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建筑公司总经理
李公侠铺张浪费思想右倾被停职限期反省
【本报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北京市建筑公司总经理李公侠，在生活上、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
他所领导的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并曾发生违反政策的错误。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李公侠虽然做过一些检讨，但很不深刻。
由于他还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对公司所属各单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便推动不力，并对一些手面不干净、压制民主、抵抗运动的干部和贪污嫌疑分子，采取纵容甚至包庇的态度，因而大大影响了运动的正常开展。
市的领导机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不久，即在01月13日，指派张友渔、薛子正、程宏毅、顾大川、范儒生等五人组织专门委员会，并由这个委员会派出一批干部会同公司所属各单位的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进行检查。
现已查出了大批贪污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坐探。
现在，市人民政府根据初步检查的结果，在02月29日决定停止李公侠的一切职务，限期反省。
然后根据他反省的情况和继续检查的结果，再作最后处理。

华东区一级机关发动第4次战役
围剿隐藏的顽固的大贪污分子
【新华社上海03日电】
华东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围剿大贪污分子的第3次战役已胜利结束，从03月01日起展开了第4次战役。
前三个战役所获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坦白和检举出来的大贪污分子显著增加；
各机关领导方面已积累了经验，熟练地掌握了对贪污分子的斗争方法，并且灵活运用了新的战术；
特别重要的，是对某些顽固不化的大贪污犯摸出了他们顽抗的规律，因此，在斗智、斗理、斗力的过程中，使他们逃不脱战斗的火网。
这一时期，各机关打“虎”战役的主要特点，是捉住了一窝一窝的大贪污分子，摧毁了一些“虎窝”。
有不少案件牵连较广，头绪较杂，问题不易发觉，但是经过大胆怀疑，调查事实，缜密地研究材料，分析贪污分子的活动规律，打开缺口，步步紧追以后，就没有不破获的。
有些单位捕获了分布在内外的“虎窝”以后，就进入全面出击；
有些原来斗争开展得稍迟的单位，现在也已突破了几个重大的“虎窝”，迅速走向战斗的高潮。
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整顿了战斗队伍和加强了政治工作。
要捉尽一切大小贪污分子，不仅需要不断地克服右倾思想，在战斗中整顿队伍，教育干部，擦亮眼睛，反复地讲政策，讲战术，讲敌情，讲对策；
而且必须做好对敌政治工作。
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各次围剿“虎窝”时，一方面整理自己的队伍，交代任务，同时交代纪律；
另一方面，向贪污分子反复地说明政策，指明方向，并充分地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使贪污分子迅速分化，有些原来隐藏得很深的大贪污分子也因而露了头。
第4次战役开始后，反贪污斗争的声势更为浩大；
但另一方面，困难也显然增加，因为有一批更顽固的大贪污分子隐藏得更深。
为此，华东增产节约委员会特强调指出：
必须继续深入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以便充分掌握可靠材料，在所有机关中，扫清一切贪污罪犯。

天津重庆两市医务工作者组成细菌战防御组织
将展开有关的宣传教育工作
【新华社03日讯】
为了用实际行动回击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撒布细菌的挑衅行为，天津市和重庆市的医务工作者都已组成细菌战防御组织。
天津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在02日特邀生物、细菌、昆虫、公共卫生专家，在公共卫生局集会，组成“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
当场公推朱宪彝为主任委员，刘璞为副主任委员。
该会的工作主要分细菌化验、防疫、宣教等三方面。
为了提高市民对美帝国主义违反人道的滔天罪行的认识，目前该会决着重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
现该会已组成研究组、防疫组和宣教组，对今后具体工作，已作了初步研讨。
重庆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重庆市卫生工作者抗美援朝分会在01日联合组成“细菌战防御委员会”，由细菌学专家、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陈文贵任主任委员。
委员中包括寄生虫学、病理学、防疫学、公共卫生学、外科学和药物学等专家。
“细菌战防御委员会”将针对美军可能使用的各种细菌，进行防御方面的研究工作；
并将展开群众性的有关细菌的宣传教育工作。
重庆市卫生工作者并纷纷要求到朝鲜去制止美国侵略军细菌战的罪行。
截至03日止，已有三百五十多人投书报纸表示志愿赴朝。
重庆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现已发起一个志愿援朝防疫工作队的签名运动。

志愿军开展的立功运动成就巨大
成为全军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华社朝鲜前线03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开展的立功运动已成为全军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一年多来，全军已涌现了四十八名英雄和模范、二百六十五名特等功臣、二千四百七十五名一等功臣和成万名二等功臣及三等功臣。
在这些英雄模范和功臣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在朝鲜反侵略战争中，志愿军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十分重视开展立功运动。
这一运动进一步发挥了指挥员战斗员及各种工作人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全军充满着战胜困难、完成任务、争取荣誉的斗争精神，保证了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志愿军中开展的立功运动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个是立功运动已经成了全军中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
“人人立功，事事立功！”
已成为全军的口号。
从前线到后方，从医院到运输线上，在各种人员中还都喊着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争取立国际功！”
因此在每一个战斗或工作任务下达之后，指挥员战斗员们便纷纷订立立功计划，写保证书或决心书，展开立功竞赛。
许多指挥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常把自己的立功计划向下级指挥员和战士公布，并请战士群众作评判人，使自己的指挥艺术能不断提高。
志愿军立功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集体立功的单位大量增加。
战争中历次战役的胜利是各部队联合协同作战的结果，这样就要求每一个人、每一支部队必须服从总的意图，密切配合，互相支援。
因此，在许多部队中，从战斗小组一直到连、营、团都订出单位的立功计划。
当不同兵种的部队并肩作战时，战士们创造了“合同立功”的办法。
著名的马良山反击战便是这一协同作战的范例。
在这个战斗中，步兵和炮兵充分发挥了协同作战的威力，大量杀伤了敌军。
志愿军中的各级政治工作者根据朝鲜反侵略战争的实际要求，不断充实和丰富了立功运动的内容。
他们不断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口号，推动部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胜利。
某部第5连在第5次战役中深入敌后作战。
该连政治工作者就提出了爱弹药、爱粮食、爱身体、爱同志的立功口号，以鼓舞部队的斗志。
战士们便积极利用敌人的武器弹药，边打仗边补充；
粮食不够就上山挖野菜和粮食掺起来吃，把好粮留给随队的轻伤员吃；
许多战士都坚持不喝冷水，睡觉休息时一定给身上盖好雨布。
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连续作战十次，歼敌二百多人，全连集体立了二等功。

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
访问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故乡
【新华社长沙03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中南分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中南分团一行四十多人，在16日访问了毛主席的故乡——湘潭县韶山乡。
代表们向韶山乡人民作了报告；
并召开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劳动模范座谈会。
代表们受到了韶山乡人民的尊敬和热爱。
年已五十九岁的老妈妈贺恩生，送给代表十个鸡蛋和一篮红薯。
她说她的红薯是自己亲手种的，一定要代表们收下。
军属、劳动模范刘秀华，把自己参加县劳动模范大会得到的奖章，送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中南分团团长黄龟汉。
少年儿童队员成丽华和林国南，把自己的红领巾分别献给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张绿琴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代表许金玉。
韶山乡的人民听了代表们的报告后，纷纷表示要努力增产节约，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中南分团团长张烈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中南分团团长黄龟汉，在02月18日访问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故乡——湘潭县乌石乡。
乌石乡人民冒着风雪举行了欢迎大会。
会上，张烈代表彭司令员和志愿军全体同志向光荣的乌石乡人民致敬。
黄龟汉说：
朝鲜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和彭司令员故乡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乌石乡人民代表也报告了他们抗美援朝的情况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各界妇女正以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来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
这是参加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检查组的女同志。
她们正在仔细核对和研究各项材料。

抗议英帝国主义捕杀香港的我国居民
英帝国主义在香港非法迫害我国居民的暴行是越来越严重了。
香港英国当局继今年01月间非法连续逮捕和驱逐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及九龙灾民代表司马文森、李文兴等人之后，竟在本月01日出动大批军警，有计划、有布置地屠杀当地我国居民；
并在制造了这个血腥暴行之后，大规模地逮捕我国在香港的爱国同胞。
英帝国主义捕杀与迫害我爱国同胞的这种野蛮残暴的罪行，是我们所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向香港英国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
在今年01月间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和驱逐我国居民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曾于01月25日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制止这类暴行；
同时我国各人民团体也曾发表联合声明，严厉地斥责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暴行，并表示誓为人民政府后盾，准备坚决打击美英帝国主义危害我国的毒辣阴谋。
现在，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布置并演出了捕杀我国居民的血腥惨案。
这充分表现了英帝国主义是在继续顺从美国的意旨，蓄意迫害香港的我国人民，以图实现其把香港变为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的基地的阴谋。
香港的我国爱国同胞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迫害和阴谋，曾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他们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精神，得到了祖国人民的一致敬佩和全力支持。
中国人民的愤怒是不可遏止的；
中国人民不能不警告英国政府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
你们对于你们在香港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挑衅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定要担负全部的责任；
你们要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的，假如你们还要继续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和捕杀香港中国居民的挑衅暴行，你们就一定会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拉萨军民欢度藏历新年
【新华社拉萨01日电】
02月26日，是藏历正月初一。
拉萨全体僧俗人民和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天以极愉快的心情，欢度佳节。
这一天，拉萨市区到处飘扬着灿烂美丽的国旗。
拉萨市民和各寺院的喇嘛以及市郊农村和牧场的农、牧民们，都成群结队地在市区游玩。
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男女青年们，自由组成了许多唱游队在街头演出。
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按照西藏风俗习惯和拉萨人民一起欢度节日。
他们在驻地演出戏剧，放映电影和藏胞联欢。
成群的藏民在看拉萨各机关贴在街头的用藏、汉文字写出的墙报。
新年前一天，达赖喇嘛派私人代表侍从官长帕拉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等致敬；
并送贺年礼品多种。
拉萨的各族人民在新年之前，热烈展开爱国捐献运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到02月26日止已捐献一千多万元。

