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在全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指示
华北全区县以上的“三反”运动和各大中城市的“五反”运动业已胜利结束。
伟大的“三反”、
“五反”运动为国家行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扫清了道路，并在各方面准备了充分的有利条件。
目前摆在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广泛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以加强经济建设工作。
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工业建设，因此，在目前组织一个全区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可能的，这是发展工业生产从而带动全面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根据国家计划的任务，今年华北全区国营和公营工矿企业，将在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节约流动资金和加强基本建设等四个主要方面，为完成并超过增产节约四万亿元的总任务而奋斗。
“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成果，工人阶级的高度爱国生产热情，农业生产竞赛运动的有力配合和支援，以及过去组织工业生产竞赛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完成并争取超过今年增产节约任务的有利条件；
目前也有若干困难，比如某些经济呆滞、产品积压、供销不畅等等，但这些都是胜利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并且一定能够逐步克服的。
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各方面的条件，将竞赛运动按照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组织，制定各部门、车间、小组、机台、各种产品及数量、质量和成本等计划指标，争取超额完成计划。
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是组织竞赛中最主要的关键问题。
为此，必须重视学习苏联各项有关的先进经验，普遍发动广大职工的创造性、积极性，并及时地组织推广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力支持职工的合理化建议；
必须在生产管理上实行新的改革，进行查定工作和成本管理工作，建立与健全各项科学制度，加强生产管理中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时刻注意保安工作、奖励工作和职工福利。
在领导方面，组织并加强各级的增产节约竞赛委员会，在高度统一的真正有效率的领导下，发挥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等各种组织的作用，实行充分的群众路线，同时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对一切落后的障碍运动前进的保守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及一切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斗争；
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各种敌视人民利益的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以保卫竞赛运动的安全进行。
各省委、市委应即把具体组织竞赛运动放到当前工作的重要地位；
号召各工矿企业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劳动模范、青年团员、工会会员以及全体职工同志们，为胜利地完成并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四万亿元的财富，为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为在这个基础上准备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并进一步改善职工生活而斗争。
06月14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彻底处理赶车工人张顺有事件
将继续在全区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本报讯】
山西省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遭遇重重阻难的事件，暴露了在许多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存在的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彻底处理这一事件，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使大家深刻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06月14日召集所有和这一事件有关的党员干部及各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
出席会议的有绥远、察哈尔、山西三省二十七个机关的党员干部三十四人，以及华北各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华北局各直属机关和华北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等共一百八十多人。
张顺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张顺有事件被揭露以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即责成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立即查对事实。
根据这一指示，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经和归绥市公安局、市法院，察哈尔省阳高县公安局，山西省忻县专署公安处数次用电话联系，和归绥市公安局来人交换意见，并派人到有关省、市、县各部门实地查对情况。
查对结果，证明了张顺有的口述材料合于事实，并发现了不少新的材料。
这些材料表明：
有关省、市、县各机关团体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张顺有所揭发的更为严重。
因此，华北局决定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彻底处理张顺有事件。
会议首由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从吾同志作报告（报告摘要见今日本报第3版）。
他详细地分析了各有关机关和团体在处理张顺有的问题中的各种不同表现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得到的教训，并提出了今后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办法和对犯错误的人员的处理意见。
继由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归绥市劳动局局长马正科、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归绥市法院院长黎旭辉、绥远省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孙寒光等在会上作了检讨。
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刘仙锋检讨说：
“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曾经两次到我们公安机关。
我局工作人员都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为藉口，采取了一推了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解送反革命分子宋郁德时，又错误地给张顺有带上了手铐。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人民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不但没有表扬和支持积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张顺有，反而给他的正确行动以阻挠，甚至给他以打击，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极为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就没有像华北局一样抓住这一事件教育干部。
这就说明我们领导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一错误行为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使这样密切关系着人民利益的重大事件长期未得解决；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平日缺乏对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
这对我们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但是像这样的官僚主义事件，在归绥市公安局中绝不只一件。
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在全局工作人员中间彻底检查和清除一切官僚主义作风。”
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说：
“我局工作人员错误地扣押张顺有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认为已经向他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便未继续追问。
我之所以采取了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是因为我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
这就说明了我的阶级立场不够明确；
同时也暴露了我成天在口头上喊为人民服务，但是在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没有作到。
我决心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全局人员积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和一切旧警察作风的斗争，使大家明确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其他在会上检讨的同志，也一致认为华北局重视并认真处理张顺有事件是完全正确的，自己和所属工作人员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打击了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
大家都表示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纠正错误，并结合“三反”运动后期的民主补课运动，督促所属人员认真检查并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作风，改进和健全工作制度，使之更便利于人民群众。
张顺有也在大会上发言，衷心感谢华北局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十分钦佩华北局这种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精神。
他说：
“这个大会使我更加深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了解，看出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我有勇气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因为我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好处，我痛恨国民党和反革命分子。
我上次到全国总工会和华北局来谈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的解决，我心里非常痛快。
像我这样一个人，过去在旧社会连个县长也不能见，那能说得上到北京来告状！
过去我父亲对我坚持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和官僚主义分子积极斗争的行动非常不满，他对我说：
‘你还敢和人家那些大干部闹？
’但是现在我父亲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他很高兴，开始积极地参加村里召集的会议。
我也参加了民兵和互助组。
我回家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劳动，带头搞好生产。”
会议最后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3书记刘澜涛同志讲话（讲话摘要见今日本报第3版）。
他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重视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必须认真负责地考虑和解决人民的一切问题，并且告诫大家为了真正作到这一点：
第一必须注意人民的“小事情”；
第2要认识对人民负责和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
第3要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干涉；
第4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坚持真理。
会议经过两天的报告和发言已圆满结束。
与会人员都认为会议开得很好，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特别是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讲话给自己的教育很大，回去以后一定要向本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传达，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彻底肃清官僚主义。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正准备根据刘澜涛同志和王从吾同志的指示草拟具体办法，以便继续全面地深入地在全区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纪念“六·二五”两周年的通知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工会组织劳动男女发出关于纪念06月25日国际积极声援朝鲜人民和保卫和平日的号召，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特通知如下：
一、各地工会组织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于06月25日，在不妨碍生产和职工自愿的原则下，以工厂、矿山、大商店（小的工厂、商店可适当地联合起来）为单位，举行小规模的群众性纪念会，并可在会上通过向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和慰问的信件。
二、请当地负责同志作关于目前世界和平运动与朝鲜战场的情况以及如何努力增产节约，加强经济建设，巩固国防，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世界和平的报告。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与青年团、民主妇联等有关团体取得联系与配合，并把纪念会的情况、出席人数以及经验等报告我们。
中华全国总工会1952年06月19日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关于1952年防汛工作的指示
现在中南、华东、西南等地，业已进入汛期，华北、西北、东北、内蒙等地大汛亦将到来。
为了保护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及一部分城市、工矿和交通的安全不受洪水威胁，防汛工作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任务。
凡是已经成立防汛机构的地区，要继续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尚未成立机构的地区，也要根据过去经验和实际需要，迅速成立防汛机构，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战胜今年的洪水而奋斗。
关于今年的防汛工作，除去继续执行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防汛工作的指示”以外，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一、充分进行动员、组织和准备工作，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
由于两三年来各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全国水灾逐年减轻，今年可能有部分干部和群众，认为我们对防止水灾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或疏忽大意的思想。
这种思想对防汛工作是极为有害的，必须切实加以克服。
要知道这几年全国河道的治理，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可是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
就已经开始根本治理的河流来说，沂河、沭河已经可以基本上解除水患，可是在山东境内还有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水灾，需要继续加以治理。
淮河已经开始摆脱常年水灾的威胁，在严重洪水的情况下，也可保障主要地区不受泛滥；
但全部工程尚未完成，洪水蓄泄还未能完全控制，因此还未能完全解除水灾威胁。
永定河的水库，明年汛期才能发生蓄洪的效能。
潮白河只完成下游整理工程，已可防御一定流量的洪水，还不能完全免除水患。
其他巨大的河流：
黄河经过这几年的整修，下游三省堤防一般高出1933年最高水位一·五至二·五公尺，去年又修了北金堤滞洪工程，已经可以防御1933年最大的洪水。
不发生重大灾害，但要完全免除水患，还须待中游和一些重要支流的水库修成以后。
长江在今年修了荆江分洪工程，可使遭受洪水威胁最大一段，得到有力的保障；
但就全河来说，还不能防御1931年最大的洪水。
至于多数中小河流，堤防工程虽已普遍加强，可是大抵只能防御一定年份的洪水，还不能防御可能发生的最大洪水。
并且新修的工程，多数没有经过严重洪水的考验，旧有的工程也可能存在没有检查出来的缺点。
至于山洪、内涝的灾害，更是一时尚难完全免除的。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自满自足，而必须提高警惕，周密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早进行动员、组织工作，准备对洪水进行坚强的战斗。
关于群众的组织，料物的准备，各地虽有成规可循，仍应注意检查，以免流于形式。
关于上下游、左右岸对防洪排水有利害冲突的地方，更要事前对人民进行说服动员工作，以免临时发生意外。
二、在汛前和汛期，随时检查堤防、闸坝和一切有关防洪排水的工程，并建立管理运用的制度。
去年黄河进行堤防检查，经过用钢锥钻探，共钻出洞穴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处，其中最大的洞穴可容四十余人，沟通了堤内和堤外。
今年长江进行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发见沙市一带堤防，有的只有上面一层好土，下面都是碎砖乱瓦，甚至堤身有房屋古墓未曾拆除。
珠江新修的石角围遥堤工程、头溪围上下摸鱼湾工程和陈鸭塘围工程，都因为地基不固，在修成以后，有一百多公尺的堤防发生沉陷。
这些隐患，若遭受洪水浸灌，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因此今年检查堤工工作，应当形成群众性的运动，结合“三反”、“五反”中所发见的问题，在汛前和汛期随时进行。
对于新修的较大的工程，更要由负责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亲自检查。
凡是做有蓄洪、分洪、滞洪工程的河流，或设有排泄内水的涵闸的河流，都应切实掌握水情变化，对各种控制工程的启闭，订出统一的管理运用的制度，详报本部备查。
对分洪、滞洪区域以内的人民，并须事前做好动员工作和安置救济的计划。
在抗旱运动中农民因浇地掘开的堤防，尤其要切实检查，加以堵复。
掘开过的地方应视为防守的重点。
三、防汛工作要与防旱工作密切结合。
我国气候在进入汛期以后，随时有发生暴雨的可能，同时在这一时期各种农作物需水较多，一时雨量稍缺，又会发生旱象。
所以就水利为农业服务来说，防汛和抗旱是一个工作的两面。
过去有些地区这两种工作结合不够，在大雨未来的时候，农民要求抗旱，领导上却机械地布置防汛；
结果是抗旱工作既未做好，防汛组织也流于形式，一旦发生暴雨，造成先旱后涝的双重灾害。
1952年02月0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经发布“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
今年的防汛工作，必须和防旱、抗旱的运动紧密结合，由地方负责首长统一领导，做好雨量、水情的报告和分析研究工作，并广泛试行洪水预报，以求掌握时机，争取防汛工作的主动。
干旱不雨的时候，应尽量利用水源，帮助农民减轻旱灾；
到大雨来临，则集中全力进行各河防汛和防山洪、排内涝等等的工作。
四、切实掌握防汛经费和器材的管理使用，以避免浪费。
防汛期间经费和器材的使用，因为任务紧迫，地点分散，支用和保管的制度不够健全，很容易发生贪污浪费的行为。
去年华东和河北防汛总指挥部都发过加强防汛期间财务管理工作的指示；
两个指示都曾由中央水利部通报各地仿照实行，可是各地执行仍不严格。
有的地区并且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
如支用报销，缺少具体的制度；
事前准备不足，临时搜购器材，造成极大的浪费；
汛后剩余的器材，不妥善保管或及时处理，听其损失霉烂等。
今年，各地必须纠正这些缺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严格执行。
过去剩余的器材，今年各地应切实清理，尽量使用；
汛期结束以后即刻清理报销，剩余的器材要妥善保管，留待来年使用，或依照财务上的规定，及时做适当的处理。
五、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必须完成并争取超过各地保证的防汛任务。
两三年来，各地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其发展的规模是迅速而巨大的。
人民在水利事业上已经投下了巨大的力量，就应当要求每个工程都发挥应有的效益。
现在洪水季节已经到来，这对于一切防洪排水的工程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今年各地所保证的防汛任务，因为对情况的了解比前深入，所以都比前更为慎重和具体。
这对于我们估计情况，发见问题，布置力量，都是有益的事情。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还须充分估计人民力量在防汛工作中的伟大作用。
1949年和1950年，虽然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破坏各种防御工程尚未完全修复的情况下，因为各地人民政府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勇敢和智慧，我们曾大大地减轻了水灾。
现在经过两年的水利建设，积累两年的经验，我们也就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各地不但要胜利完成保证的任务，同时要充分发挥对人民负责的无限忠诚，动员组织人民的伟大力量，在现有工程的基础上，争取战胜我们所保证战胜的更大的洪水。
今年防汛工作的胜利，是保障今年农产丰收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增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一个重要关键。
全国有关地区，应该把这一工作看做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动员广大群众，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而斗争！
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傅作义张震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正式开幕
定06月23日开始门诊、26日开始收住院病人
【新华社19日讯】
所有医疗工作人员和医疗设备完全来自苏联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于19日在北京正式开幕。
这是中苏文化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参加开幕典礼的有彭真、李德全、彭泽民、陈其瑗、贺诚、傅连暲、吴晗、胡兰生及首都各人民团体、医院代表约二百人。
苏联罗申大使及使馆人员也到会致贺。
会上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院长甫罗哈洛夫表示一定要完成苏联人民的委托，通过这个医院来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医学经验。
李德全、贺诚、吴晗都在会上致词，热烈庆贺该院的成立，并对苏联红十字会和苏联人民的热诚援助表示谢意。
大会在彭真市长、罗申大使剪彩后，于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宣告礼成。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是由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亲自来京筹备成立的。
院长为苏联专家甫罗哈洛夫，全院共有苏联工作人员数十人，现分内、外、神经、眼、牙、五官、皮肤、妇、X光、理疗、肺结核等科。
医院全部设备是由苏联运来，内有可以进行任何种手术的设备及X光深部治疗机、X光间接摄影机、血管缝合器等最新式的医学器械。
该院将在本月23日开始门诊，26日开始收容住院病人，治疗对象以市民为主。
苏联医生除负责治疗工作外，并将协助培养中国医药卫生人材，及向医学界人士和北京市民作有关医学方面的专题报告。
（编者按：
该院对于需要长期疗养的慢性病患者和传染病患者、产妇和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暂不收容。
门诊和住院病人均须携带指定的机关介绍信，市民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指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中央卫生部机关卫生处负责，军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负责。）

