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天津两地
积极进行春节拥军优属工作
据新华社讯：
上海、天津两市各界人民已展开春节拥军优属工作。
上海国营第14棉纺织厂工会等单位已组织慰问队，带了腊肉、年糕、粉丝等年货，敲锣打鼓，分赴各处慰问烈、军属。
名书画家沈尹默、沈迈士、邓散木等二十多人，已集体书写了春联和“光荣人家”的横额一百多件，作为送给烈、军属的春节礼物。
全市很多里弄的居民们已开始为缺少劳动力的烈、军属家庭进行春节大扫除。
各区区人民政府现正积极发放烈、军属优待粮代金，准备在02月10日发放完毕，使全市生活比较贫苦的烈、军属安度春节。
各界人民正在纷纷写信给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在02月01日到03日的三天中，就收到慰问信六百九十三封。
信中还附寄了各种表示敬意的礼物。
天津市各区普遍举行了座谈会，采用黑板报、大字报、演剧等方式，宣传拥军优属工作的重要意义。
第2、四区的市民分别组织了优抚小组，挨户访问烈、军属，并自动帮助烈、军属打扫房屋，拆洗衣服。
第7区的妇女已有六百多人组织起来，分别给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缝补衣服。
自09日起，全市各区将广泛展开慰劳、慰问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和烈、军属的活动。
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将与部队战士和烈、军属举行联欢，迎接春节的来临。

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厂矿工作会议
布置基本建设任务和企业的生产改革工作
【新华社武汉08日电】
中共中央中南局在01月15日到26日召开了第2次厂矿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检查了过去一个时期的基本建设工作，讨论与布置了今后基本建设任务和企业的生产改革工作。
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
为此，中共中央中南局已决定组织一个基本建设委员会，计划于最近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党在基本建设方面的组织、宣传等工作。
为了加强党在基本建设方面的领导，中南局决定04月开始从农村抽调大批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转到工业建设部门，其中将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输送到基本建设部门。
同时在现有国营、地方国营以及公私合营的大小厂矿中，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输送到基本建设和新建厂矿中去。
会议决定抓紧时机进行厂矿企业的生产改革工作。
具体要求从01月到04月，各厂矿在原有生产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制订平均先进定额。
并要求全区国营厂矿和地方国营主要厂矿，到今年09月份全部完成生产改革工作，以便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
会议指出在推广先进生产方法中，同时要大力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和“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的管理方法。
从根本上解决领导落后于群众、行政管理落后于生产管理的问题。
会议最后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李雪峰同志做总结报告。
他说：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中南区已经完成了伟大的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
全区的工作中心必须坚决地转到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中去。
如果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表示犹豫，将会犯政治性的错误。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批判了某些干部对大规模经济建设采取的几种错误态度。
一种是把许多应该办而且办得到的任务往后推，这是消极怠工思想；
一种是认为既然基本建设很重要，生产就可以不管的错误思想；
另一种是不想自力更生，不考虑实际需要，而用“漫天要价”的手段向领导机关要过多干部的依赖思想。
李雪峰最后号召大家决心钻进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他指出我们过去派到工厂矿山去工作的同志，已经有许多人钻得很好，决心很大，但是还不够普遍，不够巩固，甚至有的人长期没有钻进去，或者根本就不准备钻进去。
另外，有的厂矿领导干部长期听任没有改造好的旧技术人员向国家造假帐或不算帐，表现得“又无知，又本位，又官僚主义”。
这些现象是决不能容忍的。
李雪峰最后说：
“在国家正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必须坚决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作严肃的斗争。”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
第7次劳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新华社10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09日发表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
办法中说明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规定：
凡会员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名额总计七七二名，依照会员人数、产业重点，按地区分配。
并由各地区工会照顾各个产业和少数民族。
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
华北一四五人；
东北一四五人；
华东一六○人；
中南一一三人；
西南七○人；
西北四○人；
兵工二五人；
内蒙七人；
民用航空二人；
铁路五○人；
海员一五人。
代表产生办法：
以省、市
（指大行政区直属市和十万会员以上的城市）为选举单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之。
铁路、兵工、海员三个产业工会的代表，因产业区划与行政区划不同，应在大行政区或省、市工会领导下由产业工会区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之。
各地代表选出后，于04月20日前将代表名单、简历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委员会。

全国总工会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
总结工会工作批判错误
决定在今年05月开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
【新华社10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01月20日到29日召开了第6届执行委员会扩大的第2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为将在今年05月初召开的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作准备工作。
会议首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致开幕词。
他说：
这次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在国家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召开的。
会议的方针是：
“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改进工作，以进一步展开全国工人运动，迎接国家的建设任务。”
在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许之桢作了关于四年来（从1948年第6次全国劳动大会算起）全国总工会工作基本总结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作了关于全国总工会1952年工作总结及1953年工会工作要点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对过去工会工作作了发言。
在以上的报告和发言中，都肯定了四年以来虽全国总工会领导上曾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全国工会工作还是基本上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规定的工会工作方针和路线，有了很大的成绩。
许之桢部长在报告中指出：
自第6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
许之桢指出四年来工会工作得到了下面的主要成就：
（一）全国工人已经基本上组织起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支柱。
全国工会会员1952年已发展到一千万人，产业工人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参加了工会。
广大工人群众支援了解放全国和抗美援朝的战争；
在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中，贯彻了政府法令。
（二）工会组织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目前各主要产业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参加了竞赛，四年来全国已有劳动模范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我国工业生产就是这样依靠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得以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有所超过。
（三）全国工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国营企业中旧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已有了根本的改变。
在全国一百人以上的公私企业中，举办了劳动保险事业。
安全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也有很大改善。
（四）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工人的团结统一，争取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事业作了巨大贡献。
中国工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十五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了广泛的联系。
在四年中中国工会曾派遣过四十五次各种代表团参加了世界工联所主持的国际工会活动。
中国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伟大成就，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榜样，大大鼓舞了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信心，增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会议也检查和批判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领导方面曾经犯过的原则性的错误。
许之桢部长在报告中指出：
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曾经有一个短时期走上狭隘经济主义的道路。
不了解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对于国营企业工会工作的方针，不是强调公私利益一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一致，而是强调“公私矛盾”，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对立起来，离开了发展生产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片面地强调了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
在私营企业中，则又忽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阶级矛盾，片面强调劳资协商，没有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没有认真加强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
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那一个时期，曾有引导工会组织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的倾向，把工会组织当成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在工会章程中没有提出工会组织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全国总工会没有系统的宣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没有系统地向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实际上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形成工团主义的错误。
上述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会领导机关的反映。
在领导方法方面，曾有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事务主义的，甚至是家长制度的错误作法。
不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倾听下层意见，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从主观愿望出发，以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刘宁一副主席指出：
过去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曾经对工会工作发生一定影响；
但由于错误主要是发生在全国总工会个别领导同志身上，特别是因为工会又是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之下的工会，工会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所以全国工会工作仍是贯彻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所规定的工会工作方针、路线。
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揭发了全国总工会领导上的这些错误，作出“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委员李富春同志并在会上作了“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总结报告；
这以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就完全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个别同志的错误也在1951年底就得到纠正。
刘宁一副主席在闭幕词中和赖若愚秘书长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又特别指出：
这种错误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所以，会后各级工会组织一定要结合工作学习这次大会上的文件，以求得在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解决问题。
许之桢部长和赖若愚秘书长都在报告中指出1953年工会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是：
加强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以发动职工群众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发动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国家建设事业和加强抗美援朝而奋斗。
会议批准了许之桢部长和赖若愚秘书长的两个报告并决定在1953年05月02日召开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
会议选出了朱学范、刘宁一、赖若愚等十三人为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以进行筹备工作。
会议还拟订和通过了第7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选举办法，并补选赖若愚、陈少敏、刘子久、蔡树藩、孔祥祯、王维纲六人为执行委员，杜延庆、张灿明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这次会议，出席执行委员三十九人，候补执行委员十六人，列席共一百三十二人。
其中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各部、室、处负责人和全国各产业工会负责人外，还有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总工会的主席或副主席列席。

华东许多机器厂原材料供应中断局部停工
主要原因是各厂生产计划与全国钢铁厂的生产计划不衔接
【本报讯】
华东区许多国营、公私合营机器厂的原材料供应已经中断，影响了生产计划不能及时完成，部分机器厂已停工待料。
今年华东区各国营、公私合营机器厂的生产任务比去年加重了，一般厂的计划生产总值都比去年实际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多的增加到五倍半；
许多厂还有试制基本建设的新产品的任务。
但目前许多厂的原材料供应已经中断，各厂只好把未完工的产品搁置起来。
这样不仅影响了资金周转，而且势将延误许多紧急订货的交货日期。
浦江机器厂已打电报给订货单位请求延期交货；
吴淞机器厂已有部分机器停工待料；
许多厂为了避免停工而被迫打乱生产计划，以库存原材料进行其他生产。
造成原材料供应中断的主要原因，是华东区各国营、公私合营机器厂的生产计划与全国各钢铁厂的生产计划没有衔接。
各机器厂在去年10月就编好今年第1季度材料预拨计划，并经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批准；
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并令各厂直接向各地国营钢铁厂订购这些材料。
但各钢铁厂都没有现成产品，一般都到三、04月份才能交货。
而各厂所用的许多钢铁材料，目前还没处订购。
因此，直到现在，各机器厂第1季度所用的原材料还没有一公斤到达厂里。
其次，华东机械工业行政管理系统的机构调整脱了节，也增加了原材料供应的困难。
华东工业部撤销后，过去一向负责供应各厂原材料的前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奉命改为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
该局仅负责向私营五金机器业委托加工订货，不再负责供应各厂原材料。
但却没有其他机构来负责供应各厂的原材料。
目前，原材料供应的中断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央第1机械工业部应即设法解决，否则，第1季度的生产任务就有可能落空。

我们伟大的祖国
广州市少年儿童宫设备相当完善。
这是少年儿童们正在图书室阅览的情形。

朝中人民军队五天毙伤敌人千余名
前线对空射击炮火击落击伤敌机三十三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10日电】
在02月份头五天中，朝中人民部队在前线几个地方击退了敌人多次窜扰。
03日早晨，在西线高浪浦里以西偏北的乌金里、金谷里附近的一次阻击战中，我军歼灭敌人八十九名，击毁击伤敌军坦克五辆，飞机二架。
这次窜扰的敌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部队。
敌人在炮击之后，他们的步兵便在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逼近。
分向金谷里东山、乌金里西山进攻的两个排敌人，当时很快就被我军击退。
另外向金谷里东北山进攻的两个排敌人，在第2次冲锋时一度进入我军的一个前沿阵地；
但我军一个反击，便将敌人逐出这个阵地。
溃退的敌人连尸首也来不及搬运回去。
这五天中，我军的夜袭队相当活跃，出击在十次以上，计歼敌三百六十多名。
02日夜间，我军一支强大的夜袭队在炮火密切配合下，使刚调到那里的李伪军第12师的部队又遭到了一次痛击。
在这次袭击战中，我军共歼敌二百四十多名，击毁敌坦克五辆，汽车六辆。
当时我夜袭队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即从容回到自己阵地。
05日黎明前，东线我军另一支夜袭队迅速袭入高城以南李伪军一个排的阵地，战斗二十分钟，即将李伪军第15师的一个排全部歼灭。
自02月01日到05日，前线我军游动炮火击毙击伤敌军七百三十六名。
前线我军对空射击炮火击落敌机十四架，击伤敌机十九架。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首长一级国旗勋章
【新华社朝鲜前线10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纪念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将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将军和参谋长解方将军。
授勋典礼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阁都市建设相金承化主持。
典礼开始时，先由金承化都市建设相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关于颁授勋章的决定。
接着，金承化都市建设相在庄严的军乐声中和雷动的掌声中授发勋章。
接受勋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首长都和金承化都市建设相热烈地握手表示感谢。
授勋毕，金承化都市建设相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祝词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并且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这光辉的功绩，是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首长英明的指挥和辛勤的工作分不开的。
在这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的时候，朝鲜人民特赠予各首长以一级国旗勋章，表示感谢和祝贺。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致答词，他代表志愿军各首长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金枓奉委员长、朝鲜人民及其领袖金日成元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誓与朝鲜人民永远站在一起，亲密团结，为击败中朝人民的死敌美国侵略者，为朝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我们祖国的安全以及为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战斗到底。
授勋典礼在庄严的、热烈的空气中结束。
朝鲜人民军驻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代表朴一禹将军曾在07日晚间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节。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及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都应邀出席了宴会，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军建军五周年。

朝鲜铁道艺术团在京举行表演会
【新华社1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主办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演出”，10日在北京青年宫剧场开幕。
出席这次演出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王世泰、铁道部政治部及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负责干部、铁路职工等共一千多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宋性澈及大使馆人员多人也出席了这次演出会。
王世泰副部长代表铁道部和全国铁路职工致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华铁道艺术团来我国演出表示热烈欢迎。
艺术团团长李青求也在会上讲了话。
艺术团演出的歌唱、舞蹈，每一节目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艺术团在我国表演的节目分舞蹈、合唱、独唱等。
这些节目都表现了战斗的朝鲜铁路职工的英勇气魄和朝鲜人民的优越的艺术传统。

缅甸和平代表离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10日电】
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我国参观访问的缅甸代表德钦漆貌等，10日离广州返国。
前往车站欢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市分会副主席张？
村等多人。