朝鲜停战谈判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代表的发言全文
【新华社03日讯】
03月03日朝鲜停战谈判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发言全文：
（一）关于战俘材料问题，如果你是仔细地查看了记录，你便会发现几天来你所谓的“协议”是什么。
你一直无根据地指责我方背弃了“协议”，企图抵赖你方七十余日以前就应该交出而没有交出的材料。
为了将问题澄清，我不得不花些时间来提一提过去的记录。
首先来看一看你所谓的“协议”吧。
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在12月29日及01月01日都曾经达成过协议，事实是怎样的呢？
12月29日在我们小组委员会上，李比将军，你说：
“我要假定我们的了解是正确的，即当我方已将你方所要的资料收齐时，你方亦将以这项资料交给我方。
如果你不说不字，我即将假定我方的了解是对的，我将假定当你方从我方收到如我今早所说的那项资料（指一千四百五十六人的身份，辨识已提名单中俘虏的阶级和部队，以及四万四千余人的下落的报告——三点资料）时，你方即将以这种补充资料交给我方。
如果你方不作其他表示，我只有假定这样的了解是对的。
如果我的了解不对，也请你现在说出来，否则就将作为肯定的协议记在记录里。
当我方将资料交给你方时，你方即应将资料交给我方。”
再看接下去我是怎样说的呢？
我说：
“我已经说了好几次，我方要求你方的三样材料是基本材料，那些是你方早应当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已经给了你们那类材料了。
你们明知道你们给我们的是你方早应当给我方的材料，你还要什么代价呢？”
我又说：
“关于你所说的五万人，我已充分地说明了这是不存在的假设的数字。”
在这里我说的很清楚，四万四千余人的材料是基本材料，是你方12月18日即应该给我们的材料，而所谓“五万人”是不存在的，是你方虚构的数字。
这里，那里有你所谓的以四万四千余人的材料交换不存在的五万人的材料的协议呢？
没有别的，这只表示你们仍然企图抵赖提供四万四千余人材料的责任。
再让我们来看01月01日我们双方说过些什么话。
在那次会议上我说：
“另一件没有同意的事是在交换材料问题上有些分歧，关于交换材料我对你方不满的是你方材料不完全，并拖延提供补充那不完全的材料的时间。
你不满于我方的似乎是，我方虽提供了我方现有的俘虏材料，却还需要我方提供战争中所曾收容过的全部俘虏的材料。
我已经解释过在前线释放大批战俘以及因某些原因而逃亡的战俘的问题。
我在去年的发言中已讲过，关于这问题在可能范围内这种材料是要整理的，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
我的发言最后说：
“我们应该共同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这些分歧。”
你听了我的发言后的反应是说：
“对你关于交换其他材料的直率的陈述，我表示感谢。”
这些就是01月01日我们关于材料方面所交换的发言。
这里明明是说你方应将12月18日应交而未交的材料早日交出，而后在可能范围之内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补充材料。
以上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所谓我们之间12月29日以及01月01日的“协议”。
面对着这样事实，你有什么理由能指责我方违反了什么协议呢？
现在让我们从材料问题上再看看到底是谁违反了协议与自己的诺言。
1951年12月31日你曾说：
“关于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材料，01月02日可以交给你们。”
但是01月02日你们没有交。
01月03日你又说：
“关于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问题，请你放心，不必为此而失眠。
一准备好，便立即交给你们。”
可是01月12日你违反你的诺言，竟说：
“在我们未达成协议前这些材料对你们是不需要的。”
01月15日你更进一步暴露了你方的拖延企图说：
“关于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计算与说明，在你们拿五万人的材料与我们交换的同时，你们便可以得到。”
01月18日你更公然宣称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材料，不包括在你方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材料之中。
01月28日，即在我方提供你方全部材料后的第41天，你方才将关于十三万多战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补交我方，但仍未将四万四千余人的基本材料交来，这一点我当天就指出了。
这以后，我方为了集中努力来解决主要的原则问题，并没有经常催促你方迅速提交此项材料，而希望你方能自觉地本着对等的原则尽快提交。
但是非常遗憾，你方并没有那样做。
02月18日巨济岛的流血惨案完全证明了01月18日你的发言不仅是违反你方多次的允诺，而且是无耻的欺诈。
这四万四千人都在你方战俘营中，他们遭受着非人的虐待。
这一屠杀事件更不容置辩地使你方有责任对这些战俘作清楚的交代。
李比将军，是谁在违反协议？
是谁在违反自己的诺言？
又是谁在狡猾地进行欺诈？
我问你，这些明明在你们战俘营被拘留着的有名有姓的，而且你们早已于01月28日就宣布已经准备好了的材料，你有什么权利不立即提交我们？
我现在正式要求，要求你在我方已提交你方基本材料之后的七十五天后，立即执行你的诺言，将这项材料交出来。
（二）小组会重开已经五次了，由于参谋人员的会议之所以转入小组会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解决拦阻着俘虏问题便不能达成完全协议的主要分歧。
我方抱着极大的忍耐，希望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觅致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
但是不幸得很，三天来你方的表现证明了除了节外生枝毫无诚意以外，你方一贯地拖延伎俩更发展到如此惊人的程度：
从小组会复会的第2天以来，你方就避开主题提出重行讨论双方业已协议的重病、重伤战俘优先遣返的问题，以及双方业已讨论，我方业已表示了态度的交换战俘包裹问题，企图混乱会议的中心，以达到拖延谈判的目的。
你方所欠的早应在七十多天以前交与我方的我方战俘人员的材料，现在又被你们利用为进行敲诈的工具。
已经协议的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双方组成联合红十字会小组访问战俘营的问题也变成新的问题。
这一切说明你方故意对谈判制造困难，使它甚至成为不可能。
这一切有目的有计划地拒绝讨论主要问题的态度与行动，除了透露你方不良动机外，一点也不能解脱你方拖延谈判的责任。
（三）我现在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你应该早已知道02月18日拂晓六时在巨济岛上你方第62号俘虏营中，你方武装部队将我方战俘人员五千余人包围起来，对他们进行所谓“个别讯问”强迫实行“甄别”。
因为我方战俘人员拒绝这种非法的讯问与甄别，你方武装部队就对他们实行了集体屠杀，这一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彻底揭穿了你方在谈判的会议桌上所作的优待我方战俘人员的一切谎言。
这完全是对全世界人类文明的污辱与破坏，为天理人道所不容。
关于此一血腥屠杀事件，我方参谋人员已奉命于02月23日向你方提出严重抗议。
你方在02月27日作了一个不能设想的荒谬的回答。
对于这个回答，我方参谋人员于02月28日奉命发表声明，但你方迄今对此并未有任何表示。
我方现正式要求你方对于此次屠杀惨案及每个惨遭杀害的我方战俘人员必须作负责的交代。

朝鲜停战谈判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痛斥美方节外生枝拖延会议
并再次正式要美方对巨济岛屠杀惨案作负责的交代
【新华社开城03日电】
03月03日朝鲜停战谈判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痛斥对方节外生枝拒绝讨论问题，有计划拖延会议的态度和行动；
并指出重病重伤战俘优先遣返问题、交换战俘包裹问题和联合红十字会小组访问双方战俘营问题都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对方为了拖延会议竟在双方通过有关这些问题的协议的第2天，又提出要重行讨论关于战俘的材料问题。
我方代表指出对方代表曾提到12月29日和01月01日的“协议”，但那两天的小组会记录却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当时双方的协议是，首先对方应将12月18日即应交与我方的基本材料，其中包括四万四千余我方被俘人员的材料，早日交出，然后双方在可能范围内交换补充材料。
我方代表并引用小组会记录证明正是对方违反双方协议和自己的诺言；
在12月31日说这项基本材料在01月02日可以提交我方，01月03日又说一准备好就交给我方。
但至01月12日对方突然改口竟说这项材料我方不必需要，15日又改口说这项基本材料须与我方的补充材料交换，18日更公然宣称这项基本材料不是基本材料。
至今距交出基本材料已七十余日，对方仍未交出此项材料。
我方代表严词质问对方“是谁在违反协议？
是谁在违反自己的诺言？”
关于02月18日对方在巨济岛战俘营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事件，我方代表郑重声明我方参谋人员在02月23日奉命提出抗议后，对方在02月27日作了一个令人不能设想的荒谬的回答。
我方参谋人员于02月28日又奉命发表声明，迄今对方对此并未有负责的回答。
我方现在正式要求对方对于此项屠杀惨案及每个惨遭杀害的我方被俘人员必须作负责的交代。
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对方仍然毫无理由地反对我方中立国提名，并在轮换与口岸问题上坚持其无理方案，会议因而毫无进展。

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
上海市委处分八个党员
撤除恶劣分子黎玉、顾准等四人的职务
开除坏分子曹漫之、程万里等四人的党籍
【新华社上海03日电】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在02月29日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于八个共产党员的处分的决定。
被处分的八个共产党员中，有四个因妨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而被撤职，有四个品质恶劣，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被开除党籍。
市委第3书记刘长胜在会议上说明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之后，宣布市委的决定：
（一）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黎玉，历史上犯有严重错误，虽经一再教育与帮助，仍然没有改进。
他在上海两年多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家长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福，妨碍了市委的正常领导；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缺乏严肃认真的检讨。
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兼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二）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屡经教育，毫无改进。
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三）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党组成员之一王纪华，一贯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违反人民政府财政经济法令，又不彻底向党交代，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至于其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建议有关方面予以撤除。
（四）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党组委员陈公琪，在工作中一贯表现极严重的家长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
并由于他执行干部政策的错误，造成了上海市总工会干部之间的不团结；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不认真检讨，影响运动开展，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度不满。
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至于其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职务，建议有关方面予以撤除。
（五）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曹漫之，品质极坏，历史上犯有严重错误，迄今仍无改变。
由于他一贯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恶劣的家长作风，使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虽屡经上级督促，仍不认真检讨。
在他的身上充满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地主的气息，堕落蜕化已不可救药，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决定立即开除党籍。
其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和民政局长职务，亦建议有关方面予以撤除。
（六）中共上海电力公司委员会委员程万里，品质极坏，犯有重大错误，迄今毫无改悔；
在其任职上海电力公司时，竟串通亲属授意贪污，生活腐化，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又包庇和掩盖贪污犯、盗窃犯，欺骗组织，上海电力公司广大工人群众对其非常不满。
程万里堕落蜕化业已不可救药，决定立即开除党籍。
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电力管理处长和上海电力公司军管专员职务，早已经有关方面撤除；
但仍须建议有关方面，给以必要之刑事处分。
（七）中共上海市搬运工会委员会委员马乃松，品质极坏，一贯敌我不分，违法乱纪；
在担任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刑警处长职务时，竟与反革命分子为伍；
并一贯地任用私人，挪用公款；
有重大贪污嫌疑。
除在行政上业已撤职拘捕外，决定立即开除其党籍。
其上海市搬运公司经理职务，有关方面业已撤除，建议再给以应得之刑事处分。
（八）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管训处长杜蔚然，品质极坏，一贯违法乱纪，作风恶劣，故除已撤职拘捕外，决定立即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方面给以应得之刑事处分。
刘长胜宣布以上决定后，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布批准市委的这一决定。
谭震林说：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市委这样作法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他严厉批评了四个被撤职反省的恶劣分子和四个被开除党籍的坏分子，以及犯有同样错误的分子，要他们在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彻底改造自己。

美方承认美机侵犯会场上空
但仍图掩饰其违反协议罪责
【新华社开城03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02日美方联络官肯尼致我方首席联络官张春山上校备忘录一件，承认02月24日下午约一时曾有美军流星喷气式飞机四架飞越板门店会场区上空。
该备忘录对这一违反协议事件“表示遗憾”。
但又以01月17日美机轰炸开城中立区那样“误将炸弹作为油箱”的同样谎言，说这次违反协议事件是“由于技术条件”超出美军“控制”的结果。

郭沫若和茅盾致电纪念果戈理逝世百周年
【新华社03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于03日致电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苏联纪念委员会表示纪念。
电文如下：
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苏联纪念委员会：
际兹俄罗斯伟大的天才作家果戈理逝世百周年，谨代表中国人民致达热诚的纪念。
果戈理对效忠于帝俄压迫阶级的农奴制度和腐败的官僚制度，是一位无情的摧毁者。
他的天才的作品曾启发了许多中国作家，如鲁迅亦在其内，对中国自己的封建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而成为酝酿中国新文学的酵母。
所以这位伟大的作家唤醒了俄罗斯民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鼓舞着全世界各国人民努力挣脱锁链的斗争。
在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保卫世界和平的时候，这个纪念特别具有国际的意义。
中国人民乘此机会再度表示愿与苏联人民永远携手，为保卫和平与加强人民文化交流而奋斗。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
1952年03月03日

一笔可怕的账
——奸商勾结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干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任志浩
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或听人说到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了国家多少万元多少亿元的财产时，总是十分痛恨，愤愤不平。
但是，这些数字只是摆在桌面上的，一眼就看透的一小部分罪恶。
更大更严重的罪恶是隐蔽的，一眼看不出来的，这就是贪污犯和奸商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
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吧：
去年06月，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储运科储运股副股长霍凌云，到上海和周茂兴机器厂订了一项三十台“双箱顶力打包机”的合同。
“双箱顶力打包机”是一种很小的机器，也仅仅才三十台。
按当时市价来说，定价也还不算太贵。
可是，由于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受贿，奸商周兴隆从中偷工减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受的危害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把这样一宗小的定货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计算一下，就可以明白，贪污犯和奸商的罪恶决不仅仅限于他们直接盗骗所得的那一点。
霍凌云是一个品质恶劣、意志薄弱的分子，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他在上海第1次发现大轮子上的砂眼很多很大时，曾向奸商提出质问和抗议。
但是，当周茂兴机器厂经理大奸商周兴隆把一卷票子（四十万元）塞进他的口袋里，并哈腰打躬地说“这是大机器，和钟表上的零件不同。
咱这小厂子，揽这批活就吃了亏，霍先生你多多原谅”时，他就不吭声了。
之后，周兴隆一再延期不交定货，霍凌云闹着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告状，但在奸商又塞到他腰包里五十万的一卷票子之后，他就“原谅”过去了。
以后，每发现一处大的偷工减料，奸商就贿赂他一次。
机器完工后起运太原时，周兴隆耽心一亿元的定款不能到手，因而又“大大”地给了贪污分子霍凌云一个“甜头”。
他说：
“多劳霍先生驾临光顾，太原汇来一亿元欠定款结账后，我再给你一千万元的‘好处’。”
并随手给了霍凌云五十万元的“路费”。
总共奸商周兴隆给了霍凌云二百零九万元，再加上那一千万元的空头黑钱，就堵死了霍凌云的眼睛和耳朵，收买了他的嘴巴为奸商周兴隆说话。
因此，在安装机器中，发现不少轮子没有轴，木箱上没有三角铁时，他就说是“路途遗失”了；
百分之三十的零件是废料新用，他说是“中途生锈”；
齿轮一转动就磨出粉末，不少链条一用就断（合同规定保证不断），他说是“包装工人转圈多，拧得过紧必然要断”。
机器使用年限要缩短，已经是很显然了。
据有经验的人估计，最多只能用三年，比规定年限缩短了七年。
连延缓交货日期十八天，给国家的直接损失就是八亿九千四百二十一万元。
比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到手的大了四百多倍。
就连未到手的一千万元的“好处”也加上，还大七十多倍。
上面是就机器本身计算的。
再请看由于机器包装效能减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吧。
合同规定每包扎花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
如果以合同的最高标准计算，每包就少扎六十斤，以最低标准计算也还少扎二十斤。
现在我们以最合理的平均数字二百八十斤和每天包装四十包计算，每天就少扎一千六百斤棉花。
从去年10月到今年01月三个月，山西花纱布公司共扎花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八包，因为机器包装效能减低就少扎了五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二十斤棉花。
仅这一项，国家就要多付出扎包费和扎包工资费九亿八千七百七十五万元。
由晋南运往天津多用了三百六十五个窄轨火车皮和一百九十九个宽轨火车皮，国家又多付出运费十亿九千六百零四万元。
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国家已经损失了二十亿八千多万元。
这仅仅是就三个月计算。
如果这机器用三年的话，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呢？
亲爱的读者们！
我想用不着我去计算了，你们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
如果按合同规定“保用十年”，又会造成多大损失，你们也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
这样一计算，有些资本家一定要问，“账怎么能这样算呢？
不合理！”
但是，对不起，这个账只能这样算，而且必须这样算！
合同规定扎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棉花，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
每包扎得少，就要多扎包，多出扎包费，这是谁也懂得的粗浅道理。
二百四十斤棉花占了二百八十斤棉花的体积，装在火车皮里多占地方，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一车皮少运了棉花，而增加车皮，多出运费，这不也是很明显的事实吗？
而且，棉花车次运输的增加所招致的国家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
这不仅仅是少数的运费，而是本来可以出口的农产品和土产品被积压起来，不能扩大再生产，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更为巨大的损失。
这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和不可补偿的损失！
一则是国家已经收购起来的棉花运输不出去，积压了大批资金；
再则是农民手里的棉花无人收购。
一个农民想也想不到，那么一宗小的定货，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的又只那么一点钱，会影响到他们农产品和土产品的推销。
现在可以明白了。
要想把剩余的产品卖出去，使生活宽裕，就必须对贪污分子和奸商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知道山西省土产公司去年12月份就计划出口的桃仁、核桃、红枣、柿饼、麻皮和石膏等等，直到现在还堆积在车站上和仓库里没有运出去。
资金被积压了，不得不少收购甚至停购了。
桃仁价格因此已由五千五百元降到五千元，核桃价格也由二千五百元降到二千元。
仅这两种商品给农民生活的影响就很大。
假如以年产千斤核桃的农户计算，则不知不觉地被贪污分子和奸商轻轻地掠夺了五十万元。
把全省每个农民所受的损失加在一起的话，那又是多么大的数字啊！

