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来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
本报记者林里
在重庆，我访问了处理“星四聚餐会”案件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初步坦白了的参加“星四聚餐会”的不法分子谈了话，查看了有关这一案件的文件和人民群众的检举信件、胁从分子的坦白书、审讯首脑分子的记录和“星四聚餐会”秘密集会的四本记录。
所有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都证明：
资产阶级向人民民主政权和工人阶级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的。
重庆的私营钢铁机器业，完全是靠着人民政府的扶助而恢复、发展起来的。
解放以前，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在蒋美联合绞杀之下，已经衰败到破破烂烂，“一息仅存”了。
重庆的资产阶级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一样，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抵御美货泛滥的洪流，许多工厂靠着卖厂房、卖家具，甚至卖工作母机过日子。
如“上海机器厂”在日本投降前，有两百多个工人，但到解放以前，只剩了七、八个工人看厂子。
解放两年多以来，人民政府为了扶助民族工业，给予这些工厂的贷款达二百八十六亿多元，给予他们的加工定货价值近三千亿元。
仅
“上海机器厂”得到的贷款就在二十亿元以上。
这些工厂的老板看见自己的“事业”获得恢复并发展了，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他们向人民政府一方面喊着“万岁”，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政府进攻。
正像上海机器厂的董事、经理陈又新、毛毅可所说的：
“我要多少价钱，你就得给我多少，否则，我就不作。”
这个工厂的暴利，比成本高过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二百还多。
这些工厂的老板们，为了更有计划地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因而组织了“星四聚餐会”。
“星四聚餐会”，最初是由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中的六家大工厂的负责人发起，又吸收了六家中型工厂组成的。
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只有国营某工厂和成渝铁路在私营工厂定货并委托加工。
当时，“星四聚餐会”以这个国营工厂为进攻对象，企图从垄断加工定货中牟取非法暴利。
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它和这个国营工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周绍文、外包工程师陈松柏等勾结在一起，把监督和指导加工定货工作的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拉到“聚餐会”里，又把西南工业部经理处某科长钱绍武也拉过去，作为他们套取和垄断工业原料的内线。
这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星四聚餐会”就张开血腥的嘴，向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这个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在周绍文操纵下，从来不用招标方式发包，而是交“星四聚餐会”去“统一分配”。
工商局副局长孙济世还在“星四聚餐会”第3次会议上保证：
今后不采取开标比价方式，而采用周绍文所“创造”的“统一分配”办法。
所谓“统一分配”，实质上是把国家的委托加工和定货，交给这一伙不法资本家去分配。
“星四聚餐会”的强盗们得到统一分配国家加工定货的特权以后，便统一抬高工价，统一抬高材料消耗费用，统一偷工减料，统一拖延完工日期。
在这一连串的“统一”下，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算的损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进展。
只就 “星四聚餐会”部分人员坦白的材料计算，他们单从这一个国营工厂就盗去国家资财二百亿元以上。
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星四聚餐会”的组织也日益扩大。
成渝铁路动工不久，“星四聚餐会”便指派它的“干将”吴宗楷组织“星五聚餐会”。
吴宗楷是荣华机器厂经理，素以“铁作业大把头”著称。
他笼络了洪发利、川昌、公鑫、荣新、张端生、志华、恒大、协成等九个工厂，收买了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组成了包围铁路局、垄断铁路器材加工定货的垄断组织。
一年多来，他们通过这个组织所盗窃的国家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还计算不清。
只知道在制做三十一付道岔的工程中，单以抬高工价、多报用料两项来说，就使国家直接损失七亿四千多万元。
船舶是西南区的主要交通工具。
修船造船的工程相当巨大。
在天兴机器厂经理石漱流主谋下，曾有十四家工厂的负责人为承做修船造船工程，组成
“星六聚餐会”（其中有些厂并不专门从事修船造船业务）。
1951年冬，“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高功懋又亲自出马，把“星六聚餐会”的川昌、天兴、协兴、合众、公鑫、鸿昌等六家，加上民生、川江、建新、新泰、源记、惠兴等六家，组成“造船小组”，专门垄断国家的修船造船工程。
这个“造船小组”曾经骗得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的“批准”，而且还吸收了国营川江船舶厂参加，并收买了航务局检查科长孙祺。
因此它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这个“造船小组”曾以“十二条意见”上书航务局，要航务局制订“营业许可证”，交由“造船小组”来讨论和分配国家的修造船舶的工程。
它要航务局规定：
凡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修造船时不得分散在一家以上的工厂施工。
它要轮船公司和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企业机关，必须按时交来修造工程，以便他们“有计划地生产”。
它不仅要现在握有水上交通工具的国家机关迅速开列详细修船表，而且要国家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
对于这个“意见”，长江航务局重庆分局如何处理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资产阶级的进攻已经达到如何疯狂的地步！
他们不光要把中小同业一下子挤垮，而且要把人民的国家机关变成他们牟取垄断暴利的工具！
1950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制造纺织机的消息传到重庆。
“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余桂铨、顺昌厂经理和新民机器厂经理印仁基，立即召集协昌、合众、惠工、大来、大川、上海、合作、中国等十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开紧急会议。
会议由余桂铨做主席。
他说要揽到政府的纺织机工程，必先“巩固组织，加强团结”。
到会各厂负责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组织，坚决争取制造纺织机”。
他们随即成立了“十一厂联络处”，由合作五金厂经理李汉湖任总干事，办理一般联络事宜；
由印仁基等五人主持“对内”；
由余桂铨、邵仁里和毛毅可为“飞京接洽承制纺织机的全权代表”。
他们并决议在争取到纺织机工程以后，再在华东区所制订的纺织机底价上，要中央“特加照顾”。
他们决定具体的照顾数目为：
材料费比华东增加百分之三十；
人工费在华东底价上加百分之二十；
样板和特种工具津贴费加百分之十。
他们经常的联络地点是民国路一六八号。
从“十一厂联络处”成立到工程掌握在手，他们先后开过三十六次会议。
他们派人在北京讨论的各种机件单价，要拿到这里研究；
各种合同要经这里批准；
工程任务由他们统一分配；
所用原料由他们统一购买，甚至偷工减料的具体数字，也由他们统一安排。
余桂铨等由北京返回重庆后，专门召开了“总结经验、布置任务”的会议。
余桂铨在会上提出某种工程“在北京用工八万个，我们争取用六万个甚至四万个工交货”。
在这个会议上，余桂铨还特别检讨了到北京谈判工作中的缺点是所谓“事前准备不够”，“和工业部联系差”。
会议因此决定：
“今后要靠拢工业部”，以便“向北京发展”。
印仁基还提醒大家：
“要做到组织上的一切保密”。
在“向工业部靠拢”的方针下，他们要求西南工业部成立了“西南区公私营机器厂承造纺织机技术委员会”。
他们特把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某副部长抬出来做主任委员，他们自己担任副主任委员。
但实际工作是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个委员会只是把非法的“十一厂联络处”换了个公开名义罢了。
以上四个组织，都是针对国家经济建设部门的工业加工和工业定货而组成的。
1951年底，“星四聚餐会”又把震旦、中国、新民、大川、大来、顺昌、恒顺、大昌八家工厂的会计师联络起来，组成“会计师座谈会”。
在“统一建账”的掩护下，这个“座谈会”专做偷漏国税和进攻国家税务人员的试验，准备以后在“星四聚餐会”的各会员厂都照样实行。
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全国人民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就开始了。
“星四聚餐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向国家进攻的核心，已经由最初时期的十二个厂发展到四五十个厂（其中一半是外围，一半是核心），由一个组织发展到五个组织，由混合组织逐渐发展为几个专业的组织。
“星四聚餐会”的组织极其严密，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要经过个别介绍，大会通过，再经过一定时期的“列席”，方能成为正式“会员”。
它组织了各种不同的外围，目的是培养会员厂，在条件成熟时争取合法。
从“星四聚餐会”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来看，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盗窃国家资财的经济组织，而且是具有政治阴谋的野心集团了。
它把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变成了它的傀儡，它有权“圈定”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商业界代表。
加上被它收买的内奸和派进国家机关的“坐探”，若干政府部门已经变成了它攫取暴利的工具。
如果今天还有人硬说资产阶级没有进攻的组织，不可能有什么猖狂进攻，那就请他们看看“星四聚餐会”的罪行吧！

北京检查违法工商户工作获成绩
五百多违法工商户已破案
现又派出第3批有店员工人参加的检查组继续进行检查
【新华社28日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检查不法工商户的工作获得显著成绩，到本月25日止，被检查的五百多家工商户，基本上都已破案，他们以各种违法手段盗窃国家财产近四千亿元。
现春节后第2批派出的三百二十五个检查小组的工作已胜利结束，第3批三百多组又已出动。
这一批检查组，除了原有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大批店员工人参加，检查的声势更为浩大。
北京市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自去年12月开始以来，即在两条战线上迅速开展。
一条战线是由市总工会发动店员工人对不法资本家进行检举、斗争，另外一条战线就是由节约检查委员会派遣大批的检查小组对不法工商户进行检查。
在春节以后，这两条战线的规模更加扩大，运动也更加深入。
在检查方面，虽然资本家曾利用春节空隙，作了许多企图蒙混过关的准备，但检查组的工作人员紧密地依靠了工人、店员，争取和团结了高级职员，完全粉碎了不法资本家的阴谋，许多大问题都被检查出来。
如启华营造厂奸商吴国桢，在第1次检查时，因发动职工不够，吴国桢伪装坦白，只谈出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六亿多元。
检查组根据群众的检举，在春节后作了第2次检查。
在这次检查中，因充分发动了职工群众，粉碎了吴国桢的“攻守同盟”，就又检查出他盗窃国家资财十三亿多元的事实。
在第2批被检查的违法工商户中，有一部分虽然罪恶很大，但他们迫于群众的压力，坦白得比较彻底，人民政府就予以从宽处理。
如康宁营造厂经理黄钟琳曾以一亿多元行贿，盗窃国家资财八十八亿多元，但在这次检查中，他坦白得比较好；
又如协顺营造厂经理周继昌曾以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财产三十四亿余元，他不仅坦白较彻底，而且带着工作人员到工程地点去检视他偷工减料的情形。
他并检举了别人。
因此，政府都给予了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第2次被检查的违法工商户中，现已有百分之八十取保听候处理。
但有一部分奸商却违法严重而又拒不坦白。
检查组工作人员和店员工人在检查过程中虽曾再三劝告、揭发，但他们仍然拒不坦白，决心顽抗到底。
对于这批奸商，人民政府已予逮捕法办。
为了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又派出了第3批检查组进行检查工作。
检查组的工作人员已在过去的两次检查工作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又有大批的店员工人参加检查。
所以，这一批检查组，无疑将要获得更大的胜利。

华北区各人民团体
抗议美军撒布细菌
【本报讯】
华北区各人民团体一致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作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北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华北总分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华北筹备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美国侵略者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是直接继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衣钵的，德、意、日法西斯已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制裁，今天美帝国主义已走上了这条老路，正义的绞索正等待着他们。
声明号召全华北人民更加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以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彻底打垮美国侵略军而斗争到底。
山西、平原、察哈尔等省各人民团体在二十五、二十八两日先后发表联合声明，严正声讨美国侵略军的这种滔天罪行，并号召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
各省医务界都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来还击美帝国主义的暴行。
河北省卫生工作者协会的声明愤慨指出：
我们河北省定县有些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遭受过日本侵略者撒布细菌的毒害，现在这笔血债还没偿还，日本战犯还没受到应得的惩办，而美国侵略者又来行凶，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河北省的卫生工作者一定紧急行动起来，做好人民卫生防疫工作。
山西大学医学院全体学生、太原市医务工作者和张家口市教育工会医务工作委员会一致表示，决心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朝鲜前线去支援朝鲜人民和中、朝人民部队。

向毛主席致敬
西南各民族代表参观团启程来京
【新华社重庆28日电】
西南各民族人民为答谢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兄弟民族的爱护和关怀，最近组织了西南各民族晋京代表参观团，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参观首都的各项伟大建设。
参观团约有各兄弟民族代表二百人，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和土司、头人、活佛、喇嘛等。
其中，西康、贵州、川南、川西、川北等省（区）的各民族代表一百零二人（有藏、彝、回、苗、摩些、侗、川青、傈僳等八个民族），已到达重庆，并已在27日搭轮东下。
云南省和昌都地区的各民族代表现正在来重庆的途中。
26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晚会，欢迎并欢送西南各民族晋京代表参观团到达重庆的全体代表。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舟，对各族人民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欢送。
在会上，各民族代表都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
要在参观时虚心学习，吸取汉族老大哥的建设经验。
他们并向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等领导机关献旗致敬。

