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志愿军三十三天击落击伤敌机二百多架
【新华社朝鲜金化前线27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的对空作战如同地面战斗一样地取得了巨大胜利，在10月14日到11月15日的三十三天中共击落击伤敌机二百零八架（平均每天六点三架）。
其中被击落的敌机有五十三架，这个数目等于五个美国空军中队。
这些被击落的敌机绝大多数都落在我军阵线以内。
自从范佛里特在上甘岭地区勉强发动攻势以来，敌军每天出动大量飞机向这个地区进行疯狂轰炸和扫射，用尽力量支援他们的地面部队。
但是，美国空中强盗不仅不能挽救他们地面部队的失败，而且自身也受到了惨重的打击。
在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我军的许多高射炮每天都和敌机进行激烈的战斗。
一天早晨，敌人八架喷气战斗机来袭击我军一个山头阵地，我军高射炮兵立即向敌机发射密集的炮火，不到半个小时，敌机就有三架被打落，其余的五架也都受了伤。
我军步兵对空射击手也在和美国空中强盗作战中创立了功绩。
勇敢的青年机枪手贾汝巧曾经单独和四架敌机进行了一次紧张的战斗。
当时敌机凶恶地向他进行俯冲扫射，他两眼紧紧地盯住敌机，等到最后一架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他扣动了机关枪的扳机，马上把那架敌机打得从半空中掉到附近的我军阵地上来。
另一个名叫肖文汉的步枪手，也曾仅仅用四发子弹就打落了一架敌机。
美国空中强盗像被我军炮火打得丧魂落魄的美国步兵一样狼狈。
据美国通讯社报道，这些空中强盗每当战战兢兢地驾驶着弹痕累累的飞机“幸运地”回到机场时，一跳下飞机就说：
“金化以北的天空可怕极了。”
对空作战对于保证我军在金化前线整个战斗的胜利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敌机害怕我军的对空射击而不敢进行低空俯冲，因而其投弹的准确性就大大减低了。
敌人的炮兵校正机不敢轻易地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因此也大大地减弱了敌军地面炮火的准确性。
而我军炮兵在高射火力的掩护下却能开始实行白天射击，更大地发挥了炮火的威力。
在高射火力的掩护下，我军汽车和运输队也能够日夜不停地将弹药、物资运上前线阵地。
【新华社朝鲜金化前线27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直属队派出的慰问团已来到金化前线慰问在上甘岭地区获得辉煌胜利的作战部队。
慰问团携带了直属队各单位干部和战士们自动捐献的九千多件慰问品和七百多封慰问信。
在上甘岭地区的作战部队自战斗开始以来，不断受到各兄弟部队和后方机关的深切关怀与热烈慰问。
各兄弟部队和后方机关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把许多慰问信及大批罐头食品、水果、香烟、糖和肥皂、毛巾、绒衣、鞋袜等日用品送到了在上甘岭地区英勇作战的战士们的手中。
志愿军领导机关直属队慰问团来到金化前线时，上甘岭地区作战部队举行了欢迎晚会。
部队首长在会上代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热烈感谢志愿军首长、志愿军领导机关直属队和各兄弟部队的勉励与关怀，并表示要再接再厉，给美国侵略军以更沉重的打击。

为鞍山就是为全国
——记全国支援鞍山钢铁公司的建设常工、爱芝
鞍山钢铁公司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在全国大力支援下进行的。
从今年04月间起，全国有四十八个省、市为鞍山输送了大批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七十六个企业单位为鞍山制造和供应了大批的器材与设备，这些支援保证了鞍山的大规模建设得以顺利的前进。
据鞍山钢铁公司派至全国各地招领工人、采购物资与制订设备的许多人员谈，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地都用最大的力量，来支援他们。
一个前往衡阳铁路局招领架工的同志说：
当他从鞍山前往衡阳的时候，中南地区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荆江分洪工程，架工都被调去修桥修闸了；
但是衡阳铁路局的负责同志，仍想尽办法帮助他完成任务。
他们连夜打电话，通知广州、桂林等车站的人事科长到衡阳开会，商议如何把最好的架工抽出来，送给鞍山。
从这天以后，各站热烈地进行动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衡阳的一百二十名架工就来到鞍山了。
东北辽西省北镇、黑山和昌北三县动员工人的例子，也是同样的动人。
北镇县负责动员工人的一个科长，是个荣誉军人，当他看到鞍山前去招领工人的人员的时候，很高兴地说：
“在解放战争中，我到过鞍山，全中国第1个，现在要建设它，真是叫人高兴。”
接着他就连夜派人到各区去动员，三天的时间，集中了四百人。
黑山县是1948年全歼东北蒋匪军的战场，那里的人民曾大力地支援过前线，现在听说国家要大规模建设鞍山，他们都兴奋地说：
“这是建设国家的大事情，咱们一定要像支援战争那样地支援鞍山！”
三天的时间，就动员了四百个人去参加鞍山建筑工程。
昌北县接到为鞍山动员工人的任务之后，很快地动员了二百多个工人，并且暂垫路费把工人送到鞍山。
他们说：
“工人早到一天，鞍山建设也就早完成一天，我们国家工业化也就早来到一天。”
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在供应鞍山的设备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他们都把支援鞍山放在第1位。
曾到上海电机厂订制三十万公尺电缆线的人员说：
他们未到该厂以前，华东工业部就已通知该厂准备接受鞍山的订货，并且还对该厂指示：
要把鞍山的订货放在第1位。
当他们到达该厂以后，很快就签订了订货合同，该厂为了向鞍山迅速地交货，把最好的机器抽出来专门制做鞍山订货，还把许多送到各处学习的优秀的技术工人调回来，集中力量专门为鞍山生产。
最近该厂更在“支援鞍山，迎接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口号下，通过党、工会、青年团等组织，发动全厂工人订计划，写保证书，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竞赛运动。
在东北许多国营企业中，为了大力支援鞍山，主动地积极地为鞍山解决各种困难。
例如即将完工开始生产的八号高炉工程，在今年的修建过程中，曾因缺乏某些设备，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在各国营企业的大力帮助下，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
其中有一项设备叫做“直径瓦斯开关器”，是最近才从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拉来的。
据经手这件事的人员说，在鞍山未要这个设备以前，本溪炼铁厂在几个月以前，就把这个设备安装在待修的高炉上了；
但当本溪煤铁公司经理看到鞍山的去信以后，立刻就叫炼铁厂把这个设备拆下来送给鞍山。
东北建筑工业局对鞍山的支援，更是积极。
今年09月间，鞍山钢铁公司修建一座加热炉时，需要大量的耐热水泥，而我国却没有这种水泥的制造厂。
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第6水泥厂的厂长、职工和技术人员完全承担了这一项材料的供应，并完满地解决了这一任务。
鞍山派去的人很为感动，特地代表鞍山工人向该厂致谢。
该厂厂长说：
“不用谢了，我们知道支援鞍山是完全应该的事，也是最光荣的任务，只要我们能办到，我们应当尽力的。”
又如鞍山○一九○工程需要轻量玻璃，这种玻璃在我国过去没有制过，但当鞍山向东北建筑工业局提出订货以后，他们把这事当作一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指定大连玻璃厂进行试制，试制成功以后，又把大连参加试制的全部人员调到沈阳，在第一器皿厂大量生产。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一开始就由该局副局长亲自领导这一工作，他经常在现场与工作人员进行研究，向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说：
“只有鞍山建设得更好，咱们才会建设得更好，不管困难多大，为了支援鞍山，为了建筑工业上的新成就，咱们一定要干下去。”
全体人员在这一崇高思想的鼓舞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大量生产轻量玻璃了。
凡是今年到过鞍山的人们，都可以看到鞍山的运输网的强大：
一回儿火车吼叫着开过来，一回儿又是无数的汽车开过去，而成百上千的大板车，更像自然结成的传送带一样，日日夜夜地来回运转着。
这个强大的运输网，将成千上万吨物资，运送到各处，保证了今年工程的进度。
但是，这也是与各地的支援分不开的。
中长铁路公司理事会主席为了保证鞍山的运输，曾亲自来鞍山进行检查。
在巨大的汽车群中，有一半是旅大市搬运公司的支援大队。
数千辆大板车中，有营口、辽阳与沈阳等地的支援大队。
旅大市搬运公司的汽车支援大队队员们的情绪极高，一到鞍山，就在运输上创造了新纪录，并推动了整个鞍山的运输工作，掀起热烈的竞赛。
他们都这样说：
“过去是恢复，现在是建设，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我们怎能不起劲？”
人们为了表示支援鞍山的心愿，那怕只为鞍山作了一点点事情也都引以为荣。
在今年的夏天，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东北辽东省为了支援鞍山，特地从各县、市抽调出近二百名青年团员，当他们在辽阳市集中的时候，却遇到了人多房少的困难。
恰好该市辽东省立师范学校的大部分同学都到千山去旅行了，该校留校的同学听说他们是前去支援鞍山的，很快地把房子打扫出来招待他们住宿，并且还把同学的“铺盖”借给他们，向他们表示：
“你们都是支援鞍山的人，我们欢迎你们，也就是表示我们同学支援鞍山的心愿啊！”
看看这些令人兴奋的情景，我们就不禁为我们伟大祖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的团结而感到骄傲，为我们伟大祖国光明的前程而感到振奋，因为这种万众一心令人鼓舞的支援，不仅使得鞍山今年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得以顺利前进，而且也是建设我国工业的巨大力量和胜利保障。

