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苏友好月”办公室和广播电台
联合举办特别广播节目
【本报讯】
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办公室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定于本月07日至13日每晚八时四十五分到九时四十五分联合举办的特别广播节目，现已确定如下：
（一）11月07日由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办公室主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讲“我们要加强中苏友谊，要善于向苏联学习”。
（二）11月08日由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讲“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三）11月09日由全国劳动模范、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厂长刘英源讲“苏联先进生产经验在石景山发电厂所起的巨大作用”。
（四）11月10日由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讲“认真学习苏联农业先进生产经验，为争取农业生产的更大成绩而努力”。
（五）11月11日北京学生学习苏联青年座谈会。
（六）11月12日苏军红旗歌舞团在北京表演的实况录音。
（七）11月13日中苏友好文艺晚会（内有诗朗诵、唱歌、快板、曲艺等）。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
钱俊瑞报告“中苏友好月的意义和工作”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开展“中苏友好月”的工作，在03日上午举行报告会，请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报告“中苏友好月的意义和工作”。
参加报告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委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央委员，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首长，首都各高等学校负责人以及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级负责干部二千多人。
参加报告会还有西藏致敬团和中南区民族参观团的人员。
钱俊瑞在他的报告中，详细地讲述了中苏友好合作对于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对于祖国的建设的巨大作用。
他说：
“中苏友好月”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和集中地进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进行关于增进中苏友好合作的国际主义教育，并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工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在祖国大规模建设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中苏友好月”的活动，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来到我国，将使友好月的活动更加丰富和有效。
全国各界人士应积极地参加友好月的各项活动，以达到加速祖国建设和保卫和平事业的目的。
他提议在“中苏友好月”期间以及以后，要着重地做好几件具体工作。
第1、各级干部学习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特别学习斯大林演说和马林科夫的报告。
学习这些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于干部政治水平与业务水平的提高，有莫大的益处。
第2、在各个建设部门要更认真地和更有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对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有特殊成绩的单位或个人，应给以表扬奖励。
在“中苏友好月”里，凡有苏联专家帮助工作的部门都应该作出总结，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苏联专家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加速我们建设工作的进程。
第3、提倡学习俄文。
如果很多人能掌握俄文这个工具，这对于我们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对于中苏两国文化的交流和中苏友好的增进，都将发生极大的作用。
最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创造了速成专业俄文阅读法，收效很大。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希望各方面大力提倡。

全国热烈迎接“中苏友好月”
民盟和民主促进会号召各级组织积极参加
【新华社03日讯】
全国各城市人民正热烈紧张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中苏友好月”。
许多城市已经呈现了欢乐的节日景象。
重庆的一万多人宣传大队即将开始活动，市区各商店橱窗都已布置了有关苏联的各种图片。
在迪化市的街道上，中国影片公司新疆办事处及各电影院组织的宣传车和贴满庆祝口号的公共汽车，来往奔驰；
市民秧歌队以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妇女的民族歌舞队，也纷纷出动，向市民宣传苏联对我国人民真诚无私的援助，并散发宣传品。
曾经到苏联访问过的广东省农民代表汪汉国等，正在热情地向广州市民作访苏报告。
各大、中城市预购苏联电影座券的非常踊跃，三十多万人口的昆明市已有十五万多人登记。
各地工人更满怀热情地展开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运动和增产竞赛。
重庆一零一钢铁厂许多生产小组举行了座谈会，回忆苏联专家对该厂生产技术上的帮助。
会后，该厂炼钢场展开了学习苏联“快速炼钢法”的生产竞赛，使每炉冶炼时间平均每日缩短了三小时，并创造了最新纪录；
铆工场的工人也学会了苏联“双手电焊法”，使生产速度提高一倍。
新疆省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工人和干部正普遍学习俄文，并展开向苏联专家学习生产技术的运动。
西安市总工会正组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显著成绩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演，以推广苏联先进的生产经验。
迪化市的工人们为了感激苏联专家的帮助，不仅以开展生产竞赛的实际行动来迎接“中苏友好月”，并且还写信给苏联专家表达衷心的爱戴。
各地人民正在急迫地盼望着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到来。
在很多城市里，人们纷纷向当地的中苏友好协会探询苏联代表的消息。
武汉市的车站已经装饰起来；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机务段也特地为亲爱的苏联朋友准备了两台机车，油漆刷得十分光亮美观；
迪化市各族工人组织了四个腰鼓队和两个歌舞团，正在排演本民族的精彩节目，准备在中苏友好活动中向苏联友人献歌献舞。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分别号召各级组织积极动员全体盟员和会员，投入“中苏友好月”运动。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于11月03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
会议通过了关于举行“中苏友好月”发给全盟各级组织的指示。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民主同盟总部“中苏友好月”办公室，并订出了推进“中苏友好月”的工作计划。
民主同盟在给各级组织的指示中，首先要求各级组织必须重视“中苏友好月”运动，将这一运动作为当前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指示继要求全体盟员必须在这一时期深刻地体会中苏友好的意义和一边倒的真理，加紧学习苏联国家建设的经验，学习苏联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学习苏联文学、艺术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贯彻我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
指示并要求各级组织配合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及地方协商委员会、抓紧时间，动员盟员及群众，积极布置并参加各种庆祝会，热烈招待苏联代表及专家。
并在这一时期，广泛联系文教界群众，举行各种座谈会、讲演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向各级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教育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进一步认识10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认识苏联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从具体事实中体会中苏友好愈趋巩固和发展，中苏同盟的力量无敌于天下；
介绍苏联伟大的建设成就，掀起进一步学习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的热潮。
通知并要求：
在条件许可下，举行小型庆祝会、报告会、座谈会，内容应结合会员和群众的需要，除一般性宣传外，如在中小学教师中应多注意介绍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谈一谈他们在教育改革中亲自体会苏联给予我们的无私的援助。
此外也可以组织他们写文章在会刊或其他报刊上发表，发动他们学习“中苏友好月”文件及报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及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也可结合着学习；
其他如组织他们看苏联影片、收听“中苏友好月”广播节目、举办苏联图片展览等，都可配合当地机关统一布置进行。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
波兰代表支持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于10月31日、11月01日继续辩论朝鲜问题。
在10月31日的会议上，澳大利亚、荷兰、希腊等国的代表发言支持美国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立场和提案。
比利时代表也表示一般地支持美国的立场。
在11月01日上午的会议上，波兰外交部长斯克列杰夫斯基发言。
他警告说：
美国的建议会使朝鲜战争拖延下去。
每个真想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人一定会支持苏联的建议。
在艾奇逊为了辩解美国态度而不惜歪曲事实的演说里，找不到任何能促成和平的意见。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负有侵略朝鲜的责任，它现在正百般阻挠这个战争的和平解决。
斯克列杰夫斯基指出：
在板门店谈判美方代表拒绝继续进行谈判之后，美国又拒绝北朝鲜参加本届大会的辩论，这就最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立意阻挠和平解决。
斯克列杰夫斯基在列举美方所进行的炮轰中立区等挑衅行为后，说明了美国怎样使战俘问题成为缔结协议的障碍。
他指出：
所谓不准“强迫遣返”的原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美军残酷屠杀战俘的事实就充分暴露了这个问题的荒谬性质。
若是战俘真的不肯回家，那么美军是用不着用坦克和喷火器来打破他们的反抗并强迫他们拒绝回国的。
斯克列杰夫斯基在发言结语中要求大家支持苏联的建议，否决美国的提案。
在11月01日上午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国民党分子叶公超以及新西兰代表和瑞典代表，他们都表示支持美国的提案。

庆祝伟大光荣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李济深
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以无比的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来庆祝伟大的苏联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伟大光荣的纪念日里，我们回顾过去三十五年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眼见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日益壮大，真是感到无限兴奋。
我们不能不向伟大的盟邦——苏联——表示无限的敬意。
在这个伟大光荣的纪念日里，我们回顾过去三十五年来苏联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始终不渝的同情和支援，眼见三年来我国经济在苏联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下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真是感到无限的兴奋。
我们更不能不向伟大的盟邦——苏联——及其伟大领袖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来，由于帝国主义残暴势力的侵入，中国长期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孙先生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遭受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到了后来终于找到“走俄国人的路”发出“以俄为师”的号召，并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正确的政策。
这一切固然表现了孙先生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前进的精神，但是苏联10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苏联在各方面对于孙先生革命事业的影响与帮助，却是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明确地指出：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10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欢迎10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又说：
“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0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三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并且也深深体会到：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
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种种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民革命所以能获得今日的伟大胜利，是与苏联10月社会主义革命所给予的影响分不开的，是与苏联人民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长期地给予中国人民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援助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中，我们伟大的祖国，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大公无私的、兄弟般的亲切的援助。
这些援助不仅帮助我们巩固了我们的胜利，保卫了我们的胜利果实；
并且帮助我们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为及早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远大前途打下良好基础。
三年来，苏联在外交上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也不断地大力援助了我们。
1950年02月14日中苏两国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盟约的签订，一方面更加巩固和发展了中苏两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加强了我国安全的保障。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战场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一直在叫嚣着要扩大朝鲜战争。
但是他们始终不敢贸然发动对于我国全面的武装侵略。
其原因就是恐惧中苏友好同盟的强大。
三年来苏联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也给了巨大的援助，苏联给予我国以三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使我国在解放之后建国之始，能立即得到经济建设上所急需的各种机器设备与器材，能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当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时候，由于我们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及交换货物协定，我国在对外贸易上不但未受到任何影响和困难，反而大大发展，并且出现了七十三年来所未有的出超情况。
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大吃一惊，叫苦连天，因为它已自食其“封锁”和“禁运”的恶果了。
此外，苏联技术上的援助对于我国建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年来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困难问题，加速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并帮助我们建立起崭新的现代化工厂企业，同时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建设人材。
这一切充分表明了苏联人民的高贵的友情。
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友情的。
在文化建设上，苏联对于我们的援助也产生了极大的成效。
三年来，苏联应我们方面的邀请先后派了许多学者、专家前来我国讲学，向我国人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苏联的先进学术思想；
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也介绍了许多先进经验。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创立了完全新型的中国人民大学。
学校的教育方针就是“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可以说，三年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是惊人的，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
这些进步与发展是与苏联学者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即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人民也都在准备着迎接这一巨大建设的高潮，事实告诉我们，学习苏联的先进建设经验是我国建设胜利的保证。
正如刘少奇副主席所说：
“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
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
三年来我们学习了苏联的先进建设经验，所以无论在工业生产上或农业生产上，都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获得了惊人的成绩；
今后我们更要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伟大建设任务的完成。
苏联人民业已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现正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只有向苏联人民学习，学习他们忘我的劳动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一切先进经验，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精神；
我们才能保证胜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国家。
解放后的中国人民从自己的革命斗争与胜利过程中，更能认识到苏联对于中国人民的援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至公无私、正大光明的。
这不仅可从过去铁一般的事实中得到证明，而且从苏联这一伟大盟邦立国的精神上以及它对外所采取的
“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外交政策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深刻地了解到苏联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即是说它已消灭了一切剥削和奴役的思想根源。
所以，苏联对于我们的援助，必然是也只能是以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精神来进行的。
这和过去美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华”其名侵略其实的行为，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是绝无相同之处的。
中国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头脑是清醒的，对于朋友的至诚无私的援助，是极力的欢迎和衷心的感激；
对于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华”，假仁假义口蜜腹剑式的“援助”，是深恶痛绝、极端反对的。
毛主席已明确地指示我们：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这对于全国人民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学习的方向和努力的依据。
兹当苏联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回想光荣的过去，瞻望胜利的将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对于这一伟大光荣纪念日欢呼庆祝的重要意义。
斯大林大元帅最近在联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曾这样亲切地指出：
“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过去始终需要，而且将来仍然需要国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自然，我们的党不能不报答兄弟党。
它必须也给它们以支持，同时必须给它们的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它们的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以支持。”
“产生这种互相支持的特点是因为：
我们党的利益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融合在一起的。”
让我们本着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加强向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学习，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亲密无间的友谊，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
共同打倒战争制造者，共同为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而奋斗。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第1个近代化的亚麻工厂——哈尔滨亚麻厂，已经开始生产。
这座工厂是采用苏联制造的新型机器建成的。
这位苏联专家舍利阿夫同志正在向我工人毕振远讲解浆纱的原理。

我商务代表团抵苏
【新华社莫斯科03日电】
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领的商务代表团已在02日乘飞机抵达莫斯科，就1953年我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问题举行谈判。
到机场欢迎的有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洛夏科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米古诺夫，苏联对外贸易部交际司司长罗班诺夫斯基、东方司司长斯拉德考夫斯基、成套设备司司长拉伏里晓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巴斯托耶夫、第1远东司副司长里多夫斯基，对外贸易部东方司中国处处长舍尔比纳。
到机场欢迎的并有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戈宝权、商务参赞李强和徐达深，以及08月间到苏联的我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顾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秘书长宋劭文和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王诤。

推行苏联先进炼铁经验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谷峰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两年来经过全体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炼铁方法上的两项重大改革，即推行“全风快料顺行法”和“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
这是在我国钢铁工业上运用和推行先进的苏联科学技术所获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全风快料顺行法的推行，大大提高了这个炼铁厂的生铁产量。
炼铁厂各个高炉有效容积的平均利用系数，已由1950年的一点二○九，降低到今年09月份的零点八六六，生铁的平均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九；
炼一吨铁所用的焦炭平均比率，也由1950年的一点零六八，降低到今年08月份的零点八六六。
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成功，给我国利用贫矿石炼铁和缩短炼钢过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现在这个炼铁厂的所有高炉，已能普遍地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
烧结矿的使用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低矽铁的生产也达到了生铁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而且产品的质量很好。
如行政方面规定一级制钢生铁的含矽量至多不能超过百分之零点九，但各个高炉已能经常降到百分之零点六左右。
同时，由于这些试验的成功，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于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更进一步提高了，因而更多的苏联先进技术，如保护出铁口、炉顶调剂法以及蒸汽鼓风等，都很快地在鞍山钢铁厂推行并获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苏联先进经验在这个炼铁厂开始推行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的实验工作，是和陈旧、保守的资产阶级技术观点进行了一场斗争，才取得胜利的。
早在1950年08月，中央重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来到这个厂时，曾经提出在高炉使用“全风快料顺行法”的建议。
苏联专家指出：
如果使用每分钟等于高炉有效容积二点二倍的风量炼铁，再加上原料大小均匀和下料均匀等方面的配合，生铁的产量就会迅速提高。
可是当进行实验时，却遇到了某些技术人员保守思想的阻碍。
有些技术人员说：
“增加了风量，原料在炉内还原、熔化的过程容易波动；
炉内的变化情况不稳定，铁的产量和质量就要受到影响。”
也有的人说：
“风量增加，焦、铁的比率随之提高，就会提高了炼铁成本。”
总之，这些技术人员认为：
高炉的产量已经“到了顶”，增加这样多的风量，在英美的炼铁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炼铁厂经过数月的实验，各高炉执行全风量操作的结果，有效利用系数和焦铁比率大大降低，生铁的产量提高了。
在推行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先进经验中，所遇到的思想抵抗也是十分顽强的。
这个地区的铁矿多为贫矿，含铁成分少，不能直接投入高炉炼铁。
过去炼铁使用的矿石原料，大多是由贫矿石经过配制的团矿，成本既高，铁的含矽成分又多。
1950年09月，苏联专家详细地研究了这个炼铁厂的情况以后，根据苏联某些炼铁厂的经验，提出大量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建议。
苏联专家指出：
如果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成功，就能够从炼铁原料和炼钢过程两方面一齐改进生产。
从炼铁原料来说：
这个炼铁厂原来是使用大量团矿炼铁的，团矿和烧结矿虽然都是由贫矿石经过选矿制成，但团矿的生产成本要比烧结矿高百分之四十。
因为团矿成型手工复杂，烧成时间长；
而烧结矿的烧成时间短，并且可以利用机械化的方式生产。
从炼钢过程来说：
用含矽过高的生铁炼钢，必须先经过预备精炼炉的精炼，降低铁的含矽成分。
如果制炼含矽在百分之零点九以下的生铁成功，炼铁厂就可以直接将铁水送到炼钢平炉，从而缩短了炼钢的生产过程，可以降低炼钢成本百分之十。
炼铁厂的领导方面，决定在某号高炉进行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试验时，厂里的某些技术人员，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就在该厂工作的某些工程师，都认为这种试验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他们记得：
在伪满时，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这个炼铁厂后，就着手进行过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试验，但他们每次的试验都宣告失败了。
日本人把这个地区的矿石拿到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去研究，并且还特别邀请了美国的炼铁专家。
然而结果仍是一样，美国炼铁专家得出来的所谓科学的结论是：
“这个地区利用贫矿石炼铁，一定要走团矿的道路。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种烧结矿，比这个地区的烧结矿更不适宜炼铁的需要了。”
至于制炼低矽铁，这些技术人员也还清楚地记得：
日本人经过多次研究试验的结果，用烧结矿炼出的制钢生铁，一般含矽量经常高在百分之一点二以上，不能直接炼钢。
因此日本人断定这个地区的矿石特殊，不能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
最后，他们不得不以使用团矿为主；
炼钢厂也不得不采用“双联炼钢法”了。
在试验期间，这个炼铁厂的领导方面，除把有关的技术人员，都集中到实验工作的岗位上来，还发动与组织了原料、送风、工务等部门进行配合。
他们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的精神，又把实验工作分成两个步骤：
第1步是试验用烧结矿，第2步是制炼低矽铁。
这样，经过数月的反复研究，实验，这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改革，终于获得了成功。
过去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专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却变成了事实。
苏联的先进经验，为什么能在这个炼铁厂得到广泛地推广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厂的党和行政方面的领导干部，相信苏联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具有坚持推行苏联先进经验的信心，并且在试验中，能够及时地解决各种思想与技术问题。
例如在推行“全风量操作”和“使用烧结矿制炼低矽铁”的初期，由于实验人员缺少经验，操作不够熟练，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故，甚至暂时地影响了铁的产量。
这时，某些技术人员就徘徊、动摇起来，有的说：
我们的炼铁厂毕竟不是苏联的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呀！
设备落后，无法推行；
有的袖手缄默，甚至建议“停止推行”。
可是这个炼铁厂的领导干部，并没有被这些悲观失望的论调所动摇。
他们相信：
只要及时地注意解决实验中的各种困难，坚持下去，实验是一定会成功的。
于是，他们一方面组织了中共党的组织、青年团和工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广泛地宣传实验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批判了某些技术人员陈旧的保守思想；
另一方面，他们把厂里一部分优秀的技术人员与有经验的老工人，组成一个核心，专门负责实验工作。
同时，他们又规定厂里的技术座谈会、技术研究组和生产汇报会议，都围绕着技术改革的实验而进行工作。
这样，在实验中所遇到的思想障碍与技术困难，就得到了及时的解决；
从技术改革的具体操作到技术检验，从原料的供应、管理到各种设备的检修，都有力地配合了实验工作。
推行苏联先进经验获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到试验操作；
从试验操作到全面推广的整个过程，这个厂的行政领导方面，都预先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计划与制度。
同时他们在推行这些先进经验中，还注意了发现与总结本厂职工新的技术改进，将其增补到技术操作规程中公布全厂执行。
这种计划性与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对于推行与巩固先进经验，起了重大的作用。
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在这个炼铁厂显示出的辉煌成就，再一次证明了：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正确和具有无穷创造力的科学技术。
同时他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只有彻底肃清资本主义腐朽的技术观点，用社会主义先进的技术理论武装自己，真正和工人结合并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才会在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中作出辉煌的业绩。

苏联影片源源运抵北京
我国六十六个城市将同时展览
【新华社03日讯】
参加“中苏友好月”苏联影片展览的影片“拷贝”及宣传品共约二十余吨，正由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和苏联国营民用航空公司的专机从莫斯科往北京赶运中，至03日下午止，彩色影片
“拷贝”约有百分之七十已运抵北京，正由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分发各个举行影片展览的城市。
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总公司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对于这次影片“拷贝”的供应，尽了最大的努力。
苏联电影制片厂在四十多天以内完成原有任务外，并且洗印了向中国输出的一千五百多个“拷贝”。
我国东北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经过了紧张的突击工作，也都提前完成了译制任务，于09月25日前将全部“华语对白”的译制素材完全运往莫斯科。
（又讯）举行苏联影片展览的城市，除原计划的五十七个城市外，现又增加了辽阳、辽源、延吉、鹤岗、承德、阜新、四平、常州、宁波九个城市，共计六十六个城市，三百二十一家影院。
同时，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放映队将在“中苏友好月”进行活动外，各地还动员了约一千个放映队，准备到工厂和农村中放映苏联电影。

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等在京游览
【新华社03日讯】
03日上午，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部分团员游览了北京名胜北海。
下午，苏联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苏军红旗歌舞团全体团员游览了北京名胜天坛。
陪同游览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诗人艾青，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考古学家郑振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组织部副主任曹孟君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屈武。