在京台湾同胞集会纪念“二·二八”五周年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京盟员和在京台湾同胞及来宾等一百多人，在28日集会，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五周年。
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向“二·二八”死难烈士及死难同胞致哀。
大会主席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驻京办事处代主任林云致开会词。
他说：
在纪念“二·二八”起义五周年的今天，美帝国主义正企图长期霸占我国的台湾，以作为进攻我国大陆的跳板。
台湾人民和全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共同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阴谋而斗争。
他并说：
为了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二·二八”，争取早日解放台湾，我们必须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
在目前，我们必须积极投入反贪污反行贿斗争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去。
接着，由亲身参加起义的台湾青年吴克泰报告
“二·二八”斗争的经过，他的报告说明了台湾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全国学联代表田德民应邀讲话后，曾参加起义的台湾青年彭克巽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田富达等相继讲话，他们一致表示要继承“二·二八”起义的光荣传统，为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早日解放台湾而奋斗。

天津市宽大处理坦白悔过工商户
凡真诚悔过并经过严格审查的工商户都可免予刑事处分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正对大批坦白悔过的违法工商业户进行处理。
处理前，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通过各区分会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结论报告表”分发给有关工商业户填写。
表内分行贿、偷税漏税等五项，并有行业评议组（由工商业户及检查组组成，或由资本家学习小组及检查组组成）、基层工会的评议审查意见及区节约检查分会的审查、处理意见等三栏。
凡是真诚悔过，认真填写结论报告表，又经过以上三重审查通过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的违法工商业户，都可免予刑事处分。
第9区节约检查分会日前曾召开了机器铸铁、五金熔炼等重点行业的处理大会。
会上对二百五十六户在运动中态度比较老实，坦白比较彻底或罪情较轻的不法工商业者宣布宽大处理。
其他各区的节约检查分会也大多采用了按行业召开处理大会宣布结论的办法；
对某些户数不多的小行业便按公安派出所辖区召开会议进行处理。
动员工商业户认真填写这一结论报告表，并进行公正的评议和严格的审查，是做好处理工作的关键。
在分发表格的同时，各区节约检查分会都以区或以行业为单位召开了违法工商业者会议，再次交代了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宽大与严办相结合的政策。
所以发下表格后，一般工商业者都能坦白填写，同时评议组也能认真评议。
基层工会审查时，工人、店员对资方所填写的结论报告表审查得很仔细，他们不但指出了资方漏报事项，促使资方按实填报，并且通过审查工作进一步加强主人翁的思想。
一般违法工商业者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以后很受感动，都表示今后要以积极参加检举和搞好生产的行动来报答政府的宽大。
如九区私营振亚铁工厂经理张治怀和正大明记料器厂经理李金铎，盗骗国家资财都在六、七亿元以上，但因坦白彻底，决心悔过，因此都得到宽大处理。
他们深为感动，在处理大会上争先要求讲话，表示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挽救，今后决定真诚地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依靠工人搞好生产，以抵补过去的罪过。

我们伟大的祖国
姜万寿是沈阳第1被服厂的副厂长，他用科学的方法，改进了被服厂的劳动组织，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姜万寿在车间中和女工研究连续操作法的情形。

故宫博物院暂停开放
【本报讯】
故宫博物院因整理内部，自今日（02月29日）起暂停开放。

朝鲜谈判我方参谋人员奉命声明
我方绝不能容忍美方屠杀我被俘人员的罪行
美方必须对这一血腥事件负责交代和处理
【新华社开城28日电】
28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对方继续毫无理由地拒绝我方在轮换和口岸问题以及中立国提名上所提出的合理解决方案，会议毫无进展。
第4项议程参谋会议上，我方参谋人员严正指出对方企图以毫无理由的藉口和恬不知耻的当众撒谎，来逃避其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巨济岛事件的严重责任，是决不能达到目的的。
我方绝对不能容忍这一野蛮残暴的罪行。
全世界人民绝不能饶恕这一野蛮的残暴的罪行。
我方参谋人员奉命声明：
我方对对方27日的答复，认为完全不能满意。
对方必须对这一血腥的屠杀事件，作负责的交代与处理。

评“星四聚餐会”
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说：
“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武器，那里说得上向人民民主政权进攻呢？”
这种谬论，现在是逐渐消声匿迹了。
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早已发动了并且还在继续着对人民民主政权的猖狂进攻。
面对着这种铁的事实，资产阶级代言人于是被迫地变换了一种腔调说：
“好了，就算是进攻吧！
资产阶级却是一盘散沙呀，总不会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攻吧！”
然而，铁的事实终于又不容置辩地粉碎了这种胡说。
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有严密组织的。
重庆发现的“星四聚餐会”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的一批著名的资本家所组成的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
这个机构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
重庆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首先发起组织了这个机构，然后以它为核心，又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组织。
所有参加这些非法组织的资本家，都要接受它的“考验”，遵守它的“纪律”。
它经常召开“业务会议”，以“总结经验，布置任务”，以便使它所有的成员，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向国家进攻。
他们有组织地大举进攻的目标是国家经济的要害部门。
谁都知道钢铁工业是“工业之母”，因此，
“星四聚餐会”的资本家们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对准了西南区钢铁工业的中心——重庆钢铁业来进行。
谁都知道成渝铁路对于西南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一群资本家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星五聚餐会”，垄断了成渝铁路的加工定货。
谁都知道船舶是西南区当前主要的交通工具，因此，“星四聚餐会”又专门成立了“造船小组”，企图垄断西南区的造船业。
谁都知道在西南区创办和发展纺织工业，对于西南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星四聚餐会”又成立了“十一厂联络处”，垄断了纺织机械的加工定货。
这样有重点、有目的地大肆活动的结果，就使“星四聚餐会”在短短的期间，发展成为西南地区资产阶级的垄断组织和大规模的盗窃集团；
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了两三倍。
这个盗窃集团，向人民民主政权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篡夺了某些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造成对国家机关进攻的里应外合的形势，“星四聚餐会”用“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内部布置了大规模的“坐探网”。
为了进攻国营钢铁工业，它收买了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收买了监督加工定货业务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副局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经理处的人员。
为了盗窃正在修建中的成渝铁路的工程经费，它收买了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
为了进攻国营造船业，它收买了航务局检查科科长。
依靠这些“坐探”，它取得了“统一分配”加工定货任务的大权，从而有计划地、统一地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狂妄地要国家向它填表报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
这些胆大包天的资本家，就这样地操纵一切，为所欲为了。
这个资产阶级的盗窃集团，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之后，在政治上也日益猎取重要地位，并且迅速开始了它的政治进攻。
它逐渐地用欺骗方法，操纵了重庆钢铁机器业同业公会为工具，并且公然敢于
“圈定”出席重庆市人民代表会议的工商界代表。
它早已从一个经济垄断的组织和盗窃集团，进一步变成为一个政治野心家的集团，有计划地向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双管齐下的进攻了。
这说明了这一班资产阶级的野心家们，组成这样的垄断和盗窃集团，操纵一切、无所不为的目的，就是在经济上要把国营经济置于私人资本的控制之下，在政治上企图使人民政府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
他们口头上拥护共同纲领，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破坏共同纲领。
“星四聚餐会”的非法存在和它的非法活动，充分地显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罪恶用心。
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的，因此他们必然要损人利己，损公利私；
必然要采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满足他们扩大私有财产的自私自利的目的。
但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他们自私自利的活动是不能畅所欲为的，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
资产阶级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千方百计地企图打破这种限制，并且野心勃勃地施展他们所擅长的垄断操纵、投机欺诈的惯技，极力钻营，盗窃和篡夺国家经济权益，企图把我们的国家拉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去。
资产阶级所以要非法组织“星四聚餐会”等，其目的就在这里，这难道不是极明显的吗？
类似“星四聚餐会”这样的组织，在全国其他各地同样存在。
它们一般地都把持着工商业联合会、同业公会，组织“聚餐会”、“座谈会”、“联合生产处”、“联营社”等机构，以这些机构为阵地，向国家猖狂进攻。
有些垄断组织，甚至公然把国家企业与合作社挤垮了。
这些垄断组织，大规模地向干部行贿，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犯罪集团，让他们有计划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便里应外合，大量地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
同时，这种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对于正当的私营企业也是为害很大的。
因为他们所以要组织这样的垄断集团，就是企图取得独占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的共同特性。
他们所极力追求的是利己的目的，而不损人是不能利己的，所以他们要集中力量向国家大举进攻；
同时也经常互相倾榨，彼此坑害，“大鱼吃小鱼”。
重庆许多中小铁工厂，有的已被“星四聚餐会”挤垮了，有的被它并吞了。
在“星四聚餐会”中发纵指使向国家进攻的首脑分子，如民生轮船公司所属的拥有一千多工人的民生机器厂厂长高功懋和拥有一千二百多工人的渝鑫钢铁厂经理李志亲等，就是依靠坑害别人和追逐暴利起家的。
这也是中外一切资产阶级的“先辈”们“创业”的秘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高功懋李志亲等人早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很有“资望”的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物。
他们排挤和并吞了许多中小工厂之后，资本愈雄厚，向国家的进攻的手段也愈毒辣。
这是非常明显的了。
因此，像“星四聚餐会”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不但是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守法的工商业家的敌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不仅已经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三年来对于人民民主政权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且证明了这种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他们进攻的最后目的如果实现，那末，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就有变质的严重危险。
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我们所以必须把资产阶级的垄断集团和盗窃集团全部追查出来，予以坚决的反击，理由就在这里。

重庆市破获“星四聚餐会”经过
“星四聚餐会”被人民政府破获的经过，有力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任何严密的盗窃集团，都逃不出人民的巨掌的。
去年08月，西南工业部发现国营某工厂经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厂内情况非常混乱，于是派遣了检查组，到这个工厂去检查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检查，发现这个工厂中存在着账目不清、很多工程不合规格、对私营工厂拖延加工定货的完工日期不加处理等严重现象。
检查组向该厂基本建设处生产科长周绍文、外包工程师陈松柏探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周等不仅不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公开替私营工厂辩护。
因此，检查组断定这个工厂不能完成生产任务的原因，绝不是一般的工程人员玩忽职守，而是有人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行动。
西南工业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并在原检查组的基础上，补充得力人员，继续到那个工厂开展查账目、查成品、查材料的“三查”运动。
检查组把有重大舞弊嫌疑的陈松柏加以看管之后，西南工业部机械处处长唐某居然出面为陈松柏辩护，周绍文竟提出抗议，材料科、会计科和工程科的某些人员，也出来“保证”陈松柏“没有问题”。
经过查账和厂内某些职工的检举，检查组终于发现了该厂某些工程人员和私商秘密组成的“星四聚餐会”，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
西南工业部认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即将原案连同陈松柏、周绍文、郑志武三人，一并送交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会同西南工业部和重庆市人民检察署，分别调配专门人员，共同处理这一重大案件，一面侦察，一面在厂内继续开展“三查”运动。
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到今年01月23日止，陆续发现“星四聚餐会”和西南铁路局等单位工作人员互相勾结盗窃国家财产的重大事实，人民政府遂将“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高功懋、印仁基、周英柏、李杭、刘雨三、闻人杰六人逮捕，并指令初步坦白了犯罪事实的李志亲等继续反省。
由于广大群众的检举，又陆续破获“星四聚餐会”的外围组织“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十一厂联络处”、“造船小组”、“会计师座谈会”等组织，全案至此遂彻底破获。

