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邀请奥布拉兹卓夫演木偶戏
【新华社13日讯】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木偶戏，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13日上午邀请苏联木偶戏剧院艺术指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奥布拉兹卓夫表演木偶戏。
表演会由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主持，到会的有首都戏剧、美术、音乐工作者吴雪、王朝闻、华君武、赵渢、黄源、孙慎、阿甲、余所亚等三百余人。
奥布拉兹卓夫在会上简短地介绍了苏联戏剧发展的情况和苏联木偶戏的情况。
他盛赞中国艺术的成就，特别强调民间艺术的可贵。
他表演了“瞬间”、“我想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驯虎”、“摇篮曲”、“斟酒”等九个节目。
每一个节目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民间艺人阎凤舞表演了中国木偶戏“姊妹耍盘子”、“王小二打虎”和“八戒招亲”。
会后，奥布拉兹卓夫和中国木偶戏演员摄影留念。

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
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
三年来，人民中国的一切，是值得佛教徒热情歌颂的。
我们歌颂广大地区经济改革的成就，使佛教徒不再为封建经济所束缚，而得以恢复持戒精进的生活；
我们歌颂镇压反革命，尤其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胜利，使佛教徒得以分清邪正，警惕阴谋而护持宗教的纯洁；
我们歌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使佛教徒有了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殊胜因缘；
我们歌颂宗教信仰自由之日益得到切实而周到的保护，我们歌颂民族政策之正确而完善的执行，使所有信仰佛教的各民族兄弟们都能够在这一友爱的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弘法利生。
我们歌颂这一切；
我们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
同时我们也引以自庆，因为佛教徒在这一切成就中，也贡献了一部分的力量。
为了更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力量以迎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建设，和继续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感觉到需要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而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因缘，已经成熟。
因此，我们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以团结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
我们已于11月05日在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准备在适当时期召开成立会，邀请各方面佛教人士参加，并决定先行设立筹备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协商及其他有关的筹备工作。
我们相信我们的发起，将会得到各地佛教同人的同情和协助。
我们诚恳地企盼着诸方大德的指教。
发起人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圆瑛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罗桑巴桑多吉占东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澄赵朴初董鲁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郭朋

中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在京举行会议
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佛教界著名活佛、法师、居士：
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内蒙古甘州寺大活佛），圆瑛，柳霞·土登塔巴（西藏致敬团团长），丹巴日杰（西藏扎什伦布寺大堪布），罗桑巴桑（五台山扎萨喇嘛），多吉占东（西藏萨迦寺大卓尼），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澄，赵朴初，董鲁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郭朋等，最近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于四、五两日举行发起人会议。
与会的各位发起人，包括藏、蒙、汉、苗四个民族成分，来自西藏、内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地。
会前，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招待各位发起人，就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作了解释，并对大家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表示予以支持。
他说：
三年来全国各项伟大的人民运动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各地佛教人士也多参加了运动，在佛教界初步划清了敌我界限，这是很好的现象。
值此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之际，希望爱国的佛教徒团结起来，继续划清敌我界限，与全国人民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建设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座谈时，发言者对李维汉部长的谈话都表示同意。
会议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应邀出席指导，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赵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亦应邀出席参加。
会议由喜饶嘉措大师和赵朴初居士主持。
赵朴初居士在致词中说：
中国人民的解放，给予中国佛教徒以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
三年来由于祖国人民所进行的各项伟大改革运动的胜利，使我们佛教徒划清了邪正，保持了宗教的纯洁；
由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使我们佛教徒有了保卫国土和保卫众生的良好因缘。
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使我们在各民族友爱和睦的大家庭中，能够团结一起、和衷共济，同时，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了保障。
这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
因此，今天才有这样的因缘来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组织。
各位发起人在发言中都热烈广泛地交换了有关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各种意见。
喜饶嘉措大师说：
我们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这是全国佛教徒的一大喜事，我们衷心拥护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今后我们要更加加强边疆与内地佛教徒的联系，使全国佛教徒在建设祖国与保卫和平运动中进一步团结起来。
柳霞·土登塔巴说：
我们感激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爱护，使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
西藏是中国佛教的圣地，绝大多数人民都信奉佛教，我们回到西藏后，一定要将这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传达给拉萨的三大寺院。
各位发起人并详细研究和讨论了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与组织等事宜。
大家一致认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为：
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与各地佛教徒联系协进弘法利生事业。
会议最后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并一致选出赵朴初、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巨赞、周叔迦、郭朋、李一平等组织筹备处，并邀请何成湘、赵范参加，当场推定赵朴初为筹备处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邀请苏联电影工作者座谈
苏联友人全面介绍电影工作的先进经验
【新华社13日讯】
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电影事业的先进经验，以发展我国的电影事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特在12日邀请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全体人员分别和我国电影及戏剧工作者举行八个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电影戏剧工作者二百多人。
座谈会的时间由四小时到八小时。
在座谈会上，苏联友人以高度的热情，全面而有系统地对我国电影工作者介绍了苏联电影工作的具体的经验。
这次座谈会使我国电影工作者得到了许多丰富而宝贵的收获，它无疑将对我国的电影工作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苏联电影事业部部务会议委员及科学教育片管理局局长费道罗夫和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王阑西及电影行政方面其他主要负责人田方、史东山、钟敬之，叶以群、罗光达、钱筱章、虞棘、陈播等二十人座谈了关于苏联电影事业的问题。
费道罗夫曾就苏联电影的全面情况，及制片计划的制定与完成、影院和放映队等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
他指出：
苏联电影在列宁、斯大林的艺术思想指导下，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苏联电影根据教育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需要、广大群众的要求、共产党和政府的指示所制定的计划，都能提前和超额完成；
苏联的放映人员是技术员，又是政治宣传员，他们都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技术水平。
在另一个座谈会上，费道罗夫谈了关于科学普及片的问题。
参加这个座谈会有王阑西、蔡楚生、洪林和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业电影社、卫生部宣传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厂、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等单位的代表共三十多人。
费道罗夫在发言中指出：
科学普及片在苏联是一种强大有力的教育工具。
它在生产建设中使先进工作方法迅速推广。
它在卫国战争时期曾教育人民学会打击敌人的军事科学知识。
它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起过重大的作用。
各生产部门每年都向电影事业部定制大量的科学教育影片，到全国工厂、农村放映。
全国各地的学校也都利用科学普及影片向学生进行教学。
费道罗夫并在发言中介绍了科学教育影片制作的组织领导、制作过程、制作方法和全国的科学专家如何帮助科学教育影片的制作等经验。
在上述两个座谈会中，费道罗夫都曾解答了我国电影工作者所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
他并一再亲切地询问我国电影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事情。
他说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他的一切工作经验告诉中国电影工作者。
在我国电影及戏剧演员桑夫、舒适等四十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名演员契尔柯夫畅谈了表演问题。
他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接着以他主演的“马克辛三部曲”、“荣誉法庭”和“顿巴斯矿工”为例，说明演员必须认识真实的生活、并以真实的生活为依据，才能创造好所扮演的角色。
契尔柯夫认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成功地在电影艺术中保存了民族的特点，中国影片“白毛女”给他以很深的印象。
他希望能从中国的影片中，更多地看到中国的自然风光、中国的生活、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在座谈会休息时，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学员刘世龙，把他在解放战争中获得的“淮海战役纪念章”和“渡江战役纪念章”赠送契尔柯夫。
这两件珍贵的礼物使契尔柯夫深为感动，他和刘世龙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影片“钢铁战士”中扮演小刘的演员孙羽也和契尔柯夫握手致意。
契尔柯夫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长大了。”
契尔柯夫并以签名照片赠送刘世龙和孙羽，以纪念这次会见。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影片“波罗的海代表”和“天才发明家”的主演者契尔卡索夫和我国的电影及戏剧工作者田方、水华、陈戈、胡朋、蓝马、张伐、石羽、牧虹等二十多人座谈了表演艺术问题。
他在座谈会上始终热情洋溢。
他以他的三十多年的异常丰富艺术生活经验在座谈会上深刻地说明了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异同、如何扮演领袖形象、如何扮演历史人物、演员和导演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怎样培养青年演员等问题。
他说他曾经在舞台上表演过“伊凡雷帝”二百三十八次，到五十多次时他才觉得掌握了人物。
这证明演员必须不断地在表演中锻炼。
他还在会上说今后他站在摄影机前面时，他一定要想到中国人民，把戏演得更好。
这个座谈会给了中国的年青演员们以极大的教育。
曾主演“拖拉机手”、“西伯利亚交响曲”、
“幸福的生活”等影片的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拉迪尼娜应邀和我国电影及戏剧工作者座谈了关于表演艺术的问题，到会的有于蓝、田华、叶子、杨路曦、韩冰等四十多人。
拉迪尼娜介绍了很多苏联演员进修的情况。
她强调电影演员要学习政治。
她说苏联的电影演员都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各种社会生活。
她介绍她自己的创作经验。
她说她在演“幸福的生活”期间，曾经住巴库的一个集体农庄里，以观察农民的工作和生活。
这部电影片里的角色要用乌克兰音调讲话，她因此在家里也学习用乌克兰音调讲话。
当她要学骑马的时候，她曾经常去找集体农庄的养马人谈很多话，以致养马人问她是不是想在马房里工作。
她的这些生动具体的谈话，给了听众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她还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个歌。
座谈会进行得极为愉快、活泼。
导演座谈会广泛地涉及电影导演工作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情绪十分热烈。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中国电影及戏剧导演、音乐工作者章泯、史东山、成荫、何士德、吴祖光、伊明、吕班、伊林、石挥、刘郁民等三十多人。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无罪的人”、“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等影片导演彼得罗夫就中国电影导演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在会上畅谈了他导演工作中的宝贵经验。
他特别强调导演和编剧、作曲、演员合作的重要性。
彼得罗夫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他导演影片“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摄制经过。
他丰富的经验，给予中国电影导演以极大的启示。
在座谈会上，彼得罗夫还谈到关于历史片、儿童片的编导问题，关于创造领袖形象问题。
彼得罗夫最后说：
“只有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才能摄制像‘斯大林格勒大会战’那样巨大的电影片，只有我们这样的部队和人民才能把这样的工作看作自己的事情。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也将摄制出解放战争中英雄形象的伟大影片。”
苏联电影编剧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乡村女教师”、“真正的人”、“乡村医生”等影片的剧作者斯米尔诺娃和我国电影工作者座谈了编剧问题。
参加座谈的我国电影剧作者王震之、于敏、孙谦、葛琴等五十多人。
会上宾主亲密地谈话达六小时。
斯米尔诺娃详细地介绍了“乡村女教师”和“乡村医生”的编剧经验，并解答了中国编剧家提出的关于电影编剧和导演合作关系等十余个问题。
她说明根据她的经验，作一个编剧家必须要深入实际生活，熟悉典型人物的性格思想，并要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以改进自己的创作。
斯米尔诺娃的扼要和深刻的谈话，受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她并表示希望再有机会能够和中国电影工作者更进一步地交换工作经验。
苏联电影摄影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工作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西伯利亚交响曲”和“幸福的生活”等影片的摄制者巴甫洛夫，和我国的三十多个电影摄影工作者座谈了摄影技术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有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徐肖冰、吴本立、苏河清、李华、徐来和我国摄影师马守清、鲁明等。