不老实坦白，就别想通过！
——记天津飞龙橡胶厂等厂职工审查资方坦白材料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目前正采用填写“‘五反’结论报告表”的方式处理坦白悔过的违法工商业者。
每一个违法资本家在作结论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实坦白出自己的违法行为交职工审查通过。
以下是天津日报记者报道的第11区飞龙橡胶厂等厂职工在日前分别审查资方坦白材料的情形。
各厂工人把车间或柜房临时清理出来，作为开会的处所，墙上贴着“只有坦白才有出路”“要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等的标语。
全体职工坐在一边，另一边是职工推选出来的审查委员会（或审查小组）——包括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干部，职员，老技术工人和女工。
资本家进来了，开始坦白自己偷税漏税、行贿、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
审查委员随时翻阅查对资方的坦白材料；
每一个职工都仔细听着，不放过一句话。
坦白以后，职工发现有和自己掌握的情况不符的，或有怀疑的地方，马上提出来，向资方提出质问。
国光橡胶厂的职工曾提出质问：
“给铁路局公安部做的一批绿跑鞋，为什么含胶量只有百分之四十呢？”
万源橡胶厂的职工提出：
“还有一笔税你没有谈呢！”
对这些问题，资本家必须真实地交代。
资本家把偷工减料的原因说成是“对成本计算不内行”，立即遭到了职工的驳斥。
当天审查不完，职工宁肯第2天继续审查，决不马虎过去。
工人说：
既然犯了法，就应低头认罪，态度不老实，就别想被通过。
各厂职工还在审查会上控诉了资方的罪行——他们向国家、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罪行。
“刚解放的时候，厂里只有一个小锅炉、几个滚子；
不多久就添了一个十四吋压胶机，一台刮布机，两个浆子锅，还盖了楼，盖了仓库……这些都是工人流血流汗，都是政府扶助的结果呀！
“可是，1950年遇到一点暂时的困难，你们就把钱藏起来，口口声声哭穷叫苦，张开两只手：
一只手伸向政府，一只手伸向工人。
政府照顾你们；
工人自动减去一半工资，还把存在柜上的小米借给你们周转，总算对得起你们了吧！
“但是，这样还不行。
你们还要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
你们还有良心吗？”
这是国光橡胶厂工人陈文起说的话。
也有不少工人，由于长期地被压迫，被虐待，过去有苦不敢说，甚至不敢见资本家。
经过这次运动，他们的觉悟提高了，产生了应有的勇气和气魄，敢于面对面地指斥资本家的罪行了。
国光橡胶厂的女工王淑琴控诉说：
“解放后女工有病不管治，歇一天工还要罚三天工资，有一次我剪海绵底把手剪破了，烂得生痛还得忍着干活。”
许多高级职员和工人一起，也当场揭发了资本家的罪行和阴谋。
过去，他们大多是被资方紧紧拉住，和工人之间有些隔膜的。
在这次运动中，经过团结和教育，他们觉悟了，归队了。
譬如飞龙橡胶厂跑外的周志超、万源橡胶厂会计李正元等，就都积极参加了检举工作。
现在，在审查会上，工人和职员都当面向资方提出来：
“把工人分成日工、里工、外工、件外临时工等多少等，是不是有意破坏工人的团结？”
工人问。
“改变药方不让我和工人说是什么意思？”
技术人员问。
“偷偷摸摸给我们加钱，这不是分化职工吗？”
高级职员问。
职工提出来的，每一件都是铁的事实。
资本家无言答辩，只有连声说：
“是，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
广大职工的揭发和指责，压下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的气焰，在真理面前他们低头了。
审查结果，资方坦白比较彻底，可以通过了，但今后应该怎么办呢？
下面是飞龙橡胶厂职工提出的问题和该厂经理魏昶斌的保证：
“打算怎样退还赃款？”
“我盗窃的国家资财，已拟定了一个退还给政府的办法，将来政府给我什么处理，一定遵照执行；
我并且要尽量不动厂内的财产。”
“以后加工定货怎么做呢？”
“决不再蒙骗政府和偷工减料。
我愿意把成本计算公开，今后订合同时一定要公开，接受大家的监督。”
“目前的不合理制度呢？”
“是，不合理的制度很多，我保证通过劳资协商会议，和职工共同研究，逐步改革。”
最后，经全体职工同意，审查委员会（或审查小组）在“‘五反’结论报告表”的审查意见栏填上了类如“坦白比较老实，通过”等字样，并签名盖章。
工人阶级的胸襟是宽大的。
每一个工厂的职工，在审查会快结束时都向资方反复说明：
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你们改正错误，只要你们今后奉公守法，作一个正当工商业者，依靠全体职工，积极经营，职工就一定更进一步团结资方，努力生产，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这些工厂的资本家，感激政府和职工给予他们的教育和宽大处理。
他们一致表示：
今后一定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经营，立功赎罪。
（新华社）

东北某国营木厂应检查木材损失情况
编辑同志：
据天津机关生产管理处干部仇有石坦白，他替刘青山、张子善去东北国营木厂非法盗买木材时，原向某厂盗买木材四千立方公尺，因厂方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在装车时，他又偷偷的多装了三十立方公尺（每立方公尺合二百多万元），使国家遭受了六千多万元的损失。
我认为：
这个木厂的有关负责干部，应检查自己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并应对全厂木材的损失，作一全面检查。
铁路负责运输的部门，多运输三十立方公尺的木材竟未发觉，也应作检查。
魏铭

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对王保林同志意见的答复
王保林同志对山东新浦市猴嘴镇的一个马戏团迫令幼年儿童作残酷痛苦的表演借以敛钱的批评，我们认为是很正确的。
为了肃清杂技团马戏团中残留的封建制度，保障儿童艺人的人权及其心身的健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于1951年11月29日向各大行政区文化（文教）部，华北五省二市文教厅（局）、内蒙自治区文教部，提出处理办法如下：
一、各地文教部门应即调查本地区马戏、魔术、杂技团的实际情况，有无将儿童抵押、贩卖及其他类似的行为？
对儿童的训练或演出，有无强迫或非自愿的现象？
如有这种现象时，应加纠正并作适当处理。
二、对于儿童艺人，其志愿留在原杂技团服务者应予以一定的合理待遇。
不愿留者应允许其有选择职业或参加其他剧团的绝对自由。
三、对于儿童艺人的训练与表演，必须注意其身体与精神上的健康，不得施以体罚或其他残酷的非科学方法。
四、各地主管机关对于儿童艺人，应给以定时的学习机会，加强其政治和文化教育。
以上规定均通知进行调查处理在案。
现在我们根据王保林同志的意见，已呈报中央文化部请再通知各地，促起对这一问题予以切实的注意和调查处理。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南京不少违法资本家走上自新立功道路
斗争火力更集中在罪恶重大拒不坦白的大奸商头上
南京市已有不少违法工商业者坦白了自己的犯法行为，走上自新立功的道路。
从02月22日开始，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一面继续深入发动并组织店员工人，一面整理各方面的材料，对罪行较轻、坦白较好的违法工商业者分别宣布免予刑事处分。
这一正确措施，促使坦白得较好的工商业者更加认识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下定决心在运动中立功赎罪。
运动的阵营因而已更加扩大，包围圈逐渐缩小，火力更加集中在罪恶重大又拒不坦白的大奸商头上。
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对坦白较好决心悔过的违法工商户的处理过程，一般是经过工商户学习小组讨论，由店员工人积极分子审查通过，增产节约委员会缜密研究，然后派人在以行业为单位的会议上郑重宣布结论。
有些行业由增产节约委员会派人召开民主审查大会，根据店员工人意见和不法资本家坦白的情况宣布处理办法。
受到宽大处理的不法工商户一致表示要立功赎罪。
畅通汽车行经理戴元龙曾行贿四百万元，盗窃国家资财两亿元以上。
他坦白较好，获得宽大处理后，检举了其他不法商人重大犯法案件二十六件，并表示今后还要继续检举，立功赎罪。
获得宽大处理的源昌木工厂经理卞尊昌在报上公开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犯法事实。
华新电焊厂经理蒋锡祥获得宽大处理后，检举了同业不法商人的罪行，并揭发了他和何永兴铁工厂经理何阿佛订立的“生死同盟”。
他说：
“我要跟着政府和广大人民走正路，不再背着那臭包袱往泥坑里钻了。”
各行业中违法行为较少较轻的工商户原来有种种思想顾虑，不敢坦白，更不敢检举别人。
他们有的顾虑是：
大奸商有大问题，但自己也有问题，检举了大奸商，怕他抓住自己的小辫子。
有的顾虑是：
检举了大奸商，以后做生意要更吃他们的亏。
这些顾虑，都在人民政府宣布宽大处理以后消除了。
他们坦白了自己的犯法事实，并控诉严重违法而又拒不坦白企图作恶到底的大奸商。
斯为美鞋店经理印德华控诉久昌皮鞋店经理的罪行说：
“有一次我接了一批棉鞋定货，定钱都已交了。
但久昌皮鞋店的老板竟贿赂干部，把生意抢过去了。
我们吃到嘴里的饭，大奸商都能逼着我们吐出来。
他从中偷工减料，发了一笔横财。”
万盛皮鞋店经理倪惠民控诉皮鞋业奸商把持公会，操纵评税的罪行。
他说：
“评税时，要我们拿多少我们就得拿多少。
谁若提意见，就加上‘违抗税收，不服从组织’的大帽子。
他们却连账都没有，集体偷税分赃，影响国家税收，又害苦了我们。”
南京市各界人民对工商界犯法事实的检举以及工商界自动坦白的材料已达十四万多件。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法较轻的工商业者，大部分的问题已经坦白了。
他们已更加认识到：
只要自己彻底坦白就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同时，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也就不怕抓小辫子，有勇气向大奸商进攻。
（新华社）