吉洪诺夫和哈侬等抵达上海受到热烈欢迎
苏联艺术家分别在上海和南京等地演出
据新华社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等和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塔马拉·哈侬等分别由杭州和徐州抵达上海。
查哈罗夫等自重庆启程赴上海。
苏联艺术家分别在上海和南京等地演出。
吉洪诺夫等由杭州到达上海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团员格鲁森科、叶菲莫夫26日中午由杭州到达上海。
到车站欢迎的有华东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望道，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潘汉年、夏衍、黎照寰，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盛丕华，华东区和上海市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和上海市工人、青年、妇女的代表共五千多人。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施捷利等也到站欢迎。
欢迎者在车站广场举行了欢迎会。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潘汉年代表全华东区和上海市人民致欢迎词。
吉洪诺夫在无比热烈的群众欢呼声中致答词。
他以丰富的感情和诗一样的语句说道：
我们这一次到中国来，愉快地看到了许多的城市，但是今天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因为苏联人很早就知道：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
1925年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由上海的“五卅”事件开始。
苏联人也很早就知道：
在一九二六——1927年，光荣的无产阶级在上海发动了伟大的三次起义。
当上海的工人占领上海的时候，我们全苏联的人民都感到欢欣和鼓舞。
吉洪诺夫接着有力地叙述了中苏人民伟大的友谊，他说：
苏联人民热烈地欢迎兄弟的中国人民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并将以一切力量和经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和平的建设。
哈侬等在徐州演出后到达上海
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塔马拉·哈侬、拉希莫夫、达达让诺夫、巴卡耶夫、阿吉莫夫、马克西莫娃、马卡洛娃等一行七人26日由徐州乘车抵达上海。
到车站欢迎的有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夏衍，上海市文艺工作者熊佛西等五百余人。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施捷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上海代表魏立夏金等也到站欢迎。
塔马拉·哈侬等在23日由开封到达徐州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24日下午和晚上，苏联友人连续为徐州人民举行了两次演出。
塔马拉·哈侬等在25日离开徐州前，曾游览了云龙山等名胜。
查哈罗夫等访问重庆后赴上海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查哈罗夫和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盖达伊等十二人，在27日上午乘专机离重庆飞往上海。
前往机场欢送的有：
西南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张子意、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南总分会主席楚图南、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曹荻秋和文艺界代表任白戈等五十多人。
查哈罗夫等十二人抵达重庆后，西南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贺龙曾欢宴了他们。
查哈罗夫在26日参加“音乐座谈会”，他在会上介绍了苏联音乐工作者如何深入工厂、农庄体验生活，和音乐如何为人民服务等问题。
重庆市文艺界曾把贵州苗族人民的乐器“芦笙”和西南各地民歌的录音胶带赠给查哈罗夫。
奥布拉兹卓夫与奥布拉兹卓娃在“戏剧座谈会”上介绍了苏联剧院和木偶戏院的发展情况。
别洛沙普柯于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对重庆市科学界及机关干部作了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及草田轮作制两个专题报告。
苏联艺术工作团在重庆期间曾演出两次，观众们一致赞扬他们高度的艺术成就。
盖达伊等与重庆市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
26日，西南区民主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和重庆市工、农业妇女劳动模范等十多人访问盖达伊等，交换了妇女工作的经验。
盖达伊等七人在26日下午参观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重庆市的很多工人、妇女穿上节日盛装，在文化宫和苏联友人欢乐地会见。
苏联艺术工作团在上海首次演出
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26日晚在上海首次演出，受到一千五百多观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
出席表演会的有华东及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负责人，上海著名文艺工作者，华东和上海的党、政机关和部队的高级干部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文化代表、商务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士、丹麦等国的驻上海外交人员也应邀出席了表演会。
表演会在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夏衍致欢迎词、苏联艺术工作团领导人楚拉基致答词后正式开始。
苏联艺术家们的每一个表演节目都博得观众一再的热烈欢呼和鼓掌。
使得艺术家们不得不在多次谢幕之后重演一次。
苏联艺术家们在表演中还用中国话唱演了中国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歌”和“维吾尔族歌颂毛泽东之歌”等歌曲，表现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使观众感到分外的亲切。
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南京举行演出
苏联电影工作者和南京观众见面
苏军红旗歌舞团抵南京后，于25日晚举行了首次演出大会，观众有各机关、团体和部队的负责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以及从苏南、苏北各地派来的代表共三千多人。
在南京的苏联专家们也应邀赴会。
歌舞团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26日晨到达南京。
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史福德同行。
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柯庆施和南京市电影工作者、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前往车站欢迎。
同日晚，南京市各界三千多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代表团人员还分别在三个最大的电影院和四千三百多观众见面。
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工人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渡江战役纪念章”和“合理化建议评奖大会纪念章”等分赠给代表团全体人员。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1月24日会议上
维辛斯基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
第1委员会即将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辩论。
这个问题不但受到出席本委员会与大会的代表的极大注意，而且受到全世界公众的极大注意。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朝鲜问题就是强加在朝鲜人民身上的非正义的血腥战争的问题。
这场战争已进行了二年半，每天、每小时都有新的牺牲者，它所造成的痛苦与灾难是无法形容的。
这个问题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注意力集中的焦点，他们都要求尽快地真正切实地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朝鲜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一个与整个联合国的切身利益密切不可分的问题。
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参加了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对于盗用联合国的旗帜与名义在朝鲜进行的一切行动，在朝鲜的一切战争恐怖和为害朝鲜与中国人民的一切罪行，它们都负有，而且也不能不负有道义上与政治上的责任。
朝鲜问题不仅关系到朝鲜人。
这个问题也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欧洲与亚洲人民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有深切的关连。
某些代表假装不懂得这一点。
秘鲁代表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譬如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北朝鲜”之间存在着什么“友爱的联系”？
我愿意这样来回答：
这种联系就是朝中人民抵抗外国征服者，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长久的、共同的斗争。
两年以前，在1950年11月，十一个中国民主党派在它们抗议美国干涉朝鲜的著名联合宣言里说：
“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中国人民的命运难道不是与朝鲜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吗？
朝鲜人民曾经积极地参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革命战争、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零——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的抗日战争。
友谊的联系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团结在一起。
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共同斗争巩固了这种友谊。
英雄的朝鲜人民抵抗侵略朝鲜的外国干涉者的斗争，引起了所有正在斩断依赖外国的锁链的亚洲、非洲、中东和近东人民的同情，引起了所有主张和平和国际合作的男男女女的同情。
因此，第1委员会中的朝鲜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了提交第1委员会考虑的议程单上所规定的第1项议程的范围。
第1委员会面临着迫切需要解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具有很大国际意义的问题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
我们极其详尽地讨论了一些这种问题，某些代表团以提案的形式提出了它们的建议。
这些提案也引起了委员会的注意，因为它们反映出提案人为他们所拥护的原则苦心拟订的某些方案，其中的中心问题是交换战俘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的重要性如何与它们的根据如何，是绝不能用支持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代表的人数来衡量的。
美国及其支持者企图使
委员会批准其扣留战俘和
残害战俘的非人道行为。
应当指出，美国及一些在战俘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其他国家，企图使委员会批准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待遇方面悍然破坏基本人道原则的行动。
它们所提出的提案建议批准这个司令部在战俘问题上所遵守的所谓原则，也就是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
这样一种提案也是企图使委员会批准朝鲜美军司令部有计划地对朝中战俘使用的野蛮的压迫手段、残暴手段，包括枪杀在内。
美军司令部使用这些手段的目的是要迫使战俘放弃被遣返的权利，使缔结停战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从而破坏缔结这种协定的可能性。
美国统治集团非常明白，人家不能接受这个所谓的原则，因为它悍然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更早一些的国际公约，也是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他们非常明白，朝鲜问题不能根据这个所谓的原则来解决，因为朝中司令部不能同意这种原则，正像每一个真正力求根据整个国际惯例所遵守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解决交换战俘问题的人，都不能同意它一样。
在辩论中，某些代表企图替他们的所谓原则辩护，企图证明它并不违反包括关于交换战俘问题准则在内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或较早的公约—1907年的海牙公约和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
但是，这种企图彻底失败了。
它们不能不失败，因为它们抗拒不了无数事实与论据，无数历史性文件和许多国际法学界权威人士的理论，这一切都揭露了：
美国提案以及与它同出一辙的墨西哥提案和秘鲁提案的提案人和联名提案人所采取的立场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些提案的支持者企图乞灵于关于战俘的不同的国际公约的个别条款及某些国际法学界人士的理论。
但是，这些企图也失败了。
因为他们在引用上述材料时，不但对这些文件中他们所引用的地方的真正意义加以粗暴的歪曲与窜改，而且甚至对这些文件的原文也加以曲解。
他们想以此来驳倒我们与其他证据一并提出的确凿证据，但是这种企图失败了。
上述各项提案的支持者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他们避免谈到讨论中所涉及的一切重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牵连到国际法的某些规定、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学界著名人物所作的普遍承认的解释与评论。
这些提案的提出人企图以所谓不得强迫遣返的问题来代替切实地、无条件地履行国际法与国际协定中关于无条件与无例外地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的问题，从而掩饰他们自己强迫扣留战俘的勾当。
他们试图违反着一切逻辑、违反着一切常识把这些横暴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吹嘘成国际法的某种“原则”。
他们企图这样来掩盖下述凶暴行径，那就是，强迫甄别朝中战俘，用压力、暴行与有计划地枪杀不屈服的人的野蛮手段来迫使他们放弃每个战俘回家的自然与合法的斗争。
那些发言卫护“二十一国”提案的代表装作不知道美方拘留朝中战俘的俘虏营里的一切恐怖罪行，而在这种恐怖罪行面前，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有任何理由、有任何权利来说什么战俘能够“自由地”决定他们的命运。
在美方拘留朝中战俘的俘虏营中，所谓“甄别”或“询问”这种做法一直进行了许多个月，这种作法之残酷，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和恫吓战俘的办法，目的在于强迫他们拒绝遣返；
与“甄别”或“询问”同时，他们并对那些唯一愿望就是对责任和祖国保持忠诚的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刺字、鞭打和枪杀。
在这一切情况继续发生了许多个月以后，就是引证海牙或是日内瓦公约的一些条款章节，也不可能说什么以“人道”对待战俘了。
而某些代表却如此愿意引证这些公约，显然是希望这样来掩饰公然残暴地违反这些公约的原则和明晰的条文、违反这些公约的精神和意义的行为。
为朝鲜美军战俘营内的野蛮统治辩解的人们，硬说他们的行为没有逾越日内瓦公约，这种话是令人惊异的。
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什么人类的“自由”意志，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法律秩序”行事的国家的意志，而且大谈其什么承认“更为文明的人格”原则的“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这些话也是令人惊异的。
这种言论甚至使人毛发悚然，因为在他们滔滔不绝地夸夸其谈的时候，正是机关枪不停地格格格响，俘虏在屠杀他们的管理人的殴打下呻吟待毙的时候。
当美国俘虏营中以酷刑和枪击进行强迫询问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听见这些宣传战俘人格的尊严的人们说话。
只是在刽子手们在拘留朝中战俘的俘虏营里干了他们的丑恶勾当以后才听到他们的话。
进行这种丑恶勾当的目的显然是要使战俘受到罪恶的压力和强迫入伍，这样来使他们憎恨祖国；
另外一个目的是要掩饰美军司令部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而实行的丑恶措施。
当这项罪恶工作完成以后，在整个板门店谈判过程中一直想要破坏这个谈判的美军司令部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名堂–所谓战俘拒绝回家，这样来制造一种僵局，以便更易于消灭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部希望。
某些代表团的论点已经驳倒了被俘人员有“自由”、特别是在朝鲜的美方手中的被俘人员有“自由”的骗人论调。
为了反驳这些代表团的论点，我所提到的某些代表就不惜直接歪曲文件与事实。
例如，秘鲁代表在改正我所引证的一九○七年海牙公约中关于宣誓释放与遣返战俘的命令的规定时，硬说这个公约中并不包括我所提到的任何限制。
他这句话只证明了：
或者是他从来没有认真读过海牙公约，或者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把这个公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0条的原文任意加以改变，使之适应他自己的观点。
这一条文中说，只有在所属国家的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第10条中这样明文规定–战俘才可以宣誓释放。
但是他假装没有看到条文中的这个地方。
这些字–在所属国家的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明白说明，如果没有有关国家政府的允许，就不能把俘虏宣誓释放。
我上次就已说过，这也正是1863年美国训令中所规定的东西，而根据美国法律，这个训令的原则迄今仍然有效。
其他代表在发言中为什么要对海牙公约作这样的曲解，为什么要对海牙公约与日内瓦公约作其他同样的曲解呢？
这都是为了要支持美国统治集团的态度，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利用交换战俘问题来破坏板门店谈判，破坏在朝鲜实现停战与终止朝鲜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曲解朝中司令部在所谓强迫遣返问题上的态度，实际上是企图掩饰强迫扣留战俘的勾当。
这就是问题的由来。
如果不在朝鲜把战俘强迫扣留在美国战俘营中，如果不对战俘刺字，如果不对这些不幸的人施以酷刑，如果不用机关枪与步枪杀死那些抗议各种各样“询问”与“甄别”的人，那么就没有所谓战俘可以自由作出决定与所谓不得强迫遣返的问题。
那么，就不会有目前这种暴力行动和破坏一切公约和国际法与人类道德的一切权利与原则的横暴行为、罪恶行为所造成的情势。
这种情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的。
为了至少装出一副客观的面孔，他们就说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武力（指美国所谓的“既不得强迫遣返”，“也不得强迫扣留”-编者），并且提出了“自由意志”与“自由”这种臭名远扬的骗人理论，并且硬说朝中战俘在美国俘虏营极其残暴的待遇下可以有这种“自由意志”和“自由”。
这种骗人的“理论”及根据这种理论提出的提案–美国提案、墨西哥提案和秘鲁提案，其目的都是要否认一个不可驳倒的事实，即：
一个被俘的士兵仍然是一个士兵，一个被俘的军官仍然是一个军官，他们在被俘后，仍然受他们效忠祖国誓言的约束，仍然受他们身为军人对国家、对祖国应尽的职责的约束。
某些代表企图向我们的立场挑战，硬说我们所根据的原则不符合西方国家中普遍承认的思想与道德体系。
然而我们已经证明，并且至今还没有人能够驳倒这样一点：
我们的对方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显而易见地、彰明昭著地违反了国际法体系中普遍承认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体现在西欧国家所缔结的国际协定与公约和国际法学中。
在话已说尽，而且我们的对方毕竟不能驳倒我们的话以后，就不需要一再谈论这个问题。
让我们仅仅指出这样的一点，即：
关于所谓被俘军人不受对他们祖国的任何职责约束一节，我们的对方的态度是违反–举例说–美国的习惯的。
美国给它的军人加上一个用两个字母表示的特别标志，这两个字母是“GI”，意即“政府所有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士兵首先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只要他在军队里，他的命运首先就不决定于他自己，而是决定于他所隶属的国家。
你们这些把一个士兵叫做“政府所有的人”的文明人，在我们想使一个士兵服从国家意志–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要受对国家的誓言的约束–的时候，你们就说我们的观点不符合这些“文明人”的道德观念。
我们已谈到苏联代表团对墨西哥提案也采取反对态度。
墨西哥代表曾为这个提案辩解，他非常错误地说：
联合国业已采取步骤来巩固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事业。
他显然把安全理事会与大会谴责北朝鲜政府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侵略的非法决定认为是可以巩固世界和平的步骤，认为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步骤。
自从美国干涉朝鲜之时起，从联合国第5届大会以来，我们已经第3次提出无数的事实与文件，证明血腥的、非正义的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美国统治集团煽动的。
美国统治集团组织与装备了李承晚军队，驱使它们侵略北朝鲜，随后美国军队跟着前往增援。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代表团为什么连一次也不否认我们提出的那些事实与文件呢？
美国武装部队占领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美国武装部队有计划地轰炸中国领土，美国一贯执行武装侵略中国人民的计划，目前正在公开组织日本武装部队以准备进攻中国，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然而，当联合国中结集在美国周围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侵略核心要通过宣布中国人民政府为“侵略者”这一可耻的决定时，为什么墨西哥代表不作一些表示来阻止这个决定呢？
日本报纸已经公开承认有日本人参加朝鲜战争，在美国一方作战。
日本外务省已经证实了这个事实。
“每日新闻”11月17日报道：
“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局长伊关佑二郎最近曾要求美国驻军当局下令，禁止美国军事人员不经过正式手续就把日本人带到朝鲜前线去。
“上述要求的提出是有确实的材料为根据的，这些材料说明，在占领期间，美国军事人员曾经秘密地把日本人带到朝鲜去，然后他们不是在战斗中阵亡，就是被北朝鲜人俘掳了。”
这家报纸又报道了许多件日本人在朝鲜前线被俘或被击毙的事情。
这家报纸说：
“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日本和美国两国武装部队有关当局都没有正式接过头。
日本政府本身对这些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美国武装部队当局对这些事情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
但是在将来，如所指出，日本政府将认为这是破坏出入境法的情况。”
墨西哥代表团所提出的提案也引证了日内瓦公约。
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墨西哥的提案并没有体现这个公约的精神、主要概念和原则。
墨西哥代表团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认为日内瓦公约据说不是一个绝对的公约。
换句话说，墨西哥代表团认为日内瓦公约没有规定无条件地遣返所有战俘，而留下了一些便于进行种种阴谋的漏洞–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军司令部正在遣返朝中战俘问题上尽力使用种种阴谋。
因此如果说墨西哥提案符合，或是如墨西哥代表所说的，绝对符合日内瓦公约的精神，那是不正确的。
实在说，墨西哥提案和美国提案的根据就是：
拘留国有权藉口某些战俘不愿遣返而把他们扣留起来。
虽然没有疑问，这些不愿遣返的表示，假如真有这样的表示的话，也是恶劣的强迫甄别战俘的结果，而这是没有人敢于否认的。
墨西哥代表团团长无法解释他自己的矛盾，只好建议要求国际法院逐一来加以解释。
他建议要求国际法院参照第1委员会中的讨论来解释第118条的含义。
墨西哥代表关于国际法院的那段话不值得慎重对待。
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118条与一些其他条款，特别是与当时会议关于当前问题的讨论记录联系起来看，意义非常明确，即使没有国际法院的帮助，也是不难了解的。
此外，这些都是政治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性质的问题，所以它不属于国际法院权力范围之内。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9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只能就法律方面的问题向大会与安全理事会提供谘询意见。
印度提案的目的是要延续朝鲜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我准备来谈一下印度代表的提案。
印度代表梅农先生不多几天前在第1委员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替这个提案辩护。
我愿意首先来评论一下梅农先生的发言。
他敦促委员会中所有头脑清醒的人正视那些必须克服的困难与障碍。
他这就是说，印度代表团提出的提案的目的是要克服这些困难，他又说，因不同意见而分歧的双方都满怀着获致停战的诚意。
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样来谈问题，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二十一国代表团提案的提案国和联名提案国，并没有表现他们有任何缔结停战协定的诚意，因为他们的提案并不能证明他们力求缔结停战协定，而恰好相反，只能证明他们力图继续朝鲜战争。
要不看见这一点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对于印度代表要求大家正视的事实闭起眼睛来不看。
他提到美国代表的一段话。
据美国代表说，干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剩下来的唯一工作就是统一这个国家。
但是这样一种说法的虚伪性质是不言自明的。
美国统治集团和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切行径，他们在战俘问题和整个朝鲜问题上的全部态度都使人毫不怀疑：
他们对于结束战争不感兴趣，他们蓄意继续这个野蛮的战争，这个战争是美国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过去就提到了这些情况，举出了许多事实来证实这一点的正确性。
第1委员会后来的辩论已经进一步地证实了这种见解。
譬如说，我们可以指出李承晚分子最近在第1委员会的演说。
他在这篇演说中公然无耻地说，必须用武力来获得朝鲜的所谓统一。
如果事先没有得到他的美国主子的批准，他自然不会发表这样的演说。
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们说，他们一定要以军事方法解决朝鲜问题，这也就是说，要以武力在战场上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这种言论十分清楚地说明，所谓他们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说法是与他们的实际愿望完全不相符的。
无可置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必须指出：
印度代表避免在实质上谈论这些事实，而只是说这种事实可以在一个适当的地点和一个终久会到来的时机讨论。
梅农先生要求委员会集中力量处理重要问题。
他说，他认为不需要在这一讨论阶段来详细研究这些事实。
他说，由适当的机构来解决朝鲜问题的时机终久会到来的。
这些事实是否与这个问题有联带关系，应由他们来决定。
他们会透彻地研究这些事实，那里才是讨论这些事实的适当地点。
难道联合国大会不是讨论这些事实的适当地点吗？
难道现在还不是讨论所有这些事实，估计这些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作出无愧于联合国的决议的时候吗？
我们应该立即做这件事，而不应该无限期地–也许就是永远地–拖延下去，拖到永远不会来临的日子。
印度代表的发言，大部分都是谈论为了获致朝鲜问题的解决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他说：
这种原则常常是与法律的范围相符合的，但是有时也不相符合。
可是这并不就是说不必要坚决遵守这些原则。
他解释说，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把各种观点加以调和。
如果梅农先生要事先辩解这样一种情况：
那就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解决朝鲜问题的根本原则并不一定与法律符合–如他所说的–也就是说并不一定与国际法符合，那么问题就要发生了：
如果说不是国际法的原则，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则呢？
这样，就发明出了某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国际法的原则。
但是，国际法的原则又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我们遵守国际法的话，这种原则就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很明显，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每一个致力于公正解决某一国际问题的人都有义务遵守相应的原则，也就是说要遵守国际法的原则，而不是其他的原则。
国际法的存在正是为了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原则的意义就在于它保证公平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
梅农先生却从恰恰与此相反的角度出发。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符合于头脑清醒的人的绝对的自然逻辑的，而梅农先生正是要求这些人来正视事实。
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假如在若干观点中有一个观点本来就不符合国际法的原则，这些观点却可以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下得到调和。
采取这种态度就意味着甘愿冒险放弃原则的立场，而采取非原则的立场，采取一个不符合国际法中主要的公认原则的妥协立场。
这无疑是印度代表团的代表的态度中的弱点。
但是，即使我们同意印度代表的观点，而着手寻找一个能够把不同的观点容纳在一个协议的一般范围之内的方案，即使从这方面来看，印度的提案也不能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显然，印度代表团从它的错误前提出发，把它的提案的注意力集中在该提案第3节内提出的问题上面，这节反映出一种我们早已熟悉的态度，就是使用武力阻止战俘回家并强迫他们这样做的美英态度。
按照印度提案的规定，把执行这种任务的责任交托给遣返委员会，而且就在这个问题上引证了日内瓦公约。
由此可见，印度代表团的提案企图利用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来辩解拒绝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企图–这一点在印度代表团方面应该也是清楚地看到的–直接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的要求，这一条并没有说停战后立即释放和遣返战俘的规定有任何例外。
照这情况来看，这个原则现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印度提案中所发明的原则一同应用。
我要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一条的规定是具有绝对性的，即令遣返战俘问题不能达成任何协议，这个义务对拘留俘虏的国家仍然是全部有效的。
这一条直接了当地指明：
即令缔结一个关于赔偿遣返战俘时花的费用的协定，也决不能作为略事延缓遣返战俘的理由。
印度提案也违反公约的第119条；
除第118条以外，第119条也指出：
战俘只有在犯罪受审判或正在服刑期间才得以真正暂缓他们的遣返工作。
第119条关于遣返战俘问题规定得如此明确，以致冲突的双方都有责任达成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寻找分散在全国各处的俘虏，把他们在可能的最短期限内遣返。
因此，即令有些战俘散处在全国各地，或者是在拘留国家的监视下逃跑的，都必须找回来，把他们交给对方。
印度提案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切。
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提案不能被认为是合宜的，因为这个提案把全部问题缩小为朝鲜交战双方仅仅交换那些“自愿”表示希望回到他们原来国家去的战俘的问题。
被美军俘掳的人受到非人的虐待，身上被刺字，并横遭枪杀，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愿”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印度提案中规定成立遣返委员会，这正好被美国利用，美国正想以“自愿”遣返为藉口扣留一部分战俘。
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决不能保证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那种遣返全部战俘；
它将有一个恰恰相反的目的。
从印度提案中有步骤地一再提到所谓自愿遣返一点便可很清楚地看出这个目的，所谓自愿遣返的目的只是想掩饰强迫扣留一部分应予遣返的战俘。
印度代表说，在一场决斗中，双方必然会有助手，因此，他们都是冲突的一方。
我们不该在这里来谈决斗，因为像交换战俘或缔结停战协定这样一个问题，决不能比拟于决斗来取得解决，也决不能仅由参加冲突的各国来解决。
苏联代表团的提案指出：
遣俘问题必须由一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委员会来解决，而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是直接有关的国家，而且要有其他国家参加，包括那些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
苏联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一个具体建议，这便是1952年11月10日第729号文件（修正本），其中建议委员会应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南朝鲜的代表。
这种机构是公正的。
这样，就不再有决斗的参加者和他们的助手了。
这种机构，将是一个权威的、真正的国际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因为是由具有各种意见的代表组成的，因而可以达成真正的谅解，而不只是玩斯辟里金游戏：
用钩子小心翼翼地钩起一个小东西，以防碰到另外一个小东西。
这里不能玩斯辟里金游戏！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此外，由苏联代表团的建议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职权不能限制在遣返问题上。
委员会必须制订一些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之下统一朝鲜的精神来解决整个朝鲜问题，其中包括尽力协助双方遣返全体战俘的措施。
因此，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像我说过的那样限制遣返的权限并且忽视一切其他问题的提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我们看来，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印度代表团的提案建议把四人委员会里的决定性发言权交给一个仲裁人，由他充当委员会的主席。
不仅如此，如果任命仲裁人的问题在委员会举行第1次会议以后三个星期内不能达成协议，问题就要提交联合国大会解决。
在这方面必须声明，我们不能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
除了那些所谓表示自愿返回祖国的战俘以外，所有战俘一律交给遣返委员会处理，而委员会的仲裁人的角色，如印度代表团所建议的，将指定由联合国自任，虽然联合国是交战一方，这是印度代表梅农先生也承认了的。
我们于是看到一种完全令人无法相信的局面：
交战一方，那就是“联合国”–这是一些人一天天地，一次次地说个不停的–，现在这个“联合国”，不如更正确地说，这个顶着它的名义行事的组织的一部分，将在它自己的案子中被请出来担任法官。
大家可以想见这算是一种什么局面。
还有人说这是所谓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和原则而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出的公正决定呢！
这是公正的吗？
分析一下印度提案，就可以看到，提案是从这样一种美国看法产生的：
那就是，美军司令部–那个为了达到迫使战俘放弃遣返权利的目的而对战俘使用强暴压力手段的美军司令部–有权扣留战俘。
梅农先生说，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这是不需要再重复说明的，因为这是这个公约的基础。
梅农先生说，这是应用国际法中关于战俘的部分时所依据的基础，这一部分就是：
除了公约所规定的惩戒措施以外，不得对战俘使用武力。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促使大家注意，在美方拘留朝中战俘的俘虏营里，许多个月以来，每天都在有计划地，而且是以最残酷的方式使用武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美军司令部为了要迫使战俘放弃遣返，已经对成千成万的战俘进行了残酷的甄别，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在巨济岛、济州岛、和其它美方拘留朝中战俘的俘虏营里，成千成万的朝中战俘曾经，而且仍在英雄地、坚决地抵抗美军司令部迫使他们放弃遣返的企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他们为抵抗付出了代价，千百人在全世界面前被打死、打伤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美军司令部已经打死了一千名以上的朝中战俘，而且企图继续这个罪恶的、野蛮的行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美国人甚至还同样地扼杀了日内瓦公约，好像这样一个公约并不存在一样，好像美国和它的朋友所承担的这些公约中规定的义务不存在一样，但是，美国和它的伙伴的代表在此间发表演说和声明时，用这样动人的调子对这些公约大加引证，而在二十一国代表签署的提案中却不敢提起这个公约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自愿遣返的要求，像二十一国代表团、墨西哥、秘鲁和印度的提案那样，不多不少恰好说明他们企图这样来掩饰强迫扣留战俘于远离他们祖国的地方的行为。
印度代表团应该考虑到已经发生的情况和事实，以防止利用自愿遣返的谎话来掩饰用武力阻挠遣返战俘。
印度提案又谈到不允许对战俘的人格使用暴力，或是伤害他们的尊严和自尊心。
提案说，决不能允许所有这些行为发生，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或是为了什么目的。
但是，许多事实证明–我们和其它代表团的代表已经指出–美方战俘营里在有计划地对战俘使用非常残酷的暴力，并粗暴地伤害他们的尊严和自尊心。
这就更加说明有必要采取措施，尽速把朝中战俘抢救出这些死亡营，并马上遣返他们–这是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和美、英、法代表及其它国家代表所签署的日内瓦公约里的重大决定所规定的。
梅农先生说，虽然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有可能被打死，却一定不可在俘掳以后摧毁他的精神。
然而，美军司令部正是千方百计想要摧毁战俘的精神。
为此，美军司令部在所谓“甄别”中对战俘提出种种问题，运用一切压力，并对不屈服的人加以野蛮的待遇和使用武力，来迫使他们拒绝遣返。
美国战俘营对朝中战俘的统治，早就以残酷闻名–这一点已由柯尔生与杜德这些美国军事当局代表的言论、甚至由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证实–这种残酷统治正是要摧毁朝中战俘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帮助继续把朝中战俘扣留在美国战俘营中而不是真诚地实现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以加速遣返战俘回家的一切办法，都是不许可的。
梅农先生在谈到印度提案中的战俘分类办法时说，按照板门店谈判的一般过程来判断，在这方面看来不会发生任何困难。
这个说法非常严重，所以我认为必须引证梅农先生发言中的这段话。
他说，由于在这些战俘参加的战争中，他们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两方的平民，所以可能很难确定某人必须遣返或者他已经是在他的故乡了。
中国与北朝鲜方面也承认这一点，这两方面都没有反对意见。
梅农先生说，战俘的分类，如他们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北朝鲜人还是南朝鲜人，又如他们是那一国人，这也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
当然，如果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那是绝对错误的。
如果认为这样一个尖锐的政治性争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那就将产生什么后果？
此外，此间有人说，谈判过程已经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任何困难，并且说最后大家对此意见已告一致，包括北朝鲜与中国方面在内，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为了使大家对朝中方面对这问题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除了我在10月18日的发言中所说的有关的话外，我愿意再度提醒委员会注意出席板门店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的下列发言：
“我们认为双方全部战俘在停战协定生效后，可一律送至非军事区内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接收，然后经过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的访问，保证这些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朝鲜战争。
然后根据我方07月18日所提的按照国籍、地区的分类原则进行分类，凡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回家；
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其家在北朝鲜者必须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南朝鲜者可以返回南朝鲜；
南朝鲜军被俘人员其家在南朝鲜者必须全部遣返回家，其家在北朝鲜者可以返回北朝鲜。
此项访问、分类和遣返的工作，可在中立国视察小组观察之下进行。
我们上述的这一提案，既符合于日内瓦公约和停战协定草案的规定，又采用了你方关于将全部战俘送至非军事区实行交换的意见，实为解决朝鲜停战协定唯一未决的战俘遣返问题的最合理的办法，你方应毫不迟延地同意这一提案，以满足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愿望。”
上面就是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的发言。
难道不能根据他的发言在这里说一说我们从可尊敬的印度代表团代表的发言里听到了一些什么吗？
如果唯一公正合理的规定遣返全部俘虏或让他们全体回家的建议–一个以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的建议被接受的话，本来不会有困难。
但是，印度代表团的提案，一点–甚至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个建议，印度提案中所说的话是不确切的，不符合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谈判中遵照的精神、目的和主要概念的。
这就是分类与遣返朝中战俘问题的实际情况。
与承认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有关的这个最重要部分，被人为地和南日的发言中所说的一切割裂开来了，其结果是：
整个分类问题丝毫没有它实际上应具有的性质。
我们都看到，印度代表在叙述他的概念时，避免提到朝中司令部关于分类问题的主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以及这种主张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种主张是以无条件地绝对地要求无例外地全部遣返朝中战俘为基础的。
为了证明他的意见，梅农先生引证了印度提案中的一节，这一节说，在分类之后，战俘有权返回他们祖国，有关各方应协助他们尽早返回祖国。
美国代表也说，没有人要扣留战俘，他们愿意回去就可以回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举出过许多例子，说明美军司令部究竟是怎样愿意“协助”朝中战俘返回他们的国家。
印度代表把朝中战俘可能在所谓非军事区遇到的情况，描写得未免太好了。
他说，战俘可以来问他希望知道的事情。
而且不管他提出什么有关他的遣返的问题，别人都会答复他。
但是，梅农先生忘记了朝中战俘在到达非军事区之前会受尽美国可怕的酷刑，会尝尽美国的强迫甄别的痛苦，他们在到达非军事区时，神志会陷入这种甄别所造成的昏乱状态中，心中会充满甄别时所招致的恐惧感觉，完全不可能真正提出任何问题，希望别人给予答复。
梅农先生说，印度提案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原则，有助于朝鲜问题的真正和平解决。
可是从以上事实看来，这种说法的不真实就十分明显了。
事实上，印度代表团提案的目的是要继续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
我所谈到的一切已足以清楚说明印度提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艾登先生对印度提案也表示赞许。
他说，印度提案包括了他在11月20日的演说中列举的四项原则。
据艾登先生说，这四项原则都是带有原则意义的原则。
他把这些原则称之为要点。
他说，采纳这些要点是研究任何能够保证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和程序的基础。
艾登先生说，他完全同意印度草案中的要点。
他同时表示相信可以很容易地在极可能只需要作文字上的修改的其他各问题上与印度代表团获致谅解。
这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和英国在战俘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密切联系的。
美国仍然保持缄默，但是我们极可能在今天听到美国代表的意见，而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到他会采取什么态度。
美国代表的态度会与美国的报纸现在的一切叫嚣完全相反，当然美国报纸也并不是没有受人指点的。
艾登先生说印度代表团的提案是一个解决僵局的、及时的、建设性的努力。
但是艾登的代表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称赞二十一国提案–也就是美国提案，而且事实上已经这样做过了。
印度代表团的提案和美国提案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是有区别的提案吗？
它们真有区别吗？
实际上，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提案并不是打破僵局的建设性努力，它没有指出打破美英集团所造成的僵局的办法。
从印度代表团的提案看来，印度代表团所走的路线决不是真正能够打破板门店谈判中所造成的僵局，也决不是真正能够按照正义及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公认的准则设法解决交换战俘问题。
这个提案和以二十一国代表团提案的形式在这里出现的美国提案以及墨西哥提案和秘鲁提案一样，没有指出一条出路，它解决不了交换战俘问题。
当我们谈到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提案时，我们不能不指出：
这个提案是没有用的，首先因为它不包含任何足以立刻终止朝鲜流血的东西，因此，它是以延续这个战争为目的的。
请检查一下这个提案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是要求停止朝鲜战争的。
你是找不到的。
这就说明草拟提案的人没有这种思想，因而就没有提出这种要求来；
这也就说明，他们并不打算结束朝鲜战争。
印度提案仅仅在序言中十分笼统地说，谋取临时协议的板门店谈判，其任务在于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
这就是仅有的一点。
印度提案中不包括要求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建议。
在二十一国代表团的提案中，在墨西哥与秘鲁的提案中，也都没有包含这种建议。
这便再一次证明这些提案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有着相同点。
苏联代表团建议立即完全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遣俘问题交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
在本届大会和以前的大会中，苏联一开始就坚持要求研究停火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这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
在第6届大会中，苏联提出这些建议，但是没有被大会接受。
在本届大会中，苏联代表团坚决地、全心全意地支持要求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的波兰建议。
大家都知道，我们坚持主张首先讨论这个问题的要求，在美国和某些支持美国的代表团的压力下被拒绝了。
除此之外，在委员会开始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团便提出它的和平处理朝鲜局势的建议。
苏联并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任务不仅在遣返战俘方面给予一切协助，并应以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一切与和平解决有关的问题。
朝鲜的统一应在这个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来实现。
我们要求邀请一位北朝鲜代表来此参加会议，因为没有北朝鲜代表参加，就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更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绝不可以以一种最高法庭自居。
企图强使别人接受他们自己的条件，特别是当他们承认自己是这个问题的有关一方时，更不应该这样做。
先生们，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这个委员会照理还应该对双方遣返战俘工作给予各方面的协助。
提案中的第1个建议是：
大会应建议在朝鲜的交战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军事行动。
我们要指出，交战双方在板门店业已取得协议的停战协定草案中的第2条“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就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
这一条规定：
敌对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
我们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提出的许多建议，一再遭到拒绝。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说那些拒绝我们建议的人并不要停火吗？
迄今为止，第1委员会的辩论显示：
这特别适用于美、英及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代表的发言–他们不但规避解决、甚至规避谈论像停止朝鲜敌对行动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正在联合国本届大会的辩论的掩盖下在朝鲜做的事情–对朝鲜领土进行不间断地海盗式的轰炸，结果使城镇被毁灭，使和平居民被屠杀–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对结束朝鲜战争不感兴趣。
因此，秘鲁代表所说对继续朝鲜战争感兴趣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秘鲁代表说，苏联正在尽力延长朝鲜的苦难，如他所说，以便西方国家继续在扩张军备的经济负担下消耗殆尽，精疲力竭，这种诽谤言论也是十分荒谬的。
难道这种诽谤言论不是可耻的吗！
这样的凭空捏造甚至无须加以驳斥：
这种说法的荒谬和狂妄是不言自明的。
只要有起码的良心，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苏联正在作有计划的努力，它要求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停止扩充军备、停止增加军事预算等等，这种努力证明：
正是苏联警告西方国家说，它们的政策是具有危险性的，它们的这种政策耗竭了国家的经济资源，把沉重的赋税负担加在人民身上，这是实行侵略战争计划的结果。
在朝鲜停火是最重要的工作，而解决整个朝鲜问题的主要先决条件就是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由于上面所说的各种考虑，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它的提案中（第729号文件）增加一项立即完全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建议。
这个建议如下：
“建议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海、空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应交给苏联提案所规定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赞成决定。”
大家知道，不论是在二十一国提案中，还是墨西哥提案与秘鲁提案中，都没有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
在这里，受到其支持者大事赞扬的印度提案里面也没有这种建议。
苏联始终如一并坚定不移地走着维护和平事业与国际合作的道路。
我们对于我们的崇高事业的胜利有着充沛的信心，我们知道，千百万憎恨战争与渴望和平和幸福的人民都关心着这个崇高事业的胜利。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26日电）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在苏联友人无私的援助下
中国长春铁路金城线提前修复正式通车
【本报讯】
中国长春铁路金城线（金县至城子疃），在苏联友人大力援助下，提前全部修复，于11月22日正式通车。
苏联友人在中国长春铁路即将移交我国的前夕，仍大力帮助我国修建这段铁路，这是苏联人民对我国无私援助的又一事例。
金城线是中国长春铁路所属的一条支线。
从金县到城子疃，全长一百零二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1946年将杏树屯至城子疃一段的路轨、桥梁和所有设备都破坏了。
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大连分局根据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的命令，于10月15日动工，进行修建工作，在苏联专家大力帮助下，到11月16日，较计划提前九天，将该段全部修复，并于11月22日正式通车。
全部修复工程，包括四十六公里半铁路，一百一十九处大小桥梁和涵洞，及沿线所有站舍和各种设备。
这一段铁路的修复，在经济上有很大意义。
从杏树屯到城子疃的铁路沿线一带，是黄海沿岸富饶的盐、渔产区。
这一带盐的产量占东北产盐总量的四分之一。
盐的质量也特别好，最适于作化学工业原料。
长山列岛和当地沿海一带的渔产也很丰富。
此段铁路修复后，这些渔、盐产品及当地农业产品，都可及时运销外地。
这对于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大有好处。
通车典礼于11月22日在杏树屯车站举行。
中共旅大市委副书记、旅大市人民政府市长韩光在会上讲话，祝贺金城线全线通车，并感谢苏联专家的帮助。
沿线各站都举行了群众性的庆祝会，祝贺通车，并向苏联友人致谢。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祖国海洋航行的海员们，他们担负着供应物资的任务。
这是海员们在航行结束后在甲板上跳水手舞的情形。