巴甫洛夫在会上介绍苏联电影工作的丰富的经验，如音乐片的复杂性，新闻片和故事片在摄影技术的区别。
他强调地指出：
作为一个新闻电影摄影师，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了解人民的需要，是群众中一切事变的最先知道者。
他说新闻摄影师要像记者那样真实地反映现实，要像画家那样精密细致地工作，要像高射炮手那样不错过一个目标，也应该很好地掌握技术、熟知胶片的性能。
巴甫洛夫并鼓励我国电影摄影工作努力学习彩色影片。
座谈会继续达八小时。
巴甫洛夫在讲话中始终充满了热情，并对中国的电影事业表示无限远大的期望。

中苏友协总会举行京剧表演会
招待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艺术工作团、红旗歌舞团和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新华社13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于13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京剧表演会，招待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和以费道罗夫为首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到场观看的，还有在北京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们。
表演会由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东北戏曲研究院京剧团联合演出。
先后共表演了“水帘洞”、“贵妃醉酒”和“雁荡山”等三个节目。
受到苏联友人的热烈欢迎。
京剧著名演员李少春主演“水帘洞”（“西游记”中的一段）。
李少春在演完之后，在热烈掌声中两次谢幕，并接受了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木偶戏剧院艺术指导、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奥布拉兹卓夫的献花。
京剧著名演员梅兰芳、京剧著名演员姜妙香和萧长华主演“贵妃醉酒”。
受到苏联友人热烈的欢呼，雷动的掌声，经久不息。
梅兰芳等在数次谢幕后，又接受了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苏联人民演员、四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乌兰诺娃，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米哈伊洛夫，和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哈利马·纳赛罗娃的献花。
东北戏曲研究院演员张世麟和李春元等主演“雁荡山”。
博得苏联友人热烈鼓掌，他们在数次谢幕后，接受了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歌唱家、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裴布托夫和歌唱家、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盖达伊的献花。
表演会自二时开始至四时半结束。

亚历山大罗夫和红旗歌舞团团员游北海
查哈罗夫等六人昨天访问中央戏剧学院
【新华社13日讯】
苏军红旗歌舞团团长鲍·亚·亚历山大罗夫和红旗歌舞团团员共二百多人，13日游览首都名胜北海公园。
陪同游览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副团长蓝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文艺工作团团长王久辰、海军文艺工作团副团长许勇和纪良等。
苏军红旗歌舞团团员们兴致勃勃地在北海公园内登山游湖，他们对园内的名胜古迹感到极大的兴趣。
他们十分赞赏九龙壁的精工巧构。
亚历山大罗夫团长说：
“这实在美妙极了！”
他们在九龙壁前往复观看，并和陪同游览者一起拍照留念。
【新华社13日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名作曲家查哈罗夫，苏联艺术工作团团员乌兰诺娃、康德拉托夫、聂恰耶夫、普奇岑和查伊采娃六人，在13日访问了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向苏联艺术家介绍了该院的情况，并引导他们参观了该院的陈列室、查哈罗夫对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和在窑洞里练唱的照片，以及当时所收集的陕北民歌曲谱很感兴趣。
查哈罗夫在陈列室的留言簿上写道：
“中国的艺术是古老而且是年青的，是出色的艺术。
为了理解这个艺术，就必须多次去看它而且要深刻地去理解它。”
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为苏联友人表演了八个富有中国民族色彩的节目，其中有张权和王昆的独唱，中国乐器演奏的“冀中牧歌”，梁克祥的“蒙古舞曲”和马可的“陕北组曲”，以及“中国古典袖舞”、“剑舞”和新疆乌兹别克族的“塔娜娃儿”舞。
乌兰诺娃和普奇岑详细地询问了这些节目的内容。
查哈罗夫对这些节目很感兴趣，他感谢这次表演使他们概括地认识了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

国际科协执委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号召各国科学工作者反对细菌战
【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
巴黎消息：
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10月24日写信给参加协会的各国科学工作者组织负责人，号召各国科学工作者行动起来，反对细菌战和要求各国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约里奥—居里在信中追述了今年05月31日和06月02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第11届执行委员会的情形。
信中说：
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关于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事实的报告。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们获悉这些消息后，都坚信用以控诉美国军队的罪证是确凿的。
美国政府和它的军事领袖们曾否认这些谴责，但是它们却没有声明反对细菌战争的原则。
约里奥—居里接着介绍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并摘引了他们调查后证实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攻击朝鲜及中国人民的结论。
他说：
“见到这个结论后，我认为我有义务要求我们的各分会组织，在最短期间内尽可能地以最大的注意力，来考虑细菌战争所引起的全部问题。
我们协会大会开会时已通过决议，要求禁止使用大规模屠杀的武器，特别是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
目前的这些严重事件，已使各分会大力来实行这些决议成为迫切的任务。
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科学工作者有义务使用各种最恰当的方法——文章、小册子、讨论会、电影、广告……等，告诉他们本国人民细菌武器将使人类遭遇的危险，并使他们认识到关于这个问题国际间所承担的义务。”
约里奥—居里着重指出：
“为了符合我们的组织章程，符合我们的公约和我们过去所作的决议，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有效地反对细菌战争。
这正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反对科学的完全误用，这种误用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消灭科学的真正用途的危险。
特别是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争取所有的国家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或是邀请那些已经在议定书上面签字而尚未批准的国家批准。”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上海灯标制配厂工人傅财宝和李银星制造双闪型和复闪型“乙炔助航闪光灯”成功了。
这种助航灯是航道上不可缺少的，它能够指点内河和海洋中暗礁的位置和航道的方向。
这是李银星正在检查复闪型“乙炔助航闪光灯”的情形。

民革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
南京各界代表谒中山陵上海各界代表瞻仰孙先生故居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总部和北京市分部11月12日下午在总部大礼堂举行孙中山先生八十六周年诞辰纪念会，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委何香凝、柳亚子、陈劭先、龙云、蒋光鼐、梅龚彬、王昆仑、屈武、李俊龙等，团结委员孙越崎、李蒸、王树常等，市分部委员许宝骙、傅学文、丁贵堂、章友江等，及总部、市分部全体干部和基层组织全体负责人。
大会由李济深主席报告，题为“发扬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精神”。
他指出：
中山先生是中国最早号召“以俄为师”的先觉者。
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效法苏联，而且在行动上使当时中国革命运动得到苏联的帮助。
这是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事业与革命思想的高度发展。
今天我们来纪念中山先生，就应当温习一下他当日“以俄为师”的历史过程，并且要更加努力学习苏联发扬他“以俄为师”的精神。
李济深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想进一步地学习苏联，不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是不可能的。
现在革命胜利的中国，已经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把以俄为师的道路更大地发展了。
我们今天纪念中山先生，只有更加努力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人民忘我的劳动精神，学习苏联人民的先进建设经验，学习苏联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精神。
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发展了中山先生当日‘以俄为师’的精神；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使明日的中国走向今日的苏联的道路。”
继由中常委何香凝讲话，她说：
我们今天来纪念孙中山先生更要认识到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重要意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三年来在各方面的建设，由于苏联至公无私的援助，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可以说我们今日不只是达到了孙中山先生所要求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革命目的；
而且还依照“以俄为师”的道路，大大向前发展，将由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远大前途。
最后由团结委员屈武传达苏联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的报告，纪念会始终在精神严肃、情绪热烈中进行。
【新华社南京13日电】
南京市各界人民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八十六周年，在12日上午前往中山陵献花圈并谒陵。
参加谒陵的有：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柯庆施、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陈鹤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分部常委召集人邵恒秋等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各群众团体代表等三十多人。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生八十六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金仲华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吴艺五、吴蕴初、顾执中、黎照寰、赵祖康等数十人前往香山路孙中山先生故居瞻仰，并献花圈。

苏联艺术工作团为北京工人演出
梅兰芳代表我艺术界向苏艺术工作团献旗
【新华社13日讯】
苏联著名艺术家13日晚为首都的工人劳动模范等表演精彩节目。
表演会在晚间八时开始。
苏联广播委员会演员聂恰耶夫独唱了几支民歌，其中一支名为“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是他用最近学会的中文唱出的，这支歌在观众中引起了雷动的鼓掌。
接着，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乌兰诺娃在舞台上出现了。
乌兰诺娃的伴舞者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康德拉托夫。
他们表演的是巴蕾舞“圆舞曲”（萧邦作曲）。
他们优美的表演，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和掌声。
第3个节目是提琴独奏，国际竞赛获奖者柯岗演奏了“休息”、“吉卜赛曲调”、“谐谑曲”。
接着由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塔马拉·哈侬表演乌兹别克歌舞：
“斯大林颂”、“乌兹别克儿童滑稽歌”、“采棉女之歌”。
她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歌舞表演和伴奏者所用的民族乐曲，充分地表现乌兹别克民族的优秀艺术的成就。
柯岗和塔马拉·哈侬的演出，受到观众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表演会进入第2部分后，首先由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米哈伊洛夫独唱。
他歌唱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歌剧“水仙”中的一段和歌剧“伊凡苏莎亭”中的一段。
观众曾多次为这位老艺术家的歌唱而鼓掌。
这个节目的伴奏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部演员朱珊珊。
在米哈伊洛夫演唱后，乌兰诺娃和康德拉托夫又出场表演巴蕾舞“小夜曲”（舒曼作曲）。
表演完毕，全场掌声雷动。
乌兰诺娃和康德拉托夫四次谢幕之后，又在观众要求下，再次起舞。
莫斯科国家杂技团演员契托希维利表演的魔术，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表演会的最后的节目是由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乌兹别克女歌唱家哈利马·纳赛罗娃表演独唱“乌兹别克女郎和平之歌”、“哈萨克华尔兹”、“胜利”等歌曲，这个天才的歌唱家以高吭的熟练的歌唱，博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声。
表演节目完毕，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全体在舞台上出现。
我国艺术工作者的代表梅兰芳、吕骥、戴爱莲登台和苏联艺术家们握手致敬。
梅兰芳致词说：
苏联艺术家的表演，更进一步地巩固与发展了中苏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在北京人民当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苏联艺术家的表演有力地鼓舞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为建设自己幸福生活与实现人类美好将来而奋斗。
特别是中国艺术工作者们从苏联艺术家的表演及座谈、访问、报告当中，学习了许多珍贵的创造性的经验，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中国的艺术工作者一定要更努力地向苏联艺术家学习，更好地发展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使它在祖国建设的工作中，在引导中国人民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梅兰芳代表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向苏联艺术工作团献旗。
旗子上缀着：
“您们伟大的人民艺术，鼓舞着人们为和平，为建设幸福生活，为实现人类美好将来而奋斗！”
苏联艺术工作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楚拉基受旗后致词说：
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艺术家们赠送这面旗子的一刹那。
这面旗子是中苏两国人民亲如骨肉般的友谊的象征。
他说：
这面旗子，使苏联艺术家将永远忆起和中国朋友相处和交往的日子。
他说：
我们接受这面光荣的旗子，我们一定要按照这面旗子上所写的口号去努力，和中国的艺术家们并肩前进。
致词毕，楚拉基和梅兰芳热烈地握手，苏联艺术工作团的团员们高擎起中国艺术家们赠献的旗子，挥动着花束，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费道罗夫等游故宫
【新华社13日讯】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团员斯米尔诺娃、巴甫洛夫等三人，13日上午游览了北京故宫。
代表们对宫内伟大的古代建筑，十分赞赏。
摄制“西伯利亚交响曲”和“幸福的生活”等片的名摄影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工作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巴甫洛夫在宫内各处摄了很多照片。
太和殿前两只高大的铜狮子，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全体代表在一只铜狮子前面摄了一张照片。
代表们在故宫内还参观了“中国古代艺术品陈列室”。
他们特别对中国战国时代的陶器“虢季子白盘”、明朝画家唐伯虎的名画“沛台实景”和明朝万历年间中国自造的大自鸣钟非常喜爱。
游览结束后，代表们都在留言簿上留了字。
费道罗夫写道：
“苏联电影工作者非常满意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古代遗产。
光荣属于创造古代艺术的中国人民！”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11月10日在联大政委会上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
一、替美国侵略朝鲜辩解的企图失败了，文件是假造的
第1委员会到现在为止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辩论已经证明：