反对培养劳动模范中的锦标主义观点
大多数的工矿企业及其领导机关，为了提高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和推动广大职工共同前进，因而努力培养了许多劳动模范。
他们重视劳动模范在生产上的成就。
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去总结并推广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
但是，也还有不少的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是为培养劳动模范而培养劳动模范的，是为保持劳动模范的个人光荣（实质上是为了本单位和领导干部自己的“光荣”）而去培养他们的。
有的单位为了要出席某一个会议而让工人去突击一个“新纪录”，“培养”出来一个劳动模范，以便在会议上炫耀本单位的“成绩”。
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已经看到工人们创造出了先进的经验，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本单位的劳动模范没有别的单位的劳动模范那么出色，于是就没有“兴致”去总结劳动模范的经验。
这些都是以个人主义、锦标主义的观点去“培养”劳动模范的。
这样“培养”的结果，纵然自己的单位也出现了几个劳动模范，但是生产中的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
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目的只是在本单位培养几个足以夸耀于人前的劳动模范，他们对于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却是兴趣不大的。
有的企业中的劳动模范并没有什么先进经验，他们的光荣称号是企业领导干部要他们单纯地加强劳动强度而得来的。
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应该认识，对企业领导工作有没有成绩，主要的标志在于是不是依靠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和合理化建议而提高了生产，改进了经营管理，而不是其他。
那些虽然“培养”了几个劳动模范，但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都没有搞好的企业单位，所得到的只应该是严厉的批评，而不是光荣。

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推广先进经验和培养劳动模范工作中的问题
中共华北纺织管理局委员会
去年10月人民日报对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以下简称二厂）不重视工人先进经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以后，为了帮助二厂彻底改正错误，我们曾对二厂的领导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
在检查中，我们发现二厂的领导干部在培养先进生产者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中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二厂织布工人王德山，是1950年天津市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天津解放以后的两年多中，他从来没有出过一匹次布。
但是在王德山所在的工作班内，别的工人每天出的次布，常有十多匹以至几十匹，后来甚至多至一千匹左右。
很明显的，假如二厂的领导干部很好地总结和推广了王德山的操作经验，这种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进。
去年春天以来，二厂的领导干部开始注意总结王德山的工作法。
但部分干部还认为王德山的工作法不过是“精、气、神”和“劳动态度好，干活总是一股子劲”而已，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的甚至认为王德山的工作法还不如别人的好。
对于这种错误思想，二厂的领导干部没有及时地给以批评教育。
因此对于王德山的工作法虽然前后测定了两次，但是毫无结果。
以后，华北纺织管理局曾一再指示二厂总结和推广王德山的工作法。
但是二厂的领导干部却错误地打算调他做管理工作，想以这种方法“保持”王德山的劳动模范的光荣。
去年秋季，天津市各企业单位普遍地学习郭瓦廖夫工作法。
王德山把自己和本组几个人的经验作了一次总结，并在小组内加以推广。
以后华北纺织管理局工作组虽然又帮助二厂把王德山的经验总结了一次，结果，只总结出一个“三勤工作法”。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和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总结郝建秀工作法中，批判了“三勤三快”的错误的方法。
在这以后，二厂领导干部才派专人研究总结王德山的工作法。
但是由于领导干部忙于事务工作，这次总结还是没有做好。
直到10月间，中央纺织工业部派人到二厂协助进行测定时，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不重视先进经验的情况在二厂不是偶然的。
细纱间挡车工王淑兰（天津市的劳动模范）每天只出二、三两皮辊花，最多不过出半磅（一般细纱工人的皮辊花有一磅到两磅的）。
但二厂领导干部却从没有测定和分析过王淑兰的工作法。
筒摇间张秀兰（劳动模范）的产量很高，每天能打一百八十绞至一百九十绞（当时定额为一百四十七绞），并且从来没有出过坏轴。
车间管理员也曾对她的工作法作过一次测定；
但是测定后只说了一声“接头快”，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为什么二厂的领导干部这样不重视先进经验呢？
第1、他们对于培养劳动模范的目的认识模糊。
从1950年五、六、07月二厂发动劳动竞赛以来，厂里曾出现了不少劳动模范。
二厂的领导干部也曾经注意了对劳动模范的培养，并作了一些“总结经验”的工作。
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培养劳动模范，二厂领导干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
他们常常是为了保持劳动模范个人的“光荣”和“成绩”而去做培养工作。
这样他们也就必然忽视了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对于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
他们也就不可能认真地对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并把它推广。
因此，二厂的劳动模范被选出以后，大多是传颂一时，而后消声敛迹。
第2、二厂的领导干部在工作方法上有事务主义的倾向。
虽然他们也想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但事实上他们却整天纠缠在事务的圈子里而不能自拔。
二厂的领导干部曾经检讨说：
“我们整天忙忙碌碌，送往迎来；
工作干起来有前劲没后劲，有布置没检查；
在各种运动中，群众已经动起来了，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运动过去了也没有收场。”
领导干部经常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越来越不锐敏了，对于技术人员的保守思想也就不能及时地进行批判教育。
工人提了合理化建议，领导干部并不重视。
工人催问时，他们总说“预算没批下来”；
或者是把合理化建议报到上级去就算完事。
二厂党的总支委员会和行政领导干部应该彻底转变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把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观点贯彻到每一件具体工作中去。

奸商张有智偷工减料贿赂干部
编辑同志：
北京私营玉恒源营造厂经理张有智是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的大奸商。
他以金钱财物贿赂干部，甚至勾引干部去玩妓女。
只华北军区某部一个单位，就有七个干部受了他的贿赂。
张有智承包华北军区某些单位二十七亿多元的修建工程时，用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的卑鄙手段，使国家损失了四亿七千多万元。
某单位的二十五间教室工程，因地基打得不实，墙壁已下沉，并开始裂缝；
顶棚和洋灰地都崩裂了；
有五间教室的洋灰地整块下沉了半英寸；
房子也已下陷。
另一单位的二十一间房屋工程，门窗现已全部翘裂，没法关拢；
全部室内水沟不能使用。
我要求政府严惩奸商张有智，并要他赔偿损失。
张书城

应注意马戏团中儿童演员的健康
编辑同志：
01月08日，我在离山东新浦市不远的猴嘴镇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使我很难受，特写信来告诉你们。
那天，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去看。
开始是玩的大桌子。
不久，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走到桌子边，一个大人提着她的小辫子将她提到桌子上，叫她头向后弯，一直弯到脚跟，还叫她用嘴衔起铜板。
接着，又在桌上放一只凳子，叫她爬上去做同样动作；
最后在凳子上又加上了凳子，做完同样动作才罢休。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大人在旁边说：
“她这样是不疼的。”
并且似乎很亲密地问孩子：
“我的乖乖啊，你疼不疼哪！”
“不疼！”
孩子答着，可是孩子眼中含着泪水。
这时，大人就向观众讨钱了。
看到这里，我心中十分难受，也非常气愤。
我想起几年前，在我们家乡有一个马戏团表演，在演出所谓“三上吊”的节目中，用钩子钩着孩子的辫子，把孩子吊到半空。
有一次，这个孩子竟被钩子钩坏了下颚而送了命，这是一件多残酷的事情啊！
编辑同志，不顾孩子的健康，用孩子的痛苦来换取金钱，这是非人道的行为。
新中国的孩子已经解放了，他们愉快地在生活、学习。
可是，马戏团里的孩子们（据我所知，他们绝大部分是贫苦人家的子女，被马戏团买去的），依然没有解放，他们终日受着痛苦的折磨，偶一不慎，就有丧失性命的危险。
因此，我希望各地政府，劝告马戏团的负责者，不要让孩子参加有害身心健康的演出，如果不听从劝告，就予以禁止。
王保林

彻底供认罪行愿意赔偿损失争取戴罪立功
天津市一批违法工商业者已被释放
天津市人民法院本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日前先后释放了三十三个违法工商业者。
这些违法工商业者被逮捕后，比较迅速和彻底地供认了所犯的罪行，表示愿赔偿国家所受的损失，有的并积极检举别的奸商，争取戴罪立功。
因此，人民政府对他们采取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关于经济上的退赃与罚款等问题，另行议处。
这些被释放的不法商人中，如东南雨衣厂总经理冯守南，曾在接受国家加工定货承制雨衣时，以坏布顶好布，偷窃原料，虚报成本，并贿赂人民银行干部，骗取国家三亿元的贷款；
被捕之后，在审讯中供认了自己的各种不法行为，并主动向法院提供有关材料。
建元工业社经理李养和经常偷漏营业税，在这次运动中为该社工人检举后，不但不老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意图借故歇业，以解雇工人进行报复；
被捕后，他供出了自己的偷税罪行，还供出了自己承制加工活时尚有偷窃原料的行为，并表示愿意向检举他的工人低头认罪，保证不再用非法手段威胁工人，决心努力经营，经十区节约检查分会征得该厂工人的同意，当由法院令李犯取保后予以释放。
庆和织布厂经理林兴文，隐匿敌产棉纱及偷窃为花纱布公司加工的棉纱共达八十二件，总值在六亿元以上。
该犯被捕后态度比较老实，愿意悔过自新，赔偿国家的损失。
益善麻绳庄经理王凤林，在代华北区原麻联购处收购原麻时，虚报损耗，偷窃原麻六万多斤，在上缴原麻时又以坏货顶好货，造成国家很大损失，在这次运动中也不老实交代问题；
被捕以后，在第1次审讯中即将全部问题供认出来。
这批奸商被释放后，对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感戴万分，均表示决心悔过自新，要作一个老老实实的正当工商业者。
（新华社）

“教师月报”社对忽视政治的检讨
编辑同志：
夏江同志在01月29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教师月报”的主要缺点是政治性思想性贫弱，战斗性差，指导性不强。
这些缺点在去年年终作总结时虽已提出，但直到现在还是克服的很少。
第11期“教师月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文章分量那样少，也正说明这一点。
虽然在上一期刊物截稿时，北京市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努力组织指导这个斗争的稿子，认为这一期赶不上就等下一期再说罢，因而只写了一篇十分无力的短论和发表了两篇有关节约的文章。
这充分说明我们对这个伟大运动的重要意义是认识不足的，说明我们对国家当前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是不够重视的。
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刊物所做的工作也很不够。
我们没有把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中所表现的爱国行动反映出来。
关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只字未提。
这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教师月报”既不是一般综合性的刊物，又不是北京市文教局的机关刊，如果也常登一些政治宣传性质的文章，岂不和报纸、其他综合性的刊物重复！
这种认识显然也是错误的。
这正说明我们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单纯业务的观点。
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来纠正这种严重的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
教师月报社

无耻之徒赵明之应该向人民作公开检讨
编辑同志：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上曾指出：
曾有无耻之徒，在纪念党的生日的大会上，领导群众高呼：
“向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
这个无耻之徒就是前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现在在青年团华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赵明之。
赵明之既然在纪念党的生日的大会上高呼这种荒谬的口号，散布这种可耻的毒素，我们可以断言：
他受叛徒刘青山、张子善的反动思想影响一定很深，并且可能受了贿赂。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叛徒早已被处决了，但赵明之这个无耻之徒却一直没有作公开检讨。
我们相信人民是不能让他不声不响地混过去的。
张克勤康拓南皇甫文于山殷勤

浙江省人民政府干部去年观潮时铺张浪费
编辑同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去年发动了“观潮运动”，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
去年0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观潮运动”。
在观潮之前，办公厅负责干部和有关单位，曾经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备观潮事宜。
凡是在杭州的地委一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三张观潮票（妻子、儿子和本人）。
除了使用杭州所有的小汽车外，又向浙江省交通公司租用大卡车十辆（每辆租费九十六万多元）。
观潮那天，从杭州市到海宁县，沿途一百多里路上，由公安厅负责，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并且出动了摩托车队，真是“警卫森严”。
另外，还动员了沿公路的民兵、妇女、儿童放哨。
这样，为的是“保卫首长观潮的安全”。
观潮之后，又大吃一顿。
群众反映说：
“过去从没看过这样大场面。
这样多汽车去看潮，多么浪费！”
我认为有关领导方面应该深刻检讨这件事。
凌风

要求政府严惩奸商杜振
编辑同志：
杭州市强力汽车修理铁工厂奸商杜振，贪图暴利，破坏解放战争。
1950年02月，浙江军区某兵团机械处向杜振定制某项用具二千个。
杜振知道这是解放舟山群岛的用品，就乘机欺诈，每个要价二十万元，但以十万元一个的价钱转包给上海一个小铁工厂，从中盗骗了二亿元。
这批用具的质料很差，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废品。
同月，他又向浙江军区承接军用洋锹二千多把，每把九万二千元。
他又施故技，以每把七万零八百元的价格包给某厂，一下子又捞了五千多万元。
这批洋锹很多是次货，一用就坏。
他在承包军区洋镐、大刀等活中，也是层层转包和偷工减料。
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杜振和同伙奸商订立“攻守同盟”，两次赶到南京和贪污分子商讨对策。
对这种罪大恶极破坏解放战争的大奸商，我们都切齿痛恨，要求政府予以严厉制裁。
沈有成