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推行苏联先进经验
大型高炉炼铁创造全国新纪录
【新华社03日讯】
国营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在推行苏联“全风快料顺行法”等先进的操作法中某号高炉在10月份创造了大型高炉炼铁的全国新纪录。
高炉有效容积平均利用系数降低到零点七，29日的利用系数更降低到零点六零二，一级制钢生铁也达到了产品的百分之百。
该炉这次所达到的最高纪录比推行苏联炼铁操作法以前1950年的平均利用系数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四（1950年平均利用系数是一点一四六）。
铁的日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九十点六，达到了该炉原来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百十六。
焦炭与铁的比率也由1950年的一点零七二降低到零点七二。
该炉这次所创造的新纪录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同样高炉的产量，达到了苏联同样高炉的炼铁水平。
这是我国炼铁工业上一个新的胜利。
目前这个高炉的全体职工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国三十五周年和“中苏友好月”已重新修订了第4季度的生产计划，他们保证从继续学习苏联先进的炼铁操作法中进一步提高产量，全部消灭废品，使一级制钢生铁达到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争取提前十一天完成全年的国家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

克服盲目性，做好工业生产中的供销工作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大部分国营企业都提高了产量、质量，降低了成本。
为国家积累了财富，也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经验。
但是，也有些工业领导部门和厂矿，因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全面认识不够，他们只重视生产，忽视供销工作，造成了停工待料与产品积压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钢铁、水泥、木材、煤、机器制造等业中都存在着，虽然其严重程度不一，但都已影响到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举例如下：
一、原料供应和生产脱节。
有些单位在订生产计划或布置生产任务时，没有考虑原材料的来源，没有吸收供应部门的干部参加，以致中途原料供应不上。
如唐山钢厂转炉钢的产量日增，低磷生铁的需要量较原订计划增加了三分之一。
但该厂在编制生产计划时未作充分考虑，以致订货数量不敷需要，仓库里没有一定数量的储备量，已争取到的订货，该厂又未能抓紧时间办理运输，转炉只好停工待料。
北京琉璃河水泥厂，也因为没有考虑到炉渣（混合水泥的一种原料）的供应不足，以致混合水泥的生产经常停工。
太原机器厂大量接受了截煤机的订货，但忽略了滚珠轴承的供应，使全部制成的截煤机因没有滚珠轴承而不能投入生产。
在电机制造方面，也因订货时各部门配合不够，矽钢片供应不足，因而限制了电器工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二、产销不平衡。
有些企业由于对销售工作的忽视，发生了一些产品积压的现象，同样影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1952年基本建设的进度落后于木材的采伐。
在有些地方盲目地采伐与盲目地加工之下，一部木材规格品种不切合实际需要，因而部分不适用的原木与制成材长期不能脱售，加之保管不善，虫蛀腐朽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有些企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在订生产计划时，没有考虑国家的需要，盲目生产。
因此，很多产品因规格不合，没有销路。
其他如化学工业的硫化青，轻工业制品的车胎、麻袋，同样因为销路的迟滞而不能大量生产。
还有些企业，由于单纯利润观点，也造成了产品积压。
如麻袋、汽车轮胎因为价格过高而滞销。
西南、华东的钢材，东北的机器，也因为价格高、质量低及不合规格，影响了产品的推销。
产生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增产节约运动的方针。
这就是在制订计划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必须根据各厂矿的不同情况，具体规定本单位的奋斗目标：
凡材料供应、产品销路都没有问题的产品，应首先增加产量，同时注意质量和成本；
材料供应有困难而销路没有问题的产品，应节约原材料或选用代用品，从节约原材料中争取增产；
凡原材料供应、产品销路都有困难的产品，应设法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克服供、产、销脱节现象，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1、必须树立全面的生产观点，要像重视生产一样切实做好供销工作。
因为没有供销工作的有机配合，生产也不会发展的。
在供销工作中，首先要做好材料供应工作，特别要注意经济地利用原材料和节约原材料。
例如铜，是当前比较缺乏的物资，但我们有些单位只要用到铜的时候，一律要求使用电解纯铜；
有些建设部门，依然用铜制品装配门窗，形成浪费。
又如橡胶，我国大部依靠进口，而我们对橡胶的合理使用是很不重视的。
有些轮胎工厂得不到好的橡胶，而一些制鞋工厂却用以制造透明底的胶鞋。
同时对废胶的回收再制，也未普遍引起重视，致使大批废胶在无形中浪费掉了。
这都不符合增产节约的要求，应引起我们注意。
第2、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有些企业，只单纯的追求产量数字，对提高质量与降低成本则很少考虑，以致影响产品的销路。
济南的一个机器厂的领导干部不重视质量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他们说：
“第1要‘像’、第2要多”。
在这个方针下，生产出来的许多机器，长期卖不出去。
又如井陉原煤，为钢铁工业的主要原材料，1950年保证灰份在百分之十六点五以下，1951年则提高到百分之十九，1952年改为供应混煤，灰份竟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原煤灰份的增加，对生铁的产量有很大影响，原煤灰份每增加百分之一，便会减低生铁产量百分之二；
且因杂质关系，直接间接均会影响到生铁与钢材的质量。
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还须注意到成本的降低。
如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注意产品数量，不注意质量和降低成本，那就是生产越多，浪费越大。
第3、改进技术，增加品种。
对原材料供应与产品销路均有困难的产品，必须改进技术，增加品种，才能适合目前需要。
如唐山钢厂试验表面吹风碱性转炉炼钢法的成功，使用碱性生铁直接在转炉内冶炼成钢，不但解决了低磷生铁的供应问题，且使产量提高了二倍，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十四点六。
又如球墨铸铁与密烘铸铁的试制成功、一万五千千伏安变压器、一千五百马力电动机、三千瓩以上水力发电机等产品的创制，均给产品扩大了销售的道路。
这都说明了只有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改进技术，扩大品种，才能增加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创造更多的优越条件。
第4、必须克服盲目经营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
单纯追求利润的思想，还在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着。
有些厂矿的领导干部，忽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品的降低，却故意把产品价格提高，企图从中取得高额利润，以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
有些企业领导干部，没有有计划地配合实际需要增加品种，改进技术，也不愿接受可能进行试制的新产品的试制任务，和改变不符合需要的产品的规格，这种单纯追求利润的思想和保守思想，是极端错误的。
它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计划管理是根本矛盾的。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才能加强供、产、销的计划性，做到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
这样，才能完满地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

克服等待思想，加紧进行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
1952年只剩下两个月了。
各地正在紧张地为明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准备。
经验已经证明，准备工作作得好坏，是基本建设工作能否做好的一个主要环节。
今天，我们介绍了阜新矿务局怎样进行1952年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准备工作作得好的例子，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阜新矿务局去年的准备工作所以做得好，首先是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了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克服了等待思想。
他们善于从已经作过的工作中寻找规律接受教训，以积极主动的精神代替等待思想，凡是当时可能进行的工作就抓紧进行；
凡是需要等候上级决定的，也先作充分准备，以便上级决定后立即展开工作。
因此阜新矿务局1952年的基本建设工作，就摆脱了盲目被动的局面。
其次，就是他们善于抓着工作的主要环节。
阜新矿务局基本建设的任务很大，应该做的准备工作很多，究竟应该从何着手呢？
阜新矿务局把所有的工程以及每项工作都排了队，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由于运用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就保证了他们能以集中使用力量，克服忙乱现象，使今年的基本建设工作能顺利进行。
再次，就是阜新矿务局去年的准备工作，一切依靠群众。
基本建设工作复杂，领导方面又缺乏经验，如不教育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准备工作，不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不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作是无法做好的。
阜新矿务局由于依靠了群众，不但克服了设备、器材准备的困难，并且制定了平均先进定额，保证了计划的合理和切合实际。
但是，现在也还有许多单位，他们虽然也知道明年基本建设的任务繁重，可是还在那里“等待”和“拖延”，没有把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当成目前的首要任务。
有的单位还只是忙着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把日常生产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或者把生产与基本建设工作同等看待，以致基本建设工作被一拖再拖；
有的单位还在那里叫喊力量不足，只知向上伸手要人，而没有决心从生产岗位上将最有经验的最强的干部调到基本建设岗位上去；
有的单位，还在等待确定计划、等待订货而没有抓紧时机，进行可以开始进行的准备工作………。
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都应该赶快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克服困难，立即行动起来。
今年多做一分准备工作，明年就可减少十分困难。

公文是否可以多用条戳
编辑同志：
我们在去年中央政法部门举办的反文牍主义展览会里，看到“少盖大印，多用条戳”的好处。
平时，我们做文书工作的就感到盖大印的手续的确麻烦。
倘使机关副首长多一些，签署名章就有一大堆。
这样不但浪费人力、物力，同时因为层层核签，也延迟了封发时间。
但是，许多同志却觉得公文上如不盖大印，就“不正规”、“不大方”；
拿着没盖大印的公文向旁的机关接洽事情，也不被重视，甚至被碰回来。
如一次我们局里派一个同志到东北某厂接洽公事，拿了一份盖条戳的公函去，该厂即硬要我们换盖大印才给办事。
还有一次，我局某单位办了一份盖条戳的介绍信向上级机构接洽一件普通公事，某科长核阅时，即认为“不郑重”，要改用大印公函。
据我们所知，这并不是个别情况，这种思想是普遍地存在于一般同志的脑子里的。
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公开批判这种看法。
我们做文书工作的，也应该弃除保守思想，认清多用条戳的好处，并进行宣传，使一般机关工作人员都改正那些旧的看法。
中央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文书科
编者按：
这个建议的精神是好的。
不过条戳的使用应有一定的范围。
如一般的商询、催办、介绍和简单的答复等例行公事，都可以使用条戳；
至于对上级的重要报告、对下级的重要指示、批复和其他重要的证明或决定之类的文件，还应该用方印。
关于签署问题，由于我们今天的机关是首长负责制，用方印的文件，副职首长似可不必副署。

国营黄泛区农场工人屈应理
创造十小时四十分摘棉花
三百十四斤的新纪录
编辑同志：
国营黄泛区农场今年试种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亩棉花。
根据目前收花情况估计，每亩平均可收籽棉一百八十斤。
怎样把这许多棉花及时收摘下来呢？
这已成为当前全场工人最关心的问题。
在摘棉竞赛运动中，第1生产队工人屈应理首先创造了新纪录。
10月13日那一天，他在十小时四十分的工作时间内，摘棉三百十四市斤，比一般工人的平均速度提高了二倍多。
这个新纪录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屈应理说：
“我什么秘诀也没有，我在摘棉的时候，总在想怎样才能摘得更多。
我想：
一个人有两只手，可是我们摘棉是一只手为主，一下只能摘一朵花。
我又想，我有两个眼睛和两条腿，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呢？
如果把眼睛、手、腿都使用得好，一下子就能摘完两个棉桃，那样，摘棉速度就可以加大了。
我开始使用新的摘棉方法。
我把全部精神都放在摘棉上，心里不胡思乱想。
眼睛集中到花絮上，挑出熟花。
双手齐下，光摘花不摘铃，免掉去壳耽误的时间。
棉铃分五瓣的就用五个手指摘，每个指头按住一瓣花，再集中力量扯下来。
棉铃分四瓣的就用四个手指摘。
这样，我的摘棉效率就提高了，我得到了摘棉质量好、数量多的成绩。”
现在这个先进的摘棉方法，已在全场推广。
第1生产队已涌现出许多摘棉能手。
张义法十时四十分摘棉二百九十五市斤。
李根美十时二十分摘棉二百八十五市斤。
第5生产队郭合荣三个小时摘棉六十市斤。
到10月15日，张顺又创造了更高的纪录。
他在十时四十分内摘棉三百二十八市斤。
现在各国营农场和农民正在收摘棉花，我们特别把屈应理的工作方法介绍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冷泉

山东矿务局洪山煤矿山三井五四采煤队
实行双循环作业产量提高生产管理有改进
山东矿务局洪山煤矿山三井五四采煤队，从去年06月开始试行双循环作业以来，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设备利用率，整个工作面的管理工作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目前正在进行三循环作业的试验。
去年06月以前，山三井虽有一千二百吨的提升能力，但是产量却没有这样多。
原因是煤层薄（仅一点一公尺厚），工作面少（当时只有两个）。
如果要提高产量，按原来的办法，就须要增加一倍的工作面。
而工作面的增加，也就要增加机械设备和管理人员，势必形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该矿领导干部和工人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终于找到了门径，这就是增加循环次数，改单循环作业为双循环作业。
也就是说，要在同一时间内增加采煤次数。
在采煤工作面上，割煤机拉一次槽，各工种的工人把这一槽子煤采完、运完，并做完一切配合工作，叫做一个循环。
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完一个循环叫做单循环作业；
山三井五四采煤队原来就是单循环作业。
要在二十四小时中做到两个循环，当然是不容易的，工人的操作技术必须十分熟练，工具器材要供应得及时应手，各个工序要紧密衔接动作协调。
五四采煤队在实验双循环作业的过程中，曾经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去年06月开始试验，到今年06月已逐渐走上正轨，并收到了显著的成绩。
根据五四采煤队的经验，双循环作业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实行双循环作业后，采煤进度快，顶板悬空的时间缩短，下落的危险减少，进一步保证了安全生产。
同时支柱的损失也大大减少，支柱回收后能再度使用者，过去是百分之二十，现在已达百分之八十五。
二、产量大大提高，1951年上半年单循环平均日产二百七十一吨，而1951年07月至今年06月试行双循环作业的十二个月，总平均日产量已达四百四十五点七六吨，产量提高百分之六十点四九。
三、提高了机械设备利用率。
过去单循环时，割煤机每日平均工作量是一百八十七平方公尺，1952年上半年，每日平均完成三百零一点三七平方公尺；
电溜子运输能力也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四、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工作面每人平均生产效率从单循环时每天二点五吨提高到四点二四吨，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二。
五、工作面推进得快，缩短了巷道维持时间，节省了大量的维持费用。
随着先进生产方法的推广，推动了生产管理工作的改进，使生产管理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第1、解决了顶板管理问题。
过去，山三井是采取部分充填的办法，来支撑已采区的顶板，减轻采煤面顶板的压力。
由于各种原因，顶板常常破裂，木柱压断很多，工作面经常受到顶板的威胁，工作忙乱被动，循环作业常常中断。
采用双循环作业后，工作面推进速度加快，充填工作跟不上，困难就更多了。
根据这种情况，山三井的领导干部对顶板性质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处可以实行大冒顶的自然陷落的方法。
但是这一意见，最初曾经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
在党的领导下，说服了不同的意见，在试验的过程中又研究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断地吸取工人群众的意见，终于逐步由人工放顶改为自然陷落的方法，而且获得良好的结果。
工作面上的压力减轻了，顶板破裂现象消除了，工作面上由于顶板威胁而形成的混乱现象也再没有了，为双循环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2、管理人员深入了解生产过程，切实地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
双循环作业试验开始，一系列的困难摆在面前，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山三井的管理人员把整个生产过程作了具体分析。
他们把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八个环节、六项配合工作、和十多个动作，对这些方面逐一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操作和机械运转进行了仔细的测定。
从而他们掌握了工作面的系统的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和工人共同研究，在管理工作和操作技术方面分别进行了改进：
例如检修电溜子的链条、减轻并平衡电溜子的负荷，克服了经常断链的毛病；
保证工作面的规格，以免阻碍割煤机的运行；
扩大了停车场，调整了各工作面的出煤时间，定时定量供给车皮，使运搬赶上采煤的需要。
进行了这些改革以后，井下生产面貌大大改变，消除了脱节混乱现象，使循环作业得以顺利进行。
第3、改进图表形式，发挥了图表对生产的指导作用。
双循环作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产过程。
每一个工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数量、工作规格以及自己在整个生产中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问题，单靠口头讲解是不容易让工人懂得并记住的。
最有效的方法是运用循环图表来管理生产，把劳动力的组织、每一工种的不同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数量、工程规格质量等都准确地组织在循环图表内，工人们根据图表的指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生产就可以有节奏地进行。
过去山三井也有指示图表。
但是，过去的图表多是用线条和文字表示，并且只是在办公室里，不能与工人群众见面，群众也看不懂。
双循环作业开始后，工程师们多方面听取工人意见，按照操作或工具的形象，把循环图表改成示意图画，并把它挂到现场，向工人讲解。
改进图表以后，基层干部和工人都能够根据图表的指示，进行工作。
第4、在实行双循环作业的过程中，改进了劳动组织，消灭了窝工现象。
五四采煤队在单循环作业时，已经做到根据工作量和工作性质使劳动组织固定。
实行双循环作业时，他们又把有独立性的工作部分——顶板管理——单独划为一班，把全队十三个工种划为五个班，即一个撤柱班、两个移电溜子班、两个采煤班。
同时，根据循环的进度，把各个工种的工作时间交叉开，实行了交叉工作法。
使二十四小时内，采煤工作面上都有不同的工种在轮流工作，既不互相妨碍，又能密切配合，机械设备也有了固定的休息时间。
这种科学的劳动组织是双循环作业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
（牛一萍张子西）（附图片）
五四采煤队工人和工程师在研究生产指示图表

报务员马玉田创西北区邮局消灭差错的最高纪录
编辑同志：
宁夏邮电局报务组报务员马玉田，自去年06月起至今年09月止，收发电报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四次，拍出电报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三个字，只发生了一次差错，创造了西北区邮局消灭差错的最高纪录。
马玉田所以能够消灭差错，是因为他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他接班后，第1件工作就是检查收发电报的机器，如检查凿机是否漏点、线路是否正常等。
发现毛病之后，就马上修理。
在工作中，他大胆怀疑凿孔的电报。
遇有字迹不清的电报，就先问明再凿，不马虎从事。
他并善于听凿孔机的声音，当听到不正常的声音时，他知道凿孔机有了毛病，就能找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从而设法加以防止。
丁毅飞

盛柏贤实行水稻“小株密植”获得丰收
编辑同志：
浙江桐庐县窄溪区鹤鸣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盛柏贤，今年采用水稻“小株密植”的先进经验，得到了丰收。
今年春天，盛柏贤从报上看到陈永康的小株密植先进插秧法，开始也有些怀疑。
他后来在县互助组长训练班听了关于陈永康丰产经验的报告，思想就搞通了。
盛柏贤决定先在自己领导的合作社里推广这种先进耕作法。
他把这一方法介绍给社员以后，有一部分社员怀疑这种方法，说这种方法会使稻子倒伏。
他针对这些顾虑，进一步向群众宣传这种方法的好处。
许多人还是认为这种办法行不得。
盛柏贤一面向群众宣传，一面在社内实际试验。
他今年采用
“小株密植”法种的水稻，已获得丰收。
他的一亩三分丰产田，平均每亩收割干稻谷一千零三斤，胜利实现了“丰产千斤亩”的计划。
他用事实证明采用“小株密植”方法，能收到良好的成绩。
徐德健袁柏舟

石家庄城角村农民
用当地实例推广小麦密植经验
编辑同志：
今年种麦以前，我们村里许多人对于密植的先进经验还想不通，不肯接受。
后来我们想到：
有一年，我们村里的梁银锁、梁红喜种了麦子，没有出好苗，他们就在原来播种的行间又播了一次；
后来两次种的都出苗了，行距只有四寸半，每亩播种量二十斤。
结果每亩收了四百斤，比一般的麦地多收一百多斤。
那时大家还不明白多收是什么道理，也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
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密植，才多打了麦子。
我们把这件事和现在政府提倡的新技术结合起来，向全村群众作了宣传，大部分人都相信了适当密植可以增加产量的道理。
我们全城角村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二十五个互助组，都用行距四寸五和六寸的靠垅两播法播种小麦，播种量也增加了。
此外，过去我们这里也是只注意多施肥而不注意合理施肥，用氮肥较多，小麦容易倒伏，收获时间也晚，以后我们要注意多用骨粉、棉籽饼等含磷多的肥料，并注意积草木灰、炕土等钾质肥料，上在麦地里。
我们还要注意适时浇水。
明年解冻时，全村各组、社还要展开春耙竞赛。
我们要用各种办法，保证二十五个互助组五百多亩小麦平均每亩收三百五十斤，争取每亩收四百三十斤。
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二亩麦子，保证每亩收五百五十斤，争取每亩收到七百斤。
过去我村农民愿意多种棉花，不愿意多种粮食作物，今年政府号召棉粮并重，许多人的思想都搞不通。
后来经过大家讨论，认识到现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必须大量增加小麦。
大家爱国心提高了，对于棉粮并重也接受了。
梁家瑞梁连东
编者按：
用当地丰产的实例，结合科学技术，推广先进丰产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虽然现在冬麦播种季节已经过去，城角村这种推广先进丰产经验的办法仍是可供各地学习的。