美国统治集团不愿意停止朝鲜战争，不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他们不是在作任何努力来尽速完成朝鲜的停战谈判，结束朝鲜战争，而是在设法破坏谈判，延长这个现在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许多说明美国侵朝政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声言它对于朝鲜局势和停战谈判进行的情况是所谓关心的。
一年多以前，美国政府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声明，美国政府在声明里说，它希望开城的停战谈判成功。
当时，苏联政府指出，这种表示是与美国代表在开城谈判中所采取的态度不一致的，因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政府有计划地拒绝朝中方面为了使朝鲜问题得到真正的和平解决而提出的一切建议，同时朝鲜境内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李奇微也有计划地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来妨碍谈判的进行，他不惜制造种种事件来使谈判复杂化，这样，自然也就使谈判不能顺利完成。
尽管如此，由于朝中司令部的和平立场，谈判仍然得到了某些成就，并在停战协定草案中的大多数条款上达成了协议。
尽管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发生了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仍然使我们希望谈判能很快结束，而缔结一项相应的协定。
然而，这些希望落空了，因为，我们日益明显地看到美军司令部企图破坏停战谈判。
像美国统治集团公开声言的那样，它企图用“军事办法”，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武力，用不惜任何代价在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办法来结束朝鲜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协议来结束朝鲜战争。
艾奇逊先生在10月24日提出的关于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的美国提案（这个提案还得到参加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个提案重弹老调说：
提案国——这一次，像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它们也是打着联合国的招牌的——，真诚希望根据公正而光荣的条件解决朝鲜战争。
本质上，这个提案只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遣返战俘问题——这个问题使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这个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是完成缔结朝鲜停战协定这一任务的钥匙。
这个提案建议大会批准美军司令部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所坚持的原则——也就是这样的一条所谓原则：
用压力和武力，用使用酷刑以至屠杀手段进行强迫“甄别”与“询问”，来把大批朝中战俘扣留在他们一方的领土上。
美国代表团提出这个提案，明白宣称坚持要把这个提案通过，其实美国代表团在事先早已知道和预料到这样一个所谓原则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是受到而且只能受到朝鲜与中国方面拒绝的，它并且知道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停战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的延长。
最近在第1委员会的辩论中可以看出：
某些代表团，它们是美国提案的联名提案人，并且是美国干涉朝鲜行动的参预者，它们并不认为寻找真正公正合理的办法以解决朝鲜问题是它们在本届大会上的任务，相反的，它们却帮助美国统治集团摆脱由于他们对朝鲜人民发动血腥战争而陷入的困境。
美国统治集团发动这场战争时是有多方面的打算的，但是这场战争已遭到彻底的失败。
的确，二年半来，美国不惜使用最野蛮的战争手段使小小的北朝鲜受尽苦难，但是它仍对付不了它的侵略的受害者。
但是侵略者还不死心。
他们正在顽固地竭力企图征服朝鲜，指望以此铺平独霸远东与亚洲的道路，并以此作为实现他们独霸世界迷梦的踏脚石。
他们还为搜刮财富的欲望所驱使，因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千百亿利润的来源。
事实非常明显：
如果他们在对北朝鲜进攻的问题上不欺骗舆论，就不可能发动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
从以往二十五年的历次战争中可以看出：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不把这场战争假惺惺地说成具有崇高的目标，以此来掩饰战争的真正性质，如果不以对抗侵略者的斗争的假面具来掩饰侵略，就不可能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掠夺的战争。
目前情况也是如此，真正的侵略者同样想把事情说成好像侵略是北朝鲜开始的，然而许许多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实际上北朝鲜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准备的侵略的受害者。
我们已经一再列举这些事实，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实丝毫没有被驳倒过。
美国代表与某些支持美国的国家的政府的代表没有驳倒这些事实，没有提供其他事实来支持他们关于北朝鲜发动侵略的谎话，他们只能矢口否认，而提不出任何证据。
我们在战争开始之初就提出令人信服的材料，证实了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由美国教官扶植与训练的李承晚军队在1950年06月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尽管我们提出这些令人信服的材料已有二年多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空口否认。
这的确是很特别的：
所有在这里发言，用尽力气为美国提案辩护的联名提案人，都赞扬在朝鲜的美军司令部，都说了大家喜欢听的话，但提也不提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件事实，他们干脆避而不谈，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一点也不愿提到这些事实。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言中曾喋喋不休地指责北朝鲜政府侵略了南朝鲜，但是他却没有说出任何事实来证明他的指责。
英国代表、外交副大臣劳埃德发言支持美国代表，也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然而他也举不出什么事实来证实他的指责。
法国代表奥培诺先生曾以同样的精神发言；
他不但提不出事实来证实他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指责，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他简直自己也不敢肯定事实上是否的确存在着这种证据。
正如人们所料想的，有些参加了侵略朝鲜人民的战争并且仰赖美国（主要是在经济上仰赖美国）的国家的代表，也出来给艾奇逊帮腔。
这些代表们都抢着为美国干涉朝鲜的行为粉饰，谴责北朝鲜进行侵略，但是他们的异口同声的帮腔却出乎意料地被那位自称代表朝鲜人民的李承晚代表给驳倒了。
不知那位先生是因为来不及叫他的美国主子审阅他的演说稿呢，还是因为他的主子忙于其他事情无暇及此，——可以提醒大家一下他差不多是在总统选举前夕发言的——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他的发言证实了一个无可反驳的事实：
就是北朝鲜受到了美军司令部指挥之下的李承晚军队的攻击，因此他的发言暴露了美国所谓“北朝鲜发动侵略”的说法是捏造的。
各位都听见了李承晚的代表承认李承晚集团的确曾经进行进攻北朝鲜的准备工作。
他说，在他们的心里，就是在策划朝鲜战争冒险的李承晚匪帮及其主子的心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想着侵略计划，盘算着怎样侵略北朝鲜。
当美国的代表和美国的同谋者拚命否认人们所提出的控告李承晚匪帮和美国统治集团对朝鲜怀有侵略目的和计划的时候（虽然像布莱德雷和罗伯茨这些将军以及杜勒斯、缪锡俄和葛罗斯等外交家的好战的言论已经无可抵赖地证实了这种目的和计划是存在的），李承晚的代表却在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把他们的秘密都抖出来了。
我们都听见过，英法两国的代表以及其他某些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的代表们，例如英国外交副大臣劳埃德，硬把李承晚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无数次事件说成普通的边境事件。
他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在两国关系不睦的时候是时常发生的，值不得加以注意，因为边境事件究竟不同于全面进攻。
然而，劳埃德先生却没有提到在这种所谓“边境事件”里面，有许多次是整营整营的李承晚正规军发动进攻的事件，而且在这些“事件”过去以后，李承晚军往往在三八线以北的领土上遗弃下数十尊迫击炮和机关枪、数百支步枪和成万发子弹。
早在1949年07月0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就发表了一篇有关李承晚国防军和警察部队屡次向北朝鲜平民进行有组织的袭击和凶暴的罪行的声明。
这个声明指出：
为了保卫它的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防止李承晚军队野蛮暴行的蹂躏，内务部的保安部队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对付侵犯三八线以北的李承晚军队；
由于这种措施，李承晚军队有二百人被击毙，三十一人被俘，并且还有四尊迫击炮，轻重机枪数挺，一架速射炮，百余支步枪和许多子弹和炮弹遗弃在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即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境内。
一直到1950年06月25日，也就是一直到南朝鲜所谓“国防军”部队大举进攻北朝鲜的那一天，这种所谓“事件”经常在三八线边界上发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保安部队和人民军部队协同作战，击退了李承晚军队侵入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并且发动反攻，在06月25日那天，向三八线以南推进了十公里。
法国代表奥培诺先生的发言只是把美国驻朝鲜大使缪锡俄和助理国务卿葛罗斯所讲过的什么“北朝鲜发动侵略”的话重说一遍而已，他不但不能驳倒我们所提出的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大量事实，反而不得不满面羞愧地承认：
李承晚和美国官员不但发表过侵略的言论，而且实际上有过侵略的行为。
奥培诺先生在谈到1950年06月25日发生的事件时，在到底谁负侵略罪责的问题上，没有能够提出任何理由来替美国政府的说法辩护。
他仅仅
一口咬定说，有证据说明“南朝鲜军队并没有先越过”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
可是他又提不出什么证据。
他只是说：
“无论别人把1950年06月25日之前发生的某些事件作何种解释……无论在这一不幸的日子之前在三八线以南或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言论和行动给别人怎样利用为藉口，或者引起了一些怎样的遗憾……”事实总归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奥培诺先生这里所说的声明就是指李承晚、赵炳玉、缪锡俄、杜勒斯、罗伯茨以及李承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们所发表过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他们并不隐瞒他们准备进攻北朝鲜，也不隐瞒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可以从在李承晚总部发现的策划战争的战略地图上看到。
我们知道，奥培诺先生所提到的行动正是李承晚分子在长时期内向北朝鲜领土进行的无数次的进攻和侵犯，这些行动也是用来训练李承晚的武装部队，并为更大规模地进攻北朝鲜作准备的。
很明显的，奥培诺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胆怯的退缩。
因此，无怪他在发言中要把问题转到另一方面，他强调说，自己认为受到侮辱、挑衅和威胁的一方无论如何总不应该首先采取暴力行动，他并说，北朝鲜政府击退进攻北朝鲜的李承晚军队，是破坏这个规则的，因此联合国必须按照这个规则予以制裁。
奥培诺先生的这种说法也表明，他不得不承认，南朝鲜政府的行动是威胁北朝鲜的，南朝鲜的行动——如他所说——是侮辱性和挑衅性的。
好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了自卫措施，把侵略者从它的领土上赶走，反而必须要负责任，因为它没有首先向联合国求救，没有等候美国和它的支持者们在方便时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对北朝鲜的挑衅性的侵犯。
而美国的统治集团即利用这件事干涉朝鲜所发生的内战，以达到武装干涉朝鲜的目的。
但是法国代表的说法是一个可怜的诡计，其目的无非是想掩饰真正侵略者的痕迹，想替侵略者解脱责任，想剥夺遭受侵略的一方享有联合国宪章所给予他们的合法的自卫权。
英国代表劳埃德先生甚至歪曲事实，企图替美国侵略者辩解，这种企图是徒劳无功的，是不值一辩的。
他从他的所谓“证据”仓库中拿出了1950年06月24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可耻报告。
大家知道，这个报告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必要时证明：
李承晚在没有向北朝鲜进攻以前的那些日子里，仅处于“警备”状态中。
波兰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斯克列杰夫斯基很正当地、很有理由地指出，这个报告的目的很明显地是要用来作为一项“辩护书”，一项为准备好的罪行辩护的文件；
在这里，就是替武装侵略朝鲜一事辩护。
但是，这个“辩护书”具有许多缺点，因此使那些歪曲侵略事实的人露出了马脚。
例如下面这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是所谓联合国实地观察员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些观察员在06月24日草拟完毕的，这一天是他们自三八线地区回来以后的一天，也就是战争开始前的一天。
这些观察员说，他们那时没有机会印出这个文件来送交它的目的地；
因此，他们只能在委员会1950年06月26日在汉城举行的会议上作简单的报告。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根据这个报告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在该委员会当天打给联合国秘书处的
一个电报中。
这个电报后来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文件公布，文件号码为C—一五○七。
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文件（号码一五○七，刊印在安全理事会1950年06月27日第16号正式报告内），便可知道：
这个委员会关于三八线军事事件的结论，如该文件所说，是根据直接从该委员会的军事观察员那里得来的冲突报告和情报而作出的。
但是，这些军事观察员是在06月25日冲突发生以前四十八小时从三八线附近回来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向委员会提供关于06月25日三八线发生的事件的第一手情报，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在那时候，他们老早就已经在汉城了。
因此，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说它对于06月25日冲突的性质与三八线军事行动的真相的结论——如该委员会的电报所说——是根据它的观察员的情报作出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显然是一种捏造，其目的是要利用联合国观察员的名义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
这些情报完全是从李承晚方面得来的。
仅仅这一点便足以证明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给联合国秘书处的电报中的情报是有着故意偏袒的性质的。
十分明显的是：
这种情报的唯一目的是要使朝鲜委员会的情报好像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使公众不明真相，借此可使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计划得以执行，使美国得以利用安全理事会来实现它的侵略目的，并在联合国的名义和旗帜的掩饰下把联合国一些会员国拖入进攻朝鲜人民的战争。
既然如此，安全理事会在1950年06月25日和06月27日通过的硬说06月25日的攻击是由北朝鲜发动的两项决议，就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也不应忘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
安全理事会是非法通过这两项决议的，因为当时安全理事会中的两个常任理事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会议，而凡是这两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参加时，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无效的，也不能是有效的。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我现在说的是指杜鲁门总统对美国空军和海军所颁布的关于支援李承晚军队的命令，这项命令是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它的06月27日的决议以前颁布的。
大家知道，这个命令中包括给第7舰队的指示，命令第7舰队不许让台湾遭受攻击，其实这就是占据台湾——这种行动是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
另外，这个命令中还包括加强菲律宾的美国驻军的指示。
因此，美国统治集团在那些日子里是疯狂地积极准备远东战争的。
06月27日，美国把一个既成事实摆在安理会面前，简单地命令安理会接受它的提案。
这个提案实际上是美国对朝鲜发动武装侵略的次一步骤。
朝鲜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
美国统治集团在发动了朝鲜战争之后，目前正在继续执行着同一外交政策方针。
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是周密计划的、已经实施的发动新世界战争的阴谋的一部分。
这个阴谋要求进而行动。
只要有一个合适的藉口，就可以开始。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藉口，就要制造一个藉口。
美国海军部长金包尔10月27日在海军联谊会宴会上的演说中坦白说道，美国必须在一定的地方划线为界。
他说，他们选择了朝鲜作为划这条界线的地点；
