多”的批评信，完全属实。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方面是当时我县工作甚多；
另一方面是我县领导方面布置工作不统一，各部门乱抓。
现在我县已初步纠正这种情况。
党、政及群众团体对当前中心和主要工作的布置力求统一步调。
不必要的会不开；
必要的会事先要充分准备。
除主要下达文件外，一般用“遂平简讯”和“简报”方式下达。
县人民政府配备了专门统计人员，掌握各基层数字，统一布置表报；
任何单位不经批示发报表，各区乡可拒绝填报。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建立责任制及组织有节奏生产的经验
艾直
建立责任制与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在一般生产部门早已行之有效。
同样的，这两个先进的生产管理方法，对于改进设计部门的工作，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去年七号高炉系统工程设计，较原计划提前七个月完成了全部任务，比八号高炉的设计效率提高了一倍半以上，就是由于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建立了责任制与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的生产的缘故。
在设计部门建立责任制与组织有节奏生产有很多特点。
根据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的经验，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应当抓住如下三个特点。
第1，一件工程的设计，往往需要许多专业技术部门参加。
而这许多部门的工作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紧密相连的。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是不行的。
因此，在设计部门建立一系列的责任制时，必须首先建立总负责人制。
总负责人制，不仅是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责任制度之一，而且是设计工作中必须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没有它，整个工程设计必然陷于杂乱无章与漏洞百出的混乱状态。
八号高炉的设计工作之所以进行得不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这一最重要的环节，因而使整个工程的设计失去了严密的统一领导。
其结果是各专业部门互不联系。
如甲部门的设计已经完成，乙部门还没开始；
或甲乙部门的设计都完成了，但甲部门把混凝土基础放在乙部门设计的工人出入口上了。
像这样的错误，大大小小有数千处，时间拖长了好几个月。
七号高炉的设计所以进行得较好，主要是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总负责人制。
根据设计七号高炉的经验，要把这一制度建立得好，最重要的是首先明确规定总负责人的职责范围，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和主要工作制度。
否则纵然设有总负责人，也不起作用。
一般说来，在不违犯上级有关设计原则的规定下，总负责人是工程设计的最高负责者。
从接受设计任务到完成设计，他有权布置、检查、处理有关该工程设计业务的一切问题。
但是，他应当通过各专业设计组的负责人或主体设计组实行他的领导。
设计总负责人的工作制度应特别注意两点：
一是某些重大问题的请示报告制度；
一是他领导工作的主要步骤和程序。
在目前许多负责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明确规定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2，建立严密的审查制度。
设计工作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
国家对它的要求是：
拿去指导施工的图样，必须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得有丝毫差错，那怕是一个小的尺寸号码都是如此。
很显然，没有严密的审查制度，就不可能保证设计达到这种要求。
八号高炉的设计错误所以比七号高炉多达八倍，与没有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着重大关系。
在建立与执行审查制度中，该处的主要经验是：
设计审查工作不应当集中在几个工程师的手里。
如果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必然会形成盲目签字、流于形式。
因为一个工程有上千张的图纸，审查工作是十分繁重的。
因此，应当以组织群众性的审查为原则。
七号高炉设计审查的经验证明：
所有参加设计的人都参加这一工作有很大作用。
一个见习技术员可以发现设计上的原则错误。
该处现在实行的是逐级审查制。
即：
各互助组（这是各专业小组在设计时以一个或几个相近的设计项目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在设计完了之后，自己先审查。
互助小组审查后再交专业组内特别组织的审查小组审查。
这两段的审查的主要内容是：
名称、重量、图型、尺寸、加工符号、材料、安全、操作、计算书、施工说明等。
审查组审查以后，再交专业组长审查各种设计中间的联系等重大问题。
专业组长审查完之后，再交总负责人审查。
总负责人审查设计的主要办法是召集各专业组长在一起进行总审查。
这种审查结束后，再把全部设计结果向全体设计人员作全面报告。
然后举行讨论、复查、订正、通过。
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最后的一个审查步骤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种群众性的讨论中，往往发现许多设计上重大的错误。
因为在逐级审查中，多数人受到审查范围的限制，不易发现很多问题。
而在最后的审查会上，却使每个参加设计的人突破了这种限制，获得了考虑、审查全部设计的机会。
七号高炉设计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差不多都是在这种会上发现的。
除此之外，要使群众参加审查工作真正能起作用，还必须使全体设计人员都懂得整个初步设计的内容。
因为群众不懂得已为国家所批准的初步设计的内容，便无从了解国家对设计的基本要求，当然也就不知道设计得是否正确了。
