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正义要求必然要得到最后胜利
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12月14日电覆联合国第7届大会主席皮尔逊，对联合国大会在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席的情况之下所悍然通过的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并扩大朝鲜侵略战争的决议案，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坚决反对。
同时，周恩来外长提出，要求联合国大会取消这个非法决议案，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并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草案，首先实行全面停战，然后再将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交由苏联在11月10日和11月24日提案所规定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
周外长这一声明完全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的集中表现。
全中国人民对此，表示一致的全力的拥护和支持。
早在1951年02月联合国第6届大会即已听从美国的指挥，强制通过了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肆意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无耻的诽谤决议。
现在，联合国第7届大会竟又蔑视朝中人民公平合理的主张，破坏国际公约的庄严原则，违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恢复朝鲜和平的热烈愿望，通过了上述可耻的非法决议案来支持美国的所谓
“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战俘的主张，并借此替美国的延长并扩大侵朝战争的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这显然表示联合国正在更进一步地把自己变成美国的侵略政策的工具。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此是不能够容忍的。
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案口口声声说什么肯定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已经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来执行。
但是，同一非法决议案紧跟着又说什么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强使他们回返家乡。
这后一规定的实施在实质上就取消了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停战协定草案中的有关条文所一致肯定了的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
无论这一非法决议案和皮尔逊先生12月05日的来电怎样搬弄日内瓦公约的名词，但所有有关战俘的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都彰明较著地与联合国非法决议案所支持的美国的在停战后强迫扣留战俘的主张截然相反。
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早在1899年第1次海牙保和会公约的陆地战例条约所附的陆地战例章程第20条已有规定。
一九○七年第2次海牙保和会的陆战法规及惯例所附的关于陆战法规及惯例章程第20条又加以重申。
它经过1929年日内瓦公约第75条的规定而最后完备地、明确地形成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和第119条。
第118条说“实际战争终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和遣返，不得迟延。”
为了防止拘留国家使用任何藉口来违反这一原则或延迟遣返起见，该条更进一步作如下的规定：
“冲突各方为停战而缔结之规定中，如无关于上述事项之规定，或不能成立此项规定者，各拘留国应即照前项所规定之原则，自行制定并执行遣返计划，不得迟延。”
同一公约第119条在肯定前条的各种原则之后，并进一步严格指出：
“应依冲突各方间之协议，设立委员会以寻觅散失之战俘，并保证彼等之迅速遣返。”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经过双方协议的停战协定草案，根据上述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公认原则，对于双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作了同样的规定。
该草案第51条说：
“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须尽速予以释放与遣返。
此项战俘的释放与遣返，须按照本停战协定签字前双方所交换并校正的名单执行之。”
上述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停战协定草案的原则与联合国非法决议案所谓的“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返家乡”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没有，丝毫没有。
正相反，根据日内瓦公约第7条的规定，所谓“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返家乡”就完全没有任何立足的余地。
该条说：
“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关于这点，1949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曾加以详细讨论。
在那次会议中，特别委员会曾讨论一个提案：
“战俘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被强制或用其他胁迫方法诱使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的不可割让的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特别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提案，理由是：
第1、禁止放弃的权利不应限于“不可割让的”权利，而是所有权利；
第2、禁止的放弃行为不应限于由于“强制或用其他胁迫方法诱使”而成的放弃行为，而是一切放弃行为。
由此可见，日内瓦公约不是没有考虑到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恶劣情况会被制造出来，因而产生所谓“自愿放弃”的藉口的。
并且，正因为考虑到了这种所谓“自愿放弃”就是“强迫放弃”，也就是“不强迫遣返”，因此，它才作出第7条的规定以消除任何所谓“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家”的藉口。
这岂不明明表示日内瓦公约不仅是不赞成实际上是扣留战俘的所谓“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家”，而且是反对有这样一种假定以免拘留国利用它的名义来实行强迫扣留么？
其实，所谓“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家”和美国的
“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正是一个东西。
这已由联合国内外的新闻报道和官方发言，包括皮尔逊先生自己的言论所充分证实。
而所谓“自愿遣返”等等与国际公约的全部遣返原则毫无相似之处的事实，甚至连美英方面都不断有人承认。
根据英国新闻处伦敦12月01日电，曼彻斯特卫报就说：
“严格地研究日内瓦公约，则发觉联合国的遣返战俘立场与该公约是的确有冲突的。”
美国的罗斯福夫人甚至因为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违反了国际公约，竟在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上公开主张：
美国不能过于遵守各种国际公约。
从这里，难道我们还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所谓
“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家”是与日内瓦公约的全部遣返原则不能两立的东西吗？
联合国大会难道会看不清这一点吗？
明知如此，而强说不是如此，这显然是在玩弄花样，希图把日内瓦公约的帽子戴在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实即强迫扣留战俘主张的头上，一方面借以来欺骗世人，使美国在停战以后强迫扣留战俘的毒计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又企图把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与日内瓦公约混在一起，借此来模糊日内瓦公约所明确规定的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
这种狡诈企图充分说明联合国大会明知美国的无理主张见不得人，说不出口，而偏要枉法歪理来为美国服务的居心。
假如朝中人民容许这一欺骗人民、破坏国际公约的主张实施，那么，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上还能够有什么正义存在，还能够有什么准则可循？
为此，周恩来外长才郑重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地遵守和维护在停战生效后遣返全部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的根本原则，并将继续坚决地遵守和维护这一原则。”
这正是全中国人民的一致主张。
联合国非法决议案和皮尔逊先生的来电满口国际公约，而实际上则以美国用屠杀战俘政策所制造出来的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藉口为根据，来主张所谓“不以武力强使战俘回家”，实即美国的“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
这是何等违反人道、不顾事实的蛮横行为？！
事实是，美国为了扣留战俘以便破坏它被迫进入的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尚未开始时，即已制定了
一个扣俘政策。
按照美国星期六晚邮报1952年11月01日的报道，早在1951年07月05日，即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之前约五天，由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等人所组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已根据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及陆军心理作战局的建议，制定了所谓“自愿遣返”的政策。
同时，美国军队在战俘营中立即采取行动，制造所谓“朝中战俘不愿遣返”的事件，作为强迫扣留战俘的藉口。
上述星期六晚邮报说：
“1951年07月谈判开始之时，至少有一打美国的与联合国的机构到俘虏中工作，名义上是在第8军的监督之下。
情报机构经常讯问战俘，心理战机构和宣传机构进行几乎是连续不断的调查，军队的民事宣传教育科订出了繁复的教育课程。”
这种讯问、调查和“教育”逐渐正式以所谓“甄别”的名义出现，由美国、李承晚、蒋介石三方面的特务共同进行。
这样，朝中被俘人员就开始了战俘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巨大灾难。
美国用军队、机关枪来强迫战俘承受非法甄别，并强迫他们在身上刺上侮辱和叛国的字样，强迫他们在背叛祖国的血书上打血指印。
有不从者就当场打死打伤，或打至昏迷而后由特务在他们的身上刺字。
有的战俘事后用刀剜去已被刺字的一块肉，美国特务们就把他们加以毒打，然后又把他们送到所谓“苦役营”的第71号营去。
根据美国空降的蒋介石匪帮特务王家悌的口供，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请愿书”即由一个蒋介石派来的
“县长”张兴登执笔写出，并不给战俘看，就用空白纸逼使战俘在上面签字，打血手印，然后将这些签字纸与请愿书订在一起交给美军。
有时因美军方面限令紧急，即由特务等在空白纸上自盖指印，签上战俘的名字，即作为“战俘不愿回家”的根据。
在战俘被迫刺字、打血印之后，美国侵略者更进一步将他们照像，以作威胁的凭据，并当场胁迫战俘说：
“刺了字就不能再回去了，不反共也要你反共。”
尽管美国强盗们这样残暴无耻地强迫战俘表示不忠于祖国，朝中被俘人员却至死不屈地进行了英勇反抗。
美国侵略者为了对付这种反抗，竟调来几个师的兵力，包括空运部队，使用了坦克、毒气、火焰喷射器、手榴弹等等作战武器来攻击徒手战俘，进行大批屠杀。
过去一年里仅仅根据美国官方自己发表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朝中被俘人员因拒绝表示所谓“不回家的愿望”而被美国侵略者所打死打伤的已经达三千人以上。
这些当然是极不完全的数字。
即如我们所知的1951年屠杀数字都是在1952年才得到的。
这可见美方隐匿起来的杀人数字尚不知究竟有多少。
这一切不仅已由美、英、法等国的新闻报道证明，甚至连美国的柯尔生、杜德等当事人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都坦白承认。
上述一切完全证明：
美国侵略者所谓的“战俘不回家的愿望”，一律都是美国方面为了强迫扣留战俘而用刺刀尖制造出来的，其中甚至有许多所谓刺字、签字、打手印等完全为美国方面所捏造。
美国方面以他们蓄意制造的东西为根据，进行栽赃，一方面以此胁迫战俘，不许回家；
另一方面又以此为藉口，向朝中方面无理要求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
像美国这种在国际关系上所进行的普通刑事犯的犯罪行为，联合国大会竟不但不加以谴责，而且还居然以这些犯罪行为作根据，来支持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这还能算是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国际组织吗？
这正如周外长所指出的：
“全世界公正人士对于联合国大会这样堕落的行为，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愤慨。”
就以这样罪恶的虚伪的东西为根据，联合国非法决议案提出了所谓将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办法。
这样一个办法当然是不可能解决战俘的全部遣返问题的。
基督教圣经说，好树里长出好果子，坏树里只能长出坏果子。
既以美国的犯罪行为作根据，承认了战俘有所谓“不回家的愿望”，这个非法决议就进一步规定了有这种所谓“愿望”的战俘要在停战生效后的一百二十天以后被交到联合国去，不许回家。
这真是周外长所指出的：
是荒唐达于极点的建议。
难道联合国中提出并通过这个非法决议案的各国代表们竟然忘记了联合国正是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中的一方么？
现在却将美国要扣留的战俘交给联合国，其结果岂不恰恰就是交给美国？
在这样一个圈套之下，所谓的将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去管理并进行访问解释，岂不完全是为了替美国强迫扣留战俘打掩护？
假如联合国非法决议案提案人梅农先生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不来故意无视事实，他们就会承认所谓战俘“不回家的愿望”既是美国方面所制造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全部遣返战俘的问题就只须经过将战俘交给对方访问解释即可解决，而且也只有经过这个办法才能解决。
因为战俘既被美方刺了叛国字样和打了手印，又被照了像，并经常遭受着美、李、蒋三种特务的各种胁迫，精神上背负了极大的重担。
如果不把他们交给自己一方的人，则随来的特务必然继续进行胁迫，使他们还是不能回家。
因此，只有把他们交给自己一方的人，则特务可能因恐惧而不敢同来，或即使同来了，也因极易与战俘区别开来而不可能发生作用。
这样，就首先解除了战俘所受的胁迫，而可以顺利地对他们进行访问解释，并按国籍地区分类，最后使他们按照分类安然全部遣返回家。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两将军在10月16日致克拉克信中所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公平合理、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联合国中某些国家明知金、彭两将军的办法是公平合理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同时，它们又明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11月24日所提主张首先停战的提案是能够立即使朝鲜停战实现的，然而他们却偏要追随美国，他们以为只要迁就了美国，重复了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绥靖政策，就可以取得停战，取得和平。
殊不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贪馋、最野心的侵略者。
他们的垄断资本追求庞大利润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
为了利润，他们正在准备延长并扩大朝鲜战争，并不惜以连续的侵略战争来控制全世界。
因此，向美国屈服，就无异于向战争屈服。
今天支持美国非法无理立场的政府与国家，明天就要被美帝国主义者根据同样非法无理的立场来勒索出人出钱，以支持它的延长并扩大战争的行动。
这就无异于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邀请战争，并且给全世界带来无比的灾祸。
因此，联合国大会12月03日的非法决议案不是解决问题停止战争的道路，正相反，它恰恰是使问题更加不易解决，使美国更易于延长并扩大战争的道路。
这一非法决议案将使朝鲜人民的灾难继续下去，使双方士兵的伤亡无法停止。
为了制止这一情况，为了防止更大的后患，今天就只有按照周外长12月14日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先生复电中的提议，首先由联合国大会取消上述12月03日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案，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并按照苏联出席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先生11月10日和11月24日的建议，根据停战协定草案先行全面停战，然后再将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交由苏联提案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首先停止朝鲜现行战争，从而使联合国逐渐回到它所应做的以协商精神解决国际纠纷的工作，而不是它所不应做的为美国侵略利益服务的工作。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都在众口一声要求首先停止朝鲜现行战争，遣返双方全部战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今天在维也纳正有着全体亿万爱好和平人民的卓越的代表们在那里举行集会，为了这一重大的和平任务而积极努力。
这一努力在不久前于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也有了完全一致的热烈表现。
尽管在联合国中美国及其他跟随美国的国家拒绝在朝鲜首先停战，遣返全部战俘，但是，人民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淹没的；
人民的呼声是愈来愈雄壮的。
我们坚决相信，有着亿万人民支持的首先停止朝鲜现行战争，遣返双方全部战俘的正义要求，最后是必然要胜利的。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言人发表谈话
拥护周外长的严正主张
反对联大关于朝鲜问题非法决议
据新华社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发言人，于12月15日分别发表谈话，一致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4日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所提出的严正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第7届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深刻地认识到：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一年多来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制造出来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实际上就是扣留战俘的“原则”的藉口，并借此来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破坏日内瓦公约，破坏国际惯例和人道原则以及破坏双方所协商好了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
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为此而感到极大的愤慨！
此次联合国大会居然把美国战争贩子们这一充分暴露其野蛮残暴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的提案，在穿上印度外衣的伪装下，发动其表决机器非法地通过了。
这又一次证明了联合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反动集团准备战争和扩大侵略的御用工具，业已丧失了它原有的独立的庄严地位，因而它所通过的这一决议，也就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外长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提出的严正主张，即联合国大会应取消这个非法决议案，责成美国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并根据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先生11月10日和24日所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首先依照双方业已获得协议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实现交战双方的完全停火，而将战俘遣返问题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起交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
我们认为这是最为公平、最为合理的办法，是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意志，也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朝鲜问题才能得到和平解决，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安全才能获得胜利的保证。
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复文，并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公正的和平的主张而奋斗到底。
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说：
联合国大会在没有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并根据印度提案，通过了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阴谋延长并扩大朝鲜战争的非法决议案。
周恩来外长本月14日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对于联合国大会的这一非法行动予以严正的驳斥，重申我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义要求，并提出了公平合理的具体建议，这是全体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也是完全符合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的。
朝鲜停战协定草案早已达成协议，由于美国侵略者蓄意拖延战争，同时对战俘屡次施行血腥的虐杀，以达其强迫扣留的阴险企图，以致不能实现停火。
谁都知道，在联合国根据印度提案通过的决议案，是以美方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实际上就是强迫扣留战俘的另一名词。
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中诱胁若干国家共同批准了它的不停战、不谈判、也不和平解决、延长并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同时又拒绝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先生公平合理立即可以实现停火的提案；
反而企图迷惑各国的视听，把战争不能停止的责任，转嫁到朝中方面，这种无耻的诡计，再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死敌。
周恩来外长的复电，揭破了这个阴谋，又重申我们的正义要求。
我们竭诚地拥护周外长的复电，并愿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发表谈话说：
联合国第7届大会于1952年12月03日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已引起全中国人民坚决的反对和愤怒的抗议。
第1、联合国是进行朝鲜战争的一方，没有另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对于任何有关双方的问题不能单独决定，一切片面的讨论和决议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第2、联合国大会的非法决议，剥去其一切伪装，实质上就是企图强迫我方接受美帝国主义者根本违背日内瓦公约和一切国际遣俘惯例的所谓“自愿遣返”或“不强迫遣返”——实际即是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这是既不公平，也是极不合理的。
我们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12月14日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和11月28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联合国大会必须取消这个非法决议，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谈判，并根据朝鲜停战协定草案首先实行全面停战，将遣返全部战俘问题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完全交由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提案中所提出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致朝鲜的和平。
如果联合国大会仍然坚持非法决议，那只有更加暴露联合国日益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继续和扩大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联合国大会的非法决议企图把战争不能停止的责任转嫁到朝中方面，是徒然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一切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人完全负责。
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但不怕战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力量保卫自己，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战争威胁。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说：
联合国第7届大会在美国政府操纵之下，根据印度的提案，在12月03日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是可耻的和非法的，因为它直接破坏了1949年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关于停战后必须无条件释放和遣返全部战俘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主张所谓“不得强迫遣返”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并主张把被扣留的战俘交给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即作战的一方去处理。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已在12月14日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复电中，表示坚决反对此一非法决议案，并重申我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义主张。
周外长致联合国大会的复电完全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坚决地拥护并全力地支持。
长时期以来，美国侵略者即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决强制扣留大批朝中被俘人员，并为此不惜采取一切卑鄙野蛮惨无人道的手段，以便达到继续及扩大朝鲜战争的目的。
而联合国所通过的非法决议案，就是以美国政府所坚持的、被全世界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中心内容的。
因此，它是根本不可能作为双方协议的公正与合理的基础的，它是完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非法的可耻的决议案。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使朝鲜及远东早日实现和平；
我们完全赞同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的提案，然而，联合国本届大会对于此一真正能够促进和平实现的建议竟加以拒绝。
这些事实，又一次地说明了联合国正日益成为美国侵略者准备战争和扩大侵略的御用工具。
这些事实也进一步地暴露了美国政府坚持继续并扩大朝鲜战争的罪恶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人民必须再接再厉地坚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斗争，为了粉碎美国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为了维护国际公法和人类正义，为了争取早日实现朝鲜及远东的和平，而作不懈的努力。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说：
联合国第7届大会在今年12月03日，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非法通过了一个穿着印度外衣的、以美国“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为其中心内容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规定，破坏了日内瓦公约的根本原则，完完全全证明联合国是在曲从美国政府决心用暴力贯彻他们强迫扣留战俘以便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横暴意志，中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这个决议案，拥护周恩来外交部长复皮尔逊先生电文中严正申明的正义要求。
美国侵略者经常用酷刑、毒打、屠杀和集体罚饿等极端野蛮残酷和惨无人道的特务手段来对待朝、中战俘，并采取伪造指印和背上刺字等各种卑鄙手段来强奸朝中战俘的意志，其目的在于扣留朝、中战俘，并借此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
现在美国侵略者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非法决议案，用以达到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战俘、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的侵略阴谋，并企图把战争不能停止的责任，嫁祸于朝、中方面。
显然地，联合国的这种做法只会给朝、中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大的战争灾难。
我们严正地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取消这个非法的决议案，责成美国政府立即恢复板门店的谈判，并立即采纳周恩来外长所提出的正义要求。
如果联合国仍然坚持这一极端错误的决议，死心塌地的做美国统治集团准备战争和扩大侵略的御用工具，那末联合国及一切支持美国统治集团这种战争政策的人，必须要对这种行动的后果负严重责任。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江西新建的矿冶研究所，是我国设备完善的矿产地质研究的机构。
它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生了不少作用。
这是矿冶研究所外景的一角。

