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
【新华社25日讯】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称：
25日下午二时，菲律宾群岛东部的海面出现台风，它的中心位置为北纬十七点二度，东经一百二十三点二度。
目前正向东北偏北方向进行，东海将有大浪。

今年下半年返国的马来亚难侨
受到政府侨务机关妥善安置
另一批马来亚华侨返抵广州
【新华社广州21日电】
1952年下半年遭受英国殖民当局无理驱逐回国的马来亚难侨第16批到第21批三千九百五十二人，已得到人民政府侨务机关的亲切照顾和妥善安置。
难侨们初回到祖国时，大都一贫如洗，身体瘦弱。
人民政府侨务机关从他们来到广州第1天起，就予以亲切的欢迎和招待，派人到船上去慰问他们，把他们接到招待所里，发给他们衣服和被帐，并发给每人九十万元的“安家费”。
根据难侨们的志愿，人民政府已将他们分别资送回乡生产或介绍工作、学习。
到目前为止，这六批回国难侨中，资遣回乡生产的有二千二百多人，介绍到广东东莞万顷沙华侨集体农场、海南岛兴隆华侨集体农场、福建漳州华侨集体农场等处工作的有九百多人，介绍学习的有二十四人。
剩下的大都是老弱和有病的人，也被安插到广州养老院等处或介绍到医院治病。
已经回乡生产或参加工作、学习的难侨们，对于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妥善安置，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很多难侨经常写信给侨务机关报告他们愉快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新华社广州21日电】
被英国殖民当局无理驱逐出境的马来亚难侨第22批六百二十六人在19日晨抵达广州。
他们大多是妇女和老弱。
被驱逐前，被监禁在怡保、巴生、居銮、新山、太平、槟城、吉隆坡等地的集中营和监牢里，备受英国殖民者的酷刑虐待；
其中很多人被关押了三、四年。
这批难侨们回到广州后，受到人民政府侨务机关的亲切欢迎和招待。
在此以前，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马来亚难侨第20批六百五十人，第21批六百五十人，已先后在09月24日、10月12日返抵广州。
至此，自1950年以来，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马来亚难侨已达一万四千四百四十人。

全国少数民族人民欢庆中苏友好
各地铁路员工开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运动
据新华社讯：
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苏友好月”活动正热烈进行中。
各族人民都以欢欣的心情，参加了这个巩固中苏两国各民族友谊的活动。
在西北，新疆省迪化市“中苏友好月”活动已进入普遍深入的阶段。
迪化全市已有四个区的人民普遍受到了一次中苏友好的宣传教育。
各街巷的读报组，在“中苏友好月”中着重讲解了报纸上所刊载的中苏友谊历史和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进行建设的生动故事。
苏联影片展览和苏联图片、书刊的展览，也引起迪化市各族人民的极大兴趣。
据不完全统计，到19日为止，迪化市苏联影片展览的观众已达七万多人。
离迪化八十里地以外的南山的哈萨克族人民也冒着严寒到城里来观看。
从吐鲁番盆地来迪化的许多驮户，在卸下驮子后，便跑到电影院去购票。
迪化市各族人民受到中苏友好的教育以后，纷纷要求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第3区有维吾尔、哈萨克、汉、回、塔塔尔、乌兹别克等族二百多居民自动到中苏友好协会要求入会。
第6区原有一百多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现已发展到四百多会员，最近成立了区的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
此外，仅据新疆省伊宁市、喀什市，甘肃省临夏和平凉两市、卓尼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卓尼、东乡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锁南坝等六地的统计，就有回、藏、维吾尔等各民族人民十万多人在“中苏友好月”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各地都组织了宣传队，举办了图片展览会、报告会和演出以中苏友好为内容的歌舞，进行宣传。
在西南，云南省保山专区傣族、本人族聚居区，贵州苗族、回族聚居区和西康藏族自治区各族人民像过隆重的节日一样，整日载歌载舞地在街道、集市宣传中苏友好。
西康藏族自治区首府康定城内各民族人民举行的宣传游行大会，有藏族人民组织的百人弦子队和百人腰鼓队以及各喇嘛寺联合组织的乐队参加。
云南省南部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墨江县，11月07日举行了五千多人的大会，晚间并表演了各民族人民的歌舞欢庆中苏友好。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中苏友好月”活动并已逐步深入到边远农村。
贵州省的八个流动放映队深入到惠水、镇宁等八县的乡村中放映，观众已达三十二万人。
各地民族学校的师生也投入了“中苏友好月”的宣传活动。
贵阳民族学院、康定民族学校、保山区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训练班等各民族学生，都利用空闲时间，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舞蹈，深入各居民段和农村进行宣传。
保山专区民族学院的学生还将“10月革命节介绍”、“中苏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堡垒”等文件译成傣族文、山头族文、傈僳族文寄给家乡人阅读。
云南、贵州、西康各族聚居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组织已蓬勃发展，许多过去没有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的地区现在都成立了。
云南省保山专区、贵州省炉山苗族自治区、西康省藏、回各民族人民有五千多人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
在东北，延边朝鲜族地区所属各县、区在“中苏友好月”开始前，就普遍组织了“中苏友好月”筹备委员会，具体领导“中苏友好月”中的宣传活动。
曾赴苏联参观的著名朝鲜族劳动模范金时龙，自“中苏友好月”开始后就出发到全区各地向朝鲜族农民报告他的访苏观感，极受听众欢迎。
朝鲜族人民对苏联电影非常喜爱。
延吉市电影院每日放映多至九场，场场满座，十天内观众达五万多人次。
延吉县第8区农民姜俊禹看了“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一片后说：
“过去我总想搬到城里住，嫌山沟没前途。
今天看到这部片子，我知道只要学习苏联，就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山沟建设得像苏联的山区那样好！”
在中南，以僮族人民为主的广西省宜山专区各县，在“中苏友好月”中普遍设立了“中苏友好室”。
宾阳专区都安县参加庆祝大会的僮、瑶、汉等族人民群众有四万多人。
赴苏参观农民代表藤文经、农业劳动模范蒋在球在邕宁、百色各僮族聚居区普遍作了访苏观感的报告。
仅宾阳、横县听报告的各民族农民就达两万人。
早在本月初，广西省人民政府电影工作队十二个队就分赴大瑶山、苗山、防城、三江、龙胜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与杂居区放映电影。
中南区中苏友好协会也派了一个电影队到大瑶山协同放映。
大瑶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听到省电影队来，派代表到百多里外的宜山去迎接。
【新华社讯】
全国各地铁路员工已形成广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
“中苏友好月”开始以后，各地铁路局即运用电话会议、座谈会和示范表演等方式，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并介绍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办法。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绥化分局从11月11日起，每天召开两小时专业电话会议，由所属各段互相介绍与学习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方法。
绥化机务段在会上介绍了九七五号机车陈志忠包车组学习郑锡坤驾驶法示范表演等经验，并准备介绍苏德尼果夫综合调车法和郭春林养路法。
郑州铁路管理局汉口分局江岸机厂召开了职工座谈会，由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成绩的职工现身说法，介绍克服保守思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经过。
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最近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推广“紧密运行图”、苏德尼果夫综合调车法、鲁宁式机车保养法等三十三种苏联先进经验，以提高工作效率，争取在11月份内比10月份多装百分之二十七的货车。
有些部门为了加强对推广苏联先进经验运动的领导，还设立了专门机构。
皇姑屯铁路工厂在各车间组织了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小组，领导各车间推广苏联先进经验。
济南铁路工厂设立了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委员会，并制定工作计划。
沈阳铁路管理局满洲里分局最近成立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训练班，有些铁路局还派出了宣传队、电影队，深入铁路沿线进行宣传。

对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
苏联代表团提出补充条款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对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提出了一项修正，这项修正是一个补充条款，要插在序言之后，作为苏联提案主文的第1节。
苏联提案这条新补充的条款说，联合国大会认为必须：
“建议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海、空军事行动，战俘遣返的问题应交给苏联提案所规定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赞成决定。”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消息报”评论员米哈依洛夫评论美国反动报纸关于“联合国的危机”的论调时写道：
这种论调的根源是美英集团的恐惧，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反映出来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越来越多，同时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危机，也一天天地变得更尖锐，使得它们很是恐慌。
美国代表团曾按照美国的意图准备联合国第7届大会。
它在大会开幕前就曾对其他国家施行最无耻的压力，并在联大开会期间不断增加这种压力。
美国统治集团正极力利用联合国第7届大会，使它成为他们的侵略政策的工具。
不过，他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少新的困难。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大会政治委员会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完全不是按照美帝国主义所计划的那样进行的。
苏联代表团已在全世界面前，把为了取得几十亿美元利润而不愿在朝鲜达成和平的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了。
尽管美国代表团在幕后不知玩了多少鬼花样，它还是没有取得使它的提案能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的必要的票数。
有些亚洲国家在它们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使得美国统治集团相当忧虑。
在大会政治委员会表决关于南非联邦的种族歧视的提案时，殖民国家已遭到失败，它们害怕在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上也将遭到同样的失败。
殖民主义者前几天在托管委员会也遭到了新的失败，尽管他们一味反对，托管委员会仍然通过了一个关于非自治地区与托管地区的决议。
由于联合国第7届大会并未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计划”进行，美国代表团正多方设法破坏大会关于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讨论，并企图使大会草草结束。
美国在联合国的政策竟公然打算把联合国这个国际合作的机构变为掩盖美国侵略行动的机构。
但是和平的力量正不顾一切困难在联合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苏联代表团正是这种崇高斗争的领导者。

广西省筹备成立僮族自治区
【新华社南宁23日电】
广西省现正加紧进行成立桂西僮族自治区的各项筹备工作。
僮族是广西省各族中人口仅次于汉族的一个民族，共有五百四十多万人。
绝大部分都聚居在广西省西部地区。
桂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是10月09日成立的，委员会由二十七人组成。
包括僮、汉、苗、侗、瑶各民族代表及各界人士。
筹备会主任委员为覃应机（僮族）、副主任委员赵卓云（汉族）、谢鹤筹（僮族）。
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办理日常工作事宜。
筹委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
拟定桂西僮族自治区工作方案及各种章则草案，筹划召开桂西僮族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有关准备工作。
桂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名单及桂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工作方案已经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桂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工作方案中提出：
首先召开桂西僮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当于行署级），选举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会委员。
一俟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再按照具体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帮助本自治区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县、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必须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目前全党的高级干部正在热烈地学习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以及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文件。
在中央一级和中央局一级的机关中，已经出现不少善于学习和善于领导学习的范例。
我们应当要求所有高级干部都能向这些范例看齐，使我们的理论学习真正达到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并且使这种理论学习经常化。
毛泽东同志从来就很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他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曾经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加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
他又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我们有不少高级干部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理论政治水平，抓紧各种机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但也有不少高级干部不注意这种学习。
甚至有些高级干部比一般干部学得少、学得差。
也有少数的高级干部终日忙于事务而根本不进行理论学习。
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了。
这不仅是因为妨碍经常学习的某些客观条件已经有所改善，并将继续获得改善，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极艰巨极复杂的经济建设任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就是说，为要完成我们的巨大任务，我们就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掌握客观事物的运动法则，从而获得预见的能力，否则我们就会眼光短浅，或者盲目冒进，或者故步自封，我们就会使工作受到损失，就有不能完成国家任务的危险。
为了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固然需要靠每个同志自觉地努力，但同时也需要在各个机关内建立一定的制度，实行必要的帮助和督促。
在这方面，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见今日本报第3版）他们的学习能坚持不断将近三年之久，并对提高干部改进工作起了极显著的作用。
今天本报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因为这一经验对于目前全党高级干部的学习是有益的，并可说明下列四个问题：
第1，理论学习对改进工作的作用是明显的，巨大的。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获得了一些什么成绩呢？
主要就是：
克服了某些干部中单搞业务忽视政治的危险倾向，扩大和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远见；
克服了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作风，改进了他们的领导方法。
干部的政治积极性提高了，工作中的弯路减少了，上下级的步调一致了。
他们的理论学习，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对于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生产的领导工作有直接的联系，起了极大的启发作用。
几乎所有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都认为自己工作的成绩和基本理论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领导同志倚靠抓紧理论学习来提高工作和干部水平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推广的。
第2，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能否坚持的关键，在于主要负责干部的认识和决心。
如果主要负责干部认真重视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把它当做自己领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身作则地带头学习，坚持学习制度，学习就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领导干部不重视，不支持，不坚持学习制度，并且自己也不积极学习，学习就很难坚持下去。
自然，高级干部工作忙，时间少，这是一个困难。
但是，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领导同志下了决心，并且把工作作适当的安排，这个困难就克服了。
等到学习获得效果之后，大家就认为学习是做好工作不可缺少的项目了。
工业部是一个极紧张忙碌的机关，过去两三年又是恢复工作和各种群众运动极紧迫的两三年，他们还是能够始终坚持学习，一直不曾中断，那么，为什么其它机关在今后工作日益走上正轨的情况下，却抽不出时间学习呢？
此外，领导同志带头认真地学习，不仅可以提高旁人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一般说来，由于他们思想理论水平较高，实际经验较多，对工作业务中的情况和问题较明了，因而可以使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提高学习的思想水平，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学习。
第3，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
我们的理论学习从来是为着实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负着繁重的实际工作责任的高级干部，尤其要求理论学习能够对工作有直接的帮助。
当然，负着领导责任的高级干部所关心的不能够只限于他自己业务工作范围以内的一部分事情和暂时的事情。
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一般说来，高级干部所最需要的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来学习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学习怎样去掌握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事情的客观规律性，学习掌握一件工作和周围其他工作的关系。
同时，在各个不同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干部，按照业务工作的需要而首先着重学习与自己工作直接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是必要的。
例如，工业部和其它财经机关的高级干部，着重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著作；
政治法律部门或文化教育部门的高级干部，着重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有关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理论著作。
东北工业部的经验和其他经验都证明，只要力求做到“学以致用”，在高级干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是能够很好地进行的，反之，如果不顾实际工作的需要，就往往会半途而废。
自然，从长期的观点看，必须使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日益具有系统性，并把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著作列为必读书籍。
但这是要逐步来做的。
第4，高级干部的学习方法，虽主要依靠个人的自修，但必须组织适当的座谈讨论，并必须加强督促和检查。
适当的座谈讨论，能起启发思想、加强学习效果的作用，不应加以忽视。
由于目前缺少帮助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的指导员（或辅导员），而报纸杂志对于指导自修理论和解答疑难问题的工作也做得很少，这种座谈讨论就尤其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定了严格的制度，这也是一条好经验。
有人认为高级干部的学习要依靠自觉，不必进行什么严格的督促检查，这是完全不对的。
经验证明，由于工作繁忙，加上许多干部还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如果没有严格的督促检查，就会使自修变成自流。
机关负责同志和党的组织必须把督促检查的责任担当起来。
在目前全党高级干部由于学习斯大林著作和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而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新高涨中，一定还会产生许多更好的经验。
我们相信，只要各机关的领导同志能够认真负责领导学习，并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正确方针，全党高级干部的学习一定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营芦台农场修理队创制螺旋输谷器成功，每小时可输送稻谷三万二千斤到五万斤左右，节省了许多人力，使得丰收后的稻谷能够提前入囤。
这是该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输谷器的情形。

我志愿军最近在朝鲜前线严惩英帮凶军
美国反动报刊继续供认侵朝美军士兵厌战怕死的情形
【新华社25日讯】
美国通讯社从朝鲜前线发出的消息承认英国帮凶军最近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严惩。
据美联社西线19日电：
英联邦师第29旅苏格兰部队的一个团，18日晚“被中国军队猛攻”。
“共军在攻击以前以猛烈的大炮和迫击炮炮火轰击，苏格兰军伤亡很大，共军占领了联邦军队的某些前进据点。”
【新华社25日讯】
美国反动报刊最近继续透露一些侵朝美军厌战怕死的情形。
据11月08日美国“柯里尔”杂志载称：
朝鲜前线美军中“约有一半士兵不开枪，或根本不参加交火。”
美军一个班长说：
“有时你派一班人去掩护你的侧翼，应该有九支步枪开火，而你所听到的只有两三支步枪在开火。”
另外一个美军军曹说：
“我常常必须暴露我自己，从一个散兵坑爬到另外一个散兵坑，也只能使我那排的一半人开枪。
有时，我实际上还得替一些士兵瞄准，再替他们扳动枪机。”
该刊供称：
“第38师的一个排在作战时崩溃了，他们几乎一枪未发，把所有弹药都带回来。”
该刊称，美国陆军部派了一个以研究美国兵在作战时不开枪的原因闻名的准将到朝鲜战场去调查，“马霞尔准将发现，恐惧会造成这样的疲倦，使士兵疲倦得不能作战或不能开枪。”