经济简讯
华东各地先后举行中级市场秋季物资交流大会
华东区福建、安徽、浙江、苏南等地先后举行中级市场秋季物资交流大会，这些物资交流大会，面对初级市场，为初级市场服务，对满足丰收后农民对工业品的需要起了很大作用。
在苏州市举行的苏南区秋季城乡物资交流大会，购销总值达二千五百三十一亿元。
参加这次大会进行交易的，大多数是苏南区各中、小城镇的商贩。
参加大会的嘉定县代表一百六十多人中，就有一百多人是小市镇的代表，有的代表来回苏州嘉定三、四次之多，他们购进的物资大大超过他们原订的购货计划，有的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为贯彻为初级市场服务的精神，各省、市的物资交流大会，一开始就注意组织小额交易。
10月中旬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秋季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每天参加交易的人数比该省夏季物资交流大会增加近二倍，几乎凡有五十户商店以上的小集镇都有代表参加。
现款现货交易占总交易额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一，交易笔数比前次增加一倍以上。
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合理调整西北各省工业品和畜牧业产品价格天兰铁路通车后，西北各省的主要工业品，已因商品和资金周转迅速，运费减少，降低了价格；
畜牧业产品收购牌价也已适当提高。
原来由西安用汽车、马车运往西北边远省份的工业品，现在可由火车直运兰州。
不仅行程缩短一半以上，而且运价也大大降低了。
如火车运一匹布只要人民币九百零三元，还不到汽车运费的四分之一。
这样，就为合理调整商品价格，缩小西北各省工业和畜牧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创造了条件。
因此，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已在10月中旬，合理调整了甘、宁、青、新各省五十七种主要商品的价格。
如兰州纱布价格降低百分之二点七七到百分之五点三九；
茶叶降低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六点四五；
工业器材降低百分之一点一到百分之十二点九；
银川百货价格降低百分之一点二到百分之十一点九八；
西宁医药价格降低百分之五点四到百分之四十七点四。
同时，兰州、西宁等地的羊毛收购牌价，却提高了百分之四点一一到四点二八。
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开始冬季开荒修渠工作
为迎接明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驻拉萨部队已经开始冬季的开荒、修渠工作。
他们计划在土地结冻以前，除将今年的耕地全部翻犁一遍外，继续开垦五千五百多亩生荒，并且完成一条长达二千四百九十公尺，约需土方和石方五万四千四百立方公尺的大水渠。
现在虽是深秋时节，但拉萨平原上的气候仍然温暖宜人，高耸的白杨和柳树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脱落，成群的灰鹤和野鸭飞翔在晴朗的天空。
解放军的战士们正在这景色秀丽的季节中，热心地开垦着大片的荒地，普遍开展了爱国主义的“红旗竞赛”运动。

贾成寿互助组用民主讨论办法
解决了组长开会误工问题
编辑同志：
山西平遥县许家庄贾成寿互助组用民主讨论办法，解决了组长因参加开会误工过多的问题。
去年05月，这个互助组成立以后，组长开会误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适当解决，组长贾成寿开会时间过多，耽误了生产，心里很不痛快。
中共村支部书记赵日昇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召集全体组员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组长开会是为了大家，让他一人误工太不合理。
大家决定，凡是组长为互助组开会误的工，按下列办法记工：
一、农忙时期开会误的工全部记工；
二、比较不忙的时期开会误的工，按七成记工；
三、农闲时期开会误的工不计，算尽义务。
因为这个办法是民主讨论规定的，实行以后，大家都感觉很好，这样就使互助组更加巩固了。
赵继昌

转业军人常清泉积极带头排水种麦
编辑同志：
河南省西华县三区朱湾、西湖等五村地势低洼，今年秋天雨水又多，地里普遍积有三四尺深的水，如不赶快把积水排出，就种不上麦子。
转业军人常清泉和本乡干部共同想出办法：
趁东颍河水势下降的时候，把颍河北堤挖开一个缺口，使积水流出去，保证五村人民种麦。
计划确定以后，常清泉带领全村青壮年，首先上堤挖土。
他挖土很积极，缺口快挖好了，缺口两边的土块忽然塌下来，把常清泉和董乡长压在土里。
常清泉伤势很重，但他还是不忘掘堤。
全体民工在他的这种积极精神的鼓舞下，努力挖掘，不到三天，就挖成一条五十公尺长二公尺宽三公尺深的排水沟，很快就把积水排出去了。
五村人民都按计划种上了麦子。
赵海珠

阜新矿务局1952年基本建设准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阜新矿务局接受1951年没有完成基本建设计划的教训，1951年第3季度就开始做1952年的工程准备工作。
今年计划执行的情况，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阜新矿务局今年的总工作量比1951年大四倍，安装工作量大三倍，但基本上能够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主要原因就是准备工作做得早和做得比较充分。
阜新矿务局1952年基本建设准备工作的经验是：
克服等待思想，主动编好基本建设年度计划
阜新矿务局过去历次计划都是匆促地用突击方式编制的，制定计划之先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周密的调查与勘察工作，缺乏可靠的数字或技术根据，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计划经常变动，以致工程管理、设计、供应、统计等部门以及施工单位都心中无数，整个基本建设工作不能有节奏地、主动地进行。
去年，该局各级领导干部接受了这个教训，克服了等待思想，提前开始了编制年度计划的准备工作。
他们根据初步提出的轮廓计划，认真研究了每项工程的目的与效果，反复地研究、审查了各工程项目；
再根据审核的结果，将所有工程分为最主要、主要、次要、最次要四种，并立即开始进行最主要工程的地质调查、勘察、设计、单位工程的估工估料等工作。
与此同时，又根据1951年施工中创造的先进经验和一般工人达到的水平，发动工人、技术人员充分讨论，据以修正了编制计划用的先进平均定额；
因此得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编完了计划。
从今年执行情况来看，这次计划不论从工程数量、工程进度以及投资使用上，都是比较准确与合理的。
例如海州露天矿1952年的计划剥土量比1951年实际剥土量大了三倍，当时有人怀疑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大了，但今年实际执行情况却证明了这个计划是正确的，这就是由于在拟定计划剥土量时经过了具体研究与计算。
因为计划正确，也使每个工作人员树立了正确的计划观念。
一般地说，该局职工对计划数字都比较熟悉和重视，国家计划确实已成为该局基本建设中的法律数字。
集中领导设计工作，合理使用设计力量
阜新矿务局自1951年09月初开始，按照工程的轻重缓急，有次序地进行测量、勘察、设计等工作；
并在1951年底及1952年初，先后从生产和基本建设部门调集一百多名技术人员和二百八十多名财经工作人员到设计部门工作，组织他们学习有关基本建设的文件，树立了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观念；
然后将技术人员与财经人员组成新邱露天矿、海州露天、机电、水沙充填等小组，根据每人的业务水平及工程性质分配了任务，充分利用技术人员与财经工作人员的专长，明确分工，使工作程序紧密衔接，进行设计与预算上的交错作业；
这样便加速了设计进度，同时解决了缺少技术人员的困难。
参加设计的人员，由该局的设计委员会集中领导，在12月底以前完成了各工程的基本设计，为编制年度计划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根据工业部要求，在03月到06月间陆续提出了技术设计，使各工程按时开工。
工程技术设计的质量，除新邱水沙充填设计有变更外，其它都基本合乎要求。
有计划有目的地大量培养后备力量
阜新矿务局在1951年中，先后用脱离生产训练与在职训练（带徒弟）的办法，为1952年培养了六百多名竖井、露天矿、钻探、土木建筑等技术工人和六十多名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并为其它矿务局及中南区培养、输送了二百十四名技术工人，为煤矿管理局输送了一部分干部。
1951年初，他们在这些人员中选出一百八十五名政治质量较好的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派往西安、北票等地学习建筑竖井工程的经验。
这些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目前都已成为建筑平安竖井的骨干分子，成为平安竖井能在今年提早开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与增产节约计划的主要力量。
1951年冬季，他们还开办了包括三百六十名木瓦工和普通工的训练班，进行先进工作方法的训练。
训练结束后，这些工人组成了十二个新式砌砖小组、六个木工流水作业小组，成为推广先进经验的积极分子，在瓦工缺乏的情况下，完成了1952年四万五千平方公尺职工宿舍的建设任务。
同样，海州露天矿能较好地完成国家计划，也是与该矿在1952年中拥有大批技术工人分不开的。
通过清查仓库和平衡会议、施工扩大
会议，掌握与解决了设备、材料问题
阜新矿务局在1951年10月间即开始调查所属各厂矿的潜在能力、设备效率、最高生产量及闲置设备数量，当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提出需要的设备时，先通过局的平衡会议及设备卡片（计划中需要之设备，用卡片向设备部门询问是否有库存或从生产方面调拨），从生产方面和仓库中解决，这样，不但节约了国家投资，还解决了一些不易订货的设备。
平安竖井就是因为及时从生产方面调拨来几台卷扬机，克服了设备订货不到的困难，得以提早开工。
从生产厂矿调拨来的设备，不是都适用基本建设工程，同时还分散在各地。
为了避免临时发生困难，设备人员在开工之前就把这些设备集中起来，一一加以鉴定、修理，在一定时间内负责供给现场。
阜新矿务局先后清查了三四次材料，切实掌握了呆滞材料的数量。
同时根据计划要求，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主要材料，并在年初根据建筑物的需要组织了红砖的生产。
从而保证了某些材料的供应。
每项重点工程开工时，矿务局都要召开一次扩大施工会议，检查各方面的准备情况，特别是设备、主要材料与劳动力的准备情况；
施工人员有什么困难也尽量在这个会上提出，在会上做出决定，指定专人负责解决。
这种会议对各项重点工程计划的完成都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总之，阜新矿务局所以能做好1952年的基本建设准备工作，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善于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初步摸到了基本建设工作的规律，所以对基本建设工作能有远见，在当年施工紧张的季节，抽调出力量来做下年度的准备工作；
而且善于发动群众，使每个从事基本建设的职工都了解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进而使每个人都心中有数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下年度的工作打下基础。
目前阜新矿务局正在总结今年的经验教训和进行明年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
除已开始清查固定资产、研究改进组织机构，在计划、设计、施工力量的培养和配备上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外，并准备在冬季利用木工空闲时间，预制大批门窗房架，为1953年的土木建筑工程作更充分的准备。

中央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
对太原市的爱国卫生工作提出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最近参观了山西省省级机关和太原市的机关、厂矿、企业、街道等十七个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成绩。
10月09日上午山西省人民政府举行了座谈会，到会的除中央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人员外，还有省市各机关首长及有关各单位负责人员共七十余人。
会上参观团的何德藻说：
太原市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已经开展起来了，各级领导也重视了，因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在环境卫生方面，以市民的成绩为最突出，新民二条真算个卫生模范街，豆芽巷也很整洁。
在机关和厂矿方面以广播电台为最好，其次则为太原市人民政府，太原钢铁厂和化学厂都不坏。
但是有些机关、工厂、企业的环境卫生还是很不好的，最典型的要算太原铁路医院和太原百货公司食品部的制造厂。
太原铁路医院自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一直没有真正动起来，从卫生条件来看，它不够一个医院的起码水平。
其所以如此，乃因领导重视不够，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是形式主义的，宣传教育很不够，多数的护士、大夫都不知道“四净五灭”的意义和内容，甚至不知道爱国卫生运动是什么。
百货公司的食品部不注意卫生，制造厂内的苍蝇很多，工人们的衣服很脏，指甲很长，工作时也不穿工作服，脚底下到处是撒的糖。
关于厂矿安全卫生设备、工人职业病的预防等方面，何德藻也提了不少的意见。
他建议太原市：
（一）在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领导方面要统一起来，无论任何机关、厂矿、部队都应服从驻在地区卫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不得藉口“特殊”而拒绝卫生检查。
各机关内部的卫生工作，都必须由该机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不应再由福利科等部门兼办；
（二）在宣传教育方面，今后应着重加强个人卫生的宣传，特别要注意教育炊事员注意个人卫生；
（三）加强行业的卫生检查组织；
（四）冬季前后，开展群众性的捕鼠和挖蝇蛹工作，后者是为了根绝或减少明年苍蝇的孳生；
（五）加强统计报告制度；
（六）建立经常检查制度，建立“爱国卫生日”，在这一天应以半天的时间进行打扫和检查。
根据参观团的意见，太原铁路分局局长郎焘南当场作了检讨，认为自己对铁路医院卫生工作的督促检查很不够，对参观团所提的意见表示诚恳接受，决心改正缺点。
百货公司经理梁子儒和食品部的负责人等也都当场作了检讨，表示决心在短期内改正缺点。
最后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王世英副主席发言。
他对参观团提出的意见表示欢迎，认为参观团的帮助和指导，将大大推动太原市区及山西全省的爱国卫生运动。
他说：
山西省的卫生工作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它是很不深入的，特别是个人卫生，更是注意不够。
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不够具体，爱国卫生的组织和制度也不够严密，有的流于形式主义。
王世英副主席当场宣布百货公司食品部制造厂要立即停业，待卫生工作搞好后再开业。
并让铁路分局及铁路医院和百货公司食品部的负责人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王世英副主席最后提出今后卫生工作中的具体要求：
（一）健全和巩固卫生检查制度，使爱国卫生运动经常化、制度化；
（二）卫生工作做得好的要予以表扬奖励，做得不好的要给以批评以至处分；
（三）统一规定“爱国卫生日”，在报纸上公布；
（四）开展群众性的挖蝇蛹运动，以根绝明年蝇子的孳生；
（五）注意加强统计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他号召大家把爱国卫生运动当作一个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要经常进行检查。

克服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松劲现象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大大地改进了城市的环境卫生，也改变了广大农村的卫生面貌。
今年各地发病率的大大减少（有些地方传染病几乎已绝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目前运动已向深入、普及、经常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由于季节的变换，不少地区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部分群众，错误地认为运动已到“适可而止”的阶段；
有些干部认为“运动已经完了”，不再进行督促和检查。
例如陕西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区和个别单位的卫生委员会已变成有名无实的组织。
陕西西安市某些卫生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街巷，现在有的地方竟晒起马粪来了，打扫得也不如以前那么勤了。
“理由”是：
“天凉了，卫生工作不要紧了。”
河南省某些地区只注意典型重点区的领导培养，忽视多数地方的卫生工作，因此有不少“死角”和“空白点”。
某些省市的先进示范区也慢慢的落后了。
如陕西渭南，过去搞得很热闹，现在则大部分街道和单位已经冷淡了下去。
更严重的是，山西临汾专区的某些县份因为只顾搞“中心工作”，竟将卫生科的干部全部调走，以致影响了运动的开展。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某些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爱国卫生工作是一个移风易俗的长期性的工作，它并不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措施。
其次，他们不懂得：
旧的垃圾清除了，新的垃圾又每天都在产生；
夏秋的苍蝇、蚊子不见了，厕所里、阴暗的地方却藏着大量的蝇蛹和雌蚊。
为了巩固我们的卫生工作成绩，各地有关部门必须继续加强对爱国卫生工作的领导。
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的地区，应继续加强领导，使这一工作深入下去；
教育群众，使他们认识保护身体健康、做好卫生工作，便是一种具体的爱国行动。
已有初步成绩的地区，则应积极予以巩固，并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卫生基层组织和各种卫生工作制度，订立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地区，应动员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并对群众加强宣传教育，进行“补课”，以便赶上重点区和先进区。

太原市有关单位领导人员的检讨
自中央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对山西省太原市百货公司食品部和太原铁路分局铁路医院不重视爱国卫生运动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之后，被批评的单位都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立即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思想检查的文章，定出了改进卫生工作的具体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厅长周化民等在检讨中认为，太原市百货公司食品部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所以发生错误，“主要是由于领导方面对爱国卫生运动认识不足，没有深入地进行指导和检查，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们表示，除诚恳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提出的批评意见外，并要求领导方面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
此外，他们经过紧急会议讨论，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以改善贸易系统的卫生工作。
山西省百货公司经理梁子儒检讨说：
“我们因卫生工作搞得不好，曾在报纸上作过公开检讨。
但为什么至今没有什么改变呢？
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真正重视爱国卫生运动，对爱国卫生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缺乏明确认识。
没有把爱国卫生运动看成是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有力行动；
没有认识爱国卫生运动是和千百万人民的健康、国家的生产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
更没有认识到不讲卫生的环境是细菌的温床。
因此，检查、讨论都是敷衍塞责，看看说说了事，根本没从思想上认真负责地检查纠正。
这说明我的官僚主义作风已严重到什么程度。
其次是我们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还很浓厚。
认为要作好卫生工作必须花钱，片面地强调节约和财务制度，忽视了千百万人民的健康和国营企业在运动中应起的带头作用。
这就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影响了国营企业的威信。”
天津铁路局太原分局局长郎焘南检讨说：
“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铁路医院的爱国卫生工作基本上没有动起来。
院的领导方面对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政治任务认识得很模糊，对员工没有进行宣传教育，因之，他们的卫生工作还停留在爱国卫生运动前的水平上。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对铁路医院的检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参观团检查后，医院立即在党内、青年团内及全体工作人员中，分别召开了会议。
并已全体动员起来，整顿了卫生工作。
这虽仅是开始，但我们有决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医院的卫生工作。”

