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关于处理某些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忽视安全生产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通报
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热烈地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以来，已获得巨大的成绩。
但由于某些厂矿企业的领导人员片面强调生产任务，忽视安全，致使伤亡事故最近又不断发生，影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正常开展，这是必须严肃纠正的。
根据本委和各地监委最近处理的一部分事故案件分析：
某些厂矿企业的领导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单纯任务观点，是造成伤亡事故的重要原因。
他们可以在“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为了贯彻经济核算制”等口号之下，无限制地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甚至鼓励工人去“赴汤蹈火”。
如开滦马家沟砖厂，事前对工作不抓紧，生产不能按计划完成，为了不误合同期限，避免罚款，厂长赵明、副厂长胡懋庠等明知窑内温度在摄氏一百三十度以上，却动员工人从热窑中取砖。
赵明和胡懋庠并联名给工人写信、送茶叶，鼓励工人今后“继续发挥这种伟大爱国热情”。
工会干部不但熟视无睹，反编写快板：
“出热窑、上火线，各个英雄使劲干”加以鼓动。
结果四十三名工人中被烤伤四十
一名，有的几被烧死。
又如河南荥丰煤矿，依靠封建把头经营，领导思想只问出煤多少，生意赔赚，封建把头则只知道压迫工人。
订了安全计划，毫不执行，甚至副经理兼保安股长丁殿钦自己还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职务。
该矿自05月03日起三天内连续发生了四次中毒等事故，没有人注意，可是他们却注意到煤质很好，叫工人继续开采，至第4天即05月07日就爆发了透水中毒的重大事故。
此外，在某些工厂中，为了完成任务，加班加点，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工人健康，且造成伤亡事故。
如太原机械厂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时间，平均每日工作十二小时，还要连班工作，该厂工人杨忠魁于07月25日因连班工作至十六小时，由于疲劳过度，未能注意与关电闸工人呼应，致触电身死。
其次，也有某些厂矿企业，过去在保安工作上曾有一定成绩，有的还受过表扬，但由于他们骄傲自满，致不能继续保持荣誉。
如东北西安煤矿富国矿副矿长兼三坑坑长綦书元，过去工作有成绩，也曾被选为模范党员，但逐渐滋长起骄傲自满情绪，他认为“坑内没事，如铜墙铁壁”，可是去年坑内就发生了一次重大冒顶事故。
坑长綦书元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今年04月14日，发现坑内有汽油味（自然发火象征），瓦斯已达百分之五以上，按照规定应该停工，技术员也提出了停工意见，但是綦书元要“再考虑”，拖延了两天，虽然部分停工了，但是第3天就发生了瓦斯爆炸的重大事故。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是贯彻安全生产的重大障碍。
例如：
峰峰煤矿第二矿东斜井，只有一个坑道，即没有根据保安规程把运输巷与人行道分开，也不作罐档、道岔、保险绳及保安洞等必要的安全设备。
工人多次提出改装安全防护设备的建议，一直未引起领导上注意和采纳，终于在05月29日，由于挂钩及把钩工人的错误，发生跑车事故，将在巷道中的工人撞死、撞伤八名。
又如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由于领导人员，特别是有些现场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执行劳动纪律、忽视对工人的安全教育，致职工漠视规章，在五、06月中不断发生列车冲突及颠覆事故，死伤二十六人，国家财产损失达十余亿元。
还有一些厂矿企业人员，不执行劳动保护法令或根本漠视劳动保护法令，也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事故。
据中央劳动部不完全的统计，自1951年01月至五二年07月，十九个月中间，在天津、青岛、武汉等三十一个城市，连续发生搬运沥青等危险品中毒事故一○七次。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包装不好，一方面则是这些领导或管理人员，不按照中央劳动部所颁布的“关于搬运危险性物品的几项办法”办事，甚至有意欺骗，致使工人中毒。
重庆市搬运公司于今年06月搬运柏油、净重油时，该公司技术保安人员明知有毒，既不按规定报告领导，也未作好防护设备，听任工人冒险搬运，以致工人中毒。
本委和各地监委为了维护国家法纪，反对忽视安全生产的恶劣倾向，对于这些事故案件中犯错误的人员都已做了严肃的处理，如荥丰煤矿代经理刘钊、副经理丁殿钦、总窑头郑金相等，均已撤职移送法院严惩；
开滦马家沟砖厂厂长赵明、副厂长胡懋庠，西安富国矿副矿长綦书元等均已撤职；
其他有关人员，亦均给予适当的处分。
这些事故的不断发生，说明了某些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忽视安全生产的偏向是很严重的。
为了顺利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各地厂矿企业应该吸取这些教训，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应在各级领导与技术管理人员中，严格批判忽视安全生产、不关心职工生命与健康的单纯任务观点和片面的经济核算观点，明确树立安全生产思想。
各级领导干部应深刻认识单纯任务观点和片面的经济核算思想忽视安全生产不关心职工生命健康，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方法，其结果则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使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特别使职工健康和生命遭受严重危害，是与人民企业的性质及我们的国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的，各级厂矿企业领导人员必须了解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与安全生产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安全生产就不可能使增产节约运动获得健全的发展。
（二）各地厂矿企业应在“三反”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对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有功的人员应及时表扬奖励，对那些对生产与职工生命健康采取不负责任态度，既不主动改善安全设备加强防护，又不采纳职工正确建议因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之责任者，应给予严肃的处理乃至法律的制裁。
各级厂矿企业领导人员应结合检查与布置生产任务组织生产竞赛，经常地检查与布置生产安全工作，关心职工的生命和健康。
（三）各地厂矿企业应严格贯彻中央与各级政府规定的劳动法令。
各级劳动行政及工商管理部门应特别注意对设备简陋的私营厂矿执行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情况，经常进行监督与检查。
各业务管理部门应制订或修订充实安全生产的办法条例，使安全生产从制度上得到巩固。
（四）建立与健全安全生产的主管机构，改善安全生产设备，加强防护，严格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并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的经验，纠正安全设备简陋与无人负责的现象。
（五）为了在职工中进行一次广泛的安全生产教育，及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设备上纠正忽视安全生产的现象，我们建议各地今年举行一次普遍而又深入的安全大检查，以迎接明年大规模的建设任务。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锡兰印度新西兰蒙古等国五位代表抵京
【新华社15日讯】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锡兰代表团团长那拉威拉·达马拉塔纳、代表兼秘书桑姆加塔桑，印度代表迪沙，新西兰代表艾启赫等四人，于15日乘车抵达北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金子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廖梦醒和宗教界人士等约一百人。
前往车站欢迎的还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代理副秘书长梅达夫人、印度尼西亚代表乌托西亚、新西兰代表艾黎、缅甸的吴拉及乌托西亚的秘书苏鲁梭等。
达马拉塔纳是锡兰的佛教法师、僧伽罗语学者。
桑姆加塔桑是锡兰总工会副主席。
艾启赫是新西兰的教育工作者。
迪沙是印度孟买和平委员会秘书、新闻工作者。
代表们于14日经过武汉市时，曾受到武汉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欢送。
【新华社16日讯】
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散文作家查德拉瓦林·洛代丹巴已于16日下午乘机抵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多人。

北京天津沈阳等市各界人民
热烈庆贺中苏会谈的伟大成就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首都各报16日皆以第1版地位大字标题刊载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的中苏公报”。
全市各界人民热烈地欢呼中苏会谈的成功。
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举行了集会。
华北农业机械一分厂、北京电信局、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等工厂企业职工表示决以进一步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来拥护中苏会谈公报。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大学师生，对中苏公报一致表示拥护。
来往于北京——满洲里的“国际列车”上的职工们，更是兴奋异常。
有些人今天早晨就要出乘也顾不得休息了，有些人已经买好电影票也不去看了，六十多个人自动聚集在一起听北京列车段段长潘成诵读中苏公报和本报的社论，他们欢欣地发表自己的感想。
列车员李志厚说：
“过去日本侵略我们中国，苏联出兵东北帮助我们把日本打垮了。
解放后，苏联又帮助我国建设，把中国长春铁路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铁路。
现在这条铁路要无偿地移交中国。
同时，苏联又接受我国政府的建议，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这完全是为了反对美日侵略，保卫中苏两国的安全和东方及世界的和平。”
东北区模范列车长陶德彬说：
“只有斯大林大元帅领导下的苏联，才能这样大公无私地帮助我们。”
其他员工们都从自身体验中，列举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许多事实，说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他们表示：
要用实际行动来拥护中苏会谈公报。
北京市文艺界、工商界、少数民族等人士，对中苏会谈公报也表示衷心的拥护。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王亚平、曲艺界连阔如、京剧界裘盛戎、李凤阳、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傅华亭等都发表了书面谈话，盛赞苏联伟大无私的友谊及中苏同盟的日益强大。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天津市广大人民感到无限兴奋，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庆贺。
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黄松龄说：
“中苏会谈结果所采取的措施将进一步地加强中苏同盟的伟大力量，对巩固东方和平和世界和平有很大意义。
天津市人民，将进一步加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用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措施。”
天津市总工会副主席潘长有说：
“我们天津市的全体工人，对苏联政府和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表示万分感谢。
三年来天津市工人对苏联大公无私的精神体验特别深刻，苏联专家对我国工业建设作了很大贡献。
我们钢厂热修马丁炉，就是在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下修理成功的。
我们一定要加紧生产，完成增产节约任务，不辜负斯大林同志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
全国劳动模范、私营恒源纺织厂工会副主席王世麟说：
“中苏公报中所宣布的两项措施，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巩固国防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更鼓舞了我们全厂职工搞好增产节约竞赛。
我们一定要为胜利完成今年全厂增产节约一千亿元而奋斗。”
私营恒源纺织厂经理边洁清说：
“这是好消息。
中国长春铁路移交我国，这足见中苏伟大的友谊，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关怀。”
他对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表示拥护。
天津市工程师学会副理事长张华戡表示：
“延期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这对于制止美国和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有力的保证。”
【新华社沈阳16日电】
中苏会谈公报今天中午传到此间后，全市人民极为欢欣鼓舞。
人们频频地高呼：
“感谢苏联盟邦！”
“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伟大的中苏友谊万岁！”
各界人士纷纷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热烈拥护。
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高崇民在书面谈话中，首先表示热烈庆贺中苏会谈的伟大成就。
他说：
“会谈公报再一次向全世界说明：
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加强。
我们万分感谢苏联人民一向对中国人民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
我衷心拥护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这是保卫东方和世界的和平，保卫中苏两国的安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重要措施。”
东北总工会声明中指出：
“东北工人阶级三年来在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下，学习了苏联各种先进经验，加快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
特别是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发展更快，已成为全国先进企业之一。
今天苏联政府将其移交我国，再一次表明了苏联对我国无私的帮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宁武发表谈话说：
“正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北京开幕之际，中苏两大国会谈之成功，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是一次新的沉重的打击，是保障远东及世界安全的重大贡献。”
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陈应谦在谈话中特别提到：
目前美国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阴谋扩大侵略战祸的野心正有加无已。
在这新形势下，延长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这是维护远东和世界持久和平的正确而英明的措施。
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数梁说：
“这几年中国长春铁路因为有苏联专家参加管理，已获得很大成绩，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我国，充分说明了苏联是我国的无私的友邦。”
中苏会谈公报传到荣获沈阳市先进工厂称号的橡胶四厂后，全厂鼓声四起，工人们纷纷举行集会庆祝。
女工吕惠斌在会上说：
“我听到苏联要把中国长春铁路移交我国和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消息后，更深切地认识到苏联对我国的友谊是真挚的，中苏两国的团结将更加巩固。”
工人们热烈地拥护她的发言，高呼：
“中苏友好团结万岁！”
“和平和胜利的旗手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毛主席万岁！”
工人们在会上一致表示：
为了庆祝中苏会谈的成就，迎接国庆节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决心争取在09月底完成全厂今年全年价值两万三千吨高粱的增产节约计划。
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马恒昌等二十五人，在沈阳工农速成中学举行庆祝中苏会谈成功的座谈会。
马恒昌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保卫世界和平起了重要作用，今天中苏会谈成功将使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说：
“苏联专家把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中国长春铁路已经成为培养我国铁路干部的学校，我就是从这个学校里被培养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苏联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我国。”
东北铁路劳动模范郑锡坤、杜先扬和采煤能手张子富等，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
只有苏联才能对我国这样大公无私地帮助。
他们还表示决心努力学习文化，以便进一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国际科学委员会列席顾问
法朗克·葛拉求西博士发表声明
同意关于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
【新华社16日讯】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列席顾问法朗克·葛拉求西博士的声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附件四十四）。
1952年08月10日至31日期间，在北京参与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的一切会议以后，我愿意做以下的声明：
委员会热烈地欢迎我做列席顾问，我并且可以阅读委员会所准备的或中国和朝鲜当局所交给的一切文件。
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会上和个别地都供给了我更多的材料和说明。
由于中国当局的照顾我还能够利用中国协和医学院的丰富的图书馆。
在这个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作私人交往，并有机会和他们讨论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
与他们发生这种关系使我感到光荣，并且使我极钦佩他们的科学造诣、人道主义和完善的人格。
基于这些体验，同时完全了解国际科学委员会承担的工作所负的严肃责任，我愿意表示同意委员会的报告中的结论，这结论就是说朝鲜和中国人民已成为细菌武器的对象，这些武器是被美国军队所使用的。
我认为我自己完全有资格做这个声明，因为我以一个细菌学家的身份相信我的中国同伴的工作是无可非难的。
我相信当我声明希望不要将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科学用于战争的目的时，我是正确的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思想。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贡献甚至有时牺牲生命来向疾病和人类痛苦作斗争的前辈。
法朗克·葛拉求西（签名）

必须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今天发表了“关于处理某些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忽视安全生产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通报”。
各地工厂、矿山等企业单位都应该根据这个通报中所指出的教训，坚决向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方法展开斗争。
各地工厂、矿山及交通运输企业，三年来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的过程中，对于职工的劳动条件福利设施一般地曾积极加以改进。
在一千五百多万职工中（连家属在内）已经推行了劳动保险制度，还举办了许多疗养所、休养所、残废养老院、孤儿保育院、托儿所等福利事业。
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工人的工资也不断提高，国营企业部门又规定了动用企业奖励基金的办法，使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
中央人民政府及国营企业部门尤其关心工人的劳动条件，不但制定并颁布了保障安全生产的各种条例和规程，改进了安全卫生的设备，并且对工厂、矿山普遍地进行了安全大检查。
东北区各厂矿至1951年底曾举行三次全面大检查，解决了安全卫生设备等方面的问题二十多万件。
铁路系统在1951年用于安全卫生设施的经费达九百余亿元。
煤矿通风设备有了很大改善，防水工作也有很大进步。
其他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也都有很大改进，因而全国各工厂、矿山的伤亡事故已大为减少了。
例如国营煤矿1951年比1949年的伤亡率降低百分之六三点六；
瓦斯爆炸伤亡事故，在1951年已基本消灭。
东北西安煤矿施玉海小组更创造了五年未发生伤亡事故的新纪录。
全国铁路系统的工伤，1951年比1950年降低了百分之四四点六。
其余如纺织车间改进了通风喷雾设备，减低了工人的患病率。
化学工业中基本消灭了工人中毒的现象。
湖南锑矿在历史上永远也没能解决的矽肺病，现在也已经绝迹了。
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安全卫生工作确实有了很大成绩。
目前，全国各企业职工增产节约竞赛的运动正在积极开展，特别是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广大职工进一步发挥了高度的生产热情，给国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并奠定了生产改革的基础。
但不可否认，有许多企业领导干部，对安全生产的方针仍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职工觉悟提高，激发了忘我的劳动热情，各企业的生产任务繁重，有许多单位的生产管理工作显然赶不上客观的需要；
有的单位设备简陋，一时尚难克服；
更重要的是某些企业的行政领导及工会工作者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和片面的经济观点，只顾完成生产或财政的任务，不顾国家法令，对工人的生命与健康漠不关心，以致有许多企业单位近来仍然发生了严重的伤亡事故。
这是不能容忍的。
有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在思想上往往把完成生产任务、推行经济核算、厉行节约与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生命健康对立起来。
他们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工人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是我们国家的最宝贵的财产。
他们不了解“安全第1”的积极意义，也不懂得劳动保护与增产节约的统一性，以致强调这一面就忽视另一面，不能正确地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
有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则根本漠视职工的生命与健康。
他们不积极设法保障职工生产的安全条件，不制定或制定而不认真执行保安制度，更恶劣的竟以欺骗手段蒙蔽工人去做危险的工作。
有的虽然制定了一些规程和制度，但形同虚设，不向工人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致使工人没有安全的知识，因而违反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事故发生后他们还诿过于工人。
有的工厂、矿山的领导者平时不计划或不善于计划工作，前松后紧，为了赶任务，即不顾安全，盲目发动工人突击，加班加点，这也是发生事故的一种原因。
至于只布置或检查生产任务，而不同时布置或检查安全卫生工作，因而助长了基层行政领导人员和工会干部的单纯任务观点和锦标主义，这更是普遍的现象。
在安全监察组织方面，一般的工厂、矿山都不很健全，有的还没有建立，有的虽然建立了，但领导上不予重视，配备干部不强而且随意抽调，因而保安工作无人负责，劳动纪律废弛。
更恶劣的是某些厂、矿的干部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完全推到客观方面，企图推卸领导上应负的责任。
这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人员和工会干部必须认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只有领导上关心职工的生命与健康，才能进一步激励广大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也只有减少或避免伤亡事故，才能符合增产节约的总精神。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必须克服，必须加强对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一方面纠正老工人中的经验主义，加强生产纪律性；
一方面发动他们监督安全生产。
为了保障职工的安全与福利，各地厂矿企业除应贯彻和充实有关劳动保护的制度、改善安全设备、加强防护工作以外，还应该建立与健全对安全生产监察的机构。
检举与揭发那些忽视安全生产的失职人员，保证安全卫生设备之逐渐改善。
同时各地厂、矿企业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奖励基金的作用，并在财务计划中将必要的安全卫生设备的开支列入年度预算之内。
目前各地厂、矿企业特别应该有重点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关于安全和卫生的大检查。
今后各级领导机关考核企业工作的成绩，不仅应该检查他们完成计划的程度，还应该将他们对于职工安全和福利的工作列为评绩的标准。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首都新建的“和平宾馆”已于本月14日提前完工，以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
这座大厦有八层楼，包括二百多个房间和宏丽的餐厅、客厅。
这是“和平宾馆”的外貌。

我军08月份歼敌两万四千
共击落击伤敌军飞机四百架
【新华社朝鲜前线16日电】
08月份正是朝鲜的雨季，战线上连日阴云密布，大雨滂沱。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克服雨季中的各种困难，继续以各种战术手段打击敌人。
在这一个月中，朝中人民军队共计歼灭敌军两万四千一百九十一名，其中一万零八百十六名是美国侵略军。
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月。
金城东南一个山头的争夺战和北汉江以东某高地连续七天的争夺战，是08月份地面战斗中较大的两次战斗。
08月05日至08日，我军在金城东南座首洞以南的一个山头上与敌军进行反复的争夺战，杀伤敌军六百多名。
从08月11日起，我军一支前哨部队在北汉江以东一个无名高地上与敌军进行了连续七天的争夺战，共歼灭敌军一千名。
我军一直把这个阵地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在这一个月中进行了八十七次窜犯，但各次窜犯都在我军坚强的防御阵地面前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土耳其帮凶军曾于22日至24日在东线的文登里以东地区进行三次窜犯，都被我军击退，敌军死伤一百多名。
而我军所进行的小规模攻击战，却经常地歼灭成排成连的敌人。
如在东海岸高城以南地区，我军某部就曾一举攻占敌军一个山头阵地，全歼守敌李伪军一个整连。
朝中人民炮兵部队日益显示出是一支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
在08月份中，我军炮兵部队每天都向敌人阵地发射准确而猛烈的炮火。
被我军炮火杀伤的敌军，平均每天达二百五十七名以上，这等于一个多连的兵力。
这个月我军炮火共杀伤敌军七千九百七十八名，占全月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这个数字，比07月份炮火杀伤敌军数增加近一倍半，比今年02月份全月歼敌总数还多一千五百零二名。
我军强大的炮火还击毁击伤了敌军坦克九十九辆，汽车九十七辆，炮五十门，轻重机枪七十挺；
摧毁敌军地堡二百七十三个，掩体二百八十八个。
我军步兵部队用冷枪冷炮毙伤敌人的狙击运动，已经在前线更加广泛和有效地开展起来，出现了许多机警、果敢、百发百中的狙击手。
在08月份中，狙击手们共射死射伤敌军五千七百十六名，比07月份的三千五百二十六名多二千一百九十名。
08月份的战况清楚地显示出：
尽管美国将军们最近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嚣早已破了产的“海空军攻击”，但是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的有生力量却在朝鲜战场上遭到愈来愈大的损失。
一小撮美国将军们的叫嚣，是掩盖不住他们在拖延朝鲜停战谈判中军事上的惨重败绩的。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08月份的综合战果如下（不完全统计）：
一、歼灭敌军两万四千一百九十一名。
其中包括美军一万零八百十六名，英军一千四百九十名，土耳其军一百七十八名，李伪军一万一千七百零七名。
二、主要缴获：
六零炮两门、火焰喷射器一具、九零火箭筒一具、轻重机枪七十六挺。
各种枪四百零三枝、地雷二百四十个、电台三部、各种通话机十五部。
三、击落击伤敌军飞机四百架，其中一百六十七架被击落，二百三十三架被击伤；
击毁敌军坦克六十三辆，击伤五十六辆；
击毁敌军汽车九十一辆，击伤六十辆；
击毁敌军各种炮六十八门，击伤九门；
击沉敌军驱逐舰、登陆艇、扫雷艇各一艘。