联大政委会结束关于朝鲜问题一般辩论
维辛斯基揭露美国继续侵朝阴谋
指出美英集团企图在印度提案掩饰下设法通过美国的要求
【新华社27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关于朝鲜问题的一般辩论，已于11月24日结束。
以后将讨论各项提案，并表决苏联提案、美国提案、印度提案、墨西哥提案以及秘鲁提案。
苏联、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代表，在一般辩论中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强使联合国通过一项赞同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提案。
因此，美英集团的首脑们就用幕后玩弄诡计的办法，企图竭力来伪装他们的建议，因为这种建议的侵略实质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美国报纸天天都刊载美国和英国代表和其他代表团在幕后进行谈判的消息。
经过这种谈判之后，墨西哥、秘鲁和印度三国代表团就各自向政治委员会提出了它们的提案，提案的起草人都说他们的提案是“折衷”提案，自称他们提出这些提案是出于一种设法使朝鲜停战达成“协议”的愿望。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11月24日会议上发言时，分析了美英集团的代表在政治委员会历次会议上对苏联建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他证明这些反对意见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着重指出：
美英集团的首脑们，正企图在印度、墨西哥和秘鲁提案的旗帜下，设法使委员会通过美国原先那些要求：
支持美军司令部在朝鲜的态度，批准美军对朝中战俘的野蛮暴行，并同意美国继续在朝鲜进行侵略。
维辛斯基最后分析了印度提案，并且证明这个提案是与美国建议接近的。
他说：
虽然美国报纸登载了许多别有用心的消息，假惺惺地“批评”印度提案，可是毫无疑问，美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就会支持印度代表团的提案。
维辛斯基这句话，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证实。
艾奇逊说：
他以感激的心情欢迎印度的提案，并且对印度提案的提案人表示感谢。
他说：
他深信，事实上他们都抱着同一目标，并为同一目标而努力。
艾奇逊对印度提案提出了一个无关大体的修正，并且指出印度提案中有些不大清楚的地方。
同时，艾奇逊又指出，印度提案重复了美国关于遣返战俘的建议中的重要规定。
艾奇逊还特别着重指出：
总的说来，印度提案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主要而基本的一点，那就是不得用武力来扣留或遣返战俘的原则。
艾奇逊又说：
美国代表团欢迎任何肯定这个基本原则的建议，因此已接受印度政府提出的提案。
大家都知道，捏造出“强迫遣返”这种说法，是为了掩盖美国战俘营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事实。
因此，艾奇逊就坦白地说出了美国统治集团为什么喜欢印度的提案。
艾奇逊也承认，印度代表团的提案，是与其他提案，就是美国、墨西哥和秘鲁代表团提出的三个提案，一脉相通的。
美国国务卿避不答复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11月24日会议上以及在以前会议上的发言，藉口说他无意参加法律的辩论。
对于许多暴露美国无耻地违反国际法的公认原则和准则的事实，以及许多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和朝鲜美军司令部犯有虐待朝中战俘的可鄙罪行的事实，艾奇逊觉得还是闭口不谈为妙。
美国代表这一次仍无法对苏联提案的实质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关于苏联代表团要求朝鲜停火这个极其重要的建议，艾奇逊用空话撇开了这个问题，他只是说：
不解决遣返战俘问题，停火问题就无法解决。
可是，大家都知道，苏联的提案实际上谈到的是按照交战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停止一切陆、海、空敌对行动，并把遣返全部战俘问题交给苏联提案所规定成立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
不论是美国、印度、秘鲁或墨西哥的提案，都没有建议立即停火，对于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艾奇逊也一字未提。
叙利亚和阿富汗两国代表也在11月24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叙利亚代表在发言中详尽地谈到朝鲜的“悲惨情况”。
他说：
朝鲜事件可能发展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
叙利亚代表表示：
必须采取最有效的终止朝鲜战争的措施，并主张大会只能通过能为双方所接受的提案。
然而，他在发言结束时却表示赞成印度提案。
阿富汗代表也表示支持印度提案。
【新华社27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前已报道，伊朗代表11月24日曾说他支持印度代表团的提案，并建议首先讨论与表决这个提案。
在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首先发言。
他说，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按照必要的程序，根据提案提出的先后次序来讨论与表决各项提案。
维辛斯基说：
“我们坚决主张先表决我们的提案，然后再表决印度的提案，因为我们的提案是在印度代表团提案提出之前提出的。
采取另外的决定，就会严重侵犯我们的权利。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非法行动，特别是反对在对苏联关于朝鲜问题提案所包含的这样重大的建议进行讨论和通过决定的时候采取这种非法行动。”
维辛斯基的发言显然在美英集团的代表中引起了混乱。
新西兰代表的发言反映了这一点。
新西兰代表承认，没有理由违反程序规则，伊朗代表建议优先讨论印度提案是不合程序规则的。
新西兰代表指出，关于优先讨论的问题，照苏联代表团的提法来看，是具有实质问题的性质的。
因此，他建议政治委员会休会到11月26日再开，他说，这是为了有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按照程序规则，新西兰代表的动议未经讨论，即由主席交付表决。
新西兰的动议以四十五票获得通过；
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投票反对。
三个代表团弃权。
这样，在英国及美国代表团同意下想使印度的提案优先讨论的企图失败了。
毫无疑问，美国及英国代表将行使他们的惯技，对其他代表团施以压力，要他们支持先讨论与表决印度提案的非法建议。