山东平原县人民法院有严重官僚主义
长期拖延处理地主陷害农民案
经政务院多次督促后才做了正确处理
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在处理张麻子村反动地主阶级陷害农民韩昇、篡夺村政权的案件中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并表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浓厚的主观臆断的旧司法作风。
这一案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三指示山东省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后，平原县人民法院已将反动地主张长治和坏分子王明、张培训、张振山逮捕法办；
对韩昇因被错斗和往返控告所受的损失也作了适当的补偿。
山东省人民政府为了教育干部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克服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和旧司法作风，于09月19日召开了处理韩昇事件有关人员及省属各市府、各专员公署和省直属机关各部门秘书处长、秘书主任的会议，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已作出了“关于韩昇事件有关失职人员的处分决定”。
韩昇是中农成份，家住平原县张麻子村，现年七十二岁。
他在青年时以种地织布为业，以后又拉过洋车，扛过活，并曾一度参加我地方部队工作。
后因年老被遣回乡，但仍与我部队有联系，曾数次参加抗日时期的破坏铁路活动，秘密招待我过往部队。
后部队向南转移，即断绝了联系。
1937年到1941年，他曾被村民选举担任应付日寇的伪保长。
经调查证明，他在任伪保长的期间并未欺压过群众，相反的还经常抗缴敌伪税款，不断与本村地主作斗争，与伪乡长等打官司，照顾过部分贫苦群众的困难。
一般说来，在他所管辖的三甲内，一般群众的负担轻于该村地主富农的负担。
因此他为地主富农所不满，前后被陷坐牢两次，并被迫出卖土地十四亩，用以缴还伪款，他的第3个儿子韩世田也被敌伪捕杀了。
长子则因匪伪追逼粮款和经常为父亲担心而自杀。
在应付日寇、伪军及地方反动党团的下层分子中，韩昇花了群众一些钱，但未贪污自肥。
1946年该村解放后，他当选为农会主任。
在土地回赎时，由于他的阶级觉悟不高，曾被地主请去吃饭两次，没有认真领导农民追讨地主被罚的三千斤粮。
但在1947年该村土地改革时，他的觉悟已有提高，他坚决领导农民斗倒了地主，工作很积极。
1947年到现在，他还前后三次报出该村黑地六百多亩，为村中部分落后群众和干部所不满。
地主更随时想找机会陷害他。
1947年土地改革复查时，该村地主张长治等与坏分子张希曾、张希德、张培训、张振山等勾结起来，取得当时县、区驻村工作干部蔺俊三的同意，把韩昇当做斗争对象扣押起来，鼓动韩昇的族孙韩洪禧和侄媳贾振玉控诉韩昇是“秦桧”。
韩洪禧和贾振玉不干，地主坏分子把韩洪禧毒打了一顿，还把他扣押起来；
以后又挑拨朱文廷诬赖韩昇，说朱文廷被匪军捕去，以至倾家荡产，是韩昇陷害的。
同时抓住韩昇曾向抗日政府呈报黑地的事实，宣传“如果斗不倒韩昇，群众就没法过”，借以制造群众对韩昇的仇恨。
在贫雇农中间更抓住韩昇曾经吃地主的饭为藉口，说韩昇是“秦桧”，挑拨贫雇农反对已经觉悟了的韩昇。
当时在该村的工作队不但没有揭发和打击地主们的这种反攻，反而威胁群众说：
“谁不参加谁有问题。”
其后即在地主腿子张培训、张希曾、张振山、张希顺等把持下，经土地改革工作队干部蔺俊三批准，召开了斗争韩昇的群众大会。
张希德、张振山在地主们鼓动下带头毒打韩昇，死而复苏数次。
韩昇被打得重伤，八个月才痊愈。
此外，还没收了韩昇和他已经分居的三个儿子的一部分牲畜、粮食、家具、树木、衣物等。
以后在纠偏时期，不仅没有纠正，还继续刨了韩昇三儿媳（寡妇）的大榆树一棵，张培训等又将韩昇大儿子和三儿子的房屋毁了两幢。
自此该村反动势力气焰高涨，一批受地主操纵或影响的不良分子掌握了村政权。
张希曾当了村长，张培训、朱文廷当了农会主任，张振山等当了农会委员。
张培训还混进了共产党，窃取了村支部书记的职位。
以后虽经区作了一番清洗，但不彻底，地主坏分子仍然暗暗地统治着全村。
张培训曾召开群众会议，公开商讨集体匿报土地；
盗用村公所图章，介绍坏分子张振山到县干部训练班学习；
介绍其本族国民党分子张希信当小学教师；
包庇其本族反动九宫道小道首张希广。
在张培训等把持下，把地主张长治、张长荣划为中农。
反动地主则向农民索还房地，并公开辱骂农民。
地主张长治更公开训示张培训：
“你当了干部，就得把咱院里的人（指本族地主富农）多提上几个去，不能净选别姓的人当干部。”
直到今年，他们仍在进行小团体活动。
每逢县、区干部在村开会以后，他们就另开小会，集合时有暗号，说话时用黑话。
今年夏征时，全体村干部还为地主张长荣报困难，意在争取减免。
后经调查，张长荣并无减免条件。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斗争韩昇绝不是单纯的宗派斗争，而是地主利用封建宗派感情，挑拨群众关系，打击农民积极分子，意图篡夺村政权的阶级斗争。
1951年04月，韩昇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控诉。
政务院立即将这一控诉转交平原县人民政府处理。
该县人民政府批交县人民监察委员会办理，并先交一区区政府进行调查。
其间县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善俊曾和韩昇谈话一次，向他说明政府调查后一定会严肃处理。
但直到06月间政务院催报处理情况时，任善俊才发现一区区政府只将政务院的原函交区妇联主任刘桂英调查，而她竟忘了这一件事。
任善俊向县委书记赵毅请示后，同县府民政科长韩光明到张麻子村作了一周的调查，弄清了基本案情，认为韩昇确是被错斗的。
但他们却错误地以为只是宗派斗争。
他们向赵毅先后汇报两次，赵毅也没有指示如何处理。
以后赵毅调省工作，任善俊又几次请示县长王力翔应如何处理。
王力翔没有认真研究上级的指示，也不了解案情的性质，就武断地认为这只是土地改革时期一般性的侵犯中农利益事件，无法赔偿，要任善俊等等再说。
同时让任善俊把该案的调查情况和等结束土地改革时再补偿损失的意见都写出来，于去年10月上报到政务院。
从此该县便没有过问这一案件。
在这期间，韩昇曾五次去县催办，都得不到结果，韩昇复于去年10月底到政务院控告。
政务院于11月函示山东省人民政府催办该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当即函催平原县人民政府从速处理具报。
该县批交县人民法院接办。
但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庆云强调该案涉及干部问题，法院不便处理，再三推诿，以后虽然接受了，但仍未处理。
韩昇没法，又于去年12月第3次去政务院控告。
政务院又再次函催山东省人民政府处理具报，省府办公厅也再次函催平原县迅速处理。
但该县人民法院仍然不重视这一案件，把它交给工作员王冠民审理。
而王冠民没有作过任何调查研究，仅凭传闻所得，便主观武断地认为韩昇是“刀笔”、“坏人”，直到今年01月才第1次传讯韩昇。
不久又传讯了两次原被告。
但王冠民仅个别讯问为被告所掌握的证人，且尽力支持被告张培训等，压制韩昇发言。
以后韩昇又三次去法院催办，王冠民都没有让他进屋，总是推说“没空”，就走开了；
或干脆躲着不见。
04月25日，韩昇第7次去法院，王冠民仍然想把他推走，但他坚决不走。
王冠民被迫写了一张传票，推到05月08日过堂。
到了那天，又只草率问了一下，就叫韩昇回家听候判决。
以后王冠民便根据个人的印象和被告及证人的口供拟订了一个判决，在主要情节上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极力为被告开脱罪责。
如所谓原告“在职时贪污”，“引起群众之怒火”；
把韩昇应赎回的十多亩地说成“与赎地政策不符，系原告不遵守法令”；
把韩昇排除障碍呈报黑地的积极行为，说成是“驻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共同协力完成”。
当时实际领导法院业务的副院长刘庆云，既未研究上级指示，也不作实地调查，也不研究县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材料和当事人的口供，仅凭王冠民的汇报，就轻易地同意了这一错误判决；
并把原判决中“斗争韩昇系驻村干部执行政策之片面性所致”，改为“系整个执行政策之片面性所致”，加重了原判的错误。
在这以前，该县裁判委员会（刘庆云也是委员）曾对这一案件作了一个决议，其中提到“赔偿韩昇一部损失；
摘掉被斗帽子，挽回不良影响。”
在王冠民起草的、经刘庆云修改的判决书中，下半句被删掉了。
上半句则未指明应由谁负责赔偿，什么时候赔偿，实际是想敷衍了事。
05月26日王冠民将这一错误判决向韩昇宣布之后，韩昇状似疯癫，马上又上诉到德州分院。
该院旧人员许耀亭以积案过多，不能迅速处理为辞，劝韩昇说：
“一年官司十年仇”。
意思是劝他回家。
06月28日韩昇又去分院催办，该院干部吴玉同动员他回家再等些时候。
07月09日他又第3次去分院，该院副院长杨公田和他谈话，认为案情复杂，值得重视，但仍表示案件很多，不能迅速解决。
韩昇眼看问题无法解决，又第4次去政务院控告。
在韩昇到德州分院上诉的期间，山东省人民政府接到平原县寄来的关于韩昇案的判决，即送请省人民法院审查。
省法院指出判决第2项末尾“补偿原告之损失”应确定由谁负责补偿。
省府办公厅未认真研究，便函复平原县法院，基本同意该判决，仅把省法院的意见重述了一遍，要该院修正执行。
07月1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接到政务院的指示：
“韩昇不服县判又来控诉，说县人民法院判决时不准他说话，上诉德州分院，因该院正搞三反没有功夫，不予处理”，并指出：
“平原县人民政府与人民法院两次调查各不相同，有无错误，应再复查”。
这才引起了山东省府办公厅对该案的进一步重视，作了分析，指出复查重点，于07月22日函示德州专署，并派干部郑痴夫前往督促处理。
德州分院也派王玉山、平原县派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善俊、公安局邝玉新及区、乡干部数人，共同组成调查小组，前往张麻子村作了调查，最后肯定错斗韩昇确是地主向农民反攻的阶级斗争。
因此，由平原县决定、经上级机关批准后，撤销了原判决，重新判决逮捕不法地主张长治；
由该村现存土地改革果实中补偿韩昇土地八亩七分、树三棵、檩条十六根；
在该村当众指责张希曾、张振山、张希德等不良分子。
中共平原县委会也决定撤销张培训的村支部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08月06日平原县又派员到张麻子村召开了群众宣判大会，揭发了不法地主张长治的活动，表扬了坚持斗争的韩昇。
其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又根据政务院的指示，第2次派员到平原县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分清了有关干部的责任，并经专署决定，逮捕了坏分子张培训、张振山等。
韩昇因控诉反动地主和坏分子往返所花路费，也决定用县救济粮给以补偿。
最后山东省人民政府还专门召开了处理韩昇事件的有关人员及各专署、市府秘书主任的会议，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并发布了“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工作和认真处理人民控告事件的指示”。
山东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也根据情节轻重，决定给予失职人员平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庆云、工作员王冠民以撤职处分，前平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力翔和山东省人民法院德州分院副院长杨公田以警告处分。
平原县人民法院院长杜雨亭，因任职以来对工作一贯不负责任，对韩昇案件不是不知道，但从未进行检查研究，是一种失职行为，因此决定给予记过处分。
这一案件正确处理以后，韩昇十分感动，并到政务院表示感谢。

“红旗还是挂在我们村子里！”
——浙江省萧山县河上镇第6村的爱国卫生运动
彭汝春
河上镇第6村，是浙江省萧山县全县爱国卫生工作搞得最好的村庄之一。
10月10日，我和几个同志访问了这个山村。
从这个山村里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中已起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我们从河上镇出发，穿过了五里路长的密密丛丛的竹林，到达了目的地。
首先使人赞叹不已的是这个山村里里外外的道路异常洁净。
像这样的深秋季节，山村里该是落叶满地了吧。
可是这里并不。
每段道路都由村民们按照自己订出来的制度分段负责打扫，就连路边的杂草也经常修整，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
这个村庄是被群山紧紧环抱着的，山上满长着松树和竹林，一条清澈的溪水，直从村庄的中心穿过。
这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清洁的环境使它更加秀丽了。
我们到第6村的时候，村长、村农会主任都不在家。
那天因为下雨，有些年青小伙子闲在家里，他们和村妇联主任热情地接待着我们，毫无遗漏地把他们村里的卫生工作成绩告诉了我们。
他们说得那样的兴奋，充满了骄傲和自信。
自从爱国卫生运动在河上镇展开后，镇里举行过四次卫生红旗大竞赛。
第1次红旗是第3村夺去的；
第6村不甘落后，全村群众都动起来了，大家决心要把卫生工作做好，争取把红旗挂到自己的村子里。
果然，以后三次红旗就一直挂在第6村。
他们的爱国卫生工作一次比一次搞得好，现在全村一百六十一户人家中，已有一百四十四户被评为甲等清洁户了。
“在我们自己村里，组和组之间也进行过红旗竞赛；
每一组有两个检查员，每天挨户检查清洁。
每户人家墙上贴一张纪录表，如果是清洁户，就由检查员在表上画一个‘○’，不清洁的就在上面画个‘×’。
大家都晓得搞好清洁卫生工作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好处，晓得这是反对美国强盗细菌战的实际行动。
大家都要争得个‘○’，这样大家都下劲搞卫生工作啦！”
大家正在谈着，村妇联会主任拿了一个竹制捕鼠器来给我们看。
这器具是他们村里黄恒水制造的，构造简单，使用方便。
现在每户人家都置备有这种捕鼠器。
第6村平均每户捕鼠在十只以上；
单是黄恒水一个人就捕捉了三十二只。
黄恒水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他不但把自己和家里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而且领导民兵打扫村里的公共场所，还组织了清洁互助组帮助缺乏劳动力的人家进行大扫除。
因此全村的人都公认他为卫生工作模范。
黄恒水兴奋地对我们说：
“去年一年当中，我总有三个月不是生病就是生疮；
今年搞好了卫生，什么病都没有生。”
这不仅是黄恒水一个人的话，村里许多人都这样说。
的确，他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太深了。
村里的青年人又陪我们在村里参观了一遍。
这里，所有的水井都加上了盖，井边都用洋灰抹过，井旁看不到一片菜叶或一点污水。
所有的厕所、粪坑都盖得很好，不少厕所的门都是新装上去的。
每一家住屋的墙壁上都贴着家庭爱国卫生公约和小组卫生检查表。
屋里真正做到了清洁卫生。
屋外的柴堆、草堆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
每户至少有一个长柄木盖的瓦钵痰盂；
还有用竹片劈成的苍蝇拍子。
全村都做到了人畜分居。
这是一桩非常不简单的事：
起先村民们都不愿把猪关在外面，但是当大家懂得人畜分居的好处之后，都自动想办法把猪关到外边棚屋中去；
七组小组长宋焕铨并把自己空着的猪栏借给宋桂根关猪。
这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都已养成刷牙的习惯，有一百十二户人家都是各人分用洗脸布，将近半数的家庭还实行了公筷制。
我们问了几个小孩和老太太为啥洗脸布和碗筷要分开用，他们回答说：
“不会传染砂眼的呀！”
“不会传染疾病的呀！”
他们的回答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又访问了第6村的三个家庭。
第1个是黄满庆的家。
他家里一共三个人，这一天正巧三个人都出去了。
农会主任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在开始时因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很好注意卫生，后来经过第1次检查清洁，他们就很快转变过来了。
以后每次检查卫生，他们都被评为甲等清洁户。
而且他们又是公共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
他们家里的灶头、桌凳都揩拭得十分清洁，碗筷和洗脸布都分开用。
接着我们又访问了章银香的家。
章银香是有四个孩子的妈妈，她最大的一个孩子十岁，小的一个才断奶三天；
丈夫成天在外面干活，家里带孩子、烧饭等事都由她一个人做。
她不但把孩子带得很好，而且楼上楼下都搞得干干净净。
她把孩子们用的毛巾、小手帕都分别开来。
像所有做母亲的一样，她说出了她的心底话，她说：
“做娘的总是巴不得小孩身体好、不生病，你说是不是？”
接着她又说：
“我一听到说搞好卫生工作就是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实际行动，我的劲头就来了。”
最后我们访问了第6村全村最清洁户、军属宋老太太的家。
宋老太太快六十岁了，她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另两个儿子在上海，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婆婆。
这两位老太太身体挺康健，她们把家里打扫得十分清洁，大家都认为是全村第1，村干部号召全村向她们学习。
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兴奋地说：
“毛主席号召我们搞好卫生，要我们弄得清清爽爽，都是为了大家不生病，为了大家身体好。”
当我们快要离开这个村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再三地要求我们给他们提出改进卫生工作的意见。
群众都信心百倍地说：
“下次你们再来，红旗还是挂在我们村子里！”

莫斯科——北京
编者按：
这首歌在11月07日、08日、09日中午十二时至十二时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唱。
该台波长周率是：
468．7公尺、640千周，416．6公尺、720千周，49．1公尺、6100千周，40．0公尺、7500千周，33．1公尺、9040千周，29．24公尺、10260千周，19．77公尺、15170千周。
同时，这首歌在11月07日、08日、09日下午六时至六时半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唱。
该台波长周率是：
353公尺、850千周，277．8公尺、1080千周。

韩昇事件再次证明反官僚主义的必要
山东省平原县张麻子村反动地主张长治等陷害农民积极分子韩昇的案件，虽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再指示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平原县人民政府迅速办理，仍然拖延了一年零三个月，才最后得到正确的处理。
韩昇为了申雪多年的冤屈，曾经四次到政务院，三次去山东省人民法院德州分院，十余次到平原县人民政府，往返行程近万里。
这一事件再次说明，恶劣的官僚主义和腐朽的衙门作风仍然在一部分国家机关中严重存在着。
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予以肃清，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和人民政府就会脱离人民群众。
官僚主义分子的最大特点，是对人民缺乏感情，对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
甚至对地主反攻、欺压农民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睁着眼睛不看。
前平原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力翔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庆云，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王力翔在任职县长期间，始终对这一重大案件不予重视。
既不研究政务院的指示，也不研究案件的性质，县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善俊几次向他汇报请示，他都毫不注意。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庆云和该院工作员王冠民，在审判工作中不但不调查，不研究，而且连原告的呼声也不愿倾听。
他们可以根据传闻所得，就断定原告不是好人；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想像和一些片面的材料，就起草或修改判决书。
他们还敢于在法庭上任意压制一方面的发言；
控诉人三番五次去找，也可以避而不见，甚至不让进屋。
而山东省人民法院德州分院副院长杨公田和工作人员许耀亭、吴玉同等，也用同样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案件。
韩昇案件所以迟迟不能解决的另一原因，是上级机关存在着腐朽的文牍主义作风。
如山东省人民法院在接到平原县第1次对该案的判决书时，没有把它和该案的其他材料对照研究，未能及时发现平原县人民法院的错误，这就更加拖延了事件的解决。
这些事实，再一次充分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
不这样，便不能使人民法院真正尽到镇压反动、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
目前全国的司法改革运动正向县一级深入发展，有些地方也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山东省人民政府抓住韩昇案件这一典型，专门召开会议、分析和总结教训，以推动全省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这一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国家经过土地改革等伟大运动，尤其是“三反”运动，人民群众的觉悟已显著提高，如果还有人敢于坚持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旧衙门作风，而不坚决改正，他们就必须受到应得的惩罚。

捷共定于12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会议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布拉格02日讯：
“红色权利报”刊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在今年12月16日到17日在布拉格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会议的议程如下：
一、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新党章草案。
报告人是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同志。
二、补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缺额。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规定了代表比例和代表的选举程序。
“红色权利报”刊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章草案。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建议各地方党委会组织关于党章草案的广泛讨论。

朝鲜人民受到各国人民大力援助
德、波、保、蒙等国展开全国性援朝运动
【新华社平壤03日电】
朝鲜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支持和援助，有力地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去年一年中，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收到各国人民送来的援助物资，共有一千六百多万件；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赠送的折合朝鲜币达六千四百多万元的慰问金，蒙古人民赠送的三万多匹马、牛、羊等牲畜。
今年上半年，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收到了粮食和食品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八吨、衣物四万九千六百多箱又六千八百多麻袋、医药品二千四百多箱以及面粉五万吨。
今年下半年中，各国人民送来的援助物资每月达一百多个车皮。
中国人民最近送给朝鲜人民的棉衣五十万套、防寒帽五十万顶、球鞋棉鞋各七十五万双，已开始陆续运来。
蒙古人民赠送的牲畜七万多头，大部已经运到朝鲜。
匈牙利人民赠送的十五万个慰问袋已全部运到。
法国、奥地利、西德、瑞典的劳动人民和青年，不顾本国政府的阻挠，也分别送来了礼物和慰问金。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援助之外，各国人民曾派遣慰问团、医疗团到朝鲜来。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妇女还抚养了数百名朝鲜孤儿。
朝鲜人民收到了成千成万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各国人民在信中一致表示坚决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援助朝鲜运动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保加利亚、蒙古等国工人，纷纷在工厂矿山里组织“金日成生产小组”和“朝鲜车间”等，展开增产竞赛，经常把增产收入和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支援朝鲜人民。
各国的艺术工作者和运动员们为支援朝鲜举行了许多次公演和比赛。
罗马尼亚人民定期举行“支援朝鲜周”，并有二十五万人组成五百个礼物收集小组，在全国各地为朝鲜人民筹募慰问金和援助物资，妇女们在国内十一个地区组成七百九十四个集体工作组，编织布匹、袜子、手套等赠送给朝鲜妇女。
匈牙利人民曾在全国范围内先后举行三次援助朝鲜的“朝鲜月”和“朝鲜周”，募集了六千五百万福林（匈币），给朝鲜人民送来了大批物资。
波兰人民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就募集了六百多万兹罗提（波币）。
蒙古从事牧畜业的广大人民，纷纷捐献牲畜。
有一个老大爷饲养了一百二十头牲畜，自动献出了八十头。
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副事务长许秉律说：
这些从千万里以外送来的交织着国际主义崇高情谊的援助物资，对于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他说：
由于美国侵略者对朝鲜和平城乡进行着残酷的破坏，我们朝鲜人民在生活上遭遇了很多困难。
当我们迫切需要粮食的时候，各国人民送来了许多粮食，使我们战胜了困难。
在过冬服装方面，我们政府已准备了大批服装，加上各国人民送来了大批衣帽鞋袜，我们朝鲜工人、职员、机关工作人员和贫苦农民的冬装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
在全部援助物资中，医疗器材和药品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价值约达援助物资总值的百分之三十。
它们有效地保障了我们朝鲜人民反细菌战的胜利和进行防疫卫生工作。
许秉律指出：
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使我们对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前途，充满了信心。
朝鲜各界人民在接受或分配援助物资的集会上，都表示决心大力支援前线，要以更大的胜利和成就来答谢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

“真理报”发表专文
论侵朝美军新的赌博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01日讯：
波罗夫斯基在“真理报”撰文，题为“美国军人在朝鲜准备新的赌博”。
波罗夫斯基写道：
全世界人民坚决地要求美帝国主义者结束他们两年来向朝鲜人民所进行的罪恶战争，他们屠杀了和平居民，毁灭了城镇和乡村。
但是，美国外交官企图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动，他们把这件事情说成这样：
在朝鲜杀害平民的美国军队是“和平制造者”，而被杀的朝鲜人是“侵略者”。
一方面，美国克拉克将军破坏板门店和平谈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伪善的演说，说什么美国政府极力希望在朝鲜建立和平。
不过，艾奇逊的国务院与美国国防部之间对于共同一致的战术问题显然不能获得一个谅解。
因此，艾奇逊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后的第2天，“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侵朝美国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的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使艾奇逊一手所造成的外交局面全部紊乱了。
范佛里特将军谈到要扩大朝鲜战争，击败中国军队。
但是主张扩大朝鲜战争计划的并不是范佛里特一个人，这些计划是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
据“纽约时报”说，范佛里特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承认新的攻势将造成巨大的人力损失。
他们无耻地说，公众对于这个巨大人力损失应作思想上的准备。
“纽约时报”说，现在已有计划动员英国人、加拿大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南朝鲜人……以及躲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残余。
同时，这张报纸也承认：
美国侵略者是用武力迫使南朝鲜人作战的。
波罗夫斯基最后结语说：
由此可知，美国侵略者正以假的“爱好和平”的语言作幌子，来准备新的赌博以扩大侵朝战争。

纪念10月革命三十五周年
英苏友协等举行英苏友好月
【新华社02日讯】
塔斯社伦敦讯：
英苏友好协会和苏格兰—苏联协会将在11月举行与苏联友好月。
11月08日，在伦敦最大的“女皇大厦”将举行纪念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的大会，友好月即从这一天开始。
英苏友好协会和苏格兰—苏联协会所发布的通告说：
“我们应该相信：
各阶层的英国人士在友好月将表示：
他们愈益坚信：
在现在和平时期，英国与苏联的友好和贸易正如在一九四一—1945年这个紧要关头时期一样，是有重大意义的。”

