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用航空局
减低各航线客货运价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为了减轻航空旅客负担，促进物资交流，发展空运业务，已自04月29日起，将各航线客货运价减低。
如重庆、汉口间客票价原为二百八十万元，现减为二百三十万元，货物运价每公斤自四万二千元减至二万三千元。
重庆、昆明间客票价原为三百五十万元，现减为二百五十二万元，货物运价每公斤自五万二千元减至一万五千一百元。
该局其他通航地点，两地之间的客货运价和所有各线邮件运价，都已减低。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
招待我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等
【新华社12日讯】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潘迪特夫人于12日举行酒会，招待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
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应邀参加酒会。
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贸易部部长叶季壮，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业部部长梁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曾昭抡，人事部副部长邢西萍，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德珩，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副署长周建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
应邀参加酒会的还有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张奚若、邓颖超、刘贯一、吴玉章、叶企孙、陈垣、孙晓邨、汤用彤、裴文中、严济慈、齐白石、梅兰芳、沙可夫、李伯钊等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
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及我国前赴印缅文化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和在京团员多人也应邀参加酒会。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以及大使馆外交人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潘迪特夫人举杯祝毛泽东主席健康、周恩来总理健康，并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周恩来总理表示：
欢迎以潘迪特夫人为首的印度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访问将更加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举杯祝尼赫鲁总理健康。
酒会后，印度文化代表团团员、印度舞蹈家劳·姗达女士等表演舞蹈和音乐节目。

各国工会代表
到达南京参观
【新华社南京12日电】
前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世界工联和各国工会代表团代表一百二十多人，12日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陈少敏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许之桢陪同来南京参观。
代表们下车后接受南京市各界代表献花。
代表们当日下午凭吊雨花台烈士陵墓，晚间出席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晚会。

各地来京参加“五一”节的劳动模范代表
写信给毛主席保证带头增产节约
【本报讯】
各地来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劳动模范代表，离京前写信向毛主席致敬。
原信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从六个大行政区到首都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劳动模范。
在我们将要离开北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时，我们都很想把我们心里的话告诉您，也向您提出我们的保证。
先说“五一”节那天观礼的情形吧！
我们站在观礼台上，一直向天安门上观望。
毛主席！
当您从天安门走近我们、不断向我们招手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跳起来了，很多同志大声喊着：
“毛主席！”
毛主席！
您这一招手，给了我们很大力量；
我们能看到您，感到多么光荣啊！
我们决不能辜负您给我们的这种光荣！
毛主席！
我们知道我们能有今天的光荣，都是您给我们的；
没有您和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劳动模范今天的光荣！
我们一方面感到光荣，一方面也感到任务是很重的。
要永远保持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的称号，就要永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大家继续不断地前进。
在这里，我们全体劳动模范向您提出保证：
保证今后在生产战线上进一步打胜仗，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带领大家努力完成增产节约计划，努力学习先进工作法，推广苏联的先进经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更有信心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
我们绝不怕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要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参加“五一”节观礼的全体劳动模范代表

我们伟大的祖国
选用优良品种，是保证农业丰产的重要条件之一。
河北省冀县农业劳动模范郁洛善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分重视选种。
这是社员孟喜华和刘东桥选取华农四号谷种和斯字二比棉种，正准备去播种。

普拉沙德当选为印度共和国总统
毛泽东主席致电表示祝贺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电贺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当选，电文如下：
印度共和国拉金德拉·普拉沙德总统阁下：
欣悉阁下当选为印度共和国总统，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人民表示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1952年05月11日

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
我揭露美方血腥“甄别”伎俩
对美机扫射我江东俘虏营提出严重抗议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12日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上，我方首席代表就05月11日对方军用飞机又一次扫射我方备有显明标志的江东俘虏营，重伤对方被俘人员四名的血腥的案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
“1952年05月11日上午九时你方军事飞机四架扫射我方备有显明标志的江东第8号俘虏营。
据初步报告已知重伤战俘四人。
这是你方继01月14日轰炸江东俘虏营、03月16日扫射昌城俘虏营、05月04日与05日轰炸扫射昌城俘虏营之后，又一次对你方被俘人员进行扫射的违反一切国际法规的不能容忍的罪恶行为。
你们为了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在你方俘虏营中造成多次血腥惨案。
你们又接二连三的狂轰滥炸和扫射我方战俘营，来屠杀你们自己的被俘人员。
这就再一次向全世界揭露你方所声称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以及‘尊重战俘天赋的权利’等等，无非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与胡言乱语。
对于05月11日的事件，我向你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你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此事件。”
我方继痛斥对方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和所谓“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我方代表指出：
“为了掩饰你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横暴企图，进行你方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你方在昨日的发言中再次提出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和所谓‘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
我方早已彻底揭穿并断然拒绝了你方这种欺骗方案。
你方在暴力与屠杀的野蛮手段下，一手制造的所谓甄别结果，无须进行任何调查，早已为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正义的反抗所揭露无余而彻底破产。
对于战俘根本就不容许进行任何甄别。
所谓甄别的活动本身，就直接违反了日内瓦战俘公约和一切国际公法，违反了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的自然愿望。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明确规定在敌对行为终止后，必须不加迟延地释放与遣返战俘，正是为了防止假借‘自愿’的名义，进行所谓‘甄别’来企图扣留战俘的勾当。
日内瓦战俘公约第7条明文规定战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声明放弃公约所赋与的权利的全部或一部。
无条件全部遣返是战俘应有的权利，不容许以任何名义予以剥夺。
你方直接破坏你方自己所一再引用的日内瓦公约，公然在我方被俘人员中进行所谓甄别活动，企图剥夺我方被俘人员不容剥夺的遣返权利。
你方还有什么资格提出‘个人的天赋权利’？
你方长时期以来，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虐待、威胁、侮辱、迫害、屠杀，以实现你方蓄意已久的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
你方利用蒋介石匪帮和使用李承晚特务对我方被俘人员使用酷刑进行强迫刺字、请愿、写血书、打手印的令人发指的勾当。
你方战俘营中根本没有我方被俘人员表现意志的自由，只有你方使用各种方法强迫我方被俘人员的自由。
你方将我方被俘人员强置于这种地狱般的暴虐控制下，而你方却还居然敢于提出‘公开并共同证实战俘甄别’，‘对战俘甄别过程进行公正证实’。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具有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公正机构，愿意到充满着公开与暗藏的虐待、迫害和威胁的你方俘虏营去忍受你方的玩弄与侮辱？
我方已在05月02日提出了完全公平合理的折衷方案。
现在会议之所以没有进展，完全是因为你方坚持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当炮灰的主张。
我方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这种片面无理的主张。
自从05月02日以来，你方始终采取不惜使谈判破裂的办法，企图强使我方接受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
我必须坦白指出：
如果你方决意破坏停战谈判，你方就应该正式宣布停战谈判的破裂，否则我方将坚持会议的经常的进行，而我方将在会议上继续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
你方昨天又一次声称：
你方不准备从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退让。
我要再次质问你，这样做，你方是不是准备破裂停战谈判？
你方应该清楚知道你方这种恫吓的手段除向全世界证明你方毫无谈判诚意以外，不论在会场上或战场上都已遭受到惨重的失败。
如果坚持下去，还将遭受更惨重的失败。”
对方对于我方的严正指斥，犹图狡赖，妄称其在暴行与屠杀下，一手制造的所谓“甄别结果”为“事实”，并再次提出了无限制休会的建议。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事实是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接二连三地进行屠杀，企图强迫扣留我方的被俘人员。
事实是你方连续地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扫射，毫不关心你方自己被俘人员的利益。
我方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
除非你方正式宣布谈判破裂，我方将坚持会议的正常进行，继续在这一会议上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不容抵赖的事实真相，揭穿你方的欺骗，继续坚决不可动摇地反对你方片面无理的方案”。
代表团大会定于13日十一时继续进行。

