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圣公会函我国代表团拥护和平会议
【新华社讯】
中华圣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陈见真主教、总干事郑建业主教，于16日代表中华圣公会全体信徒致函中国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团，表示热烈拥护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信的全文如下：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宋庆龄团长郭沫若彭真副团长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全世界和平人民都为它热烈欢呼。
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中有不少是基督教信徒，我们为此异常鼓舞兴奋。
因为真正的基督信徒都是酷爱和平的。
争取并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号召，完全合乎我们基督教的教义。
我们的圣经中记载着和平先知弥迦的话，他预指在将来的理想世界里，人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只放在造福人群的和平生产上面，而不再放在战争上面：
“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人惊吓。”
但是，为了争取达到这一美好的境地，弥迦先知也现实地号召人们起来积极行动，以争取并保卫和平。
他呼号说，“成群的民哪，现在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攻击我们。”
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和平人民的代表就是要来聚集成队，全世界和平人民也都将更紧密地聚集成队。
让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们发抖吧，保卫和平的力量愈巩固，他们就愈难发动起侵略战争了！
请告诉各国和平人民的代表们，我们代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全体信徒向他们致敬；
我们全体信徒一致热烈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
我们祝贺大会胜利完成其崇高的使命，并愿在大会的感召下进一步为和平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华圣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陈见真主教总干事
郑建业主教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哥伦比亚印度和美国代表抵京
参加会议的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代表同日到达
【新华社24日讯】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哥伦比亚、印度和美国代表于24日下午先后乘飞机抵达北京。
前来北京参加和平会议的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代表也在24日到达。
先后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李德全、陈翰笙，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国际工作部副部长廖梦醒，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以及文化、科学、宗教界人士等。
前已到京的印度和美国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也曾前往机场欢迎。
今日到达北京的哥伦比亚代表名单
万徒拉·普恩提斯皮鞋工人
维克托·鲍迪斯塔农业工人、哥伦比亚全国和平委员会委员
乔治·盖坦作家
恩伯托·格拉纳多斯科学家
今日到达北京的印度代表团团员名单
帕达克历史学教授
马高拉尔·巴立克商业家、工程师
萝希妮·巴德女士著名舞蹈家
阿姆利特·莱亚著名作家，“天鹅”杂志编辑
胡森艺术家
华基·山蒂斯坦喀拉拉和平委员会书记
巴尔·马夫兰卡学生
今日到达北京的美国代表团团员名单
路易斯·铃木艺术家（兼代表团秘书）
亨利·维尔科克斯工程师
安妮泰·维尔科克斯艺术家
依莎贝尔·密尔顿·塞尔奈教师、作家（代表团发言人）
艾得温·塞尔奈艺术家、教师
参加会议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名单
顾奇·摩罕默德阿拉伯文“新阿尔及利亚”杂志总编辑
本都米·阿玛克律师、阿尔及利亚和平委员会委员
参加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名单
加吉姆·艾尔·萨马威诗人、伊拉克和平委员会委员
参加会议的以色列代表名单
贾可布·马九斯以色列和平理事会全国书记
妮娜·斐安豪斯以色列妇女民主联合会全国理事会理事

周恩来总理等返抵北京
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副主席等至机场欢迎
【新华社24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22日飞离莫斯科之后，已在24日下午六时返抵北京。
同返的有：
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央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秘书长林伯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陈叔通，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陈毅、李立三、吴玉章、薄一波、饶漱石、徐特立、刘格平、马寅初、马叙伦、沈雁冰、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章伯钧、张奚若、龙云，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政务委员谢觉哉、罗瑞卿、曾山、滕代远、陈劭先、王崑崙、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蒋光鼐、刘宁一、邓颖超、梁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章汉夫、伍修权，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空海军高级军官，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等。
前往机场欢迎的，尚有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顾德夫，武官柯托夫中将等。
周总理等下机后，与欢迎者一一握手。
周总理等一行于24日上午离开苏联国境后，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隆重接待。
周总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首长和人民领袖作了欢晤。

周恩来总理道经蒙古首都时受到隆重接待
【新华社乌兰巴托24日电】
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等一行，在24日下午离苏返国途中，道经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隆重接待。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苏兰扎布，副主席迈达尔、鲁布桑、沙拉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大人民呼拉尔副主席泽狄布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各部部长，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临时代办诺维克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金龙镇，我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及苏、朝、中三国大使馆的全体馆员。
机场上排列着仪仗队，并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歌。
飞机场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周总理于下午一时，在中蒙两国国歌声中下机，并检阅了仪仗队。
周总理在机场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团体的领袖作了半小时的欢晤，于下午一时半登机离开乌兰巴托。
（附图片）
上图：
在北京飞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等返国的刘少奇副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
左上图：
在北京飞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等返国的中央人民政府首长：
（自右至左）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
新华社稿齐观山摄
左图：
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粟裕副总参谋长等下飞机后与欢迎者握手。
新华社稿蔡尚雄摄

天兰路完成国庆节通车准备工作
【新华社兰州24日电】
为了迎接国庆节的通车典礼，天兰铁路全体职工已基本上做好了通车的一切准备工作。
自08月23日铺轨工程完成后，通车的准备工作就加紧进行。
截至目前止，天兰铁路沿线的上水、给水设备、通讯电话设备和新建的三十五座临时票房、三十四座临时站台都已全部修建完成。
石碴也已大部铺好。
这条铁路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继成渝铁路之后用自己的资材修成的又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筑曾获得了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支援。
西南运来了大批祖国工人自制的钢轨，东北运来了两万七千七百吨坚实的枕木，从辽远的太原、热河、汉口、天津等地运来了整列车整列车的洋灰，光今年用洋灰作成的混凝土就有十三万八千方之多，载运各地支援物资的货车经常在一千辆以上。
全国各铁路局又输送来各方面的人才，其中包括不少工程师和工程管理人员等；
特别是西北中共党的组织、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区以及西北各族人民，更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天兰路的修筑。
在1950年、1951年两年中西北的军工、民工共筑路三百四十五万工日，1952年又有民工九千六百人参加修路。
其中包括以甘肃、陕西、华北的回民弟兄组成的三个回民筑路小队在内。
他们在长隧道中，在苦水区某工地上，和这次赶作准备工作中，都和汉族工人一同忘我地劳动，工率普通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最高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

我们伟大的祖国
北京——莫斯科无线电传真，已于昨日开放。
这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将有很大作用。
北京电信局的工作人员正将和平宾馆的照片放在传真机上，向莫斯科传真。

美代表团的书面谈话
【新华社24日讯】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24日在抵达北京飞机场时，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我们美国的代表来到北京，是代表没有得到政府出国许可的美国和平领袖，是代表美国人民，为所有期望与各国人民进行和平贸易与保持友谊而被迫不能表示意见的人们说话的。
美国人民非常热切地盼望着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政府保持牢固的友谊。
我们将竭尽自己的力量将事实真象带回给美国所有善良的人民，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民所获得的伟大的进步，也不知道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要为世界持久和平创造条件的意志。
中国和平委员会认为美国人民的愿望，应为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亚洲和平会议所容纳，这种慷慨的同情使我们深为感佩。
我们是以忠实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的精神来到北京的。
我们知道：
善意和谈判的精神是能够战胜战争制造者的。
我们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向全亚洲的解放运动致敬。
我们美国公民被邀请来与亚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共聚一堂，商讨达到持久和平的办法，这件事实给了我们以希望，相信我们美国的人民将会认识到中国人民及其新政府的伟大的善意。
我们美国代表深信：
这次全亚洲的会议将成为实现太平洋各国人民的意愿的工具，而使朝鲜战争得以停止，日本的军备得以废除，亚洲的人民能在联合国中有其充分的平等的代表权。

美方妄图片面处理我方被俘人员一万一千名
南日将军向美方提出严重警告
【新华社开城24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就对方假借所谓释放“被拘留平民”的名义，企图片面将一万一千名我方被俘人员送交李承晚匪帮当炮灰的严重挑衅行动，于09月24日奉命向对方提出严重警告。
南日将军致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的信的全文如下：
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
对你方企图片面处理我方被俘人员一万一千人的新的挑衅行为，我奉命向你方提出严重警告。
只有一个遣俘问题阻碍着朝鲜的停战，很显然，遣俘问题只有在谈判中经由双方协商才能取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我方一贯主张经由谈判解决遣俘问题。
你方所准备采取的这个挑衅行动，显示你方无意于在朝鲜达成公平合理的停战，实现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
停战后立即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本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明确规定。
你方自称所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在这个公约上签了字，决无不遵守该公约之理。
但你方不断迫害和屠杀战俘的行为和扣留战俘的主张，却彻底地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的明确规定。
你方没有任何权利片面处理在你方收容下的任何一个我方被俘人员。
你方假借释放所谓“被拘留平民”的名义，擅自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当炮灰，企图以此作为继续与扩大朝鲜战争的资本，尤为我方所不能容忍。
你方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片面非法行为。
否则你方必须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的责任。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
1952年09月24日

莫斯科各报刊载我政府代表团返国消息
【新华社莫斯科24日电】
09月23日，莫斯科一切报纸都以首页刊载了我国政府代表团22日离莫斯科返国的消息。
各报并刊载了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机场发表的谈话。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离苏
临行前在莫斯科中央飞机场发表谈话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4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于09月23日离莫斯科。
与他同行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扎姆索伦—桑布。
到莫斯科中央机场送行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伊凡尼科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鲍里邵夫，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陆军上将马里宁，莫斯科市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苏联外交部专门委员会委员费德林，对外贸易部东方司司长斯拉特科夫斯基，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巴斯托耶夫。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
以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为首的驻苏大使馆人员，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布拉果耶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佐克拉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林海，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阮良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苏外交使团团长阿贝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公使纳塔奈利，波兰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波果雷列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杜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临时代办埃茨尼。
飞机场上排列着仪仗队，并奏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歌。
飞机场上挂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旗。
苏联政府特派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穆恒送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边境。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4日讯：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离开莫斯科时，在机场发表谈话如下：
在我离开这个伟大的苏联首都，这个捍卫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各国人民自由与兄弟般的合作的不屈不挠的先驱——莫斯科之前，我对于我们在莫斯科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招待和亲切关怀，对于苏联人民给予蒙古人民的经常的伟大的援助，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所受到的经常的关怀，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全世界人民的天才领袖、蒙古人民的最好的朋友和亲爱的父亲约·维·斯大林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钦佩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方面的种种成绩，这是他们和平建设的劳动成果，它向全世界证明了苏联人民的和平愿望。
蒙古人民是无限地忠实于蒙苏两国人民的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
他们认为以一切可能的方法进一步巩固这种伟大的友好关系就可以使他们获得幸福生活和更加光明的前途。
蒙古人民经常地感觉到日益增强的蒙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力量和这种合作对于我国的益处，这种合作以及苏联的伟大的多方面的协助乃是使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上进一步取得新的巨大成绩的一个有力保证。
苏联人民给予蒙古人民以兄弟支持与多方面的经济与文化的援助，是苏联的斯大林和平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政策的结果，是给予落后国家人民以兄弟协助的政策的结果。
这个苏联的和平政策得到了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拥护，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于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政策。
苏联人民和蒙古人民的友好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是永久的。
强大的苏联、伟大的人民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国人民的兄弟友好关系也是牢不可破的，永久的。
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我们三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的友好关系，不能动摇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和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伟大的苏联的人民的兄弟般的坚固的友好关系。
蒙苏两国人民永久的友好万岁！
苏联、蒙古、中国三国人民友好、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兄弟友好万岁！
保卫与巩固世界和平的苏联和平外交政策万岁！
光荣归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天才领袖、蒙古人民的最好的朋友、父亲与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撰文
坚决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新华社拉萨24日电】
达赖喇嘛在22日以“西藏人民坚决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题，撰文如下：
今年03月21日，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努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十一人，曾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公正的人士，共同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经过于06月间召开筹备会议以后，这一会议即将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了。
这个会议完全符合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也完全代表着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
我谨代表西藏人民坚决拥护这一会议的庄严开幕，并热烈祝贺这次会议获得完满胜利。
一百多年来，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离间，内受历代反动政府的民族压迫，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曾长期陷于被奴役被压迫的痛苦境地。
这是西藏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掉的。
过去的历史的教训使藏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只有团结一致、争取和平，才是自由幸福的保障。
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代替了过去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地位，不断地进行挑拨战争的活动，阴谋扩大侵略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再一次带来可怕的死亡和灾难的威胁，再一次企图奴役全世界各族人民。
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爱好和平、要求和平的。
全世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正在日益壮大，特别是中苏两大国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将近七亿人口的坚强团结，强大的苏联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存在，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战斗，更是亚洲及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
这次在祖国首都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更有力地显示了亚洲及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和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西藏人民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获得和平解放的一年多来，已得到充分的民族平等的权利。
西藏民族和人民已经回到祖国的大家庭，在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中，我们藏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正在建设祖国，建设自己的家园，过着和平快乐的生活。
西藏地处祖国的边疆，是我祖国的国防要地，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我们藏族人民已获得的民族平等与自由权利，保卫亚洲、太平洋区域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全世界进行其民族压迫、扩大战争的阴谋，我们西藏人民坚决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誓与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亚洲、太平洋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奋斗。
我们坚决要求：
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废止违反波茨坦公告的片面对日和约，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立即停止朝鲜战争，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愿为实现上述和平要求而努力奋斗。
我们西藏人民将以认真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际行动来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
【新华社拉萨21日电】
班禅额尔德尼在09月18日发表题为“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文章，全文如下：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我国首都召开，我谨代表后藏札什伦布寺全体政教官员、僧俗民众致热烈祝贺，并预祝会议的圆满成功！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准备工作，现已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获致令人兴奋的成就，这是开好这一会议的良好基础。
为此，我代表后藏札什伦布寺的僧俗人民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藏族人民清楚地看到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侵略集团正在无耻地阴谋把我祖国各民族和世界人民从和平的生活拖入战争苦难的深渊。
它在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的同时，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在我国东北又不断地滥肆轰炸和扫射我城乡和平居民，并对中朝人民使用为全人类所反对的绝灭人性的细菌武器。
尤其是不顾我国和其他对日作战国家的坚决反对，非法片面地签订了所谓“对日和约”，阴谋使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
我们很明白地看到战争贩子们所有的一切阴谋诡计是妄想实现其独霸全世界的野心，是要奴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们祖国的各兄弟民族。
我们藏族人民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为了保卫我们和平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不再遭受破坏，为了保卫我们的文化、宗教不受侵略者的炮火毁灭，决心和祖国各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不屈地向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并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切决议的彻底实现而共同奋斗。