第3，在设计部门推行按照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的决定环节，是发动群众找出定额，突破“设计工作没法定额”的陈旧观点。
因为没有定额，便不可能制定进度计划，要有也只是形式的。
没有进度计划的有节奏生产是很难想像的。
设计工作的定额工作，确实不像一般生产那样好定。
因为：
一、设计工作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什么定额，只有设计的起止日期。
以前的设计人员大都有“能干多少干多少！”
“到时候完不成再拖期！”
的习惯。
二、设计工作的确比较复杂，定额也确是比较难找。
但是，这决不是说它没有定额，或这种定额不可能找出来。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去年设计七号高炉时就找出了这种定额，而且运用它组织了较为有节奏的生产，提前完成了设计任务。
现在起码可以采取以下四种办法来制定定额：
（一）调查过去设计一项同样工程时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是多少；
（二）根据过去经验，对不同工作量的项目作集体估计；
（三）组织各种项目的实际试验；
（四）参照苏联的先进定额。
这四种办法，都可同时运用。
但是在运用这些办法的时候，应防止不从今天的实际水平出发，而把定额订得过高或过低的偏向。
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现在订定额的办法是发动群众进行测定，或者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合理的估计。
运用这种办法找出的定额，在初期常常会低
一点，但不要立即修正，等实际情况在群众面前揭破了这一点的时候，再以事实教育群众，从而逐渐地加以修订。
现在鞍山钢铁公司设计处，正在通过七号高炉的定额总结，动员大家找寻更先进的定额。
因为事实已无可争辩地向大家指出了过去的定额还是低了一点，应当再加提高。

必须广泛吸引群众在报纸上展开批评
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我们的报纸应当吸引千百万群众来进行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
最近各地报纸的情况表明：
凡吸引群众越多，对于各种缺点和错误揭露就越深刻，效果也就越好。
因此，发动群众的程度如何，就成为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的成效大小的一个重要关键。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就使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
上海解放日报在公布黄逸峰事件后，从01月21日到01月28日，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已由三百件激增至五百件到七百件。
在这些读者来信中，揭发华东各地、各机关中县级以上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即有四十三起；
而有关黄逸峰事件的来信则达八百八十一件。
这些读者来信一致拥护华东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并表示要坚决地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
黄逸峰事件的公布和处理，不仅对上海、对华东各省广大群众是一个有力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各地群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只要这些地区的报纸能够抓紧开展群众工作，群众的来信不但会“川流不息”地送到编辑部，而且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勇气也会像喷泉一样地涌现出来。
东北日报发表了锦州铁路管理局张荣春的来信说：
“0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处分的决定’，大大增强了群众向压制批评者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也警惕了那些压制和忽视群众批评的官僚主义分子。
如锦州铁路管理局局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刘启勋，看了这天的人民日报，马上就检查他抽屉里是否积压群众来信；
结果发现有封重要的检举、批评信压了十个多月。
这回他发了慌，赶紧拿着信到党委会去研究处理。
目前已迅速把这件事处理完了，被检举者受到应得的处分。
接着刘启勋又找到了检举人，向他介绍了处理情况，作了检讨。
然后才松了一口气。
过去我曾经和几个同志揭发过一个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分子，他并没有认真改正错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这次我们要继续和他作斗争。
有一天，锦州铁路公安处有个同志见了我，一面从兜里往外掏0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一面向我说：
‘老张，你看过这张人民日报么？
压制批评的分子受到党纪的制裁啦！
我们过去揭发的那个压制批评的人没有认真检讨、改正缺点，这回我们该进一步大胆揭发他啦！
’”这就充分反映了群众对于批评的积极性。
但还有不少省市以上的报纸，从本报01月23日公布黄逸峰事件后，只刊登了这一事件的新闻和社论，并没有由此继续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去进一步推动当地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这些报纸是：
华北区的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绥远日报、内蒙古日报；
东北区的沈阳日报、辽东大众报、松江日报、长春新报、吉林日报、旅大人民日报；
中南区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广西日报、江西日报、湖北日报、河南日报、长江日报；
西北区的群众日报、宁夏日报、青海日报。
这些地区的报纸所以没有或尚未充分发挥群众性批评的作用，并不是因为当地没有消极落后的现象，也不是因为编辑部没有掌握到群众反映的批评材料；