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辩证法
陈伯达
（一）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观点，特别是对于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这一著作的主要观点，作了极其杰出的分析的工作，从而展开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的问题的各个方面。
阅读“矛盾论”，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毛泽东同志在从事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时候，是如何深刻地和如何生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因而也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懂得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历来在我们党内关于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斗争中，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更深，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任何时机总是能够保持自己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而结果总是战败了论敌。
中国是一个处在长期革命中的大国。
特别是在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它的规模的壮阔，革命与国内外反革命的生死斗争的残酷，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又联合又斗争，革命敌友的变化与重新组合，革命发展过程中的胜利和挫折，进攻和退却，各地革命运动的极端不平衡，革命斗争形式的多种多样，作为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广阔地面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多端随机应变，所有这些，都特别表现出激烈的矛盾，激烈的变化，也即是说，特别表现出历史事变的辩证法运动。
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的指导的原理，去掌握这样生气勃勃的革命的辩证法运动，不断地把这种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运动所提供的新东西用以丰富我们思想上的辩证法，用以丰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否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就是因为他执行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他的“矛盾论”，就是中国革命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并且是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极端复杂和极端曲折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相联系的。
在这一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成了奇特的交错。
两类矛盾的斗争之间的差别及其互相联结，对立的同一性；
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对立的同一性；
根据不同的条件，民族斗争本身有它的多面性，阶级斗争本身又有它的多面性；
各种不同的斗争状态的互相推移；
局部斗争和全局斗争的互相联结；
如此等等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差不多把中国革命长期中所表现出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都集中起来，因而也就把辩证法问题最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临在这样一个时期，特别用力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研究矛盾运动的诸问题，并把这种研究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结合起来，这就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事情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使得我们同志们处在这样极端复杂的矛盾交错的时期，能够不致迷失方向，既避免陷入“左”倾的错误，又避免陷入右倾的错误；
使得我们终于摆脱了国内外敌人所放置的暗礁，把革命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而国内外的敌人结果只好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道路上。
（二）
列宁说，辩证法乃是“最完整深刻而没有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又说：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带着对现实的任何观察与接近之无数侧面的（具有从各个侧面发展成为整体的哲学体系的）认识……”。
（“关于辩证法问题”）辩证法是和片面性完全不能够相容的。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中所指出的：
过去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都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而片面性正是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特点。
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生活的全貌，所以他们就没有唯物论，也没有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
“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
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
面的和表面的。
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
因
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
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
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
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
观主义的。”
事实正是如此。
主观主义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只是固定化在他们自己设想的一些僵死的公式里面。
他们特别沉溺在以下的这两种公式：
第1种公式：
如果说那里有统
一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矛盾的东西。
第2种公式：
如果说那里有矛盾的东西，便也就没有统一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统一的片面，或者只是单独地突出一个矛盾的片面。
他们不会在统一中把握其矛盾，又不会在矛盾中把握其统一。
主观主义者把他们这些僵死的公式用在政治问题上，便完全陷于极端的荒谬，而致害于革命。
例如：
当一九二四——二七年间，我们党和国民党成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1种，因而在政策上形成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一套。
又例如：
当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公式，便是属于第2种，因而在政策上又形成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另一套。
主观主义者既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只会死板地绝对化某一个突出的片面，而在其他的历史条件下又只会死板地绝对化另一个突出的片面，因此，他们就可以时而犯右倾错误，又时而犯“左”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阐发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在警告思想的片面对于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危险性。
毛泽东同志着重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狂妄无知，曾经很重大地危害过革命的缘故。
毛泽东同志用了较多的篇幅，卓绝地论述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这就是因为我们教条主义者的片面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不懂得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说：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
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
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教条主义者既然不懂得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而也就剥夺了矛盾的普遍性的真实血肉，把一般真理“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实际上也即是不懂得什么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说明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特别咀嚼了列宁所指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
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什么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这就是具体地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这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这又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很明白，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不幸，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面失掉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他们离开这一切具体的分析，因而对于革命的运动，对于一切事物，就都只能类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是没有不失败的。
由各个方面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达到捉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出：
必须捉住主要的矛盾，从而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又从而为继续解决其他的矛盾开辟道路。
毛泽东同志说：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那末，对于捉住主要的矛盾这一件事，也就只好像在海底捞针一样，是永远捞不着的。
例如：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打到我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还没有看到所发生的矛盾的新变化。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去捉住这个新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并从而变化自己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指出：
要找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就必须分别该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
他说：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但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既然不能够分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那末，也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任何的问题。
例如：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和非主要力量，就有了完全颠倒的看法，把国民党的反动力量看成抗日的主要力量，而把工人和农民的力量看成抗日的非主要力量。
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找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人民这两方面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同样也不可能找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教条主义的失败，恰恰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在辩证法运动中的重要的地位，而谁如果再不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谁就还是只好等着失败。
“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者的失败为鉴戒”。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
（三）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在世界革命的总运动中找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他在每一个时期内，总是联系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的问题。
他善于针对着中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发现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从而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其某一定时期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并且在各个时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国各个方面的矛盾，使得人们在纷乱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辉。
在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国民党的各阶级革命联盟为组织形式，形成了第1次的民族统一战线。
资产阶级的人们之所以和共产党联合，是因为他们那时有和国外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
但又因为他们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又和共产党进行领导权的斗争。
共产党进行这个联合是正确的，必要的。
在这个联合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曾经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对立方面的统一的可能性，即不承认联合。
但在这个联合业已形成之后，便特别突出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其特点是不承认统一中的对立，即不承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从事关于革命敌友的矛盾的分析，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便一方面反对了前一类的片面性，而另一方面又特别用大力反对了后一类的片面性，因为革命规模的发展——特别是农民革命的发展，右倾的片面性已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
当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相继叛变了革命之后，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双方的力量之间形成了新的分化，新的结合。
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顾蒋汪国民党的叛变，独立地开辟了广阔的土地革命的道路。
革命是更加深入了，但是由于蒋汪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却遇到了新的困难。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由原来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而走到否认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随又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合伙，因而被逐出党外。
但另方面，在党内则重新出现了一些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
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的矛盾，但是他们否认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以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可以很快地在一个偶然的早上，便在全国规模上得到解决。
他们看不见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内部的矛盾，也看不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朝派与中产阶级在野派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们主张的政策是“一切打倒”，以为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什么灵活的余地，甚至以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都不会有什么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他们把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派都看成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甚至以为它们还是比蒋介石更危险的革命敌人。
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分析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对于推动革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进，具有决定的意义。
他分析了半殖民地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突出的矛盾：
即一方面是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之下的反革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形成的继续不断的战争，另一方面便是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依靠自己正确的机变的政策，而在四周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他分析了这个突出的矛盾，便得出了中国革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结论，预见了乡村革命根据地和一些小块的红色政权在长时期的斗争中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它们将成为新的大革命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
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占中国大片的领土，使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当1935年日本侵略者向华北侵入的时候，就更加突出了这种变化。
但我们党内原来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曾经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这种变化，随后承认了这种变化，却又由“左”的方面的片面性转到右的方面的片面性。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只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民族的矛盾，而完全抹煞其他的矛盾，抹煞了中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抹煞了美英帝国主义除了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外还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因而否认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方面力量的差别，否认了在那作为美英帝国主义工具的蒋介石国民党与我们党之间对于抗日问题有反人民的路线和人民的路线的差别。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些同志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的错误。
他指出：
“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他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
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
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说，因为有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所以我们党便能够重新提出并从事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
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正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但同时又因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以及蒋介石的被迫参加抗日这一件事在实际上是反映了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就必须鉴戒1927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覆辙，而在统一战线中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坚定地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力求推动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人民，使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发展为人民胜利的结局；
那些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而放弃斗争的，也正是犯了极其严重的片面性的错误。
在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分析了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的矛盾。
他指出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中国人民原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已变为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
从这个具体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预见了全国人民除了继续斗争再无出路，人民解放军将由防御转到进攻以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蒋介石则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样地批判了从右方面来的和从“左”方面来的两种片面性。
从右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把这些叫做“软弱无能的思想”。
从“左”方面来的片面性，乃是在乡村中损害中农和破坏工商业。
毛泽东同志揭露了资产阶级中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但同时指出了：
“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
因此，就使得一些同志纠正了“左”的片面性的错误。
当1949年春间，蒋介石匪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全国正接近完全解放的时候，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矛盾根本变化的新形势，即指出了二十几年来中国革命以乡村为重心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代之而起的，乃是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的所将存在的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一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他由这些矛盾的分析，指出了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同时指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巩固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规定了关于这些方面的种种政策。
在政治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而所要反对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右的迁就主义，另方面就是“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
在经济的政策上，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也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片面性。
他这样指出：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反对各种片面性而规定这一切正确的政策，同时便已警告了我们党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必须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正是这样地说明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捕捉当前特殊的主要的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的指导的原理，一个一个地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了它，由此引导我们伟大的人民不断地克服无数的困难和阻碍，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准备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所经过的历史也正是这样地说明的：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总是驳斥那些或者只看到统一而没有看到矛盾、或者只看到矛盾而没有看到统一的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而随时根据革命生活的发展，从统一中看出矛盾，又从矛盾中看出统一，因此就正确地保证了党的政策的极大机动性。
历史同样又是这样地说明的：
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把矛盾的特殊性当做孤立的东西。
他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充分地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之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
他不论在分析任何一个具体的矛盾或解决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都不曾忽视矛盾的普遍性，而总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些伟大的导师的学说，从矛盾的普遍性中看出矛盾的特殊性，又从矛盾的特殊性中看出矛盾的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所分析的帝国主义（即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世界主要的矛盾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
他从世界矛盾的全局来观察中国的矛盾，同时他又从分析中国的矛盾而看出中国革命这一伟大力量所包含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著作正是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模范地处理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并由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是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个理论。
然而不只是像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这样的大问题才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范围中都会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
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就战争这一个问题说道：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
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接着他就详细地说明了全局性和局部性的互相关系，一方面指出：
“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另方面又指出：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
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的情况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很明白，如果只是限于笼统地看看矛盾的普遍性，而没有具体地揭露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如果只是笼统地看看全局的东西，而没有具体地揭露局部的东西——特别是揭露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东西，那末，便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
反之，如果只限于表面地看到矛盾的特殊性，而没有密切地联系矛盾的普遍性，就是说，如果只是限于看到局部的东西，而没有密切地联系全局的东西，那末，便也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的问题，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析方法，随后即作了以下的概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
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
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
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
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
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为矛盾
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
一切个性都是有
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
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
证法。”
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乃是毛泽东同志的贡献。
（四）
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列宁讥笑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万分迂腐，因为他们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完全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革命时期必须有极大的机变性。
（见列宁：
“论我国革命”）
列宁在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字来断定全部通信集的集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么这个字就是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他们对之有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进步的地方，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方面。”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写道：
“科学底历史表明着：
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辩证法的精神贯通全部现代科学。”
由此可见，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
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因为有一个东西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全部著作的思想贯串起来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同样地，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要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毛泽东同志一切著作的思想中，有一个东西贯串起来的，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不但一切著作都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不但写了“矛盾论”这个专门的辩证法著作，而且还在他关于各种问题的许多著作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问题，时常给我们作直接的启示。
例如：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现象和实质的辩证法问题。
他说：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任务和工作方法的辩证法问题。
他说：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作里面，他直接提出了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问题，又如前面本文所引述的关于全局性和局部性的辩证法问题。
在“论持久战”的著作里，他直接地提出了关于唯物的全面的认识论一系列的辩证法问题，而批判了主观的和片面的认识论。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学习”的著作里面，他写道：
“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
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
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正是直接地提出了辩证法的问题。
如此等等。
毛泽东同志平日不论在任何场合，总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完全忠实于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道：
“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底展开（注意）等于辩证法的认识之本质。”
毛泽东同志许多著作，例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2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等等著名的论著，其特点也正在善于展开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
他先分析事物矛盾发展的最初状态，随而一步又一步地，一层又一层地深入暴露现实的一切方面、各个方面的互相交错和互相推移，而达到关于解决矛盾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期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所以能够吸引中国的人心，使无数的中国人在困难与迷途中看到自己的光明，就是因为这些著作展开了现实性诸要素之全部总和。
他对于当时具体的矛盾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种关系，给予了天才的分析与综合，从头至尾地交织着革命的生活的辩证法，因而使得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是不可抵抗的。
在整个抗日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关于政策问题的那些论著，纵横屈伸地分析各种矛盾，并根据对方的各种矛盾的方面而提出各种差别的对策，完全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的非常出色的活泼泼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那样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很明显地，那是因为他是在战斗中过生活，他为人民的斗争而研究辩证法，并用辩证法去和各种论敌作坚定的斗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上曾提到马克思自己所说的：
辩证方法“在实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
同时指出：
“列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都为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所贯注的”。
斯大林在
“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上说到辩证法这一个字的原来含义就是进行论战。
他指出：
“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借助于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
整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贯串的辩证法精神就是斗争的精神。
没有斗争就没有辩证法。
因此，任何学究决不可能懂得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经历，就是他应用唯物辩证法去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以及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历，而他在斗争中又随时吸引人民斗争的力量以增强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面说到“自觉的能动性”。
毫无疑问：
凡是在革命中能够高度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便是他能够和当前具体的斗争结合起来而高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战斗的著作，它的发表，对于我们有伟大的新的意义。
它将使得我们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它给我们以工作的尖锐的武器，将使得我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更加懂得必须如何去分析具体的问题和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促进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新胜利。
“矛盾论”的发表，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所表现的力量不足和生气不足的学术界，给予了一个当头的批判。
我认为我国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熟读毛泽东同志这个著作，从那里得到启发。
如果他们中还有如像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的作风，那就应当抛弃这种作风，而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动自己的脑筋，在思想战线上和学术上认真地有所作为，以符合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希望。

缅甸文化代表团由北京到达沈阳参观
【新华社沈阳12日电】
缅甸文化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团长宇吞帕率领下，于12日由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专员陈应陪同来沈阳参观。
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及其夫人同行。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
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刘芝明、副部长罗烽，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车向忱，沈阳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东北文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草明，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塞克及沈阳市文化、教育界代表等多人。
该团当日下午参观了中国医科大学。
晚上，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刘芝明设宴欢迎代表团。

美方谈判代表的无耻谬论是没有市场的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国侵略者一面蛮横无理地坚持其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荒谬主张，来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一面又厚颜无耻地大放厥词，来为他们的荒谬主张进行辩护。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埃在11日谈判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种无耻谎言的又一次集中的表现。
乔埃在他的发言中，竟然将我方对战俘问题所一贯采取的严正态度，说成是我方“不愿正视个人的固有权利”，提出所谓“公开并共同证实甄别”和所谓“对甄别过程公正证实”的荒谬主张。
显然，乔埃是妄图以蛮横的叫嚣来颠倒事实的真相，并为他们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寻找市场。
但是，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俘营中所犯下的血腥暴行已完全证明了：
他们所坚持的强迫扣留战俘的荒谬主张不过是他们灭绝人性地蹂躏人权，并大规模屠杀和奴役我被俘人员的代名词，因而乔埃之流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就不能不遭到彻底的破产。
人们都知道，尊重战俘“个人固有权利”的最好的办法，是使战俘在俘虏营中受到人道的待遇，保护战俘不受虐待、威胁、侮辱或毁伤身体，并且在敌对行为停止后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使他们归返家园，重过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是美国侵略者不但在战俘营中违反一切人道的原则，对我被俘人员强迫刺字、逼写血书，并加以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还妄图在停战实现后大批扣留我方被俘人员，送给蒋介石和李承晚匪帮充当炮灰。
事实证明，美国侵略者完全不顾战俘个人的愿望，而不断制造着人间的惨剧，这那里有什么“个人固有权利”的丝毫影子呢！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第4项议程的谈判中，我方自始至终主张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双方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使他们与亲爱的家人得以早日团聚。
而且不仅如此，我方为了进一步照顾所有的战俘都能够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愿望，在03月27日又曾对遣返战俘原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和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
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和南朝鲜军队的被俘人员，凡原籍或家庭在其本方军队控制地区内者亦须全部遣返；
而双方朝鲜籍战俘之原籍或家庭在收容一方地区内者，如本人要求回家过和平生活者，可以不必遣返。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我方的这个公正主张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完全符合战俘的个人利益的。
事实证明只有我方是真正尊重战俘“个人固有权利”的。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俘营的黑暗和恐怖是举世皆知的；
他们为了制造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藉口，在他们的俘虏营中竟对我被俘人员横加“甄别”。
美国特务把我被俘人员打伤或打昏之后，拉着我被俘人员的手指蘸着血，在他们所谓
“不愿强行遣返”的名单上打指印；
有的甚至由美国特务用自己的手指蘸着受伤者的血去盖假的指印。
美国侵略者的这种残暴无耻的做法，激起了我方被俘人员忍无可忍的愤怒反抗，被拘在巨济岛的我方被俘人员于本月07日在激愤的情况下一度扣留了美方俘虏营长官杜德。
这不过是我被俘人员奋起反抗美国杀人犯以屠杀手段对我被俘人员强迫进行所谓“甄别”的许多事实中的一件。
然而这已足以说明乔埃之流口中所说的“尊重”战俘“个人的固有权利”是怎样的一种血腥罪行了。
美国侵略者对战俘强行“甄别”是根本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的，我方根本不能予以承认；
而乔埃之流的所谓“重新甄别”则更是双倍的荒谬了。
至于美方企图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而制造的血腥事件，早已为世人所共知，连美方记者的报道和美国空降特务的供词也予以证实了，这显然是不必要进行任何调查的。
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侵略者还有什么资格提出什么“公开并共同证实甄别”和什么“对甄别过程公正证实”呢？
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荒谬主张，不管它改变多少花样，对于稍知事实真情和稍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是绝对没有市场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及朝鲜战争中的双方战俘都完全晓得朝鲜谈判的僵局是由美方所一手造成的；
美国侵略者要想推卸他们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责任是决不可能的。

