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积极迎接“中苏友好月”
【新华社29日讯】
华东、中南、华北、西北各地的中苏友好协会目前正积极进行“中苏友好月”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对“中苏友好月”活动的领导，各地都建立了领导机构。
华东区暨上海市已成立了由八十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由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陈毅任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下设立办公室和七个处，进行具体工作。
福建省（包括福州市）和南京市的筹备委员会也已建立，分别由福建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张鼎丞和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柯庆施任主任委员。
中南区已成立“中苏友好月”办公室，由中南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赵毅敏、李先念任主任。
此外，华北区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西北区的陕西省和西安市也都分别成立了筹备“中苏友好月”活动的组织。
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指示，各地都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并拟订了“中苏友好月”的工作计划。
华东中苏友好协会暨上海分会联合举行的理事扩大会议上，决定在“中苏友好月”活动中，要以苏联各项建设的成就和先进的生产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的增产节约和民主改革运动，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使各阶层人民更好地向苏联学习，迎接我国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同时联系目前世界和平运动的形势，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中苏人民友好团结对于加速我国建设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意义。
中南中苏友好协会也举行了扩大干事会，讨论了宣传方针和宣传内容。
各地在“中苏友好月”中，除将举行庆祝会、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苏联图片展览和苏联五彩电影展览外，还将采取多样形式，深入各阶层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
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决定组织幻灯队和宣传队，携带幻灯片、唱片、图片、收音机等深入农村，并在区、镇、乡村统一组织宣传员、黑板报编辑、读报组长、小学教师、民间艺人等，用说唱、屋顶广播、黑板报等方式，广泛展开宣传。
河北、山西两省将邀请到过苏联的农民访苏代表团团员向各界人民作专题报告。
南京市文艺工作者将采用音乐、戏剧、舞蹈、洋片、曲艺等形式，分别到市郊工厂、矿山和农村中，向工人和农民宣传中苏友好合作的伟大意义。
中南中苏友好协会电影队及宣传车，将分赴广西大瑶山及湘西、粤北少数民族地区放映苏联电影和放映介绍苏联各民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幻灯片。
内蒙古自治区将组织六个宣传小组，深入草地向牧区人民进行宣传。
各地在“中苏友好月”中，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决定结合宣传活动，大量发展会员，并加强基层工作。
西北中苏友好协会准备在11月07日到12月06日之间完成今年发展会员的计划，在尚未建立市、县分、支会的地方，争取全部建立起来。

北京“中苏友好月”办公室组织报告会
【本报讯】
北京市“中苏友好月”办公室与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洽妥，在“中苏友好月”期间，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将组织一批讲演员到工厂、农村、部队、市区和机关等基层单位作关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报告。
上述单位准备举行这类报告的，可持各单位中苏友好协会介绍信，于10月31日前直接至该会具体接洽。
该会地址在西皇城根甲三十二号，电话为二、三五五九。
各学校可请各该校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会员或教员根据该会所发材料作报告。

志愿军各部集会纪念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各部队24日分别在各地集会，庆祝出国作战两年来的伟大胜利。
各部队在纪念会上，都隆重地宣读了彭德怀司令员为庆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所颁布的命令。
全军指挥员、战斗员们一致表示：
坚决执行彭司令员的命令，为争取朝鲜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战斗到底。
在前线部队中进行慰问活动的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的各分团的代表，都分别参加了志愿军各部的纪念会，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向志愿军表示祝贺和慰问；
并报告了祖国各方面建设的成就和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
他们并在纪念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给志愿军的贺电。
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们都深深地感谢祖国人民的热爱和支援。
某部战士们在一天中写了一千多封信，请慰问团带交祖国人民。
他们向祖国人民表示，一定争取更多的胜利，来报答祖国人民的关怀。
朝鲜各地党政机关、朝鲜人民及当地人民军也都派出代表参加志愿军各部的纪念会，向志愿军致贺。
参加中线志愿军某部纪念会的某地朝鲜人民代表团特地把匈牙利人民送给朝鲜人民的礼物——照片、手帕、香皂、糖、纸烟、饼干、缝针等转送给志愿军战士。
某地的朝鲜民主妇女同盟把一束肥硕的谷穗献给东线志愿军某部，她们在致贺词时说：
“志愿军同志不仅在前方打仗，还帮助我们春耕、修渠、插秧，使我们获得了十三年来最大的丰收。
我们现在献上的谷穗，就是我们和志愿军同志共同劳动的果实。”
在朝中人民部队并肩守卫的阵地上，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们举行了快乐的、友好的联欢晚会。
中部前线的朝中人民部队，自10月14日以来已经在反击战中歼敌一万多人。
在纪念日的黄昏，志愿军某部一个排向金城东南芳坪里附近一处敌军山头阵地发起反击，战斗十分钟，即攻克阵地，全歼敌军一个加强排。
前线的勇士们纷纷用新的胜利纪念光荣的纪念日。

我们伟大的祖国
唐山炼钢厂创造了表面吹炼碱性转炉炼钢法，缩短了冶炼时间，生产效率提高两倍。
这是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正在浇注钢水的情形。

我国售给锡兰的大米第1批已从上海出口
【新华社28日讯】
10月04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售给锡兰政府八万吨大米的合同已经开始履行。
第1批从中国运往锡兰的大米九千八百多吨，已在25日由祥利轮从上海载运出口。