苏联驻我国新任大使潘友新
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
【新华社15日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任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潘友新于15日下午五时偕参赞顾德夫、华士诺夫、司高磋、李海秋等外交官员共二十六人，向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
在场者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潘友新大使在呈递国书时，曾向毛泽东主席致颂词，毛泽东主席致答词。
潘友新大使颂词
主席同志：
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荣幸地向您，主席同志，呈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国书。
主席同志，在向您呈递国书的时候，我愿向您保证：
我将以一切力量，贡献给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般友谊的事业。
这种友谊不但符合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是在人类历史上巩固世界和平事业的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
主席同志：
我希望在执行这项责任重大的使命时，将得到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一切支持和协助。
请允许我预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预祝您在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幸福和繁荣中获得成功。
毛泽东主席答词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获得了极大的巩固与发展。
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并在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兄弟般的援助下，新中国在各方面均获得了成就，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我深信：
我们两大国家伟大友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有利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并且在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必然会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
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潘友新大使简历
潘友新生于一九○五年。
193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年至1944年任苏联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1945年至1947年在苏联外交部担任负责工作，1947年10月至1952年06月任苏联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
1948年至1952年担任苏联驻远东委员会代表，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4及第5届会议苏联代表团团员。
潘友新曾荣膺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两次）及红星勋章，并曾获得“对德作战胜利”奖章及“一九四一—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光荣劳动”奖章。
（附图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我国新任大使潘友新向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业务学习提高了我们对设计工作的认识
东北电业管理局设计处技术主任工程师罗道坦
东北电业管理局设计处自09月17日至27日进行了十天的业务学习。
这一次学习的收获很大，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没有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就不能进行设计和施工。
学习的材料是以09月09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编辑部关于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讨论的总结——“贯彻执行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为中心，同时，参考了人民日报八、09月份发表的没有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就不能正确的设计和施工的文章，以及东北日报所载同样性质的文章。
我们结合着过去工作上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目的在于明确对基本建设的认识，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尤其是把目前进行的搜集资料及编制设计计划任务书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在讨论中揭发了两年来设计工作中的毛病，总计有二十八项工程没有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就进行了设计和施工。
其中有没有经过全面考虑（最普遍的是地质、水文、气象等类资料没收集齐全）就设计的，有忽略了主要项目（如十八号工程地形图未作，负荷资料不全）就设计的，有收集的资料不合设计要求的；
也有没有调查清楚器材就设计和施工的等等。
从这次讨论中，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苏联专家严肃细致的工作作风与我们粗枝大叶、满足于一知半解的工作作风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我们设计十九号工程时，有一部分布置图系根据机械部门的要求决定的。
苏联专家追问机械部分情况，我们都回答不出来。
专家说：
“作为一个电业设计的土木工程师，不知道机械和电机的情况，你怎样进行设计呢？”
接着他指出在电厂设计中机械、电机和土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必须互相了解并很好联系，否则就做不好设计。
他说在苏联，如果一张图与其他部门有关系的，就必须有关的工程师签字。
这点也充分地说明了各种工程师合作的重要。
这次讨论中我们找出了造成设计工作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的有如下几方面：
第1，我们对收集资料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因而在设计时就常常马虎从事。
如十九号工程的测量图系由数张小图拼合而成，其中同一条马路在两张图合并后宽度竟不一样。
第2，没有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
最明显的就是校核图样工作粗糙。
在施工中发现总设计图尺寸与分设计图尺寸不合的现象很多。
十五号工程施工后，才发现有两张应该相同的结构图互不一致，工人已经按错误的图样施工了，因而不得不返工纠正，造成人力、财力的损失。
第3，没有认真研究与贯彻基本建设程序、设计步骤及上级指示。
最突出的例子如十六号工程已于去年10月10日开工，而今年02月01日才批准初步设计，04月28日才提出技术设计及施工图。
十九号工程建筑图还没做出来，就在作结构图。
整个程序都紊乱了。
第4，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突出的表现是：
追求“新奇”，好高鹜远，喜欢作大的设计，不喜欢作小的设计；
喜欢作新建厂的设计，不喜欢作改建旧厂的设计。
电机人员喜欢作系统结构设计，不喜欢作布置安装；
机械人员喜欢作高压高温的东西，不喜欢作一般机械设计；
土木人员喜欢作结构设计，不喜欢作测量和水文、气象的调查；
喜欢设计计算，不喜欢制描图样等。
经过这次学习，我们明确了在进行设计前必须注意搜集如下资料：
一、负荷资料。
负荷问题在电业里面就是一个产品销售的问题。
准备多了卖不出去；
准备不够又妨碍生产。
我们设计的某变电所，因为未详细调查研究负荷材料，因而从开始运转到现在，负荷只达原设计的百分之二十五，设备利用率很差。
最近我们做几个工程的计划任务书时，建议取消了某一些工程项目或缓办某一些工程，就是因为研究了负荷，发现不需要这些工程的缘故。
二、水源资料。
水力发电靠水作动力，设计前对水源须详尽考虑，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火力发电的设计也不能忽视水源。
我们设计十号工程时，没有彻底弄清水源，现在第1期工程虽已施工完毕，但第2期工程用的水便成了问题。
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三、煤源资料。
在火力发电厂设计中，煤是决定发电设备的性能的。
十三号工程中所取的煤样在中国化验分析结果，与在苏联的分析结果相差较大。
苏联专家即要求再取煤样另作分析，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
四、水文、气象资料。
水文记录对于水电设计关系很大，如地下水位高低及其侵蚀性，对基础强度便大有影响。
气象资料与电业设计的关系，如送电线设计应该如何考虑冰、雪、风之荷重等便是。
五、地质资料。
十九号工程厂房地基的耐压试验结果是每平方公尺十点五吨。
苏联专家指出一定要钻探。
钻探结果是每平方公尺十七点五至十九点八吨，相差很远。
十五号工程在1950年就开始设计，设计了一半，因地质情况恶劣就中止了，重新钻探，再作设计，到今年才正式施工。
此外，还必须弄清设备、材料的来源与性能；
在修复或改建工程中，必须研究旧有资料；
研究工人来源及运输等问题。
其次，我们在学习中不仅认识收集设计资料的重要性，并且还认识了保管资料和正确使用资料的重要性。
收集资料固然是不容易的事，保管资料也不是简单的。
有些有价值的资料被湮没在资料库中，这是对资料有罪的行为。
不应该使资料库成为资料的坟墓，而要使它能帮助设计。
保管资料并不仅仅是保管旧资料，而是广泛地收集更多的新资料，并且用科学的方法，把它整理出来，便利设计者使用。
使旧资料发挥新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选择十三号工程厂址时，用同一张地形图，我处工程师与苏联专家选定的厂址就相差很多。
这就说明了资料是死的，全在使用资料的人，我们应该好好的使用资料，使资料得其所用。
再次，我们也明确地认识了决定设计质量的几个问题：
一、设计计划任务书应着重说明修建的必要性。
设计人员应该肯定那些工程必须作，那些可以缓作或不作，以便替国家节省投资，使投资用得更合理。
二、设计工作必须从国防上及供应上来考虑厂址问题，并学习苏联专家的办法组成小组来调查研究。
深入考虑距原材料之远近，水源远近，燃料来源，废料的处理与用户距离，运输条件，工人来源……等项问题。
厂址之确定必须取得当地政府之同意。
在苏联，如厂址未经当地政府批准者，上级就拒绝审核。
三、初步设计是要证明任务书的工程在技术上之可能与经济上之合理。
设计者的责任是替国家设计出最先进的工厂。
因此，应作出技术经济指标，以保证在目前这项设计是最先进的。
我们现在还缺少可资依据的技术经济指标，因此我们必须从自己的设计中归纳综合，并与生产方面多多连系，以便逐渐建立起来。
四、技术设计是使初步设计中规定的项目及技术问题明确化与具体化。
在技术设计工作中，设计者的任务是如何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保证初步设计中的决定实现。
我们在十九号工程设计中，利用浅井水比较经济，但浅井水中含有铁质不适用，我们便努力钻研，做成了喷水气化除铁池，这种克服困难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五、必须加强图样的校核工作。
我们拿出去的图样，错误累累，而且有许多错误是不应该有的。
例如十五号工程中铁构图上的尺寸与材料表上的尺寸多数不一致，这当然不是由于技术能力低，而是校核不够负责所致，今后必须纠正。
六、设计工作必须考虑施工及运转问题。
设计是为运转，而由设计到运转，必须经过施工。
所以设计者应周密考虑运转上的经济合理，以及施工中的可能。
例如十九号工程中有些梁柱接头处，由于大梁、小梁、柱的钢筋是分别计算、缺乏整体的考虑，以致施工中发现梁柱相交处钢筋排列得太密，灰浆都不易漏过，石子更不用说了。
我们大多数都没有施工经验，因此就必须虚心接受施工部门对我们提的意见，借以改进我们的设计。
我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保守、铺张浪费、好高鹜远思想，树立了对人民负责、认真设计的态度。
我们虽然很早就明白了“任何革命工作都是具体的工作”这个道理，但在实践中经常轻视这些具体工作。
经过这次学习，有些同志在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转变。
例如制图的同志认识了他们的工作对于设计之重要性，克服了不愿描图，只愿计算的思想。
这给我们实行设计中的专业分工打下了思想基础。