维辛斯基10月29日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
议程上关于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整个的朝鲜问题，变成了强加在朝鲜人民头上的战争和结束这个战争的希望的问题、在朝鲜停战和实现和平的问题。
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都很关心停止朝鲜战争和缔结停战协定。
许多国家的强大的人民和平运动都和要求结束朝鲜战争并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斗争直接联结在一起。
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响应大声疾呼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亿万人民的这些坚决的要求，在本届联合国大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它的建议，而在建议中占首位的就是朝鲜问题。
波兰代表团在苏联和其它许多代表团的支持下，坚持把这些建议，包括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在内，列在议程的第1项，并且由第1委员会首先加以讨论。
这个提案遭到了某些代表团，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代表团的毫无根据的反对，因而被否决了。
关于上述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的问题终于被列为议程的第1项，虽然从一开头就很明显，这个问题不能和整个朝鲜问题，即朝鲜和平与战争问题，分开来考虑。
艾奇逊有意捏造历史事实歪曲苏美联合委员会的活动
10月24日，第1委员会听取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的一篇演说。
这篇演说几乎占去了三小时的时间，但是，和我们按议程所预料的相反，其中丝毫没有提到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朝鲜问题从开头到现在的经过上面。
艾奇逊先生在第1委员会发言时，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
广泛研究整个朝鲜问题、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以及最近几年来联合国在朝鲜事件中的作用。
艾奇逊先生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只有在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然而，也有意地漠视了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就是在叙述事实时必须有客观态度，就是要提供历史真相，这种历史真相是和武断处理事实的行为，特别是捏造事实的行为水火不相容的。
艾奇逊先生走了另外一条路，他曲解事实，有意造成大错，不惜进行直接的歪曲。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吧。
艾奇逊先生一开头就谈到美国、英国和中国代表在1943年12月举行的开罗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涉及朝鲜问题的宣言，苏联后来也赞同这个宣言。
他追溯了1945年12月16日到12月26日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达成了协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协助临时的朝鲜民主政府的建立的重要决定，为此目的，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由朝鲜南部美军司令部与朝鲜北部苏军司令部的代表组成。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草拟关于协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进步（托管）、建立民主自治与朝鲜之国家独立的各项建议。
联合委员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邀请临时的朝鲜民主政府参加，并吸收朝鲜的民主团体，与它们协商。
必须承认：
艾奇逊先生在这里，在第1委员会上，极力想歪曲有关联合委员会的活动与莫斯科会议的工作的事实。
艾奇逊先生就丝毫没有谈到——例如说——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
协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进步及建立朝鲜的民主自治。
但是他却不遗余力地把事情说得好像美国为了使朝鲜的行政与经济方面的活动协调一致而苦心拟定的种种措施都被苏联藉口恐怕侵犯朝鲜北部苏联的绝对权力范围而拒绝了。
现在并没有必要来驳斥这种谰言，因为苏联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
事实上，情况跟艾奇逊先生所说的完全不同。
事实上，苏联代表团曾声明：
应以一种互相交换等量货物的方式，组织南北朝鲜之间的贸易。
苏军司令部考虑到南朝鲜的需要，同意供给南朝鲜以必要的电力、煤、化学肥料、钢、铜、锌、铅、各种酸、木材及其他物品，共值八千九百五十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九元。
苏军司令部则计划为北朝鲜取得占南朝鲜交货总额三分之二的粮食（大米）、以及为北朝鲜铁路、煤矿和电力工业所需的零件及供应品等等。
美方在答复苏联代表团的声明的时候，开出了一个消费品、零件和零星物件的清单，总值六百万元。
后来这个清单又加以扩充，总值增加到一千万元。
因此，美国的建议根本不合乎双方已经达成的等量交换的谅解，而打算让北朝鲜赊给南朝鲜共值七千九百万元的货物。
美国的建议里面完全剔除了粮食交货一项，虽然苏联代表团曾明确地说明：
“要看美军司令部是否交换粮食以供给制造物品而需要米粮的北朝鲜劳动人民之用，苏军司令部才能决定交换货物的问题。”
美国希望造成北朝鲜的饥荒，希望妨害苏联的政策，便断然拒绝运米到北朝鲜。
因此，苏联代表团不得不暂停考虑交换货物的问题，等到“美军司令部能够保证南朝鲜把工业所需要的零件及工业工人所需要的粮食运往北朝鲜，双方交换的总数大体相等”的时候再作考虑。
苏联始终支持朝鲜独立民主统一美国一贯进行分裂和反民主活动
在05月06日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坚决主张，当前的任务不是像美国所建议的在南朝鲜设立一个管理经济的民政机构，而是要设立一个临时朝鲜民主政府，但是美国顽固地对这一点置之不理。
艾奇逊先生谈到托管问题时没有提到：
原来的美国贝尔纳斯草案根本不曾规定组织一个朝鲜全国的政府，只强调要在朝鲜设立一个以两位军事司令官为首的行政机关，在托管制度实行以前，由他们负责治理朝鲜。
莫斯科会议认为，必须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设立一个临时朝鲜民主政府，这个建议指出这是符合于朝鲜人民迫切的民族要求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早日消除日本长期统治朝鲜所遗留下来的恶果。
美国提案主张成立一个由四国（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代表组成的执行理事会，授与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
这个美国提案仍然没有规定成立朝鲜政府。
可是，莫斯科会议认为必须成立临时朝鲜政府，必须成立苏美联合委员会以协助完成这一件重要的工作。
苏联政府从一开头就一贯支持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朝鲜的各项措施。
艾奇逊先生谈到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的问题的时候，说得温和一点，也显然是不合事实。
艾奇逊先生仅仅把当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重新说一遍，把整个事情缩小成“民主”这个字眼的定义问题，而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字眼，而在于更为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是由于事实上美国代表干脆破坏了上述莫斯科会议规定与朝鲜的民主党派和公众团体进行协商的决定。
苏美联合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企图主要把李承晚集团中的党派列入这种所谓“民主”党派中。
他们企图不把南朝鲜的许多强大的民主团体列入真正的民主党派中间，这些民主团体有朝鲜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国农民组合总联盟，民族革命党，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及其他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团体。
美国代表团曾建议邀请在国内没有威望而且仅代表南朝鲜思想反动的上层小集团的小团体参加协商。
艾奇逊先生在这里错误地说什么苏联反对邀请这些反对莫斯科协定所规定的托管办法的政治团体或党派参加协商。
苏联曾坚决主张与那些完全支持莫斯科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的民主党派和组织进行协商。
苏联坚决主张被邀请与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的政党或群众组织不得任命那些因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而丧失声誉的人充当协商代表。
从美国司令官在1946年12月24日的信件中看出他曾经同意这些建议，但是他作了某些修改。
莫洛托夫在1947年05月07日致马歇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这些修改，并表示希望从此再不会有理由来拖延举行苏美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显然因朝鲜民主党派参加协商问题上有分歧而受到阻挠。
但是，美国方面却继续实行它的反民主方针——支持反动组织，阻挠民主组织参加协商。
美国政府不仅把它所不喜欢但却真正民主的一切党派和团体都不列入民主党派与团体名单内，而且还对支持莫斯科决议和联合委员会决议的南朝鲜的真正民主党派与团体发动了镇压。
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捕了。
1947年，南朝鲜民主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及其出版社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及南朝鲜民主民族阵线市郡委员会的领导干部都被逮捕了。
被捕的还有南朝鲜农民组合总同盟的主席及其他重要人员、南朝鲜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会员、南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协同组合中央联盟、作家协会、律师协会及许多其他组织的领导干部。
此外，劳动党的领袖们也被捕了。
十分自然，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要求美国代表团立即采取措施恢复民主党派和团体在南朝鲜存在和活动的正常情况以及苏美联合委员会进行工作的适当条件。
莫洛托夫在1947年08月23日给马歇尔的信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当时他强调指出：
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不能容许的；
它使得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根本不可能正确实现，除非这种对南朝鲜民主团体与领袖的迫害立即完全终止。
当时的代理国务卿罗维特先生在给莫洛托夫的复信中并没有否认在美国占领区有逮捕民主党派与团体的代表的情事。
他企图为这种逮捕辩解，说这是为了扑灭意图推翻合法政权及危害美国占领区治安的所谓破坏活动所必需的。
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破坏活动”。
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镇压为真正统一朝鲜与建立独立民主的朝鲜国而奋斗的南朝鲜民主运动。
艾奇逊先生在这里把罗维特的信大事渲染，把这封信说成美国旨在促成朝鲜统一并保证朝鲜的独立与民主制度的所谓民主政策的证明。
实际上，罗维特的信却证明了美国当局根本不想帮助朝鲜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我们只要追述一下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就够了。
据罗维特的解释，美国的建议规定成立临时的所谓地区立法议会，根据美国的计划，由地区立法议会成立一个临时的全国立法议会，也就是临时的全朝鲜立法议会。
但是这样一种在南北朝鲜，也就是在苏联和美国地区成立临时立法议会的建议不但不能够消除当时已经存在的朝鲜分裂为两个地区的状态，反而会使朝鲜的分裂永远继续下去，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苏联政府坚决地恪守莫斯科会议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朝鲜的规定，自然不能接受罗维特的建议。
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的分裂建议，这竟被当作拒绝再与苏联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的藉口。
艾奇逊先生在这里说，当时美国开始认识，对于与苏联进行双边谈判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
又说美国方面就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来使问题有所进展，但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响应。
因此，美国政府才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来。
美国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它的行为是否——用艾奇逊的话来说——能够使得问题有所进展，在我先前说的话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
美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使问题有所进展，也就是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保证南朝鲜民主运动的成功，来实现朝鲜的统一和民主化，来恢复它的国民经济和文化，而这都是那个时期在北朝鲜进行的事情，北朝鲜还完成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来保证广泛的政治自由并增进人民的幸福。
当时，在南朝鲜反动势力横行、人们的基本自由与人权受到压制的时候，北朝鲜实行了普选，颁布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在自由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成立了地方政权机关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实行了土地改革，使七十二万五千少地无地的农户无偿地得到一百多万公顷以前属于日本殖民者及其朝鲜帮凶的土地。
同时还把以前日本的工业收归国有；
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法律；
在学校里采用了朝鲜语，各地增设了学校；
实行了公共教育改革，学生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
当时，在1947年，苏联政府就已经建议首先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朝鲜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广泛参加的基础上成立临时朝鲜民主政府，以便加速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统一，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干涉的独立国家，这就可以结束朝鲜分裂为两个地区的局面。
二、以普遍平等投票为基础的自由选举的方式，在全朝鲜成立民主的政权机关。
三、援助朝鲜人民重建朝鲜为独立的民主国和发展他们的国民经济与民族文化。
同时，苏联政府建议，苏美联合委员会在严格履行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协议的基础上，恢复工作；
同时至迟在1947年07月或08月以前，把拟定关于成立临时朝鲜民主政府的建议的工作结果提交苏联和美国政府考虑。
在第2届联合国大会前夕，参加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为了加速建立临时朝鲜民主政府的工作，接受了美国代表团的一个建议，即不与朝鲜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进行口头协商——这是在该委员会引起分歧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主张成立一个由全朝鲜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全朝鲜临时人民议会，作为谘询机关。
这个建议被美国代表团拒绝了。
在美国政府决定阻挠与苏联在莫斯科会议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合作以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在美国政府决定更顽固地努力使朝鲜永久分裂下去并实现它的反动侵略计划的时候，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这就是违反关于朝鲜的现行国际协定而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大会上来的真正原因。
美国扶植卖国贼李承晚集团以达到榨取南朝鲜富源目的
艾奇逊先生的演说有一大部分是企图指责北朝鲜与苏联在南朝鲜进行所谓意图推翻李承晚政府的破坏活动。
他指出苏联当时特别注意从朝鲜人中训练拥护苏联、在北朝鲜的政党与国家机关中担任要职的干部。
在他的演说中，当然有国务院的一贯反苏谰言，说什么苏联秘密警察在北朝鲜活动，说什么苏联“统治”北朝鲜政府。
在这里来说明这种话是多么无稽与荒谬，实在是多余的。
艾奇逊先生所以在这个题目上大放厥词，其目的是要转移公众的视线，使他们不注意美国依靠它在半封建地主代表中挑选出来的走狗在南朝鲜进行的反民主活动，这些半封建地主是朝鲜最反动的阶级，他们过去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支柱，多年来积极帮助日本殖民者奴役朝鲜，在日本刺刀的保护下掠夺朝鲜并蹂躏朝鲜人民。
这些人中间有凶暴的日本特务，如恶名昭著的“棉业大王”、大地主金性洙与金龙周，飞机公司主人朴兴植，以及这些人的亲信，他们都是反动官僚的代表，以出卖民族的代价换得在殖民机构中服务的权利。
大家知道，李承晚的整个活动充分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政治性格，他是远在1945年10月就被匆匆忙忙地用飞机从美国送回去的。
艾奇逊在这里的演说中企图诽谤一些献身为朝鲜人民谋福利并不倦地为巩固朝鲜和苏联的友谊与合作而努力的爱国人士。
这些人士在过去和将来始终会受到苏联人民的充分报答。
苏联人民坚定不移地与其他国家中为维护合法的民族利益、争取民主改革、争取他们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进步人士保持友谊。
但是，我们对李承晚有什么话说呢？
他曾经是朝鲜国王秘密御前会议的大臣，他曾与亲日分子积极合作，他远在1898年被判处终身劳役，后来是由于日本驻韩公使的搭救才被释放的。
大家知道，李承晚在1904年前往美国，1910年朝鲜被日本并吞之后又回到朝鲜，重新为他的日本帝国主义主子们服务。
以后，他再度出现于美国，博取新主子们的欢心。
他在1920年至1922年之间曾利用他的关系，致力于使朝鲜成为美国的委任统治地。
像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对美国占领当局是很有用处的，美国占领当局知道他们支持李承晚这个殖民地统治的老手是为了什么，这种殖民地统治就是一种压迫人民的制度和旷古未闻的残暴行为以及对群众的劫掠和野蛮剥削的结合体。
李承晚还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在南朝鲜的统治集团中还有像他这样的地道的反动分子，例如：
李范奭，他同时也是朝鲜青年法西斯组织的领袖；
外交部长官张泽相，他是前汉城警察厅厅长，素有大刽子手的恶名；
公共工程部长官钱镇汉，他是反动工会的领袖；
法务部长官李仁，他是前日本法院的官员；
内政部长官尹致暎，从前是朝鲜亲日组织中的活跃分子。
美国当局曾与所有这些先生们——公开的与暗藏的卖国贼和日本特务——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这是早经伦敦杂志“新政治家与民族”在1945年报道过了的。
美国垄断资本家靠着这个所谓政府的帮助，即开始大力榨取南朝鲜的天然富源——钨、钼及其他有战略重要性的稀有金属——从而大发横财。
同时，南朝鲜的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坏到了悲惨的境地。
失业人数不断地增加，在某些时期曾达到二百万人，甚至差不多三百万人。
由于不堪负担的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的压迫，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在1944年到1947年之间，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米的产量也有大约相同比率的减低。
南朝鲜本来是全国的谷仓，现在经常遭受严重的粮荒，人民不得不过着受苦挨饿的生活。
但是殖民者的利润和地主们的收入却不断增加。
南朝鲜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有如江河之日下。
甚至联合国的朝鲜委员会对这种情况也无法掩饰；
该委员会的1948年第1季度报告指出：
继续破坏南朝鲜经济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
该委员会的1949年至1950年（直至09月04日止）的报告强调说：
1949年南朝鲜的财政状况仍然在继续恶化。
据该委员会说：
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增加了一笔额外的巨额费用来维持从事镇压人民对李承晚政权的义愤的军警。
憎恨李承晚政权的，不仅是朝鲜人民，而且还包括南朝鲜社会上那些在美国军事当局的逼迫下与李承晚合作的一大部分人士在内。
联合国委员会也承认。
人民主要粮食——大米——的价格不断上涨已使一般老百姓惶惶不安。
美国当局想要在1950年上半年在南朝鲜实行的所谓“经济稳定”计划，结果是彻底地失败了。
李承晚当局的贪污腐化和唯利是图腐蚀了整个政府机构。
所谓“自愿捐献”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替军警，甚至是替某些受到李承晚政府的庇护的某些“协会”，向人民勒索钱财，引起的弊病之多，使得联合国委员会在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严重地危害了整个赋税制度。
关于这种事实，艾奇逊先生觉得还是一字不提为妙，因为就连联合国委员会也已指出的这种事实，一定会揭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先生在这里给我们讲的朝鲜历史全是虚构。
这种事实势必会使得艾奇逊先生无法颂赞李承晚政权，也更无法掩饰这个在美国当局卵翼下发展起来的政权所给予南朝鲜人民的灾难。
李承晚法西斯政权遭到人民反抗
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欲盖弥彰
如果除了上述情况之外，我们再指出李承晚政权为了镇压人民一切民主愿望的表现所采取的种种可耻的残酷措施，那么整个政治腐败的情况就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用不着再加以任何特别说明了。
艾奇逊先生显然很满意南朝鲜的政治制度。
即使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这样驯从的工具，想尽办法来冲淡狰狞的景色，也没有办法掩盖那些充分暴露李承晚政权是一个残暴的反动政权，是一个道地的法西斯政权的事实。
例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向第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也不能否认，在1950年04月和05月的竞选运动期间，大约有二百名具有民主思想的选民因为被怀疑是南朝鲜劳动党的党员或支持和同情这个党而被逮捕，而南朝鲜劳动党是根据在美国当局批准下公布实行的臭名昭彰的国家保安法而被查禁的。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说：
“候选人的许多支持者受到警官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的恫吓甚至被殴打，其用意是要吓倒他们。……退出选举的情事发生了不少，足以说明有着使用压力的事。”
某些逮捕事件是明明违反选举法第117条的。
为了说明这个联合国委员会的本质，应该指出，这个委员会虽然指出了严重违反选举法和侵犯基本民主权利与自由的情事，然而最后却说，选举的组织工作值得赞扬，还说当局并没有非法干涉竞选运动。
这真是很妙的叫人为难的事情！
自那以后，情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愈来愈糟，愈来愈严重了。
联合国委员会向第7届大会提出的报告（A—二一八七号报告）里就有不少事实说明，在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愈来愈是无法无天，李承晚政府不择手段地迫害一切有民主见解嫌疑的人。
甚至南朝鲜的所谓国民议会也开始反对李承晚了！
报告俄文本第18页说，渐渐地，国民议会的许多议员也都非常不满总统独揽大权的统治，他们都认为总统专权，独行其是，所以他们开始拒绝拥护修改宪法，除非能够行使他们的选举权利，选举别的人当总统，而不再选李承晚。
李承晚和国民议会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1952年05月，李承晚在釜山实行戒严法，第2天国民议会全部一百八十三名议员中，就有五十多人被逮捕，另外一部分议员害怕被捕，都躲了起来。
结果，据委员会的报告说，国民议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召开。
看到国民议会的议员不去出席议会的会议，警察便奉李承晚的命令强行把议员们带到国民议会，把他们锁在会议厅里，强迫他们通过李承晚所希望通过的决定。
要总结南朝鲜形势的特点，只要看一看那个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就行了。
尽管这个委员会力图掩饰李承晚政权穷凶极恶的罪行，但是它暴露了这个政权已经把南朝鲜人民驱入了怎样的水深火热的境地。
他们是怎样的痛恨李承晚集团及其主子的统治。
要想对这一点获得一个概念，只要看一看联合国委员会报告中谈到1950年12月在洪家里（译音）和居昌（译音）发生的大批枪杀的那一部分就够了。
从南朝鲜当局自己的正式报告中就可以看到，在1950年10月01日到12月15日之间，就有三百九十一人因有不满李承晚政府的嫌疑和同情游击队的嫌疑而被判处死刑。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被处决的人中间有年轻的男子和妇女。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可能不提到这个名叫联合国委员会的委员会的可耻行为。
这个委员会看到李承晚政府执行的凶恶的处决和大批枪杀后，竟把李承晚政府打算在将来各别地而不是成批地处决的决定称为“慈悲行为”！