东北国营贸易系统建立批发站以来的成就
本报特约记者陈新
一、建立批发站的经过
东北国营贸易的商业网，是随着东北各地人民政府的建立，陆续组织起来的。
全区商品流转的组织工作，也是按照行政系统（省、县、市），由上而下进行的。
这种作法在经济恢复及改建时期，对于掌握市场、平稳物价、有重点地扶植工业生产和供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和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这种作法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
因为这种作法使得商品调拨、作价和使用资金的层次过多，加以分配与供应计划不准确，组织工作与手续、制度不衔接，就可能发生国营贸易计划和市场脱节的现象，对合作社及私商也不能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东北贸易部学习了苏联按经济区划原则建立工业品批发站的先进经验，在1951年07月间，按东北区内的经济区划原则，在沈阳、旅大、长春、哈尔滨等地先后建立了花纱布和百货批发站各十五处（为了进一步促进产销结合，贯彻经济核算制，东北贸易部现正遵照中央商业部关于建立批发站的决定的精神，根据批发与零售合理分工及把商品划细的原则，整顿批发站，并开始建立其所属专业批发部，以适应商品流转的需要）。
这种批发站是国营贸易企业有充分供应能力的独立经营的经济核算单位，在当地省（市）商业厅（局）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任务是根据本经济区划内人民对商品的需要，掌握区划内的加工订货，掌握区划内的批发市场与调拨、批发价格，作好运输保管工作；
依据国营贸易的市县基层公司所提报的计划，以及双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合理地分拨物资，保证及时供应。
二、一年多以来的工作成就
一年多以来，在建立和发展批发站的过程中，各级国营贸易部门的领导干部与全体职工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提高了，进一步明确了为生产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思想；
国营贸易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增强了，这就加速了商品与资金的周转，降低了商品流转费用；
国营贸易的批发与零售部门、批发与业务领导部门（省市公司）实行了明确的分工，改进了经营管理。
这些，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1、批发站改变了过去采购工作的分散、零乱状态，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采购，克服了市场采购工作的盲目性，促使工业生产发挥了潜在力量，并使它根据人民的需要有计划的生产，这样，国营贸易就逐渐发挥了为生产服务的作用。
批发站成立以来，对国营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产品——纸张、玻璃、曹达灰、砂糖、火柴等已全部实行包销。
向私人工业的加工订货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同时，各批发站根据消费者的需要，通过加工、定货、包销，向生产者提出改进产品规格质量的意见，推动了生产部门改进工作和提高生产。
第2、按经济区划合理组织商品流动，减少了调拨层次，缩短了商品运转时间，合理使用了资金，降低了商品附加费。
这里可以把批发站成立前后的情形作一个比较：
在按行政区划调拨物资时，东北从关内采购的商品，很多是运到沈阳东北区公司，再分配给各省、市公司，各省、市公司采用再分拨给所属市县公司，县公司再分配给所属城镇商店。
东北区公司分配给靠近沈阳的辽西省铁岭县公司的物资，要先运到锦州。
再走回头路运到铁岭。
如果物资调拨过多或不适合当地人民的需要，还得按照原路线返回沈阳。
货物经过大行政区、省、县三级公司实行调拨，势必形成层层加价的现象，并且一种商品要使用三套资金，这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按经济区划建立批发站以后，东北向关内采购的商品，可直接运到批发站，大宗整车商品有时可直接运到基层公司。
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可比以前流转最快的标准再缩短半个月。
零星商品采用“零担装整车中转分运法”，可节省一半运费。
东北到关内出售的商品，也改变了过去统一运往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青岛五城市，再转运各地的办法，而直接运到关内四十余个市县。
东北区内的产品在就地产销的原则下，主要商品实行分区供应，基本上消灭了相向运输和迂回运输的现象。
批发站对国营工厂的产品实行了就厂矿直接拨到基层公司所属商店的办法，更加缩短了商品周转的时间。
现在只有批发站与基层公司的调拨、作价关系，减去了省公司的调拨、作价的手续，还可以节省一套资金。
今年上半年百货商品运输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半，但运行里程平均缩短了百分之十八点四五，运杂费降低了百分之十二。
商品供应更加及时，一年多以来已基本上消除了脱销现象。
批发站和生产部门、基层公司直接来往，和工厂就厂转账，和基层公司及时结算，使百货系统第2季度资金周转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零点零四五次。
批发站通过增加商品品种并和有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的方法，组织基层公司，指导人民消费，这种作用也是很显著的。
各批发站经常向上下级机构通报商品情况，互相调剂有无提供迅速推销商品的意见，并发动职工改制和销售冷背残货。
这对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3、由于批发站的建立，更加强了国营贸易对合作社和私商的领导，也增强了国营贸易对市场供应的计划性。
黑龙江省南部靠近白城子地区的镇赉县国营百货公司，过去对市场的供应很不及时，当地合作社和私商直接到沈阳办货，该公司经常发生积压商品或商品脱销的现象。
现在白城子批发站保证对该公司及时供应，使得该公司今年供应市场商品的比重增加了，商品积压或脱销的现象也没有了。
当地合作社和私商在该公司采购的商品大大增加，在外地市场的进货量大大减少了。
第4、由于建立了批发站，进一步使国营贸易内部实行了合理分工，节省了人力、物力，增强了国营贸易的组织性，发挥了各级公司的经营积极性。
批发站使国营贸易改变了过去那种上拨下卖的供给制式的经营方法，克服了购拨业务与零售业务分工不明确的现象，使区、省公司不再直接经营业务，有充分时间指导基层公司的业务活动与研究商品供销规律。
而批发站则专门组织商品来源，掌握批发市场，保证基层公司的供应。
基层公司则可以努力提高经营计划的准确性，加强财务管理，改进劳动组织，提高工作效率，这对扩大卖钱额，加速资金周转，便利消费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三、进一步改进与加强批发站工作
批发站建立以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必须克服它在工作中还存在的若干缺点，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扩大与加速商品流转的作用。
一、迅速建立和健全专业商品批发部，加强对产销情况的研究，以促进生产的计划性。
目前批发站本身业务分工不细，它的业务工作是依靠业务科少数人来管理的，因此在购销工作上还存在着盲目性。
因此，必须迅速建立专业批发部，研究各种商品的产销规律，实行从生产到消费的负责制，使产销结合起来，以便掌握与控制批发市场，改善批发业务的组织和技术，适应消费者的需要。
二、必须克服供给制思想残余，认真贯彻经济核算制。
目前各批发站的资金还没有确定，商品库存量还在逐渐加大，影响了资金周转和商业信用。
同时，各种定额也还没有制定，商品附加费还有许多不合理现象。
因此，必须迅速弄清财产，核定批发站与市、县公司的资金，取消信用往来，实行划拨清算。
同时应该实行定额管理制度，确定商品库存量、资金周转率、商品流转费等定额，逐步地制定人员卖钱额，商品损耗率等定额，作到进货、存货、销货都能心中有数。
三、克服计划不周、不严格执行合同和互不衔接等现象，建立各个商品流转环节的联系责任制，并贯彻合同制。
目前批发站和市、县公司，对待计划和供应合同，还缺乏严肃的态度；
部分批发站内部组织工作和手续制度异常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流转。
因此，必须把采购、运输、保管、作价、调拨、销售、结算七个环节联结成一个整体，统一步调，密切结合，贯彻合同制，建立一套科学的联系责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国营贸易结成统一的整体的力量。
计划是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的指标，合同是保证实现计划的手段，又是使工作走向正规，克服购销盲目性，反对供给制思想，贯彻经济核算制的主要方法。
必须反对那种对国家商品流转计划和合同制度采取的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不断扩大与加速商品流转，增强国营贸易在市场上的领导作用。
更正
11月13日本报第2版所载“太行一村”一文第2节“恋爱和结婚”中的“韩银旺”应为“史银旺”；
同节倒数第3行中“怀旺就割到大永前面去了”，其中“大永”应为“大家”；
15日二版所载“太行一村”的第4节“报告毛主席……”倒数三十七行“……六亩秋田（那二亩本是麦地）”中的“本”字应为“半”字。