斯大林大元帅举行宴会
欢宴我国和蒙古代表团
【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6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于09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欢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中国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商务参赞李强，武官吉合少将。
蒙古方面出席宴会的有：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扎姆索伦—桑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
苏联方面出席作陪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赫鲁舍切夫，萨布罗夫，提伏希安，马利雪夫，别尔乌辛，库兹涅佐夫，维辛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兹维列夫，库兹聂佐夫，伊格纳切夫，库米金，陆军部副部长尼杰林，外交部副部长波德切罗布，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潘友新，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伊凡尼科夫，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鲍里邵夫、巴夫洛夫和戈瓦尔，陆军上将马里宁，海军中将伏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米古诺夫，苏联外交部第1远东司司长费德林。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莫斯科各报首页全版刊载苏中公报等新闻
【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莫斯科各报16日都以第1版全版地位大字显著登载苏中公报、照会、签字的照片和斯大林设宴招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新闻。
真理报和消息报报端标题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劳动报报端标题为：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着决心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努力，同时全力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
红星报报端标题为：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障，是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
共青真理报报端标题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万岁！”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
目录
序言
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文件
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有关材料
委员会分析事件的方法
布拉格文件中有关昆虫学方面的资料
有关被散布昆虫的医学注释
植物病理学的资料
朝鲜的事件（鼠疫）
甘南事件
宽甸事件
辽东辽西事件（呼吸道炭疽病）
大同事件（霍乱）
容器或“炸弹”的种类
被俘获的特务们的供词
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新中国的卫生
概论
结论
序言
自从1952年年初以来，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发生了具有反常性质的现象，使这两国的人民和政府声称他们已成为细菌战的目标。
全世界的人民，久已表示对这种战争方法的反对甚至憎恶，所以，局势之严重性，人所尽知。
因此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现场调查事实。
委员会的委员们，认识到他们的责任之重大，尽力摆脱先入之见，以最高度的客观态度，遵循他们所知道的最严格的科学原则，从事调查。
这个报告，把工作的详细内容以及从而得到的结论，提供于读者之前。
这个报告是经过八种语言的合作而写成的，因此，不拘泥于文字风格，而力求其清楚明确，使全世界各地人民都能懂得。
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1952年0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先生，和03月0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正式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
02月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博士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了控诉。
1952年03月29日，在奥斯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郭沫若博士在随行的中国代表们的协助之下，并有朝鲜代表李箕永先生在场，向执行局的委员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本问题的资料。
郭博士声明中国与朝鲜两国政府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充分摆脱政治偏见，以进行现场的公正调查。
但是，两国政府完全希望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
不论他们与争取和平的机构有无关系，但他们当然是以献身于人道事业而知名的人士。
这个团体的任务是证实或否定这些控诉。
经过仔细讨论之后，执行局一致通过决议，组织这样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
奥斯陆会议之后，立刻努力邀请相当数目的自欧洲、南美洲与印度的，尽可能征求有关部门中有名的科学家们，在他们初步接受邀请之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并在奥斯陆会议后留在欧洲负责组织委员会工作的钱三强博士，即以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博士的名义发出请柬。
06月中旬，委员会人数达到了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他们就由钱博士陪同起程到中国来。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在06月21日及28日先后抵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受到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热烈欢迎。
委员名单如下：
安德琳博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试验室主任。
马戴尔教授（法国），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意大利及西班牙畜牧学会通信会员。
李约瑟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威廉·邓爵士讲座的讲学者，曾任重庆英国大使馆（科学）顾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
欧利佛教授（意大利），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前土伦大学普通生物学讲师。
贝索亚教授（巴西），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前圣保罗省公共卫生局长，罗西佛及拍拉巴两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
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苏联），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伯力日本细菌战犯审讯的首席医学专家。
虽然我们对希望其参加的科学界知名之士不能前来很是遗憾，但委员会仍规定了07月15日为最后报到的一天。
可是我们对后来的
葛拉求西博士（意大利）意大利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表示热诚欢迎。
他于08月06日在委员会自沈阳回来之前到达北京。
因为他只能在委员会最后三周的工作中出席，所以他的地位是“列席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对于会议的进行有很大的帮助（见附件四十四）。
最后还有
钱三强博士（中国）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参加。
他代表郭博士陪伴委员会自欧洲到北京。
他经中国方面根据委员会一致的邀请任命为联络员，在委员会讨论时可以发言，但没有投票权。
这个团体又包括：
可华司基先生：
系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的翻译秘书。
贝索亚夫人：
贝索亚博士的翻译秘书。
国际科学委员会尚有中国方面成立的招待委员会的协助。
这个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士所组成：
主席：
李德全夫人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暨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副主席：
廖承志先生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贺诚医师中华医学会名誉理事长
秘书长：
宫乃泉医师上海医学院院长
副秘书长：
计苏华医师中华医学会秘书
专家联络员：
钟惠澜博士北京人民医院院长、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临诊教授
吴在东博士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方纲教授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学系副研究员
朱弘复博士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室副主任
严仁英博士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
杨士达博士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兼院长
在旅途中招待委员会的各位都是伴随着本委员会，无论是在危险或困难情况中，他们都是经常的尽力完成当时情况所需要的各项联络工作。
招待委员会的专家与其他中国的科学家与医学家都常列席本委员会的各种集会并且作证。
委员会对上述各位同道深致谢意并对他们的科学上的造诣与忠诚深致敬仰。
关于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会议主席由各委员们依次轮流担任。
马戴尔先生被选为科学秘书。
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06月23日在北京进行。
所有的会议日程简表列于附件一。
委员会的一般工作都是紧密的与中国中央卫生部、沈阳东北区卫生部及朝鲜保健省各部长及其秘书处保持连系。
它当然获得了与本问题各方面有关的许多科学家们的帮助。
除上面已提到的人员外，委员会愿对中国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王斌部长与白希清副部长表示谢意。
他们总不怕麻烦地把他们能供献的材料尽力供给委员会。
同样也应感谢朝鲜保健相李炳南和副保健相鲁振汉。
虽然处在各方面都有困难及有严重空袭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冷静处理各项事务，这些著名医务人员的精神令人钦佩。
在这方面，委员会很荣幸地会见了很多的朝鲜细菌学家与其他专家，并对他们忠心的为祖国服务，表示深切的敬佩。
委员会并对三位在工作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的最优秀的朝鲜细菌学家表示敬意。
尤应记载的是志愿防疫检验队的著名中国专家们如陈文贵博士、魏曦博士及何琦博士。
他们乐意地离开了远在中国的安静的实验室而愿与朝鲜人民在反细菌战前线上一同遭受困难与危险，这种忘我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委员会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会议，有时全体委员用很多钟点密谈科学上的问题，有时中国的专家亦在场参加，有时则必须用一个大房间以便听取很多不同职业的人证。
在人证之中有一个被俘的特务（附件三十六）和四个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附件三十七至四十）。
我们随时授权二人或三人的小组，连同中国同道（专家）共同研究特殊的问题。
以后向委员会报告。
我们常常把整天的时间消耗在北京、沈阳和平壤的实验室里，在这里中国和朝鲜的科学家将他们研究的结果详细地给我们看。
在需要的时候委员会的委员们利用了北京和沈阳的很好的图书馆。
中国和朝鲜专家们所准备的关于这些案件的材料成为本报告的全部附件。
在下文对于这些附件，将有简单的叙述。
必须知道，它们不是个别的案件，而是大量资料中的一些例子。
此处提出的例子中国的比朝鲜的多，这是因为朝鲜人是在比较很困难的情况下工作，又因委员会在朝鲜工作时间较短而又实在处在一个特殊困难的时期。
同时委员会觉得必须熟悉本年初期由布拉格发出的文件中所根据的原始科学记录。
这些文件应尽可能的加以证实或否定。
把这些文件弄清楚的确是必需的；
因为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误解，后来被撤回的临时鉴定，以及完全翻译上的错误。
从许多的附件中，可以看到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委员会通过这些工作而得的总的结论，在事实上，是证实了从布拉格发出的从前几个调查团的报告的主要论据。
委员会的主要旅行如下：
从06月23日至07月09日在北京把主要的线索加以清理后，到沈阳并在此处从07月12日工作至25日，以后由招待委员会陪伴过鸭绿江到朝鲜北部，并从07月28日至31日在平壤开了多次会议（除了因空袭而间断之外）。
在08月06日再回中国的东北之前，委员会用两天的时间在某地和被俘空军人员会晤过。
应该指出，这一个旅行的组织在技术上是无可訾议的。
还有比这个早而需时较短的旅行是在07月十五与十六两日举行的。
委员会乘专机专车和吉普车到齐齐哈尔，并由拉哈转到甘南县的附近村庄，这些村庄，就是散布被鼠疫杆菌感染的小田鼠的现场
（见附件十三）。
这些地方是在黑龙江省内，靠近内蒙古的边境。
其他正式的旅行是比较次要的。
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说明，像本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必然要遭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委员会的委员讲七种不同的语言，但为多数所运用和了解的是法文，因此法文被采用为工作语言。
凡用俄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时，立刻译成法文，在中国方面，许多中国科学家能说流利的英文或法文，使工作的进行有了许多的便利。
但在会议上他们都讲中文，立刻分别译成法文。
法文翻译者为杨士达博士及丁骥千先生，俄文翻译者为陈述医师，英文翻译者为严仁英博士。
在工作的后期吴恒兴博士在文字和语言上给了很宝贵的帮助。
本委员会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委员会中有一人能说与听懂中文，这特别在与证人接谈时有用，他并能阅读与写作中文，因此在阅读参考文献与审查证件时，亦较方便。
另一个委员兼通英俄两种语言。
在朝鲜的情形更为复杂，因为很少中国的科学家能听懂朝鲜语，但本委员会幸而获得了玉仁燮医师，一位杰出的语言家的帮助，他能够把朝鲜语很正确的译成法文、英文和中文。
还有其他朝中文的翻译员。
同时并另由朝鲜语文先译为中文后转译为一种欧洲语文，并由朝鲜语文直接译为俄文，作为平行的对照。
因时常校对笔记之故，可以见到在内容上很少有错误的可能。
最后，有些会议的进行并有录音记录，可供以后的参考。
由于以上的理由，本委员会认为它不致于因语言的困难而不能完全地理解中国及朝鲜专家和证人的意见。
下面签署的委员会委员的名字附有签署者的资历及专长的学问。
他们将各方面的经验在长时间的繁复广泛的讨论中汇集起来。
在全部事项中仅仅需要科学方法的知识和了解时，每人都有同等的供献；
当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专长的范围之内时，他们信任资历更好的委员们底批判和解释。
因此本报告是一件真正集体工作。
委员会的委员们曾亲自看见和听到许多事情，因此对于这些事他们负有人证的责任。
此外，委员会必须依靠朝鲜和中国的文件。
虽然毫无理由可以怀疑中国和朝鲜医务人员及其他科学家们的能力与诚实，但是委员会还是采取了一切的谨慎态度。
委员会在进行分析案件时未尝松懈过，而且在可能时还冒着最大的困难，直接深入与原来事实接触。
委员们都使他们自己警惕着，不受任何政治的，伦理的或感情的影响，因此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一种冷静的科学的客观的气氛中进行的。
委员会最后的信念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数百人证，这些都是它曾经接谈和询问过的。
他们的证辞是那么简明、一致、而又独立的，因此是无可置疑的。
在本报告的叙述里，显然不可能在每一句话里都写上它所依据的朝鲜的或中国的证据。
委员会的委员们亲自进行的试验、检查、询问等等，一般地都在主文里提到了。
在所有的案件中，其全部的详细资料都放在有关的文件和记录里面，这些参考附件都标示出来。
凡在文件中曾经提起的中国和朝鲜科学家们的详细资历都记录在最后的一个附件里（附件四十六）。
文件
当委员会的委员们最初集合的时候，他们所能得到的文件，是中国政府宣布过、而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设于布拉格的书记处在西方各国家中所散发的，或经由在各国的中国官方通讯社所散发的。
朝鲜保健省的第1个报告（SIA/1），是讲到
1952年01月份至02月份的事件。
这个报告所包含的材料，再度被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报告书中整理过。
这一报告书（SIA/4），增加了朝鲜发现鼠疫的资料，当然还有这批国际人士亲自询问人证的结果。
两个最详细的报告，是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03月间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的报告书。
这两个报告中之主要者，是该调查团朝鲜分团的报告，04月间在北京印出，全文由新华社发表（NCNA/85），其摘要见于SIA/13。
东北分团的报告，亦在北京印行，其摘要见于SIA/3。
这个报告，包含充分的昆虫资料。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同一内容的报告，并没有增添具有严格科学意义的新的东西，该报告在北京印出，SIA/8刊登全文。
与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合作的某些欧洲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以照片证实昆虫的鉴定，包括了朝鲜及东北方面的材料，见于SIA/2。
由四位中国科学家根据同一材料而写成的另一特别报告，见于SIA/12。
谁愿意研究早期报告的话，最好是按照上述的次序研究。
但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团员们在04月中旬返回欧洲的时候，有许多新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副本，已准备好给他们带回去，特别是十件重要的案件；
但是在当时尚未经充分分析。
因为这些案件材料的编号是○○○○一至○○○一○，我们称之为“四零案件”。
其余的材料，虽然法律的与个人的性质较为浓厚，但决不是没有科学的意义。
证人的证辞，有一些是关涉到已在他处述及的案件（如○○○○五），都收集于SIA/6与10。
美国战俘和间谍的供词，收集于SIA/7。
有许多文件是美国空军俘虏的详细供词（SIA/14，15，17，18），这些供词原文已有了照相本，由世界和平理事会05月间印出。
关于细菌战的各种报纸的剪摘已收集在SIA/5。
〔注〕用下列代号代替各文件来源，SIA布拉格文件；
NCNA新华通讯社；
ISCC中国供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文件；
ISCK朝鲜供给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种文件。
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有关材料
日本无疑的曾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实施过细菌战，在东亚对细菌战进行调查时，就没有办法不认定这个事实。
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因为有一位团员曾经是伯力法庭审判的一个首席专家，另外一个是在事情发生的期间供职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少数西方科学家之一。
在1944年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他自己的政府报告：
虽然在起初曾采取很怀疑的态度，但是当时中国军医署所搜集的材料似乎清楚地说明了日本人在几个地区内撒布了传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这样他们就能在原非疫区，但其条件适于传播的地方，引起相当数目的腺鼠疫病例。
如所周知，在通常的情况下，腺鼠疫只在某些局限性的地区内流行（例如福建省），在这些地区以外一般地是不蔓延的。
委员会的面前有一份从中国卫生部的档案中检出来的报告的原稿，其内容就是关于日本人于1941年在湖南常德人工造成鼠疫的事件（附件十一ISCC/1）。
这个文件在今天仍有相当的价值并且具有历史上的意义。
中国官方的记录举出被日本人这样攻击的县城有十一个，浙江有四个，河北与河南各有两个，山西，湖南和山东各有一个。
中国人认为在一九四○到一九四四期间遭受人工散布的鼠疫危害的人，约有七百人。
再则，下面提出的文件具有历史的价值。
据报，中国军医署当时曾将该文件十份分发给在重庆的大使馆，并且，根据1946年06月有名的默克（ME RCK）报告书，美国大规模的细菌战方法的研究也是在同一年，即是1941年开始的。
此事绝非偶合。
委员会很高兴在朝鲜的工作中，有机会和著述常德备忘录的杰出鼠疫专家会见，并听取他的陈述，指出国民党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终了时，纵然手边具有这些证据，却不加以追究（见附件十二）。
如众所周知，他的结论后来为伯力审判的被告供词所完全证实了。
“前日本军人被控制备并使用细菌战”案件之资料（莫斯科，一九五○）的发表，给全世界供给了关于日本细菌专家石井四郎（可惜他本人没有到案）指导下进行的实际工作的丰富材料。
确切无疑地，曾使用大量生产细菌技术，生产霍乱、伤寒和鼠疫等细菌浆液，一次以百公斤计。
也曾使用过相当简单的技术，来繁殖大量的鼠类和跳蚤，但实际上好像是只撒布了后者。
还有，不同的证人随时都能引经据典地说出日本人那一天曾到过其在中国的基地，检查曾经实施过的散布方法。
里面还揭露了许多关于秘密部队（如臭名昭著的“731”）和他们的实验室，实验性的制造厂，以及监狱的详细材料；
在这个监狱里爱国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被冷酷地当做了实验动物（第106页）。
（新华社注：
此为原“报告书”页码，下同。）
在工作进行中委员会曾有机会检查过几个残余的陶质的“炸弹”，这种“炸弹”，是在哈尔滨一个特设的工厂里给石井制造的。
这将在后面讲到。
看起来，日本军阀们始终没有放弃过想一般地以生物武器，而尤其借撒播昆虫的武器来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在他们撤出大连以前，他们有系统地从大学和各学系的图书馆的书刊里将一切有关细菌战的文献都撕掉了。
不应忘记，在1952年初开始指责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以前，报刊上就发表过消息，揭露石井四郎曾到南朝鲜去了两次，03月里他又去了一次。
是否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曾鼓励了他的活动，是否美军远东司令部正在沿用日本式的方法，这都是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所不能不思考的。
委员会分析事件的方法
由于细菌战的特殊性质，要对进行细菌战加以证明是很困难的。
例如完全的证据须有：
一架飞机被迫降落，其所装载的生物物体须是完好无损，航空员们随即承认他们的行为，等等。
很明显地，由于很多原因，这种情形是难以发生的。
因此就有必要想出一种方法，将许多事情联系起来，使之首尾连贯，彼此能够印证，而构成一个有证有据的案件。
所以，为了委员会的思考和工作，首先需要一种格式，能够成为在每一个专案事实的研究时的架子。
最简单的格式，在理想的情况下，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
（附图表）
自然，这样的一全套是很难碰到，甚至永远不会碰到。
但是，有一些案件很接近完整，因而足以做出决定。
这样就能够将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们的活动联系起来，并说明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效果。
委员会因此对那些具有说明性的事实，特别注意。
错综复杂的事实加以研究，整个的情况就清楚了（参看第232页）。
布拉格文件中有关昆虫学方面的资料
委员会在北京开始工作时，摆在他们面前的许多首要工作之一，就是有次序的研究布拉格文件所根据的科学资料，而这工作的开始第1步就是与中国科学院及别的机构的中国科学家们一同把他们所鉴定的昆虫学上的证据，列制成表。
委员会很快地就认识了中国科学家们的毫无疑问的高度才干（附件八）。
并且，他们具有广大的图书馆便利，包括不同机关间的迅速转借制度，和许多保存得非常有条理的昆虫标本。
唯一实际而仍不能克服的困难，就是虽已经过半世纪的工作，然而许多种昆虫的系统的分类，仍不完全明了。
因此对于新输入的昆虫不能全部确实断定它们果否如是而来，而委员会必须事实上满足于某些案件中某种种类的昆虫曾成群的出现，至少在当地记载上以往并未有过的地区。
美国飞机飞过后，送到中国专家经鉴定其科属分类而认为是典型代表性的反常的昆虫样品标本，已制成表（附件八）。
这包括九种双翅目的（六种蝇及三种蚊和摇蚊）一种属襀翅目的，一种属粘管目的，一种属微翅目的，三种直翅目以及二种蜘蛛纲。
连下面将提及的一种甲虫，共十八种。
在欧洲发布的文件中曾给人印象，是以为某些被发现的昆虫简直在亚洲大陆有关地区上，不但是种，而且连其属都从未见过；
但这点并未证实。
虽然如此，在三个案例中有很明显的在这方面的反常现象。
在所收集的许多虫群中，经过多次鉴定的Hylemyia属的黑蝇，已被确实证明与在中国东北常见的四个品种都不相同，并且和中国各地以往所记载的十五种都不相同。
可是这一属把全世界各个部分都计算在内，共有六○○种，而它们的所属地区情形迄今尚不能完全明白（附件八）。
与这相似的，是所获得的粪蝇（Helomyza modesta；
Meigen）是确实与中国以往所记载的这个属中唯一的品种也不相同（附件八）。
对摇蚊（Orthocladius），情况也是如此。
这种动物学和地理学上的差异，在考虑各项证据时，必须给予适当的重视。
无论如何，生态学方面的反常性比动物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更属特异。
姑勿论各个种别对当地是陌生或并不陌生，然而在一年的头三个月中，那时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地上尚有积雪，而竟发现大批的虫群，这确是十分奇特的。
委员会毫无疑问地可以证明这些虫群会为许多不同阶层的普通男女们所看见
（以及尽可能的很快的将其消灭）。
在已经提及的十八种别中，至少有十二种在出现的季节上显然是反常的。
换言之，其过早地大量出现，据有资格的昆虫学家们个人经验和所发表的文献，它们的出现比每年正常出现的时间早了六周到十四周。
平均提早九个星期——超过两个月（附件八）。
在这儿有几个有趣的问题发生了。
收集几万个与家蝇大小相同的蝇子是很容易想像的。
可是雪蚤或弹尾虫（Isotoma Iegishina；
Borner）是那么小
（只二毫米长），必须有巨大数目在密集的浓度下，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附件八）。
尽可能的密度估计的具体数字已列于表上（附件七）。
在SIA/12内，中国昆虫学家们中有一位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观察，某些出现在温度零下一○度（摄氏）的黑蝇（Hylemyia）中有大部分即将产卵，因此使它们的来源的神秘性更深了一层。
同样可惊异的是油葫芦（Gry llus testaceus）的事件，而在1951年，在北京适有一篇很完备的论文讲到它的生活史
（附件八）。
成千的这种成虫发现在03月里的东北辽东省的宽甸附近。
可是在这季节里，就是在气候比东北暖和的北京，这种昆虫也在卵生阶段，是绝不会有成虫出现的。
姑且承认说有关各种昆虫在冬天出现的个别和散见的例子，在昆虫学文献中是可以找到。
可是，这许多种别的昆虫同时出现，这现象，如果说是完全由于自然的原因，那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委员会肯定，去年冬天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气象情况是完全正常的（附件八）。
所以无怪乎中国人和朝鲜人把这些反常现象与美国飞机的飞过，尤其是与多次被人看见的美机掷下不爆炸的物体的事实相连系起来。
委员会与许多目睹这些现象的证人作了会谈
（附件二十二、二十五及二十八），并证实了他们的诚实和可靠。
我们将可以看到，许多普通的和极特别的容器已被发现了（参看第215页），并且经过一番研究。
可惜的是送到欧洲去的某些文件
（例如四零文件）中，对事前有飞机飞过这个紧要的说明被省略，可是委员会把这主要的一点弄清楚了（附件七）。
另一种论据，承认相当数目的昆虫种类的出现季节，确实是提早了；
但坚持说，即使这并不能归因于气候上的反常情况，但有某些自然因素发生作用，因而有规则地将所有现象都同样地提早了。
幸而试验这一点是很容易的。
只要将各种昆虫按照它们正常出现的次序加以排列，然后再将它们反常出现的次序依样画出曲线来就行了；
如果有一个自然的因素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两条曲线应该是平行的。
但看一看第一图（附件八）就足以明了这两条曲线并不是这样，反常出现的次序全是很偶然的，因而看出有一个人为因素的影响。
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在欧洲各国有一种假定，就是说，汽油弹的轰炸曾狂妄进行着，也许因而强烈地将部分土地灼热了。
这种影响可能会打乱了各种昆虫的正常生活循环，因此引起它们在比正常季节早数周或甚至早数月出现。
所以委员会很注意下面事实，即：
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发现了成批昆虫群，包括三十三次主要事件（其中几件列在附表里，附件七），但，无疑地东北这一个地区从来未被汽油弹轰炸过。
以上的全部意见适用于在SIA组及其同类文件中所讲的各种昆虫。
里面有几种用普通名称叙述的，例如“蚂蚁”和“马蝇”等等，中国的昆虫学家们都未能加以证实。
这可能是由于不是科学家的普通证人们所用的名称，引起了混淆。
后来，委员会研究了有关一种鞘翅目昆虫“甲虫”，即标本虫
（Ptinus）（附件二十七）的新证据，我们将在别处叙述它。
在这一个和其他关于带菌昆虫的案件里，附件中所搜罗的资料，足供研究传染病媒介与发生疫病的关系。
中国和朝鲜采取什么措施来控制昆虫的问题（参看附件四十二），以及随地收集的正常昆虫标本是否带有病原体的问题，（附件四、五）也都与此有关。
有关被散布昆虫的医学注释
读者在后面各段中将遇到一些节足动物的名辞，不是专家可能不熟习。
下文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些名辞作一些解释，次序是与附件相符的。
一种常被散播的昆虫是黑蝇（Anthomyiid Fly，，Hylemyia sp.），这一属的蝇子特别在北美洲是常见的。
这一类蝇子总共有五百多种，其中有些生活在人的住所中。
因为它们在人类粪便中繁殖，因而他们就自然地成为传播肠疾的重要媒介。
有许多种在土里以蛹的形式过冬，一般说来他们是不会在05月以前大量出现的。
在自然条件下，这种蝇子能被各种危害植物的病原菌所感染（参阅下面第204页及附件十甲）。
粪蝇（Helomyza Sp.-Family Helomyzidae）是经常麇集在粪堆上的昆虫，这类蝇包括数十种，其中大多数是依据人的、蝙蝠的、小哺乳动物及飞禽的排泄物生存。
不仅在幼虫阶段，成虫也是如此。
有些生活在人的住所内，它们污染食品并且成为由病原菌所引起的人类疾病的机械媒介物。
家蝇（Musca domestica）和它的南方种Muscavicina生活在人的周围，公认为是人类疾病的媒介。
它所能携带的病原体已知有六十多种。
大家蝇（Muscina stabulans）也被认为是生活在人的周围的昆虫，人的疾病的媒介。
以上俱属于Diptera。
而襀翅目（Plecoptera）在报告中以一种Nemoura属为代表，即石蝇的一种。
这些昆虫在流水的溪涧和小河中繁殖。
幼虫以水生微小生物为食。
成虫不喜欢远离开它们生长的地方，它们可以通过水和植物与人发生接触。
尾跳虫目Collembola是无翅的下等昆虫，以Isotoma属来代表。
它们生长在腐烂的植物、富于有机质土壤的湿地和蔬菜的根里。
有些种类在水面上生长。
人蚤Pulex irritans已证明在自然条件下可能引起鼠疫的严重的突发（Blanc et Baltlhazar）。
