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04月05日
星期六
良礼兄屡次提及，以前[彼]在香港和外交部司长薛寿衡兄所谈，由我政府补助经费，作彼在印尼作宣传工作事。
良礼兄认为薛经允许，未能实行为失信。
其实薛只表示关于侨民登记及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如能收到相当效果，则补助经费非不可能。
现在良礼兄竟认为已经允许未能实行，又言彼已对苏巴佐外长报告，我方已作此承诺，且谓此种承诺系协助苏巴佐者，未免远离事实矣。
彼为此事常常对我发牢骚，因为既非正式约定，又无文字记载，只好支吾以对，免伤朋友感情。
最可异者，即彼到香港既再三声明非政府或苏巴佐代表，而且彼来访我嘱向台湾接洽，又系纯由彼个人自动。
在理不能谓为台湾自求于印尼政府或苏巴佐，最少此乃双方合作，双方有利之事，不能于尚无若何具体成议之前，遽尔责台湾不肯以金钱援助也。
今印尼政府已改组，苏巴佐已下野，前议恐已不能进行。
惟良礼兄之态度终觉使人难于索解。
彼对我个人甚尽友谊，住于其家，借钱与我使用，大小事务悉心予我以方便。
但彼对我政府耿耿不能去怀，谓政府只给我以美金六百元，除来往旅费、治装费，及购买礼物外，只余港币三百元带来，戋戋此数如何能作活动？
话虽不错，惟彼亦太不了解我政府目前处境之困难矣。
在我亦明知此行过于冒昧，且行前印尼政府正闹倒阁风潮，新阁未立。
不过以彼既有诚意邀我前来，欲借此机会来此一观情势之演变，看能否为两国未来关系稍竭棉薄而已。
我现在处境实在十分窘迫。
但既已到此，只能暂时忍耐，精神之不安难以文字记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