锡兰法师参观雍和宫
盛赞我国宗教自由
【新华社24日讯】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锡兰代表团团长达马拉塔纳法师和代表团团员兼秘书桑姆加塔桑，在到达北京后不久就参观了著名的雍和宫。
代表们受到喇嘛们的热烈欢迎。
四个多月以前，喇嘛们曾接待过锡兰的撒拉南卡拉法师。
这两位客人在锡兰的时候，就已听到撒拉南卡拉法师谈到雍和宫和喇嘛们安静而愉快的生活；
现在，代表们和喇嘛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地互相问候。
雍和宫的正殿已修葺得焕然一新，另外的几个古老的殿堂周围都搭满了建筑木架，准备全部加以修葺。
喇嘛呢玛告诉达马拉塔纳法师说：
“解放以前，国民党的军队住在庙里，毁坏庙宇和神像，焚烧佛经，打人骂人。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拨了一百亿元帮助我们修庙，我们准备把整个庙都修好。”
年长的大喇嘛依什噶瓦说：
“我们现在不但有信教自由，而且可以学文化，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也有我们的代表，我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政府。”
达马拉塔纳法师对于佛殿里那些与锡兰庙宇中相似的地方很感兴趣。
在雍和宫正殿里，法师参观了雍和宫的藏经，并把他远从锡兰带来的佛像亲自送给雍和宫的大喇嘛。
在休息的时候，达马拉塔纳法师说：
撒拉南卡拉法师从中国回到锡兰后，给我们作了一个中国有宗教自由的报告。
今天我们又亲自到了这里。
我还没有见到过那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佛教徒有这样的照顾。
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完全相信中国佛教徒是享有宗教自由的。
我愿意把这个事实传达给我国的佛教徒，并尽我所能使他们认清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宣传。
喇嘛们知道两位代表是来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他们关心地问起锡兰佛教徒和锡兰人民是怎样拥护和平的。
代表们临走时，大喇嘛依什噶瓦请代他们向锡兰人民致意，他说：
“当你们回到锡兰以后，请告诉锡兰佛教徒和人民，我们生活得很安静，很愉快，我们非常珍爱我们的和平生活，希望他们也为和平而努力。
我们大家都要求和平，战争就可以避免了。”

全国各地人民银行大力开展储蓄业务
八大城市今年06月份的储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
全国各地人民银行机构为适应各阶层人民节约储蓄的要求，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大力展开储蓄业务。
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西安、武汉、广州八大城市统计，今年06月份的储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其中货币活期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定期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七点九；
定额存款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一十七点九；
有奖储蓄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
保本保值储蓄则因物价稳定，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点一一。
货币存款与定期存款的增加，说明了储蓄业务正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通过储蓄所积聚的庞大的资金，已成为发展国家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各地人民银行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开展爱国储蓄运动，创造了许多科学的工作方法。
山西、察哈尔等地人民银行组织了储蓄巡回小组和厂矿工作组，深入工厂矿山，直接为广大职工服务；
并且改进了工作制度，简化了储蓄的手续，获得广大职工的欢迎。
苏南苏州、常州、镇江三地的人民银行在06月份配合收购春茧工作，发动农民储蓄，吸收储蓄存款达二百五十亿元。
上海分行在07月份选择五个基层机构进行典型试验，调整了营业时间，使群众有适当的时间到银行来储蓄，扩大了储蓄额。
在储蓄业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地区曾经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
例如，浙江省德清县新米乡的干部规定凡有一张蚕种纸的家庭，都要存货币定额储蓄八万元，有奖储蓄二万元，引起群众不满。
察哈尔省怀安县三区小要子水村干部用不存款不散会的办法，强使群众储蓄，更是错误的。
这种强迫命令的现象已引起各地有关领导机关的注意，正大力纠正中。
各地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储蓄工作的领导，以利储蓄业务的顺利开展。
（南新宙）

出版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显出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面目。
三年以来，伴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图书期刊的出版，质量方面在不断地提高，数量方面在飞跃地增进。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事件。
这一天清早，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排着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读者的长行列，热烈兴奋地等待着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著作的发行。
他们说：
要是我买到了这本书，就像亲自见到了毛主席一样地高兴。
“毛泽东选集”第1、二两卷印行了三百零二万册。
这个数量还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普及本的“毛泽东选集”目前正在大量印制中。
此外，毛主席著作用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分篇出版的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译本。
中国人开始找到马克思主义是三十余年以前的事。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全中国各种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普遍地、广泛地、有系统地学习这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作为思想改造的武器，只有在全国解放之后，才有可能。
在最近的三年间，单是由中央及地方国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共四十八种，发行了三百六十八万六千册。
此外各公私营出版社所出版的以及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发行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上列的数目。
出版工作现在已经真正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书籍不再是少数有闲阶级的专有品，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了。
解放后书刊出版发行数字的大量增高，就是明显的证据。
解放前出版数字最高的年份（1936年），全年出版书籍约为一万万七千八百万册，期刊约为三千二百二十万册。
解放以后，1950年全年出版书籍二万万七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册，期刊三千五百三十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册；
到了1951年，全年出版书籍增加到六万万六千九百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一册，期刊增加到一万万七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三册。
1952年预计全年出版书籍八万万八千六百万册，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五倍；
期刊一万万八千万册，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五倍半。
解放以前，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平均发行数量为两千册，1951年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初版发行数量平均为九千七百八十二册，约为解放前的五倍。
1951年发行数最多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一千一百五十万册，“惩治反革命图解通俗本”印行一千零六十八万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印行二百八十万册，“中国共产党简史连环画”印行二百五十万册。
期刊中销数最大的“时事手册”，在1951年发行最多的一期为三百五十四万三千册。
这种庞大的发行数量是解放以前所不能想像的。
这种情况说明了解放以后人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同时也说明了书籍期刊的读者群已经比解放前扩大了许多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我们的国家要“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三年来的出版工作按着这个方向发展，供工人、农民、士兵的政治、文化、生产教育之用的通俗读物，在出版物的总册数中占着很大的比率。
极大部分的通俗读物，采取连环画册、唱本、通书、年画等旧的民族形式，注入了有益于人民的和国家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新内容，因此，最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所喜爱。
三年来民主建政、抗美援朝、生产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通俗书报起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全国解放之后，特别是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小学校大量增加，就学人数达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高点。
全国现有约五千万的中小学生，他们所用的课本的供应，是另一件极其庞大的工作。
从1951年起，全国初等中等学校的课本，全部采取统一的版本，由国营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印，并按照统一的定价，由国营新华书店统一发行。
春秋两季中小学课本的发行数量，从1950年的一万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三百一十四册，增加到1952年的三万万零六百二十三万册，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
成人补习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用的课本，还没有计算在里面。
速成识字运动的推行和扫除文盲运动的展开，向出版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艰巨的新任务。
单在1952年下半年，就要供给冬学和成人识字班用的课本和读物二万万七千零三十二万册。
由于祁建华语文教学法试验的成功，我们预想得到，在今后数年之内，书籍报刊的读者将不能再用百万、千万来计算，而要用万万来计算了。
没有苏联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不能设想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
学习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现已成为普遍于全国的热潮，表现在出版事业方面的是：
苏联政治、经济、文艺、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品、科学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虽然出版了巨大的数量，还是不能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求。
由于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大学教育已经进行课程改革，我们迫切需要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苏联的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著作，以代替从英美资产阶级抄袭来的久已腐朽的高等教育用书。
翻译工作者今后必须在这一方面作更大的努力。
现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关于新中国的真实报道，通过各种文字的出版物，第1次和世界各国的读者见面，并且受到各国进步人士的欢迎。
据不完全的统计，外文出版社在过去三年中，用俄、法、英、德、印尼、阿拉伯文和世界语，出版了八十种著作，向全世界六十六个国家发行了九十一万零一百六十二册。
此外，用外文出版的各种主要期刊——“人民中国”、“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所有这一切新的人民出版事业是在三年以前反动统治崩溃以后所遗留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
书刊的出版、印刷和发行，现在已成为重要的国营企业。
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出版社，全国共有六十二家，其中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完整的编辑机构的，是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
国营新华书店在全国建立了分支店一千零八十六所。
国营国际书店现在成为进出口书刊的专业发行机构。
全国主要城市已经建立了现代规模的国营书刊印刷工厂十二家。
私人资本经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业，三年以来按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大部分恢复，并且有了发展。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经过生产改组，采取了联合经营、公私合营和分工专业化的方针，逐步纠正了并在纠正着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粗制滥造的投机作风。
在文艺和自然科学书籍、各种工具书、通俗读物、少年儿童读物等的出版方面，私营出版业仍然起一定的作用。
我们国家建立不久，大规模工业建设还没有开始，物质条件缺乏，大多数的著作者、读者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工作经验还很少，因此，出版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缺点，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
经过过去三年的恢复与发展之后，为了迎接和配合国家的大规模建设，今后出版工作需要更进一步地提高质量、丰富内容，加强组织性和计划性，以求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正像在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工作一样，在出版工作中，战斗是猛烈的，任务是艰巨的。
但是中国人民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作为中国人民事业之一的出版事业，将要胜利地走向无穷无尽的发展前途，是可以肯定的。
（新华社）