在这一方面，这样提明一下不会是多余的，就是说，这个报告是澳大利亚、荷兰、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菲律宾、智利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
报告中说，在朝鲜东南部居昌附近的神院面村（译音），有许多居民在1951年被控与游击队合作并协助游击队，而按照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处决。
按报告中所说，事情开始于1950年06月，当时南朝鲜警察数度企图毁灭这个村庄而未果。
一直到1951年02月，一营南朝鲜军队和警察派遣队进攻这个村庄，但是遭到数百名武装齐备的游击队的抵抗，这些游击队有五百名没有武装的游击队和村民的支援。
战斗继续了十个小时。
报告说，村民都协助游击队。
他们在谷仓中和住家中为游击队准备了隐藏的所在。
报告又说，村民和共产党员已经正式地结合起来了。
在战斗中，村民拒绝警察要求，不给他们食物，却把食物给游击队，表示他们的同情。
报告说，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表明了：
村民与共产党游击队保持合作，这是军队的军事活动的一大障碍。
军警因当地村民这种态度而激怒，便继续猛攻，杀死了大约二百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曾与游击队合作的村民。
南朝鲜讨伐军的营长和居昌（Kuhchan译音）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对这种野蛮镇压，还不满足，更就地枪杀了新吴村（ShinwukVillage译音）一百八十七名居民。
手无寸铁的居昌农民竟与企图杀戮数百名游击队的李承晚宪警进行这样英勇的斗争，李承晚警察又承认村民与游击队之间通力合作，情谊深厚，这都生动地证明了：
在南朝鲜反对李承晚政权的斗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有深深的根源的。
南朝鲜游击队运动是南朝鲜广泛的人民大众反对李承晚政权、反对支持这个政权的美国军事当局的结果。
法西斯李承晚政权依靠强大的外国主子的支持，对于任何稍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人民极尽残酷迫害之能事。
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承认：
有些人在被逮捕之后，又遭到严刑拷问，同时朝鲜公民时常仅仅由于胆敢批评美国人而遭到逮捕。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与南朝鲜游击运动的开展，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这对于进攻北朝鲜的准备工作势必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艾奇逊先生说，北朝鲜共产党活动的目的是要破坏南朝鲜政府。
事实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南朝鲜政府所实行的公开与人民为敌的、野蛮的、惨无人道的反动政策那样破坏南朝鲜政府的威信。
在美国的指使和支持下李承晚匪帮挑起罪恶战争
艾奇逊先生在攻击北朝鲜政府的时候，竟然说：
北朝鲜人提出的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是一种侵略行动……。
一个人只有在神经极度错乱的情况下才会从和平建议中看出侵略阴谋来！
但是，大家来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艾奇逊先生对李承晚和其它南朝鲜政治领袖的截然相反的、公开叫嚣战争的谈话若无其事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先生们在他们对北朝鲜发动进攻以前不久说些什么吧。
在这方面，委员会提交联合国第5届大会的1949年度的报告说：
“然而，委员会时常注意到总统，外务部长官和其他重要的、有权势的政界人士的谈话，这些谈话表示，时间日益紧迫，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可能采取最后手段，使用武力来统一。”
例如，在联合国大会承认大韩民国政府一周年纪念之际，外务部长官表示“希望人民尽最大努力来取消三八线，俾在明年12月12日以前，完成朝鲜的全国统一。
有鉴于此，人民应该下定坚定的决心，从此以后准备流血”。
总统李承晚同样在1949年12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们必须在明年完成统一，我相信我们能够办到……为了与联合国合作，我们一直诚意地保持着耐心的态度。
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朝鲜人民的互相了解来求得重新统一。
但是一旦不可避免的时间到来，很可能我们不能避免流血和内战。
假如不幸我们今年不能得到统一，那么我们就要被迫自己来统一我们的领土了。”
1950年02月，南朝鲜国防部长官申性模公开地说：
“如果联合国拔不掉朝鲜身上的‘匕首’，这是它始终没有做到的一件事，那么，朝鲜人民自己就必须用自己的努力与力量来这样做了。”
如果艾奇逊先生还没有时间正确地研究朝鲜委员会的报告，那么，也许他现在可以用几小时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些话。
想一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了解1950年06月25日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
艾奇逊先生在演说中特别用一部分时间来企图的证明朝鲜境内的侵略行为是由北朝鲜准备和进行。
艾奇逊先生把事情说得好像这一行动是在南朝鲜政府击溃了艾奇逊先生所谓由北方侵入的共产党以后，在它把国内的一次叛乱镇压下去以后，并且在那种被艾奇逊先生称之为明智的李承晚政府政策使北朝鲜人的一切阴谋都遭到惨败以后几个星期采取的。
艾奇逊先生精确地知道有多少北朝鲜青年在西伯利亚受训，朝鲜劳动党怎样在1949年夏天进行了他所说的清党并把南朝鲜劳动党暗中吃掉；
他知道北朝鲜——我是引用艾奇逊先生的话——怎样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又是怎样教育、训练和优良地装备起来的，而且，苏联政府又怎样向它提供战略与战术上的建议；
最后，他还知道全体北朝鲜平民怎样受基本军事训练。
艾奇逊先生由北朝鲜的逃亡者和北朝鲜境内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这一类的情报员那里——艾奇逊自己这样承认——把这种情况了解得详细极了。
但是，南朝鲜在这个时期里采取了一些什么军事措施呢？
艾奇逊先生却一无所知，只知道南朝鲜军队完全没有进攻的准备，只是为了防御而驻守各地。
但是，这种说法与那种比由逃亡者口中得到的情报更加真实可靠的情报，那种熟悉这种问题的人所报告的消息是完全不同的。
我要引美国经合总署朝鲜分署署长琼逊所说的一段话来证明。
琼逊在1950年05月19日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说：
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在汉城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由美国军官训练出来的十万名南朝鲜军队，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可以随时发动战争。
这个声明与艾奇逊先生的说法是矛盾的，艾奇逊先生在他的演说里说：
南朝鲜的十万军队并不是武装起来作进攻之用的。
艾奇逊先生对于所谓北朝鲜的“侵略”证据，又加添了某些文件，其中有所谓落到联合国军手中的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据说这项计划现在由联合国保存着。
这件事倒是值得详细谈一谈的。
三八线地区的一切武装冲突事件都是南朝鲜挑起来的。
在1949年06月以前，这种事件大多是对北朝鲜境内开枪射击的事件，从06月起，南朝鲜军就开始侵犯三八线，它们以整个的部队越过三八线，目的在于占领北朝鲜境内的防线，这种行动就引起了武装冲突。
从1949年06月至08月，南朝鲜所侵犯的主要地区是瓮津、开城、襄阳。
在瓮津地区，南朝鲜警察屡次侵犯三八线，时常占据北朝鲜境内的高地。
1949年06月，南朝鲜调集了七个配有迫击炮的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占据北朝鲜境内的有利阵地。
这个战斗连续进行了两个月，其中仅有短时间的停歇。
06月27日，一营南朝鲜军占据了二八八点○高地；
07月19日，南朝鲜军占据了一一二点○、一三一点七、一二三点○等高地（最远的到三八线以北一公里）。
08月04日，北朝鲜收复了他们的阵地，并且把敌人赶出了北朝鲜领土。
在开城地区，战争自1949年07月22日进行至08月01日。
07月25日，南朝鲜军一营在密集的炮轰之后，攻击并占据了三八线以北的四八八点二高地。
战斗从1949年07月28日进行至08月01日，结果南朝鲜部队被驱逐出北朝鲜领土。
南朝鲜军在开城地区发动攻势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大炮和迫击炮。
07月28日那一天，南朝鲜军发射了三千五百多发榴弹炮弹和一千多发迫击炮弹。
除此以外，南朝鲜还在其他地方侵犯三八线，如在东海岸的襄阳地区。
07月28日，南朝鲜在这个地区派遣了两个破坏工作队共一百五十六人偷过三八线，去截断元山和襄阳地区北朝鲜军的退路；
07月05日和06日，南朝鲜军约一个步兵营占据了英德里（译音）和公须田里，即进入三八线以北四·五公里；
南朝鲜军约一个营占据了其土门里（三八线以北一公里）一带的高地。
我想提醒一下，侵略朝鲜的问题早在1950年的第5届大会上就被提出来了，那时美国代表团力图否认美国在李承晚政府的参加下侵略朝鲜这回事。
甚至在那个时候，这种企图就完全失败了。
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证据揭穿了美国诬指北朝鲜政府进行侵略来掩饰自己的侵略行为的阴谋诡计。
我们在那时候就已指明了：
李承晚政府和它的美国朋友是如何准备好进攻北朝鲜的，提出了直到今天都无法否认的、无可反驳的证据。
李承晚在这种准备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他在1949年09月30日写给美国奥利伏教授的一封信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我那时就引证了他的信。
奥利伏教授证实了他曾接到这样一封信，李承晚在这封信里说：
“现在（指1949年09月）是采取进攻性的步骤、并团结北朝鲜共军中效忠于我们的那一部分人以便将其余的一部分歼灭的心理上最有利的时机。”
李承晚在信中对奥利伏教授说：
“我们将要把金日成手下的一部分人赶到山里去，让他们在那儿饿死。”
他对奥利伏博士肯定地说，奥利伏和他的朋友们应该不动声色地在华盛顿和纽约工作，而李承晚自己则在汉城和东京为同一目标——“肃清全国并清理我们的家务”而努力。
南朝鲜驻美大使赵炳玉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在1949年10月写信给李承晚说：
他很用心而且很有兴趣地读了李承晚写给奥利伏的关于“消灭北朝鲜傀儡政权”的那封信。
赵炳玉写道：
“我与张大使和奥利伏博士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计划必须当作我国政府的基本计划，必须在我们准备妥当和恰好的时机来临的时候予以实现。”
赵炳玉在1949年11月给李承晚的一封信中指出，只有通过政府的主权才能实现朝鲜的统一，并说李承晚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准备。
李承晚在1949年12月30日公然宣称，他有决心在新的一年（即1950年）收复失地——他的意思就是夺取北朝鲜。
他又公然提出警告说：
南朝鲜人在将来不会实行和平政策，他并嘱南朝鲜人必须记住：
在新的一年中由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他们（指李承晚分子）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努力”统一南北朝鲜。
这当然是很明白的：
如果不是美国统治集团支持他们的侵略意图，李承晚和他的走狗们是不敢这样公然讲出他们进攻北朝鲜的计划的。
在这个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詹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抵达远东，并与麦克阿瑟将军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大家知道，杜勒斯在南朝鲜武装部队于06月25日进攻北朝鲜那天以前十一天曾到南朝鲜视察预定的前线及战壕。
杜勒斯于06月19日在南朝鲜国民议会中发表演说，同意李承晚向北朝鲜进行武装冒险的计划，他说：
美国将给予南朝鲜一切必要的道义的和物质的支持，向共产主义作战。
杜勒斯在1950年06月20日，即向北朝鲜进攻的前五天，曾写信给李承晚说：
他异常重视李承晚的国家在即将演出的伟大戏剧中所扮演的决定性的角色。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杜勒斯对这句话的意义作过任何解释。
在那时候，我们对杜勒斯指出这句话，并严重地指责这是挑动朝鲜战争的行为。
这个指责迄今没有被反驳。
在那时候，艾奇逊先生对于这件事没有讲过话，但是，他现在却决定讲话了，这显然是想在选民代表面前挽回他的面子。
但是他这样一来倒使我们得以就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来谈一谈所有这些重要问题；
检查一下这些问题可以使朝鲜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早在1950年01月，罗伯茨将军曾对李承晚政府的长官发布训令说，进攻北朝鲜的计划已经决定。
罗伯茨警告说，虽然南朝鲜可以自己开始进攻，但仍必须制造一个藉口，俾得有一个正当理由。
他并说，联合国委员会对这件事可以及时地向联合国提出一项符合于这种情况的报告。
在那时候，进攻北朝鲜的计划早已准备好了。
另外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证据，说明李承晚军队曾在准备进攻北朝鲜。
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从李承晚政府的秘密档案中找到的一张战略地图，这张地图现在北朝鲜政府手中。
在第5届大会上，我曾详细地说明这张地图的内容，在这张地图上，南朝鲜军队从黄海海岸至高浪浦地区以及从高浪浦至东海岸地区发动进攻。
主要的进攻方向都在地图上标明。
海军从汉川登陆向平壤进攻的路线也在地图上标明，从东豆川、春川、寒峙和其他地方进攻的方向也标明着。
这些都是无法争辩的事实，都是在美国指导之下的南朝鲜事先计划好、组织好向北朝鲜进攻的不可争辩的证据，这次进攻是由美国武装力量事先准备和事后支持的。
1950年安理会的非法决定是美国掩饰其侵略罪行的把戏
艾奇逊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北朝鲜进攻的一切话是不值得任何考虑的。
南朝鲜发动侵略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没有一点被证明是不真实的：
国务院没有提出一点证据来证实它自己的说法。
国务院的先生们所能做出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使用陈腔滥调，作无意义的谩骂。
他们似乎认为没有责任要作任何证明。
他们机械地一再说北朝鲜发动侵略，他们引用安全理事会06月25日的决议，这决议武断地说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进攻。
这个决议的来源是值得更详细研究的。
的确，安全理事会根据什么资料通过这个决议？
06月25日发生的事情真相究竟如何？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对于他们武断地用作他们决议根据的事实的真实性可能有多少把握？
大家知道，安全理事会关于南北朝鲜交界处冲突事件情报的第1个来源是南朝鲜政府，南朝鲜政府诬指北朝鲜武装部队曾攻击瓮津半岛的某几处地方，并在江尼（译音）南北登陆，向汉城方向进攻。
值得注意的是：
在06月25日的会议上，赖伊本着他所接到的李承晚政府的报告的精神，报告这件事情，他提到他所接到的这个报告和他从朝鲜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
他硬说这种报告和情报都清楚地证明冲突是北朝鲜军队挑起的。
1950年06月25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拍给秘书处的电报也只包括上述李承晚政府的报告，李承晚政府是敌视北朝鲜政府的。
那时候，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本身没有关于南北朝鲜交界处情况的情报，它所有的情报只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葛罗斯提出的朝鲜政府的电报内所提供的情报和他从美国驻朝鲜大使缪锡俄那里得到的情报，而缪锡俄的情报也是从李承晚那里得来的。
此外，委员会的观察员在沿边界巡行后于1950年06月23日返回汉城，在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此行经过，这次会议于1950年06月26日便在汉城召开。
委员会在这以后才向联合国发出电报。
从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委员会所得到的关于三八线上的事件的情报，来源是南朝鲜的内务部长官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缪锡俄。
也就是这个缪锡俄在1949年07月下半月与罗伯茨将军及南朝鲜的长官申性模、权承烈、金孝锡举行会议，并告诉他们，在七、08月间必须进行大规模准备工作，准备进攻北方。
至于委员会的观察员们，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三八线，他们所报告的三八线的情况都只能追溯到他们在三八线地区逗留的最后一天06月22日，即敌对行动开始的前三天。
无怪乎当时安全理事会的一位代表指出，所获得的情报是矛盾的，不够清楚，因此不可以在没有听取北朝鲜政府陈述意见以前就片面采取任何决定。
这位代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也不得不说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真相。
这些事实足以无可辩驳地证明安全理事会对于1950年06月25日黎明在朝鲜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从公正来源方面得到客观情报，因此，安全理事会没有任何权利断言北朝鲜的军队首先侵犯南朝鲜，也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一方面采取决定。
但是安全理事会在别人的压力下，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立即采取了一个决定，而现在竟有些人企图把这个决定说成是可以真实地答复朝鲜的侵略怎样开始和谁是真正的侵略者的问题的一个决定。
但是真相终会水落石出。
现在越来越坚决、越来越宏亮的声音清楚地揭露了安全理事会1950年06月25日的决定是不正确的；
越来越多的问题提了出来，坚决要求答复，不答复这些问题，你就不能再希望安安稳稳地欺骗舆论了。
在这些事实面前，艾奇逊先生关于联合国委员会——它当时公正的程度正像今日公正的程度一样——所宣布的判决的传奇似的论调，就显得非常荒谬了。
但是这些话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话呢？
艾奇逊说：
这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但是，是不是有不说明充分理由的那种公正判决呢？
是不是有不听取被告的意见、也不听取他的说明而宣布被告败诉的那种公正判决呢？
这就是你所谓的公正的判决！
判决一字表示审判官和负责决定法律案件的正直人士的意见。
对这个崇高的字眼——判决——加以如此的亵渎和滥用是不能容许的。
联合国委员会或安全理事会所宣布的决不能算是公正的判决，因为要宣布一项真正公正的判决，必须先进行忠实与客观的调查，如果没有忠实与客观的调查，不论各种法律人员叫嚷得多么厉害，没有一项判决能够看做是公正的。
06月25日、06月27日及07月07日安全理事会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美国指挥下串演的一幕笑剧。
美国许多年来一直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有计划地鼓励李承晚政府与李承晚本人的好战的计划，要为朝鲜准备一个血腥结局。
在安全理事会于06月25日在不合法的组成状况下采取了决定后，什么事都沿着一个方向循环——“北朝鲜开始侵略”，“北朝鲜开始侵略”，“北朝鲜开始侵略”……但有什么事实呢？
安全理事会并没有事实。
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南朝鲜政府一封歪曲事实的电报采取决定的。
但我们确信，总有一天南朝鲜进攻北朝鲜的秘密会被完全揭露出来，比今天可能揭露的程度还要彻底。
这个秘密今天已经可以称之为滑稽的秘密，事实上早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从这些事实来看，艾奇逊先生在两年半以后又企图回到在朝鲜的侵略从什么方面发动的问题上，这种企图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必须认为这种企图是没有成功机会的。
朝鲜战争不是偶然发生的。
朝鲜战争是美国资本家所需要的。
美国资本家以惊惶恐惧的心情看到行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迹象，因此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相当新鲜的刺激上面，以此来支撑衰微中的美国经济。
这种刺激就采取了朝鲜战争的形式。
这个战争给千千万万的人民带来了恐怖和死亡，而却给制造死亡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带来了战争订货和巨额利润。
朝鲜干涉的组织者与鼓动者不止一次地承认过，如果战争没有在朝鲜爆发，它一定会在别的地方爆发。
联合国军陆军司令范佛里特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菲律宾官员代表团说：
某种朝鲜战争是不能不发生的，不是在那里发生，就是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发生。
这就是朝鲜战争的根源，这就是它的来源，这就是法律学家与讼师的漂亮辞藻所不能消灭的事实。
朝中方面排除美方无理阻挠促使停战协定草案达成协议
艾奇逊硬说：
美军司令部在停战谈判中的唯一目标是获得最大限度的防止侵略再起的保证。
但是，美军司令部在这种谈判里实际采取的态度完全与此相反。
事实如下：
一、例如，艾奇逊曾经说过：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防止军队的兵力在轮换人员的时候有所增加。
这个建议并未遭到朝中司令部方面的任何反对，然而后者提出一个完全正当的要求，就是，要提供条件来防止在这件事情上胡作非为，防止对方以轮换人员为藉口而在实际上增加武装部队兵力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朝中方面才提出限制轮换的人员不得超过五千人的要求，而美军司令部则坚持不超过七万五千人。
美军司令部对这个要求十分坚持，所以，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造成僵局，朝中司令部同意每方轮换军人的数目增加到三万五千。
这样，人民朝鲜方面就作了很大的让步。
二、美军司令部坚持要求有权在一个所谓公正的委员会的帮助下，监督在朝中方面后方发生的事情。
虽然是通过所谓公正的委员会，这也显然是对北朝鲜内政的干涉，当然，这不能看做是防止可能的侵略的保证，相反的，这只能促使新事件爆发，而造成各种各样的军事后果。
三、美军司令部在分界线上争论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力图使分界线沿着一个在战略上对美国最有利的方向延伸，并力图保持他们早先占领的地区。
美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
在划定分界线时，要把北朝鲜领土的很大一部分交给他们，他们还假惺惺地说什么“联合国军代表团”所以坚持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它对于扩张“联合国军”控制的领土感到兴趣，而是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取得三八线区域所缺乏的方便的防线。
如果接受这个要求的话，一万三千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即全朝鲜领土的二十分之一就要归美军司令部控制了。
他们坚持分界线扩大至三八线以北八公里，特别指明要划在开城以北的朝鲜东海岸。
至于瓮津半岛南部，他们愿意割让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美国谈判代表霍治说，这块地方让给任何人都对他们没有关系，让给阿比西尼亚也好，让给澳大利亚也好。
四、美军司令部在同意海空停战方面要求北朝鲜割让某一部分领土作为补偿。
所有这些美国的要求都明显地说明美军司令部对分界线问题争执不休的真正目的，也说明为什么这种争执延续到将近一个月之久。
艾奇逊对于开城中立区完全由南朝鲜和美国军队有计划地进行的军事挑衅行动，一言不发，这种挑衅行动包括向插有白旗的朝中代表团乘坐的汽车进行扫射，用机枪扫射中立区边界的板门店岗哨，美国飞机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居住的地区投掷油桶和炸弹，并炮轰会场区。
仅仅在八天时间内（1951年08月23日至30日），美国飞机侵犯开城中立区上空达十二次之多，在09月01日甚至在南日将军住宅附近投掷炸弹。
在09月的第1个星期内，美国飞机曾侵入开城中立地区上空达一百次之多，向谈判会场进行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冷静并表示愿意就美军司令部故意使之恶化的各种问题达成协议，那是需要很好的自制能力的。
尽管这样，朝鲜和中国方面终于能够解除了许多阻碍停战谈判获致协议的藉口。
由于朝中方面的这种灵活的、热爱和平的、诚恳的作法，终于使停战协定草案的六十多项条款获得了协议。
美方提出荒谬的“自愿遣返”建议造成遣俘问题日趋尖锐化的局面
但是，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获致协议，而且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的确变得非常尖锐了。
这个问题就是交换战俘问题。
这个问题异常重大，是值得比较仔细地来考虑一下的，尤其是因为美国代表团企图像过去许多次一样，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美军司令部违反国际法各种基本原则的、使人完全不能接受的立场，把它当作联合国的意见。
战俘问题并不是像艾奇逊先生在此间所说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列入了开城停战谈判的议程。
我不打算作详细的说明，我只谈一谈交换战俘谈判的几个最重要的阶段。
在1951年12月12日，朝中方面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
在停战协定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重病战俘应先在第1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
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美方不但不就这些建议的内容提出答复，反而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战俘的情报，并要求准许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访问战俘营，事实上拒绝在这种情报提出以前讨论朝中方面的建议。
朝中方面提供了关于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战俘的必要情报，美国代表团方面提供了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名朝中战俘的名单，但是美方以前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名单上列有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名战俘。
艾奇逊说，有三万七千人经“重新分类”后加以释放，因为发觉他们并非战俘，而是平民。
结果美军司令部以同样的方法对另外一万一千人加以“重新分类”。