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编辑部，如重庆新华日报、西北群众日报等片面地认为：
地方党报受地方党委直接领导，因而对群众揭发的材料，必须等当地党委作了布置，或进行了处理，才敢公开进行批评。
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还认为，不这样就会把工作“搞乱”。
所以他们对群众反映的对黄逸峰事件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予以发表。
显然，这些报纸编辑部的这种认识和作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党报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天天向人民群众发布党的决定、指示和对一切事情处理的结果；
它还应该钻到人民群众中去，发动广大群众，根据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提出问题，引起党委的注意，并变成党委的意见和决定。
早在1950年0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即明确规定：
“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者负独立的责任。”
“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这就是说，报纸发表批评，编辑部应“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党交给报纸的任务。
因此，不能把这事和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对编辑部的领导对立起来。
其次，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大力吸引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但不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搞乱”我们的工作；
相反地，它将会更加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开展。
事实证明，如果报纸不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斗争，那末，要像上海解放日报一样在一周之内收到四十三件揭发材料的情形，就将是不可能的；
那些占据一定领导地位的官僚主义者，也不会这样迅速地被“拉到日光下来”。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就应当吸引下层群众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不吸引工人和农民来参加，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废止官僚主义呢？”
我们的党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也曾强调指出：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
党中央的规定是这样的明确，可是至今还有许多报纸编辑部不敢在报纸上充分展开群众性的批评。
这除了像中共鞍山市委那样限制报纸批评的情况以外，在编辑部来说，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胆量。
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突击运动，而是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长期性的斗争。
因此，各地报纸编辑部应重温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彻底克服上述缺点，并从根本上把编辑部的工作方法加以改变，即用发动群众的大规模宣传的方法代替“孤军作战”的脱离群众的方法，从而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宣传创造顺利条件。

暴同花
斋仁画　湘一编
（根据林钢所作“一个农家的悲喜剧”改编）
十三、暴同花和孩子，分得了二亩六分地。
白天娘儿俩下地生产；
夜里暴同花纺花、织布、抐鞋底。
这样，两个人的吃穿也顾住了。
十四、暴同花和孩子省吃俭用，又积蓄了些钱买了个小猪子。
她每天到四外捞渣草，捞水蜉，搓豆沫，拾瓜皮，又挨户去要涮锅水，喂这个猪子。
十五、猪长大了，头一窝就见了十三个小猪娃，换了一石多粮食。
以后，每年两窝，暴同花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好起来。
群众都说，暴同花不但工作积极，也是生产的能手。
连她婆婆和丈夫也不敢再小看她了。
十六、这时候，暴同花的婆家也有了一些变化。
公、婆常参加村上的会，懂得了不少新道理。
两个小姑子，大的嫁了，小的参加了革命工作。
她们回家来也常劝娘好好地对待媳妇。
十七、张同廷也在村里当了民兵，病也好了，劳动比以前强得多了。
经过新社会的教育，他对妇女的态度也大有转变。
他常后悔过去不该虐待暴同花。
十八、1950年05月，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
暴同花是妇女代表，张同廷是民兵队员，他们俩人都积极地参加了婚姻法的宣传工作。
一讲到第8条，就触到他俩人的心事，张同廷特别觉得难过。

世界民主青联理事会会议闭幕
号召各国青年筹备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布拉格讯：
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会议已在09日闭幕。
会议就德尼、科切夫和莫兰尼诺在理事会上所作的三个报告通过了决议，并通过了告世界青年书。
会议通过奥地利、比利时、缅甸、印度、冰岛、伊朗、伊拉克、尼泊尔和尼加拉瓜等十三个国家的十七个新的青年和学生组织加入世界民主青联，并选出苏联的谢列平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斯为世界民主青联副主席，英国的尼克松和伊朗的纳马齐为书记。
世界民主青联总书记德尼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成就时，指出了理事会的决议对于进一步团结世界广大阶层的青年为保卫和平和青年权利而斗争的重大意义。