美方蹂躏国际公法强行“甄别”的血腥行为无法摧毁我被俘人员要求遣返的坚决意志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美方强迫扣留十万以上我方被俘人员的大阴谋，已成为阻挠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唯一障碍。
尽管我方在遣俘问题上作了不断的努力和巨大的让步，但是，美方却一贯无理坚持其以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为目的的“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
美方为了达到他们这个卑劣的目的，竟不惜进一步蹂躏国际公法，使用种种残暴无比的手段，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
美方企图以他们这样一手制造出来的虚构的“甄别结果”，作为“既成事实”，强迫我方接受，从而达到他们强迫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的阴险目的。
事实上，美方强行“甄别”被俘以便扣留他们的野蛮措施，是一个史无先例的暴行。
它破坏了国际公法，特别是美国政府也签了字的1949年的关于对战俘的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整个日内瓦公约没有一条准许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
相反地，它规定战俘必须全部遣返，战俘的这一权利及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是绝对不能任意予以剥夺的。
关于这一点，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舆论也已不止一次地提醒美国注意了。
例如，04月03日“外事报道”说：
“日内瓦公约中有关的条文实际上认为：
战俘依该公约规定所享受的权利不得予以剥夺。
这些权利之一便是遣返。”
05月08日的“泰晤士报”也承认：
“两百年来，大家一直公认，在战争结束后，交战国应该遣返战俘。”
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在形式上使这个义务有了约束力”。
而现在美国侵略者竟无耻地以所谓“甄别”来剥夺战俘遣返的正当权利，这难道不对日内瓦公约明目张胆的破坏吗？
甚至美国侵略者自己也无法抵赖，他们所进行的“甄别”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
04月09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曾问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乔埃：
美方对朝中方面被俘人员进行“甄别”以“重新分类”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什么条款？
乔埃无法掩饰地答道：
“日内瓦公约中没有什么条款规定要查明被强迫征入军队的人们。”
美国侵略者的“甄别”是毫无任何理由的，是彻头彻尾非法的，这再明白不过的了。
美国侵略者装出一副“公正”、“人道”的面孔，一再无耻谰言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甄别”是为了“尊重个人意志”，为了决定所谓个人“真正信念”。
但是，美方为了“甄别”而制造的无数血腥的惨剧，戳破了它的弥天大谎。
血淋淋的事实说明：
“甄别”的真相是美国侵略者用血腥的手段来妄图摧毁我们被俘人员的个人意志，来妄图强奸我方被俘人员的真正信念。
美国侵略者为此并招来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匪帮的特务分子，强迫我方被俘人员接受法西斯教育和参加反动组织，并且强迫他们刺字、写血书、按血指印，有的特务分子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着被打伤的我方被俘人员的血按上自己的指印。
我方被俘人员对此一有反抗，打、骂、饿、杀种种暴行随之而来。
蒋匪特务并且公然对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我方被俘人员恫吓说：
“你们已被刺字，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侵略者在“甄别”之前就在战俘营中作了这样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勾当，其目的显然是妄图首先吓倒我方被俘人员，使他们不敢表示个人意志和真正信念。
而在“甄别”进行时，恐怖的气氛同样地笼罩着战俘营，甚至美方的声明都不能掩饰这一点。
侵朝美军司令部04月25日的声明透露，在进行“甄别”以前的二十四小时中，侵朝美军当局首先即在我方被俘人员中制造恐怖空气，说什么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恫吓我方被俘人员“在未举行个别谈话以前不要和别人谈这个问题，也不要透露他们的决定”。
在进行“谈话”时，每一个人“都被分别叫去进行秘密谈话”。
在这种威胁恫吓的气氛之下进行的“甄别”，是个人意志遭到了强奸，而不是尊重。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这样的非法“甄别”遭到我方被俘人员的反抗时，美国侵略者竟狠毒地用集体屠杀的方法来消灭这些勇敢地表示要求遣返的坚强个人意志的我方被俘人员。
02月18日和03月13日的巨济岛惨案，都是最近的例子。
而当“甄别”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时，美国侵略者更悍然不顾我方被俘人员的个人意志，硬说他们“拒绝遣返”，擅自把他们从应遣返的战俘名单中删去。
事实上，美方要扣留大批我方被俘人员是美方既定的罪恶计划，所谓“甄别”只不过是为实现这个计划的卑鄙手段之一而已。
据美国“新闻周刊”04月21日透露，美方的“共军俘虏正式名单也在逐渐削减中，华盛顿希望它能够进一步减少”。
美国侵略者所无耻炫耀的“甄别”实际上就是强行扣留的代名词，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美国侵略者企图利用“甄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阴谋被我方有力地揭穿以后，李奇微和杜鲁门在05月07日又急忙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停战后让所谓“适当的国际组织”，对被美方“拘留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询问”。
这是美国侵略者又一个企图欺骗世界人民的阴谋。
美国侵略者企图用“重新进行询问”来偷偷摸摸地使它的“甄别”成为合法。
来为它破坏日内瓦公约的罪行解脱。
如果容许美国侵略者这样做，那就等于毁弃日内瓦公约，而且，尽人皆知，美方的战俘营是一个人间地狱，整个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在那里，特务横行，明的和暗的威胁、迫害以至屠杀随时随地在发生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我方被俘人员是断无表示个人意志的真正自由的。
除了美国侵略者御用的“国际机构”以外，是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国际机构愿意毁弃自己的尊严，到那里去忍受美国侵略者的愚弄的。
杜鲁门和李奇微之流的“重新进行询问”的谎言，不过是掩饰“甄别”的非法性和虚伪性的花招而已。
事实是如此明白地摆着，美方所谓“甄别”或“重新进行询问”，是完全非法的，是一个卑鄙的骗局。
美国侵略者决不能逃避破坏国际公法的严重罪责，决不能逃避它应得的制裁。

一家私营钟表行在“五反”运动后的新气象
江夏
北京市五华钟表行在04月五号那天，根据劳资协商所同意的比较合理的利润，把一百五十多种商品的价格重新做了调整。
新的商品价格比较反盗窃运动以前减低了。
这家商店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添置新货，劳资双方都充满信心迎接日益发展的营业局面。
这是在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肃清了违法资本家的“五毒”以后，出现在私营商店中的新气象。
五华钟表行现有职工二十多人。
和其他一些私营商店一样，这家商店也曾有过许多违法行为。
解放三年来，五华钟表行资方仅偷漏国家的税款就有五千多万元；
为了所谓“放长线，钓大鱼”，他一次就向国家机关干部行贿一百五十多万元。
按照五华钟表行资方的违法行为，它是应被列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
但由于他在工人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情况下，选择了坦白悔过的道路，比较老实地交代了自己偷税、行贿的全部问题，还检举了同业资本家的二十多件违法行为，获得了人民政府的宽大，被由半违法半守法户改为基本守法户，不受刑事处分，也不再追补偷漏的税款。
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处处为着繁荣经济着想的。
五华钟表行的职工在反盗窃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便积极主动团结资方，协商发展业务，根据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对顾客认真负责的正确态度，主动和资方讨论了资金、利润、成本等问题，并作出了具体规定。
五华钟表行过去经售钟表（包括新、旧表）的利润平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
修理钟表的利润竟达百分之百以上；
附售的理发器具的利润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经过双方研究，决定把钟表的利润平均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修表的利润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理发器具利润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
买到便宜货物的顾客们，都衷心感谢人民政府领导的反盗窃运动，使他们得到了实惠。
五华钟表行的店员们向资方讲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今后业务经营时看利虽小，由于顾客的增加，流水额扩大，得到的利润仍然不会减少。
为了解决商品积压的问题，经过协商，决定今后预备货时，量要少些，但要勤买。
经营要面向广大群众，多准备闹钟、圆挂钟。
为了减低商品的成本，力求在包装、运输上节约费用；
并精打细算，根据实际开支计入成本。
和很多私营商店一样，五华钟表行过去的经营态度也是不老实的。
经理靠着一张嘴，能把一支来价二百万元的手表以高出一倍以上的价格卖给顾客；
顾客来修表，有的表本来没有坏，店方硬说什么地方坏了，放上两天，就说修理了，便向顾客要几万元；
修表时答应给顾客配好的发条，实际上却以坏的顶替。
店员们说：
“我们过去也不自觉地为资本家欺骗顾客，以后决不容许再有这种行为出现。”
自从降低了商品价格以后，五华钟表行营业的流水额增加了——04月05日以前每天营业流水是二百万元，04月05日后每天营业流水增加到三百五十万元。
这对资方是个很大的教育。
经理毛质臣拿着工人交给他的劳动纪律条例，感动地说：
“以前我对店员的看法错了，我总认为工人只是关心福利问题，我不在柜上就不放心；
可是自从实行民主管理以后，店员工作更积极了，这比一个人操心胜强百倍。”
他说：
“反盗窃运动给我们的营业带来了新气象。
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下，搞好劳资关系，搞好业务。”

东北纺织管理局、纺织工会东北区委员会
抽调各棉纺织厂干部和“小先生”进行整训
进一步正确地彻底地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东北纺织管理局、纺织工会东北区委员会，为了正确地彻底地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解决推广中的问题，抽调各厂干部和“小先生”进行整训。
在东北纺织管理局所属各棉纺织厂，经过干部、职工半年来的努力，“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已有一定的成果。
目前，在全部细纱工人中，熟悉“郝建秀工作法”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二八，一般能运用的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九四，学习较差的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八。
各厂的皮辊花率也由推广前的百分之二点二八，降低到百分之一点四二六。
但是，经过最近深入检查，发现各厂在推广中还有很多问题急待解决。
有些厂的推广工作还有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
有些职工虽被称为“郝建秀工作者”，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郝建秀工作法”。
由于在推广中对于“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和特点掌握得不够，各厂细纱工人的操作动作，至今仍很不统一。
有些工人的个别动作虽然比较好，但工作的计划性、机动性很差，分不清工作的轻重缓急。
个别职工甚至违反操作规程。
对于“小先生”的培养和使用，各厂也不够注意。
佳木斯纺织厂藉口生产上人手不够用，把“小先生”取消了，直到近来才恢复起来。
锦州纺织厂的“小先生”，好几个月来都推不动工作，对领导干部意见很多，但也没有人管。
由于有些厂的领导干部对“郝建秀工作法”认识不一致，各厂在推广的方式、方法上也不统一。
金州纺织厂三个细纱车间，就有三种不同的推广方法。
此外，各厂在测定、记分方法上，也很混乱，从统计出来的数字很难看出实际情况来。
为了使以上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东北纺织管理局、纺织工会东北区委员会，在04月15日到26日，举办了一期“郝建秀工作法”整训班。
各厂负责推广工作的干部和“小先生”共三十六人参加。
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干部和“小先生”，能正确地掌握“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和特点。
整训班利用座谈会方式，汇报了各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情况和推广中的困难，并总结了推广的方式、方法。
以“小先生”上机台表演、测定和讨论、讲课的办法，统一了各厂“小先生”的动作。
在整训中，干部和“小先生”都很认真学习。
许多“小先生”发现自己操作上有缺点以后，都自动改正过来。
佳木斯、营口纺织厂“小先生”，在课余时间还互相提意见共同研究。
经过整训，大家都进一步掌握了“郝建秀工作法”的精神和特点，并学会了很多推广的方法，对今后正确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一定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整训期间，技术人员和干部们共同努力，制订出了统一的测定表格、评分办法、讲课提纲，并拟出了初步的奖励制度。
（蒋博智）