我慰问团代表晋见金日成将军
金日成将军致词感谢我国人民的援助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刘景范总团长和十九位代表，于10月26日下午三时十分晋见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
在座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昌玉，民族保卫相崔镛健，文化宣传相许贞琡，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载郁。
应邀参加晋见会的还有我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甘野陶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杨得志将军和梁兴初将军。
在晋见会上，刘景范总团长代表全中国人民，向在保卫自己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中表现了无比英勇、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金日成将军和他领导下的朝鲜军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他说：
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英勇不屈艰苦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受到了全中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和尊敬。
中国人民决心不断增强支援朝鲜反侵略战争的力量，直到朝鲜人民获得最后胜利，朝鲜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接着由慰问团向金日成将军献旗、献礼。
长达八尺的紫红金边的湘绣锦旗上绣着下列大字：
“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礼品中有金日成将军、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大元帅的湘绣像、彩色壁毯等贵重物品。
壁毯上面织有中朝两国国旗，正中是“中朝两国人民团结万岁”十个大字。
金日成将军致词中，对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无私的援助和巨大的鼓舞表示衷心的感谢。
晋见毕，金日成将军举行盛大宴会亲切招待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及各位代表。
会上宾主频频为金日成将军、毛泽东主席的健康，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朝中英雄部队的伟大胜利而干杯。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金日成将军在接见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刘景范及十九位代表时的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团长、副团长暨慰问团全体同志们：
今天我代表全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诸位远道前来慰问我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诸位回到你们的祖国之后，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时，请转达我对中国人民两次派遣慰问团给予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朝鲜人民确信：
有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和声援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民以自己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以血肉来支援我们，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朝中两国人民的。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破坏停战谈判，朝中人民部队的并肩作战一定会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野心，保卫世界和平。
最后，我希望诸位同志返国后，把朝鲜人民坚持到底的决心和胜利信心多多介绍给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旗帜打得更高。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论著给我们以新的思想武装
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指明了社会主义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
正如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所说：
“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的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这些著作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作创造性阐述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表现着马克思主义所特具的最高度的科学性和伟大的预见力量。
全世界劳动人民从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不仅看到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无限蓬勃的灿烂前程，而且看到了共产主义将根据不可违抗的法则性而在全世界实现的远景。
斯大林同志的科学著作把胜利的坚强信心灌注到了全世界为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
今后的历史必将愈来愈证实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所具有的伟大国际意义。
斯大林同志这个著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深刻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
斯大林同志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无论是指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一样地是反映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
人们能够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学会以完备的知识来运用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人们不能“改造”它们，“创造”它们，“消灭”它们。
斯大林同志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重大的贡献。
斯大林同志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乃是：
“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这个法则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极端惊人的矛盾及其侵略掠夺政策的根源，这个客观的法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加深，而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推送到死亡的深渊。
与资本主义没落死亡的过程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兴旺繁荣的过程。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乃是：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斯大林发现的这个法则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服务于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斯大林这个发现完全说明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斯大林同志的论著阐明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分析使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起着必要的和有益的作用。
但这是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的“特种的商品生产”，而价值法则所活动的范围及其作用也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
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在这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的原故。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会趋于消灭。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论著中破天荒第1次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先决条件。
这些条件简单地说来就是：
一、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二、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制；
三、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发展，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在阐明这些条件时，斯大林同志从理论上透彻地解决了怎样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的这一个重要问题。
斯大林同志天才地解决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消灭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的消灭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灭；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将消灭，而仍保存非本质的差别。
斯大林同志的论著教导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并不表示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
这种矛盾是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衰朽的社会力量来组织对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抵抗，社会有可能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这个客观法则而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
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会引导到冲突，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这种矛盾，及时地克服这种矛盾。
很明显的，斯大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以苏联为榜样，按照我国的具体条件而进行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
我们的人民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
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领导的地位，同时还发展着由劳动人民所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
斯大林同志所阐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法则。
斯大林同志所批评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我们这里也是有的。
有许多人，特别是有些经济工作人员，以为既然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既然我们可以按照计划来进行国家的建设，那么，也就似乎可以否认客观的经济法则，可以取消经济法则，或者可以任意“制造”法则。
他们不懂得，党和国家在经济工作上的计划和政策都应力求完全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法则，而决不可以主观地任意“制造”法则。
他们不懂得，承认法则的客观性，我们才能够从事认真的研究工作，以求发现和掌握客观的法则，预见事变发展的方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计划。
反之，如果否认法则的客观性，那么，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都成为混乱的，偶然的，不可解释的，我们就只能盲目地行进。
这种否认客观法则的观点，就必然引导出各种主观唯心论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和计划，就必然会要用简单的鲁莽的手段去解决所遇到的经济问题，而这类做法就只能够损害我们的事业。
当然，那种认为在客观的法则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斯大林同志说：
“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御’它们。”
在我们这里，也有不少人像斯大林所批评的那样把法则偶像化，让自己做法则的奴隶；
他们不懂得认识法则对于我们的事业能够起重大的积极作用，不懂得运用关于法则的知识来改善我们的工作。
为了推进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消极懒惰的倾向，正如必须克服冒险主义的倾向一样。
斯大林同志严厉地驳斥了那种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错误意见。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法则，而经济政策是由此作出实际的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
这样就使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也使人看到党的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工作者学习这种理论的必要性。
斯大林同志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将推进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的经济工作者、经济学研究者以及一切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必须认真地学习斯大林同志这个著作，把斯大林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来，具体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必须知道，关于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的研究，目前的状况是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的。
我们必须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科学理论的学习，用列宁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我们还应该注意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互相对立的新形势的深刻的分析。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经瓦解，这就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乃是不可避免的；
而同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则日益蓬蓬勃勃地发展。
斯大林同志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预见，使人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得到当前的时代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时代。
我国的革命事业是依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而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很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到中国的条件下来，已经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必将继续取得建设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将大大地帮助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并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盛会欢迎我慰问团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于10月25日上午十一时举行干部大会，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刘景范总团长及慰问团代表。
大会在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朴昌源将军致开会词后，由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俞成哲将军代表人民军全体将士致欢迎词。
俞成哲将军对中国人民两次派遣慰问团来朝慰问并赠送大批珍贵礼品，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说，朝鲜人民军全体将士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反对共同仇敌的战争中，必将以新的胜利和成就来报答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及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对我们朝鲜人民强有力的支持和声援。
他最后说，为了更加巩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谨祝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今后有更光辉的成就和胜利。
接着由慰问团刘景范总团长致慰问词，他首先代表全团和全中国人民，向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战斗中的朝鲜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他在叙述中国人民热烈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和中国人民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之后，引述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朝鲜解放七周年的电文中的话：
“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刘总团长最后说：
全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意志，将永久地坚定地作你们的后盾，支援你们进行正义的战争一直到胜利结束，一直到获得真正的和平。
慰问团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张轸副司令员，在讲话中热烈地祝贺朝鲜人民军获得了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
随后，慰问团向人民军献旗、献礼。
锦旗上写着中国人民坚定的誓言：
“中国人民决以全力支援你们为完全击败共同的敌人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大会在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后结束。
会后人民军总政治局金载郁局长陪同刘景范总团长及十九位中国人民慰问团的代表，参观了人民军缴获的大批美国武器。
金局长并设宴招待慰问团。

纪念抗美援朝作战两周年
志愿军领导机关举行大会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向志愿军指战员赠勋
【新华社朝鲜前线2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于10月25日隆重举行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大会；
在大会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举行向志愿军功勋卓著的指挥员、战斗员赠予勋章的典礼。
参加纪念大会和赠勋典礼的，有志愿军领导机关首长，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志愿军各兵种部队选派的二十名英雄和功臣代表以及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总团的一部分代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民代表团，也参加了这个盛会。
纪念大会由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主持。
赠勋典礼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书记长康良煜主持。
大会共历时八小时，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友好、欢乐的气氛。
大会在高奏国歌声中开始。
杜平副主任致开会词后，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讲话，他综述了朝中人民军队并肩作战两年来在各方面的伟大胜利及其巨大意义。
他在谈到目前朝鲜战场的形势时说：
朝鲜战局已经完全稳定。
在现代阵地防御战中，朝中人民部队不但能粉碎敌军一切大小进攻，而且能进行有力的攻坚反击，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和朝鲜人民军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愈战愈强，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大提高，供应情况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各新兵种也得到了实战的锻炼，并已取得了各兵种联合作战的宝贵经验。
在今后的作战中，我们将与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副司令员在极为兴奋的讲话中，代表全体指战员对祖国和朝鲜人民给予志愿军的支援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最后指出：
美帝国主义最近又中断了朝鲜停战谈判，阴谋扩大侵略战争；
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决心继续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亲密团结，协同作战，直到朝鲜问题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会上，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周钦岳向大会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暨各民主党派、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贺电。
全场以热烈的鼓掌欢迎祖国人民给志愿军的慰问与鼓励。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书记长康良煜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向大会宣读祝贺文。
祝贺文中说：
你们两年来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我国疆土上打击了美国侵略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你们的高贵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品质受到朝鲜人民的无限爱戴和尊敬。
你们在抗美援朝正义斗争中流的血和建立的功勋，是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朝鲜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与和平，为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和朝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在各方面更加强对你们的支援，以争取朝鲜反侵略战争的更大胜利。
接着，朝鲜内阁副首相许嘉谊讲话。
他盛赞志愿军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列举了志愿军爱护朝鲜人民和英勇战斗的各种生动事实。
他说：
“朝中人民之间早就有着传统的友谊，在朝中人民军队共同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这种友谊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了。
可以断言，不管美国侵略者怎样凶恶残暴，以国际主义精神和同生同死的斗志团结起来的朝中两国人民，一定能最后打败敌人的！
胜利永远属于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和为全世界持久和平而战的朝中两国人民！”
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陈沂副总团长在讲话时，首先代表毛主席及祖国人民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最诚恳的感激和最衷心的祝贺。
他说：
“由于你们在朝鲜的英雄行为，才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的安全、朝鲜的独立以及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他报告了祖国建设事业几年来的巨大成就后，向大家保证：
祖国人民一定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全力支援志愿军，把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到最后胜利！
继朝鲜人民军的共和国英雄朴吉南讲话之后，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各民主党派代表关梦觉、各人民团体代表方令孺、各兄弟民族代表周维新也相继讲话，一致热烈祝贺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战两年来的伟大胜利，并表达中国人民继续大力支援前线的决心。
随后，在乐曲声中，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以一面长达八尺的湘绣丝绒锦旗献给志愿军首长；
朝鲜人民军和朝鲜工人代表也献给志愿军三面精美的锦旗。
赠勋典礼开始时，康良煜书记长宣读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赠予勋章的决定，接着，在会上以各种勋章分别赠予志愿军首长和英雄功臣代表。
在到会的二十名英雄、功臣代表中，一级战斗英雄、营参谋长郭恩志、空军英雄张积慧、赵宝桐等三人荣获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特等功臣、助理段长王吉魁荣获三级国旗勋章，一级战斗英雄、代理排长黄家富，二级战斗英雄、副连长徐连才等四人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二级战斗英雄金克智等十二人荣获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授勋后，许嘉谊副首相特向受勋者致贺词。
他说：
“你们所建立的千秋不灭的功勋，使我们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因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曾几次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赠给共和国的勋章和军功章。
今天又向二十七位杰出的指挥员和英雄、功臣赠给勋章，以表示朝鲜人民对你们的热爱、尊敬和感谢。
今天我向你们——接受我国勋章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坚信你们在今后的斗争中，定将取得更大的更辉煌的胜利！”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营参谋长郭恩志代表全体受勋人致答词。
他感谢朝鲜政府和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和支援，并表示在今后的战斗中一定更加英勇地战斗，以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荣誉。
他讲话后，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后向受勋者献花，全场都起立欢呼和热烈鼓掌。
赠勋后，大会开始游艺活动。
由中国人民第2届赴朝慰问团京剧团和朝鲜国立艺术剧场，志愿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分别演出了各种精彩节目。
与会者通夜狂欢，至26日晨三时始散。