朝鲜农民朴在根舍身保护我志愿军伤员
【新华社朝鲜金化前线25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
在支援上甘岭战斗的朝鲜人民的担架队里有位名叫朴在根的农民，他在敌机的袭击下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志愿军伤员的安全。
在金化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和近后方的朝鲜居民们，都敬仰地把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朴在根誉为朝鲜人民的罗盛教。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漆黑的夜里，敌人打来的炮弹不时地迸发着火光，此起彼落的照明弹照亮了陡壁和山岭。
在这战斗的时刻，朴在根和担架队员们正迈着稳健的步子在战线的山岗上行进。
朴在根热切地照顾着躺在担架上的志愿军伤员，他一会儿看一看伤员的被子漏不漏风，一会儿用生硬的中国话安慰着伤员。
在休息时，朴在根又用手势比划着问伤员要不要水喝。
当伤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就笑着说：
“中国、朝鲜，一家人。”
突然，防空哨兵发出了空袭警报。
当担架队员们把伤员们隐蔽在路边以后，敌机飞到了他们的上空。
一串串的火花告诉朴在根：
敌机在投杀伤弹了。
这时在他心中立刻涌现出一个崇高的念头——必须保护已经为朝鲜人民流了鲜血的中国友人。
他刚刚翻身伏在伤员身上，就听到“轰隆”一声，敌机投下的杀伤弹在空中爆炸了，一块弹片打进了朴在根的身体。
朴在根在志愿军医院里苏醒过来后的第1句话就问：
“伤员同志回来了没有？
负伤没有？”
护士们感动得含着泪花告诉他：
“伤员没有再负伤，已经安全地送到医院里来了。
你好好安心休养吧！”
朴在根安祥地闭上了眼睛。
后来，这位伟大的朝鲜农民因为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了。
11月10日，烈士的家乡——淮阳郡兰谷面县里的朝鲜人民和金化前线志愿军部队派来的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将永远活在中朝人民心里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朴在根。

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
召开全省首届会员代表大会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于11月16日到22日召开全省第1届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在全省范围内如何深入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以及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问题。
会议总结了三年来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各项工作成绩。
全省各级中苏友好协会现已建立了三千七百多个基层组织，拥有会员一百零二万多人。
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方面，仅举办苏联图片展览一项就曾达三千多次，观众有四百四十多万人。
全省人民还展开了和苏联友人通信的运动。
这些都是目前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的有利条件。
会议听取了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谭启龙、副会长林乎加的报告，以及全省各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的典型介绍。
与会代表联系自己思想和当地情况讨论了这些报告，互相交流了工作经验。
会议着重指出：
“中苏友好月”活动应成为推动当前一切工作的动力。
因此，在农村中应把“中苏友好月”的宣传活动和当前的总结、评比、推广丰产经验和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会议要求：
代表们回去之后应尽早在广大农村中广泛展开“中苏友好月”的宣传，并要求通过这一宣传活动，使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能受到教育。
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应大量发展会员，健全基层组织，加强经常工作，建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各种组织。
会议最后改选了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正副会长和理事会，并调整了干事会的组织机构。

第2届全国卫生会议定在12月上旬召开
【新华社24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卫生部决定在今年12月上旬联合召开第2届全国卫生会议。
1950年08月召开的第1届全国卫生会议，曾通过“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
两年多来卫生部门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今年全国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成绩很大。
即将召开的第2届全国卫生会议，主要是总结一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讨论如何依靠群众使爱国卫生运动更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并根据第1届全国卫生会议决定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来检查两年多来的卫生工作和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
会议将评选和奖励各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模范工作者和模范单位；
同时举办“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

苏联艺术工作团连日在杭州游览和表演
红旗歌舞团抵南京、电影工作者离天津
据新华社讯：
苏联艺术工作团一部分人员连日在杭州游览和表演。
苏军红旗歌舞团到达南京。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离天津。
这几天，西湖岸上彩旗招展，十分热闹。
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一行十人连日尽情地游览了西湖名胜。
他们对美丽的西湖景色赞赏不已。
哈利马·纳赛罗娃在西湖游船中曾愉快地高唱“歌唱毛泽东”。
在西冷桥畔，苏联友人被一群游览的少年儿童队员热情地围住。
其中一个队员把随身佩带的丝织毛主席像赠给哈利马·纳赛罗娃。
在西湖博物馆，该馆工作人员为苏联友人表演我国汉代古物“喷水鱼洗”的喷水奇观（鱼洗形如普通铜盆，盆中盛水，人用两手摩擦盆边，不久，因物理上的振动反应，盆中就冒起很高的喷泉样的水花）。
苏联友人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感到极大的兴趣。
苏联友人还相继地游览了花港观鱼、岳飞庙等名胜古迹，并参观了“杭州市第3届菊花金鱼展览会”。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为迎接苏联友人，特举行了一个中苏文艺工作座谈会。
楚拉基在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精辟的发言。
23日和24日两个晚上，苏联艺术工作团为浙江省和杭州市各界代表三千多人举行了两次演出。
乌兰诺娃、康德拉托夫、哈利马·纳赛罗娃、米哈伊洛夫、聂恰耶夫、柯岗、契托希维利等所表演的每一个艺术节目，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24日表演结束后，苏联艺术工作团举行了在杭州演出的闭幕仪式。
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两天演出的实况录音。
全省各地人民普遍收听，仅杭州、绍兴两市在一个晚上就有听众十五万人。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在天津停留二天后，已在25日离天津前往南京。
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和团员们24日下午在中国大戏院与天津市的观众们见面。
参加这个盛会的有工人、学生、战士和文化艺术教育工作者一千五百人，他们都是苏联电影的爱好者。
当代表团入场时，全场欢声雷动。
代表团团员契尔柯夫、契尔卡索夫和拉迪尼娜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
一定要把中国人民对苏联电影，对苏联电影工作者的无限热爱带回国去，并以更好的工作来进一步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他们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同日晚，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设宴欢送代表团。
苏军红旗歌舞团全体人员在24日上午到达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柯庆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政治部主任唐亮和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以及各界人民代表等五千多人。
南京全市红旗飘展，到处悬挂着“中苏友好万岁”的红布标语。
当苏军红旗歌舞团由车站进入市区时，沿途居民夹道欢呼。
很多郊区农民和十几里外的工厂的工人代表，也都穿着新衣服赶来欢迎。

越南人民军解放西北部重要据点山萝城
【新华社25日讯】
越南通讯社越南西北部黑水江前线24日讯：
越南人民军部队已于11月22日胜利开入了距河内西方二百多公里的山萝省省会山萝城。
【新华社25日讯】
据外国通讯社消息：
侵越法军总司令部23日承认法军在越南西北部泰族聚居地区的最大据点山萝城，已被越南人民军攻陷。
侵越法军总司令部在21日还吹嘘要全力防守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
为此，他们除了派遣飞机滥肆轰炸外，并以每十五分钟一班飞机的空运，输送供应品到山萝以南十五英里的那岑机场，接济山萝前线的法军部队；
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防止山萝的陷落。
合众社透露山萝陷落前法军的狼狈情况说：
在越南人民军攻下山萝前哨法军据点木州后两天，法军总司令部还不知道该地法国驻军的消息。
越南人民军以惊人的速度，在四十八小时内推进了三十五英里。

东北地区许多基本建设单位
固定建筑工人和训练建筑工人、干部
东北地区许多基本建设单位开始进行了固定建筑工人和训练建筑工人、干部的工作。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第1工程公司在本月中旬开始，集中训练了两千名干部和一万七千名技术工人；
从工人中提拔三百名工地主任、一千名施工员；
按明年工程需要，他们准备开办工地主任、施工员、工资、会计统计、标定、材料、工具等十个训练班，进行分期训练。
沈阳市建筑工程局所属第1、第2、第3工程公司，今年将固定六千名建筑工人为常年工人，并在冬季加以训练。
鹤岗矿务局建设公司准备开办一个一千三百多人的建筑工人学校，计划在六个月内把五百名杂工分别培养成瓦工、木工和掘进工人；
同时，集中训练现有班长、记录员、效率员等人。
松江省工程公司现有六百名固定工人，今冬还要固定一千九百五十人。
他们已订立了具体计划，并组织工作组到各工地协助进行这项工作。
该公司为培养行政管理干部，曾在10月份招收了四百五十名高小毕业学生，进行了训练。
佳木斯市各基本建设单位，目前正积极进行固定建筑工人的登记、审查工作，待工程结束后，就可以迅速转入冬季训练。
许多基本建设单位除了制订固定建筑工人和训练建筑工人、干部的具体计划外，并积极地作好了有关这些工作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
如东北工业部第1工程公司，在09月份就总结了各项先进经验，作为冬季训练工人的教材，工人宿舍等也已准备就绪。
沈阳市建筑工程局正建筑一座能容纳六千人的宿舍给固定的建筑工人居住，这一工程的施工面积共有一万五千平方公尺，全部投资额在一百三十五亿元以上。
松江省工程公司在七、08月份，就修建了能容纳一千多名工人的宿舍以及俱乐部、饭厅、澡塘子、理发馆、卫生所等；
10月初旬又开工修建了另一座有六千平方公尺面积的工人宿舍。
（新华社）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
发出关于加强冬季农田水利工作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最近发出“关于加强冬季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
指示首先指出：
各地秋收秋种已经结束，南方各省，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已是农业生产建设上当前的首要工作；
北方各省，也应积极冬浇。
全国各地都需展开兴修水利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为明年的防旱抗旱工作打好基础。
为此，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加强领导冬季的农田水利工作，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1、长江以南各省，应广泛发动农民作好冬修工作，集中一切力量，普遍兴修塘坝等工程，争取明春能蓄水、用水。
各地首先必须把旧有的水利工程整修改善好，增大蓄水量，加强抗旱能力。
原来农田水利工程较少的地区，应组织农民兴修新的工程，以求逐步摆脱干旱威胁。
兴修过程中，必须向农民广泛宣传。
县、区、乡各级水利委员会或工程委员会都要认真组织人力物力，把该修的工程都修好。
各级水利部门，应抽派一定的技术干部，深入工地，巡回检查，指导并重点掌握施工，总结和推广兴修工程中的先进经验，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
完工时应组织受益群众检查验收，并议订使水养护公约，选出专人负责管理。
各地已经审查批准开工的大型灌溉排水工程，应即筹备开工。
灌溉排水工程所要开挖的农渠毛渠和要平整的土地，都要发动农民同时动工，以便工程完成后农田能立即受益。
工程中要执行消费定额制度，厉行节约，减少浪费；
注意工地安全和卫生设施；
同时要加强民工的政治教育，发动劳动竞赛，以保证工程如期完成。
第2、北方各省春雨稀少，冬浇很重要。
近几年来，北方农民已有冬浇习惯，冬浇面积不断增加。
而经验也证明了冬季灌溉能防止春旱，减轻虫害，并使农田在解冻后土壤疏松，有助于小麦产量的提高。
今秋北方有些地区雨水不足，更需预防明年春旱。
因此今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渠道、水井等一切灌溉设备，尽量扩大冬浇面积。
已有冬浇习惯地区，积极推广先进灌溉经验，严格掌握水量，延长渠线或增开支渠，要求能灌溉的土地都冬浇一遍。
没有冬浇习惯的地区，要发动干部、劳动模范宣传冬浇好处，打破农民中的保守思想，重点组织骨干带头示范，取得经验，以便明年推广。
有水车、水井的地区，应进一步联合地邻，互助换工，组织伙浇。
还没有利用的水井，应及时添置提水工具，争取冬浇中能发挥灌溉效能。
为了扩大明年春浇水源，有条件的地区在冬季应着重推广“养冰蓄冰”的办法；
春初并注意推行“打冰槽、垒冰堰”的灌溉方法。
第3、各地还要做好明年农田水利的准备工作。
为使明年农田水利工程的计划更切实际，各地应普遍进行勘测调查，并交群众会议研究修正。
同时要办好水利训练班，培养出一批有一般灌溉常识的区乡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
也要利用农村冬学和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宣传灌溉效益，交流群众中的灌溉经验，传授水利技术。
大的灌溉系统应趁冬闲召开受益户代表会议，整顿灌溉系统，研究提高灌溉效力。
水车生产工作，必须按期完成生产任务，提高产品质量。
（新华社）

做好冬季浇田工作
北方大部地区，春季雨量稀少，而且分配不匀，影响农作物适时下种和生长。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有不少地区实行冬季浇田，颇有成效。
冬季浇田可以使小麦增加产量，并能保证来年春季及时播种。
因为冬季浇田可以保持土壤的一定温度，保护麦苗不致冻坏，同时可以促进肥料分解，便于小麦吸取。
实行冬季浇田的土地，在春季解冻后，土壤疏松，利于小麦的根系发育，能使其迅速复青生长。
新乡专区农场去年冬季在三千亩小麦田中实行冬浇，每亩比没有实行冬浇的麦地增产三十斤，就是很好的例子。
冬季浇田对于春耕播种的好处也是很大的。
去年山西、察哈尔很多地区，在白茬地上进行冬浇，到来年春季因土壤中有充分的水份，保证了春播顺利完成。
冬浇时间应根据各地气候而定，不宜过早，也不宜过迟。
已有冬浇习惯的地区，应抓紧时机进行冬浇，尚无冬浇习惯的地区，必须吸收已有冬浇习惯地区的经验，打破保守思想，进行冬浇，以争取来年小麦的丰产和保证春播顺利完成。

全国各地冬麦播种工作基本完成
全国各地冬小麦已基本播种完毕。
现在各主要产麦区冬小麦的播种面积，都按照预定计划完成或超计划完成了。
如平原省今年播种的麦田比去年扩大八十七万亩；
河北省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百分之二十；
苏北区比去年扩大百分之六·五。
今年各地冬小麦播种工作是在冬小麦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完成的。
自九个国营机耕农场、三个地方国营农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十二个互助组分别联名发出冬小麦增产竞赛的挑战书后，主要小麦产区平原、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省和苏北区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纷纷应战，并在本省内展开了连环竞赛。
平原省濮阳专区召开了县长联席会议，以清丰、濮阳两县为重点，展开了县与县之间的竞赛。
山西省仅武乡一县，就有一千四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参加了小麦“千斤竞赛”运动。
西南区冬小麦增产竞赛也广泛展开，全区参加竞赛的有二十六个国营农场，三千二百四十七个劳动模范，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个互助组。
四川省遂宁专区参加高额竞赛的丰产田有十九万七千二百多亩。
播种前，各地领导上都曾认真总结了上届小麦的丰产经验，积极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
苏北区08月下旬邀请了小麦丰产模范、农业专家和农业技术工作人员，总结小麦丰产户的经验。
江都县的小麦丰产座谈会上，拟定出改进本地小麦种植技术纲要。
南通县在“万点带面”的口号下，全县建立了九千六百多个小麦丰产点，有计划地展开了推广先进耕作技术的工作。
安徽省发起小麦增产竞赛的各单位和农民，绝大部分都学习了苏联小麦密植的先进经验，实行条播并加宽了播幅。
河北、平原、山西等省也都对栽培技术作了具体的布置和指导。
四川省不少县都成立了县的生产技术研究会，具体指导农民改进小麦耕作技术。
今年各地农民在耕作方面，一般都比去年深耕了半寸到一寸。
平原省耕地一般都达到五六寸深。
西南区的麦田，都深耕五寸到七寸。
山东莱阳专区，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较去年深耕了一寸到二寸，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土地耕过两遍。
小麦密植方面，平原省密植的麦田占全部麦田的百分之五十点三；
河北、山西两省密植的麦田约占全部麦田的百分之三十。
西康雅安、西昌等十二个地方国营农场，和泸定、越隽等三十七个互助组为争取明年丰产，都以密植法播种小麦。
创造“窝麦”栽培法的山东掖县农民，今年扩大“窝麦”种植面积达二万多亩。
各地麦田施肥量和施肥面积较去年又有增加。
例如河北省的麦田，平均每亩施用粗肥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山西省麦地的施肥面积去年只有百分之七十二，今年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这些，都奠定了明年小麦增产的良好基础。
（新华社）

华东煤矿工会和焦作矿务局召开会议
推广基本建设中的先进经验
中国煤矿工会华东区筹备委员会召开华东区国营煤矿土木建筑先进经验推广大会。
会上表演了苏长有双手挤浆法、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于东海抅缝流水作业法，展览了淮南矿务局和山东矿务局的土木建筑工人创造和改进的四十多种新工具的实物和模型。
经过典型介绍和实际表演之后，大会进一步肯定了先进工作方法的优越性，打破了保守思想，并明确地认为：
要完成基本建设任务，必须学习和推广先进工作方法。
据统计，淮南矿务局和山东矿务局已有十八个瓦工小组使用了苏长有双手挤浆法，十一个木工小组使用了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
现在这些小组的工作效率都比过去提高了一倍到两倍。
仅在淮南矿务局中，由于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在今年下半年内就给国家节省了十亿元。
焦作矿务局在11月08日召开基本建设先进生产者会议，明确地提出完成基本建设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发动和依靠群众，认真地推广有决定作用的先进经验。
会议指出：
过去在基本建设中推广先进经验，收到了很大效果。
在钻探工程中推广了泥浆法和安全快速钻进的经验，避免了事故，提高了工作效率。
10月份在十二部钻机中有八部钻机使用了泥浆法，就达到了一九七七公尺的进度，比09月份的进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在井巷井筒工程中推广了平行作业法和流水作业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一工程队在五号井工程中实行平行作业法和流水作业法以后，创造了日进一六点四公尺的最高纪录。
会议决定：
继续推广先进经验，并确定专人负责，为按期完成今年基本建设任务而斗争。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发展了装车法
编辑同志：
1950年在苏联专家真诚的帮助下，我创造了先进工作方法，由一个普通的司磅员提升为货物主任。
1950年，我是中长铁路哈尔滨车站的货物司磅员，那时，我对业务不够熟悉，工作无头绪，常常出事故，哈尔滨铁路分局商务科科长（现任中长铁路管理局商务处长）拉达夫斯基同志，就时常到我们小组来了解工作情况，指出我们小组在工作中的缺点，并帮助我们加以改进。
有一次他发觉我们小组要装上车的磁碗，包装得不好，碗里的垫草也不多。
他就耐心地对我说：
装容易破损的货物时，必须包装得很好，不然在运行中容易损坏。
后来他又告诉我们怎样改善包装货物的办法，以便能多装货物。
他说：
装机器时，要动员货主尽可能地把零件都拆卸下来捆在一起，这样就能缩小货物占用的空间。
他又告诉我们，装车时，还要根据货物不同的形状，进行配装，装大缸时套上小缸，就可在车上多装缸。
我们就按照他所教给的方法装货，逐步地提高了装载量。
在拉达夫斯基同志帮助下，我终于创造了先进的装车法，在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
去年每月用六百辆车才能装好的货物，现在每月只用二百五十辆车就行了。
过去每车装货时间为三小时，现在是一小时。
今年我在苏联专家沙克拉果夫同志的帮助下，根据马梅多夫取送车法的原理，又创造了对号取送车法，发展了原来的装车法，得到很大成效。
过去由于配送车辆位置不适当，装卸工人要用手推车，每月平均要推八公里。
自实行对号取送车法后，就根本不要这样了，因而缩短了停留时间。
今后我决心加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且牢牢记住苏联专家告诉我的话：
“不骄不傲，虚心学习，将现有成绩加以巩固和提高。”
全国铁路劳动模范杨茂林口述
（贾立本记）