他相信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拥护和平与友好联欢节的筹备和举行，将是世界民主青年在为反对另一次战争的威胁和满足青年的需要而斗争中的一个新贡献。
会议就德尼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决定在1953年07月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并同意德尼报告中所提出的大会的议程。
决议说：
理事会号召世界民主青联各会员组织和没有加入世界民主青联的青年组织以及所有青年男女，积极参加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理事会建议举行各国、各区域和各地方的青年代表大会和会议以及各青年组织的集会，讨论有关筹备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问题，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和草拟委托书。
会议就科切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决定在1953年08月02日到16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拥护和平与友好联欢节。
决议号召加入世界民主青联的一切青年组织，一切向往和平、国际友好及美好未来的青年男女为联欢节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会议就莫兰尼诺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代表七千五百万青年男女的意志，表示热诚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宣言和致五大国政府书，并表示完全赞成这二个文件中所规定的为和平而斗争的纲领。
决议号召各青年组织尽力为这些纲领的实现而斗争。
会议通过的告世界青年书，向各国青年们说明了理事会通过将在今年举行第3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拥护和平与友好联欢节二项决议的重大意义。
告世界青年书说：
理事会希望这些盛大的集会能有效地帮助进一步加强要求和平的青年的团结和友爱。
我们一定要为了和平而团结起来，我们坚决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公正建议，首先就是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建议，这个和平公约将是我们幸福前途的保障。
告世界青年书最后号召青年们加强一致行动，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幸福前途而斗争。

北极的现代化城市——摩尔曼斯克
资产阶级国家的地理教科书，总是说北极圈内只能生长苔藓和山莓，而现在苏联北极区内居民的实际生活，却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们有很多人都住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享受着和苏联其他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幸福。
苏维埃时代摩尔曼斯克的新生和巨大发展就是明证。
摩尔曼斯克在北纬六十九度的北极海内科尔半岛的北端。
1920年，它还只是一个捕鱼的小港，居民只有两千五百多人，根本没有什么工厂和企业，街道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沿着小巷两边则是低矮的被烟熏得漆黑的渔人棚舍。
现在，这些景象已经不存在了。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摩尔曼斯克已经成为苏联巨大的渔业城市，北极的工业、文化中心和重要商港了。
这里有现代化的渔埠，一批一批满载各种鲜鱼的鱼船在这里用机械把鱼卸了下来，送到苏联最大的鱼品联合厂的巨大冷藏室里，然后再陆续送到熏制厂和罐头制造厂，制成熏鱼，鱼品罐头，鱼肝油，鱼肉粉。
这些珍贵的消费品又被装上列车通过北极区内电气化的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这个工厂每年生产的鱼品达数十万公担。
摩尔曼斯克日益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
广阔的斯大林大街横贯全城，街道两旁是密密层层的高大舒适的楼房，这就是摩尔曼斯克劳动人民的新住宅。
这些住宅中有暖气管、热水管、浴盆、电话等设备。
晚上和北极夜时期，整个大街都是电炬辉煌，如同白昼。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
这里的劳动人民享受着和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也辅的劳动人民相似的文化福利。
到1951年，这里已有十八所普通学校，一万五千个儿童在里面上学。
另外有一所师范学校，一所师范大学，一所航海学校，一所音乐学校。
这里有四十所医药机关，其中有两所专门产育院和一所儿童医院。
这些医疗机关都有现代化的医疗器械设备。
这里有藏书数十万卷的五十五所图书馆，还有两处专供儿童阅览的图书馆。
这里有公共食堂，有咖啡馆，有可以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百货商店。
就是在北极的冬季也有柠檬、橘子、葡萄等等水果的不断供应。
这里有很多电影院、剧院和文化宫，其中新建成的容纳一千六百观众的“祖国”电影院，尤为宏丽。
夏天的摩尔曼斯克格外美丽，从前只长苔藓和山莓的地方，现在已经到处鲜花争放，绿树成荫。
摩尔曼斯克的劳动人民运用米丘林的科学方法已把自己的城市绿化了。
摩尔曼斯克的建设还在大规模地继续进行着。
到1955年，将要建筑数以百计的现代化的新住宅，将要建筑更多的文化场所。
那时面积五十公顷的市立中央文化公园就会建成，一个人造湖也要修好。
另外还要增加一座大电影院，一座马戏院，一座平台戏院，一座巨大的运动场和一座儿童宫。
还有新的航海学校，北极研究院以及新的火车站，新的海运码头也要建造起来了。
（附图片）
这是北极城市摩尔曼斯克市内的“祖国”电影院，这里的居民和莫斯科居民一样可以同时看到一切新演出的影片。

印尼和平人士谈美“禁运”政策
使印尼经济受到重大打击
【新华社11日讯】