在下文可见到这个媒介恰已被利用于细菌战中。
标本虫Ptinus fur所属的类属，包括三十五到四十种，其大部分的生活方式是相似的。
其中有些生活在人的周围。
在这里所被利用的类属，在人的住所、仓库、牲畜圈、粮仓、磨房、图书馆及生产场所最常见到。
它们吃去皮的谷粒、谷类、棉花子、干面包、面粉、干草、皮毛、皮革、地毡。
它们在其食品上产卵。
它们的蜕变过程需时三到四个月，因而一年之内至少可以生三代。
成虫寿命可达五年。
此虫在欧洲、亚洲及北美洲都可见到，分布很广。
曾从这种虫分离出毒性强烈的炭疽杆菌（附件二十七、二十八）。
蜘蛛在这里是以狼蛛科的二齿狼蛛属及三齿狼蛛属为代表。
它们都是食肉类，无论是蚊蝇、蚁及其他种昆虫都吃。
而这些昆虫又可能是人类疾病的媒介。
当三齿狼蛛袭击人时，一般我们所见到的疾病现象不但是由于带毒刺伤而起，而也是由于与刺伤同时所发生的感染而来的。
病原菌亦能随三齿狼蛛的排泄物而散播。
这些蜘蛛的寿命可达数年之久，成年二齿狼蛛可在无食物的情况下生存二年，在无水的情况下生存数月。
三齿狼蛛能忍受轻度的冰冻。
在科学文献中可以看到关于昆虫及蜘蛛类人工培养的叙述。
这方面的材料中最完整的说明，可在美国昆虫学家的集体著作“无脊髓动物的培养”里找到（纽约1937年出版）。
因此，根据上面的意见，大家可以看出，某些散布下来的昆虫是公认的疾病媒介，但是亦有未经教科书列为疾病媒介的。
在这些种类中，有的如像黑蝇Hylemyia sp.和粪蝇Helomyza sp.经常亦进入人类的居室，此外一些如黑跳虫Isotoma sp.等，则与人类接触很少。
因此初步看来，这些节足动物似乎对于传播人类疾病，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媒介物的“特定性”不仅有很大的伸缩性，而且媒介物与寄生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还存留某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
例如人与鸡虱Dermanyssus gallinae的关系，仅能在严格特定的条件下发生。
直到1944年，大家还不知道这种体外寄生物传播和保存脑炎病毒的重要作用。
在此时期以前，大家对于蓄意用鸡虱来引起流行脑炎势将认做是荒诞不经的。
至于与人有密切接触的虫类，就一定比野生种类更适宜于做有效的媒介的看法，这可不能一概而论作为定律。
在许多例子中间，我们可以举出Aedesscapularis类和Haemagogus spegazzinii类的蚊子为例，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两种蚊类能传播黄热病。
第1种蚊子是极爱生活在人类居室中的，它们通常生活在森林附近的房屋内。
可是第2种绝对不入人居室。
与人共处的种类对于传播黄热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倒是野生种类是大家公认的黄热病媒介物。
我们举黑跳虫Isotoma为例，可以对这问题做出许多假定，但不可忘记这仅是一种推想，因为我们完全不知有无关于它们的试验：
（一）黑跳虫→感染下等哺乳动物→外部寄生物（蚤类，疥癣虫等）→感染人类。
（二）黑跳虫→污染食物或水→感染人类。
（三）黑跳虫体内病原体繁殖→黑跳虫先天病→感染下等哺乳动物→感染体外寄生物→感染人类。
（四）黑跳虫→感染植物。
另有几种假设也是说得通的。
类似的假设也可以应用于石蝇，Nemoura属，但这里也许有旁的可能性，目前还难于想像。
至于半家生的苍蝇等，不难认识它们的媒介作用，尤其在实验室的人工条件下，感染的百分率可以增加，同时还能激发病原体的毒力。
这里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
同一种类的可以在某一地区是半野生，而在另一地区则生活在人家里。
举例来说，一种Kerteszia属的疟蚊在南美南纬二十四度北，没有生活在人家的习惯，亦没有传播疟疾的作用。
可是在南纬二十四度以南，它们变为家生昆虫，并对疟疾的传播发生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必须经过相当长久的研究，才能确定节足动物作为寄生虫病和细菌疾病媒介的作用。
如疟蚊之于疟疾，跳蚤之于鼠疫，虱子和壁虱之于立克次体等。
关于节足动物传播疾病的作用，乃是必须继续研究的问题。
利用罕见的媒介物，其用意正是希望别人对于不常见种类，还不曾有控制方法。
谈到细菌战争的方法，可以看出，用人工方法建立新的生物学的相互关系是可能的。
虽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艰苦的研究，但还是有成功的机会。
植物病理学的资料
以前的文件中曾数度提起了美国飞机投下植物体的事件。
根据目击者报告，这些植物体的包裹常在一○○○呎上空破裂，并散下叶子或植物的其他部分，撒布在很广泛的地面上。
这样的事件于03月20日发生在朝鲜的定州（文件NCNA/85的第9页；
文件SIA/13的第4页），并发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十多个地方，其中有一例，这类物体落下时，曾为一个英国的战地新闻记者亲自见到了（文件SIA/6第2页）。
委员会的委员们曾与国际知名的中国植物病理学家和植物学家，讨论过有关这些植物及真菌的鉴定题（附件十甲）。
已经肯定地证明了的，是大豆秆和豆荚感染紫斑病菌（Cercospora Sojina Hara即CercosporinaKikuchii，Matsumoto ＆ Tomoyasu）的事。
这种真菌是一种植物寄生物，在朝鲜和中国有过报告，它能使大豆作物受到严重的侵害和损失。
正如这里所讨论过的其他案件一样，这种病原体侵入植物的组织里面，表明它不仅是表面而且内部也都受到侵染。
在投掷的碎叶片中，有的是感染了植物炭疽病
（Glomerella sp.其无性时代为Colletotrichum）。
这种病菌的寄主范围很广，在接种实验中证明它侵害苹果、梨和棉花。
普通棉炭疽病（Glomerella gossypii
（South）Edg.）只侵害棉花及其同类的植物。
而苹果的苦腐病菌（Glomerella cingulata（Stone-man）S.＆S. ）虽然可侵害三十种以上的植物，但并不侵害棉花。
这二种真菌在中国都有报告。
然而现在所找得的真菌在形态上是与这二种病菌不同，并且有较广的寄主范围。
第3个散布植物病害的例证是发生在最近的07月中辽东省南边的岫岩县附近，那时委员会已开始了它的工作，所发现的桃树叶子（并非这种真菌的自然寄主）染有一种叫Macrophoma kuwatsukaiHara的病菌，这种病菌能使苹果及梨腐烂（轮纹病斑）以及在枝干上发生溃疡和凋萎。
经实验证明其侵染力是极强的。
在上述三个例证中，都有当时看到成包植物体落下的人证。
还有一件委员会所注意的关于使用植物病害战的事实，是在美机经常侵入安东地区附近的孙家堡子村，在许多次空袭中的一次，发现有散布的玉米粒。
这些玉米粒中间，有一部分经证明是侵染了一种黑粉病菌（Thecaphora）。
这种真菌和欧洲、美洲所发现豆科植物黑粉病菌（Thecaphora deformans）相近似。
这种真菌在中国从来没有报告过。
虽然投掷的叶片有时是破碎的，但是其中只有一例（植物炭疽案件）叶片不能鉴定其学名。
如第1例的材料经鉴定是大豆（Glycine max），第3例是桃叶（Prunus Persica），第4例是玉米（Ze-amays）。
在其他事件里投掷的树叶大多是橡树
（Quercus spp.）和高粱（Sorghum vulgare）。
其中两件具有特殊意义（附件十）。
一件是投掷在北朝鲜大德山地方的一些叶子，并已经鉴定为落叶橡树
（Quereus aliena Bl， var. rubripes， Nakai）的叶子；
这种树的分布仅限于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南的地区。
另一事件是05月03日在中国东北海龙县投掷的另一些叶子，已经鉴定为（Lindera glauca Bl.）的叶子；
这一种树只生长在南朝鲜，不分布在中国东北的。
要附带提到的是和传播人类疾病一样，昆虫可能用来作为传播植物病害的媒介物的问题。
例如，黑蝇（Hylemyia spp.）（参看前第201页及附件十）是携带梨及苹果树的火疫病（Erwinia amy-rovora）、玉米的萎凋病（Phytomonas stewartii）、及蔬菜的软腐病（Erwinia carotovora）三种细菌性病害和另一种真菌病害即白菜黑脚病（Phomalingam）的媒介。
此外大家蝇（Muscina stabulans）
（参看前第201页及附件十）也能携带梨及苹果树的火疫病。
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
中国植物病理学家曾自撒布的昆虫（及叶子）中分离出多种细菌。
这些细菌正在研究中。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撒布植物病害已经成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的生物战的一部分。
朝鲜的事件（鼠疫）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的古典式的方法，系用容器或用喷撒的方法，投掷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
自从1952年初以来，在朝鲜北部的许多互不衔接的地点，发生了鼠疫，总是和成群的跳蚤的突然出现，以及美国飞机事先飞过相关联的。
在文件SIA/1里报告过的七次事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02月11日。
其中有六次发现跳蚤都带有鼠疫杆菌。
文件SIA/4又说，美机在02月18日，于安州邻近投撒跳蚤，这些跳蚤已经细菌学检验证明有鼠疫杆菌，25日在发南里地区发生了鼠疫流行病；
那个村子的六百人口当中，有五十个染病，三十六人死亡（附件七）。
根据委员会所能得到的最好资料，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朝鲜不曾有过鼠疫。
距离最近的发生过流行病的中心，是在四百五十公里以外的中国的东北，或是在南方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福建。
再则，在这个气候之中02月要比鼠疫正常的发生季节至少早三个月。
最重要的是发现的跳蚤不是在自然状态中能带鼠疫杆菌的鼠蚤，而是人蚤（Pulex irritans）。
我们从中国方面的鉴定（附件十二）和从其他材料
（附件十九）里，知道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所用过的，也就是这种人蚤。
委员会在朝鲜时，被邀请研究两个专案（附件十八及二十）。
第1、在03月末，江西郡的一个农民，在一架美国飞机于夜间在他的村子上空盘旋后的次日早晨，发现露天的一公尺高的水缸里的水面上浮有许多跳蚤。
他大概被同次投放的其他跳蚤咬过，因为他在几天之后死于腺鼠疫，其诊断已经由朝鲜及中国的科学家用病理学和细菌学的检验充分证实了。
这些跳蚤也已经证明带有鼠疫杆菌。
委员会的委员们曾检查了由上述专家自该病人体内分离出来的细菌培养，深信这确实是鼠疫杆菌。
他们并检查了病理标本及组织切片。
该地的及时的卫生措施，阻止了再发生其他病例。
第2个研究的专案，是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个中尉在淮阳附近一个荒山山坡上，发现了一群很密集的跳蚤。
其分布的地带，指示出他们是从一个慢慢向北东北方向落下的容器投放出来的，但未找到任何容器的痕迹。
跳蚤是这样地密集，地面和他们的裤子都变黑了，他们对此颇为惊异——委员会后来亲自询问过这两个青年。
他们回到营房，带了援助的人，用石油和松枝点火消灭了这些跳蚤。
在这案件中，这些军人用各种方法保护他们自己（附件二十一），并且他们迅速进行扑灭工作，在大批跳蚤能达到人行道以前，就已经被消灭了。
朝鲜及中国检验队进行的细菌学的检验，证实这些跳蚤带有鼠疫杆菌，这些跳蚤是人蚤。
必须着重指出：
这些跳蚤，是寄生在人身上的。
根据这个昆虫的生态学而言，在房屋外面它们不可能大量出现。
那么在距离人类居所相当远的荒地上，一次就发现了成万数目的人蚤，将如何解释呢？
这决不是自然条件集合来的。
在邻近驻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当天清早四点钟曾听到飞机在当地上空盘旋过，这飞机与人蚤的发现是更有关联的。
分析由人蚤传染的鼠疫的流行病学的整个过程，发见缺少了几个正常的环节。
正常的情形，是鼠疫先在鼠群中流行，然后再发生于人类；
人蚤由病人身上得到传染后，然后才能传给其他的人。
由于这些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委员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下这一结论，即：
美国空军在朝鲜应用了和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用以撒布鼠疫很相似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
在平壤讨论这些专案时，委员会曾获得一位优秀的中国鼠疫专家的协助，他就是1941年报告的作者（附件十一）。
他提出证据，说他曾经敦促国民党政府向全世界公布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但是没有成功，他认为这是部分地由于美国阻拦的结果（附件十二）。
他又提起大家注意现在用在朝鲜的鼠疫杆菌菌株具有强烈毒性。
投放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当然不是希图引起鼠疫流行的唯一方法，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应用，现在我们将看到其他方法是确实已经被使用了。
甘南事件
请委员会仔细研究的另一件案例，是关于突然发现一批感染而患有鼠疫病的小田鼠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前后情况衔接得比较完全些。
1952年04月05日早晨，甘南县治四个村子的村民，醒来发现他们周围有大量似鼠的动物（附件十三）。
甘南县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西部，与内蒙古相毗邻。
前一夜，有许多村民曾听到一架飞机在上空飞过，中国防空瞭望队所供给的情报，说该机在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越过鸭绿江，约于十一时三十分飞到甘南地区上空，随后又循原线飞回，似已完成其任务（附件十三）。
中国防空瞭望队认明它是F/82双机身夜间战斗机。
翌晨，村民在他们房屋和庭院里、在屋顶上、甚至在他们的炕上，发现许多将死或已死的小田鼠，有许多则撒布于村屯周围。
在面积约5×15公里的居民地区内及其附近，共捕灭717只（附件十三）。
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在这个地区，这种小啮齿动物，通常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数目。
出现的地点也是反常的，因为小田鼠不是常到人类居住区来的动物。
所发现的鼠类，在地区性上也似乎是异常的，因为当地居民未曾看见过。
它可以鉴定为小田鼠
（Microtus）属，其形态与Microtus（Stenocranius）gregalis， gregalis种相似。
以前德田氏（1941）曾由中国东北位于甘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报告过有这一种鼠类，其他学者从更西的地点亦有过报告。
进一步的分类研究仍由中国科学家继续进行中（附件十五、十六）。
再则，这一属鼠类，是不包括在中国东北鼠疫地方病区的普通携带鼠疫杆菌的三种鼠类之中的（附件十三）。
根据能够得到的记载，甘南地区从来没有过任何型的鼠疫，并且有很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些小田鼠很不可能是从最近的鼠疫地方病区迁移来的，因为距离很远，障碍也多（附件十四）。
此外，在季节上，至少比鼠疫地方病区啮齿动物中发现鼠疫的通常时期早了一个月（附件十三）。
可以用作细菌学试验的田鼠虽只保存了一只，但从这个标本得到的带有强烈毒性的鼠疫杆菌的证据，加上上述证人的证明，就毫无错误地指出这一群动物是感染鼠疫的。
委员会中有资格进行实验的委员们，曾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细菌学实验室里，与中国科学家们合作，亲自举行实验，做给委员会全体委员看，证实中国专家所得的证据（附件十三、十四）。
在这一连串的证据中所缺少的主要环节，是没有发现任何种容器或“炸弹”。
但是，在1952年01月的一份日本杂志“星期每日”中，曾介绍过一种带有降落伞的硬纸制成的容器，在投掷其装载的病鼠之后，即自动焚毁而不留痕迹（附件十七）；
所以，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不足以推翻上述的许多证据。
日本出版的另一个报刊（兴亚新闻1952年08月）曾披露日本有一个大量繁殖鼠类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石井四郎过去的助手小川主管（附件四十一）。
唯一要补充的，是委员会在沈阳曾听取十个农民的作证，而且一个一个地访问了他们的家庭。
同时也听取了在事件发生后负责当地卫生措施的防疫专家的作证，听取了进行调查并分离出鼠疫杆菌来的细菌学专家的作证，听取了负责研究啮齿动物的动物学专家的作证。
委员会认为当地居民这次之所以能避免鼠疫之危害，应归功于最初发现异常的啮齿动物后立即实施的预防措施，并归功于在当天中午就迅速将全部猫、狗消灭。
在采取的预防措施中，有一非常有效的消灭居屋中跳蚤的方法，就是将屋中家具移出，在地上和炕上铺上一层干草，然后将草烧起来。
这方法在中国东北普遍采用。
因为这些理由，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就不能将病原体传染于人。
所以，委员会的意见是：
毫无疑问的，这一大批患有鼠疫的小田鼠，是1952年04月04日至05日夜间村民所听到的飞机在甘南地区投下的。
这架飞机系美国F/82型双机身夜航战斗机。
宽甸事件
有一个案例，是黑蝇和蜘蛛同时反常地出现；
委员会对此已详细研究（附件二十二）。
在1952年03月12日，辽东省东南部靠近鸭绿江边的宽甸县的居民，于午后约半小时，看见八架美国F/86式战斗机飞过该县城上空。
他们对美机的识别已无困难，因为美机侵入该县上空已是极普通而且几乎每天都发生的。
中国防空瞭望队证实那些飞机是F/86式战斗机，并且测绘出该飞机的航程。
有一人很清楚地看见其中有一架掷下一个光亮的圆筒状物体。
该物体似落于东门外，该地居民，包括学生，立即组织起来，往该地区搜寻，找到许多黑蝇
（Hylemyia sp.）和蜘蛛（Tarentula sp.）。
这事发生九天之后，学生中有一人碰巧在该物体落下时所造成的浅坑里面及其附近，发现一个容器的许多碎片（附件二十二、二十三）。
地点是一个沙洲上的苞米地，而包围该沙洲的河床在当时（冬天）是干涸的。
最大的“弹”片是金属的，但最多的碎片是一种薄而带小孔的石灰质的，其性质并不是立刻弄得清楚的。
后来已检定了，这将另行讨论
（见第219页）。
次日，即有两位在四天前曾往该地附近搜查过的很有资历的昆虫学专家至当地视察，他们收集了更多的蝇子，并用热水溶化积雪，很仔细地把容器的碎片尽可能收集了许多。
在垄沟中有积雪，可以说明为什么昆虫（在低温环境中行动迟钝）落下已有周余而仍逗留在落下附近地区。
也可以说明大量的禽类羽毛同时投下的也同样留在同一地方。
这种昆虫和蜘蛛在这种季节出现是反常的（见上文第199页），而且，从昆虫的品种来说，也有地域上的异常（见上文第198页）。
中国人进行了合乎标准的细菌学检验，证明了昆虫、蜘蛛和羽毛都带有致病的炭疽杆菌（Bacillusanthracis）（附件二十二）。
这种细菌在节足动物的身上或体内发现，应认为是十分不平常的现象。
虽然这种细菌在禽类羽毛上发现并非十分特别，但是中国科学家把从中国北部及东北随便收集的羽毛标本进行细菌检查，却没有查得该种细菌（附件六）。
虽然这些羽毛也许只是用来包装昆虫以保证其安全降落，但必须记住，在别的事件中，带有炭疽的羽毛，曾被单独投掷过。
美机这次投掷的结果，在该县及其附近，未引起炭疽病发生。
从以上的事实看来，委员会没有旁的选择，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即：
在03月12日，至少有一架美国飞机，用至少一个特制的容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辽东省的这个小城附近，掷下带有炭疽杆菌的昆虫和蜘蛛。
辽东辽西事件（呼吸道炭疽病）
委员会曾详尽地研究了美国飞机从鸭绿江彼岸飞来并飞回彼处而被目睹投下各种物体（附件二十七）的许多案例。
当地目击者立刻去搜索投下的物件，虽然在估计投下的地点没有找到容器，但却发现了其他的东西：
主要地是找到了许多甲虫——标本虫（Ptinus fur）（平常是粮仓及其他干货仓的害虫），或找到了许多禽类的羽毛。
在若干案例中，大量的家蝇（Musca vicina）出乎意料的出现，正如我们熟知的，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
按季节说，甲虫的出现并非反常，但大量的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眼光看来，是非常特殊的。
中国细菌学家检验标本虫、羽毛、家蝇，找出它们都是带有炭疽杆菌的。
虽然物体不同，但从它们分离出来的菌株，在发酵试验中都具有相同的反应，这是一个异常的与可疑的情况。
委员会曾详细询问了二十四个人证，其中有些人曾亲眼看见物体从飞机上落下。
中国防空瞭望队对所有案例，都有记录（附件二十七），这些记录指出侵入的飞机大都是F/86型战斗机，只有一次例外，系一架B/26型轰炸机。
有一次，有好几个人看见投一个像大号红色暖水瓶样的物体，在约距地面三十呎时“扑”的一声，在空中爆炸，放出一种像燃烧兽皮兽角那样的难闻气味。
另一次，一有价值的证词，说在估计物体下落的地点找不到任何容器，但说在该地点落下了大量的羽毛，这些羽毛由该地点被风缓缓吹散，形成一个三角形，缓缓地向前伸展和扩张。
在这场合，关于容器的描述，使人立即联想起在宽甸的自动毁灭的蛋壳形的弹（附件二十二及第219页）。
辽东和辽西两省的许多地区有关飞机、容器、出现生物体和细菌学检验的证据，因对呼吸道炭疽和出血性炭疽脑膜炎病人死亡材料进行具体的并仔细分析的研究，而更为丰富了（附件二十七）。
有五个病例经过了研究：
一个铁路工人，一个三轮车夫，一个主妇，一个教员，一个农民。
这五个人所害的病，病程都很短促，病理学家在尸体检验和组织学检验中所得的结果也都相同。
委员会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人在职业上与炭疽有联系。
造成两例死亡的因素显然是标本虫，而另两例死亡的因素是蝇子和羽毛。
委员会十分满意中国科学家们所下的诊断和他们所指示的证据。
还有，询问证人又获得了
（附件二十八）在文件中所遗漏的材料（附件二十七），即：
在这五个受害人中，有四个在参加群众捕捉昆虫和收集羽毛时，没有采用大多数人所采用的公认的防疫方法，没有用口罩保护呼吸道，没带手套，捉拿昆虫时没有用镊子。
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标本虫很适于经过这路径散布炭疽，因为在它的鞘翅上有许多脆的角质的刺易被吸入体内。
这件事实在文件里被忽视了。
不要以为由染有炭疽病物体所引起的死亡，只有这几人。
这五个具有精确的病理学分析的病例，是作为例证而举出的。
以前在这个地区，这种病是十分稀少的，只有清楚知道此点，对这五个病例才能全盘了解。
统计的证据（附件二十七、二十八），指明在中国东北不但典型的皮肤的或脓胞性的炭疽病在近年非常稀少，而且呼吸系统炭疽病诱致出血性脑膜炎是完全没有过的。
文献中曾有主张用炭疽杆菌于细菌战的，这是人所熟知。
虽然在自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稀有的，因此，自然发生的流行不容易产生；
但是，这种杆菌有广泛的宿主范围，高度的感染性（如果有毒），对环境条件的高度抗力等等“有利”条件，所以，能使一地区长期受其毒害。
而且，还要指出，当通过呼吸道发生感染时，潜藏性很强。
这里所提到的受害者直到他们突然昏倒以前，全都还是比较正常的，及至昏倒后，在二十四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便告死亡。
经由呼吸路径的炭疽感染，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联系起来看，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1946年及1947年发表的狄特里克细菌武器工厂的研究结果（附件二十七、三十五），说能够在人造培养基上培养出新的炭疽杆菌，它不只具有异常高度的毒性，而且能特别适于经由呼吸路径传染。
委员会根据提出的证据和委员会代表们自己向许多证人——包括医学界人士和普通人士——所作的深入的长久的问话，不得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在中国两个省份的许多地方，曾有带着炭疽杆菌的各种生物体投掷下来，引起了许多人感染了当地以往尚未有过的肺炭疽病及由其诱致的出血性脑膜炎，因而致死。
不能怀疑的目睹者的证辞说，投掷这些带有病菌的物体的是美国飞机。
大同事件（霍乱）
朝鲜保健相请委员会详细研究的事件之一，是由于霍乱而引起死亡的案件。
这些案件可以作为自1952年02月以来在乡村地区所发生的这类事件的例证（附件二十九）。
05月16日，有人听见美国飞机一架，盘旋一小时以上，好像它的驾驶员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第2天清晨，一个农村妇女在山坡上拾草的时候，发现一些稻草包，里面包着一种蛤蜊。
她拾了一些蛤蜊回到家里，和她的丈夫生吃了一顿；
当天晚上两人突然发病，第2天晚上两人都死亡。
医学的证据，指出死因是霍乱（附件二十九）。
民兵在山坡上找到许多包蛤蜊，由朝鲜和中国专家们进行细菌学检验，证明所有的蛤蜊都严重地感染了霍乱弧菌（附件二十九）。
越仔细检查，越看出全部事实发生经过是不平常。
首先，这样带有细菌的海洋软体动物出现在乡村中间的山上，只能认为是极不自然的现象。
而且，从流行病学来看，病人的死亡，也是极不正常。
所提出来的证据，使委员会深信：
在朝鲜，霍乱从来就不是地方流行病；
因为在过去四十年中，虽然曾经发生过几次，但都能够追溯到一个入境的港口。
可是这次出事现场，却是一个纯粹乡村的地点。
而且，在这一世纪里，霍乱于05月间在朝鲜发生的事，只有过一例；
很少有在08月以前出现的。
再则，发现的蛤蜊也有几个特点。
在朝鲜，出卖的蛤蜊，通常不是用稻草包的，它的出现的季节，也比平常早一个月（事实上，自从战争发生以来，它们就从未上过市）；
假如有人不嫌麻烦，把这些小包放在山坡上各处，那么就难于解释为什么有许多蛤蜊的石灰质的厚壳竟会摔破了。
当察看蛤蜊出现地点的性质时，事情的前前后后就明白了。
找到蛤蜊的地方，距离山顶上的抽水站约四百公尺，距离一系列的蓄水池或泉水池约一千公尺。
这里的水，由抽水站分送到沿海的几个屯和港口城市，一部分是供给饮用的。
在发现蛤蜊的前一天，在抽水站旁边的滤水厂，被美国飞机用小型的炸弹准确地炸毁了，而抽水机本身却没有毁坏。
委员会亲自询问当地的居民，他们的证辞（附件三十），说明在第2次空袭时，即蛤蜊出现的那一夜，是黑暗而且有风的。
所有这些事实，明显地显示出这是经过缜密计划存心企图污染饮用的蓄水池中的水。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并没有达到，是因为投掷蛤蜊那天夜里的气候条件，使驾驶员不能找到这些蓄水池。
在那天夜里，这些蓄水池的水面不能像镜子那样的光亮。
虽然如此，可能还有人觉得奇怪，怎么一种海洋的或者至少是海口的双壳类软体动物，会被认为适宜于投入淡水来使水源染上细菌。
可是，极堪注意的证明（附件三十、三十一）不但提醒了委员会，霍乱弧菌是一种嗜盐的有机体，并且告诉委员会，日本有一些研究文献说海洋的双壳类软体动物是很适于这种细菌生长的培养基，这就使得要知道这一类的细菌战争的计划如何进行的最后的一个环节也清楚了。
蛤蜊在不等渗的淡水中缓慢地死亡，在此期间，这种软体动物可以成为霍乱弧菌的天然培养器。
已死之后，所放出的霍乱弧菌，在淡水中可以生存三十天（附件三十一）。
因此委员会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
美国空军根据事先定好的一个缜密的计划，首先破坏大同的滤水厂而不损毁抽水机，然后企图用霍乱弧菌污染饮用的蓄水池。
这一对年青的夫妇，由于战争的蹂躏而致穷困，因而不慎吃了这些意图用为散菌媒介的蛤蜊，以致死亡。
这一案件，应该在本报告书其他地方所讲到的以蝇类作为人为的霍乱细菌携带者的证据（在另处叙述，见附件四、五、六）联系起来研究。
容器或“炸弹”的种类
现在已到了该注意容器或“炸弹”——假使这个名称是适用于带有少量爆炸物或不带爆炸物的军器——的时候了。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特别在沈阳与平壤附近，委员会有机会从容研究各种从空中带下生物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容器。
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此能证实布拉格文件中的许多陈述，并且详实研究比布拉格所已讲到的更新的更精细的方法。
但委员会的工作并未因而比较容易，因为这些新的方法，包括着“自己消毁的容器”，这就是说，这些容器或者是能够自己爆裂成小块，细小得不会被发现，或者是这些容器在把东西投下之后自己燃烧而消失；
关于此点，不久就看得更清楚。
此外，在布拉格文件中，甚至在委员会所收集的证辞中，也免不了有一些搞不清楚之处，因为甚至在场亲见容器投下的证人，也不一定就找到容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很自然地并不十分知道他们找什么，部分的原因是即使找到，他们的叙述也不那么详细。
被俘的美国空军军官的供词，可惜也没有将这种地方搞清楚。
他们的职位是驾驶员和领航员，对于这些炸弹和容器，不能得到准确和详细的知识。
必须记住，在驾驶员听讲的一次讲演中（Quinn / Ashfork；
看底下第226页与附件三十八）很明白地说，“我们的炸弹还在实验时期，并且有好几种。”
所以，这一段话的内容，必须在适当的保留之下加以接受。
容器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使用方法，这大概是为着适合于不同目的。
此外，传布病疫的昆虫等物也可直接投散于目标地域。
为了方便起见，可先从研究完全不用容器的喷雾法开始，而以研究自己消毁的容器结束。
在这两者中间，则有带降落伞的或不带降落伞的不太特殊的容器。
（一）喷雾法：
在NCNA/85.第4页（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朝鲜分团调查报告书）说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人，在02月11日，于铁原看见美机在三百公尺的空中喷射昆虫。
因为美机飞过之后在雪地上发现大量的昆虫分布于十公里长五公里宽的长方形地区，由这一事实只能作此判断。
四个美空军俘虏，在五个分开的演讲中都听说能用而且会用喷雾法来进行细菌战。
其中有一个俘虏在其声明中画有装在飞机内的喷雾器的图样（O’Neal，ISCK/4，附件三十九）；
另一个俘虏的声明中（Kniss ISCK/5，附件四十）则说他听说喷雾法将在06月开始使用。
但奥尼尔相信喷雾法至少在02月18日就开始应用了。
所以，这位中国志愿军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至于喷雾法所散布的昆虫的种类，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脆小的昆虫如蚊子等是不适宜于用这种方法投掷的，但是在其他的讨论中（附件十二）指出，跳蚤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喷撒的。
当然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喷撒细菌、病毒和毒素。
（二）不爆炸的物体及纸包：
几件布拉格文件中曾提到各种颜色的纸包被发现，从这些纸包爬出昆虫。
02月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铁原看见三架美机投下这种不爆炸的物体，寻找后发现是圆柱形黄色纸包，二十米厘高十米厘直径（SIA/1，P.6；
SIA/4，P.5）。
在附近别处找到了长方形灰色的纸包，10×10×3糎，其中也有昆虫。
03月04日有美机在平壤投下白色纸包（NCNA/85P.8）。
03月10日在昌道投下棕色纸包（NCNA/85P.6）。
被俘的美国空军战俘听的两次演讲中（Enoch/Wilson及Quinn/Ashfork见下第225页），也曾讲到用纸包装着带菌的昆虫。
由此可见，硬体的昆虫，是可以用纸包包后在低空投下，大概有些空纸包是从金属传单容器或
“炸弹”爆炸后或者在空中开放后所掉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些传单炸弹。
（三）空中爆炸的各种定时信管的传单炸弹：
这种容器，是发表过的朝鲜和中国有关细菌战的文件中讲得最多的一种，朝中两国当局所收集的容器中最普遍的一种。
委员会的委员们看到许多这种容器。
这种炸弹的大小和形状大约与平常美国的五百磅HE炸弹相同，但其体重大概只有一百五十磅左右，因此能够用手托着装上飞机（附件四十一）。
它带有一个圆柱形的顶端，顶端中有定时信管。
顶端为一小空格，其下则为圆柱形的炸弹体，被三块钢板隔成四格。
整个炸弹可以从纵的方向平分为二而裂开，这样，在装在铰链上的一半弹壳，能够在任何预定的时候摆开，把装在弹内的东西投下来。
在最低的一格的下面，弹形又狭窄起来，成一圆锥形的空格，其外边装着四个弹翼，而在弹的底部有一孔，如炸弹装置降落伞，则降落伞可以从此孔跑出来。
在已发表讲到这种炸弹的几个文件中
（NCNA/85，SIA/13，ISCC/4 etc. ），炸弹的大小，讲得有些不同，但委员会所看见的，以及美国空军俘虏所叙述的，这炸弹大概有一．四公尺长，直径四○厘米，弹壳是三毫米之钢片制成，内分四格，容量为七二公升。
定时信管约七．六厘米长。
弹壳外面写着“传单炸弹——五百磅—M105LOT—U.S.Time（Fuse）—Empty”，依照空军俘虏的叙述（附件三十七、四十）。
弹门大约在离地三十公尺高就张开，将装在弹内的东西散布在一○○公尺直径的地区内。
一个最典型的目睹者的报告（NCNA/85，SIA/13），是在03月26日，有一个军医，在宁远看见一架美机在上空盘旋，然后俯冲下来，投弹二枚。
这二枚炸弹着地时，都炸开成两半，造成昆虫密集地带约二○○公尺长一○○公尺宽，最高密度约每平方公尺一百多只昆虫，以弹坑（约五寸深）内为最密（NCNA/85P.5）。
本委员会有机会亲自询问许多证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
这些人证在辽东省长白县找到了三个这种传单炸弹，是在03月27日及31日由飞机空投下来的，周围有昆虫密集。
在平壤时，委员会又检查了收集到的这种容器，现将其列成详细表格如下（附件二十六）：
（附图表）
只有一点要增加的，即：
向委员会作证的四个美国空军俘虏所听的九次演讲中，每次都或详或略地讲到这种容器，并且这四个被俘美国空军人员都认为装在他们的飞机上并由他们投掷下的细菌弹就是这一种（附件三十七、四十）。
如众所周知，国际新闻界对于使用传单弹为细菌容器曾发生公开争论，但是美军化学兵团的负责人曾经宣布这种炸弹足可用来进行投掷生物的物体（SIA/9P.I；
NCNA/85，P.5；
ISCC/4）。
（四）装有螺旋桨的空中爆炸的传单弹。
这种容器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炸弹改成的。