他认为，假如美国不在朝鲜作战的话，它现在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作战，或许在日本，或许在菲律宾，也或许在别的地方。
艾奇逊先生和他的一些奴颜婢膝的伙伴——首先是英国代表劳埃德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了诽谤性的谎言，硬说苏联鼓动了北朝鲜。
劳埃德先生想恶意诽谤我们；
他说，苏联有意使朝鲜战争拖下去。
苏联，用劳埃德先生的话来说，喜欢让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人命、金钱和物资来进行破坏。
他还同样地诽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硬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有意延长战争，因为据他说，这是符合正在发生革命变化的国家的利益的。
二、美国悍然破坏了重要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
劳埃德先生建议，朝鲜问题的辩论应该从一个事实出发：
各国都真正希望停战，并不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从劳埃德先生这幅可怜相看来，他显然害怕进一步揭发美国在朝鲜进行赌博的侵略阴谋！
但这样的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联合国必须彻底揭露侵略者，它必须采取实际和有效的措施以消除侵略重演的危险，防止新世界战争的威胁。
同时，联合国必须采取措施以结束朝鲜战争，尽其所能以促进板门店停战谈判，克服障碍，打破谈判僵局。
在这件事情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交换战俘的问题。
美国提案的提案人和联名提案人企图证明，按照上述无条件支持美军司令部的主张的提案行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提案直接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缔结的国际公约，特别是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
为了拚命替那种显然歪曲了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与意义的说法辩护，英国代表劳埃德先生就采用了真正的文字游戏，他说第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规定，应该是这样了解：
未经战俘的同意即不应将战俘交予对方，因为假如未经战俘的同意就将他交予对方，那就不算是释放战俘，而是把他继续加以拘留，把他交给一个武装的看守者。
劳埃德先生假装不懂第118条所讲的释放是结束俘虏身份的释放，并不是一般的释放，而且在释放战俘和将战俘交予对方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段过渡时间，在这个过渡时间里自然要把战俘置于武装看守之下。
假如我们不是孤立地去看第118条中的上述规定，而是和该条的全文联系起来看，那就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劳埃德的论据是不值一文钱的，因为该条的全文明白而确切地规定了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既不必征得战俘的同意，甚至也不管有关双方对于遣返一事是否订有协定。
第118条规定：
不论是否已经缔结遣返的协定，各拘留国应即“依照前项所定之原则，自行制定并执行遣返计划，不得迟延”。
很明显，拘留战俘的一方有义务遣返全部战俘，不得有任何保留与藉口。
劳埃德先生企图曲解日内瓦公约十分重要的第7条的规定，这种企图也同样没有成功。
关于这一点，劳埃德先生和哥伦比亚代表以及北大西洋集团的其他代表一样，只凭传奇式的胡说而不肯根据法理。
劳埃德和那些思想和他一样的人们讲了各种各样无聊的话。
什么想用刺刀强迫遣返战俘啦，联合国军不愿意用刺刀强迫遣返战俘啦，等等。
劳埃德先生，你知道得很清楚，使用刺刀和机关枪来对付巨济岛和其他地方的战俘营中的战俘、每天屠杀对美军司令部的暴行表示抗议与进行斗争的朝中爱国志士的，正是美军司令部，美军司令部正在利用武力和恐怖手段来迫使战俘放弃遣返的权利。
劳埃德先生无法否认这个条款的巨大重要性，这个条款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但是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个条款肯定地推翻了美军司令部以及一切支持它的不公正的、违反国际法的强迫甄别原则的人们的企图，他们企图为美军司令部拒绝接受遣返全部战俘的绝对要求进行辩护，虽然遣返全部战俘是这个条款中明文规定了的。
条款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容许在任何藉口下强迫扣留任何战俘；
而美军司令部却正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劳埃德先生应该承认，公约中列入这个条款就是要保障战俘本身，使他们不致在任何压力下放弃遣返的权利。
美军司令部对朝中战俘施用的正是这种压力，而且使用野蛮的迫害手段，甚至枪杀来对付战俘，但是劳埃德先生和那些思想和他一样的人们对这种事实却视而不见，企图否认在这件事情上应用第7条的可能性。
他们硬说，如果应用这个条款，那就是强迫人们把战俘交出去受政治迫害，这样也就多多少少限制了政治犯的避难权。
因此，他干脆就要求忽视这个条款，不理会这个条款，或者如他所说的，不理会它的文字规定而遵守公约的精神，据他说，这比公约的文字规定更为重要。
这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规避严格遵守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的诡计，公约自然要把它的要求包括在各项条文里面，这些条文是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和遵守的。
公约的条文不可能与公约的精神相违背。
1949年公约第7条的条文是和这个公约的精神完全符合的，因为不准使用胁迫手段或其他压迫方法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正是某些代表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提到的这个公约的精神！
有些人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来推翻第7条，竟然说，应用第7条就是违反自由表达意志的原则，因而就是损害战俘的利益。
他们竟然说，遣送战俘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到他们的家庭，回到和平的劳动中是不符合战俘的利益的；
战俘拘留国当局的任务不是保证遣送战俘回家，而是在所谓战俘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恐惧”和“疑虑”的藉口下拒绝遣返战俘，并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和最野蛮的要挟手段和直接威逼的手段。
劳埃德先生企图用他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毫无根据的论点。
原来是他访问了一个战俘营。
劳埃德举出了他曾经和他们谈到过所谓他们拒绝遣返的几个战俘。
大概他是挑选了他认为最突出、最令人信服的例子的。
同时，也应该记住，劳埃德先生自己就说过，这些战俘是经过了甄别手续的。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这种甄别的手续也不能够使这些经历过美国强迫“甄别”的种种恐怖的人们说出任何的话，可以真正使人相信他们拒绝遣返的理由是郑重其事的，假设这种拒绝不是强迫的，或者就假设有这样一种拒绝的话。
诚然，据劳埃德先生说，和他谈过话的那一个战俘，曾经说过，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样一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根据，为什么他会有所谓担心受迫害呢。
甚至也不知道过去他是否真受过迫害。
显然，劳埃德先生对这些都是不感兴趣的。
在他看来，好像只是那个人的谈话就足以决定（我
们都看到，根本就没有任何郑重其事的根据），像英国外交副大臣在这里所说的，他是一个政权下的牺牲者。
与劳埃德先生交谈过的另一个人是一个学生，据说他是因为政治兴趣而被赶出学校的。
据劳埃德说，他也说，据他了解，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这一次，劳埃德先生也没有说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话来。
所谓使这个人被赶出学校，“被送到矿场去”的“政治兴趣”到底是什么呢，同时，这个学生又为什么要担心他的前途呢，仍然是莫名其妙。
听了劳埃德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他在朝鲜与战俘交谈这件事的话，任何脑筋清醒的人都丝毫不能从其中了解，到底是什么理由使劳埃德认为和他谈过话的三个人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全都是胡说，所有这些都是凭空捏造的、人为的故事，是一个捏造得很拙劣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劳埃德先生竟然胆敢说什么这些人的生命和自由所谓受到威胁；
必须使这些人免受据说正在等着他们的某种“迫害”；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更不用说破坏某种公约的规定了。
这三件事情的事实真相，就是这样，但是劳埃德先生却说什么所有与他交谈过的人的情形都是这样的。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劳埃德先生和他的同僚所支持的建议来说，就更糟糕了。
劳埃德先生还说：
他曾经奉他的政府之命前往朝鲜并且访问过一个战俘营，以便查明关于所谓战俘要抗拒武力遣返的情况。
劳埃德先生查明了些什么呢？
朝鲜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呢？
如果他所查明的就是他在委员会中告诉我们的东西及我们在上面所引的那些人的话，那么人们很难说劳埃德先生已成功地完成了他的政府交给他的使命而向他道贺。
我们都看到，劳埃德先生除了查明了三个被当作“政治流亡者”的战俘的空话之外，他根本没有查明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是什么样的“政治流亡者”！
如果他查明了某些真正值得提出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说，却一味地把时间浪费在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荒诞的说法上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问一问劳埃德先生：
他自己是否相信他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某些战俘回家他们将遭到所谓危险这些话呢？
根据他在这里大事吹嘘的亲自获得的经验，难道他还没有清楚地看出：
美国司令部所说某些朝中战俘拒绝遣返的说法，是一个骗局，是朝鲜的美国军事当局制造的挑衅藉口，以便达到阻挠停战、拖延战争，从而使美国亿万富翁获得更多巨额利润这样一个目的吗？
那些为美军司令部的立场以及美国在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辩护的人们，是想把公众对于强迫甄别的问题的注意转移到所谓强迫遣返的问题上去，在他们这样作的时候，别人却不难看出他们这种手段的极端诡诈，这种手段的唯一目的是使全世界的舆论不去注意美国战俘营中的种种罪行，主要是美军司令部在强迫“甄别”朝中战俘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
所谓联军司令部——事实上就是美军司令部——极力把这种“甄别”或“询问”说成一种无害的行动，企图掩饰这种手续的罪恶性质，美军司令部就是想借助这种手续来强迫战俘放弃要求遣返的权利。
美军司令部为了多少掩饰他们这种荒谬绝伦的手续的罪恶性质，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他们说在草拟“甄别”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时，像美军司令部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据说都考虑到尽量劝说战俘回国并使他们不反对遣返。
然而这种说法与那些挑拨性的问题的性质是直接矛盾的。
例如下面这些问题就都带有一种挑拨性质：
你将用武力拒绝遣返吗？
你肯定将用武力拒绝遣返吗？
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违反你的决定把你遣送回国，你怎么办？
如果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处理问题的话，这样的问题是绝不能容许的。
依照法律惯例，这样的询问是被正确地认为是“引诱询问”，这是不准许的，因为对这种询问的答案是不能作为证据而有效的。
这种询问有它的直接的反面目的，这也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朝中战俘在二十四小时前受到警告说，他们就要受到询问，询问的目的，正如上面的报告所说的，是为了确定他们是否要以武力抗拒遣返。
美军司令部发出这种警告，是表明他们必须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并表明这种决定是最后的决定。
美军司令部还警告战俘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一定不要与别人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在没有进行个别询问以前，也不要使别人知道他们的决定。
这种神秘和严厉的警告自然不可能不发生一些效力。
在这种警告发出之后，美国司令部就可以期望某些战俘照它所希望的那样作出对所有问题的答案。
这种情形使人更容易了解和适当地估价劳埃德先生从他曾经与之交谈过的、而且曾经经过所谓“甄别”的三个人那里所得到的答案。
美军司令部在它的报告中说，不可能订出一个更人道、更公正和更道德的办法。
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些代表们也称赞这种“甄别”办法说，这些问题是公正的，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的引诱性装作看不见，而这些问题的提法就在于逼迫战俘们对他们的国家和政府采取敌对态度。
难道还用得着多说吗，美国战俘营对朝中战俘进行的“询问”和“甄别”，对于每个人完全是一种精神虐待，并使每一个诚实的爱国者认为这种办法是对他的最崇高的感情的粗暴侮辱和嘲弄。
当然这种办法只能引起朝中战俘的合理的愤慨，只能受到他们的坚决反对。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指出：
根据美国“情况手册”所刊载的数字，自从美国战俘营开始进行这种“甄别”或“询问”以来，已有朝中爱国者约二百人被打死，约一千人被打伤。
在八个月之内，朝中战俘由于反抗“甄别”或“询问”而遭到美军及南朝鲜军血腥镇压的事件已不下二十七八起。
在今年10月30日，数名想要逃出光州战俘营的战俘都被打死或打伤，当时战俘营方面对战俘进行真正的战斗达一小时之久。
在10月31日，官方报道说：
巨济岛和济州岛战俘营枪击集合示威的战俘，结果打死战俘数人，打伤战俘一百七十八人。
这些战俘营现在仍在继续枪杀战俘。
根据最近的材料，不久以前，又有战俘被枪击，结果有许多人受伤。
这里就是向手无寸铁的战俘们使用刺刀和机关枪的事实，然而某些代表团却赞许这些事情，他们并伪善地指责朝中方面坚持所谓“强迫遣返”。
鉴于这些事实，要求严格遵守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一事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个公约是美国当局正在悍然破坏的。
美军司令部有计划地向朝中战俘使用武器，不断地屠杀朝中战俘，任意干涉战俘们的行动，甚至对日内瓦公约第38条所明文规定允许战俘们做的日常体操和健身活动都加以干涉。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需要来证明艾奇逊、劳埃德和其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先生们不惜悍然破坏国际公约的行为了。
难道不是吗？
参加历届联合国大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员罗斯福夫人在“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上曾毫不犹豫地公开地说：
美国不能过于彻底地遵守各种国际公约。
这种话并不是美国代表团一二个人的私人意见，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政策；
美国统治集团通常在看到任何国际公约在某些方面对于他们不利的时候或者不符合他们的外交政策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就抛开这些公约。
无论如何，国际协定就是国际法，遵守这个法律是每个在这些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应负的责任。
不过，美国人处理国际协定的作风是直接违反国际法中关于国际协定的一个基本原则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大家知道的“条约必须遵守”。
强盗们每天在屠杀抗拒“甄别”或“询问”的朝中战俘，人们对于那些替这种强盗进行辩护的人的无耻行为只能感到惊讶，他们无耻地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甚至在他们血腥罪行的受害者尚未被埋葬的时候就假惺惺地来谈仁义道德，人们对于他们这种无耻行为也只能感到惊讶。
他们硬说，美军司令部正在努力达成协议，让战俘自由选择是往北还是往南，人们对他们这种无耻的话也只能感到惊奇。
所谓“自由选择”是这样一回事：
在“自由选择”之前，战俘们先经过“甄别”，在进行“甄别”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们对战俘横加威吓，在战俘身上刺字，并实施其他“人道”措施，使战俘身上永远留着叛逆与耻辱的痕迹，这种措施决定战俘永远留在敌人营中的命运。
我们曾经说过，现在还要说，这种“甄别”与“询问”是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不符合的。
国际法的原则与准则要求拘留战俘的国家给战俘以人道待遇。
关于这种对战俘的人道待遇，从1899年与一九○七年的海牙公约至1929年与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都有同样的要求。
不用说，国际法学界也是抱着同样的观点。
一位著名的国际公法权威学者、法国科学家福歇尔在他的一部包括许多册的巨著“国际公法论”中说：
“必须尊重战俘对他们的祖国或对祖国的盟国的感情。
因此，不得施加压力或进行宣传以挑拨盟国战俘间的关系，或强迫战俘脱离他们的祖国或政府，或破坏他们的道德节操。”
福歇尔曾按照这种观点评判一个著名的有关战俘问题的国际法文件，即美国于1863年对战场上的陆军所颁布的训令。
福歇尔认为这个训令是“文明世界的感情和思想的最确切的表示”。
福歇尔说，这个训令的特点是它的“显著的正义和人道精神”。
但是，许多事实证明，在美军的朝中战俘营的管理制度中，美军司令部对于上述的那个关于这种战俘营的、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的训令却丝毫没有加以遵守。
美军的朝中战俘营的管理制度实在是一个赤裸裸的、肆无忌惮的恐怖制度，其目的在于破坏朝鲜和中国战俘们的道德节操，消灭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强迫他们拒绝遣返。
这证明是美军司令部破坏停战谈判、拖延战争的一个便利方法。
美军司令部一方面有计划地虐待并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迫害战俘，同时又与美国以及其它某些支持美国的国家的官方代表不停地喊叫他们的“人道”，假冒为善地说什么他们维护战俘的权利和利益，借以掩饰他们的罪行。