志愿军某部功臣代表大会写给抗美援朝总会的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我部首届功臣代表大会在朝鲜前线开幕了。
在会中，当我们回忆到每一点成绩与胜利时，都不能不联想到你们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积极支援和鼓励。
在这里，谨代表我部全体功臣和全体指战员向你们和祖国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我部入朝以来，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与工作任务。
两年中，共歼敌三万三千九百名，涌现出一百六十六个英雄、功臣和模范单位，七千九百一十名英雄、功臣和模范人物。
其中有：
顽强阻击四昼夜、获得辉煌战果的“天德山英雄连”；
孤军奋战三昼夜、连续打退敌人二十八次冲锋、毙伤敌人一千二百余名的“特功第5连”；
坚守三○○高地九天九夜、歼敌四百余名的“一级英雄班”；
英勇战斗的“夜月山英雄班”；
主动参加作战、稳守阵地、荣获“二级英雄班”称号的三连炊事班。
还有智勇双全的特等功臣郝志新；
带领部队、以少胜多的优秀排长赵恒志；
亲自率领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威力、组织部队完成战斗任务的政治指导员季延年；
连掷一百零八颗手榴弹、歼敌六十余名的英雄投弹手季太林；
英勇抓俘虏的一等功臣侦察员傅贵德；
“万里号”汽车司机、一等功臣陈鸿林和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模范青年团员、“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等。
这是祖国人民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因为这些胜利和荣誉，都是在祖国人民和你们直接支援下取得的。
目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仍然不死，扩大战争的政策还在进行，祖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依然受着严重的威胁。
我们决心更加英勇地战斗，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保卫祖国，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
志愿军某部首届功臣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志愿军某部开展冬季防寒工作
为祖国人民节省四十余亿元
编辑同志：
为了保证兵强马壮，更严重地打击敌人，我部开展了冬季防寒的四大工作——割马草、打柴、烧木炭、筑暖炕。
自09月中旬至10月底，共割马草一千零五十七万三千一百八十八斤，打柴八百四十万九千八百九十七斤，烧木炭七十九万五千四百一十五斤（超过原订计划三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五斤），修筑暖炕一千七百三十四个。
只打马草、打柴、烧木炭三项，就给祖国人民节省了四十四亿三千八百八十八万六千元。
和战斗一样，我们在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
例如，这样大规模割草，找到草区就不容易。
为了寻找草区，某部的负责同志亲到临津江以西侦察。
另一个单位则组织人员到数十里以外去割草。
为了解决工具不够的困难，有的同志沿公路寻觅废铁，自己打造镰刀、柴刀。
有的则上山砍树条，自己编成筐子。
在工作中，大家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
烧木炭的同志说：
“烧好木炭，保证前沿阵地的同志们不吃冷饭，不受冻。”
许多同志天不亮就冒着严寒到山上去割草、打柴。
战士先海清一天就打了三千斤柴。
战士宋河路一天割了一千斤马草。
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协助和称赞。
他们自动送来许多工具借给我们。
他们说：
志愿军不光是杀敌英雄，还都是劳动能手。
志愿军卢寿文

志愿军热爱祖国的慰问品
——读者来信综述
收到第2届赴朝慰问团带到朝鲜的慰问品的志愿军同志们，纷纷给祖国人民写信，兴奋地述说着自己如何热爱祖国珍贵礼品的故事。
志愿军某部贾鸿文、任守正在写给全国人民的信上说：
你们送来的每一件东西，在我们手里都成了“无价之宝”。
就是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同志们都反复地看来看去，嘴里叨念着：
这是祖国人民送来的呀，是珍贵的礼品呀！
许多同志都把这些礼品，特别是毛主席的像片包上好几层纸，和自己的纪念章、奖章等最可爱的东西放在一块，有的还缝了一个布套，把茶杯装在里边，以免碰坏。
高连奎同志拿着一本漂亮的纪念册说：
“我要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等到抓来美国俘虏，立了功，把它记载在上面，送给毛主席！”
周川同志的来信里，生动地叙述着志愿军某部十班战士如何迎接祖国的慰问物品。
信中说：
班长朱德财去领慰问品时，战士们就开始布置小会场。
桌子揩得干干净净，地也重新扫了一遍。
大家把自己制造的胡琴、“钢琴”等乐器一齐拿出来，弹啊，唱啊，欢笑成一团。
一会，班长扛着慰问品回来了，战士们围上去，把各种慰问品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
毛主席像片放在桌子的左边，其余放在右边。
班长朱德财发出口令。
头一次是：
“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礼！”
礼毕后，他把像片分给大家，每人都有一张。
接着是：
“向亲爱的祖国人民致敬！”
礼毕后，每人又分到了许多珍贵的礼品。
战士们都很兴奋。
严安财看着毛主席的像片说：
“毛主席啊，你没有功夫亲自来看我们，就把像片送来了。
你真比我的父亲还关怀我！”
志愿军某部高玉阶在给本报编辑部的信上写着：
今年的抗美援朝两周年纪念日，我们过得很有意义。
因为在那天的前夕，大家都收到了祖国的慰问品。
每人都得到精制的搪瓷杯一只、香烟一条、纪念册一本、丝制手绢一条、慰问袋一个、水果糖一斤，还有毛主席的像片。
同志们拿到礼物后，脸上都浮现着笑容。
立刻要出发执行任务的卢世兴，一面擦枪、整理手榴弹，一面说：
“今晚我一定要多抓几个俘虏，来答谢祖国人民的关怀！”
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战士、刚学会写信的志愿军同志们，以及战地的女医务工作人员，都纷纷写信向祖国人民报告个人或所在单位如何热爱着祖国的礼品，并表示抗美援朝的决心。
志愿军某连队在收到慰问品的当天，就接到战士们六十多封决心书，表示自己的坚强意志。

把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先进经验总结起来
华北建筑工会主任李克东
华北区07月间举行了建筑业先进经验交流会议后，全区就开展了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事实证明，这一工作是缩短工期、降低成本、完成计划任务的主要环节。
明年基本建设计划比今年要大的多，如果不把推行有决定作用的先进经验当成重要的任务，从而发挥职工潜在力量，那么是不可能担当起明年重点建设任务的。
因此，认真总结建筑业中的各种重要先进经验的工作，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基本建设中什么是有决定性的先进经验呢？
经过半年的摸索，建筑业中目前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于把“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的方法，用于基本建设中的施工管理上，并采用流水、平行、循环的先进操作方法。
在北京三个试点工地中已经证明，它是科学地实行计划管理的先进经验；
是消灭当前施工中计划不周、供应不灵、窝工浪费等现象，加速工程进度、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
也是当前保证实现“要快、要好、要省”的具有决定性的经验。
它可使工程整个工期缩短一倍至两倍以上。
如北京○二○工地运用了这一先进经验，一千六百工人在五十二天中就修起了十二幢两层的大楼，共计
一万七千平方公尺。
如果再把施工中的一些浪费现象减少，还可以大大缩短整个工期。
与此相反，天津一个工地的二层楼房，结构与前者相同，仅三千多平方公尺，但三百多工人用了二百四十个施工日（实际是一年）才完成，这是不同方法不同效果的显明对照。
“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是个综合性的管理方法，它与各个工种和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不但不矛盾，而且各种先进经验只有在这一综合的管理方法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才愈趋于完整。
因此，要求各单位迅速地认真地把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的经验总结起来。
经验总结得好坏，是明年能否普遍推行的关键。
过去在各部门与各工种中均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先进经验，但正是由于未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因此无法推广。
此外，对劳动组织改革工作与瓦工的先进经验亦应特别重视。
劳动组织上变个人单干为科学分工、集体操作的作法，减少了技术工人的非技术劳动，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解决技术工人不足的困难。
但在专业小组与操作组的组织上各有一套，存在不少问题，也需要很快地加以解决。
明年建筑工程中仍是以砖木结构占绝大部分，对瓦工中的砌砖、抹灰、抅缝、喷浆等操作经验，如何进一步地予以研究、肯定、普遍推广，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如砌砖的先进经验很多：
有双手挤浆、单手挤浆、三段砌砖法、循环砌砖法等，最近天津市建筑公司又创造了铺灰铲。
但对于这一些创造，还缺乏统一的评价，必须肯定其成绩或综合其优点加以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建筑物的造型复杂，一种操作经验或工具，不可能在各种情况下都适用，因此企图主观地要求将一种经验施之于各种不同的建筑工作，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怎样才能将这些关系重大的先进经验总结好呢？
半年的推广先进经验工作，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
这些先进经验，大多已经过群众鉴定。
特别是各个试点工地中的职工对它已有更深刻的认识，这就在客观上具备着总结好这些经验的条件。
目前希望各级领导同志重视这个工作，抽调干部成立专门组织，有目的地深入各个试点工地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初步总结工作，能肯定即先写成技术规程、操作规程、工作制度等成文东西，以便于普遍推行；
不能肯定的则可继续研究。
凡已有成就的经验，就应作为冬训职工学习技术与业务的主要教材，并继续修正。
只有经过了广大职工的学习研究修正，才可能使它成为更完整而实际可行的经验，才便于为广大职工所掌握，这是冬季训练工作中一项最主要的具体准备工作。
现在冬季已到，收工已为期不远，我们应该迅速着手进行这一工作，以便不使冬训中干部与工人的业务、技术学习和明年基本建设中普遍推广这些经验的工作受到影响。

组织生产的重要手段——集体合同
——沈阳三二一工厂集体合同介绍
本报记者古维进
集体合同是组织生产的重要手段。
东北区有许多工矿企业正在签订集体合同。
但是尚有一部分工矿企业对于签订集体合同认识不足：
认为集体合同“太复杂”，自己的工矿企业“条件不好”，用不着签订；
另有一部分工矿企业虽然签订了集体合同，但是缺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合同流于形式，不能坚持下去。
沈阳三二一工厂签订集体合同的经验证明，集体合同不是必须等待各种条件具备之后才能签订的，只要工矿企业经过初步民主改革，工人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就可以签订集体合同，进而改变工矿企业的各种不好的条件；
签订集体合同时只要依靠群众，有群众作基础，一定可以坚持下去。
下面是该厂签订集体合同的经过。
一、明确认识集体合同的意义
和作用
沈阳三二一工厂领导方面早在1950年看见苏联和大连一些工厂签订集体合同，就认真研究集体合同的作用，逐渐明确地认识了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矿企业里，由行政和工会方面共同签订集体合同，可以把全厂各方面的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改进企业管理，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
当厂一级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对这一问题有了统一的认识之后，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有关集体合同的文件，向车间干部、小组长及职工群众逐级进行教育，批判和纠正了某些干部认为“搞不搞集体合同没有关系，按计划干就行了”的错误认识，也批判和纠正了一些工人认为“订不订集体合同也要干八小时，少干一点也不行”的错误认识。
二、拟出合同草案，发动群众
讨论
签订集体合同时，首先是拟出合同草案，充分发动群众讨论。
集体合同草案是行政和工会根据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本厂的具体情况拟订出来的，它明确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或关键问题，提出各项计划指标和主要作法等。
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必须发动群众讨论，把它具体化，例如用什么办法完成计划，怎样提高计划，怎样找出本部门的关键问题等。
这样，实现合同才有可靠的保证。
今年讨论第2季度合同草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2季度合同的中心要求是订出全年的增产节约计划，计划的指标是增产节约粮食四万吨，超额生产百分之六，降低成本百分之四，提高机器设备能力，节约原材料等。
这个合同草案经过职工讨论，就变得具体、切实了。
例如二车间根据合同草案讨论出本车间的计划是：
（一）在质量方面：
厂部向二车间提出质量定额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但二车间上季已突破定额，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七，废品率已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四以下；
大家如再继续改进技术，废品率可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一七。
因此今年的质量指标要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七。
（二）在产量方面：
上季已超过厂部的定额百分之四点二，今后继续找窍门，机器设备运用率还可以提高，因此今年的产量要再提高百分之六。
（三）在成本方面：
厂部曾规定降低成本百分之二点四八，但目前的原料用量仍高，有的材料消耗量可以减少，有的材料还可以使用代用品，同时已经找出较大的有价值的窍门，因此今年要争取降低成本百分之八。
另外还订出推广先进经验的计划和技术组织措施计划等。
各车间都经过讨论订出了先进的计划以后，领导方面又修改了合同草案：
原合同草案计划超额生产百分之六，改为百分之十一；
原计划降低成本百分之四，改为百分之四点六三；
原计划增产节约四万吨粮食，改为五万二千吨。
在每次的集体合同草案里，也包括职工的集体福利事业，这也必须发动职工讨论。
在拟订合同草案时，领导方面就组织保安、卫生、福利、劳保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采用职工代表会、家属座谈会及访问职工等方式，广泛地、深入地了解职工目前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福利及生产安全问题，同时公布厂长基金收支结存情况，酝酿如何合理使用。
经过以上措施，拟出合同草案后，充分发动职工讨论。
根据厂长基金的情况，及职工的正当要求，适当修改合同草案。
例如今年第2季度的合同草案，经过职工讨论，可以增产节约粮食五万二千吨，厂长基金大约能得二十亿元，领导方面根据职工的要求，在原合同草案里增添了两辆苏联大吉士公共汽车
（供孕妇、带小孩的女职工、老年工人、休养员等上下班之用），和能容六十个床位的慢性病疗养所
一所。
合同草案经过职工讨论，充分发挥领导意图与群众结合的作用，教育了每个职工，使大家知道了集体合同和个人的关系。
三、签订小组爱国公约和联系
合同，保证集体合同的实现
集体合同草案经过行政和工会代表全体职工隆重签字之后，便是正式合同（签字前经过行政与上级工会及政府劳动局批准）。
保证合同实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签订小组爱国公约和联系合同。
小组爱国公约是把一个组的所有力量组织起来保证完成小组计划的组织形式。
它定出严格的检查制度与奖惩制度。
各部门根据合同草案把讨论出来的计划订到小组爱国公约中后，大家就集中力量保证把它完成。
例如毕玉兰小组的计划是要求全组普遍提高产量，她就采取先进带动落后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她曾经创造先进经验，产量达到五二○公斤，但是全组的平均产量只有二九六公斤；
她就把自己的先进经验耐心地教给大家，结果全组产量平均达到四○八公斤。
九道小组的计划是要求减少废品，提高质量。
大家便虚心学习先进经验，提高技术，找出出废品的原因，想出克服的办法，使全组每月的废品从五千多个减少到二百多个。
赵恩波小组的计划是要求提高技术，改进工具。
大家便组织技术研究会，请老工人讲解技术问题。
结果工人普遍提高技术，改进了十七种作样板的工具。
但是，小组爱国公约只能解决小组内部的问题，各部门之间在重要环节上还必须互相配合，这就要签订联系合同。
例如二车间与五车间都需要彼此保证质量，才能完成自己的计划，于是便签订联系合同，规定一方产品质量不好时对方不接受，引起大家对于质量的重视。
二车间以好的产品送到五车间，五车间的产品质量也就有了保证。
又如材料管理部门与直接生产车间，双方都感到要想完成自己的计划，必须一方按需要有计划的领取材料，一方及时供给材料。
根据这个要求，双方订立联系合同互相保证，双方都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各部门签订小组爱国公约与联系合同，互相保证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也就是完成了整个计划，这也就是集体合同的实现。
四、建立检查制度
建立检查制度，及时解决问题，是保证合同实现的重要一环。
为此，该厂成立了集体合同检查委员会（现改为按党政工团各系统派人联合检查），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解决了执行合同中的许多问题。
如有些部门执行合同不严格，对别人却要求很严格（甚至超过检验规格），造成对方不应有的返工浪费；
有的部门与别人订了合同，没有很好地向职工传达，以致职工不知要保证什么；
有的部门在执行合同中遇到困难，不能按时实现合同……。
检查组发现了这些问题，即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教育，指出执行合同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发动职工研究实现合同的办法。
另外为了更广泛深入地检查合同，还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检查与互相检查。
到了一定期间，领导方面召集车间以上的干部开会，系统地指出执行合同中的偏向和缺点，组织讨论，研究改进的办法，使合同逐步贯彻下去。
五、改变企业管理面貌，超额
完成生产任务
沈阳三二一工厂按照以上作法签订集体合同，自1950年05月至今，一直把合同坚持下去，这对于改进企业管理与提高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在签订集体合同以前，该厂的企业管理很差，除了经过初步的民主改革，职工开始提高阶级觉悟之外，旧的管理制度尚未很好改变，新的管理制度很不健全，形成管理部门赶不上生产的需要，影响生产的发展。
自签订集体合同以后，这个局面完全改变过来了。
首先是实现了生产平衡，贯彻了经济核算制。
集体合同通过小组爱国公约与联系合同，把全体职工、各个部门组织起来，互相配合、互相保证完成自己的生产计划（也就是完成了整个生产计划）。
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使得生产达到了平衡发展。
在这一基础上，加强了定额管理。
之后，又加强了成本管理。
实行了分部成本计算，同时车间和小组也实行了成本管理，现在又推行了“个人积累手册”，正向个别经济核算发展。
这样，事先就能控制成本，事后也能分析成本。
其次，职工为了保证合同的实现，签订师徒合同，组织技术学习，提高了技术水平，修改了旧的技术操作规程，制定了技术质量责任制与技术安全制。
第3，加强了福利设施。
过去的福利设施只有澡堂和合作社，现在签订集体合同两年来，已拿出厂长基金六、七十亿元，举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
如建立了业余休养所、慢性病疗养所、托儿所、子弟学校、图书馆、电影院、广播站等，解决了工房的通风设备问题。
职工在有碍身体健康的工序工作时，每天能享用牛奶鸡蛋等保健食品。
在这一基础上，在全体职工忘我劳作之下，每年都是全面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950年的生产任务比1949年加大二倍，却超过任务百分之二十三。
1951年比1950年的任务加大百分之八十七，仍超过任务百分之八。
每日产量则比伪满和国民党时期提高了四倍。
在质量方面，1950年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五，1951年提高百分之七。
使良品率从伪满和国民党时期的百分之四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五。
在成本方面，1950年的成本比计划成本降低百分之三十二，1951年的成本比计划成本降低百分之十五，今年上半年的成本比计划成本降低百分之五点六四。
生产周期从八十五天缩短到四十四天。