金日成将军电谢我国各民主党派
【新华社平壤29日电】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在27日复电中国各民主党派，感谢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周年前夕给他的贺电。
电文如下：
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对于您们在迎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周年之际，代表全体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和我个人的战斗的祝贺，致以深厚的感谢。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过去两年来的战争过程中，和朝鲜人民军紧密地并肩作战，给了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以不可挽回的打击，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此的战斗功勋，对保卫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以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有很大的贡献，作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之间互相援助的生动榜样，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我确信：
受着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声援的朝中两国人民的正义的共同斗争，必将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可耻阴谋，取得光荣的最后胜利。
朝中两国人民战斗的友谊团结的加强和伟大的最后胜利万岁！
金日成1952年10月27日平壤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给经济问题讨论会的参加者
对于与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斯大林
我已收到因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举行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
“对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对消除未定稿中的错误和不确切处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
对于这一切材料，以及对于教科书未定稿，我认为必须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法则的客观性质。
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法则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
他们认为，由于历史所赋予苏维埃国家的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及其领导者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创造”新的法则。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
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
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是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法则，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法则。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法则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防止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发的、无可抑制的、不受人们影响的力量而出现的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
如果把这些过程除外，那末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就可能影响自然过程这点来说，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下，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法则，估计到它们，依靠着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的破坏力转而为社会造福。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
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人们无力加以制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
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制止自然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御它们，使水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就因而废除了自然法则、科学法则，创造了新的自然法则、新的科学法则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问题在于防止水力的破坏作用并利用它来为社会谋福利的这一整个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法则，丝毫没有创造新的科学法则的。
恰恰相反，这一整个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法则、科学法则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法则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法则，对于政治经济学法则，——无论是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一样，——也必须这样说。
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法则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
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把某些法则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争取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法则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法则或创造新的经济法则。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
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
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
但是原来的这些法则，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如下的这个公式：
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将获得解脱社会经济关系压迫的自由，而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
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
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必然性”）之后，将十分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则，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这些法则将被具有完备知识的人们应用，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决不是对于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经济法则的人们有利的。
恰恰相反，这个公式不是要消灭经济法则，而是要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
有人说，经济法则具有自发性质，这些法则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说是不对的。
这是把法则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法则的奴隶。
已经证明：
社会在法则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法则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并“驾御”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法则方面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表明的情形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成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发展法则，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法则。
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说明的：
第1，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
第2，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可以说是“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
以前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
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如果没有这个法则，不依靠这个法则，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法则，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为自己开辟道路。
它之所以还没有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这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衰朽力量极强烈的反抗。
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法则的另一个特点。
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法则是或多或少顺利地进行的；
与此相反，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则，却要遇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
因此，必须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在我国，找到了这种力量，其形式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这种力量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找到。
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了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发生作用的充分广阔场所，其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
这是完全不对的。
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
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
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
这也是不对的。
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
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
“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的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
虽然关于改造经济法则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
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控制”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
人们能够“消灭”科学法则或“制定”科学法则。
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人们能够发现法则，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运用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控制它们。
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的客观法则。
否认这个原理的人，事实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众所周知的真理。
当然，在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述若干我们熟悉的真理，那就不对了。
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青的新干部来接近我们这个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示自己，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讶，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是“什么都不费力”的，它能消灭科学法则，能制定新的法则。
我们对于这些同志该怎样办呢？
要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
我以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便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些同志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
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
关于这点，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将同时被消除。”
（见“反杜林论”）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
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这里所说的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
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自己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除了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外，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十九世纪末，到“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有可能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
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甚至，不仅在十九世纪末，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
至于说到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有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农村中却还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应该予以确定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某个国家内，也曾在我们国家内，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已把生产资料如此集中，以致可以剥夺它们，把它们转归社会所有，可是那里的农业，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有人数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而仍然如此分散，以致没有可能提出剥夺这些生产者的问题，那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的公式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回答。
但是，这个公式也不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另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应当怎样？
因此，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将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叫作回答，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只有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把农业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回答，他们以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就会摧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就会把农民长久地抛掷到无产阶级敌人的阵营中。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一些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社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画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这是不对的。
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
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看成一样。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
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没有具备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
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不，不可以这样认为。
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
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
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
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
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商品生产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等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这也是不对的。
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
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
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
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籽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虽然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
然而，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
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乃是必要的东西。
当然，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
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
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
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
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
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他们宣称，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消灭商品生产形式，那末在我国似乎就应当恢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经济范畴：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
这些同志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
他们不了解，我国的商品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同的。
并且我以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
就中我是指这样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
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是非常奇怪的。
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
现在讲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同样奇怪的：
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以便用来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在他已经不是研究资本主义而是也顺便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第1阶段的
“哥达纲领批判”中，承认交给社会来扩大生产、办理教育和保健事业、支付管理费、建立后备物资等等的劳动，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
我以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消除旧概念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情况之间这种不相适合的现象，而用适合新情况的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
我们能容忍这种不适合的现象到一定的时候，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应当最后肃清这种不适合的现象的时候了。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也就不能没有价值法则。
在我国，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的交换。
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法则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的。
但是，价值法则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
诚然，价值法则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作用，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问题在于，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力而必需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受价值法则支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
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法则对生产的影响。
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这好不好呢？
这并不坏。
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生产量，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
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加速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成长，加速把他们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领导者。
糟糕的并不是价值法则影响我国的生产。
糟糕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的例外，对于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知道得很差，不研究这种作用，不善于在自己的核算中考虑这种作用。
这的确也就说明，为什么在价格政策问题方面，我国还存在有一些混乱现象。
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
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经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确定售给植棉者的谷物价格，并提高交售给国家的棉花价格。
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惊异的建议。
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同时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
中央委员们指出：
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
棉花一般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明白的道理来。
因此，中央只得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降低谷价，提高棉价。
假如这些同志们的建议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结果会怎样呢？
那我们就会使植棉者破产，就会没有棉花。
然而，这一切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有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样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
不，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关于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也必须这样说。
无疑地，在城市和农村中，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不会不限制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对生产的影响程度。
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是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这个法则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
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是我国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是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要求为依据的。
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这的确也就说明了这个“令人惊异”的事实：
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有不断的和蓬勃的发展，价值法则在我国却没有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广阔作用范围的同一个价值法则，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很低，却引导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人说，价值法则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恒久的法则。
如果价值法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2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为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末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为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完全不对的。
正如价值法则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
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法则，也都要随之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2阶段上，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量，将不是以曲折迂回的方法，不是凭借价值及其各种形式来计算，如像在商品生产制度下的情形那样，而是直接以耗费在生产产品上的时间数量、钟点数量来计算的。
至于说到劳动分配，那末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那时已失去效力的价值法则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
这将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将由社会的需要来调节，而计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计划机关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1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许多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法则，把工人从对于国民经济虽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显而易见，如果追随着这些同志的脚步走去，那我们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给消费资料的生产。
然而，放弃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消灭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不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就不可能造成国民经济不断的增长。
这些同志忘记了，价值法则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之下，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的危机存在之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
他们忘记了，在我国，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所限制的，因而，也被大致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我国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所限制的。
某些同志由此作出结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与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消灭着生产赢利的原则。
这是完全不对的。
情形正好相反。
如果不从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的观点，不从一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从比方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考察赢利（这是唯一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那末，个别企业或个别生产部门暂时的不牢固的赢利，就决不能与牢固的经久的高级赢利形式相比拟，这种高级赢利形式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作用及国民经济计划化所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它们使我们避免那种破坏国民经济并给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损害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有高速度的不断增长。
简略地说：
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法则不能是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调节者”。
四、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关于消灭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问题
这个标题涉及许多本质上互不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把它们都合并在一章中，这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而唯一是为了阐述上的简要。
关于消灭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
这个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商业、信贷制度的整个发展进程使乡村遭受城市剥削，使农民遭受剥夺，使大多数农村人口遭受破产。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间的对立，应该看作是利益上的对立。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农村对城市、对一般“城里人”的敌对关系。
无疑地，在我国，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城市和乡村利益的对立、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
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的。
社会主义城市、我国工人阶级在消灭地主和富农的事业上所给予我国农民的巨大帮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基础，而有系统地供给农民及其集体农庄以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更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当然，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仍然是两个在地位上彼此不同的阶级。
但是这个差别丝毫不削弱他们的友谊关系。
恰恰相反，他们的利益是位置在一条共同线上，位置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线上。
因此，过去乡村对城市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城市的憎恨，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对立的基础，已经被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
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灭亡”（见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
不仅大城市不会灭亡，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
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并使乡村的生活条件向城市看齐。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问题，我们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大家知道的问题。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中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
大家知道，工人对待厂长、工长、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的那种敌对态度，就是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利益的对立也必定消失。
它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也消失了。
现在体力劳动者与领导人员并不是敌人，而是同志和朋友，都是一个统一生产集体的成员，都极端关心生产的进步和改善，他们之间过去的仇视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至于消灭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差别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提出来过。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臆造出来的呢？
它对于我们有没有什么实践的或理论的意义呢？
决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臆造出来的。
恰恰相反，它对于我们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如果拿农业和工业的差别来说，那末在我国，这种差别不仅由于农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业的劳动条件不同，而首先和主要是由于在工业中我们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民所有制，而在农业中我们却没有全民所有制，只有集团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
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情况引导到商品流通的保存，只有工业和农业间的这个差别消失时，商品生产及其一切后果才会随之消灭。
因而，不能否认，农业和工业间的这个本质差别的消失，对于我们应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本质差别的问题，也必须这样说。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开始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以前，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进行得并不顺当的，有许多同志甚至提出了要降低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的水平。
然而当社会主义竞赛在我国已具有群众性的时候，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正是在这以后，工业就以加快的速度向前迈进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竞赛具有了群众性呢？
因为在工人中间有了整批整批的同志，他们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知识，而且更前进了，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开始纠正技师和工程师的缺点，打破已经陈旧的现行定额，采用新的更加现代化的定额等等。
假如不是少数工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我国的工业就会提高到其他各国工业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因而，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某些同志断定说，经过一个时期，不仅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会消失，而且它们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消失。
这是不对的。
工业和农业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不能引导到它们之间任何差别的消灭。
由于工业和农业中的工作条件有差别，工业和农业间的某种差别虽然是非本质的，无疑是会存在的。
甚至在工业中，如果指的是各种不同的部门，那末工作条件也不是到处一样：
例如，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械化鞋厂工人的工作条件，采矿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同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条件。
如果这是对的，那末工业和农业间的某些差别，就更加要保存下来了。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差别，也必须这样说。
它们之间就文化技术水平悬殊来说的本质差别，无疑是会消失的。
但是某种非本质的差别还会保存下来，至少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
持有相反论断的同志们，大概是依据我的某些言论中大家知道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说到了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差别的消灭，而没有附带说明，那是指本质差别的消灭，而不是一切差别的消灭。
同志们正是这样了解了我的说法，即认定了它的意思是说一切差别的消灭。
但这就表明，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不能令人满意的。
必须把它抛掉，用另一个说法，即用工业和农业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本质差别的消灭与非本质差别的保存的说法去代替它。
五、关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深的问题
第2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必须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
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第2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
在战争时期互相撕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曾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
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攫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
然而战争使这些指望落空了。
诚然，作为美、英、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者的德国和日本是被击溃了。
但同时，中国和其他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
两个对立阵营存在之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应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
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
事实上却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
当然，在这方面主要的事情还不在于经济封锁，而是在于战后时期中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好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
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
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高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攫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
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
这也就是由于世界市场瓦解而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加深的原因。
这是资本家们自己也感觉到的，因为失去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是很难不感觉到的。
他们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朝战争、军备竞争、工业军事化来弥补这些困难情况。
但是这很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甲）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乙）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发表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却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
我以为，不可以这样断言。
由于有第2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的。
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2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是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
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伤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体会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中，——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
他们只看见在表面上闪现着的外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虽还未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平安无事”的；
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
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
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
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
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叫嚣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攫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准备使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遭到大崩溃，而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有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有高额的利润，这是不是更正确些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
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
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
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
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
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就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
然而，第2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开始的。
为什么呢？
第1，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
第2，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有苏联的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也曾经认为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一样。
当时人们在报刊上也谈论和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
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
当然，美国和英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时，是打算指使已经站立起来的德国来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
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
我以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这个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
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
这就是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爆发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当前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当前的和平运动、即保持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时，就会使新的战争得以防止，使新的战争暂时延缓，使当前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
这当然是好的。
甚至是很好的。
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之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七、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曾经几次在讨论会上提出过。
在这方面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直到最荒谬的意见。
诚然，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反应得很少，而且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可是，参加讨论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这些法则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不是存在呢？
是的，是存在的。
这法则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何在呢？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它不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
价值法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呢？
不是的。
价值法则首先是商品生产的法则。
它像商品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过，而且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例如在我国，也继续存在着，诚然，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限制了的。
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广阔的作用范围，它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仅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基础，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价值法则不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依据同一理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或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都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有人说，平均利润率的法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这是不对的。
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于平均利润，加之这种平均利润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高，还有下降的趋势。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相当经常地实现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润。
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个概念的，是剩余价值法则，即资本主义利润的产生和增殖的法则。
这个法则真正预先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
然而，剩余价值的法则是过于一般的法则，它没有涉及最高利润率的问题，而保证这种利润率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要弥补这个缺陷，就必须把剩余价值法则具体化，把它发展起来适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
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
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有人说，总可以认为平均利润对于资本主义在现今条件下的发展还是足够的。
这是不对的。
平均利润是最低限度的赢利，再低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成为不可能了。
但是，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头子夺取殖民地、奴役各国人民、策动战争所力求给自己保证的不过是平均利润，那就可笑了。
不，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那照例比平均利润稍为高些的超额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动力。
正由于必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才推动垄断资本主义去采取这样冒险的步骤，如奴役和不断掠夺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把许多独立国变为附属国，组织新战争、即现代资本主义的头子们认为是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最好“生意”，以及企图攫取世界的经济霸权。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意义也就在于，这个法则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面
一切最重要的现象，既然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它的胜利和失败，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便使我们能够了解和说明这一切现象。
请看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蓬勃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表现为先进技术的旗手、生产技术发展方面的革命家。
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另一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终止发展的事实，那时资本家是表现为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转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来说明这种惊人的矛盾呢？
只有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润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说明。
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
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情形，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不是存在呢？
是的，是存在的。
这个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何在呢？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因而，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不是带有从高涨到危机以及从危机到高涨的间歇状态的生产发展，而是生产的不断增长；
不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来的技术发展中的周期性的间歇状态，而是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完善。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是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
这是不对的。
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也就是说，多少真实地反映这一法则的国民经济计划化，如果不知道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是为着什么任务而进行，或者任务不明确，那它本身是不能提供出什么来的。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只是在具有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所要实现的任务时，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本身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
国民经济计划化尤其不能提供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中，即表现于这一法则的上述要求内。
因此，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
至于说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那末，它只有遵守下列两个条件时，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这两个条件是：
（甲）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的要求，（乙）它在各方面适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
八、其他问题
（一）关于在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外的强制问题
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农奴制地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关于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问题
如果教科书未定稿中说“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有乳牛、小牲畜和家禽供个人使用”，那就不正确了。
大家知道，事实上，乳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是供集体农庄内农户个人使用，而是农户的个人财产。
“供个人使用”这个说法，大概是从农业劳动组合模范章程中搬来的。
但在农业劳动组合模范章程中是有错误的。
在更加缜密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是：
“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此园地上所有的副业，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为其个人财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此外，应该更详细地说，每个集体农庄庄员按当地的条件，有一头到多少头乳牛，多少只绵羊、山羊、猪（也是按当地的条件由多少到多少）以及不限数量的家禽（鸭、鹅、鸡、火鸡）作为他个人的财产。
这种详细叙述对于我们的外国同志是有巨大意义的，他们想确切知道，在我国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究竟还剩下有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财产。
（三）关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数额问题以及关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数额问题
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由于土地收归国有的结果，“农民免除了交给地主的地租，其总额每年约为五亿卢布”（应当说“金卢布”）。
应该把这个数字弄准确，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所计算的并不是整个俄国的地租，而只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地租。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俄国的一些边区，地租是以实物缴纳的，看起来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此外，必须注意到，农民不仅免除了地租，而且也免除了每年购买土地的费用。
教科书未定稿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呢？
在我看来，并没有考虑到，然而这是应该考虑到的。
（四）关于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
“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
这个名词在表面上和说法上是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
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
因此，应该去掉“结合”这个名词，而代之以“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这个说法。
（五）关于苏联使用机器的问题在教科书未定稿中说：
“在苏联，在机器能给社会节省劳动的一切场合下，都是使用机器的。”
这完全不是应有的说法。
第1，机器在苏联总是给社会节省劳动的，因此我们不知道在苏联的条件下有机器不给社会节省劳动的情形。
第2，机器不仅节省劳动，而且同时还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因此，与资本主义的条件不同，在我国的条件下，工人是极乐意在劳动过程中利用机器的。
所以应该说，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联这样乐意使用机器，因为机器给社会节省劳动，并且减轻工人的劳动；
由于在苏联没有失业的现象，所以工人极乐意在国民经济中使用机器。
（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生产中的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后备军的物质状况。
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
我以为是不正确的。
既然有失业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末失业者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末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生产中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
因此我以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七）关于国民收入的问题
我以为，一定要在教科书未定稿内添进关于国民收入的新的一章。
（八）关于教科书中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者列宁和斯大林的专门一章的问题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
列宁和斯大林之创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应该从教科书里删去。
它在教科书中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它并未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只是无味地重复那些在前几章中已经比较详细讲过的东西。
在其余的问题上，我对于奥斯特洛维疆诺夫、列昂捷夫、舍比洛夫、加托夫斯基和其他同志们的“建议”，没有什么意见。
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国际意义
我以为，同志们没有估计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全部意义。
这本教科书不仅对于我们苏联的青年是需要的。
它对于各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同情共产党人的人们是特别需要的。
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想知道，我们是怎样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镣铐的，我们是怎样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改造了全国经济的，我们是怎样达到了与农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我们是怎样使得我们这个不久以前还是贫弱的国家变成了富强的国家的，什么是集体农庄，为什么我们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但还没有消灭商品生产、货币、贸易等等。
他们想知道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好奇，而是要向我们学习，并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利用我们的经验。
因此，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因此，需要一本能成为不仅是国内革命青年而且是国外革命青年的必读的教科书。
它的篇幅不应太大，因为篇幅太大的教科书不能作为必读书，而且很难把它领会、掌握。
但是它应当包含有关我国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体系的经济的一切基本东西。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提议给教科书添进许多新的章节，历史家就历史方面、政治家就政治方面、哲学家就哲学方面、经济学家就经济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
但是，这会使得教科书的篇幅无限扩大。
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这本教科书是用历史方法来阐明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变成经济关系史。
我们需要一本五百页至多不超过六百页的教科书。
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读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青共产党人的良好礼物。
但是，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青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十、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办法
某些同志在讨论时过于热心地“斥责”教科书未定稿，责骂作者们的错误和疏忽，肯定说未定稿失败了。
这是不公正的。
当然，教科书中是有错误和疏忽的，错误和疏忽在大事情中差不多总是有的。
但是不管怎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会的人终究承认，教科书未定稿可以作为将来教科书的基础，只要作若干修正和补充就可以了。
的确，只要把这教科书未定稿和现在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教科书未定稿是比现有的一切教科书高明得多的。
教科书未定稿的作者们的巨大功绩，就在这里。
我以为，要改善教科书未定稿，应该指派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其中不仅有教科书的作者们，不仅有赞成讨论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人，而且有反对讨论会上大多数人意见和猛烈批评教科书未定稿的人。
最好，委员会中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统计学家来检查数字并给未定稿添加新的统计材料，而且也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应该暂时解除委员会委员的其他任何工作，在物质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保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此外，应该委派一个——比方说——由三个人组成来最后校审教科书的校审委员会，这对于求得文体的统一也是必要的，可惜在教科书未定稿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把最后定稿的教科书呈交中央的期限为一年。
约·斯大林1952年02月01日
本报编者注：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除今日发表的以外，还有“答А·И·诺特京同志”、“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及“答萨宁娜和温什尔两同志”，将在明日刊出。

