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政府召开行政会议讨论春耕问题
高岗主席赴辽西农村视察春耕

【新华社沈阳08日电】
东北人民政府在02日召开第23次行政会议，讨论春耕等问题。
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在会上指出：
今年东北要求完成增产粮食二千万吨，皮棉十二万吨的农业生产任务。
增产的方针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因此，必须做好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重大关系的施肥、选种等工作，必须加强对春耕的具体领导和深入检查督促，决不能放任自流、盲目乐观。
对于互助合作问题，林枫说：
今年大量发展的仍然是长年互助组或联组，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示范性质。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根据农民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条件下，有重点有领导地来组织和发展，如果不顾主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盲目地过多地发展，必然会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走弯路。
集体农庄每省只能试办一两个，以积累经验。
此外，林枫还号召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要做好防火护林植树造林工作和保证完成购粮任务。
【新华社沈阳08日电】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04月06日亲赴辽西省铁岭县农村视察春耕。
高岗到达黑牛圈村时，正值农民午后歇晌，随即邀集该村村长、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互助组组员和个体农民共十余人谈话。
农民们兴奋地向他报告了全村的生产情况，都表示有信心争取今年的丰收。
高岗在详细地询问了每一个农民的家庭生活情形后，恳切地向大家说：
今年一定要多上粪，把地侍弄好，把互助组办好，多打粮食，增加收入，进一步改善生活。
他对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植棉以及村人民政府的工作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指示。

反盗窃斗争同生产密切结合
上海03月份财经工作获显著成就
万多种工业品价格合理降低税收超过计划
【新华社上海07日电】
上海市在“五反”斗争胜利展开的同时，人民政府在财经工作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自03月份起，人民政府扩大了收购、定货、加工和贷款工作，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淡季生产的困难，开始准备了今后旺季所需的大量工业品。
由于在和私营工商业签订合同时贯彻去除五毒的精神，上海市已有一万多种工业品的牌价合理地降低了；
同时，上海市03月份的税收工作也胜利地超过了原订的计划。
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上海市的“五反”斗争成功地结合着生产，鲜明地显示了“五反”斗争正是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铺平道路。
历来每年02月份起，上海工商业开始进入产销淡季。
人民政府根据去年由于淡季时没有及时地大量加工、定货、收购，以致秋后旺销时某些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经验，今年02月底，虽然各国营经济部门尚在内部进行“三反”运动，就抽出了主要业务工作人员，加强了收购、定货、加工和贷款工作。
仅国营花纱布、百货、工业器材等十四个公司，03月份对上海市私营工业收购、定货、加工投放的金额，就有去年同月的两倍半以上，超过今年02月份投放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私营工商业户03月底的贷款余额，超过02月底时的百分之五，就有去年同月的两倍半以上。
得到国营贸易部门和人民银行收购、定货、加工和贷款的私营工厂达五千多户，其中如“五反”运动第1战役中受检查的梅林罐头食品厂、华新文具仪器厂等也得到了照顾。
04月份各国营经济部门的加工、定货、收购业务已决定进一步地加以扩大，同时全国各地经济部门的“三反”运动告一段落，各地在上海的采购机构也就要恢复业务。
因此，04月份的收购、定货和加工等将大大超过03月份。
人民政府在“五反”斗争中鲜明地照顾生产的政策，受到广大职工和工商业者的热烈拥护，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上海市比重最大的棉纺工业的生产一直维持正常，“五反”第1个战役中受检查的违法户启新纱厂在检查过程中，每个纱锭每天平均产纱量由一点零六磅提高到二点零六一磅，大华切纸厂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五。
国营贸易部门的扩大收购、定货、加工业务，以及私营工商业在政府帮助下维持生产，工人阶级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对今后销售旺季到来时的物资供应工作，已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03月份开始的各国营经济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收购、定货、加工工作，是在去除五毒的精神下进行的。
一部分私营厂商已在“五反”斗争中坦白了自己过去在计算成本和价格上的不合理，初步降低了他们的加工费率、成本标准和成品价格。
如上海私营纱厂过去把回花搭纺部分仍照原棉作价，要国营花纱布公司作为统购价的计算根据，现在他们已承认这种要求不合理，同意按回花价格计算。
二十一支、二十三支细布加工和一件纱的折合率，厂方过去只承认三五点九二匹，现在承认三六点一七匹。
染布的工缴费也初步降低了百分之十点五。
目前棉纱牌价未变，而棉针织品价格下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
其他日用品价格一般也下降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橡胶、搪瓷、钢精制品价格下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纸类价格下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二。
这次签订合同核定价格，一般都经过国营公司配合工会调查研究，初步比较合理地计算了成本。
如过去暴利很大的通明电器厂，在“五反”斗争开展以后申报的成本，比过去下降百分之十二。
国营百货公司配合该厂工人慎重审核，发现原物料、人工及推销管理费用上仍平均虚报百分之十九，但该厂原物料之损耗未计入成本之内，百货公司将该项费率计入成本后，审核结果，每打手电筒成本为十六万三千元。
现该厂资方已将第1次申报的成本每打十八万三千元自动降到十六万五千四百元。
也有少数资本家在国营公司收购时，同业互相倾轧，如有的将男用双面缎条手帕，由原价五千元降至四千一百元出售。
百货公司研究后，拟略予调升。
根据国营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的统计，该公司最近在上海收购的各项百货中，已有一万多种商品（占全部收购品种的百分之九十）的价格平均下降百分之十左右。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差额，已开始合理地缩小。
这对目前正在热烈开展大规模丰产竞赛运动的广大农民，是可喜的消息。
同时，农民在丰产后的旺盛购买力，也将大大有利于正当工商业的发展。
03月份上海市的税收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截至月底的统计，已完成了03月份原订入库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五。
03月份入库税款的主要部分是1951年营利事业所得税。
由于上海工商业去年在人民政府扶助下普遍好转，03月份实收的1951年所得税加03月份其他各项实收税款，总额超过了上海解放以来每月最高入库纪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03月份税收工作的胜利，主要由于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扩大了收购、定货、加工和贷款业务，投放的总金额超过税收的收入金额，大大帮助了私营工商业户的资金周转。
同时，自“五反”斗争开始以来，上海私营工商业户在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教育和督促下，对国家税收的认识也提高了一步。

广州市反盗窃斗争主力战展开
同时颁布十项纪律和成立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广州09日电】
广州市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的大进军在07日正式开始。
从这一天起，广州市的“五反”运动的序幕战结束了，按照既定计划，进入第2战役。
这一主力战，要在几十个行业，其中包括十七个重点行业中同时展开。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五反”运动委员会在07日下午召开了有六万工人、店员和各界人民参加的“广州市各界人民展开五反斗争大会”，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在大会上下达了进军命令，号召全市人民立即站到战斗岗位上，更加猛烈地作战。
叶剑英指出：
广州市的“五反”运动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和取得序幕战的胜利后，已形成了非常有利的形势，现在要进一步扩大斗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张战果，把“五反”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叶剑英在讲话中阐述了“五反”斗争的目的和内容，宣布了广州市对工商业户的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并指出斗争必须和生产相结合，保证运动有秩序地进行。
广州市总工会筹备会主任黄民伟代表全市工人、店员接受叶剑英的作战命令。
青年代表陈恩、妇女代表余慧、各民主党派代表郭翘然在讲话中都表示完全拥护把“五反”进行到底的进军号令。
在大会上，新药工业和新药商业店员工人代表莫德润、米粮加工业工人代表黎权、植物油业店员工人代表马昌控诉了这些行业中的违法资本家的罪行。
控诉结束后，副市长朱光代表广州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五反”运动委员会宣布对在序幕战期中的四个试点行业——新药工业、新药商业、米粮加工业和植物油业一批工商户的处理办法。
这批工商户共有一百八十七户，其中十六户为守法户，六十七户为基本守法户，八十七户为半守法半违法户。
金美药房两年来曾偷税漏税使国家资财损失三亿多元，并腐蚀了几个国家机关干部，按其犯罪程度原应列入严重违法户，但因该药房老板尹伯勤坦白较好，又能检举十一家药房的违法行为，因此给予宽大处理，将其当作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
违法情节严重的联安药房副经理朱沃槐、华南药房副经理刘满球，因在人民法院审讯时尚愿坦白悔改，并愿退出赃款，因此准予取保释放。
新药工业、新药商业、米粮加工业、植物油业中有十五户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再三教育仍拒不坦白的违法工商业者，包括广州市新药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主任委员、新光制药厂经理刘文亮，广州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百威药房经理虞尧梁，米粮加工业仁丰机米厂经理黄咏雩，植物油业成昌行负责人邝亮光等，根据他们的罪恶事实和群众要求，当场予以逮捕，送市人民法庭审理惩办。
为了使“五反”运动雷厉风行而又有秩序地进行，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五反”运动期间的十项纪律，通告全市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各界人民和参加“五反”运动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执行。
处理“五反”运动中违法案件的市人民法庭也已成立。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培养我国农业技术人材，东北已先后成立了许多新型的专科以上的农业学校，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这是东北农学院的学生们正在学习米丘林的育种方法，鉴别冬小麦越冬性能的情形。