中共萧县委员会
对忽视生产领导的检讨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曾刊登读者来信，批评我县在土地改革后没有及时转入生产，各村轮流演戏，影响了春耕。
我们看到这一批评后，当即作了检讨。
03月初，我县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干部和群众都有些松懈情绪，县委只顾进行“三反”斗争，也忽视了对于生产的领导。
当时全县近百个农村业余剧团，大部出动演戏，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
到04月初，我们已通知各地制止这种情况。
我们并通知各地，禁止业余剧团营业，只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方可演出。
经过这番努力，我县忽视领导生产的偏向已经完全纠正。
但我们要继续注意，使以后不再发生同类现象。
中共萧县委员会

“五反”运动后北京街头二三事
李翼
“五反”运动给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带来了什么呢？
它使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增添了什么，减少了什么呢？
昨天，我遇到几件有趣的事情。
清晨，在王府井大街，十三岁的少年儿童队员桂永春对我说：
他妈妈给他五百元人民币，要他到文具店去买一支“好学生”牌铅笔。
当文具店的店员递给他铅笔时，他右手接过铅笔，左手把五百元人民币朝着柜台一放就往外走。
但他立刻被店员喊了回来。
“我没有少给你钱！
上次我买的都是五百元一支呀！”
桂永春不安地向店员解释。
“‘好学生’牌铅笔有四百元就够了。”
店员含笑说着，随手把一百元退给了桂永春。
并对桂永春说：
“‘五反’以后，文具的价钱降低了。
因为我们掌柜的不敢再贪图非法利润了。”
下午，我正在打磨厂街一家五金号里和经理谈话，一位衣着讲究的中年妇女携带着一个稚气的女孩子推门进来，向店员购买“真正王麻子”小刀。
店员直接了当地答道：
“没有。”
那位妇女反问：
“你家不是卖王麻子小刀的老字号吗？”
店员答道：
“不错。
就是现在我们的货橱里也还有‘真正王麻子’小刀。
可是那是假的。
老实告诉你，北京所有五金号出售的‘王麻子’刀剪，都是假的。
经过‘五反’，骗人的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以假顶真，明偷暗算，这是“五反”前一般私营工商户的“生财之道”。
谁不这样做，那就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十足的傻瓜。
但是，现在这种坏风气开始由好的风气来代替了。
艺华乐器商行，是一个资金九千万元，门面仅有一丈半宽的铺子。
但是，去年一年就做了二十亿元流水的买卖；
获得的利润，最低是百分之五十，最高达百分之三百。
在这个商行的修理室的门口，贴着一个三寸宽的纸条，上写：
“此处系修理重地，非经同意请止步。”
这个“修理室”为什么不让人进去呢？
原因是经理张焕尧经常在这儿做鬼。
张焕尧抓住某些主顾盲目地喜欢外国货的心理，时常把旧的乐器镀电加工，刻上外国牌号。
现在他变了，他不再干这勾当了。
他从柜橱里拿出一只牌名“波夕”的铜号给我看，并告诉我，这只号原是上海做的，牌名“波夕”和“伦敦制”等字样，完全是他假做的。
现在他已把八百万元的定价降为四百六十一万元，并在牌名上加刻了“翻修”二字。
在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名叫“芮同吉”的成衣局。
经理芮同吉，现在做着和三个月前完全两样的事。
三个月以前，他承做制服，每身偷减布料六寸到一尺不等。
他在那时候把这种行为看做理所当然，并不以为不对。
“不偷布就不算成衣局”，这是一般人们都知道的。
现在他变了。
他把所有剩余的布料（包括裁下的布条子）都送还给原主。
过去缝衣时使用坏棉线，现在已经改用好的轮轴线了。
王府井的大百货店和东安市场里的一些商人，历来都是用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哄骗主顾的。
你如果去买一双天蓝色或浅蓝色的袜子，商店的售货员们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
“绝不褪色。”
当你要买一只皮箱时，掌柜的会拍着胸脯向你保证：
“这箱子是牛皮的”。
现在，这套骗人的把戏被戳穿了。
“绝不褪色”的袜子常常是一洗就褪色的；
许多牛皮箱是马皮箱，而马皮箱常常是羊皮箱。
不少商人已把过去各种骗人的秘密告诉主顾，表示以后绝不再骗人了。
这种新的气象，虽然还只是开始，但它是值得欢迎的。

各地在打井防旱运动中应纠正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
——读者来信综述
在干旱地区，做好打井防旱工作，是保证今年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防旱抗旱运动中，各地对打井工作一般都是重视的，而且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但部分地区由于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作风，打井工作流于形式主义。
本报曾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
有些地区接受批评，已及时检查纠正。
但最近本报又接到不少读者来信，指出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仍很严重。
现在把这些读者的意见综述如下，希望有这种缺点的地区注意迅速纠正。
读者吴克刚、赵培福来信说：
河南舞阳县孟寨区梅花乡干部接受了上级分配的打井二百五十眼的任务，就按数字把任务分配到村，各村又分配到居民小组，每个小组大约分到打八眼井的任务。
干部不根据需要，说服农民主动打井，而采取这种行政命令的办法，结果使全乡第1批打成的三十二眼井，就有十二眼不能浇地。
孟寨乡群众把井打在区政府所在地的路两旁，为的是容易给区干部看到。
老蔡区杨楼乡有一个农民把井挖在坑里，挖了三尺深，晚上下了雨，他把雨水引到坑里，就当井应付过去了。
郭庄乡群众为了完成任务，都到河沟里挖井，每人一天就能挖三眼井，但都不能浇地。
武功区苗凹乡分配到的打二百七十眼土井的任务，乡干部按二十八亩地打一眼井的比例，平均分配给农民。
为了应付差事，不少农民把井打在公路边、水沟里、洼地里。
这些井大半口大底尖，不切实用。
还有个别人怕打不出水来，受干部批评，就跑到别处挑水，倒在井里，应付差事。
读者宋国玉、张振华来信说：
河南淮阳全县从03月下旬到04月上旬，已挖成土井一万二千多眼。
这个县的某些干部只强调挖得快挖得多，追求数字上的成绩，结果打成的井有很多不能用。
如五区打成的八百四十二眼井，有十分之七、八不能用，二区陈楼乡打了二、三十眼井，只有两三眼顶用。
不能用的原因是井打得不深，或是井打在根本没水的地方了。
县的生产办公室主任张继民，还曾因群众挖井闹纠纷，而把群众押起来（已纠正）。
这都说明这个县的干部，在领导打井防旱工作中发生了偏向。
读者李松山来信说：
河北武清县部分群众对打井的意义认识不足，在打井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差。
如一区南桃园村的打井工作，是以村长刘桂斌为首的十六个干部“包打”的。
二区小屯村干部认为贫农打不起井，就让富农打；
打了四眼井，富农只拿出两千块砖，其余如人工、物料都是贫农给富农凑的；
此外，六区、八区在打井工作中也发生了偏向。
目前这个县的领导机关已注意检查纠正这种毛病。

各级工会组织应认真整顿队伍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许多工会组织已经采取各种方式，认真地整顿了自己的队伍，工会的威信和战斗力因而大大提高。
但是，工会整顿组织工作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
有些工会干部认为在工会机关开展“三反”运动是“多此一举”，对于整顿组织很不重视。
从“三反”“五反”运动中所已经暴露的情况看，这种“工会组织问题不大”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早已证明，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是把我们的工会组织当作他们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
有些地方的工会组织内部发现了不法资本家派来的坐探，和被不法资本家拉过去的叛徒。
这样的工会组织显然是不能发挥什么战斗作用的。
在工会干部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不同程度上是普遍存在的。
有的工会干部沾染了坏作风，习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对待群众，不能很好地关心群众疾苦；
有些还未经过民主改革、工会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厂矿的基层工会，混入不少封建把头以至反革命分子；
就是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的地方，对坏分子清洗得也还不彻底。
这些坏分子钻进工会以后，就和行政闹对立，在工会中拨弄是非、破坏团结，做出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工人的坏事。
这些情况，必须引起工会工作者的严重注意。
各级工会领导干部必须正视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善于运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这一良好条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效的方法认真整顿组织。
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清洗坏分子，撤换严重脱离群众的不称职的干部，认真进行改选，提拔大批经过这次斗争考验的、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优秀的积极分子到工会组织中来。
同时，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和民主制度，充分揭发和批判工会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继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
这样，工会组织才可以进一步地扩大并巩固起来，在伟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山东即墨三区干部违反政策
盲目扩大棉田强行推销肥料
编辑同志：
山东即墨县第3区去年平均每户农民种棉田四分。
今年区人民政府强调扩大棉田，强制每户平均种棉二市亩，由区合作社供给棉籽，每亩六斤，每斤八百五十元。
有的农民因地洼不能种，区政府也不许可。
不只如此，区政府和区合作社还向群众强行推销化学肥料，一亩麦子就得使用八斤，每斤一千八百五十元。
这个价格比区社过去一千八百元的价格高五十元，而当时青岛市牌价则只一千七百元。
这件事说明即墨县第3区政府的领导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区社有单纯营利观点。
该区强调扩大棉田，更违反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
决定中说得很明白：
1952年工业原料作物和外销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951年的水平上，不予增加。
我建议上级机关从速调查并纠正该区的这种错误作法。
王心凤

山西中阳县县长康远领导群众及时扑灭了蚜虫
编辑同志：
山西省中阳县县长康远在接到第3、第4区麦地发生蚜虫的报告后，立刻到城郊区麦地仔细检查，当即发现城郊区的麦地也有蚜虫，并且情况很严重。
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农林科、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干部及城关各村代表开会，讨论扑灭和防治蚜虫的办法，号召大家动员全城群众特别是妇女儿童参加灭虫工作。
04月14日一早，他拿着喷雾器，率领了一百六十余人的灭虫队伍，到城郊麦田中灭虫。
虽然这天刮大风，天气恶劣，但因事前进行了深入动员，大家的情绪仍是很高。
到晚上，城郊二百五十余亩麦田中的蚜虫便全部被扑灭了。
群众对这件事很满意地赞扬说：
人民政府就是咱人民自己的，县长还帮咱打蚜虫哩！
施国珍

山西祁县三区东观镇村干部
应纠正推广新式农具中的摊派现象
编辑同志：
祁县三区东观镇村干部推广新式农具，不是先让群众了解新式农具的好处，然后再进行推广；
而是采取了简单的摊派的方法，强迫群众购买，引起群众不满。
该村干部计划全村购买五吋步犁四张、喷雾器一架、温度计九个，就把这些数字分配给九个闾。
他们分配七闾买步犁一张，该闾就按户平均分摊，每户出现款二千元。
三闾买步犁一张，是按人口摊派，十四岁以上每人出二千元，十四岁以下每人出一千元。
四闾买步犁一张，是按劳畜力摊派，每个劳力缴百分之二十的现款，其余秋后再还。
群众对村干部这种做法都不满意。
我们认为应该迅速纠正。
原斌王生明高廷仁