重庆运输公司应简化汽车运输手续
编辑同志：
汽车运输在西南山地，是城乡物资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
“三反”、“五反”后，重庆市国营运输公司业务不断开展，目前已感到车少货多了。
这主要是因为运输效率很低，每月平均行车九百公里；
和中央交通部所号召的二千公里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造成这种运输效率低的原因，主要是货运手续太繁。
货运中的手续，除办理领税票、领通行证外，还要做下面最耽误时间的三件事情：
第1，是合约和财务手续：
货主向国营联运公司接洽货运，联运公司转知车主派车。
每次派车时，不管几辆车，不管行驰市区或市外，货主、车主必须分头和联运公司订一次一式六份的合约。
把合约和表格抄写之后，要经过联运公司五级盖章和货主、车主各三级以上盖章。
仅办理这项手续就需要二天至三天时间。
第2，是装货问题：
装货时没有计划，各部门配合不好。
因此，有时车到货不到，有时要临时再搭架子上货，有时要往返几次上货。
装货时又必须货主、车主、仓库管理员、搬运工人、联运公司五方面一块到场才能装货，缺一不可。
因此，一般需要两天至十天功夫。
第3，是买油：
石油公司的油在数十里路以外的地方，每逢买一次油，需一天以上的时间。
由于以上原故，货主、车主方面办理一次货运手续，最快要三天，一般要一星期，迟的竟达十天以上才能完成。
如七百至七百一十一号汽车，09月06日派车，12日才发货，15日办理手续，20日才开车，总共拖延十四天之久。
每部车子每月平均实际行车时间只有七、八天，行车效率也只达到八、九百车公里。
我希望重庆市国营运输公司和重庆市联运公司，对上述问题迅速加以研究，订出改进办法。
潘晓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
许立群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以下简称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坚持了将近三年之久，获得了很显著的效果。
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这一学习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
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工作方法改进了，干部的政治积极性因之也大大增涨了；
领导上的方针更容易贯彻了，上下级的步调更趋于一致了，政治理论学习也不再被认为额外负担而被认为是改进工作不可少的项目了。
将近三年来学习的简略经过
工业部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建立于1950年初。
当时东北工业生产正处在恢复的紧张阶段。
搞工业的干部大部分是1948年底和1949年初才走上这个新的工作岗位的。
虽然也有些干部在根据地里有过一些领导工业的经验，但也没有领导过像当前这样多的近代化厂矿和负担过这样繁重复杂的任务。
经过1949年初步的民主改革和创造新纪录的群众运动，东北工业生产已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
如何建立企业管理上的责任制，逐渐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在这时已是摆在全体干部面前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要求比较负责的干部认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管理企业的理论和经验，改善自己的领导方法。
当时在某些高级干部里开始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抓住了业务，丢掉了政治”的危险在逐渐滋长。
各局、处工作中存在着丧失政治远见的事务主义作风。
许多局处长忙碌异常，但抓不住中心，提不出关键问题，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当中。
部内的领导方针很不容易贯彻下去，许多局处负责同志从本位主义出发，强调自己部门或厂矿的重要性，强调自己工作中的困难，抱怨领导上不了解情况。
某些搞轻工业的干部对领导上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表示不满，认为轻工业更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急需。
有的同志对领导上以某些工业中心为发展重点表示不满，认为领导上不应该“厚于彼而薄于此”。
认为资金和干部要得愈多愈好，工作任务、定额却是定得愈低愈好。
有的干部认为“谈政治不能把发动机转起来”，有的干部在使用政治面目不清的技术人员时说：
“不管什么干部，只要懂得技术就行。”
在这样情况下，工业部领导上决定加强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实践中央和东北局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
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
从1950年初起，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就建立起来了。
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共四五十人，最多时有六七十人。
每星期三、六下午开学习会（最初无局长参加，后来吸收他们参加星期六的学习会），另外还规定两个晚间作为自修时间。
他们的学习从开始起，除了放假，一直未曾中断。
从1950年初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这一时期中，他们学习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和第10章，并配合学习了“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文章（“论物品税”、“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斯大林论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大转变的一年”、“论经济工作人员底任务”、“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等）。
这一时期学习的特点是能够紧密地配合当时的工作任务。
1951年春，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以后，他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半册）。
1951年“七一”以后，按照中央指示，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在这以后，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学习内容改为学习“三反”“五反”运动的政策文件。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学习了“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的学习，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理论学习对改进工作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理论学习的成效，自然不应该离开其他各方面有关的因素来孤立地估计，但是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在提高干部改进工作上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1950年他们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第10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学习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苏联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给予干部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并使许多糊涂思想澄清。
在学习会上，他们曾讨论过工农联盟、工业品推销与市场问题、工业化的方法、重点与发展速度问题等。
从下列两件事实中就能看到这一学习获得怎样重要的收获了：
第1件，当学习到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抓紧发展城乡商品交流这一环节的经验时，大家考虑到当时东北工业产品的商品化问题。
当时厂矿的产品成本高，不注意宣传和推销，生产部门和百货公司联系很差，产品的样式色泽很不讲究，甚至连包装也没有（有些产品要购货人自备包装或用粗劣的草袋装运），因此形成积压现象。
大家在学习中提高了对产品商品化这一问题的认识，组织了城乡市场调查和用户访问，并专门开了两次座谈会来讨论商品推销问题。
在此以后厂矿才开始组织商品推销机构。
这一学习对干部重视商品流转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第2件，当时工业品的售价过高，许多干部不懂得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才是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必须遵循的正确方针。
他们不懂得：
违背了这一方针，就要引起工业发展速度的减慢，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
当时，某些工业品虽是市场所迫切需要的，但由于价格过高，反出现了积压现象。
例如硫酸即由于价格过高而推销不掉，因此也阻滞了许多工业部门生产的发展。
有许多同志特别是经理部门的某些干部，由于不懂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法则，错误地认为高价可以替国家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因而不肯降低售价；
也有某些干部认为“利润大、成绩大”，或者认为“市场价格历来就是如此，我们又何必降低售价？”
因此打不通思想，不肯降低售价。
肥田粉、肥皂和其他许多产品的价格也有和硫酸类似的情况。
经过这一学习，大家才从理论上认识了降低工业品售价的重大意义，同意了降低价格。
除此以外，在工业化的步骤、发展的速度、投资和生产率的增涨速度、工农业比重等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上，也大大扩大了干部的眼界。
某些从党群工作岗位上转到工业方面来的干部，开始深切体会到工业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至于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建立经济核算制等问题的学习，直接联系着当时的工作任务。
例如，有一个负责管理基本建设的同志说，刚搞基本建设工作时存在着“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的供给制思想，只在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经济核算制问题之后才改变了这种错误的认识。
另一个获得显著成效的是“矛盾论”的学习。
这一学习由于有高岗同志领导东北局机关高级干部学习“矛盾论”的帮助和影响，又由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全体干部政治理论学习要求的空前高涨，所以，这一学习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在“矛盾论”学习中，大家先后讨论了什么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什么是当前东北工业中的主要矛盾，和各不同产业系统中的主要矛盾。
这就使得理论的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矛盾论”的学习持续了三四个月，紧接着又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一学习在许多领导干部思想中明确地了解到：
要做好工作，必须找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并集中力量把它解决。
这样，就解决了工作中若干长期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把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1，在着重发展重工业还是同时着重发展轻工业的问题上，某些轻工业部门（如纺织、化工）或某些暂不着重发展的重工业部门中的某些同志，过去认为领导上对自己所管的工业部门重视不够，在学了“矛盾论”之后，才彻底解决了思想问题。
在同一产业系统中对发展重点的争论，即认为领导上“厚于彼而薄于此”的议论也解决了。
为了加强今年已被提为主要环节的基本建设，以及为了加强某些新建立的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局处的负责干部愉快地顺利地把许多好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抽调给别的部门。
那种为本部门争投资的情况也没有了。
今年接受统一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时，也没有发生往年各部门包围着部长争着多要的现象。
在分配工作时，过去许多干部存在着“愿搞生产不愿搞基本建设”的情绪，在明确认识到基本建设的重要意义，和领导上为什么在今年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的意义以后，这些情绪就纠正了；
而且，领导重点和工作重点在今年就能比较顺利地从组织恢复生产转到基本建设方面来了。
这就是说，各部门负责干部的整体观念加强了，本位主义克服了，步调更加一致了，上级领导的方针也贯彻得更顺利了。
第2，既然干部理解到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环节，就使得许多干部开始从事务主义的泥坑中解脱出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突出的例子是很多的，有的管理局过去因为领导生产方法不对头而完不成生产任务，现在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
例如机械工业管理局在生产领导上，大力推广“多刀多刃切削法”和“按指示图表组织有节奏生产”；
煤矿管理局抓紧了推广“快速钻探经验”“西安竖井平行作业法”“崔国山快速掘进经验”以及基本建设中的“流水作业”等先进经验，也即是开始抓住了基本建设和生产领导中的若干基本环节，大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又如阜新发电厂建设过程中，领导上虽也发现许多复杂问题，但没有分清主次，等到学习“矛盾论”以后，就抓紧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这一主要环节，使得工程能够提前完成，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又如工业部的经理处，从来是事务很繁忙、头绪很杂乱的，在“矛盾论”学习后也学习到抓住中心。
许多同志都从自己体验中悟出一条真理：
“工作中心抓不对，费的劲再大也不行；
工作中心抓对了，效率就要高得多。”
在有的部门中，甚至每一个人都研究了自己的中心工作。
因此，盲目忙乱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
自然，在学习的文件中，有许多文件并不能和实际工作直接联系。
一般说来，理论学习的效果不能全都像“立竿见影”那样迅速和直接。
但是，由于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学习，批评了忽视政治思想领导的现象，就使得许多干部打开了脑筋，逐渐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
同时，这种学习在干部思想中明确了许多基本观点，这就是：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群众，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技术上的保守落后思想和管理方法。
而这些，对帮助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来办好工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因此政治理论学习的影响有时虽然并不直接表现出来，实际上却是很深刻的。
这里可以举出由于政治理论学习而提高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就是在1951年保安大检查时因为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受到东北日报批评的电业管理局，在同年的下半年工作上就开始有了显明的改进。
电业管理局的个别负责同志在开始时认为“光谈思想不能解决技术上的实际问题”，认为领导上因为自己不懂技术所以只好强调政治。
他没有充分认识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的作用。
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以后，他开始摆脱从被动应付、忙于事务的情况，逐渐思索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当电力供应因为生产日益恢复发展而感到日益困难时，他发现并抓住“调整负荷、节约用电”这一关键问题，采用大事宣传依靠群众的办法，使电力负荷能力等于在实质上增加几万瓩。
后来，他又抓住了“快速检修”的办法使电力设备的潜在力得到巨大的发挥。
这样，他就深刻体会到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巨大意义。
从此，他在参加理论学习和领导局内干部学习上就变成热心的支持者了。
另外有些干部，也有和这相像的情况。
由于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加强，干部之间政治空气和原则性加强了。
许多管理局长说到他们局内各处的意见分歧消除了，会议上无原则的纠纷减少以至没有了，大家不闹个人问题了；
某些认为自己工作做不好只应由领导上负责的人，由于读了“矛盾论”而变得虚心了。
各部门对技术人员的方针也一致了，“不管什么干部、懂技术就是好干部”的错误论调受到了批判。
自我批评的精神，工作的积极性也都普遍提高了。
高级干部既然认真学习了，就给参加中级组初级组的干部的学习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过去领导干部在干部学习时间布置工作妨碍学习制度坚持的现象不存在了。
许多高级干部不仅自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在学习上以身作则，而且帮助大家解答问题，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或自己从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听到的内容充实的发言在局、处内部传达。
机械工业管理局和电业管理局以及其它某些单位内部的干部学习，都进行得比较好。
两个主要经验
为什么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能获得显著的效果呢？
为什么工业部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没有像其它某些单位那样不能坚持下去呢？
至少，下列的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第1，工业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王鹤寿、吕东、安志文等同志）对政治理论学习有着正确的认识，并把它当做领导工作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
他们亲自动手，并给予重要的帮助。
由于领导工业生产是一件十分复杂困难的任务，而对大多数干部来说都是新的课题，因此，业务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干部钻研业务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忽视政治的偏向。
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加强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就很难把领导工作真正做好，这些道理，一般干部也都承认，但是要建立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制度，马上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碍和困难。
首先是许多干部感到“不学业务就不能工作，不学理论却没有多大妨碍”。
也有些人沾染了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错误地认为理论政策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因而不肯学习。
其次是工作繁忙，时间很难挤出。
有许多干部认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检讨起来不要紧；
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检讨起来就不好办了。”
再次，在学习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如果辅导问题不能解决，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也会降低。
要克服这些阻碍和困难，首先就要领导干部有决心。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工业部主要领导干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部长副部长都以身作则，经常参加学习，并且定下严格的学习纪律，除了生病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或请假，会上不得谈具体的业务问题。
这样严格的制度已经证明在学习初期是完全必要的。
许多人在学习获得效果，并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觉性之后，都承认这种严格的制度对自己的帮助。
工业部的主要领导干部不仅帮助选择学习文件，而且结合文件内容和当前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提出讨论的问题。
他们对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的领导不只是从制度上和时间上给它以保证，而且是从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来领导。
这样，学习的内容就能够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
很显然，内容丰富，坚强的思想领导，这是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获得成效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而这一点，如果离开主要领导同志的帮助是不容易解决的。
第2，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做到了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发挥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工业部高级干部的学习的经验证明，凡是能和当前的工作、思想有联系的，就能引起学习的兴趣并收到效果。
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文件和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学习方法上，除了阅读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外，在学习会上坚决避免了死扣概念、名词和在字句上打圈子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而是集中力量来讨论许多和工作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本产业系统中的主要矛盾？
接受苏联先进生产经验是否也必须和中国的生产实际相结合？）
。
工业部在学习会上经常讨论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有时还宣读中央的某些指示电文。
宣读的电报有的是和业务直接有关的（如关于制订计划的指示），也有一般的指示电文（如关于张顺有事件的）；
而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学习会的内容就改变为宣读中央的指示电报和讨论“三反”“五反”运动的政策。
这样，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在许多时候，实质上是综合着理论学习和政策学习的双重内容。
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业务学习”，因为有关业务的领导方法和思想观点，也在这里被经常讨论着。
这种比较活泼的学习方式，已取得绝大多数参加者的赞许。
有一位局长说：
“我们的学习可说是内容丰富。
它既有理论，又有政策，有时还谈到全国大政方针，有时又联系到部内中心工作。
参加学习以后眼光扩大了，不参加眼光就会缩小。
在交流经验上，学习会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各局长都参加，可以听到许多有益的经验。”
另一位局长说，这个学习会是“部长对下面的具体的思想领导”。
这一经验证明：
在目前情况下，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暂时还不必过分强调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要尽可能求得对业务工作有帮助。
这一作法，是切合当前的需要的。
严格的制度和比较灵活的学习方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会上充分发挥了自由思想、自由论辩的作风，大家感不到什么拘束，而且“有话都敢说，说错不要紧”。
学习会结束以后，部长常以十五分钟或半小时的时间，对当前的时事和工作作简要的报告。
许多同志常利用这个机会作为简短的“碰头会”。
而天气太热的暑天，他们还规定了假期。
工业部高级干部学习的经验证明：
第1，学习基本理论是提高干部思想、工作水平的最根本的办法。
离开了基本理论的学习，就不能获得现有的许多显明的成绩。
第2，虽然是工作繁重的高级干部，而且虽然是在工作极紧张的工业领导机关，学习时间仍然是可以抽出来的。
而要作到这一点，主要靠领导的决心。
自然，当大家真正感到学习对自己思想工作的帮助之后，挤时间就会更容易一些了。
工业部高级干部理论学习也存在着缺点。
例如，学习的文件、内容还缺少必要的计划性，因而显得有些零乱；
还有些参加者不注意读书和看文件，领导上对自修的重要性没有作足够的强调。
但虽然有这些缺点存在，工业部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无疑地已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