炸弹顶端所装有的信管，安置有一个小的可转动的气钮或螺旋桨，它们转动到一定次数就会使信管爆炸。
在本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所有已发表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这种容器，也并未发现使用这种容器的任何证据。
可是在美国空军俘虏叙述他在听一次演讲时，曾经讲到这种容器（O’Neal/McLaugh-lin 见下面第226页）。
（五）由螺旋桨打开弹门的传单弹。
这种容器的外形与上面所说的两种容器相似。
炸弹顶端装有可转动的螺旋桨或气钮，转动了一定次数后，就开动了一个机关，把一连串的弹门打开。
于是弹内的袋就被风吹出来。
可是在布拉格文件中也没有提及这种容器。
本委员会也没有找到有这种炸弹或使用这种炸弹的直接证据。
不过在美国空军俘虏所听到的一次演讲中却讲到这种容器
（Quinn/Ashfork见下面第226页）。
（六）落地之后弹门开启或炸弹分开两半的传单弹。
炸弹落地时的震动，使弹内的电池产生电流，开动一个机关，将这种容器的一半或一连串的弹门打开。
塑胶制成的隔板碰破之后，酸液就流到金属片上，使生电流。
这在布拉格文件中没有提及，本委员会也没找到有这种容器的直接证据。
但美国空军俘虏所听的一次讲课中却讲到这种容器
（Quinn/Ashfork见下面第226页）。
该俘虏后来能够在他的供词上画出它的图样（附件三十八）。
根据他的描写，知道这种炸弹一定装有降落伞，可能这就是在演讲课所讲到的用降落伞投掷带菌昆虫的那种容器。
（O’Neal/McLaughlin; Kniss/Holleman; Kniss/McLaughlin）这些俘虏中，有一人（附件三十九）还能画出他所想到的这种带有降落伞的容器的图样。
（七）带有丝制降落伞的纸筒或硬纸筒。
本委员会见到的带有降落伞的容器，只有这一种，它与照明弹相似。
它是一个硬纸筒，厚一米厘，长三六米厘，直径为一三米厘。
盒外有（USCS/1—1—1952—LOT 100-F-6）。
系于纸筒上的丝制降落伞的直径只有七○米厘。
已经指出这降落伞的大小只有普通照明弹的降落伞的三十分之一（NCNA/850.5），因此，可推知它飘流于空中是不会长久的。
而且指出在纸筒上并没有一点燃烧的痕迹。
有一些这样纸筒经本委员会检查，果然如此。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
有一次，当找到一个这样的容器时，看来它是散布摇蚊的（江东郡，03月26日，NCNA/85；
SIA/13）。
用这种方法来散布脆弱的昆虫如摇蚊（ORTHOCLADIUS）或蚊虫，无疑地是很方便的。
（八）带纸制降落伞的纸容器（自己消毁）。
关于这种容器，本委员会并没有见到，美国空军俘虏也没有讲到。
但是，在1952年01月的日本“星期每日”周刊中（附件十七）榊亮平少校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详细讲过这种容器。
根据这篇文章所说，这种容器是用硬纸做的，分成几隔，有重使其下降，且带有信管，这信管能使容器和纸制（或丝制）降落伞在适宜时候燃烧起来。
照榊亮平所讲，当容器着地启开后，轻轻地把生物（带鼠疫菌的老鼠）放出来，经过足够时间，容器和降落伞即着火自焚，不留一点痕迹。
这种容器很易改装，使它在离地二十到三十公尺时就把容器内的东西撒出，这样，容器本身就轻一点，被风吹离该地，然后着火烧得无踪无迹。
榊亮平特别讲到使用这种容器来装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这就使人推测在甘南事件中有大批这种容器被使用（看第208页），但迄今仍无明确的证据。
此外，若用纸容器装载老鼠时，在飞行时间，必须使老鼠处于半麻醉状况中，以防它们咬破纸包逃出。
本委员会提及这点，只是要使人注意这种可能性。
（九）陶质或瓷质炸弹形的容器。
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细菌战机构曾在哈尔滨附近的一个特种工厂中制造至少有二种大小尺寸的瓷质（实际上是陶质的）炸弹形的容器。
委员会在沈阳已研究这二种容器（大的约八○米厘长，小的约五○米厘长）。
在日本仍然主张用这种容器来携带细菌培养基，如上面榊亮平论文中所说的（附件十七）；
但是本委员会没有找到在1952年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这种容器的证据。
根据这个炸弹而改进的最精巧的容器，就是“蛋壳式”的容器，在落地后破碎成许多小块，很易被人忽视。
（十）人造“蛋壳”式的容器。
03月21日，在辽东省宽甸县的城外，发现了二百多片石灰质容器的碎片，一块帽形的钢片，在它的凹面的中央有一金属轴。
现场情况（报告ISCC/3，附件二十二）指出，这些东西一定是美国飞机在12日投下的容器的残骸，并有理由使人认为带有炭疽杆菌的家蝇、蜘蛛及羽毛都是装在这种容器里被投掷下来的。
这些金属的及石灰质的碎片已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及应用物理研究所详尽研究，把其原来容器的形状测绘出来。
这样，可能推断这个容器大约是圆柱状，至少有一端是圆顶形。
容器全长约四○米厘，金属轴长二八米厘（附件二十二）。
钢帽的半径为一二．五米厘；
其直径一七．四米厘；
石灰质弹身之半径为一四米厘。
石灰质的弹壁厚约二米毫，弹身外面涂抹一层铝漆，由X光检查，弹壁主要系炭酸钙制成。
用分光镜检查，弹片主要是炭酸钙，尚有一点镁。
用某种方法造成很脆的炭酸钙质的匣子，用化学测验找出其含有有机物，用这种有机物来粘结炭酸钙质颗粒。
还有我们不够明了的，是怎样这么一个脆弱的容器能受得了离开飞机时那种振荡。
宽甸事件（（ISCC/3，）在SIA/3文件第2页及SIA/8文件第6页已有部分讲到。
本委员会能检验保存下来的碳质碎片，但本委员会所注意的，这不是唯一的事件。
迟至06月06日，在朝鲜碧潼附近，发现了空投昆虫，同时有人看到由空中缓缓降下银色球体，大约有足球大小的二倍（附件二十四）。
不会有多大疑问，这又是同一类型的容器。
此外，北井子事件（（ISCC/5 SIA/6，第1页）的证人，有一人作证说他亲眼看到美机投下一发亮的物体。
也投下带有炭疽杆菌的大量羽毛。
别的证词，也提到这种容器（SIA/10，第1页附件七），但不可能确定。
总之，本委员会认为在03月及06月中，此种容器曾在鸭绿江的两岸被使用过，是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十一）各式各样的容器。
除上述各种容器外，提出的证据证实了他种容器也被使用。
曾有文件讲到用铁丝笼（NCNA/85第5页）及木箱（同上第6页）装载鼠类。
如果这类东西确由空中投下，大约是由带有降落伞的炸弹和其他东西一同投下的。
在大同地区，空投带霍乱菌的蛤蜊是用稻草包装的（附件二十九）。
又有文件（NCNA/8，第6页SIA/13）讲到有手榴弹形的容器，但委员会未曾看到。
本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平壤曾有机会检验了绿色透明的昆虫容器的碎片，它是作为炮弹发射的（NCNA/35第5、六页SIA/13）。
美国空军俘虏所听的演讲，至少有二次讲到炮兵参加细菌战（Enoch/wilson及O’Neal/Williams，见下第226页）；
但本委员会始终未找到证据来证明榊亮平所述的细菌战的方法，即以含有魏尔趣杆菌（气坏疽）或破伤风杆菌的粘液涂在炮弹上面，已实际使用过（附件十七）。
用作做冬衣用的棉花，曾有一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壕附近发现，检验出带有乙型副伤寒杆菌（与DGMS，CPVF的通信）。
（十二）空投下来的生物在地面上分布的情况。
凡阅读本报告的附件及布拉格文件的，可以看到许多人证时时讲到昆虫密集地区是圆形的，而以传单弹的碎片为中心。
这可说是在空中爆炸或容器开放的地点，以此为中心，越近中心就越密集，分布得很有规律。
除上述这些案例之外，本委员会尚注意到颇有兴趣的二件投下的物体在地面分布情形的案例。
在一案例中（ISSC/5，附件二十七、二十八），羽毛在落地以后，徐徐为风吹开，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地带，长约3/4公里，宽不到1/3公里（最宽处）。
这地带是逐渐延长，逐渐扩大。
虽然没有找到容器或碎片，炸弹大概是蛋壳形的。
在另一案例中（ISCK/3，附件二十、二十一），在一个无树木的小山的山坡发现大量的人蚤，分布的地区为椭圆形，大约30×10公尺，最高密度是在椭圆形二个中心之一。
从这种情形，可推断人蚤是由某一种容器投下，可能是带有降落伞的容器，这容器是沿着椭圆形的长轴而行的。
被俘获的特务们的供词
朝鲜当局告诉委员会，自战事发生以来，即有特务被派入朝鲜北部，希图刺探有关细菌战的病疫流行的情况，报告回去。
这些特务有许多已被俘获了，他们的招供，大大地揭露了美国的特务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叫他们做的工作。
有几个特务的资料已经公布过了，例如文件SIA/7是关于一个中国籍和一个朝鲜籍特务的详细资料。
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平壤有机会与这些特务中的一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附件三十六）。
这个青年未曾读完书就在1945年参加了南朝鲜政府的“青年组织”，当美军最后撤退时，他随着美军撤退。
他之所以反对北朝鲜，其动机是个人的小利益，而不是政治信仰。
他因无法生活，乃参加美军辅助特务队。
他讲述他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03月间在汉城一个名叫“K.L.O.”的组织受政治的、军事的和卫生的训练（附件三十六）。
在那里，教他收集情报的技术。
正在这个期间，细菌战发生了。
约自02月初起，给他打了很多的免疫针，虽然没有告诉他注射的是什么。
直到他被派出的前夕，他没有和外国军官接触过，但最后的指示是由一个美国少校通过翻译告诉他的。
指示他在什么地区中活动，并且详细告诉他美军所要知道的是些什么病（伤寒、鼠疫、霍乱、脑炎、痢疾和天花）的情报。
又告诉他北朝鲜统计资料的编制方法，叫他如有可能，就与政府的卫生机关及其他机关接触，以取得情报，如必要时也不惜进行偷窃。
又告诉他要极端注意饮食，不要在撒布过昆虫的地方过夜，并且不要喝未煮沸的水。
还说，朝鲜北部是到处都流行着疫病，不过他打过的注射针会给他很大的保护。
这个证人，依照着指示，于03月29日越境进入北朝鲜，他跟一个无线电报收发员一同工作，直至05月20日他被捕为止。
在回答审问时，他相当缄默，也许是为了庇护其同伴。
他说，他希图与北朝鲜的卫生人员接近，但没有多大成功，因之送往美军总部的情报极少，几乎是没有。
这个证人说，在他非法进入北朝鲜以前，并没有告诉他细菌战正在进行。
他只听说在北方有很多流行病，并且听说在朝鲜南方的军队“正在使用最新式的科学武器，结果良好”。
他看了布告，才知道有细菌战。
委员会全体一致认为从这个证人的举止和他关于他的任务与他所得的指示的证辞，可看出其具有真实性，他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迫，不论是肉体的或精神的压迫。
此外，从他的表现，就看出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委员会认为遣送调查疫情的特务越境是不难置信的事。
委员会认为这个特务的任务是供给细菌战的效果的情报。
这个结论只是在控诉美军罪行的已集积起来的大量证据上又增添了证据。
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1952年01月13日，美国空军的一架B—26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
05月05日，领航员伊纳克及驾驶员奎恩作了很长的声明，供认他们参加细菌战。
他们的供词，已由北京向全世界公布。
这两篇文件，分别见于布拉格印行的小册子（SIA/14和15）中，并且有原稿的影印本。
有关部分，已列入附录。
虽然后来的几次询问并没有增加许多技术上与科学上的证据，但文件SIA/17及18仍应参考（附件三十七、三十八）。
这两个空军人员的供词的要点是什么？
第1、这两个军官都曾在日本及朝鲜听了细菌战方法的秘密讲演。
他们被迫去听的这两个报告，包含着极秘密的内容，它讲到如何直接投掷或喷射细菌，使用昆虫来传播疾病（机械地传播或生物学地传播），使用带有降落伞的容器投掷下来的鼠类，使用有毒食物，和使用带菌炮弹。
讲到了各种容器或“炸弹”，并画出其样子来。
讲到了投掷的正确高度和航空速度。
在奎恩中尉听的讲演里面，特别重要的内容有：
（1）“几乎任何昆虫都可用来散布疾病”（即机械的传播）；
（2）“可以投掷鼠类，虽然不一定需要”；
（3）准备用大脑炎，“因为它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
第2、这两个军官都接到进行细菌战飞行的命令，虽然他们内心极不愿意，但还是执行了飞行任务。
所用的特别炸弹，有各种特征，而且往往由卫兵看守，不让驾驶员走近去检查。
在一次报告中，讲解了何种飞机最适于投掷何种容器。
据这两个空军人员所知，他们的同伴，有许多人也参与了进行细菌战的飞行，而且他们由后来的谈话，知道空军人员受过细菌战训练的人数很多（SIA/17）。
伊纳克中尉，在接受飞行命令时携带的被称为“细菌弹”，奎恩中尉在接受飞行命令时携带的则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但叫他们报告飞行结果时，都只准用“不爆炸的炸弹”的名称。
无可怀疑地，这两篇供词对于西方国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但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们，想藉口说这些供词是用肉体或精神的磨难取得的，说只有两个人出来供认，说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两个人，供词全部是伪造的；
——想用这些藉口来抹杀这些供词。
但是企图在奎恩中尉的供词中找出矛盾，却找不到（SIA/16）。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能在朝鲜某地，与上述的二人及另外两个战俘奥尼尔中尉及克尼斯中尉会晤，是极重要的（附件三十九、四十）。
奥尼尔与克尼斯的供词更长而且更详细。
委员会看见这四个美国空军人员时，觉得他们是看到了美国生活的剖面：
一个是头脑冷静的电机工程师，一个是中等阶级的商人，一个是青年的化学家，还有一个是农家出身的身体强壮的钢铁工人。
委员会有机会在自由谈话的环境中与这四个人晤谈良久。
委员会的委员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这几个战俘并没有施用肉体或精神上的压力，强迫他们发表声明。
他们发表声明，都是出于自愿的。
俘获他们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长期的友善的待遇，使他们认识他们对全人类的责任，应该胜过他们对于揭露自己政府的军事秘密的顾虑。
委员会和这几个空军人员的谈话，大部分是采用问答方式，但是每个空军人员在开始谈话时都先发表一个声明，其内容与他的书面供词相符，最后则郑重表示他的信念是他的良心所驱使的。
他们的声明（ISCK/4及5）和包含这次晤谈主要内容的述评，既然都列为附件（附件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了。
但从他们的书面声明和对问题的回答，已可以了解美国空军在1951年末和1952年初是在做些什么。
这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1951年06月——克尼斯在美国听劳瑞讲演，他讲细菌战，说因为敌人可能使用细菌战。
08月25日——伊纳克在日本听威尔逊讲演，他说美国没有进行细菌战的计划，但是敌人可能用它。
10月——伊纳克在朝鲜听伯郎宁的细菌战讲演，声明与上同。
12月01日——奥尼尔在美国听威廉讲演，未肯定说美国是否将用细菌战。
12月——伊纳克在朝鲜又听伯郎宁细菌战讲演，声明与以前相同。
12月18日——奎恩在朝鲜听艾世福克讲演，他说必须准备细菌战，敌人可能用它。
1952年01月03日——奎恩第1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和报告时，都说“不爆炸的炸弹”，但他从其他的情况，已知道这种“不爆炸的炸弹”是什么东西。
01月06日——伊纳克第1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细菌弹”，报告时说“不爆炸的炸弹”。
01月22日——奥尼尔在朝鲜听麦克拉格林讲演，他肯定地说将使用细菌战。
02月15日——奥尼尔第1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细菌弹”，报告时说“空中爆炸的定时炸弹”。
02月18日——奥尼尔看到了特制的飞机使用喷雾法散布细菌的证据。
02月22日——克尼斯在美国听何礼门讲演，他明白否认使用细菌战，但承认美国拥有细菌武器。
03月21日——克尼斯在朝鲜听麦克拉格林讲演，他肯定说细菌战已自01月01日开始进行，明白说美国政府将尽可能继续否认。
03月27日——克尼斯第1次飞行投掷细菌弹，下令时说是“压制高射炮的炸弹”，报告时说“轰炸结果未观察”。
从上列的事实，不能不得到这结论，即：
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命令一定是在1951年末发出的，事先叫空军人员听了谨慎的报道性的讲演，使他们有进行细菌战的准备，而不告知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甚至1952年01月之后，直到他们实际到达朝鲜之时都是如此。
在美国和日本的基地时，说细菌战是理论性的和纯粹防卫性的事情；
可是到了朝鲜基地，驾驶员们很惊异地发现在他们到达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前，细菌战已经开始了。
这些航空员没有忽视这个事实，即：
这个总的命令一定是在开城停战谈判期间发出的。
此外，分开听取的各个空军人员的证词，有几点很有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受过有关战争公约和公认惯例的教育，如禁止枪杀俘虏，他们在其军队手册中也没有看见过这一类的规章，更没有听说过有某种战争方法是非法的，至少是被一些国家认为是非法的。
他们的证词都一致表示进行细菌战的命令对其同伴的斗志发生极坏的影响。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于被驱使在朝鲜屠杀朝鲜平民已极憎恨，细菌战的命令更使他们忍受不住了（附件四十一）。
他们被俘放下武器后，朝鲜人和中国人待他们极友善，不再把他们看做敌人，他们转变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这几个军官对于细菌容器的种类知道的不多，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都是领航员和驾驶员，军械人员的知识不会告诉他们，他们也只能揣测细菌武器的来源，有些人认为可能来自日本，这一点很重要。
总之，经过多次的会谈及个人接触，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几个士官是诚实而公正的。
他们显得很正常和很健康，他们说话很自然，与其他在场的人同样的抽烟和喝茶。
委员会再一次肯定地认为这些空军人员并未受到任何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而他们受到的待遇完全表示了中国人的最高贵的传统的人道主义。
所以委员会认为空军们的证据是真实的和确凿的。
这些证据在许多方面都使从现场考察而得的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客观的证据更加充实。
新中国的卫生
委员会对于中国人民现在的卫生情况以及为提高卫生水准和抵抗疫病流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有深刻的印象。
这些措施，既有效而又彻底。
西方流行着一种想法，以为中国人民生活的卫生情况很差；
但是，只要亲自见到现在的情形以及中国人民执行政府的卫生指示的热诚，就足以打破过去的想法了
（附件四十二）。
在数年中的非常的进步，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说明。
在中国东北，于1951年间扑灭了三千五百万头鼠类，于1952年春季扑灭了一千万头——这样的消灭鼠类的斗争是世界各国所未有的。
扑灭蝇子和其他能传播疾病的昆虫的斗争，也普及各地。
北京现在已成一个几乎没有苍蝇和蚊子的城市了。
在解放前，种牛痘的人很少，效率也低，接种牛痘人数量最多的一年（一九四六）也没有超过七百三十万人；
但在解放后的三年中，种牛痘的人已有三万万七百万人，所以，天花几乎已完全绝迹。
改造产婆，使婴儿因破伤风的死亡率自1949年至1951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同时期中，一般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减少了一半。
许多中医已被动员起来协助这个伟大的卫生运动，事实证明了他们能够而且愿意接受新的医学教育，使他们能发挥作用。
在北京和其他的大城市，流浪的狗已经几乎绝迹了，因为它们被疑是大脑炎病毒的储主以及许多传染病的带菌者。
除此以外，制造疫苗和血清的生物制品所，其组织及其生产能力已大有进步。
委员会在北京参观了一所这样的机关，对他们的工作效率，高额产量，和高度科学性的研究，有很好的印象。
卫生运动并不限于北京或少数的“模范”城市。
可靠的人士告诉我们说，这运动深入到这个大陆的最遥远的角落里。
这一点，委员会全体在东北的旅行时，已经亲自看见。
委员会在这次旅行中，到过了黑龙江省靠近内蒙古边界的遥远的地方。
委员会对于各村庄的净洁具有深刻印象。
解放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卫生教育运动，其范围之广泛，也许是举世无双的。
全体人民，不论男女老幼，都全心全意地合作，这是获得这样结果的必要条件。
凡为不断和迅速提高公共卫生的一般标准所应作的事情，全都想到，而且都全做得很起劲和彻底：
如清除了堆积下来的垃圾，清扫院子和荒地，装置纱窗，捕杀各种毒虫，生产与使用杀虫剂和疫苗等等。
用各种教育方式来推行基本卫生教育，如：
群众大会、标语、画报、墙报、报纸、戏剧和电影。
当遭遇到细菌战时，就是在起初怀疑它已经发生时，中国的农民群众们都已很正确的知道怎样去对付，毫无些微混乱或惊惶。
委员会委员们自从与各方来的中国证人接触后，能看出千万人在中央和地方卫生部的指导下有纪律的行动，在田间和街上搜集并消毁任何从空中落下容器内的东西。
今天中国在卫生上的进步，积极实行了各种卫生的措施，这些卫生措施正是历届国际卫生机关推动而又做不到的。
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获得各个阶层的人民底无条件的支持，是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进步。
中国农民和产业工人，学者和宗教团体，都赞同政府目标并贡献他们最大的力量。
概论
现在将某些事实集合而制成表格是可以有所助益的。
这不仅包括那些总结式的在布拉格文件中所发表的事实，并且包括那些在六、七与08月提出请委员会检查的事实。
某些比较明显的事件列于附表
（附件七）。
每一案例中都记有参考文件编号、日期、地点及情况；
是否注意到有飞机经过；
是否看见有物体下落；
是否找到容器；
及什么地方见有昆虫或其他生物体反常地群集着。
如可能并附注动物群集的密度。
此后是昆虫学或动物学的鉴定，细菌学检验的结果，以及流行病学方面的附注。
必须了解该表只包括已知事件的一小部分。
从这个总结性的表格中可以了解，在查明带有致病细菌的生物物体出现之后，并不一定有患病者的案例随之而来。
这必须归功于受害地区的人民，他们迅速地搜索和消灭任何异常的动物或有理由可认为是空投下来的物体。
这些工作进行得这样有效，因此如附表所示，在许多案例中甚至不可能将标本保留下来，作为细菌学的分析。
在其他的案例中，为了检查某种致病菌而做的细菌分析，产生了阴性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中，飞机侵入中国东北的次数之多，不可胜计。
并且大半都不从事爆炸性轰炸。
在02月29日到03月21日之间，有美机一百七十五组在中国东北上空作了九百五十五次袭击，包括辽东、辽西、吉林、松江和黑龙江省的七十个县区（SIA/3）。
其他相似的数字亦已见于文件（NCNA/85；
SIA/13）。
侵犯中国领空最近非惟不见减少，且更是加紧。
例如，到08月07日为止的八天中，美国飞机七十九组在中国领空曾作了三百九十八架次的突袭。
在中国东北所发生事件的地理上分布是耐人寻味的（见地图附件七）。
就以曾有详细分析的事件而说，至04月份为止，辽东省发生事件最多（十八件），它与朝鲜边界大部邻接。
这儿显明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在铁路和公路的附近地区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同样的特点可在最远的黑龙江省所发生的八个事件中见到。
这儿在齐齐哈尔及哈尔滨的北面有一条铁路形成一个大的S形的弯曲，每边有一百五十多公里长——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沿着这条线点上。
以往刊布的文件，在一方面发表了些细菌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的详细情形，联系了带菌的昆虫和患病者的案例；
而另一方面提出了证据，联系了昆虫的出现和飞机的飞过。
有时那些文件所供给的资料是不完备的，这是委员会要和中朝科学家合作，不厌详细的询问各项事件的理由之一；
这些事件已详述于前几节中，即淮阳、甘南、宽甸、辽东、辽西、大同等事件。
在所有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飞机、媒介物和患病者案例间的联系是无法再能争辩的了。
在前面，分析事件的方法业经说明过了。
现在是把经过最充分分析的案例中的资料，集合起来，总结成一个表格（第232页）的时候了。
经过这个格式上的对照，一个有组织的计划已很明显地透露出来了。
总是有人看见或听到飞机，它们的航行路线常常被绘制出来；
而后来俘获的驾驶员的陈述增加了补充资料。
以后在表上有落下容器的必要资料，所使用的媒介物以及他的反常情况，细菌学的试验和随之而来的临床病例。
与这些事实相关的，委员会听取了和询问了许多普通的中国乡民。
委员会的委员们相信这些证人的正直和忠厚，他们的证辞是坦白而清楚的。
转到专门的问题，委员会曾经考虑朝鲜鼠疫是否可能从中国东北流行病区随交通而输入。
有几点理由可以摒除这种可能性。
第1、在朝鲜新发现鼠疫地区和上述地方流行区之间的地区，从来未曾报告过鼠疫的病例。
第2、鼠疫的发生在季节上有着很严重的反常现象（参看附件七、十八及十九）。
第3、鼠疫的一个特征是在人鼠疫流行之前，总先在鼠类中流行，但在朝鲜疫区并没有发现死鼠。
第4、临床结果往往与飞机在事前的飞过并撒布相适应的媒介物、有明显的联系。
最后，自开始到现在，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国境始终在执行着严格的卫生防疫工作。
几种被应用的疾病不但与人有关，而且是与家畜有关的，例如炭疽病（NONA/85附件二十七）。
当发现所投撒的某种媒介物上带有出血性败血病巴氏杆菌（Pasteurella Multocida）的事实被证实了以后（参看附件七表格），最初看来其重要性似很小，因为这是实验室动物中的一种很普通的感染。
可是，设想它可能被用来做杀害牲畜的武器，是具有充分理由的（附件四十三）。
至于霍乱弧菌，虽然它在上述业经详细讨论过的案例中（大同事件）是在被污染的软体动物里发现的，但从昆虫中，尤其是从蝇子里找到这种病菌，已不仅是数例而已（附件七）。
沙门氏伤寒和副伤寒杆菌，以及志贺氏痢疾杆菌也是如此。
在有些地区发现的蝇群中找到这些病菌，而这些地区并没有患者案例。
因此引起一个问题，即在随地采集的普通蝇子体内或体外，是否可能存有病菌的问题。
在这次战事多年以前，在中国医学文献里曾经发表的研究（附件四）正可用以对照。
这些文件指明在非疫病流行时期之内，普通的蝇子并不携带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或霍乱弧菌。
有关的附件中有本年在沈阳进行的类似的研究记录。
（附图表）
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检定昆虫携带的细菌；
这项材料将在一专件（附件三）中叙述之。
关于昆虫传病媒介部分，必须做一点补充，使布拉格及其他文件里已经说过的资料更成为完整。
有一个附件（八）会专论被撒布的昆虫的鉴定；
另一附件（二）可以帮助读者一般地了解与细菌战有关的医学昆虫学的问题。
在以前的报告里有一些还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事件。
因此，当委员会在平壤的期间，曾向保健相李炳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都及时地做了答复（附件九）。
看来过去的译文是有些错误的。
在朝鲜的第1个报告里（SIA/1）所用的“蜱”字实际是指红蜘蛛（Trombicula akamushi）。
关于同一文件所讲的寄生于蝙蝠的蝇子（Nycteribiidae sp. ），有资格的朝鲜权威人士告诉委员会，现在不能够肯定这些昆虫是与细菌战有关的。
关于不仅一次在山坡上找到污染有沙门氏菌与志贺氏菌的死鱼的记载，已经获得了确证。
应重视的事实是这些死鱼都是在饮用水源的邻近发现的。
关于这点可以回想到委员会所详细研究过的大同事件（附件三十），这散布霍乱的意图是很明显不过地显现出来了。
特别引起西方科学家们好奇心的，也是委员会严重地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飞机飞过之后发现的冷冻干燥蛋白质物体的问题（NCNA/85）。
这种物质是成块的，容易胶粘和反潮，落在雪面上即吸收水分。
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是蛋白质分解物——？
、胨、胜——所制成。
细菌学家们从这里分离出可以使甘露醇发酵的痢疾杆菌。
委员会在朝鲜工作的期间，这种事件未曾发生过，因此它得依靠朝鲜的工作报告；
不过它认为保健相自己所接受的判断，完全是有可能性的，就是说，这种物体即是投撒的冷冻干燥的细菌培养。
关于在很低的温度的环境条件下撒布昆虫的问题，委员会指出，在被俘空军供词里，他们提出证据说明生产特赋抗冷力的昆虫的方法（附件三十九）。
上节（第198页），曾描述及由飞机播散的十八种昆虫和蜘蛛。
就中九种业经细菌学检定确实证明染有致病微生物。
其他的种类如何呢？
委员会不能下结论说它们完全未受感染。
当没有人确实知道去检查什么的时候，从物体上分离致病微生物将是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对象是经过人工选择的细菌和病毒。
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还有许多。
美国关于细菌战的文献与在朝鲜发生的事情有所抵触。
在这些著作中所发表的某些看法，在没有被淘汰以前，它是和委员会的观察难以符合的。
看来在某些重要的案件中，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这些看法过时了。
鼠疫的案件可称典型。
十年前罗斯伯利曾谨慎地表示意见说，鼠疫可以有效的散播以为战争之用；
但是只能用于距离前线很远的地区，因为有很大的危险使友区也受到感染。
在朝鲜，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了曾不止一次地将鼠疫散播在离前线不远的地区内，这是和狄特里克兵营的前主任，有经验的细菌学家的意见相违反的。
但是这种抵触只是表面的。
近十年来，消毒的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
一方面，新的、效力更大的杀虫剂，配成各种的混合物；
另一方面，用有高效能的手摇机械，可以喷撒大量云雾状物质在很短时间内进行消毒，而这些机械的简单程度可以到一个普通人就能自如地运用它。
它们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明的烟幕放散器演变而成的。
实际的经验证明这些方法可以用来消灭整个地区里的昆虫传播的疾病。
最近发表的资料指出朝鲜美军拥有这种器械，并着重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
“在任何未来的战争里，普通的和正常的方法也许不足以应付那个局面”。
这些记录足够解释文献和现场事实的表面矛盾。
即使是部分的也罢，它们可以应用于一切其他带菌昆虫所传染的疾病，并帮助解释在朝鲜所见的使用昆虫媒介物的一般倾向。
所举的例是典型的；
我们不能将细菌战的可能性，限于在自然情况下的陈旧的看法，技术的和科学的进步将可以做到的范围扩大了；
并且，像现在的例子，也解说了表面矛盾。
在朝鲜，美国方面几乎是全部地控制了传播疾病的昆虫，就说明文献中的保留看法是错了。
根据同样理由，委员会不同意那些认为将细菌、病毒和毒素作雾状喷撒是细菌战唯一有效方法的意见。
因此，日本人的经验（参考以上第195页），在新的水平上，现在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委员会所检察的案件之一就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市及鞍山所流行的脑炎（SIA/3；
8；
00010），显示病毒可能已被以喷雾法直接撒布了。
对这事件，委员会未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因为疾病和空袭之间的确实关系未能建立。
可是，证据确是使人困惑，所以将全部有关文件放入附件
（ISCC/6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中。
委员会不能向世界提供下面各项的具体数字：
朝鲜和中国被杀害的平民的总数，总发病率，及死亡率等等。
那样做是不适宜的，因为那就是向应负事件责任的方面供给以最后的重要资料。
对委员会被邀请发表专家意见来证明案件来说，这些资料并非必要。
所需要知道的，是委员会所证实的：
即在个别地点及流行区，有许多人是在极不正常情况下死亡的，而归根到底是归因于美国空军的活动。
重要的是全世界必需警惕那些业经发生并在继续发生中的事实。
全世界人民必需注意这种战争的潜力，和它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危险。
结论
自从1952年初以来，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发生极反常的现象，使朝中两国的人民和政府指责美国军队在进行细菌战。
为调查有关细菌战的事实而组织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现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之后，现已结束工作。
有大批事实摆在委员会面前，其中，有一些事实，首尾连贯，富有高度说明性，足为例证。
所以，委员会特别集中力量来研究这些事实。
委员会已得出下面的结论：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
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
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
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应加倍努力，使世界免遭战祸，并制止科学的发明被用来毁灭人类。
（新华社）