工会组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更加壮大了
宋琤
在伟大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各大城市的工会领导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整顿了各级工会组织，加强了工会工作。
工会组织现在是更加健康、更加壮大了，在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力。
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在“三反”运动开始时，都先后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但是，在大多数城市中，在工会领导机关本身的“三反”运动还没有深入时，工会干部就积极地参加了有关机关和公私企业的“三反”“五反”运动，工会机关中只留少数人继续追查本机关的贪污分子。
绥远、察哈尔、山西等省以及沈阳、哈尔滨、上海、西安、重庆、济南、广州等市大体都是如此。
有些工会领导机关则是先集中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然后再进行本机关的“三反”斗争。
在已经进行了“三反”斗争的工会领导机关中，有些单位正在系统地全面地整顿工会组织、健全制度、提高思想、改进作风。
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凡是
“三反”斗争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工作都有起色，和群众的联系也加强了。
在“三反”运动开始时，有的国营企业的工会组织的领导干部，也曾初步检查了官僚主义，但随即协助行政部门，全力对贪污分子展开斗争。
所以，大多数地区国营企业工会本身的“三反”运动是迟于行政方面的。
现在，国营企业中的工会的“三反”补课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基层工会委员会，正在一面把反贪污斗争进行到底，并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和健全财务制度；
一方面在工会干部以及工人群众中，采取各种方式，深入进行思想教育，教育大家和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
在整理组织、进行改选中，将进一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继续揭发批判某些工会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错误。
在有些城市中，国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
03月下旬，天津市国营企业工会组织，在党组织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普遍地开展了“洗澡”运动。
这是一次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
经过这次教育，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和资产阶级划清了思想界限，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恶习，加强劳动纪律，树立当家作主保护国家利益的劳动态度。
过去，有些工人羡慕资本家的生活，有人甚至打算开铺子；
现在，大家都说：
“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
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
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
过去，工厂中有的工人常从工厂里拿工具器材回家。
在这次运动中，大家把解放前后拿自工厂的东西，献交给工厂。
大家都说：
“过去总怕失业没有饭吃；
现在不会失业了，还留着它干吗？
交给工厂就增加一份力量。”
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次运动中，有三百四十多个工人献交了二万八千八百多件器材工具，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
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生产上和对贪污分子追赃定案中的劲头也都更大了。
各厂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
×××
私营企业工会整顿组织的工作，已经收到显著的成效。
私营企业中的工会，特别是店员工会，过去是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违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
因而，工会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店员的阶级觉悟不高，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划不清阶级界限。
“五反”运动开始，各大城市的党委和工会领导机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大大地加强了私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
在运动开始和运动过程中，各地工会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对工人店员进行了阶级教育。
哈尔滨市截至03月中旬为止，曾举行了五千多次大大小小的报告动员会，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受到十次以上的教育。
继之，全市又组织了三千多起回忆会、控诉会，用职工的切身经历，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
在运动中间，又不断地依靠群众纯洁了工会组织，坚决地清洗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派进来的坐探，和那些被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拉过去的、而又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同时放手提拔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
北京市总工会在“五反”斗争中，抓紧每一个战斗的间隙，通过各行业的职工代表会，进行整顿队伍的工作。
整顿组织的工作现在已大体结束，私营行业的工会会员大为增加。
工会组织正在进一步地解决工人、店员的生活福利问题，并组织工人团结和督促资方搞好生产。
在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反”运动中有将近三百个私营工厂新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有两万多职工参加了工会。
在这批新的工会会员中，大部分是职员和徒工。
过去，不法资本家欺骗、愚弄职员，压迫徒工，不让他们参加工会组织。
在“五反”运动中，他们认清了不法资本家的阴谋，也认清了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因而英勇地站起来，检举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并积极要求参加工会。
天津市的店员在“五反”运动中，已有五千三百多人被批准参加工会，四千多人正在申请加入工会。
许多没有工会组织的商店，已建立了工会组织。
济南市总工会在工人店员和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获得胜利后，就领导工人店员，进行群众性的“五反”斗争总结，而后对各基层组织进行了普遍地慎重地改选。
改选工作现在已经完成。
根据几个主要行业的统计，“五反”前参加工会的工人店员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现在已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据三十二个基层工会统计，新干部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沈阳市结合“五反”斗争，已经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职工代表会建立和整顿私营企业中的基层工会组织。
截至04月初，已整顿了六十个基层工会，新建立了八十七个基层工会，提拔了八百多名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七千多名职工参加了工会。
上海、重庆、大连、西安、武汉等城市，也都在“五反”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纯洁并扩大工会组织；
全面地系统地整顿工作，将在“五反”运动大体告一段落时进行。
私营企业中的工会组织经过整顿后，威信空前提高，战斗力大大加强。
各地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都迫切地要求加入。
哈尔滨市有些职工过去说参加工会是“开会纳税”，现在对工会是“热情参加”，基层干部也不“两头受气”而是“扬眉吐气”了。
北京市有些职工参加了整顿组织的大会后说：
“有钱买不了会员证，什么也不如工人阶级光荣。”
广大的职工群众都认清了“只有工会才是自己的靠山”。
工会组织纯洁了，职工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大家打破顾虑，撕破面皮，积极地进行检举，认真地“把关”，坚决勇敢地粉碎了违法资本家的各种无耻阴谋。
上海市私营企业中的六十万职工经过教育后积极投入“五反”斗争，单只三千多个高级职工的检举材料就达一万多件。
大家都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给资本家“排队”、分类，认真地审查他们的坦白书。
天津市的七万店员经过“五反”斗争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
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店员都参加了斗争。
全市店员检举违法资本家罪行八万四千多起，检查出违法所得在一亿元以上的违法资本家达一千零二十八个。
现在，在各大城市中，那些已经做了结论或者已经经过检查的私营厂店，职工们已经开始主动地团结督促资方搞好生产，建立正确的劳资关系。
各大城市工会在整顿组织时，都采取以教育为主、分别对待的方针。
对那些不法资本家派进来的坐探，和严重丧失立场、被不法资本家收买、严重损害工人阶级利益而又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坚决予以清洗；
对于觉悟不高偶尔失足的人，则耐心进行教育；
对那些错误严重但能认真悔过的工会干部，则给以适当的处分而保留他的会籍。
个别地区曾经发生了用简单生硬方式来进行这一工作的偏向，但很快地得到了纠正。
在整顿工会组织时，各地大都同时放手提拔积极分子做工会干部，并放手扩大工会组织。
所以，虽然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一批干部，但是工会的组织反而更加扩大，战斗力也更加提高了。
个别地方的工会干部曾经对广大群众觉悟提高积极要求加入工会的情况估计不足，在吸收会员时，形式主义地强调审查，强调吸收积极分子，因而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这种偏差正在克服中。
在整顿组织中，各地工会组织都注意了充分发动并依靠群众。
工会把坏分子的罪状交给职工，让职工自己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
通过这些讨论，职工们就更加爱护自己的组织，更加懂得了整顿组织的必要。
所以，整顿组织的过程中，职工的阶级觉悟都进一步地提高了。

徽州专区春修工程大部完工某些工程漏水应速设法补救
编辑同志：
今年皖南徽州专区春修水利工程的成绩超过了往年。
到上月19日止，全专区已完成工程一万六千七百多处，正在动工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七千一百多处。
工程全部完成后，共可灌溉田地四十七万二千亩，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四。
但是在春修工程中，有单纯追求数量不问质量的缺点，部分工程发生漏水现象，个别的工程已经倒塌。
如石埭县三区历坝村群众，在平坦地上做塘，叠成围埂，结果给大雨一冲就倒塌了。
又如歙县三区水界山工程，因为村干部只顾防旱，忽视了排水，工程上的水闸原计划九尺宽，却做了六尺，结果不合旱涝兼顾的标准。
唐模村的荷花塘、大公塘两个工程本来要用五千斤石灰，只用了三千斤，结果都漏水。
工程漏水的现象在休宁县七区发现最多，这区一个村的二十个工程就有十七个漏水。
搞好水利工程的春修工作，是争取今年丰收的一个重要条件，希望徽州专区立即纠正上述缺点。
汪奇峰

推广新式农具应和传授技术相结合
编辑同志：
很早以前山西省农民就盼望着的新式农具和化学肥料，经过工人老大哥的努力制造，已陆续推广到全省。
这真是件大喜事。
农村群众对新式农具是非常喜爱的。
去年07月，黎城县一区麦仓村劳动模范乔河堂买回一张五吋步犁，全村群众拥来参观，都想耕一下试试。
由于农民的热爱，新式农具销路很大，今年麦仓村在一天之内就买了八张步犁。
今年全区计划推广七吋、五吋两种步犁二十一张，耘锄三十一张，喷雾器十一架，肥田粉四千斤，杀虫药剂九千多两。
但是，有些地区在推广新式农具、化学肥料下乡时，没有同时推广技术下乡。
去年霞庄村群众在劳动模范王金名的带动下，买了七张步犁，因为大半的人不会使用，一试之后，就都放在一边了。
使用化学肥料的情况也一样。
洪井村劳动模范买了肥田粉，因为不会使用，结果收效不大。
这样，有些人就认为新式农具、化学肥料不顶事。
其实并不是步犁、肥田粉不好，也不是群众不喜爱，而是农民缺乏使用它们的技术。
鉴于今年各地农村将要大量推广新式农具和化学肥料，我建议有关部门注意这件事，发动各乡各村农民成立技术小组，专门学习使用这些农具和肥料的技术。
贾克勤杨树培

经济简讯\\甘肃河西地区是有名的亢旱地区，没有水利便休想丰收。
去冬今春该地区各县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热情很高，大都比往年提前十天到半月完成了春耕播种，然后紧张地开始了修渠、筑坝等工作。
截至04月中旬，张掖、永昌、永登、民勤等八个县的农民，已修成的渠坝、水井可增加灌溉面积九万九千多亩。\\今年中南区春季造林工作获得很大成绩。
据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市的不完全统计，截至04月中旬造林面积已达一百八十八万多亩，成活率一般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五。
今春中南各省多以江、河流域和风沙地区为重点，大力营造水源林和防护林。
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今春中南各省在木材产区又培植和发展了资源林。
现在，在气候温暖的广东省，已超计划地完成造林工作。
全省造林面积达九十一万亩，超过预定造林任务百分之八十。
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造林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经验证明参加互助组比单干好得多
编辑同志：
我以前思想落后，只为个人利益打算。
我总想做小买卖，因为容易赚钱。
我认为上地劳动苦，所以轻视地里的生产，不愿参加互助组，怕参加了不自由。
我想，在05月天里，太阳晒得像火烧，自己单干的话想不下地就不下地，参加互助组就不能这样随便了。
可是去年秋收时，我家三口人就病倒了两口，眼看地里的庄稼熟了，互助组的庄稼都收割了，我的庄稼还长在地里没有动。
心想雇人吧，人们都忙，雇不到。
后来地里的庄稼因为收割晚，被风吹雨淋和虫吃，共计损失了一石多粮。
这就是单干的结果啊！
我从那时起，算是明白了参加互助组友爱合作的好处了，以后我就要求参加了互助组。
因为我是吃过单干亏的，所以在互助组里积极劳动。
今年在春耕防旱运动中，我还被大家选为抗旱模范。
我真是觉得又惭愧又光荣，往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
我希望现在还在单干的农民兄弟们赶快参加互助吧！
山西平顺县六区臭水蛟村农民桑步升