我们伟大的祖国
新中国人民的体育运动已日益普及。
察哈尔省怀安县尖台寨村的青年农民们，每天清早都不约而同地到一起来做体育活动。
这十几个青年农民正在长堤上练习跑步。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于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
胡绳
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发表已两年。
在这个伟大的科学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但天才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语言学上的问题，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了新的极其杰出的贡献。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的发表，对于中国的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发挥了关于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根本肃清了在这些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各种错误观点。
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错误观点原来也出现于中国的学术界。
我们的有些研究工作者曾经以为只要去收集一些关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生产技术的材料，就可以表示自己是历史唯物论者，就可以随便判断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他们企图用生产去直接说明上层建筑。
斯大林同志使我们看出，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
基础并不是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是与生产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的。
经济基础的问题，当然要比生产力和生产技术问题更复杂得多。
我们必须排斥那种只满足于收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材料，而不去充分地研究经济基础的办法。
这种办法，表示了研究者的偷懒。
另一方面，也有些研究工作者以为只要说明了基础，就可以不去具体地研究上层建筑的问题。
这就把上层建筑看做只是消极地中立地反映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
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因此，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既须切实地研究经济基础，又必须切实地研究上层建筑，即研究“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研究它们是怎样反映了基础，又怎样起积极作用于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的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学术研究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学术研究工作是属于上层建筑之内的。
由于新社会条件使我们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追求真理的劳作，我们工作的成果就应该能够对于新制度的生长和旧基础的消灭起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人民推动自己国家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
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目前纵然还不至于“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却也和我们所应负的任务距离很远。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又使我们知道，各种社会现象，并不都是或属于基础或属于上层建筑的。
有的研究工作者并没有具体地研究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特点，就任意地把它们配置到基础或上层建筑的框子里去。
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扫除了这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
各种社会现象之间虽然有其共同性，但“问题是在于：
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东西之外，还有着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
斯大林同志的话使我们想到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说：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因为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重视具体研究，而拒绝只靠抽象的公式来讨论问题，所以他们就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彻底地战败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斯大林同志的论文中，提出了使教条主义者惊诧的若干论点。
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例如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
他使我们懂得，有些社会现象的发展历史，例如语言的发展历史，是不需要经过爆发〔注〕的。
斯大林同志区别了人民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的时期和革命人民已经取得政权可以由上而下地进行革命的时期。
在后一时期中社会改革的实现，就可以不经过爆发。
斯大林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斯大林同志在论文中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观点的来源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中国。
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而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的错误。
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读了很少的或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选择了自以为看懂了的句子和自己发生兴趣的句子，拿来做根据，就以为有权利可以任意发号施令。
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如果不坚决克服这种情形，就不可能有活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说：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事情底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条件而只作表面上的引证，结果必然陷入走头无路的状态。”
在我们这里，还有些人用一种可以说是在外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分析。
例如，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
为要进行各种社会现象的阶级分析，既需要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有足够的认识；
又需要对于个别的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研究。
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工作的准备，只是就各种社会现象的外部关系想当然地贴上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标志，这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人们必须知道，在一个演讲或文章中充满了阶级的字眼，并不表示这个讲演或文章就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的论文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许多公式主义者，也给了重大的教训。
在我们这里的某些部门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所说的“军阀式的统治制度”。
这种制度，只能养成固步自封的习惯，不负责任的风气和各种专横的行为。
我们的学术工作者中有许多是谦逊的、认真的，对自己工作采取严肃的态度；
但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在我们学术工作中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极端缺乏的，这种情形对于学术工作的发展是严重的妨碍。
斯大林同志说：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见斯大林答阿·霍洛波夫同志的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定义使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理论工作的无限发展的前途。
我们国家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们的国家将经过工业化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的学术工作必须跟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的论文和其他著作给了我们以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语言学论文发表后的两年来，我们还没有足够地咀嚼在这论文中的丰富内容，拿它来武装我们并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注〕“爆发”，原来中译本译为“突变”，是译得不对的。
——编者

祝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开幕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在我国伟大的首都——北京开幕了。
这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上，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它是中国红十字会与苏联红十字会，根据共同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进行合作的一个具体实践。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有不少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医院的事例。
随着祖国解放，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那些假“慈善”、“救助”之名干着侵略之实的阴谋都被彻底揭穿，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都被赶走了。
当他们披着的“慈善”、“救助”的外衣被剥去以后，他们本来的狰狞面目就赤裸裸地显露了出来。
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轰炸，最近并将细菌战扩大到我国东北地区，就是最好的说明。
与此相反，伟大的兄弟国家苏联，却是赤诚无私地帮助我们进行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
苏联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成立“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正就是苏联在医药卫生方面无私地援助我国的表现。
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撒布传播疫疠的细菌，企图大规模杀害我们；
一方面是苏联怀着无比恳切的热情，帮助我们消灭疾病灾难，保卫我们的健康。
在这一个强烈而鲜明的对照之下，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只有我们真正的友人——苏联人民，才是赤诚无私地帮助我们的。
通过“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将会把苏联人民先进的医学思想、医学成果、医学管理方法与制度，以及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新的医疗作风介绍给我们中国的医药界，并帮助我们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医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提高我们的医疗知识和技术的水平，改善我们某些不良的医疗作风。
无疑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成立，将会给我国医药卫生界以极其良好的帮助。
我衷心地祝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开幕，并对苏联人民及苏联红十字会工作者这种合作与帮助的伟大友情致以深深的谢意。

为采用先进经验创造条件
苏联劳动报社论
广泛地推广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方法，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的特点。
目前，没有斯塔哈诺夫训练班的车间，生产先进者不是自愿地帮助青年工人，同时生产革新者不做有关他的经验的演说和报告的车间，已是很难举出了。
帮助落后的人、使最好的劳动方法成为同业全体同志的共同财产的意向，已在数十万生产先进者所承担的个人义务中表现出来。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
是先进的对落后的同志般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伟大的领袖的这一指示，已成为社会主义竞赛的第1条金科玉律。
一个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在达到成就以后，就向他的工作班和全厂的同志伸出援助的手。
因为他了解得很清楚：
不论他所达到的指标有多么高，还是不能解决顺利完成全车间和全企业生产计划的任务。
只有在每个人都达到高度的量和质的指标，都不落后于总的生产节奏的地方，才能获取成功。
而在这种力求达到总的提高的渴望中，就表现出了竞赛先进者的关心全国利益，他们对繁荣生产的经常关怀，苏联人的新的精神外貌和思想的提高。
莫斯科的旋工帕维尔·贝可夫使用了由铸铁制造零件的新的快速方法。
他所达到的成果推翻了所有以前的技术计算。
但是这种个人的成功并没有使这位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感到满足。
在达到空前的指标以后，他向本企业的旋工们解释他的新工作法，同时并到邻近各厂去做了许多讲演。
他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吸取这些经验——并利用它！
顿涅茨的矿工，掘煤康拜因机的司机叶菲姆·斯塔罗杜伯采夫对于机器的构造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改进，他在自己的工作班中以新的方法组织劳动，并因此卓越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位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既然已把其他机师的产额远远丢在自己的后面，看起来似乎他可以庆祝胜利了。
但是这位青年爱国者却远不是这样想。
当他的矿场和邻近的矿场中，还有一些司机感到操纵康拜因机困难，同时他们开始还只能挖出很少的煤的时候，他怎能认为自己的任务已完成了呢？
斯塔罗杜伯采夫认为把自己的经验传达给同志们，帮助他们提高到先进者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责任和光荣的事业。
在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的实践中，这种同志般互相帮助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在每一个工作班，每一个车间和企业中，都能看到这类例子。
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生产先进者努力使自己的经验成为全体工人所有，那么实施斯塔哈诺夫劳动方法的任务便会自行解决，这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
“为要把斯塔哈诺夫运动尽量推行到我国各地，单靠斯塔哈诺夫工作者本身，当然还是不够的。”
革新者们的努力，只有在获得经济的和职工会组织的热烈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
这种支持究竟是指什么呢？
它首先是指把交换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的工作掌握起来，并且不是间歇地，而是一贯地、有计划地予以推行。
这也就是说：
要为采用先进的劳动方法创造条件，要坚决消灭那些妨碍生产竞赛者学习革新者榜样的一切缺陷。
虽然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交换是在大规模地进行，但是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还可以看到在解释和实施先进劳动方法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
革新者们开办了他们的斯塔哈诺夫训练班，把新的工作法指给同志们看，并说明应当如何看护机器和利用设备。
听众很好地掌握了经验，并企图实施这些经验，但他们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是因为并没有为实施先进经验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的缘故；
没有供给他们以那样的设备和工具，没有整顿机器，没有在技术过程中作必要的修正。
由于这同一原因，致使革新者的讲演和报告，具有创造意义的会面和观摩生产的旅行，发生的作用很小。
去年，马科也夫斯基冶金工厂第1号马丁炉车间的一群炼钢工人曾参观了“查坡洛什炼钢厂”。
“查坡洛什炼钢厂”的炼钢工人很高兴地把自己的丰富的经验告诉了自己的同志，向他们说明他们在如何加大炉底的牢固性，如何缩小停歇时间；
把新的装炉法指给他们看。
马科也夫斯基的冶金工人们在回到自己的工厂后，即决定采用“查坡洛什炼钢厂”炼钢工人们的经验。
但没有人帮助他们，也没有建立必要的生产条件，因此，事实上使这一次的旅行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以这样的态度对待革新者的发起，只会使这种交换先进经验的珍贵形式——生产先进者的创造性旅行——失掉了信用。
这决不是唯一的事件。
哈尔科夫市的一些砖瓦工厂的工人们，对于著名技师杜瓦诺夫所研究出的快速烧砖法学习得并不坏。
杜瓦诺夫去年和今年曾两次来到哈尔科夫市，亲自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在哈尔科夫市却只有几个个别的工厂在采用新的快速烧砖法，大多数的工厂还是照旧在使用那早已为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实践所推翻了的老式制造法。
建筑材料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州委会，在组织了杜瓦诺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市的工人会面时，就以为先进经验一定能采用了。
不对，这只是事情的一半。
在说明先进的劳动方法的时候，应该同时努力为实施这种方法创造条件。
在经济和职工会工作人员中仍有一些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他们对于每一个斯塔哈诺夫训练班，每一次革新者的演说，每一次创造性的会晤，都掀起不必要的喧嚣，以堂皇的宣言和一般性的演讲来代替巨大的细致的采用先进经验的工作。
这种无用的行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斥责。
现在应该了解：
对于传达先进经验的工作的评价，不仅是要依据组织训练班、举办演说和举行会晤的次数，而且也要看多少工人已采用了新的进步的工作方法。
在实施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中，领班、技术员、工程师和技师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正是他们应当以必要的技术组织办法来支持一切同志般的互助的形式。
如果一个斯塔哈诺夫工作者达到了高度的指标，那么就应当说明，这种成绩是怎样获得的。
如果这一成绩是由于加快速度而获得，那就应当准备好车床以便实行高速度工作制。
如果成功的“诀窍”在于工作地的新的组织，那就应当在所有的工段中推行这种组织。
这样才可以相信：
斯塔哈诺夫训练班和革新者的演说都已为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利益。
每一个领班和工程师、技术工作者，都应当成为争取实施先进劳动方法，争取普及先进经验的积极战士。
我们祖国的利益、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依靠着自己的积极分子的帮助，职工会组织应当负责对如何为实施先进经验创造条件的事进行经常的监督。
这个问题必须经常在生产会议和工人大会上提出讨论。
必须使那些没有为采用先进工作法创造条件，并以自己的保守心理来束缚竞赛参加者的积极性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苏联人在争取提前完成1952年的生产计划中，正在不倦地表现了更多地新的生产潜力。
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经验的宝库正在逐日地补充着。
我们要使这些经验成为全体工人的财产！
愿斯塔哈诺夫工作者们——光荣的生产革命者们——的强有力的队伍不断增长。
（振亚译自05月25日劳动报）

