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举行报告会
亚历山大罗夫报告苏军红旗歌舞团的经历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在首都作专题报告
【新华社1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报告会，邀请苏军红旗歌舞团领导人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作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参加了报告会。
参加报告会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兆炳，文艺处处长宋之的，新闻处副处长冯征，文艺处副处长李伟，文艺工作团团长陈其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驻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共两千五百余人。
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进行。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作了题为“苏军红旗歌舞团经历”的报告，他在概括地介绍了苏军红旗歌舞团的一般情况和创作演出活动后，便用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艺术应该为人民和士兵服务。
他说：
苏军红旗歌舞团从1928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把自己的艺术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在苏军部队中表演。
苏军红旗歌舞团演遍了苏联各地，直到最辽远最偏僻的地方。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苏军红旗歌舞团在战区工作。
他们以战斗的歌曲和激情的舞蹈，来唤起观众对自己的力量，对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的坚强信心，使苏军士兵奋不顾身地去对德国法西斯作斗争，为祖国的荣誉创立战功。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说：
始终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在战后又创作了歌颂城市和乡村劳动人民的和平劳动的歌舞；
歌颂了苏联人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
歌颂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
最近期间，苏军红旗歌舞团在表演的节目中，又增添了新民主主义兄弟国家的民族歌曲。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最后说：
苏军红旗歌舞团要演出最好的节目给中国广大人民看，同时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的文化，并用中国人民优美的歌舞来丰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节目。
鲍·亚·亚历山大罗夫的报告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
接着，萧华致词。
他对鲍·亚·亚历山大罗夫这次应邀作报告表示感谢。
萧华说：
苏联军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榜样，苏联军队的文艺工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模范。
我们庆贺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北京工作的成就，并预祝苏军红旗歌舞团今后在中国各地的活动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报告会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苏军红旗歌舞团互相赠送礼物。
在互相赠礼时，萧华和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亲密地热烈地拥抱。
全体听众起立鼓掌，继而不断地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
热烈的掌声持续达十分钟之久。
【新华社10日讯】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九、十两日分别应邀到首都各机关、学校作专题报告。
代表团团员别洛沙普柯09日出席了由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所主持的报告会，参加报告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等八个单位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学生一千八百多人。
别洛沙普柯在题为“草田轮作制的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农业中的应用”的报告中，叙述了苏联把草田轮作制运用在农业生产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代表团团员格鲁森科09日向北京市各中学生物学教员和学生共五百多人作了报告。
主持报告会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局长翁独健。
格鲁森科向听众们详细讲解了苏联伟大生物学家米丘林学说的要点，和生物学家李森科进一步发展了米丘林学说的成就。
代表团团员查哈罗夫10日应中央戏剧学院的邀请，在首都音乐、戏剧工作者九百余人参加的会上，报告了“俄罗斯人民的音乐创作及歌剧问题。”
查哈罗夫在报告中扼要地阐释了苏维埃艺术的特点，并介绍了具有丰富内容的俄罗斯民间歌剧以及俄罗斯人民热爱这些歌剧的情况。
他在报告后向听众解答问题时，对中国民间歌剧备加赞扬，并提供了关于发展与改革中国民间歌剧的宝贵意见。
代表团团员叶菲莫夫在九、十两日先后向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作了题为“中苏友谊发展史”的报告，听众共五千五百多人。
报告会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主持。
叶菲莫夫详细讲解了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产生，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他的生动而丰富的报告内容给予听众极为深刻的印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举行酒会欢迎苏联友人
聂代总参谋长、志愿军陈副司令员等出席
【新华社1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10日晚间举行酒会，欢迎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由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艺术工作团、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和以费道罗夫为首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苏联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顾德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茹克福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出席酒会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谭家述、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和陆、空、海军的高级军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军也参加了酒会。
参加酒会的还有：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和部队文艺工作者萧三、欧阳予倩、老舍、曹禺、戴爱莲、李兆炳、宋之的、虞棘、陈其通、陈播、田华等人。
酒会在八时开始，由萧华副主任主持。
他对远道前来我国参加“中苏友好月”的苏联佳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他说：
三十五年来，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给予了最亲切的关怀和最有力的援助，这是我国人民获得了历史性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衷心感谢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感谢来我国辛勤工作的苏联专家们兄弟般的帮助。
萧华表示深信苏联佳宾的到来，将会更加增进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亲密友谊，并举杯祝中苏两国人民永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祝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祝全世界劳动人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健康。
酒会在充满亲切友爱的空气中进行，宾主频频为中苏两国人民的永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中苏两国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在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毛泽东主席的健康，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天才的统帅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全场一再迸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并经久地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酒会结束后，苏联佳宾们参加了驻京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的招待晚会。
在演出前，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苏联艺术工作团、苏军红旗歌舞团和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献赠礼物，会场上军乐声、掌声与欢笑声融成一片。
招待晚会上演唱了“东方红”、“斯大林颂”等歌曲，表演了舞蹈和舞剧“罗盛教”等节目。

伟大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苏联“真理报”社论摘要
“中苏友好月”已在11月07日开始了。
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同盟和友谊一年比一年发展和巩固。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苏联政府首先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02月14日苏中两个大国在克里姆林宫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各项协定，生动地表现了中苏两国人民间的友情。
这些文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写道：
“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热诚的、慷慨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正在为世界和平不倦地工作着。
正在从事和平建设劳动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侵略意图。
苏联和中国都在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
它们正以全副力量发展经济中的民用部门和增进人民的福利。
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同盟和友谊正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发展着。
斯大林同志说：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伊·吉尼索夫教授对真理报记者说：
“中苏友好月”是一个重大的、令人愉快的事件。
在中国，“中苏友好月”正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发起下进行中。
这个团体拥有数千万会员，它正在进行意义重大的、有益的工作——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与苏联友好的思想。
我们接到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寄来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许多书籍、期刊、照片和其他材料。
我们把这些材料分给了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校和国内其他团体，使广大的群众可以看得见。
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已译成俄文和苏联其他民族的语文在苏联广泛地传布着。
单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伊尔库次克的出版局，最近就大量出版了许多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的译本，其中包括鲁迅、茅盾、丁玲、周立波、艾青等人的作品。
苏联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著名人物、工业和农业中的杰出工作者也应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访问中国的苏联人都亲眼看到了我们的中国朋友的成就，和他们交流了知识和经验。
吉尼索夫谈到预定在苏联展开的“苏中友好月”活动。
苏联的科学和文化界领袖都在准备作报告和演讲以及举办展览会，来介绍中国劳动人民在建设新生活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
例如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正在筹备举办关于下面几个问题的讲演会：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中国人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友谊，毛泽东选集第1卷等等。
东方文化博物馆正筹备在斯大林汽车工厂的文化宫内举办一次公开演讲会，题目是“中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和艺术”。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展览会已在国立列宁图书馆开幕。
主要的文学、戏剧和音乐无线电广播部门和中央电视广播台，正在准备关于中国艺术和文学以及关于中苏友好的广播节目。
节目中将包括关于最著名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讲座，广播剧“李有才板话”和“白毛女”，歌曲“中苏人民友好”和“东方红”以及影片“钢铁战士”和“解放了的中国”。
还有许多中国音乐节目，其中包括冼星海、聂耳、贺绿汀的作品以及若干民歌。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已到中国参加“中苏友好月”。
吉尼索夫最后说：
苏联全体人民都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如何在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毛泽东领导下，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们衷心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远东以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强堡垒——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祝“中苏友好月”使两国伟大人民的伟大友谊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09日电）

四川万县各界人民集会
追悼苏联空军烈士
【新华社成都10日电】
四川省万县市各界人民07日集会追悼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苏联友人库里申科烈士。
万县中苏友好协会、中国共产党万县市委员会、万县市人民政府等机关团体六百余人，前往该市北郊库里申科烈士墓扫祭，并献花圈。
库里申科烈士是苏联人民援助我抗击日寇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一个大队长。
1939年08月14日，他率领的大队在武汉上空和日机作战，曾击落敌机六架。
最后，他所驾驶的领航机受了伤，沿长江飞到万县上空时，不能再飞，降落在长江江心。
库里申科烈士因疲劳过度，沉江牺牲。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东北双鸭煤矿采用苏联“顿巴斯”自动联合采煤机，大大地减轻了矿工们的体力劳动，产量比过去增加两倍。
这是苏联专家西卓夫在坑下给矿工讲解截煤机的构造和操纵方法。