据雅加达报纸消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印尼筹备委员会主席西狄·格打巴地在宣布筹备委员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国的‘禁运’政策使好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打击，在这方面，印尼也不是例外。”
他指出：
“接受美国共同安全署的‘援助’的结果是：
大量的印尼汽油被运往朝鲜供应战争。”
他说：
患了战争狂的帝国主义者还从印尼大量搜刮各种原料，用来制造杀人武器。
曾到中国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尼国会议员奥托·伦度诺乌对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的‘禁运’政策同样表示不满。
他在去年12月底到泗水视察社会情况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禁运”使印尼的经济受到了恶劣影响。
奥托·伦度诺乌说：
“我们本是可以和新中国通商的，数亿中国人民在农业建设和日用品的制造上都需要橡胶。
‘禁运’使印尼的出口贸易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反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战争
美共主席福斯特号召美国人民制止艾森豪威尔冒险扩大战争
【新华社布拉格11日电】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02月08日在纽约“工人日报”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说，艾森豪威尔的好战的国情咨文使美国人民面临在亚洲扩大战争的危险。
福斯特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进攻中国的整个计划是违背美国人民意志的。
“美国军事首脑们知道，美国人民如果有选择的机会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种造成灾难的冒险的。”
福斯特追述，杜鲁门没有事先得到美国国会或联合国同意便采取了最初一系列走向战争的重大步骤，现在艾森豪威尔打算完成这个过程。
福斯特说：
“这两个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这种专断的行动说明了，为了避免酝酿中的经济危机，战争贩子是如何疯狂挣扎；
华尔街那些打算征服世界的人们是如何不惜挺而走险，实行法西斯主义，发动战争。”
福斯特接着说，因此，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在朝鲜立即停战是极其重要的。
这是人民针对着战争贩子们扩大战争的计划争取和平的办法。
福斯特指出，“谁要是认为扩大战争对解决使板门店停战谈判陷于停顿的战俘问题会有所帮助，那真是痴想。
相反地，只有在朝鲜立即停战才能达到和平。
这样，战俘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而扩大战争的结果便只能是无止境地增加伤亡与战俘而已。”
福斯特认为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拒绝了一面继续设法解决战俘问题一面立即停战的建议，是极其愚蠢的。
他说：
联合国之所以这样做，其唯一的原因是，华尔街的黩武主义者们希望继续并扩大战争。
当联合国于本月间再次开会时，问题将再一次明显地提出来——停战还是扩大战争。
鉴于华尔街的代言人将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联合国通过人民的和平计划——在朝鲜立即停战的计划，福斯特号召有组织的工人、黑人、每一个人民团体以及全美国人民，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要求立即停战，这将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美国进步党书记鲍德温反对把美国青年派到朝鲜送死
据“工人日报”06日报道，美国进步党书记鲍德温也斥责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的决定，指责他这种行动辜负了千千万万美国人民的希望，美国人民所以选他当总统，是因为他许下了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
鲍德温说：
“我们向一切美国人呼吁，不管他们属于那一个政党，立刻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他停止把美国青年派到朝鲜去送死或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海岸的自杀政策。”
全印和平理事会秘书长钱德拉坚决抗议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
【新华社新德里11日电】
全印和平理事会秘书长钱德拉在07日发表声明，谴责艾森豪威尔宣布利用国民党残余匪帮作为扩大侵略冒险的工具。
声明说：
“全印和平理事会向一切希望防止第3次大战的男女呼吁，要对美国总统所拟订的危险政策提出坚决的抗议。
印度人民希望朝鲜战争结束和立即停火。”
声明指出：
甚至一直到现在还和美国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都表示不赞成艾森豪威尔利用国民党残余匪帮的行动。
因为几乎是大家一致在谴责艾森豪威尔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企图，我们相信和平还是可以拯救的。
声明说：
“全印和平理事会敦促印度政府警告华盛顿：
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国大陆的任何企图，都将被印度人民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种侵略行动。”
声明最后号召所有的和平委员会以及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组织最广泛的运动，反对扩大战争，争取立即在朝鲜停火。

巴基斯坦拉合尔和平委员会执委会通过决议
反对美国把巴基斯坦拖进中东侵略集团
【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喀喇蚩09日讯：