不需要证明，美军司令部以及俘虏营当局的所谓维护战俘的权利和利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藉口，来辩护他们在交换战俘问题上的非法态度——违反国际法的态度。
为了要给他们的态度辩护，某些代表乞援于各种各样完全没有道理的推断和假定，而这些推断和假定都是在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科学里没有根据的。
例如秘鲁代表说，假如有证据说明战俘是反对遣返的，那么一个国家就没有义务一定要遣返。
他说，把一个战俘送回家只能由战俘自己来决定，只有在战俘并不反对遣返的情形下才能执行遣返。
但是，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说法，不论在关于交换战俘的国际公约或是国际法科学里都是找不出任何根据的。
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中的支配原则是，当然地无条件地遣返全部战俘，只有那些由于严重的疾病，或是犯了罪，或是被法庭判决徒刑的战俘例外。
但是，即使人们暂时承认那些认为战俘同意遣返是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的关键的人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立场也是与现在朝鲜所发生的关于交换战俘的可耻情形相去甚远的。
造成这种可耻情形的根本原因是美军司令部以强迫“甄别”或强迫“询问”的形式所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引起朝中战俘的愤慨和抗议。
拥护美国提案的人正在设法掩饰美军司令部在朝鲜干出来的罪行，和使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愤怒的交换战俘问题上的臭名远扬的可耻的情形。
他们企图以关于所谓“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不同的文化观念”、“世界的精神上的状况”、“伦理价值和哲学法则的原则”等等的一般的词句和空洞的议论来把这个问题撇在一旁。
这样，他们就对具体条件和情况避而不谈，而如果不谈这些，就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甚至不可能研究交换战俘的问题和提供第1委员会考虑的一些问题。
他们一味地提出一些空洞的论据，这些论据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前提：
战俘的自由意志是决定他的遣返问题的最后因素，他们认为遣返不是一个国家的权利，而是个人的权利，或者说人格的权利。
这样，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说遣返权利是战俘回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这个假定也可以从反面来解释，就是：
如果战俘反对遣返，遣返就不可能。
当然，他们在这方面完全忽视了一点：
在被拘留的情况下，战俘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自由表示意志的任何条件。
因此，整个问题最后归结到被遣返的人的自由意志上，据说这比一个国家根据它所签订的国际协定承担的义务还重要，不管这个国家怎样认真地想履行它在这些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
某些代表说，这个规则是“人类最高尊严的概念”，“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的优越性”。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我们不能同意一个国家是否遵守它在国际协定中承担的义务与是否执行关于遣返战俘的国际义务，应取决于待遣返的个人的愿望。
大家不应该忘记：
战俘不只是一群偶然落到他们国家控制范围以外的人。
战俘是履行一种光荣职责，履行每个公民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的军人。
战俘之为一个军人的特殊地位，在关于战俘的国际公约，特别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中，都有规定。
从国际法观点来看，战俘仍然是受约束于军事誓言和他们对国家的军人职责的军人。
国际法中的这一公认的原则，引申出一些极其重要的、属于国际法性质的后果。
譬如我们可以引证宣誓释放战俘的制度。
大家知道，国际法和根据国际法原则缔结的公约都规定，根据宣誓可以释放一个被俘的军人，但是只有在他的上级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
美利坚合众国也是遵守这个规则的，现在还有效的关于管理战地美国军队的训令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训令的第126节说，只有上士以上的军官可以宣誓，而且只有在得到一个上级军官的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这样做，假如能找到一个上级军官的话。
同一指示的第127节规定：
下士或兵只有通过一个军官才能宣誓。
假如不通过一个军官而个别地宣誓的话，那么不但这种宣誓没有任何效力，而且宣誓者也要以逃兵论罪，处以死刑。
因此，一个战俘的命运直接决定于该战俘的上级军官的同意。
“自由”行动的战俘的同意并不能决定问题，因为战俘的自由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受该战俘作为一个受军纪约束的军人的地位所决定的。
因此，战俘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
上面的例子说明释放被俘军人——士兵和军官——不仅是一个关乎他们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在被俘期间也代表他们祖国国家当局的军官的问题。
至于喜好侈谈哲理的某些代表在这里所谈到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以及所谓限制这个自由就是破坏“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追述一下三十多年以前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何尔摩斯的一个法庭判决；
虽然这个判决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但无疑的，它也具有普遍的原则重要性。
法庭所作的这个判决指出：
即使是最严格的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也不能保护一个造谣生事地在戏院里大叫“失火了”因而引起一场虚惊的人。
它甚至也不能为一个光光说了几句话的人开脱罪责，如果他的几句话产生了和使用武力相同的后果的话。
这个判决指出：
这两个案件中的问题在于：
一个人的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出的，同时他所使用的词句的性质是否产生了一种明显而直接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能造成国会有权予以防止的有形的祸患。
这个判决明确地说明了自由与滥用自由之间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与进而犯罪的滥用自由之间的区别。
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及其他具有类似的形而上学的观念的人，应该把这一判决牢记在心。
三、有些代表是怎样企图利用哲学来掩饰美国人在朝鲜的恐怖行为的
曾在第1委员会上发言的某些哲学家们不认真研究重要的政治问题，专门讨论抽象的论题，想要借此躲避有着真正的、实在的辩证法的现实生活。
他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一些，不然是无法避免造成严重错误的。
他们大谈其战俘的自由。
但是他们却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战俘完全不可能按照他的真正愿望自由行动的时候，即使不曾对他们施行压力，不曾对他们使用威逼和暴力的手段，被拘留的俘虏的自由也是受到极大限制的。
他们也闭口不谈另一个事实，就是：
在另一方面说来，国际法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战俘的意志是要受到限制的，我们并且可以这样说，在某些情况下战俘的意志是要完全听命于和战俘发生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国家的政府。
譬如，大家知道，在被拘期间逃亡的任何交战国的战俘能够在中立国领土避难，并受中立国家的保护。
这符合国际法中普遍承认的原则。
但是，假如发现这个逃亡者是为了以后在便利的情况下能够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部队而打算留在中立国领土的话，中立国也必须遵照国际法中普遍承认的原则，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因为它的公正地位使它有义务这样做。
什么措施呢？
它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奥本海马在他的著作“国际法”里说，“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
这种逃亡者偷偷进入中立国领土，后来又离开以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部队里去，而中立国可以不负责任。
此外，在中立国要为它的不采取措施负责任以前，它必须在实际上能够拘留这种逃亡者。
因此，卢森堡在法德战争的时候，不能阻止数百名在麦次陷落以后逃入它的领土的法国士兵重新回到法国军队里去，因为它的中立地位的一个条件是它不应该拥有军队，因此，与瑞士的情况相反，它不能动员军队来履行它的公正地位的责任。”
因此，这应该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战俘的意志是不能与一个中立国家的义务相提并论的，根据像奥本海马这样一个特别是在西欧政治家之间享有极大威望的国际法权威的意见，中立国必须
“动员军队来履行它的公正地位的责任”。
这就是国际惯例，这就是国际法。
在国际惯例中这些既定的原则充分说明了所谓战俘决定他的命运的自由这个问题。
这就足以推翻那种绝对没有根据的说法：
拘留方面没有义务一定要遵守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假如没有得到各别战俘的同意的话。
美国提案的提案国和联名提案国凭空捏造了许多论点，来为他们强迫扣留战俘在他们领土上的措施辩护，他们正尽力把战俘——假如他们拒绝遣返的话——与政治流亡者归为一类。
为了要支持他们的这种态度，某些代表提到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人权宣言。
但是大家只要读过这个宣言，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来，这个宣言与这个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其它代表所举的例子也并不令人信服，譬如劳埃德先生曾尽力想证明那些拒绝遣返的战俘应该被看作是政治流亡者，而且应该给予他们政治流亡者理应享有的避难权。
在研究政治流亡者问题的时候，倒是应该首先研究迫使他们从他们的国家内流亡出来，或是拒绝回去的动机。
说一些无聊的浅薄的话，并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譬如某些代表就试图在他们的发言里这样来把拒绝遣返的战俘归于要求避难的政治流亡者一类。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不包括关于避难权的规定。
它们以国内法律或关于引渡罪犯的国际协定来规定避难权，所有这些协定的共同特点是：
它们都包括一个普遍公认的原则：
在一个外国避难的权利应该由需要给予这种权利的事实来证明，而不单由有关的人们的空话来证明。
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宪法已经规定给由于从事争取自由的斗争而自其本国出走的外国人以避难权。
但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西方的情况下，避难权总是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它已成为反动政府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指出利用德国、日本及其他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政权统治的国家中的俄国白军分子来反对苏维埃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日本利用1912年革命后从中国逃往日本的逃亡者等行径。
避难权已经成为反动政府的特权，它们一贯拒绝给予进步的民主分子以这种权利，这一点反映在最近的国际协定与法律中，例如，反映在美国1917年05月01日的法律中以及把进步分子引渡给某些国家的法西斯政府的行径中。
例如，在1936年，比利时当局就曾将九个反法西斯的政治流亡者引渡给纳粹秘密警察。
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在1936年至1937年缔结的协定规定这些国家的警察局彼此建立直接的合作（这些国家的警察疯狂地破坏这些国家的民主利益），并在实际上废除了避难权这个法则。
苏联的根本法苏联宪法第129条规定：
凡因拥护劳动者利益，或因进行科学活动，或因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被侦缉之外国公民均予以避难权。
按照我们苏联对避难权这个名词的解释，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法则。
它是支持进步的民主运动、反对反动势力与侵略、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工具之一。
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把由于政治动机而要求避难权的流亡者和那些并无政治性活动而行为动机与政治目的无关的人们归入一类的企图是毫无理由的，应该加以反对。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代表的意见，这些代表，为由于不断的压力与威胁而同意留在拘留国领土上的俘虏们的地位，与那些由于他们的哲学与宗教信仰而拒绝回到军队中去的人的地位相同。
例如，法国代表说：
“在进行甄别以区分被准许留在拘留国的战俘和将按照现有的公约予以遣返的战俘时，主管当局应根据同样的考虑行事并可作适当的改变。”
法国代表建议把这当作一个指导原则。
但是他承认：
由于哲学和宗教信仰而请求免服军役的人，在经过长久而全面的调查，肯定地证明了这些信仰是出自内心的和坚定的以后，才可以得到批准。
法国代表坚持认为这种人的地位和战俘的地位是类似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就是：
由于战俘们的被俘者的地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们所作的决定是真正出自内心的和不受任何拘束的。
用美国的使用暴力的方法（其中包括屠杀）来甄别战俘，就使法国代表企图在这里加以证明的任何类似的情形不可能存在。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应该十分清楚。
四、严格地、无条件地遵守国际义务
以上所述充分地解释了1949年在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公约的各项条款的理由。
在那次会议上通过这个公约时不是没有发生若干争论的，也不是没有遭到某些代表的反对的。
正如过去曾经指出的，根据这个公约的第7条、第118条和第119条就可以断言：
拘留国有义务无条件地遣返全部战俘，除非有第119条所规定的若干种例外情形。
由于不能否认这些是日内瓦会议的决议，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美国提案的支持者们就要求不顾这些决议。
他们并企图证明：
这些“文字上的形式”违背了我们应该首先引以为行动依据的“公约的精神”。
有一些代表谈到“公约的精神”，他们强调指出，这种精神要求保护战俘的利益，这是关于战俘的一般国际公约、特别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主要任务。
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这不是包括日内瓦公约在内的关于战俘的公约的唯一任务。
又有人指出：
这个公约的任务及其“精神”最好是由这个公约及其各条款的起草人的言论来断定。
根据已经公布的日内瓦外交会议的议定书，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断定这一个公约的起草人，尤其是第7条草案的起草人的真正愿望、目的和任务。
第7条的草案已经由这次日内瓦会议一致通过，并已列为1949年公约的第7条。
根据会议纪录，这个条款的起草人之一、红十字会代表毕乌解释说：
起草这个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战俘、被拘留的平民与被俘的医务人员，以免有人企图使他们放弃他们的身份而接受其他身份（如平民的身份），或者参加拘留他们的那个国家的武装部队。
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17届红十字大会也通过了一项同样的建议。
据上述纪录说：
这个建议的主旨是：
不得以威胁或其他胁迫手段使有关人员不得不放弃公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建议完全杜绝了伺机使用恫吓及所有其他胁迫手段的可能，并强调指出：
有关人员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当然，这个建议的起草人及所有其他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人都不能不清楚地看到：
这个建议给拘留国规定了它对这些人员的明确的义务，这些义务已由关于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第一百十八条加以明文规定。
红十字会代表毕乌先生在指出这一情况后强调说：
这一条款是遵照斯德哥尔摩大会的“精神”制定的。
大家都知道，规定战俘不得放弃遣返权利的第7条的草案，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所一致支持的，其中也包括英国代表，但是英国代表却在此地反对这一条的规定。
应该指出，有几位参加1949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如挪威代表，当时就曾着重指出：
“给被保护者，即战俘，以机会来放弃本公约赋予他们的权利是十分危险的”。
他又说：
“虽然这个原则可能招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然而保证本公约所适用的人们获得有效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挪威代表卡斯特柏格说：
“要想保证他们获得必要的保护，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赋予的权利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
有些代表们常常提到日内瓦公约的“精神”。
各位先生们，这就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精神。
从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红十字大会的发言记录看来，那次会议也是本着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举行的。
而且按照这种精神拘留战俘的国家也必须履行经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的明确义务。