艾森豪威尔对于美国选民的欺骗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竞选揭晓了。
这一次选举的结果是：
华尔街扔掉了它二十年来所驾驭的民主党老驴，跨上了那匹将要在战争道路上大摇大摆的共和党大象。
他们很快就要把艾森豪威尔送进白宫去了。
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
“求雨的进龙王庙，求子的找观世音。”
华尔街把一个玩了四十年枪杆并因在西欧执行侵略和备战政策而满身血腥气的战争贩子捧出来当美国总统，目的何在是不难想像的。
早在1948年01月，美国“全国反兵役协会”曾发表一份题名为“美国的军事化”的报告书，署名的都是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
报告书里开列了一张极长的名单，指出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都已落在军人手里；
报告书列举事实，说明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在向教育界、科学界、实业界扩展他们的势力；
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日甚01日地受军方的控制。
这个报告书向美国人民呼吁道：
“过去我们对于战前的日本的最坚持的最有力的谴责，就是说日本军部通过政府而控制着……国策。
今日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早已普遍地存在着同样的情形。
在当年的德国，也是这一种倾向，……造成了军事化法西斯政权的兴起。……因此，对于目前军人控制美国人生活和组织的倾向，每个爱国的美国人应该予以深切的注意。……”
这个报告书发出的微弱呼声，被美国垄断资本家们所制造的疯狂的战争宣传淹没掉了。
四年来，美国走向军事化的步子一天一天加紧。
现在，索性把总统的职务也交给军人了。
华尔街老板们早就把战争和备战当作他们延缓经济危机、维持高额利润的“救生圈”。
第2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了高出和平时期数倍的利润。
而侵略朝鲜的战争又曾使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利润在1951年比战前的1938年多十二倍。
那儿能找到比向战争和军火投资更好的买卖呢？
本来，民主党的杜鲁门这些年来所遵行的向全世界扩张的政策，不仅是民主党的政策，也是共和党的政策。
它是美国两党政府共同的政策基础。
对于杜鲁门的政府，华尔街未尝不是很满意的，因为他们的荷包是塞得满满的了。
可是，这种战争政策执行的结果，却把美国加速推进到灾难的边缘。
在国内，尽管拚命扩充军火生产也延缓不了经济危机了，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在预言即将来到的“经济萧条”；
浩大的军费所带来的重税和成千成万人被送去当炮灰，早已引起了美国人民每个家庭的怨懑。
在国外，美国的侵略政策不仅招致了各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加深了美国和各仆从国家之间的矛盾。
侵朝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统治者的贪馋、暴虐和外强中干的脸孔在全世界暴露无遗。
用杜勒斯的话来说：
“打开美国历史看，美国在国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得人心。”
这种形势使华尔街不得不采取了“轮换”的欺骗手法，他们从军营里找到了艾森豪威尔来代替杜鲁门。
艾森豪威尔被华尔街看中不是偶然的。
很早以来，他就证明了自己是华尔街可靠的走卒。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担任“西欧盟军总司令”时，就小心翼翼地执行了华尔街的指示。
在他的指挥下的空军，几乎破坏了德国的每一个城市和村镇，可是西德那些和美国垄断资本有密切关系的规模巨大的军火工厂和化学公司，却一座一座完整无损地被保存下来了。
大战结束以后，艾森豪威尔又马上努力协助美孚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这几个主要的美国垄断资本组织在西德建立垄断控制。
艾森豪威尔在整个战后时期的活动，集中于在西欧扩张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督促北大西洋集团各国扩张军备，并因此而担任了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总司令。
正是艾森豪威尔的这些威胁和平人类的罪恶行为，造成了他被华尔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本。
今年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以后，洛克斐勒、杜邦、摩根、梅隆、福特等主要垄断资本集团，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他。
洛克斐勒集团的大通银行董事长阿德利治跑到芝加哥帮艾森豪威尔主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福特集团的当家人亨利·福特也亲自出马活动。
他们用金钱、官职、女色和其他种种诱惑、威胁办法，使共和党的大部分小党棍投了艾森豪威尔的票。
据纽约“每日镜报”说，艾森豪威尔这次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花了两千万美元活动费。
华尔街的确没有吝惜本钱！
美国的总统选举，从来是华尔街老板操纵下的所谓两党政治的骗局，而这一次美国总统选举的骗局却更加无耻。
艾森豪威尔这回能够抢到美国总统，他的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起了很不小的作用。
这个语意含混的诺言使他能够骗取了多数的选票。
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艾森豪威尔的战争野心。
他的战争野心本来是十分露骨的。
07月11日，在他刚刚抢到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之后，就公然声称他要领导新的“十字军”。
他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喽囉们说：
“你们……召唤我从事一个保卫美国国内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应读作镇压国内人民和侵略全世界）的伟大十字军。
我对于领导一个十字军的神圣职责，是有一些了解的。
我已经领导过一个十字军。
因此我是以兢兢业业的精神承当这个任务的。……我接受你们的召唤。
我要领导这个十字军。”
08月24日，他在纽约演说时，公然宣称要计划建立进攻苏联的军队。
他说这个军队“应该有这样的积极作用，就是：
它们的强大的进击潜力足以使克里姆林产生可怕的恶梦……”（美联社纽约08月25日电）。
08月25日，他在纽约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更是毫无忌惮地宣布了他的疯狂梦想。
他把从苏联的爱沙尼亚、拉特维亚、立陶宛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一直到中国、蒙古等国，都列入“美国的血亲”系统内。
他声称美国要以武力“夺回”这些地方。
这篇仿效希特勒口吻的演说，赤裸裸地暴露了华尔街的侵略野心，结果引起了美国选民的恐慌，而且使美国的仆从国家“震骇莫名”。
英国“每日镜报”评论道：
艾森豪威尔“这种策略究竟能赢得选票呢？
还是会反害他自己？
还待看下文，因为这吓坏了温和的舆论。”
这曾使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一度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美国的似乎不可一世的战争贩子被迫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美国和西欧的普通老百姓都要求和平，首先是实现朝鲜的和平。
在长期间向大资本家保证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到了真正的选举前夕不能不突然收起他的战争叫嚣，急转直下地向普通选民保证“和平”。
09月初旬这位几天前还在高谈建立“进击”军队的将军，忽然提出一个“十点和平计划”来了。
在这个“计划”里面，满纸是什么“美国应该集中力量谋求持久和平和裁减军备”呀，“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其他方法来防止战争”呀，“用各种和平方法，也只得用和平方法来维护自由的权利”呀……真是装出了十足的“和平”姿势。
紧接着，按照美联社波士顿10月03日电讯，艾森豪威尔“提出保证说，如果他当选总统，将献身于一个最高目标——争取世界和平”，并且他“再度声明，他如当选，他打算前往朝鲜，努力就地终止战争。”
这么一句语意含混的诺言，竟然被“华盛顿每日新闻”说成“已经获得全国一致的好评”的了。
这是因为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二十九万人，前后被送到这个战争中折磨过和正在送死的美国青年已有一百多万。
美国陆军部宣布，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征一千万青年入伍（10月18日合众社电）。
战争威胁着美国人民的每一个家庭。
“华盛顿明星报”在10月18日写道：
“所有的女人都痛恨在朝鲜或其他地方的战争，许多母亲都要抓住任何一种诺言而反对把她们的儿子们投入战争。”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这句含混的“诺言”所以能够骗取选票的缘故。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中的这种欺骗花样简直是家常便饭。
大家记得，1948年美国大选前夕，那时正是柏林问题紧张的时候，美国人民都渴望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杜鲁门在那一年的10月05日宣布打算派文生赴莫斯科谈判，骗到了不少选票。
可是选票到了手之后，杜鲁门在11月16日又宣布：
“无意派遣任何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了。
去年英国大选中，邱吉尔也玩了同样的花样。
大选投票前八天（10月17日），邱吉尔宣布：
他要提出一个英、美、苏的领袖举行一次新谈判的意见，并且说：
“这个意见要求我尽最大的努力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上建造一座桥梁。”
但是，邱吉尔上台以后，在答复工党议员路易斯的质问时，他又变了腔调说：
“我认为举行会谈的时机可能已经失去”了。
所以，艾森豪威尔临时加工赶制的诺言，连英国“泰晤士报”也认为它只能欺骗那些“世故比较浅的选民”——这种选民在美国的数量是不少的，据美国一位资产阶级社会调查专家盖洛晋的调查，尽管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在竞选运动中作了空前的糜费，每四个美国人当中，仍然有三个人连两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
——至于比较明白的人，就对它抱怀疑态度。
“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记者访问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店员，这店员就认为大选中“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另一个退伍军人说：
“这次竞选活动里面，卑鄙肮脏的事情太多了。”
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哈利南说：
艾森豪威尔的诺言只是一个“笼络群众的声明”，“并不能使希望结束朝鲜战争的美国人感到多少安慰。”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骗局是马上要拆穿的。
所有有儿子在朝鲜作战的美国父母，特别是朝鲜战场上几十万美国兵，都在迫切地等待着朝鲜战争的结束。
美联社记者本月05日从汉城发出的电讯中描述，已在朝鲜十二个月的上等兵利道夫代表所有的美国兵说：
“当艾克来朝鲜时，我希望他能邀请我们都回美国去。”
上等兵安吞尼也说：
“我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使我早些回家。”
上等兵乔治·华德肯也说：
“当选的人要让美国兵离开这个国家，以便证明他是能胜任的。”
对于这些美国普通人，艾森豪威尔必须马上证明自己不是最卑鄙无耻的骗子。
但是除非美国统治集团改变对朝鲜谈判的政策，即抛弃其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艾森豪威尔是没有任何办法来作这种证明的。
正是由于他的欺骗，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要跌到比杜鲁门末日所已经陷进的泥坑最深处更深的地方。
无论艾森豪威尔继续保持目前美国对朝鲜的战争政策，或是进行进一步的冒险，都吓不倒英勇坚毅团结一致和富于警惕性的朝中人民，而只会惩罚他自己。
一家英国报纸伦敦明星报说得对：
“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拿大棍打自己的人，但艾森豪威尔的大棍可能打到他自己的脸上。”

苏著名艺术家继续举行表演会
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志愿军伤病员等观看表演
【新华社10日讯】
楚拉基领导的苏联著名艺术家们，09日晚间在怀仁堂继续举行了表演会。
观看此次表演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高级军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以及在北京休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等，共一千五百多人。
八时正，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陪同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呼。
萧华上台讲话，对苏联艺术工作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演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
苏联艺术工作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都是由全苏以至全世界闻名的艺术大师所组织的，他们在我部队中的表演，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学习苏联，学习苏联军队，以加速我国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建设。
在热烈的鼓掌声中，吉洪诺夫应邀讲话。
他代表苏联人民、苏联文化工作者、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他说：
我作为一个曾经参加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曾经参加打垮芬兰侵略者的战士、曾经参加卫国战争的战士而现在又为为和平而奋斗的战士向你们致敬。
并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更大的胜利。
吉洪诺夫讲话完毕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青年战士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工团演员，手拿着鲜花走到台上献给吉洪诺夫。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
吉洪诺夫和献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紧紧地握手。
全场掌声更趋热烈，持续达五分钟之久。
在八点三十五分正式开始表演。
苏联广播委员会演员聂恰耶夫，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乌兰诺娃，俄罗斯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康德拉托夫，提琴家国际竞赛获奖者柯岗，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米哈伊洛夫，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哈利马·纳赛罗娃，莫斯科国家杂技团团员、魔术家契托希维利，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塔马拉·哈侬，先后作了杰出的表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每个艺术家表演之后，都接受了观众的献花，并在观众热烈的持久的鼓掌声中谢幕数次。
乌兰诺娃和康德拉托夫所表演的古典舞，博得全场热烈的欢呼，他们在群众热情的请求下，又作了一次表演。
聂恰耶夫用中国话唱了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哈利马·纳赛罗娃歌唱“歌颂毛泽东”。
这两位艺术家的表演，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表演会在深夜十一时许结束时，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出现在舞台上，手中挥舞着鲜花向观众致意。
全场又一次地起立，热烈欢呼“斯大林——毛泽东！”
雷动的掌声经久不息。

首都电影工作者集会欢迎苏联电影工作者
【新华社10日讯】
10日上午首都电影工作者在首都电影院举行欢迎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大会。
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费道罗夫，团员拉迪尼娜、契尔柯夫、彼得罗夫、斯米尔诺娃、巴甫洛夫都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
出席欢迎大会的还有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华总代表处总代表史福德。
欢迎大会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王阑西主持。
参加欢迎的有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电影音乐、新闻电影、摄影、电影行政等各方面的代表田方、蔡楚生、史东山、章泯、水华、成荫、王震之、于敏、何士德、徐肖冰、陈戈、胡朋、于蓝，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厂和总政治部文化部电影处的代表陈播、虞棘、田华，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创作所、电影学校、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的工作人员共一千二百多人。
参加欢迎会的还有最近来北京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和“斯大林——毛泽东！”
的口号声中开始。
王阑西分别介绍了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代表们，并代表首都电影工作者向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热情洋溢的友好空气中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六位代表先后起立讲话。
苏联部长会议电影事业部部务会议委员及科学教育片管理局局长费道罗夫首先发言，他说：
苏联人民跟全世界劳动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着。
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苏联、中国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电影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苏联电影中表现劳动人民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和揭露战争贩子阴谋等等的影片，这都说明了苏联人民是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
接着，苏联人民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契尔柯夫根据他自己亲身的体验，指出演员必须深入实际生活，才能扮演好所要演出的角色。
苏联人民演员、“幸福的生活”、“西伯利亚交响曲”等名片的主演人拉迪尼娜也认为只有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地观察体验，才能提高自己的演技，表现人民的现实生活。
电影剧本创作家斯米尔诺娃从她创作“乡村女教师”、“乡村医生”等名剧中，也指出只有向现实生活学习才能深刻地刻画人民的生活，创造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荣誉艺术工作者、摄影师巴甫洛夫在发言中盛赞新中国电影的成就，并希望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更多更好地努力创造出更深刻更有力表现人民生活的电影来。
名导演彼德罗夫就他所导演的“彼得大帝”、“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等名片中，说明苏联影片所描写的英雄战斗事迹，都是为了鼓舞人民打击侵略者，保卫和平。
最后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蔡楚生致词，他说：
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是在向苏联电影工作者学习，并得到很多的帮助，今后还要更多地向苏联学习。