井陉矿务局一矿应迅速改善工人福利
编辑同志：
井陉矿务局一矿行政领导干部只顾生产，忽视工人福利的现象严重。
该矿洗澡塘很小，只有两个十五公尺长、二公尺宽的水池，每次一小班就有五、六百人洗澡。
由于池子小，人多，挤不过来，工人只好到屋外面去换衣服，很多人因此着凉生病。
工会曾向行政方面提议，要求在澡堂外面搭席棚，抹上泥，然后按上炉子做换衣室。
但直至今天，这问题还未解决，行政方面只是用席子敷衍着搭了一个小胡同，根本不能御寒。
11月14日，因洗澡而生病的病号由一百个增加到三百个，严重地影响了出勤率和工人的身体健康。
一矿铆工厂的工作场所，房顶上有三十多个窟窿，夏天漏雨，冬天漏雪，使工人不能很好的工作，天冷时手都拿不住工具。
工会也曾向行政方面建议修补，行政方面毫不理睬。
我们认为井陉矿务局一矿的行政领导干部，应认识解决工人福利问题的重要性，以便顺利地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
并希望他们作出深刻检讨。
李里江月

全国二十个城市电信局推广郭秀云操作法
提高了长途电话的电路利用率，推动了邮电企业生产改革的工作
全国二十个城市的电信局开始推广郭秀云操作法，已获得显著成绩。
今年07月，中央邮电部和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组成工作组，系统地总结了郭秀云操作法的基本特点，整理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长途接续台话务员的先进操作法，并在10月22日到11月0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推广郭秀云操作法的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电信局领导干部把推广郭秀云操作法，作为重要的任务，并把郭秀云操作法的精神贯彻到各个业务部门中去，使它成为指引邮电企业生产改革的路标。
会后，各地邮电局都分别召开了会议，传达了郭秀云操作法的基本特点，并检查了过去不重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的缺点。
青岛、张家口、营口等地长途台话务员批判了过去认为“话务工作没有先进经验”、“话务工作没有前途”等不正确的思想，决心学习郭秀云操作法。
现在各地邮电局已开始推广郭秀云操作法，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长沙、青岛、哈尔滨等地的电信局，都先后成立了推广郭秀云操作法的专门小组，订出了推广的具体步骤和办法。
北京电信局开办了“小先生”学习班，每个话务员每天学习郭秀云操作法两小时，有些话务员已经学会了郭秀云操作法。
天津电信局召开了郭秀云操作法推广大会，会上并通过具体的挑战条件，向全国大、中城市长途台职工挑战，并举行了郭秀云操作法的实际表演。
上海电信局已全面展开了推广郭秀云操作法的运动，争取做推广郭秀云操作法的模范局。
合肥、蚌埠、芜湖、安庆等地长途台值机员学习郭秀云操作法之后，签订了联系合同，有力地推动了郭秀云操作法的推广工作。
各地电信局长途台学习和推广郭秀云操作法以后，提高了电路的利用率，改进了工作。
天津电信局长途台在重点推广了郭秀云操作法的两周内，就把电路利用率提高了百分之六点七。
该局已有百分之六十九的话务员学会了郭秀云操作法。
杭县电话所的值机员缩短了接通电话的时间，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了九次通话的任务。
在推广郭秀云操作法的过程中，各地邮电局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本位主义思想，暴露了阻碍企业进步的旧规章和旧制度。
有的电信局过去不愿多接军政、企业电话，认为多接商话能多增加收入。
有的电信局话务员单纯地为了完成任务，不让用户销号，硬要劝用户打加急电，以便多赚钱。
各地电信局批判了这些思想，明确了企业电话主要是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服务的。
各地电信局曾普遍地存在着“以去话为主”的本位思想。
北京电信局一个话务员为了要尽先接通自己向外的发话，竟然把一般市民的电话说成是军政的电话。
过去机务人员和话务员常常不能协调地进行工作。
机器发生了故障，机务人员不及时修理，影响了通话。
过去旧制度规定：
不能改变叫号。
如加急电话不能改为普通电话。
这种规定，曾引起用户的不满。
随着郭秀云操作法的推广，批判了上述错误思想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邮电企业部门将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生产改革运动。

努力学习迎接经济建设高潮
编辑同志：
我是刚刚从政权机关转入基本建设部门工作的。
以前我不愿意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基本建设工作，因此，学习、工作都不起劲。
但当组织上把我调到鞍山钢铁公司住宅工程处去工作后，我看见在荒凉的土地上盖起了现代化的工厂和很多的高大楼房，特别是亲眼看见了今年开始的大规模建设以后，使我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认识到以前不愿作经济工作的错误。
现在我在工程处做每一件工作都感到很愉快。
今后我更要加倍努力学习，迎接伟大的经济建设高潮。
颜光国

学习总结郭秀云操作法的经验
中央邮电部和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总结了郭秀云操作法，并决定在全国邮电系统中加以推广以带动邮电系统的生产改革。
这是继“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和“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之后又一个总结群众先进经验的范例。
邮电部门总结郭秀云操作法的经验告诉我们：
各级企业领导干部必须随时注意发现群众的新经验，并亲自动手来研究群众创造的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不应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
目前各企业部门的职工创造了很多先进经验，热情地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但由于有些企业领导干部没有具体地进行研究，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以致有许多先进经验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找不出能带动本企业各部门前进的一整套的先进经验来。
总结先进经验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根据邮电部门总结郭秀云操作法的经验，就是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要周密研究本企业的特点，找出带有关键性的先进经验。
邮电部门的领导干部由于明确认识了提高长途电话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而提高长途电话工作的主要关键是在于接续台话务员操作方法得当与否，抓住了这个关键，他们运用苏联技术测定的先进方法，并依据苏联的先进经验，系统地总结出郭秀云操作法的四个基本特点，顺利地找出一整套的先进经验来。
这种总结先进经验的方法，是值得各地区、各部门研究和学习的。

庆贺康定至昌都段公路通车
编辑同志：
我看到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通车的消息后，非常高兴。
多少年来，康藏高原上没有一条公路，连一条平坦的骡马路都没有。
藏族人民因为交通阻塞，生活不能改善。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冰天雪地的二郎山和折多山上，克服种种困难，抢修了国民党废弃的从雅安至甘孜的公路。
从此之后，百货公司的汽车满载着物资向康藏高原上奔驰，给藏族人民供应了生活必需品。
从前甘孜的藏族人民，卖土产，换日用品，都非常困难，现在在当地即可卖出土产，买回自己所喜爱的茶叶，也可以换下老羊皮袄，穿上新制的布衣。
现在，康藏公路又修到了昌都，进一步奠定了今后建设新康藏交通事业的基础，对于藏族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有更重大的作用。
这说明我们藏族人民，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过美满幸福的生活。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员彭磋

总结郭秀云操作法的经验
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总结郭秀云操作法工作组
一、抓紧生产的主要环节
长途有线电话，是国家不可缺乏的重要通信工具。
目前在全国长途电话业务中，属于国家军政机关、企业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长途电话工作的中心要求是快，快的关键取决于接续台话务员的操作得当与否。
因此，要总结长途电话工作的先进生产经验，必须先从长途电话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接续台入手。
二、运用技术测定的武器
我们总结郭秀云操作法时，运用了技术测定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了解话务员接通一个电话的占线时间，研究先进话务员消费电路的情况与一般话务员有什么不同。
在技术测定的时候，要由专人负责对测定的对象进行观察，把测定的对象在实际工作时间内的具体动作，用文字记录下来（即写实）。
每次测定完毕，就研究这些写实和观察的材料，从写实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话务员接线动作表现在电路上所产生的效果，从而发现电路消耗多或消耗少的原因。
针对这些原因，就可以从先进生产者的操作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进方法。
写实和观察是密切结合、相辅并行的。
从写实中发现了问题，可以指导观察工作者更有目的地进行观察，使观察所得的材料更为可靠。
根据观察所发现的问题，又可以改进写实的办法，有目的地搜集到更加丰富的而又是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写实、观察，再写实，再观察，反复进行，这就是我们总结郭秀云操作法的经过。
三、找出主要的先进生产经验
对于反复写实、观察所搜集的大量资料，必须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细致的分析。
把其中最有用的资料提炼出来，找出先进生产经验的基本环节。
我们是紧紧地围绕着缩短接通长途电话处理时间和提高电路利用率的中心要求来分析资料的。
例如：
一般话务员接线所消耗的电路时间很长，而郭秀云接线所消耗的电路时间就很短。
从这里就发现和肯定了“预报、预占制”是郭秀云操作法的第1个特点。
一般话务员往往在两个电话之间的间隔时间很久，拆线时间也很长，而郭秀云在任何两个电话之间的间隔都很短，拆线几乎不占电路。
从这里就发现和肯定了“双方密切配合、使通话紧密衔接”是郭秀云操作法的第2个特点。
一般话务员有很多动作都要占用电路，而郭秀云的动作的大部分却不占电路，必须占的也比别人占得少。
一般话务员当业务繁忙时，常常顾此失彼，反而造成电路空闲现象。
从这里就肯定了交叉动作是郭秀云操作法的第3个特点。
抓住了这三个问题，就找出了缩短占线处理时间的办法。
但郭秀云操作法的最中心环节，还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动作，经常反复监听”。
在找这个中心环节中，我们有一些体会。
我们刚到天津，首先看到郭秀云操作中监听的次数特别多。
当时工作组中的一些技术熟练的话务员感到他的监听“太多了”。
这说明当时有些人对郭秀云的操作法了解得还不够。
后来在总结过程中，发现郭秀云操作中最突出的优点都和监听有关。
比如郭秀云几乎消灭了拆线时间，能大胆地、有把握地拆线，又能迅速地接线。
这主要是因为郭秀云及时监听，随时掌握通话的状况。
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肯定了监听的作用，才发现监听是经常在生产中起作用的最中心的环节。
四、经过对比，肯定先进经验
总结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在天津长途台作了比较普遍的试验，进行对比。
在总结末期，我们又到各大城市进行了试验和对比。
结果证明郭秀云的处理时间比一般话务员要快两倍到四倍，电路利用率要高百分之二十二强。
我们在操作方法上，也进行了观察和对比，我们发现郭秀云的操作方法也是最先进的。
例如各地不少的先进话务员也会运用“预报、预占制”，但由于不能及时监听，就不能像郭秀云运用的那样经常和恰当。
不少的话务员也会运用交叉动作，但总不如郭秀云运用的灵活而有规律。
五、工作组的干部配备要适当
熟练工人有比较丰富的生产知识，他们可以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
领导干部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分析能力比较强。
为此，总结先进生产经验时，必须适当配备干部。
在工作组中既要有一定数量的熟练工人，又要配备具有一定分析能力的领导干部。
在总结工作的各个阶段，要充分发挥各种工作人员的作用。
如在观察、测定、大量搜集材料的阶段，由于熟练工人熟悉生产知识和生产过程，观察时最容易发现问题，因此，这时的工作主要是依靠熟练技术工人来做。
在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以后，就要分析、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
我们在进行这段工作时，组成了最精干的小组，领导干部亲自参加，并吸收最熟练的技术工人，来深入分析这些资料，提出初步方案，再交给全组同志讨论。
这时，一般分析能力较强的干部，就变成了主力。
六、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我们在开始工作时，虽然也知道要解决提高电路利用率的问题，但由于思想上不够十分明确，下厂后看到了一大堆材料，就不知从何处着手分析和研究。
由于及时地学习了“苏联邮电企业技术定额测定与劳动组织”一书中所介绍的先进经验，我们就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苏联经验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电路的消费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用户消费的，一部分是话务员消费的。
因此，“话务员能减少一点占线处理时间，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分析郭秀云的操作情形时，就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决心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
编辑同志：
当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鞍山展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消息以后，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
这些消息预示着祖国光辉美好的明天。
今年06月，我们曾到我国著名的钢都鞍山实习。
当我们从一个高炉的底部走到最高顶，看到那高耸的钢架和一座座正在改建中的高炉时，我们对祖国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我们在马丁炉旁实习的时候，看到了工人们在炽热的高温下紧张操作，炼出祖国最需要的钢；
我们还亲眼看到苏联专家在高炉和马丁炉旁，亲自指导职工试行烧结矿制炼低矽铁、全风快料顺行法、快速炼钢法，使鞍山的钢铁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
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才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今后，我们决心努力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学会管理工厂的本领，准备毕业后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三年级冶金班全体同学