巴基斯坦拉合尔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揭露美国拼凑的所谓“中东防御组织”的真正目的。
这个决议说，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说和政治声明显示出美国决定要扩大战争。
为了这个目的，帝国主义国家打算利用亚洲国家的人民来充当炮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巴基斯坦参加“中东防御组织”，允许美英帝国主义者来处置巴基斯坦的人力和资源，并且允许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建筑他们的军事基地，这对于邻国绝不是一个友好的行动，相反的，这将把巴基斯坦变为新战争的桥头堡。
拉合尔和平委员会敦促巴基斯坦的爱国者：
不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必须认识到参加“中东防御组织”所包含的严重危险；
要联合起来作坚决的斗争，以挫败战争贩子们把巴基斯坦拉入另一次战争的阴谋。

杜勒斯在伦敦所受的冷遇
谭文瑞
杜勒斯到伦敦，唐宁街甚至没有派一个阁员级的官员到机场欢迎。
华盛顿方面认为这简直是对美国老板的大不敬，美国的御用报纸并发表社论责备英国人无礼。
人们记得，不久以前邱吉尔曾以英国首相之尊访问美国。
在他还未动身，美国便作出了不欢迎的表示，并不客气地挡驾说：
“邱吉尔访美不是时候。”
等这位曾自炫身体内有着美国血液的英国首相到了纽约，在码头相迎的不是什么国务院的大员，却是一些联邦调查局的特务；
这些美国特务根据所谓麦卡伦法案，对英国贵宾的全体随员粗暴地进行了一番“甄别”，仅邱吉尔一人得以幸免。
这样的欢迎“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认为是礼貌的。
大西洋两岸“盟友”的“礼尚往来”，有点像“伊索寓言”中狐狸与鹤的故事。
据说有那么一回，狐狸请鹤用餐，宴席是用一只盘子盛着菜汤，使客人什么也吃不到；
第2天鹤也设宴回敬，它却用一个高瓶子装些碎肉，结果狐狸也只好眼巴巴看着主人独嚼。
不过比较起来，英国却大有逊色，至少与杜勒斯同行的史塔生并没有被苏格兰机场的警探搜身。
但是如果认为英国人对杜勒斯的冷淡，是为了要报复美国人对他们首相的怠慢，那未免太小看英国绅士的气度了。
假使唐宁街对于这位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的莅临不是极不欢迎的话，是不至于连这么一点小面子都不肯给的。
杜勒斯上任后发表对各仆从国肆意吆喝的第1次广播演说，便引起伦敦方面的不满，英国保守党的
“每日电讯”报对于杜勒斯怨责英国在“阻挠”西欧侵略集团的组成一事曾提出尖锐的反驳。
唐宁街的喉舌“经济学家”杂志更直率地指出：
“杜勒斯的政策是迫使英国成为西欧联邦的一个正式成员，但是杜勒斯的政策将遭遇失败。”
为什么呢？
英国人知道得很清楚：
叫他们和美国指使下以复活的希特勒国防军为核心的西欧侵略军队合伙，就不仅要把他们的军队交给美国指挥，而且还要看纳粹将军们的眼色，这对于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很危险的，因此不肯成为“西欧防务集团”的一员，只答应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
这大大影响了其他西欧各国的情绪。
特别是法国，如果没有英国作伴，实在害怕军国主义德国的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认为英国是在从中作梗，要负“欧洲军”难产的一定的责任的原故。
杜勒斯到伦敦的目的，很明显的就是要对英国加以所谓“友谊而坚定的”压力，要英国俯首听命，或者至少使英国进一步为促成西欧侵略集团而效力。
这种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差事，是英国统治集团所不欢迎的。
同时，当杜勒斯在途中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扩大侵朝战争的叫嚣，和英国垄断资本在亚洲的利益又引起了更尖锐的矛盾。
在杜勒斯抵达伦敦的那个时刻，英国外相正在下院忙于应付议员们的质询，而不得不埋怨美国企图利用台匪扩大侵略的举动“引起不幸的政治反响”。
至于后来杜勒斯和邱吉尔等人的会谈，据合众社透露的情况是：
“美国代表想要谈欧洲问题，而英国最关心的却是亚洲问题。”
由此看来，杜勒斯到伦敦原是要逼迫英国在欧洲问题上作些让步的，结果却被英国在亚洲问题上所窘。
如果说杜勒斯伦敦之行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应该是他看到了美英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而且是愈来愈尖锐。
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是骑马者和马的关系，现在看来这匹马已不是那么驯顺了。

杜勒斯在西德调查细菌武器的研究和生产情况
【新华社11日讯】
据德意志通讯社波恩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最近访问波恩期间，除督促西德傀儡政府使重建西德军队的“欧洲军”条约迅速获得通过以外，同时还调查了西德关于细菌武器的研究和生产。
他研究了阿登纳所提出的文件，包括正在研究新的杆菌培养法的图宾根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秘密报告和窝伯塔尔的法本公司“卫生研究所”的报告，汉堡柏恩哈特·诺赫特研究所的报告，法尔兹区吉尔希海姆·波兰登附近的威厄尔豪夫的化学、技术、生物、教育研究所的报告。
杜勒斯指示阿登纳把这些文件立即送交“美国生物战委员会”慕尼黑办事处处长道奇。

美帝国主义的“欧洲军”计划
引起法国与西德间尖锐矛盾
【新华社10日讯】
苏联“真理报”在01月15日刊登了鲍德克留尼科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建立‘欧洲军’的计划引起斗争的尖锐化”。
鲍德克留尼科夫说：
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压迫西德和法国赶紧批准波恩条约和巴黎协定，以便建立“欧洲军”，为美国司令部贮藏炮灰。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事情并没有什么进展。
除了因为西欧人民的强大反对外，一个重大的障碍是法、德两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美国要把“欧洲军”的领导角色派给西德军国主义者，这种远景吓坏了法国资产阶级。
“世界报”写道：
“法国军队的上层人物无疑对防务集团的前途越来越感到不安。