唐山发电厂推行苏联快速检修法
创造全国汽机、电机、锅炉检修新纪录
唐山发电厂推行苏联快速检修法，创造了全国汽机、电机、锅炉检修的新纪录。
快速检修工作在05月26日开始，到06月04日完成。
检修时间比电业总局额定检修时间缩短了近二分之一，结果提前发电九天又九小时，为国家创造了十亿元财富。
快速检修后，汽机的设备出力较前提高了百分之五点二六瓩，锅炉的设备出力较前提高了七点七吨小时，等于给国家节约了三百万斤小米的投资。
快速检修的主要特点是准备工作的严密性和组织性。
准备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充分发动职工群众，深入进行思想动员。
开初不少工人对“快速检修”抱着怀疑的态度，有的老工友说：
“什么快修、慢修，反正时间规定少了到时完不成！”
有的技术人员满足于过去的检修成绩，认为“过去的检修已经不错了，不能再快，快了就要出乱子”，认为“技工少，学徒多，没有机械化工具”，“时间短，来不及准备，下次再说吧！”
这些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直接障碍着先进经验的推广。
为此，该厂领导方面分别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反复讲解快速检修的优越性及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面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讨论快速检修法的检修规程和保安规程；
一面以厂长为首组成参观团，到抚顺电厂学习该厂学习苏联快速检修的经验。
经过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训练，使职工对推行快速检修经验有了信心。
在此次短短的十天检修中，该厂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就有三十九件之多，超过了解放以来历次检修中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的件数。
准备工作的第2个环节是把计划交给工人，制订车间、班、组进度表和综合进度表。
首先由领导部门根据检修规程项目、改进计划、群众合理化建议、安全检查、运行纪录等编订了检修计划及日程进度表，然后组织参加检修的人员讨论，精确计算工时，排定班、组进度表。
进度表内详细规定了某一机件由拆修到安装的精确时间，具体安排了起重、焊接等重要工具的使用时间。
班、组进度表集中了职工群众的智慧，成为进行快速检修的具体指标。
准备工作的第3个环节是合理地组织劳动力，实行小组负责制。
按工作性质和项目，挑选技工，分配人力，组成短小精悍的小组。
小组内的每个成员，分工明确，各有专责。
在工作进行中，各小组普遍实行了流水作业法，工序排列紧凑，分工合作，交叉进行。
技工和学徒更密切配合，在拆卸机件时，技工前面拆，学徒后面擦洗，技工随后进行安装，等拆完擦完，也就安装完工。
在检修中，技工能随时向学徒讲明操作方法，迅速提高学徒技术水平。
此外，在准备工作中，使材料、工具能作到及时供应，也是保证快速检修的重要原因。
检修前，供应人员就根据计划调配材料，补充工具，检查规格，交使用部门验收；
因此整个施工过程中未发生停工待料现象，保证了检修工作的顺利推进。
准备工作妥当后，检修进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发挥坚强的组织领导作用。
该厂成立了检修指挥部，统一了检修工作的领导。
厂长、中共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工程师、验收人员分头深入现场掌握工作的进度，及时解决工作中临时遭遇的困难问题。
如汽机、电机车间由于工人有许多创造和改进，进度迅速，都可提前完成检修任务，但锅炉车间任务繁重，进度较为迟缓，领导方面就及时地按实际情况调整劳力，突击锅炉的炉排炼条检修工作。
该厂领导方面并派人到北京、天津各电厂借来吹灰器和电动洗管器，及时解决了缺乏某些检修工具的困难。
由于领导干部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摆脱事务工作，深入车间，因而更加鼓舞了职工们的工作热情。
例如锅炉排管装堵头的工作，过去完全由技工做，这次完全交给普通工和学徒，事先进行了短期的技术训练，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一个堵头漏水。
锅炉洗管组，为了适应快速检修的要求，创造了“快拉快送”的洗管法，工作效率较前提高了三倍，由每天洗四十根提高到一百二十根。
检修炉排的工人，研究出以机械代替人力拉炉排，提高效率两倍半。
修配车间自制省煤器堵头，使省煤器消灭了漏水现象。
在检修开始前，该厂还组织了一批有相当技术水平的验收人员，反复学习验收规程，厘订质量标准。
检修中，除发动群众保证质量外，这批验收人员更有领导地按进度实行“分段验收制”，深入现场甚至锅炉内部，严格验收，从而保证了质量完全合乎规定标准。
该厂经验证明：
实行快速检修，只有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对安全运转和提高设备出力才有真正的意义。
（新华社）

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河南舞阳县生产防旱办公室对打井防旱运动发生偏向的答复
编辑同志：
05月1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了吴克刚、赵培福两同志的来信，对我县打井防旱运动中发生的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提出批评。
这一批评是正确的。
我县在03月中旬布置生产任务时，对防旱打井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和布置，也没有从思想上发动群众，没使群众真正认识到打井防旱的重要性，致使部分地区发生这些偏向，浪费了人力物力。
我们在04月03日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通报各区，加以纠正。
把挖在公路两旁的井填平，把不合规格的水井，进行适当的修理，努力弥补损失，使所挖的每一个井确实能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
河南省舞阳县生产防旱办公室
河南淮阳县人民政府对打井防旱运动发生偏向的答复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5月13日“读者来信”栏内登载读者宋国玉、张振华二同志的来信，对我县在打井防旱运动中发生的形式主义偏向，提出批评。
我们诚恳接受这一批评。
我县在开展打井防旱运动中，有些干部确实发生过追求数字和赶任务的偏向。
县领导方面发现这种偏向后，立即进行纠正。
我们已主动地在新淮阳报和河南日报上作了公开的检讨。
宋国玉、张振华二同志的批评中，某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特作如下说明：
一、批评中说：
“二区陈楼乡打井二三十眼，只有两三眼顶用”。
实际上，陈楼乡在八区，而且不是只打二三十眼井，也不是只有两三眼井能用，而是打了一百五十二眼井，有十余眼井打在坑里。
二、批评中提到：
“县生产办公室主任张继民曾因群众挖井闹纠纷而扣押群众”。
实际上，我县生产办公室主任是王坚民，我县从开展打井防旱运动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因群众挖井闹纠纷，而把群众押起来的事情。
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政府

山东和苏北导治沂河沭河工程全部完工
山东省和苏北区导治沂河和沭河的全部工程已在本月中旬胜利竣工。
这一伟大的治河工程，从1949年开始，前后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施工的员工前后共达二百多万人。
这个工程主要是在鲁南和苏北为沭河和沂河各开辟了一条新的宽阔的入海河道，全部工程的土方共为一亿二千万公方，石方共为三百万公方，现代化的闸坝、涵洞等永久性建筑物共八十多座。
要是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一公尺的长坝，约可绕地球赤道三周。
这一工程的胜利完工，使鲁南、苏北沂河、沭河流域的五百万人民摆脱了洪水的灾害；
沿河十年九不收的一千多万亩农田，将保证年年得到收成。
沂河和沭河是我国山东省南部的两条大河。
沂河发源于山东省沂水县，南流入苏北。
导治以前，沂河下游一支分曲由瞿溏口、沙家口和二道口流入运河；
而干流入骆马湖，再转入南北六塘河入海。
沭河发源于山东莒县，南流入苏北的蔷薇河，到沭阳县折东北流由临洪口入海。
沂、沭两河上游地形都很倾斜，水势湍急，都属“暴源性”河流。
但两河下游是苏北平原，河床日渐淤塞，宣泄极其不畅。
沂河上游最高流量可达六千五百秒公方，而下游南北六塘河只能下泄约一千秒公方的水出海。
沭河上游最高流量达二千五百秒公方，而其主要的下游蔷薇河出临洪口的流量却不足二百秒公方。
所以，陇海路南北鲁南苏北的大片肥美的土地，几百年来一直闹水灾，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苏北河道年久失修，水灾愈演愈烈。
沿河约有一千八百万亩农田几乎每年都要遭受洪水的蹂躏。
经过人民政府连续三年多的导治之后，今天，沂河、沭河的面貌已完全改观。
现在，沂河下游已经和中运河分家，另在苏北区的宿迁县到黄海之间，新辟了一道宽阔的新的入海道，即所谓新沂河。
这段新的沂河全长达一百九十公里。
从此沂河上游从山东下来的洪水，可以经新沂河顺畅地直流入海，而不致四处横流，引起运河和六塘等河的水灾。
沭河经过“劈山开道”，在陇海路开了一条直流到临洪口的新河道后，也不必流过陇海路，冲入狭窄的蔷薇河了。
沭河的新河道是从山东临沭县的木庄和大官庄间，向东劈开山岭，经原有的一条小河沙河入海，这样，新的沭河就比旧沭河缩短了一百三十公里行程，而新沭河的排水量却比旧河道大大增加，四分之三的洪水可以顺畅入海，其余的水量还可灌溉旧沙河两岸的农田。
导治沭河的工程是在1949年春季开工的，导治沂河工程也在同年冬季开工。
开始施工时，山东、苏北两省区刚刚解放，百万大军急待渡江，国家财经状况还很困难。
但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急于解除沂、沭河长年水患带给山东、苏北两省区人民的疾苦，便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开始了导治沂、沭两河的工程。
当时，由于时间匆促，规划设计，各种准备都不完备，人民政府便一面毅然施工，一面继续设计。
当时参加导治工程的民工大部分是深受水患的灾民。
他们热情很高，但是体衰力弱，人民政府便以工代赈，大力救济。
由于探测不精确，导沭工程开工后，才发觉开挖沭河的新引河，劈开山岭须作三百万公方的石方。
当时，许多人都失却了信心。
民工中的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以奋不顾身的劳动，勇敢地担当了为沭河开道的任务，带领广大的民工向马陵山进攻。
经过坚苦的战斗，他们终于胜利了。
苏北的导沂工程更加复杂和艰苦。
新沂河要和运河分家，折向东流，同样要劈开阻路的嶂山，而且要在平地上，横穿许多小河，修一条完全新的，从嶂山到灌河口长约一百九十公里新河道，而且两岸要筑两条同样长的大堤。
新沂河完工前，又须利用骆马湖蓄洪，因而还要修筑骆马湖蓄水库和皂河束水坝。
今年，人民政府从长远利益打算，又拆除了皂河镇束水坝，改建了皂河节制闸、骆马湖节制闸和皂河船闸三大水闸。
这样复杂艰巨的工程，经人民政府和苏北人民三年的努力，也战胜一切困难终于完成了。
今年05月30日，当沭河的流水顺畅地流入新河道时，整个导沭治沂工程便宣告胜利完成。
现在，导治沂河、沭河的工程胜利完工了，但这还只是山东和苏北人民根治水患的开端。
为了彻底消灭鲁南和苏北的水灾，他们紧接着就要进一步治理运河、汶河和泗水。
（新华社）

我国棉纺工业生产稳步向前发展
与资本主义国家棉纺工业的萎缩状态迥然不同
中国棉纺工业，由于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工人群众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新工作法不断创造，工厂本身的经营管理在“五反”后也在改进，已开始稳步向前发展。
各地在“五反”运动中，检查了各棉纺厂纺制每件棉纱实际用棉量和工缴成本的状况，证明过去私营纱厂在承受加工时，均多计算了件纱的原棉量；
而国营花纱布公司根据这种旧的经营标准，在加工订货中付给各纱厂的原棉，普遍超过实际用量。
私营纱厂曾因此获得不少的额外利润。
在工厂方面，各厂虽均有盈余，但多寡不一。
为了改变过去计算原料用量的不合理情况，并使工业利润进一步提高，大力促进中国棉纺业的发展起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最近已作出调整全国各地公私营棉纺厂加工用棉量及提高工缴标准的决定。
根据此项决定，各支纱每件加工用棉量，一律改为三九五市斤（副牌及精梳纱除外），棉花含水百分之十，含杂百分之一，超过或不足照数升扣。
与此同时，棉纱加工工缴普遍较“五反”前提高。
如二○支甲级纱每件加工工缴，上海增至三百单位（“五反”前为二百六十单位），汉口增至八百二十五工资分，重庆增至三百十五单位，西安增至二百九十五单位（新），天津增至二百九十单位，石家庄增至三百十六单位，太原增至三百二十四单位（新），新乡增至三百二十五单位（新），其他纱支亦按比例增加。
上述调整标准，一律自06月01日起开始执行。
棉纱是全部由国家统购的商品，非加工，即订货。
各地棉纺业在“五反”运动中，由于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实行了“五反”和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不但保持了正常生产，而且绝大部分纱厂的产量，都超过运动前的水平。
此次原料工缴标准的调整，使纺纱利润更为优厚，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说明了人民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始终是采取坚决扶植和发展的方针。
所有私营棉纺工厂，应该充分认识摆在自己面前的无限光明前途，在消除“五毒”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棉纺工业而奋斗。
和新中国情况相反，由于威胁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见加重，已迫使英、美、比、日等国棉纺业生产日趋减缩。
由于内、外销停滞，这些国家的棉纺厂都陷于极度困难中。
如：
英国棉纱中心兰开夏停工厂数日增，已有数万工人失业；
日本棉纱月产量缩减至十五万包，等于缩减生产百分之四十。
这就形成了两种制度下的棉纺业的最显明的对照。