中国百货公司盲目订货积压大批进口商品
造成这种现象的供给制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肃清，以便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中国百货公司最近检查进口商品的购货计划和销售情形，发现了由于不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商品规格，不计算成本，不知道库存商品量，盲目购进货物，以致积压大量商品，影响资金周转，使国家资财受到重大损失的严重情况。
该公司在1951年盲目购进物资，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例如，去年从国外购进的摄影显影剂海特尔、米特尔达一万六千零二十七公斤，足供全国十多年之用。
但显影剂的有效期仅为一年。
如能注意保管，有效期可适当延长，但其效能就要减低。
只这一项，就长期积压了七十三亿元的资金。
该公司又向国外订购了大量干电池收音机，订购货计划的干部既不了解商品规格，又不了解农民购买力，竟盲目地认为农村和部队需要这种收音机，就订购干电池收音机二千九百架及备用真空管三千套，价值一百亿元。
这批收音机运到以后，才发现由于使用电池，携带不便，耗费又大，不适于部队使用；
且每架售价三百万元，农民无力购买；
城市机关、市民又不用这种收音机。
因此，这批收音机就无法出售，长期积压一百亿元资金。
10月间该公司进口猎枪四千二百多支，根本不能销售。
使人奇怪的是，此后不久，竟又继续向国外订购了四千支，每支售价五、六百万元，每发子弹售价四千元，没有人买得起，三百多亿元资金，长期积压下来。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现象呢？
该公司的领导干部检讨说，他们接到中央商业部分配的外汇任务后，就把这样重要的进口计划，交给进口科内的科员去编制，这些科员既不了解库存物资情况，又不了解群众需要，仅根据自己主观的想像，把计划订了下来。
这些订货计划，就这样经过处长、经理的层层“批准”，交上去了。
他们认为，反正外汇是上级拨给的，我们的任务是订计划，只要凑满了外汇数额，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货物能不能卖出去，是没有考虑到的。
另一方面，销货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库存情况，只向上级要顺销货，但不积极给滞销货找销路。
他们从不计算资金流转次数，也不计算成本和盈亏，反正没有钱就向上级要，有了钱就向上级缴。
这种供给制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一面大量积压资金，一面又感到资金不足的情况，把大量商品积压在仓库里，使国家财富受到严重损失。
为了改变这种盲目进货，积压商品和资金的现象，必须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克服国营贸易干部中的供给制思想，贯彻经济核算制，用经济核算制的方法来管理国营贸易以加速资金周转，减低商品流转费用，积累资金，保证物资和资金尽量少受损失，完成国家给予国营贸易部门的任务。
中国百货公司遵照中央商业部的规定，准备在今年第4季度完成设置批发站的工作，做好贯彻经济核算制的准备工作。
为了引起各级有关部门对这一工作的重视，该公司决定依靠全体职工，发扬民主，彻底揭发和批判由于供给制思想所造成的国家财富的严重损失，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给贯彻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介绍防治“猪丹毒”的办法
编辑同志：
我看到1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金华专区农民要求防治“猪丹毒”的读者来信，知道这种猪疫病正在那里流行。
“猪丹毒”在山东莱阳、惠民等专区也流行过。
莱阳县今年春、夏两季闹“猪丹毒”，在三个多月中死了七千七百多只猪。
这些地区曾经用很大力量进行扑灭猪疫病的工作，所以摸索到若干防治猪疫病的经验。
现在提供出来，供金华专区和其他各地的参考。
首先应该重视预防猪疫病的工作。
莱阳兽医院和惠民专区养猪较多的县份都很重视这件工作。
他们预防猪疫病的主要方法是注意猪的清洁和饮食。
这里养猪户有句俗话是：
“要想猪不病，猪窝得干净。”
他们经常打扫猪窝使猪窝干燥，排除积水。
在猪的饮食上，第1要注意饲料的调剂，使蔬菜和粮食各占一定的比例。
第二不要让猪吃腐败的东西。
为了防止猪感染疫病，要作到以下几点：
（一）一旦发现病猪，立即实行隔离，并实行猪圈消毒；
（二）养猪户最好不要买病猪肉吃。
如果吃了病猪肉千万不要把刷锅水喂猪；
吃过病猪肉的人，也不要在猪圈里大便；
（三）在猪传染病流行时，不要放猪外出；
（四）新买来的猪一定要先另圈养几天，证实没有传染病，才和原有的猪合在一起。
莱阳县用这种办法，防止了“猪丹毒”的流传。
其次是对病猪进行正确的治疗。
最好是由兽医具体处理。
有些经过群众试验治猪疫病确有成效的土法，也可以采用。
要劝阻群众不要采用毫无成效、甚至有害的办法，如割破猪耳、猪尾和灌卫生球等。
再次是对养猪户要加以适当的组织。
农村养猪多以户为单位，在防治疫病时容易发生步骤不一致的现象。
如这户预防那户不预防，这户治疗那户不治疗，随便放出病猪，杀卖病猪等等。
要防止这种现象，就应该在平时把养猪户组织起来，根据实际情况，订出公约，一旦猪疫病流行，各养猪户就可以有组织地进行防治了。
王德荣