我们学习了保管汽车的先进经验
编辑同志：
西北石油管理局运销公司兰州总站，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冬季车辆晚间停驰不放水，车辆发动前不用烤火，缩短了工作时间，延长了机件寿命。
西北地区气候较冷，过去汽车一停驰，就要把水从汽车的水箱里放出来，不然就会冻裂水箱或汽缸。
该站根据苏联先进经验，把水箱里加入一加仑半或两加仑的防冻剂，就能防止水箱冻结了。
再就是车辆开动前，过去必需用火烤油底，很浪费时间，又容易发生危险，同时引擎用火烤得次数太多，寿命也会缩短。
现在，该站根据苏联先进经验，冬季行车时在车辆引擎里加上国产四十号机油和百分之十五的煤油，每天早上发动车时，就不必用火来烤油底了。
如果气候比现在冷时，用三十号机油加百分之十五的煤油就可以了。
因而延长了机件的寿命。
宋炳林

我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地质工作者
编辑同志：
我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
当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国家将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北京地质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等校开学等消息时，我高兴极了。
我深深地意识到党、祖国、人民是怎样迫切地需要着我们啊！
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所新型的大学里学习而骄傲。
我投考地质学院时，只知道祖国很需要这一方面的干部，但不知道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特别是听了中央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和何长工副部长的报告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地质事业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幸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这也使我感觉到我们责任的重大。
我决心将我的青春和我全部的精力献给祖国年轻的地质事业。
为了祖国，为了毛主席，我要不懈地学习，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地质工作者。
王玮

提高长途电话电路利用率的郭秀云操作法
劳动模范郭秀云是天津电信局长途台话务员，今年二十二岁。
她在党的教育下，努力钻研技术，打破了陈旧的操作习惯，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先进操作法。
郭秀云操作法的优点是可以大量缩短话务员处理长途电话时占用线路的时间，增加用户直接通话的时间，因而大大提高了长途电话电路的有效利用率。
在掌握四条电路时，郭秀云运用自己创造的操作法，接通每个电话的处理时间平均为八十一点一八秒，而全国一般优秀话务员是二百三十六点七七秒；
在掌握三条电路时，接通每个电话的处理时间平均为五十八点八秒，而一般优秀话务员是一百九十三点二六秒。
郭秀云的这些新纪录已接近了苏联优秀话务员的技术水平。
苏联掌握三条电路的话务员的每小时的生产定额是四十七通话分钟〔注〕，郭秀云已达到五十二点一二八通话分钟，和苏联一级优秀话务员伊凡诺娃每小时五十五通话分钟的成绩相比，仅差两分多钟。
根据初步计算，郭秀云操作法如在全国推广，可以使全国长途电话的电路有效利用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二以上，可以为国家节省三千八百七十三亿元的长途电话线路的基本建设资金。
使人民邮电企业能更有效、更及时地为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郭秀云操作法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1个特点是实行预报、预占制，主动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以保证用户顺利通话。
在运用旧的操作方法时，一般都采用直报、直接的办法来接线。
呼叫用户的工作，都是临接线时，占着电路来进行的。
因之发、受方用户往往不能同时准备好，使一方用户拿着话机久等对方。
有时还常常因一时叫不到用户而使电话“移后”。
结果浪费了电路，而且影响了长途电话的迅速接通，使用户感到不便。
郭秀云同志在接线时，却经常实行预报、预占制。
当她在接通一个电话时，就把下一个电话或几个电话，预先通知对方的电信局，使对方话务员能及时作好准备受话用户的工作，当对方话务员向她预报后，她就适时地预占受话用户，因之在接通线路后，用户拿起话机，就能顺利通话，避免了因寻找用户而造成的浪费电路的现象。
第2个特点是密切配合对方，使工作紧密衔接。
要搞好长途电话的接续工作，必须取决于双方话务员的共同努力。
因此，在处理每个电话的过程中，双方话务员相互间的密切配合，乃是长途电话迅速接通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过去运用旧的操作方法时，由于有着“以去话为主”的本位主义思想，很不重视双方工作上的紧密衔接。
例如：
下一个电话不是自己的去话，就常常忽视通话完毕后的及时联络。
在去话完毕的时候，也往往不注意尽先和对方取得联络。
这样就造成了大量浪费电路的恶果。
但郭秀云同志完全相反，她在操作中，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整体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不论处理来话、去话或转话，只要一到用户话毕，就首先主动找对方联络，尽快地把下一个电话接通，然后处理下一个电话话毕未了的工作。
她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放松与对方话务员的密切配合，使双方工作保持紧密的衔接，这不但能消灭因不及时联络而造成的电路浪费现象，而且保证了长途电话一个紧跟着一个地迅速接通。
第3个特点是有组织、有规律地进行交叉动作。
由于话务员在操作的时候，经常掌握三条以上的电路，在接续电话的工作中，常常需要话务员同时进行几个单项动作。
因此，经常合理地组织交叉动作，就成为提高电路利用率的一个重要条件。
郭秀云同志在长途电话的接续过程中，经常根据具体情况，有规律地组织交叉动作，因此，她不仅能在一条电线上同时进行几个单项动作，并且能同时在两条电路上进行操作。
这样就能尽量缩短处理电话过程中的一些必须占用电路的动作时间，使一些不必须占用电路的动作，都能不占用电路。
第4个特点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动作，经常地反复地监听。
郭秀云式的监听，是提高电路利用率的中心环节。
在过去，监听主要是为了记录去话的时间和次数。
但郭秀云式的监听，主要是通过用户讲话的语气，来掌握用户通话的进展状况。
因此，他不仅能准确地记录去话的时间和次数，及时地发现音质、音量的不良情况，而且能大量缩短话务员占用电路的处理时间，克服各种浪费电路的现象。
郭秀云同志在每次接班的时候，第1个动作就是对各条电路进行普遍的监听，首先作到心中有数。
她说：
“只要监听得好，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其他工作。”
这就是监听工作对整个操作具有如何重大意义的结论。
〔注〕通话分钟是指用户通话的时间。
四十七通话分钟，是指在六十分钟内，有四十七分钟是用户通话的时间，而其余的十三分钟是话务员在操作时占用的时间。
（附图片）
郭秀云操作时的情形

支援鞍山基本建设工作
编辑同志：
当我们读到钢都鞍山开展基本建设的消息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都不能抑制。
鞍山的基本建设揭开了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
它将为祖国工业建设打下基础，为祖国的基本建设创造良好的典范。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的远景。
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这几天来，我们在课余时间都兴奋地谈论着鞍山基本建设的规模怎样巨大，建设力量怎样雄厚，全国人民怎样热烈地支援等等。
我们羡慕每一个能够参加鞍山基本建设工作的人，我们从心里热爱他们。
正当我们为了建设祖国而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的时候，鞍山开展基本建设的消息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学习是与祖国建设紧密地结合着的，我们都想为鞍山的建设尽
一份力量，我们懂得努力学习就是支援鞍山。
我们热诚地希望通过党报能把我们的敬意转给参加鞍山建设的同志们，我们预祝他们的成功和胜利。
我们决心向为鞍山建设而英勇斗争的同志们学习。
武汉大学电机系三年级学生：
谭慕端言华张长龄唐建中宫维枢廖承权范希鲁段得民庞建新

济南铁路管理局
检讨积压合理化建议的错误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11月22日“读者来信”栏刊登的黄远昌同志对我局积压他的合理化建议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完全接受这一批评。
黄远昌同志创造自动分离软管连结器的建议，在今年01月12日就报来管理局，我们研究后，认为这个建议可以采用，我们就把这个建议转送中央铁道部审查，02月28日中央铁道部要我局进行试验。
当时正在“三反”运动期间，经办原建议的干部被撤职，临时由另一干部办理。
由于领导同志对群众的合理化建议重视不足，没有设立专职人员管理，又没有督促和检查，使得黄远昌同志的建议积压数月之久。
这主要是由于管理局领导同志有着官僚主义作风。
我们要进一步检查处理合理化建议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有关人员进行深刻的检讨。
济南铁路管理局

清华大学同学读了基本建设的报道，决心加紧学习
编辑同志：
清华大学同学对报纸把基本建设宣传提到首要地位，普遍感到很兴奋。
电机系某同学说：
“过去老是恢复、恢复，今天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来了，报上一连好几天都登载了这方面的消息。”
机制系的同学们说：
党和政府想办法从各方面调集了干部来参加基本建设，而且都是最优秀的干部，足见政府对基本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鞍钢进行基本建设的消息使同学们受到更大的鼓舞。
钢铁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们说：
不得了，真伟大。
有的说：
“祖国大规模建设真的开始了”“鞍钢的建设确是大规模的，一个地角螺丝就有一点八吨重”“以前荆江分洪、治淮只是土方工程，而且是人挑，今天鞍钢的建设就是机械化了，工程建设的技术一天天提高了。”
由于报纸对基本建设的宣传，许多同学都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必须努力学习。
有的同学看了社论后说：
“谈得很清楚：
任务多，干部少。
我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有的同学说：
“祖国建设发展得这样飞快，不好好学习，就会跟不上了。”
尤其是三年级同学，听到毕业同学说他们画的图样苏联专家看了总觉得太旧，要不得，感到自己马上要走上建设岗位，更加需要加紧学习。
清华大学党委会宣传部