镇压“二·二八”起义的罪犯
张匪兆焕已在福建伏法
【新华社福州28日电】
在五年前曾参与指挥镇压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刽子手之一张匪兆焕，已在原籍福建省仙游县伏法。
张匪兆焕是一贯屠杀人民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匪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
那时，台湾人民不堪蒋匪帮的残酷统治，在1947年02月28日举行了武装起义，此时，张匪即参加指挥蒋匪军和特务大规模地屠杀台湾同胞，造成了国民党匪帮一次屠杀三万余无辜人民的流血惨案。
福建解放后，张匪携带电台潜伏福州进行破坏活动，终于难逃人民巨掌，在去年夏季，为福建省人民公安机关逮捕，经当地人民公审后执行枪决。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优越性显示出来了
——国营青岛第8棉纺织厂全面推广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
国营青岛第8棉纺织厂全面推广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
青岛市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组克服了这个厂的领导干部“怕影响中心任务”的思想和某些工人的保守思想，使推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从去年12月中旬起，到今年01月10日止，百分之九十五的织布间工人学会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已经精通了，车间管理人员，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干部都掌握了工作法精神。
运用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进行生产以后，各部门工作都有了显著的成果。
全场次布率降低了百分之六九·八（从百分之六·五五降到百分之一·九三）；
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已消灭了次布，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已把次布率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
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一二，即每人每天平均多生产一码布，个别的人多生产了二码。
机器运转率提高了百分之三·一。
工人的看车能力也提高了。
工人王秀英在学习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前看十六台车，次布率是百分之二；
现在她看二十台车，连续八夜没出次布。
帮接工人运用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精神拆坏布，减少了回织的浪费，基本上消灭了拆痕。
保全工人能主动地巡回检查机器，发现毛病就及时修理。
以现在的水平计算，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全年可以增产节约八十五亿元。
工人们学习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后，掌握了巡回规律，普遍地觉得工作轻松了。
过去，有的女工因活不好做而埋怨保全工人、细纱工人和浆纱工人，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
过去，有的人因为次布出得多了睡不着觉。
现在工人都感到工作有规律，不像以前那样“一松一紧”了。
这个厂所以能比较顺利地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主要是因为克服了各种思想障碍和做好了准备工作。
这个厂的推广工作，是在青岛市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组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
开始时，虽然由党、行政、工会、青年团、各车间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优秀工人组成了先进工作法推广委员会，但领导干部是不很重视推广工作的，他们怕这会妨碍中心工作（增产节约）。
经过推广组的解释，他们认识了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不仅不妨碍增产节约，而且是完成增产节约任务的主要办法，就积极地领导推广工作了。
某些工人（特别是老年工人）的保守思想是推广工作的主要障碍。
有的工人说：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天津的车好，能看三十二台，我们这里办不到。”
有的工人说：
“在天津学习的都是全国的优秀工人，这种工人有几个？”
有的工人强调客观原因，认为出次布多是因为车子修理得不好和断头多的缘故，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根本不能提高质量和产量。
为了克服工人的保守思想，推广委员会采取两个办法：
一是领导干部加强对职工的爱国主义教育，说明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使工人了解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好处，自觉地要求学习。
一是有重点地推广，先开办训练班，一方面培养出大批的“小先生”，作为全面推广的骨干；
一方面以事实来教育那些不相信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优越性的工人。
这个办法对于克服保守思想起的作用很大。
譬如，有的老工人听说运用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好处时，曾说“那是熊人”，“吹大气”。
但他们看到那些原来在生产上都比不上他们的工人在训练班学习的成绩以后，才真正服气，主动要求学习。
此外，这个厂在全面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之前，还做了好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改进技术管理，如过去每换一次经轴平均要五十五分钟；
现在，只需要二十二到二十七分钟。
这就减少了推广工作的困难。
（丁文）

上海市某些不法专业会计师
接受贿赂帮助资本家偷税
上海市税务局也应彻底检查
编辑同志：
我现在揭发一件上海市的专业会计师帮助资产阶级向国家税收机关进攻的事实。
上海市税务局在1950年01月间将要开征1949年下半年营利事业所得税时，曾决定委托一批会计师为特约查账员，一面帮助没有专业会计的工商户作查账报告书，一面协助税局查账。
上海市税务局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聘请特约查账员暂行办法”（见1950年01月21日解放日报第5版），后又规定经特约查账员查过账的工商户，即可不再参加评议（此点因以后发现有问题，又加以改变）。
据我所知，第1期被特约的查账员有徐永祚、陈文麟、李文杰、巢纪梅、朱尚一、谢春溥等十五人。
这些“查账员”在接受政府委托、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就被很多工商户竞相登聘。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竟利用上海市税务局给予的合法地位，接受资本家贿赂，暗中设法帮助工商户隐瞒、伪报、造假账，给国家税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例如：
陈文麟接受宏牲商行很多“查账费”、“顾问费”；
李文杰帮助大生纱厂伪造假账；
谢春溥帮助浙江路裕昌电料行隐瞒、伪报，等等。
商人给他们的“酬劳”，有高达四千折实单位者。
其中陈文麟、李文杰、朱尚一都曾替几百户作账。
“李文杰事务所”因为人不够用，还找了东吴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帮忙代办
“查账”事务（李当时曾任东吴大学教授）。
徐永祚除接受一般工商户的“聘请”外，并代金城银行、上海银行报账；
巢纪梅代上海电力公司报账，由于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因此，凡是经过他们代为查账报账的工商户，大部都是报亏本，或以多报少的。
他们借“顾问”和“查账”的名义，帮助资本家逃漏了的应向国家交纳的所得税款，是难以统计的。
这一批专业会计师在过去一贯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成为他们的爪牙；
解放后仍然利欲薰心，和资产阶级一道向国家税收机关猖狂进攻；
这种罪恶的犯法行为，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上海市税务局给这些坏分子以合法的身份，因而使他们钻了空子，给国家税收造成难以计算的损失，这种轻率的措施，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建议华东有关部门和上海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目前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除发动工商户彻底坦白外，还要动员群众检举这些给资产阶级打掩护，向国家税收机关猖狂进攻的不法会计师，同时组织专门检查小组，检查并督促徐永祚、李文杰等人迅速彻底向人民坦白认罪。
领导机关对上海市税务局的工作，也应当进行彻底的检查。
实秋

买物品应向商人要发票
编辑同志：
我校许多同学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批判和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但大家对买东西时要商店开发票的作用，确实不懂。
如三十班同学马秀然，曾在天津买几次东西，都没开发票，他说，要发票没用处。
商人对他说：
“你走吧，我们开了发票撕了就是。”
正因为许多人不了解开发票的意义，就无形中助长了商人偷税漏税的行为，使人民遭受了很大损失。
希望大家买东西时，向商人要发票，这是爱国的行为。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学员郭际泉

发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
浙江省新登县青山乡农民，在共产党的教育和乡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全乡的劳动力，并取得人民政府的扶助和邻乡农民的支援，经过四十六天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原计划需时六个月才能完成的小型水库工程，保证了三千多亩农田的灌溉，打下了战胜旱灾争取丰收的基础。
利用自然环境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把河水雨水储蓄起来灌溉农田，是消灭旱灾的重要方法。
现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已有几百万处小型蓄水池、塘、坝等工程，灌溉着江南地区大部分的稻田。
这些小型蓄水池、塘、坝工程，是多年来亿万农民向自然作斗争的胜利果实，也是农民群众向旱灾作斗争的一项宝贵财产。
为了扩大灌溉面积，做好防旱抗旱工作，江南各地应当在雨季以前，完全做好现有的蓄水池、塘、坝等的修整、养护工程，充分发挥灌溉效益；
号召农民继续发扬向自然作斗争的优良传统，学习浙江省新登县青山乡农民的创造精神，及时动手，组织一切力量，战胜困难，开展一个兴修小型蓄水池、塘、坝运动，为扩大灌溉面积争取丰收而斗争。
北方各省十年九旱，小型水利工程又不甚发达，更需要及早动手组织领导农民，利用一切自然条件，兴修农田水利，开发一切水源，向干旱作斗争。
当然，广泛开发水源，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农民群众中还有严重的保守思想和靠天吃饭思想；
兴建这些工程也会有人力物力不足和技术问题不好解决等困难。
但是，只要各级人民政府能够充分重视这一工作，用实例打破群众的保守思想和靠天吃饭的思想，帮助农民解决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四平市棉花公司领导方面
应立即纠正严重的右倾思想
辽西四平市棉花公司领导方面，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表现的严重的右倾思想，须立即纠正。
自02月04日中共四平市委员会书记周健同志作了关于“打虎”的报告后，二十多天以来，四平市棉花公司领导方面一直都没有行动起来。
02月14日翟泽经理曾说：
“如果让签字盖章，我就敢保证没有大贪污分子！”
这可以说明领导方面的右倾思想是多么严重。
该公司所属某工厂厂长郝彦荣，在义县百货公司经理任内有一些贪污线索，当群众在会上提出时，领导方面竟阻挠说：
“不能在会上提。
如果提了，不是丧失了领导上的威信吗？……”当石显章同志请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他去调查关于于风桐的材料时，郝彦荣竟不让去调查。
群众怕“穿小鞋”，把意见直接反映给市委。
人事股股长李彦荣知道后，便威胁赵世钱同志说：
“你们竟给领导上扣帽子，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又说：
“你们这样整，运动就由你们领导吧！”
郝彦荣也找赵世钱说：
“你们的主谋是谁呀！……”由于领导思想的麻痹、软弱，贪污分子故意耍花招，斗争没有什么结果。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成份也有问题，连手脚不干净的于风桐也参加了委员会。
当群众把于风桐的问题一一揭发后，领导方面虽然感到了“惊讶”，但因为于风桐“工作积极”，仍然让于风桐去沈阳作
“调查工作”。
这也可以说明领导思想右倾的严重。
我希望有关领导方面，来检查一次四平市棉花公司的运动情况。
青问松

在包做淮河干流机械疏浚工程中偷工做假
奸商祝魁刚使治淮工程遭到严重损害
祝犯共盗窃国家财产九亿多元，已被逮捕
上海魁记营造厂老板祝魁刚，在包做淮河干流的机械疏浚工程中，有计划地偷工作假，多算土方，盗窃国家财富九亿多元（据初步计算），使治淮工程遭到重大的损害。
祝魁刚在1950年06月间，承包了淮河干流正（正阳关）溜（溜子口）段内三十万公方的机械疏浚工程。
为了能够在承包工程中牟取暴利，在订立包工合同前后，就积极和当时淮河总局派出负责筹备和出包机械疏浚工程、并担任机械疏浚队长的张谨农进行勾结（张谨农是祝魁刚的老朋友，在解放后参加淮河总局工作，在这以前也是个营造厂老板，曾和祝魁刚合作包过工程），了解淮河总局关于出包机械疏浚工程的单价预算，以抬高土方单价，并超额预支开工经费。
工程开始后，祝魁刚一方面利用张谨农的职权，投机取巧；
一方面直接利用其心腹周滨森、钱文俊，爪牙张锦湘、王章俊等，以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普遍地贿赂、腐蚀机械疏浚队的干部和机船上的技工，企图使监督工程的人不起监督工程的作用，使机船的技工完全听从他们的支配，以肆意作弊。
祝魁刚在张谨农的帮助下，在很多干部因受贿失责的情况下，任意作弊，破坏治淮工程。
他们为了多挖土，不顾标准，超越指定挖土线，拣好挖的土挖，实际上等于不挖；
碰到比较难挖的沙土，则整段整段地丢掉不挖（有的段丢掉数百公尺），或不挖到规定深度，或丢下一条条的土埂。
为了多挖土，祝魁刚更唆使卸土民工不把土挑到指定地点，甚至把土卸在木船附近的水里，致使挖上来的土又冲入河槽，或又堆成新的沙滩。
为了能装半船土报满船土，他把收方员用酒灌醉，或拉去洗澡，使收方员早离工地。
祝魁刚采取以上种种偷工、作假的办法，共盗窃国家财产、折合人民币七亿三千五百多万元。
祝魁刚获得大量的暴利后，又用行贿的办法，偷漏了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款约合人民币一亿六千多万元。
由于祝魁刚的偷工作假，治淮工程遭到难以计算的损害：
第1、由于挖的深度不够和丢下土埂，以及把土倒在水里冲回河槽等原因，大大地减少了水的容量及水的流量、流速。
如不进行补救，在洪水到来时，必然抬高水位；
在超过应有的水位时，就会发生漫决的危险。
第2、由于水的流速减慢，可能造成新的浅滩。
第3、直接影响了船只的航行。
在正溜段内经常发生船只搁浅现象。
1951年向润河集工地紧急运输材料时，船只搁浅，阻拦了五十多只大船不能过去。
“江永”号轮船碰到土硬搁浅停航，损坏了船舵。
第4、治淮计划不能按计划完成。
第5、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如有的民船在这里搁浅后，船上的人就气愤得大骂。
第6、使国家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
不仅被祝魁刚直接盗窃了巨额财富，而且国家还必需付出大量资金，补做工程。
上海市人民政府已于02月16日把祝魁刚、周滨森二犯逮捕，押到蚌埠处理。
治淮委员会工程部也在02月20日把张谨农带回机关进行围攻。
（刘星）