但用日内瓦公约的精神来反对日内瓦公约的简单明白的规定是禁不起一驳的，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事实就是这样。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发生效力的1929年日内瓦公约，都要求无条件地遣返全部战俘。
（二）这种要求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据第一百十八条，即使交战国所签订的特殊协定中尚未规定遣返条款，即使连这种特殊协定都尚未签订，也必须执行这种遣返。
根据第一百十八条，扣留国应制定并立即执行一项符合上述原则的遣返计划。
（三）日内瓦公约对上节中所述的原则并无保留或例外，并且公约说明在敌对行为终止后应立即释放并遣返战俘。
（四）日内瓦公约并未规定扣留国可以藉口战俘不愿被遣返或声言要抗拒遣返，而拖延遣返任何战俘。
（五）在朝鲜的美军司令部所奉行的政策，以及支持这种政策的许多政府的政策，是显然与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和公认的关于遣返战俘的国际法相抵触的。
（六）所谓某些战俘拒绝遣返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上的价值的，并且是美军司令部在朝中战俘营中采取“强迫甄别”或“询问”这类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业经证明是靠着以武器来对付反抗美军司令部暴行的战俘的方法来进行的。
支持美国的强迫“甄别”的国家想给自己辩护，硬说某些战俘拒绝遣返并声言要以武力抗拒美军司令部为了完成遣返他们的工作而可能采取的措施，他们说——如我们早已说过的——它们不能强迫这些战俘同意遣返，并且要求我们说明是否我们认为可以在这类情况下使用武力。
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问题的提出，是装模作样的，而且是牵强附会的。
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没有一个拘留国的政府曾自问过这样
一个问题，或者在这种事情中遭遇过任何特殊困难。
而这并不是因为过去“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包括思想体系的战争”，如法国代表在此间所说的那样。
在过去的战争中，有宗教和政治的因素在内。
不需多说，就拿1870年到1871年的法德战争来做例子就够了，当时俾斯麦提议第亚及其一伙应当释放所俘获的拿破仑军队去毁灭巴黎，如有需要还可以用威廉陛下的军队去增援他们。
以战俘做交易，俾斯麦和第亚牺牲了下层士兵的利益而成立了谅解，签订了一个相应的协定；
每个通晓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国民议会在05月21日批准了这个协定。
大家都知道，1871年05月21日，拿破仑军队在都艾将军的率领下进入了巴黎的大门，第亚说，他的目标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已最后胜利了！”
美国文明人在朝鲜努力争取的，也就是这种胜利。
支持美国关于交换战俘及所谓“强迫遣返”的草案的国家所提出的问题，可以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般方针中得到说明，这种方针是要毫不踌躇地使用下述方法，如资助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颠覆、间谍和恐怖活动等，这些方法是臭名远扬的美国1951年10月10日法所规定的。
要实行这些措施，需要人，需要干部。
可以设法在战俘中挑选这些人，一如在所谓战时流民中挑选这些人一样。
这就是决定美军司令部在遣返朝中战俘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的方针和政策。
他们正在尽力设法以反对所谓“强迫遣返”的虚伪的叫嚷来掩饰这个“政策”，正在尽力设法以各种问题来隐瞒这个“政策”，这类问题是从劳埃德一直到希腊、土耳其、铁托集团的代表这些绅士们在这里提出的。
毫无疑问，如果每一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的政府对这个公约和公约中规定的义务采取正直的态度，那末它们就必然会找出办法来履行这个公约中关于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而不用对这些或那些战俘进行任何无理的“甄别”，它们就必然会找出这样的办法，而不致引起战俘现在进行的反抗；
如果对这些国家签订的国际公约规定承担的义务采取严肃、忠实和正直的态度，就不应当也不会有目前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用说，由于像美军司令部对朝中战俘进行的“甄别”或“询问”措施而引起的反抗，应由拘留这些战俘的国家的政府负完全责任。
五、关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提案
关于苏联代表团对墨西哥和秘鲁在1952年11月01日和03日提出的提案的态度，我也必须说几句话。
墨西哥和秘鲁的提案说，必须缔结一个公正的光荣的朝鲜停战协定，并要尊重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条约所依据的人道原则（墨西哥提案指出这一点），这一段话我们是赞成的。
我们也赞成秘鲁提案中所说的关于人类盼望立即实现公正光荣的和平的热烈愿望的一段话。
至于这些提案的主文，墨西哥提案在这方面的实质是：
只有自动表示愿意回去的战俘——如这个提案所说的——才能送回中国和北朝鲜，而且要在签订停战协定以后才能让他们回去。
按照墨西哥提案的主文的第2节，其余的战俘——未表示愿意被遣返的战俘——就不送回家，而必须留在他们目前所在的地方，直到有关的决议在政治会议上通过并付诸实施时为止。
这个提案的第3节给第2节中说到的战俘的地位作了规定。
这种规定归结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联合国大会应与同意收容战俘的国家就收容战俘的人数和收容条件取得协议。
（二）在进行这种谈判以后，拒绝被遣返的战俘将被送往各个国家。
这是墨西哥提案的最重要的部分。
这就是说，这个提案主张遣返战俘要随某些战俘是否愿意被遣返而定。
但是这种规定也是违反国际法中关于无条件地无保留地遣返全部战俘的基本原则的。
墨西哥提案与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背道而驰，为今天美国俘虏营里所干的各种暴行开辟了道路，使有些人能够强迫和威逼俘虏采取与人道原则和规定每个战俘对自己祖国的责任的原则不相容的行动。
换句话说，墨西哥提案也规定可以强迫进行甄别，从而使战俘实际上受美军司令部任意摆布；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军司令部当然想强使大会接受它的关于战俘未来命运的建议。
墨西哥提案所说到的其他问题——给予临时身份以及要求遣返的国家保证将来保护战俘的生活和自由的问题——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原则的，因为日内瓦公约规定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不许威逼所谓不愿被遣返的战俘。
因此苏联代表团认为墨西哥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苏联代表团的主张是以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为根据的，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个基础是它所能接受和遵从的唯一基础。
至于秘鲁代表团的提案，这个提案也有着和美军司令部的建议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能接受的规定。
具体地说，秘鲁提案中的第2节和第3节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提案实际上是遵奉“甄别”原则的。
秘鲁提案第1节中的建议也是不能接受的，不管是关于五国委员会的组成也好——这个提案没有规定让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包括没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参加委员会——以及关于委员会的任务的规定也好。
鉴于上面所说，苏联代表团也认为这个提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六、我们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将坚持委员会应接受苏联在10月29日提出的提案，同时希望其他代表团加以支持。
由于考虑到在第1委员会中关于朝鲜问题意见的交换，若干代表团所发表的言论和它们的愿望，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就以前提出的提案提出更加精确的一些建议，特别是要更加精确地规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的组成，并明确规定这一委员会的职权。
作了这样的修正后的苏联提案如下：
“大会研究了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有必要：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
这个任命的委员会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责成上述委员会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
这是真正解决朝鲜问题的一条道路。
我们深信：
这是结束反对朝鲜人民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唯一道路，这一条道路可以导致所有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热烈期望和要求的停战协定的缔结和朝鲜的和平。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11日电）

文化简讯
吉洪诺夫的新作“巴基斯坦故事”中译本已经出版
最近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的诗人、散文作家，这次来我国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的“巴基斯坦故事”。
本书是作者1949年赴巴基斯坦所作的速写。
从作者精悍、生动而优美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气候温和农产品丰富的国家里，由于美英帝国主义的残暴的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异常悲惨的。
然而，正如作者所报道的，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力量是显著地增长了，保卫和平的群众运动也展开了。
吉洪诺夫的著作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的有“苏维埃人群像”、“基洛夫和我们同在”（均系时代出版社出版）等。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时代出版社正在翻译他的作品，不久即可出版“吉洪诺夫诗集”和“列宁格勒故事”两书。
“俄文教学”第5期即将出版
“俄文教学”第5期将于15日出版。
本期有题为“改进俄文教学工作，为迅速地大量地培养俄文人材而努力”的社论。
社论概述了三年来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成绩，并指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
此外，本期还介绍了清华大学等校试行俄文专业书籍阅读速成法的经验（包括教学经验和编选教材的经验），以及教授们的学习心得和自修方法。
另外，对外国语的教学方法、教学研究室的组织和工作，本期都有专文论述；
并继续刊载了语法、语音、词汇、翻译等讲座。
中央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和钱俊瑞、曾昭抡两副部长，都为本期写了文章。
他们指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对我国国家建设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并希望有条件的学校对俄文专业书籍阅读速成法作进一步的试验和研究。
“时事手册”第21期内容介绍
“时事手册”第21期已经出版。
这一期继续供给关于“中苏友好月”的宣传和学习材料。
有一篇文章解释苏联第5个五年计划是怎么回事，另一篇文章解释苏联共产党是怎样的党。
这一期还有一篇文章，解释了马林科夫报告第1部分中的二十个名词和历史事实，它可以帮助读者进行学习。

欢迎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影片“白毛女”主要演员之一田华
和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一样，我以极大愉快、兴奋的心情，像庆祝我们祖国自己的国庆节日一样，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并庆祝“中苏友好月”的举行；
同时，我和大家一样，热烈地欢迎不辞辛苦，为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远道而来的斯大林的使节——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和全体苏联优秀的艺术家们。
早在我们祖国解放以前，你们就以革命的文学艺术包括有力的电影艺术在内，鼓舞着我们的斗志；
当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推翻了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之后，苏联的文学艺术在中国更加扩大了影响，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苏联电影的观众日益扩大。
对于中国的艺术工作者、特别是我们青年艺术工作者说来，先进的苏联电影艺术更给我们以巨大的启发和教育。
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虽然你们第1次来到我们祖国，然而中国人民，对你们丝毫不感到生疏，我们像见到了日夜想念着的老朋友一样。
你们在电影艺术上那些成功的创作，你们在影片上所创作的英雄形象，已经激动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心。
你们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活生生地像许多颗种子，深深地种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
通过你们天才的表演，我们看到了千百万新的苏维埃人，看到了为共产主义积极而辛勤的建设者，看到了为整个劳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
如此次前来我国，在“西伯利亚交响曲”“劳动万岁”（即“拖拉机手”）“幸福的生活”等影片中的女主角拉迪尼娜，她充分表现了苏联妇女的特点。
特别在“幸福的生活”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真正苏联妇女的形象。
是她引导着集体农民走向这一明确的目标，她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明天。
你们不仅把人物的外在特点雕刻出来，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丰富的内在精神。
而这些特点又深刻地表现了苏联人具备着的最崇高的品质，那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热爱劳动，对列宁、斯大林党的无限忠诚。
也正因如此，苏联的影片“夏伯阳”“列宁在1918年”“攻克柏林”“阴谋”“第3次攻击”“易比河会师”“愤怒的火焰”“勇敢的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马克辛三部曲”“幸福的生活”“彼得大帝”……都有力地教导着我们，使我们对世界和平事业充满了坚定的胜利信心，更加鼓舞了我们祖国的一切建设工作。
苏联影片在我们部队内，同样受着战士们的高度热爱，并在工作上、战斗上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苏联影片“我们来自克隆斯达特”
“十三个人”（即沙漠苦战记）“夏伯阳”等片，战士们百看不厌。
其中“十三个人”战士们对它极其热爱，它教育了我们的战士，无论在任何危急情况下，也要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永远顽强不屈地战斗。
又如“普通一兵”中的马特洛索夫，我们的战士也是非常熟悉的。
他成为我们战士们的活生生的榜样，在我们祖国大陆解放后的剿匪战斗中，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哨——朝鲜战场上，同样也出现了无数为了祖国、为了人类英勇献身的马特洛索夫。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和平勇士们，我真不知怎样地来说出我们对你们的感谢。
为了人类和平而努力的苏联电影艺术，它是何等强有力地、深入地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群众中起着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工作还非常幼稚，还距离人民所要求的尺度很远。
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向你们学习，不断地深入生活，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附图片）
契尔卡索夫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拉迪尼娜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契尔柯夫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巴甫洛夫摄影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斯米尔诺娃电影剧本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彼得罗夫苏联名导演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看苏联动画片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黄鹤的故事”“圣诞节的前夜”等
王朝闻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编剧：
沃尔屏娜导演：
采哈诺夫斯基翻译：
孟广钧
苏联动画电影制片厂出品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
“黄鹤的故事”的编剧：
布洛得斯基、巴巴耶娃导演：
阿达马诺夫翻译：
史洁
苏联动画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圣诞节的前夜”的编剧：
布鲁穆别尔格姊妹、杨申导演：
布鲁穆别尔格姊妹
翻译：
尹广文苏联动画电影制片厂出品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
苏联动画片，儿童热爱，成年人也喜欢。
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长于发挥想像和幻想的艺术样式，而且，因为它无例外地是一种思想战线上的武器。
不久以前在北京放映过的“费加·哉依采夫”和“怪箱子”等等五彩动画片，也就是具备着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艺术品。
“费加·哉依采夫”，是一部讽刺性的教育性的童话片。
它叙述一个违反公共道德、在清洁的教室墙上乱画的儿童费加·哉依采夫，由于怯懦，在公众面前隐瞒着自己的错误。