推广互助组和合作社的“结合合同”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规定：
“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要订立增产计划，并与供销社订立预购合同，使国家的经济计划与农民的经济组织结合起来。”
吉林省永吉县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签订的“结合合同”（见今日本报第2版），在这一方面已经创造了较好的经验。
这是值得加以推广的。
这份“结合合同”规定：
供销合作社负责供应互助组需要的各种物品，推销互助组的生产品；
互助组的农业和副业产品，委托供销合作社推销和供应。
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的这种供销关系，用“结合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双方保证“认真遵守执行”，使“互助组达到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实现有计划地经营”，这无疑地是进一步实现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社会分工的最有力的形式之一，是巩固合作社同时又巩固互助组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在新的情况下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的最有力的形式之一，是加强工农联盟、巩固城市对农村的领导、巩固工人对农民的领导的最有力的形式之一。
互助组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自愿和两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解放以前，我国农民遭受着封建的土地关系的束缚，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和副业生产，生产效率很低。
但就在那种时候，农民仍然要出卖生产品，购买必需品。
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
许多互助组按照农业和副业生产的需要及个人的特长，实行了农业和副业的分工，农业和副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产品大大增加了。
为了解决由于农业互助运动而节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发展副业和手工业。
随着农业、副业、手工业的发展，农民需要出卖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数量，必然会继续增加，农民需要购入的物品，也要增加起来。
这种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着农民必须扩大和加强与市场的联系。
广大农民是采取自由交易的形式，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
由于私人资本在商业市场上还占有极大比重，因此互助组必然会和私商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
商人常常利用农民不了解市场情况和收获季节急待出售生产品等弱点，加以残酷的剥削。
农民为了买卖物资，不能不依靠自由市场，忍受商人剥削，并且常因为往来于市场而浪费了许多劳动力。
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
甚至于有的互助组也常常为了追逐利润而盲目地发展商业部分，这不但逐渐使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且有许多互助组已经因为经商赔累而被拖垮了。
既然这种情况对于国家和对于农民都是不利的，那末，应该怎样加以控制呢？
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说：
“因此，除发展个体的贫农中农的经济而外，同时必须尽力发展集体农业形式和苏维埃农庄。
因此，必须普遍实行定货合同制，成立农业机器站，尽量发展合作社，作为个体贫农中农经济过渡到集体公共农庄的桥梁，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个体经济转到集体劳动轨道上来。”
（列宁主义问题三三二页）这就是说，必须运用定货合同的形式，把农民的分散的无计划的经营，和国家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把农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纳入对于国家和对于农民的长远利益最为有利的轨道上来。
我国目前的情况和10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固然不同，但农民互助组与合作社之间的定货合同制的道路，是适合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吉林永吉县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订立的“结合合同”就是这种适宜的形式之一。
按照“结合合同”的道路走去，就可以免除或大大减少商人对于农民的中间剥削，使农民能够更好地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同样，按照“结合合同”的规定，供销合作社就真正发挥了它作为国营经济的助手和国营经济与小生产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订立“结合合同”以后，互助组生产的盲目性将逐渐被克服或减少。
它向供销合作社提出购买物资和推销产品的计划。
它需用什么，就请供销合作社买入什么。
它要卖什么，就请供销合作社推销什么。
同时，它从供销合作社取得有关市场情况和其他的必要的指导，因此，它就能够按照国家的需要和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这样，农民生产的东西将不愁卖不出去，需要的东西将不愁买不进来。
这就给农民创造了放手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农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
同样，供销合作社既然和互助组签订了“结合合同”，就能更好地制订自己的供销计划。
供销合作社有了互助组这个固定的主顾和采购对象，它的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了。
它按照农民的需要进行采购，买到货物，迅速地加以分配，这就加速了资金的周转。
它按照农民的生产和市场的需求情况，和各级合作社取得密切的联系，多方面地推销农民的产品，这就使货物不致于积压。
它的采购和推销都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这就解决了经济核算的问题。
它用上述的方法给予农民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必然取得农民的拥护，这就使它能够迅速发展和巩固。
为了顺利地订立并圆满地实行“结合合同”，党的组织、人民政府、合作社必须进行许多艰苦的工作。
首先，各级合作社的干部，必须树立为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基本观点。
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经济组织，是劳动人民为了组织自己的生产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组织起来的。
互助组所以愿意和供销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是因为供销合作社能够按照物美价廉、不违农时的原则供应互助组所必需的东西；
按照价格公道的原则，推销互助组的生产品。
如果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不能发挥为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的作用，那末，它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已经和私商没有区别了。
因此，残存在合作社干部中的追逐自由市场的观点和单纯营利思想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克服。
合作社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有庞大的组织，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各方面的经验，只要合作社的干部能够认真地研究农民的需要，细心地替农民想出生产门路，在工作中努力开辟市场，在经营上实行经济核算，它是完全可以履行“结合合同”，很好地为生产、为农民服务的。
其次，农村党的组织、人民政府和供销合作社，必须领导互助组作好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这是“结合合同”的基础。
如果互助组的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作得不切实、不具体，“结合合同”是不能订立或实行不了的。
各地农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在领导农民制订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发扬这些经验，在扩大再生产的方针下，帮助农民精打细算，订出切实可行、简明具体的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
供销合作社把互助组的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集中起来，和各有关方面加以协商，就可以订出自己的供销计划。
这两方面的计划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以订出“结合合同”。
经过这种过程而后订立的“结合合同”，是完全可以实行的。
我们必须教育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和互助组的组员，巩固地树立关于合同的法律观念。
合同既经订立，就发生了约束的力量，订约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不应该片面加以破坏。
如果有一方破坏合同，必然影响另一方的业务，这对于合作社和互助组都是不利的。
因此，推广“结合合同”，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应该选择业务较强的供销合作社和基础较好的互助组，首先试订试行，在行之有效以后，在广大农民和供销合作社的干部看到“结合合同”的重大效果之后，就可以普遍地加以推广。

毛泽东选集第2卷出版
【本报讯】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第2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今日起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毛泽东选集”第2卷是毛泽东同志从1937年0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05月打退蒋介石发动的第2次反共高潮时期的著作，共计四十一篇。
其中所包括的重要著作，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关于打退第2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矛盾论”等等。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刚开始时的著作。
在这两个文件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抗日战争问题上所存在的两条基本不同的路线，即一条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路线，以及另一条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
这一在战争刚刚开始便为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整整八年时间的抗日战争的过程中。
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里，毛泽东同志强调地指出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即前者是“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后者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指出后者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
毛泽东同志说明：
“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他继续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血的教训，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在统一战线中扩大与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和孤立右翼集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战争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及所提出的发展人民战争的英明战略计划。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力量的对比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这一切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反对了“亡国论”与“速胜论”，预见了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而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以获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这种情况，和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计划无产阶级先锋队如何组织人民的力量，如何经过人民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一个战略时期，再达到人民抗日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战略时期，而争取抗日战争的发展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说明了共产党人应当认真地负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把党的高度的无产阶级严肃性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而扼要的阐释。
这篇报告的论学习一节，深刻地说明了党要能够负起一系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作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条件的伟大号召，曾经在党内引起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这是当时在党的政治路线上互相联结的两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两篇著作中，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的迁就主义，批判了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战争、而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路线争论的基本总结，在统一党的工作步调上有很重大的意义。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对于当时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作了鲜明的分析，扫除了党内外一些思想上的混乱，提出了党在当时必须采取的政策。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从分析当时大家所关心的一些世界时局问题，说明了这个有关各国人民命运的问题。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有关中苏两大国人民联盟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同志写道：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关于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关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有了深刻的历史的阐明。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扼要的通俗的说明。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本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
毛泽东同志根据国际（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俄国获得胜利）国内（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情况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革命二十年中的新经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区别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不同历史范畴，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与准备进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粉碎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这本书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与建设新中国，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与组织作用，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关于打退第2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和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政策进行极严重的反复斗争中的作品。
这些文件继续发挥了并更加具体化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动员了群众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纠正了一部分同志还受投降主义思想影响而不敢放手发展革命力量的错误。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这个文件里，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亦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这种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于当时党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1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刊载了毛泽东同志的另一篇哲学著作“矛盾论”。
在这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文献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极其深刻地阐发了作为辩证方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法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着重地阐发了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
严厉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的那种主观的、片面的与表面的错误思想方法。
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重要贡献。
（附图片）

03月份大部地区雨量充沛
只有西南各地旱象比较严重
03月份全国大部农业地区雨量都较充沛，中南和华东两区的中部和南部最多，一般都超过一百公厘（一百公厘等于三市寸）。
湖南中部，江西和浙江大部分地方，在二百公厘以上。
华北和东北各地03月份总雨量平均十公厘到二十公厘，比往年同月份稍多，这对春耕播种大有帮助。
热河、辽西、辽东和山东四省03月份的雨量虽然比往年同月份略少，不过相差很有限。
西南区各地03月份雨量普遍都在二十五公厘以下，大约只有平常年份的一半，旱象比较严重。
西南各地人民政府现正大力领导农民抗旱春耕。
西北区除开陕西和甘肃东南部超过十公厘而外，广大地区雨雪都嫌不足；
不过这一带地方的耕地主要靠高山雪水灌溉，影响还不大。
（新华社）

中国交通建设企业总公司
对包庇违法分子张善新的答复
编辑同志：
03月01日人民日报刊载邱森同志的来信，批评我公司包庇违法分子张善新，我们感谢读者的帮助。
张善新工程师去年01月担任我公司顾问，在这以前，他曾对新中国法学研究院的工程负责设计、验料、监工。
在这些工作方面，他是有很多错误的。
02月，我公司派他到我公司西北区公司工作。
07月中旬，我公司接到西北区公司通知，说北京市建设局限张善新在十天内返京办理法学研究院工程的结账手续，因西北区公司工作离不开，要我们代为料理。
我公司即派员往建设局、新中国法学研究院接洽，说明张善新和公司的关系，并决定此事由建设局主持办理。
张参加我公司工作时，我们没有注意调查他在北京经办的工程，这是我们的疏忽大意。
我们派员到建设局接洽时，也未查明真相，没有认识事实的严重性，以致麻痹地忽略过去。
张是在01月回来的，而我们到02月10日左右才通知他去建设局。
同时对张没有作及时的教育，以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应该检讨的。
现我公司正促其反省，要他立即到建设局结束经办的事。
中国交通建设企业总公司

为今年的粮食增产计划提供切实保证
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出养猪计划
东北各地组织城粪下乡解决农村肥料不足的困难
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订出了一个养猪的计划。
全社家家都要养猪，修圈积肥，给今年每亩增产五十三斤粮食的丰产计划提供切实保证。
李顺达看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白了养猪是积肥最有效的办法，就发动社员讨论。
开始讨论时大家怕猪多了糟踏庄稼，怕发生猪瘟，怕妇女们忙不过来等，可是当大家算出一口猪在一年内所能积存的肥料等于五百斤豆饼后，社员们的养猪热情就高了。
后来又经各家庭开会讨论，最后全社便通过了1952年增猪修圈积肥的计划。
计划规定：
一、社内成立养猪小组，增购母猪二只、公猪一只、菜猪二只，繁殖小猪十四只，另外，各户养十五只，以上共养猪三十四只，垒猪圈十个。
二、按二十个大猪计算，要求全年积猪肥八千担，使全社一百五十九亩地，平均每亩增施肥料五十担。
三、社内确定两个半劳力专门养猪、修圈、翻肥、放猪。
妇女除做家庭生活外，负责把猪喂好。
四、利用坡地种十亩苜蓿，作为养猪补助饲料。
现在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开始买猪和积极修圈。
他们还要带动西沟全村农民订出养猪计划，开展养猪积肥的竞赛。
（新华社）
东北许多地区正大力组织城粪下乡，解决农村肥料不足的困难。
今年各地农民为了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感到肥料不足。
为此，各地都很注意组织城粪下乡。
辽西省梨树、新民、彰武等县，曾在02月间调查了城镇积粪，现仅梨树县六区和彰武县一区，从城镇运回的粪肥已够六千八百多亩耕地施用。
辽东省海城县城区附近的农民，每天都出动大批车辆进城运粪，现已运回三百五十多万斤。
吉林省舒兰县为把城镇积粪及时供给农村施用，曾专门召集城区积粪最多的大车店主开会，动员他们把积粪公平地卖给农民，纠正了这些人“趁农村缺粪抬高粪价”的投机思想。
现在这些大车店的积粪已全部卖给了农民。
各地组织城粪下乡大都和城市卫生工作结合进行。
如松江省阿城县人民政府在领导城区人民进行春季防疫工作时，就专门召开了有机关干部和居民代表参加的会议，动员他们清除厕所和垃圾堆，帮助农民运粪。
会后，各机关，各街道都展开了清除运动，帮助农民把八千多车粪运下了乡。
辽西省新民县还成立了一个卫生公司，专门组织城粪下乡。
（新华社）