为开发祖国富源而斗争的一个女地震组
邵锐
在祁连山和戈壁滩相接连的一处边缘地带，有一个年轻的女地震组艰苦地工作着。
全组一共五个人，掌握着一架苏联制的新式地震仪器，为发掘祖国西北的石油富藏，向大自然做着顽强的斗争。
几个月来，她们跋涉了数千华里，从陕北黄土高原到甘肃西部的戈壁滩，在地质勘察活动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当我知道了这种利用地震回声，通过电流作用，再用照相记录方法来观察地层内部构造的苏联先进方法第1次被中国采用，而且是由一些青年女同志掌握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
09月上旬的一个周末，我和地质专家一起来到她们的工作现场，参观了她们在野外用电力放炮的操作，并和她们五个人在一起开了座谈会，听她们讲述了掌握这种先进科学技术的艰苦斗争的经过：
她们，都是十七、八岁左右的南方女孩子。
去年在北京中国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学习了一个短时期，今年她们便来到西北做实习勘察工作。
在陕北黄土地带第1次放炮时，她们吓得把头爬在地下。
开始听说这儿的狼很多，她们害怕得有时连觉也睡不着。
这时候，除了放炮，她们没有什么别的事做，放完了炮，就在汽车边的黄土上睡觉，很少想什么事情。
过了一个时期，她们开始检讨工作了。
她们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不爱用脑子，有了困难问题总是依靠领导上来解决，不主动地去找事情做，不善于在工作中进行业务学习。
从此以后，她们的脑筋就开动了起来，主动地找工作做。
业务学习加强了，越学越感到学的太少。
她们参加了拉“检波线”（电缆）的工作。
每人一次拉三条，五百公尺长的“检波线”拖在地面上，几个钟头也拉不好，而且还容易把皮线磨破。
有一次拉破了线，小组长陶莉莉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后来一位同志告诉她们要把皮线绕在胳臂上，一面走动一面绕，只要半个钟头就可以拉光了。
最初她们每人只能拿动两个检波器（检验地震的仪器。
约重一公斤多）每次还累得不得了，后来她们改进了拿“检波器”的方法，每次拿五、六个也不成问题了。
她们学会了做简单粗重的工作。
学习掌握地震仪器的复杂工作开始了。
负责技术的领导人耐心地从头教她们。
她们每个人要学七、八遍才能摸到一些门路。
譬如“检波器”是一种感觉非常灵敏的新式仪器，它被埋在地下。
人们在离它很远的地方随便走动一下，检波器就会惊动得跳起来。
“地震仪”是一种装在汽车里，构造非常复杂的电学仪器，特别是它里面有一个像米粒那样大小容易闪来闪去的小红光镜，当汽车稍稍一动的时候，它就不知闪到那儿去了。
可是，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学习，她们终于掌握了全部地震仪器的关键。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工作任务完成了。
她们来到戈壁滩里。
在陕北黄土高原要住窑洞，在这儿要住帐篷。
当时正遇上下大雨，被子有时淋湿了，几个人就挤在一块儿睡。
她们经常跑十几公里去吃饭，有时淋得好像落汤鸡。
刚到戈壁滩，她们最讨厌的是那满地的石蛋子。
有一天挖“检波洞”（埋检波器的地洞）的时候，手上起了许多泡，用小铲子挖了很久还是挖不动。
她们这次确实感到有点吃不消了。
这时，队长跑过来连安慰带鼓励地向她们说：
“难道咱们地震组的女同志就向戈壁滩这困难低头吗？”
于是，她们又勇敢地鼓起劲儿来，在队长帮助下终于学会了在戈壁滩挖洞的本领。
自然条件的困难被她们克服了，工作信心又提高了。
她们在这儿完成了自己订出的每天放十二炮、一周完成任务的计划。
实际工作的锻炼使她们更坚强了。
她们懂得了改进工作方法的好处，在工作中建立了分工的制度。
有了分工制度，工作效率就显著地提高了；
以前每天放十二炮，需要十几个钟头；
现在只需要八、九个钟头就够了。
剩余的时间，她们就可以学习唱歌跳舞，尽情的欢乐。
领导方面对她们非常关心爱护，发现她们有什么问题时，就找她们来谈话。
在领导同志不断的启发教育下，她们每天写日记，分析自己的各种思想变化，她们拿各种先进人物的故事来勉励自己，不断地和自己的各种缺点作斗争。
每天她们不把地震记录做好就不肯回来。
有一次直到深夜她们还在野外找检波器做记录，最后还是队长亲自提着马灯才把她们找了回来。
有时仪器发生了毛病，她们直到深夜两三点钟，还在那里一股劲儿想办法来修理，不完全修好总是不肯睡觉。
最近当我们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山旁访问她们的时候，她们正在集中火力加强学习。
陈家骐和王旭壁计划把仪器上所有的线路图都完全弄清楚，进一步来提高自己的技术。
这一天王旭壁坐在仪器车上，很熟练地给我们讲解了复杂的仪器操作方法。
她们中间的另外三个人马上要调到一个新的地震队去操作地震仪器。
这一天是她们“五位专家”临别团聚的日子。
她们开着一辆红色的地震仪器车，表演了她们精彩的操作技术。
和她们配合在一起的地质队和钻井组也一同做了实际操作的表演。
最后大家在一起开了联欢会和座谈会。
和我们同行的一位地质专家说：
这是中国地质工作中从来未有的一种新气象。

北京市基本建设工程中开展“抢工”运动
北京市基本建设工程中正开展着一个大规模的“抢工”运动，争取在上冻前四十多天内完成今年建筑工程的全部未完成的任务。
北京市的基本建设工程，由于地方国营北京市建筑公司领导上缺乏明确分工、组织机构不灵活、接受任务计划性不够、施工管理不好、器材供应不及时、先进生产经验没有大力推广，加上开工迟、临时性突击任务太多、施工地点零散和设计图样常常变更等客观困难，使1952年的任务，至10月中旬才完成百分之五十。
根据这种情况，北京市建筑公司作了紧急动员，该公司经理李公侠在10月17日员工代表大会上号召各工区工人展开“抢工”运动。
现在北京全市一百多个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已全部投入了“抢工”运动，他们情绪非常高涨，都有信心争取在11月底完成全年的任务。
根据最近十多天来的工作情况，已经看出在“抢工”运动中，必须注意和解决以下问题：
一、事前做好“抢工”准备，把所有工程排排队，确定“抢工”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力量。
二、作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加强纪律性和统一性，反对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做到一切为了完成任务，一切面向工地，一切为工地服务。
三、“抢工”运动开始后，必须十分注意工程质量，反对盲目地单纯地追求工程进度和数字。
四、必须强调推广有决定意义的先进生产经验，特别是要推广各个工种相互结合的大流水作业法。
五、必须注意安全“抢工”，反对只顾“抢工”而不顾工人安全的思想和做法；
必须及时解决工人中的迫切要求，如宿舍、冬衣问题等。
六、尽可能地注意防冻工作。
（新华社）

华东区各地各级贸易部门
加强职工劳动保险及福利事业
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及各省市人民政府商业厅、处、局自开展劳动竞赛以来，已经三个月了。
过去对职工的劳保福利事业不注意的现象已逐步纠正，这对推动劳动竞赛运动起着一定作用。
三个月来，华东区各地各级贸易行政部门已和工会订立了十一份劳动保险集体合同和类似劳保合同的办法与规定，以减轻职工在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仅华东区级公司八千职工中，即有四千二百五十人享受了劳保待遇。
今年08月初华东贸易部及上海市工商局相继颁发了“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办法”，给区、市两级国营公司一万五千职工解决了不少的生活困难问题。
救济办法规定：
凡职工发生工资低或家庭人口过多以致生活困难、亲属疾病无力治疗、因病停工无医疗费等困难，都可一次享受二十二个工资分至二百个工资分的临时性的救济和长期性的补助。
华东贸易部及各省市商业厅、处、局都先后吸收工会参加，成立了福利委员会或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大力举办福利事业。
至目前为止，在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无锡、合肥、扬州等地，已举办或正在举办的有职工医院六所、职工医疗所和门诊所九所、职工疗养所两处、职工托儿所十二处，哺乳室五处、职工子弟学校三所。
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华东全区国营贸易部门四百八十七亿五千万元建筑职工宿舍，各地已开始动用，预计年内将在华东各大、中、小城市建筑四千余间职工宿舍。
这些劳保福利事业，给职工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使他们的劳动热情更加提高。
三个月来华东区各级贸易部门在劳动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劳保福利事业的改进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王立三）

唐山邮电局
开始消灭加班加点现象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9月19日“读者来信”栏刊登杨紫枫同志对唐山邮电局在生产竞赛中加班加点的批评以后，我们即组织了工作组两次赴唐山检查，并协助该局调整不合理的劳动组织。
检查结果证明杨紫枫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发生加班加点过多的问题呢？
首先是该局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下层了解职工的实际情况，只重视完成生产任务，而忽视职工的身体健康。
他们明知道加班加点，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以解决。
其次是因为劳动组织不合理，工作制度混乱，造成劳逸不均、加班加点现象。
另外，在生产管理工作上，缺乏明确的指标，即便有指标，也未能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对这次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都分别作了适当解决。
目前唐山邮电局封发部门的工时已调整为最长不超过八小时半。
投递人员的工时，他们也正在研究改变线路，以便调整。
邮电部河北邮政管理局

建议广泛搜集废金属
编辑同志：
钢铁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原料，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却放置着很多钢、铁和其他金属的废品无人过问，也有不少竟被氧化或腐烂了。
为杜绝这种浪费现象，我们建议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个群众性的搜集废金属运动，把各机关、团体、市民中的废金属，全部搜集起来，由政府指定一定的机关收管处理。
鲁凤仪吴国章

感谢苏联专家郭洛云
编辑同志：
我是中长铁路牡丹江三分局的人事科长。
1950年中长铁路成立时，第1件工作就是要学习苏联铁路上“编制分局定员表”的先进经验，来编制我们分局的定员表。
我们初步研究后，认为分局各科需要三百七十名工作人员，才能完成任务，否则工作就没有保证。
后来我们和苏联专家郭洛云同志研究，他说用一百七十三人就可以了。
当时我的信心很不足，郭洛云同志就耐心地对我说：
“我们配备人员要对国家负责，不能浪费一个劳动力，一定要根据工作需要计算劳力。”
接着他又详细地把每个科的具体任务和每个人应作的工作解释了一遍。
这时我心中就有了底，提高了对新定员的信心。
于是我把所有人员的职名、工作，同各科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了一次，他们认为新的定员是合理的。
结果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减少了一百九十三人，这些人就可以转到其它工作岗位上去。
在这个具体事例中，我受到很大的教育，进一步体会到苏联专家对我们的无私的帮助。
在庆祝伟大的10月革命节的今天，我再向郭洛云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齐守臣

感谢苏联大夫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铁路工人。
1951年12月10日夜间，在朝鲜前线一条运输线上，被敌机投下的汽油弹烧坏了手、腿和脸部。
我被送到了医院。
几天之后，大夫给我换药的时候，我用了很大的劲才睁开眼睛。
这时，我看见我的手指头的上半截都掉了，剩下的半截很像个大桑椹。
我想：
“完了，人要是没有手指头啥也不能干了。”
我问大夫：
“我的手还有用吗？”
大夫很关切地回答：
“只要伤口愈合，手还是可以夹东西的。”
可是随着伤口的化脓，仅有的半截指头也弯弯曲曲地长在一起，形成了两个畸形的肉疙瘩。
今年01月，我被转送到本溪医院。
02月23日又转到长春医院。
这时，要是有人扶着，我能够站起来了。
可是手上依然是两个肉疙瘩。
脸皮也随着伤口瘢痕的收缩而收缩，眼皮向外翻转，连眼球也包不住了。
到05月间伤口完全愈合，眼科大夫给我做了眼的补皮手术，眼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我又问了一下大夫：
“我的手还有没有办法治？”
大夫说：
“将来可以把半截弯曲着的手指头分开来。”
我问：
“还能直起来吗？”
大夫说：
“假若肌腱不坏，它是能够活动的。”
06月上旬，我经天津铁路医院到了北京铁路总医院。
经过检查，大夫告诉我：
“这里不能做手术，可能要让你转院治疗。”
听了这话，我很着急。
这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开始收容病人的消息，我真高兴极了。
我想，要是领导方面送我到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去治疗，那再好也没有了。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7月16日，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外科主任瓦斯克里辛斯基和苏联专家杜曼斯基检查了我的伤口以后，瓦斯克里辛斯基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们不仅能给你治疗，而且要使你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你将来可以用手夹着笔写字，还可以作工作。”
我听了这话，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从此以后，瓦斯克里辛斯基每天教我做手的肌肉和关节运动，并吩咐医师帮助我。
查病房时，他总是摸着我的手问我疼不疼，关节活动的情形怎么样。
院长和副院长也经常到病房来看我。
经过他们三番五次的检查和研究，08月04日给我作了手术。
过了几天，瓦斯克里辛斯基拿来一根木棍，叫我用手夹着试试，我一下把它夹住了。
他满脸笑容地帮助我拿笔写字。
开始的时候，手疼得发抖，我只能勉强地写几个字。
他便嘱咐我多练习活动。
渐渐地，手也不太疼了，字也写得端正了一些，而且还能画画。
他非常高兴地向我说：
“祝贺你，你很快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啦！”
随后他又请眼科、皮肤花柳科专家来一同会诊，准备给我作手术，使我的眼皮能够合上。
我感谢苏联专家、大夫，给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健康！
王景瑞

我们学习了苏联“快速检修法”
编辑同志：
苏北扬州市振扬电厂三年来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使生产得到很快的发展。
振扬电厂的售电量，已比解放前增加了二十倍，各个工场也都不断地创造了新纪录。
修配工场今年09月学习了苏联的“快速检修法”，大修一号锅炉，只用了三天时间，较以前减少了二分之一的时间，质量还比以前好。
张柏芳