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
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
他们大多持有地方人民政府的证明信或迁移证，其中有的并携带家眷到处流动，沿途要求人民政府补助。
如北京市南苑区在08月10日到23日，就有外来找工作的农民八百多人。
他们多来自邻近北京的通县、武清和安次等地。
重庆市在劳动就业登记工作中，也发现由江北、泸县等地介绍来的失业人员，仅09月09日到11日统计，就有三十五人，其中有的人是不愿种地，把已分得的土地交回农民协会，专门到重庆找工作的。
此外，山西、苏南、西安、秦皇岛等地也都发现类似情况。
这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的现象所以发生，主要是有些地区的干部（主要是区、村干部）不了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这一决定中曾经指出：
“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而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吸收。
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
有些干部没有认真研究和领会这一指示的意义，不懂得国家经济建设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随着各种建设工作的开展而逐步解决，并非一下就可以解决的。
他们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不但不加劝阻，反而采取推出门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
山西省有些村干部怕给农民开介绍信会受上级的批评，便对农民说：
“不用介绍信，进城也可以做工。”
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助长了农民向城市盲目流动。
其结果不但浪费了国家许多钱财，影响社会秩序，而且给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
对于农民来说也很不利，因为他们盲目跑到城市，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只好卖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
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应密切注意这种情况，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特别是在冬令时期，更应防止农民盲目流动，免得因饥寒而造成不幸事件。
我们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当然要集中力量首先发展工业。
但发展农业也同样重要。
如果农业经济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就会影响工业建设的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的干部应该认识这一点，并且要知道目前的劳动就业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失业者，他们有地种，有饭吃。
今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盲目向城市流动，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潜在能力未能发挥出来。
根据“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办法应该是：
配合农村的各种经济建设，以开展农业生产为主，结合发展副业，积极组织起来，发展互助合作。
各级人民政府的干部应该一方面对盲目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大力说服和劝阻，讲明利害，打通思想，使他们安心生产；
同时还应提倡兴修小型水利，奖励植树造林，修筑农村公路，发展淡水渔业和各种副业及手工业，并提倡土特产品先在农村初步加工，打开产品的销路等，以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其次应扩大耕地面积，有计划地移民垦荒，吸收和训练农村中的半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参加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工作及农林牧畜等最初级的技术指导工作。
这样作不但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促进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苏联科学家为人类幸福的未来而奋斗
——访问苏联生物学家格鲁森科教授
谭文瑞
苏联的科学家和全体苏联人民一同为征服自然而奋斗。
他们在寻找新的动力和原料的泉源，改变气候，变荒漠为良田，改造动植物的本性……把自己全部力量和知识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格鲁森科教授就是苏联许多卓越的科学家中的一位。
他由于遵循着米丘林学说所揭示的方向，在探索植物界发展法则的研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曾两度荣获斯大林奖金，发表过数百篇科学论文，在苏联科学界享有很高的荣誉，担任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科学秘书的职务。
现在他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任务——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促进两国文化科学的交流和合作而来到了中国。
当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一位热情而精力充沛的科学家放下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来接待我们。
他是在整理苏联科学家的论著，准备把它们推荐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
同时他也在计划着要把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介绍给苏联的科学家。
他说：
从中国的科学杂志中晓得，中国科学家们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有许多是很有意义的，苏联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对它们发生兴趣。
他认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最近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中苏科学家的合作所作的决议是非常明智的。
他说：
“中苏两国的科学工作者应当互通声气。
苏联科学院已经决定由专门的科学家研究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选择一些比较主要的译成俄文；
并且预备把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著作写成提纲，介绍给苏联的科学工作者。
苏联科学院所出版的期刊将多多登载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和中国科学界的消息，使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可以了解中国科学界的活动。
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多看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多看苏联的材料，这样便能够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
格鲁森科教授诚挚的言辞使我们感觉到苏联朋友处处关心着我们。
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格鲁森科教授告诉我们，苏联的科学所以能够获得这样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苏联科学界具备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条件。
他说：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为基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缺少科学。
党和政府以极大的关怀和力量来促进科学的发展。”
他举出苏联研究机构扩展的情形来说明苏维埃国家对科学的重视：
在革命以前俄国只有一个很小的科学院，现在苏联除了规模宏大的苏联科学院外，还有十二个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七个各科学部门的科学院，另外有几百个各种科学研究所和九百个高等教育机关。
今天的苏联科学院拥有等于革命前六十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预算相当于革命前的七百倍，出版的科学图书比1917年增加到将近二十五倍。
各个科学研究机构培养着大量的科学工作人员，现在苏联有两万五千名在深造的研究生，单是苏联科学院就有五十八个民族的二千五百名研究生在争取硕士和博士学位。
格鲁森科教授本人的经历就可以说明苏联的党和政府如何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科学天才的青年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
格鲁森科教授原是乌克兰一个贫农的儿子，年纪很轻就参加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当过乌克兰青年团团报和乌克兰农业报纸“苏维埃农村”的记者。
他对于农业发生了兴趣，后来便由党送到李森科全苏选种遗传研究院深造，1939年毕业后便在苏联科学院中工作。
十余年来专心从事关于植物遗传的研究，1943年由于成功地解决了马铃薯繁殖的问题而获得斯大林奖金；
七年后又因为发表关于植物无性杂交的科学著作，发展了米丘林的学说，揭露反动科学家的理论，又一次荣获斯大林奖金。
他现在在遗传学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研究植物的遗传和选种，找寻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
格鲁森科教授把话题转到科学与人民联系的问题上。
他说：
“在10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回想起列宁的名言：
‘从前，全人类的智慧，它的全部天才只是为了把一切技术与文化的财富给与一小群人而创造，至于对其他人则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亦被剥夺了。
可是，现在一切技术的奇迹，一切文化的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并且今后无论何时，人类的智慧和天才再也不会变成暴行的工具、剥削的工具了。
’今天在苏联的确已把列宁的预言变成事实，科学已成为全民所有的财富，它密切与人民的生活联系着。
这就是苏联的科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主要区别。
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正在埋头制造原子弹和准备细菌战来毁灭人类的时候，苏联的科学家却是在研究利用原子能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与危害人类的细菌进行斗争。”
他并且告诉我们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如何忠诚地为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
苏联科学院和各共和国科学院正在对六百五十多个有关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并组织由院士领导的工作队前赴各现场去从事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特别提到生物学家参加改造自然计划和争取农业丰收的工作。
他们一方面研究如何改良品种，提高耕地的面积生产量，另一方面研究如何在不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上种植作物和栽植新种类的作物。
例如在高加索地区，以前是种植宜于旱地的小麦的，现在有了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发展了灌溉，就要改变小麦的品种，使它适宜于湿润的土壤。
苏联的科学与生产建设密切结合，已成为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创造工作中的强大武器。
格鲁森科教授举出苏联生物学界近年来的两个重大的成就来说明苏联的科学家是如何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研究自然界的现象，揭示各种现象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以实验来检查自己的推理的。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学说，认为动植物同种内的相互竞争是形成新种的基础，这种意见曾经长期占着统治的地位。
苏联著名的生物学家李森科证明同种内的关系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使生物繁荣起来。
在同一种生物的相互间并没有互相消灭的竞争，只有异种生物的相互关系，才建立在对抗性的矛盾上。
他指出过去在草原上植树的工作所以遭受失败，正是因为根据种内斗争的理论，每株树木都是单独栽植的，而且栽植的是各种不同的树木，所以当它们还未长大便被野生的植物消灭了。
李森科以广泛实验证明了只有采用簇种法才能在草原上发展树林。
格鲁森科教授说：
“像达尔文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辩证唯物论，也要犯错误。”
另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勒柏辛斯卡娅在细胞学上关于“活质”学说的新发现，是在生物学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
以前的生物学家认为细胞是唯一的、最简单的生命单位，有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细胞只发生量的变化，新的细胞只是由母细胞分裂而来，新细胞和母细胞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形而上学的细胞学说，是和马克思列宁关于一切自然现象发展过程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完全抵触的。
勒柏辛斯卡娅在自己的科学著述中证明了这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的理论不能成立。
她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
细胞并不一定只能由同类的母细胞以分裂的方法产生，且还可以由组织更低级的、没有细胞结构的“活质”发展而成。
勒柏辛斯卡娅以许多实验证明了她的真正唯物的细胞理论，为生物学和医学开辟了新的前途。
我们可以研究生物将来的发展，可以和毒瘤等许多疾病进行斗争，可以使人体受伤的组织和器官恢复。
当格鲁森科教授谈到苏联科学上的成就的时候，他充满着苏维埃人的自豪。
他说：
“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科学在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它正以它的发现来帮助苏联人民更详细地了解自然的富源和力量，并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在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具有巨大国民经济意义的科学问题。
’但是我们绝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党已给我们科学工作者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维埃科学，使它在世界上居第1位。
’我们必须为迅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而努力。”
（附图片）
格鲁森科

高岗同志怎样领导“矛盾论”的学习
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
从今年04月18日开始，高岗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东北局的负责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
参加学习和经常出席讨论会的，除高岗同志外，有林枫、张秀山、李卓然、张明远、凯丰、王鹤寿、顾卓新、张维桢、马洪、刘芝明等同志，并有东北局各部委的处长以上干部三十余人。
这次东北局负责干部学习“矛盾论”，是在学习“实践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是紧接着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普遍要求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高岗同志亲自领导下，这次学习有效地推动了东北一级和各省、市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干部的理论和思想水平。
高岗同志在领导“矛盾论”学习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在学习开始时，高岗同志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首先反复阅读文件，求得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
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情况，联系干部的思想认识，提出问题，按照“矛盾论”阐述的论点，展开讨论，对每一问题分别作具体深入的分析、考察和归纳。
高岗同志曾
一再强调既要反对不着边际地、庸俗地乱联系“实际”；
又要反对只是死扣概念，硬钻名词，在文字上打圈子；
说明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错误的，都不应当采用。
东北局负责干部的“矛盾论”学习，正是按照高岗同志所指出的学习方法进行的。
在东北局关于“矛盾论”学习的讨论会上，根据各部门的学习小组结合其工作业务所提出的问题，曾经着重地讨论了当前东北农村中的矛盾问题、当前工业建设中主要矛盾的问题、“三反”和“五反”运动所表现的矛盾形式和斗争方法问题、国营工矿企业中工会和行政的立场一致的问题，以及我国当前国内的阶级关系上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的基本矛盾问题、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因与外因等问题。
高岗同志在领导学习中，是一步一步地引导大家对各个问题作深入研究。
首先让大家把各种矛盾
（也就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进行分析研究，使大家了解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联系地加以对比、考察，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进一步讨论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样就使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能较为深刻地去体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辩证法，同时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高岗同志在组织学习时，是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将东北局负责干部的学习与各部委的学习紧密地联系起来。
东北局委员除参加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外，并亲自领导本部门的处、局长一级干部的学习。
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成为各部委学习小组的核心，推动和指导了各部门的学习。
在每一次学习讨论之前，高岗同志要求东北局委员在本单位组织负责干部进行酝酿漫谈，提出问题，开展争论；
然后把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争论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到东北局的学习讨论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并求得一致的认识后，再拿到各部门的学习讨论会上去研究。
这样，各部门的学习小组为东北局核心小组的学习讨论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而东北局核心小组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各部门学习小组的同志所要求解决或认识不清的问题。
这样就使上下结合起来，使东北局的学习核心组与各部门的学习组织联系紧密，使各部门的干部能及时得到学习上的具体指导。
高岗同志指出：
不仅在工作中要随时集中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求得思想上的一致，然后贯彻下去；
在学习中，也要按照这一方法去进行领导，这样才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实质，使干部得到提高。
由于高岗同志的领导和推动，由于东北局负责干部认真进行了“矛盾论”的学习，就推动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各部委的理论学习。
各部门在其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下都成立了学习小组，而且比较认真地和有领导地进行了理论学习，特别是东北局办公厅、宣传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公安部等单位，学习效果较大。
同时各省、市在东北局的指导和影响之下，也采用这一方法，由省、市委书记亲自组织学习组，进行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的学习。
在这一方面，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比其他部门更好地贯彻了高岗同志组织学习的方法。
他们从1950年开始即由王鹤寿、吕东、安志文等同志亲自组织了工业部的各处处长和在沈阳的各局局长的理论学习，并在学习中运用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这次在“矛盾论”学习中，又详细研究了当前东北工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及解决的办法；
同时又采用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推动了所属各局及各个工厂干部的理论学习。
高岗同志认真学习和认真领导学习的态度也引起了各级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
他名符其实地担任东北局的学习小组组长，经常仔细地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参考有关的资料；
为了准备讨论，他有时亲自找几个同志漫谈；
每次讨论会，他都准时出席，仔细倾听同志们的发言，并对每个讨论的问题作具体的明确的结论。
高岗同志模范地遵守着学习制度。
东北一级机关“矛盾论”学习结束后，又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
现正组织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文件和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及其他文件。

国际简讯
法国殖民者迫害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
法国殖民者在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迫害爱国人民的暴行层出不穷。
11月13日晚上，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工人区受到法国军队的搜查，很多摩洛哥籍的工人遭逮捕。
突尼斯的法国军事法庭判处八个突尼斯爱国志士刑期长短不一的徒刑，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
另外八个公民因为参加了一个示威运动，也被宣判徒刑。
美国驻希腊大使操纵希腊选举
希腊在11月16日举行了大选。
前希腊保皇法西斯军总司令、美帝国主义属意已久的法西斯分子贝贝格斯继普拉斯蒂拉斯任首相并兼国防大臣。
新政府已在19日上台。
希腊这次大选是在美国驻希腊大使普利孚的直接指示和控制下举行的。
美国大使馆指定了选举日期，制订了反民主的选举制度，而且决定了希腊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名单。
美国对于希腊内政这种公开和横暴的干涉，甚至连接近希腊政府人士的“阿拉吉报”也认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不能忍受的现象”。
另一方面，希腊左翼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和竞选活动曾遭到各种迫害。
尽管如此，许多选民仍不顾一切而投了左翼民主联盟的票。
据宣布的结果，左翼民主联盟共得十六万多票，占总票数百分之十。
美帝国主义者在泰国修筑新空军基地
印度的“德里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报道：
据可靠人士的消息，美国与泰国在1952年08月中旬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泰国给予美国以在泰国领土上建立新空军基地的权利。
1951年年初，春武里、巴蜀、素叻他尼、彭世洛及其他地区的机场的建筑工程已经开始。
最近的这一协定是决定在清迈、呵叻、宋卡和尖竹汶地区建筑新的现代化的军事机场的。
泰国的銮披汶政府接受了“美援”，同时也就出卖了国家的独立，并使泰国处于一种痛苦的也是危险的境地中。
美国政府迫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
美国政府正在加紧用法西斯手段迫害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
反动的美国法西斯分子麦卡伦领导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又于10月13日开始分批传讯联合国秘书处的美籍工作人员，“调查”他们对美国统治集团是否“忠诚”。
受到麦卡伦委员会传讯的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主任菲勒尔，在这种恐怖气氛的刺激下，于11月13日跳楼自杀。
麦卡伦委员会对联合国事务的无耻干涉，破坏了美国政府与联合国缔结的协定，已引起了出席联合国的许多国家的代表及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愤慨。
西欧国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抨击美国这种对待联合国的专横手段。
英国“每日镜报”驻纽约记者认为必须提起美国注意：
“联合国是六十个国家的组织，而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组织”。
丹麦“新闻报”编辑赛登法登主张把联合国的永久会址搬离美国，他认为在美国太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了。