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地安门办事处
汇往保定的款，四个多月还没有汇到
编辑同志：
华北抗美援朝总分会在去年11月1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地安门办事处汇往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款一千多万元。
汇款后两个多月，我会到该办事处以原临时收据换取正式收据。
当时我们发现正式收据无收款人盖章，就加以追问。
据该办事处汇兑股负责人说：
“此款保证对方
（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已经收到，只是手续不合”，原因是“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办事马虎”。
我会为了把手续办妥，同意该办事处将收据退河北省分行补盖图章。
过了四天，我会忽接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来信，说明此款尚未收到。
我会即派员到该办事处找业务股股长李韵甫面谈，请他们重视这件事情，迅速深入检查，务求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并请他们迅速把结果告诉我们。
但此事拖延两个多月，到现在该办事处还没有答复。
03月08日，我会又派员去找该办事处业务股长李韵甫，他竟避而不见。
北京和保定距离并不远，这笔汇款汇了四个多月还没有汇到。
这说明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地安门办事处所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究竟是积压汇款，还是有贪污行为？
我建议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迅速派人深入检查，并在报上作公开答复。
小冯

“化学世界”应纠正忽视政治倾向
编辑同志：
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获得很大成绩。
但是，在我们出版界，有些杂志却一直对这一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中华化学工业会编印的“化学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化学世界”长期存在着不问政治的倾向。
对此，虽然曾有读者向该杂志的编辑者提过意见，但他们却始终不加理睬。
这个杂志的最近两期（第7卷第1、二期），是在各地“三反”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出版的，但是，其中竟没有一篇有关“三反”斗争的文章。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迅速予以纠正。
　田员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某教师
应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编辑同志：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建筑系的一位副教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他时常卖弄他的“硕士”衔头，他说：
“全国得到‘都市计划’硕士学位的，只有我们四个人。”
当他还是讲师的时候，他说：
“一年之内要是得不到副教授的职位，就自杀于爱人的跟前！”
他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些什么呢？
他说：
“贫民窟是罪犯的渊薮”，“铁路两旁肮脏，宜设贫民窟”，“都市过多的人口，可移到殖民地去”。
他甚至还把“人种如何分黑白”、“酗酒肇祸”、“贫民窟的形成”等一套谬论也搬了出来。
他教学生设计建筑物时要设计得“怪些”，说这样才能“成名”。
这位教师的思想这么腐朽肮脏，但是他却不愿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以便改造自己。
在检讨中他还说，华侨在美国干的尽是“洗衣”、“烧饭”等
“下贱”工作，他们“不争气”，所以被美帝国主义歧视。
他又把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好意”。
当同学对他所教的“都市计划”提出意见时，他便说：
“真倒霉，我不该学建筑，要是学水利就好了。”
这说明了他对思想改造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位教授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深刻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受到同学的欢迎。
北方交通大学通讯组

吉林省永吉县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的1952年计划及其所订合同
吉林省永吉县合作社联合社
编者按：
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的计划，都很切实具体，结合密切，并用合同形式把两者的供销责任确定下来；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第3部分第2项的具体执行。
认真地执行合同、完成计划，必然会使两者都向前发展一步。
这个办法是各地都可以大力推行的。
按照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它应当集中力量为社员作好贸易工作，它不应当有农园、种畜站的设置和领导互助组等职能。
但是，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它这样作了，并且起了作用，这是好的。
今后为了使供销合作社很好地发展，同时为了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把农园和种畜站有计划有步骤地拨归农业生产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把现在两者之间的领导关系改变为供销合同关系。
在银行业务还没有开展到乡村的地方，供销合作社的信用部可以暂时保存。
但必须把它的资金和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划清界限，不能混淆起来。
一
1948年永吉县二道沟村结束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
但因为“底子太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仍很困难。
虽然组织起了互助组，但后来因为领导力量薄弱又垮了。
1949年冬，共产党支部为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决定首先搞起供销合作社来。
当时农民无钱入股，于是支部就号召并组织农民上山采葡萄、榛子，搞副业，变冬闲为冬忙。
这样解决了缺少股金的问题。
经过这一段摸索，合作社主任刘芳找出了两条道理：
一是合作社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搞好生产，提高农民购买力；
二是要想搞好生产必须组织起来。
两年来，二道沟供销合作社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不但组织起全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并且还扶持和领导了五十七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其中二十个互助组成为长期巩固的，五个被选为全县模范组）；
办了一个农园、一个种畜站、一个信用部、一个农忙托儿所和一个流动图书组。
为什么二道沟供销合作社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带动了农业生产，成为一个好的合作社呢？
首先，二道沟供销合作社的业务方针是注意为生产服务，是从农民生产需要出发的。
两年间，合作社贷给互助组七千一百四十三万元，帮助互助组买牲畜四十九头、大车八辆、草袋机两台、各种经济作物籽种八千五百斤。
1951年春天，政府号召多种经济作物，合作社就积极地采购了棉、麻、大豆等优良籽种供应农民，使全村比1950年多种大豆五十一垧、洋麻十二垧、大麻籽六垧和向日葵十三垧。
农忙时，合作社从公积金中抽出一百万元，开办了农忙托儿所，每天收容十二、三个小孩，使十五个劳动妇女得以安心地参加生产，解决了一部分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劳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合作社还办起了农园，饲养“巴克夏”种猪两口、蜂六箱、洋兔九只、种马一匹，培育果苗二十八万株和试养“二把剪子”柞蚕；
计划在两年内改良全村猪种，五年内改良全村马种，六年以后培育出公有的果林。
其次，二道沟供销合作社采取了和互助组相结合的方针。
两年来合作社贷给互助组的款占信用部贷款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九。
在供应业务、信用贷款、推销产品、交配牲畜、推广优良籽种上，都给互助组以优先权，以奖励“组织起来”。
合作社还帮助互助组订立生产计划，帮助互助组解决生产上的具体困难。
如1951年帮助梁凤山、徐永和两个长年互助组购买了马匹，解决了他们春耕的困难。
同时，合作社还把自己的供销计划和互助组的生产、推销、消费计划结合起来，增强了业务经营的计划性。
通过一系列对互助组扶助的具体事实，显示出了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结合起来的优越性，给单干的农民以很大的刺激和教育，使他们体味到组织起来的好处。
全村的互助组1950年春有十三个，现在已发展到五十七个，把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都组织起来了。
此外，二道沟供销合作社也很注意对于农民和社员的文化教育工作。
在合作社领导下成立了十五个读报小组，购置了二百八十多本连环图画和图书流动阅览，提高了互助组、合作社社员对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远景的认识，加强了集体生产的宣传教育。
二
为使今年的工作做得更好，二道沟供销合作社订立了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是：
（一）在1951年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已有的互助组，再发展十三个互助组，使全村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和百分之六十八的劳动力组织起来。
帮助互助组订立生产和消费计划，签订供销合同，按月订销货单，使互助组的生产和消费不发生困难。
（二）供应三万斤“满仓金”大豆种、一千六百斤洋麻种、可种植十三垧地的向日葵种，使全村都使用优良品种。
此外并供应大车、马匹、肥料、小农具等生产资料，保证每亩地增产七升粮。
动员社员发展副业：
推广优良种猪，打草袋子，以及其它副业，争取全年副业生产总值达四亿六千一百三十三万元。
（三）签订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结合合同”，以加强业务经营的计划性。
争取全年资金周转十五点五次，较1951年提高四点八次；
全年可节省三千八百七十八万元。
实行费用定额，加强进销货计划性，减少商品流转环节，订立运输合同。
把直接费用由1951年的百分之三点八七降低到百分之三点一六，间接费用由1951年的百分之一点零五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八九；
全年由直接间接费用中节省一千七百九十三万元。
（四）改善运输包装，减少库存。
粮食以互助组为单位集中，争取运输中“不落地”，减少损耗，商品损耗量由1951年的平均百分之○点八四降低到百分之○点五（以金额计算），全年节省七百零七万元。
（五）扩大商品供应，满足社员需要。
货品由四百五十种，扩大到六百种以上。
（六）加强学习，发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1951年每人平均工作量为一亿二千三百九十二万元，1952年提高到一亿六千六百三十二万元。
全年节省一千零五十一万元。
农忙时实行送货下乡，便利生产，变淡月为旺月。
（七）发展农园和种畜站，在合作社领导下再成立一个牧畜组。
02月份开始吸收余资入股，计划吸收股金一千五百万元至二千万元；
可买牛犊五十至六十头。
（八）发展存实，实行“有啥存啥”，帮助社员推销滞销土产副产品，争取1952年全年存实达一亿元。
（九）开展文化教育工作：
继续推广连环图画；
读报小组由原十五个发展到二十五个。
举办社员福利事业：
抽出一部供销资金，设立卫生所、理发所、兽医所各一处，把农忙托儿所更健全起来。
三
二道沟薛云虎互助组也订立了1952年生产计划。
薛云虎互助组全组十三户，六十九口人；
男劳动力十个，半劳动力二个；
女劳动力八个，半劳动力九个。
有牲畜九头，水田十五点七二垧，旱田四点五垧。
他们的计划如下：
（一）水田十五点七二垧，争取1952年每垧增产一石（常年每垧产二十五石），收稻子十万八千斤。
为了实现这一增产计划，要作到：
1、选种育苗，育苗池里撒砂子，保苗不受风刮归堆；
2、每垧平均上粪超过三十五车；
3、减少地埂子，扩大水田面积三亩五分；
4、作到直行栽，不缺苗、不空地，地埂子上种大豆。
耨三遍，拔一遍稗子。
（二）旱田，种“满仓金”大豆二垧、向日葵一垧、蔬菜一垧半；
可产大豆六千斤、向日葵四千斤、蔬菜够自己吃。
作到专人负责，三铲、三趟、刹一遍大草；
向日葵上苗粪。
（三）组织副业生产：
1、组织草袋机十四台，春耕前织草袋子三千条，秋后织一千五百条，共织四千五百条。
2、05月前喂猪十七口，08月节前增加二十口，年末再增喂二十三口，共喂六十口；
自己吃十口，卖五十口，增加收入二千二百五十万元。
以上全年生产总值共为一亿零一百二十八万元，折合高粮一百六十八点八吨。
互助组实行记工评分制，男、女、老、少适当分工。
薛云虎互助组也订立了这样一个消费计划：
（一）全年吃稻子二万二千斤、小米三十石，共合一千九百五十二万元。
（二）农业税交稻子二万一千斤、高粮二千六百斤，折钱一千二百五十四万元。
（三）牛吃六千斤，猪吃一万六千斤，共二万二千斤，折钱六百七十八万元。
（四）种地用稻种二千三百五十斤，大豆种二百斤，及向日葵籽、菜籽共折合二百二十万元。
（五）非物资支出三百万元。
（六）物资支出：
肥料一千斤、大车一台、布二千七百六十尺、胶鞋五十双、盐一千五百斤、酒二百斤、面二百斤、豆油三百斤、医药费一百五十万元。
全年全组共收入一亿零一百二十八万元，支出七千三百一十二万元，剩余二千八百一十六万元，作为下一年扩大生产的基金。
四
二道沟供销合作社和薛云虎互助组为了密切结合，使互助组达到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实现有计划地经营，双方签订了“结合合同”，提出以下条件，共同遵守：
（一）合作社在供应物资、推广优良籽种和优良畜种以及推销滞销土产品上，对互助组给以优先权。
（二）互助组在生产上或其他方面有紧急需要时，信用部应优先给以贷款。
（三）合作社的文化、卫生等事业，对互助组得优先照顾。
为了保证互助组牲畜健康，合作社兽医所优先给予治疗。
（四）互助组在推销农业副业产品和购买生活、生产资料时，在价格公平合理的情况下，要通过合作社推销和供应。
（五）为了保证供应和推销及时，使互助组安心生产，互助组每月中旬向合作社提出下月的需要物资定货计划和推销产品计划，并对主要物资的供销签订具体执行合同。
（六）互助组在经济上互相调剂解决困难，在满足本组需要以后有剩余资金时，要在合作社入股，存入信用部，或投入牧畜生产，以保本有利为条件储存积累资金，打下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七）合作社要帮助互助组作计划和参加互助组会议，互相商讨工作，以便及时了解组内生产和消费情况，帮助互助组解决具体困难。
（八）互助组要对合作社工作经常提供积极的建议，并反映组员的要求。
互助组员要爱护合作社的财产。
（九）这个“结合合同”，双方应该认真遵守执行。
执行得好的，要受到表扬或奖励。