肃清强迫命令作风
一部分区乡干部常常不顾群众的觉悟程度，不根据党的政策，而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工作。
这种强迫命令作风是目前区乡工作中的一种最大的危险。
山东省苍山县县长、中共苍山县县委委员张作臣就是一个典型的极端恶劣的命令主义分子。
在苍山县去年推广斯字棉运动中，他强迫农民一律要种斯字棉。
当他发现农民采取应付态度以后，仍三番五次地要区乡干部“清理棉田”，并且说“早强迫比晚强迫好”。
当时不少棉花已开花结桃，他却指使区乡干部用武力强迫农民把棉花拔掉。
这种蔑视群众利益、蛮横不讲理的行为，可说已达到极点。
但是可惜这种事情在我们党组织中并不是个别的。
山西省定襄县在去年推广优良棉种时，有一个村的干部也采取了按户摊派棉种的强制办法。
当地的大部分农民因为种棉的时间已过，又不懂得优良棉种的好处，便不领棉种；
村干部却叫人挨家挨户地去送棉种。
有的农民把门关了，村干部就叫人把棉种倒在农民的院子里；
有的农民把院里的大门也关了，干部就叫人把棉种倒在他们的大门口。
内蒙古区奈曼旗一区义隆勇村的支部书记张凤山，也因为农民不使用新式农具，拿起斧子跑到地里，把农民耕地的铧子都砸碎了。
至于非法地将农民扣押、捆绑，甚至开会斗争，戴绿帽子游街等等强迫命令的违法行为，不仅在去年推广优良棉种和新式农具的过程中发生过，而且在动员群众打井防旱、预防霜冻、举办牲畜保险、发放生产贷款、推销化学肥料等农业生产工作中，以及在动员群众打防疫针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在推广速成识字法等工作中，都曾经发生过；
有的地方甚至于逼死了人命。
这些强迫命令的作风，虽然在我们党内和政府机关内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为害是极其严重的。
它不仅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窒息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
我们的党所以必须向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理由就在这里。
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上面所说的许多工作，例如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打井防旱、发放生产贷款等，都是对人民直接有利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反而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呢？
这就因为我们的许多区乡干部，不论进行任何工作，往往不向群众耐心讲解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启发群众的觉悟，而是用强迫、摊派、欺骗、罚工、罚粮等办法，来强制群众，结果把好事办坏了。
基层组织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有它的深厚的社会根源的，这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反映。
因此，反对强迫命令作风就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而基层组织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所以能够滋长起来，还由于许多县级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
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没有对基层干部进行经常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
这就使得大多数基层干部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一知半解，不能从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上迅速提高。
我们的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常常只注意传达和交代任务，而没有同时交代政策界限和工作方法，没有明确地告诉基层组织的干部只准作什么，而不准作什么。
这就使得大多数基层干部以为作工作就是催逼群众应差，就是向群众要东西，而不知道我们的每项工作都体现着党的某一政策，不知道超过了党的政策所允许的界限去完成任务是不应该的，不知道不讲求工作方法去完成任务一定会犯错误。
他们往往不从具体情况出发，不估计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不分轻重缓急，把许多工作都堆在区乡干部的身上，并且规定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往往是短促的。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便不择手段地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方法，以致任务没有很好完成，反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同时，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在布置工作任务以后，又往往认为“万事大吉”，对下级缺乏具体的领导，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不认真检查他们执行工作任务的情况，只顾坐在办公室里催报告，要数字。
更严重的是他们对于下级的工作不检查，只问是否完成了数字；
对于用强迫命令方式“完成任务”的区乡干部反而加以表扬。
这就更加助长了强迫命令的作风。
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及时发现坏人坏事。
这种不深入实际、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是一切坏人坏事能够滋生与发展的温床。
因此，要克服强迫命令的现象，就必须反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这种官僚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中指出：
“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同志向我们敲起这个警钟，这不是第1次了。
还在1933年发表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中，他就指示我们应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告诫我们不要在工作中犯命令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又在1934年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进一步生动而透彻地阐明了正确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他把完成工作任务比做过河，把工作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梁或船只；
如果我们要完成工作任务，而不解决工作方法问题，那就像要过河而没有桥梁或船只一样，只是一句空话。
他说：
“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也说过：
“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的利益，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党和革命工作人员，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正确的指示，在各种工作中贯彻执行了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所以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了强大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但是我党的这些群众路线的原则，并不是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都已经很好地了解的。
这就是强迫命令的错误所以还会发生的原因。
为了彻底揭露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我们必须不疲倦地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
过去有许多强迫命令作风长时间没有被揭露，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党内和党外还缺乏健全的民主生活，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没有很好展开。
有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明明知道或者已经有群众检举揭发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而他们却从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片面地强调区乡干部的“功劳”，“怕伤害干部的积极性”，或藉口只是“小事情”，而不予重视，多方加以包庇，甚而至于打击陷害检举的群众。
至于像张作臣这样的领导干部自己就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那就更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为了克服目前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正确地实现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各地县和专区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应结合今年的整党建党工作、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及其他工作，或利用农闲分批集训区乡干部的时间，自上而下地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
在进行这样的检查时，必须分别对待各种犯有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
凡是混进革命组织中的坏分子和因作风十分恶劣而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干部，都应根据党纪和国法严肃处理；
多数只是因为不懂得正确的工作方法而犯了一般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则必须坚决贯彻以教育为主的方针。
因为多数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行为，都和上级机关的错误领导方法有关，所以凡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都应带头检查，这样才能解除下级的顾虑，使他们敢于暴露和检查自己的错误；
同时还应利用活人活事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强迫命令的严重危害性，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进行检查时，还应该分清何者确属强迫命令作风，何者不属于强迫命令作风，不应把对于个别违法者给予批评教育或强制其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的正确行为，也当做了强迫命令。
因为这样不仅混淆了是非，打击了干部的情绪，而且会助长坏人的气焰。
应该向群众、向干部说明：
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这种事情并不是强迫群众做的，而且政府为了要人民群众完成各种任务而颁布的许多命令也不是坏事情，至于要用暴力去推广优良品种，为了推广新式农具而打碎农民的铧子，那就是强迫命令了。
要使这些人知道，这样作不能叫作完成任务，因为上级只是叫你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具，而并没有叫你拔掉农民的棉花，打碎农民的铧子。
各地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还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在今后向下级干部布置工作任务时，必须同时不厌其详地向他们交代政策界限、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坚决克服过去那种向下传达布置任务时层层打折扣，到了基层便只剩下一些数目字的现象。
在布置任务之后，必须有领导、有检查、有督促。
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今后还应该注意健全党内和党外的民主生活，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并加强监察、检察机关的作用。
只有加强了自上而下的督促、检查，与自下而上的批评、建议、检举、揭发相配合，才能及时地发现并肃清各种坏人坏事，使强迫命令、不管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分子无地容身。

重要更正
本报1952年10月30日、31日所载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译文，应作如下的重要更正（页行以人民出版社版本为根据）：
一、第17页第8行“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力而必需的消费品”，应改为：
“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必需的消费品”。
二、第24页第11行“我们却没有全民所有制，只有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应改为：
“我们却有不是全民的而是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
三、第65页倒数第2行“（丙）完全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应改为：
“（丙）完全以甲乙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中央燃料工业部所属部分单位
在编制财务成本计划过程中有保守倾向
中央燃料工业部系统的某些单位，在编制今年的财务成本计划过程中，有相当严重的保守思想，不肯认真发掘潜在力量。
一开始编制计划，山东矿务局等单位就向中央燃料工业部打听消息，探问今年是不是还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他们的意思是，假使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成本计划就可以订低一些，否则就得“留一手”，以便将来上面一声号召，自己立刻就可以拿出增产节约计划来。
有些单位的保守思想更为突出。
如山东矿务局去年因为没有及时修改工资定额，加以经营管理中有许多毛病，财务计划没有完成，亏损了四百亿元左右。
这个局的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认真地分析去年造成亏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去年所以没有完成财务计划是计划订得“冒险”了。
他们今年编制计划时便很保守。
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用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每吨煤比去年增高了一千元左右。
中央燃料工业部指示他们应将这些费用降低，他们却认为成本既然没有超过部里要求的指标，就不应该要求他们降低。
石油管理总局所属石油运销公司，原是西北交通运输业中比较先进的单位，但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他们竟希望用落后的保守的定额来保持自己的先进称号。
按照去年的先进标准，每一轮胎应行走三万二千公里，按照平均数字也已达到三万公里，但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他们却要求把去年第4季度的定额二万七千公里做为今年的指标。
在编制今年的计划时，上级领导机关要求该提高的部分一定要提高，该削减的部分一定要削减。
但许多单位在编制计划时，对上级要多给钱的部分，很快就接受了；
对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用以及原材料消耗等应该削减的部分，却没有很好地考虑。
像电业系统的成本计划就突破了指标。
东北煤矿管理局在确定资金周转定额时，也有宽打窄用的思想。
坑木储存时间，规定得比离木材产地较远的华东煤矿系统还要长。
中央燃料工业部已经及时指出各单位订计划中的这些保守倾向，要求他们修正计划，提出各种先进的定额，保证在国家五年计划的第1年度订出先进的计划。

华北区钢铁工业部门在北京统一编制基本建设计划
贯彻了集中使用资金和重点建设的方针
华北区钢铁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已经结束。
这次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计划的内容完全贯彻了中央集中使用资金和有重点建设的正确方针。
基本建设计划采取在北京集中和统一编制的方法，有很多优点。
它使各个工厂矿山主管人员从整个国家建设要求出发，缜密地考虑每件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就有力地克服了某些工厂矿山“争投资”的本位主义思想。
经过各厂矿主管人员的讨论，最后天津、唐山等钢厂许多不必要的工程项目削减了，阳泉、石家庄的投资取消了。
这些厂矿主管人员在讨论计划时，还根据总的计划草案进行了设计、施工、设备、材料等方面的平衡工作。
例如在施工力量方面，太原钢铁厂把多余的土木建筑和安装等工程人员，调出来支援石景山和华东钢铁厂的基本建设。
石景山钢铁厂原来制定的新建机修厂房的计划，因为不合于长远建设的要求，也自动从整个计划中抹掉了。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今后的计划管理，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任务。
在编制计划中，为了彻底执行中央方针，他们还组织了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审核组，对各项计划进行了认真地审核。
这些厂矿在编制计划中，还同时注意了集结和调整设计、施工力量的工作。
目前设计组织已经过调整；
太原、石景山两钢铁厂成立了工程公司，并集中了六千多职工进行冬训。
这样就避免了过去那种只管编制计划，不顾集结设计和施工力量而造成许多跨年度工程的现象。
　（新华社）

大家都来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
编者按：
下面发表的是关于怎样解决基本建设工地工人邮递、汇兑、储蓄等问题的三封来信。
其中有中央及北京市邮政、银行领导机关对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意见和做法，有天津市邮局在工地开展业务的经验介绍。
解决基本建设工地工人的邮递、汇兑、储蓄等问题，是邮政和银行部门配合和支援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希望各省、市邮政局和人民银行重视这一工作，同时希望各工地工人、工会和行政干部继续关心并帮助有关业务部门开展这一工作，并随时把这一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经验教训反映给我们。
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
—天津邮局在工地开展业务的经验
编辑同志：
1952年春季天津邮局开始在建筑工地开展邮递和汇兑业务，已经有了很大成绩。
天津市的建筑工地，大都在郊区，离城很远，同时工人多半是外乡人，每个月他们都要往家里寄两三回钱。
为了寄钱，他们不仅要跑很多路，花不少车钱，还要耽误工作。
天津邮局了解到这种情况，便决定把业务开展到工地中去。
天津邮局向工地开展业务的主要方法，是定期派服务员到工地去办理挂号信件和汇款业务，同时兼办书刊订购业务。
因为这都是工人们迫切需要的，服务员每到一个工地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如去年邮政服务员第1次到“工人新村”工地时，他刚说明来意，工人就用广播器把这个消息播送到各个工作现场，并召集了一个大会，专门介绍了邮政服务员的服务业务和工作时间。
工人们高兴地说：
这回可不用到城里去寄款了，省出时间来多干点活，房子也可提前盖好！
为了不影响工人的工作，服务员一般都是在工人休息的时间办公；
有时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深夜。
工人们则不等他们工作完了，便给他们铺好床铺，挂好蚊帐，预备好吃的和喝的东西，招待得无微不至。
有一次邮政服务员在港务局工地一直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但是夜间又必须赶回去，工地警卫同志便热情地把他送回邮局。
后来，这个工地的工人全部迁移到另一工区，有的工人还特别提出来，请这位服务员也到他们新的工地去服务。
早在1951年，天津邮局就为砖窑厂的工人们解决了寄信、汇钱的困难。
过去，每当下雨阴天，就有很多工人到邮局去寄信、汇钱。
服务员一打听，知道他们都是窑厂的工人，因为平常日子没有空，只有下雨阴天不能干活的时候才能冒着风雨进城寄信、汇款。
为了解决窑厂工人的实际困难，邮局便开始在窑厂工地试行开办定期服务业务。
服务员第1次到达祥泰窑厂时，工人们都高兴极了。
服务员的工作得到工人们很多帮助。
有几次，服务员工作完了要回市区，因为雨后道路不好走，工人们就驾着小船把他送回市区。
这项工作不但给了工人们很大便利，同时也使工人缺勤率减少，对生产也有很大好处。
邮局的工作既然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业务也就开展得很快。
邮政服务员第1次到祥泰窑厂工地去，就开出了四千多万元的小额汇票。
到港务局工地去的服务员，有一次仅保价信就收寄了一百二十多封。
邮局开展这项服务工作以来，因为对工人、对建筑单位和邮局的业务都有好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
目前天津邮局正准备大力加强这项工作。
萧联魁　赵瑞堂
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准备设立工地储蓄流动小组
编辑同志：
我们看了01月14日“读者来信专页”所载张房钿等同志提出的“邮局和人民银行应深入工地为工人解决寄信汇款等困难”的建议以后，立即研究了具体做法。
关于储蓄问题，我行储蓄部正在工地进行调查。
我们准备根据各个建筑工地工人的多少，采用外勤深入工地，在工地设立储蓄流动小组或成立临时储蓄机构等办法，来解决工人存、取款项的困难。
等调查结束后，这项工作即可着手进行。
关于汇款问题，因为银行机构在农村中不如邮局普遍，根据银行和邮局关于汇款业务分工合作的精神，中央已规定个人小额汇款由邮局统一办理。
因此，我们就不再开展这项业务了。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办公室
编者按：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准备深入工地解决工人储蓄问题，这是很好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信称，人民银行总行已指示各省、市分行配合当地邮局，深入建筑工地，开展储蓄业务。
希望各省、市人民银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出适当的办法，迅速展开这一业务，以满足各建筑工地工人的普遍要求。
北京邮局和建筑单位联系
着手解决工地邮递汇兑问题编辑同志：
贵报反映了建筑工地工人寄信、汇款有不少困难的情况后，我局已与华北直属第1工程公司（按即原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北京市建筑公司等单位进行联系，等各公司冬训结束，1953年建筑工程和工人的调配计划确定后，我们即可着手统一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原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第3工区的问题，我们已派人前往联系洽商，并商定了以下临时解决办法：
一、先在该工区安装邮政信箱一只，我们每天派人开取，以便工人随时寄信。
二、由海甸邮局预付该工区收发室一部分邮票，由他们代售。
这样工人们可以随时买到邮票。
三、令距该工区不远的万寿寺邮政代办所添办小额汇兑业务。
工人们零星汇款或交寄挂号信件，可以就近前往办理。
四、工人们发薪金后如有大宗汇款，可随时用电话通知我局，我们还可以派人前往收汇。
北京邮局
编者按：
据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邮政总局来信称：
该局将通知各地邮局，开展建筑工地寄信、汇兑业务。

天津、上海两铁路管理局
不积极向铁路基本建设部门输送干部
天津、上海铁路管理局从本位利益出发，不积极向基本建设部门输送干部，或把质量低的干部调给基本建设部门，影响了铁路基本建设力量的增强。
从去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后，天津、上海铁路管理局没有在职工中认真地传达和讨论这个方针，没有很好地动员职工参加基本建设工作。
天津铁路管理局代理局长刘国梁在铁道部向该局抽调干部时，一再强调运输任务重，不能调出很多干部。
他说：
“把优秀的干部抽走了，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
在他的领导下，天津铁路管理局抽调干部的工作是做的很坏的。
铁道部在去年09月就命令天津铁路管理局抽调干部，组成第十二勘测设计总队，但天津铁路管理局一再拖延，没有按照铁道部所规定的时间把人员配齐。
以后他们抽调出的人员，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参加过反动党、团和道门，其中还有两名受管制的分子。
该局所属的原太原分局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把两名优秀的党员技术干部输送给第十二勘测设计总队。
当这两位党员技术干部到天津铁路管理局时，该局工务处竟把他们留下来，隔了两个多月后，以两个质量较低的技术人员来顶替。
当铁道部批评该局不积极抽调干部时，该局还没有认清这些缺点的严重性，没有做深刻的检讨。
上海铁路管理局在抽调干部时，也拖延时间。
去年11月铁道部命令该局在12月10日以前抽出干部，组成第十四勘测设计总队，但该局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组成。
该局在抽调干部时，竟然采用“顶替”“任意提高职名”的恶劣方法来应付差事。
该局最近调给铁道部的会计员陆同福，是在去年08月02日才参加铁路工作的。
当时陆同福是财务练习生。
但在去年11月16日该局就把陆同福提升为核算员，隔了两天，又提升为会计员，随即调给铁道部，作为该局抽出的一名会计员。
胡玉庵原为技术员，该局为了应付上级抽调工程师的命令，在几天之内，就把胡玉庵提升为工程师，送到铁道部。
该局以“顶替”的方法来应付上级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该局以四等技术员李文锦顶替上级抽调的电讯信号工程师的职名；
以二等学习技术员张龙山顶替上级抽调的建筑工程师的职名；
以五等技术员裘成泉顶替给水工程师的职名。
该局还把老弱的、有病的干部调给基本建设部门。
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勘测设计总队的人员的质量，妨碍了勘测和设计工作。
该局调给基本建设部门的工程师徐师渭，已有六十岁，牙都脱落了。
徐师渭感到参加修建铁路的工作很困难。
他说：
“我已六十岁了，反正就要退休了，听组织上分配什么工作都可以。”
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还没有能够确定。
上海铁路管理局没有从政治上来动员职工参加基本建设工作，却以不正当的方法把干部送出去了事。
该局电务处处长对一个干部说：
“你去吧！
到了北京，你可以在中央铁道部设计局局内工作，这多好呵！”
当这个干部到了北京，被派到现场工作，他说：
“我们的领导同志说在设计局局内工作，怎么又派到现场去？
难道组织上还骗人吗？”
工作情绪很不安。