武汉重庆“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武汉市“五反”运动已基本结束。
全市四万多工商户中，除运动开展较迟的私营银行、钱庄、行商、航运等少数行业外，其余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五户均已定案。
目前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大力领导私营工商业者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武汉市在“五反”运动中，由于部分工商业者对经营抱消极观望的态度，加之部分国家机关给私营企业的加工定货暂时停止，某些行业处于淡季，市场曾暂时出现滞销现象。
“五反”运动后期，武汉市人民政府针对工商业者的顾虑，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思想教育，交代政策，鼓励私营工商业者在去除“五毒”后从事正当经营，同时对某些行业的实际困难又加以照顾。
国营花纱布公司、粮食公司、百货公司等单位，对织布、纺织、染整、面粉、碾米、针织、制药、帆布、榨油等九个行业的三百多家工厂恢复了加工委托。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及时贷出大批款项，截至06月10日已贷出九百一十三亿元，其中一次贷给武汉市参加华东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十个行业即达二百亿元。
为便于私营工商业者贷款，该行并尽量设法简化了贷款手续。
此外，许多国营经济部门也大量收购私营工商业者的积压物资。
在国营经济部门大力扶助私营工商业的同时，武汉市总工会召开各种会议向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进行教育，号召他们主动团结资方搞好生产。
目前各行业正分别召开全行业性的劳资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本行本业的生产和营业问题。
协商结果一般都比较圆满，因此新的劳资关系开始趋向正常。
许多工厂的工人在劳资协商会后，更积极设法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如勤劳织布厂过去每件纱织布三十六点七匹，现在提高到三十七匹。
汉新机织帆布厂的职工提高织布技术，出品现在已可达到覆水不漏、01日一夜不泛潮的标准。
许多工商业者在人民政府具体扶助和职工积极生产的感召下，开始积极经营，有的增加资金，有的制订营业计划。
05月下旬，土产、杂货、粮食、纸张、百货、绸布、五金、电器、文教用品等十个行业都推派代表参加了华东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并在会上踊跃购销物品。
土产商也积极进行交易。
05月份武汉市棓子、烟叶、生丝、食糖、木耳、黄花菜、红枣等七种土产的成交量平均较04月份增加了一倍半，其中绝大部分是私商进行的交易。
许多土产行派出采购组往产地收购土产，并增设了外庄。
进出口商大部分订出了购销计划。
富利、新中等贸易行一次即和工业器材公司作成了十七亿六千多万元的交易。
洪兴木机织布厂已改成电机生产，利华织布厂资方也投资五千万元修理厂房。
事实证明：
私营工商业者只要从事正当经营、不再犯“五毒”，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新华社）
重庆市“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全市违法工商户已有百分之九十九处理完毕，工作重点已转到大规模恢复和发展生产。
重庆市“五反”运动从今年02月开始到目前止，历时四个半月，已获全胜。
全市职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运动中发动起来，觉悟提高，检举和督促资方交代违法材料达三十一万多件，初步达到清除不法资本家“五毒”的目的。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五反”胜利成果，重庆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已在运动结束前后召开一系列工商座谈会、代表会等，进一步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指明前途，鼓励他们从积极经营中继续改造。
为照顾许多工商户恢复和发展业务，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已决定把补税退款推迟到今年09月以后分批交清，并继续扩大贷款、加工定货数量和种类。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到05月份为止，已放出贷款七百亿元。
06月份还将增加。
05月份仅国营重庆信托公司经办的加工定货金额，就比04月份增加一倍多，扶助面遍及三十四个行业，先后接受加工定货的工商户有二千多家。
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经理处向重庆市钢铁机器业签订的首批定货，也达九十多种。
与此同时，全市普遍召开劳资协商会、“五反”总结会等，职工们推动资方积极恢复营业，研究和改进业务。
各国营公司也分别邀集资本家座谈，针对他们的具体困难，予以扶助。
西南区土产公司已收购重庆市山货业滞销青麻一万多斤，并组织私商到产地收购，解决了他们资金短少的困难。
经过这些工作，全市私营工商业正逐步走向恢复，有些工业的产量已超过“五反”运动前水平。
如土布业04月份开工机台数已打破解放以来最高纪录，05月份各种布匹的产量较04月份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
由于人民政府的扶助和工业恢复的带动，商业也进一步活跃。
全市粮食、山货各主要市场，05月份交易金额比04月份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二点零五。
有些过去滞销的商品已开始转为畅销。
私营工商业者已由消极、观望陆续转向积极改进和扩大业务。
有些原来对政策不了解而停业的，也积极要求复业。
05月份全市新增加工厂商店一百多家。
一般厂商已开始转变经营作风，成本普遍降低，产品质量逐步提高。
（新华社）

经济简讯\\沈阳市工业器材公司将综合门市部改为专业商店，使供应工业建设材料的工作得到很大改进。
现在这一经验已在哈尔滨、旅大等市推广。
专业商店便于顾主们购买，销货量显著提高，卖钱额较过去增加了五倍。
营业员也因为实行专业化后，钻研业务的情绪大大提高，改变了过去因为无法掌握复杂的商品而不安心工作的现象。
东北区工业器材公司指示各地仿行并建立专业仓库，至少要在一所仓库内建立专业分区保管，以便与专业商店取得密切联系。\\中华全国总工会青岛疗养所第4期已正式开办，各地劳动模范和优秀职工九十多人在05月上旬陆续抵青岛入所休养。
中国纺织工会筹建的中国纺织工人休养院，也开始动工兴建。
该院的兴建工程，于03月中旬在青岛近郊景致美丽的海滨地区开始修建，预计到今年七、08月间可以完工。\\为保证丰收，东北各地农民正大力进行查田、补苗、防旱、防虫等工作。
05月间东北大部地区缺雨，又有少数地区雨水过多，秋田出苗不齐。
另外个别地区还发生过风、霜和雹灾，田禾也受了一些损失。
因此，东北各地人民政府在播种结束后，曾立即领导农民查田补苗。
现在，东北各地农民都在对田禾进行普遍检查。
经验证明：
有组织经常查田，是防治虫害的有效办法。
这样虫害发现得早，不致蔓延，捕打也很容易。

读者来信
要爱惜劳动模范的时间
编辑同志：
河北省石家庄市城角村棉花丰产模范梁家瑞完成春耕的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三天。
原因是在农忙的时候，市里的中小学学生和机关干部，不断地去访问他，请他做报告。
梁家瑞是互助组长，又是村长，他要领导全村全组生产，这就够忙的了。
在农忙时候，请他作“报告”，或者去访问他，就必然要耽误他的生产。
我并不反对访问劳动模范，但是我反对在农忙时耽误劳动模范的生产时间。
石英
苏南句容县农民倪士文
打破思想顾虑积极参加增产竞赛
编辑同志：
我过去是个贫农，从小就跟着父亲，租种地主的田。
每年收割时，常常是收割完了，家里也就没有了粮食（因为都缴了租）。
解放以后，我们这里实行土地改革，我家分到十五亩三分地。
我努力生产，采用我父亲几十年的种田经验。
去年我在一块四亩五分大的田里精耕细作，到了秋天，每亩收获一千一百七十五斤水稻。
我家全部田地，平均每亩收获七百九十五斤水稻，全家都高兴极了。
这消息传开以后，工作队的李同志走来问我。
我慌忙骗他说我这块田每亩只收了六百斤。
我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因为我父亲和村里个别的人曾对我说：
“要注意，多说了要多负担。”
当时我自己阶级觉悟低，不了解政策，就信了他们的话。
但在征收公粮时，我的丰产地并没有要多缴粮。
这时，我想说实话，又怕别人骂我，还是没有说。
后来村里选我做模范，我还不愿当模范。
今年04月间，村里宗才贵说了实话。
他去年有二亩三分四厘田，每亩收了一千二百零六斤水稻。
结果，他不但没有增加负担，而且受到表扬。
县人民政府还请他去开会。
到处都说宗才贵光荣。
我这才打破了思想顾虑。
这时区委赵同志来村里讲解政策，我就鼓起勇气，把实话告诉了他。
在赵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六户人家自愿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大家选我当组长。
现在我们全组参加了增产竞赛，今年全组的田，计划要作到每亩平均收获六百五十斤；
我那块高额产地，每亩要收获一千六百斤。
今后我决心搞好下面几件事：
一、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搞好生产。
二、领导好互助组，使互助组逐渐巩固提高。
三、学习先进生产经验，改进耕作技术，保证实现丰产计划。
四、加强政治、文化学习，提高思想觉悟。
苏南句容县六区朱巷乡斗门口村农民倪士文
（赵敏代笔）
衡山县水口乡工作组
应克服保守思想领导农民试用细肥
编辑同志：
湖南衡山县水口乡是衡山县农业丰产运动中的重点乡。
但在该乡领导生产的工作组，却不积极领导农民试用商品肥料（细肥料、化学肥料）。
他们认为提倡商品肥料是“帮助合作社做买卖”，他们甚至跟着群众说：
“商品肥料价钱贵，本地不适用。”
他们没有认识使用商品肥料在农业生产上的好处。
这个乡的丰产计划，每亩原拟施肥一百一十担，但实际每亩只用了八十担杂肥，完全没有使用细肥料。
合作社干部曹希龙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在电话上和领导该乡丰产运动的主要干部郝新富、胡心平商量供给农民肥料的问题，但他们都不管这件事。
后来经过这个乡的干部努力，才在插秧阶段，发动农民使用了少数商品肥料。
合作社供应该乡商品肥料六千二百多斤，现在还存有五千多斤。
水口乡工作组的同志这样不重视使用商品肥料，是完全不对的。
我们希望工作组同志们在施用追肥时期，积极配合合作社处理上项积存肥料，领导农民试用细肥。
孙树青彭映南曹希龙曾先年袁勇董宪邦
荣誉军人吴双喜
决心参加互助组搞好生产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荣誉军人，今年四十一岁。
我在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在十五年中，立过几次大小功劳。
今年02月里，上级照顾我的年龄和健康，让我回家生产。
上级发给我三千斤小米，二百万元人民币。
我一方面很不愿意离开我那个温暖的军队大家庭，一方面也高兴回到生产岗位，可以参加增产竞赛运动。
回家以后，嘿！
村里干部把我家照顾得这样好：
生活不愁，老母强壮，孩子也上了学，什么也不用我操心安置。
我决心用上级给我的荣誉粮和钱来扩大生产。
我把三千斤小米放在信贷合作社，把一百万元人民币放在人民银行。
另外一百万元人民币，我准备买牲口和农具，以便参加互助组。
我要把打仗的那股劲用到生产上来，争取秋后当个丰产模范。
山西襄垣县五区荣誉军人吴双喜
（连治水、光远代笔）
建议采用“标志竿”办法捕打蝗虫
编辑同志：
蝗虫大多产生在沿河、沿湖、沿海的大片荒野地区。
人们到这些地区去捕打蝗虫时，常因地区辽阔，不容易掌握蝗情，浪费大量人力。
根据我过去参加捕蝗的经验，要克服这个困难，最好采用“标志竿”的办法。
所谓“标志竿”是用五六尺长的小竿子，插入土中，上面绑上大小颜色不同的布片，标志各种不同的情况。
在上述地区捕打蝗虫时，我们先侦察清楚每一地段蝗虫的情况，插上一根“标志竿”。
我们用大白布表示蝗虫严重的地区，小白布表示较轻的地区，红布表示已捕打过的地区。
这样，人们进入捕打地区以后，就能一目了然。
这个办法证明有效，希望发生蝗虫的地区能够采用。
中国科学院李云震
川南富顺县
农民寻找水源战胜旱灾
编辑同志：
今年03月间，川南富顺县天旱，全县群众展开了一个找水源运动。
找水源的办法，是发动农民回忆过去在什么地方发现过水源，然后有组织地积极地去寻找。
三区金山乡一个老农回忆说：
“百年前姓陈的因争水打官司，气不过，把一个水源塞住了。”
他们到老农指点的地方去察看，果然找到了水源。
安庆乡有个被大石头塞住的水源。
老农民相传说：
“搬开大石头，吃穿都不愁”，但是过去从来没有找见这一个水源。
这回群众组织起来，就找见了。
十一区新兴村在一口塘里找见一个茶碗大的水源，解决了全村缺水的困难。
据统计，从03月底到05月10日的四十天中，全县共找到水源一千七百三十二股，灌溉田地四万亩以上，战胜了干旱。
从此当地农民知道，只要肯想办法，就能战胜自然灾害。
现在普遍流传在他们口中的一句话是：
“找水源，灌干田，享受万万年”。
川南富顺县抗旱指挥所辛代明
防止在农忙季节发生浪费
编辑同志：
皖南歙县第2区堨田乡农民在插秧期间，发生了大吃大喝的现象。
一般农民在互助插秧或雇人插秧时，每天要吃五顿饭，早上每人先吃三个鸡蛋，然后再吃早饭；
午饭起码要有四五个菜，并且必须有大块猪肉；
下午四点多钟吃一顿面食；
晚饭不但要有许多样菜，而且还要喝酒；
吸的是很好的香烟。
发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插秧时间紧迫，劳力不敷需用。
有些缺乏劳动力的互助组组员，害怕劳力强的组员出去帮工，自己没人互助，不能及时插秧；
有些农民雇人插秧，害怕吃得不好，别人干活不起劲；
也有些农民认为农忙季节吃点好的不算什么。
这样，就形成了吃喝浪费的现象。
贫苦的农民在雇工帮助插秧时，就发生困难了。
秦双喜家插秧的那一天，好容易东奔西走，借到一万元，一下就化光了。
他说：
“没钱要插秧真困难啦！”
农民在农忙季节吃些好饭，是应该的，但应有个限度，不能浪费。
汪崎峰