崞县杜家口村村主任王世宏
不该包庇破坏山林的罪犯
编辑同志：
我们建议政府惩办山西省崞县二区杜家口村领头砍伐山林、放火烧山的王兰兰等，同时揭发杜家口村村主任王世宏包庇罪犯王兰兰等的错误行为。
山西省崞县二区杜家口村若干村民，一贯违反国家护林政策，时常成伙结队，进入山林，乱砍乱伐。
近年来他们在护林区冀家崖、前家贝、陈家沟、毡桥沟、侯石贝等山林内，砍了能做椽子的桦、柴树（即落叶松）两万株以上，几乎把这几个山林中像样的树都砍光了。
这些人在自己所防护的林区中把树木砍光后，便伸展到别的山林中去砍伐。
03月16日，杜家口村的王兰兰、王官中带领六、七个人，越过区界，奔到五区水泉村护林区内的侯家贝（山名）去砍。
这时山上的雪还没有全消，他们为了砍伐方便和走路顺当，竟分头在五处放火烧山，一共烧了一百一十多亩，再加上他们随意砍伐，共损坏林木三千三百多株。
事件发生后，主犯王兰兰、王官中虽然已被水泉村的护林小组检举而为县人民政府所拘捕，但是杜家口村的村主任王世宏却包庇他们，先后三次拦住水泉村去县里路经杜家口村的吉根根、吉存科、吉贵礼等人，追问他们是谁检举王兰兰、王官中的，并且还派人到县人民政府替王兰兰、王官中开脱。
我们除了建议政府惩办破坏国家林业建设的罪犯王兰兰、王官中等外，我们还认为应予包庇罪犯的杜家口村的村主任王世宏批评或处分。
徐炳炎　郭景星　张敦化

平原省鱼台县民主妇联
应当坚决保护妇女利益
编辑同志：
平原省鱼台县最近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
情况如下：
姜玉兰，鱼台县刘田铺村人，今年十六岁。
去年04月间她被迫和本县文香集村马玉祥结婚（婚姻法规定妇女十八岁才可结婚）。
婚后，两人情感不合。
今年03月11日，姜玉兰提出离婚，经县司法科判决准予离婚，并判决由男方出粮食一石给女方作为生活补助费。
马玉祥自此怀恨在心。
离婚后，姜玉兰不敢回娘家，求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和婚姻问题。
县妇联寻主任竟“怕对群众影响不好”，不愿多管此事，只留姜玉兰住了两三天，
“经专区妇联同意”，便让姜玉兰回了娘家。
03月23日夜间，马玉祥暗带红缨枪头子到刘田铺村。
他探知姜玉兰睡在李家，便掘开后墙，钻进去把玉兰拉出。
马玉祥威吓道：
“跟我走不？”
玉兰回答：
“不！”
马玉祥便强拉着玉兰，随走随打，把玉兰打成了血人，打得死去活来。
后见有人追赶，马玉祥才撒手逃跑。
现在，马犯玉祥已被政府逮捕法办，姜玉兰已送医院治疗。
我认为，姜玉兰之所以被毒打重伤，除了马玉祥应负主要责任外，鱼台县民主妇联也是有责任的。
如果该妇联积极地支持姜玉兰，帮助她解决问题，决不会发生上述恶果。
我建议有关领导部门予以检查。
并望各地妇女组织由此获得教训。
郭信民

建议各地采用杀虫剂百部草
编辑同志：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境内撒布细菌和毒虫，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发掘一切潜在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扑灭美帝国主义所撒布的细菌和毒虫。
现在我介绍一种防疫良药。
百部科植物里有一种不常用的中药百部草，对于原生虫和昆虫有剧毒，对于人和鸟兽则几乎无毒，最宜用于人畜防疫。
最近我曾进行试验，效果良好。
苍蝇舐食含有百部草百分之二的汁，在两小时后就开始死亡；
投百部粉末于厕所可杀蛆；
用百部草水洗衣、洗澡可杀除人虱、头虱、阴虱；
用百部草水来冼猪、犬，可灭杀毛虱、草虱、虫卵；
用百部草水加肥皂喷雾，可使番茄免虫害。
有一人用百部草水洗澡，十天以后，他的身上的疥疮完全痊愈。
像百部草这样有效的杀虫剂，在中国药草中还不多见。
百部草对于杀除昆虫，比滴滴涕、除虫菊弱，但是用于灭虱和治疥疮却比滴滴涕、除虫菊强，而且百部草有适用于舐剂和沐浴的优点。
百部草价格便宜，产量很大，且易于种植，宜于推广采用。
　王震