出席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议
我国代表离京赴布达佩斯
【新华社16日讯】
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第22次会议和技术委员会第7次会议将于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我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在15日乘飞机离北京赴会。
随同前往的还有顾问刘永嶫、吴展及翻译唐贤耀三人。
按我国广播事业局是在去年12月参加国际广播组织的，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及常任理事。

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赖嘉文拜会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新华社15日讯】
新任印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赖嘉文偕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高尔于15日下午四时，赴外交部拜会章汉夫副部长，商谈呈递国书事宜。
在座者尚有：
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亚洲司副司长何英及交际处处长王倬如。

国际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第6次会议闭幕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12日讯：
国际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第6次会议已于10日闭幕。
在09月10日晚上举行的闭幕会议上，理事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
共有六十六个国家的八十五个学生组织的二百三十名代表出席了理事会第6次会议。
理事会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全缅学生联盟、苏丹全国学生联合会、黎巴嫩学生总会及尼泊尔学生联合会参加国际学生联合会。
会议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
贝里安努（罗马尼亚）当选为国际学生联合会主席，贝林格（意大利）当选为总书记。
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
苏联学生代表谢利平（副主席）、佛道文（书记）、中国、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匈牙利、古巴、保加利亚、共和西班牙、伊朗、南非、日本、英国及留尼汪岛的学生代表。
会议决定在1953年召开第3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并命令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规定召开代表大会的确切日期和地址。
会议通过了决议，号召学生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反对战争宣传的斗争中，并号召各国学生和学生组织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学生和青年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而且给予实际的援助。
决议号召：
“全体学生们，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一致保证使定于1953年举行的第3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以及大会的筹备工作能够巩固全世界学生在争取和平、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的斗争中的团结与合作。”
会议通过了决议，号召全体学生支持定于1953年02月召开“国际保卫青年与学生权利会议”的决定，并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理事会建议：
“在高等学校里举行集会和会议，讨论青年的需要和要求，并通过争取改善学生生活与学习条件的行动纲领；
成立保卫学生权利委员会，吸收科学家、教授和讲师参加这些委员会的活动，选举学生代表参加地方与全国青年与学生筹备上述会议的委员会。”
会议并通过了为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告全世界学生书，要求全体学生与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努力，团结起来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要求停止朝鲜战争，要求停止扩张军备运动和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告学生书号召：
“各国的学生们，积极参加准备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每一所高等学校的每一个学院中组织各种群众大会，选举代表，让他们把你们的建议带到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去。
这次大会是和你们息息相关的，因为在防止那种势将破坏你们的计划和志愿，毁灭你们的生命的战争的斗争中，这次大会将是前进的一大步。”
为了庆祝国际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第6次会议的召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盛大的学生体育运动会和青年联欢会。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
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妇女书
【新华社15日讯】
柏林消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特发表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妇女书，全文如下：
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大的惨痛——失去她所爱的人，失去她的儿女——正降落在你们千万人的身上。
朝鲜的母亲们、越南的母亲们、马来亚的母亲们，都正生活在可怕的战争的恐怖里，每分钟都在痛苦中；
她们的儿女被凝固汽油弹燃烧，被不断的轰炸而消灭。
细菌战正威胁着无数人民，这种战争正在散播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各种你们千万人无力保护你们的儿女的最可怕的疾病。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母亲们都在颤抖，恐惧她们的儿子会被拉走；
多少个母亲已经在为她们的儿子而哭泣了啊！
整批的人民在挨饥受饿，可怕的饥荒在蔓延，但同时庞大的财富和千万人的力量却正被用于战争。
粮食和衣服缺乏；
巨额款项被搜集用于建立武装和战略基地；
许多国家不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而造成巨大痛苦和贫困。
侵略性的条约正给人民带来沉重的战争负担，并强迫人民接受外国军队的占领。
这种情况威胁着将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憎恨，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应该是和好与友爱的将来，是有害的。
只有一小撮的人从战争中发财，并有兴趣发动战争。
但是千千万万人都渴望过和平的生活。
妇女和母亲们都爱她们自己的儿女和其他母亲的儿女。
你们保卫你们的儿女，同时也就在保护所有母亲的儿女。
你们国家的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将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得到肯定的答复。
你们将派遣你们的代表出席这个会议。
你们将参加这个会议，是为了要用你们自己的声音使大家都听见你们的儿女的呼声。
你们可以在今天呼吁你们周围的一切妇女及早采取行动，以帮助保证这个会议的成功。
全世界的妇女们一致采取行动，就可以消灭战争，并给一切妇女开辟出使她们的儿女安全幸福的前途。
我们代表六十五个国家的一亿三千五百万妇女，表示完全支持你们，并深信妇女和母亲们和全体人民一道，将在争取和平、自由、幸福的斗争中得到胜利。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秘书处
谴责美方拖延谈判和屠杀战俘等罪行
【新华社布拉格15日电】
布鲁塞尔消息：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在08月30日以声明一件送给联合国秘书长，严正谴责美方拒绝遣返战俘、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屠杀战俘与平民等行为。
声明说：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秘书处认为：
假借联合国名义行事的美国当局所谓有权拒绝遣返朝中战俘回国的说法，是毫无法律根据的。
美国当局阻挠了停战谈判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们应担负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
声明谴责美军在巨济岛屠杀大批战俘的行为，并主张惩处所有犯有此种屠杀罪行的人们。
声明最后说：
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行为，其中包括细菌战、使用凝固汽油弹、轰击不设防城市和平民以及其他许多暴行，构成了战争罪行和违反人道罪行，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和平会议
【新华社1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10日讯：
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代表在07月01日到09日举行的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干部大会，致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表示衷心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电文说：
“1952年07月01日到09日在寮国解放区举行的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干部大会，谨向你们表示寮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并热烈地欢呼和支持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我们热烈希望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其他国家的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和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的独立、自由与和平而斗争到底。
寮国人民在越南、高棉、寮国三国联合民族统一战线中与越南、高棉的兄弟们团结一致，下决心进行长期抗战，消灭法国殖民者，打败美帝国主义者。
为了有效地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我们决定在寮国人民中广泛宣传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谨祝这个会议获得辉煌的成就，并准备执行这个会议的决议。”