印度和平代表团团长克其鲁离广州前发表谈话
盛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并发表声明坚决抗议吉田政府下令逮捕日本和平代表
【新华社广州29日电】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在离广州返国前发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二周年纪念的谈话如下：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边境免受美国侵略者进犯而参加朝鲜战争两周年之际，我代表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向他们和他们的伟大的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致以热烈的敬礼。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行为和他们的伟大胜利，不仅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免受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而且，尤其重要的，粉碎了美国侵略者进一步扩大朝鲜战争以便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的罪恶阴谋。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美国侵略者及其附庸遭到严重失败，从而保障了世界和平。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侵朝军队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仍然拒绝从他们在朝鲜的失败中记取任何教训。
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尽力破坏停战谈判，要想在朝鲜继续侵略战争。
我确信他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
印度的和平运动正尽全力来帮助朝鲜尽速获得和平。
我愿意在这个庄严的时候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保证：
我们将在这方面加倍努力，使他们的崇高使命能够很快完成。
【新华社广州29日电】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团长赛福丁·克其鲁博士，在离广州前发表关于抗议日本政府下令逮捕日本和平代表的声明如下：
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坚决抗议日本政府下令逮捕参加会议的几位日本代表的决定。
这个决定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政府奉美帝国主义的命令，正竭力摧毁日本人民争取自由与和平生活的正义力量。
印度从事和平运动的人民一直非常热情地注视日本人民日益壮大的力量，同时我们代表们曾在北京有多次机会与日本友人会晤，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本的真实情况。
我们代表印度爱好和平的人民要求日本政府撤销逮捕令，准许日本和平运动的领袖们回国自由地向人民报告伟大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情况。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印度代表团团长赛福丁·克其鲁和代表、列席代表、工作人员一行十八人，27日离广州取道香港返国。
27日离开广州的印度代表团名单如下：
团长：
赛福丁·克其鲁博士；
代表：
罗米西·钱德拉、帕达克、山蒂利亚、蒙诺志·鲍斯、克迪希·鲍斯、拉格哈伐依黑、卡迪尔加、德锡尔瓦、克里什纳斯瓦米、沙尔玛；
列席代表：
加图巴里、贝迪亚·纳斯·班纳吉、班纳吉夫人、达拉·杜达；
工作人员：
比琳·罗米西·钱德拉夫人、库穆丁妮·梅达夫人、南德拉尔·达尔。