介绍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红十字运动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皮洛格夫外科专家为首的俄国护士克里米大队是俄国红十字会的雏形，远较瑞士公民亨利·杜南发起伤病战士的救济运动为早。
但帝俄时代的红十字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最多不过三万余名会员。
在10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红十字会首先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创立。
1918年根据列宁签署的法令，在苏维埃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举行了俄罗斯红十字大会，制定了新红十字会的章程。
嗣后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在一般国家内称为红十字会，在信奉回教的国家内称为红新月会。
1932年召开第1次苏联红十字大会，成立了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苏联红十字会在社会主义领导下，发展非常迅速。
1926年会员仅七万五千人，1934年已达五百万人，卫国战争中会员多至一千二百万人；
今天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拥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万人，分支会二十三万余个，仅莫斯科一市即有七十万名会员。
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是建立于志愿基础上的群众卫生救护团体，它是协助政府卫生部门发动与组织群众做好自己的卫生工作的得力助手。
它以广大的红十字会会员组成各种各类的卫生、救护和医防小组，配合卫生机关，普及卫生运动，成为苏联人民有组织地运用自己力量，改善和提高卫生水平的有力工具。
但另一方面它与卫生部又有明确的分工，一切医疗卫生事业，均由卫生部主办，红十字会则起辅助与贯彻作用。
另外它也接受卫生部门委托的特定工作。
苏联红十字会的总任务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人民，发展人民的卫生和互济运动，而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则根据实际需要之不同规定其特定的具体任务。
例如1918年代表大会通过的会章规定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有五：
①建立群众组织；
②遣送俘虏；
③消毒防疫；
④救济难民；
⑤国际联络。
1925年后国际局势恶化，苏联面对军事侵略的威胁，它就担负起发展基层组织，开展急救和公共卫生训练，加强国家卫生防护的重要任务。
特别显著的是苏联红十字会在卫国战争期间作了重大贡献：
从1941年到1945年共训练了二千三百万名卫生预防队员，对红军战士和遭受空袭人民的救护，以及传染病的预防，都有很大作用。
它从会员方面募集了二千五百万卢布给苏联红军建设空军，又为伤兵医院募集了一百多万件日常必需品和几十万本书籍，约有一万七千名红十字输血者获得了“苏联荣誉输血者”的奖励。
1951年苏联红十字会又规定了新的基本任务：
鼓励全国劳动人民为提高健康水平而努力，救助战争和天灾的受难人员，与各国红十字会合作建立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总的说来，苏联红十字会在平时尽量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每个人学习与担任一定的卫生工作，在战时就成为国防卫生工作的无限后备力量。
苏联红十字会的组织以会员为细胞，在各企业、农庄、机关、学校和街道建立基层组织，在州和区，各加盟共和国以至苏联中央各级设立各级委员会。
凡是苏联公民，普通由十六岁起，学生由十二岁起，可以志愿申请加入红十字会为会员。
苏联红十字会的基本工作是组织群众，目前它的主要业务可归纳为下列各项：
第1、宣传工作：
主要任务在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并教育会员们具有苏联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利用壁报宣传画、专家讲话等方式，宣传卫生国防。
全苏现有数千个宣传组，讲演人一万五千。
第2、卫生训练工作：
苏联红十字会设有两种基本卫生训练课程，一种由各基层组织创办，一种在学校里实施。
其主要内容为：
红十字会任务、人体生理构造、急救、家庭护理、防毒。
受过卫生训练的人可参加卫生站和卫生队两种组织，担任一定的卫生工作。
据统计，1941年07月至1945年07月共有二千二百五十万成年人、六百万学校儿童参加训练，有组织的救护队仅在莫斯科市就有二百五十队。
第3、卫生服务工作：
一般进行不脱离生产的急救、护理、清洁、安全、防疫等服务工作；
并展开居民卫生和家庭护理工作。
主要方式在于组织卫生站，检查住宅、公共宿舍、工厂学校、理发所及浴堂，宣传卫生常识，减低病患和工业性外伤，协助医务人员从事积极预防工作。
据1945年统计，此类卫生站共有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个。
战后并计划在每一个集体农场内设立一个医务“中心”，据1946年统计，共有一万二千个。
此外苏联红十字会又致力于组织输血，协助医疗工作，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同时也接受卫生部门所委托的特定地区的特定任务：
如防癌、防疫、防治地方病等。
第4、救济工作：
苏联红十字会在战时对遭受战灾的人民进行救济工作；
在平时则对老幼孤独等进行救济工作。
如救济战争残废者，烈、军家属和孤儿，办理自然灾难救济等。
例如乌克兰红十字会1949年办有孤儿院四百十八处，育婴院七十五处，卫国战争残废院六十八处，协助各共和国社会部使百分之八十的残废人员恢复了有用的劳动。
第2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主办的孤儿院亦增加数倍，苏联红十字会通过其基层组织，在每个孤儿院成立监察委员会，执行监督和指导的责任。
在自然灾难的救济方面，苏联红十字会也大力协助进行，如1921年至1922年旱灾，在伏尔加河区每日救济三十万人；
此外在灾区医疗救护方面，也有很多贡献。
第5、青少年工作：
旨在教育青少年具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并培养青少年卫生文化的习惯。
各级红十字会组织中设立“学校工作委员会”，包括政府教育、卫生部门，青年团和学校的代表，教员及医生等，以指导学校红十字会工作。
目前全苏联百分之八十的四年级以上学校都有红十字会组织，百分之五十五的学生是红十字会会员，总数达五百余万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推动工作的方法，在于培养积极分子业余参加红十字会的各项组织与活动，并发动社会主义竞赛。
根据上面轮廓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苏联红十字会的事业和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博爱主义完全不同；
它以广大群众为基础，面对广大人民的需要，贯彻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崇高原则，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福利创造出无比的卓越贡献和光辉成就。
我们确信苏联红十字会今天的辉煌成就正预示着新中国红十字会胜利的明天！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刘澜涛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的党对人民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十分关心的。
我们的党不论进行任何工作，只有一个出发点，一个目的，就是人民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这一件事情以外，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再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的党之所以伟大和永远不可被战胜的唯一的原因。
我们的党现在成了当政的党，很多党员参加了国家的领导工作，有了更负责的地位和更高的威信。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我们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比其他民主党派和普通人民更加重大。
我们的党所领导的是一个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绝不是仅仅靠共产党员就能管理好的；
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但必须团结和依靠全国人民共同来管理国家，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坏，所采取的政策是否正确，决定着人民的苦乐、祸福，甚至生死存亡。
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小心谨慎，紧密团结人民，并且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把工作做好，尽可能地少犯错误；
有了错误就要迅速加以批判和纠正。
从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这一事件中，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学习到些什么主要的教训呢？
第1、要注意人民的“小事情”。
人民有许多事情看起来并不大，譬如张顺有只是为了捉一个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捉一千个、一万个。
我们为了张顺有的这件事召开这个会议是不是小题大作呢？
决不是的。
人民的最细小的事情，就是人民的大事情的基础。
国家大事就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小事情集中起来的。
人民群众有镇压反革命的要求，有抗美援朝的要求，有土地改革的要求，有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等项要求。
我们把千百万人民的要求集中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就规定出我们的政策和具体任务。
所以，我们绝不允许也绝不能漠视人民的细小的事情。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
共产党员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应该考虑的是国家的施政方针、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
这些问题的考虑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就因此而轻视人民群众的具体事情。
张顺有要捉一个反革命分子，他的要求和人民的要求、国家的要求、党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反对那些不支持甚至阻难他的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我想这样做是应该的，公道的。
在旧社会里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是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来管的；
在人民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必须认真、严肃、负责地来管这件事情，决不能采取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2、要懂得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这样想：
国家的任务、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党中央、华北局的决定等应该重视；
但是，人民的事情，一些无名英雄、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的事情，似乎就可以负责也可以不负责。
他们觉得：
对上级不负责，上级要批评我，检查我，甚至于要撤职（懂得这一条自然是需要的）；
但对人民不负责则是不要紧的。
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把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和对党负责分裂开来了，这是完全不对的。
他们不了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同志应该明白：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
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真理的标准，正义的标准；
对人民不负责任，就是对国家和对党不负责任。
因此，群众有什么疾苦，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就有责任去详细了解并加以解决。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这样：
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人民的快乐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
人民翻身了，解放了，生产事业发展了，新的工厂开办了，中朝人民打胜仗了，我们就高兴；
美帝国主义在巨济岛屠杀我们的被俘人员，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工厂，地主霸占农民的土地，欺压农民，我们就难过，我们就愤恨。
我们仇恨什么，喜爱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唯一的标准是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别的标准。
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要看这件事情正确或不正确，不要看当事人是张三或李四，因人废事是错误的。
第3、必须保护人民检举一切坏人坏事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能加以干涉。
如果老百姓认为某件事情不公平，就可以越级控告，一直控告到中央。
这种权利是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法令所规定了的。
侵犯了这种权利，就是重大的原则错误，就是犯法的行为。
人民对我们的批评，那怕是不完全正确的，不完全成熟的，我们也应该欢迎。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
“言者无罪，闻者足诫。”
因此绝不可拒绝人民的批评和指责。
而应该感谢那些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人。
人民有意见要求我们接见，我们就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接见他们。
有的同志说：
我的工作很忙，那有时间接见一个普通老百姓呢？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接见人民或人民的代表，解决人民的问题，是我们不可推卸的重要的工作。
群众来信和群众的意见，我们一定要答复，而且应该及时地正确地答复。
去年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毛主席到华北各地访问，人民提了几千条意见。
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转给各省市领导机关，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处理。
人民的事情必须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
我们欢迎人民群众的批评；
但我们不能容许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的民主来进行破坏。
绝不准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他们不得有任何自由。
只有在他们经过改造、人民给予他们民主权利时，他们才能有自由。
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4、要不怕困难，不怕报复，把真理坚持到底。
张顺有在捉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情上是光荣的。
他不怕困难，行程一万五千里，走了那样多的机关，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打击，坐了两小时的监狱，还带过手铐，这一股顽强劲和仇恨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是应该表扬的。
但我们有些同志却是有意见也不敢提，怕受到报复，不敢坚持斗争，这是由于不相信党，不相信国家属于人民，不相信真理最后一定胜利，这种现象应该克服。
对于施行报复的人，打击别人的人，不管他们职位有多高，过去功劳有多大，一定要给以处分，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对付那些违法失职、对人民事业毫不负责而又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僚主义分子；
如果经过教育而仍不改正者，应坚决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而代之以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
最近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
察哈尔省怀仁县县长，把一位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非法扣押了几天，原因是这位青年批评了他的官僚主义，并和他争吵过。
怀仁县长的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绝不能容忍的。
什么人给了这位县长这样的权利呢？
假使一个老百姓把县长关起来，大家会怎样呢？
我想，不少人会叫起来：
“这还得了！
一定要严办。”
现在中共察哈尔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已着手检查这一事件，这是完全应当的。
对于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任何分子，必须给以应得的惩处。
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人民政府，像张顺有这一件事情，察哈尔那位县长的事情，我们不仅要登报、广播来加以揭发和批评，以教育大家，而且还应该在各有关的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确实地赋予人民以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
这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做才能使人民进一步确认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和职责。
这会比单纯自上而下地来处理是有更大的教育意义的。
这一点同志们必须深刻地认识清楚，以便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筹备经过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副院长李幻山戴正启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是苏联红十字会在我国设立的。
1951年春，苏联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愿在我国设立一个医院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对这个建议，我国方面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决定将医院设在北京。
1951年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路经莫斯科时，初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谈。
1952年01月17日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来北京访问时，对医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准备，随即由沙莫夫副院长负责筹备工作。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努力，医院终于开幕了。
这是一个八十张床位的小型医院（新建医院是二百张床位），兼设门诊部。
医院的全部设备由苏联负担，医疗设备都是现代化的，有可做一切手术的完备外科器械和X光间接摄影机（一天可检查三百个患者），X光深部治疗机和血管缝合器等最新式器械。
除此之外，还把专用救护车，甚至沙发和病人的厨房用具也带来了。
派到这个医院工作的苏联同志有三十七人，其中各科的主任医师，都是苏联科学院候补院士以上的专科医学家。
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卓越的教学能力。
这个医院分设内、外、神经、眼、牙、五官、皮肤花柳、妇、X光、理疗、肺结核等科，化验室、药房等设备俱全。
医院最主要的任务是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中国人民服务和示范苏联医学方面的先进经验，培养新型医务人员。
在研究中国医学上的新成就及加强和巩固中苏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联系方面，医院也将要进行一定的工作。
这个医院的成立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
主要表现在：
（一）表示了苏联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兄弟般的援助与合作，而且代表着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关怀，代表着苏联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二）这个医院将成为一个传播苏联新的医学思想和技术的中心，对中国医学革新运动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苏联红十字会这种真诚的友谊与帮助的方式与过去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救济团体的援助方式适成一种明显的对比。
“联合国国际儿童急救基金会”于1948年运来价值十万美元（四十万卢布）的物资，在八百箱物资中就有三百箱是擦手纸。
运到后还要坚持掌握仓库管理权，企图破坏我国家主权。
工作人员并要求高额的生活费。
而我们医院的苏联同志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设备也交由我们处理，薪金完全由自己负担。
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爱护国家财物，甚至连一个钉子、一堆废纸、一个破箱子都注意到。
这种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给与我们很大的影响和教育。
医院在19日开幕了。
回顾这三个多月的筹备过程，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完成了临时医院院址的改建工作；
完成了新医院院址的设计图样，并已开始动工；
完成了专家宿舍修缮工程，以及制成一千五百余件家具，安装了较大的电力电气设备。
这一切，首先应该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真诚援助，感谢苏联红十字会的全体工作同志们，他们为医院的人员和设备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尤其是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巴什科夫同志，他曾亲自来北京为医院筹备一切。
感谢沙莫夫副院长和医院的其他苏联同志，他们在筹备过程中，细致地全面地考虑临时院址改建工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尽量的照顾到节约和适用。
沙莫夫副院长更是直接领导医院筹备工作。
他不仅注意到大的计划方面，并且具体地注意到一些小事情，因此，医院完全按照预期的目标完成了工作。
其次是北京建筑公司、北京木材厂、光华木材厂、北京电业局、外交印刷厂、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市政府人事局、卫生局的各位负责同志、工程师们、监工人员们、以及广大的工人同志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工人同志们晚间加班，昼夜不休地按期完成了任务。
我们在进行工作中，只要一提到“这个医院是苏联办的，她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便立刻会得到格外积极的支持，便立刻产生了不可想像的力量。
这说明了我国人民所具有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最后应该说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及其他领导机关的首长们，在医院筹备期间，在处理某些原则问题及较大困难方面，均给予很大的指示与帮助，使医院的筹备工作顺利完成，谨致谢意。