有计划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经济核算制
——中国长春铁路先进经验介绍之四
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财务处处长沈东
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的经营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它保证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用最少的资金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所给予的生产任务。
中长铁路一开始，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吸取了苏联先进经验，沿着经济核算制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两年多来，中长铁路实行经济核算制度，不仅胜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
中长铁路1951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八，1952年第1季度的劳动生产率比1951年同季提高百分之二点九。
1950年每吨公里的运输成本比计划降低百分之八点七，1951年的运输成本则比计划降低百分之十八点五。
中长铁路在1950年和1951年均超额完成了利润计划，而在1952年的八个月内，利润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五。
在铁路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还能有效地加速资金周转，解放出大批的资金，扩大铁路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
中长铁路1951年资金周转率比
1950年提高二点五六次；
1952年第1季度比1951年同季度提高零点一次，1952年第2季度较1951年第2季度提高零点六次。
中长铁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成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有力协助，尤其是由于苏联专家的亲手指导和广大职工群众坚持不懈地学习了苏联铁路的先进经验，开展了广泛的爱国主义竞赛。
在苏联专家的亲自指导下，中长铁路曾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来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核算制。
首先就是编制了中长铁路的生产财务计划。
这一计划包括下列各项：
（1）客运货运运输计划；
（2）机车、车辆工作及运用计划；
（3）劳动力需要量、工资基金的计算和劳动生产效率计划；
（4）营业支出计划；
（5）客运货运收入及其他铁路附属生产企业收入计划；
（6）大修工作计划；
（7）基本建设计划；
（8）材料供应计划；
（9）财务计划。
铁路上生产财务计划的编制，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必须执行的“法令”，是全路行动的纲领、奋斗的目标和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的依据。
第2个措施是彻底地改进了会计工作。
因为会计核算，在企业执行生产计划底过程中，监督着经营资产的状况和它的动态，监督着企业生产计划、财务计划和成本减低计划的执行。
因此做好会计核算，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工作。
会计核算应当是及时的。
在监督计划执行时，应及时地提供一些必需的情报。
会计核算也应当是正确的。
核算的正确性，可保证全部及个别部门的生产情况和财务情况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来。
会计核算还应当是简明而清晰的。
这样，就能使它易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了解，并容易吸收劳动群众来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
为了完成会计核算的重大任务，必须大力地改进会计工作。
中长铁路自1950年05月成立起，就开始改进会计工作，制定并颁布了全路统一的会计制度，并逐渐在这一基础上，统一规定各种表报格式；
根据各业务单位工作的繁简和距管理局的远近，明确规定提报决算日期；
实行决算审查制，以及建立与健全指导制度（这就是根据检查结果，将缺点和改进办法向全路各单位公布）。
在改进会计工作的同时，还训练与培养会计工作有关的人员（计划、计算员等）。
这就保证了会计制度的改革和会计核算的改进，因而促进了经济核算制的实行。
第3个措施是加强了和健全了财务工作。
两年多来，经过了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查定了自有流动资金标准，适当地配置了各生产单位的物质条件。
这里要特别着重提出的，就是根据经济核算条例的规定，按完成的工作量的计划单价，对各生产单位实行清算拨款制度。
这种清算拨款制度，大大地促使各生产单位为争取超额完成任务，以获得较多的收入而奋斗。
这是一种先进的起着经济杠杆作用的制度。
第4个措施是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四次财产登记。
先后登记了存和藏在一百七十八个业务单位的各种材料、备品工具、流动资金，消除了所谓“帐外品”，做到了“心中有数”。
进行了财产清查后，就给正确的编造决算和制定资金标准，创设了良好的基础。
也逐渐克服了那种从小单位利益出发的本位主义思想。
第5个措施是改革工资制度。
我们的工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按劳取酬、消灭平均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实行计件制，减少计时制。
合理的工资制度，是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的有力条件。
在实行计件制的工作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先进的技术定额的查定。
这需要全面考虑下面的各项因素：
生产技术的发展，劳动机械装备的增长，工人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工作时间的充分利用，生产过程的改进以及先进工作经验的利用等。
我们曾在这些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此外还应当提出的，就是中长铁路两年多来推行经济核算制是有步骤地进行的。
1950年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是管理局和机车、车辆、工厂、林业、煤业等附属企业。
分局及其附属段由于条件未成熟，未能实行，只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如把各单位逐渐改为独立会计单位，并配备人员等。
这就是说1950年八个月是一部分实行经济核算、一部分积极准备实行经济核算的阶段。
1951年进入第2阶段（广泛推行的阶段），一、二、三季度，把五个分局，十五个机务本段，十三个车辆段和十二个电务段等六十三个单位，从独立会计单位，改为完全经济核算制单位。
1952年为第3阶段，这是巩固经济核算制的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巩固已得的成绩，例如进一步做到计划工作的准确性，严格地执行与自觉地遵守财务纪律与劳动纪律，以及更好地掌握与推广先进的经验与方法，把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提高到新的更高阶段等。
经验证明：
经济核算制的推行，是一件复杂的多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中长铁路工作的中国同志，必须更细心地体会苏联专家的指导，认真钻研经济核算制，从原则方向到具体措施的每一关节，都要很好地学习。

王家沅矿场的职工家属组织了互助组
编辑同志：
江西萍乡煤矿王家沅矿场的职工家属，住得很分散，互相联系很少。
过去，妻子生小孩，丈夫就要请五、六天假在家照顾，遇到夜间临产，就没人给找医生。
为解决这问题，职工家属在萧萱兰领导下，按住地远近，组织了六个互助组。
08月08日晚，工人张成水的妻子生小孩，张成水上班去了，互助组组员程春贵，爬过几个山给找来医生。
10月20日互助组员胡美君、胡碧君，见郑冬生妻子要生小孩，也马上去找医生，并把郑冬生吃的饭也做好了。
另外，各互助组还发动孕妇参加会议，听取医生讲解新接生法和保护婴儿的方法等。
互助组的这些活动，解决了家属的某些困难，使矿工更能安心生产。
王崇鼎

苏联专家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帮助
在新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三年来，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有十分卓越的贡献，使我国的经济恢复工作迅速完成，大规模的新建工程又迅速开始。
新中国刚成立时，从旧中国承继到的是一份破烂的遗产，当时资金和器材都很困难。
就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大批苏联专家应邀来到我国，帮助我们进行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苏联专家为了使我国人民早日治好战争创伤，想了各种办法帮助我们克服物质上的困难。
他们非常珍惜中国人民的财产，总是首先设法尽可能地发挥旧有设备的效能，以便节省资金和材料，加快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速度。
京汉铁路的黄河大桥加固改善工程就是一个辉煌的例子。
解放时这座铁桥千疮百孔，列车过桥时要分两次通过，时间要三小时，当时我国某些工程专家认为这座桥早已超过保固年限，应该废弃，重建新桥。
苏联专家金戈连克等亲自爬到桥下检查了一百多个桥墩，最后断定只需加固桥梁，便可以照常使用。
结果证明他们的测定完全正确：
桥梁经过加固改善以后，列车可以一次通过，过桥时间缩短到二十二分钟，最近更缩短到五分钟；
运输速度提高了三十五倍。
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另一个严重的困难是：
技术落后，人才缺乏。
为了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困难，苏联专家把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我们，使我国人民能够逐步掌握近代技术，有计划地改进生产。
例如过去我国职工对使用苏联新式机床缺乏经验，苏联专家布罗斯古林等就亲自到我国东北检查苏联机床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并举行“高速切削法”表演。
为了在旧式机床上使用高速切削法，苏联专家又亲自到抚顺机电厂去进行实验，结果，打破了我国职工的保守思想，使高速切削法迅速地推广开来，从而使旧式机床的效能也大大提高。
苏联农业专家卢森科向我国介绍了深耕、密植、整枝等科学的耕作方法，并亲自到国营双桥农场去研究土壤和进行密植的实验。
苏联专家不只是直接帮助我们进行建设，而且真诚无私地用一切办法帮助我们培养能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
中国长春铁路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两年来为我们培养了一万六千三百多名技术人才。
有名的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和铁路劳动模范李锡奎、王吉奎等都是苏联同志亲手培养起来的。
苏联专家不仅帮助我国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并且帮助我们建设了近代化的工厂、矿山、铁道、商港和水利工程。
著名的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和塘沽新港等能够迅速建设起来，都是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
今年国庆节前开工的现代化设备的哈尔滨亚麻厂就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和亲自指导装置起来的。
这个工程作到了又好又快又省。
苏联专家在任何工作中都表现了认真负责的高贵品质和不避艰苦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为了测定北京市下水道是否需要重换，亲自钻入污臭的暗沟中察看，结果断定这条暗沟还可以使用几十年。
天津钢厂有一次炼钢时，在钢水中落入一粒砂子，苏联专家马上提出意见。
有的工人说：
“三十吨钢水中落入一粒砂子没啥关系”，苏联专家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
“一粒砂子虽然很小，但危害却很大，有砂子的钢如果做成钢绳，拿到煤井中去用很可能断裂，这个损失就不能想像了！”
苏联专家每到一个工厂或矿山，首先了解实际情况，然后逐步提出改革意见，与工人群众共同讨论，集体研究。
他们每到一处，都很关心工人的安全和福利。
有一次，几位苏联专家到北京市电车公司去参观，看见一个电焊工人没有带保护眼睛的蓝镜片，就提出意见说：
“如果工厂里没有镜子，是厂长的责任，如果有镜子工人不带，是工会的责任。
在苏联，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义务！”
这些由列宁、斯大林党教养起来的苏维埃人，全身渗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忘我地劳动的基础。
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在帮助我国修建治淮工程时，因为劳瘁过度，眼疾复发，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但是他拒绝到上海去医疗，坚持工作。
首都石景山发电厂抢修某号发电机时，苏联专家从上午八点进汽机场，直到次日拂晓才下班。
职工们劝他休息时，他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要好好帮助中国人民建设。
这里是首都发电厂，是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我没有感到疲倦，我只感到光荣！”
苏联专家在工作中不辞劳苦，但在生活方面却力求简朴。
有一次，我国招待人员因为觉得防疫专家吉莫菲也夫工作辛劳，在生活方面给予他一些照顾，但是他拒绝说：
“我是上级派来协助你们做工作的，完成了工作任务就是我的最大的快乐。
目前中国经济情况还不那样富足，把这些钱用在有用的地方多好呢！”

苏联专家老伯琴段长是我们的好先生
编辑同志：
牡丹江铁路分局电务段，在苏联专家老伯琴段长的热心帮助下，学会了十六种苏联管理铁路的先进经验，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并为国家积累了四十亿元的财富。
去年03月我段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当时我们不知道怎样做，认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只是改革会计制度。
后来苏联专家老伯琴同志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上大课，教我们学习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有关问题。
那时候段内积压的材料很多，影响了流动资金的周转，老伯琴段长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他主动地和各方面联系，和向国营企业推销，终于把积压的材料压缩到合乎规定的数量。
为了提高我们职工的技术水平，他亲自在段内设立了技术研究室，并开办了先进工作法训练班。
有一个铁桥架设电杆工程，开工后由于人力、材料的限制，进度很慢，他就亲自到六、七里以外的现场去指导工作，使工程顺利完成。
老伯琴同志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无微不至地帮助我们，我们除深切地感谢他外，决心多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张希贤

苏联先进经验
战胜了我的保守思想
编辑同志：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十四年路龄的电务领工员了。
1950年中长铁路未推广苏联先进经验之前，亚布洛尼电务驻在所的工作非常混乱。
当时管通讯和信号的工人工作没有计划，盲目地跑到各站去检查工作，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但工作没有做好。
同时，由于我们不总结工作，工友们的技术水平也没法提高。
因此，平均每月总要发生三、四件事故。
自从中长铁路成立后，苏联派来大批专家帮助我们管理铁路，推行了苏联的先进工作法。
最初，我没有认识到推广先进经验是完成各项工作的基本方法，我总觉得新经验不如老一套顺手，新办法要填这个表那个报的，又麻烦、又浪费时间。
因此，对推广先进经验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学习，后来经过党的教育，和别的地方的推广成绩，特别是我那位敬爱的老师——苏联哥拉斯那必拉同志的耐心帮助，我才克服了保守思想。
我每次到段里开会的时候，他都主动地帮我订学习计划，热心地教我。
现在我已学会了“大中修”、“日常维修法”、“技术作业过程表”等六种先进工作法。
由于推行了这些工作法，根本消灭了技术性事故和障碍。
工作也不像过去那样忙乱了。
现在我正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更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以实际行动回答苏联哥拉斯那必拉同志。
张茂生口述
张玉也孙克明记