哈利南斥民主共和两党害怕停止朝鲜战争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10月25日，美国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哈利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演说，指出艾森豪威尔与史蒂文森都不敢提出终止那无意义的朝鲜战争，因为那样便会损害那些统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人们的利润。
哈利南指出现在只剩下一个遣俘的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他就此责问艾森豪威尔与史蒂文森：
“为什么他们坚持一定要继续战争而不肯说明我们为何而战？
为什么美国的谈判代表一再寻找藉口来避免一年前就可达成的停战协定呢？”
哈利南接着向美国人民解释说：
“战争意味着主持这两个老政党的大商人的利润。
他们不敢面对着没有战争的日子、不敢面对着没有作为维持他们利润的巨大军火工业的藉口的日子。
当最初宣布举行停战谈判时，华尔街就弥漫着‘和平恐惧’。
证券市场暴跌并陷入极不稳定的状态。
控制那两个老政党的人不要和平，因为他们把利润放在第1，把人民放在最末。
“他们在二年朝鲜战争中赚了额外利润二百亿美元。
这项利润来自我们的口袋——来自你们所付的高昂的物价——我们历史上最高的物价。
此外，政府又给他们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工厂——是你们出的钱——是你们付高额的税所出的钱，这种税占你们每小时工资一角五分以上。
“当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开始他们的军备计划时，他们大言不惭地空谈什么‘牺牲均等’的话。
事实上，他们在国会里投票冻结工资，但是放松利润。”
谈到最近煤矿工人与矿主之间对增加工资问题的争执时，哈利南说：
“我们有没有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或史蒂文森州长对于这个欺骗矿工的手段说过
一句话呢？
他们对终止朝鲜战争一事也不说一句话。
他们对于限制大企业从朝鲜战争的死亡与破坏中搜刮巨大利润一事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哈利南接着说：
“税率增加了三倍。
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
本星期报纸已宣布五角大楼正在计划另
一个四百亿元的军备计划，那就意味着你们要付更多的税。
那也意味着更多的战争。”
哈利南最后要求选民投进步党的票——为和平而投票。