太湖边上的文化村
闵海林周铁珊
厚和村是苏南宜兴城东区的一个小村子。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个村子只有一所单级小学，二十六七个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地主阶级的子弟）。
村上文盲与半文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解放后，村里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人民政府提出“战胜灾荒，就是战胜敌人”的口号，发动群众克服了困难，度过了灾荒。
人民政府又进一步发动群众，用革命办法创办了农民业余学校。
没有桌凳，大家砌石礅来代替；
没有经费买灯油，大家便自动拿出油来。
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展开了学习文化的热潮。
现在，村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它已成了一个文化村。
你一踏进村里，就会感觉到一种新鲜的空气。
农会会址的墙上，到处贴着墙头诗，宣传漫画。
在大路口、河埠头，分布着一百三十块流动识字牌和四块流动小黑板，上面写着有关生产运动的字；
大树上、菜蔬旁、房子上，都给写上字，标明了物件名称，使人一看就晓得那是什么字。
学习文化已成为全村人民的普遍要求，他们说：
“没有文化，就当不好家。”
村长周孝来说：
“过去，地主迫得我一家六口没吃没穿，冬天钻在稻草里过夜，现在我光荣地当上了村长，不学文化，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现在全村已有二百七十六人（青壮年占百分之九十八）参加学习，其中有五十六对夫妻同学。
全村一百五十五户中，就有七十一户全家入学。
原来不识字的农民，现在都能认识八百多字。
沈天根原先一字不识，现在已经能认识二千五百个字了。
学习已成为大家的共同习惯了。
他们都说：
“上课好比吃饭，一天不上课，一天不得过。”
一到晚上，村内四处洋溢着嘹亮的歌声。
民校的学员们，唱着歌，成群结队地到业余学校去。
他们把从民校学得的文化，应用在日常生活里。
“家家黑板报，处处识字牌”，他们在墙上用青煤水胶刷成小黑板，经常在上面练习写字。
学员朱凤娥说：
“粉上小黑板，真便当，字写错了，不用橡皮擦。”
全县民校举行政治测验时，厚和村民校全校总平均分数列在甲等，妇女班的成绩在九十分以上。
过去他们常说：
“种田人学文化比驴子学狮吼还要困难。”
现在种田人身上也挂起了钢笔，平日掮着锄头下田，放下锄头就学文化，好像小学生一样。
村里又利用庙宇开辟了阅览室，用木板做成了三十二块温习字的木牌，并添了几块黑板报。
最使大家喜欢的是收音机，每到节日，厚和村农民围在一起听取广播报告。
他们说：
“我们还能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哩！”
阅览室里经常的读物，有“文化学习”、“工农画报”、“华东农民”、“苏南大众”和“苏南日报”等报刊。
连环画有四百多册。
每当雨天或农闲时节，阅览室里经常挤满了观众。
每年春节，农民剧团都通过演出，向群众进行宣传。
全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员参加了这个剧团，许多从不出门的妇女，经过学习，不但有了文化，也能演剧了。
有的说：
“到底要念书，不念书什么道理都不懂，连讲几句话也要面红耳赤呢！”
通过剧团的宣传教育，使全村人民打破了迷信，现在村里已没有一家烧锡箔的了；
婚姻法的宣传也教育了群众，使他们懂得了新婚姻的好处。
受到旧婚姻压迫的吴芬娣、孙裕根都得到了解放，五个青年男女也找了心爱的对象。
厚和村农民的文化学习，是和生产任务密切结合着的。
一进村子，就看见沿河的墙上，写着一百多首墙头诗，还有十三幅宣传漫画，这些诗和画对于动员大家生产。
起了不小的作用。
大路上、河埠头，到处插着活动的识字牌和小黑板，上面写的都和生产有关。
文化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密切结合，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一千七百五十一土方工程在三天半内便完成了，创造了全区开河工作效率的最高纪录。
“生产不忘学习，学习为了生产”，这是全村居民的共同口号，他们做到了学习生产两不误。
在学习治螟方法以后，全村有三百多人下田捕螟，形成群众性的治螟运动，捕螟达十二万多，占全乡捕螟总数的一半。
冬季则开展挖稻根运动，由于大家懂得了挖稻根的好处，一天半就挖完了九百九十三亩田；
并组织起来帮助邻村方家圩挖了六十多亩。
因此，厚和村得到了常州专区治螟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沈天根生产不忘学习，他经常在草堆边、田埂上用树枝练习写字；
周孝和在车水时把小黑板插在田里，下车听读报。
五十几岁的祁彩凤，学习文化真像发了狂，屋里墙上全都写满了字。
由于不断地学习，全村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普遍提高了。
农民业余学校校长周法华被群众选为副乡长。
有的农民被派到常州文教干部学校去学习，学习回来以后有的当了民校辅导员，有的参加了县简易师范学习，有二十人光荣地当上了群众教师，十五人进了农民业余中学学习。
这更大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学习热情。
每个人都下定决心：
“听毛主席的话，当个好学生，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

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扣押张顺有
察哈尔省阳高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由于我们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在1951年11月11日发生了把赶车工人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宋郁德一同押入监所的错误。
对宋犯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也没有给予认真的解决。
事实经过是：
山西崞县赶车工人张顺有在1951年09月17日拿着我县四区人民政府的介绍信，到法院控诉反革命分子宋郁德。
法院院长郑广把介绍信批到公安局。
张顺有到公安局执行股口诉了宋犯的罪恶，要求开介绍信到绥远去逮捕宋犯。
当时执行股股员王廷仕答复张顺有说：
你不用去了，我们可以给你往归绥写信扣捕宋犯。
但张顺有走后，我们根本没有给归绥去过信。
11月10日，归绥市公安局派人把宋犯和张顺有一并送回阳高县公安局。
当时看守所干事武祥不问青红皂白，就叫看守员把工人张顺有和宋犯一同送到法院看守所押了两个钟头，后来发觉扣押张顺有是错误的，才把他放出来。
我们非法扣押张顺有，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严重的失职行为。
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张顺有第1次来公安局控诉时，领导方面根本不知道；
张顺有被看守所干事武祥扣押时，领导方面仍不知道；
后来局长发觉了这件事，但仍未认真处理。
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不能容忍。
第2，平时对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政策教育很差，干部中有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扣押张顺有时，干事武祥并没有和股长研究。
宋犯结案后，股长也没有向局长报告，而局长也没有检查。
当山西省来信追问扣押张顺有的情形时，才发现问题是严重了。
但局长仍没有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汇报。
这也是这次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
第3，工作制度不严密，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
这也助长了干部中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受到阻难的事件，对我们的教育意义非常重大。
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今后，第1，我们除在报纸上作公开检讨外，并要在公安局全体人员中展开讨论，彻底检查官僚主义作风，保证今后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第2，建立科学的、正规的工作制度和接交手续，并严格遵守。
股员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和股长研究；
股长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要随时向局长或秘书汇报。
秘书要把每日情况向局长汇报。
同时，要加强各股间的工作联系。
第3，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要使每一个干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另外，对宋犯郁德克扣张顺有工资的问题，我们已派调查股长张志英协同法院院长王尚志到归绥市调查，保证追还；
对张顺有检举宋犯所花去的路费，我们一定负责补偿。
最后，我们向工人张顺有道歉，并诚恳地接受上级给我们的处分。