领导干部积极支持，模范小组带头实行
太原北站普遍实行“李锡奎调车法”
运输效率提高，事故减少，获得了铁道部巡回优胜红旗
天津铁路管理局太原分局太原北站张鑫调车组，在劳动模范张鑫的带动下，学习“李锡奎调车法”，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事故。
张鑫调车组九个月内没有发生事故，被评为太原全市模范先进小组。
在去年09月，这个小组接受了试行“李锡奎调车法”的任务。
在开始试行时，小组里有些工人有顾虑，认为：
“过去有调车通知单还出错；
现在要学习‘李锡奎调车法’，没有调车通知单，那更容易出错了。”
连结员董有富也吞吞吐吐地说：
“学习‘李锡奎调车法’，得有文化。
咱们半辈子没念过书，学这个调车法，恐怕吃不消。”
太原北站的领导干部就指出：
“没文化，不可怕。
只要我们肯下功夫，细心钻研，定会成功。”
领导干部的教育，鼓舞了他们学习的热情。
领导干部还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这样，小组里的同志们的顾虑就解除了。
去年11月，张鑫去东北实地学习了“李锡奎调车法”，这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信心。
在“三反”运动中，太原北站领导干部仍组织了学习班，让大家系统地学习先进的“李锡奎调车法”。
经过了学习，张鑫小组工友们说：
“‘李锡奎调车法’真棒！
掌握了它，不怕完不成任务！”
张鑫小组实行了“李锡奎调车法”以后，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今年01月16日，他们编完七四七三次列车，实行李锡奎的复检制度，发现一辆车是四十吨的铁车皮，但标记吨数的字很小，又不清楚。
他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运转室，改正过来。
在02月06日，解体二八○二次列车时，他们认真地执行了复检制度，发现车牌插错了，又防止了错误。
他们按照李锡奎的办法，在接到任务时，就主动地和有关部门联系；
在01月15日，他们编组了三列车，调动了六十四辆车，只用了三十六分钟，创造了太原分局的新纪录。
为了防止事故，他们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有一天，他们挂好了六个车，接好了风管。
他们再仔细检查，终于发现了缺点，防止了折断风管事故。
又有一次，他们小组的连结员董有富看见机务段的一辆煤车停放在危险地方，董有富急忙去制止，免除了一次恶性事故。
张鑫小组学习了李锡奎的先进调车方法，建立了很多制度，都有良好的效果。
这个小组实行“李锡奎调车法”成功以后，太原北站所有的调车组，都实行了“李锡奎调车法”。
01月份全站超额完成规定的任务。
停站时间由八小时缩短为七小时，中转时间由三点二时缩短为二点二小时，大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给国家节省了相当于十八万九千多斤小米的财富。
太原北站受到天津铁路管理局两次表扬，获得铁道部巡回优胜红旗。
最近，张鑫调车组又创造了百日无事故的新纪录。
他们满怀信心地说：
“那里学习了‘李锡奎调车法’，掌握了先进的工作经验，那里的任务就准能完成。”
（天津铁路管理局太原分局通讯组）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40期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40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了题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道路”的社论说：
斯大林同志对一批美国编辑所提的问题的答复，使千百万为争取和平而战斗的人民得到了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社论又说：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进一步证实国际民主反帝国主义阵营已得到了巨大的成就。
这个阵营的力量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
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并不比两三年前更接近。
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成长作了很高的估价，对国际和平战士有组织的阵线在最近几年中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果作了很高的估价，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社论最后说：
历史已在和平运动面前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性意义的任务——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保持和巩固和平的任务。
这个伟大的目标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在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的人数，已达六亿零三百五十七万，同时舆论越来越坚决地支持和平解决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国际问题。
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运动必须加强。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的细菌战——对人类的最卑鄙的罪行——必须受到制止！
要挫败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毁灭各国人民的阴谋，有赖于和平拥护者的有力行动和忘我的斗争，有赖于人民越来越坚决的斗争。
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把人类由新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毁灭中拯救出来。
本期重要的文章有：
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布达佩斯庆祝苏军解放匈牙利第7周年大会上的演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2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摘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奠定社会主义基础而奋斗”，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托依卡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前进”等。
斯托依卡的文章说：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结成联盟，在共产党（现在的工人党）领导下，取得了国家政权，这就为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和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
共和国第1个一年的国家经济计划（一九四九—五〇年）的胜利完成，保证了各经济部门生产达到了战前水平，有些部门甚至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
1951年——第1个五年计划第1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又朝着把我们的祖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拥有不断发展的机械化农业的先进工业国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斯托依卡的文章并叙述了罗马尼亚大规模建设工业企业，劳动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情形。
斯托依卡接着说：
到1951年年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增加到百分之六十点四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占全部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
这些数字反映了千百万罗马尼亚城乡劳动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的胜利。
1952年计划工业产量要比1951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生产生产工具的部门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即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五。
斯托依卡接着又叙述了过去在完成国家计划期间所发现的若干缺点和1952年执行国家计划的具体改进措施。
斯托依卡最后指出：
由于我国劳动人民满怀着战斗的热诚和对他们事业的胜利的坚定信心，我们将在1952年得到新的重大成就，并将对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国际民主阵营争取和平事业的胜利的斗争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期在“制止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罪行”一栏下刊载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揭露美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消息，和世界各地人民愤怒的抗议。
（新华社）

“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的无期徒刑宣告缓刑和不宣告缓刑有何区别
湖南省人民法院长沙专区分院院长邓煌辉向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提出的问题
我们学习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时，有一个问题不了解，特函请你会给予解答：
上项文件第2章三项规定：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均得按其情节轻重，宣告缓刑”；
“无期徒刑缓刑和死刑缓刑两种，均应实行关押，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按照文件规定：
有期徒刑缓刑，可不关押，改用机关管制、或劳役改造办法，以观后效；
死刑缓刑，应实行关押，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这两种缓刑，都已明白规定“缓刑”的作用，和不缓刑有截然分别。
但无期徒刑缓刑，还是“应实行关押”，这怎样表现“缓”的形式呢？
如果说：
关押后，劳动改造好，可以减为有期徒刑；
那末不缓刑，改造好的，不是同样可以减刑吗？
则缓刑和不缓刑有什么不同呢？
因此，我们对无期徒刑缓刑的意义和作用，很不了解。
请予解答。
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答复
所询“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无期徒刑宣告缓刑和不宣告缓刑有何区别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判处无期徒刑者，即是要终身监禁。
虽然在执行期间因其改造得好，将来可能酌予减刑；
但判处无期徒刑时，并不考虑其将来能否减刑的问题，即“以观后效”的问题。
因为犯人应从事劳动，应努力改好，乃是当然的。
二、判处无期徒刑宣告缓刑者，即是在宣告缓刑的一定时期内（例如缓刑二年）如改造得好，即可于缓刑期满时，根据其表现重新判处，酌予减刑；
否则，即仍执行无期徒刑。
三、无期徒刑或死刑，都是极严重的刑罚，所以判处无期徒刑宣告缓刑者，和判处死刑宣告缓刑者应一样在缓刑期内实行关押并强迫劳动。
四、由此可知：
判处无期徒刑宣告缓刑者和不宣告缓刑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宣告缓刑者都要关押，判处较短期有期徒刑宣告缓刑者，可不关押，执行上也有很大区别的。
宣告缓刑的意义和上述这些区别都是贯串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精神的。

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
傅连暲
我在革命队伍里做医生，已经二十五年了。
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
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觉到我对人民健康所负的责任。
对于有志学医的青年，我常常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在学医之前，首先懂得自己未来的责任如何庄严重大。
建设新中国，需要各种专门人材，需要各种专门技术知识。
只要把技术和革命政治结合起来，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各种技术都能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
青年首先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然后要确定一门准备专心钻研的专门知识。
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是新中国技术人材的标准。
我重视任何部门的技术；
但因为我是医生，所以我有责任把自己从事医业的体会，介绍给青年们。
在旧社会，青年们遭受着失业的威胁，有很多人学医是为了获得比较稳固的职业。
现在，在新中国，技术无用武之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青年们可以学习任何一门专门技术，而不必考虑失业问题。
新中国需要大批的工程师，大批的医生，大批的人民教师。
大学校和专门学校各科各系都在等待着大批的青年升学。
这样，青年们就可以根据国家需要和自己的认识、志趣来选择所要进修的学科。
但据我所知，人民迫切需要大量医生，而有志于学医的人数却跟不上这个需要。
有些青年认为医学本身很枯燥，实习解剖很可怕，接近病人很不愉快，治死人责任重大（当然不应治死人），因而不愿学医。
我是在旧社会里开始学医的，当时的动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可是革命使我改变了对于医业的看法。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为了帮助人类同疾病作斗争。
这一神圣使命只有在人民作主的社会里才能实现。
我在大革命以前，曾经觉得人生很苦恼，觉得医业很枯燥。
但是从1927年始，我变了。
1927年南昌起义时，头一批革命军队经过汀州。
当时我在汀州一个医院里负责。
他们在我的医院里留下了三百个伤员。
我把这些为革命流了血的伤员医好，同时也就把自己的苦恼医好了。
我从此发现了医学的前途。
二十五年来，我谨慎地从事革命的医业，在这中间，培养了我对医业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如果你认识了医业的重要性，你所执行的业务对人民有益，你对于业务本身又能用心钻研，那么医业还有什么枯燥可言呢？
而且，医学是一门专门技术，又是综合了其他好多门科学知识的科学。
分析人体的构造，研究人的生命过程，研究病害的根源，探讨和疾病斗争的方法，掌握保持健康的规律；
从蛋白质的构造研究起，一直到城市卫生农村卫生的建设，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专门知识去解决。
这样看，医学有什么枯燥可言呢？
如果你想起阿维森纳、巴斯德、巴甫洛夫、费拉托夫这些医学大师们的名字和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那么，医学又有什么枯燥可言呢？
发掘自然的秘密，战胜灾害，需要劳动和科学，医学就是这些科学中间的一门和人类生活直接有关的科学，它有什么枯燥可言呢？
说医学只靠记忆不靠理解，这只是对于医学科学的误解罢了。
当我置身于病床之侧，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我的责任的重大和我所从事的业务的神圣。
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立起来，如像白求恩所说的那样，“使病人恢复健康，恢复力量”，这不是很神圣的业务吗？
使用我的医疗技术，治好病人，这就是我的最大愉快。
能够帮助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兄弟姊妹战胜疾病所给予的痛苦，恢复健康，那将是最愉快的。
而且医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他要在人民中间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其目的是根本消灭疾病。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这样的巨大工程面前，有什么不愉快呢？
毛主席给予革命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的任务是：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为了毛主席所指示的这一伟大任务而奋斗一生，难道不是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情吗？
二十五年来，我目击过革命医药卫生战线上的许多英雄们，在前线，在后方，拯救伤病员，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伤病员，从不叫苦。
这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自己的工作的意义。
在最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也从未失掉过信心，也没有放弃过学习。
如果说他们是以不愉快的心情从事工作，那谁会相信呢？
应该说明，我这里所说的愉快是为人民服务的愉快，是钻研科学的愉快，而不是什么不肯苦钻的“轻松愉快”。
我认为，青年们是不应该从这种“轻松愉快”出发来选择职业的。
医生的责任确实重大，粗枝大叶的人是不能做医生的。
曾有一位医学家这样说过：
“解剖室是医学课程里最堪记忆的经验。
这是医学生第1次同‘死’接触，第1次使他深深感觉到日后职务的严重和伟大。”
这种心情是大多数学医的人都曾有过的。
医学生预先感到的实习解剖的“可怕”将被这种“严重和伟大”的感觉所战胜。
尸体解剖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白求恩对医生的要求是：
“大胆、细心、敏捷、慈爱。”
医生面临病人，如果不具有这样可贵的品质，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我认为，青年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预先认识到医生的责任重大是对的，但因责任重大而避免选择医生为职业，则是错误的。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如果缺少责任感，或者在责任面前表示畏缩，就不可能成功。
在责任面前表示畏缩，是青年所不应有的态度。
不怕责任重大，肯于去担负，才是青年应有的气概。
中国需要大量的医生，而现在，已有的医生距离这个数目还远，人民正期待着更多的青年从事医业，把人民医务工作的重任担当起来。
我以终身从事于革命医务工作为极大快慰，我热爱医务技术这个武器，我深愿有更多的青年拿起这个武器。
我相信青年们如果到广大群众中去听一听他们的要求，一定会增加学医的勇气的。

北京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
致电抗议奥地利政府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
同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表示关怀和敬意
【新华社12日讯】
北京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共四十八人，致电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严重抗议奥政府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解除他在格拉茨大学教授职务的非法行为。
各大学校长和法学院教授并同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表示敬意。
电文如下：
致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电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
我们中国首都的大学校长们和法学院教授们，对于奥地利政府顺从美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解除他在格拉茨大学教授职务的非法行为，提出严重的抗议。
布兰德魏纳教授曾经领导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忠实地调查并勇敢地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所进行的屠杀和破坏，及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所进行的细菌战等各种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罪恶行为。
他的行动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热烈拥护。
你们必须立即纠正摧残学术自由、迫害布兰德魏纳教授的非法行为。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一致行动是不可战胜的。
致布兰德魏纳教授电奥地利和平理事会转布兰德魏纳教授：
我们极为愤怒地听到奥地利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使下，对你进行迫害，解除你在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务的消息。
我们已向奥地利政府教育部严重抗议这一个摧残学术自由的蛮横无理的行动。
由你所领导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按照严格的法律方式，调查并证实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屠杀和破坏，及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等各种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罪恶行为。
你的行动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拥护。
你所完成的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我们紧紧地和你站在一起，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我们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关怀和衷心的敬意。
在上述两电电文上署名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奚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燕京大学教务长翁独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何思敬，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张志让、钱端升、费青、蔡枢衡、楼邦彦、吴之椿、龚祥瑞、吴恩裕、樊弘、严仁赓、周作仁、周炳琳、赵乃搏、姚曾荫，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培源，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岱孙、邵循恪、赵人儁、余肇池、萧嘉魁、陈达、潘光旦、费孝通、吴泽霖、苏汝江、张荦群、史国衡、李有义，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郑林庄、饶毓苏、项冲、辅仁大学教授赵锡禹、张重一。