在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中
东北合作货栈竟继续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编辑同志：
东北区合作货栈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不注意保管各地运来的货物，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使人民财产继续受到严重的损失。
该货栈收到江西省南昌专区社发来的甘蔗四千四百多捆后，就放在院内。
南昌押运的同志看见了，催促该货栈的吕经理设法安置，以免把甘蔗冻坏，但吕经理却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辞，不理睬这一建议。
以后甘蔗受冻，才存到小屋里。
甘蔗因返热化冻，就变软霉烂了。
因此，这批甘蔗只好由一万八千元一捆降到八千元一捆出售，损失了五千万元左右。
由浙江省社运来的二十七万斤瓯柑，也因受冻而降价出售，损失了五亿二千多万元。
唐山专区社发给该货栈的栗子，湖南省社发到该货栈的橘子，山东省社发来的生姜等物，因该货栈保管不善而造成的损失，也不下三亿七千万元。
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该货栈因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损失总共约九亿四千万元。
我认为东北合作总社应该彻底检查这些事情。
朱华
编者按：
东北区合作货栈的领导机关，应迅速检查处理这一事件，并在报上公布。
一切机关都应由此获得教训，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使国家财产继续遭受损失。

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
看“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的意义
编辑同志：
我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看了“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影片。
这部影片对我的启发作用很大。
它具体地教育了我们学习人类伟大导师的工作方法和作风，站稳立场，勇敢地、坚决地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反贪污斗争是一场严重的剧烈的革命斗争，我们不能对敌人讲一点“仁慈”，应当时时刻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阴谋和破坏。
在个别知识分子中潜藏着一种没有政治立场的怜悯心，这种思想情绪往往危害了革命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我看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才知道连高尔基也曾经有过这种错误思想。
我们应该如何小心啊！
列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
不管敌人如何凶残和顽强，我们一定要胜利！
应该接受伟大导师给我们的训示。
影片中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镜头，是华西里从察里津运到莫斯科八万普特粮食，但他自己却饿着肚子，直到昏厥过去。
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华西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葛敏

工人积极支援农民防旱抗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山西省机器公司每天生产一百辆水车
山西省机器公司工人李文彬，四个月前曾代表公司职工向全省农民广播。
他说：
我们正在突击生产水车，支援你们克服旱灾，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我们相信，只要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战胜任何灾害都是有把握的。
四个月了，山西只落了很少一点雪。
农民们十分忧虑，但他们并没有灰心，都积极地进行了冬浇和打井准备，和旱灾作斗争。
他们相信自己斗争的经验：
只要利用地上地下一点一滴的水，就会看到很好的收成。
襄陵县南辛店徐根有，当去年万里无云、旱象将成的时候，打了一眼井安上水车，把八亩旱地变成水田，收获的粮食折小麦二十五石；
他不仅征服了“旱灾”，还使产量提高了两倍以上。
四个月前，他们在听到工人老大哥的声音时，跟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信心就更增强了。
所以他们纷纷定购水车。
枯旱的晋北地区——忻县专区农民原定购五百部水车，现在又增购了三百部。
全省农民在冬季向合作社预购的水车已达两万部。
现在运城、榆次、忻县专区的农民又要增加预购水车的数字。
从农村里来的每一个水车定货数字，都鼓舞了山西省机器公司全体职工的生产情绪。
红旗竞赛在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开展着，他们要尽快、尽好、尽多地满足农民的需要。
铸工部是生产水车的关键部门，这一部门能充分供应毛坯，其他各部生产就能加快速度。
铸八字轮小组因为工具设备简单操作困难，在01月份改用铁模铸造；
但由于缺乏经验，产量一时下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锻工张正祺等自报奋勇组成了一个八字轮铸造小组，和别的组开展红旗竞赛，使报废率很快降低。
这样不仅把01月份所留下的活赶完，并且还提前完成了02月份生产毛坯的计划。
机工部樊德小组，做水车管子时，按工序组织了互助组，又积极改进工具，使压边效率提高一倍，剪料效率提高两倍，卷管效率提高六倍。
全组每天可生产六十部水车用的管子。
镟工小组的机架生产效率普遍提高两倍，共产党员郝维湖每天可镟成二十个机架，速度提高了三倍。
由于每一工序制品时间的缩短，整个水车生产效率就提高了一点二倍，现在全公司每天可以生产水车一百部。
目前他们又在研究制造弯练机，以减少手工加工程序，争取02月下旬每天能生产水车一百五十部。
工人们为了协助农民的抗旱增产运动，不仅想办法加快水车的生产速度，而且很重视产品的质量。
张正祺说：
“在旧社会时，铸铁活差半寸不算错，现在差半分连自己也交代不了。
我们的红旗竞赛，就是要保证农民兄弟使用满意的水车。”
山西机器公司原是阎锡山匪徒的兵工厂，解放以后才改做农业机械，所以经验不多。
1950年春季，公司曾制造一千四百五十部牙轮式水车贷给农民，但其中有七百部开始使用就发生了故障。
工人下乡为农民修理水车时都深刻地体会到产品质量的重要。
机工樊德等到过忻县的三十多个村庄。
他说：
“那里天旱地干，水车架在井上却不能开动，工农联盟怎么能巩固呢？”
所以他们曾诚恳地征求农民意见，作为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的参考。
他们发现车轴摇动是农民最头痛又没办法的事。
原因是缺少一条档棍，所以现在作的水车都加了档棍。
他们也发现八字轮磨损率很大，所以现在作的水车改用铁模铸造。
这样使轮子表面硬化，就坚固耐用。
工人们为着农民兄弟能买到物美价廉的水车，都非常节约原材料。
铸工部把镟下的铁末子收集起来熔成了六千公斤生铁，铸工部一个月就节约了焦炭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公斤。
现在每部水车所用的铁料，已由一百三十公斤降至一百一十四公斤。
在这个期间他们节约下来的材料，可以多生产六百部水车。
现在，他们已完成第1批七千部解放式水车的定货，其中三千部已安装在农民的井口上春浇抗旱，保证这些农民能够无雨下种。
从02月中旬起，他们已开始作二万部水车的新定货。
（新华社记者张瑾）

平原省聊城专署公安处
负责干部应速克服右倾思想
编辑同志：
平原省聊城专署公安处某贪污犯，在停职交代问题期间，不但不老老实实坦白自己的错误，反而百般刁难。
他甚至责难给他住的屋子小了。
他还带着他原来的通讯员，这个通讯员名义上是看守，实际上却任他支使。
我认为，贪污分子在停职交代问题期间，仍享受原来的生活待遇，是不应该的。
该处有关负责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不少人看到领导干部对待贪污分子的态度，就不敢大胆揭发检举了。
我认为该处领导方面应该从速检查，整顿队伍，大力发动群众，严肃对待贪污犯，以便使运动顺利开展起来。
张林德

浙江新登县青山乡农民修建小型蓄水库
可浇农田三千多亩，打下了战胜旱灾争取丰收的基础
浙江省新登县青山乡农民，去年冬季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趁农闲时间修建了一个小型蓄水库；
水库面积共占地二十七亩七分，估计蓄水量可浇灌农田三千零六十二亩（内有外乡受益田一千八百亩），解决了这个乡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旱灾问题，给今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争取丰收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这个乡共有四个村，有田三千八百零六亩，其中有一千二百多亩经常受旱。
解放前，大部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遇到旱灾严重的年成，所收稻谷还不够给地主交租子。
如清泉村应传根过去租种了地主十一亩五分田，有一年遭旱灾只收了一千二百五十斤稻谷，但他要缴的租谷就有一千五百斤，还差二百五十斤。
解放后，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已经再不要给地主交租子了。
去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抗旱运动又获得了丰收，可是仍有一部分田受旱减产。
因此，农民迫切要求战胜旱灾。
去年秋收后，这个乡的农民在乡政府领导下，通过庆祝丰收和回忆往年受旱灾的痛苦，提高了对兴修水利的认识。
接着全乡召开了乡干部会、积极分子会、老农座谈会等，讨论研究兴修水利的问题，结果决定在官山村修建一个小型蓄水库，并计划了水库的面积和需用的人工、工具等。
修建水库的计划确定后，开始有一部分群众认为修建工程浩大，经费困难，害怕修到半路停工，既浪费人工，又荒芜田地。
乡干部发现这种思想后，就通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领导群众回忆过去抗旱工作的艰苦情况，并指出修好水库后的长远利益，克服了这种思想。
农民群众把做好修建水库工作订在爱国公约上，保证要坚决完成修建水库的工程。
这时乡政府就领导群众讨论了组织人力和解决经费、工具等问题。
全乡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动员了四百五十人，组成了一个民工大队；
同时农民自动拿出了一千担石灰，又从人民政府贷款一千五百万元，解决了修建水库的材料和经费困难。
去年11月20日修建水库的工程正式开始后，除民工大队外，全乡凡是能劳动的男女老幼都参加了工作，真正把冬闲变成了冬忙。
如五十二岁的楼良木老汉，天晴时抬泥挑石头，下雨时编挑土筐子；
清泉村五十五岁的楼阿凤老大娘，白天抬土，夜里还打草鞋送给抬石头的人穿。
参加民工大队的农民工作劲头更大，他们提出：
“做水库好比建仓，挑土就是挑谷”的口号，白天抬一天土，夜里还点着汽灯干三个钟头才休息。
乡干部更是忙，他们从开工后就搬到水库边上住。
附近七个乡的农民也组织了八个大队共二千八百五十多人，自带行李、伙食、工具到青山乡来帮忙。
这样原计划六个月完成的水库工程，在四十六天内就完成了。
同时因为工作效率提高，还节省了许多人工和经费。
如原计划需要五万个工和三百五十斤火药（炸石头用），做下来就节省了一万三千多个工和二百六十斤火药。
水库修成后，开始打破了这乡农民的封建迷信靠天吃饭的思想，坚定了农民战胜旱灾争取丰收的信心。
如六十九岁的老农民楼金元，最初对兴修水利预防旱灾的信心不大；
水库修成后，他高兴地说：
“今后再也不迷信天地鬼神了，听共产党的话没错。”
楼阿凤也说：
“修成了水库，等于修了个谷仓，今后可以年年丰收了。”
现在全乡农民正在乡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准备春耕大生产。
（浙江日报）

用大贪污案的实例不断和右倾思想斗争
华北各地反贪污斗争趋向高潮
猛烈的反贪污斗争正在华北区省、专区、县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开展中。
各地的战斗一般开始在02月初，省、市以上机关在01月间就已开始。
大部分领导干部都首先进行了检查，洗干净自己的手脚才进入战斗，而且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战斗的，因此斗争一开始就表现阵容整齐，战斗猛烈。
到目前为止，全区各单位基本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情况：
第1种是“打虎”战已近结束，主要“老虎”已就擒。
这些单位目前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打扫战场，追查漏网的大贪污分子，组织专门清理大贪污案件的机构，进行甄别、对证、清赃等工作。
其次是发动群众总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成果，进一步从思想上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具体订立各种制度，包括机关内部的民主生活到医药卫生、文化娱乐等各方面。
山西、察哈尔等省级的大部领导机关及部分先进专区、个别县属于这种情况。
第2种是“打虎”战斗已进入高潮，但大“老虎”未捉净，机关内部的民主运动在开始阶段也做得不彻底。
这些单位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贯彻“除恶务净”的方针，捉净一切大、小“老虎”，并争取在运动结束时领导干部进行民主补课工作。
少数省级机关和全区多数专署级机关属于这种情况。
第3种是领导干部没有好好洗澡就匆忙地进入“打虎”战斗，因此遇到了阻力，右倾思想仍是主要障碍。
这些单位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纯洁战斗指挥部，不断加强队伍，进行战斗。
部分专署级机关及大部县级机关属于这种情况。
这一场至今仍在激烈进行着的“打虎”战斗，使所有参加战斗的人眼睛都明亮起来了。
起初，有些人不大相信自己的队伍中有“虎”。
“老同事”“老部下”曾经成为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障碍。
他们不大能认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已使这些“同事”“部下”变了质。
不少人对于资产阶级派进来的代理人在革命队伍内部所进行的有组织的进攻也认识不足，以为可能有些贪污但也是“小事”，不用“大惊小怪”。
这些错误思想，在运动深入中统统被批判和纠正了。
目前各地正在激烈进行着的“打虎”战斗已经完全证明：
运动开始时发现的“小虎”，以后在深入调查和正面进行斗争中有不少升为“大虎”，近来各地普遍发现到的是“虎窝”。
平原省新乡专区目前掏出的“虎窝”就有二十一个。
这些“虎窝”大多隐蔽在供销合作社、仓库、粮食公司、银行、税务等单位。
“虎窝”的主谋者有不少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代理人，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入各级的经济部门中盗窃国家财产的。
所有已被发现的“虎窝”对于运动都采取了顽抗态度。
但这种种顽抗都是没有用的，最后还是一个不剩地全部落网。
目前各地已在一个月来的打虎战斗中充分认识到：
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事物，用已发现的各种大贪污分子的实例，不断和右倾思想展开斗争，是战斗取得胜利的决定关键。
只要克服了右倾思想，依靠群众，充分调查研究，查明“敌情”，坚强战斗，大贪污分子的一切“蒙”、“骗”、“抗”的办法，都是可以粉碎的。
各地已取得的共同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要有坚强而纯洁的“打虎”指挥部。
指挥部中不能有手面不净或有意无意包庇贪污而又不彻底改变态度的分子。
指挥部要有得力的办公室，指挥员要依靠办公室随时研究整理材料，随时发现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经验。
随时注意突破落后单位，赶上先进单位。
二、要组织有勇有谋的“打虎”战斗队。
这个队伍必须是首长挂帅，队伍中一般应包括头脑清醒、立场稳、掌握政策的骨干分子，业务知识多、善于调查的内行，有会计知识会算账的专家，再配以熟悉贪污法术而已真诚坦白并愿积极立功的贪污分子。
三、要依靠群众进行精密的调查研究，这是战斗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调查的方法，各地已集中起来的有“十二查”和“十对”。
十二查为：
查业务、查关系（如与那些厂商交易、非法借款等）、查货色（偷工减料明知不究、远地购劣货等）、查价格、查合同、查账目、查保密、查出身、历史、查生活、查群众反映、查对运动的态度、查在私商入股。
十对为：
估价单和商单对，商单和账目对，合同和物资的规格、数量、质量对，估价和当时市价对，取款和付款时间对，领取粮食数目和时间对，支出和结存对，结存和库存对，粮食领（买）和换（卖）的时间对，粮食买卖价格和当时的市价对。
四、“大虎”一般较顽强，特别是“虎窝”，内部有“生死同盟”，因此战斗时必须是有攻有谋。
要运用各种机会，贯彻政策精神。
对于“虎窝”，多数地方都采取了“调虎离群，各个击破的方法”。
“打虎”战斗越是趋向高潮，领导者的头脑就越要冷静。
满足于表面成绩，便从领导方面松懈下来的情况是最危险的。
平原省安阳提出“打虎”越胜利，领导方面更要亲上前线，开始得好，一定也要结束得好，这种精神在各地都证明是正确的。
到战斗高潮中，领导方面的头脑必须冷静：
一是防止运动中的“左”倾偏向，发生一件，就要立即纠正一件；
一是要认真甄别已坦白的材料，对于各种贪污情况要弄清来路去向，防止“老虎”以假混真，藉口反攻。
（据新华社消息）