捷科学仪器受礼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15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赠送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科学仪器十六箱的受礼仪式，于15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仪式的有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及大使馆全体外交官；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马叙伦副主任、办公厅主任徐迈进、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沈平。
参加仪式者尚有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及其他各大学校长、教授等共四十人。

第3届全印度和平大会在朱龙多城开幕
【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
第3届全印度和平大会于12日在东旁遮普省朱龙多城开幕。
大会预定举行三天。
这次大会是印度人民和平运动力量的大示威。
大会在以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克其鲁博士为首的主席团主持下，由著名经济学家库玛拉巴博士宣告开幕。
12日一清早，来自东旁遮普省各地的农民即络绎前往参加大会。
参加开幕会议的代表有印度各地的代表三百五十人，以及东旁遮普省爱好和平的人士三千人。
库玛拉巴博士在致词中详细分析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政策。
他以许多实际例子来说明和平政策如何使这两国人民获得了好处。
同时他着重指出，已经在朝鲜及其他地方证明了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则正把世界拖向毁灭的境地。
他指出战争如何造成贫困和经济崩溃，并说明在和平条件下如何会产生幸福和繁荣。
著名小说家安纳德博士在欢呼声中挂起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送给全印文化界和平会议与联欢大会（今年04月01日至06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锦旗。
代表们全体起立以不断的掌声表示欢迎。
安纳德说，这是中国人民表示友爱的礼物。
他告诉代表们说，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代表团也将携带礼物献给他们的中国弟兄们。
大会在宣读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长的贺电后，宣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贺电，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会还收到全巴基斯坦和平委员会以及印度各地和平委员会、著名作家、诗人、国会议员、宗教领袖、商界人士等给大会的贺电。
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有：
中央省立法会议议员及农工人民党领袖艾乌理将军、在05月间应邀到中国访问的印度工会代表团团员萨克森纳以及前北方省政府政务秘书萨海。
大会主席克其鲁博士在发言中号召参加大会的人不要被和平敌人的谎言宣传所欺骗；
他提醒大家提防各种诬蔑和平运动的恶毒宣传。
他说，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印度代表团已亲自看到了这些国家的伟大和平活动，而对苏联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诚意，毫无怀疑。
他说：
“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公正和真理的道路，而不要被美国的宣传谎言所欺骗。”
最后他提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代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和平会议。
他说：
“假如亚洲各国团结起来，假如印度和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这个争取和平的运动中携起手来，我们就能够阻止战争。
和平将是我们的。”
第3届全印和平大会是在朱龙多城中心的一个大营场中举行的，营场内以许多标语和花彩装饰起来。
挂在横条上的花彩写道：
“和平可以拯救；
和平必须拯救！”
在它下面是蓝地白色的大和平鸽。
另外还有“战争贩子滚出亚洲”等标语。
朱龙多城是全印度征集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宣言签名最多的一个地方。