国际述评
美方破坏朝鲜谈判达到新高峰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现在只有一个障碍，阻碍着双方达成最后协议，使世界人民对于恢复朝鲜和平的热烈愿望不能早日实现，这就是美国侵略者蛮横坚持其强迫扣留我方十万以上被俘人员的无理要求。
这几天，美方谈判首席代表乔埃、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接连发出无耻的叫嚣，企图强迫我方“全盘接受”其野蛮无理的所谓“全盘解决办法”。
美方的所谓“全盘解决办法”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依然坚持其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主张，而把已经不成问题了的“限制机场设备问题”和“中立国提名问题”硬与“遣返战俘问题”混在一起，以欺骗世人。
但是，谁都知道，我方为了满足世界人民要求早日实现朝鲜停战的迫切愿望，在05月02日已提出一个合理折衷的全面方案，表明我方愿在美方接受我方对战俘问题的合理折衷的解决方案，并放弃其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干涉我方内政的要求的条件下，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考虑接受美方所提出的、以四个中立国家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方案。
现在，我方既然已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作了让步，美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限制机场设备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而表示要取消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因此，中立国提名问题和限制机场设备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
这样，剩下来的唯一障碍停战谈判达成完全协议的就只是遣返战俘问题了。
只要美方能放弃其妄图强迫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的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办法，接受我方的合理折衷的全面方案，朝鲜停战谈判立刻就可以达成全部协议。
然而，美方却死抱着其所谓“全盘解决办法”不放，妄图用这个“走私的办法”，把其“自愿遣返”的荒谬办法夹在已经在基本上解决了的中立国提名问题和限制机场设备问题一起，混过关去。
美方这种无耻的企图早被我方看穿了，他们的“走私的办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最近在谈判会议上，美方因为要推销这种“走私的办法”，竟骄横无赖地拒绝协商，拒绝说理，并威胁要停止会议。
朝鲜谈判因而再度陷入紧张状态。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美国侵略者显然是蓄意拖延甚至不惜破坏朝鲜谈判，来继续延长朝鲜战争，扩大美国所企求的国际紧张局势。
美国侵略者一面在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上继续玩弄“自愿遣返”的把戏，一面变本加厉地在俘虏营中继续迫害我方被俘人员。
侵朝美军当局于04月16日宣布，它正在把一部分我方被俘人员自巨济岛美军战俘营中运送他处，严密隔离，以继续强迫进行“甄别”；
在我方被俘人员对此进行英勇反抗，并于05月07日激愤地扣留了直接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美方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之后，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竟于05月09日公然下令“采取一切武力”，准备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比以前更为残暴的屠杀。
我们中朝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
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已于10日的谈判会议上，奉命向美方提出严重警告，要美方对我被俘人员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
美国侵略者一再对我方被俘人员所施行的暴行，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待战俘的所谓“道义和人道原则”是如何的虚伪和无耻。
世界人民都可以看出：
美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要大规模地屠杀和奴役我方被俘人员。
美国侵略者的这种野蛮嗜血的企图，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
他们拖延和破坏朝鲜谈判的罪行是逃不脱世界人民的正义指责的。
全世界人民纷起要求制裁美国细菌战罪行
最近发表的、被我方俘掳的美国空军中尉伊纳克和奎恩的供词和广播词，再次揭穿了美国侵略者对中朝人民发动细菌战的黑幕，而使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遭受裁判的日子更加临近了。
伊纳克和奎恩是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有力见证人。
他们不仅供认了曾经亲手投下细菌弹，屠杀朝鲜人民的罪行；
而且招供了美国侵略者早在今年01月01日就开始对朝鲜进行了细菌战。
他们的供词更使人看出：
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恶毒计划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掩饰其违反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美国侵略者把细菌弹称为“不爆炸的炸弹”，对美国空军人员讲授关于细菌战的课程也是秘密进行的。
这些都证明了：
即使美国侵略者自己也非常清楚，他们进行的罪恶勾当是不能见天日的犯罪的行为。
美国俘虏伊纳克和奎恩所揭露的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的新的罪证，已使美国细菌战犯们更加恐慌。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05月07日发表了无耻谈话，仍图继续抵赖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然而，艾奇逊除掉再一次重复他抵赖的滥调以外，他不能举出任何事实来证明这两名美国俘虏所供认的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不是事实。
而且直到现在为止，艾奇逊除掉矢口抵赖美国的罪行以外，依然没有一句话表示要谴责细菌战。
人们从艾奇逊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细菌战罪犯的无耻嘴脸。
美国侵略者向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已经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了。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对法国人道报总编辑加香所提的关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问题的答复中指出：
“美国现政府是原子弹与细菌弹的首先使用者，在人类史上它将获得应分的定谳。”
全体正义人类正纷纷要求根据日益完备的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对美国细菌战罪行进行最后的裁判。
加强文化交流，保卫世界和平
正当美国侵略者疯狂地进行细菌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文明和安全的时候，我国人民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关系正作着新的巨大的努力。
05月04日，我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关于庆祝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的号召，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对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事业有过巨大贡献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阿维森纳、雨果、达·芬奇、果戈理的纪念大会。
我们所以要纪念这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文化的最优秀的代表，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追求科学和真理，反对暴力和专制，争取广大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的斗争。
他们在人类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已成为全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至今对于各民族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斗争，依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
它对于今天和朝鲜人民一起站在反对美国细菌战斗争最前线的我国人民的鼓舞作用更为重大。
与此同时，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也在不断地加强。
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之间于05月06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捷文化合作协定、中捷邮政协定、中捷电信协定和中捷科学与技术合作协定，这些协定对于发展中捷两国间的文化和经济的合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已来我国在各地举行了表演；
第1部译成华语对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影片“每日的粮食”已在我国各大城市开始上演。
我国与各兄弟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文化关系，给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途。
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文化合作的加强，正体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建设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意志；
给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最近，印度文化代表团和缅甸文化代表团也正在我国进行访问。
印度艺术展览会已于05月10日在北京揭幕。
中缅友好协会已于05月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这些活动及去年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使我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新的良好的开端和发展。
亚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建立各自的民族独立与幸福生活和建立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的相同愿望下，对文化交流的努力，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

庞大战争预算案在国会受挫
杜鲁门政策丧失人心
【新华社09日讯】
杜鲁门提出的美国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战争预算在国会中遭遇的挫折，说明了近年来杜鲁门政府的战争政策业已威信扫地。
杜鲁门在今年01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八百五十四亿美元的庞大预算，其中陆、海、空三军开支直接军费就约占五百二十亿。
03月间，杜鲁门又向国会单独提出所谓“共同安全”预算，要求在1952年07月01日起的下年度中拨款七十九亿美元，作为加紧仆从国家扩军之用。
但是杜鲁门的这一预算刚刚提出，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许多议员就争先恐后表示要予以大量削减，在这些议员中间包括在国会中一贯为杜鲁门政策鼓吹的康纳利。
杜鲁门为保卫他的预算，动员了政府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首脑到国会作证，竭力叫嚷所谓苏联的“侵略威胁”，并且采取各种增加紧张空气的办法，从下令政府各部门作“应变”准备一直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制造新的紧张局面。
但是尽管杜鲁门政府用了这一切办法，美国国会仍然先后通过了几个削减预算的提案。
首先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04月初决定把直接军费预算削减四十二亿，接着，在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这个预算案时，又再削减了四亿七千万。
众议院还通过了一个修正案，把下年度政府军事开支的总数限定不得超过四百六十亿的总数。
这样就等于削减了六十亿。
所谓“共同安全”计划的预算也遇到同样情形，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已先后决定削减十亿。
现在，美国的预算案还在国会继续辩论中，其支出数字尚未最后确定，尽管国会议员们的这种“节约”措施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大选年的政治把戏。
但是，政府预算案之如此被大量削减仍然尖锐地说明了杜鲁门的以对外侵略为目的的扩军备战政策在美国已如何不得人心。
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军事上遭到空前的失败，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威信。
大吹大擂的西欧备战工作也是困难丛生。
在国内，直接军事开支两年中间增加了大约三倍，人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了近三分之二。
由于疯狂地推行军备计划的结果，和平经济萎缩，物价高涨，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军备运动进行到了这样的强度，以至连美国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都警告有使美国经济崩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政策”在美国已成为最受人讨厌的名词之一。
不仅杜鲁门本人已因此被迫宣告不再参加总统竞选，而且连康纳利也因为与杜鲁门政策关系太深而不得不放弃继续占据他已坐了三十五年的国会议席的野心。
按照美国“新闻周刊”解释，康纳利之所以不得不作出这个“痛苦的决定”，是因为他在作过一番调查之后，知道他的选区“反对任何证明和杜鲁门在一起的人”。
“新闻周刊”说：
“康纳利曾经竭力试图解脱自己和
（杜鲁门）政府的关系。
从一个杜鲁门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他变成了一个尖刻的批评者。
但是已没有用了。”
另一美国资产阶级杂志“时代”在报道康纳利决定放弃竞选参议员的决定时说，他的对手竞选非常成功，就是靠“利用康纳利和杜鲁门、艾奇逊的瓜葛”。

约里奥—居里驳斥奥斯汀的无耻诽谤
严词谴责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
宣布国际调查团即将赴现地收集美国罪行证据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巴黎讯：
“今晚报”刊载了约里奥—居里对美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奥斯汀04月03日函的复信，奥斯汀的信极尽诽谤约里奥—居里之能事，硬说约里奥—居里对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问题缺乏“公正的态度”。
约里奥—居里的复信说：
我发出的呼吁，你已以信函回答，我的呼吁并不是没有经过正确的思考的。
那些不知道贵国十多年以来大力从事于发展细菌武器的人，那些也许不知道你们的专家和有经验的日本专家密切合作研究细菌战的人，那些也许忘记了广岛和长崎的人，那些也许不知道美军在朝鲜使用像凝固汽油弹这种杀人武器的人，可能认为人们又滥用科学——进行细菌战——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
而你，奥斯汀先生，是深知这一切事实的，你也知道在主持贵国政策的人的言论中以及在你们的报纸上，曾不止一次地扬言要使用甚至可以毁灭全球人类的最可怕、最奇特的武器。
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便是第1次实现这种威胁。
中国科学院院长、我的同志郭沫若和中国许多科学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在美、英、法等国受过高等教育）把在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的详细情况通知了我，他们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他们的学问和道德品质是无可怀疑的。
他们所确定并转达给我的事实证明细菌战是在进行着。
约里奥—居里就美国政府在矢口否认使用细菌武器后建议委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调查一事说：
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届国际红十字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第5项决议，并没有给该组织以对罪行进行调查的权力。
你非常了解，贵国政府也当然知道：
这个委员会的条例中并没有特别规定有权进行这种调查。
朝鲜人和中国人在细菌战问题提出以前，就已经根据他们自己才有权决定的理由，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入境。
因此，显然美国政府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出面的时候，便已经明知它的建议是不会被朝鲜人和中国人接受的。
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成立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能够收集所有的事实和证据的国际调查团。
这个由科学界、法律界和宗教界最权威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很快就将建立起来。
它将到达现地并收集所有的事实。
你们还没有知道这些委员是谁，就认为必须对他们加以恶言谩骂了。
这种谩骂毫无疑问会使懦夫退却，但却决阻挡不了正直和刚勇的人们达到使真理战胜的目标。
约里奥—居里驳斥美国“纽约时报”的无耻污蔑说：
我已经知道了你给我的那一份“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为“纽约时报”所咨询的专家们曾经抨击北京报纸所载的几幅照片。
这些对报上所载的文件的抨击，本身却又可能成为受绝非较少权威的专家批评的对象。
约里奥—居里列举了墨尔克的报告、罗兹伯里的“和平或是瘟疫”一书，以及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赛克斯在听取有关军事性质问题的秘密作证以后的谈话，证明美国曾经长期准备了并且正在进行着细菌战。
约里奥—居里最后说：
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要告诉你，你来信中故意侮辱我的口吻使我感到惊异。
你骂我奸淫科学，只不过是因为我反对把伟大的巴斯德的发明用于罪恶之途罢了，只不过是因为我呼吁舆论阻止继续进行细菌战罢了。
据我看来，奸淫科学的倒是那些残杀二十万广岛和长崎的平民而开创原子世纪的人。
你知道得很清楚，美国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技术努力得到结果时，曾恳求美国政治首脑不要使用当时仅有的两枚原子弹，不过这种恳求却毫无效果。
在日本还没有回答波茨坦最后通牒以前，这两枚炸弹就投下了。
从那时起，你们就不同意宣布原子武器为非法。
关于细菌武器，已经有了国际协定——1925年06月17日的日内瓦议定书。
在大国中只有日本和美国没有批准这个公约。
奥斯汀先生，你作为唯一保留使用这种武器的合法权的国家的代表，当细菌战问题在联合国提出时，你难道不感觉难为情吗？
你们因为朝鲜人和中国人选择了和贵国不同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皮肤不是白色的，就想用凝固汽油弹和细菌来大批屠杀他们，这是决不能容许的。
正因为我知道科学所能给世界带来的一切东西，所以我将继续努力使科学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不管他们是白种人、黑种人或黄种人，而不让它为了什么“神圣的使命”来毁灭人类。