从戏剧电影工作的回忆中纪念果戈理逝世百周年
史东山
尼古拉·伐昔莱维奇·果戈理是俄国伟大文学家之一。
他“是普希金的朋友、学生、和继承者，是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人们的精神战友……艺术家果戈理虽然与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观点有许多分歧，但是他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精神上的同盟者”（见一九五二、一、一七，苏联“文学报”）。
他曾经被誉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奠基者之一。
那一个时期，在俄国，凡作家中表现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人们都称之为“果戈理倾向”，甚至曾经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见何家槐译：
“论俄国作家”中席达诺夫所作的“论果戈理”一文）。
他有着一般伟大文学家所有的观察现实的锐利目光，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尖锐、幽默而机智的表现手法。
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当反动派嚣张，对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的时候，许多进步的戏剧电影工作者苦思焦虑地想用什么来突破那种低沉的气压，常常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果戈理和他的作品，要向他学习。
果戈理曾用了极其巧妙的表现手法突破当时帝俄“官厅”的检查，发表了他的具有强烈斗争作用的作品“钦差大臣”（或译“巡按”），并且演出了（一八三六年春首次在彼得堡的亚力山特林斯基剧场演出，接着在莫斯科的小剧场演出）。
“钦差大臣”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帝俄官场中的积弊——公然贪污纳贿，和一些“官吏”的昏庸暴虐、荒淫无耻的生活状态，以及商人行贿等情形。
他所描写的人物，都是真实而生动的，不但令当时的俄国人感觉到“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的亲友或邻人中遇见这类人物”（见“死魂灵”序言中所谈“钦差大臣”一节），而且，凡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里，读者或观众看到了这个剧，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果戈理笔下人物的那些丑态，在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当中也同样地存在着。
伟大的俄国的批评家柏林斯基说：
“果戈理作品中的讽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评价是不错的。
中国在1935年间，第1次在上海演出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尽管剧中所描写的是帝俄官场的事情，许多风俗习惯都和中国不同，甚至剧词的翻译有很多别扭之处，但当时也已经能够使观众感觉这个剧本的力量，果戈理的讽刺对于中国的社会同样也有其现实意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上海的戏剧界曾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了“钦差大臣”而打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比较巩固的事业基础，从而使那时文化比较集中的上海的戏剧运动更加活跃起来。
此后，果戈理的剧作在中国各地演出，都为观众所热烈欢迎。
果戈理也曾经是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同盟者和战友。
凭借了“钦差大臣”在舞台上演出的成就，我曾经把它改编为电影，名为“狂欢之夜”（并由原来舞台剧的演员来担任表演）。
在电影的演出上，曾把故事和人物改为中国的，把舞台剧所局限的、不得不借人物的对白来叙述或描写的许多情节和现象，都正面用场面表现出来，并且把剧词作了一番“中国语言化”的工作，而尽可能地保留着原作的精神和意味。
这部影片在各地公映时，也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后来的三四年里，还在各地电影院中反复上映，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益趋于腐朽，而使这部影片在反复上映时所产生的效果也愈益强烈。
果戈理的作品，和其他俄国先进的文艺作品一样，在中国的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当中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
果戈理对于文艺创作的认真不苟、虚心接受批评和勇敢改正自己错误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据“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书中所记，他曾经好几次烧掉他在朋友面前证明并未达到他理想程度的作品。
鲁迅先生在“死魂灵”第2部残稿译后记中也谈到：
“死魂灵”“第2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
在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中，一贯地表现着他那种重视批评的态度。
他曾经写信给朋友说：
“谁热中于自己作品中的美点，他就看不见缺点，而且失去了一切。
若被激怒，那就是说，别人努力在我们身上挖掘一切的污渣，把它那样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我们便非得看看清楚这污渣是什么不可”，他说：
“激怒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他的作品一发表，总要写信给朋友们，要求给予他最严格的批评，说“对我，总应该比对别人说得更多些，需要更多指出我的缺点”。
他听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加以赞美的时候，他总要说：
“……可是，那些不应当赞成的地方呢……你不能把它们指出来吗？”
当他的作品“钦差大臣”已经受到读者和观众热烈欢迎的时候，他还写信给朋友说：
“如果严格地、正确地研究一下我在以前所写的一切，我觉得，好像翻阅着学生的或自己旧时的练习本，在那里面这一页是由于怠惰，白费了时光，另一页是由于躁急和潦草，是初学者懦怯的手和顽皮者大胆的恶习。”
这样的认真、虚心并乐于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无疑是果戈理之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一种因素。
据最近苏联“文学报”的报道：
果戈理有一千多封书信，都要放在他的全集里出版，我想这一定是很有益于我们学习的。
果戈理曾经在给他朋友的书信中写道：
“我们被召到世界上来，完全不是为了佳节和
酒宴，我们是被召到这里来斗争的。
因此，我们
一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是走进了战场，而且在这
里，不可以单单选择较少危险的地带，而应该像
一个好的战士，把我们的一切投到那斗争正剧烈
的地方去。”
——果戈理所写的这一段话，是更值得我们永远引为教训的。

北京高等学校师生员工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坚决斗争
北京市高等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正处在深入阶段，各校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贪污分子展开了围攻。
北京各大学从01月中旬起，即集中力量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已进入高潮。
此次运动不仅揭发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深入地揭发了和扫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反动思想。
因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成为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
经验证明，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是可以做好的。
在思想斗争战线上，各校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教师、同学、职员、工友，都起来揭发某些行政领导者和一些教授中的许多有碍国家建设、有害人民利益的严重现象，使他们不得不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架子”，进行检讨，揭发过去隐藏的不可告人的肮脏东西。
许多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讲师、助教都在群众面前做了检讨，有的检讨了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有的检讨了互相倾轧的宗派主义、有的检讨了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有的揭发了自私自利的行为，有的批判了崇美、亲美思想。
许多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教师，认识了自己思想上的毛病，愿意纠正错误，都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有着显著的进步。
因此群众对他们都表示热烈的欢迎；
有些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某些教师，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群众面前敷衍，不进行深刻的检讨，有的甚至抗拒批评，因而遭到了群众的严厉指责和批评。
检讨好的，由于丢掉了思想上的包袱，他们是大踏步地前进了；
而那些检讨不好的，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们是落后了。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邱椿，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聂崇岐，辅仁大学化学系副教授董维宪、生物系教授鹿怀宝等，在这次运动中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抗拒的态度，他们不能认真地、老实地进行检讨、清算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因而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严厉批评。
其中个别教授，在学校领导同志和同学的帮助下，虽然已经在群众面前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不彻底的、浮皮潦草的，必须继续深刻检查自己的思想。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文学院院长金岳霖等，敢于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错误，因而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欢迎。
经过这一次严重、激烈的思想斗争，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教师在思想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已开始从它盘踞的地方倒下去了。
绝大多数的教师已认识了群众的力量，认识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认识了思想改造的伟大意义。
他们切身体验到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他们的工作、前途是关怀的。
有些过去在政治上很落后或是工作不负责任的教授，这次在群众的揭发批评之下，暴露了他们的错误，并有很多教授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了深刻检讨，表示要在以后的工作中间决心改正。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各校、各院系及教授间的本位主义和派系间互相排斥的丑态被公开地揭露出来，并受到了批判，大学中的家长作风也被打倒了。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间，长期闹不团结，互相打击，“一个教授，一座山头”，在教师学习期间，“你说你的一套，我说我的一套”，结果四分五裂，陷于混乱状态，使学习毫无收获。
在这次运动中，这种闹不团结、勾心斗角的丑态被公开揭露出来了。
保育系三个主要教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抢当系主任、学术私有等恶劣作风也被揭发了。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宗派斗争的现象，更是严重，这次运动中被尽情地揭露了。
在反贪污斗争中，各校揭露了大量的贪污事实。
贪污分子中不仅有职员，而且还有教授和系主任。
有的受贿，有的盗窃国家资财；
有的窃取人民助学金和招生费；
有的出卖试题；
有的盗卖图书、仪器、药品和其他器材。
各校有重点地、有步骤地向贪污分子发动了进攻。
对那些坦白比较彻底的贪污分子，领导方面都给予从宽的处理；
而对于拒绝坦白的贪污分子，各校都召开了群众性的斗争大会或交由政府逮捕法办。
这些事实把“学校是‘清水衙门’”的说法驳倒了。
在反浪费斗争中，各校都举行了反浪费展览会。
最近北京市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又举办了全市高等学校反浪费展览会。
通过展览会，不仅揭露了各校行政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揭露了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也揭露了亲美、崇美的思想。
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仓库里积压着大批的国家工业部门所急需的机器和工业用器材，但是院的行政领导人却不愿或拒绝把某些机器借给国家建设部门。
北京工业学院在建设“延安大楼”中，由于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被奸商盗窃了二十多亿元。
在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仓库里积存着大批的朝鲜前线所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有的已经霉烂失效了，有的已经损坏了。
燕京大学把可用二十多年的玻璃管当作“命根子”似地囤积起来，舍不得用，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美国货”。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不少黄色的、反动的书刊。
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就摆着内容极端反动的歌颂法西斯罪魁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让它们散布思想毒素；
而大批新的政治书籍却被捆扎起来，埋藏在仓库里。
在展览期中，各校都组织教师、同学前往参观，使每一个人对浪费现象激起了憎恨和仇视的情绪，树立起爱护国家、人民财产的观念，提高了教师、同学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认识和斗争情绪。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有一个教授在看了校内的反浪费展览会以后说：
“看了初步检查的结果，痛心之极，对自己造成的罪恶尤为痛恨。”
该校农业化学系一个教授在看了校内反浪费展览会以后检讨说：
“我想起争经费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大把地抓来，又大把地花去，实在使我寝食不安。”
北京高等学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要把这个斗争搞彻底，首先领导方面必须表示决心，公开宣布一定要把学校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到底，必须把高等学校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清除，树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
其次，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全校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发动并运用同学的力量，自下而上地进行揭露和批评（大胆地公开地揭露，严肃地尖锐地批评）。
第3，必须培养大批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推动运动前进的骨干。
第4，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必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当运动展开以后，领导方面必须抓住思想斗争这个环节，决不能放松，因为思想斗争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方面。
目前，北京市各大学正在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引向更激烈、更深入的阶段，从三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方面是思想斗争，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把盘踞在学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清除，以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
这是斗争的主要方面。
一方面是反贪污斗争，继续对贪污分子进行围攻，把他们搜索净尽，不到完全胜利，决不休止。
再一方面是反浪费斗争，用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的浪费事实向全校工作人员和同学进行教育，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亲美、崇美思想的严重危害性。