维辛斯基11月21日在联大法律委员会上关于侵略定义问题的演说
一、侵略定义在争取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斗争中的重要性
侵略定义问题有它自己的历史。
这个问题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内曾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在关于国际联盟的活动方面。
以后，从联合国成立的初期以来，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侵略问题与另外一个国际法和国际政策上的最重要的问题——集体安全问题——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集体安全问题的本身又是与废除军备问题或者至少与裁减军备问题有着必然密切的联系。
在开始重新讨论“侵略”的定义这个问题时，我当然不得不先追述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回忆一下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回顾一下它已经经历过的道路。
例如，我们不能不追述一个事实：
早在1927年，那时正是国际联盟时代，曾在筹备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所谓“仲裁与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曾花了两年的时间为“侵略”下定义，并获得了某些成就，但是因为它遭遇了西方各大国在它的工作道路上所安置的种种障碍，它未曾能够胜利地完成它的工作。
在这方面的其他几次努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早在1933年，苏联代表团曾在裁军会议上提醒大家注意这种情形，当时苏联代表团指出：
从事拟订各种安全与裁减军备草案的委员会与会议，都是在来回地兜圈子，并且我还要说，是在一个恶性的圈子里兜；
它们只管来回地兜着圈子，丝毫不保证参加这些委员会和会议的国家的政府在实际上打破这种恶性的圈子，而走上一条足以使国际和平安全问题这样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获得肯定解决的康庄大道。
造成这种反常情况的一个原因是：
西欧主要国家希望在保证国际安全和裁减军备——更不必说普遍废除军备——的方案的掩盖下，准备一些措施，得以把有关上述问题的国际协定变成对付苏联的武器，这一点是可以被认为绝对不容置辩的。
这是那时的一切从事于安全和废除军备的国际会议与各种委员会所一贯追求的总方针。
德国再度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
它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曾受到美、英、法三国的广泛支持，这三国曾解开了法西斯德国所受到的约束，为德国的侵略廓清了道路。
西方三国拒绝苏联在1936年建议的集体安全公约，这说明它们不愿反击日益增长的希特勒侵略威胁。
希特勒德国在美英法三国那种态度的鼓励下，愈来愈大胆，并坚决走上了军国主义化与广泛地发展军事工业的道路。
大量的美元培植了德国战争工业并滋养了德国的侵略。
在美、英、法三国反动集团的鼓励与帮助下，德国准备侵略战争的活动一年比一年加强，美、英、法三国反动集团的政策不是反对德国侵略，而是孤立苏联、使德国侵略向东发展，侵略苏联。
苏联提出的和平建议与裁军草案显然是与这种引起德国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欲望的政策不能相容的。
因此，苏联所有的草案与建议都在绥靖主义的宣言与具有可疑的和平意义的国际协定的喧嚷声中被拒绝了。
1928年拼凑成功的臭名远扬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便是这种国际协定的一个例子。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在表面上规定反对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是在实际上，它的目的是要成为孤立与打击苏联的一个武器；
苏联在当时就已指出了它的用意与目的。
1927年国际联盟发表笼统的声明说：
“侵略战争决不能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因此，它是一种国际罪行。”
凯洛格公约根据这个声明，宣布它的所谓目的是禁止战争，但是实际上这个文件远不能实现它所宣布的那个目的。
这个公约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是英国对这个公约所作的保留所造成的。
英国的保留的性质与意义是很清楚的。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1928年08月31日的照会中指出，这些保留只能被认为是“想利用公约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的一个企图”。
苏联政府在它的照会中指出：
必须禁止国际间的一切战争，特别是禁止目的在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以及干涉、封锁、军事占领外国领土、外国港口等行动。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答复要求苏联同意凯洛格公约的建议的照会中说：
“近年来的历史上已有了好几次这种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
好几个苏维埃共和国曾经是这种攻击的对象，目前四亿中国人民正遭受着这种攻击。
而且，这种冲突时常发展为绝对不可能制止的战争。”
苏联政府虽然看到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制订者的一切隐秘的计划以及这个公约的所有的重大缺点，然而还是同意签订了这个公约，因为苏联政府考虑到这个公约客观上“使签字国对舆论负有某些义务，并使苏联政府能有机会向公约各签字国提出一个与和平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就是裁军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防止战争的唯一保证。”
大家都知道，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并没有防止战争贩子对苏联进行无数次挑衅行动。
为了保证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在最大的程度上付诸实施，并使专门为了保证公约的签字国履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而成立的机构的确能发生最大的作用起见，必须使这个机构获得相应的行动的准则。
这就需要对侵略下一定义，下一个区别进攻和自卫的定义，揭露进攻一方——即侵略者——为了辩解他们的进攻通常使用的骗人遁辞。
苏联在1933年就“侵略”一词提出历史性的定义，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苏联政府在提出侵略的定义的时候，已清楚地看到它将遭遇的困难。
就在1933年，苏联政府已指出：
它预料得到法律专家及其他专家对这个定义可能提出些什么反对理由和评语。
它估计有些人会指出：
不可能给进攻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实际上可能发生定义中所未规定的情况，同时很难确定何方首先进攻他国——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种预见是非常正确的。
在将近二十五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这种反对苏联定义的理由。
最使人遗憾的是，我们听到的理由却老是那一套，不过是翻来覆去地提出而已，这些理由的贫乏已不止一次地受到驳斥并使大家看到了它们的真正目的。
而在今天，在1952年，反对我们的定义的人又在重复他们的前辈在1933年老早已经说过的话，一点也没有能使他们的论据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当时就着重指出：
我们并没有自以为下了一个绝对的定义，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所谓绝对的定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定义。
没有一个定义，即使是最完善的定义，能够包括生活所有的演变和非常事件的多种多样性。
没有什么国际法律和国内法律可以规定这样的目的。
但是，这一点将在以后更详细地讨论。
苏联在1933年提出的侵略定义中概述了在下侵略定义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在做这件工作时的任务是设法使安全问题获得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即——如苏联政府所说——这种解决办法不会成为外交角逐的目标，并且不仅对强国有利，而且对弱小国家也有利。
显然，这个建议的通过对于解决国际冲突可以发生重大的意义，但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要同意这个定义的各国诚实地、一贯地、客观地、公正地应用关于侵略定义的国际协定，就是说，要这些国家随时随地遵守它们所同意的原则，而不是按照像美国代表在第6届大会和目前在此所说的某种“印象”；
要这些国家遵守这个规定侵略定义的原则，不得根据美国代表所说的印象；
要这些国家严格遵守它们所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包括的定义和决议，不得根据“每一个有关国家的单独意见”怎样形成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英国以及高唱各种直觉的、心理的和其他类似论调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些条件。
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过的历史说明，西方国家在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之类的条约并在讨论中吵吵嚷嚷地批评关于规定侵略定义的建议，企图证明这种定义是不可能产生的，但同时却与并不掩饰侵略意图的其他国家狼狈为奸。
1933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时，英德法意四国在罗马签订了所谓“四强公约”。
那个公约只体现了那时的英法政府与德、意两国法西斯主义的狼狈为奸，其目的在于破坏反对侵略国家的爱好和平国家阵线。
这种协定对于那些想就反侵略斗争的措施获致谅解的爱好和平的努力是一个打击，这种爱好和平的努力是想取得一致的意见，对于有责任反对侵略的国际机构给予关于反对侵略的指导方针，借以便利反侵略斗争。
所以在那时，一方面是苏联的反侵略建议，另一方面是为侵略者敞开大门的四国公约。
因此，苏联政府尽管设法防止侵略战争危险的到来，然而这种努力会遭到什么结果是十分明显的。
后来的局势发展证实了这个最可悲的假定：
苏联的崇高努力失败了。
为了要更好地了解那时发生的、对于防止侵略战争的任何措施的通过极端不利的国际局势，我们决不能忘记像1929年起至1933年年底终止的严重经济危机之类的事情，那次危机影响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并导致远东战争温床的形成；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不能防止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丝毫缓和它。
国际联盟只能通过一些模糊不清的决议，那些决议实际上鼓励了日本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1933年02月，英国外交大臣西门在下院为日本的侵略进行辩护，终于使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
美国又支持国际联盟行政院任命的李顿调查团的建议，并且在调查了日中冲突的原因和性质后，还承认日本在中国的那个地区内的“特别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还有日益加强的激烈宣传，这种宣传公然号召对苏作战，并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
1932年的国际形势，也就是苏联政府还没有提出规定侵略定义的建议时的国际形势，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这个战争虽然没有登记和经过公证人证明，但事实上它是在距离欧洲很远的一片广大土地上进行着的。
在那时，英美两国没有尽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中日冲突。
这个冲突只是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为。
在那时，英美两国并采取了一种支持希特勒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当时希特勒已开始进行他的掠夺计划，恫吓不幸的英美政策的领袖们，并且自命为使全世界不受“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影响的救主。
那时正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疯狂地准备另一次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的时候；
那时，整军和扩军势力胜过了和平势力，两个对抗的资本主义阵营都集中力量于整军和扩军。
那时，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愈来愈笼罩着全世界。
整个世界对于德国内部的发展情形和希特勒的外交阴谋都感到惊慌，希特勒的外交企图用爱好和平的声明作幌子，来掩盖希特勒分子正在准备的对邻国的进攻。
至于那时西欧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政策是把沙文主义和准备战争作为它们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在内政方面以镇压工人阶级和实行恐怖手段作为巩固将来作战时后方的必要手段。
这是苏联政府元首斯大林在1934年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卓越的、正确的、适当的描写，这个描写指出“作为摆脱现状的出路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是日益逼近了。”
虽然，如斯大林所说的，这样也没有理由使人假定战争真正可以提供出路；
战争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化。
二、美英统治集团阻挠制定侵略定义的行为
当时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
因此，苏联政府就在1933年02月裁军会议上提出了制定关于裁军与普遍安全的权威性指导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历史性建议。
这个建议列举了一切国家应该保证视为侵略行为的行动，及一切国家应该保证遵行以防止侵略并巩固和平的行动。
英国代表在11月19日的发言中不愿提到所有这一切，他反对对侵略下任何定义，理由是：
这样的定义制止不了侵略者，只会使被侵略者受到损害。
他谈到1914年德国进攻比利时、1939年希特勒匪帮进攻波兰、1931年及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东北，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等事件。
他指出这些事实是各种侵略的典型例子，他说：
侵略定义对所有这些事件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
他列举了这些例子想证明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侵略定义不会给被侵略者以任何保障。
但是这种逻辑是经不起一击的。
如果那些承担义务、保证要遵守防止罪行的法律的政府首先违背它们的义务，破坏这些法律的话，那么任何定义、公约或最严格的国际法都不能防止犯罪，这是很自然的事。
英国代表提出的历史事例证明了他要证明的东西的反面。
我们现在不可能把英国代表所提出的所有事例全都加以分析。
但只要把他所提到的墨索里尼进攻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分析一下就很够了。
墨索里尼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准备。
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要求保护与帮助都归于无效。
意大利军队进占了阿比西尼亚。
法国代表赖伐尔与英国代表霍尔说要对侵略者实行制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阻止墨索里尼执行他的掠夺计划。
只有苏联政府要求国际联盟会员国不要规避它们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所承担的义务。
莫洛托夫当时代表苏联政府说：
“只有苏联对意阿战争采取了区别于任何帝国主义，区别于任何殖民侵略政策的特别的原则立场。
只有苏联声明它按照阿比西尼亚——何况它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具有平等权利与独立的原则行事，它不能支持国际联盟或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破坏这种独立与平等权利的任何行动。”
以后的一切事态仅仅是加强了罗马—柏林的法西斯“轴心”。
英美代表应该牢记这些事情，而不应该离开本题，诽谤苏联对芬兰与波罗的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策或北朝鲜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所采取的政策。
由于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采取了这种立场，那时的国际局势的演变对战争贩子非常有利。
在这种局势下，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就非常必须取得协议；
他们必须同意用怎样的措施来防止战争威胁，用怎样的措施来抵抗侵略，并在规定何种行动为侵略行动以及谴责采取这种行动的国家为侵略者的问题上取得共同的意见。
曾发言反对规定侵略定义的委内瑞拉代表，引证了一种说法作为辩解他的观点的论据，他说：
在国际局势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完满地确定侵略的定义。
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国际局势严重，充满了侵略战争的威胁，所以才需要竭力消除这种严重的情况，消除即将爆发的侵略的威胁。
这正是那些力求在侵略的定义方面达成协议从而使安全理事会掌握争取和平的工具的国家所追求的目的。
在委内瑞拉代表看来，这个问题就恰恰相反。
他认为在国际局势严重的情况下，便不应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种局势。
这位代表根据这种论据就得出结论说：
正是由于目前的国际局势，所以不便于确定侵略的定义。
他认为应把这件事交给安全理事会处置，照他所说，安全理事会将“直觉地”“根据常识”来决定这个问题，就跟一个人猿一样，因为委内瑞拉代表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猿遭到石击的时候也能很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侵略。
这就是继续主张反对通过侵略的定义的当代怀疑派的哲学所得到的结论。
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顽固地坚持它们这种主张达二十多年，而这些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希腊、瑞典和其他某些国家——现在仍在反对我们的定义。
说到这里，我愿追述一下在1923年成立的临时联合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它的工作就是对确定侵略事件的问题提出意见。
临时联合委员会在报告中公然声明：
在现代战争方式的情况下，即使在理论上确定侵略事件都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联合委员会那时拒绝了对侵略下定义的办法。
那时，规定“侵略”定义的问题被否决了，而把这个问题限于国际联盟大会第3委员会在1933年准备的一个共同援助条约草案内，这个共同援助条约草案把侵略的整个定义缩小成这样一句话，即：
任何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罪行。
但是，这完全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应该是确定什么样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换句话说，就是确定侵略的主要征象。
那个草案并说：
某种战争不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战争是侵略性的。
而且，在对侵略下定义表示不赞成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是与规定侵略定义的真正任务不相符合的。
这个原则规定：
假如纠纷的一方是一个接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一致建议，接受了国际永久法庭的决定或仲裁决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不接受这种建议的对方进行的战争就不得认为是侵略性的。
因此，非侵略性的战争就是国际联盟行政院、国际永久法庭或者一个仲裁决定所认为不是侵略性的战争。
因此，上述的国际联盟各机构的大多数可以随意处理一切事情，说得更确切一点，国际联盟各机构的大多数可以专断处理，或所谓仲裁一切事情。
这并没有消除这样一个危险，即：
根据某一集团的利益通过决议，或是由某些竞争集团之间干脆作出一个密谋。
当苏联代表团在1933年02月06日向总务委员会提出它的确定侵略意义的草案时，曾遭到许多国家的代表们的强烈反对。
例如，艾登先生曾坚持说：
确定侵略意义问题，并不是一个能代表参加裁军会议的任何国家的民族利益的问题。
艾登先生说：
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纯粹科学问题，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利益都是相同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确定侵略意义问题是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非常实际利益的问题。
艾登先生1933年05月25日在裁减和限制军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曾反对波里蒂斯主持的委员会根据苏联建议所准备的草案，苏联的建议说：
这个计划是很简单的、无伸缩性的，并且说，不需要有一个世界各国签字的正式文件来保证这样的一个结果，即：
承认第1个发动进攻的国家为侵略者。
英国代表指出：
委员会提出的侵略定义在十分简单的事件中大概会发生令人满意的作用。
但是在这种事件中一般是不需要定义的。
至于在确定侵略定义问题绝顶重要的疑难事件中，照艾登先生看来，这种定义不但是否有好处尚属疑问，并且很明显地是有害的。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对苏联建议的完全武断的曲解，他并不研究建议的本质，而是把苏联建议，像艾登先生所说的那样，解释成为一种绝对死板、机械运用的定义，说这个定义只取决于一个事实：
纠纷的两造那一方首先作出明文规定的行为之一。
但是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极不充分的。
英国代表在1933年裁军会议主要委员会讨论侵略问题时说：
在国际局势紧张期间，当双方军队都集结边境，冲突随时可以发生的时候，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军队中那一方面首先越过边境的问题是比较具有次要意义的，因为必须按照以往的事实来确定两个国家中那一个是真正的侵略者。
诚然，在进攻以前的事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许多事件中，这些事实甚至具有确定谁是侵略者的决定意义。
但是在苏联提出的关于侵略一词的定义中，并没有说在处理侵略的问题时用不着提到先前的事实。
这正是安全理事会的直接的职责，按照联合国宪章第39条，它应该确定那种行动是侵略行动，并建议采取何种措施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苏联草案中断定，首先采取草案中所提到的那种行动的国家，应被视为国际冲突中的侵略者，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审查整个问题的时候，只限于确定这一个事实，因为草案原文后面跟着说得很明白，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一个国家一定是下列各种情况的一种：
首先对他国宣战、其武装部队首先进攻他国领土、首先轰炸他国领土或首先袭击他国船只、飞机等等。
三、美国和英国反对确定“侵略”的定义
差不多在二十年以后，英国出席联合国第7届大会第6委员会的代表费兹摩利斯先生仍然坚持同一观点，硬说由于国际关系目前的情况、以及他所说的现代战争方法以及现代侵略技术，确定侵略的定义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
他的意见和艾登先生前些时候所发表的意见相同，认为目前不宜确定侵略的定义。
然而这位英国代表在11月19日的发言中并未明确说明为什么现在就不宜于确定侵略的定义；
他也未说明使得我们无法确定侵略定义并使确定侵略定义成为一种有害而危险的行动的究竟是那些近代战争方法和那些近代侵略技术。
侵略就是侵略，也就是进攻，不论采取了那种战争方法，也不论采取了那种进攻技术，反正这并不妨碍确定侵略定义的任务，也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历史年鉴中所记录下来的许多战争的经验来指出侵略的特点。
英国代表拚命要使人相信确定侵略定义没有什么好处，说这种工作充满阴谋和危险，想要证明委员会在道义上没有劝告大会接受侵略的定义的权利。
他说：
他的政府根据本国成功地抗御侵略的长期经验，深信一个定义并不能阻挡侵略者，却只能成为被侵略者的
一种障碍。
说到英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验，那并不能证明英国统治集团具有抵抗侵略的经验。
这种经验恰好证明完全相反的一面。
我们可以追忆一下张伯伦与达拉第在1933年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的鼓励德、意法西斯主义侵略计划的四强公约；
我们还可以追忆另一个在英国帮助下签订的条约，这就是在德国侵略的准备工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希特勒与波兰在1934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此外还有许多人人熟知的同样的事实。
因此，如果这种经验就是他们的根据，那么指望英国的代表们对确定侵略的定义的事情表示同情，自然是会落空的。
在我看来，美国代表参议员格伦较为符合事实。
他说，关于抵制侵略的规则和措施，在英美两国历史上还找不出实际的经验，因此，在应用侵略规则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
不过大家知道历史上有很多事实证明美国有进行侵略和支持侵略者的实际经验。
抛开这些不讲，美国参议员明白地说，美国现在还反对对侵略下定义，美国认为这对于美国统治集团是不相宜的。
在这类事件中，英美代表团有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罗伯脱·西塞尔等人做老师，西塞尔是一九一六至1918年劳合·乔治内阁的“封锁”大臣，也是国际联盟的组织者之一。
西塞尔勋爵曾任临时联合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职务是就确定侵略案件的问题提供意见。
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按照现代战争的情况来说，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规定侵略的定义。
这个委员会反对对侵略下任何定义的办法，它指出各国政府对侵略的判断只可凭印象决定。
西塞尔勋爵虽然坚持着说甚至在理论上也不可能确定侵略定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从事侵略。
他于1917年12月与法国缔结了一个秘密公约，这个公约是关于在俄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支持反革命分子亚列希耶夫的反动匪帮的；
亚列希耶夫当时正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作战。