王从吾同志在处理张顺有事件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张顺有为了检举反革命分子宋郁德，在去年06月至10月往返奔跑了山西、察哈尔、绥远三个省的好些机关。
以后为了追偿工资、补偿路费，控诉阻难检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破坏分子，又从去年11月到今年03月，来往奔跑了许多机关。
前后共奔跑了二十七个机关，行程一万五千里，花费二百四十万元。
在张顺有前后所到过的二十七个机关中，有一个机关他跑过二十次。
直接或间接处理此问题的干部共四十二人，上至省人民政府秘书长、省公安厅处长，下至见习工作员。
上述机关和工作人员，除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察哈尔阳高县第4区人民政府、四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山西省崞县人民政府、县工会及第2区人民政府等对此问题采取了较为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外，其余有的是虽曾负责解决，但未坚持到底；
有的机关，如阳高县公安局、大同县人民政府和归绥市第2区人民政府等机关，则以“材料不足，手续不合”或“镇压反革命是公安局的事”、“工资问题是民事纠纷”等等为藉口而拒不受理；
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同志则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制度规定”而一推了事；
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工作员赵振芳甚至暗示法警给检举者带手铐；
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检举者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扣押两个钟头；
归绥市人民法院实习工作员王申午则以“材料错了你得负责任”为口实，威吓检举者。
其对人民群众态度之蛮横，实已令人不能容忍。
这一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
它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
这一事件首先说明：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许多共产党员）中间都严重地存在着。
这些同志不是遵照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做“民众的朋友”，而是以民众的“上司”和“老爷”自居，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倾听群众的呼声。
他们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把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来推去，不予解决。
甚至像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事情，也不予支持，反而横加阻难和打击。
他们的阶级立场非常模糊，对反革命的仇恨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群众。
有些机关和干部在受理群众控诉案件时，存在着对人不对事的错误态度。
比如有些人强调“张顺有历史不好”、“张顺有检举反命革分子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动机不纯”，就得出“双方都坏”的结论。
张顺有历史上确曾有过错误，张顺有所以和宋郁德斗争，也确实和他本人的利害有关；
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张顺有不是在检举反革命分子呢？
是否因此就改变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呢？
是否只有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才有资格检举反革命分子，而张顺有就没有资格呢？
恰恰相反，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
不这样做，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这次“三反”运动，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进行得最为深入、彻底；
和贪污、浪费有联系的官僚主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对于像张顺有控诉案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直接破坏着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直接阻碍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则还没有被彻底地揭发出来。
有的虽已被揭发，但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或根本未予解决。
因此，各机关、团体都应毫无例外地抓紧目前民主补课的时机，普遍地认真地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查，以巩固和扩大“三反”运动的成果。
这一事件还暴露出我们许多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在处理群众来信、对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受理群众的检举控告等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有了人民意见箱、监察通讯员、读者来信小组、宣传员、问事处等等专门听取人民意见、解决人民问题的机构和组织以及专设的人员，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和检查制度，致使这些组织还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譬如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编辑霍成勋，把张顺有的控告书扣押起来，既未发表，也未转有关部门处理；
绥远省检察署秘书王树德把张顺有的控告书从意见箱中取出后，也擅自扣押不转。
他们所以敢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根本没有或缺乏健全的工作制度、检查制度，没有工作纪律和政策教育。
如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于该局干事错押张顺有和将张顺有检举宋郁德的专门调查材料扣押不转等情形，事前毫无所闻，事后知道了，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检查处理。
张顺有为检举反革命分子三上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但该处审讯股员张绪既不报告上级，也不认真处理，竟擅自一推了事。
这就使得工作陷于混乱，国家法律陷于松弛，群众的政治热情受到打击。
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呢？
第1、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应接受张顺有事件的教训，认真地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对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批评、建议和要求的态度和处理情况；
并联系检查个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
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进办法，以求改进工作，教育干部。
第2、要实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加强自上而下的检查；
严格按照民主原则定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群众意见。
建立和健全接见和联系群众的组织（如人民问事处等），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的作用。
各级各部门领导机关，都应把检查和克服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
党、团组织更应发动和组织党、团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3、各级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和一切工作人员，都应采取各种方法加强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反映，并向领导方面作确切的报告。
为此，各机关、各团体都应规定严格的工作制度，明确规定每个人的职责权限，克服混乱现象。
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所提的一切建议、要求、控诉、检举，自己能够处理的，必须认真负责地处理；
自己不能处理的，应迅速及时地向上级请示。
必须作到有问必答，件件有结果。
主要负责同志并应亲自负责，定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总结，向人民群众作负责的交代，向领导机关作切实的报告。
第4、严明党和人民政府的纪律，及时批评和惩处那些渎职失职的干部；
鼓励和表扬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
并充分利用报纸、党刊，揭发官僚主义的错误事实，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发动党员、群众向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
第5、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必须及时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抓住生动的典型事例，经常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不断地提高干部的觉悟，加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为了严肃政纪党纪，并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华北局完全同意并批准有关省委对此案的措施及对有关干部的处理意见。
（一）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恒文，对所属干部拒绝受理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及错扣张顺有的严重错误，事前既无所闻，事后又不予适当处理和报告上级，这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行为，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二）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看守所干事武祥，不看介绍信就把张顺有和反革命分子一并押进监所，这是玩忽职守、侵犯人权的严重错误，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
（三）察哈尔阳高县公安局执行股员王廷仕，接受了张顺有的控诉，并答应给归绥市公安局写信请其处理；
但在张顺有走后，即搁置起来，并将张顺有专门调查来的材料压了下来，既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也没有处理，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同意党内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四）察哈尔雁北专署公安办事处政治保卫科审讯股员张绪，藉口张顺有没有介绍信，便将张顺有推到别的机关去，使张顺有三次徒劳往返。
他自己既不检查处理结果，也没有向领导方面报告，表现了严重的缺乏工作责任心和无组织无纪律。
同意党内予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五）归绥市公安局见习干部赵振芳，暗示法警给张顺有带手铐，是严重的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
（六）归绥市小西街派出所所长于维昆，拒不受理张顺有的检举，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处分。
（七）山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卫逢祺，当其他同志向他报告了张顺有的来意和要求，并向他请示处理办法后，自己没有弄清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情况，即以张顺有的要求“不合乎制度规定”而推走了事；
当报告人向他说明“如果不给解决，人家就要到中央找毛主席去解决”时，卫说：
“这无法解决，由他去吧！”
表现了严重的不负责任和对待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同意党内给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建议政府给以行政处分。
在张顺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整个过程中，也有少数机关和干部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如绥远省归绥市太平街派出所，山西省崞县县工会、县人民政府及第2区人民政府，察哈尔省阳高县第4区人民政府，阳高县第4区东水地村村干部宋增爱等，都积极设法予张顺有以支持和鼓励，并在张顺有困难时帮助解决路费问题。
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把反革命分子宋郁德逮捕法办，对以上机关和个人，应予以表扬。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生活
世界第1的苏联农业机器
苏联农业机器展览会本月04日在莫斯科开幕。
这个展览会显示出苏联农业机器制造业的迅速与巨大的发展，并从而说明了社会主义农业的高度机械化的特点。
苏联的农业机器制造现在已居世界第1位。
1950年——战后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快终了时——苏联农业得到了相当于战前1940年四倍的拖拉机（按每部十五匹马力计算）和拖拉机曳引犁，三点八倍的联合机，以及差不多六倍的拖拉机曳引播种机。
单说去年苏联工厂就制造了十三万七千部拖拉机、五万四千部谷物联合收割机，其中自动的有二万九千部，两百万部耕耘机、播种机和收割机。
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次展览会陈列了种种不同式样的机器，其中包括苏联工业目前大规模制造的八十多种农业机器。
苏联的拖拉机质量很高。
展览品之中并且包括：
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履带拖拉机和轮转拖拉机，装有十二匹马力发动机的一种十分灵便的园艺拖拉机，还有一种十分经济的“斯大林—八十”式——八匹马力的拖拉机。
在苏联，差不多全部犁田工作都已机械化，用有犁刀的拖拉机曳引犁来进行。
五行犁机犁田深度达二十七公分。
三行犁机很灵便，翻土深达二十五公分，同时将土壤弄碎深度达十五公分。
仅有苏联制造一种特别的犁机，用来耕耘开垦沼泽低地和泥炭田的土壤，以及果树园和葡萄园中的土壤，犁田深度达七十五公分。
许多式样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播种机也陈列在那里。
其中包括：
一种“SZT—四七”式谷物与牧草条播机，能同时播种四十七行（二十四行谷物种子和二十三行牧草），一种狭行条播机，播种谷物种子比寻常稠密一倍，这就能够更充分地利用一定的播种面积。
还有各种式样的谷物耕种机和工业作物耕种机陈列在那里。
苏联制造的具有高度性能的联合收割机是全世界闻名的。
1951年这些联合机收割了集体农场全部谷田中约三分之二的谷物。
“斯大林—六”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每小时能收割二、三公顷。
这种联合收割机割谷秆割得很低，这样就可以同时把田中残株切断。
这种具有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联合机，装置着一种特别精巧的设备，能分别收集草藁和糠壳。
外国的新式联合机都不能做这样的工作。
自动的“KS—十”式割草机，每天能割四十公顷，也是效能很高的一种农业机器。
还有许多机器用来耕种和收割工业作物——亚麻、大麻、甜菜、棉花和饲料牧草。
例如：
有趣的三重甜菜联合收割机，能把甜菜根掘出来，把菜叶除去，然后把菜叶泻进机器上的一个大斗里去，把菜根泻进另一个大斗里去。
有一种亚麻联合收割机，每小时能收割到一公顷，能同时把麻纤维撕下来整理好，把麻茎捆起来，并且能把麻纤维束收集到袋里去。
陈列在那里的还有：
摘棉机、自动的割草机、拖拉机曳引耙机，备有十四公尺半那么长的耙子，每天能耙田八十公顷。
苏联工厂并为造林和经营果树园与葡萄园制造出特别的机器。
陈列品中包括一种掘土犁机、一种使栽培子生植物与树秧工作完全机械化的造林机、一种供葡萄园用的万能机，能做犁土、碎土和耕作的工作。
农业机器展览会中还陈列了牲畜饲养场上所用的各种机器，以及为田中和果树园中防除农业害虫用的各种机器。
（附图片）
这是今年04月国际经济会议举行期间陈列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苏联“斯大林—六”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吉田政府被迫释放岛田政雄
【新华社1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日中友好协会理事岛田政雄，前在05月03日曾被吉田政府以参加“五一”节示威为“罪名”，无理地加以逮捕。
在日本人民的声援和世界人民的抗议之下，吉田政府已被迫在05月14日释放了岛田政雄。
现在岛田政雄正在撰写“中国文字入门”一书，继续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而努力。

国际述评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的团结
06月03日至0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在这一区域亿万人民的热烈支持与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已获得重大的成就。
会议的成就，表现了这一区域各国人民在要求和平的深切愿望下的团结，它给将在今年09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筹备会议一致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宣言”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两项重要的文件。
会议宣言给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指出一条团结一致争取和平的道路，宣言号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更广泛地紧密团结，更坚决地一致行动，更坚强地把保卫和平的崇高事业担当起来”。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建议这一会议于今年0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举行，并订出大会讨论题目：
一、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反对扩军备战。
禁止关于战争的叫嚣及种族仇恨的宣传；
取消一切对和平宣传的压制，要求和平运动的自由。
禁止使用原子、细菌及化学武器；
反对对于非战斗人员及和平居民的轰炸与屠杀，加强对于国际法的遵守。
二、发展平等互利的正当国际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反对封锁和禁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妇女儿童的福利。
三、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反对将日本作为侵略基地，以消除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的严重威胁。
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合理地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包括越南、寮国、柬埔寨、马来亚等地在内）一切有关和平的问题。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成功，充分表现了这一区域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和平的坚决意志。
06月0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日贸易协议，是亚洲各国人民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的良好开端，它是完全符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宣言所提出的任务的。
这个进出口总额共值六千万英镑的贸易协议的签订，对于改善目前日本经济情况和日本人民生活情况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据日本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代表、中日贸易协议签订人之一高良富估计：
中日贸易协议的实现，可能使日本三百万失业工人得到职业，大批的中小企业也将因此不致于破产和倒闭。
由此可见，中日贸易协议的签订，正如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所说：
至少给直到今天毫无起色的中日贸易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不能容忍美方屠杀战俘的罪行
美国侵略者不顾全世界人民对他们层出不穷的屠杀战俘的罪行的愤怒抗议，竟于本月10日对巨济岛上我方被俘人员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屠杀。
这是最近美方屠杀我方被俘人员暴行中的最严重的一次。
据美方通讯社的透露：
一千多名美国士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发射了一千发喷火弹、震荡手榴弹、催泪性手榴弹和枪榴弹”，对赤手空拳的我方被俘人员进行了可耻的进攻。
刽子手波纳承认：
已知的被打死打伤的我方被俘人员已达一百七十名之多，其他尸体“仍在继续寻找中”。
这血腥的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地揭露了美国侵略者所谓“人道原则”、“自愿遣返”等阴谋的血腥内幕。
与美方准备并进行对我方被俘人员血腥屠杀的同时，美方谈判代表在停战谈判会议中竟于06月07日和17日一再片面宣布休会三天，拒绝到会，对停战谈判进行横暴的破坏。
这是美方对我方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挑衅。
为此，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于06月09日给“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信中提出严正的警告说：
如果美方意欲借此破裂谈判，那美方就应公开宣布，承担责任。
如果美方因有不可告人的隐衷而欲故意造成远东局势的紧张，则所得结果必将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愤怒和责难。
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也于06月15日致函联合国秘书处，抗议美国侵略军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暴行，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行，并予战争罪犯以严厉的国际制裁。
很明显，如果美方不停止对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屠杀，如果美方不放弃其浸透战俘鲜血的无理方案并接受我方的合理折衷方案，那末，美方对于谈判会议不能正常进行就必须负完全的责任，他们就一定要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的制裁。
支持法国、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法国人民对比内反动政府逮捕杜克洛、镇压爱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的抗议浪潮正在高涨中。
这些天法国人民团结在法国共产党的周围，对比内反动政府的残暴进攻继续展开英勇的还击。
法国各地劳动人民响应法国总工会的号召，不顾比内反动政府的野蛮镇压，于06月04日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罢工。
巴黎、里昂、马赛以及其他许多法国城市的几十万工人都参加这一斗争。
在06月04日的罢工中，警察逮捕了工会活动分子一百五十人。
然而蛮横的镇压决不能阻止住罢工运动，反而使罢工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
目前这一罢工斗争已遍及全国各地各行业。
这充分表明了法国劳动人民的坚强斗争的意志。
要求释放杜克洛，声援法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的运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群众运动。
我国人民对法国统治者的暴行表示无限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国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一致抗议比内政府逮捕杜克洛的暴行，并对法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热烈的支持。
北京和各地人民都纷纷举行了抗议集会。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西欧各国的人民，亚洲的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的人民以及北非、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民都热烈地展开了抗议运动。
全世界各国人民日益激昂的抗议，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与法国反动政府逮捕杜克洛的同时，日本吉田反动政府正继续疯狂地镇压日本人民的爱国运动。
吉田反动政府在美国占领者的指使下，又于05月30日制造了新的血腥事件，对日本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的爱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
然而吉田反动政府的疯狂镇压并没有阻止住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的扩展。
06月07日，日本工人又开始了第3次总罢工的第1阶段的罢工，日本的十八个全国性工会的七十万会员都参加了这次的罢工运动，连同参加其他各种抗议运动的工人计算在一起共计有三百万人。
第2阶段的罢工已于06月17日举行，参加总罢工的工人达八十万人，而举行抗议集会并示威的声援罢工工人的工人和学生达二百多万人。
这再一次显示了日本劳动人民反对吉田反动政府的法西斯法案的坚定的意志。
法国比内政府逮捕杜克洛、镇压法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暴行和日本吉田政府05月30日屠杀日本示威群众的暴行，都是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疯狂推行其侵略政策的步骤。
法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坚决要堵住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法国和日本的走狗将他们的国家导向法西斯和战争的道路。
法国和日本两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显然已经给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以严重的打击。
和平的胜利，共产主义的胜利
苏联人民根据伟大的斯大林计划兴修的第1个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伏尔加—顿运河已经完工，伏尔加河和顿河的河水已于05月31日会合了。
这是苏联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新成就，这是苏联人民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重大胜利。
伏尔加—顿运河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创造性劳动和高度科学技术的密切结合之下建设成功的。
运河长达一百零一公里，包括十三道水闸、三道堤坝、四个大水库等巨大工程。
这条大运河总共只用四年的时间就建筑完成了，它的建筑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各国运河的建筑速度。
这一事实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的有力的例证。
这个联接苏联五大海的大运河的通航，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它将同时解决运输、灌溉和电力供应等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三个主要任务。
伏尔加—顿运河把白海、波罗的海、里海、亚速海和黑海联接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水道系统，将加强苏联内地的水路运输和物资交流，为进一步发展苏联各地区的经济创造了条件。
巨大的灌溉网将使罗斯多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的广大土地获得大量的水分；
这些水足以灌溉七十五万公顷土地并引水到二百万公顷的土地上。
从齐姆良水力发电站发出的十六万瓩的强大电流，将使罗斯多夫州和斯大林格勒州的农业进一步电气化。
除此之外，伏尔加—顿运河建设工程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它是苏联新的大规模技术的实验场，这条大运河的建设工作者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将被用到苏联的其他各种建设上去。
伏尔加—顿运河的通航，将给苏联人民带来更加丰足的生活，使苏联经济走向更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也给予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和美好的生活的斗争以巨大的鼓舞。