听了李顺达的访苏报告
平顺农民明确了生产方向
编辑同志：
山西平顺县的农民听了劳动模范李顺达的访苏报告后，更明确了发展山区生产方向。
全县掀起了植树造林和秋耕运动，在十天中植树二十万株，在荒山播种一千三百七十亩。
10月05日，李顺达从长治回平顺路过羊井底（植树模范武候梨的村子）村时，被早在村边路口等候他的农民团团围住，要求他介绍苏联农民幸福生活的情况。
李顺达回到平顺后，先后在平顺城、一区的川底、七区的杏城、六区的虹梯关、三区的石城和五区的苗庄等地作了报告。
全县听到李顺达报告的农民一共有四万三千多人。
听到他报告的人都说，这等于上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政治课，使大家更明确了山区的发展前途。
四区后家滩中共副支部书记申良玉说：
“听了李顺达同志的报告后，知道咱平顺发展前途很大，我的下山的念头消除了。”
因为植树是发展山区生产的一个有效办法，在秋季造林期间，全村群众在他积极领导下，展开植树造林运动。
共植树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五棵，每人平均种了六十七棵，超过原计划的二倍以上。
荒山播种二百四十五亩，超过原计划一倍半。
二区韩家村韩买富老俩口过去不但不计划植树，并且打算把原有的树砍了出卖。
他们听了李顺达介绍苏联老年人的美满的生活情况后，不但不砍卖原来的树，并且在两天内植树六十八棵。
其他各区也都像这个区一样，热烈地展开植树造林运动。
申联科马松德张春锁景起廷

杨显亭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一致表示要向苏联学习
编辑同志：
09月16日去苏联参观的杨显亭回来了。
社员正在地里收割，听说老杨回来了，马上把刀搁下，跑回来，像一窝蜂子似地把老杨围的风雨不透，问长问短。
老杨把苏联的工业、农业、集体农庄、苏联农民幸福生活，一一讲给大家。
刘素琴、吴文学说：
过去听说苏联好，干活使机器，生活幸福，就是没看见。
这回自己的亲人看了一趟，等于我们亲眼看见了！
这一听浑身都是力量。
农业组长老周贵夏天在地里叨咕过：
这么干有什么劲头？
黑手挣来，白手花了，这么大岁数还能赶上社会主义吗？
现在，他说：
好好干，今年打下底，明年多使马拉农具，建设它五年，我们也很快使机器啦。
吕凤财说：
“我结婚也没做上新被子，今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头一年就盖上了新被子。
我真高兴！
这还不算，我家妇女都有了一套带裙子的干部服。
吃的穿的都变了样。
这才刚开头哇！
将来要成立集体农庄，不更好了吗！”
社员们在地里干活疲劳时，有人一喊出“往前看”的口号，大家就想起了苏联正在前边给我们带路，就精神百倍地干起来了。
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已成了社员们前进的动力。
刘文学

沈阳国营贸易系统改革商品流转组织工作
建立专业批发机构，实行对专门商品的批发业务
沈阳市国营贸易系统各专业公司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农业生产的纽带作用，根据专业分工和把商品划细以适应生产与生活需要的原则，从今年04月份开始，改变过去那种综合公司的形式，建立专业批发机构，实行对专门商品的批发业务。
市工业器材公司先后把综合性的五金器材批发商店划分为五金器材、化工原料、交通器材、电工器材、机工仪器等专业商店。
市百货公司把第1、二百货批发部划分为日用杂品、服装鞋帽、烟酒茶食、运动乐器、花纱布、文具纸张、玻璃陶瓷等七个专业批发部，并已移交沈阳批发站管理。
市土产公司也按照商品种类，划分为工业原料、蔬菜水果、药材、皮毛鬃尾、土产等专业货栈，和水产、畜产两个专业批发部。
事实证明，这种商品流转组织工作的初步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一、它加强了职工钻研各种商品的积极性，增强了供销工作的计划性，促进产销进一步结合。
如交通器材商店的职工研究了汽车轮胎的生产情况和各方面的需要数字（包括农村胶皮轮车），并且研究了轮胎在不同地区使用年限及更换的规律，在经营上作到了心中有数。
这就加强了供应市场的计划性，并能向生产者提出改进产品质量、规格的要求，促进产销的进一步结合。
二、由于进一步弄清了产销情况，就可使同类商品的品种逐渐增加，适合各种消费者的需要，以扩大卖钱额。
工业器材公司经营商品的品种，已由综合经营时期的八千种增到一万四千多种。
销货量也逐月增加。
如以专业商店成立前，工业器材公司每日平均卖钱额为一百，在专业商店成立后，04月份每日平均为一八二点六，05月份平均为二七○，06月份平均为三五六点五，第3季度每日平均为三九一。
百货、土产等专业批发部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三、简化了销货手续，对消费者更加便利。
商品由进货到销出，不再经过市公司的提运、作价、分拨手续，而直接由专业批发部提货。
这不仅加速了商品流转，而且大大便利了顾主。
沈阳生产的商品不必入库，即可直接运到专业批发部，或由批发部直接拨给固定用户。
四、由于分工明确，使营业员便于熟习业务，并能培养专业干部。
在过去综合经营时期，商品品种复杂，而分工又不固定，那时钻研商品技术，熟悉商品知识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助长了愿意卖顺销货，不积极推销滞销货的思想。
在建立专业机构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全体职工的经营积极性立即增强了。
五金器材商店用互教互学及带徒弟的办法，学习商品知识，性能和用途，并实行了“向顾客学习”的办法。
这就打下了培养专业干部的基础。
沈阳批发站正根据东北贸易部的指示，决定在11月底建立十六个专业批发部。

玉田县人民法院前院长检查官僚主义
编辑同志：
我是前河北省玉田县县长兼县人民法院院长。
当08月24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出“建议详细检查玉田县人民法院”的意见后，我即同河北省人民法院唐山分院和唐山专署公安处的同志到玉田县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了五天的检查。
检查结果和读者马杰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相符的。
实际上，玉田县人民法院的肉刑逼供等违法乱纪现象，比读者马杰所反映的还多还严重。
这些现象正是我任玉田县县长兼县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发生的。
这和我的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
我自从在玉田县任职后，并没有亲自到该院检查过工作，甚至很少过问该院工作。
这说明我对司法工作漠不关心、立场模糊；
没有认识到司法工作就是保护人民利益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工具。
玉田县司法工作上的这些问题，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除了感谢读者的批评外，我请求组织上、行政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以上是一个初步的检查，我当在司法改革运动中认真学习、作进一步的检查。
开源

西康藏族人民感谢毛主席
编辑同志：
我们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第1中队的全体同志于06月10日到达西康省巴塘县。
我们曾克服了种种困难，为藏民治疗疾病。
三个月中受到治疗的藏族人民计初诊患者五千二百四十一人（约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复诊患者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人（痊愈患者共有三千零六十九人）。
本年08月间，巴塘县城区发现麻疹，患者达六百零六人（约占城区儿童的三分之二）。
经过我们积极防治，已有四百三十三人痊愈。
我们不仅给藏民治疗疾病，还举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给藏族人民培养新接生员、卫生员、化验员；
并建立了一个新法接生小组，使藏族妇女受到了新法接生的好处。
藏族人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
六十多岁的藏族老太太俄准在我们给她治好了病以后，说：
“以前，在反动统治下，我因为没钱治，差点要了命；
要不是解放了，毛主席派来好医生给我治病，怕活不成呢！”
藏民老大爷阿一曲喜的孙子得了麻疹，经治好以后，阿一曲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我们要离开巴塘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时候，藏胞们一再地挽留我们。
杜建华杜俊真