这种行为激怒了他所画的小人，激怒了他所喜爱的玩具，它们都反对他，弄得他不能安静。
这些离奇古怪的情节，也就是一种切合儿童心理和生活的精神的谴责的力量，促进了费加的内省。
这些情节是虚构的，这些形象是幻想的，可是它们和这样一个犯了错误正在抵赖的儿童的不安的心理状态相吻合，因而不使人感到荒谬和怪诞，儿童特别喜欢。
虽然这一错误发生在费加身上，可是，就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论，就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错误这一意义而论，这一电影的教育对象却不局限于儿童。
在“中苏友好月”里，北京和其它几十个城市，将一次放映数部优美的苏联动画片，其中多数是彩色的，根据普希金有名的诗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编制的同名的动画片，即是其中之一。
这些取材于诗、小说、传说和童话的动画片，将进一步让我们认识苏联的年青的却是卓越的动画片的成就。
这些动画片，如同前面提到过的“费加·哉依采夫”那样，由于发挥了绘画和戏剧、电影的特长，成为引人入胜的艺术品。
同时，也因为艺术家们遵循着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在文艺上的党性原则，使它们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武器。
例如关于古代的中国，在封建官僚的贪婪和残酷的“统治时期，一个流浪艺人老马的传说”〔注〕的“黄鹤的故事”，也就分明地显示着人民不屈的战斗意志，不可侮的力量，在曲折的斗争中所流露出来的智慧。……
这些积极的主题思想，不脱离魅人的真实的形象。
例如“黄鹤的故事”中，那个流浪人为劳动人民所画的黄鹤，它被官老爷所抢掠，不受豢养也不畏鞭鞑，拒绝为官老爷服务。
昂然地站在壁画中的黄鹤，在生了气的官老爷的涂抹之下，一再恢复原形。
最后听到老马的召唤，从容地踏过官老爷的头顶，振翼飞走。
这些情节，不仅说明人民的艺术不能被反动的统治者所占有，而且黄鹤本身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力量和智慧的象征。
这种服从着庄严的政治目的的动画片，格调是抒情的，性质是战斗的。
正因为它不是徒具物象外表的说明性的符号，正因为它不是用抽象的没有实感的符号来代替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所以，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得更鲜明，也更便于使观者接受正确的教育意义。
一提到动画，很容易想到一般的、夸张的、变形的、实感不强的造形。
这因为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些这种造形的缘故。
可是，苏联的动画片，它的吸引人和感动人的力量，不是依靠一般的变形和夸张。
当然，既是动画，变形和夸张是容许的，但更重要的是：
任何绘画技法的运用，必须服从创造具有真实感的形象这一目的。
苏联的动画艺术家遵循着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使这些动画中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就这一特点而论，它不落后于其它样式的电影片。
例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渔夫，是画的，分明显示着画家的水彩和线描的特长——色彩单纯、鲜明，造形有不必要的枝节的删节，也有必要的要点的夸张。
可是，正因为画家抓住了最重要的东西——老渔夫的性格，使观众忘记自己是在看画，以为是面对着这样一个老渔夫。
是这样：
依靠自己的劳动而不依靠偶然的幸运，朴实、诚恳、善良，他在贪心的不知足的老婆子的逼迫之下，显示着忧愁、埋怨、厌恶。
这一个在不得不顺从着老婆子的情况下的老渔夫的造形，是画的，同时也是活的。
所谓“活”，当然不是因为他能够在银幕上动，而是因为它使观众忘记是在看画，好像是面对着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和活动着的一个老渔夫。
造形真实这一特点，也表现在其他几部动画片里。
例如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的“圣诞节的前夜”里的各色各样的人物，那个健壮的快乐的姑娘，那个有力的勇敢的铁匠，那个好色的怯懦的神甫……在造形上，绘画的特色是明显的；
可是它们常常使观众不感到是在看画，好像是面对着这些旧俄罗斯乡村中的活人。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动画片是高级的绘画，因为它抓住了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能够创造如此真实的形象，首先要归功于艺术家们对于脚本的认真研究。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也就分明显出艺术家们既忠于普希金的原作的风格，也不忘记动画片是首先诉诸视觉的画，而不是首先诉诸听觉的诗。
我们记得：
普希金在这一首诗里，在结构上强调地保存着民歌的风格。
例如老婆子三番五次要老渔夫向金鱼提出各种要求的情节，除了要求不同之外，在语言的结构上甚至用词上，有许多具有照应作用的重复。
正因为如此，这首诗不仅具有平易的特点，而且能够使每一次的要求的内容显得格外突出。
动画片不仅在结构上、文字说明上保持了这一可爱的风格，即使是构图上和主要人物（老渔夫）的姿态选择上和镜头的角度的安排上，也都力求不损害原诗这一可爱的风格。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
老渔夫每一次走到海边那种大体上相同的出场的方向和姿态，也就可以证明笔者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正因为绘画不是诗的翻译和注解，所以，随处看得见造形上的创造来。
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不同的情节所引起的人物、背景的形和色的变化的描写上，而且表现在更便于明确体会诗的内容的足以发挥造形上的特长的某些细节的安排和刻画上。
例如：
为了对照地描写破木盆和好木盆，破木盆的破口中走出来的那一条蜥蜴，和好木盆中涌现的肥皂泡沫，也都是不违反诗的精神而又有利于诗的精神的发挥的造形上的特殊的创造。
正因为如此，“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既是“诗”的，同时也是“画”的。
动画的制作是一种复杂的繁难的工作。
为了发挥这一特殊的艺术样式的特长，必须经过十分艰辛的劳动。
如何利用模特儿的长处，也就是保证形象真实和生动的必要条件。
苏联动画艺术家们在这一点上，和演员有很好的合作方式。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渔夫，就是请演员伯·齐尔科夫作为模特儿的。
正因为人物的造形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依靠有修养的演员的帮助的，所以，老渔夫的形象才能够创造得如此生动、真实。
优秀的演员能够钻进角色的内心世界，充分理解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体人物的心理和情绪，从而寻求适当的动作、姿态、表情，这是使动画避免其造形流于公式化的重要条件。
画家如能充分利用这一条件，而且不把自己当成照像机，对于各种细节能够按照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的原则来处理，那么，形象的成就才有保证。
一切为了人民的苏联动画艺术家，仅就画家和演员合理地合作这一点而论，也分明显示着作为苏维埃人民的高贵品质来。
这一些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苏联动画片，这一些在制作方法上提供了成功范例的苏联动画片，将在人民的中国普遍放映。
这不仅可以增加认识苏联在文化上的成就的机会，而且，对于即将发展各种艺术样式（连环画、幻灯……）的中国艺术家，也提供了业务学习上的范例。
只要不把业务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这样的电影片是值得各方面的艺术家去欣赏和研究的。
不用说，它们的成就不是这
一篇感想式的短文所能介绍，笔者不过在感谢苏联艺术家与中国译片同志之后，写出这一点零碎的印象而已。
〔注〕这段话是“黄鹤的故事”的说明词。
（附图片）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渔夫
“圣诞节的前夜”中的铁匠和他所爱的姑娘

衷心祝贺中国人民的新成就
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尼古拉·契尔卡索夫
我们苏联人民以最大的注意注视着与我们友好的亿万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成就。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成绩，这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欢欣。
苏联人民对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现在所过的那种蓬蓬勃勃、充满劳动热情的生活感到极大的兴趣。
我们非常清楚，在你们的伟大国土上现在正进行着多么伟大的改革工作：
土地改革差不多全部完成了，地主和叛国分子的土地分给农民了。
根治主要河流的水患、修建堤坝和灌溉渠的巨大工程正在进行着。
你们在国民教育方面也正在进行极重要的改革。
由于人民政权的帮助，中国人民的艺术和古代文化现在已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群众的财产。
做了主人的人民正在创造自己辉煌的新历史，而人民的艺术工作者则把它反映在自己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中。
苏联人民对中国影片感到很大的兴趣。
年轻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如何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进行新生活的建设，并表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劳动热情，中国忠诚儿女的爱国精神。
苏联人民对新中国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估价极高的。
中国艺术家作品展览会在我们苏联举行时，总是吸引很多的观众。
中国杂技团的卓越演员的巡回表演，为我们表演了真正人民的、为群众所喜爱的艺术。
正在成长的中国青年文工团的演出，引起了苏联社会人士的赞叹。
这些艺人的巡回表演，使两国戏剧、音乐及舞蹈的大师们互相接近起来，并帮助观众更深刻地认识伟大的友好人民的文化。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1949年庆祝人类伟大领袖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日子，一个最高的光荣降临到我身上：
我代表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我一生从来没有像在这次重大晚会上那样激动过。
我念完祝词之后，向隆重庆典的大会主席团那边转过身去。
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并排站着。
所有在大剧院里参加那次晚会的人，在这种情形中都觉得这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永久而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象征。
这友谊在发展着和扩大着，伟大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在巩固着。
毫无疑问，“中苏友好月”对于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加强，以及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这次友好月期间，中国的劳动者们将认识就要在你们国家中表演的一批新的苏联歌唱家、音乐家、舞剧艺人，以及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创作。
我全心全意祝望“中苏友好月”得到巨大的成功，我衷心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艺术大师们，在自由国土上建设自由的新生活中获得新的创作上的喜悦与成就。
（伯华译）

访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
柏生
来到北京不久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同志，在一个夜晚，刚从京郊石景山钢铁厂作报告回来，不顾一天的疲劳，就热情地接待着来访他的记者。
他一开头就兴奋地讲他来到中国的印象。
他说当他们的飞机一着中国陆地时，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对他们的真诚的热爱，就使他们深深地受到感动。
他说：
“将来我们回国时，一定把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谊带回去，一定把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建设祖国的情形告诉给我们的人民。”
费道罗夫同志特别提到他对毛主席的热爱，他说：
“我感到是那样的幸福，我能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握手。
在‘中苏友好月’庆祝晚会那一天，我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同他讲话，这使我感到骄傲。”
接着他就开始回答记者的问题。
谈到苏联电影事业发展的情形，费道罗夫同志说：
“电影在我国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10月革命以前，电影也就和工厂一样，都在资本家手里。
那时资本家们利用电影来获得利润，来愚弄人民，维持他们的统治。
当1917年10月革命，我国人民获得胜利后，在俄罗斯电影艺术上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的党和政府和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对电影事业非常重视，认为苏维埃电影艺术是最重要的大众化的艺术。
在1919年我们国家由列宁亲自签署了一条‘关于全国摄影与电影工业移交人民教育委员会管理’的法令。
从此苏维埃人民的国家电影事业诞生了。”
在苏联电影发展的道路上，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给予了最大的关怀。
费道罗夫同志说：
“在革命以前俄罗斯电影事业大部分是依靠外国，那时我们还不可能制造摄影机，我们要从英国、法国运来，这样我们就得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革命以后，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帮助电影工作者组织电影厂。
而且建立了电影工业。”
人们都知道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联人民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反对外来资本主义对年青的苏维埃的进攻，反对国内白匪军的叛乱。
就在那个时候，苏联人民开始用电影抗议外来的干涉者，开始利用电影作武器和敌人进行斗争。
费道罗夫同志说：
“从那时起我们首先发展了新闻片，我们的摄影师们到战地前线纪录下了我们人民军队英勇反对白匪军的斗争。
那时曾经拍摄了伟大的领袖列宁的伟大真实的镜头，这使我们经过二十八年以后，在今天还能活生生地看到我们领袖的英雄形象。
那时我们摄影师们不只在前线，而且在后方摄制了我们的人民怎样英勇的修建工厂的情形。
这样一来通过影片就动员了人民和敌人作战。
从那时起，同时开始广泛摄制了宣传鼓动片。
在纪录片之后，我们摄制了文化教育片子。
在第1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国家经济遭受破坏，疾病流行得很厉害，我们就拍摄了许多防疫医疗的片子。”
“1920年我们开始摄制了无声艺术片（故事片），那时我们摄制了不少片子，其中最优秀的片子像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军号’和由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母亲’。
前者是描写1915年俄国水兵的英勇斗争；
后者是表现俄罗斯人民的伟大母亲的影片。
“从1930年起，我们已经开始拥有很好电影装备了。
我们开始制作了有声影片。
有声影片的出现，使电影艺术更进一步推广到群众中去了。”
从此在苏联银幕上响起了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
从1931年起，苏联已经完全停止了无声片。
也就是从那时起苏联电影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那些年代里，拍摄了一些非常卓越的影片，像“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列宁在10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党证”、“伟大的公民”等。
在这些年代里，苏联电影事业很迅速地发展了，无论是新闻纪录片，还是科学教育片都开始发展起来，同时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制片厂以及电影机械工厂。
1941年，当希特勒匪军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人民英勇的起来保卫祖国，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也起来抗击敌人。
费道罗夫同志告诉我们：
那时有许多摄影师到前线上去拍摄前线战士英勇和敌人战斗的事迹，这些摄影师们有的就在战斗的岗位上牺牲了。
在战争年月里，苏联也摄制了许多优秀的影片，像“丹娘”、“虹”、“伟大的转折”等，反映了伟大的战争现实，动员了广大人民向敌人进行神圣的斗争。
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开始转入和平建设时期。
苏联电影工作者动员了所有的力量，更深刻地来表现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勇，和在和平年代苏联人民如何进行恢复和建设，制成如“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宣誓”、“攻克柏林”、“顿巴斯矿工”、“金星英雄”、“幸福的生活”等优秀的影片。
“我们从战争的环境转到和平的环境并不是毫无阻碍的”，费道罗夫同志接着说：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些电影工作者还不能很好地表现苏维埃人民的伟大崇高的品质。
还不善于很好地表现胜利者的苏联人民，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做一个胜利者的苏联人民，因此也制出了一些思想性较弱的影片。
但联共中央及时发现和指出了电影工作者的这些错误。
在
1946年关于影片‘伟大生活’的决定中，指出了电影的正确的创作道路。
战后我们很快地恢复了电影工业，并且很快地就超过了战前水平。
现在不仅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而且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首都，都有一个电影厂。
在战后我们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设了我们的电影工业。
这样就使我们有力量可能创造彩色影片了。
现在大部分艺术片、新闻片、纪录片、时事片，都是拍五彩的了。”
说到这里，费道罗夫同志愉快地告诉记者：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次在中国放映的片子，都是五彩的。