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打胜仗
编辑同志：
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听大家都在说速成识字法好，说用这个方法一个月可学二千多字。
我想试一下，恰巧我们国营上海第6棉纺织厂也办速成识字班，我就报名参加了。
开始时，我想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舌头硬，掉不转；
眼光花，看不清；
耳朵聋，听不见。
我想那能学得会呢？
但又想，天下没有生出来就会的事，只要我自己能专心学，一定会学得好的。
开头我不会拼音，老师叫我们找窍门，还告诉我们学习的方法。
经过了几天的专心研究，我很顺利地学会拼音了。
在教生字时，老师教我们要像捉特务一样，我听了老师的话，一点不放松，当我捉牢一个生字时，我总要好好看一看它是个什么头，它是什么脚，所以不论这字搬到那里，我都认得了。
有时白天来不及学，早晨四点钟就起来学，我现在总共识了二千零四十四个字。
识了字以后，老师说你们现在可以进行阅读了，这样我就开始看书了。
看“刘胡兰”和“毛主席看伤兵”两本书时，我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看到
“李小英结婚”、“张大妈过劳动节”和“慌张的女人”等书时，心里真开心，我常常看得连饭也忘记吃。
接着又学写字，以前我学三个字要五个星期，现在照老师的话，一分钟就能写六、七个字，笔在我手里也变得轻了。
这一个月学习的收获真大，想想我施小妹，以前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今天活到六十三岁，还能在学校里学习，识了两千多字，还能写，这全靠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得好。
学习班结束时，大家评我为优秀学员，但我决不自满，今后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回到生产岗位以后要积极带头工作和学习；
同时，我还要把自己的学习经验介绍给其它工人同志，让大家都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学好文化。
我们要在生产战线上和文化学习上都打漂亮仗，努力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国营上海第6棉纺织厂工人施小妹

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
编辑同志：
我们热诚拥护“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等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早已被亲历现场的公正无私的中外人士的报告所证实。
这次由各国著名的科学家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调查研究后所得的结论，更彻底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美帝国主义凶恶残暴的本质。
在铁一般的事实下，美帝国主义再也无可抵赖了。
我们，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植物病理系、昆虫学系、兽医系全体师生，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万恶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外，决心加强病虫药剂和农业害虫的研究工作，努力扑灭植物病害，保证提高农业生产量，并积极参加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制止万恶的细菌战，为争取世界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植物病理系、昆虫学系、兽医系全体师生

焦作煤矿安全生产获得显著成绩
国营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和广大职工树立“安全第1”思想，在安全生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
今年上半年，全矿已完全消灭死亡事故，每产一万吨煤的工伤事故也比1949年减少百分之九十。
全矿出现了十一个刘九学式的安全生产模范班和九十九个模范组，其中刘九学班到现在为止已创造了四十一个月安全生产的最高纪录，许继均、潘振邦、连兆银、毋国银等四个小组也创造了千日无事故的纪录。
由于安全生产的保证，全矿职工在今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七九；
08月份除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外，又超额完成了全月的增产节约计划。
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和广大职工树立安全生产思想，是经过了一段斗争过程的。
解放初期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对安全生产也是很不重视的，所以该矿曾在1949年下半年发生爆炸事故，死亡工人二十一人。
之后，华北煤业干部会议，总结了各矿发生事故的原因。
指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保安工作重视不够，并要求大力改变这种情况。
这样焦作煤矿领导干部对保安工作才重视起来。
但是当时他们的信心还是不够的。
因为矿上的设备差，解放前受敌伪破坏很严重，所以他们觉得死伤事故很难完全避免。
可是他们在黄土岗矿井采取了一些办法试行安全生产后，第1个月内全矿井四百多工人竟没有发生死亡和重伤。
这个成绩振奋了全矿职工，也大大提高了领导方面的信心，使他们肯定地认识到安全生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焦作煤矿领导方面在这一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找到了实现安全生产的钥匙：
便是人人建立安全生产的思想。
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
如加强对工人职员的政治教育、保安教育，发动老工人提出安全生产经验在广大工人中交流，表扬安全生产模范，开办安全生产人员训练班，发动工人订安全生产公约，定期进行保安检查等。
他们的口号是“安全第1，人人保安”。
1950年刘九学班安全生产十七个月的新纪录出现，更加强了领导方面对于安全生产的信心。
工人职员普遍展开了学习刘九学安全生产的运动，逐渐转变了长期存在的“下井三分灾”“四块石头夹块肉，那能不伤人”的错误思想，积极设法改进技术操作，人人注意安全生产。
1951年起，他们在原有基础上更逐步建立了各种安全生产制度和保安规程。
如交接班制、瓦斯检查制、工程规格检验制度等；
同时改善和增加了许多安全设备，如井下通风已使每个工人普遍可以得到每分钟三立方公尺的风量等。
目前，焦作煤矿正在普遍推广华北安全生产小组代表会议所总结的刘九学、贾麦收安全生产经验，并进行全面地保安大检查。
在今年下半年的爱国增产节约计划中，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全矿消灭重伤事故和王封矿减少轻伤百分之五十、李封矿减少轻伤百分之三十、机电厂完全消灭轻伤的奋斗目标。
（新华社）

答读者问
“白毛女是否实有其人？”
——答读者问
萧殷
编者按：
本报收到广东省陆丰县张淮辉、李振光、王永忠，山东省丰县朱锡武，平原省武陟县傅贵林，河北省夏津县李官屯村全体干部，浙江省临安专区毛微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陈步东、荆聿莲，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宋根荣、訾春富、梁金昌、赵富兴、胡海明，人民海军某部刘立斌、李世强，某炮兵训练队武杰，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某军医院姜成斌，内蒙古哲里木盟公安大队部汤凯，以及其他地区的薛兆麟、林纪亭等读者的来信十几封，询问
“白毛女”中的喜儿是否实有其人，兹请萧殷同志解答如下：
电影“白毛女”放映以来，许多农民、农村干部、战士、工人发生了一个疑问，给报纸写信。
在信里，他们对于喜儿和大春的不幸遭遇，流露出阶级的同情和亲切的关怀。
他们提出了如下询问：
“白毛女是不是实有其人？”
“白毛女现在是否还活着？”
“白毛女现在住在那里？”
“她现在在什么机关？
担任什么工作？”
“大春和喜儿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怎样？”
“请将喜儿的通信地址和她的真实姓名告诉我，以便直接跟她通信！”
……等等。
这些恳切的询问，说明：
（一）电影“白毛女”创造了艺术的真实，塑造了有巨大说服力的形象，因而能广泛地、强烈地激发起观众的阶级感情；
（二）从这些询问中，也说明了许多观众对于“艺术的真实”与“事实的真实”的关系还不很了解。
“白毛女”剧本是剧作者根据抗日时期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民间传说，给以艺术加工之后所创作的。
剧中的喜儿和大春等是否实有其人呢？
我们的回答是：
这些人物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
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这样，那末‘白毛女’就是不真实的了。”
不是。
“白毛女”里面所描绘的事件与人物，是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斗争风貌的。
可以说，它是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
（阶级矛盾）的缩影。
许多观众看了“白毛女”之后，不是都记起了一些跟喜儿类似的遭遇和命运的人吗？
不是又有一些人忆起了类似黄世仁、穆仁智的封建势力和他们横行霸道的行为吗？
不是有些观众觉得喜儿很面熟吗？
不是又有些观众觉得喜儿与旧社会许多被压迫被凌辱的妇女的遭遇相仿佛吗？
尽管是“面熟”和“相仿佛”，但总觉得还不是她，仿佛许多受压迫受凌辱的妇女身上都有喜儿的影子，都有点像她，然而又不全像她。
在旧社会里，好像到处都可以碰到她，但却不能确定地指认她就是谁。……根据观众这些反应，就可以说明“白毛女”中的人物与事件，并不是传说者或剧作家自己捏造的。
这些事实，本来就普遍地存在于旧社会的现实生活当中。
传说者或剧作家只是把所观察到的好多类似喜儿的遭遇和特点，都集中地概括到喜儿身上；
把生活中存在着的零散事实，集中起来，经过艺术的加工，创造了喜儿——这个真实的艺术形象罢了。
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和事件，不仅不会违反真实，而是相反，它更加真实了。
因为这种真实，再不是某某人的照相或某事件刻板的记录，它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更能透视出全社会的主要状况与主要斗争的趋向。
因而，它是更集中的、更有组织的、更有代表性的真实面貌。
正因为这样，所以它的说服力量就更加强烈。
所谓艺术的集中和创造（或叫做艺术的概括），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去空想、去虚构。
艺术的概括是通过现实生活中既有的事实的集中与融化（与作家的思想感情相融化）来完成的。
这样做为什么是必要的呢？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实都能集中地完全地反映阶级矛盾及其发展的真实状态的。
那些个别的、实有的人和事，往往只是现实生活的一鳞半爪，它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不可能很完全和有代表性。
因而，刻板地去描绘个别的、实有的人和事，常常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或真实面貌）。
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教科书。
历史性质的著作，必须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才谈得上真实，但文学艺术却与此不完全相同，只要文学艺术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在人物和故事上并不需要一一都是实有的。
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观众对于喜儿和大春等人“是否存在”的问题，或对其它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实有其人”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可以说，这些人物是实有的，同时也不是实有的。
怎样解释呢？
苏联小说家潘诺瓦说到她自己的作品“旅伴”的时候，她说这个作品里的人物“是杜撰的，也不是杜撰的。
两种都是的。
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性格与命运，都是作者创作的产品，这创作是力求把他所观察的好多人的特点，结合到一个人物身上。
同时，这些人物，也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因为他们的性格、经历及活动的特点，不是作者杜撰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取来的，从我们同胞中真实的人物里取出来的。”
（见“文艺报”1952年第17号“我怎样写‘旅伴’的”）
不错，也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家，拿真人真事作为描写对象的，但这种方法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般法则，因而，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不一定都实有其人。
虽然写的并非真人，但却可以写得很真实，很有说服力，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