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信给中央农业部
决心完成并争取超过今年的爱国增产计划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我们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03月16日颁发的1951年农业丰产模范第1批受奖名单。
中央农业部奖给了我们互助组（现已改组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奖状、奖金和奖章，使我们感到无限光荣。
我们全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向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无限的感谢。
这种光荣，在旧社会是想也想不到的。
我们在旧社会终年劳动，但年年过着忍饥挨冻的凄惨生活。
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我们组织起来，并在各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援助，使我们多打了粮食，过好了光景，我们真是无法感谢；
想不到政府又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奖励和这么高的光荣。
我们认为我们的光荣是属于共产党、毛主席的，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
我们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决心搞好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倍努力，辛勤劳动，钻研技术，以完成并争取超过1952年的增产计划，创造更高的丰产新纪录，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希望。
我们决定把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奖给我们的五百万元奖金全部用在生产上，作为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有财产。
我们的具体计划是：
以三百万元买羊五十只，以一百二十万元买母牛两头，以八十万元买小猪十三口、大母猪两口、大公猪一口，这样既能繁殖牲畜，又能增加肥料，以便更好地完成并争取超过今年的爱国增产计划。
此外，我们更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觉悟，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反对美帝国主义撒播细菌毒害中朝人民的残暴罪行，为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到底。
李顺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转载“学习”杂志1952年第4期）
冯定
学习杂志编者按：
“学习”杂志本年第1、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
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
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下面是冯定同志的文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分析问题或了解事物的本质，无论是规定战略、策略以及每个具体的政策，无论是组织革命的队伍或指挥革命的战斗，都无不是既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原则，又合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性与深刻性，在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不论何时何地，其性格彼此间总是共同的。
但同是资产阶级，在初期与在后期是有区别的；
同是在后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区别的；
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革命胜利前与在革命胜利后是有区别的；
此外，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在其共同的性格中又各有其特殊的性格。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既从一般的资产阶级方面而掌握其共同性，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方面而掌握其特殊性，所以认识是异常透彻的，因而当争取其加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时候，当为了团结而必须进行批评或斗争的时候，都是异常正确的。
资产阶级是以血污起家同时也有其历史光荣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
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餍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直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
“这种剥夺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记录中的。”
（见郭王译本卷一第609页）又说：
“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
（同书卷一第650页）这些话丝毫也没有过分。
我们这里必须再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描写初期资产阶级是非常淋漓尽致的；
这段话说：
“资产阶级，到处，在它得到了统治的一切地方，破坏了封建的、家长制度的醇朴的关系。
它无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复杂的封建网络；
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与冷酷的‘现金交易’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关系了。
它把宗教的虔诚，勇士的热忱，俗人的多愁善感等等底庄严的激发沉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底个人才能变成了交换价值，它用一种无良心的贸易自由去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不可废弃的自由。
一句话，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去代替了用宗教与政治的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取消了以前认为可敬的、被诚惶诚恐地崇拜的一切行为底神圣的威严。
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科学家变成自己出钱雇佣的劳动者。
资产阶级扯掉了家庭关系底动人的、多情的纱幕，并使之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
（见解放社博古校译本二十五页，着重点原来没有的）
然而资产阶级在其发生与发展的时期，虽用卑鄙龌龊强暴野蛮的手段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是终究因此也就“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二十五页）。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既骂了它，也赞了它，认为“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见二十八页）。
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内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七世纪英吉利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八世纪末（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西欧主要诸国的资产阶级都掌握了政权，因而使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
自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至一八七○—七一年间的普法战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西欧与美洲业已胜利与确定的时期，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不管为了追求不知餍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在政治上终究还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能够起领导的作用。
资本主义世界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渐趋褪落与丧失而走向反革命
资产阶级当其尚能领导革命的时候，不管实质上只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冒充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去反对封建贵族和僧侣们的，总是冒充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去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的。
然而当人民觉悟起来争取自己的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时候，特别是当工人阶级成立了工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为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革命性就愈来愈褪落，思想上也就不再进步而趋反动了，就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吧，也不愿尊崇不敢提倡了，而回到唯心主义与僧侣主义的“茅坑”里去了。
它宁使勾结或投降封建君主和地主阶级，而民族利益也日益置之脑后了。
列宁在1918年0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与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词中曾经说：
“我们往常说过了，——而多次的革命也恰好证实这点，——就是当事情涉及经济权力，剥削者们经济权力的基础的时候，涉及他们的财产的时候，这些财产是使数千万计的工人与农民的劳动归他们支配的，是使地主们和资本家们有实行压榨的可能的，——重说一遍，就是当事情涉及资本家们和地主们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也就忘记所有自己关于爱祖国爱独立的语句了。……当事情触到阶级利润，资产阶级也就出卖祖国并与随便什么的外国人进行卖买勾当来反对自己的人民了。
这个真理，俄国的革命历史再次三番地说明了，正像百余年来革命历史给我们说明了似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政策的法则，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里，就是如此。”
（译自“列宁全集”第28卷第9页）
百余年来的历史，确是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由革命性到反革命的丑恶演变。
资产阶级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兰西大革命中，革命的精神算是非常饱满的，可是1848年普鲁士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就已没有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那样生龙活虎了，而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宁使和反动的贵族去进行妥协。
1871年0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的起义与巴黎公社的成立，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丧失和结束。
巴黎资产阶级在公社成立前的围城中曾大发国难财，并且正当人民挨苦受难奋起卫国的时候还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许工人成立军队，而宁使和敌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为的就是当公社一经成立，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将军就进兵来对公社实行血洗。
可是巴黎公社虽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摧毁了，终究还是历史上工人阶级第1次给予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愈益胆怯起来。
嗣后似像在奥匈、在俄国、在日本及其他各国，那里的资产阶级因为形成为阶级比较更晚，所以反动性愈益暴露，干脆就向君主和贵族叩头屈膝了。
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
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
正像列宁说的：
“在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和宪法周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发号施令的资产阶级，因惧怕日益增长和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便支持一切落后的、衰亡的、中世纪的东西。
日益衰亡的资产阶级，同一切已归衰亡和正在衰亡的势力联合起来，以图保存正在动摇的雇佣奴隶制度。
在先进的欧洲发号施令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
欧洲在今天之所以是先进的，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而是违反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使那争取美妙的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增大起来，只有无产阶级才保存和传播对落后、对野蛮、对特权、对奴隶制度、对人侮辱人的无情仇恨。”
（干部必读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42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总而言之，从人类整个世界范围与全部历史发展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则还有一定的革命作用
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时候，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倒还“余勇可贾”。
这是因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决不允许其也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为了间接地与直接地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命脉，除了实行直接的武装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外，总是尽一切可能地培养与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一切根深柢固的封建反动势力，因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深切地感觉着窒息的痛苦，就是和封建君主、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妥协起来仅仅希望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也极少可能。
这样也就使得“……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见列宁：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同上书第26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而这个“资产阶级还与人民一同反对反动势力。”
（见列宁：
“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43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管其本身怎样软弱，也就这样显示了“后来居上”的样子，演奏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中的“尾声”。
列宁与斯大林都曾一再地评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
列宁很注意中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指出孙中山先生“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经济革命’”的同时，曾誉孙中山“是充满着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的。
（均见同书“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
1917年苏联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在国际和国内的情况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从国际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真正开始了，从国内来说，这就是比资产阶级更强大更坚决的领导革命的阶级业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了。
国际国内这些新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而必须走向社会主义。
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析的，“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孙中山先生在这样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中并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这正是其非常伟大的地方；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
新三民主义在实行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统治的当中，基本上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相接近的。
所以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3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帮助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也正是坚持了这个正确意见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革命紧急关头动摇叛变
然而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深刻，即使资产阶级在和人民合作的时候，也能看出它的反动尾巴。
我们今天读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文章以后，就可知道早在1926年03月间，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脸孔掩饰下的反动尾巴，就已经发出警号了。
这个警号的发出，不仅是因为当时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而国民党的领导权已落在野心家蒋介石的手里，而且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认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而来的。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撇开了买办阶级，认为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然后论及中产阶级说：
“这个阶级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又说：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同志不但对资产阶级的右翼发出了警号，而且对资产阶级的左翼也发出了“提防”的警号。
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在国际国内新的情况和条件下还在参加革命，主要的是想利用业已过去了的、腐朽了的“革命老牌子”，来夺取革命的领导权；
这种领导权的夺取，为的并不是使革命贯彻到底，而是使革命当已经相当地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时候，能够“适可而止”，或者是事实上决不可能“适可而止”的时候，多少可以有些资本去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讨价还价，而实行对革命的变节。
毛泽东同志这种灼知与卓见，恰巧和当时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相反，陈独秀机会主义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没有警惕其反动的一面，所以当资产阶级既震慑于人民力量的风起云涌而又受革命敌人威迫利诱因而表示动摇的时候，不是对资产阶级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完全对资产阶级表示迁就，结果并不是争取了资产阶级，而是促进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疯狂进攻与对革命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投降。
中国一九二四——二七年间的革命，终于遭受失败了。
这个失败的原因：
从革命的敌人来说，其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国际帝国主义不但始终扶持着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等一切最反动的势力，而且还亲自出手露面，横加干涉。
但不管敌人怎样强大，假使革命阵营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动摇，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互勾搭而实行叛变，形成反革命对革命的里应外合，那么革命也许不会失败，失败了也决不如此惨重。
1924年至二七年间的革命是失败了，幸亏有毛泽东思想的存在，并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重新组织了革命的力量，建立了革命的武装，乃至创造了革命的根据地，革命终于又向上高涨起来。
不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更要推迟到不知什么年月了。
中国的民族危机迫使资产阶级又复“败子回头”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样迂回曲折，可是辩证的毛泽东思想却永远像灯塔一样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指示着明确的方向。
1924年至二七年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了，蒋介石集团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结果，自己很快就达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就是发展而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了，这时它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再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了。
蒋介石集团从此变成了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也一无所获，而其经济上所感觉的窒息，也不是放松而是加紧了。
因此，当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以后，毛泽东思想又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同志在其一手创造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从来就不主张对城市中小工商业者与农村的富农采取过“左”的政策。
特别是当1931年09月18日的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又复深重起来，毛泽东同志掌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就预见到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还是能够将资产阶级争取过来而发扬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反动的一面的。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估计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又各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篇文章里说：
“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
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
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
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这篇文章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里。
着重点原来没有的，下面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何等卓绝与英明！
毛泽东同志上述这篇文章是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其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国的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共根据毛泽东思想的政策与策略，不但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下，由于广大人民抗日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与壮阔，也使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不得不被迫而同意抗日，这是因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本小册子里所说的：
“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
这样就争取了国共再度合作，因而实现了1937年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一面主张联合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一面又丝毫也不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所以在上述同一小册子里又说：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
欧美派大资产阶级
（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
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
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
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这就是说，对于革命阵营里的资产阶级，甚至像顽固派那样类型的资产阶级，只要其和革命的当前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矛盾而表现不能完全公开地站在敌人方面，就应该像利用废料和废物一样，尽量利用。
但正是因为要利用其和敌人的矛盾而对革命有利的一方面，同时就必须尖锐地而又适当地批评与斗争其对革命不利的一方面，这样才能使革命事业不至于“得不偿失”，而使革命阵营益臻巩固而不致破裂；
或者就是破裂了也不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
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
抗日战争胜利后，整个资产阶级在主观上是很想独吞胜利的果实的，可是在客观上，因为抗日战争是倚靠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出兵而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所以资产阶级要想独吞是不可能的。
但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实际情况出发，不管整个资产阶级多么想独吞胜利的果实，对整个资产阶级里面的各别类型仍复采取了各别的看法和办法。
顽固的大资产阶级，也就是欧美派大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中间在抗日过程中总算还没有公开成为汉奸的部分，这部分在抗日过程中不但没有穷困起来，而且反而发了国难财，都变得肥胖的“白华”；
他们当抗日战争结束时，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定时间内所有的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而对革命有利的东西，这虽然在抗日过程中本来就是愈来愈稀的那么一点儿，也已随着消逝，实质上只留下卖国贼与独裁者的灵魂了。
他们不但想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而且已经吞下了不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
可是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要求和平，而他们的本质和本相也不是迅速便被当时在解放区以外的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能够清楚认识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愿望，曾委曲求全地与之协商和平，结果是经过一两年的时间，甚至最起码的民主和进步的表示都没有，并且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下，终于狂妄地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正像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里所说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
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就这样予以坚决的反击，直至最后摧毁其统治地位。
可是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不同的。
毛泽东同志说：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一切被束缚的生产力。
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与损害的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
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