“巡按”在中国
——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
陈白尘
1935年，鲁迅先生谈到“死魂灵”第1部所描写的大俄罗斯地主时，曾说：
“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
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
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作家果戈理在中国人民当中获得普遍热爱和尊重的社会根源。
而鲁迅先生的这一解释，如果引用在这位现实主义巨匠的另一辉煌制作“巡按”即“钦差大臣”上面，那也同样地甚至是更加恰当。
作者从旧俄罗斯辽远的、古老的边境上一个小镇里所捕捉到的这个喜剧题材，不仅由于引起了旧俄罗斯整个官场的普遍愤怒和攻击而证明了它是尖锐而深刻地暴露了旧俄罗斯整个官僚政治的专横和腐败，而且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它的狂热喜爱上，更证明了伟大作家的如椽之笔所勾画出来的是全世界反动统治者的丑恶脸谱，而特别相像于中国官僚的脸谱。
在旧中国，远的不谈，单从反动的满清皇朝到蒋介石匪帮，整个统治阶级就是一个专横无耻、腐败无能、敲诈勒索、贿赂公行的强盗集团。
当三十年以前，耿济之先生把“巡按”第1个翻译本介绍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了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看到了流氓骗棍赫莱斯达阔夫，看到了警察署长、推事、邮政局长等等，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了。
从此，作家果戈理就成为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人！
果戈理给予当时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以一种反抗的力量。
对专横残暴的敌人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嘲笑，也就是对敌人的一种沉重打击。
这种笑，用鲁迅先生的说法，传到中国人民的脸上，就不再是“含泪的微笑”，而是健康的笑了。
这种笑，也正如帮助了俄国人民认清他们的沙皇统治下的官僚政治，并向之进行战斗，同样也在中国人民对北洋军阀以来的反动统治者所进行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作用，单从中国人民对于这一剧作的喜爱——特别是它的出版和演出上获得了强烈的反映。
在对于这一巨著的翻译工作上，在中国，包括上述耿济之先生的译本在内，已出版的就有三种以上的不同译本。
而作为舞台上应用的台本还不在内，作为语文读本之用的对照本也没计算。
这不同的译本之多，不仅仅表示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它的普遍热爱，学生们甚至拿它作为语文课本，而且表示着由于翻译文字口语化的困难，而每一个翻译者都有企图把他的本子更适用于舞台上的演出。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是渴望看着那些安东·安东诺维奇和赫莱斯达阔夫等等“有些熟识的人物”不仅在纸上，而且在舞台上原形毕露。
因之，在距离这个喜剧初次上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的九十九年，即1935年的春夏之交，它第1次在上海的舞台上和中国人民见面了。
这次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个成功一方面表现在观众数量之多和热烈的喜爱上，由于这次演出，为中国话剧舞台争取到一定数量的观众，为后来职业性的演出打下基础。
因为在此以前，我们的话剧演出还停留在极少数知识分子观众身上。
而成功的最主要的一面还不在此。
1935年的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年代里的黑暗的地方。
国民党那时正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而对中国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
在上海组成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早遭到摧残和压迫，演员们被逮捕，戏剧团体被封闭，中国人民的戏剧被扼杀得近于无声了。
但中国戏剧工作者们没有退缩，他们使用了一种新的战略，就是在演出旧俄和西欧的现实主义作品里，赋予一种战斗的意义：
在剧目的选择里，特别找寻那些能够反映类似当时中国生活的，找寻那些对中国人民“有些熟识的人物”的。
而“巡按”便是被找寻的第1个对象。
因此，它的演出，是帮助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的官僚政治，认识了自己当前的敌人。
因为他们已经把安东·安东诺维奇这些俄罗斯式的姓氏在自己的思想里换上中国式的张知县、或李县长了。
这种在舞台上介绍旧俄和西欧现实主义作品而赋予战斗意义的战略，一直被和蒋匪帮斗争着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当作了一种传统。
从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到全中国解放以前，每当蒋匪帮一暴露其反动原形而向人民进攻的时候，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我们的舞台上就又出现了“巡按”，所以在这期间，蒋管区的上海、重庆、成都、桂林、南京等等大城市都又一再上演这一伟大剧作，而中国人民对于每一次演出又都以新的喜悦来欢迎它。
中国戏剧工作者和上演这一巨著的同时，还进行了另一种工作，那就是“巡按”的中国化。
由于俄罗斯式风俗习惯不能为一般中国人民所熟悉，改编这部剧作成为中国式的内容而演出的尝试也不止一次。
而且不仅于在舞台上，史东山先生导演的电影“狂欢之夜”，就是根据它所改编。
这部电影在接触观众的数量上更超过了舞台上的多次演出。
笔者自己的习作之一——“升官图”，它的题材虽然发生在四川的一个僻远的小县城里，但我觉得和旧俄罗斯边疆小镇上所发生的未免太相似了！
而更重要的是“升官图”在风格上也受了“巡按”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一点是我所不能忘怀的。
“巡按”及其作者对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此之既深且巨，这就不会奇怪，中国人民，尤其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位伟大的天才及其全部宝贵的文学遗产怀着和苏联人民一样的热爱与尊敬。
而这种热爱与尊敬，必然地随着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而将普遍到全世界人民中间去！

鲁迅和果戈理
——为果戈理逝世百年纪念而作
冯雪峰
“鲁迅和果戈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这是研究鲁迅创作的时候应该加以分析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明了果戈理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所最应注意的问题。
但是，因为限于我的学力，现在又限于时间，我只能谈一点个人意见，说不上什么研究。
一、
鲁迅是中国文学工作者中接触果戈理最早的人。
早在一九○七年，他写“摩罗诗力说”论文，介绍拜伦和雪莱及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诗人给中国人民，以鼓吹反对满清皇朝的革命的时候，他已经提到了果戈理。
他这时候是在日本留学。
他知道果戈理以及读到果戈理的作品，当在一九○七年以前和一九○二年以后的期间，因为他是一九○二年到日本留学后，就开始研究俄罗斯及东北欧诸国的文学作品的。
这时候，鲁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已经具有明确和坚定的爱国意志，如他在一九○三年作的一首抒情诗中所说——“我以我血荐轩辕”——要做一个振兴祖国的革命的爱国志士。
因此，这时候他所热烈地研究和阅读的作品，都是富于革命性的爱国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除上面所说的拜伦和普希金等以外，就还有波兰的密克威支、德国的海湼、匈牙利的彼得斐等。
所以，这是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
鲁迅是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搜寻、选择、研究和介绍世界文学中的革命的爱国的诗人和作家的。
凡不是这样的诗人和作家，都没有被他所留意。
鲁迅也就以这样的立场和用意去对待果戈理。
他首先认为果戈理是一个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同样的爱国主义者；
其次，他认为果戈理是秉于爱国的宗旨而从事着“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的。
他认为这三个人就是十九世纪美丽而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
鲁迅当时这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他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等人的态度的根据。
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关于果戈理，鲁迅说道：
“……俄之无声，激响在焉。
俄如儒子，而非喑人；
俄如伏流，而非古井。
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鄂戈理即果戈理—雪峰注）
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果戈理的态度以及他看重果戈理的出发点。
如鲁迅自己所告白，果戈理对于鲁迅在建立自己的现实主义上是有过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但这个影响就在他要作一个爱国志士的青年时候开始的，他是从他的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意志出发的，从开始就保持着他的独立的、主动的精神的。
所以，先注意到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
第1，注意到了鲁迅的这种对待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财产的态度和精神，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借鉴”，鲁迅自己所说的“取法”，而不是因袭，那就能够弄明白鲁迅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曾经得到了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文学的影响的帮助，而它又是完全独立的、民族的、最富有鲁迅自己的独创性的这一个问题。
由于鲁迅是以独立的态度去取法果戈理，同时又由于他是处于中国革命的时代，所以他的现实主义，又自然比果戈理等的现实主义更前进，更富有革命性。
第2，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明白：
究竟什么是果戈理对于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真实的影响？
那就是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和他对于社会黑暗的深刻的揭露和警辟的、天才的讽刺和批判。
二、
其次，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鲁迅——这个中国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开山祖和大师的创作上，看看这个影响的比较具体的情况。
如上所说，爱国主义者的鲁迅所看重的，是果戈理的爱国主义。
因此，说到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首先当然在文学的精神上，即在对于文学的社会目的和作用的态度上去看；
其次再在文学方法上去看。
鲁迅开始接近文学的时候，即认为文学是服务于民族和人民的，认为文学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民意识的利器；
于是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即把自己归属于所谓“为人生的艺术派”。
他最初的这个文学态度的确立，根本上出自他的革命的思想，但也得力于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的文学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当然不是来自果戈理一个人的。
青年时期和“五四”时期的鲁迅，在人民的爱国事业和革命事业中为他自己所选定的岗位，是做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主义者。
因此，他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批判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和批判人民思想意识中的缺点。
这样，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尤其是普希金、果戈理等所开辟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这样的现实主义，就特别为他所看重和“取法”。
这样，也就很自然地要摄取俄罗斯文学的方法上的特点。
这当然也不是来自果戈理一个人的，但在这一点上和果戈理的关系，是比较的明显和比较的有迹象可寻。
果戈理对鲁迅的比较明显而有迹象可寻的影响，是1918年鲁迅用白话写的第1篇短篇小说（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第1篇小说）——“狂人日记”。
这是鲁迅“取法”果戈理的一篇也叫“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作于一八三三——三四年，发表于一八三五年）而成的一个试作，在体裁上、解剖的深刻和锋利上，都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很类似。
但主题、内容、思想和风格，却很不相同，我在后面将再谈到；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果戈理对鲁迅的重大的影响，但更看到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开始。
这是鲁迅的创作的最初的试验（他只在这篇小说的以前七年，用文言写过一篇小说），也是他的“取法”的最初试验，同时又因为同是“狂人日记”，所以体裁上的类似是在所难免的，但意义仍很重要，主要的是在这种取法是采取创作的精神，同时又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就是近代的“新颖的”短篇小说的体裁，是为中国旧文学所缺少的。
文学体裁的仿效一定先有着文学精神上的感应才有可能，同时也必须是一种创作行动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因此，这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有机地吸取外国近代文学形式的开始。
这里，不用说，果戈理，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俄罗斯文学的代表者之一，对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在这一种比较具体的关系上有它值得特别记录的意义，这是鲁迅自己在自述中就明白地提到了的。
其次，在鲁迅，他所要向果戈理“取法”和他取法得很成功的，还更在心理解剖的深刻和锋利及其批判社会的尖锐。
这都为果戈理所专长，而鲁迅从这个老师这里又完全成功地学到了这些优点，并且在他的这第1篇作品里这些优点就显得不让于他的老师并显出他自己的优异，是由于他一开始就向着他独创的方向发展的缘故。
体裁上的貌似以及还留有模仿的痕迹，关系并不重要；
我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是这种创造性的“取法”，乃是近代的文学形式和精神在中国的建立。
这是要归功于鲁迅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的，但也得力于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的创造工作的启发和示范作用，这后者在我们文学发展上也就具有历史的意义。
加以，对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精神的那方法上的特点，即心理解剖和社会批判的特点，这对于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发展上的启发作用是更大的。
总之，爱国主义的、独立创造的鲁迅，一生完成了他的伟大的人民文学事业，在其开始时，伟大俄罗斯文学和伟大果戈理，在文学精神和文学方法上给他的影响，显然是很大的。
我们说俄罗斯文学，是因为主要的还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综合的影响；
果戈理只是在关系上对鲁迅比较地密切；
如果说到个别作家，我们也不可忘记柯罗连科、迦尔洵、契诃夫、前期的安得列夫，以及波兰的显克维支等人对他的若干影响。
但是，无论为了研究鲁迅的创作，或为了研究这种影响，都必须特别看重鲁迅的独立创造的发展；
因为没有独立创造，影响也不会深刻，不会生根，就是说，不会生效的；
如果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无从了解真的影响之所在，更无从了解独立创造的精神了。
要研究一个作家在创造工作中如何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本来必须研究两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的条件等问题，但说起来话长，这里且从略，等有机会时再作历史的比较研究罢。
鲁迅的独立创造的精神的基础和关键，是在于他以文学作为对于民族和人民服务的工具。
对于他，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的目的。
无论是文学精神，文学方法，他的独立创造或“取法”于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这也就是我们了解问题的关键。
我们就把两篇“狂人日记”对照起来看一看罢。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一个“九品文官”的小官吏，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他所爱上的司长的女儿，就此忧郁而发狂。
他在疯狂中也自觉他的生活和地位比司长的女儿所爱宠的一只狗还要卑贱得多多。
于是他就幻想自己是西班牙的国王，把大衣偷偷裁成为“龙袍”，这样终于被关进了疯人院，而受尽了无数的虐待。
但他在疯人院，也还以为是在西班牙皇室的“拷刑室”里，而不是在自己的俄国国土上。
日记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左边是海，右边是意大利；
俄国的房屋远远地可以看见了。
那远方是不是我的家屋在闪耀着青光？
我的母亲是不是正坐在窗前？
亲爱的母亲呵，救救你可怜的儿子吧！……他们在磨折我！……世界上没有他站的地方！
他被驱逐着！
母亲，可怜可怜你这个病的孩子吧……”
这是果戈理同情被压迫的平庸的弱小人物的一篇杰作，鲁迅称这篇作品写出了果戈理对社会的“忧愤”。
但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写一个因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的可怕而发狂的人的，所以主题、内容都不但不同，而且都比前者有更广阔和更明确的社会性。
思想的战斗性和主题目的性也都更强烈，因此，这作品就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的一声号角而出现。
鲁迅自己也说：
“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非常真实的话。
同时，这内容思想的深广和战斗性的强烈，又是和文学方法上的优异与独立的特色而一并显示出来的。
心理解剖的深刻和锋利，社会批判的深入和尖锐，比之果戈理的同题目的一篇作品来，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都有鲁迅自己的、富于民族色彩的辉煌的特色。
风格也是大大不同的。
我不在这里作对照，但可以指出：
鲁迅的苍劲挺秀的风格是他由于现实的概括力之强和对于社会的感觉的尖锐而来的，这是鲁迅独创的结果，同时它的渊源是中国人民的语言和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在体裁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确实很类似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尤其在结尾处。
但这也只是貌似，而精神又大不同。
因为果戈理的是喊自己的母亲救救他这个被虐待的儿子，这当然也是代表了被虐待者的呼声；
但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号召，是对社会发出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号召，而完全不是求救的呼声了，所以且不说革命性，即在思想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也都“深广”得远了。
这是由于全篇的内容不同，更由于两人的时代不同而来的，但因此，这个体裁上的貌似，关系就不大，而在鲁迅的独立创造性上说来也不足为病了。
我想，这一个对照和比较，已够说明问题的关键了。
除了“狂人日记”，鲁迅的其他的作品，我们就很难看见比较明显的、有迹象可寻的果戈理或其他外国作家的影响。
这是因为：
一、鲁迅从个别外国作家受了比较明显影响的就只有这一次；
但如果说影响，则他受的是俄罗斯和东北欧诸国文学的综合的影响，主要在文学精神上；
在方法上他是分别地采取各个作家的各自的优长。
如上所说，鲁迅是从开始就走独立创造的道路的，他自己也说过从“狂人日记”以后就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了。
二、最主要地影响和推动鲁迅天才的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的实际革命斗争和鲁迅自己的参加斗争。
由于鲁迅是以文学为替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以独立的创造精神去对待世界文学上的优良财产，更由于鲁迅是亲身参与斗争的人民革命的战士，以及时代也不同，民族和社会等条件也都有不同，所以，鲁迅得力于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等人的影响而建立的现实主义，是完全独立的、中国的、并且比果戈理等人更前进的现实主义。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从这里，我以为可以看见鲁迅的精神，也可以看见俄罗斯文学和果戈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意义。
关于鲁迅和果戈理的关系，当然也应该提到鲁迅是果戈理的不朽史诗“死魂灵”的翻译者的事情，因为鲁迅的天才的辉煌的译文实在不愧于这史诗的不朽的辉煌内容和风格，所以在果戈理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在中苏文艺交流上，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次，鲁迅在晚年关于果戈理有过一些评论，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但这里，我也不详说了。
（附图片）
果戈理木刻像苏联舍维尔佳耶夫作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发表评论
谴责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争的新暴行
赛扬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
【新华社布拉格03日电】
最近一期“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的首版刊载一篇文章，谴责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争的新暴行。
该文指出：
“美国屠夫们对朝鲜人民使用细菌武器，不仅没有证明其强大，反而证明其软弱，这种可恶的罪行又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禽兽面貌，证明了‘文明的’野蛮人为了要实现他们血腥的阴谋，不惜消灭成百万的人民并使整个民族遭到毁灭和死亡。”
该文最后说：
“各国群众莫不愤怒地谴责美国侵略者正在朝鲜发动的可恶的细菌战争，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罪行，严惩战争罪犯。”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维也纳02日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发表了该会总书记路易·赛扬致联合国的电报。
电文如下：
世界工会联合会对于以联合国名义在朝鲜作战的美国军队最近所采用的手段，表示坚决的抗议。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来电说：
美军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撒布大量鼠疫菌和霍乱菌。
这些罪行的消息，使一切正直的男女都感到毛骨悚然。
我们仅仅想像一下这种情形，就会觉得好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世界，就不禁又产生第1次听到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消息时的那种感觉。
联合国竟会听任别人利用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最新发明来进行罪恶的活动，来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平民，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世界工会联合会认为这种罪行破坏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条约，违反了人道的基本原则，而保卫这些原则是联合国的责任；
因此，特把这种罪行通知联合国。
世界工会联合会号召一切正直的人民尽一切力量，制止这种利用科学的最新成果于野蛮目的的行为，制止这个使用和试验最恐怖的毁灭武器的朝鲜战争。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庆祝建党三十周年
总书记布克号召建立人民联合阵线
【新华社03日讯】
多伦多消息：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上周在多伦多举行集会，庆祝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建党三十周年，出席集会的有二千五百人，劳工进步党总书记布克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的新纲领。
这个纲领的目标是成立人民联合阵线，建立人民政府、恢复独立、拥护和平、与世界上一切尊重加拿大民族独立的国家携手而共同斗争。
布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拯救他们的国家免遭美国煽动的战争的危险与经济的奴役。
布克说：
争取人民执政的斗争是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分不开的，因为加拿大资产阶级中那些把加拿大出卖给美国的分子也准备代表美帝国主义把加拿大拖入战争。
布克最后指出：
通过争取独立的斗争，人民议会必将成立，人民民主制度必将建立。
通过一切民主力量的联盟和一切加拿大爱国人士的团结，加拿大必将重获独立。
接着由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布海发言，他就党在三十年中所经历的道路作一历史的回顾。
会上宣读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寄来的贺电。