真诚的关怀，无尽的热情
燕凌
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团员们在今年“五一”节看见了斯大林。
提起“五一”节，大家就像身在红场那样的兴奋。
李顺达说：
我们站在观礼台上；
游行的队伍离我们老远老远，就望着我们，不断地招手，高声地呼喊。
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把手里举着的毛主席像举得更高，大声欢呼“毛泽东万岁！”
用中国话唱“东方红”。
有的把花送到我们跟前；
有的把一把一把的花束扔过来。
我们的手简直不够使唤了。
平原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学修说：
那天游行了七个钟头，我们也站了七个钟头；
游行的人一直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一直向他们招手，把胳膊都摆酸了。
代表们都说：
就是在这一天，我们见到了全世界人民最热爱的革命领袖斯大林，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了斯大林诞生地，大家说这是极大的荣幸。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说：
我们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住了三天。
头一天就去看了斯大林诞生时住的房子。
看着那个小屋，看着斯大林降生的床铺、小时候用过的东西，谁都觉得它和我们、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都有密切的关系。
哥里城的人们像苏联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对中国农民代表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我们住的旅行火车停在车站上，总有很多人到车站来看我们。
在哥里城外的莫契那维集体农庄，有些庄员把埋在地下多年的酒坛子扒出来，要我们每人喝一杯。
他们在一家普通庄员的楼上为我们举行宴会，特为我们杀了一只小牛、两只小猪。
我们唱“东方红”，“志愿军战歌”，他们唱“莫斯科——北京”。
我们跳秧歌舞，他们表演格鲁吉亚的民族舞蹈。
从下午五点一直欢宴到九点。
苏联各民族人民都热爱中国人民。
不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在格鲁吉亚、在阿塞拜疆、在卡查赫，人们对中国农民代表的热情都是一样的。
农民代表们说：
苏联老太太叫我们做“亲爱的中国孩子”，小孩子叫我们做“中国叔叔”，任何人看到我们都向我们招手。
我们往往在走路的时候被一群孩子拦住，要和我们说几句话；
有些少年先锋队员攀着我们的胳膊，把他们的红领巾搭在我们的脖子上。
李顺达说：
我们走到那里，那里都有人给我们送鲜花，来不及送到手里的，就扔到我们坐的车子里。
我们到西乌克兰的这个组，如果把收到的鲜花都保存起来，足够装满一节火车。
每到一个地方，农庄都由一个老庄员给我们送大面包、肉和盐，这是他们迎接贵宾的礼品。
有一次在基洛夫格拉州的一个车站，我们接到了一个最大的面包，有五十多斤。
我和贾建明同志接受这珍贵的礼物，两个人抬着，累了一头汗！
从莫斯科到基也辅和奥德萨，每个地方都用最精采的戏剧、歌舞、马戏招待我们，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次晚会和酒会。
在每一次酒会上，大家都要一次又一次地“为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干杯！”
“为斯大林大元帅的身体健康干杯！”
这是真心实意，不是“应酬”。
李顺达说：
苏联人民和我们真像一家人一样。
一个老汉见了面就说：
“我很早就爱你们，就想念你们，今天可见到你们了！”
有些农民代表说：
苏联很多老太太看过电影“白毛女”“中华女儿”，知道中国女孩子受苦多，而又富于战斗性，所以特别想念着她们。
很多苏联老太太问代表团的人员：
“你们的女孩子怎么来的这么少？
我真想看看她们！”
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赵怀义说：
我们在苏联参观了一个孤儿院，那里的孩子都是在卫国战争中死了父母的孤儿。
他们叫我们“父亲”、“哥哥”，还要我们把他们的红领巾和书带回来，送给我国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死了父母的孤儿。
我们离开那里时，他们赶了七八里路来送我们。
看着火车开了，他们流了泪。
我从来没有掉过泪，那时候可落泪了。
松江省农业劳动模范邓国章说：
在坡尔塔瓦州西门诺夫区的车站上，我们坐的火车要到半夜才开，许多苏联人从黄昏站到半夜，欢送我们。
在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参观回来，有一个手里拿着鲜花的老汉，在途中把我们的电车挡住。
他说：
“这是我亲手种的花，听说你们来了，我就等在这里，把它送给你们。”
过去人们都说中苏友好，我还不完全懂得这句话的意义，这回，我是亲眼看到中苏人民的友谊了。
另外一位同志说：
有时候火车已经开得很远了，看不见送别的人了，老邓还是一个劲地摆手。
邓国章说：
心里那股子热劲，实在停不下来啊！
“苏联人民对于我国的建设实在关心。
每个人一见面就问：
你们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怎么样了？
生产建设怎么样了？
人民生活怎么样？
像问自己家里的事一样。”
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杨显亭说：
“苏联朋友指着他们的拖拉机问我们有没有，我们说：
在你们的帮助下，国营农场里已经有一些了；
在我们家乡正在推广苏联式的马拉机械农具。
他们听了非常高兴。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一个青年人坐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
‘如果上级批准，我愿意马上就去帮助你们建设。
’陪我们到各地参观的，都是苏联农业部特别抽调出来的干部。
负责照料我们这个参观组的里宾，原是一个农业机械工程师。
我们问他：
‘这不耽误你的工作吗？
’他说：
‘招待你们也就是我的工作。
让你们参观得好，就是我的伟大任务。
因为你们参观回去就可以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给我们做饭的米娜，有二十多岁，是莫斯科的学生。
我们问她：
‘你没有其他工作吗？
’她说：
‘使你们营养得好，身体强壮，能好好参观，这就是我的光荣任务。
’”邓国章说，他们在坡尔塔瓦州碰到一个农业局长，过去是个红军军官，曾经参加过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役，到过我国的东北。
农民代表送给他一个毛主席像，他亲了一下，带在胸前，向代表们说：
“中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
苏联有许多农业工作人员都向我国农民代表表示，很愿意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进行农业建设。
参观团到农庄庄员家里参观时，有些老太太把一个个箱子都打开，把她们最好的东西都搬出来给大家看，她们想把一切幸福都显现在中国朋友的面前。
他们不只要使中国农民尽量看到他们的幸福生活，而且希望中国农民能很快地像他们一样的生活。
他们送给中国农民代表许多珍贵的礼品，这些礼品中，有他们的民族服装，有接果木树用的工具，有照像机、留声机，有他们自己在劳动竞赛中用的流动大红旗，有少年先锋队员的红领巾，有刻着斯大林像的纪念章；
还有最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集体化的好经验和提高生产的好经验。
李顺达说：
每到一个地方，苏联朋友总是把他们的好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我们。
有些庄稼还不到收获的时候，为了给我们表演收割的情形，他们可以牺牲一大块庄稼。
他们希望我们赶快把中国建设好了，加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苏联人民爱的恨的，和我们完全一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友谊真是深厚！
赵怀义说：
我们所到的集体农庄，没有一个农庄主席和农学专家不是非常热心地给我们解答问题。
我们觉得已经太麻烦他们了，他们还说：
你们再多提些问题吧！
杨显亭说：
我们在波尔达瓦州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时，农庄主席给我们作报告；
我们要他坐下讲，他说：
“只要你们觉得我讲的对你们有用处，我可以一直站在这里讲下去，再站两天也不嫌累。”
他连着三天给我们解答问题，就真的站了三天。
吴凤岐说：
苏联朋友把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一股脑儿告诉我们了；
我们要少走多少弯路啊！
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团员们衷心感谢苏联人民这种无私的帮助和真挚的友情。
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把在苏联见到的、学到的，传达给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一定要把学来的宝贵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运用到生产中、工作中去；
一定要把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提高产量，支援工业，一步步走上苏联农民今天所走的道路。
（附图片）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女团员和乌克兰共和国坡尔塔瓦州赫鲁舍切夫集体农庄的姑娘们在一起。
我国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左第2人）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柳宾斯卡娅讲小麦人工接种法。
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团长张林池和莫斯科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森科谈话。

迎接国庆及和平会议
首都电车工人赶制“五二”式新型电车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北京电车修造厂的职工们都为两件大事鼓舞着：
一是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节，一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大伙一致提出要在10月01日前制成第1辆“五二”式新型的电车，作为对国庆节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献礼。
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要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首先就是要提高球墨铸铁的质量，使它达到热锻九十度的标准（即把铸成的棒形球墨铸铁烧红后，折弯九十度无裂纹）。
在这方面，铸工场的同志们过去曾作了半年多的研究和试验，但没成功。
这次，工人们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鼓舞下，和技术人员紧密团结一块，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是生铁料的含矽量太低。
大伙找到这一窍门后，就好像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
09月05日开始了第1炉球墨铸铁试验。
深夜十二点，工人们拿着刚铸好的铁棒到锻工房去试验。
烧红后的铁棒，被汽锤打来打去，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铁棒的变化。
十度、二十度、五十度……，一直弯到九十度。
检查一下，一点裂纹也没有。
胜利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骄傲的笑容。
球墨铸铁质量的提高，不仅能够保证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就是铸工场今年所提出的十二亿八千万元的增产节约计划也没有问题了。
王昶

1952年度全国游泳选手已经选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09月16日至18日在广州举行的1952年全国游泳比赛大会中，成立了中华全国游泳选手选拔委员会，并选出了1952年度中华全国游泳选手五十二名，其中正式选手三十九名，候补选手十三名。
名单如下：
正式选手：
男子二十六名：
叶子由、熊开发、林锦珠、李喜庆、李人、杨永光、陈运鹏、邓强、张天辉、贺志
（以上人民解放军）、俞顺源、赵子风（以上华侨）、史兴隲（东北区）、穆祥雄、穆祥豪、张家瑞、方友文、穆祥英、罗金龙、吴葆（以上华北区）、陈景忠、吴于方、高湛、吴玉崑、蒋浩泉（以上华东区）、徐致祥（中南区）。
女子十三人：
郑素绯、潘静娴（以上人民解放军）、金芸培、穆秀珍、罗凤祺、谭傲霜（以上华北区）、董琍、戴丽华、林美玲（以上华东区）、周帼英、李东妹、赵锦清、黄帼会（以上中南区）。
候补选手：
男子六人：
黄汝强（人民解放军）、黄鸿九、陈功成、陈宝义（以上华北区）、孙宝增（东北区）、何齐宽（中南区）。
女子七人：
杨家玲、张燕丽、陈伊利、欧阳骊驹、罗秀霞（以上人民解放军）、王守真（东北区）、王白春（华东区）。
（新华社）

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称号
——08月28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全部英勇的路程是忘我地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的典范。
苏联人民把共产党看作自己的经过考验的领袖和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组织和指导力量，它的政策是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基础。
列宁、斯大林的党组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经过1917年10月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肃清了资本主义，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并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现在，——党章修正草案中说，——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逐步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用国际主义及与各国劳动人民建立兄弟联系的精神来教育社会成员，极度加强社会主义祖国对其敌人侵略行动的积极防御。”
共产党过去和现在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它紧密联系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是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和纪律统一的结合体。
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
党的组织者和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对党的巩固经常地表现着巨大的关怀。
列宁说：
“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意义提得高些，高些再高些……。”
共产党员，是我们时代的先进者，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事业而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和热情。
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方，他们都树立着克服困难、达到既定目标的坚毅精神和英勇气概的榜样。
“我们共产党人，——斯大林同志于1924年01月在第2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是特种式样的人。
我们是由特别材料制成的。
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织的。
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队员，是再光荣不过的了。
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我党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所面临的新任务，要求党员提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
党章修正草案中规定了党员的义务。
在党的组织中已开始的对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表明：
广大党员群众一致赞同党章修正草案中所规定的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党员的首先一项义务，——党章修正草案强调指出，——是尽力护卫党的统一，这是党之所以有力量和强大的主要条件。
党员应当是执行党的决议的积极战士。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仅仅同意党的决议是不够的。
他的任务是为实现这些决议而积极奋斗。
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采取消极的阳奉阴违的态度，就必然会削弱党的战斗力，因此，这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共产党员的义务——不管他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是要时时在劳动中起模范作用，掌握自己的业务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
在工业企业中，在集体农庄中，在机关里——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地方，他都应当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的榜样，成为一切新的和先进的事物的首创者和宣传者，这些新的和先进的事物将发挥群众的创造的主动性，促进社会主义竞赛进一步开展。
共产党员的任务是要以个人的榜样鼓舞群众为苏维埃祖国的福利而建立新的劳动功勋。
党员的崇高的称号要求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时时记住我党之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就在于它和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和群众的联系，——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联系的加强和随时准备倾听群众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所以有力量和不可战胜就在于此。”
我党的全部活动都受着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
党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作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在任何大小事情上坚持党和国家的利益，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一切党员都必须同样遵守的。
我们的党对于一切党员，不管他的功绩和职位如何，只有一个纪律、一个法律。
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如党章修正草案中指出的，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对党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不可缺少的品质。
共产党员没有权利对党隐瞒党、国家和经济工作任何部门的事情的真相。
党不能容许它的队伍中有欺骗党的人存在，因为这种人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在精神上瓦解党的队伍。
党培养了众多的能够忠诚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指示的干部，他们认为执行这些指示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荣誉的事业，自己对党所承担的高度任务的事业。
然而，必须承认，在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许多组织中，有一种重大的恶行，就是用不正确的方法选拔干部。
在党章修正草案中包括着一项对共产党员的要求：
在党所付托的任何岗位上，坚决执行党关于按照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正确选拔干部的指示。
凡是破坏这种指示，按照朋友关系、私人情面、同乡和亲戚关系选拔工作人员的行为，都是与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不害怕批评，并且从对自己的缺点的批评中，吸取进一步前进运动的力量。
可惜，我们还有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断在嘴里说忠实于党，而实际上却不许下面批评并窒息批评。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对压制自我批评和追究自我批评的事情进行无情的斗争。
党章修正草案中说，党员必须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并努力加以消灭，反对骄傲自满，反对因为工作中的成绩而冲昏头脑。
凡是窒息批评而以夸夸其谈、阿谀奉承代替批评的人，都不能留在党的队伍里。
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为反对敌人的一切阴谋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进一步巩固我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最重要条件。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政治上漠不关心和吊儿浪当的表现，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的事件，在共产党员中间还相当广泛地存在着。
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政治警惕性。
党员必须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党员承担高度的、重要的任务的同时，他还被赋予巨大的权利。
党章修正草案中说，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党的政策问题的自由的、认真的讨论，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任何工作人员，选举别人和被别人选举到党的机关，凡在通过关于自己的活动或行为的决议时，要求亲自参加，向党的任何机关一直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任何问题和声明。
对第19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各地都充分表现出我国人民对我们的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戴，苏联人民表示，他们愿意在列宁、斯大林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付出所有的力量。