（同上报告）毛泽东同志当时又说：
“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但是，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
（同上报告）后来事实都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而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而规定了政策，所以完全正确。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史无前例地实行卖国、独裁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使民族工商业毫无生存余地，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于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思想而规定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不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所散布的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幻想在群众中的影响一天一天减缩起来，而且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在反美反蒋中表示了中立，有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被争取过来，有的在全国解放以后也就被争取过来，也就是渐渐都倒向广大的人民方面来了。
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管对革命敌人多么软弱和动摇，对革命的广大人民多么畏缩和顾忌，然而民族独立与和平民主的实现，终究还是和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
而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思想而规定的正确政策，更是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
这些政策，从资产阶级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来说，就是公私兼顾。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
“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
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上报告）而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来说，就是劳资两利。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究竟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官僚资产阶级是靠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横征暴敛而致富的，所以他们的致富，是直接向广大的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并不仅仅采取对工人的剥削形式，可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世界上历史上一般的资产阶级一样，“如果在他的支配下没有被雇佣的工人，便不能生活和发财”。
（见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要完全撇开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不怕没有资产阶级，因为苏联10月社会主义革命证明了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在取消了剥削制度以后，生产就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生活也大大地优美起来；
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没有工人阶级，所以当工人阶级要起来革命时，资产阶级一面镇压，一面常常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提倡劳资合作。
劳资两利的政策看来类似资产阶级欢迎的劳资合作，但二者本质不同：
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改良政策，完全是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与剥削制度出发的；
劳资两利却是在中国这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里的合理政策，完全是从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出发的。
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的政策，既使资产阶级能够照样生活，并赚取合法的利润，又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与国营经济的领导消除顾虑。
这样，除了已经被人民打倒了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外，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就被争取过来。
不过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说：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论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也就这样而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共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员，不过它决不是领导者，决不能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工人农民“分庭抗礼”，而是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罢了。
解放以来，资产阶级竟又“得意忘形”乃至“以怨报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年多以来，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也有了学习，受了教育，参加了如像抗美援朝那样伟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也曾表现出来了自己靠了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同获解放的欢悦，因而也曾流露了爱国情绪与爱国行为。
可是他们在对解放表示欢悦的同时，在“一面倒”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们“做生意”应有范围与受约束的问题上，原来就是现在还是存在着错误的想法和看法的，有的甚至在言语与行动中也就表现出来。
俗话说的对：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资产阶级由于其思想主要是集中于追求利润，所以当利害关头的时候，必然是只管个人与小集团而不顾大众。
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展开与获得伟大胜利，物价的稳定与市场的扩大，国家根据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的原则帮助工商业者的渡过难关，使私营工商业渐呈活跃气象。
可是这些工商业者并不“饮水思源”，忘记了共产党与工农劳动大众的恩德；
他们没有想一想：
他们的同获解放是主要倚靠共产党的领导与工农劳动大众的力量而来的，他们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耐心的善意的长时期的艰苦争取才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有上述这样的地位的，他们的活跃是和抗美援朝运动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可是他们竟不顾战争的需要与士兵的健康，不顾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大发横财，有的甚至不惜又和帝国主义去打交道。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4章标有二百五十数目的注解里，有一段话形容资产阶级是异常生动的：
“以前曾有人说自然惧怕真空；
正像这样，资本原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极微的所在的。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如确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在任何地方使用的；
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将活泼起来；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积极地大胆了；
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
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
（邓宁格著“工会与罢工”一书中引“评论季刊”）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里又复为非作歹，实行行贿，实行偷税漏税，实行盗窃国家资财，实行偷工减料，实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了。
自从今年元旦毛主席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来，资产阶级的罪行就一天一天被揭发了。
他们有的甚至用打进来与拉出去的办法，在各政府机关部门包括军事、财政、经济、文化与各群众团体包括工会等里面建立据点，实行里应外合；
并用极下流无耻的手段来腐蚀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直至共产党员。
他们通过经济侵蚀、组织渗透、思想影响等三管齐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进攻，正像薄一波同志在02月01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里所说的，他们的进攻就是在进攻祖国，进攻勤劳勇敢的人民，进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人阶级，进攻农民阶级，进攻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攻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进攻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进攻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
薄一波同志说得对：
“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等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却是极端有害的。”
（1952年01月09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他们得意忘形，似乎他们应该与能够“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了，似乎他们应该与能够“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了。
他们从妄想独吞革命的果实发展而为妄想篡夺革命的果实；
想使中国不走向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要回复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华东和上海在贪污案件的坦白和破获中，不少人承认了“利用公营企业的资本，发展私人的工商业”的阴谋。
这种“化公为私”或“合公营私”的阴谋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然而还是说得不全面的和不彻底的，因为有些人利用的并不是公营企业的资本，而是直接掠夺和盗窃国家与人民的资财，直接损害了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力，直接破坏了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因为有些人掠夺和盗窃了国家与人民的资财以后，并没有发展私人的工商业，而是将赃款和暴利供无耻的挥霍，甚至偷运私逃而将国家人民的财富存放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地方。
但是就拿这些阴谋来说，如果公营企业的资本竟被大量利用，那么我国原本非常薄弱而又经过反革命破坏的仅有的工业基础就不能恢复，更不要谈发展，那么所谓发展私人工商业，是在国家没有工业基础的沙地上发展的，是无计划地乱七八糟地为了追求暴利在发展的，那么很明显的：
这样的工商业也就决不是人民中国所需要的工商业，而仍是腐朽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仰赖帝国主义鼻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商业；
什么发展不发展，完全是最不要脸的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罢了。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由于本性的恶劣，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
这种进攻如果让其继续，整个国家就有沦亡而变成为殖民地的危险，全体人民就有再变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牛马的危险。
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整饬党纪并在党内广泛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号召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实行坚决的反击，乃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并非在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既已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并倚靠毛泽东思想在领导的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乃至人民团体与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既已号召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给予这样的进攻以声势浩大的反击，那么，是不是资产阶级就会从此自居或被摈在中国人民的队伍以外了呢？
不是的；
因为这是不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
资产阶级的进攻，从毛泽东思想来说，并不是什么意料以外的事，因为毛泽东同志早已知道在全国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定要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
所以糖衣炮弹这个警号，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而是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发出来了。
然而除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外，中国共产党对整个资产阶级，不但在全国解放前争取其共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且在全国解放后仍争取其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共同来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的历史条件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的政策并不仅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全国人民的利益与对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也是相符合的。
这在上面已经说得很多了。
中国共产党号召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实行反击，并没有就此完全摈斥资产阶级的意思。
资产阶级只要遵守与各革命阶级共同通过的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领导，不再留恋于过去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配角或小厮的可耻地位，奉公守法，从事于并不会操纵国计民生而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经济事业，在国家整个计划与在国营企业领导下与其他各种经济实行分工合作，那么对全国工业化的伟大事业，仍可起助手作用。
须知中国人口之多，地域之大，国内市场无比广阔，资产阶级的事业也就尽够发展了；
至于加工定货，为公私合营的事业服务，正是资产阶级面前摆着的康庄大道，更不必说了。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但对国家还是可以有所贡献，同时对自己也有莫大利益。
至于将来，那么毛泽东同志已经说过了：
“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1950年06月23日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周恩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也清清楚楚地说：
“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
这样说来，国家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并不需要摈斥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越是不犯法就越是有很广阔的道路可以走的。
再说，资产阶级中间的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也不是可以一律看待的。
这在“三反”与“五反”运动中也完全清楚了。
首先，对工业化的贡献与作用来说，不但公私合营与完全私营是有区别的，而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是有区别的；
在商业资本家中，行商和坐商又是有区别的。
从上述进攻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来说，怙恶不悛的大贪污犯与大盗窃犯究竟是极少数，这些人有的直接谋害人民志愿军，完全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凶，有的不但组织攻守同盟乃至生死同盟，甚至对检举人进行罪恶的报复，乃至杀人灭迹；
他们至死不悟，实际上已十足成为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不仅不应列入一般的人民的队伍，也不应列入一般的资产阶级的队伍；
可是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不仅有的始终是守法的，而不法的，经过广泛展开的“五反”运动以后，也可能悔悟、坦白，成为守法的人。
是的，资产阶级只要存在一天，那么资本家的不法也就会一天不断发生，尤其是像上海这样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资本主义反动思想影响最深最久的地方，其狡黠和顽强有时比别的地方更为厉害，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异常尖锐和剧烈的斗争，将来，这个斗争也是不会松懈的，不过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那么自甘堕落自归淘汰的人，定会一天一天少起来的。
总而言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争取资产阶级来共同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不但必要，而且可能，所以这个政策是英明而正确的，终究还是要贯彻的。
资产阶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腐朽思想即五毒思想危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事业
资产阶级中间，对国家人民来说其品质良莠各有不同，在其自己相互的关系上，集团与集团或个人与个人之间，是有不同的利害关系的。
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而对其他人民来说，特别是作为阶级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其共同性格的，他们之间在一定程度内是有其共同的利害关系的。
认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资产阶级今天决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与全体规模上有组织地来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正像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
“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是的，他们是造不起反来的。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互相联系起来做出很多自私自利的坏事了。
记得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描写一个警官叫尼基霍勒契的对人说：
“看不见的线索，好像蜘蛛一样，由亚历山大三世及其他的皇帝陛下的圣心中出发，它穿过大臣贵人们，穿过总督阁下及各级官吏，一直到我的身上，甚至一直到最下级的兵士身上。
这些线索把一切联系起来了，把一切缠绕起来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事实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的犯法，往往不是单干，而是合伙干的，而一群“虎”与一窝“虎”之间，又往往是有联系的，有些案件的暴露说明了各大城市间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广州等等甚至香港都有联系；
他们合伙搭股除了上述不法的攻守同盟与生死同盟外，更有不少用联营、委托等形式，或用聚餐、座谈等形式，但也可以不用任何形式而只凭“一句闲话”，这样各行各业因为经过纯业务性的或非纯业务性的、与买卖有直接关系的或与买卖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各样小圈子、大圈子、连环圈子等等，互相接触，互相交错，而彼此联系起来。
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别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
但同时，作为阶级来说，又有它的共同性，这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便是引到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不惜投机取巧，损公利私以及极端地损人利己。
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性是异常深而且大的。
作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对立的，因为一方是个人主义的，一方是集体主义的。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
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的阵线。
例如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有这种统一战线。
在中国，出现几次这种统一战线，而在现在还继续着这种统一战线。
这种统一战线因为有矛盾，所以在统一战线本身中，便需要又联合又斗争。
例如这次“五反”的斗争，便是由于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极端地贪图私利而破坏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进行斗争以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随便举些例子来说：
资产阶级为了私人利益，就竭力钻营，吹、拍、捧、拉，或上欺下压，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而对劳动人民则鄙夷嫌恶；
工人阶级为了革命利益，对敌狠而无情，对己对友无不诚恳坦白。
资产阶级强调个人的才能，而这种才能也只在有助于其赚钱与发财时才获得微薄的报酬和赞赏，工人阶级强调群众的创造力，信任群众与倚靠群众，每个人都只有在和群众的紧密团结中来获得力量与发挥力量。
资产阶级既只看见个人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只看见赚钱发财就是本事，反而看不见生产真是本事，看不见广大群众才是力量，所以总看不见全面和大局，归结到哲学上必然是机械的，唯心的。
工人阶级在其先进部队即共产党的教导之下，则不但看见近小的利益，而且也看见远大的利益，不但看见个人的作用，也认识群众的巨大力量，而且从事生产，掌握社会发展的关键与规律，所以是辩证的，唯物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有爱国思想，而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参加抗美援朝，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但是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过去和帝国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多少有联系，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媚外与崇美亲美的奴化思想不易根除，不然便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凡是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不管其本质上有什么区别，都一视同仁，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我不分。
工人阶级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旗帜鲜明地拥护社会主义而反对帝国主义，同情并援助任何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的解放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里反动与好战的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完全分别看待。
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对旧的知识分子，对学者、专家和技术人员，甚至对青年学生，都有深厚与长远的不良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和同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具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超政治超阶级思想乃至纯技术观点等等结合起来，使许多学者们、专家们、技术人员们，乃至有些青年工作人员，也只知个人与小单位的利益，而忘记了整个国家、全体人民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有的甚至在行动上同流合污，其危害新民主主义建设，阻碍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更属显著。
所以从这类错误思想来说，更是必须向资产阶级广泛地进行反击，像对病菌一样来进行防腐和消毒工作，而且要贯彻下去，来改造大多数可以改造的工商业者，来彻底地全面地肃清其对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恶劣影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因而造成条件，可以更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
对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必须贯彻防腐和消毒的工作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有两重性的：
在革命胜利以前，他们的积极方面是不满与不甘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消极方面是畏惧工人阶级与革命势力，在敌人面前软弱无力乃至动摇妥协；
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积极方面是能够为了合法的利润而进行经济的活动，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而消极方面除了对革命敌人还残留有软弱动摇的本性外，就是五毒活动，乃至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今天中国来说，也有它的两面性。
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够有其积极的一面，便是真实地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
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消极方面，不断受到批评，受到打击，而积极方面，不论其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上，甚至一点点一滴滴也使其尽量发挥，对国家人民有其较多的贡献。
资产阶级只有搁置其自己的丑恶思想即五毒思想，而按照由毛泽东同志领导而经过各革命阶级协商制定的“共同纲领”以及人民政府先后颁布的各项法令去办事，才是有出路与生路的；
我们这样来分析与对待资产阶级，正是对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都有利的。
从这里正像从其他种种方面一样，也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思想的如何正确，如何深刻，如何伟大。
所以我们都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彻底地、从历史上、从环境中来认识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积极参加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并与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斗争，务使狡猾恶毒而又毫不悔悟或不肯立功赎罪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逃不出法网，使不法的工商业者改过自新，同时又使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被尽量地揭露与无情地批判，减缩并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农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更快地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站稳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敌我分明，是非分明，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既不夸张，也不怯弱，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改造自己，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与走向社会主义就有加速的保障了。