国营青岛第4棉纺织厂细纱间职工在新情况下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车子快了，郝建秀工作法还用得上吗？
——国营青岛第4棉纺织厂细纱间职工在新情况下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国营青岛第4棉纺织厂细纱间职工最近克服了“车子快了，郝建秀工作法用不上了”的错误思想，使这一工作法在新情况下得以推广。
今年01月份，这个厂的细纱机前罗拉速度增加到二五○转后，产量提高了，但皮辊花却从百分之零点七激增至百分之一以上。
因此，不少行政干部和职工就怀疑：
“车子快了，郝建秀工作法还用得上吗？”
“郝建秀工作法是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呢？”
有的工人感觉到郝建秀工作法虽好，但车子加快了想用也用不上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厂行政方面就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
这次检查发现，虽然车子加快了，原棉也比较不好（四厂01月份和花成分下级棉占百分之五十），但仍有近百分之十五的细纱工人的皮辊花并未增加很多。
石秀兰、袁秀美、章桂兰等人的皮辊花率都在百分之零点四以下，其中章桂兰过去还是以“放花”出名的。
根据这些发现，四厂又进行了典型测定，对几个成绩优秀的工人的操作作了分析。
结果，发现她们有如下的特点：
（一）掌握新情况、新规律。
车子慢时，工人接断头时考虑的是远近和先后，不大注意断头飞花。
可是车子快了，风力大，断头飞花会打断其他线纱，造成更多的断头，所以就必须首先接这样的断头。
石秀兰就是这样做的。
又如车子慢时，巡回一次，粗纱纺一圈多，车子快了便要纺两圈。
石秀兰等人在换粗纱时，掌握了这个新规律，所以能不出空锭子。
那些把车子一百八十转时的一套动作习惯用在二百五十转上面的人，当然便要感到郝建秀工作法用不上了。
（二）主动争取时间，多做清洁工作。
在车子加快时，接头工作增多，多少要占用清洁工作的时间，因此，为了保证做好清洁工作，必须设法在其他工作中挤出更多的时间。
袁秀美在过去车子慢时，是当粗纱管还剩五、六圈纱时就去换，车子增快以后，她便等到只剩一两圈再换。
这样就省下些时间来做清洁工作。
那些说郝建秀工作法用不上的人，都忙于接断头，再不去想办法多做清洁工作，自然断头就更多了。
检查的结果证明，四厂许多被认为成绩很好的郝建秀工作者，过去一直没能深刻地和主动地掌握郝建秀工作法的规律和基本精神，所以遇见情况变化时便感到无法对付，反说郝建秀工作法不好用了。
现在四厂的不少郝建秀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缺点，他们说：
“过去我们运用郝建秀工作法太死啦，今后一定改。”
他们都准备在新情况下进一步把郝建秀工作法贯彻到细纱工作中去。
（新华社）

邮政总局关于厦门邮局积压报纸的答复
编辑同志：
1951年12月04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卢先和同志批评厦门邮局不应积压人民日报的来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
据我们调查，厦门邮局积压报纸的原因，是交通运输没有搞好。
因为自北京寄厦门的邮件和报纸，中间要经过火车、汽车、轮船等运输路线，有时因为时间衔接不上；
有时因为汽车运量小，结果就积压下来了。
现在沿途邮局已经初步改善了这种情况，三、四天或五、六天的报纸一次送到的情形已经没有了，但有时仍有两三天的报纸同时送到的情形，我们正在进一步地研究改善。
中央邮电部邮政总局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运动为什么停滞不前
白植品
编者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增产节约委员会成分不纯以及某些领导干部手脚不干净、领导运动严重右倾和限制记者自由采访等等的现象，已经引起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重视，进行了初步纠正。
交通部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委员，已有九个被撤消职务，其中包括交通部副部长李秀山和文中所举的几个贪污分子。
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并已派直属小组到交通部帮助领导运动。
记者也已可以到交通部自由采访。
但截至02月26日，交通部的运动仍无多大进展，没有捉到大贪污犯。
我们认为：
该部的领导人应该立即进行深刻的检讨，彻底转变对待运动的态度。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并应加以督促和检查，使其迅速转变。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开始到今年02月12日为止，由于领导干部手上不干净和有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一直没能很好开展，停顿在混乱状态中。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动群众的主要关键，是要负责干部亲自上前线，由上而下，层层带头检讨，并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彻底清除一切贪污行为，捕捉大贪污分子。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不是这样，而是由下而上检讨，领导者检讨得又极不深刻，致使运动始终裹足不前。
02月0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主席发出围剿大贪污犯的动员令后，交通部的运动仍未获得显著战果。
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手上不干净和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作怪。
首先，群众怀疑交通部副部长李秀山手上不干净，向他提出许多问题。
李拖了很久，一直到02月12日晚上，才支吾其词地作了一番解释，只承认自己有过坐三等车报二等车的票价的事。
交通部的群众认为，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六个人手上是不干净的。
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是大贪污分子。
有一个委员，已坦白了曾动用公款四千万元。
但他还继续留在指挥部内（按：
现已被撤消委员职务）。
群众对指挥部的人选，一开始就有意见。
这些意见，始终没有为领导方面所采纳，反而叫有贪污行为的人去动员别人坦白！
其次，交通部领导干部不敢在本部内认真检查，搜集材料，捉拿贪污犯。
交通部每年都有一笔很大的事业费，但是账目混乱，大部分的支出没有原始单据，都是经手人自己开的白条子。
这些单据中，同一个经手人的名字，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指印；
也有同一个指印，而写好几个经手人的名字的。
据查账的同志说：
一百张单据中，就有五、六十张有问题的（有一个已被撤消增产节约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委员，已坦白承认自己假造单据两次，贪污一百多万元）。
交通部在阿尔山买的铁筋，收、购、退、销，都没有账目。
在采购当时，除了主要负责人以外，下面的干部则经常换人。
这样就给贪污分子留下贪污的空隙。
交通部向财政部领用木材，领、运都有详细账目，但木材究竟用了或被盗卖了，却不得而知。
有一个女同志说：
“领导上装聋又装傻。”
正因为如此，交通部捉贪污犯是“剿外不剿内”：
不先在本部内剿，而先剿在扎兰屯工作的贪污犯
（当然也要剿）；
“剿远不剿近”，斗争本部运输处长时，不先从他的贪污行为清算起，却要他先坦白1946年和“光复军”有什么勾搭。
连续斗争五、六天，没有捉到大贪污犯，却把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和精力消磨下去了。
更严重的错误是交通部领导干部纵容贪污犯、包庇贪污犯，麻木不仁。
举几个例子：
贪污分子包启文，在会上刚坦白了贪污二千多万元的罪行之后，立即让他当大会主席。
围剿大贪污犯是多么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请来当指挥官？
这种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错误，严重到何种程度！
包启文表示不当大会主席，李秀山就把一个参加工作才几个月的女同志推上去当主席。
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共产党员）在02月12日下午宣布五个贪污分子从轻处罚时，李秀山在会上对大家这样说：
“我们认为这五个同志坦白较诚恳，我们整个领导上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们是否还觉得他们的尾巴没有割掉呢？”
群众不响。
接着他宣布了这五个贪污分子的名单。
刚宣布完了，列在名单上的一个贪污分子，立刻站起来说：
“我的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
乌勒吉敖喜尔部长连忙改口道：
“那就宣布四个从轻处罚好了。”
这种错误的行动，怎么能够容忍！
再举一个例子。
群众认为包启文对自己的贪污罪行，没有彻底坦白，问题还很大。
李秀山却表扬他的坦白是“诚恳”的。
这样，就又有下一步更荒谬的事情发生：
领导方面认为原来的伙食管理员有贪污嫌疑，要换一个人。
换谁呢？
就换为他们所表扬的“坦白诚恳”的贪污犯包启文。
这种罪恶行动，怎么能够容忍！
有一个同志说：
“我提议让贪污分子继续说下去，直到把全部问题谈清为止。
而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却要加以表决了结，还说我捣乱会场！”
李秀山在斗争会上伏在桌子上睡觉，群众给他提出意见，他又是支吾其词地挡了过去，意思是说，这并不能算是不重视反贪污运动。
我是内蒙古日报的记者。
当我在02月12日下午发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有着上述这么多、这样严重的问题时，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搜集更多更全面的材料，当天晚上，我前去采访。
趁休会十分钟的时间，我找了一位在会场上积极发言的同志谈话。
我们坐下还没谈上三句话，就有个名叫邓玉五的来找我，说：
“你到部长那个屋子去一下。”
我立即跟他去。
一进屋，邓问我：
“你是那里的记者？”
我答是内蒙古日报记者。
他又问：
“你跟他谈些什么？
你跟他认识么？”
我答：
“想谈些你们这里的运动的情况。
跟他以前有一点点认识。”
站在我旁边的中共内蒙古分局派去参加交通部反贪污运动的巴音同志插上来问我：
“你跟他谈话，经过乌部长批准了没有？”
我说：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坐在沙发上的乌勒吉敖喜尔部长向我抬起头来说：
“你现在要暂时停止采访！”
我问为什么？
他说：
“你不要乱问，他谈的情况，不一定正确。”
我说我会判断。
他仍重复三遍：
“暂停采访！”
我再追问为什么。
他答：
“我要请示上级，看是否允许你这样活动。”
我就告诉他：
“我完全有这个权利。
而且今天上午曾给你看过内蒙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介绍信。”
我立刻又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给他看。
乌勒吉敖喜尔部长看毕说：
“我以为这个介绍信，只仅仅介绍跟我个人谈话，而不是跟别人谈话的。”
乌勒吉敖喜尔部长最后提高声音对我说：
“你总不能阻止我向上级请示吧！
因为我不懂记者的活动方式。
现在你一定得暂时停止跟他谈话！”
从上述一连串的事实看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乌勒吉敖喜尔要暂时停止我的采访活动，用意在什么地方呢？
事实已经很明显，只有两种解释：
一是他怕我揭露他纵容贪污犯的罪行；
一是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怕我从群众中找到材料。
此外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