对鲁山县假报丰产事件的检讨
河南省许昌专署代专员　马金铭
河南日报01月05日揭发了鲁山县人民政府对三区贺堂乡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高额丰产”的假报告事件，生动有力地揭发了我们对于革命事业利益上，对于干部的教育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而在思想实质上是浓厚的个人自私自利主义。
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额丰产不是事实，专署建设科在去年06月就听说过，但没有立即检查纠正。
在10月向省人民政府报告时，叫县里打了个“保条”，算是“解决”了长时期未解决的悬案。
鲁山县给劳动模范发奖时，我们对这件事情虽然复查了一下，但由于在思想上没有认真来办，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
只是用了一些所谓“手续”，敷衍了国家的奖励政策，敷衍了实事求是的记者，当然不能给这些欺诈捏造哄骗国家的领导人以切实有效的制裁，最后竟以假造材料欺骗了人民。
所有这些，就明白地说出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那就是“基本上不想认真负责，但却又要装着还负责任的样子”。
显而易见，当去年阚枫同志刚从鲁山回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向省府报告授奖情况的时候，都还来得及纠正错误。
但我们却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件事，漠视了阚枫的意见，未认真调查处理，这就等于批准了国家工作人员欺骗捏造作风是合法的。
但是在发奖时，心情上又有矛盾，因而才“打电话”，“写证据”。
这些都不过是一种个人情绪。
像这样一种思想情绪是何等恶劣，何等不老实！
我们是用极不老实的态度影响了我们的干部。
鲁山县、区领导干部为了取得国家奖赏，隐瞒了自己的工作上的缺点，并企图推翻别人的调查，骗取不荣誉的“功利”，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问题的严重性质还不在此。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鲁山县假报丰产事件，是在我们刚刚结束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是在1951年揭发了郏县的假模范杨春喜事件之后，是在批判了鲁山县委的假报告作风之后发生的。
而在专署的领导方面，对于旧的错误既未认真彻底地克服，对于新的错误又不及时揭发并坚持斗争，结果就使更严重的错误发展起来。
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三反”之后，在我们工作中发生的和鲁山县事件性质相同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不少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仍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工作。
我们的农场不但没有按照国家的要求完成任务，而且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它们的拖拉机生了锈，发动不起来；
种棉花每亩仅收皮棉六斤，而附近群众平均收了十四斤；
他们对先进经验、新式农具怀疑不信。
他们不树立依靠工人的思想，而是统治工人，所以工人暗地叫专区农场的场长为“地主”。
这些事实是在他们的工作完全失败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这些明明可以完成而我们没有领导大家完成国家任务的事实，这些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事实，就说明我们不是依靠人民、以对人民高度的负责的态度办事，而是依靠自己的职位吃饭的。
我们的不好的领导作风还表现在自满自傲，不愿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顾本位不顾全局，不愿接受国家的紧急的或艰巨的任务等方面。
不少干部听到别人揭发自己的缺陷，就怀疑别人是否夸大。
实行经济核算总想宽打窄用。
接受比较艰巨的任务要讲条件。
如有人把消灭运粮中的人畜伤亡事故看成是不能保证的事情。
类似事实，我认为和鲁山县的假报丰产事件是同一性质的。
就是说，他们很想取得比任何人更出奇的成绩，但他们赖以取得成绩的方法，却常常是随时准备夸大工作上的困难，又随时准备隐瞒其工作中的缺点。
这是一种向国家玩“心眼”的极端恶劣的倾向。
必须认识：
所有真正的成绩只有认真负责加倍努力才能得到，决不是“夸大”、“假报告”吹起来的。
然而这道理鲁山县领导机关还未弄通。
他们在去年春季“三反”中清算了隐瞒缺点和假报告等错误，而在夏季却又夸大、假报成绩。
这必须引起鲁山县领导机关的十分警惕，不承认不改正错误势必产生更多的错误，这是危险的。
上述错误，是由于我们不善于对干部进行思想工作和在官僚主义作风的直接影响下所造成的。
以我个人说，在过去和现在，对待工作只是满足于一般任务的布置，却不耐心地了解干部的思想状况，群众的情绪、要求和经验，以便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现实问题。
这种思想促使我的官僚主义作风发展起来，工作中多喜欢成绩，却不去了解成绩的来源和工作中的缺点。
领导生产工作中常常是要数目字，要好的一面，忽视必须克服的缺点和错误的一面，忽视组织有效的检查；
就在检查时也多是走马看花，不深入，向干部调查的多，向群众调查的少，这样就容易造成上下互相应付的风气，就容易养成下面的片面观点——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和革命事业负责。
鲁山县事件的错误，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诚恳请求上级给我们处分。

我的检讨
文香兰
我叫文香兰，是鲁山县三区贺堂乡人。
我学习不够，对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不明确。
光知道当模范光荣，但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起模范作用。
这次来省参加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时，还有些自满和骄傲情绪。
以后有人对我提出我的小麦高额丰产是假的，我心中非常害怕。
开始本想谈出来，但是怕受处分，怕对自己的社和自己不利，便一口咬死是真丰产，而且还提出了许多“丰产”理由。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
阚枫调查的事实是真的，我不得不软了下来。
我想着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犯了错误，咋有脸见人呢？
训练班领导同志再三帮助我。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看到他们不但没有打击我和歧视我，而且还安慰我，劝我安心学习。
自己想着实在不能再这样隐瞒下去了，所以我今天特把这件事的根源谈一谈，一来使自己今后警惕起来，二来大家也可以从这件事中取得教训。
我在1950年组织互助组，由于党的领导和自己的努力，在1951年06月便被选为模范。
在这次选举模范中，自己是无愧的。
因为那时无论在照顾军属方面，在抗美援朝捐献方面，在宣传政策方面都起了带头作用。
被选为模范后，自己又参加了青年团，工作更加积极了。
区里对我光表扬不批评，我就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1951年秋我在县里参加劳动模范会议时，报告了我的红薯丰收八千斤（一亩）。
当时很多劳动模范都不信，纷纷问我，我没有办法答复。
实际是我的一亩红薯收了八车，组员说一车大约有一千斤（实际不够一千斤）。
当时县、区干部不但没有检查这一问题，而且还对那些怀疑的劳动模范说：
人家打够了，不相信，就是打击人。
其他劳动模范以为反正是县、区为了培养重点，管他叫谁当模范哩。
劳动模范贺庆凤说：
“明年我说我的红薯一亩收了一万斤，反正兴这。”
后来报纸又登出我的红薯收了九千六百斤的消息，我也不知咋回事，村上群众对报纸也不满意。
去年区上叫我搞丰产小麦，但我们没有准备，底肥没有加够。
社里干部都说：
“就以你的七分，再在张福星地里抽二亩三分为丰产地，以后多加追肥就可以了”，区干部郭文泉还亲自步了步地亩，可是由于底肥不足，麦子是达不到高额丰产标准的。
大伙都很着急，以为达不到大丰产如何对得起县、区政府？
又怕县、区放弃了对我社的领导。
想得奖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我。
后来，农业股长张志信说：
“反正为了丰产，咱就对点假吧！”
我也未加反对。
结果在我的七分地收的麦子里，加上了由别的地里收的十七个麦捆子；
又在张福星的二亩三分麦子里，加上从另外一块地多割的一车麦子，这样就共计打了二千零三十斤，平均每亩六百七十六斤。
其实我们的地每亩最多只能打四百斤。
我们以假材料报区后，区上也无人来检查，这就骗取了一个奖励。
做了这件事，我心中非常难过。
我老怕别人发觉，又想到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如此关怀，自己反而欺骗了党和人民政府，实在太不对了。
但我又想：
要是说了实话，怕得不了奖，怕社员思想不通，怕县、区领导方面打击自己，怕别人看不起。
现在我知道了：
只有说出来才是自己的进步，才可以挽回党和人民政府的损失。
我除请上级给我处分外，并请鲁山县、区领导方面今后处理这类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再有这些事情发生。
我今后一定努力学习，积极生产，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丰产模范，来报答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帮助，并向党与人民政府保证：
我今后一定不再犯这种错误。
（阎道三代笔）

批判保守思想，订出先进的生产计划
在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使现有厂矿的生产进行得更好。
因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资金要从生产中积累；
基本建设的设备、器材、动力等要靠现有的厂矿供给；
群众不断上升的生活要求也要靠现有的厂矿来满足。
要把今年的生产进行得更好，第1步就需要根据平均先进定额制定先进的生产计划。
先进的计划是一个企业的行动纲领，它指引着全体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着一个目标而奋发向前，它鼓舞着落后的工人向先进的工人看齐，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
而落后的保守的计划，不但将使我们企业潜在力量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将使今后我们国家计划的各种定额指标都建立在一个不足为凭的落后的保守的基础上面。
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央燃料工业部所属的有些单位和辽西第1机械厂等编制计划的情况，就表现了保守倾向还相当严重。
他们不肯认真地发掘企业中的潜在力量，不肯把去年的平均先进定额做为今年的计划定额，而是尽量设法找出最落后的数目字做为订计划的根据，免得订高了不好完成。
这些单位在编制计划中所以这样保守，主要还是因为领导思想有毛病。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自知计划可以再订高一些；
但是为了“留一手”，准备将来开展增产节约时好多增加一点；
或者为了将来超额完成计划，好多拿厂长基金，便故意不把计划订正确。
这是本位主义在作怪。
在他们看来，似乎计划只是给领导机关做的，似乎本企业的生产状况应该保持在落后的水平上，没有继续提高一步的必要。
例如辽西第1机械厂，当工作组帮他们解决了许多问题，生产大大提高了以后，领导干部在订计划时仍不敢保持这个水平。
他们怕工作组走了以后没人去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似乎他们自己没有责任去为生产扫除各种障碍。
诸如上述的这些落后的保守思想，必须加以批判，只有如此，才能认真编制出先进的生产计划来。

辽西第1机械厂领导干部
根据保守定额制订计划受到职工严厉批判
辽西第1机械厂领导干部根据过时的保守的定额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受到职工群众的严厉批判。
该厂从去年11月中旬起就开始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到今年01月上旬止，虽然先后修改了三次，但订出来的计划还是很保守，所采用的定额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
如翻沙车间早已改为三天倒一次火，该厂订今年计划时却订为三天半倒一次；
车工已经做到每个工车六个铜套，计划中却订为一个工车两个铜套；
固定绳轮的实用工时为二点三一工，计划中订为四点五工；
钳工链轮的最低实用工时为零点二二工，计划中订为两个工。
该厂领导干部把这个保守的计划交给车间干部和工人讨论时，立即受到干部、工人的严厉批判。
工人们说，这个计划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计划，不能适合今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
车工班长郭际忠说：
“光叫我们下边先进，他们却在上边保守！”
钳工王之文对中共辽西省委派到该厂的工作组干部说：
“你们别发动工人啦，去发动发动领导干部吧！
只要领导工作跟得上，计划到哪儿我们就干到哪儿！”
车工吴恩信说：
“六根轴定六个工就够了，却定了八点四个工，这简直是瞎扯！”
工人要求重新修订计划。
刘钧起小组的工人讨论了做卷扬机拉杆计划后，马上把计划工时从四十三点五个工压缩到三十三点五个工，并保证提前完成。
他们说：
“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
这回订计划必须把一切潜力和窍门都订上才行，别再像去年似的留后手，企图领超额奖了！”
该厂领导干部以官僚主义的态度管理企业，同时不相信职工群众的力量，是他们订的计划远远落后于实际的主要原因。
该厂去年01月到10月，每个月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资金、材料的管理和设备的运用上都有很多问题。
去年11月初，中共辽西省委派工作组到该厂，帮助该厂领导干部发动职工群众算细账、查任务、大力挖潜力、找窍门，推广先进经验。
结果生产空前提高，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一点一倍，设备运用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1952年的生产任务因此得以提前超额完成。
但在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时，该厂领导干部却认为这些成绩是“一时的现象，不能保持下去。”
他们说：
现在的生产效率高，是工作组在这里推动的结果。
如果根据现在的效率订计划，那么，工作组走后咋办？
这不只说明了他们不相信职工的力量，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打算积极想办法去改善企业管理，以便巩固和提高现有的生产成绩。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订计划时就没有考虑如何发掘潜在能力，以提高产量和质量。
如暖气片车间只要增加一百副沙箱，每天便可以增加十至十五箱暖气片，并能提高产品质量。
又如只要把翻沙车间的吊车稍加改进，便可以把生产效率提高很多。
但像这些问题，该厂订计划时都没有考虑。

鲁山县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高额丰产”的实况调查
阚枫
编者按：
河南日报最近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河南省鲁山县领导机关捏造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成绩的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评；
01月1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并发布命令，指定与这件事情有关的单位，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许昌专署、鲁山县人民政府，以及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的检讨。
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像鲁山县领导机关假报丰产成绩的事实，在全国说来虽然并不是很普遍的，但决不是个别的。
各地领导机关、农村工作干部、劳动模范应大胆揭发这些事实，向作假报告、夸大工作成绩、报喜不报忧、对工作不负责任等恶劣作风进行严肃的斗争。
1952年夏天，正在麦收的时候，我和长江日报社记者吕建中同志一起来到鲁山。
该县县委负责同志说：
三区贺堂乡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亩麦田获得了每亩六百七十六斤的高额产量。
我们便和正在该县调查小麦丰产情况的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常耀中、省府农林厅栗大普等一起赶往贺堂乡。
据我们了解，该社丰产麦田共分两块，一是社长文香兰的七分，一是社员张福星的二亩三分。
该社是1952年春耕以后组织起来的，麦田栽培与加工都是各户负责进行，我们决定逐户了解、总结他们的丰产经验。
丰产户张福星说，他那块地共四亩，历年加工施肥都是一样，年年都得丰收，1951年每亩小麦平均收老秤六百三十多斤。
1952年从中抽出了二亩三分作丰产地，其余一亩多估计产量也不会低于此数。
第2天清早，我们便到他的丰产田里去观察。
那是一块比较坏的丘陵地，在当地说来是七等地。
他们抽作丰产地的那段，在地当中没有显明的边界。
问正、副社长和地户，他们也弄不清丰产地的边界究竟在那里。
那时，刚打完了麦场，邻近地的麦茬都未翻犁，偏偏就是“丰产地”麦茬被犁掉了。
按一般道理讲，在同一块丘陵地内，如果人为条件相同，由于雨水冲刷，肥料流聚低处，低地庄稼定比高地强。
因此，我们便在地势较低的一端（非“丰产地”范围），依据麦茬测定株数。
经两次测量，一为每平方尺二十八株，一为每平方尺三十一株。
而与该地接壤的农民张治柱的五分八厘（是我们亲自丈量的）姜茬小麦，经测量结果每平方尺五十一株。
正在地里铲麦茬的张治柱的老婆对我们说，张福星地里的麦子长得并不如她家的好，而她的五分八厘地只打了一斗（合一百斤）。
接着，我们又个别访问了十多个农民。
他们都只是笼统地知道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三亩小麦打了二千零三十斤，但却不知道丰产地究竟在那里。
我们粗略地调查了1952年该村的小麦收成情况，据说因为小麦扬花期间，阴雨连绵，收成普遍不如1951年，每亩平均一百斤就算丰收了。
如果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地真的每亩平均六百七十斤以上，那就是说比一般麦地产量高出五倍半还多，那么一定不要等到收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农民跑到他的麦田里去看。
但为甚么当时当地的情况却是本村群众弄不清丰产地在那里呢？
12日下午，我们针对以上若干可疑之点进行了分析。
栗大普亲自跑到区政府与当地领导干部进行了研究，并从电话上向县里作了汇报。
区政府立即派了两个干部来到该乡，县府农林科焦科长也同时赶来。
我们便协同他们一起去看文香兰的那块地。
这地尚未翻犁，麦茬比张福星的地稠得多，而且地势很平整，又是瓜茬（按：
瓜茬种麦在当地是好茬子）。
我们开始认真地测定株数，测定时一般都是选择麦茬稠密的地方，而且经过文香兰本人同意（当时她也在场）后才做。
我们共计算了四小块，面积都是九平方尺。
计算结果每亩为二十四万三千株。
按每穗平均三十五粒，每千粒重一市两算，每亩为五百三十一市斤。
但这显然是一个已经扩大了的数字。
因为：
第1、计算株数是以稠密的地方作标准，实际株数每亩绝对不会有二十四万三千株；
第2、千粒麦子的重量经栗大普秤过，实际只八钱，为了计算方便才改作一两；
第3、每穗粒数是以该社留作标本的仅有的十多个麦穗为准，秆子比“丰产地”的绝大部分麦茬都粗，大田麦穗绝不会平均三十五粒。
由此可以断定实际产量最多不会超过四百斤。
日子过的久了，脑海里的印象逐渐淡漠了。
但突然在10月28日的河南日报发表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1952年小麦丰产模范第4批受奖名单”内看到了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名字。
究竟为什么给奖呢？
我马上去问省府农林厅。
得到的回答是：
因为当地县区领导干部坚持是“真丰产”，他们绝对负责任保证。
当时，我曾极度犹豫，莫非真的发现了可以绝对证实的材料了吗？
但是，当我重新温习了当时的实况调查记录以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所谓“坚持”、“保证”，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
因为，从产量上看，我们调查推算的数字，只高不低，实产量肯定不会达到高额丰产标准。
那么究竟为什么当地领导干部会提出“绝对真实”的保证来呢？
这可能因为文香兰是一个女青年团员，平日生产、学习、工作都积极，领导上要想通过丰产奖励，来提高她的威信，成为青年妇女中的旗帜；
或者是单纯为了照顾模范的情绪，竟坚持要“弄假成真”。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就要有人问：
为了培养树立旗帜难道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地去欺骗群众吗？
为了照顾劳动模范的情绪难道可以不去照顾当地农民的情绪吗？
事实的性质异常严重。
为了挽回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因此造成的不良影响，为了正确鼓舞与发扬农民的爱国丰产热情，为了教育各地领导农村生产工作的干部，我建议：
第1、河南省人民政府应当认真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
收回给予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额丰产奖品，命令当地县、区领导机关追查责任，并进行公开检讨。
对于麦收期间在该乡主动帮助制造假高额丰产的干部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
第2、建议党报就此问题组织讨论，以达到广泛教育群众的目的。