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细菌战报告书内有关昆虫的若干事实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主任 陈世骧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了两个多月来辛勤缜密的工作，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把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向全世界人民公布了。
这个文件的公布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它所收集的材料范围广泛，尤其是因为它表现了公正的客观的态度和高度的严密的科学精神，使全世界人民更明确地认识到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使侵略者不能再有所藉口来狡辩抵赖。
这是人类正义的胜利，在反侵略斗争史上，这个文件无疑地将占有最光辉的一页。
在委员会工作的进行中，本人曾列席过他们的会议，并在实验室内多次接待个别委员的调查研究，讨论问题。
因此，在这历史性文件发表的时候，特就其中有关昆虫的若干要点，提出来略作说明。
第1，委员会的调查范围是多方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报告书内所举有关昆虫的事实，不仅限于虫子的发现情况，科学鉴定（包括分类、形态、生态等方面），细菌检查、疫病关系、反常现象等等，同时也注意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资历，工作条件、图书设备、标本保存状态等等。
他们更注意到我们的卫生条件和力量，深切地感到“北京现在已成一个几乎没有苍蝇和蚊子的城市了。”
由于这样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委员会的报告书不但更进一步地证实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罪行没有能够达到它的预期效果。
第2，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于一系列的事实的。
在附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昆虫是美军撒布的事实，至少有下列九项：
（一）空情联系：
这些昆虫的出现，都和美军飞机侵入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
安东、宽甸、长白、沈阳、抚顺、锦州等等地区，都是无例外地沿着美机飞行的方向发现了昆虫。
（二）目击人证：
这些昆虫的发现，不仅和美机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有众多的人证，有许多人曾看到有物体下落，随即在下落处发现了大量昆虫。
（三）发现场所的反常：
很多昆虫是在它们经常所不该出现的地方发现的。
例如跳蚤出现在冰雪面上；
黑跳虫出现在抚顺跑马场洋灰看台上离地约六公尺高的地方，及其邻近的高约十二公尺的洋灰圆楼顶上。
（四）出现季节的反常：
发现这些昆虫的季节有很多是远较它们正常出现的时期为早。
报告书的图表上指出了至少有十二种昆虫和蜘蛛，在出现季节上显然反常，换言之，它们过早地大量出现。
（五）出现数量的反常：
许多昆虫的出现，除掉出现于不自然的季节和不自然的场所外，在数量上亦是反常的。
例如：
沈阳孤家子发现的黑蝇有数万之多；
四平的家蝇一批就有六、七千头；
更显著的是宽甸的油葫芦为数成万地在冰雪面上被发现。
我们知道油葫芦的生活习性，不但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出现，而且也不会如此众多地聚集在一起，更不应该暴露在雪面上，因为它的习性是要掩藏起来的。
（六）群落关系的反常：
这些昆虫的另一反常现象是许多生活习性不同的种类，常在同时同地混合出现。
例如在宽甸发现的黑跳虫夹杂着跳蚤；
在长白发现的四格弹附近，有摇蚊和油葫芦在一起；
在沈阳马路湾一带发现绿蝇的同时、同地，也发现了飞蝗。
（七）地理分布的反常：
发现这些昆虫的地点，都是美国飞机侵入活动的地区，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线上。
在同一纬度同样地理条件下的其他大部分地方，却没有类似的发现。
这种情况和昆虫的自然分布状态绝不相同。
（八）带菌现象的反常：
我们从这些在03月寒冷天气里突然出现的昆虫，从大家蝇、摇蚊和粪蝇中检查出了伤寒和副伤寒杆菌，从家蝇、黑蝇、标本虫和狼蛛中检查出了炭疽杆菌。
但是在今年夏季六07月内，在沈阳市区收集的正常昆虫，从七一○只蝇子中（内有大家蝇五七五只）却并未检查出肠系病原菌。
从三一○六只蝇子中，也没有检查出炭疽杆菌。
（九）疫病发生的联系：
随着这些昆虫的突然出现，罕见的疫病也突然发生了。
东北满井车站养路工长曲占云、鞍山市民魏刘氏、辽阳县刘二堡小学教员王淑芝、安东县长山区农民田成和，都在参加捕虫工作后突然感染了东北从来罕见的肺炭疽病和炭疽性脑炎。
第3，报告书内的论证是具有高度客观性的。
虽然面对着这许多事实，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但是委员会仍处处考虑到相反方面的论调，不管这些论调是善意的或是敌意的。
例如：
（1）对于昆虫出现季节的反常，有人曾提出以下几种论辩：
其一、认为汽油弹的不断轰炸，也许会局部地增高了地温，扰乱了各种昆虫的正常生活史，使它们提早出现。
其二、认为去年东北冬季气温特别暖和，可能因此引起昆虫的提早出现。
其三，认为昆虫的反常出现，即使不是由于气象上的反常情况，但是某些其它的自然因素可能发生作用，促成了这种提前出现。
对于这些论辩，报告书内都有客观的讨论与解释：
第1，中国东北从未被汽油弹轰炸过。
第2、中国东北1951年11月至1952年04月和1950年11月至1951年04月的气温并不反常，以沈阳、哈尔滨两地为例，报告书内有图表可证。
第3、纵使这三种论辩所讲的因素能够发生作用，则以东北昆虫种类的众多，为什么只有比较少数的种类受到了影响。
以黑蝇来讲，东北常见的另有四种，在同样的影响下，为什么这些种类未能提前出现？
以其它常见蝇类来讲，如小家蝇类（FanniaSpp.）小黑蝇类（Ophyra Spp.）麻蝇类（Sarcophaga Spp.）等类，也都没有提前出现的事实。
（2）对于昆虫的带菌问题，有人曾根据一部分空投昆虫在旧式的医学昆虫学书内没有被提到过的理由，强调着这些昆虫不能带菌，来作为论辩。
虽然这个论辩缺乏科学根据，但报告书内仍给予客观的考虑与说明，指出了目前我们对于传染媒介和存储宿主的特殊性的观念，早已随着科学的进步，起了基本的改变。
而且谁都知道，昆虫传播病菌的途径不一定要靠刺吸血液，许多昆虫都可能被利用作传播病菌的工具，正如报告书内所指出，它们可以经过污染水源、污染植物或其它间接的途径来为害人类和家畜。
斯太因霍斯（Steinhaus）在1946年他所著的昆虫微生物学内所提到的能带炭疽杆菌的昆虫和蜱类，已有三十余种之多；
我们在空投昆虫中检验出带有此菌的不仅有家蝇、黑蝇、标本虫和狼蛛，并且还有羽毛。
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在美国政府长期的积极的进行细菌战研究下，以昆虫作为细菌武器，决不是旧式的医学昆虫学书籍所可包涵的。
以上数点，很明确地显示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是以高度客观的态度，根据最严格的科学原则进行的。
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
然而侵略者却利用了科学的成果来祸害人类，同时更歪曲事实，抹杀真理。
现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已把侵略者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有系统地具体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
为了维护科学尊严，保卫和平、拯救人类，全世界人民看到了这个报告，“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