国际简讯
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应邀访德
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和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于10月27日抵达柏林。
代表团包括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拉科西（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格罗，外交部长基斯。
代表团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匈牙利外交使团团长陪同前来。
苏联象棋手在瑞典比赛荣获前五名
为选拔五名选手参加明年度国际象棋比赛，区域象棋比赛于09月14日到10月21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根据比赛的最后结果，苏联象棋手荣获前五名，获得全胜。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分别得第6和第11名，美国选手得第13名，英国选手得第20名。
澳大利亚工会代表要求孟席斯政府辞职
据澳大利亚报纸消息，以澳大利亚码头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赫利为首的十六个工会的五百个代表，10月15日从悉尼、纽卡斯尔和澳大利亚其他城市到达堪培拉。
他们向澳大利亚总督麦克尔递送了要求总理孟席斯辞职的请愿书。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一万六千四百一十二人。
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利逊到印尼活动
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利逊于10月13日抵达雅加达。
艾利逊是参加10月24日在马尼拉召开的讨论太平洋区域“防御体系”问题的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员。
印尼国会副议长、基督教党国会议员团主席谭布南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假如艾利逊此行是为了使印尼参加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他的努力是要遭到失败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印尼人民都希望和平”。

朝鲜南部人民游击队
袭击汉城釜山间铁路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南部的人民游击队继续为反对美李匪帮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据南朝鲜合同通讯社透露，在庆尚南道地方活动的人民游击队一支部队，在16日晚袭击汉城—釜山铁路线上的要冲龟浦站和勿禁站的中间地点，一度切断了汉城到釜山间的敌军需物资的运输线。
游击队在胜利出击后返回了基地。

法共政治局发表公报
撤销马尔梯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要求狄戎进行真诚的自我检讨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巴黎24日讯：
“人道报”刊载了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公报。
公报说：
政治局在10月23日集会，讨论了由于马尔梯坚决拒绝对他的严重政治偏向和派系活动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而引起的情况。
马尔梯的这些错误，在09月04日曾被中央委员会一致谴责，而马尔梯本人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承认过。
政治局研究了马尔梯的检讨书，认为他不但没有严格和真诚地批判自己的错误以及错误的根源和后果，反而企图替自己的政治错误和派系活动辩护。
这份检讨书只能被认为企图拟订一种反党的纲领，因为它歪曲了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的学说和原则，蹂躏了最明显的真理。
正当政府展开进攻的时候，竟发生了这一类危害党的统一的行动。
因此，政治局一致决定暂时撤销马尔梯政治局委员之职，留待下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最后决定。
政治局同时认为狄戎的声明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并且不符合最低的要求。
政治局要求狄戎进行真诚的自我检讨，党有权利期待他这样做。

真理报评美国大选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7日讯：
“真理报”刊载了克拉明诺夫和李托希科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大选前夕”。
文章写道：
美国将在11月04日举行大选。
大选的日子越近，竞选运动的锣鼓也就敲得越响。
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州长）都忙于在各处接二连三地发表演说。
除了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以外，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像总统杜鲁门、参议员塔夫脱与纽约州州长杜威也都出马参加了竞选斗争。
成千上万的两党竞选工作人员正忙着在普通选民身上下工夫，设法使他们投自己的候选人的票。
据参议员诺埃伯格估计：
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花在今年竞选运动上的费用将达一亿五千万美元。
克拉明诺夫及李托希科强调说：
但是，最特别的是：
人马很多、开支浩大的吵吵嚷嚷的竞选运动，只是围绕着细小的次要的问题进行。
共和党与民主党在主要的美国国内与外交政策问题上并无原则的分歧，因为这两个政党都是代表并拥护最大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的。
两党候选人一面紧张地说些关于和平与爱好和平的骗人的鬼话，一面都在主张继续实行导向扩大远东战争与引起欧洲战争的现行政策。
两党候选人都赞扬北大西洋侵略集团，主张尽快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并立即恢复西德复仇主义的希特勒国防军。
同时，两党候选人都顽固地拒绝说明他们对朝鲜的政策。
从各方面来判断，两党都在竭力使“反共”成为最后几天的竞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
他们要在选举前夕制造一种恐怖气氛，来阻挠大批选民选举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哈利南与巴斯夫人。
空前的警察恐怖、政治迫害与诽谤，给进步党总统候选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垄断资本的报纸对艾森豪威尔与史蒂文森的每一句话都大吹大擂，而对进步党总统候选人的谈话则只字不提。
美国竞选运动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两党都企图欺骗选民，使他们投自己的票。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忠实仆从，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侵略政策的执行人，都是反共歇斯底里的制造者和鼓吹侵略的反动派。

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讨论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后
法统治集团对美极为不满两国矛盾加深
【新华社29日讯】
出席联合国的美国代表，鉴于联合国大会中反对法帝国主义野蛮镇压北非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情绪的高涨，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22日会议上，投票赞成把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列入第2项与第3项议程。
美国代表企图以这种假惺惺的姿态，来拉拢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并以更阴险的手段来破坏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的讨论。
然而，美国此举却引起了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反感，并使美、法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尽人皆知，美国统治集团一向是提倡种族歧视、维护殖民制度，反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
美国在国内残酷地压迫黑人、在国外奴役他国和镇压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可耻纪录，人们并没有忘记。
本月16日艾奇逊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里，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仇视。
艾奇逊在谈到附属国人民要求自治的问题时，用流氓的腔调要求联合国会员国不要过问种族歧视和殖民压迫，他说：
“我们反躬自问，每个人都能发现种族、阶级与宗教歧视的家丑。
假使是如此的话，我们对于我们邻国的错误采取假道学的态度……就是不对的。”
但是，美国在日益壮大的殖民地解放运动面前，不敢正面表示反对，害怕这样会使它在联合国中更加孤立，而采取了狡猾的手段，企图以同意讨论的姿态来笼络人心，然后在讨论中进行破坏，使联合国大会对于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的讨论得不到任何结果。
艾奇逊在同一篇演说里即曾表示，联合国可以“讨论”、“考虑”，“经常寻求解决”，“但是并不一定要作出决议”。
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说得更明白：
“美国政府的意图决不因这次投票而有所改变——美国将要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的时候，支持法国。”
但是，法国统治集团却不能谅解美国的“苦衷”。
他们害怕在讨论中会使法国在殖民地的暴虐统治的真相全部暴露于世界舆论面前。
法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发言人说：
美国这样作是令人惊讶和意想不到的。
接着，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又在24日宣布：
法国驻美国大使庞纳已经就这件事打电话向美国副国务卿勃鲁斯提出强硬的口头抗议说：
“我们不喜欢美国的票”，并且担心美国这种行动会刺激法国资产阶级舆论和北非民族解放运动，从而造成不幸的反响。
同时，法国总统阿里奥尔在25日也当着美国大使邓恩和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面表示：
法国对于联合国以讨论法国压迫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罪名来审讯它一事，“极为愤慨”。
阿里奥尔并且抱怨说：
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所花去的钱，比法国“从马歇尔计划和军事援助计划中所获得的利益还要大一倍”。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纸普遍对美国的行动表示愤怒。
“费加罗报”以“痛心的一票”为题，发表评论说：
美国这样做“就有敌对法国的倾向”，从而暴露了大西洋集团国家之间的矛盾。
戴高乐分子的
“战斗报”甚至认为“法国和美国、美国和欧洲间进行小战争的时期开始了”，并公然宣布北大西洋公约是个阴谋和欺骗。
激进社会党的“震旦报”除了对美国表示不满外，还号召“法国和英国紧密联盟”，来“保卫它们在非洲的权利”。