东北日报对“绒衣积压事件”的批判作得好
我们的“报纸应当表现主动性，应当是一切先进事物的热情宣传者，应当更大胆地批评工作中的缺点。”
（伊里切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见195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三版：
“苏联报刊工作的光荣任务”）。
最近在东北日报上开展的以“绒衣积压事件”为起点，对国营商业部门的官僚主义的批判，就是报纸“表现主动性”的一个例子。
批判的经过
“绒衣积压事件”的起因是：
中国百货公司东北区公司检查出沈阳地区百货批发站（简称沈阳批发站）在冬季已到的畅销期间积压着大批绒衣。
而沈阳批发站竟不相信上级公司的这个检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库存有绒衣）；
等到事实确凿无法否认时，他们又不严肃负责地处理，反而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
起初，沈阳市人民政府国营商业局（沈阳批发站的直接领导机关），对这事的处理也不够严肃认真。
因此，东北日报即在1952年12月03日主动地把这事件揭发出来，并配以题为“让工业品和急需它的消费者早日见面”的短评，指出在商品流转中有很多人为的障碍是不能容忍的。
东北日报这个揭露立刻引起广大读者、特别是直接经营绒衣的商店、仓库工作人员和没有购买到绒衣的消费者的愤恨、不平，他们纷纷给东北日报写信、写稿，对沈阳批发站和沈阳市国营商业局提出改变作风、改进工作的严肃批评和意见。
东北日报以显著地位选登了这些来信、来稿中的一部分；
并辟了“对积压绒衣事件的批判”专栏，发动广大读者展开讨论和批判。
例如沈阳铁路公安段史国治、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刘洗心、东北区模范店员刘秀文等在来信中，一致批判了这种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指出这种积压物资的现象决不只是沈阳地区的百货批发站，积压的物资也决不只是绒衣一种。
因而他们建议要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对贸易部门的职工普遍进行教育，而对积压绒衣事件的有关人员也应给予教育和处分。
经过报纸的批判，沈阳市国营商业局改变了态度，提前召开全市国营商业系统干部大会，宣布了事件的初步检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东北日报在1952年12月17日发表这个报道时，并要求所有商业部门联系对“绒衣积压事件”的批判，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把商业工作提高一步。
接着东北日报编辑部又在12月25日邀请原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国店员工会东北区筹备委员会、东北区百货公司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举行座谈，讨论了如何接受“绒衣积压事件”的教训，来在国营商业部门开展反对积压、浪费现象的问题。
于是，一个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的思想批判和对工作的检查，开始在各商业部门中展开了。
批判展开之后，东北日报为进一步使批判走向深入，在今年01月07日发表了“漏洞在哪里？
——‘绒衣事件’的基本教训”的通讯，和“接受绒衣积压事件教训，深入检查工作，把商业工作提高一步”的论文。
就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看，各地以辽西、辽东两省的百货系统，以及沈阳市工业器材公司的检查较好。
它们曾经检查出类似“绒衣积压事件”的若干严重问题。
受到批评的沈阳批发站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原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沈阳市人民政府国营商业局等有关单位检查与帮助下，扭转了认为积压脱销事故是司空见惯、因而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以绒衣积压事件为中心，普遍展开检查批判。
王健经理并向全体职工作了检讨。
沈阳批发站除结合清点库存派干部到各专业批发部、仓库进行检查外，并改变了调拨员只按账面拨货的工作方法，使供应情况基本好转，供应额直线上升。
批判开展以后，东北日报还紧紧抓住了批判开展得好或坏的典型单位，进行了表扬和批评。
这些，对批判的深入展开都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绒衣积压事件”批判的展开及批判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报道，都表现了报纸的主动性，表现了“在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像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意义是真正难以估量的。”
（引文同上）
两点经验
东北日报在“绒衣积压事件”批判中，为什么能够表现了报纸的主动性？
为什么在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报纸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这就是因为：
东北日报解决了：
用以展开批评的典型底选择问题和组织力量、加强批评效力的问题。
在用以展开批评的典型底选择问题上：
东北日报选择了绒衣积压事件作为典型，是这次批判能以展开并收到良好效果的关键。
因为第1，从贸易部门的当前中心工作看，积压、脱销、损失、浪费现象是东北国营商业系统目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原东北贸易部为了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把清理财产、整顿批发站、扩大工业品推销，作为1952年第4季度的中心工作。
东北日报对“绒衣积压事件”的批判，正可以直接推动业务部门的中心工作，并获得业务领导机关的支持。
第2，从思想、作风看，供给制残余思想、官僚主义作风及在这种思想、作风影响下长期存在的种种不负责任现象极为严重，它们是造成积压、浪费的基本原因。
而“绒衣积压事件”正是这种思想、作风的典型。
东北日报把“绒衣积压事件”作为一个“突破口”，就攻破这个错误思想的阵地。
第3，更重要的是，绒衣是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冬季迫切需要的一件大事。
东北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地改善，绒衣绒裤成为广大人民御寒的必需品。
去年国庆节大减价中，绒衣的销路特别好。
及至国庆节过去后，市场上便出现绒衣脱销现象。
人民群众对此早有意见，所以“绒衣积压事件”一在报上公布，便立刻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
当人民群众的声音传到领导部门之后，就会引起加倍的重视，就会对这次批评给予更多的支持。
这是这次批判能在东北日报迅速与深入开展的关键。
在组织力量，加强批评效力的问题上：
东北日报在对“绒衣积压事件”批判以前，也曾不断发表过批评国营商业工作中的各种无人负责现象的稿件，如“一批没有主人的商品”、“玻璃脱销”、“铁锹供不应求的因果”等，但都没有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批判。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对这类稿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细致的分析，从而提炼出典型性，加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批判。
但经过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无疑地加强了东北日报对业务部门、业务情况的熟悉程度，并积累了怎样在报上进行批判底经验。
所以该报在揭发“绒衣积压事件” 一开始，便显示出这样的意图：
有组织地开展这个批判。
以后，该报从发表读者来信，到每一个“编者按”和短评，以及召开座谈会、进行表扬和批评，也表现出报纸发动群众的力量。
该报初步发动群众的结果，不仅加强了报纸批评的效力，并且推动国营商业部门初步进行了思想批判。
选择典型，组织力量对典型进行表扬或批评，是报纸表现主动性的主要方法；
而典型选择得恰当不恰当的基础则是：
“报纸应当关心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根本问题；
它没有权利避开尖锐的问题，而应当更大胆地展开这些问题……。”
（引文同上）没有这个基础，报纸是无法表现主动性的。
因此，我们的报纸在进行批判时，必须紧紧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抓住主要环节，找出本质思想，通过典型事例，从各个角度进行生动的系统的批判，以指导和推动实际工作。
进一步推动国营商业部门的反官僚主义斗争
东北日报在抓住本质思想进行批判方面，过去作得还是不够。
他们准备在02月底结束讨论前，着重批判造成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主要根源——供给制残余思想和缺乏经济核算观点，这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自“绒衣积压事件”揭发以至有关失职人员分别受到处分后，除沈阳地区的百货系统外，其他省、市的国营商业系统并未很好地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联系这一事件认真检查与改进工作。
他们之间，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认为“积压一些绒衣算不了什么”、“积压是自然的现象”等等，这说明不少商业系统的领导干部还没有解决了思想问题。
但事实上绒衣积压的现象至今仍是很严重的，最近就曾发现积压绒衣共有十五万打之多，足够一两年卖。
这说明积压绒衣并不是什么“算不了什么”的“自然现象”。
因此，东北日报应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并根据今天的新情况，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国营商业部门的反官僚主义斗争。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各地报纸也应吸取东北日报对商业部门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批判的经验，广泛而深入地向各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展开思想斗争。

“华北人民”杂志社来信
揭发华北许多机关漠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编者按：
“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来信揭发的材料说明：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机关对报纸、刊物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采取了不能容忍的错误态度。
我们认为：
被“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指责的各机关应该深刻检讨不重视人民来信的错误，并认真负责地答复“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
它们的上级领导机关也应该检查下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并采取有效办法纠正这些机关对待人民来信的错误态度。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学习了01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等文章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并把我们的读者来信工作做了初步检查。
“华北人民”在中共各级党委及人民政府协助下，据1952年04月至12月的不完全统计，就帮助读者解决了三千六百二十一个案件和问题，密切了刊物和读者的联系。
但是，由于某些同志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工作中也发生过缺点和错误，如：
去年七、08月间，组织机构变动，把处理读者来信工作分到各组去做，没有专人负责，使这个时期的一部分来信及转请有关机关处理的信无从查考，甚至有丢失来信和存根的事情。
这些缺点，由于党的屡次指示，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张顺有事件”以后，已有了根本的改变。
现在，对于每一封来信，我们都能认真地研究处理，读者因此更加相信了“华北人民”。
现在编辑部每天平均收到五、六件批评和揭发官僚主义、违法乱纪案件的信。
在处理读者来信工作中，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便是：
有的机关直到今天仍不重视或不认真处理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
去年07月至12月，我们把一百八十九封（不完全数字）反映出较重大问题的来信转请有关机关调查处理。
在处理中，山西省闻喜、襄陵及河北省滦县等县人民政府，处理得比较及时和彻底。
闻喜、襄陵两县不但处理了读者揭发的案件，还同时检查了干部作风；
滦县根据读者建议，纠正了四区商家林等三个村乱伐栗树的现象，还检查了全四区的护林工作，保护了果林。
类似这样处理了的有五十三件来信，这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种是采取拖延、支应的态度，借口工作太忙，不积极调查、处理。
河北省成安县温村农民王择玉先后写了十七封信，检举他村农会主任张新和党支部书记刘盘池贪污公粮、强奸妇女、包庇坏分子等违法行为。
我们于1952年10月28日转请中共成安县委会调查、处理，但是他们老是借词推托，至今还没处理。
采取这样态度的有十九个机关。
最令人气愤的，是有的机关和部门，对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不闻不理。
我们转请有关部门处理的一百八十九封信中，还有八十五封信至今没有音讯。
如：
1952年09月07日、12月09日，我们先后收到山西省赵城县东董村烈属李泮藻的两封信，信中说他家原是中农，土地改革时被错斗，把房子错分给共产党员何泉海，县司法科虽已把房子重新判归李泮藻，但何泉海不照判决办，李泮藻全家二年多没房住，也不敢惹他。
我们于1952年09月、12月把两封原信都转请中共赵城县委会迅速处理，并去了三封信催询，至今没见一字回答。
又如：
河北省饶阳县小堤村读者李志来信检举暗藏在村中的一个反动还乡人员（政府曾下令通缉），我们于1952年09月05日把这信转请饶阳县人民政府调查处理，至今也没回音。
像这样情形的，还有山西省平顺、高平、河津、平遥、交城、解县、垣曲、沁县、寿阳、芮城二、三区等县、区人民政府，太原某部军政干部学校，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河北省通县专署，深县、平山、玉田、武邑、任邱、安国、迁安、文安、栾城、肃宁、沧县、永清、武强等县人民政府，迁安六区人民政府，迁安六区、丰润一区妇联会，中共衡水县委会、中共栾城县委会等一共三十三个机关和部门（还有一部分原属平原省现已不属华北区的机关和外区机关）。
以上这些机关，我们转请他们调查处理的案件较大，并都去过两次至四次催询信，日期最多的七、八个月，最少的也一个多月，到今天，既未见他们的处理结果，也不见来信告诉情况。
我们认为：
直到今天，以上机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在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人民来信，“张顺有事件”也未使他们警醒，他们没有认真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现中共中央华北局已责成各地党的组织回答“华北人民”转去的信件。
我们除继续去信催询外，并建议以上机关的上级机关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帮助他们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检查他们处理人民来信（包括报纸、刊物编辑部转请处理的）工作。
此外，我们要求以上机关、部门，在半个月内把我们转请处理的人民来信的结果或情况告诉我们。
希望党报和读者支持我们的建议和要求。
“华北人民”杂志社编辑部