有些人指出这个集团的缺点，说它只不过是防范德国重新武装这种实际危险的一种虚幻的手段而已。”
因此，法国统治集团常常提出重新审查波恩与巴黎条约原文的问题。
阿登纳也主张重新审查“欧洲军”条约，因为鲁尔垄断资本家认为，在美国统治集团的保护下，目前他们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作买卖，比一年前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任何条件还好。
事实证明，在拼凑“欧洲军”的过程中，法国与西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调和，相反地却日益尖锐化了。
伦敦电台这样评论法国与西德统治集团彼此矛盾的愿望：
“法国近一百年来受到德国军队三次的侵略；
它并不怎么想批准允许德国拥有大量军队和从事军事生产的条约。
另一方面，西德也不愿意建立不属德国联邦政权控制的大规模的、花钱很多的军队。……法国也不愿意德国的军队由德国本身管辖。
而西德说，要它参加西方的计划，那就应该让它自己管辖自己的军队。”
法国和西德迟迟不批准波恩条约和巴黎协定这件事，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十分愤怒。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
“巴黎和波恩的事态，尤其是巴黎的事态，表示实际上欧洲军来不及和世人见面，就寿终正寝了。……法国人给了大西洋联盟一个严重的打击。
李奇微将军的司令部摇摇欲坠，他的计划粉碎了。”
这个杂志威胁法国统治集团说：
“如果法国拒绝合作，它就失去了作为美国同盟者的意义。
西德会开始变为美国潜在的、更强大的同盟者。
新的三角可能是由美国、英国与德国组成，而法国却被扔在一边。”
美国统治集团晓得，事情是拖不得的：
西德人民反对波恩政府执行出卖民族政策的斗争日益扩大了。
但是，无论是波恩和巴黎，对于建立“欧洲军”的计划仍然非常冷淡。
值得注意的是，阿登纳声明要保留日后修改条约中限制波恩复仇主义者的那些条文的可能性。

美方又用毒气野蛮攻击朝人民军被俘人员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02月07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前夕，美方又在巨济岛战俘营内残酷地用毒气野蛮攻击唱歌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在这之前两天，美方曾无故枪杀战俘一名。
据美方透露：
02月07日，巨济岛上的我方被俘人员英勇地高唱祖国的歌曲，早有准备的美军就有计划地用武力把高歌不屈的战俘压迫在营房内，然后用毒气进行攻击。
美方战俘营长官卡德维尔公开声称：
施用毒气“有效”，并说将对战俘继续施用“必要的武力”，而美方官方公报却撒谎说战俘 “无人受伤”。
大家知道，战俘不断地因为唱歌而被美方大批打死打伤。
去年10月01日，济州岛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因为唱歌纪念祖国国庆，被打死打伤一百六十五名。
前年08月15日，釜山和巨济岛上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同样因为唱歌纪念祖国“解放日”，仅在第64、六十五、八十四等营场内，就被打死打伤一百二十多名。
自从震惊全世界的蜂岩岛大屠杀发生以来，美方就更严密地把战俘营内屠杀事件的消息封锁起来。
但是在02月份的第1周内，仅据美方被迫透露的数字，迫害屠杀战俘竟达四次之多。
这些迫害屠杀事件更清楚地证明：
克拉克不久以前所发表的诬蔑我方谈判代表的所谓“情报报告”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个报告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联合国大会前夕，彻底破坏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更进一步把美国的仆从国家拖入美方正在策划扩大的侵略战争的泥淖中去。

赖特到巴基斯坦干什么
佳令
美国东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军司令赖特最近访问巴基斯坦，暴露了美国正对面向印度洋的国家开始增加压力，设法取得军事基地，并且加紧排挤英国在这个地区的传统的军事优势地位。
01月27日，赖特在喀喇蚩港口外他的旗舰“匹兹堡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毫无掩饰地说：
他的军事指挥权将一直扩展到孟加拉湾去。
按照他的日程，他还要访问马德拉斯和锡兰，并和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领袖会谈，以便在所谓紧急的状态下“取得合作”。
他说，这样他才算完成美国政府给他的任务。
赖特把他的旗舰“匹兹堡号”首先开到巴基斯坦，并且大胆放肆地说：
“一看地图就知道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重要！”
美国很想在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之间找一个能站得稳的据点，以便把美国侵入中东的力量和美国侵入东南亚的力量适当地连结起来。
巴基斯坦就是美国认为适合条件的良好目标，特别是因为它的领土由两个单元所构成，更能发挥这种作用。
由于中东各国人民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美国想搞一个“中东防御组织”的企图遭遇到很多困难。
为了快点拼凑成这个侵略组织来加强控制中东地区，美国就想从西边的土耳其这个美国已经控制下的国家，和东边的巴基斯坦这个美国加紧侵入的国家，先把“中东防御组织”的架子支撑起来，第2步再拉拢埃及和其他国家参加。
在赖特带了他的军舰到喀喇蚩后的第2天，“纽约时报”发表的以“巴基斯坦和防御”为题的社论，就直截了当地说：
“巴基斯坦确确实实是一座桥梁。
一个强有力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及埃及的联盟，能够把自由世界（指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在这个地区的暗淡局面改变成为巩固的力量。”
赖特就抱着这样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以外的政治活动，以致喀喇蚩的记者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海军指挥官，赖特为甚么要跑到阿富汗边境上的开伯尔隘口去？