新中国印象与西伯利亚一瞥
美国金斯伯利
1952年06月26日清晨，天高气爽，在日出的时候，我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飞行。
当飞机从飞机场迅速地上升的时候，我往下看见那北京郊外愈来愈小的颐和园，园里一片可爱的湖水与荷花是那么令人神往——以前它是中国帝王独享的胜地；
现在则成了一个无匹的博物院，成了中国人民壮丽的游乐场。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不可多得的一瞥。
我们越过环绕北京的山岭向着大戈壁沙漠飞翔，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长城真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沿着山脊无穷无尽地蜿蜒伸展，耸立在半月形的屏障之巅，过去若干世纪中它曾保护北京，不让“野蛮人”入侵。
天还未亮便得起来赶飞机离开北京，我真想说不愿这样早起，但是早起也有早起的好处。
起飞后不到半小时，我们便可看见长城从东西两面伸展过来，只有在这奇妙的瞬间，飞行在二千呎的空中，背后是方升的旭日，我才能够看见这给人深刻印象的光辉的景色，这难忘的奇观——在这样一个黎明之后为黄色阳光所照耀着的中国长城上的壁垒与碉楼。
即令是对于像我这样年老的律师说来，往莫斯科的航程始终是使人感奋的。
当飞过六百哩长的戈壁沙漠，在绿洲中停留时，可以与友善的蒙古人在一起，看着骆驼细嚼小捆的草、或者随手拾起各色各样奇异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带回来作地质研究，然后，飞过数千哩的西伯利亚，那里有崇山峻岭、美丽的贝加尔湖及其他小的湖泊；
巨大而曲折的河流——叶尼塞河、鄂毕河与其支流；
广大的平原与草原上散布着国家农场和集体农场；
还有许多村庄与重要工业中心——伊尔库次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诺伏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处是真正自由的男女在为了建设新的文明而忙碌着。
这些不禁使我想起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我于本世纪初在那儿长大成年的两个州的开拓者的生活，但两者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
美国还不了解为了使文明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医院和休养所、运动场、体育场、文化休息公园、学校及高等教育机关必须与发展工农业同时并行；
而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个苏联，包括在由北京到莫斯科的三天飞行中由空中见到的或夜间停留时所观察的西伯利亚无限辽阔的原野，无论在工厂与农村中，都可以看到。
在新中国参观了一个月之后离开北京时，需要一个时间来回味。
在中国所见所闻宛如幻梦，不然的话，一个人一定会以为他是到了一个新世界。
中国的风景与生活交相对衬，真是令人神往，特别是当你由北京飞往汉口，或者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往沙市的时候；
从武汉飞往上海，或者乘着舒适的火车由上海往杭州的时候。
迷人的西湖上满盖着荷花，四周为神话般的山脉环抱着，宛如幻境。
难怪从前富有的官吏在西湖畔建起富丽堂皇的大厦来接待中国的帝王了。
飞过西伯利亚时，中国如幻梦般地跃入脑际，两地的差异是多么生动。
风景与生活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互相毗连的国家的友好的人民，各有其令人心醉之处。
我静想着长城，这个巨大的工程是在纪元前第3世纪用奴隶劳动经过几十年才完成的。
然后我静想着今日自由的男女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许多新长城。
他们成千成万自觉自愿地起来建筑屏障，抵挡好些世纪以来淹没中国肥沃的土地、摧残中国的人民的天然祸患。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些无畏的人民正在建立屏障，防范洪水、干旱、饥荒与疾病。
解放后不到三年，有些伟大的防洪工程堤、坝、水闸已经完成了。
这些就是和平建设的伟大的长城，控制和蓄存着淮河、长江、黄河的水，利用它们的水力发电，利用它们灌溉，利用它们改进并扩展廉价的运输。
在这些大河的上游，以及全国各巨流细川的沿岸，正种植着数百万棵在国营农场里培植的树苗，构成一道新的“树林长城”，一道防患的长城，一道对抗人类的自然大敌——侵蚀、磨剥——的屏障。
可是，新中国的伟大的造林计划并不只限于淮河、长江与黄河的上游，也并不限于蓄水和消除水灾。
计划中包括种植几百里的树林以改变气候和中国的整个面貌。
最伟大的一项工程是西北防护林带，长达三千华里，最宽处达六百华里。
所有这些造林工程的确构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新长城，用来保护新中国的人民不受危险的自然界敌人的危害，这是一道不用砖石，而是用树林筑成的长城。
在我记忆中有了“世界七奇”之一——长城——的鲜明印象，这座长城是二千多年前为保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以免遭受外族蹂躏而建造的，很自然的，当我飞越西伯利亚时，我会回想到中国的一些新的长城，特别是我亲眼看到在建设的那些长城。
我在长江流域逗留了六天，在沙市附近我看见三十万男女志愿工人像蚂蚁一般地聚集在堤、坝和水闸上，坚决要趁07月末的雨季到来之前，在七十五天内（比预订计划的九十天少十五天）把工程完成。
我说“像蚂蚁一般地聚集”，是因为这些劳动群众像蚂蚁一般组织得很完善，他们边劳动边歌唱，在打破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着一桩巨大的任务，像一座蚁山在眼前堆成一样。
在飞越亚洲时，还有一些长城宛然仍在我的眼前：
用以抵御国内外敌人、需时二十五年才完成的解放的长城；
建筑在“耕者有其田”的公平分配的坚固基础上的土地改革的长城，这是新中国自由与民主的锁钥，这座城早从万里长城开始建筑时已动工，经过不断的反封建的斗争，到现在它的壁垒已迅速地接近完成了，现在这些新生的人民终于仿佛像蝴蝶突破蛹壳似的突然把封建制度冲破了。
掌握了这一个解释中国人民从封建压迫下突然飞跃到自由与民主的曙光时代的锁钥，人们才能理解为抵御人性中的敌人：
成见与偏狭——甚至过去的地主也得到一份田，对他的处理也是从宽的，假如他的过去行为不是极端恶劣的话——而正在建筑中的其他长城。
“三反”和“五反”要求人们改正那些不是命中注定的，但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帝制中国和百年来“外国租借”时期的生活与习惯所养成，且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所承袭和加剧的。
“三反”革新计划要求做到在全国范围内肃清新中国的三大道德上的敌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这是一次深入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运动。
这次运动从1952年01月01日开始，到06月底结束。
采取的方式是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先从最上级的部长们开始，然后依次顺着政治上、社会上各个阶层一直做下来，直到最下一级。
与此相似的是“五反”运动，它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业人士和工商界，它针对着五种恶影响——行贿、盗窃或隐匿国家资产、偷工减料、泄漏政府机密情报以进行投机以及偷税漏税。
这个运动虽然还在进行之中，可是听说已在反对这些恶习上有了显著的进展。
这些就是新中国为了防御内外人性上的和自然界的敌人而建立的和正在建立的若干新式长城，这些敌人是可能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09月29日在北京通过并经所有组成“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批准的共同纲领和组织法有无法实现的危险。
和平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全世界应该知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在那令人兴奋的日出时飞越中国长城的飞行以后，在西伯利亚三天内所看到的，以及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在新中国的一个月的旅行中那些难得的观察机会，以及农村农民领袖、教师、大学校长和教授，农场和工厂的负责人、以及各市、各省和中央的政府官员给我们作的启发性的解释；
这一切所看到的和回忆起来的东西都是思想的粮食，这些东西要好好地思索一下，三天是怎么样也不够的，可是那三天的飞行中几乎没有间断地思考和细读笔记，对于帮助一个人端正对苏联和中国的新文明的态度是非常宝贵的。
要把我的印象与思想整理出来，介绍给属于比较古旧的文明的人民需要全部这许多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将这新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因为没有知识与相互了解，这两种文明就都有被消灭的严重危险。
早在1926年，伟大的学者、华盛顿大学东方语文学教授休勃脱·辜汶博士写道：
“我们无需广博的学识就可看到，假如要使太平洋名副其实，假如要使东方与西方的接触产生双方的繁荣与文化的充实，那末必须在相互认识基础上建立相互了解与同情。
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避免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成就的毁灭，避免大地的完全荒芜。
“每一个中国的学校机关正在研究美国的制度。
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说出我们历史上的伟人的名字。
有多少我们美国的小学生、大学生或甚至教师与教授能举出这个‘不朽民族’的杰出人物，或者能对这个民族的起源，它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呢？”
（“中国简史”第8页，1927年纽约第·阿普尔顿公司版）
不巧得很，1926年辜汶博士所描述的不幸情况显然在1952年依然存在。
二十五年前所写的关于旧的中国的话今天仍能以加重的语气适用于新中国，实属可怕。
辜汶博士写的这几句警语在今天更为重要：
“必须建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同情。
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冲突”——一个有灾难后果的冲突。
所以，我想把我在东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真实故事告诉我西方的同胞们。
我打算忠实详细地把这故事反复叙述和发挥，指望对更明确地了解中国与苏联所进行的和平建设与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的显著的牢不可破性，有所贡献。
我用格林维尔·克拉克在他大胆且有思想性的“和平的计划”那本书里（哈泼兄弟公司1950年版）所说的话来说，我想尽我的一切力量来“鼓励大家更深入地讨论第3次世界大战的含义，那么当我们体会到令人震骇的道德和物质方面的后果时，我们会更聪明地想办法来建立世界的秩序。”
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在苏联到处游历了几个星期。
为了这个目的，我在05月里应邀参加将在09月底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筹备会议。
为了这个目的，我在帮助鼓励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旅行到中国去参加09月间在北京召开的那个和平会议。
为了这个目的，我正在告诉美国同胞们筹备会议所给我的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组织是民主的；
因为它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各种国籍、职业、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
而且因为二十国的四十七个代表都有崇高的智慧和诚意。
为了这个目的，我还想要不断地告诉西方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人民，我在中国的那一个月里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触到的。
我很光荣能有机会在那儿旅行了几千里路，参观了城市、乡村、农场和工厂；
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情况下，跟几千个男、女、儿童相接触交谈。
辜汶博士所说的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生活和文化缺乏认识和了解，这种说法对苏联人民来说决不适用。
假如把我的愿望带到莫斯科去，我知道那是多此一举的。
可是柏林的人民很热切地要听听关于新中国的消息。
我的许多消息对巴黎的人民是新鲜的，伦敦的人民也热切地想倾听。
在美国要爬过辜汶博士所描写的“愚昧的长城”是不容易的。
要打破恶意的人在思想不成熟的美国人民心中所建立的偏见的壁垒那就更难了；
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一旦注意了这个问题，就很热切地想从一个刚去过新中国和苏联的有资格的观察者那里听到关于那边的消息。
在一个月以前我回到了纽约后不久，金斯伯利夫人和我在迎接我们离国一年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上作了演讲，听众都渴望知道我们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所谓“铁幕”背后各国的印象。
最近我们从中西部回来，我们曾在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的许多集会上——工会、教会团体、卫生组织与和平组织——作了演讲。
听众都很感动，他们所提的问题证明他们急于想得到关于“新的文明世界”里的人民和他们生活方式的第一手消息。
我在芝加哥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得以在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上出现，向全国作二十分钟的发言，据说观众和听众有好几百万人。
这不但对我是一次难得的荣幸的机会，的确，这对今天美国任何一个人说来，都是一样难得的，假如他有机会在无线电和电视里自由地真实地报道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并使美国人民确信，那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正如我们一样不但为自己，也为全世界要求和平。
在苏联，人们说：
“我们需要和平正如需要新鲜空气一样。”
能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得到免费的时间，告诉美国人民说，中国和苏联人民要求和平，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鼓舞是因为不到一年以前，那位可敬的学者杜波依斯博士，曾被传到法庭为自己“公开主张所有人民一致要求的一件事——和平这个罪名”而辩护——这里用的是他自己的话。
在美国，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谁不是呢？
——都极想知道中国和苏联的人民和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所有美国人在知道在苏联和中国并没有战争心理后，当然就放心了。
1952年07月07日“曼彻斯特卫报”称：
“在苏联逗留二星期后，于昨天回到伦敦的英国作家们在公谊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说：
‘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备战或战争心理的迹象，相反地，我们见到的是对和平的热望。
’”
这段话证实了我在苏联和中国的观察。
让我们把这段话与“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编辑金斯莱·马丁最近自美国回到伦敦时的一段话对比一下。
他在以“美国的政治迫害”为题的具名社论（1952年07月05日）中写道：
“罗斯福先生说过，美国除了恐惧本身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惧的。
这句有名的话今天在美国常常被引用。
没有什么东西比恐惧的征象更使欧洲来客感到惊奇了。
在纽约，有着说明如何到公共地下防空洞去的指标；
定期的防空演习；
要是有人在餐桌上来一句‘颠覆性’的话，那么就会有难堪的沉寂；
如果一个教授由于被怀疑与某一个跟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签过名的人有关系，他就会处于很不愉快的境地。”
今天在苏联或中国看不到这种战争心理，相反地，到这些国家访问的客人觉得他是处在和平的气氛里。
那里的确充满了对和平的热望。
正如亚力山大·渥茨在“民族”杂志（1951年08月18日）中所写的：
“有一个最卓越的西方观察家，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家，最近从莫斯科回来向我谈到那里的情形：
‘人民确实不想到战争。
看起来很奇怪，他们深信没有人敢攻击俄国……没有人看见莫斯科在建筑防空洞。
’他说：
‘人民很富于幽默，有些幽默很像古典文学作家的老幽默，我在莫斯科街上所听到的欢笑比我在西方任何一国首都听到的要多。
’”
亲身观察苏联的人，既别无居心又无宿怨的人，作出了这种评语。
拿这种评语与杜鲁门总统武断的言论对比一下，杜鲁门硬说苏联社会“是一个丛林，苏联政府赤裸裸的权力像猛兽一样在那里逡巡，使所有的人都害怕”（1951年09月18日“纽约时报”）；
或者拿这种评语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尤其是下面这几句话对比一下：
“被克里姆林宫奴役的许多国家和亿万人民，又一次证明了每一个自由国家今天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而来的可怕危险。”
这些讲演的文字使人猜想可能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执笔人以前曾在国务院，并且想做国务卿。
声调是哈利（即杜鲁门——译者）和艾克（即艾森豪威尔——译者）的声调，但是执笔人像是杜勒斯。
杜勒斯08月26日在布法罗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解放被共产党所“奴役” 的各国人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暴力革命，而是和平革命，用一种“温和”的方法，例如消极抵抗、不合作、表示不满、怠工和在工业上的破坏行动。
“苏维埃共产主义……可以从内部制止，假如做不到，就得从外面来制止它，那就意味着战争。”
（1952年08月27日“纽约时报”）。
假如苏联的一个未来的外交部长发表了这样的谈话，美国各大报会有怎样的标题，是不难想像的。
有人曾经奇怪，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从那里得来这些对苏联的看法；
这种看法用意只是要鼓励人们仇视、敌视和鄙视一个居然能容忍像他们所形容的这样一个政府的人民。
然而，纽约“美国人日报”上像布鲁斯·巴尔顿那样著名的企业家发表了下面这样一段文章，从这一点看来，扭转这种走向战争的趋势是有希望的。
他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对于国内某一种情势的发展感到不安。
英语中一个最优美的字，也是一个和善、美丽、能温暖心灵的字，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
这个字就是‘和平’。
打起官腔来，当然，每个人都赞成和平的。
总统赞成和平；
国务卿赞成和平；
五角大楼也赞成和平。
他们不时地张口闭口大讲和平。
但是实际上支配他们所有思想、计划和开支的是战争……我们的官员并不考虑怎样与俄国顺利共存，而只是在大事恫吓和威胁。”
我离国一年后归来，发现国内有这样的气氛，英语中最优美的“和平”一辞的意义“正在受到歪曲和曲解，竟使善良的人民差不多都不敢把这个字说出口了”。
在这样的气氛中，要说服美国人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北京和平会议，不是容易的事。
不过，也有其他的企业界人士——是的，甚至某些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律师们——也持有布鲁斯·巴尔顿所发表的同样的看法。
有不少老派人士信仰我们的“权利法案”，相信美国人有权利来批评他们政府的政策，相信他们有获得护照的权利，有出国旅行的权利；
我们有着这些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在举行大选的一年，我们就有可能派遣一个由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北京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至于我自己，我将继续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
我将继续“鼓励大家对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含义作更深入的讨论”。
我希望北京的和平会议考虑克拉克的其它“和平计划要点”。
和平会议一定会同意克拉克计划的第2点，那就是：
“承认各国普遍裁减军备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问题与获得真正和平的关键”。
要想推倒由惊人的宣传运动所成功地建立起来的
“成见与偏狭的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宣传运动启始于罗斯福总统死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敦发表的演说。
全世界最伟大的长城还没有建造起来，那就是“国际诚意的长城”，是反对战争的长城，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不论任何地方的战争贩子的大举进攻的长城。
要推倒“偏见的长城”，另外建造起“国际诚意的长城”，便必须以相互认识为基础而建立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研究中国和苏联的各种制度，就如同他们那样认真仔细地研究我们的各种制度一样。
不要让人家再说：
“每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够说出我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而“很多美国小学生，甚至教员与大学教授”却不能说出中国杰出人物的名字，也不能“将中国的特点与它的趋势作一个最简短的叙述”。
让全国人民都来要求我国政府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美国开始与中国建立相互了解吧。
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明白：
中国人民尊重1911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觉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正如美国人民尊重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一样；
他们尊重毛泽东，因为他是使他们摆脱蒋介石与他的帮凶的统治的解放者，是他们新民主主义的创始者，正如我们尊重汤玛斯·杰斐逊一样，因为他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创始人。
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中国独立宣言”，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确使人回忆起“一七七六年的精神”来。
它代表了未来的潮流。
正如杰斐逊所说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人民应当懂得新中国的精神，正如中国人懂得“一七七六年的精神”一样。
他们应当熟悉“共同纲领与新中国的组织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政治基础，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所接受，而且为全国人民的代表所接受；
它已为“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切宗教、人民解放军，一切少数民族、华侨及其他民主分子”所接受。
它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假如我们要世界和平，而不要世界战争，那末这些正是美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一些基本东西。
我的目的是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协助建立以精确的熟悉为基础的美苏间和中美间的了解。
如果没有这样的了解，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
爱因斯坦说过：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怀疑。……归根到底，任何人与人间的和平合作首先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其次才依赖像法庭和警察这类机关。
无论对国家来说或是对个人来说，道理都是如此。
而信任的基础就是忠诚老实的取予。”
在同一篇文章里，爱因斯坦说：
“在军事技术的现阶段下，要通过扩张国家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想法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幻想。……如果行得通，那末空气被放射性元素毒化和因此而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势必已属于技术上可能的范围之内了。
这种发展的可怖地方是它的明显的强制倾向。
每一个步骤看来都是前一个步骤的必然结果。
到后来，越来越清楚地变成全面的毁灭。
有没有一条出路摆脱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僵局呢？
如果人们在采取任何一个行动时，还在盘算着一个可能的未来冲突，那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主导思想应该是：
‘为促成各国的和平共存以至于忠诚合作，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950年02月13日“纽约时报”）
爱默生说过：
“上帝让每个人在真理和安息两者之中选择其一；
你选择那一个都可以；
你决不可能兼有两者。”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体格健全的人怎能选择安息呢？
一七七六年圣诞节之前，当溃败而又士气消沉的华盛顿的军队逃过了德拉瓦河时，汤姆·潘恩在
“美国危机”中写道：
“现在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候。
在这个危机中，只能过顺利日子的士兵与爱国者会畏缩起来，不替祖国服务；
但谁能在此时此刻坚持下去谁就应该得到人们的爱戴与感谢。
像地狱一样，暴政是不容易推翻的；
但我们可以引以为自慰的是：
斗争愈艰巨，胜利将愈光荣。
我们得来的东西愈便宜，我们对它也就愈看不起；
能使一切东西有价值的是为它付出的高贵代价。
上帝知道如何给与每样东西以适当的价值；
假若像自由这样神圣的东西都得不到重视的话，那的确是太奇怪了……
“我可算是当代最不迷信的一个人了，但是我内心一直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万能的上帝不会让一个民族遭受军事上覆灭而熟视无睹，听任他们灭亡而不予以援助。
而这些人又曾以人类智慧可能想出的一切善良方法，热切地不断地寻求避免战争的灾害。”
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美国与中国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建立在互相熟悉基础上的了解，我就看不见有什么前途。
1952年08月30日于纽约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伤害农作物的生物战的罪证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戴芳澜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务理事沈其益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裘维蕃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权威科学家们，经过二个多月精密的实地调查研究，又一次铁证如山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作为植物病理工作者的我们，除了竭诚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一公正的报告，钦佩他们细致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外，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感到无比的愤怒。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投下了大量带有伤害苹果和梨的轮纹病菌的树叶，带有伤害苹果、梨及棉花的炭疽病菌的树叶，带有伤害大豆的紫斑病菌的豆荚和带有黑粉病菌的玉米粒等。
这些罪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证明，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进行生物战无可抵赖的罪行的一部分。
美帝国主义者使用这些生物战武器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带菌的植物体将病菌传播开来，企图让这些病菌侵害我们重要的农作物，使农作物减少产量或死亡。
他们这种罪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
1943年，便在美国建立了生物战实验站。
1949年美国主持生物战研究的罗斯培里所著“和平或瘟疫” 一书中曾经提到农业生物战的研究。
他说：
“我们无需怀疑，在这种巅倒生物学中，能找出一些适合于细菌战目标的植物病原体。
狄特里克兵营曾发表了三篇技术性的报告。
这三篇说的全是真菌病害，二种是关于水稻的（稻热病及稻胡麻斑病），一种是侵害马铃薯的（晚疫病）……”。
1949年12月28日美国全国植物工作者年会在纽约的马特尼克大旅社开会时，美国生物科学研究院农业生物研究组代表沃葛教授曾在会上报告：
“美国生物科学已经与其他科学一样地为我们的武装力量服务……并且有显著的进展……军部所需要的生物资料手册，关于植物病害方面的已经着手进行收集”。
接着桑伯利博士也报告了“植物病理工作人员及设备利用委员会”的内容。
他主要说明许多植物病理工作者，昆虫工作者已经参加了军队中的特种组织。
1951年美国“生活”杂志上出现了生物战武器的报道。
除了人畜病菌以外，还列出了小麦的锈病、玉米的黑粉病、马铃薯的晚疫病和豆类的细菌性疫病等项目。
美国“群众与主流”杂志副主编阿普脱克在致“纽约时报”的信中说：
“在1945年的07月和08月，一艘满载美国细菌武器用以毁灭日本水稻的轮船在开往马里亚纳……”，从此可见美帝国主义的蓄意不批准日内瓦议定书，原是为了使用细菌战的方便。
过去的企图既无法隐瞒，目前的罪行又已被揭露无遗，并经国际科学委员会证实。
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吗？
美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是完全破产了。
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金日成将军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已经当了家，有着高度的警惕性，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恶阴谋，消灭了空投的疫物。
在伟大人民力量的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罪恶企图都必然彻底失败。