在艾登先生1933年裁军会议上的演说中，他对确定侵略定义的建议所采取的反对态度是根据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作了多年英国代表的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的意见。
这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说，侵略的定义可能只成为无辜者的陷阱，犯罪者的避难所。
这位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奥斯汀·张伯伦，他的政策的反动侵略性质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西塞尔和奥斯汀·张伯伦这种政治人物的领导之下，不可能希望英国外交界支持拟订便于打击侵略的各种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好像我们很难盼望英国现在的代表来支持这样的措施一样。
因此，属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各国代表们决心反对任何侵略定义，并竭力想为他们的立场找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一次美国代表没有对侵略定义问题，详细发表它的意见。
这个问题目前正在第6委员会讨论。
而且他说，美国仍然不知道在这次大会继续进行确定侵略定义的工作有什么道理。
从他这次所说的一点点的话看来，很明显的是：
美国认为无法支持一个不包含一切可能的侵略案件的定义。
从他的发言来判断，他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应限于联合国宪章第39条所规定的范围，这条说：
“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
美国代表团认为不能对这三个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完善的定义，因而认为没有理由企图给侵略的概念下一个比“和平之威胁”或“和平之破坏”的概念更为完善的定义。
这里不妨赘述一下，1945年美国所持的观点与今日不同，那时的观点就是今日苏联所支持的观点。
从美国代表团的公开声明看来，使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改变立场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
目前国际关系的情况已使美国相信：
给侵略下一个定义，不仅是不适宜的事，甚至是危险的事。
美国代表团宣布说：
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新立场与它在1945年的立场截然相反，这完全是由于国际局势所致。
因此，整个问题归结到目前的国际事态。
大家知道，目前国际事态的中心是美国的侵略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准备发动一次新的世界战争，和夺取统治世界的霸权。
四、在批评的幌子下悍然歪曲事实
尽管美国已公然承认了这些事实，但是美国的官员们还假惺惺地表示他们愿意继续准备给侵略下一定义的工作，虽然他们怀疑这工作会不会成功。
而且他们企图掩饰他们对这个工作的不赞成态度，他们用各种理由来掩盖，可是这些理由的矫揉造作的性质却又逃不了众人的眼睛。
这些理由之一是：
侵略这个概念的本身性质就不可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若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便要使用一些名词，而这些名词的本身又需要下个定义，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据的完全不可靠，可以从1933年02月06日苏联代表团所建议的侵略定义以及苏联根据这个定义的原则与拉脱维亚、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在1933年07月03日至05日所缔结的一系列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美洲各国间的互助条约（1947年09月02日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等一类的公约得到证明。
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驳倒英国代表的说法，就是说由于侵略的本质所以不能对侵略一词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并且如果要对侵略下一个定义那就必须使用术语，而术语却又需要定义，所以据说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批评苏联代表团所提出来的关于侵略定义草案的人说，假如实行这个定义所依据的原则——即一国如首先攻击他国应作侵略者论，那末英国在1914年向德国宣战，它就成为侵略者了，因为德国只是侵略了比利时而不是英国。
另外一些人指出，同样，法国和英国在1939年通知国际联盟说它们已和德国处在交战状态时，情形也和上例一样。
这种说法的荒谬根本无须加以证明，因为这完全是存心歪曲苏联草案的意义和文字的结果。
这里，别的不用多说，我只要提一提出席纽伦堡审判的英国首席检察官肖克劳斯于1945年12月04日在审讯德国纳粹党魁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这一类荒谬的说法的答复。
他当时说：
在第2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通知国际联盟说：
从1939年09月03日起，它们就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中，它们当时宣布德国侵略波兰，因而不仅破坏了它对波兰的义务，而且还破坏了它对其他在巴黎公约上签字的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对公约一个签字国破坏了义务，也就是等于向其他的签字国发动了袭击，而且它们完全有权利这样看待这件事。
纽伦堡审判的英国首席检察官这个结论的公正是无可非议的，这就证实了这类对苏联定义的批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些批评者费尽一切力气来争辩苏联提出的定义的价值。
他们说，人类天生有一种自然的对侵略的概念，这是一种人类天然的概念。
某些批评者就根据这种论调说，拿两个小孩打架做例子，就可以十分正确的说明这一种概念，然而却不能令人推断出一种可以在法律上有明确定义的尺度。
这种把交战双方和两个小孩打架比拟的办法，简直是百分之百的胡说。
这种比拟的荒谬可笑，连这些批评者自己也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们目前又搬出另一种新的比拟法，也就是刑事法庭中的法官的那种比拟法。
希腊代表在联合国第6届大会上指出：
例如一个法官应根据他所审理的案件的种种情况来决定是否有攻击的行动，尽管他曾读过的许多刑事法典谈到攻击。
这个推论并不比第1个更好一些，因为大家知道，虽然一个法官应根据案件的种种情况来宣布判决——这是不能有另外的办法的——但是同时他在确定罪行和裁定这种罪行的刑罚时应该根据法律并在法律范围以内行事。
因此，如果说一个法官用直觉根据某种关于侵害的自然概念来判断案件，那将是十分可笑的事。
为了挑剔我们的定义的毛病，批评家指出：
侵略的定义至少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客观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
他们承认，客观的要素，或是确定侵略的客观标准，是一个国家先于对方的同样行动对对方进行的直接的、间接的或是隐蔽的侵害行动。
“先于”这词的意思就是指第1个进行这种行动的一方。
这恰恰是苏联提出的定义草案中所说的话。
自然，在任何定义中都不可能把直接、间接的或隐蔽的侵害的一切例子列举出来，正如任何刑事法中都不可能把——我用批评我们的人的推论——一切可能发生的暗杀、袭击、诽谤及其他等等的例子都列举出来一样。
这种情形只要从下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刑事法中规定有诽谤罪，但是它并没有明确地说明根据这个刑事法，什么样的话在这个刑事法下才被认为是诽谤。
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话，这种话说起来的音调也有许多种。
一句话或是一句引用语都可以被指为诽谤。
例如，一个在遇到人时用雷娜德狐狸遇见驴子时的话说：
“好啊，我的博学朋友，你也可能到过什么地方吗！”
像这样的话可以诽谤一个人。
这的确是一种诽谤，但是你在刑事法上是找不出关于这个特殊问题的适当规定的。
而且这一点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为了对付罪行，只须指出最普遍的、最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就够了。
这正是我们的定义所规定的。
因此，一个满足上述条件的定义，纵使不能详尽地列举一切可能的侵略例子，是绝对不可以被拒绝的。
我们应该记住：
任何演绎法的科学定义比起根据经验而不根据演绎下的定义来始终是比较不明确，价值也要少一些。
至于衡量侵略的主观方面的标准，所谓主观的侵略意图，则又是由许多事实、由进攻方面在进攻以前的一切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
在这方面，最好回顾一下刚好与侵略相反的一项原则，即自卫权利。
有人提到自卫者首先放枪的权利，这是所有刑法都承认的权利。
有人说：
“在受到侵略的威胁时，一个国家为了要打击另一国家的侵略意图，有权首先进攻以进行自卫，即令另一国家并未采取实际的侵略行动。”
有人说：
可能有这样一种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并没有侵略者，两个国家都没有侵略意图或自卫行为。
据说：
如果两个国家都愿意以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执，那么它们都不是采取合法自卫行动的被侵略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侵略者。
这里我们有三种情况值得讨论。
当然，在第1种情况下，采取自卫行动的国家是无可争辩地正确的；
在第2种情况下，冲突双方都没有侵略目的，这也是无可争辩的。
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侵略的表示。
并没有一国对另一国宣战，也没有一国武装部队侵入另一国的领土等。
这样，就没有侵略的问题。
所有这些情况当然应该由受权对这些事件作出决定的国际机构来加以确定。
至于第3种情况，两国都要用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
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侵略者，我们不能同意这个结论。
关于同样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1932年说：
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国家都反对国际间的战争。
这就是说战争已在全世界被宣布为非法。
它不再有合法的地位；
它不再是决定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的关键。
它已经成为非法的东西。
所以，当两国交战时，双方都是有罪的，都是这个公约所确定的法律的破坏者。
其他国家不再需要对它们有所区别，也不再需要按照决斗规则对待它们；
相反的其他国家认为它们都是违法者。
美国司法部长在1941年03月27日演说时也考虑到许多国家都承担了不把战争当做政策的工具的国际义务。
他当时强调说：
反对战争的条约与阿根廷非战条约剥夺了签字国家把战争当作国家政策的工具或侵略工具的权利，并宣布那些破坏条约条款而发动的战争为非法。
因此，这些条约就破坏了中立主义的历史的与法律的基础，这些中立主义一向就是在侵略战争中绝对不偏向任何一方。
由此可见，一个发动战争因而违反了它的义务的国家，没有权利要其他国家同样对待它，假如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不要求以其他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它干了不法行为，享受不到这种权利。
这就是对苏联草拟的“侵略”定义的所谓批评。
这并不是批评，而不过是以批评为幌子一种悍然的对事实的歪曲而已。
五、美国战争贩子反对确定侵略定义
那些猖狂反对像苏联所起草的那样明确的侵略定义的国家，甚至要提出一个古怪的理论，建议：
既然说没有不可置辩的确定侵略定义的标准，那就必须承认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必须只是以从许多不同的事实中得到的印象为根据了。
他们把这种理论叫做“侵略的自然概念”，这种“侵略的自然概念”，他们说，能够而且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
换句话说，所有那些能够当作对侵略和侵略者下定义的根据的客观标准最后要依每一个有关政府的个别意见或武断意志来决定。
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那些执行侵略政策的政府来说，是非常便利的。
自然，这样一种理论也使那些国家可以得到一个有很大“伸缩性”的侵略定义，这样地有“伸缩性”，以致于破坏了对侵略下定义的可能性，并且取消了国际上的侵略定义的全部重要性，或是使它完全失掉作用。
这种定义本来是可以当作一种限制因素和反对真正侵略者的措施的基础的。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美国统治集团在操纵一切。
美国外交政策已从合作改变到冷战——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美国所关心的不是抑制侵略者和打破战争贩子的侵略计划，而是扫除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道路上的障碍。
美国反动集团和支持他们的某些国家的反动集团正在准备这样的世界大战，以便完成美国亿万富翁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谋者的疯狂计划。
美国和英国的代表们对于侵略定义所采取的态度只能说是企图阻止大会通过一个能够在制止这种最危险的国际罪行方面起真正重大作用的侵略定义。
美英两国采取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
这种态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有直接联带关系的。
斯大林在他最近的伟大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这个经济法则就迫使垄断资本主义组织新的战争来榨取最高利润并取得世界经济霸权及世界政治霸权。
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也规定了它的国际政策的本质和具体特征。
这种政策引起了大国瓜分世界经济和政治地盘的斗争。
其具体特征表现在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攫取新的领土、殖民地和市场的企图上。
现代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各种各样正在建立或已经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联盟，都是在瓜分世界经济地盘的基础上组织的。
各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建立在瓜分世界地盘和争夺殖民地及市场的基础上的。
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约·维·斯大林证明，在第1次世界大战与第2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世界里的联盟，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例如协约国家反对三角同盟国家，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同盟，在实际上都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息时间”。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
“和平时期的联盟为战争准备基础，而且也自战争中产生；
两者是互为因果的。
这种联盟造成互相更替的和平与非和平斗争的方式，这种斗争产生于同一个基础，即帝国主义的联系以及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关系。”
——
（列宁）。
当然在这里不能深入地谈论这个问题。
然而所说过的一切，已足以充分说明大西洋侵略集团国家的代表所采取的立场的根源。
虽然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财政与政治状况的特点而意见不一，但是他们却一致反对侵略的定义。
联合国通过这样一个侵略定义，对实现它们的侵略计划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会剥夺它们手中的战争凶器。
联合国大会通过这样一个定义就会给予所有真诚的和平支持者另一件反对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武器。
自然，没有一个人会被这些侈谈和平与自命希望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大事宣扬的演说所欺骗；
这类演说正从帝国主义阵营中，像洪流一样地倾泻出来。
全部战争史，尤其是近一世纪来的战争史，很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真正原因与目的。
同时，战争史揭露出某些国家是喜欢发动战争的，而且常常不喜欢解决那些引起这些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像法国有名的国际法专家福歇尔教授这样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著的“国际法”一书谈到十九世纪中历次战争的原因时，引证了好几个不同战争的真正原因作为例子。
例如：
“1864年向丹麦发动战争的藉口，是奥古斯丁堡公爵的继承权问题和德意志同盟所提出的权利要求。
而作战的真正原因是普鲁士希望扩张它的领土。
“1870年普法战争的藉口，是侮辱了法国的代表，这个侮辱是在诽谤性的电报中加于他的，而这个电报，正如俾斯麦自己承认的，是他与陆军大臣丰纶和毛奇元帅共同在柏林草拟的，它的目的是要激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情绪。
而作战的真正原因是普鲁士希望通过并肩作战的方式把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
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是以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开始的，这个战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抢夺古巴和菲律宾。
著名的科学家维尔特在他1913年著的一本书名叫“世界近代史”中，专门辟了一章“论古巴战争”，他在这一章中论到美国，他写道：
“美国佬们一开始的时候曾大事宣传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并宣传他们追求一个充满了和平安逸的幸福的理想国家。
经过长期的过程以后，他们获得了一个结论，即：
人民的不平等是不可变更的，最后他们采取了用武力实行征服的政策。
他们最初对一切事物标榜自由，贸易要自由，彼此之间的关系要自由，对其他信仰、种族和国家要表示容纳。
他们最后竟实行了最凶狠的保护关税政策、对天主教徒采取了愈来愈厉害的敌视态度，对其他民族和外国进行坚决的侵略。”
法国科学家德列奥在一九○〇年他的著作“政治问题”中写道：
“因此，对古巴的战争是一场经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这个岛国的蔗糖市场；
同样地，美国并吞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是为了要夺取这些热带国家所生产的咖啡和蔗糖而引起的。”
“因此，夺取市场和搜刮热带的产品–这就是形成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的基本原因。
而且所有这些殖民地也都是优良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的重要性，我们以后再谈……，为了也保证他们的亚洲市场……他们需要支援的基地。”
顺便说一句，有许多科学的历史著作都论述美国对古巴的干涉。
美国与西班牙进行争夺古巴的战争时，标榜所谓维护“自由”和古巴的“解放”等等，然而，从上面可以看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是由于美国殖民主义者的物质和自私的利益。
当美国并吞菲律宾的时候，它曾保证给菲律宾以自由。
但是谁不知道，美国征服者无耻地欺骗了菲律宾领袖阿基纳多，同时出于同样的征服的欲望，他们用向来的办法镇压菲律宾人民。
意大利于1935年进攻阿比西尼亚，并且占领了阿比西尼亚。
德国和意大利于1936年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侵入西班牙北部及西属摩洛哥，意大利侵入西班牙南部及巴利阿利群岛。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部以后，于1937年侵占华北和华中，占领了北京、天津和上海。
希特勒德国于1938年占领了奥地利，1938年秋季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省。
日本于1938年占领了广州，1939年初占领了海南岛。
在所有这些侵略行为面前，国际联盟表现得没有力量，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付侵略者，所有这些侵略行为说明国际联盟里的统治力量没有履行它们防止侵略的职责，正像联合国的领导核心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一样，这些国家现在也没有履行它们的责任，因为它们拒绝结束侵略朝鲜的战争，拒绝停止折磨这个英勇的小国家。
侵略问题和必然随之而产生的确定侵略定义的问题，是今天的既迫切又重要的问题，而侵略的定义是安全理事会在进行反对可能的侵略的活动时必须当作指导原则的。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战争的威胁，这些矛盾，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而且更加剧烈了，采取了公开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特别是战略原料–橡胶、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石油等的形式。
不仅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就是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美国和西德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
资本主义阵营里的这些矛盾不久还要更加剧烈。
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对朝鲜人民进行了两年以上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越来越军事化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些都更加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矛盾的加剧。
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他最近的报告里说，目前的国际局势说明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渗入像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他们正在为自己掠夺地盘，鼓动反对他们的英、法“盟友”的阴谋，把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家
（埃及、伊朗、叙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的领土当作军事基地，并且年复一年地加紧准备未来的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像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停止使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这样的措施，以及像明确规定侵略的定义，以约束所有的国家这样的措施，根本就不合他们的心意了。
所有这些措施，在北大西洋集团的首领看来，都是相当危险的。
他们想尽办法避免这种“危险”，用各种理由和编造出来的法则来掩饰他们的立场。
六、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争取和平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的重要工具
尽管给侵略一词下一个有力的定义以便使联合国有关机构能利用它来进行抵抗侵略的重要任务的努力遭到了反对，第6届大会仍然非常正确地认识到：
虽然侵略的罪行可以按照每个事件的具体情况来下论断，但是为了保障国际法及安全并发扬国际刑法起见，根据侵略的组成部分来确定它的定义不仅是可能而且是有益的。
大会提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就是，确定了侵略的定义对于将来拟订给负责决定谁是侵略者的国际机构的指示的时候，是必然有用的。
大会基于这些考虑，在第6届会议上决定把确定侵略一词的定义问题，列入第7届大会的议程。
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大体上就是安全委员会于1933年根据苏联在1933年02月06日的建议所拟订的定义。
苏联提出的侵略定义还在国际法的理论中得到充分的承认。
这可以在资产阶级科学界闻名的法学家、如贝拉、卡洛扬尼、柯森蒂尼等人的著作中找到证明。
这些法学家在研究国家对国际罪行的责任时都是从苏联在1933年提出的侵略定义出发的。
卡洛扬尼在1934年写道：
“我们可以说，伦敦公约（即侵略国定义公约–编者）为新的法律秩序、为任何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奠定了基础。”
这个法律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正像我们已经在前面指出的，它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国际条约的基础。
我不得不引证一下对这个法律的意义有所说明的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虽然这个报告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
报告指出：
表现在这个文件中的法律是裁军会议所策划的整个安全制度的基础，它消除了关于诉诸武力的国家是否算进行攻击的问题的怀疑与争论。
报告指出：
这样，各国就可以事先知道，为了不被认作是进攻方面或侵略者，它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事。
即使在国际机构没有进行任何干预时，这样一个定义也是具有价值的。
它会使得关于使用武力的禁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并让舆论与其他国家可以具有更大信心来判断这个禁令是否得到遵守。
报告指出：
当有人要求国际机构确定某一次冲突中的真正攻击方面是谁时，如果在观念上有一种明确的定义可供这些机构应用，那么它们在指出谁是攻击者时就容易多了，并且它们不会给人以印象，说应用的规则已被破坏，也不会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替攻击方面掩饰及辩解。
委员会的同一报告强调指出用列举构成侵略的因素的办法来起草一个定义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历史教训，那么，会证明联合国第1届大会的立场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证明：
侵略者始终企图把自己说成是防御方面，或用下述理由为他的进攻辩解，即：
对方已侵犯了他的权利和利益或者已产生了一种所谓威胁到他的安全的形势。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用这些或类似的诡计掩饰他的侵略。
侵略战争的罪恶组织者在发动战争时，一向说他们完全是为了自卫。
大家普遍知道的这种性质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只要提几个就够了。
东京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说：
日本军国主义首脑之一荒木贞夫在号召准备侵略战争时说，目的只是民族自卫，在动乱中建立秩序和在远东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与乐园。