坚决克服低估思想工作的倾向
——读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笔记
孙定国
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的第3部分中，分析了党的工作的各个重要问题。
马林科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党的思想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他说：
“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不重视这种工作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马林科夫同志批评了党的工作的许多缺点之一就是“许多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因此，这种工作就落在党的任务后面”。
他指出：
“党组织的任务，在于坚决消灭这种低估思想工作之重要性的有害偏向，并在党和国家的各个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不懈地揭露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思想的表现。”
马林科夫同志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苏联共产党领导自己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保证之一；
而且对于目前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说来，同样地也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我们应该把它如同经济工作一样，作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来就是把党的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的。
毛泽东同志说：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长期地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底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与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无论在群众教育工作以及在党的支部教育工作中都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这一方面更有许多新的发展。
在今天看起来，党组织的思想工作已经是比任何时期都带有广大的群众性了。
但是，能不能说我们党组织的思想工作没有问题了呢？
能不能说我们的思想工作已经完全适合于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的要求，也就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了呢？
不！
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看到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党内所存在着的如同马林科夫同志所指出的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有害偏向。
××××
我们党内低估思想工作作用的表现完全不是个别的。
许多同志错误地认为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理论学习采取消极态度。
全国解放以来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就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
其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就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系统地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一般是不够的。
甚至有的工厂、矿山的领导干部，不敢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敢宣传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而只是片面地宣传单纯福利观点（当然注意工人福利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单纯使用发给奖金的办法，去推动工人进行生产。
这种做法对于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并无好处。
这样就会使工人群众难于认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利益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的根本道理。
这样就不能把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觉悟建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
单纯福利观点是“经济主义”的思想表现，而在“经济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是不可能产生工人阶级的真正主人翁的觉悟的。
应该指出：
这是一种为列宁所曾经尖锐批判过的而且是我们党历来反对过的工联主义的思想倾向。
关于农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们也应该承认，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是不够普及和深入的。
这不仅表现在土地改革后，农村积极分子及干部中的“李四喜式”的“退坡”思想，在某些地区有了新的滋长，未能及时克服；
也不仅表现在有的地方对于农村的丰产运动没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也还表现在土地改革后有些同志没有及时地向农村党员和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教育。
而这种教育，恰恰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政治思想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因为许多人忽视了这个教育，才会对于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情况（当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感到惊讶，并使工作陷于被动。
在大、中学校中，我们也看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的严重现象。
部分学生中存在着一种轻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个别学校中曾有少数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担负着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机关也听任反对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在或明或暗地对抗着巴夫洛夫或米丘林的先进学说，甚至还有人在叫嚷着“科学家不懂哲学，哲学家也不懂科学，那是吵不清楚的，还是相安无事为妙”的谬论，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在文艺界中也曾经发生过迁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倾向，还有所谓“更亲密的团结，更勇敢的创造”的口号，其实质也就是放弃无产阶级思想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
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更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最突出的例子。
关于党内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党员和候补党员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仍然存在着极不经常的现象。
例如，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筹备处学委会主任，对于干部学习就采取了“学不懂就算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在惊人的“纪凯夫事件”和惊人的“张顺有事件”之后，竟然还继续有人在发展着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行为。
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所曾经犯过的同类性质的错误，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还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总之，马林科夫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在苏联共产党内所存在着低估思想工作的倾向，在我们党内也同样地，而且是比较更严重地存在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也正如马林科夫同志所说：
“低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
特殊地说，干部应该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是把党的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放在一般的地位之上，而是放在特殊的地位之上来处理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党的负责干部是负有贯彻党的政策的责任的，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党的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准确地掌握党的政策的；
党的负责干部不应只在工作上要求下级干部，而也应该在思想上领导和教育下级干部。
我们党内确实有一部分领导工作者，他们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是，他们所领导的工作，却往往是效果不大，甚至于效果很不好。
这原因究竟在那里呢？
应该承认，这是由于这些同志还没有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指示的结果。
这些同志向来是不十分注意党的思想工作的，他们忽视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他们往往是只注意工作，而不注意学习，以至把学习讨论会变成工作讨论会。
他们存在着学习与工作对立的错误观点。
他们一方面是“手忙脚乱”，一方面又是“头脑清闲”。
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死死地束缚着这些同志的思想而不能解脱。
正是由于自己还不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他们也就很少想到如何加强党在群众中的思想工作。
这些同志至今还没有深刻地了解：
作为党的一个领导干部来说，仅仅具有一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具有更高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阶级觉悟。
这种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觉悟程度越高，掌握党的政策就越稳，工作效率也就越强；
掌握党的思想工作越有力，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进步也就越快。
这个道理已被党内的许多经验所完全证明了。
最近全国普遍开展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参加学习斯大林同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高级干部的数量，以及在学习中所达到的深度，都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并涌现出了不少的模范单位和模范同志。
这个学习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可以预期的，它必然大大有助于党的思想工作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在开始大规模的五年计划的建设。
这个巨大的建设赋予了党的一切思想工作者以重大的历史任务：
要求一切思想工作者，要善于为它服务，并为它的彻底胜利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经济建设的胜利越大，对于思想建设的要求也就越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建设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
列宁在五十多年前就说过：
“……只能是这样：
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
还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呢？
这里没有什么中间的道路……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
列宁的这个名言，早就成了苏联党的思想工作者坚持不渝的指针。
而对于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说来，这同样是极其宝贵的指示。
虽然，我们的国家还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文化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但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的。
因此，我们的思想工作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
我国三年来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
如果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党的干部和人民，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
难道在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中，不曾遇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思想的对抗吗？
在土地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分田”与阶级斗争的对抗，在镇压反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原则的宽大与有原则的宽大的对抗，在经济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崇拜欧美的观点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的对抗，在“武训传”的批判中所表现出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与革命主义思想的对抗，这一切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就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
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的队伍，不仅在数量上表现了人手不多，而且还表现在质量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水平，也是十分不高和不齐的。
我们应该勇敢地承认，党的思想战线还缺乏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战斗精神。
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残余倾向，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没有完全被克服。
这不能不说是党的思想工作落后于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就成了加强党的思想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只有党的思想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提高了，才能更有力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来改善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七六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无敌力量”一文中写道：
“要提高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思想工作水平，就不能设想不去系统地、坚持地、深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不去每天从一切讲坛上向一切听众公开而大胆地宣传当代先进理论的重要论点。
党的干部接受这些论点越是深刻，就越能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实践中去，党的思想工作水平就越高，在群众中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就越有效。
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汲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无价宝藏时，采取创造性的而不是形式的和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这应当成为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者最好的座右铭之一。

暴同花
齐仁画　湘一编
（根据林钢所作“一个农家的悲喜剧”改编）
七、这一年家里种了二亩棉花。
暴同花起早贪黑，从种花到收花，参加了许多主要劳动。
她想冬季里给孩子换身新棉袄。
可是，花摘回来，婆婆把好的拣去，剩下一斤多烂棉花给她。
暴同花心里很难过。
八、婆媳俩不能在一起过生活了，不得不分了家。
暴同花想，俩口子过活该不会生气了吧。
想不到丈夫待她还和从前一样。
生活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丈夫张口骂她，闭口卖她，常常打她。
暴同花哭得脸都焦黄了。
九、夫妻间感情不好，谁也没有心劲好好生产，地里粪也不上，草长得跟玉茭一般高。
十、1947年，鲁山解放了。
村里来了一位女工作同志，时常召集村里的青年妇女开会。
她说男女应该平等，妇女有权利参加各种社会工作。
暴同花越听越对劲，觉得妇女有了出路。
十一、她于是经常参加村里的各种工作。
因为她工作积极，群众都拥护她，县里开农民代表大会时，她被选为大会的代表。
但是她婆婆还在背后里骂她“疯障”。
十二、有一天，暴同花开会回家晚了，耽误了晚饭，丈夫又要打她。
暴同花想，现在男女平等，自己有手有脚能劳动，为啥还受男人的气！
她干脆和丈夫分了家。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发表去年生产公报
各国工业生产大步向前迈进
【新华社09日讯】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2年在经济建设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根据这些国家最近发表的关于1952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罗马尼亚的工业总产量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七，产量比1951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
匈牙利的工业总产量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点七，产量超过1951年水平百分之二十三点七。
保加利亚重工业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百点一，轻工业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工业总产量比1951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八。
阿尔巴尼亚的工业总产量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点八。
波兰的工业总生产量超过了六年计划为1952年所规定的水平百分之十四。
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工业总生产量比1951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比战前1937年增加了一倍。
各国的重工业部门学习苏联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波兰的机器制造工业已能够掌握约一百种效力强大的新型机器的生产。
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生产自动电焊机、开采薄煤层用的采煤联合机及许多化学和纺织工业用的新型设备。
去年罗马尼亚生产资料的生产已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匈牙利的重工业生产量比1951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现在已能自己生产万能辗机、效力强大的铺轨拖拉机、新式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等。
各人民民主国家农业的机械化和农业经营的集体化继续发展。
1952年波兰农业添置了八千四百部十五匹马力的拖拉机，全国现在已有三百五十个乡村得到了电力的供应。
匈牙利联合收割机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使用联合机收割的田地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一倍。
罗马尼亚去年建立了三十个机器拖拉机站，农业中添置的机器单是拖拉机就有三千五百三十部，中耕机有二千三百部。
各国去年已有更多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罗马尼亚已有一千六百个以上的集体农场。
保加利亚已有五分之三的耕地由农业合作社耕种，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
匈牙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国营农场耕种的土地，已增加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七。
在农业生产方面，去年虽然有些国家受到天气不良的影响，但仍然获得了丰收。
波兰的农业收获量比1951年增加了百分之四，保加利亚1952年的总收获量比1948年到1951年间的平均年产量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三。
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的上升，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
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比1951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全国人民所购买的粮食比1951年多百分之十，自行车多百分之七。
罗马尼亚城镇和工业中心的人民购买的面包比1951年多百分之十一点三，肉类多百分之四十五。
保加利亚在1952年两次减低物价，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
波兰的文化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有了发展，七年制完全小学在去年增设了八百五十个，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二百六十万人；
医院和医务所的分布网已大为扩大，医院的病床增加了九百个。

侵朝美军与仆从军队间矛盾愈来愈深
李伪军士兵反美情绪愈来愈高
朝鲜前线新华社记者徐孔报道：
李伪军士兵的反美情绪愈来愈高，伪军中官兵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了。
据投诚的李伪军士兵谈，最近伪军中普遍增加了美国教官，每个中队（连）都有一个美国尉官和一个美国士官。
这些美国教官在伪军整训期间，每天坐着吉普车从师团部到中队里去，一看到伪军士兵军事动作做的慢了些，或者“精神不振”，便命令伪军军官殴打他们，有的士兵甚至被打得神经错乱。
但在打仗的时候，这些美国教官就躲到很远的后方，从未在前线露过面。
伪军士兵们都忿恨地说：
“要有机会，非把这些美国佬一个个都打死不可！”
李伪军军官对士兵的虐待也比以前更加厉害了。
最近李伪军首都师二十六联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01月07日一等兵洪性韩脚上负了伤，骨头都露出来了。
他的分队长为了向上司表示“无事故”，不把这件事向上报告，命令他继续到积雪很深的山岭上放哨、挖工事。
洪性韩拄着棍子往山上爬，但无论如何爬不上，便坐在雪地里捧着脸哭起来。
同分队的一个士兵脱下他的鞋一看，伤口已经化脓，如不马上医治，将来非把整个大腿锯掉不可。
于是，这个分队的士兵们一起去找分队长，分队长只好向中队长报告。
可是中队长同样不准许洪性韩去后方医治，并且大骂士兵们“给中队添麻烦”。
于是分队长回到队里，便动手处罚那些同情洪性韩的士兵，命令他们在夜里出去放哨。
有四个人动作慢了一些，他便命令他们脱光衣服，在雪地里爬了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并且打了他们每人四棍子，还罚他们第2天早晨不准吃饭。
李伪军第8师有一个姓朴的士兵，因为有病不大说话，分队长就说他是听了朝中人民军队前线的广播想逃跑，把他毒打了一顿。
另一个姓朴的士兵在砍树时唱歌子，分队长说他心里想逃跑，用唱歌来掩饰，也毒打了他一顿。
但这两个伪军士兵受了毒打以后，越想越觉得我军广播的话很对，便跑过来投诚了。
波多黎各士兵不愿作替死鬼
据新华社讯：
美军当局横暴地镇压波多黎各士兵的行为，引起了波多黎各人士的广泛不满。
据纽约“工人日报”报道：
波多黎各两家大报“世界报”和“公正报”对于波多黎各士兵在朝鲜被控拒绝作战而被判罪一事，表示愤慨。
“公正报”鉴于有美国军官歧视波多黎各士兵的情事，要求波多黎各国民议会和美国参议院进行调查。
纽约波多黎各居民领袖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当高级军官要惩罚时，受惩罚的部队只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你就没有看到他们给那些不愿飞行的白种飞行员判过十年徒刑。”
他指出，第25步兵团的黑人士兵就受过像波多黎各士兵那样的重罚。
另一位纽约的波多黎各人说，他相信波多黎各人正被用来做“在朝鲜的联军的惊人低落的士气”的替罪羊。
他说，波多黎各人的案件令人想起1950年麦克阿瑟总部陷害黑人士兵的冤狱。
“工人日报”指出：
波多黎各士兵组成的美军第65步兵团又被驱往前线的消息，已更加引起纽约波多黎各居民的愤慨。
“工人日报”并指出：
波多黎各人民都反对美国的侵朝战争，不愿为美国充当炮灰。
波多黎各的
“世界报”的特写作家最近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波多黎各各阶层人民对新年的第1个希望就是结束朝鲜战争。
“世界报”在1952年12月18日曾指出波多黎各部队所受的巨大伤亡是支持美国侵略朝鲜的一切国家中第2个死伤总数最大的。
“工人日报”说：
一个名叫盖布里尔·巴里拉·方泰斯的大学生的案子，就是波多黎各人民抗拒被征为美帝国主义打仗的例子。
去年11月，他被当做“违反征兵法的人”而被捕，目前他还被单独监禁，他的家庭不时受联邦调查局的迫害。
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1952年波多黎各三百名被征士兵的集体抗议，他们从行将驶出的部队运输舰上跳入圣约翰海湾。