开城观察家评美方轰炸我方战俘营的暴行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在15日经其联络官提交我方一封所谓“抗议”信，诬指我方战俘营没有设置标志。
这是美方所惯用的狡赖伎俩的又一次表演。
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对这一“抗议”已在06月17日复函美方严正拒绝。
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谈判会议中，美方代表对其屡次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罪行始终未作交代，对其屡次轰炸与扫射我方战俘营，打死打伤他们自己被俘人员的事件也始终未作交代。
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行，美方便制造我方战俘营没有设置标志的谎言。
然而美方代表煞费苦心地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却一再被铁的事实所粉碎。
对方企图用这一“抗议”来指控我方不遵守协议，而为其自己屡次破坏协议的行为作掩护。
但自今年01月23日双方协议在各自的战俘营设立标志以后，我方各战俘营都立即按照协议中所规定的长短、宽窄、式样、颜色、文字，丝毫不差地设置了标志。
03月01日在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我方代表李相朝将军即已将这一事实告知美方；
03月29日在双方参谋人员关于战俘营位置与标志的会谈中，我方参谋人员又一次明告美方，我方各战俘营早已按照协议设置了标志。
这次美方却又以其首席代表出面，对这一问题装腔作势地向我方提出所谓“严重而强硬的抗议”。
但是，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除了遭受我方的拒绝与世人的耻笑之外，绝不会再起什么作用。
此间观察家指出：
美方提出这一“抗议”的另一企图，是想借指控我方不关心战俘的安全，来冲淡他们对我方被俘人员恣意屠杀的滔天罪行。
然而对方所搬起的这块石头，却偏偏又打了他们自己的脚。
因为事实证明使美方被俘人员的“平安与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的不是我方而正是美方。
虽然我方所有战俘营的确实位置都早已告知了美方，虽然我方所有战俘营都早已按照协议设置了显明的标志，但是，美方的军用飞机却仍一次再次轰炸和扫射我方战俘营，打死打伤他们自己的被俘人员，使他们自己被俘人员的生命与安全遭受严重的威胁，并曾为此联名向他们提过抗议。
难道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此间观察家指出：
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06月17日致美方的复函中，指斥美方曾于1952年01月14日、03月16日、05月04日、05日及05月11日，五次轰炸与扫射我方昌城一号战俘营与江东八号战俘营中的美方被俘人员。
美方不仅对上述各次事件从未作过交代，甚至更变本加厉，于06月06日在我昌城“田仓面”三号战俘营与碧潼“云时面”七号战俘营住地投掷大量带菌蚂蚁，毒害其自己的被俘人员。
我三号战俘营一美军俘虏毕克斯莱在其参加捕灭带菌蚂蚁时中毒生病，二十四小时后即头晕、昏迷、肚痛、呕吐，体温曾升至摄氏四十点二度，现正在我战俘营医院治疗中。
该战俘营许多美军俘虏目睹此事经过后，对美帝国主义投掷细菌以至毒害自己被俘人员的罪恶怒不可遏。
观察家认为：
尽管美方代表在会议帐篷内还恬不知耻地高喊什么“人道原则”、“战俘福利”，然而他们自己的违反人道原则、破坏战俘福利的行为，却无情地戳穿了他们伪善的假面，而使他们杀人凶犯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意大利人民对李奇微的抗议
在巴黎受到法国人民愤怒反对的美国战争贩子李奇微，于本月16日在五万意大利军队和警察的护卫下到了罗马，并于17日在同样严重的状态下到了那不勒斯城。
尽管加斯贝利政府在两地都以预先戒严和逮捕爱国人士来“迎驾”，但依然不能制止意大利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展开的抗议运动。
意大利人民的这种英勇的行动说明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那就是：
不论在法国或者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的任何地方，对于美国的战争贩子，都是寸步难行的。
和法国人民一样，意大利人民对李奇微所表现的深刻的仇恨，不仅是因为他们痛恨这个战争贩子屠杀中朝人民和撒布细菌的丑恶罪行，而且因为他们根本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加斯贝利政府追随美国战争政策的结果，意大利已变成美国在西欧的另一个军事基地。
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各地横行无忌。
在美国的训练和装备下，意大利的陆海空军也不断扩充，准备供给北大西洋侵略联盟支配。
本年度意大利的军事预算已达到五千三百九十亿里拉的庞大数字。
意大利人民在备战经济的重压下过着日益贫困悲惨的生活。
因此，反对美国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斗争已成为意大利人民保卫和平运动的一个主要部分。
各大城镇和乡村曾不断举行抗议美军占领的示威和集会。
上月意大利二十四个省的省政委员会和一千四百多个市镇的市政委员会选举的结果，也反映了愈来愈多的意大利人民是如何唾弃忠实执行美国战争政策的加斯贝利政府及其天主教民主党。
意大利人民坚信，只有在以意共为首的人民阵线领导下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摆脱美国的奴役和消除战争威胁。
欧洲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的斗争，随着李奇微的驻扎欧洲而达到新高潮。
李奇微和他所奉行的政策已在亚洲失败了，在欧洲也必然遭受到同样的失败。

意大利人民继续罢工示威抗议李奇微赴意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罗马18日讯：
16日到罗马的美国将军李奇微已在17日前往那不勒斯城视察。
和他到罗马时的情况一样，李奇微是在意大利警察戒备森严之下到达那不勒斯的。
城内李奇微要经过的地方都戒严两小时。
为了防止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局命令那不勒斯大学在李奇微停留期间停止上课，完全不顾该校正在举行考试。
携带机关枪的警察包围了社会党那不勒斯市委员会，不让任何人进去，因为和平拥护者预定要在那里开会。
但是警察的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挡居民表示他们的抗议。
那不勒斯数百家工厂停止了工作。
电车也停开了。
意大利全国各地正在继续举行罢工、示威与群众大会，抗议李奇微到意大利。
在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各大城市与杜斯坎尼、乌姆布利亚、阿布鲁兹、阿浦利亚、撒丁各区的城市中的工厂、矿场和作坊中都举行了罢工。
佛罗伦萨工人18日并曾总罢工一小时，抗议李奇微的到来和警察的专横压迫。
前一天，特尔尼也曾罢工一小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同日，拉温那和福利的和平拥护者举行了游行示威。
全国各地并纷纷举行代表各界人民的和平战士大会。
尽管警察当局横加干涉，米兰、马格拉港（威尼斯）及其他各地的房屋上仍然飘扬着彩色的和平的旗帜，到处都张贴着抗议美国占领的标语。

新华社记者评哈利逊第2次逃会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本社特派记者报道：
哈利逊17日又从会议桌旁逃走——这是十天以来他第2次逃会，这又一次证明美方不愿继续进行停战谈判。
哈利逊今天突然片面宣布休会，说“再没有事情可做”，他没有听取南日将军的答复就从会议桌旁逃走。
他又一次表明美方居心用长期休会的办法扼杀谈判。
他说，他打算在06月21日或这一天以后回来，而不打算在这一天以前回来。
南日将军坚决主张继续进行正常的谈判，设法解决妨碍朝鲜停战的最后一个问题。
美方这种企图破坏谈判的第2次挑衅，强烈表明美方不肯通过谈判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显而易见，美方这种拒绝通过谈判求得公平解决的态度，已使谈判完全陷入僵局。
如果一方拒绝谈判，硬要对方在会议桌上接受它的条件的话，谈判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
哈利逊威胁说：
“除非你们现在准备接受我们的建议，否则我建议休会至06月21日再开。”
这显然是匪徒的手腕。
在哈利逊看来，接受美方所提的撕毁日内瓦公约的要求，不让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这倒是“做正经事”，不这样就是“荒谬的宣传”，就“再没有事情可做”。
许多天以来，南日将军一直耐心地提醒哈利逊道：
“我提醒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议上同样得不到。
你方这种幼稚的行径绝不会对我方有任何影响，只能延缓停战的实现。”
十天前，哈利逊从会议桌旁逃走了三天。
哈利逊拒绝回到板门店来，这除了表明美国居心延长朝鲜的流血和痛苦以外，对谈判别无其他影响。
此地观察家认为，哈利逊所以做出逃开板门店会议的可笑行动，是由于他接替了乔埃留给他的执行华盛顿命令这种“无可羡慕”的差使。
这些美国将军们曾经到战场上打了几仗，在去年夏秋两季攻势失败之后，才被迫回到会议桌边来。
现在他们的本事只是逃开会议，在遭到群众的谴责之后再跑回来。
现在就连美国代表们爱向世界搬弄的所谓“逻辑和道理”，也都讲完了。
现在他们只能说一句“这是最后的”，说完就逃跑。
此地观察家指出：
哈利逊妄想独自在会议桌上片面决定停战条款，这种企图最后必使华盛顿遭到更大的失败。
哈利逊粗暴地宣布中断谈判会议的手段，达不到任何目的，只能招致更加暴露美国想要继续战争和危害远东和平的意图。
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
要么回到会议桌边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要不就承担公然破坏谈判的责任。
由于他们的建议是“坚定的、最后的、不能改变的”，美国代表这时就得面对这个“无可羡慕的”窘境。

日共号召粉碎吉田政府的法西斯法案
【新华社19日讯】
东京迟到消息：
日本共产党中央指导部在04月16日就吉田政府所制订的“刑事特别法案”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为粉碎这个法西斯法案而斗争。
声明指出：
吉田政府为了更进一步完成使日本成为美国殖民地的任务，最近又制订了“刑事特别法案”，企图以间谍和煽动者等罪名把真正爱国的日本人民送交美国军事法庭，加以迫害。
声明说：
根据这个法案，凡是接受军方订货的工厂中的工会因为要求提高工资而调查了公司的利润、承制军需品的中小企业在和税务机关谈判中说明了营业的内容、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和被禁止捕鱼的渔民在请愿中申述了实际情况等等，都将被科以间谍的罪名。
不仅如此，即使手里有一张谈到上述问题的传单，也将被认为是间谍而遭到迫害。
声明接着说：
这个法案的内容还不仅此而已。
美国军事法官只要说“把某01日本人交来”，即使日本的法官或警察认为他是善良的国民，也必须立即逮捕送去。
一旦送去，就不论他被如何拷问，也没有保护他的法律和权力了。
另一方面，和美军有关的人当众犯了抢劫、杀人的罪，即使被日本警察逮捕了，也必须送交美军。
这种不讲理的事，任何国家也不会有的。
总之，根据这个法律，美国驻军不论做什么，日本国民都完全不能过问。
即使在背后发牢骚也不许可。
声明最后说：
日本人民决不屈服于这种卖国的镇压法令。
日本共产党为粉碎这种恶毒法令，将站在人民的前列进行斗争。

美方竟大规模逮捕我方被俘人员
企图达到推卸罪责和杀人灭口的无耻目的
【新华社开城19日电】
美国侵略者在巨济岛上进行了一连串的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之后，现在又在大规模逮捕我方被俘人员，硬说他们应该对美方的这种屠杀负责，企图用这种荒谬而又卑鄙的流氓手法，达到其既推卸了自己的罪责，又可以杀人灭口的无耻目的。
据美国的通讯社透露，在06月10日的大屠杀以后，刽子手波纳无耻地将这次屠杀的责任转嫁在我方战俘代表的身上，非法地逮捕了第76号战俘营的我方被俘人员的代表李涵谷（译音）。
据路透社巨济岛11日电称，波纳已经将他交给美军情报机关进行审问。
除了李涵谷以外，波纳承认在10日还逮捕了十六个到十八个我方被俘人员，内有三名妇女。
根据美国的通讯社的报道，这些被捕的人就是在杜德事件发生时由各营场派到第76号战俘营中去的我方被俘人员的代表。
他们是得到了当时美方俘虏营负责人柯尔生的承认的。
此间观察家指出：
刽子手波纳非法逮捕他们，显然是对杜德事件的野蛮报复行为。
这是美方又一粗暴地破坏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关于战俘待遇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80条明明规定：
“不应使战俘代表仅仅由于其所担负之职务而对战俘所犯之任何过失负责。”
更何况事实是美方用坦克、催泪弹、喷火器进攻赤手空拳的我方被俘人员，我方被俘人员根本就没有过失可言。
波纳将我方战俘代表交给美军情报机关审问，同样是破坏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日内瓦公约第84条规定：
“战俘只应由军事法庭审判”；
第99条规定：
“不得对战俘施用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强制压力，以使其承认被控的罪行。”
继承了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全部衣钵的美军情报机关，是以残忍暴虐闻名于世的，波纳将我方战俘代表非法交给这样的机关审问，目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残酷的虐待，并迫使他承认所谓“过失”。
继这一完全破坏日内瓦公约的野蛮行为以后，12日，美方又宣布在九十五号营场中逮捕了三名我方被俘人员。
14日，据美联社消息，美方又逮捕了一百零二人，并乘机将二百七十三名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反共的俘虏”扣留下来。
17日，据合众社消息，波纳宣布他又逮捕了七名我方被俘人员，硬说他们在战俘营中杀害了十六名“非共产党俘虏”。
这是美国侵略者栽赃诬控、推卸自己罪责的无耻阴谋。
为了给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迫害制造藉口，波纳宣称他已经在被逮捕的我方被俘人员中找到了能够控制岛上所有营场的“巨济岛上的沙皇”。
此间观察家认为：
我方被俘人员分别被囚禁在若干个营场里面，每个营场四面围着几道铁丝网，受着六十辆坦克，一万八千多名美方士兵（据法新社巨济岛16日电透露）的监视，居然还能控制岛上所有营场，这不是神话是什么？
谁都知道，巨济岛上残暴不仁的“沙皇”不是别人，正是刽子手波纳自己。
美方显然以为凭着这么一个神话，就可以根据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口供”，大批地任意逮捕和杀害我方被俘人员了。
可是，无论美方使用什么阴险恶毒的办法来欺骗世界舆论，他们的卑鄙目的是绝对达不到的，他们的悍然破坏日内瓦公约、屠杀和迫害战俘、用强迫“甄别”来扣留战俘等等万恶罪行，早已为美国将军杜德和柯尔生所供认，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美国侵略者在巨济岛所犯的新罪行，只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更加暴露它的狰狞面目，更加激起一切公正人士的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