艾奇逊24日在联大政委会上的演说
进一步暴露美国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
【新华社28日讯】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0月24日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长篇演说。
艾奇逊在演说中公然表示美国拒绝恢复朝鲜停战谈判，要把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
艾奇逊这篇演说，较之他10月16日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演说更进一步地暴露出美国破坏停战谈判以继续并扩大侵朝战争的阴谋。
艾奇逊在他近三小时的演说中，绝大部分用来推脱美国侵略朝鲜及破坏停战谈判的责任，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提不出什么新的论据来，而只是一味重复美国宣传中早已破产的陈腔滥调。
艾奇逊首先歪曲第2次世界大战后朝鲜问题的历史，硬说美国并未阻挠朝鲜统一，并诬指朝中人民是“侵略者”。
但是，艾奇逊的这个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美国是阻挠朝鲜统一和发动朝鲜战争的罪首，这个事实早已不可磨灭地记载在许多历史文件中。
而朝中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赞扬和支持。
艾奇逊无力地矢口抵赖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但却提不出任何一个证据来反驳朝中方面以及许多国际调查团体所提出的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确凿罪证。
艾奇逊不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使用细菌武器，也不敢提到禁止细菌武器的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艾奇逊厚着脸皮说：
当要求提出细菌战谴责的政府来“证实他们的谴责时，他们却跑开了”。
但是，事实上朝中方面一点也没有“跑开”，“跑开”的正是美国政府自己。
恰恰就是美国政府由于害怕听到朝中人民控诉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正义声音，在几天以前操纵联合国大会拒绝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参加关于细菌战的讨论。
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坚决要求参加讨论，证实美国的细菌战罪行。
在谈到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时，艾奇逊化了很多时间来重唱美国新闻处的老调。
他捏造和歪曲事实，企图证明美国是尽力促成停战谈判的，停战谈判之所以未能顺利结束是由于朝中方面的阻挠。
然而，艾奇逊这些说法显然是经不起任何事实的考验的。
十五个月的停战谈判的记录写下了美国多次阻挠停战谈判的行动：
在会谈中提出无理要求，推翻协议，一再中断谈判，在会场外破坏中立区协议，挑衅寻事。
只是由于朝中方面的忍耐和努力，并一再提出折衷方案，才使包括遣俘问题在内的停战协定草案全部得到了协议。
但是，美国最后却拒绝执行协定草案中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坚持其扣留战俘的无理主张，并悍然关闭了谈判之门。
谁尽一切力量阻挠停战谈判，谁又尽一切力量促进停战谈判，记录俱在，绝不是艾奇逊之流几句话所能够抹煞的。
艾奇逊一方面空谈美国希望停战，同时却又阻挠在联合国大会中散发已经获得协议的停战协定草案，真是无耻之极。
在美国借以破坏停战谈判的遣返战俘问题上，艾奇逊竭力替美国的名为“不得强迫遣返”而实则扣留战俘的主张辩解。
艾奇逊说：
朝中战俘在遣返问题上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
好几千个俘虏说除非强迫遣返他们，他们不想回到共产党地区去；
必须用刺刀才能强迫俘虏回去。
但是，艾奇逊这种戈培尔式的漫天大谎早已被美方战俘营负责人柯尔生关于对朝中战俘实行强迫“甄别”的供认所揭穿了，也早已被朝中战俘的英勇反抗斗争所揭穿了。
美国实际上是用屠杀、虐待、刺字、强盖指印等野蛮手段，来强迫我方战俘同意拒绝遣返。
美方实际上不是要用刺刀去强迫我方战俘回家，而是每天都在用刺刀来强迫坚决要求回家的我方战俘不回家。
艾奇逊枉费心机地企图替美国扣留战俘的主张找寻法理的根据。
他不得不承认1949年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着必须释放并遣返战俘，但他又硬把美国扣留战俘的主张说成是“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显然，艾奇逊这种诡辩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他又捏造说：
朝中方面曾经“同意”美方对战俘进行“甄别”。
这也是美方所一再散布过的谎言。
美方说谎家一再胡言乱语说，我方今年04月06日所发表的声明中“同意”美方进行“甄别”，而事实上，我方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我方深知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战俘营中被迫刺字和写血书，“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
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
所谓我方“同意”也者，真相就是如此。
艾奇逊之流竟死死抓住这个荒唐透顶的谎言，正说明他们已经理屈词穷到如何的地步。
艾奇逊还企图把美国扣留战俘的意图和目的掩盖起来。
他伪善地保证说：
联合国司令部决不想扣留一个战俘，或把俘虏送到任何特别的地方去。
但是，只要举出前美国侵朝军总司令李奇微早在好几个月以前所说的话，就足以说明艾奇逊的保证一文不值了。
据05月26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李奇微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方“曾考虑把五万或六万顽强的共产党战俘，送到马里亚纳群岛或塞班岛，或者甚至送到美国去”。
美方不仅蓄意扣留朝中战俘，美方而且已经强迫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去充当美国的特务，并把他们空投到我方地区来，而美方谈判代表却说他们已经
“逃亡”。
当我方揭穿了美方这个鬼话，要美方具体交代这些被迫充当特务的我方被俘人员下落时，美方代表就变成哑吧，一直不敢回答。
美方已经以“释放”为名，将三万八千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移交给了李承晚匪帮，驱使他们去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
这些都是举世共知的事实。
艾奇逊在演说中并且坚持遣返战俘问题必须在美国这种扣留战俘的阴恶主张的基础上解决。
他公然表示拒绝恢复停战谈判。
他根本没有答复朝中方面10月08日提出的关于遣俘问题的新建议，而无理地说，只有接受美方扣留战俘的建议，才能恢复谈判。
他接着说：
假如没有达成停战的话，“自由世界”（即美英集团）必须准备继续进行朝鲜战争。
这就是艾奇逊这篇用谎言、诽谤堆砌起来的冗长的演说的主旨所在。
国际新闻社纽约联合国25日电说，美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中进行的是关于朝鲜问题的第1阶段，“在11月04日的总统选举后，这个问题就会进入第2个和更重要的阶段……艾奇逊将要求联合国采取特别的军事措施，包括要求其他国家派出大批军队参加战争”。
这表明了：
美国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地企图把联合国中许多国家拖进战争的深渊，其最后目标就是利用联合国来胁迫各国更多地提供炮灰，来继续并扩大朝鲜战争，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艾奇逊10月24日的演说已经揭开了美国这个大阴谋的帷幕，全世界人民必须更加百倍警惕，为粉碎美国扩大战争的阴谋及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斗争。