苏联马拉机械农具给农民带来了幸福
——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生产面貌日新月异
新华社记者高方
黑龙江省讷河县向阳村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三年来，精细地耕作，努力开垦荒地，已使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并连续两年创造了小麦大面积丰产新纪录。
最近，记者访问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男女社员们都以极其感激和兴奋的心情，介绍了他们组织起来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的情景。
使用苏联机械马拉农具的带头人、老劳动模范李景州兴奋地说：
“从人民政府拨来苏联马拉机械农具后，咱们庄稼人的福气可大啦！
土地多了，粮食多了，生活越过越富裕。”
向阳村一带的土地肥沃，有大片的荒原可以开垦为良田。
但在旧社会里，使用旧式农具耕作，要多种一些地是很困难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马庆福回忆起往日的情景说：
“从前用旧农具种地，一个劳动力每年只种三、四垧地（每垧十五市亩），还得紧忙侍弄。
过去我家种了三垧地，老婆孩子都不得消停，每天跟着四条腿的牲口一步也不少走；
把人累的够呛，哪还能多种地呢！”
今天组织起来加上有了苏联马拉机械农具，生产面貌就起了巨大变化。
1950年春天，马庆福和他的互助组员们开始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仅仅两年就开垦了一百五十多垧荒地。
现在，每个劳动力耕种的面积已由三、四垧增加到八、九垧，耕种得比以往还要细致。
特别是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后，组员们大大提高了发展互助生产的热情。
组外的许多农民看到新农具好，纷纷要求参加他们的互助组。
他们的互助组便很快地由原有的八户扩大到二十三户。
1951年冬天，他们便把互助组改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有耕地都打开地界耕种。
现在，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三十一户，比使用新农具前扩大了将近三倍；
现在全社的耕地已有二百九十多垧，每年粮食总收入比过去增加一倍多。
苏联马拉机械农具同时给他们带来了苏联的深耕、细耙、平作、密植和适时播种等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农作物充分地得到了健壮生长的条件，因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迅速提高。
去年，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耕种的九十垧小麦，创造了平均每垧产麦三千七百五十斤的丰产新纪录，比当地农民用旧犁耕种的小麦增产百分之七十左右；
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的丰产奖励。
今年他们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耕种的小麦，又获得了大面积的丰产，平均每垧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二点四，比当地农民用旧犁耕种的麦田增产一倍左右。
社员们特别感到苏联马拉机械农具可以省工、出活、省力，能充分发挥劳动效率。
青年社员王景春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今年春天农业生产合作社用苏联马拉搂草机，一天搂了三、四车草；
而一般农民用人拉着大筢搂草，一天只搂一车。
今年麦收前，许多农民看到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望无际的大片麦田，认为一定割不过来；
因此有的准备做短工帮割，有的准备到地里拣麦穗。
但是，麦收开始后，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出动了三台收割机，七天内就把九十一垧小麦全部割完了，而且收割得非常干净。
现在，许多条件较好的互助组，都积极准备，明年也要用上苏联马拉机械农具。
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几年来使用了苏联马拉机械农具发展生产，经济生活已大大超过了一般互助组的农民。
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马庆福和常年互助组组长张宝福，他们两家是近邻，在土地改革时分得一样多的土地；
两家人口也差不多，都是一个人干活，他们两人过去都各领导一个互助组。
但现在呢，新、旧农具使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差别：
三年来，马庆福的土地增加了六倍，现在他已有二十一垧耕地、一匹马、两头牛和一台大车；
一家四口都有四套夏衣和两套冬衣；
夫妻俩还各有一套卫生衣；
马庆福因为常常外出，一人还有两身皮大衣。
而张宝福在这三年中，土地只增加七亩。
现在他有土地五垧一亩，马两匹，每年粮食收入只有马庆福的一半不到，全家只能维持衣食无缺的生活。
现在，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每个社员都过着富裕的生活。
社员李连和从前是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现在也有两匹马和三头牛，而且年年有余粮，全家过着美满富裕的生活。
马庆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几年来使用苏联马拉机械农具的过程中，已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教导的“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的伟大意义，每个社员都从心里热爱着苏联，决心向苏联学习。
现在他们都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
最近，他们又准备学习苏联先进耕作方法，在近百垧的耕地上实行秋耕，以便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为加强祖国的经济建设而奋斗。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
招待来北京演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日前举行茶会，招待来京演出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出席茶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副主席邓颖超、傅连暲，秘书长康克清，中央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林砺儒等。
茶会由康克清主持。
首由邓颖超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致词。
她说：
儿童剧团在京演出许多精彩节目，给予儿童很好的教育，受到观众们热烈的欢迎和赞扬。
她希望剧团继续努力为儿童服务，并希望各有关机关团体共同为发展儿童的文艺戏剧而努力。
出席茶会的其他单位的同志在讲话中都一致赞扬该团演出的成功，并表示今后将共同努力推广儿童文艺戏剧。
儿童剧团团长任德耀在会上介绍了该团发展情况。
茶会最后由宋庆龄主席代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将一面写着“为发展儿童文艺戏剧而努力”的奖旗，授给儿童剧团。
儿童剧团是在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领导下于1947年在上海成立的。
解放前，该团因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阻挠，工作难于开展。
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的支持和照顾。
全团现有儿童七十人，工作人员二十二人，兼任教师十余人。
该团除以演出戏剧的方式教育儿童外，还对上海市各校学生和各区儿童的文娱活动进行辅导工作。
（新华社）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经验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到今天是整整的三十五周年了。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着这个创造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节日。
三十五年来，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一方面粉碎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
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提前完成了各个五年计划。
这样，就铺平了由社会主义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巩固了以苏联为柱石的和平阵营。
苏联人民这样伟大的成就，很清楚，其中是有苏联科学家的重大贡献的。
那些重大的贡献，也很清楚的是苏联科学家们遵循着列宁和斯大林两位导师所指示的方向而获得的成就。
不管有些人怎样强调科学的高度国际性，也不管他们怎样不喜欢拿国度来分别形容科学事业发展的特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现在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
只要把科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今天如何遭到厄运，以及它如何倾向于脱离实际而形成萎缩的现状，和科学在苏联如何蓬勃茂盛地结合着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滋长的状况作一个对比，那就可以显明地看出苏联科学的优越性了。
苏联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单纯地表现在科学事业的广泛和迅速的扩展上面，同时也表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上面。
如所周知，巴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开辟了生理学和医学上的新路线，为研究生理、病理打下了正确的基础，让人们根据制约性反射的原则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依据米丘林路线，李森科在遗传选种学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李森科的工作，不仅对苏联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改造现有的品种使它能在新环境下充分发育的一般性的问题，也提供了高度技术性的解决方法。
威廉斯的工作，不仅是解决了许多土壤学上的个别重要问题，而且为整个土壤科学建立了健全的基础。
费尔士曼和凡尔拉兹基在地球化学方面的各项工作，也都有它们的创造性的贡献。
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苏联科学家，站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岗位上，作了巨大的努力，解决了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
但是苏维埃科学的优越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科学的应用方面。
它在科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也表现了极其高贵的价值。
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李森科的工作，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惊人的贡献，并且从实践中证明了维士曼—摩尔根一流的遗传论的虚伪性，从而把进化论重新放到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
其他关于生命起源问题，地球起源问题，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而引起的物质究竟的粒子性和波动性的问题，物质客观存在的认识问题等等，苏联科学都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苏联科学家们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他们自己，他们便获得了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信心，来揭发并且击破各个科学部门中，以各式各样的理论外衣掩饰着的唯心论的幻想；
同时也就斩钉截铁地铲除了一切绞绕着科学的机械唯物论的桎梏。
这样，就让科学自由自主地走上了辩证唯物论的道路。
简单地说，这就是苏维埃科学最基本的特征。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苏维埃科学是先进的科学，并说明了今后科学的发展，无论在哪一方面，哪一个国家里，必然要追随着苏维埃科学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才能前进。
俄国开始接受近代科学，比我们中国早。
它在一七二四年已经成立了科学院，当时有罗蒙诺索夫那样学问渊博的人物主持其事。
从那时候到10月革命的前夕将近两世纪的年代中，特别在十九世纪中，俄国的确出了不少像洛巴且夫斯基、契比雪夫、连兹、门得雷叶夫那样杰出的科学家。
但是，沙皇政府对俄国科学家的事业不独不感到兴趣，有时还采取迫害的态度。
当它需要科学和技术的帮助的时候，它宁可从外国输入现成的东西，而不肯请教本国的科学家们，也不肯给他们的工作以必需的支持。
从一九○五年到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期间，俄国科学界困苦的状况更加恶化。
苏联科学院已故院长瓦维洛夫在他的“苏维埃科学三十年”一文中曾经指出：
像列贝节夫那样出色的物理学家，到了最后，连在莫斯科大学的地窖里的一个实验室都无法维持。
这一幅辛酸的图画，恰好也是中国科学界在解放以前的景象的写照。
人们现在几乎不能相信，在10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连电灯泡都不能制造，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更不必说了。
由此就可以想像到当时俄国的科学技术脱离实际的程度，恐怕和解放以前的中国情况也不相上下。
伟大的10月革命把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
老科学家们遵照列宁亲切的指示，不断地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大批青年热烈地投入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队伍。
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帮助为他们学习而建立的机构充实设备。
第1步解决了像制造电灯泡和光学玻璃那种基本的技术困难；
接着，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五年计划，便迅速地把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科学成果，从在资本主义的抑制下胜利地移植到社会主义的基地上，犹如在狭小的花盆暖室中，移植到广大自然的田野里去，让它们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遍地开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据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最近的报道：
苏联科学院现在拥有差不多相当于革命前六十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预算差不多相当于革命前的七百倍。
苏联科学研究机关网，自从苏联共产党举行第18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有十二个，苏联科学院分院有十一个，各科学部门的科学院有七个，各种科学研究所有几百个。
这些伟大的成就和那些宝贵经验，着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中苏两国都是土地广大，物产丰富，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
各个区域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但是在许多不同的区域中，我们都是需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工业，同时又在具有特殊自然条件的区域中，需要集中力量来改造自然。
在这些方面，我们正好向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
例如，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就给我们开发西北的理想作了榜样。
乌兹别克在10月革命以前是一个落后的地域，乌兹别克人一直受着殖民者的和本地封建主的残酷的剥削。
那里没有一个纺织厂，没有一个机器制造厂，也差不多没有煤炭和石油工业。
现在它有一百五十多个纺织厂、丝织厂和缝纫厂，它有几百个巨大的工厂、矿山和采油厂，有八百个火力发电厂和水力发电站，其中包括法尔哈德那样巨大的水力站。
在革命前乌兹别克人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识字，而现在完全没有文盲了。
那里有三十六个高等学校，四万二千个大学生，有包括二十五个科学机关的科学院，有将近一千五百个科学工作者。
列宁明确地指示过电气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在由斯大林大元帅亲自指导的改造自然的计划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中国有大量比较劣质的煤炭，更有大量的水力可供发电。
特别在西南区域，那里以百万匹，甚至千万匹马力起码计算的巨大动力，自地质时代起直到现在，都是浪费着的。
只要我们向古比雪夫那一类型的浩大水力发电工程的计划和实施经验学习，我们敢说一定有办法把西南很多的洪流加以驾驭，那些以天文数字计算的自然力量，便要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了。
苏联人民一向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全世界劳动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一向关怀着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对于这样深厚的友谊，我们中国人民一直在衷心感谢，念念不忘。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更加普遍地巩固了和增进了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
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是难以计量的，尤其在有关应用技术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面。
在治淮和荆江分洪的巨大工程中，在我们的铁路上，在我们的许多工厂和矿山里，凡是苏联专家到达的地方，他们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他们以忘我的精神，参加我们的工作：
他们大公无私地、毫不保留地把苏联的先进经验，传授给中国的工作同志。
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这值得我们深深感谢，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今年10月03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决议，邀请中国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合作，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中国科学院的扩大院长会议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
从此我们中苏两国科学的合作，必然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加强我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当我们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前夕，当我们需要更坚决地保卫受着威胁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的时候，当我们欢欣鼓舞地庆祝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更确切地认识了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同盟的伟大意义。
我们坚信，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同盟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新华社）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及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青年代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于05日晚七时设宴招待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青年代表，并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
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藏族人民国庆节观礼代表团青年代表尧喜·泽仁卓玛、欧协·土登桑曲、门堆·洛桑旺堆等四十余人，由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乐干泓陪同，出席了这个联欢晚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李昌、候补书记区棠亮和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于北辰等均出席招待。
青年团中央直属机关的男女青年团员代表和中央团校少数民族班的各族学员共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参加了联欢晚会。
李昌书记在宴会上致词，他代表青年团中央向远道从拉萨来到北京的藏族兄弟民族青年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后，使西藏的青年和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了。
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这是毛主席给予我们各族青年的幸福，各族青年应该更加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西藏致敬团青年代表欧协·土登桑曲说：
西藏致敬团来到祖国的首都，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招待，今天又受到青年团中央的招待，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将来回到西藏后，决心要用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的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门堆·洛桑旺堆说：
我们西藏的青年代表，在祖国首都兄弟青年热情地鼓舞下，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愉快。
我们拉萨的青年，已经成立了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我们希望青年团中央能派人到拉萨去领导和帮助我们作好工作。
这时，宴会在欢腾中，为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干杯，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健康干杯，为祖国各民族青年大团结干杯。
青年团中央的女青年代表，并向与会的达赖喇嘛的姐姐尧喜·泽仁卓玛干杯。
最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将青年活动照片、腰鼓、口琴、手风琴、小号等礼品送给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
尧喜·泽仁卓玛代表西藏致敬团青年代表向青年团中央致谢，她说：
我们回去后，一定将这些珍贵的礼品和深厚的友情，传达给全西藏的青年，鼓励他们向祖国的兄弟民族青年学习。
联欢晚会并由青年剧院等演出了各种民族舞蹈与秧歌剧。
在热烈和亲切的氛围中结束。
（新华社）