美方利用板门店会场区进行特务活动
又一次证明了美方流氓骗子的本色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美方在板门店又耍弄了一套新骗术，企图替他们已经破产了的扣留战俘的主张重新积累宣传资本。
他们派遣特务潜至我区，利用中立化的板门店会场区逃回美方阵地，然后大事渲染，造谣说是我方人员“背弃共产主义”。
11日晚间，美方派来潜伏在我区的国民党特务居然驾驶着抢得的我方卡车一辆，冲过板门店，在美方军事警察公开接应下回到美方地区。
但是，美方的这个宣传把戏露出了太多的破绽，其结果只是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了美方流氓骗子的本色。
在某地的一个野战医院中，记者访问了被国民党特务劫车打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机郭景顺，了解了事件的经过情形。
09月09日夜十二时许，郭景顺与副司机赵锡珍驾着一辆卡车在沙里院至开城的公路上行驶，中间有一段路不很好走，车行较慢，被两个武装特务爬到车上而未曾发觉。
卡车开到兴水里附近，特务从车上向司机座舱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副司机赵锡珍。
郭景顺下车准备还击，也被立即打伤倒地。
特务以为他已死了，就把他和赵锡珍拖到路旁隐藏起来，并且剥走了他们的志愿军军服。
这时郭景顺还有些知觉，他听到一个特务对另一个说：
“车子是到手了，希望能平平安安按期赶回汉城。”
之后，特务就把卡车开走了，郭景顺也昏迷过去，直到第2天天明才被路过的车子看见送赴医院救治。
两个特务在行凶以后，就驾着车子向开城方面逃走，并在开城地区留下其中一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
11日晚间，一个特务就驾车逃奔板门店，在公路上撞伤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警卫人员一人，夺路冲进会场区，在会场区与美方军事警察作一手势暗号后，就毫无阻碍地驶入美方地区。
板门店的美方军事警察，显然事先曾得到接应特务的指示。
在会场区与美方阵地交界处站岗的美方军事警察对美方记者说：
“我可以看出那是一辆共产党的车子，我看到他用很高的速度顺路开来，我就拉起路障，让他过去。”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哨兵是不可能让一辆真正明知是敌方的卡车扬长驶入自己阵地的。
事实上，美方利用会场区进行特务活动，由来已久。
去年10月，朝鲜儿童金元基，曾当着双方记者多人的面，陈述了他在美方部队的指使诱骗下，由美方代表团人员携入开城中立区进行特务活动的经过情形。
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
近如今年07月底，又有一个朝鲜少年徐世河被美方部队诱骗，通过板门店会场区潜入我区搜集军事情报，被发觉扣留。
此外，我方手中还有其他通过板门店会场区潜入我区的美方特务若干人。
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显然很热中于板门店的美方特务活动。
12日的双方代表团大会以后，他就对美方记者无耻地宣扬11日的事件。
同时，哈利逊更公然表示美方将继续把会场区用作特务转运站，他说：
“如果他们要从这儿过来，我们并不在乎。”
哈利逊企图用特务假装投降这样的拙劣把戏来替自己解嘲，这说明了战俘扣留者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美机继续滥炸朝鲜和平居民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平壤12日讯：
美国空军继续对朝鲜城市和村庄进行野蛮的大规模空袭。
美国空中强盗又猛烈轰炸曾于1950年秋季遭受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摧残过的慈江道的克城（译音）。
这次美国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又向该地投下了几百枚破坏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整片整片的民房都被炸成了一处处的盖满灰烬的土堆。
美国飞机和喷气轰炸机对于平壤及其周围地带的猛烈空袭仍在进行。
09月09日，B—二九型飞机十八架袭击平壤北区，扔下了约六百枚炸弹。
09月10日，B—二九型飞机又轰炸平安南道大同江沿岸的和平村庄。
好几个村庄被摧毁；
有许多平民被炸死和炸伤，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几千坪（三百坪等于一市亩）的稻米和高粱庄稼都被摧毁。
09月10日下午，美国喷气轰炸机与战斗机又对平壤西南区进行另一次滥炸，扔下一百多颗大炸弹。
许多和平居民被炸死。
人民医院直接中弹，完全炸毁，所有的病人都被炸死。
美国空军对朝鲜的和平城市与村庄的不断的野蛮空袭，已激起了朝鲜全体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仇恨。

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朝鲜代表团整理各阶层人民对会议的意见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朝鲜全国第2次保卫和平大会闭幕以后，朝鲜人民正紧张进行筹备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工作。
朝鲜代表团现正整理朝鲜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意见，并准备携往北京的各种材料。
朝鲜代表团将把朝鲜全国第2次保卫和平大会通过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带往北京，交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朝鲜代表团并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等的委托，将携带大批照片、图表、资料、文艺作品前往北京，准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介绍朝鲜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并揭露美国侵略者在侵朝战争中所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其中包括美国侵略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确凿证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朝鲜代表、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书记长田东赫告新华社记者说：
朝鲜各地各阶层人民正以极大热情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朝鲜全国第2次保卫和平大会举行以后，朝鲜各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拥护和平分会、支会，在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讨论已进入高潮。
朝鲜人民清楚地知道，两年多以来他们为反抗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独立、自由的斗争，正是保卫世界和平，首先是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
朝鲜人民将在这个作为亚洲人民保卫和平斗争的划时代的重大步骤的和平会议中，再一次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各国人民，表明他们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要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亚洲其他问题而奋斗到底。

历史的事实
新华社记者濯非
美国细菌战罪行展览会第一陈列室的四周的布幕上，挂着用中、苏、英、法四国文字说明的二十三张巨幅照片。
这些照片上的文字和图片，是美国政府从开始准备到公开进行细菌战的历史的事实。
这些照片，大多是从美国和英国的杂志上摄取下来的，原本都陈列在陈列室中间的一个明亮的大玻璃橱里。
陈列室的第1张照片上印着前美国陆军部化学作战处生物作战委员会主席米尔克在1946年01月04日所发表的给当时美国陆军部长柏德逊的报告摘要（原文载1946年02月02日至09日的英国基辛氏现代文库）。
这个报告透露：
美国早在1941年底就开始设立专门机构，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造。
到1942年夏，美国政府批准在“联邦安全局”之下设立以“战争研究处”为名的细菌武器的研究机关，由米尔克担任处长。
1943年底，美国政府为扩大和加速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将“战争研究处”扩大为“生物作战委员会”，属于陆军化学作战处。
这个委员会由米尔克担任主席。
在米尔克的领导之下，扩大到四个规模庞大的细菌工厂。
这四个细菌工厂分设在：
1943年04月成立的马利兰州狄特里克兵营——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中心工厂；
1943年夏建立的密西西比州的野外试验站；
1944年初在印第安纳州建立的规模很大的制造细菌武器的工厂；
1944年夏建立的犹他州的野外试验站。
米尔克在一份报告中恬不知耻地说：
“必须说明，细菌武器是能够发展的，也不需要巨额金钱，不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设备。”
这份报告所透露的美国政府的野蛮行为惊动了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立即下令撤销了它原来就同意了的报告，并禁止人们讨论与这份报告有关的问题。
同一时期，美国海军部也进行着细菌战的准备工作。
根据美国海军部1946年01月04日发表的报告，海军军医总监麦克印台尔海军中将在1943年04月就下令进行这种罪恶的活动，主持这活动的机关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克鲁格领导之下的“海军医药研究所”（这份报告刊在1946年02月02日到09日的英国“基辛氏现代文库”）。
报告上还说，研究的结果“表明以一种人为的流行病来作为战争的工具是具有可能性的”。
1948年01月，现任美国政府空军部长，当时担任“总统空军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芬立脱，曾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关于美国军事和政治策略思想的报告（引文见布莱克特著、1950年在伦敦出版的“原子能的军事与政治后果”）。
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美国对于原子武器的独占将不能维持多久，而细菌武器作为大规模的破坏之用可以与原子武器匹敌。
美国政府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更加疯狂地扩大了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工作。
1949年03月12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公开叫嚣道：
“我们的研究表明：
细菌或其产物可以有效地用来作为战争武器。
我们研究的结果又让我们认识到：
这方面的工作在平时亦不能忽视，必须在充分的规模上继续进行，以便我们获得适当的防御，使我们将来在必要时能够使用这个武器。”
（原载1949年07月09日至16日的英国“基辛氏现代文库”）
1947年05月，前美国狄特里克兵营细菌武器工厂空投传染部主任罗斯培里等发表了关于细菌战的长篇报告（原载1947年05月号美国“防疫学杂志”）。
这份报告列举出美国细菌工厂在五年以前已发现了三十三种适合于细菌战的细菌和毒素，证明用飞机撒布空气传染和昆虫传染的病菌有最大的军事用途。
1951年10月08日美国“生活”杂志曾列举对付人、畜和农作物的十六种细菌武器。
罗斯培里在1949年发表的“和平或瘟疫”一书中透露：
狄特里克兵营的许多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制造细菌武器时，曾染上十六种细菌武器中的波状热、野兔热、鹦鹉热、炭疽等病。
1951年04月号美国“科学文摘”月刊转载英国科学家品奇的论文，说美国已经制造了一种簇状细菌弹。
这种细菌弹由每个重四磅的几个榴弹筒组成，每个榴弹筒内装有小量浓缩的细菌培养液。
美国政府为了扩大和发展自己的罪恶勾当，利用了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头号细菌战犯和一些细菌学专家。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无耻地掩护一些细菌战犯免受应得的惩罚。
美国驻西德占领军当局在1947年曾大事搜罗纳粹德国的细菌战专家。
1950年02月10日，美国国务院代表曾宣布有六百名“德国科学家”在美国陆军部领导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里工作。
1951年美国国防部聘请纳粹细菌战犯施莱勃参加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空军学校”工作（见1952年03月13日美国“工人日报”，又见1952年03月12日美国“国民前卫报”）。
1951年冬天，李奇微就派日本细菌战犯前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长官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一○○部队长官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继石井四郎任七三一部队长官北野政藏到朝鲜直接参加美国军队即将公开进行细菌战的战前准备工作。
据电通社1951年12月05日仰光电引述拒绝透露姓名的两名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称，1951年冬天，石井四郎等奉李奇微之命，携带了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并奉命起草一个关于在冬季进行细菌战的计划。
今年01月22日，美国陆军化学兵团副司令罗克斯准将在美国公然谈到美国军方利用大规模屠杀人类的化学与细菌武器的扩大计划。
三天以后，美国陆军化学兵团研究发展处处长克莱西准将公开宣传细菌、毒气与放射性物质可能证明是征服敌人的最廉价的武器。
较用其他任何战争方式，作战耗费都要来得少些（原载1952年01月27日美国军方报纸欧洲版“星条报”）。
这是多末令人发指、令人愤恨的血腥供状！
据现有的材料，美国军队在今年01月起就在朝鲜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细菌战。
02月29日，美国军队又把细菌战扩大到我国东北。
在世界正义人类的严厉指斥下，替美国华尔街老板们说话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在今年刊载了一篇专文，这篇文章竟恬不知耻地说：
“并没有禁止细菌战的国际公法。”
然而1925年06月17日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上却是明明白白地规定着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关于禁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它瓦斯以及细菌武器的议定书（1925年06月17日起开始签署）。
下列各署名全权代表，代表其政府：
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的或其他瓦斯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具，既经文明世界普遍舆论所谴责；
鉴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参加的条约中已宣布禁止使用；
为使此种禁止被普遍接受为国际法之一部分，并对各国的良知和行动同样有拘束力起见；
兹宣布：
缔约国，就尚未参加其他禁用毒气条约的缔约国而言，兹接受此项禁止，同意将此项禁止扩展及于细菌武器之使用，并同意彼此间依照本宣言之规定互相约束……。”
这个议定书至1938年为止，已有四十个国家先后批准和加入。
但美国总统柯立芝于1926年01月12日将此议定书送发美国参议院时，参议院拒绝予以批准。
美国总统杜鲁门竟于1947年04月08日进一步将此议定书从参议院撤回（载1943年“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的“国际法摘要”、1947年04月06日至12日美国“时事汇编”第7卷第337期）。
从这里人们就不难理解，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是蓄谋已久的了！

新华社记者评述美机在黑龙江省甘南县投掷带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事件经过
1952年04月04日下午十时许，美国F—82型双机身夜间战斗机一架，越境飞过鸭绿江，约于十一时三十分侵入甘南县第10区上空，随后又循原航线飞回。
这些情况，均经甘南县防空机关证实。
当敌机侵入甘南上空时，半夜起来喂马的甘南十区民众村四闾陈万福和同村半夜起来给小孩喂奶的刘云发的婶母都听到飞机声音。
同时听到飞机声音的还有该区新民村五闾唐万有的母亲、村民刘富、民众村三闾的王有、工农村三闾郭玉芳的妻子马淑英等人。
04月05日晨，甘南县第10区民众、工农、新民、公议四个行政村的四十五个屯的三十一个屯中，发现许多已死或将死的小田鼠，先后共找到七一七只，发现的场所在野外、水坑、室内、房顶、房前房后、菜窖和水井等地。
这种小田鼠，经细菌学检验，发现带有鼠疫杆菌。
动物鉴定表明，这种小田鼠仅与东北六种小田鼠中的M·（Stenocranius）Gregalis（Pallas）最为接近。
M·Gregalis产于蒙古、华北、西满，所以在甘南是可能有的，但此次在甘南所发现的小田鼠与该种是有所不同的。
鼠疫专家纪树立、啮齿动物学家夏武平的鉴定证明，主要有下述区别：
一、尾显然较短：
M·Gregalis之尾约为蹠长之一倍半，为头躯长的四分之一，但甘南新发现的小鼠尾几与蹠长相同。
二、眼间距较宽。
三、毛色较深。
四、多一胼胝。
今年08月份日本“兴亚新闻”报道：
该县设有
一个“机关”，由县议会议员及战犯石井中将以前的下属小川（译音）主持。
这个“机关”很像日本细菌部队以前在中国东北所办的专门培养土拨鼠与老鼠的农场，每月供给十五万只土拨鼠，大概是用来进行与细菌战有关的实验的。
从这里，人们就不难联想到臭名昭著的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所领导的
“七三一部队”，为什么在我国东北要强迫当地人民大量“献纳”活鼠的事实。
如所周知，日美两国的细菌战专家，早在1946年底就已经实行合作了，战犯石井四郎曾把他的“发现”告诉美军当局，人们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新的问题。
在记者正研究甘南小田鼠的来源时，恰巧遇到胡正详博士，他非常痛心地告诉我一件美国“商人”十分狡诈奸险的事实。
他说：
1948年11月02日，我突然收到美国纽约州纽渥克城自称为“动物商人”的许温脱柯（Schwentker）的一封信（在此以前，一个自称在我国潍县、青岛住过三十年的美国牧师范特生（Van Deusen）也给我一信谈到此事），他说为了科学的研究，要求我代他找十对田鼠（Cricetulus Griseus），他介绍他实验室的规模说，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每周可送出三万五千只小白鼠供研究用，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实验室的实验鼠也由他供给。
以后他又找上海、南京的关系给我写信，直到1948年12月02日，由当时协和医院的美籍特务福美龄（美国大特务福开森的女儿）介绍美国特务包瑞德由美国军用机把十对田鼠运到南京，再经上海辗转运到纽约。
为了十对田鼠，他和他托的人给我写了八封长信，打了一个电报。
他在1950年05月份回信说，该鼠已经繁殖了一百多只。……谈到这里，胡博士至为激动，他说：
直到这次我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我才明白美国“动物商人”为什么那样热心要培养田鼠的“新种”了！
我由于当时的纯技术立场，以致上了帝国主义分子这样的大当，对人民利益有了不可计算的危害，如今想起，真使我万分痛心！
在看了上述报道和听了这个惊人而曲折的叙述后，我所要研究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
甘南小田鼠，很可能就是美国侵略者从我国搜罗和骗取去的田鼠所培养出的一个新的变种。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白希清副部长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们报告美国飞机在甘南县空投带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时，依据下列证据，肯定地指出：
甘南十区所发现的小田鼠是美机投下的。
一、从发现的情况来说，04月04日十区群众曾在各村周围及住宅内外检查昆虫，并没有看到小田鼠，但于04日午夜美机飞过后，次晨突然在四个行政村中发现小田鼠七一七只，而且多是死的、伤的，这种突然出现是反常的。
二、从发现场所来说，小田鼠亚科的动物是野生的，不居住在村屯以内。
如索维伯（Sowerby）氏说：
“它们居住在野外非耕耘的地中，不同之种类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如森林、树丛、草地、山坡、牧场及芦苇丛中。”
此次突然在村内出现是反常的。
三、从发现的季节上来说，甘南的小田鼠出现在04月05日，这时黑龙江省冰雪刚融，据纪录04月上旬当地的平均温度是摄氏六点四度，在这个季节鼠类的活动及繁殖不过刚刚开始，突然大量出现，也是反常的。
四、从发现的数量来说，东北的小田鼠种类虽有六种，但其数量并不多，如1949年在通辽、开鲁、东科中旗三地调查，在一万二千七百一十七只捕得的各种啮齿动物中，只有小田鼠属三十二只，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在东北小田鼠不可能大量突然出现。
许多专家依据下列论据，肯定地指出美机投下小田鼠，是用以传播鼠疫的。
一、从一只小田鼠体内检查分离出鼠疫杆菌，经过各种试验，并曾与其他巴氏杆菌属的细菌作详细鉴别，确定是鼠疫杆菌无疑。
二、这只小田鼠所带的杆菌，不是自然感染的。
东北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主要有三种：
大家鼠、黄鼠、鼷鼠，从来还没有发现过小田鼠感染鼠疫。
从历史上看，甘南地区也没有发生过鼠疫。
东北在一九一○到1911年和一九二○到1921年两次肺鼠疫流行时，都没有波及甘南。
1928年以后，整个东北的北部更没有鼠疫发生与流行。
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假使鼠有鼠疫而人类长期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
可见这次在甘南地区发现带鼠疫杆菌的小田鼠，绝不是自然感染的。
三、这些小田鼠能否由附近鼠疫污染的地区迁来呢？
答曰：
不可能。
第1、近年来东北发生过人和鼠的鼠疫地区，离甘南县第10区，最近的也有三百公里，如安广、镇东、白城、乌兰浩特等。
第2、仅发生人鼠疫的地区泰来县，离甘南十区也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但从没有发现带菌鼠。
因此，鼠疫由附近地区自行迁来是不可能的。
而且两地间陆路交通，在东面要渡过两次嫩江，在西面要渡过六条河流，可见小田鼠没有自行迁来的可能。
四、东北地区西部鼠疫发生季节，鼠类鼠疫是由04月底或05月初到九、10月，人类鼠疫是由05月底或06月初到10月底。
这次甘南县发现带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是在04月05日，而地区又在北部，这与东北鼠疫发生季节完全不合。
最后，我愿用国际科学委员会对甘南事件的意见做本文的结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意见是：
“毫无疑问的，这一大批患有鼠疫的小田鼠，是1952年04月04日至05日夜间村民所听到的飞机在甘南地区投下的。
这架飞机系美国F—82型双机身夜航战斗机。”
（新华社）

甘南十区人民是怎样战胜美国细菌战的
新华社记者林麟
04月04日午夜十二时十分，美国飞机把染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丢在黑龙江省甘南县第10区的新民、民众、公议、工农四个行政村里。
次日清晨就被当地居民陆续发现，很快报告到区、县、省和东北人民政府，由于采取了紧急灭蚤、杀鼠及消毒措施，开展了普遍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把美国侵略者企图以可怕的鼠疫来杀害我国和平人民的罪恶计划彻底地粉碎了。
07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白希清副部长报告这一情况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为这一奇迹而赞扬不已。
这诚然是一个奇迹。
然而，这一奇迹是经过紧张的战斗和严密的工作才获得的。
04月05日上午六时，住在齐齐哈尔市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就从电话中得到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甘南十区发生鼠情的报告。
七时，一辆大卡车就载着以金培钢为首的防疫中队的十多个人出发了，他们在当天的下午四时赶到现场，当时就有重点地在发现田鼠的老乡家里展开紧急的灭蚤、杀鼠及消毒工作。
06日，防疫大队长王殿钺率领着数十人赶到，随即在发现田鼠的三十一个屯（这四个行政村共有四十五个屯）展开全面的灭蚤、杀鼠消毒工作。
并采取坚决步骤，实行屯与屯的隔离，与没有鼠情的地区完全断绝交通。
07日，省防治机构的研究组组长卢书田、副组长卢庄也率领一部卫生人员赶到现场，当天开始了预防注射。
该区总人口为八千四百六十九名，除七十岁以上老人、五岁以下儿童及病人、孕妇外均已注射，注射的总人数为七千一百四十八名，注射率为百分之八十四点四。
08日、09日，在四平市的东北鼠疫防治院的张杰藩院长和鼠疫专家纪树立也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派专机先后送他们到现场，参加检验和防治工作。
在进行灭蚤、杀鼠、消毒、注射等工作的同时，防疫队的同志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爱国卫生宣传工作。
这四个行政村的群众，以即时的行动响应了政府的号召。
他们在当天就把全部家具搬出曝晒，地上、炕上都用火烧过，还普遍地泥炕、泥墙、垫地、堵死一切洞穴。
为了防止跳蚤的传播，他们还自发地在当天就把猫、狗全部消灭。
07月16日上午，我随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前往甘南参观时，我看到新中国农村的新面貌。
具体的事实，也回答了美国杀人犯企图在这个地区撒布鼠疫为什么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我们首先到达的是甘南第10区民众村三闾的王有家，他五十三岁，穿着新的黑布裤子，上身是洁白的汗衫。
他的家里打扫得清清爽爽，给人以清新愉快的印象。
窗上装有纱布，饭具上有纱罩，放在院子里的酱缸也有布盖。
在他房子的左边约五十公尺处有一口井，04月05日的早晨他曾在这井里发现敌机投下的死田鼠。
以后，防疫队的同志帮助他把井水淘干，放上药水消毒。
现在这口井已添了木盖，并锁上锁，只在打水时才开放。
陈万福也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汉。
他住在民众村第四闾。
我看见他家的条桌上，除了一般的农家常用的家具外，还有两块香皂、三块洗衣皂、两个磁杯里分放着五把牙刷、二管牙膏，手巾架上放着三条毛巾。
他告诉我：
自从美国的飞机在这里丢下死田鼠以后，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了，他家里每个人买了牙刷和毛巾。
他家共六口人：
老俩口、长子、长媳，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有一个儿子出外带走了自己的毛巾和牙刷，媳妇、老太太下地也带走了自己的毛巾。
这虽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但是，这对一向共用毛巾、没有刷牙习惯的农村，该是一件多么可喜的变化呵！
我在回来的路上想着：
今天的新中国农村，特别是东北农村，完全具备了改善卫生工作的物质条件，只要干部善于启发诱导，每一个农村，都可能建立和保持像甘南十区四个行政村一样的良好的卫生习惯的。
我们亲自访问的屯子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汽车经过的市镇村屯却不少。
每一个地方都像我们看过的人家一样，同样给我们以清新、欢乐的印象。
在平阳镇上，我看到每家门前设有刷得洁白的木质垃圾箱，家家装有玻璃窗或者纱窗，墙上还贴了许多爱国卫生宣传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弹的标语：
“灭鼠、灭蚤、灭蝇、灭蚊、灭虱”“环境卫生人人有责”“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万恶的细菌战”等。
在东阳镇，在嫩江的渡口，在沿途其他村庄，我都看到了整洁的环境卫生和有着简而可行的卫生设备的崭新的农村家庭。
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得到这样的“效果”，是它们设想不到的；
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创造性的巨大力量，也是它们设想不到的。
我们在甘南完全制止美国侵略者人工撒布鼠疫的发生，说明了各级人民政府对人民利益的巨大关怀，说明了人民对政府号召的坚决拥护和信赖，这一切更集中地生动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侵略者想以狠毒的鼠疫来杀害我国和平人民的目的，在我国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是被彻底地粉碎了。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正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警惕地注视着美国侵略者任何新的阴谋，并有信心地像粉碎甘南鼠疫一样来彻底地粉碎它！
（新华社）