让技术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天兰铁路工地见闻之二
本报记者陆灏
我在天兰铁路第41号隧道工地停留的时候，我听到工程师们不止一次地谈论过他们如何依靠了工人，征服了这座长达数华里的关内最大隧道。
四十一号隧道工程是在1951年06月开工的。
如果按照原来天兰铁路于1953年06月通车的计划，第41号隧道的工程必须要在同年03月份完成。
但由于隧道的土质坚硬，开始每天前进不过五公寸，后来逐渐提高到一公尺，以后，前进的速度便再也无法提高。
要是像这样进行，1953年06月隧道还打不通，按期通车就无法完成。
这问题引起了全体职工的焦虑，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说：
“历来都是这样的，除此以外，别无办法。”
但负责这个工程队的队长张振声是位工程师，他和协理员杨泽民等懂得依靠工人，他们说：
那只有发动工人，大家共同想办法。
当时导坑工程是两人拿钎，两人打锤，四个人在一个上下、左右约二公尺的窟窿里进行工作。
队部要大家想办法的号召在工人中引起了广泛地讨论，工人马万林、卢治平等，他们想到现在是四个人在那样小的地方工作，你怕碰我，我怕撞你，彼此妨碍。
这样，还不如减少到两个人工作，把钎和锤的柄减短，自己拿钎，自己打锤。
张振声等立即接受了这个办法，试验的结果，证明人虽减少了，但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工率反而提高了。
张振声和杨泽民等同志，他们从实际工作中懂得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到工人中去，把工程上遇到的困难全部告诉给工人。
把工人看作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马万林、卢治平等的单人打钎法的基础上，工人们又继续想出了两层三节的办法。
这种工作方法，使本来只有两把钎子工作的导坑工程，变成五把钎子同时并进了。
这样就使工作的进度每天达到三公尺。
和开始时候相比，已经提高了两倍。
1951年10月份，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王世泰等同志到了隧道的工地，经过他们的调查研究，计算工期，认为第41号隧道还可以提前完成，天兰铁路也能在1952年年底提前通车兰州。
要提前通车到兰州的消息传遍了工地，使工程技术人员大为震惊。
因为要按照在1952年年底提前通车兰州的计划，四十一号隧道的工程就必须比原计划提前八个月完成。
有的说：
“这怎么可能，有点像开玩笑。”
有的是听了就摇摇头：
“才进去二百多公尺，里头还不知道有什么玩意儿，肯定的说，一定完不成，一定完不成。”
有的说：
“完得成，完不成，看看再说。”
张振声等眼看这种情况，想要先在工程技术人员中间通过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
于是他就决心先到工人群众中去想办法。
他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中队和小队的干部们，他们中间开始虽然也有摇脑袋的，但他们后来想了一想，都一致表示说：
“可以的，干一下吧。”
看到工人干部们都同意了，张振声等就觉得事情已经有了七、八十分把握，张振声自己想：
这一次，让工人们来带动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吧。
由于张振声等在隧道的挖底、扩大、衬砌的过程中，都集中了两层三节法的能多容纳人和消灭工作当中任何空隙的优点，工作的进度大为提高。
到了1952年的三、04月份，四十一号隧道东口导坑的进度已经达到八·三七公尺。
工程按期完成眼看已不成什么问题。
事实就是如此。
一个工程师，如果他不仅能够根据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办事，而且还能根据具体情况，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办事，这就能大大地使工程技术前进一步；
不如此，就一定失败。
负责天兰铁路上第40号隧道工程的工程师王肇欣，他就有过因为脱离工人，致使工程造成巨大困难的痛苦教训。
开凿第40号隧道的过程是一场英勇和艰苦的斗争。
隧道里到处是流水和泥浆，抽水机每天要从洞里抽出八十多吨水，水有时从工人的头上、脚下四周淌过。
在洞内工作的人全身都为泥浆粘满，只能看到两只眼睛在转动，有的甚至眼睛也被糊住了。
他们走出洞外，擦掉了眼睛上的泥浆，又回来继续工作，地上的泥浆更深了，陷在泥浆里的腿，要另外一个人扶着才能拔出来。
当隧道进入九十多公尺的时候，工程前进的速度是每天四公尺。
工程师王肇欣为了要向前赶工，他只追求自己的愿望，不考虑工程面临的实际情况。
他让工人们折去支撑的柱子刷帮。
在这个时候，隧道内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征象。
杂色土层掺着水，使导坑变成一个泥浆的世界。
泥浆的相互拥塞使洞内的压力越来越大，支撑的柱子有的已经弓了起来，柱子旁边鼓着的泥浆有的把柱子都裹住了。
有经验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要用斧头敲敲柱子，听听声音，就会知道柱子上已经担负了多大压力。
当时，工人们说：
“我们不能再像这样前进了。”
他们觉得目前柱子的压力已经很大，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前进四公尺，应该前进二公尺，或者更少一些，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
只有稳扎稳打，才能减轻和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导坑、刷帮、衬砌的全部隧道工程。
如果再像过去那样猛进，洞顶有沉陷的危险。
但王肇欣的意见不是这样。
他说，“我们是掌握计划的，你们只管做工，不要管别的。”
“你是工程师，我们是工人。”
工人们说：
“我们的意见，你不能听听吗？”
王肇欣非但不听，而且大发雷霆，他说：
“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叫你们做，你们就要做。”
工人们一连折了八根柱子就折不动了，工人们都说：
“不能折了，再折就有危险了。”
王肇欣蛮横的说：
“你们胆小！
你们怕死！”
元木已经不能再用一般的办法折去，工人们用斧子砍元木，元木是砍断了。
但是，这时候在九十公尺的地方，山顶上有一块十几公尺到二十几公尺宽的地面已经越陷越深整个陷下来有一公尺多深。
山顶的地面向下沉陷，就使隧道的顶部动起来。
在隧道的支撑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以后，到处压得咯吱咯吱发响，有的则已经呲牙裂嘴，湾湾扭扭的折成几段。
有的三、四公寸粗的元木也被压酥了。
由于王肇欣的疏忽，四十号隧道工程就陷于更为艰难的境地。
隧道工程的进展有时候每天艰难地只能前进数公寸；
有时候，每天挖两方稀泥，但坍下来的倒有一方半。
结果还是依着工人群众的意见，放慢了工程的前进速度，稳扎稳打，才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难，稳当地完成了隧道工程，让火车从巨大的山峒中开过来。
事实对于技术人员是最好的教育。
我在第1工程队认识的工程师沈启印，他告诉我在去年07月的时候，局里来人要求他的工作单位能在1951年内完成六百公尺衬砌，比原计划高出约一倍。
他听了以后，心里想：
这是让下级为难哩，根本办不到的事，是瞎说。
他看见工人们的热情很高，他暗暗说：
“热情是很高，但光凭热情不能打通山峒呀。”
按沈启印的看法，在旧中国，隧道的衬砌每天只是五公寸，四十一号隧道开始衬砌的时候，每天的进度也是五公寸，这在他看来像是合理的。
但到了08月以后，每天的进度到了两公尺，这已经使他大为震惊。
有一天，沈启印到峒里去，故意问小队长朱璟：
“是否还能再提高？”
朱璟充满了信心回答说：
“可以。”
不几天，工人们商量了缩短运送混凝土的时间，改良了工具，每天进度就达到了六公尺。
这件事给沈启印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看到很多工程上明明办不到的事，但工人们却一件一件都办到了。
他觉得自己再要那样清高，再以为只有自己是劳心的，是有智识的；
工人是劳力的，是没有知识的，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
当沈启印感到自己的工作和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十分不相称的时候，这就开始逐渐缩短了他和工人之间的距离。
他说：
“开始感到这一点，我就慢慢愿和工人同志们靠近了，当我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
过去只坐在办公室，不大到现场去的沈启印，现在是看见天一下雨，他的心就不安宁了。
有时候，雨还没有停，天已经黑了，他还往现场上跑，看看材料有没有被冲走，基础冲坏了没有。
有一次，听说有一座便桥被水冲了，到处找不到沈启印，人们赶到现场，他其实已经早到那里了。
一个工程师，当他真正懂得依靠工人的时候，他就能使自己的技术得到无尽的援助，使自己的技术见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就不会再故步自封，不会再自己觉得了不起，别人看他很可笑了。
（附图片）
天兰铁路四十一号大隧道竣工通车时的情形

读了访苏观感的文章我们互助组有了很大进步
编辑同志：
看了人民日报上连续登载的“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团员谈访苏观感”的文章以后，我们这里各个互助组都有了很大进步。
大家“靠天吃饭”的保守思想改变了。
我们这里经过多年的互助合作运动，大家虽然不信什么“龙王爷”了，可是有些老年人还说：
“就算你再能干，天不下雨，照样是打不下粮食。”
这次他们听读报组读了这些文章，知道苏联卡查赫也是个干旱的地方，有时两个月不下一点雨，野草都旱死了，但人家用人工下雨和灌溉方法保护庄稼，庄稼长的还是特别好。
李先俊老汉说：
现在我再也不相信“种在地收在天”这句话了，可以说是“种在地收在人了”。
以前有些人有保守思想，不愿意学习技术，买上新式步犁也不用，硬说使起来不得劲。
现在已知道用新式农具就能增加生产，许多人正在计划在今冬买新式步犁。
大家还说：
等到祖国工业化以后，就可以用拖拉机来种地了。
其次，大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增强了。
常兆贞互助组原想集体买羊四十只，但因为春天伙买新式步犁时，有些组员思想搞不通，所以还不能买羊。
这回读了这些文章，组员们说：
这回我们可知道了，像苏联那样美好的社会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才能达到的。
我们现在要注意积累公共财产，创造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先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才能办集体农庄。
现在他们全组已买了四十只羊。
大家生产都很积极。
李根林组现在也搞起了一座粉坊、买了二十一口肥猪，又安起了一架轧花车，并和供销社订了合同，今冬要给合作社轧五千斤花。
组长李根林说：
“赴苏劳动模范所谈的观感，真是个开心钥匙，自从全组学习了它以后，组员的许多糊涂思想搞清楚了，没有一个闹意见的了，互助组可比以前好领导了。”
山西襄垣五区下良村互助组组长
李根林常兆贞李昌孩谈
通讯组连治水记

中共湖南新化县委没有按照中央的建党方针进行建党工作
本报记者商恺
在中共湖南邵阳地委组织部的建党工作进度统计表上，有一行引人注意的数字，即新化县在短短的不到三个月时间里，超额完成了今年下半年建党任务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七五。
而新化县的干部条件和工作基础并不比其他地区好。
这样就格外使人注意。
10月中旬，记者为此访问了新化县。
不能否认，新化县的建党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在此次建党中，确也接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扩大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并提拔了一批优秀的新党员为区干部，充实了区的领导机构。
但是另一方面，却发生了降低党员标准接收党员的错误。
这个县的一区和四区是全县建党工作较好的两个区，但从邵阳地委对一区建党工作的检查结果来看，在全区所发展的二十一个新党员中，有三人是显然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
例如有一个对工作一贯不负责任，还不到入党年龄，有一个品质恶劣，立场不稳。
县委组织部也曾派人到五区木山乡检查建党工作，发现在木山乡所发展的两个党员中，就有一个觉悟不高，还不能在工作中起一个共产党员作用的党员。
当地群众对此提出了批评。
他们说：
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咱们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了。
据县委组织部估计，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为什么新化县的建党工作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由于建党工作的领导者——中共新化县委对于中央所确定的建党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方法和步骤，没有研究，或研究得不够，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
新化县委虽然在去年11月曾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布置了结合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作好准备工作。
但据前任县委书记尹子席谈，当时他对于培养积极分子这一任务是不明确的，曾经这样想：
每个运动中都会出现积极分子，还要培养。
根本没有想到应当根据共产党员标准来培养积极分子。
所以县委在布置培养积极分子工作后，未曾对这一工作进行过检查。
县委组织部对此虽然比较注意，但也只限于指示。
各区委则认为三年来经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每个乡都有十个二十个积极分子。
有人说：
“闭着眼睛就可以摸一批积极分子，县里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送到。”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只有一区和四区对积极分子作了一些考察和教育工作，其他各区都敷衍塞责地在干部会上讲了一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就算对积极分子进行了考察和教育工作。
这样全县结合土地改革复查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就落空了。
今年04月县委开办建党训练班，要各区保送积极分子去受训，各区区委就不得不“闭着眼睛去摸”积极分子了。
现任新化县委会的秘书张保文，就是当时的五区区委副书记。
他说：
“那时县里要多少，我就通知各乡送多少。”
十区区委拼凑了一个积极分子名单，二十区区委把全区乡干部、农民协会小组长、民兵等名字开了一个单子，当作“积极分子”名单往县里送。
建党训练班的学员成分就非常不纯，而且这种现象一期比一期严重。
以立场不稳、品质恶劣者说，第1期占学员总人数百分之八点五，第2期占百分之十八点八，第3期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
第3期以后，虽然县委提出必须经过县、区、乡三级党的组织审查，但第4期仍占有百分之十六点三。
上述的严重情况，县委在第1期就发现了，但因没有很好领会中央的建党方针、政策，不但没有加以纠正，而且发生了新的错误。
第1期训练班的学员，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其中也还有一些是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人物。
这些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和考察之后，即可接收入党。
但是县委和训练班的领导干部对训练班的学员却不进行具体分析，一律都不接收入党。
例如十七区送来的积极分子苏传明、苏传诰，减租以来，斗争坚决，工作负责，联系群众，从各方面看，他们确已具备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可以接收为党员；
却因有人说苏传明等二人有贪污行为，经调查，并没有这回事，而县委仍不放心，没有吸收他们入党。
有些积极分子因此消极起来，影响了乡的工作的进展。
第3期训练班开始时，正赶上中共邵阳地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
当时各县都存在着与新化县相似的束手束脚的现象，因而这个会议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批判。
而新化县委对于会议的精神领会不够，又偏到了另一方面，回县后，便急于求成，草率进行建党工作。
对第3期学员不进行具体分析，就硬性确定接收其中百分之五十入党。
各区的组织委员或组织干事，也抱着“大发展”的精神在训练班工作。
这些干部无论在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小组会上，或支部大会上，都强调发展对象的优点，掩饰和缩小发展对象的缺点，以达到多发展几个党员的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县委和区委曾发生了一些争论，而最后，县委却同意了区委的意见。
例如在讨论第4期中不够入党条件的二十二个人的入党问题时，县委决定不发展这些人为党员，但是有关的区干部却坚持可以吸收这些人入党。
争论结果，县委同意了这种错误意见，决定先接收一部分，各区回去后再接收一部分。
有很多不够入党条件的人就是这样被接收入党的。
当时训练班负责人之一的刘泉清说：
“当时领导上也感觉到发展这些人不恰当，但是不发展就完不成任务。
因此，就‘差点吧’，反正接收后还可以教育。”
曾在训练班工作过的朱彬还记得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她要在一个新党员的入党志愿书上签名盖章时，发现这个申请入党者觉悟还低，还不具备入党条件。
朱彬就犹豫起来，去请示训练班领导人之一的郭广志。
郭广志说：
“就这样吧，批准他入党吧”，这样新化县的建党工作就超额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五完成了。
本来新化县委还计划到今年年底再集训一千五百名积极分子，从中再发展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入党。
这个计划被湖南省委纠正了。
现在县委已经注意这一个问题，准备对全县的建党工作作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检查，总结教训，并分批集训新党员，建立与健全乡的党基层组织。
根据这个县最近召开的区干部会议的情形看，有些区干部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认为“我们区没问题”。
因此要彻底纠正这一偏向，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教育工作，特别要使大家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建党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以及所规定的步骤、方法，并根据这些方针政策来检查全县的建党工作。