消灭轻视思想工作的现象
——苏联“真理报”10月27日社论
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和第19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和科学地阐述了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唤起了我党思想生活的强大的新高涨。
我们的干部和全体苏联人民研究了这些历史性的文件，掌握了斯大林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政党，才能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党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便只好摸索着四处徘徊，在自己的行动中失掉信心，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前进。
我们的党过去和现在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在其全部活动中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得我们党能够有决定方向的能力，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见事变的进程，不仅知道事变现在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知道将来它们将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是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
我们的党掌握了已被揭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则，实际地证明了：
社会在法则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着它们，就能够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御”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则方面所发生的情形一样。
规定我们的前进运动的远景和道路的党的将来的计划，是以经济法则的知识为依据的，是以斯大林同志制订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为依据的。
为要顺利地完成这些计划，实现它们，我们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应当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在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日常斗争中由它作出实际的结论。
确定党的主要任务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对于进一步改善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马林科夫同志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说：
思想工作是党的首要职责，不重视这种工作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
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党执行着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关于思想问题的指示，最近期间在思想战线上显著地改进了自己的工作。
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过问，在许多科学部门中已揭露了与苏维埃人不相容的习惯和传统，揭发了关闭批评之门和对待批评采取不可容忍的态度的现象，揭穿并粉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以及各种庸俗歪曲的现象。
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的讨论揭发了各种科学部门在思想方面的严重缺点，推动了批评和意见的争论的开展，在科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直到如今，在许多党组织中还存在着不重视思想工作的现象，因此，这种工作就落在党的任务后面，有些组织中，这种工作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
“我们某些党组织只顾经济事务，——马林科夫同志说，——而忘记了思想问题，它们把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
甚至先进的党组织如莫斯科党组织，对于思想工作也注意得不够。
这就不能不引起不良的影响。
凡是对思想问题不加注意的地方，就给敌对的观点和观念的复活创造了肥土沃壤。
异己分子，形形色色已被党粉碎了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残余分子，都想抓住党组织因为某种原故未加重视，而使党的领导与影响削弱了的那些思想工作部门，利用这样的部门来宣传他们的路线，复活并散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观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组织得更为不能令人满意。
由于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不够以及对于这种工作的内容缺乏监督，书籍、报纸和杂志中以及科学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中常常发现严重的歪曲。
在一些科学部门中，个别科学家集团的垄断现象还没有完全根除，它们排斥生长中的新生的力量，不接受批评，并企图用行政方法来解决科学问题。
我们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对党的首要义务：
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系统地充实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用党的历史经验来丰富自己。
经验证明：
一个领导者只有不倦地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锻炼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式工作者的品质并使之臻于完美的地步，才能胜任我们党的任务。
一个人如果在思想上落后，按照死记的公式生活，丧失对新鲜事物的感觉，不能正确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他迟早终会被现实生活所抛弃。
对干部和所有共产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问题，应当成为每一个党组织经常注意的中心问题。
应当消除组织党的教育工作方面的严重缺点。
第19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要求每个党的机关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候补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的领导，加强对于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
在现代的条件下，当我国在实现着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思想工作的意义就特别增大了。
不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
在思想战线上，特别需要党组织的高度战斗力和共产党员的政治警惕性。
必须对与我们背道而驰的观点、思想和情调的侵蚀展开无情的斗争，这些东西来自国外，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也来自国内，来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集团的还没有被我们党根除的残余。
在苏维埃国家中，社会主义思想占着统治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种思想的牢不可破的基础。
我们党在群众中发扬和培养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各族人民友好的精神、以关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劳动人民。
在对第19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规定各级党组织有任务：
消灭轻视思想工作的现象，为反对对思想上的错误与歪曲采取自由主义与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进行坚决斗争，有步骤地提高和改善我们干部的思想与政治的修养。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文学、艺术并使之达到完美的地步，动员一切政治思想教育的工具，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报刊，来改善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高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第19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是我党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用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无往而不胜的思想去武装我们的干部和所有共产党员，是每一个党组织的首要任务。
提高思想工作的水平，是成功地实现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巨大任务的必需条件。

苏斯洛夫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
苏斯洛夫同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之一。
本文是他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他指出党在进行各种思想工作、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必须时刻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做不调和的斗争；
同时他指出国民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性。
这对我国的思想工作者和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的干部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同志们！
我们党在第18次代表大会到第19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充满了决定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命运的事件。
列宁斯大林的党胜利地走过了这一道路，在自己的史册、苏维埃国家的史册和全人类的史册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灿烂的篇页，这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由于人类的天才、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以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极伟大的智慧领导着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
（长时间的鼓掌）
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和斯大林同志新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给我国展示了向共产主义胜利行进的宏伟远景，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无穷尽的力量和威力，表明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可争辩的优越性。
第5个五年计划规定苏联国民经济新的强有力高涨，它是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的一个新阶段。
计划也规定了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巨大和重要的任务，这也就是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所要谈的。
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全体苏联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强有力高涨，是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
还在一九○六年，斯大林同志便在他的名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中指出，未来的社会“是以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及人们底社会主义意识为前提”。
斯大林同志在新的经典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极重大问题，首先是与苏维埃社会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关的问题，作了全面的和最深刻的分析。
斯大林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从而给了我们党、共产主义社会的全体建设者、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帮助。
（鼓掌）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在这一著作中再次着重指出，作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发展，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活动家的教育，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这样非常注意党的思想工作，顽强地为尽力提高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的缘故。
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我国青年成为具有高度文化和教育、生气勃勃、坚忍不拔、不怕困难和阻碍的人，是以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和公共财产的精神、以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来教育他们。
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争取高度劳动生产率、争取巩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争取巩固和发展公共财产、争取苏维埃国家威力的进一步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
共产主义的建设，在我国并不是以安稳的“没有冲突”的形式进展的，并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的。
非常错误并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在文学和艺术工作人员中间相当流行的所谓“没有冲突”的理论，这种理论给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带来损害，使它们离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和影响的积极斗争，离开反对一切旧的、衰朽的、阻碍苏联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事物的积极斗争。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最反动的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包围，这些集团正在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其中也包括思想准备，他们正在利用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的一切手段来麻醉自己国内的广大群众，并以最卑鄙而又诡诈的谎言和诽谤的毒药来毒害我国社会中个别的不够坚定的分子的意识。
我国社会并不是顺当地前进的，而是在新事物跟过去的为数仍多的仍有生命力的残余作斗争中，跟那些从资产阶级制度承继下来的旧的，有害的、有时是丑恶的习惯和风尚作斗争中前进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
“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消亡着。
但是消亡的东西，不愿意简单地死去，而要为着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坚持自己已经衰败的事业。
“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什么新东西在生长着。
但是生长的东西，不是简单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喧嚷着，叫喊着，坚持自己的生存权。
“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新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底实在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党的全部思想工作，党在以共产主义教育群众方面、在形成我国人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新的崇高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的活动，不能是抽象的，启蒙式的。
这种工作和活动今后也应当针对着跟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跟这种思想之渗入到我国的科学、文学和艺术中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克服和根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加强对各种思想上的歪曲现象的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性。
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对懒汉和公共财产盗窃者的进攻，对官僚主义者和国家纪律破坏者的进攻，对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的进攻，对敌视苏维埃思想和各族人民的友谊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歪曲活动的进攻，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不问政治和缺乏思想的倾向的进攻。
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强有力杠杆，就是国民教育。
党和苏维埃国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对于他们掌握文化的各种成就，表现着毫不减弱的关怀。
在这一重要事业方面，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还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我国就完成了真正的文化革命。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使全体工人和全体农民都成为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
这个任务是顺利地和稳步地实现着。
普及的七年制教育实行了，普通中等教育和专门中等教育大大扩展了。
在扩展和改善高等教育方面，达到了极重大的成就。
高等学校的学生数目，在1952年已达到一百四十万人，比战前多百分之七十三。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国民教育。
统治阶级需要劳动人民的愚昧和无知，以便使他们服从自己，并以残酷剥削的办法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美国的国民教育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在这个国家里，计有一千万以上的文盲；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儿童不能读书。
至于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统治阶级的独占物，劳动人民的孩子是享受不到的。
苏维埃国家每年支出大量款项来发展国民教育，而美国政府却在国民教育破产的情况下，对这一事业拨款不到预算的百分之一。
同时，为了与准备新战争有关的军事支出，今年的拨款却占预算的百分之七十四。
百分之一用于国民教育，而百分之七十四用于军事支出！
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反人民的政策的目的何在。
依据我国在发展国民教育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苏维埃社会在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方面的迫切需要，第19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第5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在国民教育方面提出了新的有极重大意义的任务。
第19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规定：
“到第5年计划结束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共和国直辖市、省和边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大工业中心，把七年制教育完全改为普及中等教育（十年制教育）。
为下一个五年期间在其他城市和农村中完全实行普及中等教育（十年制教育）准备条件。”
由此可见，在这一个五年计划和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的任务是过渡到十年制的普及义务教育。
这个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担负的任务，其意义和规模之大，是无法估计的。
提出这种任务，其本身便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即人民成为主人，而且关心人民、关心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确定不移的法则。
保证我国整个年青的一代能够受到中等教育，就是在完成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使全体劳动人民都成为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方面的一个最重要阶段。
这也是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方面的一大步骤。
十年制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对于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工人阶级的队伍将补充上更加有文化和有教育的人，他们能够迅速地和最有效地利用并推进最新的技术。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在国民教育方面还提出了另一个巨大的任务。
这便是在中等学校里着手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并实行为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所必需的办法。
在新五年计划中，高等专门教育和中等专门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使劳动者不脱离生产而受到教育，扩大函授的和夜间的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以及普通学校的分布网。
完成第5个五年计划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极重大的任务，要求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大大改进自己的业务，并要求地方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在建筑新校舍方面，在训练和再训练教师干部、提高对学生的教育品质方面，以及在全面准备和实行旨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办法方面，都进行巨大的工作。
第5个五年计划所展示的国民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将使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进一步的巨大高涨，将是我国科学、技术、文学和艺术更蓬勃的繁荣的牢固基础。
同志们！
在实现我们党所提出的文化建设及对苏联人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方面，在组织和动员苏联人来完成国家面前的经济和政治任务方面，出版物——报纸、杂志、书籍——具有着巨大的意义。
苏联人民喜爱自己的出版物，并对它提出巨大的要求。
我们的出版物已成长为积极帮助共产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我国的书籍和杂志用几十种民族语言大量发行着。
至于说到报纸，那末仅仅“真理报”现在的发行数额便大大超过了1913年俄国出版的全部报纸的发行数额。
在第5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我国出版物的巨大增长。
这对出版机构以及印刷业和造纸业都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于出版工作人员的，是大大改善出版事业，提高对所出版的书籍的思想内容和印刷装帧工作的责任心，铲除出版思想错误的和粗制滥造的书籍的可能性，可惜这还是常有的现象。
同时应当采取措施来无条件地保证按照计划扩大我国出版业的印刷基础，保证供给我国出版业以现代的具有高度生产率的装备并满足出版局对于纸张的需要。
党所面临的重大任务，迫切要求一切党组织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消除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的并由马林科夫同志在报告中所揭露无遗的一切巨大缺点。
第19次党代表大会各个历史性的决议，约·维·斯大林的卓越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动员劳动人民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五年计划，应当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注意中心。
改进党的宣传事业，是提高各级党组织思想工作水平和顺利完成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切任务的主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是共产党全部政策的科学基础，是劳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
这个学说照耀着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法则，帮助党、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自觉地和巧妙地利用已认识的规律性，以便依靠这些规律性，在最短时期和最小困难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
党为我们干部成功地掌握革命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其总发行量达到五亿一千一百万册。
目前，最完整的和经过缜密编审的第4版列宁全集已经出版，斯大林全集已出版了十三卷，它们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然而，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有了某种推广，可是应该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一事业组织得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斯大林同志在公正地批判党的宣传工作组织中的缺点时，指出了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使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要的起码知识的教材。
斯大林同志提议为党员和候补党员创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级教程。
这种教程的创作，对于我们的干部将有重大的帮助。
进行党的教育，以及监督共产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必要的起码知识，是一切党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然而事实表明，对共产党员政治学习的必要的监督，几乎是完全没有的。
这就是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的另一个巨大缺点，这个缺点斯大林同志也曾指出过。
由于缺乏监督，很多的共产党员算作是自修理论，可是实际上，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没有进行任何提高自己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
任务是在于消除党的宣传事业中的无组织性、自流和缺乏监督的现象，提高各级党组织及共产党员自身对政治学习的责任心，在全部党教育网中有系统地监督党员和候补党员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
应该特别注意改善宣传工作的思想内容，坚决根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教条式的、书呆子式的研究，提高党教育一切环节的课程的思想理论水平。
同志们！
斯大林同志对于党的全部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建设，是亲自特别注意的。
很难举出科学、文化和艺术的一个部门，思想战线的一个部分，不感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鼓舞和指导的作用，不感到他的天才思想的良好的影响。
（鼓掌）
这就保证了顺利完成文化建设、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朽思想的宣传方面的任务。
我们党在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是空前统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享有着全体苏联人民无限的信任。
党实现代表大会的各个历史性的决议，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科学巨匠、衷心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之下，满怀信心地引导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
（长时间的鼓掌）（译自1952年10月13日“真理报”）