击退资产阶级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侵袭
不久以前，本报批评了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欧阳山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天本报又揭发了华东文化部第2副部长黄源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其所造成的恶果。
他们的官僚主义的表现似乎有些不同：
欧阳山是拚命地抓钱、抓摊子，以为摊子越多越好；
而黄源却把文化艺术事业当作一种“包袱”，尽量推脱不管，“少背一个好一个”。
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
以极其腐朽的从个人打算的观点和庸俗的事务主义态度来对待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重大任务。
而在热中于铺张浪费、大量挥霍国家资财上，他们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种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领导下，必然会使个别干部滋长恶劣的思想作风，甚至发展到混水摸鱼，从中贪污。
从这次检查中发现，黄源只凭“政治担保”，每月补助“群众文艺”的一千个单位是并非必需的，这笔款子被该刊主编柯蓝，用私人名义存入银行，私自随便挪用，其中显有不干净的地方。
他因怕华东文化部查账，曾让别人给他造假账。
柯蓝的这种行为，以及华东文化部秘书处副处长钟林和该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的坏思想、坏作风能够长期存在，是和黄源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在官僚主义作风笼罩下，又必然会产生无原则的宗派纠纷。
使推动文艺工作前进的、不可缺少的、严肃的思想斗争，淹没在小圈子的勾心斗角或所谓 “面子”“友情”的庸俗气氛中。
据“文艺报”报道，武汉市文联主编的“工人文艺”和江西省文联主编的“江西文艺”，在处理稿件时，常常是从所谓“面子”“友情”出发的。
太原文艺团体之间互相排挤，互相诽谤和攻击；
某些文艺领导干部之间闹私人成见，见面“打哈哈”，背后乱讲，甚至谩骂。
上海文艺界，某些文艺工作者中，此种现象也很严重。
如上海诗歌联谊会就分成一些小圈子，闹无原则纠纷，或以庸俗的互相吹嘘来代替思想批判和思想斗争。
这种恶劣的习气像毒菌一样侵害着我们的文艺战斗组织，如不彻底加以肃清，我们的文艺战斗组织就会陷于麻痹和瘫痪，文艺战线上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会发生动摇，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篡夺。
以上这些事例，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文化艺术组织中，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造成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文化艺术领域的显明的例子。
这些现象是不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
各地文化艺术机关团体，目前应集中全力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反贪污斗争获得全胜后，应该立即结合文艺整风，转入更普遍、更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把腐蚀文化艺术组织的贪污浪费现象，和严重损害文化艺术事业的官僚主义，以及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从文化艺术领域中彻底肃清！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华东文化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已充分暴露了该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领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从已揭露的事实中，明显地表现了该部政治思想领导的薄弱，和文艺思想的混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已在该部的各方面占据了领导地位，因而从上到下，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华东文化部负实际领导责任的第2副部长黄源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成天忙于琐屑的事务，对于重要的思想政策问题，却完全放弃领导。
工作事前无计划，又无检查。
下面来的报告不审查，积压的公文不处理。
因为怕负责任，对许多工作都采取推、拖的办法来敷衍。
出了问题手忙脚乱，临时抓一把，过后又烟消云散。
这是一种典型的糊里糊涂的官僚主义作风。
华东文化部的工作方针是“普及第1，面向全区，加强思想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并没有很好这样做。
这从经费的分配上也可以看出来：
1951年的业务经费，华东文化部和直属单位就占去了一半，华东各省区仅占一半。
经费的支配动用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谁能吵谁能闹就可多争一些。
对财经制度他也是忽视的，如文化部每月补助“群众文艺”一千个单位，据最近检查出来，并不是必须补助的，但黄源一向不允许会审科去查账和了解开支情况，强调“政治担保”，每月仅凭一张收条就报销了。
黄源个人也有许多地方公私不分，违反制度的情形。
如从事业费内开支八千万元，从电影厂买来一辆汽车自用，但在报销的条子上却批着是作为给电影厂的补助费。
另外他家里用了四个佣人，超过制度，党支部委员会曾向他提过意见，他不但不接受，还在群众面前用不满的口气责问提意见的支委，给群众影响很坏。
据华东文化部许多人反映，黄源的学习是很差的。
解放以来，大家没看见他在报上写过一篇有关文化工作方面的指导性文章。
电影“武训传”问题发生后，作为华东文化行政工作的领导人，他不带头检讨，却沾沾自喜地说：
“过去亏得没写文章，否则也出毛病。”
而从此他就更缩手缩脚，怕负责任，对许多工作尽量推掉，甚至放弃领导。
如新闻出版局准备要美术出版社成立一个公私合营的连环画统一出版机构，由文化部领导，但黄源不同意，说：
“以前出版过‘武训传’已经受了批评，以后再出问题，谁负责任？”
又如音乐唱片制片厂请求文化部领导，文化部也一再推托，终于不管。
影片“光辉灿烂”在上海放映后，舆论对这个影片评价不一，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邀集文化界领导同志看一次，准备在看后座谈研究。
黄源接到通知后匆忙之间叫下面收集各报评论资料，拟研究后作一总结，但由于时间匆促，材料收集不及，他怕看了电影拿不出主见，就干脆不去看电影，也不参加座谈。
黄源把文化艺术事业看作“包袱”，“少背一个好一个”，或者是只知道出钱了事。
当文化馆从教育部转给文化部领导时，黄源认为“这是包袱，最好不要管，只要在经费上补助补助好了。”
松江地委文工团来上海演“农民大翻身”，及戏剧专业学校文工团演出“新沂河蓝图”时，卖座不好，文化部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加以帮助，却用包场来支持，花了二千多万元。
华东文化部铺张浪费交际请客的风气，从上到下都很风行。
该部秘书处副处长钟林自己检讨时说：
“文化部请客非锦江十三层或梅龙镇不可，有客人来就送上海大厦或乐义饭店住。”
对于较有名的演员，也总以请客吃饭相交往。
去年开华东文化行政会议，部里化了八百万元特地制了一套会议桌，开完会就堆进仓库。
会议期间用各种名义请客四次，这些费用，行政费内开支不了，就违反制度在事业费中报销。
部里现有钢丝录音机四架，照像机八架，从部长到各科，各有小图书室。
各处盲目地买器械材料，买了没用，积压了价值好几亿的东西。
造预算，尽量扩大。
如华东戏曲研究院1952年预算原来不超过四十亿，黄源不是要他们尽量减缩，而是要他们增加，于是各剧团增加购买照像机、录音机等预算开支，硬凑满了六十亿。
前年年底该部经费剩余一百多亿，领导方面怕上缴了要受批评，便苦心研究如何用掉这笔钱。
于是该部所属各单位拼命购买东西，在一天内，部里会审科就开出了一百二十多张支票。
该部秘书处副处长锺林给了电影处七十亿，要他们赶快向外订购大批电影器材。
电影处用去的经费中有一百零四亿，事隔一年，到现在还没报销。
去年年底，锺林为了逃避现金管理和怕资金被国家冻结，曾把一亿元现钞提出存在部里，又和该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把七亿元打埋伏存在电影处，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才提出，使一笔数目不小的国家资金停滞周转，严重违反财政制度。
华东的戏曲改革工作，也存在着严重问题。
对华东戏曲研究院，华东文化部很少给以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实际上完全由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伊兵个人在管，而伊兵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是极严重的。
他不正确地理解“国家气派”，以为国家气派就是形式上的铺张。
在他的影响下，造成剧团演出时布景、服装、道具都力求豪华，而对戏的思想内容却不注重。
如大众剧院装修费就用了二亿六千多万，化妆间一人一个灯头，一切力求“现代化”。
越剧团来北京演出时，人和道具行李装了五卡车，坐火车包一节客车，一节货车，来回开支共四亿多元。
由于领导方面没有重视组织创作，又缺乏剧本审查制度，京剧团和越剧团演出的剧目，常常是在临演出前的彩排时才发现问题，临时手忙脚乱，匆匆修改，造成人力物力上的很多损失。
如去年年底越剧团因长期未演出，怕受批评，而又没有剧本，临时想演“祥林嫂”，马上登报接受定票，定票后才开始排戏，却发现那剧本有原则性错误，只好决定停演，但已经卖出一星期的票了，全部损失共计二亿元。
定出的票子退票，更造成观众不满。
华东文化部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初期，黄源有压制民主的情形，经领导方面纠正和群众批评后，他才表现了诚恳接受的态度。
现在运动正转向普遍深入检查的阶段。