这些影片说明了在战后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新的工业上发展了我们的电影事业。”
当我们谈起苏联电影如何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共产主义建设服务这个问题的时候，费道罗夫同志说：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条法律，这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的，就是绝对禁止宣传战争，我们把宣传战争作为绝大的罪行。
我们的电影也和其他艺术部门一样，把最大力量贡献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威胁。”
在保卫和平方面，苏联电影首先广泛地用新闻片与艺术片介绍了苏联的和平建设，表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建设，表现政府如何尽力发展人民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费道罗夫同志说：
“我们国家尽力在进行和平的建设，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说，我们全力从事创造生活的和平建设，我们不可能侵略别人。
这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以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绝不会侵略别的国家。”
其次，“在保卫和平方面，我们还表现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和平民主阵营之间的友谊。
苏联电影工作者与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电影工作者，共同合作，摄制了许多片子，如与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合摄的‘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
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也合制了许多影片。
与各民主国家合作的影片，也正说明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谊。
我们还拍摄了一些揭露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发动战争阴谋罪行的片子。
这一类影片，有‘俄罗斯问题’、
‘秘密使节’。”
谈到苏联电影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时，费道罗夫同志说：
“我们苏维埃现实生活是如此丰富，因此我们的电影也就要赶上这丰富的生活。
我们拍摄了许多新闻片，报道苏联生活的五彩影片，我们摄制了介绍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影片，这些影片很好地表现了现代的苏维埃人民。
如‘顿巴斯矿工’、‘金星英雄’等都是表现苏联现代人民生活的影片。
此外我们还根据一些文学作品来改编了一些电影如
‘真正的人’等。
这些都是根据苏联读者所最心爱的作品改编的，都是苏联人民所最喜爱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
说到这里，费道罗夫同志补充一句说：
“但是我们的苏联电影工作者绝不拘泥于狭窄的文学著作的改编里，我们的电影却是文学作品的新的补充。”
费道罗夫同志是从事科学普及影片工作很久的专家，当我们要求他谈谈这一方面的情形时，他笑着回答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真可以和你们谈到天亮呢？”
“关于科学普及影片，在苏联电影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每年我们摄制几百部科学影片。
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是要使得苏联科学的成就推广到人民群众中去。
苏联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整个科学战线上都有很大成就。
这种情形也将在中国出现。
一个大国家的科学非这样发展不行。
我们的数十门的科学同时在发展着，我们的人民非常关切所有科学上的成就。
除了科学普及片以外，我们还摄制了许多科学教育影片，以推广科学方面的先进经验。
我们许多科学教育片，主要是帮助交流人民的生产技术经验。
我们特别注意农业方面，如棉花增产方法的推广等。
我们最近制出了一些教授专门职业的影片。
如开汽车，我们国家需要成百万的汽车司机，这是最大众化的职业。
在著名的科学家帮助之下，我们就制出了汽车制造的影片，以帮助汽车司机掌握驾驶汽车的技术。
许多人就是根据影片学会了开汽车。
此外还有教开火车、开拖拉机的影片。
我们每年要出产几百部科学教育片。”
最后，费道罗夫同志和我们谈到苏联人民对新中国影片的观感。
他说：
“苏联人民是以极大热情和兴趣来看中国影片的，中国影片给了我们极强烈的印象。
就我所知道的，仅去年半年之内，看‘白毛女’和‘钢铁战士’的观众就达两千万。
我们的报纸如‘真理报’、‘消息报’等都赞扬中国的电影。
我们热爱它们，因为它们真实地表现了建设着美好生活的人民，表现了为和平而斗争的人民。
这些影片给我们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新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我们希望今后能在银幕上看到更多的表现现代生活的中国影片，表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如何进行伟大建设的影片。”
（附图片）
费道罗夫

全国各地苏联影片展览盛况空前
各地举办苏联图片展览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13日讯】
“苏联影片展览”相继在六十七个城市（华东区增加一处）开幕后，盛况空前。
从07日到09日，仅华北、东北、华东三区的观众即达二百万人。
东北区展览城市每日总计放映四百八十场之多。
福建省厦门市的观众登记总数，已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一百八十三。
四川省成都市的七家影院已售出座券八十多万张。
若干地区的全部影院座券已被预定一空，而每天仍有成千的观众在影院门前排队等候加场放映。
边远地区的影片展览情况也很热烈，“大马戏团”在青海省西宁市演出三天，就有一万七千多观众。
在各地的工厂、矿山及农村中，截至11日止，已有八百七十八个放映队正在向广大工农群众放映苏联影片。
【新华社13日讯】
为了使我国各阶层群众具体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上海、重庆、汉口、广州、南京等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苏联图片展览。
在各个展览处，从早到晚，观众川流不息。
南京市已经有十万人参观了展览会并有九万人登记预约。
福州中苏友好协会在十三个场所同时举行展览，观众仍十分拥挤，五天内就有近十万人前往参观，约占全市人口五分之一。
重庆市连日阴雨，热情的人们撑着雨伞在展览室的门前排队等候。
该市骡马店街的家庭妇女特地组织互助组看管孩子，轮流去参观。
各少数民族人民也热爱苏联图片，西康省彝族自治区昭觉县举办展览会后，彝族人民成群结队地赶来参观。
为了使苏联图片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见面，各地除举办固定的大展览会外，还采用了小型展览、巡回展览及“图片走廊”等方式。
在上海，很多工厂、学校、街道甚至公共汽车和电车内都张贴着图片，全市就这样展出了两万二千多套苏联图片。
广州市的许多中苏友好协会的基层组织，都举行了小型展览会。
南京有二十九个图片展览组，分别到各单位和郊区展出。
云南省“中苏友好月”办公室派出两路宣传车，携带了大批苏联图片到呈贡、晋宁、宜良等地向农民作巡回展览。
苏联工农业建设的图片，对于各地工人、农民和学生有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特别是描绘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建设工程的图片，普遍受到人们的赞颂。
重庆市西南水利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意见簿上写道：
“我们有优美的长江、黄河，我们要把它变成中国的伏尔加河和顿河，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奋斗到底！”
苏联集体农庄的图片使各地农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武汉市一个当了五十年长工的老农民胡斌堂，站在图片前一连听讲解员讲了三遍还不肯走开，他说：
“我要能够再活十年，一定能看到我们中国像苏联一样啦！”
云南省晋宁县小寨乡的李凤仪模范互助组，集体地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图片，回村后马上举行讨论会，准备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
广大人民参观了苏联图片后，更加深了对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爱慕。
福州市鼓楼区革命军人家属黄依妹老大娘，自从看过苏联图片以后，每天起早歇晚地参加中苏友好宣传活动，她在几天之内就动员了四十一个居民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该市仓山区有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年人每天都跑来看苏联图片，他说：
“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已经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想不到苏联人民的生活比我们更好，我一定要多看几遍，好回家教育我的子孙努力学习苏联，我们要走苏联的路。”

我青联和学联致电世界青联和国际学联
祝贺“世界青年日”与“国际学生周”
郭沫若吴玉章分别致电国际学联祝贺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世界青年日”（11月10日）和“国际学生周”（11月10日——17日）的前夕，致电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
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贺电说：
值此“世界青年日”，我们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致以热烈的敬礼，并祝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七周年纪念及其在团结青年为保卫和平与青年权利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胜利。
给国际学生联合会的贺电说：
我们将尽力支持国际学联的各种活动，并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学生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向着和平、民族独立与民主的教育前进。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给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贺电说：
中国青年衷心祝贺苏联青年在完成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历史性任务中，在建设共产主义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09日联名写信给日本青年与学生说：
值此纪念“世界青年日”与“国际学生周”之际，我们代表全中国的青年学生向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英勇斗争的日本青年与学生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中国青年和学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变成发动远东侵略战争基地的阴谋。
我们深信只要日本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英勇的斗争，终将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日本。
【又讯】
为纪念“世界青年日”（11月10日）和“国际学生周”（11月10日到17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分别向国际学生联合会致贺电、祝词。
郭沫若的电文说：
祝全世界的青年同志们更紧密地加强兄弟友谊，为保障国际安全与促进人类文化而奋斗。
吴玉章在电文中祝全世界学生在改善学习生活条件、争取民主教育与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格鲁森科连日参加中国科学院座谈会
介绍苏联科学院工作情况并对生物学问题发表意见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科学院在11日下午二时至六时举行座谈会，邀请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科学院学术秘书、生物学博士、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格鲁森科介绍苏联科学院工作情况。
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以及中国科学院各部门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所属在京各研究所负责人：
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植物学家钱崇澍博士、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博士、物理学家彭桓武博士、物理学家陆学善博士、心理学家丁瓒、史学家范文澜、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夏鼐等三十多人。
座谈会由陶孟和主持。
陶孟和首先致词，对格鲁森科出席座谈会表示热烈欢迎。
陶孟和说：
“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只有加紧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经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建设服务。”
接着格鲁森科在热烈的掌声中起立发言。
格鲁森科首先表示他能有机会与中国的科学家交谈，使他感到十分光荣。
格鲁森科就科学在苏联的地位、苏联政府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与大力支持、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情况、苏联科学院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与联系实际等方面，作了精辟详尽的发言。
格鲁森科指出：
科学在苏联的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由于科学对于苏维埃国家与苏联人民的伟大贡献，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科学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从1946年到1951年之间，苏联政府用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经费达四百六十亿卢布。
目前苏联科学院的人数比帝俄时代的科学院的人数增加了六十倍。
格鲁森科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科学院的组织情况、工作方法与工作步骤。
格鲁森科认为苏联科学的道路就是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道路。
格鲁森科强调指出：
由于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高度的计划性与密切联系实际，苏联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已做出了显著成绩，已经使苏联的科学水平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例如苏联在研究分裂原子核方面的成就已比美国先进了一步。
格鲁森科充满信心地说：
在苏联没有不能解决的科学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苏联同样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苏联也可以解决。
伟大的共产主义建筑工程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就是明显的例子。
格鲁森科最后表示，苏联科学家欢迎和中国科学家加强交流科学工作的经验、欢迎和中国科学家实行创造性的合作。
格鲁森科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中国科学家钱崇澍、竺可桢、吴有训等先后发言，一致认为从格鲁森科的讲话中获得了许多迫切想知道的事情和知识，对格鲁森科的报告表示感谢。
中国科学家并向格鲁森科提了一些问题，格鲁森科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
【新华社12日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科学院学术秘书、生物学博士、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格鲁森科于12日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所举行的生物学问题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钱崇澍主持。
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昆虫室、植物所、遗传栽培室，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央卫生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单位的生物学家二十六人。
座谈会在下午四时半举行，首先由钱崇澍所长致欢迎词。
他对苏联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关心和帮助，表示衷心的谢意。
接着，格鲁森科讲话。
格鲁森科根据苏联米丘林学派继承者们实验的结果，证明植物的遗传，无性杂交和有性杂交完全相同，不一定绝对根据染色体的分裂。
格鲁森科并且详细地说明了苏联在植物细胞方面研究的结论，他说：
细胞不一定自细胞中产生，细胞核不一定自细胞核中产生，染色体亦不一定自染色体中产生，而可以由生物本性产生。
在座谈中，格鲁森科利用幻灯片来帮助说明他的正确论点。
例如当他讲到牧畜改良方面的“人为控制变异”时，就放映增加牛的体重和产乳量的过程。
原来牛体重二百公斤，每天只出十五公斤乳汁；
但经过三十五年的选择和交配以后，牛的体重便增加到七百公斤，每天的乳汁则增加了两倍以上。
格鲁森科对生物学理论方面的生动而精辟的讲话受到了中国科学家们热烈的欢迎。
格鲁森科在参加座谈会以前，曾由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陪同，参观了该所各主要农作物的病虫害和标本陈列室。
格鲁森科特别对中国植物杂交遗传研究专家祖德铭所研究的“白茄嫁接在九叶茄上的遗传现象”等陈列感到兴趣，在这几张陈列的茄子图纸下，和中国专家们攀谈了半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