两年多来黑龙江省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有成绩
黑龙江省高级干部，从1950年开始系统的理论学习以来，已获得成绩。
该省高级学习组，主要是由省、市处长级以上干部组成，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个别程度相当的县委委员也参加了高级组，共一千人左右。
从1950年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即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前三章和“实践论”。
1952年05月间，各单位均先后开始学习“矛盾论”，至09月末结束。
10月中旬开始学习联共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12月初开始学习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学完后即将转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
对于高级干部的学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一贯非常重视。
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大都认真参加学习和领导学习。
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亲自领导省市主要负责干部进行讨论，并给他们解答问题。
前省委副书记杨英杰同志，也经常给省府厅长级干部讲解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
省府主席于毅夫同志一向努力学习，从1949年到现在，除按规定时间学习外，还在休息时间学习一小时。
他已学完十二本“干部必读”和全部“资本论”。
他并且对省府党组学习抓得很紧，常常亲自召集各厅长出席学习讨论会；
在会上先作启发性的发言，最后并作总结。
他还经常在学习会上进行表扬和批评，对不出席讨论会者追问原因。
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剑白同志，经常讲课和解答问题；
省委组织部郑学孔同志，也把领导学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
其他单位，如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铁路党委书记等也都亲自领导学习。
在写论文时一般都是负责同志先交卷。
赵德尊、李剑白等同志的论文都在东北日报上发表过。
在组织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中，该省采取了如下一些办法：
（一）督促检查，坚持制度。
如省委组织部规定每天早晨坚持两小时学习，大家在一起集体阅读；
每星期下午坚持讨论。
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使大家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
因此，在今年七、08月间正是整党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们也坚持了学习。
在督促检查方面，省委主要是抓紧定期举行的讨论会。
在讨论之前，主动督促各单位首长、小组长，规定讨论内容；
在讨论时，省委又有重点地派人去参加，搜集问题、掌握情况、研究经验，以指导其他单位，同时也督促了其他单位。
（二）抓重点、抓典型、抓积极分子、抓骨干。
省委选了省府党组为重点，从中吸取经验，推动其他单位的学习。
对于高级干部个人学习，省委选择了有威信并有自学习惯又能以身作则的同志，培养典型，主动帮助他们制定个人或小组学习计划，通报传播这些计划，来督促和启发其他同志。
此外，在各单位学习小组里，领导同志还抓积极分子、抓骨干。
在省府厅长级干部中，就有八、九名同志是积极分子。
有了这些骨干，在讨论中就能把问题谈得更集中更深刻，也就影响了别人积极看书和准备意见。
（三）通报表扬，介绍学习情况，交流经验，按期写读书报告与学习论文。
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曾发过十余次通报，这些通报不仅是表扬好的单位、个人，同时又介绍各单位学习情况，起了督促学习交流经验的作用。
当学习告一段落时，省委还督促大家写学习论文，以检查学习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该省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是有显著的收获的。
首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对于党的各种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一般都有了提高。
比如在“矛盾论”的学习中，对中国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两种矛盾及其互相联系，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等问题，一般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很多同志在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如外因论、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及不进行具体分析硬套公式的教条主义等），也得到了纠正。
在学习马林科夫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当前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
很多同志都检讨了自己过去总认为如果战争要爆发，主要是在两个阵营之间，而忽视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本质等思想。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并运用理论指导了实践。
在“矛盾论”的学习中，各部门都找到了本单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省府党组用四次讨论会的时间，依次的研究了各厅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
很多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都用“矛盾论”的观点，联系检查了自己部门的工作，找出了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
第3，认识到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处理工作的重要，检查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官僚主义作风，转变了领导方法，树立了正确的作风。
如刘振尧同志在领导省市整党建党时，对干部的思想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和具体分析，因而抓住了主要问题，问题就解决得集中深刻。
党校张玉瑞同志，在论文中检讨了党校过去在进行教育中多从一般抽象的条文出发，缺乏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对于每期对象的不同及存在的不同思想问题，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够，因而在教学工作中，就不能作到很好的对症下药。
文教厅梁志超同志在论文中说：
由于过去没学习矛盾论，因而处理工作，解决问题，往往从主观想象、片面经验和文件指示的条文公式出发，不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以工作上有官僚主义；
不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致工作一般化，不能前进。
今后必须系统周密的研究问题，真正解决问题。
第4，提高了对理论学习的认识，学习空气增长了，影响和帮助了下级干部的学习，加强了各部门的政治工作。
经过了二年多的学习，过去那种认为理论学习是与工作对立的观点已经不存在了。
在
“矛盾论”学习中间，大家经常议论的是如何抓主要矛盾，如何解决主要矛盾，从那里找理论根据来证实自己的意见。
省府张骇青同志身体不好，虽然组织批准不参加学习，但是他自己早晨仍然坚持学习，并按时出席讨论会。
一部分同志已经养成了自学习惯，每天和一般干部一同起床看书，并能挤时间学习。
另外，由于理论学习开展起来，对各部门的政治工作也加强了。
但是，该省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中，也还有一些缺点。
首先是制定的学习计划不够周密，情况估计不够准确。
比如“矛盾论”的学习，原计划05月开始到06月末结束，但实际上到09月末才结束。
其次是在这些学习中，有些能够作的工作还没有作到。
比如在“矛盾论”的学习中，省委虽供给了各单位一些参考材料，但在内容指导上作的很不够，在督促检查上还不全面，对较差的单位没有尽到全力督促的责任；
所以有些单位学得还不够好，有些同志学得也不够深入。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举行音乐会
庆祝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柯达伊七十诞辰
今天是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最高级柯树特奖金获得者佐尔丹·柯达伊的七十寿诞。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为了庆祝柯达伊的七十寿诞，研究与学习柯达伊在发扬民族音乐遗产方面的宝贵经验，特于今日在北京举行唱片音乐会，内容有柯达伊的代表作品及其他匈牙利作家的名曲等。
柯达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在反抗匈牙利封建势力和霍尔第法西斯主义暴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里度过的。
柯达伊的作品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对生活的深切感情和热爱，并鼓舞人民去为崇高的目标进行斗争。
几十年来他曾与他的朋友贝拉·巴尔多克一起收集了两万多首民歌，并掌握了它的规律性，将许多民歌加以复制和改编，这对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1951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奖励他的匈牙利民歌集第1集的出版和他的创作“考拉双人舞”（合唱一首由民歌改编的，描写解放了的匈牙利人民的叙事诗）授予最高级柯树特奖金。
柯达伊的作品也为全世界人民所爱好，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合唱“普沙姆斯·洪加利古斯”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亦定于今晚八点三刻至九点半播送柯达伊的作品。

共产党员杨春发
—一个工人出身的工程师
俞平
共产党员杨春发同志，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念过四年书的普通工人。
现在是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的钻探工程师。
几年来，杨春发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认识到钻探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的地位，也清楚地知道：
只有迅速地发现地下资源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因此，他在工作中发挥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习与推广了苏联先进经验，改进了钻探事业的技术管理，创造了许多经验，还编写了“钻探工程概论”等书籍，为国家培养了八百余名钻探技术人材。
他的钻探工作的效率，今年比1950年提高了两倍，比1951年提高了一倍，使全年的工程总进度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三，降低成本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今年01月到现在，为国家节省了一万五千吨粮食的财富。
从1950年08月他从一个普通的钻探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以来，他给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使大家确信，只要肯努力学习政治，钻研业务技术，一个普通工人是可以当工程师的。
杨春发同志现在已经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懂得较高的钻探技术理论的工程师了。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机械设备
杨春发同志在钻探工作上的革新和创造，是和他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分不开的。
杨春发同志为了提高钻机的效率，很早就尽了很大的力量钻研，但是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1951年03月的一天，一位苏联专家到了长春，杨春发和这位苏联专家会了面。
在谈话中，苏联专家提出了有关钻探工作的三个问题：
（一）提高效率必须提高钻机转数；
（二）保证井壁质量一定要多给钻粒；
（三）钻地的保安设施问题。
杨春发同志根据苏联专家的指示，当场进行了试验。
他把机械回转速度，由每分钟一百转，提高到一百四十转至一百八十转，钻进效率随之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这次的试验给杨春发同志研究提高钻探效率开辟了道路，为旧机器的改进工作打下了基础，从此，他研究的信心更高了。
他开始在粘土上钻进，领导方面为了支持他的试验工作，就专门给他拨出一台机器，后来，他在岩石上进行试验也成功了。
但是，当时提高机械转数，只限于用在苏联的钻机上，苏联的钻机上装设有调速箱。
当时在钻探工作中大部都是使用旧机器，这种机器没有调速设备，因而整个钻探的效率还是提不高。
他碰到了这个问题，就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进旧机器的方法，将机器的主动轮扩大，缩小被动轮，提高旧机器的回转效率。
实际试验的结果，使旧机器由每分钟一百转，提高到一百八十转至一百九十八转，在这次试验成功之后，即在全公司所属钻探队中推广。
目前，全公司所有的由过去每分钟六十转到一百转的旧机器，都提高到二百四十转到二百八十转，最高的达到三百转，平均提高了一百八十转，大大地发挥了旧机器的回转效率。
推广一次钻粒补给法，提高钻进效率
在杨春发同志发挥了机器效率的同时，又发生了新问题：
补给钻粒浪费时间很大，钻具的磨损率也比较高，井壁质量不好；
于是，他研究如何缩短生产中断时间（非钻进时间），如何发挥机器的更高效能和减少钻具的磨损，提高井壁质量。
根据苏联专家提出的多给钻粒，保证井壁的空隙增大和提高钻进效率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现场去，推广多给钻粒的方法，获得如下的结果：
一、钻进的效率；
由日进零点五公尺，提高到一公尺以上；
二、岩心采取率大大的提高，六点五度到七度的岩石，可采取百分之百；
三、缩短补助工时，提高机器的实际开动时间；
四、保证了钻探的质量，采取出的岩心都是在一公尺以上；
五、防止了钻进中钻具的故障。
目前全公司各队都实行这个方法。
作好保安工作
今年的春季各钻探现场的机械、人身等事故发生的比较多。
杨春发同志发现了这问题，又根据苏联专家的指示，深入到现场了解各种事故发生的原因。
他在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时，首先提出“不论大小事故，都是工作上的祸害”，并且指出事故的狡猾性。
他说：
“事故不仅凶恶残忍，而且还最会钻空子，工作上稍一不谨慎，就会受到它的侵害”。
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他一方面教育工人学习技术，建立责任制；
另一方面，把钻探公司各队发生的事故，经过了调查分析、总结，写出了一本“如何防止事故”的小册子，发到各队，作为向工人进行技术安全宣传教育的材料。
他并且亲自拿着材料到现场给工人讲解。
石嘴子工程队在没有学习“如何防止事故”之前，发生了人身死亡事故共十次（死亡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七人），机械事故共十三次（重大六次，一般七次），学习了“如何防止事故”之后，即扭转了这种局面，人身伤亡事故和机械事故有的消灭了，有的减少了。
这些成绩是与杨春发同志的创著分不开的。
培养后备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加速祖国的工业化，迅速发现地下资源，必须要有大量熟练的钻探技工。
杨春发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牢牢地记住了党所给他的任务，在工作中除积极钻研技术，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理论之外，每天在业余时间给工人讲二小时技术课，把这一个工作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还很注意其他老技术工培养徒工情况。
在给徒工讲技术课时，听取徒工在工作中学习技术的反映，发现老技工有“不愿带徒弟”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思想，这时杨春发同志即召集老工人开会，转变了老技工不愿带徒弟的思想。
有的老工友在老技工会上订出了制度，大大提高了徒工学技术的积极性。
三年来，杨春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及国家举办的训练班中，共训练和培养钻探技工八百余名，这些人在目前已成为钻探工作中的骨干。
散布在东北有色金属及中南、西南、西北、煤、铁矿的工作岗位上。
目前杨春发同志又在三千技工的学校里担任教师，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人材。
为了介绍钻探工作中的先进工作方法，自己十九年的实际钻探工作经验及近三年来所体会到的钻探经验，制度，及先进工作方法，编写了“试钻工程概论”、“钻探管理汇编”等书籍，这些书已由东北工业出版社出版。
另外还有钻探质量问题，如何防止事故，快速钻进初步总结，新式钻机讲义黄泥浆讲义等数种。
他所编写的书籍内容丰富，工人易懂，对钻探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困难阻挡不住前进的道路
杨春发同志在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问题，但是，他始终相信：
无论工作怎么困难，只要认真地研究、分析，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很多困难问题，就在这样的精神下逐渐被克服了。
如他在推广“一次补给钻粒”法时，很多工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方法，怕出故障，有的工人说：
“人吃饭吃多了，还得胃病，何况是机器。”
也有的人勉强执行了，但是当钻管磨坏发生故障时，就埋怨是“多给钻粒的结果。”
杨春发同志遇到了这些问题，就根据工人所反映的意见，进行研究，直到找出了原因向工人讲明白。