中苏友谊发展史
——1952年11月07日在北京各大学教师学生和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苏联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叶菲莫夫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怀着最愉快的心情来向诸位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能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在中国的伟大首都，在古老的、而今天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北京，向我们苏联人民的久经考验的朋友——中国朋友讲话。
首先我要代表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向北京的劳动者致以最热烈的敬意，并祝贺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获得新的成就！
同志们！
当我考虑到，在10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日，我应该对诸位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得出一个结论：
这题目应该是关于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关于这友谊的历史。
因为这种友谊只有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因为这种友谊只有在中国人民获得伟大胜利之后，才进入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而在目前这些日子里，我们正是庆祝两个伟大的纪念日：
在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周年之后，接着又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
现今，苏中友好已经成为保障全世界和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因此苏联与中国的历史科学对于这个伟大友谊的发展历史，对于尽管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集团的疯狂反对但仍不断发展和巩固的两国人民伟大友谊历史，越来越加重视，是非常自然的，合乎情理的。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是苏中友好的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的条件。
10月革命结束了沙皇政权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以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和平政策作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
在谈到我们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的历史时，就不能不提到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伟大的领袖列宁、斯大林，他们从布尔什维克党一成立的日子起，便一再主张，要联合中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反对沙皇政权的政策。
伟大的列宁远在一九○〇年就谴责掠夺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宣布俄国劳动者将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党的布拉格会议祝贺中国的辛亥革命，并指出中国人民负有解放亚洲使命的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
布尔什维克党早在1917年以前所确定的对外政策的各项原则，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在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上广泛而具体地体现出来了。
和平法令以及其他许多极重要的外交文件中都体现了和平政策、民族平等、各族人民友谊合作等原则。
这些原则是举世皆知的，也是我们的中国朋友们非常熟悉的。
这些原则在苏中两国的关系上体现得特别出色。
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2月03日告俄国及东方回民劳动者书中，专门规定了它对东方各民族的政策的以下基本原则：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放弃强盗性的租界，废除与列强之间所签订的旨在侵犯东方各民族国家主权的秘密条约等等。
这样便在伟大的俄中两国人民的相互关系上开始了新的纪元。
那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封锁的火圈之中被拚命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反革命势力所震动，但是仍旧立刻设法和中国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这是一件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事实。
关于这个问题，苏维埃政府曾与当时中国大使进行谈判。
无疑的，假使这次谈判能够成功，那么，早在1918年就能给予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整个体系以致命的打击了。
但是帝国主义者则用尽一切办法，对依赖它们的北京政府施用压力，来破坏已经开始的谈判。
“协约国突然扼住了北京政府的咽喉，重贿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和中国的报界，并迫使中国政府与俄国劳农政府断绝一切关系。”
（摘自1919年07月25日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方政府与北方政府书）
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中国的走狗和军阀们妄想一手遮天，不让中国人民晓得俄国工农获得了伟大胜利的真情。
他们筑起谎言的壁障，以欺骗中国人民。
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伟大胜利的真情冲破了帝国主义用谎言造成的障碍。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在谈到10月革命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的主要实质时说道：
“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使人不得不想起中国伟大革命家孙中山说过的有名的话：
“对于莫斯科所发出的口号来说，距离是不存在的，它们会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传遍全球，并在每个劳动者的心中引起反应……我们知道，苏维埃永远不会拥护非正义的事业。
既然苏维埃支持我们，那意思就是说真理支持我们，而真理是不能不取得胜利的，公理必然战胜强权。”
当时，由于苏维埃人民及其红军对武装干涉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高尔察克被击溃，西伯利亚得到解放，日本、美国及其他武装干涉者快要被驱逐出苏俄的远东部分，就根本改变了远东的整个局势。
这也就是说：
红军在解放自己国土的同时，也举起了各国人民解放、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使他们能从那奴役东方各国人民的外国刺刀和金钱的势力下解放出来。
1919年，苏维埃政府再度努力争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0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向全中国人民及中国的南方政府和北方政府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预言到：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成为自由的人民，以免陷入协约国在凡尔赛所准备好的那种要使中国成为朝鲜第2或印度第2的厄运，那么他们就应当了解，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就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和红军”。
中国的优秀儿女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
起初是中国人民的最先进的代表，而后来则有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开始认清：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苏俄这样一个新的强大的力量。
同苏俄友好以及苏俄的援助对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长期斗争，是能够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以共产党为首的中国一切进步力量所进行的持久的斗争，孙中山的活动，都是使中国人民愈益同情苏维埃人民的有力因素。
当时军阀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
苏维埃人民知道并且清楚地记得：
中国怎样热情和友好地欢迎了第1批到中国来的苏维埃人，北京是怎样热情和友谊地欢迎了第1批到中国来的苏维埃人。
1922年，美帝国主义者在华盛顿会议上更加扭紧了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
在华盛顿又重新大肆宣传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在华统治的政策，首先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美国掠夺和奴役中国的政策。
但是这时中国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它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可以从苏俄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
当时在北京宰制一切的军阀政府（以后在南京宰制一切的政府也是一样）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同苏联进行谈判。
1924年03月，苏中谈判几乎就要胜利完成，在一切条款上都已达成了协议。
但是当帝国主义者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便用尽一切方法破坏协议。
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用最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协议。
军阀政府也就在它们面前俯首就范了。
但是它们这种假想中的胜利原来就是它们的失败。
1924年05月31日，苏中两国签订了协定。
这是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数十年中所签订的第1个平等条约。
这个条约意味着中国在争取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斗争中，就是在国际关系上也能永远从苏联那里得到热情的援助；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这个条约是一个范例，说明一切国际问题都能用友好的方法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条件下求得解决。
这是同苏联对外政策中列宁、斯大林的原则相符合的。
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前，苏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证明，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虽与苏联签订有协定和条约，却在实际上继续进行反苏政策，极力来妨碍两国人民的接近。
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没有能够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中国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两国人民是更加亲近，更加友好了。
在那些年份，两种政策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一种是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对中国人民进行武装干涉，枪杀上海、广州、南京的人民，收买军阀和蒋介石集团的政策；
另一种是苏联的政策，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
远在1924年09月，为了回答帝国主义海军在上海地区集中，以及回答英国向孙中山提出的最后通牒，苏联劳动者成立了“不准干涉中国”的团体，苏联劳动人民满怀热忱地注视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斯大林同志曾有力而明确地表示了我们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态度。
他在1925年12月说过：
“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中国革命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同情中国革命，它正在为了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羁绊下解放出来并且为了把中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而斗争着。
谁要是现在和将来不估计到这个力量，谁就一定要失败的。”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二四三——二四四页）
事情的结果正是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民的正义的事业胜利了！
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是我们帮助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因素。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深刻的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和动力的问题，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意义，革命发展的前途。
中国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向中国的全体劳动者表明了，苏联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
刘少奇同志说：
“苏联人民就在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从来未有的友好的政策，而中国的人民也就开始以从来未有的友好态度来接受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友谊。”
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对苏联进行了无数次的挑衅行为，他们对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们企图破坏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但是，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欺瞒不了亿万的中国人民。
代表中国意志的不是南京的国民党统治者，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民的儿女，他们在南昌和井冈山举起了红旗，南征北战，走遍全国，历经伟大的考验，而终于把红旗带到了北京城。
蒋介石政府的反苏政策在不少的程度上促进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
苏联政府坚决地谴责了日本的对华侵略。
同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抗日斗争以及苏联坚决采取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了当时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话：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结果正如伟大的斯大林所说的一样。
1932年12月中，国民党政府被迫地恢复了对苏外交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两面的、伪善的政策，但中国人民还是进行着正义的解放战争，因此，苏联给了中国以极大的帮助。
毛泽东同志说：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
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中国听说，在汉口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军烈士墓。
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苏联战士们永垂不朽！
在争取自己祖国幸福的战斗中牺牲的，中国人民的光荣儿女永垂不朽！
在第2次世界大战、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的日子里，我们清楚地知道，同我们并肩作战反对侵略者的还有毛泽东和朱德的战士。
同时，不管重庆统治者怎样挑拨离间，中国人民还是清楚地知道，苏联的胜利对于进行正义斗争的中国人民有莫大的帮助。
在1945年08月的难忘的日子里，苏军给与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在那些日子里，有谁同我军并肩作战呢？
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参与了决定性的战斗。
因此，苏中战士在战场上洒的鲜血使得我们的伟大友谊更加巩固了。
苏联向来对中国人民是友谊的。
当中国人民因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进犯而处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时，苏联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在事实上证明了，它对于他国人民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是极为尊重的。
在中国人民获得了伟大胜利后的第2天，苏联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理所当然的。
此后，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中国建立了人民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在远东造成了本质上新的局势：
现时，中国的人民和政府在为巩固中国独立地位的斗争中，在与一切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首先是与苏联采取统一行动的自己政策中，是完全一致的。
苏联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即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看做自己盛大的节日。
苏联人民感到衷心兴奋的，是因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奴役的桎梏，使美国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遭到失败，解除了封建的羁绊，建立了强大的、独立的国家，并为发挥自己所有的一切创造才能，开辟了道路。
在有将近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土上，已经升起了新生活的太阳。
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一支伟大的力量。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再不需要支持了。
斯大林同志讲道：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过去始终需要，而且将来仍然需要国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中国人民在1949年所赢得的伟大胜利，为发展苏中两国人民相互间的信任、同情和支持，创造了无限有力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说：
“现在，从中国和朝鲜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人民民主国家形式的新‘突击队’——现在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这种工作也做得更是蓬蓬勃勃了。”
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02月访问莫斯科，这强有力地表明了我们的伟大的友谊，表明了在反对战争挑拨者、争取和平与世界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中，我们的行动和决心的一致。
1950年02月14日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几个协定，对于争取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事业是一个极巨大的贡献。
这些条约和协定，乃是对一切战争挑拨者的严重警告，它表明七亿人民坚决对抗发动战争的任何企图。
这些条约和协定证明了：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并肩携手，在将来也要为整个进步人类的幸福，为使我们的共同敌人寒胆而斗争。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
它们巩固和发展了苏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关系，因而对全世界的和平事业造成了绝对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以来的三年当中，苏中的友谊一往直前地发展和巩固着。
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苏联和中国互派了数十次代表团，彼此访问。
苏联翻译了几百种中文书籍，其中应当首先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中国出版了大量的苏联书籍。
这里要特别说到，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在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今年秋天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又一次显明地表现了伟大的苏中友谊。
谈判结果，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苏联人民热烈地欢迎谈判过程中所达成的这些协定，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保证。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这种友谊的发展时说：
“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热诚的、慷慨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
苏中友谊是建立在我们争取和平，争取我们两国的昌盛，争取全人类最美好的未来这一共同的切身利益的基础上的。
苏中友谊是不可动摇的，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友谊不只将继续二十五年，不只将继续五十年，而是要永远继续下去的，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拆散不了这种友谊，而这一友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它表现在：
我们的专家到中国来参加工作这点上，表现在我们两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上，表现在中国同志在苏联的欢乐聚会上，也表现在儿童看到我们后对妈妈所说的“苏联”这两个字上。
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一的两国人民所结成的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举。
这个同盟是不可摧毁的，这个同盟是不可战胜的。
任何的战争挑拨者的威胁也恐吓不了它。
它是保卫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的胜利的保证。
人类最美好的未来有赖于这一同盟的坚强和巩固！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把莫斯科和北京看成是自己走向最美好未来的保证。
祝苏中两大国人民的友谊永远巩固！
愿中国共产党所唤醒起来的正在建设新生活的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出现新的建筑！
新中国的生命的青春万岁！
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苏联人民万岁！
我们的导师、全进步人类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新华社）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号召筹备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全日本拥护和平大会在东京举行
【新华社10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致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和平委员会，期望各国人民加紧进行筹备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工作。
电文如下：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和平委员会：
具有重要意义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将于12月12日在维也纳举行。
在10月1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我们全体代表曾一致通过了一项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
我们深信这个大会的召开，在自由和广泛的讨论中，将对世界人民所最关心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求得和平合理解决的办法有所贡献。
现在维也纳和平大会的日期即将到来，为了迎接这个会议，我们热切地期望亚洲、澳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各界人民，各国和平委员会以及各国的政治、社会、宗教团体一致行动起来，加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我们并热切地向你们要求：
（一）向本国的男男女女传达召开这个会议的意义并广泛地展开讨论；
（二）积极地组成尽可能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把没有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也包括进来，一道去出席这次大会；
（三）尽速地把你们的筹备工作情况和代表团组成情况告诉给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我们希望我们共同为胜利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而努力。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秘书长刘宁一
11月10日
【新华社讯】
塔斯社东京06日讯：
10月31日、11月01日两天，在东京举行了全日本拥护和平大会。
大会由著名的工会工作者德永利雄主持开幕。
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的有：
大山郁夫、平野义太郎、高良富、尾形昭二和其他著名的和平人士多人。
参加大会的约有五百名代表，其中包括左派社会党人帆足计、劳农党领袖之一石野久男、共产党代表细川嘉六以及各工会、社会团体和民主组织的代表。
畑中政春在会上做了关于日本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报告。
然后帆足计、高良富、侨居日本的中国和朝鲜居民的代表等都致了贺词。
与会者听取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议的报告。
做报告的有大山郁夫、柳田谦十郎、石野久男、淡德三郎、阿部行藏等人。
大会代表一致拥护这些报告。
工会工作者出田孝一作了有关组织问题的报告，他建议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日本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
接着由平野义太郎报告，他叙述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意义和日本的国内形势。
小林通（译音）就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决议的问题作了报告。
与会者对这些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后大会一致拥护这些报告。
大会通过了告日本人民书、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书、致联合国书、致五大国元首的信、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和其他一些决议。
大会是在代表们积极努力下进行的。
在会上作报告和发言的代表共有一百二十人。