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观后
周立波
“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一部美丽的影片。
它用彩色的画面把苏联的海军的生活表现得非常的生动。
影片一开始，就是海浪，歌声，阳光和爱情，世界显得十分和谐与平静。
影片的结尾也是苏联军民的和平生活，海水拍打着细石的浅滩，人们的闲谈里充满着欢快，世界显得如此美丽、平静。
但是，海里是有波涛的，和平的生活会被战争破坏。
和平要保卫，要拯救，要求人们拿出力量来争取，为了幸福的和平，人们必须勇敢地斗争，必须时时刻刻警惕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侵犯。
“在和平的日子里”把这个真理告诉了人们，这在今天来说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主题。
影片的情节是明晰、曲折而且错综的。
苏联八号潜水舰在演习的时候触到了敌人的水雷，沉到了海底，水兵们用尽一切力量修补炸破了的舱壁和震坏了的机器，影片表现了水兵的高度的技术和优秀的品质。
修理还没有完成，第1机械室的空气却越来越少，人们必须离开舰，必须由鱼雷管射出去，但这样的装备，只够四个人用，另外两个人必须跟着舰长留下。
留着一定死亡，出去也危险，但不一定死，于是所有的人都争着留下，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青年鱼雷手巴尼楚克的话更为动人，他说：
“副舰长同志，我留在船上。
我是单身汉，可是，少尉同志呢，他有老婆，孩子。”
这里没有空洞的口号，这里充满着体贴别人的人情。
这就是它的动人的地方。
当一个人能够为了战友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一定能为祖国而牺牲，因为祖国并不是抽象的东西，祖国是一连串的优美的具体的事物构成的。
故事的另外一头写的是舰队的搜寻，在搜寻之际发现了敌舰，狡猾的敌人潜入了海底，伪装八号舰，这就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错综性。
在这些寻找的场面里，影片不但表现了苏联海军将领的明智和镇定，也显示了潜水夫们的技巧和勇敢。
影片用很少的镜头概括地表现了丑恶的敌人，暴露了他们的海盗的本性。
他们起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残匪，在和平的日子里，用潜水舰来偷袭苏联的海岸。
但是，正和敌人偷袭的潜水舰被粉碎了一样，他们企图挑起战争的阴谋也被粉碎了。
整个的影片从头到尾都使人感到紧张，又觉得欢快。
人物都充满了活力。
苏联青年的勇敢和诚实，热情和愉快，特别鲜明地被刻划出来了。
在和平的日子里，全世界的和平战士丝毫也不能放松对战争挑拨者的警惕，这是“在和平的日子里”这个美丽的影片告诉我们的中心的意思。

光州李伪军一部起义
【新华社平壤讯】
被迫充当美帝国主义侵略炮灰的李承晚伪军，由于屡遭失败和备受虐待，士气十分低沉。
伪军中暴动、逃亡和起义的事件经常发生。
据“劳动新闻”报报道：
尽管李承晚匪帮在伪军中进一步加强了监视活动，并制造了所谓“逃兵自首周”等办法，但是，伪军士兵“出事”的次数仍在逐渐增加中。
在“八·一五”朝鲜解放七周年的时候，光州市伪军的征兵青年收容所里，曾发生暴动事件。
在此之后，08月下旬，光州有伪军士兵
一部宣告起义，投奔附近的人民游击队。
起义伪军士兵是驻扎在光州车站的伪军六七八一部队机动中队的士兵。
很久以前，他们就和在光州一带活动的人民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起义的前几天，这些士兵曾遭受伪军军官的毒打，因而更加充满了愤怒和反抗的情绪。
24日晚十一时，全副武装的十多名伪军士兵首先起义，解除了该部队哨兵的武装，冲入军官宿舍，打死了伪军官。
然后，在伪军士兵宿舍前面发射信号枪，高呼口号：
“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大批伪军士兵拥出来，加入了起义行列。
起义的士兵一面开枪示威，一面从容地向游击队基地前进。
驻在附近的伪铁道警备队慑于起义士兵的声势，不但不敢阻击，而且四散逃窜。
伪全罗南道军警指挥部为此惊慌万状，立即动员军警特务，在光州市内实行紧急戒严。
第2天清晨，光州市内的伪军警二百多名和从潭阳、和顺等地调来的伪警五百多名，包围了附近的无等山（译音）一带，进行所谓“讨伐”。
但是，敌人在接连几天的“讨伐”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得到的唯一“成绩”是残暴地屠杀了一批无辜人民。
“劳动新闻”报指出：
李承晚伪军士兵在南朝鲜爱国志士和人民游击队影响之下，不断暴动、起义，给予美李匪帮以沉重的打击。

印度代表二人抵广州
【新华社广州23日电】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纳赫·拉克汉诺齐·帕达克等二人于23日下午到达广州。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广州分会委员马皓、何明及各界代表数十人。

哈利逊竭力辩解美国未盗窃联合国名义
企图让其帮凶国家分担破坏谈判的罪责
【新华社开城24日电】
在20日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竭力辩解美国没有盗窃联合国的名义。
他装得颇为无辜地问道：
“难道你们还坚称我方事实上是与世界人民为敌吗？”
南日将军立刻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世界公论，国际法律对他的问题早已作了同样的答复。
全世界都知道：
1950年06月25日的拂晓，李承晚匪军侵越三八线，发动了全面战争。
27日上午，杜鲁门声明他已命令美国武装部队投入朝鲜战争。
直到27日下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才在美国劫持下开会。
美国代表企图利用安全理事会给已经悍然侵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挂上一块“联合国”的招牌。
但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并未参加会议，另一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被摒除在联合国之外，安全理事会当时通过的任何决议是绝对非法的。
而美国侵略者却从此在侵朝战争中打起了联合国的旗帜。
非法僭取，是谓盗窃，这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为了装点出“联合国军”的门面和拼凑炮灰，美国用尽压力陆续驱使了十多个国家的士兵来到朝鲜。
谁都知道，由于在朝鲜战场碰得头破血流，美国的若干帮凶国家曾不止一次地嚷闹拆伙。
仅仅是因为华盛顿不断施用高压，它们才三心二意地把部队留在朝鲜继续送死。
哈利逊在他的无耻辩解中，念出了一整串被美国驱使着交纳炮灰或供给物资来维持美国侵朝战争的国家，企图要它们来分担美国破坏停战、屠杀战俘的罪责。
但哈利逊却忽略了他眼前的一个简单事实。
在他身旁的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除了一个纯供装饰之用的南朝鲜傀儡外，全是美国将军；
坐在他后面的大批参谋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军人。
美国的若干“同盟国”，曾因人民要求停战的压力而不止一次地抱怨它们对停战谈判的进行一无所闻。
三个月前，头号帮凶英国的不满发展到了公开争吵的程度，要求过问停战谈判。
结果华盛顿允许英国派遣一个名叫苏斯米斯的将军驻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担任一个“副参谋长”的挂名差事，还要他“直接向克拉克负责。”
专断独行的美国将军们，除搜罗炮灰外，就很少理会所谓“联合国”。
当哈利逊突然侈谈“联合国”来替美国遮羞时，他甚至对所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包含那些国家都弄不清楚。
在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中，他把1950年的所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和1947年的所谓“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混为一谈，把所谓“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土耳其说成是叙利亚，还随便地添上了一个加拿大。
挂羊头卖狗肉的美国侵略者们连羊头都弄不清楚，结果挂出了一条狗腿来，这就是哈利逊之流的本色。
只要让所有战俘回家，举世殷望的朝鲜停战立即可以实现。
但当哈利逊每周一次来到板门店时，他却只热中于与战俘问题毫不相干的无耻宣传。
对于美国代表们，一个月乘坐直升飞机到板门店旅行四次是很轻易的事。
但是仅仅08月一个月内，在战场上美军已损失了一万多人，英军损失了一千四百多人。
同时，千万战俘和他们的家属不知何日能够重聚，也不知是否还能重聚。
世界局势正因为美国破坏谈判和扩大战争的步骤而更加紧张。
不论哈利逊如何申辩无罪，世界人民将不会饶恕他所代表的一小撮美国战争贩子和军火商人的滔天罪行的。