我在检举“黑虎军”反革命案件时遭到官僚主义者的严重阻难
刘金仙讲
编者按：
刘金仙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的事件，说明我们某些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如果不坚决肃清，不仅是一般地影响领导机关与人民的关系，而且会使大的反革命组织漏网，造成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其重大的危害。
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必须继续对官僚主义进行不疲倦的斗争，经常检查并揭露一切官僚主义现象。
现在，这一案件已作初步处理：
刘金仙在河南禹县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了控诉，反革命分子孙中羊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其他案犯也已分别判刑，秦楼村干部中的坏分子已全部撤职，其他违法失职干部正由有关机关研究处理，刘金仙在被迫流亡中所化的钱由反革命分子赔偿。
现将刘金仙的控诉发表于后。
最近各地进行司法改革运动，我十分高兴。
同时使我想起我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揭露以孙中羊为首的“黑虎军”反革命案，被逼得无家可归，流浪二年多的痛苦遭遇。
我先后到河南省禹县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过十八次，到禹县人民法院控告过十次（我丈夫孙跃曾的控告还不在内），到河南省人民法院许昌分院控告过四次，都不能解决。
一直到最后向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控告之后，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了数十个革命干部，其中多半是司法干部，他们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人民不负责任和旧的司法作风以及丧失立场等现象，使我遭遇了说不完的阻难。
我是河南省长葛县刘庄村人。
我以前的丈夫柳汉杰于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为汉奸孟锁臣逮捕枪杀了。
敌人继又杀死柳汉杰的弟弟柳兰和妹妹柳新妞的全家六口人。
我也是逃得快，才免遭汉奸们的毒手。
1947年10月长葛县解放后，长葛县三区区长王海州让我留在地方上工作。
不久大军南下，土匪猖狂，我被土匪抓去，并遭非刑吊打。
最后土匪要活埋我，幸亏解放军赶到，我才没有被害。
这以后，我就一直在地方上参加搜捕土匪、特务等工作。
从我的这些历史来看，可以想到我是如何痛恨反革命分子。
1949年起，我和我现在的丈夫孙跃曾居住禹县四区（原十区）桑庄乡秦楼村。
我因为特别仇恨反革命分子，就时常注意着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这期间，也就是我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受到重重阻难的时候。
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秦楼村人，解放前干过国民党匪军连长、土匪队长等，无恶不作，外号“山大王”。
孙匪在武庄地方杀害过农民袁大兴，并霸占了袁的妻子。
1947年01月，孙匪又杀害曾经参加八路军地下工作的李长发，并霸占了李妻。
后又诬告李妻“伙谋害李”，以致李妻被禹县人民法院扣押，还没有释放。
我军解放禹县时，孙匪曾经组织抵抗。
解放后，孙匪又指派其爪牙孙福安控制了秦楼村政权，担任农会主席，勾结伪保长孙广华、伪科长孙广裕等压制群众。
我得知这些情况后，便有意地和孙匪的女人拉上关系，经常去孙匪家打探情况。
1950年02月间，有四个人（后来知道即土匪首要分子杨建章、武庚臣、武庚申等，都是孙匪组织“黑虎军”的“师长”、“团长”，孙匪本人系“司令”）到孙匪家来，行动可疑。
我从孙匪女人处知道他们都是土匪头子。
他们企图组织附近匪徒，到鲁山县四棵树地方找大土匪头子李银安和纪国贤（此二人已枪决）组织反动武装“黑虎军”，攻打我解放军。
孙匪负责组织土匪到长葛、密县、登封一带活动。
1950年05月间，我向中共桑庄乡支部书记桑绳五谈了这情况，桑说：
“他想死哩！”
以后就不管了。
但敌人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
我又把上述匪情告诉了乡武装委员张孟水。
那知张孟水立场不稳，被孙匪用金钱、“美女”拉得蜕化变质，竟和孙匪拜了“同盟兄弟”，甚至把我谈的情况也告诉了孙匪。
于是村中孙匪的爪牙便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对付我，并侮蔑我是“妓女”。
最后逼得我一家五口人搬离该村。
1951年02月，我第1次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秘书刘清瑞只让我“进一步了解”，就不管了。
发土地证时，孙匪指使秦楼村干部强迫我回到秦楼村，一方面向我索取“道木钱”、“辘辘钱”、“井绳钱”、“灯油钱”等等，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
“刘金仙是坏人，没有土地证；
谁借给她东西，就开除出农会。”
孙匪把我叫到他家，威胁我说：
“你不长眼！
乡、村干部都听我的话，你还能胳膊扭过大腿？”
我第2次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控告回来后，孙匪手下的村干部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强迫群众“通过”不让我吃水、不发给我土地证的
“决议”。
孙匪又接连用硬的、软的手段对付我，并计划谋害我和我丈夫孙跃曾。
被迫无法，我和丈夫逃到白沙水库去做工。
为了把反革命分子捕捉归案，我又到四区（原十区）人民政府找区长赵晓兴诉说。
赵一见我就说：
“听说你是妓女”，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却置之不理。
后来我丈夫把情况写下来，我拿着去找区里另一负责人张子厚（现在的区委书记）。
张先追问我：
“是谁写的”；
又问：
“你当的啥干部？
你管这事干啥？
他反革命不反革命与你啥相干？……”我又碰了钉子。
同时，区干部桑振志也用种种手段和我作对，威胁别人不准帮助我。
后来，我到中共禹县委员会控告。
县委会秘书高郁周和白沙水库保卫股长马一五取得联系后，才把孙匪扣押到区里。
民主运动时，县公安局派来干部，发动群众诉苦。
我和十多个受过苦的贫、雇农到区人民政府去诉苦，一个姓杨的区干部却大声喊叫：
“你们来干啥？”
“不带介绍信不准进！”
“就你成天捣乱！”
区文书刘清瑞对大家说：
“今天不是诉苦，是讲理，允许孙中羊说话。”
我诉苦时，他们让区上的通讯员拿枪对着我，而让孙匪畅所欲言。
我诉到伤心处哭起来，刘清瑞大发脾气：
“不许你说！
哭着算啥样子！”
其他群众诉到被逼粮、逼款时，刘清瑞说：
“老百姓都是利心，不要说啦！”
因此孙匪就得意洋洋地，死不承认他的罪行。
刘清瑞讽刺我说：
“刘金仙，这事就你知道？”
并大拍桌子骂我：
“你这娘儿们胡捣鬼一气！”
后来县里搞“三反”，区人民政府竟又把孙匪放了。
今年01月，我第1次到县人民法院控告，法院把孙匪扣押到县里，但区、村的反革命势力继续猖狂活动，我仍然不能回家生产。
我第2次到县人民法院催，他们说是“三反太忙”，叫“等待几天”。
我第3次到县人民法院时，法院干部王光曾不满意地说：
“法院忙得很，能光给你一个人办事！
我们把反革命分子给你（！）
扣起来了。”
又说：
“你这娘儿们就是不好，在村里脱离群众。”
我第4次到县人民法院时，法院干部杨甲荣批评我：
“不劳动，好惹事。”
这样一次一次地催都无效，我只好借了路费到河南省人民法院许昌分院去控告。
见到了分院干部张志海、石永安、周静民，他们写一封信给我，叫我到县人民法院去。
我回到县人民法院把信交给杨甲荣，杨把信一扔，说：
“你等着吧。”
王光曾则说：
“反革命分子判了刑，你还来干啥？”
我第2次去许昌分院，见了比较负责的李明玉同志，他打电话给县人民法院，但县人民法院却骗他说：
“扣起来了好几个”（实际只扣了一个）。
我回到县人民法院把许昌分院再次给我的信又交给杨甲荣，杨说：
“停几天再办”。
今年05月，我变卖了一部分衣服，第3次到许昌分院，分院又写两封信：
一封给禹县县长张宝山同志，一封给禹县人民政府秘书高启东同志。
县人民政府批给了我一百斤安家粮。
但村里的反革命分子仍未被扣押，我仍然不敢回秦楼村，只好暂时回到长葛县娘家去住。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今年06月下旬我第4次到许昌分院。
这次我见了张志海、石永安、周静民和分院院长边成武四人。
边院长说：
“李明玉不在家，你这事没人管。”
周静民说：
“就你的事多，你检举反革命算有功啦！”
又说：
“老百姓都检举反革命，谁像你这样！”
“政府能光给你办事！”
我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竟碰了这许多钉子，当时有些灰心了。
可是我想起我第1个丈夫的死，想起了我要被活埋的情况，想起了孙匪的一切反人民的罪行，我又鼓起勇气去斗争。
我更想到：
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总会把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的。
今年07月上旬，我再一次借了路费，到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控告。
这里的同志真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们详细地听了我的控诉后，马上打电报指示河南省人民法院认真检查处理，并且给了我路费。
河南省人民法院也很认真地指示了许昌分院，分院派李明玉同志到禹县会同中共禹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组织了检查组，今年07月下旬才算把问题弄清，把孙中羊、孙广华、孙广裕扣了起来，破获了“黑虎军”组织，把杨建章、武庚臣、武庚申等首要分子也逮捕了起来。
这就是我检举反革命分子孙中羊的经过。
我除了坚决拥护司法改革运动、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外，对孙匪中羊案的处理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坚决镇压阴谋组织暴动的首恶分子，对帮凶依法惩办。
二、丧失立场的干部应该受处分，官僚主义者应该好好检讨，并保证今后改正。
三、希望人民政府派干部深入我们区、村，把未翻身的贫、雇农发动起来，以彻底肃清敌人。
四、李长发的女人，请赶快查明释放。
五、我的意见，希望让老乡们知道，并请号召大家都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
（杨恒珊泉山记）