乌兰诺娃的小夜曲（巴蕾舞速写）
叶浅予作

北京重工业学校是怎样学习苏联经验进行课程改革工作的
李士敏
北京重工业学校是一个中等技术学校。
在“三反”运动以前，学校就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教材方面，学校根据教学情况，将某些课程作了必要的精简，减轻了同学的负担。
但是由于仅仅从减轻同学负担来着眼，所以课程改革的工作做得是不很好的，一般地都只是对课程做了简单的删减，有的课程删减去几节，有的甚至删减一章，没有很好地照顾到课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在教学制度方面，讲授各门课程的教员都成立了教学小组，建立了教员办公制度，并实行了教员集体备课和观摩听讲的制度，这些也在交流教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上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但是就整个课程改革工作来说，学校领导方面还没有抓住主要问题。
在“三反”运动中，教员进行了思想改造，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认识了苏联、共产党，并检查了自己的教学态度。
在同学们对教学工作提出意见以后，学校的领导方面也认识到过去在教学工作中的严重缺点，例如各科培养目标不明确，工人班没有教学计划，教学效果较差等等，并决心改正这些缺点，办好学校。
事实证明，教员的思想改造，是学校教育改革中不可逾越的步骤。
在“三反”运动中，教员的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就使课程改革具备了前提条件。
我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彻底的系统的课程改革。
首先明确规定了课程改革的总方针，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
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确定了下列原则：
面向生产实际（厂矿在生产上的实际需要），面向教学对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生产经验），进行调查研究；
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动脑筋，大胆尝试。
具体的工作步骤是：
先从工人班入手。
领导方面决心以最大的力量把工人班的课程改革工作做好。
首先动员教员通过举行各种类型的同学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教学情况。
同时组织教员从教学效果上检查一年多以来在教材上、教学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
在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中，进一步了解了工人班同学的特点，这就是：
同学不仅都是成年人，而且大多是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他们具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操作水平。
另外，他们多半都是生产中的积极分子，阶级觉悟比较高，都认识到学习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学习都很努力；
但文化水平很不整齐。
他们对教学的要求，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要求课程的配备和内容有明确的目的性；
二、要求在教学中密切联系实际，并经常和生产中的发明创造结合起来；
三、要求对所学课程内容能深刻体会，能和生产经验联系起来；
四、要求教学要从同学的实际水平出发。
然而，我们的教学工作呢？
由于各科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所以课程的配备和课程内容的确定都存在着盲目性；
教学方法则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不弄清教学对象的情况，一个劲儿地死灌、硬灌。
结果，不能启发同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不能发扬同学独立的思考能力。
这就提出了课程改革工作的一个新问题——要培养什么样的中级技术干部？
“要培养什么样的中级技术干部？”
这不是课程改革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学校领导方面确定，首先要弄清工厂中的中等技术干部究竟在作些什么事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于是，正副校长及其他领导同志到工厂向中级技术干部作了调查。
他们在石景山钢铁厂鼓风炉车间和鼓风炉的正值班（是工人出身）、副值班
（是学生出身）谈了话。
谈话结果，他们认识到工人出身的干部一般是生产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但文化水平比较低；
而学生出身的干部因为过去所学的太广泛，再加上过去的学校没有很好的生产实习制度，所以在车间实际工作中多半只是作副手。
另外，他们在北京机器厂也和车间主任、车间技术员谈了话。
这些谈话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了车间技术员的主要工作。
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学校领导方面作了研究。
之后就发动各科教员初步拟定各科培养目标，其主要内容是：
一、各科所培养的干部必需具备的理论知识；
二、各科所培养的干部在生产岗位上所必需的实际操作技能；
三、各科所培养的干部必需具备的管理车间、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这项工作做好以后，学校领导方面召开了中级技术干部座谈会，约请了北京机器厂的车间主任、技术员、工程师和前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负责技术教育的同志共同讨论初步拟定的培养目标。
会上大家提供了许多意见。
大家认为：
中级技术干部不仅需要有技术，有操作能力，还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并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这样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技术人员要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善于集中工人群众的意见。
大家并指出，现在的工人班同学，同样需要一定时期的生产实习。
这次座谈会上的意见有许多是很好的；
然而，也有好多意见是根据各工厂目前要求提出的，没有从发展的观点来作周密考虑。
为了全面地研究中等技术干部所应具备的条件，北京重工业学校又约请前中央重工业部工业教育委员会、机器工业局、北京机器厂等单位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
这次座谈虽然没有做出结论，但下述几点意见是一致的：
一、今后我国工业建设肯定是走苏联的道路，我国的机器厂会更进一步地精细地分工，有的工厂会专门制造工具机，甚至有的工厂专门制造一种工具机如磨床，所以必须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培养干部；
二、培养干部，要多征求苏联专家的意见；
三、在确定教学计划时，要注意加强工厂管理的课程。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我们对中等技术干部的培养目标便有了初步了解。
在培养目标确定以后，第2项工作就是确定教学计划。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北京重工业学校首先着手制订工人班各科的初步教学计划。
为此，学校的课程改革办公室组织教员结合工人班同学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学习了苏联专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及教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并请苏联专家讲了苏联中级技术干部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问题。
苏联专家指出：
各科所制订的教学计划，是组织学校所有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
教学计划上的课程可分为普通课、基础技术课、专业技术课；
各种课程所需的时间和各种课程的衔接都须作具体的规定。
他更进一步说明，在各科的教学计划中，专业技术课内所包括的课程是为了培养在生产中能独立工作的中级技术干部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这样也就保证了各科的培养目标的实现。
苏联专家还告诉我们：
每个阶段的生产实习必需和前一阶段的理论课相衔接等问题，并用苏联中级技术学校金属切削加工专业的教学计划为例，对上述问题作了说明。
苏联专家所谈的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东西。
其中我们体会最深刻的一句话是：
“教学计划是组织学校所有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有了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实现才算有了保证。”
苏联专家的讲话，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增加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信心。
于是我们就参照苏联中级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初步制订了工人班的各科教学计划。
并反复研究了普通课、基础技术课、专业技术课三者互相衔接和配合的问题，制订出各门课程内容的提纲，并印刷成册，作为初步草案，征求有关单位和苏联专家的意见。
由于我们是初次制订这样的教学计划，缺点是难免的。
苏联专家指出了它的缺点，并亲自制订了工人班工具科的教学计划，拿它作为例子，来说明如何制订教学计划。
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苏联中级技术学校教学计划的优越性，这首先表现在：
课程学习的连贯性和计划性、每门课程的上课钟点数、各种教学方式的时间分配以及检查学生成绩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
凡同一类的课程都把它连接起来，形成几个系统；
并且每一个系统除去每门课程的理论讲解、实验和计算题以外，在终了时候还有专题设计来作结尾。
如金属切削加工专业教学计划里就安排了工程力学系统里的各种课程学习的次序，这次序是：
第1年学数学和物理的力学，给工程力学打下基础；
第2年开始学理论力学，下学期同时学材料力学；
第3年学机械零件。
专题设计为学习机械零件这一课程的总结，这是学生们第1次从事独立计算设计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不仅可以看出学生对机械零件这一课的知识水平，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以前学的一般工程课的知识水平，像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制图、金属工艺学等等的水平。
其次是一个中级技术干部必需对现代企业有系统的知识（由冶金学、金相学、热处理、铸造、压力加工、焊接到金属切削加工），才能使学生成为现代企业中的有能力的工作者。
所以教学计划中规定了金属工艺学为基础技术课。
再次是教学计划中规定了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前生产实习、作毕业论文。
这些都说明了苏联教学计划是按照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统一的教学过程而制订的，特别是作毕业论文，可以总结学生四年来所学的各种课程，同时培养了学生单独工作的能力。
在学习了苏联的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又学习了苏联的教学大纲。
这以后，我们更知道了各门课程所包括的基本内容，以及各种教学方式（讲解、实验、实习、参观等）所用时间的分配，更明确地认识了在各种课程中如何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又把工人班各科的教学计划，重新修订了一次。
今年秋季开学以后，我们开始制订学生班各科的教学计划。
在学习了曾昭抡在“人民教育”第9期上发表的“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一文和“苏联中级技术学校专业设置一览表”以后，我们认识到学校过去的细密分科基本上是按照工厂的生产过程所划分的工作单位为对象来设置的；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苏联中等技术学校的各专业学科，一般固然都是根据厂矿的实际需要，同时还按照一定的理论系统而设置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专精的特长。
这样，我们就明确地认识了专业设置问题是课程改革工作中的更根本性的问题；
然而这一问题学校是不可能单独解决的。
我们就把这一问题汇报给第1机械工业部。
第1机械工业部的有关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一问题，亲自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指出一定要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并确定了北京重工业学校的具体任务。
这样就在方向上解决了北京重工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这个根本问题。
现在我们正据此进行工作。
学校的课程改革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工作，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
几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我们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才能把这一工作做好。
为了有效地学习苏联经验，首先是教员的思想改造问题必需得到初步解决，要不然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会变成形式主义的，不会得到什么实际效果的。
教员必须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
而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也就是教育工作者思想改造逐步深入的过程。
其次在课程改革这个工作上必须系统地完整地学习苏联经验，先由根本问题开始：
根据业务部门对学校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并据以确定专业；
再按培养目标制订教学计划；
最后再反复研究苏联教学大纲的精神，编写教材。
在这过程中，必须加强各教学研究组的领导，及时扫除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的思想障碍和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坚持积极的慎重的建党方针
各地经验证明：
凡按照中央建党方针，有计划、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建党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是目前全国建党工作的主要情况。
反之，一定会发生错误。
今天本报所刊登的湖南新化县的建党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湖南新化县的建党工作，不是在学习和领会了中央的建党方针之后，坚决按照中央方针去进行的。
因此工作开始时，表现了过分的“慎重”，束手束脚，不敢积极地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在上级党对此进行批判之后，又以为中央的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有了改变，把反对关门主义倾向误解为可以“大胆放手”，把反对对党员标准的神秘化误解为党员标准的降低，把要求积极完成建党任务误解为可以不择手段，拉夫凑数。
这样，就不问情况，盲目地确定了在第3期训练班中发展百分之五十的人入党，而在这一期训练班中，单是品质恶劣者就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之多。
结果在接收新党员时，降低党员标准，甚至明明知道有一部分人阶级觉悟低，尚未具备入党条件，但最后却批准了区干部的降低条件接收入党的意见，因为“不这样就完不成任务”。
上述的事实，给我们指出了学习和领会中央建党方针的重要性。
新化县党的领导干部就因为没有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中央的建党方针，所以不是提出过高的要求，就是降低了党员标准；
不是过分“慎重”，就是过分“积极”。
他们不了解中央的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是一个完整的方针。
所以要积极的原因是：
经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之后，已从工人和劳动人民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物。
他们成分好，觉悟高，历史清楚，对党忠诚，在群众斗争及工作、生产和学习中表现积极，懂得党的事业的意义，并愿为党的事业奋斗。
经过对他们的考察和教育之后，党应该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吸收他们入党，以扩大党的组织，增强党对人民群众和国家建设的领导作用。
因为应该吸收入党的就是要这样一批优秀人物，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所以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新化县委不了解党的建党方针，就产生了单纯任务观点，降低党员标准去接收党员。
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地完成原定的建党计划的数字是不成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如何坚持党员标准、保证所接收的党员的质量。
而坚持党员标准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中央的建党方针，有计划、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建党工作。
任何急于求成，草率从事的作法，都将重复湖南新化县在建党工作中降低党员标准的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