在反贪污反行贿斗争中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
泽然
反贪污、反行贿的运动，目前正在各国营企业、各私营企业中紧张进行。
这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场剧烈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胜负，取决于领导方面是否坚决依靠工人群众，是否充分发动工人群众。
事实证明：
工人群众的充分发动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工作的，而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的工人，则更是如此。
因此，党的宣传部门，在这次运动中，必须十分重视工人群众的阶级教育，扫清资产阶级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努力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只有这样，工人群众才能真正充分发动起来，才能使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取得彻底胜利。
根据最近了解的情况，自运动开始以来，无论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在共产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各种动员大会、代表会议、诉苦会、座谈会以及训练班等方式，已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教育，国营企业的工人，组织了“打虎队”，查出了许多贪污分子和资产阶级派进国营企业的坐探；
私营企业中的店员和职员，勇敢地检举了大批不法资本家。
仅北京一地的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来，店员检举案件即达二万一千余件。
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大量涌进工人自己的组织，资本家打进工会内部的工贼，开始被清洗出去，工会基层组织呈现一片蓬勃气象。
但是，也应当承认，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的企业和部门中，还只停留在讲解政策和简单的鼓动宣传上，还不能适应运动的需要做到比较彻底的去解决工人思想中存在着的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达到从思想上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的目的。
比如在国营企业里，工人们虽然从“打虎”的斗争中已经认识了本厂贪污分子的可恶，但他们却还不了解为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
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里，工人们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感觉常常不是很直接的；
他们不容易把一个工厂中的反贪污斗争和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决不是简单的鼓动宣传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在运动中，抓紧时机，对他们进行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
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应该告诉工人：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是消灭了、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资产阶级向国营企业进攻的目的，就是企图搞垮国营企业，把人民中国拖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工人们今天搞好国营企业，不让资本家来破坏国营企业，就是打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每个国营企业的工人，经过这样的阶级教育以后，就会自觉地感到一种责任：
中国工人阶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阶级，每个工人都应积极起来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应以高度的工作精神和创造性，来迎接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
在私营企业中，广大的工人、店员和职员，由于过去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受着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许多店员又是资本家的亲戚和朋友，加之一部分职员（会计、跑外）还梦想着当老板、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因此，他们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思想问题比起国营企业的工人来，就更加复杂。
他们和资本家撕不破脸，因为怕报复、解雇和失业。
这些思想顾虑是他们积极起来和不法资本家斗争的障碍。
因此，必须加强他们的阶级教育，以解除这些顾虑。
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应该使工人懂得：
工人、店员和资本家是利害关系完全不同的两个阶级，应当清楚地划清界限，绝不能因为个人亲友关系而模糊了阶级界限；
同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又是具有两种不同前途的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快进博物馆的阶级了，那些现在还在梦想当老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在这种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才能使工人、店员和职员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积极地去和不法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今后又以国家领导者的资格去监督资本家，继续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斗争。
总之，不管国营企业的工人和私营企业的店员和职员，只有向他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
在一个多月的运动中，由于我们宣传教育工作还存在着缺点，而且有些部门对宣传教育工作也有些放松，这就使得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在运动中仍有可能继续麻痹工人，分化工人和收买工人，继续从思想上对工人阶级散布恶劣的影响。
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除了由于运动进行得太快，宣传教育工作有一时赶不上去的情形以外；
还由于我们党和工会的宣教部门在这一运动中，只注意了“打虎”工作，而忽略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的重要性。
在目前运动中，集中主要力量“打虎”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打虎”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工人的政治教育给予适当的注意，不仅完全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在运动中或运动高潮之后，也不抓紧时机进行这种教育，必然使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失去一个极有利的机会，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因此，有关部门应该立即重视这一工作，并着手布置进行。
自然，另一方面，如果企图离开当前实际运动去单纯地搞系统教育、不把思想教育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的作法也是不对的。
为了适应进行这种教育的需要，各地党委、工会的宣教部门，除了注意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外，还应该注意结合当地工人思想，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材料，供给工人阅读或作为讲授教材，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反贪污运动中看“列宁在一九一八”
贾霁
“列宁在一九一八”，是苏联的一部不朽的传记影片。
这部影片，以它的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性，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塑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立者和苏维埃国家的创设者——伟大列宁的崇高的形象。
影片描写了10月革命胜利后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国家，怎样遭遇到种种严重事变，伟大革命领袖列宁怎样领导人民进行了最严重的斗争，度过了危急关头，怎样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影片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普遍地教育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
而对于我们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今天，这一影片的放映，是有更大的教育意义的。
从开端到结局，每一个镜头，都使观众深切地感受到：
革命底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1步”。
保卫政权，保卫工人阶级领导权以建设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底明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影片揭示了伟大人民领袖关于这一方面的极端重要的指示。
这就是在迈克仑孙工厂里，列宁向工人阶级号召保卫祖国所作的历史性的演说。
列宁指出：
“维持政权比夺取政权还要困难。”
让我们回顾一下1918年的情况吧。
当时，人类的希望的曙光刚刚升起，周遭还浸沉在浓重的暗夜之中。
影片的第1个画面，形容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反革命黑浪，正从四面八方冲来，企图吞没新生的苏维埃。
反革命分子不独从军事方面，也从经济方面，袭击苏联，使“苏维埃共和国流了血，受了战争的苦刑，又被饥饿的毒手扼得转不过气”来〔注〕。
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隐藏在党和政权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和坐探布哈林与托洛斯基分子，更用种种阴谋以至暗杀的方法——以至于罪不容诛地向列宁行刺，一方面企图在工农群众中制造饥荒、混乱与恐怖，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出卖祖国；
一方面企图篡夺政权以恢复其资产阶级统治。
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国内外敌人疯狂进攻下，是经历着最紧张最复杂的斗争的。
而今天，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已经愈加走近它的坟墓。
同时，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和平阵营内，我们国家得到了在建国工程中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十分有力的支援；
而久经毛主席所教育的、历次革命战争所考验的我国人民，则一方面已经深切地理解了我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的这个真理，一方面则以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保卫了祖国安全，提供了祖国建设底强有力的保证。
因此，与1918年的苏联相比较，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建设进程中，难道是风平浪静、安然无事的吗？
不是的。
尽管在我国，决不会发生像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所揭露的那样危急的严重情况，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阶段，在国内的阶级关系上，也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当时俄国的情况，然而，在我国，被领导者资产阶级与领导者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深刻的，严重的；
资产阶级要求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面貌，去改变世界，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向工人阶级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资产阶级的这种进攻不是公开的，是隐蔽的；
不是用的武装叛乱，而是用的“糖衣炮弹”。
他们利用了“朋友”的地位和面貌，利用了“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和手段，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等罪恶活动，使我们的国防建设、经济建设遭遇到严重的阻碍。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就有莫大的意义。
列宁为巩固政权所作的斗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反贪污斗争的借鉴。
贯穿在这部影片里的列宁底教导，就是：
对于所有贪污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所有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必需加以严厉惩处，必需执行铁的纪律，对阶级外部是如此，对阶级内部同样是如此。
列宁表示：
对于所有这些人，苏维埃政权决不会让步、也绝对不容许让步。
在影片里，列宁和高尔基有一段动人的著名插话，这对我们所有革命工作者和人民来说，都是有极大教育意义的。
列宁指出：
阶级斗争，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
列宁向高尔基举出这样残酷的一个事实：
“即使每人每日发给八分之一磅的面包，所有麦子在两天内就要完了……。
莫斯科的人们要饿死了。
但同时那些垄断食粮的混蛋和富农却在做食粮生意。
他们把麦子藏起来，投机取利……”相类似的情形在我国是：
一些不法的工商资本家，毫不顾惜民生国本，盗公肥私，牟取骇人听闻的暴利，甚至暗害前方的志愿军。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老虎”，我们怎么处置他们呢？
是“残酷”好呢？
还是“怜悯”好呢？
列宁给予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答案。
他以通俗的譬喻解释道：
“两个人格斗的时候，你怎能分辨哪一击是必要的，哪一击是不必要的呢？”
这就是说：
处置那些混蛋和“老虎”，“残酷”是必要的，“怜悯”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
列宁向高尔基这样说：
“我亲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的人，伟大的人，但你被怜悯的锁链束缚住了。
把怜悯丢掉吧！
它用苦汁毒害你的心，用眼泪蒙蔽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辨别是非就没有以前那样清明了。
把这种怜悯丢开吧！”
显然，这种告诫对我们也是适用的。
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一些人们，是非不辨地叫喊着：
“过左”了，“不要资产阶级做朋友了吗？”
这个朋友“太可怜”了……等等；
对这些人们，我们要请他们把他们那种种“怜悯”丢开！
而且，必需具有工人阶级立场，具有工人阶级宝贵的政治警惕性，对于那些假装的“朋友”，那些伪装的“可怜”相，随时地予以揭穿！
在影片里，列宁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啜泣去！……”无论他们怎样，总应该坚定不移地有我们自己的主张和办法的。
影片里的一个彼得堡的老工人说的对，那就是：
对于那些混蛋，“我们必须狠命打击他们的脑袋，使他们的魂灵脱离他们的躯壳！”
显然，这句话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试问：
对于那些不法工商资本家，对于这些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的罪大恶极的“老虎”，还不应该使他们的丑恶的灵魂脱离他们的躯壳吗？
为了我们的斗争的胜利，除了在一个战场上和资产阶级面对面地作斗争，坚决地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以外，还要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斗争。
这就是：
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人民政府内部、人民军队内部，人民团体内部，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内外夹攻，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党是“工人阶级底先头堡垒”，而“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在反贪污斗争中，已经有惨痛的事例，揭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确是这样毒辣地进攻工人阶级的，像薛昆山、宋德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等案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列宁始终为保卫党而斗争，始终为保卫党底纯洁性而斗争。
列宁领导着党坚持不渝地在党的内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党胜利地发展与壮大的最大保证。
列宁对混进党内来的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奸细、蜕化分子以及官僚主义分子等等，是深恶痛绝的。
在这部影片里，也有着不少描写。
列宁对那原是隐藏在党内部的资产阶级走狗和坐探布哈林，尖锐地指斥道：
“我们的每个弱点，我们队伍里的每个腐化分子立刻都被敌人利用来打击我们，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事么？
你的唯一工作就是用腐化党、分裂党的手段来削弱我们的力量……”列宁的这种毫不隐讳地当面指斥布哈林，表明了列宁对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无情的原则态度，表明了他对腐化党以及分裂党的这一种罪恶行为不可容忍的愤怒。
在影片的另一个镜头里，列宁表明了他对那些由于种种无理的“理由”而不能完成国家任务的人，是毫不姑息的。
他说：
“……不管（那些人）过去做过什么革命的劳作，不管过去替党做过多少工作，不管年纪多么大，我们都不能加以考虑，绝对不能——如果他们做出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事情！……”对于那些由于贪污腐化、怠工浪费而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人，列宁主张即刻处置，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去处分他们。
对于他们，谁要是流露一下官僚主义态度，列宁是不容许的。
就在这同一个场景里，列宁批评了一个同志，并且说到他如果此后还不改正这个错误，那么：
“我们非严厉惩罚你不可，虽然你是出色的人物，而且是老布尔什维克。”
——正是这样，正是如同列宁所教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那些经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攻击而成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者的蜕化分子，是都执行了和执行着党的铁的纪律的。
为了反对一切卑污、一切贪污腐化、怠工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列宁向我们号召：
要时刻不忘地和那些思想行为作革命的斗争，作“坚持到底的格斗”。
同时，列宁又号召我们：
要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建设生活。
列宁指出：
必须爱护国家财产，必须用节约的方法来积累国家的资金，必须在劳动中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来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
而列宁自己，是这些一切方面的典范。
在这部影片里，在1918年那灾祸重重的年月里，列宁和一个红军战士一样，和一个苏维埃公民一样，每天也只领八分之一磅的面包；
而他永远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
他不容许国家的一斤粮食、一斤燃料被损害。
他不容许一分钟的懒惰和怠工。
我们都深深感动于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是那样无私地艰苦朴素地生活着、那样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工作着。
这样生活着和工作着为了什么呢？
它底目的只有一个：
这就是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斯大林，在向着一个小女孩谈话的一个镜头里，列宁所说的：
“她将来的生活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要比我们好……”
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旗帜。
在列宁底旗帜下，如列宁在影片的结局的镜头中所说：
“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在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的革命也同样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我们从“列宁在一九一八”，从列宁关于为维持与巩固政权而斗争的思想与经验中，获得有力的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予以反击的武器。
让我们按照列宁的战斗思想和经验，为反贪污运动的胜利而斗争！
〔注〕见电影文学剧本“列宁在一九一八”；
本文引文，多半均引自该书。

粉碎资产阶级有组织的进攻
邵宇华君武作
重庆市的十二家钢铁机器业奸商秘密组织“星四聚餐会”，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仅从一个国营工厂就盗窃了二百亿元以上。
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没有组织的，“星四聚餐会”的罪行就是对这种言论的有力的驳斥。

为1952年生产发掘新潜在力量的创举
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李何
苏联众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送走了1951年。
由于生产装备的完善、使用这些装备的人们的政治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竞赛领导的改进，苏联“现在的竞赛已经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真理报）。
现在苏联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者已经不以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为满足，他们都努力在生产标志的各方面争取更大的成就，所以最近产生了在每一个操作上减低产品成本、优等地完成每一个生产操作、全面总结和推广斯塔哈诺夫经验等等运动；
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好使用技术装备，提高质量和减低成本，更多节约原料、材料、燃料、电力的全面竞赛都特别广泛地开展着。
在各种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下，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劳动者们在1951年12月14日就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四十四个工厂成了集体斯塔哈诺夫式的企业和生产优等质量产品的企业。
然而对于苏联人说来，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最高水平，没有什么阻碍前进的界限。
苏联劳动者以新的进取精神走向1952年。
这样就产生了“为胜利完成1952年计划发掘新潜在力量”的动人的新运动。
新运动的发起人就是著名的节约原料运动发起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罗日聂娃（1950年曾参加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过我国）和柯诺年科。
她们都是莫斯科州库巴维因工厂的年青女工。
库巴维因厂是一个出色的细呢纺织厂：
它1951年出产的头等产品占全部产品百分之九九点二八，十一个月中由于减低产品成本节约了六百万卢布。
在1951年12月18日工厂全体人员讨论1952年生产计划的大会上，罗日聂娃说话了。
她指出工厂在很好地使用装备、节约原料、提高质量和减低成本上做了很多事情，但并不是一切潜在力量都用尽了。
她以令人信服的经验说明：
当1949年才发起节约运动时，有人顾虑做不到；
可是两年半中，仅仅由于节约就额外多生产了二十九万公尺布。
当开始推行只出产优等质量产品运动时，也有人怀疑；
但是现在全厂有几百个优等质量组，全厂保持着“优等质量和高度生产率的企业”的荣誉，以前头等产品不过百分之七八十，而现在达到百分之九九点二八。
她说，1952年生产计划是紧张的，应当依靠先进工人的经验，发掘新的潜在力来保证超计划地完成1952年国家规定的计划。
潜在力量在那里呢？
她说：
“主要的潜在力量在于要更迅速地提高落后者到先进者的水平。”
她举出一些例子：
车间的屑毛平均为百分之一点四五，一千纱锭一小时平均纺纱三百七十五点八千克支（按：
这是按万国公制计算的）。
许多生产组的屑毛百分数要小，节约很多原料，并且只出头等产品；
但是有的生产组屑毛达百分之二点○八或一点九六，一千纱锭一小时不过纺纱三百五十六点九千克支或三百四十九点五千克支。
她鼓励大会全体人员说：
“如果这些生产组都达到车间的平均标准，那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呵！
至于达到先进者标准，那更不用说了。”
罗日聂娃在大会提出自己那一生产组保证在1952年完成的任务如下：
（一）提高机器的生产率到一千纱锭一小时纺纱四百千克支（计划规定三七七千克支）；
（二）使屑毛减低到百分之一（计划规定百分之三）；
（三）只纺头等纱；
（四）一个月减低成本八百卢布以上；
（五）帮助两个纺工组在1952年取得同样的成就。
柯诺年科那一组提出类似的保证，将帮助三个织工取得同样的成就。
她们号召全体工人发掘和使用新的潜在力量，来“提前完成1952年计划，给祖国创造新的生产成绩”。
库巴维因工厂全体生产会议一致支持罗日聂娃和柯诺年科的建议。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经济统计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向每个工人解释了1952年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
在各车间、生产组、生产段举行了几十个生产会议，来发掘生产潜在力量。
先进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八天中就提出了四百六十一个建议，包括提高机器速度、改进技术过程、缩减材料消耗、增加头等产品等等。
例如：
女工基杜希娜等三人看管八百个纱锭，做着四个人的工作，并超额出产优等产品，似乎尽善尽美了。
但她们响应罗日聂娃的号召，继续发掘潜在力量。
终于她们发现在不断工的情况下换线轴时总有一点绒条（纺成纱前的绒条）留在线轴上，每天有几公斤之多。
如把这些节约下来，屑毛就可能比计划减少五分之三。
此外，她们决定提高机器的生产率到一小时一千纱锭纺纱四百千克支，并且只产头等布。
工厂工会委员会收集了所有的建议和各个参加竞赛者保证的条件，订成方案。
这个方案在1951年12月28日，经工厂全体人员大会讨论和通过，成为1952年全厂社会主义竞赛的公约，其内容为：
（一）用节约原料和半制品的方法在1952年额外生产六吨纱，一万二千公尺未加工的布料，二万公尺布匹；
（二）按各种品类，出产百分之九十五头等纱（国家规定的计划为百分之九十二点八），出产百分之九十九头等布料（计划为百分之九十三点七），出产头等布匹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计划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三）；
（三）超计划减低产品成本八十万卢布；
（四）提高机器生产率：
纺纱机超计划百分之一，织布机超计划百分之二点三；
（五）提高劳动生产率：
纺纱超计划百分之二，织布超计划百分之三，清理超计划百分之五；
（六）用更好使用和更好修理的办法减少设备的停顿：
仪器超计划百分之零点五，纺纱机超计划百分之零点五，织布机超计划百分之零点六；
（七）在技术设备的修理方面：
优等地修理机器和车床的数量达百分之七十五，超计划减低修理工作和建筑工作的成本百分之五；
（八）超计划节约七万五千瓩时电量和百分之二燃料；
（九）在纺纱和织布生产上施行情况登记制度；
（十）用减少停顿的办法增加工厂汽车的昼夜行驶，改善汽车修理和供应的质量百分之十；
（十一）吸收一百五十人到生产技术训练班学习，二百人到斯塔哈诺夫式工作者学校学习，二百人到指定的训练班学习；
（十二）保证完成训练职工一千一百人的三年计划；
（十三）提前完成住宅建筑计划；
（十四）向莫斯科台尔曼工厂全体人员作社会主义竞赛的挑战。
这个竞赛公约集中表现了库巴维因工厂全体人员的先进经验、智慧和决心。
库巴维因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工人的倡议在苏联工厂是怎样有组织地迅速实现着。
罗日聂娃和柯诺年科的倡议提出之后，苏联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会中央委员会立刻批准它，推荐它给所有纺织工厂和轻工业工厂。
苏联轻工业部副部长斯波雷雪维发表谈话说：
“库巴维因工厂纺织工人的倡议具有巨大国民经济意义。
其价值在于吸引全体人员都去发掘生产潜在力量。”
“应当这样地组织工作，就是要使每个工人都知道，他面前摆着什么样的任务，他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指标。
这将使工人充分发挥创造性，使更多的工人提出建议，提高每一个人对集体成绩的责任心。
在组织这个工作时，经济领导人员应当非常注意工人们在讨论1952年计划的生产会议上所提的意见和建议。
应当迅速无阻地实现每个有价值的建议。
发掘新的潜在力量，是重大而细致的工作。
应当有组织地在全体人员积极参加下进行。”
“为胜利完成1952年计划发掘新潜在力量”的倡议，已经得到莫斯科纺织企业、轻工业企业和罗斯多夫“红阿克塞”机器制造厂的响应。
劳动报为此在十天中发表了两次社论，指出这一倡议也可以运用到重工业和运输业的一切企业中去。