日本和平代表控告吉田政府拒发出国护照
日本外务省妄图推卸指使特务分子殴打和平代表的罪责
【新华社24日讯】
东京消息：
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日本代表，不顾反动派的残暴阻挠和迫害，继续为取得出国护照而斗争。
由于日本政府拒绝签发出国护照，日本和平代表松本治一郎曾于09月15日向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出控告。
松本治一郎在他的诉状中要求：
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发给他出国护照让他前往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应该发给他前往北京的出国护照。
22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次开庭审理松本治一郎的控告。
曾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日本代表、前参议员帆足计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日本筹备委员会事务局局长畑中政春都出庭作证，说明即将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性质。
日本外务省在上星期曾捏造拒绝发给日本和平代表出国护照的“理由”是：
护照申请人的保证书“不够完备”，“因为他们未能保证归国道上的安全”，外务省还说什么到中国去“就必然会违反日本的利益”。
松本治一郎在22日指出，外务省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他驳斥外务省的无稽谰言说：
日本和平代表的护照申请书中所附的电文里分明保证他们是能受到保护的。
他又说：
日本和平代表的北京之行不但对日本没有损害，而且对国家的利益及和平会有直接贡献。
在此以前，松本治一郎在15日向日本政府起诉时即曾指出：
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最近访问北京的情形，证明日本政府的说法是不对的。
他并强调指出：
日本政府拒发和平代表出国护照的行为是不合理的，而且侵犯了那些打算出国的人们的基本人权。
【新华社2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吉田政府在指使法西斯恐怖组织“殉国青年队”的特务分子于19日凶殴日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之后，竟又无理拒绝日本和平代表所提出的关于处理这一殴打事件的合理要求，无耻地企图掩饰和推卸它对这一暴行所应负的严重罪责。
在19日的暴行事件中，日本和平代表一人受重伤，十人受轻伤，其中有妇女两人。
暴行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和平代表即于20日向外务省次官澁泽信一提出抗议，要求外务省在东京的三家大报上就殴打事件公开道歉，赔偿损失五十万日元，并向特务打手提出公诉。
澁泽信一当时即掩饰说：
“外务省与右翼恐怖分子没有关系”，并拖延对和平代表所提要求的答复。
直至22日，外务省竟正式宣布拒绝日本和平代表的要求，其“理由”为：
外务省“当时立即就召唤警察前来，所以对任何损失一概不能负责”（合众社）。
澁泽信一和外务省对日本和平代表的答复显然丝毫不能为日本政府解脱它对这一殴打暴行所应负的责任，而只能使日本政府的罪行欲盖弥彰。
澁泽信一口口声声说：
“外务省与右翼恐怖分子没有关系”。
但是人们不能不问：
如果日本政府和那些特务打手真的“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们能够公然打着太阳旗，拿着长棍，通行无阻地直接闯入有卫兵把守着的外务省里面次官办公处呢？
为什么那些卫兵对和平代表曾经企图予以驱逐，而对特务分子在堂堂的外务省横冲直撞和逞凶打人却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呢？
外务省既然唤来警察，为什么凶手又能够当场扬长而去呢？
“殉国青年队”在事后公开嚣张跋扈地宣布和平代表是他们打的，日本政府又为什么迄今还纵容打人凶手逍遥法外呢？
难道要求和平有罪，而破坏和平却可邀功受赏吗？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说“外务省与右翼恐怖分子没有关系”是不可想像的。
事实说明纵容和指使特务分子在外务省内殴打和平代表的正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对这一暴行的发生是无法逃脱其责任的。
外务省用来拒绝和平代表的要求的所谓理由，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政府对这一殴打事件的无赖态度，必将引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抗议。

朝中部队反细菌战取得伟大胜利
卫生工作进一步加强，部队健康水平提高
【新华社朝鲜前线23日电】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强大卫生运动，有效地提高了部队人员的健康水平，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朝中人民部队原来有卫生工作的坚强基础，自从今年初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以来，朝中人民军队又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工作。
八个多月来，朝中人民军队不仅能够及时地扑灭了敌机投撒的带细菌昆虫和物体，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蔓延，同时，由于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使一般季节性的流行疾病也较过去大为减少。
美国侵略者悍然破坏国际公法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激起了朝中人民军队高度的愤怒和仇恨。
在
“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口号下，朝中人民军队迅速地采取了各项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与北朝鲜人民一起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斗争。
卫生各项措施都在部队首长亲自指挥和督促下进行。
一闻警号，驻区部队立即出动，将敌机所投带菌昆虫和物体迅速扑灭。
各部队的医务卫生工作人员，也组成无数支机动的战斗队，接到疫情报告，便能立即前往发生疫病地点进行消毒等项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在驻区扑灭了二十万个敌机投下的各种带菌虫类。
由于在部队中进行了严密的预防、消毒、隔离及良好的卫生工作，因而阻止了疫病的蔓延。
例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连副班长常金龙及某连卫生员葛权书被美国细菌战杀害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便再没有一个人传染到鼠疫。
与扑灭敌机投撒的带菌昆虫物体的同时，朝中人民部队发动了捕灭细菌媒介物的运动。
指挥员、战斗员们克服了物质条件的困难，创造了捕捉细菌媒介虫豸的工具，大量地捕灭了老鼠、跳蚤、苍蝇、蚊子等。
在这一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模范的单位和个人。
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的一个连，仅仅在两个月中就捕鼠八万多只；
某部卫生干事李树芳一人即做了四百五十多个捕鼠器；
战士陈中才一个人做了十二个捕鼠器，在一个月中捕鼠一百六十四只。
以反细菌战为中心战斗任务的卫生运动展开以后，朝中人民部队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改善了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他们大量修建了水井、厨房、食堂、澡堂、灭虱室，做到定时洗澡、烫洗衣服，经常清扫驻区，疏通沟渠，清除垃圾、粪便，填污水坑等。
有的单位还派人去烧制石灰，以供防潮、消毒之用。
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普遍利用战斗勤务的余暇开荒种菜，供给部队所需的菜蔬，以改善部队的营养条件；
同时又在全军开展体育文化娱乐活动。
这一切，使部队人员的健康水平更加提高了。
八个月来，朝中人民军队反细菌战的卫生运动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中国人民的支援和世界人民的有力声援。
在刚刚发现美国侵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时候，中国人民就派出了自己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抗美援朝志愿防疫检验队来到朝鲜，同时向朝鲜前线源源不断地运送了大批医药器材，使朝中人民军队反细菌战的卫生运动的胜利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证。
世界正义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谴责和抗议，使朝中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深深地感到：
站在他们后面的不仅有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而且还有苏联人民、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
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对于不避艰险到朝鲜来进行公正调查的调查团体和个人，特别是最近曾来朝鲜调查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国著名科学家表示敬意，因为他们用铁一般的事实和严正的科学论据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现在朝中人民军队虽然已经在反细菌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美国侵略者尚未收回它的魔爪，在朝鲜继续散布细菌。
朝中人民军队绝不松懈反细菌战的斗争，并将继续加强部队卫生工作，为不断提高部队的健康水平，彻底打败敌人的细菌战而努力。

朝鲜人民军三名优秀指战员
荣获共和国英雄称号
【新华社讯】
塔斯社平壤22日电：
朝鲜各报刊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该命令规定以共和国英雄称号以及一级国旗勋章与“金星”奖章，授予指挥员江声亨（译音），金华延（译音）与军士李北壁（译音），以表扬他们在反对美国干涉军及其帮凶，争取祖国的统一与独立的爱国解放战争中所创造的英雄事迹。

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到芬兰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赫尔辛基24日讯：
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库米金于09月23日到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和他同来者有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洛夏科夫、苏联驻芬兰商务代表索苏诺夫以及芬兰驻苏公使桑斯特罗姆。
到场欢迎者有芬兰外交部长杜米奥雅、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塔雅尼、外交部交际司司长瓦利坎加斯，苏联驻芬兰临时代办波谢良诺夫及苏联使馆和贸易代表团的高级官员。
【新华社24日讯】
据塔斯社赫尔辛基24日讯：
芬兰共和国总统巴锡基维于09月23日接待抵达赫尔辛基的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库米金。
芬兰外交部长杜米奥雅、苏联驻芬兰临时代办波谢良诺夫也在座。

苏联“消息报”和缅甸“人民报”
拥护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美国罪行的谴责
【新华社2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1日讯：
“消息报”外交评论栏刊载了佛隆斯基的一篇评论，分析外国报纸对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成绩的评论。
佛隆斯基写道：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以及全世界知名之士文幼章、法奇、约翰逊教长等的声明，已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帝国主义者使用细菌武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国际科学委员会已完全证实了早些时所提出的对于美国军方的谴责。
国际科学委员会是由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瑞典的安德琳、法国的马戴尔、英国的李约瑟、意大利的欧利佛等组成的。
他们根据第一手的材料，进行了客观而科学的调查。
这个委员会的能力和客观性是无可怀疑的。
美国国务院对于足以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犯有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事实和国际科学委员会结论的公布，感到大伤脑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佛隆斯基指出：
美英反动报纸由于不能驳倒报告书中所列举的事实，现在正对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进行威胁。
但是，威胁和讹诈的办法，并不能使美英帝国主义者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他们对朝中平民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全世界都知道这些滔天罪行。
国际科学委员会又一次证实了这些罪行。
不管美英帝国主义者使用什么诡计，他们不能逃避他们对这种违反人道的严重罪行应负的责任。
【新华社24日讯】
仰光消息：
缅甸曼德勒“人民报”最近评论“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书说：
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弹，已经更加确凿无疑了，因为报告书是包括英、法、意等国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实地考察研究后所得的结论。
评论说：
英国约翰逊教长以及各国的记者、法律工作者、作家都曾到中国作过实地的调查，并证实美国使用过细菌弹。
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缅甸代表吴助敏到中国时也听过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录音。
但是美国却一味否认，并提出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去调查。
评论指出，这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美国的御用组织，它既不能反映客观情况，而且负有侦察军情的任务，因此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它前往调查。
“人民报”评论美国的狡赖态度说：
美国所持态度不足为奇，因为杀人罪犯不管证据如何确凿，总是要在法官面前矢口抵赖的，这已成为惯例；
但是今天这种罪行再也不能抵赖了。
【新华社布拉格24日电】
波兰的“人民论坛报”，罗马尼亚的“火花报”和匈牙利的“自由人民报”都分期刊载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

郭沫若电贺美国“纽约——北京和平集会”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24日电贺美国人民于25日在纽约举行的“纽约——北京和平集会”，电文如下：
纽约
促使美国人民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委员会
并转“纽约——北京和平集会”：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从北京遥祝你们在纽约举行的“纽约——北京和平集会”。
从纽约到北京，我们两国人民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平；
反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战争。
和整个亚洲、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理智的力量，努力以协商精神克服自私自利的暴力，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可以确保实现的。
预祝你们的和平集会将使美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更向前进，制止扩军备战的狂潮。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09月2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