在团指挥所里
杨奇
1952年10月06日下午二时，若断若续的试射炮火停止了。
李承晚伪军一个连盘踞着的金城前线“六一一”阵地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战斗前的寂静。
夕阳把乔岩山主峰的阴影斜罩在这座山头上，凄凉而阴沉。
死亡的命运就要降落到这批伪军的头上了。
在另一个山头上的坑道里，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
这里人不多，电话机和报话机却很多。
坑道里燃起一盏雪亮的煤气灯，志愿军某部的参谋们和报话机员们，正一刻不停地向着步兵、炮兵、后勤等部门下达着指挥员的命令。
这命令通过电话线传出去，志愿军阵地上立刻展开了一幅战斗前的壮丽的图景：
隐蔽在各处的无数门大炮，正在把巨大的射击口转向射击目标；
久经战斗的步兵战士们，在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之后，正向攻击地点集结；
后勤部队正翻山越岭，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弹药运送到前沿阵地去……。
×　×　×
在战斗开始前的一个钟头，担任攻占李伪军“六一一”阵地主峰五号山头的六连一排排长、一等功臣刘凤勇来到了团指挥所。
他立刻走到正在吃晚饭的团首长面前：
“报告！”
几位团指挥员都站了起来，腾出一个位子让这位英雄坐下。
在片刻的沉默之后，王团长问道：
“怎样，准备好了么？”
“好了！”
刘排长从容地回答：
“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
团长，我们就缺少一个战斗命令了。”
接着刘排长又向团首长报告了战士们的决心。
他们突击排在第5次战役时是尖刀部队之一，后来又参加了某次的阻击战，他们经历的是胜利的道路，他们的连也因此成为一等功臣连。
刘排长说，他们突击排的每个战士都爱护自己连队的荣誉，保证完成这次战斗任务。
王团长静静地听完了刘排长的话，看一看表说：
“时间不早了！”
他推开饭碗站了起来，用手紧紧地按着刘排长的肩头。
刘排长激动地说：
“王团长，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啦！
五号山头既然已交给了我们，过一会儿那就再也不会是敌人的了。”
×　×　×
时间在静静地前进着。
人们在紧张地等候着那个严肃的时刻……
终于，在下午五时整，我军的炮火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始射击了。
一种震撼大地的声音突然响起，无数门大炮从数十里的纵深阵地上射出成吨成吨的钢铁，在同一个时间里砸到那片纵横三四百平方公尺的“六一一”阵地上，把敌人构筑了一年的工事和敌人的尸体一齐掀上半空。
四十分钟以后，原是烟尘弥漫的敌人阵地上，已变成一片金星飞迸的火山。
这时，王团长在电话里兴奋地向步兵指挥员们喊着：
“问一问战士们，看见我们的炮火没有？
我们的炮打得准不准确？”
接着他又嘱咐指挥员们：
“可要好好地打，狠狠地打啊！”
五点五十四分，也正是我们的炮火开始延伸、步兵开始冲锋后的四分钟，“六一一”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
这时，团指挥所里的同志们都在紧张而肃静地守在步行机旁。
但是，听筒却一直喑哑着。
怎么回事呢？……又过了一分钟，这一分钟简直比一个钟头的时间都长，步行机员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的声音也高得几乎改变了原来的声调：
“是我啊！
你是刘排长吗？
怎么样？”
他用一只手紧紧地按住左耳，大声地喊：
“请你再说一遍，大点声音……啊！
啊！”
步行机“砰”的一声碰在用子弹箱搭成的棹子上，蜡烛倒了下来。
“报告团长，刚才刘排长向你报告，一排在四分钟内全部占领了五号山头，现在正向六号山头进展。”
王团长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望着身边的同志们说：
“好了，这一炮又打响了！”
当六连长李元桂在步行机里向他报告战斗经过时，他回答：
“命令三排同志向十号山头攻击！
趁着敌人混乱的时候攻击！
坚决的攻击！”
×　×　×
然而，就在这时，敌人的炮火已卷上了这片失掉的阵地。
这些炮弹，挟着那些发着怪啸的破片，在由五号到十号山头的这条道路上，组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墙。
这种情况对于暴露在这条狭长山脊上进行攻击的六连三排的战士们是很不利的。
但是，什么样的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的战士们。
他们一边机灵地利用着打得蒙上厚土的残破的交通沟躲避炮弹，
一边又奋不顾身地踏着敌人的尸体抢占“六一一”阵地上的那座楔入敌人纵深的十号山头。
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因为就在这段一百多公尺的道路上，残存的地堡、盖沟里的敌人还在继续顽抗；
而据守在十号阵地上的敌人也在进行反扑。
但是，敌人的这些挣扎是没有用的；
敌人的地堡一座一座地被炸塌了，正在凭险顽抗的敌人连武器都被炸飞了；
一群反冲锋的敌人刚刚拥下十号山头，就遭到一阵密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的打击，人员和武器损失了
一大半，剩下来的便举手投降了。
06日晚上，六连七班班长兼机枪射手林顺和十八岁的弹药手吴文忠，跟着爆破组把机枪拉到十号山头上，一连打退敌人的十几次反扑。
但是在第2天拂晓，吴文忠在敌人的最后一次冲锋中负伤了，血顺着胸口直往下流。
林班长知道这个小鬼支持不住了，但是因为敌人正在冲锋，他没有时间替他的战友包扎伤口，仅能腾出左手来把他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小吴呢，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就用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来压完最后一盘子弹。
07日上午，我在团指挥所里看到林顺同志，他是押俘虏到这里来的。
他向我谈起他们当时战斗的情况说：
“当时，我以为小吴还能支持一段时间呢，因为他从负伤到断气，一直没有喊一声疼。
直到最后他还说：
‘班长，你放心打吧！
子弹我给你压。
阵地咱们不能丢！
’等到我把敌人打下去，才发现他已经牺牲在我的肩膀上了。
我哭了，但我的劲头也就更大了，我要给小吴报仇。
于是，我一盘子弹就撩倒了二十多个敌人……。”
×　×　×
07日以后，“六一一”阵地上的战斗进入了守备阶段，尽管敌人不断地用一个连到一个营的兵力进行连续反扑，但是我们的阵地却是不能动摇的。
08日，在团指挥所里，步行机里不断地报告着敌人反扑的兵力和冲锋地点，而王团长却在有条不紊地下达着作战命令，使“六一一”阵地上我军歼敌的数字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着。
这是一场痛快的歼灭战，我军的炮火像旋风一样的翻卷在敌人向我冲锋的道路上，把那些正在冲锋或刚刚集结起来的敌人整连整排地打倒在地上。
中午，正当敌人在报话机里大叫“敌人炮火凶猛”的时候，我军师首长却正在电话里向指挥炮兵的张副团长下达着作战命令：
“刚才又给你们拨去一批炮弹，限你们在敌人下次的冲锋中把这些炮弹一气打完。
这是命令！
记住！
一定要拣敌人密集的地方轰；
炮弹不够时可来电话告诉我！”
张副团长放下耳机子说：
“卢参谋，通知炮群向十号正南方一百公尺的地方，来五个急速射！
打的越狠越好！
打吧！
打吧！”

捷科学院院长尼耶德利
荣获列宁勋章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02月10日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捷苏友好协会主席兹德尼克·尼耶德利院士的七十五岁寿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于09日宣布授给他列宁勋章，褒奖他在加强捷苏友好和文化合作方面的卓越贡献。

维尔塔伐河上的水电站
维尔塔伐河是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一条大河。
它发源于古老的波希米亚森林，自西往东奔流约百余公里，折向北方蜿蜒前进，穿过布拉格城，最后与易比河的支流汇合，这条河流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足可利用来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为了要在近年内把全国的发电量提高到战前的三倍，使二千五百个农村得到电力供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在维尔塔伐河与境内其他河流上建造巨大的水闸、蓄水池和水力发电站。
除了现有的两个水闸和水力发电站外，维尔塔伐河上将要建立起九个新的水闸和水电站来，其中在斯拉贝和利普诺两个地方建造的水闸和水电站工程，现在正在进行。
由于这些水闸和水电站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建设发生重要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亲切地把这些工程称为“哥特瓦尔德的和平奠基石”。
斯拉贝水闸与水电站的建设工程从1949年开始，将在1954年的春天全部完工。
斯拉贝水闸的堤坝高达七十三公尺，它将把自上游流下的河水水位提高五十公尺，并把它们贮蓄在一个长四十三公里，宽一公里的大湖里，这个湖可容水二亿五千立方公尺。
为了保证斯拉贝水电站与水闸的建设工程顺利进行，必须首先使维尔塔伐河的河水改道，让进行建筑的工段的河床变成干地。
为此工人们进行了艰巨的工作：
从维尔塔伐河旁的坚硬的岩石中，开凿出一条高十二公尺、宽十公尺、长三百多公尺的隧道，作为维尔塔伐河的暂时的河道。
在维尔塔伐河畔，已建立起了一个完全机械化的混凝土搅拌工厂。
那里每一架由电钮所操纵的搅拌机，可以在一小时内搅拌一百立方公尺的混凝土。
制成后的混凝土，由特制的运货车辆和拖拉机运往工地。
仅仅在1952年一年内，斯拉贝水闸与水电站的工地上就浇灌和铺设了二十万立方公尺的混凝土。
所有繁重工作的机械化和热烈展开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及苏联工人建设大水电站的先进经验，极大地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使得水电站的建设工程顺利地迅速进行。
现在，整个工程已经有三分之二完成了。
工地上的工人们在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妥善的照顾。
离工地不远处，有一个小城，那里有医院，有工人俱乐部，其中包括礼堂、剧场和电影院，可供工人们休息娱乐。
斯拉贝水电站完工以后，将以巨量的电力供应布拉格的工厂企业与成千成万的家庭，以及波希米亚的大部地区。
斯拉贝水闸的蓄水湖中的水，可以灌溉维尔塔伐河沿岸的无数农田。
利普诺水闸宽达二百五十公尺，在它的后面也有一个巨大的蓄水湖，它的容水量是三亿立方公尺。
由于这个蓄水湖位于苏玛瓦山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就把它称为“苏玛瓦海”。
在利普诺水闸及水电站的工地上，现在已建立起了一个混凝土工厂、一个机器修理车间、一个碾石工厂。
在工地附近还建造起了许多工人住宅。
在“苏玛瓦海”旁边，风光绮丽的地方，将要兴建一所工人休养所，以供工人们疗养休息。
利普诺水闸与水电站的建设工程将在明年完成。
它每年的发电量为一亿瓩小时。
现在利普诺水电站的建设工人们得到了整个地区各个工厂企业的合作与全国工人的热烈支持。
许多人不顾这里艰苦的劳动条件，自愿来到这里参加长期的工作。
工人们在这里受着技术的和文化的教育。
维尔塔伐河上的水闸和水电站，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工程，它们将促进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

美国要把英国进一步拖进远东侵略泥淖
引起英国统治集团内部激烈争吵
【新华社10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议会内外对美国人要把英国进一步拉进远东侵略泥淖的做法继续表示极为不满。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03日在下院答复议员的纷纷发出的责难中，承认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会替美英侵略集团招致“不幸的”后果，但又竭力想把这事说成和英国无关，并且为了不得罪恰在这时来到英国的两位艾森豪威尔的钦差大臣杜勒斯和史塔生，他还请求议员们“不要多说话”。
但英国实际利益将因美国扩大远东侵略的阴谋而受到的危险却使得即使是像摩里逊这样的老牌亲美的工党领袖也对美国总统的专断行为表示了不满。
他抱怨艾森豪威尔未履行口口声声讲的美英的“合作”。
他在提到艾森豪威尔的冒失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和“新的麻烦”之后说，如果美国万一再发生这种情况，英国就不能和美国持同一态度。
在议会外面，英国资产阶级非官方的舆论对美国“伙计”的行为继续明显地表示怨恨。
工党领袖比万发表演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将削弱英美之间的联系。
他把美国的行动和朝鲜停战谈判连系起来，认为美国是由于本身“战略上的考虑”，并不是真正为了战俘的利益而破坏停战谈判；
并且由于同一考虑，所以美国不愿意把台湾归还中国人民。
工党议员伍德罗·怀阿特牧师指责艾森豪威尔违背所谓“合作”精神，一味发号施令。
他说，美国这种行动如不立即停止，英美关系将发生“裂痕”。
销行数百万份的星期日画报就艾森豪威尔的国情咨文发表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责备艾森豪威尔“不经适当的商量，撇开英国的抗议”就作出牵涉英国主要利益的决定。
但是脖子上套着美国索子的英国统治集团还是决心跟着美国走。
艾登05日在下院发言时，厚着脸皮替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丑态辩护，并说他可能和杜勒斯就台湾问题“获得充分和睦的协议”。
他无耻地说美国侵占台湾并利用它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不包含侵略意图，但他自己又承认他未从杜勒斯那里得到任何许诺或保证。
关于艾登的这种行为，工党议员唐纳利作了一个生动的评论，他说艾登是“替美国行动服务的一匹穿着政治外衣的马”。

苏联“真理报”和美国“工人日报”
斥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阴谋扩大侵略战争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09日刊载了科里奥诺夫的国际评论，论述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新国务卿杜勒斯的演说以及他的西欧之行。
科里奥诺夫写道：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提出的纲领是要扩大战争而不是制止战争与建立和平。
如资产阶级报纸所指出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的话，这种话加强了扩大战争的威胁。
大家知道：
蒋介石匪帮曾在美国第7舰队的庇护下，苟延残喘于台湾。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了掩饰这个侵略行动，曾经虚伪地说这是所谓把台湾“中立化”。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来看，美国在将来不仅要继续实际占领台湾的行动，并且将利用蒋介石匪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侵袭。
美国统治集团打算使用国民党匪帮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目的是要阻止结束朝鲜的流血，并且要扩大远东战争的范围。
这种政策必然要引起努力保卫和平的一切人民的强烈抗议。
以英国为例，那里正在展开一个反对扩大亚洲战争政策的群众运动。
美国总统的决定同时还遭到许多英国议员们——无论是工党议员或保守党议员——的强烈批评。
甚至英国的统治集团也感觉到最好声明他们并没有参预美国政府的行动。
科里奥诺夫继续写道：
外国评论家们指出，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台湾的决定和杜勒斯与史塔生之访问西欧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远东方面，蒋介石匪帮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积极准备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行动；
同时，在欧洲方面，美国外交家们正在竭力促使复仇主义的西德军队迅速恢复，以便对爱好和平的欧洲国家发动新的战争冒险。
杜勒斯已清楚地说明，只有西欧各国在华盛顿规定的限期内批准波恩和巴黎“协定”，美国国会将来才能为“援助”西欧国家拨付美元。
这个要求简直就等于最后通牒，它在各地都激起无比的愤怒。
英国各派系的报纸都给以猛烈抨击。
法国报纸“解放报”清楚地表示出西欧人民的愤怒情绪，该报说：
“现在已经到了反对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疯狂政策的时候了。
我们这样做除了丢掉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枷锁之外是毫无损失的；
我们将获得民族独立与和平。”
科里奥诺夫最后写道：
欧洲和亚洲国家对美国总统关于台湾的决定以及对杜勒斯向西欧各国提出的最后通牒的反应，充分地暴露出英美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这是美国最高领导者违背了全体人类切身利益而追求的扩大侵略政策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新华社布拉格10日电】
纽约“工人日报”以“用大炮推行的外交政策”为题，继续评论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国情咨文。
“工人日报”说：
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的声明的真正意义是他正在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其结果只能使我们有更多的伤亡，更深地陷入亚洲战争，并使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更大。”
社论继续说：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尼莱说总统的行径‘活像在蒙特卡洛赌场中孤注一掷的赌徒’，此外，伦敦、巴黎、孟买各地都表示恐惧和抗议，这些都是不足为怪的。”
社论指出：
在艾森豪威尔发表这一咨文以前差不多八年，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个国家团结起来，以进行反对侵略的联合行动。
社论接着说：
“但是华尔街与共和党一直在反对三大国协定。
哈里·杜鲁门本人摈弃了雅尔塔协定，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冷战。
这位五星将军更公开地撕毁这些条约。”
社论说：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通知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不再承认它所庄严地同意的疆界，美国将利用其金钱、武器与特务人员，用破坏、暗杀、恐怖与战争的方法不断进行‘解放’这些国家的活动。”
社论在结论中指出：
雅尔塔协定明显地提供了巩固世界和平的机会，八年前拥护雅尔塔协定的工人与人民，在国外强大的和平力量支持下，仍然能够制止艾森豪威尔扩大亚洲战争的计划。
“工人日报”号召美国人民“大声疾呼，要求在朝鲜停火，并要求谈判停战协定中尚未解决的唯一问题——战俘问题。”

被反动政府横蛮判刑的美共领袖
揭露美国统治集团卑鄙阴谋
【新华社08日讯】
纽约消息：
纽约联邦法院以违犯法西斯的史密斯法为罪名，在03日分别对美国共产党十三位领袖判处一年至三年的徒刑及二千元至六千元的罚金。
在法官迪摩克宣布这个可耻的判决以前，美国共产党十三位领袖在02日和03日曾分别向法院发表声明，揭露福莱广场这次审判是美国统治集团企图扼杀美国一切民主自由，准备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阴谋，并且表示了他们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心。
伊丽沙白·葛莱·弗林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时说道：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扩张军备不惜耗费亿万美元，因为它们害怕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日益高涨的浪潮。
她说：
不论美国统治集团如何努力于窒息真理的呼声，预期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那时美国人民将认识到他们的真正敌人就是那些想发动战争，把他们卑鄙的唯利是图的统治制度扩展至全世界的人。
弗林说：
“我对我们美国共产党人及全世界其他各地的共产党人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感到非常骄傲。”
第2个发言人佩蒂斯·佩里说：
美国统治集团想消灭共产党，但是正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是决不会成功的。
亚历山大·毕特尔曼对法院说：
这次审判说明美国正走上警察国家的道路。
伯蒂·甘内特着重指出：
把美国一切民主的痕迹都消灭，把成千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和平与民主战士都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也不能挽救华尔街的死亡。
所有被告人都说，他们深信他们过去和现在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
他们都表示这样的信心：
这个事业是必然胜利的。
美国共产党十三位领袖目前正准备提出上诉。