美国侵略者计划扩大细菌战
侵朝美军中细菌战“专家”赴加拿大
北极地区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方法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斯德哥尔摩10日讯：
瑞典“新时代报”渥太华消息，美国正在计划扩大细菌战。
该消息称，最近有三个美国专家从南朝鲜回来，经过渥太华到加拿大北部地区去。
这些专家是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方式方法的所谓美国化学兵团第6野战组的人员。
该组是经加拿大政府允许在加拿大北极地区进行工作的。
这些专家中有一个人对一些欧洲报纸的记者宣称，他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进行细菌战方法的所谓第3中央野战组呆了四个月。
第3中央野战组经常驻扎朝鲜，直接受美军化学兵团的指挥。
据这个专家说，参加驻扎朝鲜的第3野战组的，有在阿拉斯加、撒哈拉沙漠、马达加斯加、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地工作的研究进行细菌战方法的其他野战组的代表。
美国专家们赴朝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第3野战组设计的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
这些美国专家说，任务是在于根据第三“朝鲜”组的经验，钻研出“在任何气候状况下，在任何地区——从热带到北极”都可以进行细菌战的实际方法，“同时也为了使美国化学兵团的一切野战组都熟悉这些方法”。

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致函杜鲁门
要求美政府禁止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
【新华社12日讯】
塔斯社纽约11日讯：
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近将该会致杜鲁门函的副本一份，送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这封信的日期是本年05月06日，署名的是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主席格伦德法斯特。
这封信说：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奉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执行委员会之命，写这封信给你，表示本会长期以来一直对细菌战问题感到焦虑。
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是因为在1940年和1941年间，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曾为了对付纳粹和法西斯野蛮主义的威胁，使科学家都为我们的国防尽最大的贡献，而动员了当时还没有发挥力量的细菌学家的技术为国防事业尽力。
这样，一个包括了大约有三百多名细菌学家的国防研究小组便在纽约成立了。
这个小组经过讨论之后，曾就细菌战的可能性制订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名为鲁斯贝利—卡巴特报告。
这个报告以防御德国和日本可能进行细菌战为目的，以极具创造性和合理的形式，一一举出了细菌武器的原则和可能，这也许是在这个问题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贡献。
战后，鲁斯贝利—卡巴特报告的内容公诸于世，当时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便向大众说明大规模绝灭人类的生物武器的严重性，并着重指出，由于对这种武器不可能实行管制和监督，禁止这种武器并以集体措施来惩罚使用这种武器的行为，就愈加重要了。”
这封信接着指出，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曾“就细菌战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过一个备忘录。
我们在这个备忘录里提出了宣布细菌武器为非法的理由，并附有一个关于细菌战的书籍文件索引，在当时这算是最完备的了。
备忘录的结论认为，‘为了世界和平，应该消灭这种大规模毁灭的主要武器’。
1949年11月16日，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纽约分会再一次向联合国大会请愿，要求将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绝灭人类的武器宣布为非法。
这两个备忘录的论据的理由之充足，现在是人所公认的。”
该信继续说：
“然而，这问题在今天更为迫切了。
别人已经指责美国武装部队在朝鲜和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并且广泛地予以广播宣传。”
这封信最后指出美国没有参加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因此促请杜鲁门“训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建议无条件地禁止细菌武器的制造、存储和使用，并随后通过对违约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措施。”

英国和委会总书记发表声明
斥美国交换战俘的无理要求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伦敦09日讯：
英国和平委员会总书记琼斯发表一项声明，强调说：
为了世界和平，必须打破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求得一个解决办法。
琼斯说：
和平从来没有用最后通牒来获得的。
朝鲜人与中国人正被要求同意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是任何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交换俘虏条件。
如果朝鲜人提出这样的要求，邱吉尔和杜鲁门将说些什么话呢？
在提出并且支持这样一个要求时，美国和英国政府是企图建立一个包含着最危险内容的原则。
美军司令部声称：
不管国际法如何，人道主义要求拯救这些人，使之免于在回去后遭到杀害。
说来奇怪，这种对于人道的关心，居然是来自一个负责进行大规模轰炸平民、连续不断地使用汽油弹并发动细菌战的司令部。

阵地春节散记
新华社记者华山
黄昏的炮火更加猛烈。
连指挥所里亮起好几盏汽灯。
北京制片厂的同志正要开始拍电影，晚会上又到了好些远道的客人。
他们是文工团的男女小同志，有师部的，有军部的，还有志愿军总部的。
从地图看，他们住的都不算远。
可是炮火封锁线这样多，他们的年纪又这样小，他们的到来就更加轰动了。
那个晃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军人，身上的棉袄就和大衣那样，脸蛋红通通的。
上次过新年他们跑来慰问的时候，就有战士说：
“小同志都该回祖国学习去，战场上的事情咱们全包了。”
可是她们的看法不同：
“我们不能打仗，还不能给战士们唱唱歌，读读报，编个草帘子？
大家都坚持抗美援朝到底，我才不先回国呢！”
这次他们再上火线，就像老战友突然见面似的，一进洞子大伙就围拢过来。
“军首长给送来好东西啦！
新扑克，一个排一副，军棋象棋，一个班一副；
都是刚刚从祖国买来的。”
还有留声机，这是团里捎来的。
两个同志，一个背匣子，一个背唱片，预备每个连给唱一宿，一直唱到前沿班去。
彭司令员的春节贺片也带来了。
阵地上空，敌人探照灯的光柱埋在雪雾里，惨稀稀地一动不动。
阵地的前沿，浓烟盖住的两处小山头在晚上变成了红光迸发的火球。
那是在敌人山岳阵地脚下的小山，夺回来已经两个多月，一直和敌人脸对着脸，傲然屹立，相隔不到一百步。
现在那里也开着晚会。
二连指挥所里挂起了红色的花灯，只乐的指导员抱住摄影师说：
“把咱们的晚会好好拍下来吧，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的阵地，看看我们过年的乐劲儿。”
在晚会上，战士的节目是多样而又出色的，他们编快板，唱鼓词，演短剧，拉洋片，到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乐和深厚的火线感情。
文工团员刚到第6连演出几段，一个战士出身的副排长又编出新的来了：
“打竹板，响连环，军首长派来了代表慰问团。
又演剧，又拜年，送来扑克给咱玩；
还有一条‘北陵’烟。……”
北陵是祖国沈阳的名胜古迹，他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曾经到过，唱起来更加亲切：
“这条烟，不简单，
从祖国，到朝鲜；
鸭绿江边登了岸，
火车运来汽车搬。”……
“过大岭，翻大山，大川大河共大江
大宁江，清川江，大同江来临津江，
忙坏了司机驾驶员。……
从祖国，到前方，
军首长不抽送给咱，
这片心意不简单！
同志们抽了心喜欢，
防炮洞里来漫谈：
‘拿什么回答军首长？
’
这个说，那个言：
‘回答军首长，不费难，
挖好洞，擦亮枪，
坚决打好防御战，
鬼子一来咱就干！
冲锋枪，轮盘枪，轻机枪来重机枪，
手榴弹一响都开了腔，
打得那美国鬼子蒙头转向，缺胳膊短腿，叽哩咕噜滚下山，
回答祖国人民五万万！
’”……
他神采飞扬，越唱越来劲，大伙听的都忘了鼓掌，他也越唱越没头了：
“五万万，不简单，
大米洋面饼干罐头堆成山，
火腿板鸭送前方，
还捐献飞机大炮战车支援咱！”
……
晚会越来越精彩，炮火也越打越密。
正要转回连指挥所，一排榴霰弹摔到洞口跟前的沟里。
“敌人还怕我们不够热闹呢，”副连长转身回来说，“花炮都放到大门口来了。
咱们走后门吧！”
他在头里打着电棒，攀上一截木梯，抬手敲着顶板：
“开一开，来人啦！”
头顶露出井口大的一块灯光。
我们顺着梯子爬上去，——可不是到了连指挥所的卧铺跟前！
副连长盖好井口，铺上麻袋，摆上罐头木箱做的桌子，又兴致勃勃地拉上远道客人打扑克：
“只管玩个通宵吧！
在我们这里，是不怕飞机大炮来吹起床哨的；
白天睡大觉敌人也管不着了。
醒来再听好消息。”
果然，电话在黎明传来了前沿阵地的捷报：
“老美又送来一批礼物，——二十几个死的，一个活的。”
这是夜来十点钟的事情。
无后座力炮排的游动哨打了一个出色的小小伏击战。
他们一共八个人。
领队的副排长说：
“大家开晚会怪热闹的。
咱们也得出个节目：
抓俘虏！”
炮手抓俘虏，在阵地上是件困难的事情。
可是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紧，他们就有了信心：
“我们过节，老美一定出来捣蛋。
送上门来的礼物可不能不收啊！”
可是敌人往谁家门口送礼呢？
天气奇冷，缓冲地带无路可循。
又要摸黑跟上敌人，还不能把送礼的吓跑了，——这节目是很不好排演的。
敌人的阵地就在跟前。
弄不好反而要吃上
一顿炮。
他们摸过冰河，迎风站在雪里，清鼻涕冻成了冰棒也不敢跺跺脚，只在鞋头里活动活动脚趾。
十点钟，敌人出现了：
两个排的敌人，摸过河去。
后面一定还有接应的敌人，不能惊动了。
“放他们过去，再往回打！”
副排长把队伍分成三个小组，领头摸回去，半道上发现一股黑亮的东西。
爬到雪地上：
是电线，还没有沾上雪。
准是敌人刚刚拉的。
前面的敌人一定带有电话机。
这就是说，它要摸到我们阵地跟前，组织炮火，突然攻击。
副排长咬断了两股，就顺着断了的电线展开队伍，悄悄往回搜索。
一阵密集的弹光突然迸发，——前面打响了，正是五连前沿班的阵地。
炮兵团的光荣枪就是在那里缴获的。
敌人的火力叫压住了，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弹。
这就是说：
我们反击的炮火也要马上打到敌人后路来，如同上次那样，呆在这里不是闹着玩的。
前面出现几条黑影，副排长就猛吼起来：
“冲啊！
敌人乱套了！”
第5连迎头打，游动哨兜着屁股往回打，六七十个鬼子叫夹在中间，好热闹！
我们的炮火也在敌人的二梯队里开花了。
等到敌人还炮的时候，游动哨已经跑到交通壕里躲起来。
可是白打一场，也没抓个活的。
拿啥回去送礼？
小组长杨玉芳说：
“刚才往回打的时候，我一路上碰到二十几条死尸。
敌人那能死的这样整齐？
准是装死战术！”
果然，等他带个小组搜索出去的时候，这一路只剩六条死尸了。
可是他还不甘心，就挨个摸索。
有一个温呼呼的，手直抖索。
猛一举枪他就像猪似的叫着坐起来。
大伙一乐就连拖带架的把他硬抬回来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