印度德里举行万人大会
欢迎中苏捷匈电影代表团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讯：
02月26日印度德里曾举行了一个一万人的大会，欢迎参加印度国际电影展览会的苏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电影代表团。
这个大会是由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青年联盟、德里总工会、进步作家协会和苏联之友协会联合举行的。
德里总工会代表夏尔马代表德里数十万工人，向各国电影代表团表示热诚的敬意。
他说：
“无论是苏联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作品，对于我们都是一个伟大希望的象征。”

在朝鲜的美国“文明”
苏联库克雷尼克赛作
（原载02月27日苏联真理报）

奴役日本的美日“行政协定”签字
日本各阶层人民普遍表示反对
日共发表声明痛斥吉田政府的卖国行为
东京十万人民集会示威要吉田政府辞职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代表鲁斯克和日本吉田卖国政府经过四个星期的谈判，带有露骨的侵略性质的美日“行政协定”已于02月28日在东京签字。
这个协定是美国继单独对日和约与美日“安全条约”之后，强加于日本人民的又一道奴役的锁链。
它彻底地破坏了日本的主权，把日本继续置于美国专横的军事占领之下，这从而完全揭穿了美制对日和约中所谓“承认日本人民对于日本及其领海有充分主权”的虚伪诺言。
美、日反动派为了欺骗日本人民，缓和他们的反对情绪，在“行政协定”的条文字句上故意闪烁其词，避免使用足以暴露侵略性质的词句。
但是，条文本身仍暴露了：
“行政协定”的首要目的在于：
即使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美国仍然可以“合法地”利用日本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并把日本缚上美国的战车。
“行政协定”规定，日本“应无代价地提供”驻日美军认为“有必要的设施和地区”。
在“设施”和“地区”界内，美军具有“使用、布置及防卫上有必要的一般权利和权限”。
早在02月18日，共同社即已透露，根据美、日反动派的“谅解”，所谓“设施”和“地区”正是军事基地的代名词。
“协定”并没有公布美国军事基地的具体地点和情况，而只是说：
这些问题将由“处理在适用安全条约、实施行政协定时两国必须商讨的一切事项”的“美日联合委员会”去决定。
显然，这样一个由美国把持的“联合委员会”，行将成为日本的
“太上政府”。
“协定”又暧昧地规定，“一旦在日本区域发生战事或立即有发生战事之虞的时候，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得立即共同磋商，以便为防御（应读为侵略或镇压）该区域采取联合措施，并实现安全条约的第1条（按该条规定驻日美军不仅将用来进行美国在远东的侵略战争，并将用来镇压日本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目的。”
这一关于所谓“紧急状态”的规定，甚至日本资产阶级都疑虑吉田政府已经承诺了日本充当美国侵略炮灰的义务。
“朝日新闻”禁不住问道：
目前日本是否已经答应支持它可能不赞同的一个战争？
“可靠的（吉田）政府人士”已经承认，有关“紧急状态”的条款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性的所谓“防御协定”，它将规定日本有义务协助美国进行侵略战争。
“行政协定”也使驻日美军继续榨取巨额的“占领费”的掠夺行为“合法化”。
它规定日本首先要缴纳六百五十亿日元的巨款，这正是吉田政府预算草案中的所谓“防卫分担费”。
“行政协定”同时公然规定美国在日本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
在刑事裁判权方面，“美国军人、军事工作人员及他们抚养的亲属在日本国内犯罪时，美军当局有权执行美国法律所给予的一切刑事裁判权及惩戒权。”
“驻军当局在它的设施或地区以内有一般的逮捕权。”
即使是日本当局逮捕的人犯，它也必须将其“送交具有审判权国家的当局”。
美军当局甚至还可以要求日本当局放弃审判权。
不仅如此，关于民事裁判权的条款也规定：
“关于（美国）军人、军事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而发生的事件，不履行日本法院的手续。”
美国在日本享有的特权还有：
美国“军队、军人、军事工作人员出入（日本）国境，免除适用护照法和国内法的手续”。
这就是说，美国人可以像在他们的殖民地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出入日本国境。
在关税方面，美国“驻军因军事上的使用而输入的物资概不课税”；
“贩卖店等为供军人、军事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需用而输入的衣服、日用品及其他物品概不课税”。
这一切有关特权的规定，雄辩地说明：
今后美日两国的关系，并不是美制对日和约所说的“是有主权的平等国家间之关系”，而显然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
【新华社0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各阶层人民普遍地反对奴役日本的美日“行政协定”。
当“行政协定”还在谈判的时候，日本人民就广泛地展开了反对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运动。
日本人民在纪念“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的示威运动中，主要的口号就是“反对行政协定”。
在日本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中，国会内的许多反对党派也一再地要求吉田政府把“行政协定”提到国会中来讨论。
吉田政府违反日本宪法的规定，横蛮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但是，反对党派不仅在众院和参院的大会中，并且也在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和外务委员会的会议中，仍不断地提出关于“行政协定”的质询，抨击吉田政府的卖国行为，并多次发表声明，抗议“行政协定”的秘密谈判。
02月27日，国会中的反对党派发言人提出对率领日本代表参加缔结“行政协定”的谈判的国务相冈崎胜男投不信任票的问题。
同日，反对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说：
“行政协定”“侵害国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主权受到许多限制”。
声明并指出：
这个“协定”“无异是占领的延续”。
“行政协定”在02月28日签订后，抗议运动进一步高涨。
据“朝日新闻”29日说：
“除了掌权的自由党以外，所有政党对于行政协定都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反对意见。”
日本共产党发表声明说：
“行政协定”是卖国协定，吉田政府签订这一“协定”是把国家出卖给美国的行为。
声明指出：
这个
“协定”完全不顾日本宪法和日本人民的权利。
“毫无疑问，行政协定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社会党左派发表的声明承认“行政协定”已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这个“协定”使日本“变成某国的军事基地”，并规定日本以兵员供应该国。
该党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协定，直到这个协定被废除时为止”。
它并决定提起公诉，要求废除“行政协定”并取消吉田政府扩充和加强“警察后备队”的措施。
包括改进党、社会党右派和绿风会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对党派也发表声明，指责吉田政府签订“行政协定”是违反宪法和破坏日本独立的行为。
社会党右派总书记浅沼稻次郎承认：
“行政协定”是在“日本处于不平等的被占领的地位时”签订的。
他指出：
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太笼统”，“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主权之遭受蹂躏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曾在国会批准单独和约与“安全条约”时投票赞成的绿风会的政务调查会会长高濑庄太郎，也抨击吉田政府对美国献出了治外法权。
02月28日，国会中除日共以外的各反对党派联合决议：
“行政协定”必须经过国会的承认，并向吉田政府进行追究。
它们并决定在03月06日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吉田政府的秘密外交，维护日本国家主权。
对“行政协定”不满的情绪，甚至也弥漫在日本金融界。
据共同社讯，日本金融界有“半数”的人认为这个“协定”是“占领的延长”。
共同社不得不作出与“朝日新闻”相同的结论说：
“行政协定”的缔结，引起了全国各地广泛的不满。
【新华社03日讯】
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对美日“行政协定”横暴破坏日本主权的条款感到震惊，并纷纷表示不满。
据塔斯社东京讯：
近来，大多数日本报纸刊载了批评“行政协定”的文章。
“读卖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在02月21日的社论中写道：
谈到缔结“行政协定”，人民感到震惊的是：
在“和约”生效后，日本的独立只是字面上的。
“朝日新闻”社论写道：
“从行政协定的全文，人们的确看不出实行行政协定而产生的局势究竟与目前在外国占领下的局势有什么不同。
人们在行政协定中找不出可以使人感觉到日本得到独立的条款。
人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对本国人民表示强硬、对外国表示软弱的吉田政府在作任何努力保卫日本的主权和独立。
从协定的全文看来，十分清楚的，政府进行谈判时的态度是多么‘友好、融洽’，它在谈判时只说‘是，是’。”
“东京时报”社论说：
日本人民不可能欢迎这个协定。
“读卖新闻”写道：
“行政协定事实上把日本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卫星国。”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东京讯：
03月01日，约有十万日本人民在东京参加日本工会所组织的群众大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动政策。
大会的口号是反对压制民主的立法，反对战争预算和日本重新武装，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大批解雇和对劳工日益变本加厉的剥削，要求吉田政府辞职。
工会代表斥责吉田政府反人民的政策。
会议通过许多决议，其中一项决议是抗议扩大战争预算的。
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发表声明，抗议单独和约和美日军事协定——所谓“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抗议战争预算、重新武装以及把日本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号召日本劳动人民加紧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反抗日本政府压制民主的措施，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实行征兵，主张根据波茨坦公告订立全面和约，要求吉田政府辞职以及成立民族解放民主政府。
大会以后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日本劳动人民又一次表现了为拥护和平和反对战争而奋斗的决心。