朝中方面要求美方代表团交待那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曾经被算在12月18日战俘总数内，而在后来的名单上却无名字的战俘的下落，以及那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名曾包括在美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提出的名单内，而在1950年12月18日名单上未曾提及的战俘的下落。
美方说：
关于这四万四千名战俘的材料已是过时的了，这些战俘已被释放，但是后来美方又不得不承认这批人是在美国的俘虏营内，然而却硬说他们是被强迫加入朝鲜军的平民而且是南朝鲜当地的人，所以没有把他们列入12月18日所提出的名单上。
1951年12月31日，美方代表团答应最迟在01月02日提出关于战俘的全部材料，在01月03日它又重申它的保证，然而终归没有提出任何材料。
01月12日，美方说在没有达成停战协定以前，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关于战俘的材料；
01月15日，美方宣称它将提出基本材料来交换朝中方面关于南朝鲜战俘的补充材料，然而在01月18日，它又说这些材料不是基本材料，不会包括关于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名战俘的情况在内。
最后在1952年01月28日，美方才提出了情报，但是里面仅仅提到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名战俘。
现在艾奇逊先生却说：
在美方战俘营里一共只有朝中战俘十二万一千人。
我们绝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是李奇微总部在1951年12月31日所承认的，就是在战争初期被俘的十四万战俘里面已有七千人左右死于美方战俘营。
所有这一切当然只能对谈判的进展发生最不利的影响。
此外，美方提出的某些要求和建议也同样地发生不利的影响。
例如美方曾要求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并曾建议叫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确定希望遣返的战俘是否由于受到胁迫才做出这种决定。
这简直是荒谬已极了！
人们自己说要求遣返，但是却凭空跑出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确定他们是真想遣返呢还是由于受到胁迫才作出这样的决定。
美军司令部另外的一个建议也是这种性质的。
他们建议：
所有在1950年06月25日以前曾是南朝鲜或北朝鲜平民的朝鲜战俘应一律视为平民。
假使这个建议被接受的话，那么就会有六万多名朝鲜战俘被算作平民的名单之内。
可以说这就是所有这些非法建议后面的狡黠诡计！
朝中方面自然坚决拒绝了美方这种非法要求。
这种要求的用意完全是想扣留十六万五千名战俘——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以及数十万被强迫迁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民，其目的显然是要把这些战俘交给蒋介石和李承晚摆布。
后来双方决定把战俘问题提交双方参谋人员讨论，在他们开始他们的工作的时候，美方再度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建议。
以后美方就一直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而且从后来的事实看来，这种要求已成为美方代表团用来继续施行压力的工具，以便达到一种与获致停战协议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目的。
在03月21日朝中方面又作了一次努力，争取在战俘问题上达成协议。
他们建议：
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把他们所拘留的一万一千五百名战俘全部释放和遣返，美方则应释放和遣返他们所拘留的十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名战俘，至于双方战俘名单则由双方参谋人员予以最后校正。
美方代表团在03月25日声称：
朝中方面这个建议只要经过某些修正就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
停战谈判可能圆满结束的希望再一次出现了。
美国方面既在原则上同意，于是朝中代表团提出了具体建议，规定任何一方收容的非朝鲜籍战俘及住所不在被收容一方所管辖地区的朝鲜籍战俘都须全部遣返，但住所在被收容一方的朝鲜战俘，如果他们愿意回家过和平生活则毋须遣返。
1952年07月、08月、09月三个月都在讨论战俘问题；
双方对停战协定草案的第51条和第52条于07月04日达成协议。
大家知道，第51条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应释放并尽早遣返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释放的战俘应以本段中提及的双方交换的名单为依据，这种名单应在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
第52条规定所有战俘不许再参加战争行动，必须重新从事和平职业。
后来，美国代表团说，他们只同意遣返八万三千名朝中战俘，这表示他们打算扣留一大部分被俘的朝鲜人和中国人。
朝中代表团于是说，这个建议违反已经协议的停战协定草案中第51条和第52条的原则，因而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美国代表然后说：
他们的建议是坚定的、不可更改的，并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代表团曾于1952年02月05日用下列方式提出第52条：
双方在目前的停战协定生效后尽早释放其收容的一切战俘。
按照这个方法释放的一切战俘应遣送或移交给对方，但不得实行强迫遣返或强迫移交。
为了达到强迫扣留的可耻目的美军当局不断虐杀朝中被俘人员后来的发展证明：
实际上，美军司令部曾采取了强迫扣留战俘的措施。
美军司令部花了许多个月的时间在各战俘营中实行一套办法，以威吓战俘，使他们拒绝遣返。
美军司令部任命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在各战俘营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在美军司令部的命令下，在这些战俘营中进行各种暴行。
关于这一事，必须追述：
被俘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曾被在身上刺字，并且被迫写血书，凡拒绝这样做的人不是遭到殴打，便被杀害。
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为了逼迫受拷打与酷刑的战俘表示他们拒绝回家。
同时，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继续坚决主张重新询问与甄别战俘。
单单安排这种重新询问的事实就说明：
原先的询问都是虚构的，它们不能取得任何人的信任。
否则，为什么还需要重新询问呢？
不论这些重新的询问采取什么方式与程序，安排重新询问的事实就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最横暴的破坏与嘲弄。
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无可置驳的事实来证明：
被美国拘禁的朝中战士受到了非人道的待遇；
独立与自由的报纸都刊载了关于这些事实的报道，连美国人自己与他们大事渲染的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证实了这些事实。
让我来仅仅提一下这些事实中的几件事实吧。
1952年02月与03月在巨济岛上发生的血腥暴行清楚地揭露了美国战俘营中实行的不堪忍受的统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了巨济岛战俘营长官费兹吉拉德上校提供的关于02月18日事件的情报。
这就是那位上校描述的02月18日事件的经过：
在接到总部要战俘与被拘平民亲自用秘密投票方式来表明他们是否愿意重新甄别的指示后，第62号营场中的战俘就拒绝办理这种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战俘营当局把这个问题加以彻底讨论后，就决定用军队来把战俘分成小组。
费兹吉拉德说：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计划就草拟出来、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要询问人们他们是否希望遣返。
为了进行这种询问，他们就把战俘分成小组。
当然，可以显然看出：
这是警察常常使用的手段，其目的是要把一群团结在一起的人民冲散成孤立的个人，以便比较容易地对付不满分子，比较容易地迫使他们同意不回家。
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充分地说明：
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强使俘虏在手枪和机关枪的威吓下同意宪兵和军事当局的要求。
这是战俘营长官费兹吉拉德上校所供认的。
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同意这些可耻的措施具有艾奇逊先生在这里大吹特吹的人道目的吗？
我们能够同意艾奇逊先生所谓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战俘免遭他们首领的毒手的说法吗？
屠杀战俘是为了保护他们，这就是艾奇逊的公式。
下面是费兹吉拉德说过的另外一些话。
他说：
营场里布置了岗哨，战俘被分成小组。
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后来这个营场里有很多的共产党挑拨分子鼓动一营战俘攻击联合国军士兵。
所有的俘虏都拿着铁条、木棒和用铁丝网制成的代用武器。
大块石头和自造手榴弹开始投掷到士兵身上。
军队于是被迫采取决定性的自卫措施来击退进攻。
在示威的整个过程中，共产党的旗帜飘扬，所有事实都说明攻击的目的是在赶走联合国军。
费兹吉拉德说，俘虏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不在场，因为在计划的第1部分完成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个营场。
当他回到那个营场的时候，他得悉事件经过，进行了调查，结果认为当时不可能完成任务。
因此他下令军队撤退以避免进一步流血。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费兹吉拉德上校本人并不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把这些事件称作是“俘虏的攻击”，而不是正确地说成是美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战俘的攻击。
因此，他的谈话中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艾奇逊先生喜欢叫作“询问”的所谓“甄别”是在美国武器的胁迫下进行的，而在“甄别”以前，战俘们已被强行分成小组，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对付。
费兹吉拉德上校的声明与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所提出的情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而据该委员会的报告说，代表们所提出的情报是第一手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说的：
02月18日上午四时左右，约有全副武装的军队一团，未经提出任何警告，即进入营场。
当时除少数战俘在帐篷内担任警卫以外，大多数战俘都已熟睡。
军队包围了其他帐篷，包括尚未能与战俘营当局取得联系的战俘代表所住的帐篷在内。
战俘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留在他们的帐篷中。
其中有一两个人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试图走出帐篷，遭到射击。
战俘们着慌了，他们认为他们将全体被杀，就试图跑出帐篷，进行自卫，并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
军队当即向他们开枪。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费兹吉拉德上校替他手下的刽子手们辩护时所说的那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又说：
天亮时，战俘的代表再次试图与军队司令官谈判，但未能成功。
这个代表也曾试图使战俘们安静下来，但也未能成功。
他的一个同志、第3战俘营的领袖协助他设法与司令官取得联系，可是他被击毙了。
这时候大约是八点钟，费兹吉拉德上校就在这时候来到出事现场。
当着他的面，又有几个唱歌的战俘被枪击。
这就是屠杀的情况。
战俘代表与他的助手战俘第3营的领袖都竭力想防止这场屠杀，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告失败。
第3营领袖被杀害了，唱祖国国歌的战俘被击毙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说：
在又杀害了几个战俘以后，战俘营长官命令战俘们坐下，被杀的战俘的尸体就躺在他们前面的地上。
报告继续说：
费兹吉拉德上校曾好几次说要把军队撤出，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于是，战俘代表要求费兹吉拉德上校与他一道进行视察，以调查发生的事故。
他同意了，就同战俘代表与领袖们一同看到了所造成的破坏情况，并听到一个受伤的战俘大声求援。
他们走进饭堂，饭堂内全体人员都被看守住了。
战俘代表要求释放这些人员，但是他的要求遭到拒绝。
他们从饭堂前往厩房所在的地段。
他们在路上看到四十名被看守住的战俘，这些战俘都坐在地下，两手抱着他们的头。
其中一个战俘已被枪托击伤。
战俘代表并不知道战俘营长官是否注意到了这件事。
看守的士兵们不让战俘移动尸体和把受伤者送到诊疗所去。
他们再走下去，发现帐篷里面还有其它战俘。
在战俘代表的请求下，上校下令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从帐篷里走出来，遵令坐在地上……
另外一名军官说，有几个士兵失踪了，于是军官对营场进行了搜查，结果除了发现了几个受伤的战俘以外，一个美国士兵也没有找到。
战俘代表看见士兵踢死尸。
把尸体载上了卡车，却没有经过医生的检验。
战俘代表说，其中有一些被当作死尸，其实还没有死。
战俘代表和诊疗所里的战俘简直就数不清有多少死尸。
在军队撤退以后，战俘代表要求战俘营长官接见他，以讨论所发生的事件。
长官说他十点钟回来，但他并没有回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他们的报告里说，02月18日发生事件的巨济岛战俘营第62号营场里的战俘是南朝鲜人，但他们是在参加北朝鲜军队作战时被俘的。
在今年02月08日和09日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愿意在停战协定签字后被遣返北朝鲜。
他们被认作是南朝鲜公民，并被列入被拘平民一类。
然而，后来这些战俘中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停战之后送他们回北朝鲜。
因此，战俘营当局决定重新进行甄别，以便确确实实地弄清楚那一些人希望留在南朝鲜，那一些人希望被送回北朝鲜。
战俘们反对新的甄别。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和战俘谈话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既然已经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表明他们希望被认为南朝鲜人，那么他们改变了意见，就必须在一个新的文件上签名。
战俘的领袖说他们不准备受第2次甄别，并且说在第1次甄别中，他们受到强大的压力。
情况便是这样。
即使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报告一个真正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应该报告的一切，单是根据这个报告的内容，我们也足以说：
这便是对美军司令部的判决，这个判决是艾奇逊所不能逃避的，是他不愿声张出来的。
也许，艾奇逊先生现在会对这判决有什么话说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红十字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向第7届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提出，要是它没有发表在默默无闻的日内瓦“国际红十字评论”的04月号上，也许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
这个报告在那里呢？
为什么没有把它送交代表们呢？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报告呢？
为什么要把它隐藏起来呢？
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呢？
我认为某人是应该答复这些问题的，而且应该要求他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这个报告十分有力地描写出所谓“询问”方法，这种“询问”方法是美国司令部用来“挽救”——艾奇逊先生这样说——朝鲜和中国战俘，使他们免于遭受他们的首领们的专横与报复行动的。
艾奇逊企图这样说：
朝鲜和中国战俘早已决定不答应被遣返，并且也曾坚决反抗过一切要把他们送回家去的企图。
但事实似乎是：
02月18日黎明全副武装的美国步兵向巨济岛战俘营进攻，是为了要阻止把战俘移交给朝鲜和中国方面。
这一点就不能符合艾奇逊自己所说的话；
艾奇逊曾说，他们（美国政府）曾经尽可能仔细地甄别战俘，并竭力鼓励战俘同意遣返。
艾奇逊恬不知耻地企图为屠杀朝中战俘的行为作辩解，他说：
为了恢复秩序和纪律，使用武力是必要的。
艾奇逊先生的这种话不会使任何人奇怪，因为人们不会期望那些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的人、那些一贯地破坏最基本的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原则的人对于屠杀手无寸铁的战俘会抱有别种态度。
美国将军柯尔生的招认
也证明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
05月07日，巨济岛上又发生了屠杀朝中战俘的惨剧，这不是偶然事件。
柯尔生将军供认：
甚至在这些事件以前，战俘营里就发生过流血事件，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队杀死或打伤了。
柯尔生将军说，他要竭尽全力防止将来再发生暴行与流血事件。
柯尔生将军说，他可以保证：
战俘可以预期他们将来要在战俘营里受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
柯尔生将军说，他可以声明：
在把杜德将军安全地放出来以后，不会再有强迫甄别战俘或是重新武装战俘的事情，不会再企图进行徒有虚名的甄别。
他的招认证明：
战俘营美军当局以暴力与屠杀手段进行强迫甄别的罪恶行为，其目的在于镇压朝中战俘的正义抗议和反抗。
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处在险境中，帮助我们快快逃出这座美国地狱”这个惊人的文件——巨济岛人民军官兵发出的信件。
这个文件全部都值得我们予以最密切的注意。
我只是引证这个文件中许多事实中的一个事实。
“1952年05月19日，在第66号战俘营，美国强盗制造了卑鄙到极点的阴谋。
他们当时宣布凡是希望到北朝鲜去的战俘必须在当晚七点钟作好乘船准备，在自己的帐篷里待命。
当然，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全都希望回到故乡。
当我们列队等候出发时，美国兵竟用机关枪、火焰喷射器向我们扫射起来。
他们甚至出动了坦克。
我们的同志当场死了一百二十七名，并有许多人负伤。”
在05月20日和21日两天中，有一千以上朝鲜人民军战士被叫到美军司令部受询问并听取所谓“自愿遣返”的建议，当他们回来时，许多人已经变成了血肉不分的残废，有的断臂，有的胸部受了刀伤，有的背上、胳臂或胸前被烙上了印记。
“05月22日和23日，美国警备兵们在第602号和第73号战俘营里也制造了类似的血腥暴行。
我们的同志被机关枪和手榴弹杀死了八十八人，射伤或炸伤三十九人。
“05月23日，在第76号战俘营，美国刽子手为了恫吓‘不逊’的人，曾把四位爱国者的头颅砍下来挂在树上。
同一天，美国刽子手又在第16号帐篷里用电刑使我们的十八个同志变成了瞎子。
“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05月24日就要到来，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新的迫害、拷问、虐待、凌辱正在等待着我们。
“美国战俘营负责人波纳已经公开扬言，一定要狠狠地索取杜德和柯尔生事件的代价。”
这封从巨济岛寄出的信是由六千二百二十三名战俘署名的。
不只是波纳一个人，威胁着要作进一步的报复。
06月间抵达巨济岛的克拉克将军曾说，美军司令部准备对战俘使用必要的最大武力，并说，他不喜欢共产党旗帜在战俘营上飘扬。
这一切事件并不使得艾奇逊先生觉得不安。
艾奇逊企图把这种对于那些抗议所谓“询问”或“甄别”——也就是强行扣留战俘——的战俘加以灭绝人性的屠杀的暴行，说成是自然的、合法的、甚至是人道的。
这一切事件证明了另外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朝中战俘的紧密团结、他们的勇气和英雄气概，这是那种为使朝中爱国者背叛他们的事业和祖国而采取的最残暴的手段所不能破坏的。
艾奇逊先生要想为加于美国战俘营中手无寸铁的朝中战俘的恣意威吓和暴行进行辩解的一切企图，都在事实面前失败了，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了这些战俘营中所发生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美国报上最近的消息报道巨济岛上新的枪杀事件：
在10月01日那一天，有五十二名战俘被两排美军击毙，一百十三名战俘被击伤。
这两排美国军队是派去镇压朝鲜战争开始以来一次最严重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战俘叛乱。
根据美国报纸的报道，这次事变的原因不明，但是显然这是发生在中国战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时候。
据美联社的一则消息，在10月24日那一天，有九名共产党战俘在釜山第2号战俘营被击伤。
根据克拉克将军总部的声明说，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战俘领袖被迁移到另外一个战俘营中去。
难道这些事实没有雄辩地证明艾奇逊为了辩解所谓“甄别”或“询问”战俘而提出的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吗？
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暴行
完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为了对上述的暴行进行辩解，艾奇逊先生企图在这里证明，美国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态度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
艾奇逊先生花了许多力气来辩解收容战俘的一方可以强行扣留战俘，藉口是他们不愿意回家。
艾奇逊先生企图把第1委员会和舆论的注意力从遣返时不可强行甄别的问题转移到“自愿遣返”的问题上来。
艾奇逊先生企图证明不愿被遣返的战俘现在成了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问题。
但是那是不正确的。
正如艾奇逊所说，问题是美军司令部企图强迫朝中战俘放弃遣返，用强行甄别的办法来使他们这样做。
艾奇逊先生承认在大多数战俘营里，由于战俘的反抗，美军司令部没有能够进行询问。
尽管这样，美国当局还是一直坚持说收容战俘的一方没有义务遣返全体战俘，又说，他们可以“甄别”那些不愿被遣返的战俘，可以使用我们从巨济岛、济州岛、釜山和其他地方的战俘营事件中看到的方式和手段，对战俘任意进行所谓“询问”。
艾奇逊先生说，这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是完全符合的。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用不允许强迫战俘回到他们所属的一方的问题来代替另外一个问题——国际法不允许强迫询问和甄别，因为强迫询问或甄别实际上就意味着强制扣留战俘。
艾奇逊先生不能，也没有人能够举出丝毫的证据，来证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居然容许这种不让战俘行使他们被遣返的权利和机会的强迫甄别。
美军司令部所进行的询问——强迫询问或甄别——事实上就意味着强制扣留战俘。
艾奇逊建议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硬说美国方面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人道原则，硬说美国方面关于遣俘的态度，完全符合上述公约。
我们准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以便证明美方的立场不但决不符合日内瓦公约，并且悍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以该公约的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惯例的要求，它不但违反1949年的公约，并且违反1929年的公约、1907年的海牙公约和美国自己的惯例。
只要分析一下美利坚合众国所签订的一些条约，便可以看出这一点。
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
从三个观点——道德观点、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一、从道德观点看，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以允许战俘自由表达意志或者说他们有意志自由为准则的问题。
但是，如果忽略能够表达“自由意志”时的情况，忽视可以形成这种情况、可以使他们作出各种不同的决定的一切条件和环境及其影响，便不能决定这个问题。
因此，在这里所发生的第1个问题就是战俘的被俘地位和他所处的境地能否提供必要的条件，使战俘可以在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对某一个问题采取决定。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便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来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被俘的地位并不是适于进行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的先决条件，特别是不得不在机关枪枪口下面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
谁都知道：
战俘很容易受到俘掳他们的国家的当局的非法压迫，而且像朝鲜的美国战俘营那样，常常会受肉体迫害与虐待，因此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自由意志的问题。
因此，从道义原则的观点来说，要求战俘们承认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回家这件事是绝对要不得的。
艾奇逊先生曾说：
通常的想法是：
战俘总是希望回家的。
既然如此，那么，就不妨问一问：
究竟还有什么必要为了所谓审核战俘要求回家的愿望而进行任何询问呢？
很明显的，并没有这种必要，也不可能有任何必要。
二、从政治观点来看，任何种类的询问战俘，或者甄别战俘，或者所谓按照愿意或不愿意被遣返的观点对他们加以分类，都是禁不起一驳的，因为这种行动极容易变成而且实际上也经常带有一种挑衅性质，并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从而破坏有关各国间的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即：
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双方国内政治关系和国外政治关系方面的政治权利的原则。