石景山钢铁厂领导干部检查与改进理论学习
石景山钢铁厂领导干部学习了人民日报有关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文章后，检查自己忽视理论学习的思想，改进对理论学习的领导。
人民日报11月26日发表了“必须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的社论、“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等文章后，石景山钢铁厂的七个负责干部即认真地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在讨论中，他们首先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对理论学习的错误认识。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书记崔映国说，他过去对理论学习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
错误地认为“工作有时间性，而学习是长期的”，因而就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对一般干部学习的领导。
厂长周家华也批判了过去认为“学不学理论与工作无关”的错误想法。
其次，他们检查了该厂过去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中的一些问题，正确地认识了理论学习对改进当前工作的重大作用。
大家认为：
过去虽在口头上承认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但没有很好执行。
因此，在学习理论时不是不联系实际，就是使联系实际形成了单纯的汇报工作。
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虽然也注意了找生产中的主要矛盾，但却并未坚持下去，因而没有使大家切实体会到理论学习对改进工作的重大作用。
东北工业部的经验对大家启发很大，使大家得到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认识，体会到理论学习不仅是为了指导当前的工作，而且是为了指导今后的工作。
大家还批判了强求一切理论都要直接解决当前工作问题的片面想法。
一致认为必须学习高岗同志的学习精神和领导学习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学习和改进对干部学习的领导。
再次，通过上述的检查，他们进一步地认识到负责干部的学习虽然主要是要依靠干部自觉，但是也应有严格的学习纪律和必要的学习制度加以保证。
此外，他们并认识到负责干部必须帮助中级、初级班干部学习理论。
因此，决定经常讨论和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并按学习的需要作专题报告。
现在，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正研究在学习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报告的第2部分时，如何联系实际、检查厂内工作；
并准备选拔厂内联系实际较好的典型作示范报告，以便更好地推动全厂的学习。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争取重型机器制造业的进一步高涨
苏联“劳动报”10月19日刊载了苏联重型机器制造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甫采夫的论文，探讨苏联重型机器制造业在争取完成它在新五年计划的任务中，应注意改进的一些工作缺点，摘要如下：
进一步改进工业工作的质量指标，在新的五年计划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在出产具有更高度使用性能的机器时，必须使每件机器上所花费的时间、劳动、金属、燃料和电力的数量大大减少，并不断降低产品成本。
而工会组织对于完成这些任务，是起着不小作用的。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6次全会在它的决议中指出，必须使生产竞赛者们不仅注意完成计划和生产定额，而且注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它的成本，厉行物资和机器的节约和更好地运用技术。
每个工会小组长都应当遵循这个指示劝告工人；
他们除了对零件的数量还须对有关减少金属消耗，更好地利用工具和提高制作的精确度的具体条款负责。
同时，实际地帮助他们履行责任。
可是工会积极分子的这个重要责任竟常常被忘却了。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工厂委员会的主席都能确切了解每个车间在过去一昼夜中工作的情形。
某个车间制造了多少成品，企业怎样坚持照工作图表完成产品的生产。
但是同时，却也有很多车间委员会
（更不用说工厂委员会了）常不能说出在上一个班中未履行自己责任的工人的名字。
这类通报常每隔十天才做一次，有些工厂甚至仅在月底才汇报一次。
在这类情况下，试问怎能及时帮助落后者呢？
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更具体和有效地领导竞赛。
工人没有履行其所负责任的每一事件都应在当日通知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
目前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的工作已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很多工厂为这一目的正广泛地采用郭瓦廖夫工程师的方法，详细研究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法并编纂他们的著述。
但是我们对进步方法的采用却仍是慢吞吞的。
问题在那里呢？
主要原因是采用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法还没有成为车间行政的必须的职责。
有些工厂，直到现在，对于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新办法如何采用，仍然犹豫不决，虽然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本人早已提示了这一任务的解决方法。
要掌握新产品就必须采用更完善的技术程序，加强零件制造的精确度和使企业的全部生产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因此，工会组织应当特别关怀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
不应当以大多数工人已在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学校和各种小组中学习而感到满足。
必须为学习者创造适当的环境，必须监督课业的质量，并批判地审查现有的教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大大不够。
技术学习在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却还存有很多缺点。
不论多么令人惊奇，在我们的工业部门中确没有最低技术知识的统一教学大纲。
每一个工厂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制订自己的大纲。
这些教学大纲的不能适应今天向冶金工人所提出的新要求，自然也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读完最低技术课程的工人往往缺乏对几何学的概念。
试问他怎样能够进行工作，例如，检查切削槽口的角度呢？
现在，把几何、理化的基本知识列入最低技术课程，已经是时候了。
重型机器制造业部的各个有关部门应当和重型机器制造业合理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共同拟订一个统一的技术教学大纲。
依照重型机器制造工业所面临的新任务，各个工厂实验室的作用也更为提高。
根据它们工作的意义和性质来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们是工厂的科学研究院。
除了基本的科学研究和监督工作以外，这些实验室在深刻地研究和综合先进的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方面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的。
苏联的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稳步地沿着专业化和企业的广泛合作道路前进。
目前，当每个部门都面临需要掌握独特技术的任务时，生产合作的意义也就更为增加。
很多的新机器的，及时制出大抵依赖于几种企业的协调的和精确的工作。
可惜，这一道理还没有被普遍地了解。
一些个别工厂经常破坏供应机器枢纽部分和零件的限期，也就妨害了整部机器的装配工作。
工厂和车间的职工委员会对于完成邻近各厂的订货工作如果能够组织公共监督，那是切合时宜的。
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苏联“真理报”于10月29日刊载了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院长阿拉比雪夫的论文，题为“苏联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文中以该学院的实例说明科学工作者和企业合作的重大意义。
摘要如下：
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的创造性合作，是技术进步的灵魂，是用以发展祖国技术的取之不竭的泉源。
它们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帮助科学中的探讨工作，扩大研究的实验基础，并使科学上的发现、发明和改进能迅速运用到生产中去。
列宁格勒的科学机关和工业企业签订了合作的合同。
一些高等技术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的一切科学研究工作的主题，大都面向生产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需要。
创造性合作产生了科学组织和生产组织互相联系的新形式。
创造性合作的结果积极地促成了列宁格勒工业的技术进步。
单在1951年，就已开始制造几百种新的现代机器、仪器、机床和器具，其中包括强大的透平、发电机、电气机器、光学仪器和机械仪器。
在科学家的帮助下，想出了运用高频率电流从事机制金属的先进方法。
现在高速金属切削法已在科学上有了确实的根据。
此外又想出了关于制造塑胶的更经济的方法。
生产中大量地采用了自动化。
不断地丰富创造性合作的成果使列宁格勒的机器制造业达到了能够制造最新式的各种复杂机器的水平。
巩固创造性的合作和对工业的社会主义帮助成为了工学院各科系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最近，“加里宁”工学院与国内九十四个企业和机关订了合同，进行着一百四十二项关于当前问题的大规模研究工作。
科学家们表现出爱国主义的主动精神，协助工厂更快地和更好地完成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定货。
机器制造学的科系工作人员在斯大林冶金工厂里组织了综合小组以探寻制造复杂的水利透平枢纽。
这个小组提出了制造零件的先进方法，这种方法保证了高度生产，同时也显著地提高了制品的质量。
目前这个工学院的七十四个科系五百四十名研究员已在从事合作合同上所规定的工作。
列宁格勒的五十六个工厂和企业的技术委员会里，都有科学家在办公。
工学院学生约七百名也积极参加合作。
他们在各科系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工作，写作具有实际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在生产实习期间并在工厂中进行研究工作。
与企业订立综合的合同，规定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促进工厂的技术进步—这是创造性合作的新方式。
签订了这样合同的不是一个科系而是许多科系。
工学院的十九个科系今年与“基洛夫”工厂签订了一个联合的合同，便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些合同规定若干科学研究机关与工厂实行合作以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问题。
科学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对工学院的教育工作发生了良好的影响，最新的，实际的工业成就已使教学工作更加丰富，在训练专家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
由于这种合作，专家们对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实际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创造性的合作是解决生产的技术进步根本问题的最可靠的方法。
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所规定的重大任务，责成苏联科学家不断地巩固与飞速发展的工业的联系。
苏联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努力巩固科学与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种合作以实际的经验来丰富科学，并能帮助实际工作者更迅速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
应当更大胆地把科学研究的结果用到实际中去，以便保证在最小限度的消耗人力的情况下，全部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第03日
各国代表一致主张维护国际和平
朝鲜代表金永顺的演说受到全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15日讯：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4日上午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公众领袖宋庆龄担任主席。
首先发言的是委内瑞拉保卫和平民主委员会主席何塞·拉斐尔·加巴尔顿将军。
他说，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他们的政府废除那些不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和与准备另一次战争有关的条约。
他表示拥护“我们决不将我们的儿子送到朝鲜！”
这个口号，他说，这个口号表示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意愿。
加巴尔顿接着揭露了在朝鲜发动可耻的战争的美国政客们，他主张：
凡是发动战争的人都该送进监狱去。
接着发言的是苏联伊斯兰教徒代表阿里·萨德。
他代表苏联数百万伊斯兰教徒表示他们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无限热情。
他又详细地叙述了苏联伊斯兰教徒的幸福生活和他们如何与各族人民一同努力，把沙漠变成良田。
阿里·萨德说：
托上帝之福，我的同代人和我能生在这个时代，因为我能亲眼看到在多民族的苏联，伊斯兰教徒已在人间找到了他们的幸福。
阿里·萨德继续说：
但是我的幸福不能说是完美的，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弟兄们——许多东方国家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阿里·萨德最后号召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领袖和所有教徒起来保卫国际和平，因为真理和正义是在和平保卫者这一边的。
接着发言的是奥地利代表陶布莱茨伯格教授。
他强调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话的重要性，他说：
一个国家的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是它的独立，而不是加入所谓“防御体系”，加入“防御体系”的结果会使这个国家被卷入它不愿意参加的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中。
这就说明为什么西欧各国人民要起来极力反对各种各样的军事公约、集团和联盟。
陶布莱茨伯格教授指出：
在讨论大会议程的第1项——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奥地利。
他说，我国被拖入冷战，遭受着很大的经济困难。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符合人民的利益。
过去，我们一向生产制成品，来换取粮食和原料，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向西方输出原料和半制成品。
这样就使失业的人数增加，并且造成了贸易逆差。
由于禁止我们和我们的东方天然邻国进行贸易，奥地利遭受着生产过剩的危机，生活水准急剧地下降。
奥地利正被变成大西洋“防御体系”的
一个堡垒。
一个军事强国正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某种设备，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严重起来，这种设备将使奥地利人民生命遭受危险。
陶布莱茨伯格教授接着说：
但是我们很高兴地指出：
奥地利广大阶层的人民已起来要求保障我国的安全与和平。
奥地利代表团建议把下列一条列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案中：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主张根据四大国业已达成的协议的要点，立即恢复四大国关于对奥和约的谈判。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支持目的在使占领军从奥地利撤退成为可能，和保证奥地利的民主权利和独立的谈判能迅速和顺利地结束的一切努力。”
代表们全神贯注地听了朝鲜代表金永顺的演说，她谈到朝鲜母亲和妻子所受到的痛苦，谈到全体朝鲜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金永顺举出许多雄辩的事实来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残暴罪行，他们残酷地屠杀平民——老弱妇孺。
例如，他们疯狂地滥炸一个没有军事目标的小村庄。
他们向这个村庄投掷了四十颗炸弹，而这个村庄除了几家农户和一个收容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了的朝鲜战士的儿女的孤儿院外，其他一无所有。
结果，四十三个儿童被炸死，十七个被炸伤。
金永顺接着谈到一位朝鲜母亲的悲惨命运，美国兵把她的儿子从她手中抢去杀死了。
美国兵挖出死了的孩子的一双眼睛，并要孩子的母亲把它吞下。
不幸的母亲向这些野兽们猛扑，结果她牺牲了。
金永顺说：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美国恶魔们从飞机上投下带菌的物体——钢笔杆、铅笔、糖果，使朝鲜儿童受传染。
金永顺接着着重指出：
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并且所有这些罪行都当作联合国军的“战果”向上报告。
她呼吁说：
正直的美国妇女们，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丈夫和儿子正在屠杀朝鲜妇女儿童、焚烧朝鲜美丽的城市和村庄吗？
你们丈夫和儿子的脸上烙上了侵略者和杀人犯的不名誉的烙印。
他们永远要受朝鲜人民的咒骂。
为什么你们把你们儿子爱抚成人，而要让他们去送死呢？
朝鲜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罪行，他们注定要可耻地死去。
金永顺提醒代表们说：
朝鲜战争的尽早结束和建立普遍的和平也有赖于美国妇女的努力和她们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她继续说：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干了各种残暴无比的罪行，到现在已有两年半了。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征服朝鲜人民，而且永远征服不了朝鲜人民，因为朝鲜人民爱好他们的自由和独立，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斗争。
金永顺最后说：
必须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所有外国军队自朝鲜撤退。
她说：
全体进步人类应该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因为这样才能确保持久和平。
全体代表一致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对金永顺表示欢迎。
波兰代表、作家伊瓦希凯维奇就民族独立和国际安全问题发表演说。
他举出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合作，作为和平解决各国人民之间的纠纷的例子。
他说：
波兰人民有一个怀抱很久的理想，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德国建立后，和德国人民保持目前这种友好的、和睦的关系。
伊瓦希凯维奇最后指出：
为了和平，波兰人民准备与一切国家合作，以阻止战争贩子的罪恶计划。
接着发言的是雅典大学教授、前希腊政府大臣科卡利斯教授。
科卡利斯指出：
希腊的统治者曾千方百计阻止希腊代表团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科卡利斯详细叙述美国与希腊政府一同进行备战活动，拼凑雅典—贝尔格莱德—安卡拉战争公约的情形。
他说：
希腊人民对战争歇斯底里、恐怖手段和迫害和平战士的暴行的答复是加紧为争取和平，争取民族自由而斗争。
在希腊境内，到处可以看到希腊爱国者所写的“和平、大赦、自由！”
和“结束美国占领”等标语。
科卡利斯最后向大会宣读了被囚禁在科孚岛上的已被宣判死刑的四百名希腊爱国者给大会的贺词。
希腊爱国者们在贺词中表示了他们为保卫和平、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信心。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巴夫洛夫接着发言，他强调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广泛代表性。
他说，保加利亚代表团来出席大会，是为了要全心全意地、有效地参加这种使一切有诚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伟大努力。
巴夫洛夫强调保加利亚人民努力争取与各国人民，包括各邻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的人民在内，和平共处。
他说，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竭力想与我们和平相处的，但是他们的政府遵照另一次战争的煽动者的计划，阻止他们这样做。
他又说：
保加利亚人民将继续像保护眼珠一样地巩固和维护与一切其他民主、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国家，首先是与苏联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巴夫洛夫然后表示，他相信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将进一步加强争取和平的斗争。
他要求所有出席大会的代表为世界和平、各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斗争。
英国工党党员布里斯托尔发表简短的演说后，上午的会议即告结束。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维也纳15日讯：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4日下午会议由意大利议会议员裘塞佩·尼蒂担任主席。
菲律宾代表马纽尔·柯鲁兹首先发言，他叙述了美帝国主义怎样在扼杀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
他说：
菲律宾是由七千个海岛组成的。
但这些海岛没有一个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在一个能养活八千万人口的国家中，我国的两千万人口的大多数竟没有充分的食粮、衣着和住所，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是美国经济的附属物。
菲律宾已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原料的价格则听任美国政府决定。
柯鲁兹说：
在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形式上的
“独立”后，它甚至是更加从属于美国了。
美国的统治者喜欢说菲律宾是美国民主在远东的陈列窗，但事实上，我国是帝国主义剥削的一个例子，是最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掠夺的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在菲律宾建立了二十三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在菲律宾驻有大量武装部队，以保持它在菲律宾的统治权。
柯鲁兹说，菲律宾人民对美国的侵略阴谋反抗越来越强。
他指出，菲律宾派遣士兵到朝鲜去的行动，引起舆论的坚决抗议。
他说，在1950年，在朝鲜的菲律宾士兵曾发动起义。
在此以后，菲律宾政府只能派遣所谓“象征性”部队到朝鲜去。
柯鲁兹说，菲律宾当局叫嚣它在对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但这支军队却日益强大，并继续为争取菲律宾人民的自由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接着发言的是著名的哥伦比亚作家乔治·萨拉米亚。
他叙述了哥伦比亚统治集团奉美国之命而施行的反人民的备战政策，并揭露了它的血腥独裁统治。
哥伦比亚当局迫害民主团体及和平拥护者，监禁他们并枪杀他们。
成千的为和平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爱国人士被折磨至死。
萨拉米亚最后说，虽然有着对和平拥护者的迫害，但哥伦比亚的争取和平与民族独立的运动却正在扩大。
马来亚代表曾雪虹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她在讲到1948年开始的英帝国主义者对付马来亚人民的战争的历史时，向代表们诉说了英国军队曾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使用过何等残酷的方法，来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斗争。
到今年09月为止，有五万多名马来亚爱国人士被杀死、被逮捕或被放逐，约有五十万农民被驱入所谓移殖区，这些地方实际上就是集中营。
英国飞机在轰炸马来亚乡村，英国侵略者用化学药品来摧毁庄稼，引起了更大的饥馑和贫困。
曾雪虹说，英国殖民当局强迫马来亚工人工作，只给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
同时英国人却从出卖马来亚橡胶和锡的中间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在1949年，英国以马来亚橡胶和锡换取了一亿美元；
1950年，它换取了三亿二千万美元；
1951年是三亿三千万美元。
曾雪虹强调说，马来亚人民反对殖民地奴役的斗争，是争取普遍和平的斗争的一部分，因为英帝国主义者侵犯马来亚的独立，也就增加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马来亚人民向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呼吁，要求终止英国殖民者在马来亚的侵略战争的原因。
杜伊斯堡的埃森牧师向代表们转达了黑森州基督教福音会会长尼穆勒博士的贺意，后者未能来参加大会。
埃森说，他向大会提出两项呼吁：
第1，不顾一切困难恢复互相之间的信任，并以和平方法为各国人民建立新生活；
第2，帮助德国达成缔结和约和恢复统一。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特里扬·萨伏列斯库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罗马尼亚对于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是特别重视的，认为这是保持和平的一个主要条件。
他特别谈到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指出，民族独立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一个国家有和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的权利。
经济“封锁”政策并没有产生美国所期望的结果。
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一年一年地扩大。
另一方面，“封锁”正使西欧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害，而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于西欧国家的利益是毫不考虑的。
萨伏列斯库说，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增加了战争危险。
它使得那些被迫转入战争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形成片面的发展。
他接着说，如果有外来的力量企图阻止人民利用其固有的权利来建立自己所希望的生活，这就是对于那个国家的人民的独立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并且是国际冲突的一个温床。
萨伏列斯库说，有一种生活方式是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珍视的，那就是和平。
为了确保和平的胜利，我们必须努力获致经过协商的决定，获致所有善良人们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合作。
哥斯达黎加律师奥斯瓦尔多·罗得黎格兹·金姆纳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对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了尖锐的批评。
金姆纳兹说，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之所以没有获得重大的成绩，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家庭里没有得到它应得的位置。
他说，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必须代表各国人民向各国政府提出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全理事会中必须取得其合法的地位，这样联合国才可以作为一个维持和平的工具而行使其职权。
接着是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尔巴尼亚公共卫生部副部长艾列尼·特列齐发言。
她代表已经过了八年幸福而自由的生活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向大会致敬，并叙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显著成就。
她斥责美英战争制造者及其贝尔格来德、希腊和意大利法西斯代理人制造武装挑衅和派遣间谍及破坏分子潜入阿尔巴尼亚。
她指出：
但是这一切只有加深了我国人民对于战争制造者的仇恨并加强了他们保卫独立的决心。
她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派遣我们出席这个大会的时候，曾命令我们为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而斗争。
我国人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的达八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五名，从而证实了他们的这种愿望。
前西班牙总理何塞·希拉尔说，西班牙爱国者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是和争取西班牙独立的斗争分不开的。
他叙述了西班牙人民不顾法西斯恐怖进行反对佛朗哥政权和美国奴役的斗争的情形。
他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超出了民族的范围，因为佛朗哥政权的存在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威胁。
现在在西班牙，“美国人滚出西班牙”的呼声是越来越响亮了。
这些美国人想把西班牙当做一个战略基地，他们想要它的人力和资源。
但是西班牙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外国的殖民地。
法国代表埃曼虞埃尔·达斯第埃·德拉维热里指出：
大会通过的议程包含构成全世界人民恐慌之源的一切问题。
达斯第埃·德拉维热里要求大会代表就已列入议程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作为决议的基础。
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说：
目前德国的情况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德国分成了两部分。
战争贩子把西德分开，为的是利用它做进攻基地。
新战争的危险威胁着全世界人民。
她说，帝国主义者现在正强迫德国和法国人参加所谓“欧洲军”，在美军司令部指挥下并肩对民主国家的人民作战。
这些人必须卖命为华尔街的帝国主义者谋取利润。
安娜·西格斯说：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图谋遭到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的反对。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际友好这个观念是教育新的一代的基本原则。
德国希望与一切国家友好相处。
这标志着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的开始。
在下午会议结束时，意大利“天主教和平运动协会”的代表亚历山德拉·皮雅佐夫人发表了长篇的演说。
这个组织与和平运动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它接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派遣了代表来参加这次大会。
她代表天主教和平运动协会提出一项建议：
召开苏联、美国、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和印度等六大国会议，以求和平解决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各种问题，首先是使目前各地战争不能停止的问题。
她建议拟定一项有苏联和美国参加在内的联合国十年计划，这个计划将代替杜鲁门的“第4点”计划以及“科伦坡”计划。
下午会议至此宣告结束。