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
庆祝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
【新华社28日讯】
乌兰巴托消息：
蒙古人民共和国“真理报”于10月08日发表题为“和平与友谊的协定”的社论，庆祝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
社论说：
蒙古人民兴奋地迎接签订协定的喜讯。
在工厂、机关和学校里，在劳动生产组合和国营农场中，在苏木（县）和巴戈（区）中心的牧人中间纷纷举行庆祝会。
在会上讲演的人表示为这个协定的签订而欢欣，并表示决心要竭力巩固两国的友谊。
社论指出：
蒙中两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符合处在以伟大的苏联和蒙中两国人民的良友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蒙中两国的利益的。
这个协定将帮助蒙古经济力量的巩固和文化的更大发展。
社论说：
两国缔结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是我们两国和平愿望的行动表现。
它再次表明：
无论是蒙古人民或中国人民都不要战争。
我们需要的是和平。
社论接着说：
这个协定的缔结及其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的热烈反应证明：
在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的蒙古人民是忠于各国人民友好的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的，他们将继续发展这种友谊，全力捍卫远东与世界和平。
社论强调说：
这次缔结的协定在巩固中国和蒙古与苏联的友好事业中，在吸取丰富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经验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日益激烈
使大西洋侵略集团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分歧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纽约25日讯：
美国政治界和工商界代表承认，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日益尖锐的争夺市场的斗争给大西洋集团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后果。
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碰到迫切的“市场”问题。
美国的金融界、工业界和政府人士正在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参加讨论的人们指出：
由于下述情况，有必要尽早解决美国及其西欧和太平洋区域的小伙伴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的关系问题。
这些情况便是：
一、德国和日本回到世界市场中来，它们的竞争不但危及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地位，并且也影响了美国厂商。
二、近几个月来美国出口的减少。
三、各国贸易壁垒的加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障碍。
四、英国、法国和日本由于人为的对美国进口的依赖而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美元赤字。
五、美国强制实施的对苏联、中国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已日益引起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愤慨。
六、美国纳税人愈来愈不满要他们负担美国对输往西欧各国与日本的出口的补助，这种补助几年来都是以马歇尔计划和所谓对外援助的名义进行的。
七、美国有人预料，下月（11月）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的决议可能引起英美贸易关系上的严重危机。
美国工商界的喉舌“商业周刊”认为调整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愈来愈迫切和重要了。
“商务日报”10月22日社论说：
在某些重要贸易中心，争夺市场的竞争已经是够激烈的了，希望这种竞争不再继续加剧只是主观愿望。
美国经济学家齐尔尼在最近一期的“商业与财政纪事”中也同样写道：
由于美国不愿输入欧洲货物而造成的不满情绪在西欧日益增长。
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在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于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方式的所谓“美国对外援助”的结果给予一个相当悲观的评价。
他说：
“如果你现实地来估计国际形势的话，那末，在金融、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的政治误解的数量之多与范围之广将使你大为震惊。
即使在某几个地区内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其他区域内又已经产生了困难。
在某些情况之下，所产生的困难竟达到危险的程度。
十分明显，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难当头的气氛中。”
“商业周刊”说：
如果美国不和它的盟国就制订一个巩固它们的经济关系的长期计划获致协议——至少要巩固它们的政治关系，要想避免大西洋联盟的瓦解是很困难的。
据“商业周刊”说，在美国商业界人士中间已经形成了两种政治派别。
第1派的代表认为美国应该停止给它的盟国的所谓“经济援助”而叫它们自己设法生活下去并去平衡收支。
第2派的代表认为这个路线的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他们认为这不仅会在美国的盟国内部引起社会动乱，而且会给这些国家以一个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扩大贸易从而建立“关系密切的贸易集团”的藉口。
这两派代表着美国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
控制着钢铁、煤、石油、化学和汽车工业并且在国外拥有巨额投资的强大金融与工业垄断公司的代表，以建立美国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的庞大帝国主义计划来支持第2派。
正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们极其坚决地主张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政策。
至于第1派，支持他们的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怕外国竞争因而坚决主张维持高额保护关税的工业代表。
支持这一派的还有那些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集团。
这一集团的代表们主张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采取比较“灵活和缓和”的政策。
尽管人们叫喊着说美国的财政和贸易问题“极需解决”，但是，显然没有一个人幻想美国政府或国会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新的重要措施。
同时，美国所得到的消息指出：
西欧各国政府的金融与工业界人士现在正在草拟他们自己的“根本解决”美元赤字问题的计划，美国新任总统进入白宫以后，他就得解决欧洲盟国的问题。
消息还指出：
这些欧洲“贵”客至少要要求美国减低关税，简化关税制度，缔结稳定最重要的原料价格的协定。
如果美国政府拒绝答应这些要求，那么，一些西欧国家将威吓美国说，它们要被迫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不许别国加入的贸易范围”或是扩大贸易。
据美国报纸消息说：
明年03月，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作出决议以后，邱吉尔将访问华盛顿。
在离开英国以前，他将和法国与意大利的总理会谈并且代表“整个”西欧向美国新总统提出一项解决美元问题的计划。
英美两国间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分歧，已使人怀疑它们是否能订立重要的贸易与金融协定。
鉴于这些矛盾和分歧，甚至像伦敦金融区机关刊
“经济学家”这样的刊物都说：
消除美元赤字的重要性并不小于生产原子弹，假如各国间在贸易上互相杀害，那么，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就不可能成为盟国。

重建柏林
在1945年法西斯德国投降后不久到过柏林的人们，都不能不为这个德国首都被毁的可怕面貌而触目惊心；
但是现在谁要是再见到德国劳动人民为重建柏林而热情劳动的情形，则又不能不为这个民族的新生和他们的坚强意志而感动兴奋。
把柏林从战争的废墟上用自己的力量重建起来，这就是今天成千成万柏林建设者和整个民主德国人民的决心和行动。
重建柏林的计划，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51年11月提出来的。
这个计划要求建设者们在五年内清除东柏林的近一千万立方公尺的瓦砾碎砖，并重建起无数新的高楼大厦、平坦宽广的大道和布满着喷泉的花园，把柏林改造得比从前更加美丽，更加宏伟。
这个计划得到了柏林居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人们用捐献物资和志愿劳动的方式来为重建工作献出一份力量。
1952年的元月02日，伟大的柏林重建工作正式开始了。
四万五千人参加了这一天的劳动，这里边包括工人、职员、居民和以格罗提渥总理为首的政府首长。
自此以后，志愿劳动的人数就一天比一天增多起来。
他们按照自己的时间，分别参加每天下午从五时到八时，或从八时到十一时的志愿劳动班。
在清理瓦砾的工作中，很多人完成了超过他们定额的一半以上或者更多的任务。
到今年07月时，参加志愿劳动的柏林居民和各地人民已经有八十万以上了。
今年重建柏林的主要工程是建造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斯大林大街。
在这一个约长二公里、宽一公里的地区内，断墙残垣和成堆的瓦砾将被清除，十三座崭新的大楼将要在宽广的林荫大道旁耸立起来。
这些高达六、七层至十二、三层不等的大楼，拥有二千间设备完善的房间。
斯大林大街的建设工作是紧张而热烈的。
每到下午五点钟，建筑现场上就热闹开了。
一批批的工人、居民、机关人员、学生和人民警察带着工具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地，卷起了衣袖，精神饱满地从事清理瓦砾，搬运碎砖等工作；
有的人锯木，有的人砌墙。
这时候，耀眼的灯光把工地照得通明，强大的起重机忙碌地摆动着它的长臂，把建筑材料送来送去，无线电广播器报告着重要新闻和建设者们的劳动成就，还有时播送出动人的音乐。
斯大林大街的建设者们不仅在自己的工作中享受到了为建设祖国而劳动的愉快，并且也得到了整个柏林和广大德国人民的支持。
一百多万民主德国劳动人民把自己每年所得工资的百分之三捐献出来作为重建柏林之用；
工人们为制造建筑器材和减低成本而展开竞赛；
农民们提出了增产粮食的保证；
科学家和工程师献出了他们的才能和经验；
交响乐队和歌咏团经常来到这里为建设者们演唱最精彩的节目。
在工地上，人们还会见到里沙钢铁厂出产的钢材，从德累斯顿运来的水泥和布兰登堡农民捐献的木材。
现在，建设者已经见到了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幢幢的楼房已经在斯大林大街上出现了。
今年五一节前夕，在斯大林大街的南面，耸立起了第1座高达四十公尺的九层大厦。
三十二家住户——包括工人、技师、人民警察、医生和教员，已搬进了这所新居。
这座楼房不但有宽敞的房间，充足的阳光，现代化的水电、卫生设备，而且还有隔音地板、自动电气煮水器和可以眺望柏林全景的屋顶花园。
“从地下搬进了天堂”，这就是曾经住过阴暗的地下室的高楼新居户、女工米利塔·卡姆巴的父亲在搬进高楼后的感觉。
的确，对于在战后初期曾经生活在防空洞里，曾经整天为每日的粮食而奔走的民主德国人民来说，今天不能不因为看到自己生活的天天上升而兴奋喜悦。
耸立在斯大林大街上的新高楼，正在阳光下闪发着耀眼的光芒，它吸引着柏林的居民，象征着柏林建设的远景和民主德国的未来。
在德国劳动人民的努力下，民主柏林将被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和平的城市。
（附图片）
在柏林斯大林大街上新建的九层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