出席国际法协理事会会议
沈钧儒等赴维也纳
【新华社09日讯】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沈钧儒、理事柯柏年等一行，在09日上午六时搭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维也纳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
到机场送行的有首都法律工作者和各人民团体代表谢觉哉、史良、张志让、钱端升、吴溉之、张奚若、陶希晋、罗叔章、阎宝航、闵刚侯、廖梦醒、吴茂荪、袁葆华等多人。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定于04月16日到18日举行。
会议将听取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关于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报告，并将根据报告作出结论，和通过发表这个报告以及根据调查团的结论采取行动的决议。

国际经济会议继续举行三个工作小组会议
许多国家代表发言主张消除歧视扩大各国间贸易合作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国际经济会议的三个工作小组（发展国际贸易工作小组、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解决社会问题工作小组和落后地区问题工作小组）在07日继续举行了会议。
在发展国际贸易工作小组会议上，西方国家的工商界代表们都在发言中分析了他们本国对外贸易由于支付危机而陷入困难的境地。
可以利用的出口和进口的可能性并没有利用。
他们并举出了统计数字来证明这种情况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雷任民叙述了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历史，并指出了新中国进口和出口的极大的潜在力量。
匈牙利、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代表们，都在会上指出各该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使进出口的潜在力量大大增加。
匈牙利的德盖伊说：
在1953年到1955年内，匈牙利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贸易利益的基础上，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供应和购买价值二十五亿瑞士法郎的货物。
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萨文指出：
在一九五三——1955年间，罗马尼亚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十四到十八亿瑞士法郎的货物。
法国的巴特兰姆教授在发言中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研究发展国际贸易问题，与适当的国际机构保持联系，并在必要时召开另一次国际经济会议。
他的建议获得了巴基斯坦代表马希哈地的支持。
许多国家的代表也提出了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具体建议。
英国企业界代表培利建议到会者向本国企业界报告会议的工作。
他认为，各国应该召集整个企业界和经济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国际经济会议应建议每半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国际博览会，各国企业界互派代表团，组织讨论具体的贸易与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出版国际性的刊物或公报，以继续这次国际经济会议的辉煌工作。
伊朗的达夫塔里教授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研究会议上所发表的各种意见，以拟定关于最重要问题的建议草案，提交工作小组。
英国企业界人士勃克曼建议成立六个不同的商品组，买卖双方在商品组中像商人一般彼此讨论，以利于发展贸易。
保加利亚代表乌拉德吉罗夫教授在介绍了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潜在力量之后，提出了关于恢复正常经济关系、分配原料、确立与各国工商业企业缔结合同的条件、促进货物运输等建议，以供工作小组考虑。
印度代表乔杜里建议会议考虑在每个国家设立全国委员会，俾使这次会议所完成的工作得以继续的问题。
在发展国际贸易工作小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
卡芳尼尔（比）、昌德（印度）、俞道承（朝鲜）、阿拉维（巴基斯坦）、陶布莱茨伯格（奥地利）、罗逊（以色列）、哈隆（巴基斯坦）、雪尔佛曼（美国）、维拜蒂（意）等人。
小组会议最后在兰基（波兰）的建议下，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拟定工作小组将来提交全体会议的建议草案。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小组会议，开始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
参加工作小组会议的法国、意大利、芬兰、墨西哥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强调说：
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歧视政策，已使这些国家与东欧国家和中国的贸易不振，结果使西欧、南美、近东、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
这些代表们并列举具体的事实和数字说明，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恶化和扩张军备运动的加紧进行，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工业和农业日趋不振，民族独立正在丧失。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约鲁丹指出：
西欧国家和美国最近禁止三百一十六种工业品向东欧输出，这样一来，采取这种歧视措施的国家所接到的定货将会减少，失业人数将会增加。
另一方面，现在西欧已有七百余万人完全失业，日本已有一千八百余万人完全失业，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则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日常生活资料。
他赞成会议建议减少军事费用和发展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贸易的主张。
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和波兰的工会领袖瓦劳赫、刘子久和柯罗西维兹，报告了本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进展，以及顺利解决失业、贫困、传染病、住房和粮食等社会问题的情形。
他们还揭露了国际贸易关系失常的原因，并强调指出有必要恢复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自由贸易。
他们指出：
这样可以使现在遭遇困难的国家的经济重获生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金灿谈到美国正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他建议各国减少军备生产，把省下的钱来设立一个国际防疫基金。
英国工会领袖韦恩教授在发言中，建议向一切国家的政府呼吁消除在对外贸易上的政治限制，并在今后数年内增加贸易量百分之五十。
墨西哥工会领袖罗哈斯、阿根廷代表伊斯卡罗，在发言中指出：
美国垄断资本对拉丁美洲的控制越来越加紧，拉丁美洲各国劳动人民的处境日益悲惨。
伊斯卡罗并以阿根廷代表团的名义，建议工作小组把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在05日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四项建议，提交国际经济会议批准。
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工会领袖伦土拉姆和古普塔，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该国劳动人民的艰苦的生活。
伦土拉姆力主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商务关系，并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成为和平的可靠的基础。
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芬、法、荷、奥、保、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代表们。
工作小组最后选出了以伊夫提卡鲁丁（巴基斯坦）为首的四人委员会，以制订建议草案。
在落后地区问题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谈到某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和人为障碍，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准所造成的有害后果。
智利代表米拉斯和墨西哥代表库瓦，痛斥了美国资本操纵他们国家市场的情况。
小组会议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巴基斯坦代表胡塞恩的发言。
他代表巴基斯坦代表团，建议国际经济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大国遵行和平政策，要求经济发达的国家通过投资、长期贷款、技术援助等方式来帮助落后国家，而不以任何政治义务强使它们接受；
并要求通过各国的谈判，来草拟给予这种帮助的计划。
中国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陈翰笙在发言中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愿意和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
罗马尼亚的阿森纳与波兰的伊格纳尔叙述了他们本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以及在扩展国际贸易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贾德莱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温克勒，在说明了他们本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形之后，并表示愿意协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
英国议员戴维斯谈到了苏联代表奈斯特洛夫在05日全体会议上的演说，说它是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一篇声明。
戴维斯说，他十分重视发展西方与东方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工作。
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阿根廷、法国、巴基斯坦、保加利亚、缅甸、塞浦路斯、加拿大等国的代表。
许多代表们也提出了关于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和落后国家参加国际贸易问题的建议。
在会议期间，有一个委员会协助各国企业界代表进行联络。
例如，意大利一些公司的代表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会谈，讨论购买茶和出售五金工业工作母机、汽车、电影器材和其他货物的问题。
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的代表们，十分希望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希腊反动派竟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
悍然杀害贝劳扬尼斯
全世界展开抗议运动
【新华社05日讯】
03月31日，希腊保皇法西斯政权在美国主子的命令下，悍然杀害了英勇不屈的和平民主战士、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贝劳扬尼斯和他的三个同志。
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这种凶恶的暴行，激起了希腊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无比愤怒。
长久以来，在美国驻雅典大使亲身参与策划下，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布置这次谋杀。
早在1950年12月，希腊秘密警察就逮捕了贝劳扬尼斯。
去年11月16日，雅典当局就在专门迫害希腊爱国者的所谓“九十三人审讯案”中，伪造所谓“从事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贝劳扬尼斯等以死刑，但是由于全世界舆论的压力而未敢执行。
今年03月01日，雅典军事法庭又在所谓“二十九人审讯案”中，以无耻捏造的“间谍”罪名，再次把他们判处死刑，并宣布要在判决后三天内执行。
但是，希腊人民和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进步力量所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又一次迫使希腊当局不得不暂缓执刑。
然而，美国人及其希腊走狗们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罪恶阴谋，他们不惜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终于命令雅典的所谓“特赦委员会”驳回了贝劳扬尼斯和他的同志们的上诉，实现了对他们血腥的谋杀。
希腊人民英雄贝劳扬尼斯遇害的消息传出后，抗议美国人和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杀害贝劳扬尼斯的运动，像燎原烈火一般在希腊以及全世界各地扩展。
在希腊各城市和乡村、牢狱和集中营，人民都以行动来表示抗议。
希腊议会中的左翼民主联盟的议员已向议长提出抗议。
流亡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希腊爱国者保证在希腊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希腊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都打电报给希腊共产党，吊唁贝劳扬尼斯的遇害。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都举行集会，保证努力加强和平阵营的力量，来回答美国人和希腊保皇法西斯分子对希腊和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挑衅。
英国和法国共产党都发表宣言，谴责这种新的暴行，并且号召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以色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呼声报”痛斥这种罪恶的谋杀。
费尔顿夫人、毕加索及其他英国、法国的社会名流都发出抗议。
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和塞浦路斯岛的劳动人民纷纷停工集会，或举行示威游行，或发表声明，抗议希腊当局的暴行。