巴黎“今晚报”记者报道
李奇微有计划地进行细菌战
【新华社01日讯】
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02月29日自开城报道称：
李奇微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更进一步详情表明，在飞机投下带有细菌的昆虫的前一天晚上，李奇微的军队突然撤离了前线。
29日早晨，我访问了一位曾在开城东北偏东四十五公里、铁原西北十五公里的地点执行任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
在02月11日下午一时，他看到三架飞机从铁原那面飞来，在分界线以北约十公里的地区上空盘旋。
他说：
“这几架飞机飞了两个圈，飞得很低，撒下了一阵黑雾似的东西。
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发现山坡的积雪上散布着一堆堆的苍蝇和跳蚤。
在一个地方，一平方公尺的面积内就有一千多个跳蚤。”
当地的朝鲜居民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跳蚤，而且这一带最早也得03月底以后才会有苍蝇。
一位年老的农民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六十三年，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跳蚤。
凑巧得很，这个地区朝中方面的巡逻队发现美国军队在02月10日晚上撤退了，显然这是为了使美国军队免受李奇微的细菌战的影响。

愤怒的控诉
新华社记者曹克
曾遭受日寇细菌毒害的黑龙江省安达县鞠家窑村人民，听到美国侵略者勾结日本细菌战犯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争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鞠家窑村人民目前正紧张地准备春耕，但又要迅速地展开防疫活动。
人们都记得，这疫病是谁给留下来的！
那是在1942年冬，日寇派来了汽车兵团，又来了飞机，强迫鞠家窑村人民拆房、报地和搬家。
日寇在该村以方圆七华里的地区，建立起一个带有飞机场设备的地下细菌工厂。
日寇白天强迫当地人民“献纳”活老鼠、苍蝇和牲畜毛；
夜间偷偷地出来抓人。
该县兴亚街一次即被抓去二十名，后来一直没有下落。
据过去常和工厂里一位姓孙的翻译有勾结的地主鞠三说：
被抓去的人都作了细菌试验。
日寇在工厂周围设立“禁区”。
人们只能从远处看到带着罩布的汽车整天出入不断，飞机起落不停。
人们还看到有穿白衣服的日寇赶着瘦牛、瘦马、猪、羊，不时地走来走去。
到夜间，人们只听到机器的转动声。
这个“秘密的军用市镇”，就是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所供认的战犯石井四郎直接领导下“第731部队”的第2处——鼠疫、跳蚤工厂。
日寇投降时，为掩盖其滔天罪行，曾将该厂烧毁，但其罪恶行为都被人民一一揭露了。
人们到厂内曾看见无数深沟、大洞、小洞。
农民鞠守忠在一个大洞里看到铁笼里装着活老鼠，在木架上还摆着成排的死老鼠；
地下全是摔破的药瓶和药粉；
有些木桶里还有带色的药水。
另一个大坑里露着未掩埋好的死马，还有五个满装着尸骨的大坑。
绝灭人性的日寇夺去了千万个无罪人民的生命后，临溃退时又放出大批病菌，使可怕的疫病威胁着这一带村庄的居民。
一九四五、四六两年，这一带曾几次发生鼠疫、伤寒、马鼻疽、牛疫等疫病，家家有病人，村村有死人。
黄继芳一家二十一口人，得疫病死去了九口；
刘景彬八口人，死去了一半。
直至今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防治下，这一带才消灭了吃人的疫病。
但各种畜疫仍没停止，各家养不活猪、鸡。
所以，鞠家窑村的人民在准备春耕中，还要进行防治“口蹄疫”的工作。
鞠家窑村人民在继续与日寇遗留下来的灾难进行搏斗的时候，听到美国侵略者勾结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细菌战争的消息，人们的愤怒达到极点。
02月26日晚上，人们举行了一个控诉会，人们面对着村前白骨遍地的杀人工厂，忆起痛心的灾难，每人都有诉不完的冤仇。
曾在1942年旧历除夕被日寇抓去修建细菌工厂的老汉王永贵，愤怒地控诉了当年在遍地雪冰、北风怒吼的严寒里被日寇强迫搬家的情形。
他说：
“我们一定要抓住石井四郎叫他还血、还钱，算清一切旧账！”
人们一听到战犯石井四郎，个个愤怒得咬牙切齿。
被疫病夺去了九口人的黄继芳，控诉一家人死亡的惨状说：
“我的儿子吃早饭时，还又玩又笑的，到晚饭时就突然死去。
我要日本战犯还我的儿子！”
最后，控诉会上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积极生产，努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惩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细菌战犯，还清欠下多年的血债！

法国人民反对增税备战政策
富尔政府被迫垮台
美国统治集团严重焦虑不安
【新华社03日讯】
巴黎消息：
上台才四十天的法国富尔政府，已在02月29日垮台，这是法国人民展开的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强有力斗争的直接结果，也是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新近在里斯本举行的扩军备战会议第1个显著的后果。
富尔政府是在要求法国国民议会支持政府再次大量增税以充战争和备战费用的政策失败后，被迫辞职的。
在法国，由于统治者历年把大量资财耗费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和执行美国所指使的扩军备战政策上面，财政经济情况极端恶化。
最近美元储备的迅速枯竭和法郎信用的暴跌，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可是，富尔政府不遵照法国人民的意志，赶紧停止执行把国家引向毁灭的战争和备战政策，而继续其前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强迫议会通过关于所谓“欧洲军”的计划，并且在北大西洋侵略集团里斯本会议上接受了加给法国的新的备战任务。
富尔从里斯本飞回巴黎仅仅五个钟头后，就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决定遵照美国命令，追加1952年度军费预算，使总数高达一万四千亿法郎，较1951年度提出的预算几乎增加一倍。
为了应付这一巨大支出，富尔政府要求议会通过一个增税百分之十五的财政法案，并且对议会施行强大压力，要求议会投信任政府票。
同时，反映美国意见的“费加罗报”还明白地要求法国国民议会支持富尔政府。
可是，法国政府同意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并把法国军队也置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奴化政策，已激起法国人民的猛烈反对。
法国人民同时坚决抗议富尔政府接受美国所规定的扩军备战任务。
法国人民这种强有力的反对。
使得右翼政党的许多议员都不敢公开支持富尔政府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富尔政府要求议会投信任票的增税案，便以二百八十三票赞成对三百零九票反对遭到否决。
在这一次表决中，甚至富尔自己的激进社会党和参加政府的所谓独立共和农民联盟的若干议员，都和共产党人一道投了反对票。
富尔政府的突然夭折，使得美国统治集团非常焦虑不安。
他们害怕美国在欧洲的备战计划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富尔政府垮台的当天，合众社从巴黎发出的电讯就流露这种忧虑心情说，富尔政府的垮台，“大有推翻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里斯本会议的成就之势。
富尔政府垮台一事，至少是暂时推翻了美国方面希望的主要基础——美国原来希望立即采取实际步骤，来达到西欧军事和经济上的统一。”
据该社发自华盛顿的另一则电讯说，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司密斯承认这件事情“表示法国人民不愿意承担‘防务的重担’”。
司密斯还苦恼地说：
里斯本会议“可能的成就”，可能证明只是“某种幻想”。

血的控诉
——一篇未公开的日本细菌战犯用活人实验的书面报告
新华社记者赵青远
日本细菌战犯亲自书写的利用中国人民进行细菌实验的报告已被发现，这是日本细菌战犯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铁的罪证。
这篇报告原来由伪长春卫生技术厂斑疹伤寒专家日人河野通男所收藏。
1948年长春解放前，河野病死。
曾在河野手下工作的一个名叫张大华的中国人，从河野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书。
这篇报告现在长春传染病防治院血清室主任杨凤文手中。
报告书是用日文写成的，封面上用红笔勾着“秘”字，题目是“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全文约一万五千多字，详尽地叙述了战犯们如何用活人实验细菌效能的方法和实验的成绩。
文中插有五十幅图表。
在这报告书上署名的有：
北野政次、岩田茂、渡边荣三人。
其中北野政次就是最近被美帝国主义者派往朝鲜从事大规模细菌战争的细菌战犯军医少将北野政藏。
岩田茂（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学讲师）和渡边荣（伪满洲医科大学研究员），是北野从事细菌实验时的副手。
这份报告是北野政藏在1939年01月11日亲笔撰写的。
这份报告书的第3章（实验材料及方法）第1项中说：
“在临江八道江获得了十名‘志愿者’和三名‘死刑犯人’，得到了作人体实验的机会。”
在同章第2项中有这十三位无辜被害者的名字及其在受实验时的情形。
这些受害者的名字是：
孙○鸣、齐○山、秦○贵、宗○勤、蒋○凯、李○一、李○春、韩○学、王○正、李○春、陈○如、宗○耀、曹○光。
战犯们虽然把这些人写成“死刑犯”或“志愿者”，但是不敢写出他们的全名，企图逃脱人民对于他们的惩罚。
让我们看看罪犯们是用多么残酷的手段去实验活人吧！
在该报告的第4章（实验成绩）中写道：
“宗○耀（死刑犯人），男，七十四岁，三十年前自山东海阳县来蒙江（即辽东省靖宇县）务农，素健壮，未曾患重病、急性热病，父母不详。”
接着写道：
“在注射后第09日夜间，头微痛，疲倦，第11日晚突发冷发热，体温上升，达华氏三十八点三——四十度，继续两天，第14日后，体温为三十九点三——四十度。
第16日解剖。”
接着又说：
“在病程中，有腰痛、厌食、口渴、疲倦、关节痛等症状。
于第13日晚间，头痛增剧，眩晕，此后言语不清，谵语，脸面的肌肉和舌都颤抖，不食，结膜充血，舌苔很厚，腹凹陷，脾肿大。”
刽子手们在解剖宗○耀的身体后写道：
“脾肿约为健康人之三倍，膜紧，暗红，切面多血，灰白红色，软，脾材及滤胞不清，成传染病状，其他器脏无显著变化。”
在报告书中写着的这些“志愿者”和“死刑犯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
请看刽子手们自己的记载：
“孙○鸣（志愿者），男，三十四岁，五年前由山东海阳来临江务农，曾作上等兵”；
“齐○山（死刑犯人），男，四十一岁，六年前由山东来西安煤矿作工”；
“秦○贵（志愿者），男，三十六岁，十二年前由山东蒙阴县来通化松树镇务农”；
“李○一（志愿者），男，四十岁，十年前由山东莱阳来通化，于抚松县务农”；
“李○春（志愿者），男，三十二岁，十年前由山东沂水县来此，由兴京（即现在的辽东省新宾县）迁抚松务农，父母已死，有弟一人”；
“宗○勤（志愿者），男，四十四岁，八年前由山东来通化八道沟务农”；
“曹○光（死刑犯人），男，六十六岁，二十八年前由山东来三岔子务农”；
“蒋○凯（志愿者），男，四十七岁，七年前来自山东，父母死因不详，有弟兄三人”；
“韩○学（志愿者），男，五十二岁，十年前由山东即墨来间岛（即今之吉林省延边专区）经商，三年前在抚松闲居”；
“王○正（志愿者）男，四十三岁，十年前由山东来通化于抚松务农”；
“陈○如（志愿者），男，四十五岁，五年前由山东莒县来通化抚江务农”；
“宗○耀（死刑犯人），男，七十四岁，三十年前自山东海阳县来蒙江务农”；
“李○春（志愿者），男，三十四岁，二十三年前由山东登州府来通化抚松务农，一向健康”。
善良的人们请记住吧！
这些“志愿者”和“死刑犯人”，除商人和工人各一名以外，其余都是在五年至三十年前由山东来到关外的农民。
而这些人的居住地点，都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第1路军所活动的地区。
这难道不能证明，这些被细菌罪犯们活活杀死的，不就是英勇的抗日战士和善良的人民吗？
据现任中国医科大学细菌系副教授景冠华说：
当1942年底他还在伪满洲医科大学实习的时候，曾亲耳听到曾经当过北野助手的滨田丰博说过：
用一般动物作斑疹伤寒实验所需时间太长，目前因为军方需要，已改用人作实验。
又据现任中国医科大学防疫系主任孙锡璞教授说：
伪满洲医科大学生理系日籍教授绪方（现在日本熊本医大任教）曾说，有一个曾在第731部队工作过的石川军医（他是日本京都大学著名的生理学家石川日出鹤丸教授的儿子），被派到七三一部队以后，由于经常目睹用活人做实验的残酷行为，被吓得害了神经病。
后来，在他的父亲多方奔走下，他才从这个罪恶集团里解脱出来。
据他秘密地告诉当时医学界的人士说：
七三一部队是用大批的活人作细菌实验的，而这些活人大多是日军作战中获得的俘虏或反抗日本的居民。
由此可见，在这份报告中有名有姓的十三位被害者，只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之中的极少数几个而已。
这血海深仇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美国侵略者勾结这些血债累累的日本细菌战犯有计划地准备细菌战争，并在朝鲜前线后方大量撒布细菌毒虫，这是中国人民所绝不能容许的。
这些刽子手们必将受到世界人民的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