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05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情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
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52)，认为这是正确的。”
“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
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工业从宽，商业从严；
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
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
“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
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
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
但行贿的人很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
故于北京建议第6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
“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
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
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
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
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03月03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
“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
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
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
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一些批注。
报告说将全市资本家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四类，毛泽东批注：
“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
报告提出“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批注：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
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同日
阅西北军区党委03月02日关于对第22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的电报，批示：
“周：
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
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
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同意王震在03月01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所重申的“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44期上的一篇内部通讯，批示：
“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同日
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03月03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
“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同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03月05日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
报告汇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53)，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和卫生部顾问介绍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批示：
“照办。
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09日，审阅聂荣臻07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的报告，批示：
“退聂办。
很好，照办。
京津一带速办防疫。”
09日当天，周恩来和聂荣臻、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
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刘澜涛、黄敬出席。
(52)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个文件共有9条。
毛泽东审阅时在第9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
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一段话：
“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
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
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53)1952年3月0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指示聂荣臻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部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请苏联再派一个全天候的喷气式驱逐机师来东北加强防空力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