必须保护人类免受细菌战的威胁
各国人民继续抗议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全世界各地人民继续愤怒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苏联科学家痛斥美国进行细菌战主张严厉惩办美国侵略者罪犯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实验医学院实验室主任杜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
杜金教授曾因发现能够杀死细菌的物质而获得斯大林奖金。
杜金教授说：
我发现消灭微生物的物质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很愉快地知道：
我的小小的贡献现在已在我们国内用于医治各种疾病。
延长人类生命、使人类更健康地从事劳动——这是苏维埃国家科学家的目标。
在这同时，疯狂的美国强盗和他们的伪科学家走狗竟在撒布致命的疾病。
这是人类进步的敌人的穷途末路的行径。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理智。
这些罪犯应该立即加以逮捕，并予以严厉的惩罚。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委员、人民艺术家却卡索夫说：
一小撮罪恶的干涉者正在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人民使用细菌武器，他们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显出他们已愈来愈陷入绝境。
苏联人民对于这些暴行发出的愤怒呼声，已和全世界正直人民的广泛抗议汇合在一起。
让我们为和平的崇高事业的胜利而斗争吧。
苏联人民在决议中纷纷要求世界和平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人类，使之免受细菌战的威胁。
印度人民发动大规模签名运动坚决抗议美帝国主义万恶罪行
印度人民继续举行集会，并发动了大规模签名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万恶罪行。
印度首都德里的人民在04月05日和06日举行了两次抗议大会。
新德里统一进步联盟书记夏尔玛在一次大会上发言，痛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野蛮行为。
西孟加拉和平理事会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签名运动，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并要求惩办那些细菌战的罪犯。
印度国会议员苏捷达·克利伯兰尼夫人等八位德里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和以印度著名科学家、前印度科学院院长、印度国会议员沙哈博士为首的西孟加拉八位著名的科学家都发表斥责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声明，并指出：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在进行了实地调查以后，已证实关于细菌战的指责。
声明说：
细菌战穷凶极恶地破坏了一切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国际法所不容许的行为。
声明号召印度全体科学家一致签名斥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
印度的阿里加大学曾举行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的暴行。
大会通过决议说：
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军队已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并且违反了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大会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停止使用细菌武器，并且要求印度政府在联合国提出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
这个决议的一份已送往印度政府，另一份已送给美国驻印度大使。
据电通社开普敦03日讯：
南非德兰士瓦和平理事会主席汤普生牧师曾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电报说：
这种行动是绝望的挣扎。
英国曼彻斯特家庭妇女示威向美领事抗议美国违反人道
黎巴嫩“电讯报”刊载了黎巴嫩和平战士领袖汉纳、塔伯特和沙哈尔（前译为沙盖尔）致联合国秘书处的电报，全文如下：
“从朝鲜传来的关于美国使用细菌炸弹的消息，使联合国沾染了无可洗雪的耻辱。
这种罪行已经为各种团体进行的调查无可置辩地证明了。
所有正直的人民都谴责这种兽行。
联合国必须立即设法制止这种野蛮勾当，并严惩罪犯。”
04月04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有一批家庭妇女高举着抗议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旗帜，在大街上游行。
她们去会见了美国领事，并把反对美国违反人道的行动的抗议书一件递交给他。
抗议书说：
“这种行动侮辱了所有正直人民的良知。”
培尔法斯特工会理事会通过决议，对美国进行细菌战表示极度的憎恨。
巴西“人民报”报道：
市参议员米兰达在联邦地区的市参议会发言时抗议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争。
他说：
对英勇的朝鲜人民使用细菌武器是希特勒继承者最显著的特征。
“杜鲁门的军队正在破坏严格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这些新纳粹分子发现他们愈来愈陷于绝境，就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
为了维护人类法律，为了维护国际法，我们必须制止杀人犯的血手。”
米兰达最后号召巴西人民加紧争取和平的斗争。
“人民报”的社论谴责美国侵略者的新罪行，并号召巴西人民坚决地抗议使用细菌武器。
该报说：
人类的良心强烈地愤恨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者所造成的罪行，他们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的平民使用了细菌武器……在朝鲜犯下的一切恶毒的罪行中，使用为国际协定和法律所禁止的细菌武器，是在朝鲜的侵略者所使用的一种最下流和最恶毒的方法。
全世界都愤怒地抗议这种闻所未闻的罪行。
巴西人民必须也发出他们正直的声音，来抗议那些在远东散布死亡和恐怖种子的人们的滔天罪行。

抗议希腊保皇法西斯政府的血腥暴行
希腊保皇法西斯政府不顾希腊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愤怒抗议，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之下，悍然杀害了希腊和平民主战士、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贝劳扬尼斯和他的三个同志。
美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的这种罪行，又一次暴露了他们是希腊人民最可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政府杀害贝劳扬尼斯等希腊爱国志士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恐怖的血腥手段，来摧残希腊的民主力量，以便镇压希腊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保皇法西斯暴政的爱国运动。
为了加紧准备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已将希腊拖入了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并正在把希腊变成它在地中海畔实行侵略的桥头堡垒。
为便于在希腊放手地推行它的战争政策，美帝国主义又命令希腊反动政府对要求面包和自由的希腊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将无数为祖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希腊爱国志士，非法拘禁在遍设于希腊各地的集中营里，任意加以迫害和屠杀。
但是希腊的爱国志士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希腊人民热爱和平、要求自由的意志也不是反动派的牢狱或集中营所能禁锢的。
贝劳扬尼斯等爱国志士将永远活在希腊人民的心里，他们反抗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的正义事业，将会为成千成万的希腊爱国人民所继承。
可以确信，获得最后胜利的，一定不是穷凶极恶、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它的走狗，而是英勇不屈、坚持斗争的希腊人民。

美国政府竟继续拨款扩大研究细菌战
加报揭露加拿大国防部参与美国研究细菌战的活动
【新华社09日讯】
正在朝鲜和中国疯狂地使用罪恶的细菌武器的美国侵略者，悍然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正在以更多的款项扩大研究和准备细菌战。
据美联社华盛顿06日电透露：
美国陆军很有把握明年能从国会得到更多的经费，以研究细菌战。
该消息透露：
“陆军的四亿五千万元研究和发展预算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细菌战争的。
当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从07月01日开始的这一财政年度的五百二十亿元的新经费中削减四十一亿元时，这一项目原封未动。”
据路透社称：
“这个数目比去年度增加了二千三百万美元。”
而上述美联社的消息承认：
从“（拨款）小组委员会所发表的证明可以看出，军事当局利用增加了的经费以继续研究细菌战争。”
美国增加经费从事研究和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还可以从负责领导进行细菌战的美国化学兵团司令布伦的谈话中得到证明。
他肆无忌惮地公然宣称，“已经要求增拨经费，用以进行生物战的试验”，并且承认：
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更加重视生物战，并且对此相当紧张，所以要求增加经费”（路透社华盛顿03月30日电）。
【新华社08日讯】
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美国侵略者曾和它的仆从国家一起长期从事研究和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
据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机关报“加拿大论坛报”最近揭露，加拿大的“国防部科学研究处”就是和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和其他残酷的杀人武器的机构。
早在1949年，“蒙特利尔旗帜报”就说：
国防部科学研究处处长索伦德“所知道的杀人方法，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多”。
在报纸消息中，索伦德的名字和蒙特利尔麦克济大学细菌学系教授莫雷的名字是被一同提及的。
莫雷是研究脑膜炎双球菌的权威。
脑膜炎双球菌是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和中国所使用的细菌的一种。
这种细菌是脊髓脑膜炎的病原菌。
“加拿大论坛报”说：
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曾经从1950年03月15日起在渥太华的一个礼拜堂里举行了三天的会议，进行了极端秘密的讨论，开幕会议是由索伦德主持的。
“加拿大通讯社”当时曾经报道：
这次会议讨论了索伦德在研究细菌战、化学战和其他战术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并说：
“支持索伦德的工作的，是一种交换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加拿大就专门致力于细菌战、毒气战和北极战的研究，并将研究所得转告给其他国家，向其他国家换取其他方面的研究结果。”
索伦德今年03月03日曾经在多伦多一个加拿大青年俱乐部的会议上演说，他说：
加拿大国防部科学研究处的预算，三分之一是用来研究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战武器的。
国防部科学研究处的预算费用四年前是一千三百万加拿大元，现在已经是四千二百万加元了。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返抵沈阳
【新华社沈阳09日电】
由朝鲜返国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率领下，已在09日上午到达沈阳。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王斌、副部长白希清，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李桂森等前往车站欢迎。
调查团全体人员将在10日乘车返回北京。
【新华社平壤09日电】
“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率领下，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获得了证实美帝国主义大规模进行细菌战的充分的确凿的证据。
该团在胜利完成任务之后，已在07日离平壤回国。
该团离平壤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爱；
社会部长金千海；
共和国政府保健相李炳南、教育相白南云、外务省副相李东建、保健省副相卢镇汉、柳基春、文化宣传省副相奇石福等党政首长；
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玄勋、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基洙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我国驻朝大使馆代办甘野陶，以及平壤军民各界代表都曾前往欢送。
共和国保健省副相卢镇汉并亲自送该团到中朝国境。

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举行
招待会招待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各国代表
【新华社0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诺夫在06日举行招待会，招待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各国代表。
出席招待会的有：
国际经济会议秘书长香贝朗，南汉宸（中），陶布莱茨伯格教授（奥地利），波以德—奥尔勋爵（英），里维拉（阿根廷），奥立维拉（巴西），郑文炳（越南），德盖伊（匈），库赫科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甫里斯（荷），台佳苏克曼那（印尼），昌德教授（印度），达夫塔里博士（伊朗），佛兰科（意），伊夫提卡鲁丁（巴基斯坦），兰基教授（波），巴斯迪（法），维克利（美），鲍尔（捷）和世界工会联合会领袖维多里奥、赛扬，以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工会和合作社工作者。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全苏商会主席奈斯特洛夫和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人员，苏联部长兹维列夫、库米金、提贺米尔罗夫、斯托列托夫，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布罗尼科夫、布杜佐夫、果洛多夫、科洛提金、科诺年科、洛兹曼诺夫、密罗诺娃、李若科夫、费留宾，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里昂诺夫，以及莫斯科人民的代表，科学界、文学界、艺术界和经济团体的代表。
苏联和外国报界的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附图片）
04月0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开幕。
照片上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雅斯诺夫在开幕会上致欢迎词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