不少例子证明，所谓询问和甄别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战俘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损害他们祖国的利益。
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曾有人企图利用战后遗留在法国、英国、奥匈、与其他某些国家的俄国战俘，来对付苏联。
在1920年，法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招募俄国战俘加入白匪军。
法国政府违反无条件遣返全部俄国在法国的战俘的原来诺言，对没有武装的战俘，施行最专横的行动与惨酷的暴行。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19年07月29日的照会，提到了法国政府扬言要把这些第1次世界大战后被拘在法国的俄国士兵送给邓尼金，以便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作战的事实。
这种行动，当时是在种种藉口下实行的。
苏维埃国家的照会正确地指责这些行为是力图“把战俘当作在市集上进行买卖的交换品”。
法国总理密勒兰在1920年08月26日以法国政府的名义致苏维埃政府的一封无线电报说：
“我已获悉你方致南森先生的声明，得知你方同意法国政府尽速完成交换全部在俄国的法国战俘与在法国的俄国战俘的建议。”
保加利亚沙皇政府也牵涉进了这件事情。
1920年03月29日，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名上校纳科夫到了瓦尔纳的集中营，他告诉拘留在那里的俄国战俘说，他们应该到克里米亚去参加反抗苏维埃国家的前将领弗兰格尔的军队。
被拘的战俘拒绝了，但是战俘营已被法国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以及保加利亚的骑警包围了；
机关枪已经对着战俘架设起来，除了一些逃跑的以外，他们大多数，都在枪口的威胁下被押上了一艘轮船，送到克里米亚去了。
我不得不提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19年11月28日致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政府的一件照会，那个时候，所谓盟国间的遣送俄国战俘委员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招募反革命土匪——俄罗斯人民的敌人——的委员会了。
当时苏维埃政府强烈地抗议这种非法的行动，要求那些政府对俄国战俘的命运负全部责任，因为上述政府意图迫使这些战俘对他们的兄弟作战。
当时苏维埃政府警告上述政府说，它保留采取必要的对策的权利，并提醒它们说，苏维埃政府拘有协约国的军官以及许多德国战俘，这使得苏维埃政府能够更容易地采取俄罗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要求的对策。
那一次，那些喜欢空谈理论的人也提到了战俘的自由意志，提到他们的所谓不愿被遣返，所谓宁愿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自由”国家里。
然而，事实上，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想阻挠这些俄国战俘回国，以便利用他们来加强邓尼金、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类似的敌人的军队。
没有任何疑问，在交换朝中战俘问题上，同样的把戏在重演着；
美军司令部在所谓战俘自己不愿被遣返的藉口之下，企图把朝中战俘扣留下来，以便把他们送到台湾和南朝鲜去，从而利用他们来反对他们的祖国。
三、艾奇逊先生在谈到法律考虑的时候企图证明美国的立场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艾奇逊先生认为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苏维埃政府在革命初期所签订的某些条约。
他举出一九一八—1920年的苏维埃政府所签订的一些协定。
艾奇逊先生说，这些协定证明苏维埃政府并未在那些条约里坚持遣返那些想留在俘掳他们的国家里的战俘。
然而，艾奇逊先生把他的任务想像得太容易了一些，事实上并不这样容易。
当他分析以上的条约的时候，他自己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情况，脱离了当时的真实的情况。
他只是看见条约的条文、法律的公式，但他却完全忘记了产生这些条文的社会关系和当时的情况，忘记了那互相对立的政治观念与潮流的斗争、社会与阶级利益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斗争都在这些条文里，留下了烙印。
艾奇逊先生所谈到的这些条约不过是那种斗争的结果，自然他们不能不带有、而且也只能带有某些妥协的痕迹。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离开历史事件的全貌来断章取义地看一个文件，取消它的必要的内容，那末便不可能适当地来估计这个文件。
为了使大家了解苏联政府在准备和缔结任何条约中艾奇逊先生所提到的有关战俘问题那一部分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分析一下那个时候和那个时代的事态发展的进程与情况；
就必须根据苏维埃国家当时国内外情况的特点以及它与人所共知想要毁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来估计一下这个或那个外交文件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那个时候苏维埃政府所缔结的各项协定的内容和性质。
人们必须不仅研究这些协定，而且还要研究反映苏俄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与国际地位的其他文件。
这样，人们才不至于就艾奇逊先生在他10月24日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一些协定作出轻率而无根据的结论和判断。
我们了解，艾奇逊先生之所以提到以上的苏联政府的关于交换战俘的协定，是因为他想用它们来证明苏联政府一贯遵守这样一项原则：
以战俘是否愿意遣返来作为遣返的根据。
但他对于若干具体情况没有加以考虑。
假如我们研究艾奇逊先生提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英国于1920年在哥本哈根签订的交换战俘的协定，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苏联政府在该协定的第7条中的确答应遣返全部愿意被遣返的英国战俘。
但同时，该协定的第1条规定，英国政府必须遣返英帝国中或在英国政府所管辖的任何地方的全部俄国战俘，而无须由战俘表示是否愿意遣返。
这一点也可以从外交人民委员部1919年12月19日的照会中看出来，该照会就这个问题写道：
“从一开始我们就向英国建议进行真正的全面交换，即我方释放全部英国人员，而英国则放回他们拘留的全部我方人员，其中包括被英国逮捕的我国驻波斯使团的雇员，同时英国必须扫除我国俘虏和公民从德国和我们将与之单独进行关于交换问题的谈判的中立国家回国的障碍。”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一个条约中有着两项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条款。
我们俄国人当时要求把全部战俘放回到我方，但是我们准备同意这样的要求：
只把希望回国的战俘遣返到英国。
艾奇逊没有注意到这两个条款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区别。
他很可能没有看协定原文。
他大概只看了秘书草拟的备忘录。
但是对我们做部长的人来说，只看秘书草拟的备忘录而不详加核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必须指出：
英国政府建议把从北方运往英格兰的一百名俄国人交给苏联政府，而要苏联政府释放所有英国人员——战俘和平民，苏联政府是反对这个建议的。
在同年11月29日的照会中，苏联政府坚决主张“全面交换我国和盟国的被俘人员”。
寇松勋爵拒绝了这个适用于一切盟国的全面交换的计划，而建议先按照一对一的办法交换军官和士兵，然后按照同样的原则交换平民战俘。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上述的照会，我们就不会不注意到：
苏联政府在这些照会里从来也没有提到只把那些表示愿意遣返的战俘加以交换的话。
艾奇逊先生提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0年04月20日和法国成立的协定。
但是如果他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较认真地加以研究而不是单靠那些明明是不愿探究这些问题的秘书们拟出的备忘录的话，他就势必要注意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于1919年07月29日拍发给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皮雄的电文。
皮雄说：
“他遣返这些俄国人的愿望是确定的，是不受和苏联进行的任何谈判的影响的，法国政府将继续自动地把他们送回家”，换句话说，就是不使这事附带任何条件，总而言之是承认遣返全体俘虏的原则而不作任何种类的甄别。
苏联政府对这点完全同意。
法国外交部在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文中曾重申这个诺言，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交换条件。
然而皮雄政府并没有实践诺言，外交人民委员部很正当地责备法国政府说，从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关于由法国遣返的俄国士兵的登陆一事看来，“不能指望目前的法国政府会有最起码的高尚和感激的表示，法国政府的庄严声明和诺言虽然重复了许多次，但是并没有任何价值。”
问题是在于：
虽然皮雄答应“确定而且不受任何谈判的影响”（也就是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遣返俄国战俘，但当一部分俄国战俘运到敖德萨港口的时候，皮雄却提出条件，必须把俄国军队在乌克兰所俘掳的法国战俘以及甚至包括中立国公民在内的一切外国人都交给法国政府，并且扬言假若不履行这个条件，他们就要把俄国士兵交给邓尼金，加紧封锁黑海沿岸，并炮轰敖德萨。
在这种时候，苏联政府仍然忠实于它的原则并且坚持原则，不将交换战俘的事附上任何条件。
同时，苏联政府反对法国当局的讹诈，法国当局利用从法国遣回的饱受痛苦和精疲力竭的俄国士兵作为讹诈的工具。
以上的例子证明，艾奇逊从苏联政府在10月革命后头几年中签订的交换战俘协定中所引证的个别几点，本身并未说明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这些协定是当时的具体条件的产物，当时苏俄正紧张地进行着克服在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的困难的艰苦斗争，因此，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特别是在这些国家的关于遣返战俘的要求上，作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不得不作的这种决定。
艾奇逊先生提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但他一定知道，这个条约是苏联政府被迫签订的，它是一个最富有掠夺性的、最可恶的条约。
单是这一点就要求我们谨慎，不要根据这种材料而得出结论。
国际法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在若干国际公约中都有明文规定，例如，海牙公约第20条说：
“两国讲和后，所有战俘应尽早遣返回国。”
又如，192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的第75条说：
“无论如何，战俘之遣返应在媾和后最短时间内实行。”
又如，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118条说：
“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和遣返，不得迟延。”
从下面这一节，就可以看出这一条是规定得十分明白的：
“冲突各方为停战而缔结之协定中，如无关于上述事项之规定，或不能成立此项协定者，各拘留国应即依照前一节所定之原则，自行制定并执行遣返计划，不得迟延。”
同时，根据第118条可以断言：
有关各方的双边协定中所规定的其他条款绝不得损害上述国际公约的效力。
同一条规定：
如无关于负担运送战俘之费用之协定，则此项协定之缔结“绝不得作为迟延遣返战俘之理由”。
作为上述规定的唯一例外的保留条款包括在这个公约的第119条中，这一条规定可以拘留因刑事上之犯罪被诉讼或因刑事上之犯罪业已定罪的战俘。
从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7条也可以看出这个公约的所有各条都是规定得十分明确的。
第7条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这一条十分明确，从这里面找不出任何理由来硬说战俘自己不愿意遣返，以此作为藉口来扣留所拘的战俘。
在1949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在讨论到奥地利代表所提出的承认战俘有权拒绝遣返的建议时曾发生过争论。
在那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坚决反对这个建议。
我必须指出，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功劳，美国代表帕克将军也和苏联代表及那次会议上的大多数一起反对奥地利的建议。
同时，我不能不提醒劳埃德先生：
在1949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国代表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修正案是不明智的，因为拘留战俘的国家有义务把战俘送回他们在被俘时所服务的国家。
奥地利的修正案被那次会议上的大多数否决了。
这是国际法的主要原则，而对于这个原则，艾奇逊却只字未提，虽然他差不多花费了三个钟头来申述他的立场，企图为美国司令部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一切基本原则对朝中战俘施行的棍棒法和无法无天的暴行进行辩解。
联合国大会关于和平解决战俘问题的措施的决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这个决议追求着敌视苏联的目的，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演说中也已经证实了。
可是由于那项决议中对交换战俘的一般问题有明文规定，艾奇逊先生就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那项决议直接驳倒了他自己在这里力图为之辩护的原则；
那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要求它们不在自愿的问题上有任何保留，而自愿问题却正是艾奇逊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最强调的一点。
艾奇逊先生力图为在朝鲜的美军司令部和美国政府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辩解，并断言这种行动如何如何符合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的原则，那末，上面所举的这一切事实和材料难道还不能使艾奇逊先生懂得他这种企图和说法是多么没有根据吗！
艾奇逊先生提到了上述决议，而要驳斥在朝鲜的美军司令部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所采取的绝对不正确的立场，要证明在朝鲜的美国司令部严重地破坏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这恰恰是最好不过的方法了。
艾奇逊在结束他的演说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听的话，他说美国当局主张在诚恳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如果他坚持美国强迫扣留战俘的建议，这就意味着：
事实上，他打算采取一个不同的立场，这种立场决不能说是一个诚恳的基础。
结论：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主要原则是必须无条件地、无限制地、完全地交换战俘，就是：
俘掳战俘的一方必须保证遣返一切战俘，不许以任何藉口推诿，不得采取任何人为的手段，尤其不许采取凭借拷打和杀害战俘等野蛮暴力，企图强力阻挠这些战俘回国的手段；
不许采取用战俘的“自由意志”、“自愿遣返”之类骗人的、伪善的词句来掩饰他们的非法行动的措施。
苏联遵守国际法的这个根本原则，维护这个原则并将继续维护它，正像每个人都准备维护他的国家一样。
与此截然相反，那些把个人集团的自私利益放在祖国利益之上，放在和平合作的利益之上的人，却破坏了这个原则。
警告他们不要采取这种步骤，是我们的职责。
否则，联合国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务，联合国的威信与名声就要受到严重的玷污。
美国参与缔结的许多协定
也规定必须全部遣返战俘
除去以上所述，还需要根据下述事实指出几点。
这个事实是：
艾奇逊先生一方面不厌其详地谈论苏俄在1918年到1920年间签订的协定，另一方面却对美国所签订的协定默不作声，虽然这些协定是和交换战俘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这些条约，如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所根据的并不是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而是根据国际法中公认的必须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
艾奇逊先生对于1918年凡尔赛和约——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作品——这样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条约也保持缄默。
这个条约的第220条也谈到了必须全部遣返的原则。
是不是还有必要提一下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签订的停战协定？
这些协定一致要求尽速全部遣返战俘，对于“自由表示意志”却没有提到一个字。
是不是值得提一下对意大利和约的第71条？
这一条明白地说：
“意大利战俘应该遵照各拘留国与意大利所达成的协议，尽速遣返。”
在对罗和约（第20条）、对保和约（第19条）、对匈和约（第21条）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大家知道，所有这些条约都是美利坚合众国也签过字的。
如果我们看一看关于打败德国的宣言和关于日本投降的文件，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些文件也规定德日当局必须没有任何保留地释放隶属于联合国家的军队的全体战俘，移交给盟国代表。
关于打败德国的宣言的第6条说：
“甲、德国当局必须按照盟国代表所拟订的程序释放目前在他们手里的隶属联合国家军队的全体战俘，移交给盟国代表，并提出这些人的全部名单，说明他们被拘押在德国或德国所占领的领土上的什么地点。”
日本投降文件第7条说：
“我们现在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立即释放现在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全体战俘和被拘平民，并对他们加以保护照顾、赡养和立即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艾奇逊先生显然认为承认拒绝遣返之可能性的双边协定就证明国际惯例中有这些协议。
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两种情况：
一、如果说有一个协定特地规定拒绝遣返俘虏的权利，那么这一事实就只是证明普遍承认的不许拒绝遣返俘虏的原则是有效力的。
英国人所说的“例外是对规则的证明”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假如支持朝鲜军事司令部的态度的美国代表团所坚持的原则在国际法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缔结特别的协定来限制这个原则了。
国际法准则就已足够。
但是，并没有这样一个准则。
倒是有一个准则直接排除了美国政府正试图执行的原则。
但是这个政府不愿意遵守公认的准则，因为这对他们是不利的。
为了了解科学家们的普遍的或一致的意见，向科学家们——国际法权威们——请教是值得的。
从著名的英国律师、国际法专家奥本海马教授、美国芬卫克教授、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著名的法国律师、国际法专家福歇尔、著名的俄国国际法专家马顿斯教授以及许多其它的人的言论里可以看到，他们都持同一看法：
媾和以后，必须立刻遣返战俘，这是一九○七年海牙公约所规定的，这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缔结和约时的情况，这也是1918年11月11日与德国的停战协定第10条所规定的。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不言自明的结论：
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必须遵守，当这种原则和准则被记载在许多国家签字的国际公约上的时候，就更加如此。
这些国家签订了这种国际公约，就必须承担道义上以及法律上的责任。
国际法不能像玩弄一根棍棒一样，任意按照这种或那种暂时利益和自私的目的变来变去。
不能期望这种目无法纪的态度不受舆论的谴责，不遭受一切正直人民的极强烈的抗议，不激起人们的反对——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良心在受到震惊与侮辱的时候，必然要产生这种反对。
交换战俘问题目前是使朝鲜问题不能和平解决、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朝鲜战争及其所造成的困苦和苦难不能结束的唯一障碍。
冷静而客观地研究一下交换战俘的问题，就必然可以看出朝中方面所采取的态度的公正。
一切爱好和平的善良人民都必须支持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为尽早停止朝鲜战争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辟了道路。
美国所准备的、随后又由一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的代表团共同提出的提案，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应该拒绝这个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提案。
“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活动
证明它已变成美国军方的工具
在与朝鲜局势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中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统一和复兴朝鲜的问题。
为了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设立的委员会未曾履行它的任务，并已证明完全无力完成这个帮助朝鲜的统一和复兴的重要任务。
而且，它甚至不曾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因为就它的报告、特别是报告中的第70节看来，它已经变成了美国军方的工具。
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整个活动证明，这个委员会的设立完全不是为了帮助朝鲜的统一和复兴，而是为了造成美国侵略者担当了这个任务的印象，以便迷惑舆论。
实际上，他们并未担当这个任务，而且，只要他们还在进行侵略朝鲜人民的野蛮战争，还在毁坏整个的城市和乡村，还在蹂躏朝鲜国土，还在屠杀朝鲜居民，他们就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
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侵略者居然会担当起复兴朝鲜的任务并为朝鲜的统一而努力——这种说法的荒谬绝伦是不言自明的。
强加于朝鲜人民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南北朝鲜的分裂，统一根本谈不到；
对北朝鲜后方的野蛮轰炸，消除了复兴工作的一切可能性。
苏联代表团建议设立委员会
采取措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很明显，在朝鲜问题上，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完全符合于这个要求，因为这些建议合起来就是一个旨在有效地解决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朝鲜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全面的行动纲领。
由于第1委员会在确定审议问题的次序时所作的不正确的决定，波兰代表团的建议要到以后才讨论。
目前，议程上的项目是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
根据这个项目的任务，苏联代表团提出几项建议供第1委员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并相信，这些建议会得到真心诚意为朝鲜的统一复兴而努力的所有代表团的正当的支持。
我们的提案如下：
“大会研究了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有必要：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
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来解决朝鲜问题。”
（新华社据塔斯社纽约10月30日电）
（文内小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西德八百多万人投票要求缔结公正和约
波恩傀儡政府被迫延迟在议会中辩论“一般性条约”
【新华社02日讯】
西德人民反对波恩战争条约和要求缔结公正和约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这一运动的发展已使波恩政府不得不延迟在波恩议会中举行关于“一般性条约”的辩论。
据德意志通讯社杜塞尔多夫消息：
截至10月16日为止，西德已有八百七十万六千一百四十五人，即约占西德人口五分之一的居民投票反对“一般性条约”，要求缔结公正的和约。
西德各地人民纷纷举行抗议集会，通过决议并写信给波恩联邦议会的议员，坚决反对批准“一般性条约”。
鲁尔区勒克灵豪森的四千名矿工的代表团，在10月27日送交给波恩议会主席爱勒斯和议会各党团一份决议，要求不批准波恩战争条约，而进行全德谈判。
盖尔森基亨三千名建筑工人选出的一个工会代表团也向议会各党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最近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德国青年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缔结公正和约和建立统一的德国，反对波恩和巴黎条约。
在鲁尔区的吕登晒德、卡斯特劳普·劳克塞尔、杜伊斯堡和格拉贝克等地举行的保卫和平的集会上，人民一致敦促波恩议会议员阻止批准“一般性条约”。
在格尔登的一次德国共产党的集会上，许多居民发言反对批准“一般性条约”，到会者并一致要求背叛民族的阿登纳政府辞职。
在人民反对“一般性条约”的强大运动的影响之下，西德议员和资产阶级人士中不满政府现行卖国政策的情绪也正在增长。
波恩议会基督教民主党议员波登斯坦因最近在法兰克福的一次集会上说：
如果德国人选出一个决不帮助美国推行独霸世界政策的政府，那么，美国就无法利用德国人民来推行这种政策。
波恩议会中央党议员威塞尔和波恩政府前内政部长海纳曼以及西德和西柏林的六十余名著名政治领袖，最近曾举行会议，讨论根据“保卫欧洲和平协会”的决议成立一个新政党，这个政党将为反对缔结“一般性条约”以及为德国早日恢复统一而努力。
这种运动的广泛发展已使波恩政府不得不把在波恩议会中讨论“一般性条约”的日期延迟到11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