在荒木贞夫看来，日本的国防不仅限于防卫日本本土，还要防卫他们所说的皇道（征服其他国家并把它们卷入所谓“共荣圈”的道路）。
同时，首相田中将军在1927年向日本天皇提出的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摺–日本外交政策问题的秘密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这个奏摺直截了当地要求对苏联和美国发动战争，这个要求是在所谓基于日本的切身利益，这种战争不可避免的掩饰下提出的。
纽伦堡法庭的判决证明了：
希特勒匪帮也曾提出基于德国国防以及取得所谓生存空间的需要的说法，为他们武装侵占他国领土的行动辩解。
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但是所举出的几个实例，已经足以明确表明，苏联代表团在提案中再度向大会提出的侵略定义里面所包括的建议的正确性。
像苏联代表团提案中的序言所说的那样，必须使侵略的定义成为将负责确定那一方犯了进攻罪行的国际机构的行动准则。
这样了解侵略定义的作用是符合联合国第6届大会的上述决议的，这个决议确定侵略的定义必须成为一个指示，指导负责指出谁是侵略者的国际机构的行动。
在给侵略下定义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要承认这个原则，就是：
任何国家不论它以什么为藉口，不论它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它首先发动战争，也就是说首先采取定义中列举的任何行动，就必须被宣布为侵略者，而且要它对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由此可见，这样解释侵略者的标准，是再明显不过而且是唯一可能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国际法中已承认很久的定义的基础。
谁先采取了定义第1节中所列举的行动这个事实，是确定那些行动是侵略行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这样解决问题是完全符合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的目标和任务的。
那么，假如一个国家首先对另一个国家或是另外一些国家采取行动的话，什么行动才能说是侵略行为呢？
这些行动是：
对另一个国家宣战；
甚至不宣战就以武装部队侵入其它国家的领土；
以陆军、海军或空军攻击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是故意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海军或空军；
没有得到另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许可，或是破坏这种许可的条件，特别是停留的期限，或是地区的范围，以陆军、海军或空军在该国境内登陆，或是开进该国国境；
以海军封锁另一个国家的海岸或港口；
最后，对于在它的领土上组织起来然后侵入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武装匪徒给以支持，或是不顾被侵国家的要求，拒不在它自己的领土上采取能力所及的所有措施，取消这些匪徒所得的援助或保护。
苏联建议的侵略的定义草案第2节与第3节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不需要特别的解释。
最后，苏联代表团得出下列结论：
一、确定侵略的定义是完全可能的。
这已由历史上的经验所证明–苏联曾经提出一个侵略定义。
而苏联在1933年07月03日到07月05日与一些国家缔结的十一个国际公约和一些其他国际协定，都包括了这个定义。
二、侵略的定义是有用的。
包括上述定义并成为苏联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的公约，已为它们之间的和平合作开辟了道路。
三、侵略的定义是必要的。
因为它能够作为一个授权的国际机构在研究国际武装冲突问题时所遵循的准则。
它能够作为安全理事会在应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39条与其他各条时的指导原则。
四、侵略的定义在危险的当前国际局势中是必要的、有用的，因为它是一个重要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反对侵略与侵略者、对目的在于侵占与奴役外国与外国人民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的斗争就便于进行了。
苏联代表团坚决支持它所提出的要求确定侵略定义的建议，并要求所有的其他国家代表团都支持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符合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切身利益，并符合维护与加强和平及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利益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22日电）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
1924年11月26日，第1届蒙古大人民呼拉尔批准了宪法，宣布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
在此期间，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他们敬爱的领袖乔巴山元帅的领导下，在苏联和伟大斯大林的无私援助下，在自己的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与胜利了的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保持密切联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蒙古人民于1921年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和外国侵略者的政权，在蒙古几世纪的历史上，第1次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使蒙古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体系，坚定不移地站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来。
许多世纪来，在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下的艰难的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帝国主义制度完整保存的条件下，是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的。
像蒙古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已获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积极援助下才能取得胜利。
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伟大的10月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在全世界开辟了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新纪元，并用富于生命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我国。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注意到我国内外情势的基本特点是：
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人民中间喇嘛寺院的宗教影响还很有力，因而便暂时在我国保留下以包格多格金为首的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
但全部国家政权则由人民政府所掌握。
我们的党和政府牢记着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指示，进一步发展了人民革命和国家政权民主化的道路。
因此使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旧的封建——神权政治的统治机构的废墟上获得了发展和巩固。
作为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基础的呼拉尔被建立了起来。
它们保证了由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贫农和中农能够最大限度地参加组织和管理国家的工作。
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牧民的政治热情和阶级觉悟。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牧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为向封建地主阶级广泛进攻创造了条件，并为废除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1924年06月，人民政府便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废除有限的君主立宪政体后，成立了人民共和国。
1924年11月26日第1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批准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立法上确定了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并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和在管理国家的充分民主化基础上巩固共和国的基础。”
（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
宪法使作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劳动人民的呼拉尔，把劳动人民通过革命而取得的物质和文化权利，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人民民主国家是劳动牧民的专政制度，它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了政治上的统治。
它剥夺了封建主、王公、大商人及高利贷者和大喇嘛的政治权利，并于1928年——1929年没收了封建主和寺院的财产，把它交给劳动牧民。
这样就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与封建反动分子们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便这样地增长并获得了巩固。
资本主义分子的逐渐受到限制，作为人民民主制度领导力量的新的工人阶级的诞生，新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我国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苏联的经常帮助下所达成的许多其他成就，保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性。
在1940年第8届大人民呼拉尔所批准的乔巴山宪法中，所有这些都被法定下来了。
新宪法说：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保证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便今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劳动人民的呼拉尔……”，又说：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政权属于以劳动者代表呼拉尔为形式的城、屯劳动者。”
由于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巩固，1949年第9届大人民呼拉尔实行了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制度，这次选举保证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平等的直接的普选。
在依照新选举制度于1951年所举行的人民大呼拉尔的选举中，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二都参加了；
投票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七都投了党和非党人民联盟所提候选人的票。
这是蒙古人民对他们的党和政府异常信任和蒙古人民在政治和思想上团结的明显表现。
在苏联民主制度的良好影响下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反对国内反革命分子与外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成就，以此表现了自己的生命活力。
依照乔巴山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列宁—斯大林关于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的胜利明证，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下可以获得多大成就的明显范例。
人民革命的国家承继了一个最黑暗、落后、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好多世纪以来在封建主义剥削和二百二十年的清朝殖民奴隶制下受着痛苦和压迫，被美英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所奴役。
蒙古人民革命党遵循着所向无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并依靠苏联的帮助担负起沿着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经过改组的我党的革命化了的力量和勤劳的蒙古人民的努力，首先要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
除了要消灭农奴制度的残余以外，遵循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也意味着要在我国的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的部门，加强它的优势作用，并创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由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由于苏联的无私的帮助，蒙古人民在短短的历史时期中得以克服了好多世纪以来的落后现象，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
由于拥有半数以上全部牲畜头数的封建主和寺院的财产被没收，由于实行了逐渐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我国的全部财富转入了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国家的手中，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
畜牧业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用来代替了异常落后的方法。
现在我国已建立了自己的生物——化学工业和无数的兽医站网。
在农业中出现了备有康拜因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割草站和国营农场。
同时也建立了具有无数脱脂器分站的制油工厂。
牧民生产合作社在发展着，其中包括了数千个牧场。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都在迅速地发展着。
近五年来割草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国家农场的牲畜头数比1947年增加了两倍多，牧民生产合作社的牲畜头数比1947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三十六点二。
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国家和合作社经济对个人经济的巨大优势。
蒙古人民在人民民主制度时代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国有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工人阶级的增长。
在从1941年到1951年的时期中，国营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五五，在1948年至1951年期间，工业中的职工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
与国有工业同时发展的，还有在我国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合作社工业。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苏联的帮助，配备有先进的苏联技术的现代化的煤矿工业发展起来，并培养出高度熟练的工人。
就是在这些新的工业部门中，就是在这一部分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社会主义竞赛并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铁路和汽车运输以及空运都在发展着。
由于工业和机械化的运输事业的发展，出现着一批批新的设备完善的城市和居民点——经济的和文化的中心。
同时，由于工农业的增长，国营的和合作社的贸易也发展着。
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年代中，出现了稳步发展着的社会主义财产——我国人民生活取之不竭的泉源。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国家的和合作社的财产都在立法上固定了下来。
宪法中说：
“一切土地及其蕴藏，森林，水流及其富源，工厂、矿山、采金、铁路、汽车、河道、航空等运输，邮电工具，银行，割草机站，国营农场均为国家财产。
它们都不得为私人所有。”
此外，“合作社和牧民生产合作社的公共企业以及一切设备、财物，其生产品以及自愿公有化的财产：
牲畜、农具及公共建筑物，—组成合作社与牧民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
在我国经济中具有首要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有计划的发展的条件。
在第1个五年计划的几年中，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在蒙古人民为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的先锋队，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
依照乔巴山元帅的话说：
“这些与蒙古不久以前的情况对照来看具有异常重大意义的成就，首先是我国人民沿着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巨大进步，是我国沿着这条路继续自由和独立发展的可靠保证。”
人民民主制度，为在我国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在革命前一个落后的、愚昧的国家里，现在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蓬勃发展着。
文盲已在扫除，现在百分之九十二的成年居民都掌握了文化。
蒙古人民共和国布满了初级学校、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剧院、俱乐部、图书馆、电影院和报刊。
有数百所医疗机关、产育院、托儿所、幼儿园、休养所和疗养院。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和文学都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
随着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本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社会主义贡献出全部的知识和力量。
蒙古人民之所以能够达到现今的进步和繁荣，是由于人民革命党和政府所奉行的不断加强与苏联友好的正确政策，同时还有苏联无私的帮助和伟大斯大林的父亲般的关怀。
“没有与苏联的友好，没有苏联对我国人民的经常帮助，我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帝国主义强盗的吞食。
现在指出这一点是特殊重要的。
因为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吞食许多国家和人民，剥夺它们的独立生存。”
（乔巴山语）
由于和苏联的友好，我国能够保卫住自己的独立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同时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次战争是对于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严重考验——我国直接参加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对于歼灭法西斯德国的事业，对于奠定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也都提供出力所胜任的贡献。
战后，我国与伟大的苏联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了。
1946年所签订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及苏蒙两国政府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对我们祖国的进一步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这些历史性的文件是对于保卫远东的和平与安全的事业的重大贡献，并是进一步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坚固基础。”
（斯大林语）
与进一步加强和苏联的兄弟般的友谊同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也巩固着。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空前地加强了我国的外部形势。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蒙古和中国人民之间确立了新的真正友好的关系，互相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关系。
不久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我们所签订的协定，将更加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在他们为劳动人民建设新的幸福生活的斗争中，以及在维护与巩固和平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加强兄弟般的合作。”
（泽登巴尔语）
蒙古人民异常满意地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并祝他们获得新的光辉胜利。
现在蒙古人民成功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劳动着。
泽登巴尔同志在确定我国所面临的任务时说：
“……坚决与经济中的封建残余和人们意识中的封建残余进行斗争，尽力发展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的公有形式，严格保卫国家和合作社的财产，努力发展文化、教育、文学和艺术。”
蒙古人民坚信，在尽力加强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主义的友谊下，在伟大的斯大林的慈父般的关怀下，我们将建成自己的光辉前途——社会主义。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胜利归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金日成首相，为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周年，于10月25日晚在平壤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
应邀出席的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及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刘景范总团长及总团的代表们。
（解放军画报社稿·孟昭瑞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于10月26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致敬。
总团长刘景范代表全中国人民向金日成将军和他领导下的朝鲜军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解放军画报社稿·孟昭瑞摄）
10月23日，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总团以刘景范为首的十九位代表晋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金枓奉委员长。
图为金枓奉委员长与刘景范总团长亲切地握手。
（解放军画报社稿·孟昭瑞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二级战士荣誉勋章获得者郑恩喜等，请慰问团代表、模范烈士家属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签名留念。
（解放军画报社稿·吴群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曾于10月28日在开城慰问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朝中代表团。
图为慰问团向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献旗献礼。
（新华社稿·宋贝珩摄）
击落和打伤美国飞机七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高射炮连射击英雄朱继和（左）及连长姚占宽在欣赏慰问团带给他们的慰问品。
（新华社稿·王权致摄）
志愿军某部英雄们向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团员们献花。
（陈铿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团员钱善光、张志全等在朝鲜前线和志愿军战斗英雄解秀梅等举行战地座谈会。
（张健昌摄）
慰问团团员们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朝鲜江原道女火车司机朴春月（左起第2排第3人）。
（新华社稿·华敏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文工团的维吾尔族代表，在朝鲜战地给志愿军英雄们演出了“织布舞”。
（张健昌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团员们公祭罗盛教烈士。
（解放军画报社稿·吴群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的代表们访问朝鲜人民。
（解放军画报社稿·孟昭瑞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在参观朝鲜人民军所缴获的大批美国武器。
（新华社稿·林麟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文工团团员赵兰彰等在战地给英雄们演唱西河大鼓等节目。
（陈铿摄）
慰问团华东分团的团员们在朝鲜某地向为抗美援朝、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们的墓地献花。
（新华社稿·张崇岫摄）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曾在朝鲜前线和后方展开广泛的慰问活动。
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英雄们穿着新衣，拿着鲜花，热烈地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的到来。
（新华社稿·张崇岫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