遭受一系列失败后
杜勒斯等离开西欧回美国
【新华社10日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已结束他们的不顺利的欧洲巡视，在08日离欧返美。
他们在06日离开西德波恩后，又先后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继续他们在巴黎、伦敦等地已经一再遭遇失败的使命。
当他们08日从卢森堡开始他们的归程时，他们带了西欧仆从国家的一大堆要求，但在督导“西欧统一”的任务上，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进展。
据合众社消息，杜勒斯到达荷兰首都海牙以后，荷兰政府首脑就向他诉苦说：
荷兰最近发生了大水灾，造成的损失大约相等于荷兰今年为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计划拨出的钱数，因此今年荷兰将不能完成它所承担的扩军“义务”。
他们还告诉杜勒斯说，荷兰因此可能还要“美元援助”。
荷兰政府表示它“重视”“西欧统一”计划，但同时强调对美国“高度的贸易障碍”的不满。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杜勒斯得到的回答是：
比利时要它的邻国法国和西德先切实承担起“欧洲军”条约的义务，然后才愿意把它的几师军队拿出来。
比利时政府的首脑们请杜勒斯注意，比利时政府在延长兵役问题上曾经受到比利时人民的激烈反抗，造成政治危机。
他们告诉杜勒斯，如果现在贸然批准“欧洲军”条约，比利时政府会陷入“同样的如果不是危险至少也是难堪的境地”。
据合众社说，比利时政府“像其他欧洲防务集团国家一样”，要求得到“大批以美元购买的军事装备”和美元军事订货。
在卢森堡，杜勒斯向正在开会的西欧煤钢联营机构的会议讲话，再一次重复他的要挟言词，他说，对美国的“统一欧洲”的“事业”，“欧洲必须作出重要贡献”。
杜勒斯在重复他的谰调时，用教训的口气说：
“假使这听起来好像讲道一样的话，这也是你们自己圣经中的道理”。
据透露，杜勒斯曾勒令西欧七国政府最迟在04月初必须就“欧洲军”条约有“确切表示”，并在三04月间分别向华盛顿呈报。
但是不管这位美国的钦差大臣如何横眉竖目，他的欧洲巡行是确定地没有结果。
合众社08日在杜勒斯动身回国时从卢森堡发出电讯说：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官方表示乐观，但他（杜勒斯）并没有从任何一国政府得到关于在任何确定的日期以前批准受到阻碍的欧洲军协定或是使之重新活动起来的确切保证。”

“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
河北省定县马王庄军属的生活
河北省定县九区马王庄村有二十多户革命军人家属，大部分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
他们在政府的帮助和大家的积极劳动互助下，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这是马王庄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军属们出席全社会议时的情形。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摄）
马王庄村政府干部跟志愿军家属王洛舍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村政建设的意见，并了解军属家庭的生活情况。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摄）
军属王致和和人家新买了三辆水车，准备更好地来迎接今年的农业大丰产运动。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摄）
马王庄王德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尽先帮助军属王老实运送肥料。
　（本报张力摄）
军属王秀琛是马王庄的拔草积肥模范。
她有六个儿子，三个大的都在她的鼓励下参加了志愿军。
　（本报张力摄）
军属钮彦娥和马王庄许多妇女们一样，保证在冬闲期间织完五匹布，并做好单衣，以免影响农忙时的生产工作。
（本报张力摄）
军属王老实能做木工活，他经常帮助其他军属们做窗门，盖房子等。
（本报张力摄）
马王庄人民都非常关心和尊敬每个革命军人家属。
少年儿童王彦欣和王荣欣，在路上碰见军属王洛舍老大爷买回两大袋喂猪的糠秕时，就急忙帮着他背回去。
（本报张力摄）
军属王老太太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她有四个孙儿，都已上学。
她规定孙女儿每天在放学后教她识字。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摄）
军属王老实和村里其他军属一样，生活也过得很好。
他今年新买了三千块砖头，准备修盖房子。
　（本报张力摄）
新年里，马王庄的军属们纷纷写信给自己的子弟和丈夫说：
“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稿）
马王庄人民为了纪念村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特地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马王庄小学的少年儿童们时常到这里来致敬的情形。
（解放军画报社稿·高宏·钟声稿）

愈战愈强的朝鲜人民军
“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独立和自由的战争，在全世界进步人类的热烈支持下，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打下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军在数量上已经增加了三倍。
由于增加了大炮、迫击炮、机关枪、自动枪和其他武器，到1952年，各个步兵师团的火力，已经增加到1951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
——1952年12月24日金日成将军在朝鲜人民军高级军官会议上的报告
一、从1951年到1952年，朝鲜人民军的大炮增加到百分之一二八，迫击炮增加到百分之一四○。
日益强大的炮火正在猛烈地轰击美国侵略军。
二、坦克和自动炮增加到百分之一八二。
这里是人民军某坦克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向敌人进击。
三、高射炮增加到百分之二一八。
许多女战士也掌握了现代化作战技术。
这里是曾击落敌机一架的女高射机枪射手金昌和（左）和她的战友在阵地上打击美国空中强盗。
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边益斗（右）、康成权（左）和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王耀荣会见的情形。
（解放军画报社稿）

“我们要成为模范夫妇”
——湖北省特等军属模范罗均秀给志愿军吴胜武的信亲爱的胜武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
我能成为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家属，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妈妈也因有你这个英雄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乡长跟我说：
“志愿军是祖国最可爱的人，你是最可爱的人底爱人，多么光荣啊！”
小妹妹也亮起小眼睛，歪着头，逢人便说：
“我是志愿军的妹妹！”
说得大家拍掌欢笑。
确实，我们全家都光荣。
可是我也知道，这光荣属于毛主席、共产党，因为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怎会有今天的幸福和光荣呢？
你说是不是？
噢！
你问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形吗？
好！
告诉你吧，自从土地改革后，日子就像火苗子一样直往上冒，一天比一天好。
我跟嫂嫂都参加了生产互助组。
耕田、插秧、薅草，都和人家换工互助。
去年春天，优抚委员说我家没有劳动力，要给代耕几亩田。
你猜我说什么？
我说：
“我这个劳动力比你们男人一点也不差，不信秋后看谁田里收的粮食多！”
真的，由于全家勤劳生产，加工加肥，去年得到了丰收。
光豌豆就收了一石，还有一石小麦、三石大麦、四百斤雪白的棉花，稻谷、红薯还没算上呢！
实在说，粮食吃一年还有余的呢。
家里还喂了个一百多斤重的大肥猪，准备杀了过年。
你该记得吧，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家过年连照得见影子的稀饭也喝不上，谁做梦想到过杀猪过年啊！
爹现在是咱村（宜昌县白洋区复兴村）共产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妈、嫂也都是模范的妇女会员，小妹妹是个学校里的光荣少年儿童队员。
我也担任了妇女联合会的委员，参加了青年团，去年06月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在电影上，我看到人家苏联妇女会开拖拉机耕田，那有多快呀！
像刮风一样，呼呼地一会儿就耕了一大片。
以后，我也准备开拖拉机哩！
现在我正在积极学习速成识字法，已识六百多字了；
我晓得，没文化搞什么都不行。
你说对不？
胜武，自你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以后，我时常想：
做一个光荣的志愿军家属，怎也不能落后啊！
所以无论村中的什么工作，我都是带头干。
去年秋季征缴公粮时，我就向群众宣传：
交爱国粮要干、净、饱、满、快。
周罗氏年老有病，爱国粮没人送，我就帮助她把粮食挑到粮站里。
结果我村交的公粮不但质量好，还提前完成了任务。
我得到了“秋征模范”的奖状。
复兴村也得到了“秋征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去年政府号召爱国储蓄时，不到半天时间，我就推销了六十份储蓄券。
县人民银行评我为模范，青年团支部也夸奖我是个好团员。
去年秋天发洪水，眼看一百多亩庄稼被水淹了。
起初有的人悲观失望，说水大没办法；
有的人只顾车自己田里的水，不管别人。
我就宣传“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好处，说服了一百八十名妇女，组织了二十多张水车，日日夜夜地同男子一样车水（光我们妇女就用了六百工）。
结果像你们打败美国鬼子一样，我们打败了洪水，保证了丰收。
接着又发生了虫灾，政府号召群众捉虫，但有个别群众说：
“这是神虫，越捉越多。”
有些老年人，还主张烧香求佛。
我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只要大家齐心，就能把虫捉光。
第2天清早，我就领着十七名妇女下田去捉虫。
虫当真被我们捉得剩下很少了。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参加了捉虫，还说：
“信神不如信毛主席、信自己。”
末了，我再告诉你个喜讯，想你一定高兴的。
去年12月，在宜昌专区召开的评选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大会上，我当选了全省的特等军属模范。
郭欠恒专员，代表省人民政府给我发了奖状，还奖给我一条大水牛。
我还跟宜昌军分区贺司令员、郭专员在一起照了像。
看，这是多么光荣啊！
在台上我还讲了话，我说：
“能当全省的特等军属模范，是毛主席给的光荣。
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干，听毛主席的话，功上加功，光荣上加光荣，争取1953年当全国的军属模范，到北京见毛主席！”
我祝你多杀美国鬼子，争取立功，也去见毛主席。
我们要成为模范夫妇。
我跟你挑战，看谁先到北京见毛主席。
你的爱人罗均秀
01月30日

朝鲜人民军的一支英雄部队
陈维仁
朝鲜人民军某部是一支出色的英雄部队，他们坚决执行了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的第70号命令，守住了被敌人称为“伤心岭”的一二一一高地，荣获“姜健近卫师”的光荣称号。
去年10月20日，我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代表，在朝鲜人民军的一个侦察连队里，会见了这个部队的副师长宋忠锡同志。
宋副师长是参加
“伤心岭”阻击战的指挥员之一，而且他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过力量。
因此我们都要求他谈谈他们部队的战斗事迹。
宋副师长，中等身材，年龄才不过三十刚过，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他在1942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活跃在中国的山东滨海地区。
1949年07月里，他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到朝鲜，参加和平建设。
他在祖国仅仅只过了一年的和平生活，从祖国解放战争开始的那一天起，他又投入了战斗，一直从“三八线”打过洛东江。
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时，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完全后撤，就留在敌人的后方坚持战斗。
当时，他们处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几天吃不上饭是常事。
直到1951年05月参加了第5次战役第2阶段的战斗之后，他们才奉命撤回来。
当时部队且战且走，后方供应困难，战士们没有吃的，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
但是，终于战胜了一切的困难。
不几天，突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敌人的伞兵在麟蹄降落，另部敌人由东海岸登陆。
这对于人民军有计划地北撤的部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这个师团就奉令在元通里实行阻击。
他们坚持了一星期的激烈战斗，终于获得了胜利。
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作战，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把敌人赶回“三八线”后，这支部队一直在麟蹄、杨口之间作战。
1951年05月到09月，他们没有过一天不打仗的日子。
09月02日，部队刚刚到达预定的阵地，战士们还没有站住脚，猛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这就是著名的“伤心岭”阻击战的序幕。
他们的阵地在杨口以北，和敌人的加七峰阵地对峙着。
人民军的主阵地是鹰峰山，地形很不利。
敌人每天向人民军的阵地发炮三万余发，平均每天三十架敌机轮番滥炸。
敌人当时企图从这里打开北进的道路，想用“军事压力”把我军压到“三九线”上的“蜂腰”地带。
敌人的妄想是永远也不会变成事实的。
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第70号命令：
必须坚守共和国原有的土地，把战线稳定下来。
战士们纷纷宣誓，并且把签上他们的名字的宣誓文，寄给金日成将军表示决心。
激烈的战斗继续着。
朝鲜人民军的这个英雄部队，以无比的顽强和勇敢，写下了祖国解放战争史上的一页壮丽的史诗。
战士们依靠着三个炮团的掩护，
一面战斗，一面构筑工事。
一二一一高地前面的无名高地，正处在人民军阵地和敌人的加七峰阵地之间，因此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这个高地有时每天争夺十六、七次，要易手数次，仅仅在九、十两个月中，就反复易手达六十次之多。
但这个阵地依然在人民军手中，屹立不动。
在当时和这个部队交手的是李伪军五师、三师，美军第2师和美军第7师也在加七峰参加战斗。
但在初战之后就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把阵地推给了李伪军。
到10月底，伪五师和伪三师已经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
数万具敌人的尸体躺在这个英雄阵地的前面。
宋副师长说：
“这次战役不仅使我们的战线稳定了下来，而且还锻炼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完满地执行了金日成将军的命令，忠实地履行了人民军队庄严的誓言。”
在这次战斗中，这支英雄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出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金明哲、李寿福等为了夺取无名高地，曾以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火口，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成为朝鲜人民军中“马特洛索夫式”英雄的光辉榜样。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样的英雄，接二连三地在朝鲜人民军部队中出现。
去年09月下旬，人民军某部在东线攻取八五四·一高地的战斗中，又出现了这样的两位英雄：
劳动党员沈基？
和民青盟员朴元政。
他们不仅英勇而且机智。
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夜晚，曾发生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我军在猛烈的炮火配合之下，攻取了无名高地，炮火刚刚沉寂下来，几架敌机就飞到了高地上空，用电话急促地和地面联络。
那知敌人的电话机和阵地一起都已经换了主人，人民军一位营长拿起耳机，只听见“哇啦哇啦”地不知说的啥。
这位营长想：
要是不回答敌机就可能挂照明弹，炸弹也会跟着下来。
于是，他就抓起电话机“哈囉！
哈囉！”
喊了几声，敌人以为还是自己人，就一古脑地把一百多捆筑工事用的铁丝网丢了下来。
这些铁丝网连椿子都是现成的，于是战士们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些美国铁丝网，拿来筑工事，以防备美军和李伪军的进攻。
他们在守卫这个无名高地时，曾经使敌人丧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而毫无所获。
李伪军的兵士们，就给这个高地取个名字叫做“伤心岭”；
阵前的一道山沟填满了敌人的尸首，敌人也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陷阱沟”。
朝鲜人民军的这支英雄部队，由于在“伤心岭”阻击战中获得了光辉的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议，授予他们以“姜健近卫师”的光荣称号。