各国人民积极筹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讯：
筹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工作正在加拿大、巴西和比利时广泛展开。
加拿大全国各地正在纷纷推选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七个代表已经选出。
许多工会组织一致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联合电气、无线电与机器工会加拿大分会已推选工会副主席巴瑞为出席大会的代表；
铁路工人也已选出麦克惠尔特为代表；
刚在多伦多闭幕的加拿大毛皮工人工会第5届代表大会，通过了安大略、魁北克、曼尼托巴各省毛皮工人关于推选三名代表出席大会的提案。
大会还通过决议，坚主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并号召加拿大人起来反对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
加拿大各地进行的筹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运动，已成为保卫和平的广大宣传运动，各地纷纷集会讨论与争取和平有关的问题。
在魁北克及四郊举行了许多次和平示威，要求立刻停止朝鲜战争，要求美军退出朝鲜。
在巴西，和平拥护者准备派遣三十个代表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全国各地都在举行集会，传达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关于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并为和平公约宣言征集签名。
由“人民报”发起，并在若干州的进步报纸的支持下，巴西举行了一次全国民意投票，许多政治领袖和公众领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和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这些人中包括国会议员罗沙、总统的儿子鲁特罗·瓦尔加斯、美以美会牧师费利欧、巴伊亚州副州长普布里奥等人。
为了迎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比利时的煤矿工人已在各矿场和矿工居住区组织了许多群众集会。
比利时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指出：
在全国的所有采矿区域，特别是在波里纳吉和列日矿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准备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国工会代表团陈少敏副团长
谈参加苏联庆祝10月革命节典礼的观感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8日讯：
中国工会代表团副团长陈少敏，向塔斯社记者谈参加苏联庆祝10月革命节三十五周年纪念的观感说：
参加伟大的10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庆祝典礼，对我们代表团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们在红场上看见了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这是我们一生中感到很大幸福的事情。
苏军的阅兵典礼是庄严盛大的。
欢乐的苏联人民川流不息地走过了广场，表示了他们对于执行和平政策的苏联政府的爱戴和信赖。
已经开始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在游行中表现了他们在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
所有这一切加强了我们对于世界和平必获胜利的信心。

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失去欺骗作用后
又藉口“不强迫遣返”继续阻挠停战谈判
【新华社09日讯】
美国政府在其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所谓“自愿遣返”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骂而失掉了欺骗作用之后，已经把所谓“自愿遣返”改为什么“不强迫遣返”，并决心用这个实际上是强迫扣留战俘的无理要求来阻挠朝鲜停战的实现。
据美国新闻处报道，在联合国中的美国发言人在07日重申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中的一个“绝对坚定的”因素，那就是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
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硬要其他国家同意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任何稍明事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主张，和它的所谓“自愿遣返”主张是一个东西，无论从法理上和事实上来看，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人人知道，战俘是在拘留方面武力控制之下的人。
对于他们的最人道的办法，也是最合乎他们的要求的办法，就是在停战以后解除这种武力控制，遣返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
正因此，所以日内瓦公约不能规定所谓“不强迫遣返”，使拘留国得以利用“不强迫遣返”的借口来扣留战俘。
日内瓦公约并且为了防止利用所谓“不强迫遣返”的情况发生，而在其第7条中申明：
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战俘的权利的一部或全部。
由此可见，日内瓦公约是绝对反对在遣俘原则中有所谓
“不强迫遣返”或“自愿遣返”的。
因此，美国政府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是毫无法理根据的。
它完全是美国政府扣留战俘的代名词。
美国政府这种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荒谬主张，不但与保障战俘权利的日内瓦公约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完全违反了它自己同意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51款的规定。
这一款规定：
“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须尽速予以释放与遣返。”
拆穿来说，美国政府这种毫无法理根据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的主张，就是企图以此作为幌子，制造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就是强迫扣留战俘。
事实上，和美国政府的谎言完全相反，战俘不是“拒绝遣返”，而是坚决要求遣返。
为了保卫他们被遣返的权利，在美方战俘营中的战俘不顾美国军队和美国特务的镇压和屠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02月18日，巨济岛上美方六十二号战俘营中的全体战俘，反对美方的所谓甄别因此遭到了美方的血腥屠杀，就是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无法隐瞒这一事件的真相。
04月10日，正当美方将被强迫扣留的战俘运到南朝鲜大陆上去时，拒绝被扣留的战俘被打死打伤了六十多人。
这个消息被美方扣压了四十多天以后才透露出来。
在美方拘留所谓“拒绝遣返”的战俘的战俘营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屠杀战俘事件，特别足以说明战俘要求遣返的坚强意志。
美方曾经宣称他们在南朝鲜大陆上拘留的都是“反共”的战俘，但是就在这些战俘营中，战俘仍然因为坚决要求遣返而遭到屠杀。
仅仅根据美方已经透露出来的较重大的屠杀事件就有：
05月20日釜山战俘营打死打伤战俘八十六人；
06月10日巨济岛战俘营打死打伤一百七十余人；
10月01日济州岛上被美方硬说是“反共合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用庆祝祖国国庆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要求遣返祖国的意志，因此被美方野蛮地打死打伤了一百六十五人；
10月28日、二十九及三十等日连续打死打伤一百八十人。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所谓战俘“拒绝遣返”的说法，是多么虚伪与无耻。
事情已经十分明显，美国政府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就是强迫扣留战俘的代名词。
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宣称，他们要实行“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
美国政府企图用“不强迫遣返战俘”的借口，扣留朝中战俘将他们送给朝中人民的死敌蒋介石和李承晚匪帮，以便利用他们来和他们的兄弟打仗，做美国军队的替死鬼。
美国政府的这个恶毒阴谋不仅仅是针对朝中人民的，而且也是针对着全世界人民的。
美国的战争贩子已经实行要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扩军备战，以便利用欧洲人打欧洲人。
如果容许美国政府破坏一切国际公约和惯例，用“不强迫遣返战俘”的借口来强迫扣留战俘，以实现其“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那末，美国政府不仅将驱策亚洲人去打亚洲人，而且将要驱策欧洲人去打欧洲人。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看清美国政府的这个恶毒阴谋而加倍警惕。

美方在蜂岩岛打伤我方被俘人员二十一名
再次证明美方继续在用刺刀强迫扣留战俘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11月06日美方又在蜂岩岛战俘营打伤我方被俘人员二十一名。
这一事件又一次揭穿了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大阴谋。
美方在08月23日曾经宣称设在蜂岩岛上的是所谓“被拘平民营”。
但是据合众社报道，美方战俘营司令部宣布，11月06日在蜂岩岛上被打伤的是“二十一名北朝鲜战俘”。
美方战俘营司令部说，这二十一名北朝鲜战俘之所以被打伤，是因为“被拘平民”举行“示威”。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又一次暴露了美方硬将战俘列为“平民”加以扣留的无耻阴谋。
关于这个阴谋，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关于02月18日美方屠杀战俘事件的报告中，早已承认过了。
在过去几个月中，美方已经将三万八千名这样被硬列为“平民”的战俘，用“释放”为名移交给了李承晚匪帮。
蜂岩岛的事件说明：
虽然扣留战俘的把戏已经拆穿，美方仍然将在战俘“列为平民”，以便源源不绝地将他们送给李承晚匪帮，强迫他们参加侵略战争，去给美国军队替死。
美方战俘营当局像往常一样，不敢透露蜂岩岛上的战俘究竟为什么要“示威”；
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他们的守卫兵叫喊”，究竟是叫喊些什么。
事情十分明显，这是因为被扣留的战俘不甘心于他们的被奴役的命运，坚决要求遣返他们回祖国，因此他们遭到了美方的迫害。
蜂岩岛的事件说明：
美方在其战俘营中仍然在秘密地用刺刀制造所谓“平民”和“拒绝遣返”的战俘，这一事件又一次揭穿了美国政府的所谓“不强迫遣返战俘”原则的彻底虚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