中国伊斯兰教各民族人民拥护和平
北京回民抗美援朝会副主席马坚
我们中国伊斯兰教各民族人民，热烈欢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并希望会议胜利成功。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的人民，在长期的民族歧视、阶级压迫的恶劣环境中，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我们向来都是居于劣等地位的。
在反动统治时代，特别是在蒋介石统治的黑暗时代，我们和全国的劳动人民同样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受限制的。
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我们伊斯兰教各民族人民受害更深，因为除了压迫和掠夺外，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一贯攻击我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经常诽谤我们所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日本侵略军不但屠杀我们，而且用飞机炸毁了湖南常德和四川万县的清真寺，他们到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杀光、抢光、烧光，他们并不问我们是那一个民族，信仰那一种宗教。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我们伊斯兰教各民族人民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蒋介石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因此，我们曾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自美国战争贩子发动朝鲜战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后，中国人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增产节约，支援前线，无数的伊斯兰教青年男女走上了国防的最前线，参加了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我们要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保卫亚洲的安全与和平。
我们怎能不以全力保卫亚洲的安全与和平呢？
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来，我们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已经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的代表——民族代表和宗教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各少数民族均有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在短短的三年期间，由于各级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政治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各级政权机关中都有我们的适当的代表名额，各级行政机关中都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工作人员。
各级人民政府都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每逢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
圣诞节（maulidal-Nabiyy）、开斋节（id al-fitr）、宰牲节（id aladhal），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都特为本单位的伊斯兰教学生或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让他们去欢度佳节。
在这三大节日屠宰的牛羊，一律免税。
清真寺内部的房屋也一律免税。
少数民族自治区，已逐渐成立，各民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的领导之下，各人管理自己的事情。
我们少数民族的子女在过去大半是上不起学的，现在已经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无论在大学和中学都享有公费待遇了，各地的小学也大量地增加，而且获得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
在城市里失业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经过短期的学习之后，一批又一批地被介绍到各行政机关和企业机关去担任工作，生活习惯上都获得了特别的照顾。
在乡村里穷苦的伊斯兰教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都分得了比较好的土地、房屋、耕畜、农具和粮食，他们的爱国情绪和生产情绪，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珍惜我们革命的果实，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中建设我们的祖国，提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以全力保卫亚洲的安全与和平。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曾驱使日本人民在远东进行侵略，使我们亚洲各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的灾难。
现在，日本人民正在遭受奴役，过着殖民地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和平民主运动遭受迫害和镇压。
美国侵略者公开地重新武装日本，秘密地计划把日本军队当做它的先锋部队，而且把大批的日本战犯释放出来指挥庞大的武装部队，准备驱使他们进攻苏联和中国，再来屠杀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善良人民。
日本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日本现在已经慢慢地回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了。”
（美联社东京08月25日电）最近，日本首相吉田茂公开地宣布：
“日本应该领导亚洲。”
日本军国主义者多么猖狂啊！
我们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伟大运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再来侵略亚洲，所以，我们要以全力保卫亚洲的安全与和平。
可兰经说：
“信道的人们呀！
你们应全体加入和平。”
（二：
二○八）我们要本着我们的教义，贡献我们所有的力量，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爱好和平的一切人民共同保卫亚洲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
（新华社）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朝鲜和平拥护者的当前任务
（在朝鲜全国第2次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委员长韩雪野
这次大会是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密切配合全世界的保卫和平运动，特别是配合争取亚洲和平的斗争而召开的。
美英帝国主义所竭力造成和保持的紧张的国际局势，使全世界人民今天重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而且可能团结一切力量，把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导向保障和平的道路。
今天东方人民在保卫和平的运动中业已构成强大的阵营。
在这个阵营中，屹立着正在反侵略战争中胜利前进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东方的和平堡垒——伟大的五万万中国人民。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派遣自己的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显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国际团结的新的榜样。
此外，在这个阵营中还有着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战争中业已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的越南人民，奋起反对由于美军的强占而陷于殖民地奴隶地位的日本人民以及正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其他各国人民。
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了争取结束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榨取和强占，正在展开着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加紧镇压正在继续壮大着。
亚洲人民为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争取自由、独立、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就是为了全世界和平安全，特别是为了亚洲和平安全的斗争。
今天，帝国主义使用军舰大炮坦克飞机就可以威胁和掠夺弱小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苏联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中解放了朝鲜人民。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从自己的领土上驱逐了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标志着划时代的亚洲的黎明。
关于朝鲜人民三年来的反侵略战争，朝鲜人民清楚地知道，如果朝鲜人民在与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斗中未能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那么朝鲜人民所遭到的灾难必然更加深重，而且我们的邻邦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危险也必然更加严重。
也正是因为如此，英雄的朝鲜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兄弟般的支持和声援。
伟大的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所给予的巨大的援助和所表现的国际主义精神，更加坚定了朝鲜人民的胜利信心。
金日成将军在今年“八·一五”朝鲜解放七周年纪念报告中说：
“现在朝鲜人民不仅是在从美英武装干涉者的侵略中保卫着祖国的独立、自由和朝鲜人民所业已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与共和国，而且是在保卫着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朝鲜人民正在以自己的英雄斗争阻止着美英武装干涉者疯狂地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
今天朝鲜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在战争环境中，必然地要与争取祖国自由、独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因此，保卫祖国的任务就成为朝鲜人民的首要任务了。
我号召全体与会者立即选举前往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朝鲜代表团，并号召全体与会者和全朝鲜人民充分认识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重大意义，并以实际行动尽全力支持这个作为有效地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步骤的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把十六亿人民团结起来为制止美国野兽在朝鲜的罪恶暴行和反对美英侵略者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干涉与侵略行为而斗争。
我们确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必将对世界和平运动有巨大的贡献。
（新华社）

人类和平前进的保障
（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作的专文的摘要）
去年访问我国的印度亲善访华团团长森德拉尔
即将在新中国首都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我们世界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我们都要和平，我们要各国之间的和平，这意味着禁止一切战争；
我们要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这意味着建立他们之间的自由与友好的关系；
而且我们要各国国内的和平。
两点之间的直线只有一条。
两点之间的曲线可以有无数条。
同样，真理只有一个，而谎言却可以有许多个。
最高的信任就是最简单的信任。
走向世界和平的道路，是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道路。
进行干涉的藉口和托词是会有很多的。
因此，破坏和平最力的人正是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人，所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义务努力用各种正当的方法来阻止这种干涉。
现在让我们看看太平洋区域各个国家。
世界的注意力现在正集中在这些国家。
显然，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现在就在这个地区。
理由很简单。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斗争，完全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内政问题，但是万哩以外的美国却仍然违反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意愿而支持蒋介石，派它的武装部队驻在台湾，经常威胁着伟大中国人民的领土完整、独立和生存。
北朝鲜与南朝鲜的争端也完全是朝鲜人民的内政问题，但是美国继续以它的武装部队进行干涉。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它使用的手段是正当的还是卑鄙的。
光是美国干涉朝鲜这个行动，就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大危险。
同样，美国实际上对日本人力及其他资源的独占，是目前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之一。
整个事情是如此地简单明了，对每个正直的男女、对每个爱好和平的人，都是如此地清楚。
所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尽他们的一切力量，要美国军队绝对无条件地撤出台湾、撤出朝鲜和日本。
世界上每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必须向美国发出“不准干涉台湾、不准干涉朝鲜和不准干涉日本”的呼声。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还希望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与他们联合一起，发出这种呼声。
如果各国人民憎恶这种不正当和不公正的干涉，决心团结一致来反对这种干涉，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长期地阻止他们达到他们的目标。
这种立场就是我们全体人类和平前进的最大保障。
（新华社）

在北京会议召开以前
（在苏联“劳动报”上发表的文章摘要）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执行书记科托夫
09月下半月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将加强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和平势力的活动，并加紧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崇高斗争，会议的这种重大意义是尽人皆知的。
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和政治信仰不同的男女代表，将代表着三十几个国家的十六亿以上的人民参加会议。
会议议程上的一些问题正是现在激动着所有善良的人们的问题。
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张得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全体人民的热烈拥护。
很明显，采取这种旨在进一步团结所有和平战士的措施是由于现实的需要。
美国在亚洲和澳洲扩张侵略的危险仍然是很严重的。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罪恶计划。
美国侵略者蹂躏朝鲜，到现在已有两年多了。
他们已经和日本缔结了单独和约，他们正加紧地使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并成立新的日本侵略军。
美国侵略者企图按照北大西洋集团的式样成立一个太平洋集团，以便准备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动一次新的军事冒险。
华盛顿正力图奴役全部拉丁美洲各国，强迫和它们缔结奴役性的军事协定。
但是，各国人民再也不会受骗了！
没有力量能够挡住亚洲和澳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
朝鲜、越南、菲律宾、马来亚及其他国家的人民正在勇敢地保卫他们的自由和民族独立，他们渴望着和平与美好的生活。
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伟大榜样照亮了他们走向未来的道路。
这些日子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正在积极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时，争取和平的斗争有了新的高涨。
和平战士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昨天还在和平运动之外的数十万人民已提高了政治觉悟。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都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这些筹备委员会把和平会议的目的和任务向各阶层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工作。
在数以千计的集会和大会上，选出了出席北京会议的代表。
印度国内正在积极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尽管警察进行残酷的迫害，日本全国进行了“和平运动月”，以筹备这次会议。
吉田政府拒发前往北京的代表们的签证一举在日本引起了普遍的愤慨。
在其他国家，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很顺利。
在澳大利亚、缅甸、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各国，各阶层人民和各团体都选出了代表。
太平洋区域进步知识分子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进行了可敬佩的活动，他们正勇敢地起来拥护和平，反对新战争的危险。
苏联人民坚决和全体正直的男女一致要求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
他们埋头努力于他们伟大的建设，他们的切身利益要求保卫和巩固和平。
苏联人民知道，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对国际安全造成了如何巨大的危险。
苏联劳动人民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冒险，争取和平解决一切相持不下的问题。
没有多久会议就要开幕了。
好客的中国人民正准备在北京——人民新中国的首都——欢迎他们的客人。
每一个代表将能亲自看到中国人民改造他们祖国的巨大成就，将能看到他们保卫和巩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努力。
这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举行，正值全世界正在积极筹备本年底在维也纳举行伟大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时候。
北京的会议是和伟大的和平运动中这一历史性事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这一会议将再一次有力地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一切人民力量的团结，共同进行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威胁的决定性斗争。
（新华社）

增进中印友好，保卫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
两国的民族同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
两国的人民也都是出色的勤恳、耐劳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
中国，在它有记载的五千年历史中曾产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中国人民在艺术上的造就曾达到高度的水准，在科学方面也有过多种的重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印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已经有了卓越的文化。
印度人民无论是在哲学上或是在文学艺术上都有他们的辉煌成就。
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民族之外，其他的亚洲民族也都各有其对促进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两个伟大的民族，既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又有天然的富源，加上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本来早就可以为自己创造美满幸福的生活，可是长期的封建剥削制度阻碍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几世纪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殖民制度又给亚洲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使几乎亚洲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横遭摧残和迫害。
帝国主义的殖民者为了便于剥削和奴役亚洲人民，曾用尽种种恶毒的手段，歪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使被压迫的民族鄙视自己的文化成就，使人们相信亚洲民族是“文化落后，资质愚蠢”的民族，亚洲人民是应该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则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无情的剥削与掠夺，驱使生在土地肥沃、地下蕴藏丰富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过着穷苦艰难的生活。
帝国主义的殖民者就是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最丑恶的一章。
直到今天，帝国主义者仍妄想把这种海盗式的殖民制度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亚洲人民在这种悲惨的境遇里，从来没有屈服过；
不仅对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生活感到痛恨，而且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曾经进行并仍在进行不断的斗争。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亚洲以来，这种斗争从没有停止过，只要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存在01日，这种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永不会停止。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对于和平的意义，是有一个共同的深刻的了解的，那就是和平必须建筑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不然就谈不到和平。
这种了解已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确信。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必然胜利，和平的力量也必然随着这斗争的不断胜利而愈来愈强大。
亚洲已经解放了的各国人民，尤其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为这种胜利的必然性，提供了光荣而有力的例证。
中国人民一经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即刻呈现出新的气象，不仅迅速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并提高了人民的道德与文化水准。
以往帝国主义所灌输的堕落腐化的思想和文化已逐渐消除或已不复存在。
欢乐的人民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为了自己真正的幸福从事各种和平建设。
在这短短的期间内，各方面惊人的成绩和飞跃的进展，都足以说明亚洲已经解放了的人民的无穷力量，非但能为自身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而且直接影响世界的文明。
与此相反，正在从事于破坏世界文明事业的一小撮战争贩子，不但大量利用其所掌握的反动的报纸、下流的读物、黄色电影和始终在歪曲事实捏造谣言的广播等各式各样的宣传工具，来散布和传播其文化和精神上的毒素，进行其破坏国际和平的战争政策；
并且盗用科学的成果，来准备原子武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战争；
事实上后两项武器已被疯狂地使用着。
科学家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机构已变成了实验和制造集体屠杀人类的工具的场所！
这种破坏文明，亵渎科学的行为，与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文化科学用在为人类谋安全和幸福的建设事业相比较，恰好成为一个罪恶与文明的鲜明的对照。
罪恶与文明的两条路线愈来愈分得清楚了。
中印两国人民饱受过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痛苦与惨祸，对于罪恶与文明的界限是熟知的。
我们懂得罪恶是如何地由各种式样的武力压迫和经济榨取而产生出来，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和平的土地上，和平的日子里才能得到真正的文明。
历史的教训更使我们深知和平不能坐待，而是需要争取，不断的争取，并且需要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大家起来争取才能得到的。
中印两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自从和平运动开始以来，就一直为保卫和平、争取和平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正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安全与和平遭受更直接威胁的时候，根据印度人民的建议，由中国人民发起筹备，并由筹备会议决定于今年09月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这个会议，不但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一致希望的。
现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了，印度人民是和中国人民同样地以无比热烈的心情来迎接这一会议的来临。
印度人民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的前夕，积极地展开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
在全印和平理事会倡议下，成立了筹备参加会议事宜的全印委员会，一切重要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不同见解的重要代表人物都被邀请参加这个筹备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宣言全文，已由印度全国许多报纸予以刊载。
印度许多努力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以及由北京返国的参加筹备会议的代表们，或是演讲，或是著文，普遍地进行宣传工作，明确地指出会议的重大意义。
会议的精神和宗旨已在印度全国各地到处传播着。
不久以前，印度各地曾举行“亚洲周”和召开地区性的和平会议，在这个期间内，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民踊跃地参加各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
在集会中所发表的言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如何，都一致反映出印度人民要求和平的热望，都表示欢迎和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除此之外，他们还着重地讨论了结束亚洲境内的战争问题，他们焦虑着在亚洲境内正在进行的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战争，进攻越南人民的战争和对朝鲜人民最凶残的侵略战争。
这种焦虑同样也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焦虑。
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者和战争贩子们，在他们所发动的亚洲境内的几处战争中，遭到坚强的反击之后，并不甘心他们在亚洲已经注定的失败，还正在到处遍设军事基地，搜罗炮灰。
美国并变本加厉地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又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同时，也将给日本人民带来又一次战争的祸害。
中印两国人民一致坚决反对使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并且强力地支持日本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与自由的斗争。
继印度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的地区性会议之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全印赞助人会议已于本月09日在印度的首都召开，第3届全印和平大会也于12日举行了。
我们深信由于印度热心和平事业人士事先周密的广泛的准备和推动，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参加和支持，在这次全印赞助人会议和全印和平大会上，必然地会产生一些足以促进和平事业的各种宝贵的建议和办法。
印度代表们不久就将在我们热烈的期待下，带着全印人民和平的愿望来到我们的首都，这是何等愉快的事！
亚洲的和平首先是为亚洲各国人民所关心的，作为亚洲的两个最大国家的中国人民及印度人民应该紧密团结起来争取亚洲的和平。
和平的热浪在印度正随着这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到来日益高涨。
印度人民的和平呼声已越发响亮而有力。
印度人民在从事和平运动中已充分表现出他们的巨大的潜力。
显而易见，这支巨大的力量与中国人民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其他各国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将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巨流。
中印两国的友谊已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不断的发展，这种不断增长的两个伟大国家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以及他们对和平的共同愿望，将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及世界和平重要的依靠。

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贺信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英国著名和平人士克劳瑟
全世界的善良男女都盼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对于他们争取和平的严重斗争给予指导和鼓舞。
因为正是在亚洲，侵略者的血手和恶毒心肠已经暴露无遗。
你们在亚洲，首先直接经受了腐朽的社会秩序的最后武器——原子弹和细菌战。
这个腐朽的社会竟不惜滥用人类的不朽成就——原子秘密和细菌学的发现来暂时延续它的濒于灭亡的生命，这正是腐朽社会的特点。
你们在亚洲正经受着这些垂死的但仍掌握有现代知识的人们道德完全沦丧的影响。
你们的经历是可怕的，但是至少它的意义是明白的。
你们了解到什么叫原子战，什么叫生物战，什么是今天的一般战争。
你们在经受这些经历时所表现的行为，是现代生活中最崇高、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正是你们亚洲人民教导全人类在受到原子和细菌攻击的最后考验下，应该如何行动。
因此，亚洲各国人民今天是人类道德的主要保卫者。
正是他们现在和将来指示我们如何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和恐怖，从而使我们获得充沛的道义力量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并使科学受到人类良知的坚强控制。
我们在西方，盼望你们在道义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良心上压着双重负担；
这是由于制造这些新式科学武器并把这些武器用于东方的，主要都是西方人。
朝鲜和中国人民以及马来亚人民（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特别想到他们）在忍受苦难和顽强不屈作战时所表现的尊严和崇高的耐性以及百折不回的决心，教育了我们全体人民，使我们知道为了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为了挽救人类，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我们从你们的榜样里看到了：
人类的精神能够凌驾在可以想像或制造出来的任何恐怖之上。
我们对于人类的信心已经加强和增加了；
我们能够更加乐观地瞻望未来。
我们知道，为使将来的斗争得到胜利，要依靠两个原则。
我们一方面必须无情地抵抗侵略并揭露侵略者，同时我们必须极力抵制一切挑拨行动，坚决采取谅解及和平的政策。
我希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代表们对于局势作一番严肃的道义和明智的分析，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侵略的事实以及谁是侵略者；
另一方面能够在谅解和博爱精神的鼓舞下，开辟出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
谨向大会致衷心的祝贺，并预祝你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新华社）

迎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
全世界酷爱和平的人民密切关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快要在北京开幕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热烈欢迎这一件大事，并且表示我对于大会的诚恳敬意和庆贺。
这个会议的崇高目的和重大使命，在发起书上及筹备会议的宣言里已经宣示于全世界。
我相信，在代表着十六亿以上人民共同意志的和平使者们密切团结之下，这次会议将可以圆满地完成它的神圣任务。
中国人民一贯酷爱和平，愿意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平共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是一个被侵略的民族。
只有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人民才开始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
中国人民深深感到和平的可贵。
但是和平破坏者又在朝鲜燃点起侵略战火，在美国扶植之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正开始复活。
中国人民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时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平处在危险中。
但是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迫切要求，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密切团结和行动一致，和平是可以拯救的。
所以这个会议是代表着人类理性和正义的要求，是显示本区域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力量。
各位代表们虽代表着不同民族，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但都抱着保卫和平的共同志愿。
在这个会上所拟订的保卫和平方案，必将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国的体育工作者热烈拥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的体育活动已有空前的发展。
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深信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存，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展开和平竞赛并相互进行经济往来，文化交流。
我们中国体育工作者愿与各国的运动员与体育工作者共同加强国际间的体育活动，交流体育运动的经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谅解，以便有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
我们预祝大会的成功。
和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