永远是个不残废的战士
——记志愿军休养员田克东
金凤
还在门外，我就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
他正在和支部副书记研究支部工作总结。
桌上摊开着他的学习笔记，写得密密层层的，好一笔挺劲的字！
真难相信这就是那双失去了手指，仅剩半截拇指的手写出来的。
门半开着，不断有人跑进跑出。
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进来拿报纸，他告诉我这是梁大姐。
又一个年轻的护士跑来看他，手里拿着刚发的薪水，高高兴兴地告诉他要寄些钱回家给妈妈过春节……
一眼就看得出，这位志愿军休养员田克东同志，和这里的每个人是多么的熟悉和亲热。
一年半以前，第1批志愿军归国伤病员送进这个医院来，田克东同志是其中伤势最重的一个。
在入院登记表上，他的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半。
他是在汉城追击战中受伤的。
那时他到山上去检查部队的防空壕，一颗凝固汽油弹落在他身边，恶毒的火焰迅速燃烧着他的头、脸和双手，炸弹、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一尺多厚的白雪都被炸翻过来了。
在燃烧着的火焰与炸弹片的爆炸中，警卫员白光珍舍身前来抢救亲爱的首长，一颗炸弹削倒了他，他不幸牺牲了。
另一个警卫员和志发又向田克东同志飞跑过来，看到首长的头、脸和双手都烧糊了，但还喃喃地问：
“同志们隐蔽得怎么样啦？”
一路上，他由大车、汽车运送着，在小路、大路上颠簸着。
伤口在溃烂，人疼得时常昏迷过去。
在昏迷中，他还叫着干事、科长的名字，要他们检查部队情况，他一心还在惦记着前方的工作。
和志发听着暗暗流泪，也忘了自身的危险，不分白天黑夜地护送着他。
进院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危险的：
他的眼皮烧去了，眼睛终日不能闭上；
嘴唇皮烧去了，嘴唇不能张开，只能用一根小橡皮管送一点水和饮汁进去；
耳朵、双手、后脑部和颈部全烧坏了，颈脖不能转动，双手不能伸开。
在一年半时间内他动了十五次手术：
摘去左眼球，补上右眼皮，校正倒生的眼毛，把长成球状的双手手骨用小锯锯开，补上嘴唇、外耳，拉下他腿部和腹部的皮肤补在他脸部、后脑部、颈部和手上。
这是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磨折。
当他从手术台上抬下来后，他在半昏迷状态中，觉得身体挺不住了，禁不住叫起他爱人和孩子的名字，要他们为他报仇……但是，一清醒过来，他就立即意识到这是软弱的表现。
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和危险面前，都是不低头的。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在各式各样凶恶的敌人面前，自己不是从来没有退却过吗？
自己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不正是为了祖国儿女不受痛苦吗？
党、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祖国的大建设，成了鼓舞他战胜肉体痛苦的无限力量。
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他好像呼吸着窗外整个世界的斗争气息，追随着祖国人民01日千里前进的步伐。
窗外沸腾着的生活，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呼唤着他，他的心也在沸腾着。
想望生活、想望参加斗争的信念愈来愈强烈：
一定能工作，一定争取早日出去工作。
这样，他就严格要求自己：
安心地治疗，乐观地休养，并坚决要在休养中提高自己。
当他右手伤口还没有好的时候，大夫给他换药，要他试一试用他仅有的半截拇指来夹一下镊子。
这对于他，是多么充满希望的尝试啊！
第1次，他颤抖着的拇指没有夹住。
第2次，他咬住牙，忍住疼痛，颤抖的手居然把镊子夹起了。
行啦！
这只手还没有完全报废哩。
大夫为他高兴，他更兴奋得马上请护士给他爱人写了封信报告好消息，并且继续加紧锻炼。
他练习挂衣服，拉窗帘，开抽屉，拍拍枕头，开开暖汽，在屋子里东拉西动的，惹得护士们都笑他：
“田同志真像个顽皮的小孩，只剩半截拇指，也还不肯安静一下。”
他也笑着回答：
“就凭这半截拇指，我还要办大事情哩。”
真的，他很快就尝试夹住铅笔写起字来了。
虽然手尽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是他真感到无限的快乐。
他看到自己打开了通向生活—工作的大门，自己可以有把握回到战斗的队伍里去了。
他的休养生活，日渐沸腾起来了。
他不单遵守院规，而且十分关心休养员和医院工作人员，和他们谈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
护士长还有着旧的医务人员的工作作风。
田克东同志就告诉她：
做一个领导者不仅应该以身作则，深入病房，掌握技术领导，还要注意思想领导，关心群众，联系群众。
他帮助她分析每个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改进工作方法。
她参加土地改革回来后，更提高了一步。
田克东同志又鼓励她巩固已有的进步，并继续前进。
他向她指出：
“你的工作从办公室深入到了病房，这是服务观点转变的结果。
以前你关心的是病，现在关心到人了。”
田克东同志还参加了工作人员的读报小组，把自己的一张中国大地图和一张世界大地图挂在客厅里，经常给他们讲时事，测验他们，提高他们学习时事的兴趣。
他的屋子里总是不断有人跑出跑进，有时工作人员干脆占用他的屋子来开会。
党的休养员支部改选时，田克东同志当选了支部书记。
他就更加忙碌了：
组织休养员学习，关心他们的休养和营养问题，使他们遵守院规安心休养。
因此，大家更加热爱这个志愿军伤员。
动了大手术后，主治大夫给他送鲜花。
开刀以后，他的胃口不好，但是他又从来不挑口味。
护士们就从他爱人和警卫员那里了解，知道他爱吃辣青椒、辣豆腐、辣豆瓣酱。
于是他们有时就买了给他送来。
天气冷了，护士长给他打毛衣，护士给他缝短裤。
他总不愿意麻烦别人，但工作人员总是悄悄地抢着给他做了。
护士长常常笑着对他说：
“志愿军真是可爱极了。
别出去啦，留在这里当我们的护理部主任吧。”
田克东同志的心一刻也离不开前方。
他也想到自己的身体不一定再适合回到前方去了，但是，曾把自己壮丽的青春完全贡献给了革命战争的他，提到部队，就仿佛是他最亲的亲人，最留恋的家。
他总是说：
“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到前方，但在战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中，我相信自己永远是个不残废的战士！”

热爱志愿军的朝鲜姑娘石吉荣
曹鹏
当上甘岭地区进行着激烈战斗的时候，志愿军阵地后边的朝鲜人民，热火朝天地在支援前线。
在那支援前线的行列里，有一个设茶水站的残废的朝鲜姑娘石吉荣，个子不高，瘦瘦的但很结实，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
她今年才二十一岁，是一个优秀的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盟员。
石吉荣是金化郡昌德面德沙里人，十三岁时起就随着哥哥在矿山当矿工。
“八·一五”解放后，她们做了国家的主人，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并且上了学。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又破坏了她家翻身后的幸福生活。
敌人占了她们的村庄，她的父亲、母亲都被敌人的炮弹打死了，哥哥参加了人民军。
不久，她也随着乡亲们离开了家乡，到离上甘岭不远的庄子山下的真菜洞来了。
去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真菜洞附近的女民青盟员们开会讨论如何慰问志愿军。
真的，在战争的环境中，朝鲜人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拿什么来慰问呢？
在讨论会上，有的说“做慰问袋”，有的说“做米糕”，有的说“绣花荷包”，还有的说“献锦旗”……最后，还是石吉荣出的主意最好。
她对大家说：
“志愿军同志吃青菜那样困难，我们还不如挖荽拉芨（朝鲜的一种野菜的名字，即桔梗）去慰问他们哪！”
04月二十九那天，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和妇女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分散在山坡上和山脚下挖荽拉芨。
她们挖着挖着就比赛起来了，“慰问志愿军，多挖呀！”
这时，敌人的炮弹正在左前方的山头上“哐——哐——”的不住地爆炸。
不多一会儿，石吉荣的小篓篓也装得满满的了。
可是，大家还是不住地挖。
篓子盛不下了，她就把白裙子角塞到腰里，拿裙子当篓子用。
她越挖越有劲，越挖越愉快，于是，情不自禁地唱起“荽拉芨歌”来，其余的姑娘们也应声合唱起来。
正当她们唱得起劲的时候，突然敌人的炮弹接连地落到她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她们马上机灵地卧在地上。
接着，一颗炮弹落到离石吉荣很近的地方爆炸了，一个手掌大的弹片“嗖”的一声崩着了她的左腿，当时她只觉得好像有一块石头片把她的腿砸了一下，等她爬起来一看，自己的白裤子上已经染了一大片殷红的鲜血。
这时，她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又躺在地上。
住在山上的志愿军战士们连忙把她送到战地医院里去。
她的骨头伤得太重，医生就把她的左腿锯掉了。
石吉荣在休养中，时常为自己失去一只腿而痛苦。
同时，她也常常想着，不知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吃到她们挖的荽拉芨。
她很想问问人，可是谁知道呢？
一天，一个天真的女护士喊着跳着跑到她的床前，告诉她说：
“前沿的同志们都吃到了你们的荽拉芨了，你们的慰问鼓舞了他们，在最近的一次战斗里，志愿军战士涂德川一个人就打毁了敌人六辆坦克。”
石吉荣兴奋得流下泪来，紧握着女护士的手说：
“我的愿望达到了，我的腿没有白断。”
10月14日，她出院后的第3天，美李匪军向上甘岭地区我军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敌人的炮火不住地打到她住的防空洞旁边。
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当地的朝鲜人民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支援前线运动。
石吉荣住的防空洞就在公路旁边。
她焦急万分，自己是个一条腿的人，怎样做支援前线的工作呢？
她看到在寒风刺骨的冬天里，来来往往的运输员和担架员，累得汗水直流，身上像蒸笼似的冒着热气。
特别是看到从前线上转下来的伤病员，她马上想起自己受伤时，心里发热，直想喝水。
这时，她忽然想起有一件事应该做：
设茶水站。
石吉荣就在那紧张的战斗的日子里，在公路旁边整整设了半个月的茶水站，一天内有上千人喝到她烧的开水。
运输员们、担架员们都感到很方便，喝了水劲头也就更大了。
在设茶水站的半个月里，她每天都是从天明忙到天黑。
有时她冻得受不住，就披上被子御寒。
她每看到一个过路的志愿军同志，就用中国话亲切地喊：
“同志，辛苦啦，喝开水吧！”
她看到有些担架员累得坐下休息不想起来的时候，人过得多的时候，有些运输员、担架员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她就一手扶着拐杖，一手端着茶水，颠跛着送到他们跟前给他们喝。
伤员同志喝水的时候，她总是要亲手喂他们。
志愿军同志看了都非常感动，大家都用朝鲜话向她说：
“高麻斯米达（谢谢）！”
说罢又补上一句中国话：
“谢谢你！”
石吉荣每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就马上亲切地回答：
“你们太辛苦啦！”
一天，四个朝鲜人抬着一个伤员路过这个茶水站停下来休息时，一个人对她说：
“躺在担架上的是一个被炸掉一条腿的重伤员，听说他是在打退敌人一个多排的十多次连续冲锋后负伤的，负伤后，他躺在战壕里还向班长说：
‘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人民，我不下去，要坚决战斗到底，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以后他就昏过去了……”石吉荣心中又立刻燃起了对美国侵略者的仇恨和愤怒，她想，我们的腿都是美国侵略者夺去的……她连忙把水端到这个重伤员的跟前，轻轻地亲切地叫醒他：
“同志，同志！
开水。”
公路上，川流不息地一天过多少人呀！
设茶水站也太辛苦啦。
石吉荣连冻带累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头疼腰酸，于是她就用手巾勒着头，不断地用手捶着头，仍然支持下去。
她那一只好腿也累肿了，那只残废的腿疼得她吃不下饭去。
一天夜里，和她住在一起的“阿朱妈尼（嫂嫂）”劝她说：
“休息一天吧，还有我们哩！”
但是她却回答她说：
“支援志愿军，人人有份，我不能休息呀！”
前线的胜利，战士们的英勇鼓舞着她，支持着她，她躺不住，第2天一大早，她又冒着寒风，到公路上继续设茶水站去了。

给艾森豪威尔上台的一棍
李高
还在艾森豪威尔拿“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当赌本骗取美国总统选票的时候，英国的一家报纸伦敦明星报就给他算了一次命。
这个报纸说：
“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拿大棍打自己的人，但艾森豪威尔的大棍可能打到他自己的脸上。”
果然如此。
艾森豪威尔匆匆地到朝鲜走了一趟，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军事会议，漫天叫嚣扩大战争。
他上台的时候，更公然宣布：
“要用军事办法解决朝鲜战争”，而且决心把战争扩大到整个远东区域。
很显然，这些措施都将是艾森豪威尔自己打自己的“大棍”。
本来，朝鲜战争早就是美国侵略者自己安排的一根打自己的“大棍”，并且已经把它自己打得焦头烂额了。
三十几万美国兵员的伤亡；
两百亿以上美元的耗费；
麦克阿瑟被打得垮了台；
李奇微也在所谓“夏季目标有限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打得皮破血流；
连杜鲁门也是被这个战争打掉了总统的。
最近，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又在上甘岭战役中挨了一顿饱打，一个已经丢了官，另一个也在耽心“远东总司令”的饭碗靠不住了。
当然囉，艾森豪威尔决不会更幸运些；
而且，由于他更热中于扩大战争，就必然地要尝到朝鲜战争这条“大棍”的更沉重的打击。
01月25日朝鲜前线“丁字山”前挨到的结实的一棍，就是给这位战争总统上台送的一份小小的见面礼。
正当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大摇大摆宣誓就职的时候，侵朝美军的总部里也在忙着策划“三个多月来最大的一次进攻”，向着铁原西北的城山芝山洞地区
（美国通讯社称它为“丁字山”），“用步兵、大炮、空军和坦克发动了一次陆空军联合作战”。
突击的命令是由克拉克总部发出来的，那时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也正在朝鲜布置新的军事冒险。
据说，美国将军们的这次进攻计划，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并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开始向“丁字山”附近狂轰滥炸，连续进行突击的准备工作。
不单这样，他们还邀请了一大群美国高级军官和新闻记者到“丁字山”前观战，发给他们每人一本进攻“路线图”和“时间表”，打算在战斗“胜利”后大大地宣传一番。
这样看来，美国将军们这次突击的意味，就大大超过它的军事规模了。
战斗的进程完全违反了他们预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攻的美军全线崩溃了，爬着、滚着、哭着、喊着、拖着死尸，大败而逃。
美国通讯社马上发出哀鸣：
这次进攻是“不幸”地丢脸地失败了，进攻部队“伤亡惨重”。
美国将军们恼羞成怒，撤换了美军第7师的新闻发布官，而且禁止记者采访。
但是，已经迟了，这次失败的消息，也特别传得迅速，而且具有很大的震动力。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立即掀起了一场风波。
许多美国报纸和议员像受了惊的黄蜂一样哄然质问美国军部，并且逼着柯林斯回到国会去作报告。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许多人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战争政策表现了一片的失望情绪。
“攻击丁字山共产党阵地不幸的后果，使得国会议员都怀着忧惧的心情臆测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策划的结束朝鲜战争的步骤。”
并灰心丧气地问道：
“究竟艾森豪威尔有甚么计划可以在朝鲜战争中采取决定性的步骤？”
（合众社电）
这不是一场什么轻松的政治喜剧。
人们会问：
艾森豪威尔不是比杜鲁门更疯狂地叫嚣着扩大战争吗？
为什么“丁字山”的一战，就使得那群喝血的美国议员们和大言不惭的美国新闻记者对艾森豪威尔这样轻易失掉信心呢？
这正像中国民间的俗话所说的：
“恶狗也怕蛮棍。”

订好优抚工作的计划
春节前后，正是各地制订一年的工作计划的时候，各地农村应结合春节期间的拥军优属运动，订出1953年的优抚工作计划，在城市中，也应在这期间订出帮助烈属、军属就业及优抚烈属军属的全年计划来，以便按照计划把优抚工作提高一步。
优抚工作和今年国家的三大中心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必须加强优抚工作。
为了保证整个爱国增产运动的胜利，必须保证烈属、军属的土地也得到丰收。
为了提高烈属、军属的政治地位，使他们能在今年的普选运动中得到人民的爱戴，又必须加强对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的教育。
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没有周密的计划是不行的。
因此，各地各级人民政府，都要订好优抚工作计划，而重点应放在乡村一级。
全国烈属、军属百分之九十都在农村，只有把乡村一级的优抚工作计划订好了，省、县的优抚工作计划才不致于落空。
1953年各地乡村优抚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发动与组织烈属、军属参加生产。
根据各地过去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把烈属、军属吸收到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一切劳动力量，并能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提高他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耕作技能。
（二）做好代耕工作。
这就必须改进代耕的方式，结合合作互助的组织办法，把代耕工作提高一步。
并在一乡之内，首先做到代耕负担的平衡，不要有畸轻畸重的现象。
对于没有劳动力的烈属、军属，应着重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困难。
（三）妥善地安插革命残废军人与转业军人，使他们的生活与生产问题都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同时发挥他们的革命优良品质和工作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参加乡村中的各种工作。
（四）教育烈属、军属与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使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充分地做到“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使他们的政治地位更加增长，在群众中树立起更大的威信，成为推动各项工作和各种运动的骨干。
如何把计划订好，这是重要的问题。
以下几点就是订计划时应该特别注意的：
（一）必须深入研究，实事求是，不能凭主观愿望。
这就要求制订的计划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因此，各地就必须发动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本身的积极性，让他们首先为自己做一番打算，并提出自己的困难和要求，同时组织群众或他们的代表进行评议讨论。
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应注意提出吸引烈属、军属入组入社的具体计划。
这样制订出来的计划，就成了群众自己的计划，必然切合实际，不致于行不通。
（二）计划必须具体明确。
每项工作要做到什么程度，采用什么办法去完成，都应该订在计划上。
比如组织烈属、军属参加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问题，就应提出争取组织到全部烈属、军属百分之几十。
在自然村的计划上，则更应确定组织那些烈属、军属参加什么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样的计划既便于执行，也便于检查工作。
（三）订计划时，应参照1952年优抚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吸取许多模范优抚工作者以及模范烈属、军属、模范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军人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制订计划将有很大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如何贯彻计划。
因此，在计划制订后，必须经常组织检查组或通过群众会议的办法，检查工作执行情况，及时地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保证1953年优抚工作计划的彻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