这个阴谋不是从赖特才开始的。
远在1951年03月初，喀喇蚩和德里的报纸就透露了美国企图把巴基斯坦拉进中东侵略集团。
同年03月间，美国当时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克希曾从中东到巴基斯坦跑了一个圈子。
那时候，美国表示了对于利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纠纷，在巴基斯坦北部取得军事基地的兴趣。
不久以后，美国又表示对东巴基斯坦的吉大港和西巴基斯坦喀喇蚩的港口扩大工作极有兴趣。
同时在美国的牵引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也突然活跃起来。
土耳其曾派它的副总参谋长宰克·欧汗领着军事代表团到巴基斯坦“观光”。
1952年，美国势力进一步侵入巴基斯坦。
同年06月间签订的臭名远扬的杜鲁门“第4点计划”的协定，给美国势力侵入巴基斯坦修了一条“合法”的跳板。
那时以后，挂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招牌的美国商人和拿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聘书的美国“教授”不断在巴基斯坦出现。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美国高级军官，一个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另外一个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负责兵员和人事工作的）罗森堡夫人。
他们在1952年年底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也和赖特一样，和巴基斯坦的军事专家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也都去“访问”了开伯尔隘口。
从这些简略的背景就可以看出赖特“访问”的真正性质了。
此外，美帝国主义还利用巴基斯坦粮荒对巴基斯坦施用压力。
据公布，巴基斯坦需要输入约九十五万吨小麦。
美国便抓住这点进行要挟。
1952年12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华伦曾经非正式地表示坚持要巴基斯坦政府在某些事务上修改它的态度，特别是有关“中东司令部”的问题。
当赖特的巡洋舰在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门前开来开去的时候，驻在喀喇蚩和新德里的英国官员对这件事都拒绝评论。
直到现在，英国在巴基斯坦仍然占有传统的优越地位。
它对美国势力侵入巴基斯坦就不能不运用它的影响予以阻止。
例如，1951年04月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议签订美国和巴基斯坦的“通商航海友好条约”。
美国在这个建议中的要求包括：
一、美元对巴基斯坦卢比应得到最优惠的兑换率；
二、美国入口货物应享受和大英帝国绝对平等的优惠税率；
三、明文规定保护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
四、取消美国人到巴基斯坦的签证制度。
这些要求直接威胁着英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
因此，这个条约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张无法签字的草案。
巴基斯坦广大阶层人民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当赖特一到喀喇蚩，就引起巴基斯坦人民的愤怒和斥责。
喀喇蚩和平委员会在01月21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坚决反对巴基斯坦参加美帝国主义筹组的中东侵略集团。
巴基斯坦许多党派和社会团体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拒绝加入这个侵略集团，不准那些手上染满了回教人民鲜血的帝国主义者把巴基斯坦变为他们的军事基地。
这些代表广大人民的舆论就像一座坚强的堡垒横放在美帝国主义侵入巴基斯坦的道路上，使赖特之流的阴谋碰到迎面的打击。

越南人民军在那岑附近
歼灭法军伞兵两个连
【新华社11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前线记者09日报道：
在那岑被包围了一个多月的法国侵略部队，最近冒险出来掠夺粮食和扩大占领区，结果遭到越南人民军的沉重打击。
战斗发生在那岑东南的喝律和固锐之间的第41号公路上。
01月01日破晓时分，人民军的一支部队迅速地连续占领了法军侵占的三个山头，歼灭法军的巡逻队，并痛击反扑的一营法军。
在公路西的山头上的人民军迫击炮也参加战斗。
这时，人民军的另一支部队则向防守公路的法军两个连发动猛烈进攻。
在越南人民军的迎头痛击下，出犯的法军伞兵狼狈逃跑。
人民军分头追击溃逃的法军，向他们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法军伞兵大部分被打死，其他则向人民军投降。
在这一次两小时的战斗中，人民军歼灭法军伞兵近两个连。
【新华社讯】
在红河三角洲，尽管法国侵略部队严密防守他们的重要交通线，但是，这仍然未能防止越南人民游击队对这些交通线的袭击和破坏。
横越兴安省的法军重要战略公路——第39号公路所遭到的袭击和破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越南通讯社讯：
为了保护第39号公路，法军很久以前就将公路两旁的村庄全部烧毁，把居民赶走。
法军沿公路设立了许多岗哨据点，看到活动的东西就开枪射击。
但是法军的这些残暴措施并没有使当地人民屈服，也没有能保证公路的安全。
公路上的法军车辆经常被地雷炸毁，了望塔被炸掉，巡逻队遭到伏击。
去年冬天，当地人民受到人民军秋冬攻势胜利的鼓舞，在一天夜里，不顾法军的开枪射击，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参加了破坏第39号公路的活动。
这使法军的运输和交通停顿了好几天，并迫使他们增派了装甲车和更多的部队来加强公路的守卫。
虽然这样，公路仍然免不了遭到袭击。
例如去年12月底，由法军严加防守的公路上的长社铁桥就被游击队炸毁了。
法军有三十人被打死、打伤，装甲车一辆被击毁。
第2天，向铁桥方向驶来的十辆法军车辆也触地雷，有一辆被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