北越平原上越南人民军
继续打击法国侵略者
【新华社14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讯：
活跃在北越平原的越南人民军在12月初继续打击法国侵略军。
12月01日，人民军在南定省新市和玉静歼灭了法军第四摩洛哥团第2营的一个连。
12月05日晚，人民军在宁平城东南方，拔除了法军据点曹高，全歼了驻守该地的法军外籍兵团第5团第2营的一个连，俘掳了该地的法军指挥官和法军残部六十人，缴获了迫击炮三门、机枪七挺、掷弹筒三个、冲锋枪二十支、步枪三十七支、电台四部和弹药三吨。
人民军12月初并在宁平省裴朱地区截击了数股蠢动的法国侵略军，歼灭了法军约四百人。

南日将军抗议美方又连续虐杀我被俘人员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12月10日美方在巨济岛战俘营打死我方被俘人员一名，打伤我方被俘人员四名。
12月11日美方又在巨济岛战俘营打伤我方被俘人员二名。
朝鲜停战谈判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12月15日对这连续发生的虐杀我方被俘人员的事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指出美方决不能逃脱对这种血腥的战争罪行的完全责任。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据美方宣布，在巨济岛美方战俘营中又有一名战俘被打死，六名战俘被打伤。
据美联社报道，美方在12月10日午夜打死战俘一名，罪名是“这个战俘不断地从一个营房跑到另一个营房”，“企图召集战俘在营场的厨房中举行秘密会议”。
美方虚拟的这种“罪名”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但是它却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美方正在继续屠杀坚决要求遣返祖国的我方被俘人员。
打伤战俘的事件都发生在巨济岛上的周固里（译音）战俘营中。
其中四名战俘据说是因为“殴打”一个“没有武装”的美军士兵而被打伤的。
另外两名据说是因为“攻击周固里的围场副司令”而被打伤的。
美方没有敢说明战俘们为什么要这样奋不顾身地反抗这些长年累月地迫害他们的刽子手。
但是从这两起不谋而合的事件，人们已经完全可以看穿：
美方仍在他们的战俘营中进行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活动，而战俘则宁死也不肯接受被奴役的命运。

美方轰炸我代表团车辆旨在彻底破坏谈判
【新华社开城15日电】
美方在叫嚣要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同时，又施展了制造挑衅事件的无耻手段。
本月13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美方军用飞机又在沙里院以北轰炸从开城驶往平壤的我方代表团车辆，炸伤我方驻板门店会场区安全军官朴哲洙和他的幼儿，以及我方代表团其他工作人员共五人。
其中朴哲洙的伤势严重。
这是美方在中断停战谈判以来的又一次严重破坏协议的行为。
这一挑衅事件显然是美方蓄意进行的。
这一事件发生在白天，当天天气很好，我方代表团车辆根据双方协议设有明显标志，极易辨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来朝鲜进行阴谋活动以后，发生在美国将军们叫嚣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还记得，在去年和今年，每当停战谈判因为美方的无理要求而陷于僵局的时候，美方就制造这种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车辆的事件，借以破坏谈判。
仅仅在今年，美方已经先后制造了四次这样的事件，打死打伤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达十七人之多。
美方这一新的挑衅事件，其目的显然是要彻底破坏谈判，以便放手扩大战争。
自从美方有计划地中断谈判以来，美方曾七次以飞机侵越会场区，两次炮击会场区，在会场区散发侮辱性传单，轰炸设有明显标志的我方战俘营，屠杀他们自己的被俘人员。
美方这一系列违反协议事件应该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

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通过的关于朝鲜
问题的非法决议案及皮尔逊致周外长电文
【新华社15日讯】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12月06日收到联合国第7届大会主席皮尔逊自纽约联合国发来联合国第7届大会于1952年12月03日通过的“朝鲜：
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报告”的议程的决议案全文及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本人致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来电一件。
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已于12月14日电复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
联合国第7届大会主席皮尔逊发来联合国第7届大会12月03日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关于“朝鲜：
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报告”的议程的决议案及致周恩来部长来电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阁下阁下：
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12月03日的第399次全体大会上，在第十六（A）项议程下—朝鲜：
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根据那个最初由印度政府发起的决议案的条款，大会主席被请求“把下列建议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鲜当局，作为一个协议的公正与合理的基础，以便引致并实现一个即刻的停火；
邀请它们接受这些建议，并尽速在本届大会期间向大会作报告”。
为执行该决议案条款所交予我的任务，我谨转送给您决议案全文，并邀请您接受其中所包含的建议。
二、我向您送致这个函件，是以在朝鲜的伤亡、苦难与破坏为背景的，这些都是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并加上我个人的呼吁，吁请您予以最最深思与同情的考虑。
当大会第1委员会以一致的决定同意把朝鲜问题作为迫切的事项来对待时，它的决定反映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对于在朝鲜的战争和毁灭的悲惨的关心，这个关心我相信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也反映了他们深深盼望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来结束这个战争。
为了这个目的，在板门店已进行了十六个月的谈判，在其过程中，对于停战的条件已达到广泛程度的协议。
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唯一尚未解决的剩余问题，将是用以遣返战俘的原则与程序。
三、战俘问题本身，对于人类所共有的基本人道本性，是一个挑战，并迫切需要解决。
在双方俘虏营中，人类被长年累月地置于军事拘留之下，而关于他们的命运的冗长的谈判则在继续中。
朝鲜冲突中双方都有不可逃避的道义上的义务，来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保证这些战俘有自由回返家乡，并协助他们迅速回返。
四、本届大会第1委员会对于此事的讨论已说明联合国内的一般的协议，即：
这个问题应予处理，战俘之遣返应按照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而执行。
同时也一般地同意：
战俘应自拘留国的收容下释放出来，交给一个遣返委员会，以便他们能自由行使其无可置疑的遣返权利，如果拘留国对于任何战俘之回返家乡作任何阻碍，那是与通常的人道原则不符的。
最后，一般地同意：
日内瓦公约不能被解释为授权拘留国以武力来强使个别战俘回返家乡。
五、大会决议案清楚地说明了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上述原则，此外，对于遣返的机构也作了具体的建议。
它代表了大会中有代表的许多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而大会的一致愿望是为朝鲜带来和平。
这个决议案能使这个愿望实现，因为接受了它，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并使敌对行动完全并立即停止。
六、此外，决议案提到了大会在一旦停战生效时愿加速及协助召开板门店军事谈判者所已接受的停战协定草案第60款所规定的政治会议。
七、我热诚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接受大会的这些建议，作为解决板门店谈判中阻止达成停战的唯一剩余问题的基础。
一旦这个问题解决，将有可能结束战斗并完成在朝鲜和平解决的方案，我们必须希望这将引向一个较广泛的解决，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八、联合国决定尽一切可能来结束在朝鲜的战斗。
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宣布的目的。
这个共同的目的是能达到的，假如现在送请您考虑的这些建议，像我所热诚希望的那样，被按照它们被提出的精神而加以接受。
抱有这个希望，我以联合国第7届大会主席的身份吁请您接受联合国的这些建议，作为一个协议的公正与合理的基础，这个协议将有助于在朝鲜促成建设性与持久性和平的实现。
九、我将盼望尽速接到您对这个函件的答复，接到后我将向大会报告。
十、按照大会的决定，决议案全文也已送交北朝鲜当局，我也送致了一个同样的函件。
十一、阁下，请接受我最高的敬意。
大会主席莱士特·B·皮尔逊（署名）
十二、决议案全文如下：
大会接到了1952年10月18日联合国军关于“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的目前情况”的特别报告，以及其他关于朝鲜的有关报告；
赞许地注意到板门店的谈判对于停战所取得的相当进展以及为在朝鲜终止战斗并为达成朝鲜问题的解决的初步协议；
又注意到双方一个仅剩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阻碍了停战的达成，而在解决这个剩余问题的原则方面已经存在有相当程度的协议；
想到随着战斗的继续并由此而引致的继续不断和大量丧失的生命、毁坏与苦难；
深深感到迅速终止敌对行为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之必要；
急欲加速并协助停战协定草案第60款所规定之政治会议之召开；
肯定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1949年08月12日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而执行；
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回返家乡，任何时候都应按日内瓦公约的具体规定与该公约的一般精神予他们以人道的待遇；
因此要求大会主席把下列建议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鲜当局，作为一个协议的公正与合理的基础，以便引致并实现一个即刻的停火；
邀请它们接受这些建议，并尽速在本届大会期间向大会作报告。
建议：
（一）为了协助全部战俘回返家乡，应建立一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这些就是已经协议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停战协定草案第37款中所提及的四个国家，或则由未参与敌对行动的四国代表组成，每一方提名两个国家，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除外。
（二）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而执行。
（三）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回
返家乡，不应容许以任何方式或为任何目的对他们的身体施用暴力或侮辱他们的威严或自尊。
遣返委员会及其每一委员被嘱托以这个义务任何时候均应按日内瓦公约的具体规定及该公约的一般精神予战俘以人道的待遇。
（四）全部战俘应按协议的数目，在协议的各非军事区中的各个业经协议的交换地点，从军事控制和拘留方的收容下释放出来，交给遣返委员会。
（五）其后应立即按照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在10月16日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函中所建议的，按国籍及居住地区对战俘进行分类。
（六）分类之后，战俘应有即刻回返家乡的自由，而有关各方应协助他们迅速回返。
（七）按照遣返委员会为此目的而作的安排，冲突中之每一方均应有自由与便利向“依附于该方”之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并通知战俘任何有关他们回返家乡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有完全的自由回返。
（八）双方的红十字会小组应协助遣返委员会工作，并应按照停战协定草案的规定，在战俘被置于遣返委员会的临时管辖下时，与战俘接触。
（九）按照委员会为此目的而作的安排，战俘应有自由和便利向遣返委员会及在遣返委员会下工作的机构及代理者陈述并通信，以通知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机构他们在任何有关他们自己的事项上的愿望。
（十）虽然有上述第3节的规定，但在此遣返协定中没有什么应被解释为削弱遣返委员会（或其授权的代表）执行其合法职务及责任以控制在其临时管辖下之战俘的权力。
（十一）本遣返协定的条款及由此产生的安排应使全部战俘知悉。
（十二）遣返委员会在执行其义务与工作时，视其需要并按委员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有权要求冲突中各方、其各委员国之政府，或联合国各会员国给予合法协助。
（十三）当双方已以这些建议为基础订立遣返协定，对该协定的解释应由遣返委员会负责。
在委员会中如有不同意见时，应由多数决定。
当多数决定不可能时，则按照下一节以及按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32条而同意的一位公断人，将有决定的一票。
（十四）遣返委员会在其第1次会议中并在停战前，应对于公断人设法取得协议并加以任命，此公断人应随时能为委员会服务，并应作为其主席，除非另有协议。
假如自第1次会议之日起三星期内，委员会对于任命一名公断人不能达成协议，则此事应提交大会。
（十五）停战后，遣返委员会也应在各视察小组中或在由委员会委托任务的或由停战协定草案规定任务的其他机构中，安置官员作为公断人，以加速完成战俘回返家乡的工作。
（十六）当遣返协定已为有关各方所同意，当
一名公断人已按上述第14节而任命，则除非经双方同意后加以修改，否则停战协定草案应被认为被它们所接受。
停战协定草案之规定应即适用，除非被遣返协定所修改。
在此协定下，关于遣返的安排将在停战协定签订时开始。
（十七）停战协定签订九10日后，任何可能尚未按照在这些建议中所提出的步骤或另外协议的步骤而回返家乡的战俘，其处理应提交停战协定草案第60款所规定召开之政治会议，并附带提出关于处理之建议，包括一个终止拘留他们的目标日期。
在又30日后，假如有任何战俘，其回返家乡尚未按上述步骤执行，或其前途尚未由政治会议作出规定，则保养他们的责任以及其后处理他们的责任应转交联合国。
联合国在一切有关他们的事项上，应严格按照国际公法。
1952年12月05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