全印和平理事会举行会议
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决议反对外国利用印度备战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德里26日讯：
全印和平理事会于23日和24日在德里市政厅举行会议。
印度国会议员加麦特在会上说：
全印和平理事会必须不屈不挠地为争取缔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条约而斗争。
达文塔利代表克什米尔人民、利希凯施·萨哈代表全尼泊尔和平委员会分别向印度和平战士致敬。
德里统一进步联盟书记夏尔玛发表演说，痛斥公开叫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的杜勒斯之流的战争贩子的行为。
他并斥责正在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美国统治集团奉行的侵略政策。
夏尔玛建议要求印度政府创议缔结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三国友好条约。
这个建议引起听众的热烈掌声。
印度名作家安纳德在演说中说：
“朝鲜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战争和美国军舰的盘据台湾岛地区，不但威胁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和平和安全，而且造成对印度的和平和自由的真正威胁。
因此美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争必须立即停止。
五大国必须缔结和平公约。”
全印和平理事会闭幕会议通过的裁军决议，认为印度不应当使它的贸易服从于进行扩军运动的国家的利益，印度应当和一切国家进行和平自由的贸易，而不附有任何无理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决议要求印度政府发起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决议要求两国政府立即建立文化、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正常关系，允许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关于在亚洲和北非的冲突的决议指出：
朝鲜战争威胁了整个亚洲的和平，这个战争是美国的政策所造成的。
决议要求印度政府禁止外国把印度的天然资源和人力以及印度的港口和飞机场用于战争目的。
决议还主张在三个月内召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参加的会议，以讨论印度如何采取步骤，解决在亚洲和北非的一切军事冲突和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
在全印和平理事会会议闭幕以后，德里和平战士举行盛大集会，会上一致同意理事会的决议。

全德人民要求缔和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苏联政府给民主德国政府的复函受到德国人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德国人民普遍要求缔结对德和约和统一的德国，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全德人民都热烈地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苏、美、英、法四国政府要求缔和的公函以及苏联政府赞成按照波茨坦协定尽速缔结对德和约的复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苏联驻柏林外交使团不断地收到来自东西德各地人民的许多欢迎缔结和约建议的电报与信件。
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德的妇女和母亲们，展开广泛的运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宣言指出，这个要求是“以保障和平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幸福的未来为目的的要求”。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拥护苏联政府的复函。
声明说：
“德国青年要和约，不要为追求战争目标而缔结什么‘一般性协定’。
我们要努力前进，维护和平事业，恢复德国的统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民互助委员会联合会中央局发表声明，对苏联政府的复函表示感激，并指出德国目前存在的分裂状态是完全不正当的。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表示拥护缔和与欢迎苏联的复函。
八百个来比锡市的公民代表全市居民写信给三个西方占领国家的首脑，要求迅速缔结对德和约。
在西德，要求缔结对德和约、反对重新武装的运动，已和反对征兵、反对西德工会中支持重新武装政策的右翼领导的运动相结合。
拥有九十万工会会员（占西德工会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巴伐利亚工会，14日在慕尼黑召开特别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反对实施征兵法和西德重新武装，并抗议工会右翼领导机构赞成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政策。
这个决议受到16日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五万五千五金工人的五金工人代表会议的一致支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五金工人，杜伊斯堡的建筑和五金工人，不来梅和汉堡的码头工人以及西德各工业中心十万以上煤、钢工人的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属于许多不同政治倾向的巴伐利亚青年团体，组织了全州青年委员会，反对征召青年入军队。
巴伐利亚发动机工厂和克劳斯玛菲机车工厂的职工新近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
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坚决反对征兵法，决议指出：
西德人民的出路是和各国人民、特别是东德的人民求得互相谅解，而不是缔结军事条约，决议说：
“只有德国的统一才能保持和平并保证公正的和约的缔结。”
在全德人民强大的反对重新武装、要求缔结和约的运动下，西德的一些上层政治领袖也表示拥护缔结对德和约和统一全德。
不久以前曾访问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前德意志帝国总理维尔特回到西德后，最近曾在佛莱堡发表声明，表示赞成统一德国和迅速缔结最后和约。
波恩议会巴伐利亚党议员台克尔博士在一个集会上演说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反对重新武装和抗议非法逮捕
日本人民继续示威
吉田反动政府策划加紧迫害日共
【新华社28日讯】
日本各地人民继续举行示威，反对重新武装和抗议迫害措施。
据塔斯社讯，在京都，一千多名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重新武装日本。
警察袭击示威者，打伤了几个人。
东京和青森等地也举行了抗议示威，反对对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实行逮捕和警察的迫害。
23日，名古屋的大学学生们举行了抗议罢课。
警察的逮捕暴行，层出不穷。
25日，警察又在东京逮捕了两名曾参加过21日“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的示威游行的工人。
警察还逮捕了许多曾为反对重新武装的抗议书征集签名的学生。
【新华社28日讯】
吉田反动政府正在策划加紧镇压日本共产党和爱国者。
据塔斯社东京27日消息：
“东京新闻”透露，最高检察厅已决定命令警察使用武器来镇压“共产党骚动者”。
据“每日新闻”说，法务府总裁木村在自由党总务委员会会议上说：
“在共产党人手中的火柴或外国纸烟都是武器。”
甚至保守的“每日新闻”都就这一点讥讽地说道：
“对于硬说鱼雷艇和火箭炮不是战争潜力的政府来说，火柴或外国纸烟倒成为更为可怕的武器了。”
据共同社消息，自由党总务委员会曾决定要求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维持治安”。
在自由党集团中间，越来越常听到关于有“必要”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言论了。
甚至某些资产阶级报纸也批评政府所执行的警察压迫的政策。
“东京时报”把这种政策称为愚蠢的政策。
它说，02月21日的事件（那天日本各地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以纪念“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可以被看作是人民抗议政府所执行的固执而无意义的重新武装的政策。

朝鲜妇女和青年团体领袖发表谈话
抗议美国侵略者撒布细菌的万恶罪行
波兰奥地利报纸指出：
美国暴行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愤慨
【新华社平壤28日电】
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敬姬、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基洙，在27日分别发表谈话，抗议美国侵略者大量撒布细菌毒虫的万恶罪行。
李敬姬说：
敌人这种绝灭人性的暴行，激起了我们全朝鲜妇女的愤怒。
我们绝不是敌人的任何暴行所能吓倒的，我们要展开更加坚决的斗争。
全世界进步人民和善良的妇女们都支持我们的斗争。
我们相信，在全世界人民的声讨下，美国武装干涉者决不能逃脱正义的裁判。
它使用细菌武器的冒险行动绝不能挽救它的失败，而只能使它自己加速走向最后的灭亡。
金基洙在谈话中严词斥责侵略者把被俘掳的朝鲜青年当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对象、并勾结日本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战争的滔天罪行，金基洙代表全朝鲜青年坚决主张追究细菌战争罪犯的责任，誓以更加沉重的打击来回答美国侵略者。
【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文章谴责侵朝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说：
“在朝鲜的美国侵略者除了已犯的许多重大罪行外，现在又添上了新的野蛮和兽性的行为，这种行为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的可耻和堕落。”
该报说：
“这种企图屠杀朝鲜人民的史无先例的野蛮行为，比希特勒匪帮的最凶恶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野蛮行为是对付整个人类的，帝国主义者正在为整个人类准备同样的命运。”
该报结语说：
“帝国主义者是想要吓倒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削弱他们战斗到胜利的意志。
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使用细菌武器，正像兽性屠杀巨济岛上的战俘一样，只有引起人们对侵略者的更深的仇恨和全世界舆论的愤慨。”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于02月23日发表评论，痛斥美国大规模屠杀巨济岛上的朝中战俘的血腥事件。
该报并写道：
这一事件说明了“自愿遣返”战俘——美方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一项主要要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民主朝鲜”报发表评论
美方无理拒绝苏联参加监察
再次暴露美方拖延谈判阴谋
【新华社平壤28日电】
“民主朝鲜”报于24日发表评论，斥责美方无理反对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评论说：
苏联与朝鲜国土毗连，而且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苏联完全符合中立国的资格。
如果美方愿意使停战谈判成功而不继续加以拖延和破坏，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方邀请苏联为中立国的提案。
评论强调指出：
美方之所以害怕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因为苏联一贯地拥护真理和正义，并无情地揭露侵略者的各种各样的阴谋，忠实地保卫世界和平与朝鲜人民的利益。
评论说：
美国因我方邀请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而惊慌的事实，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美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一贯阴谋。
评论最后说：
侵略者必须知道：
拒绝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就是反对渴望和平与安全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表现。
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和全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连的。
在履行朝鲜停战协定时能够拒绝代表着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共同利益的苏联参加监察吗？
美方必须迅速接受我方的正当提议。
美方这种拙劣伎俩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苏、保、捷、罗等国人民纪念雨果诞辰
报刊发表专文赞扬雨果对进步人类最珍贵的贡献
【本报讯】
为纪念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丹麦等国人民，都在25日和26日举行了演讲会、座谈会，介绍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在会上作报告的人一致指出，雨果的作品是对人类进步文化的宝库作出的最珍贵的贡献。
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一条街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条街都命名为雨果路，来纪念这一位伟大的作家。
各国的报刊都发表了纪念雨果的文字。
苏联消息报，刊登普齐科夫题为“雨果与苏联文化”的文章，他写道：
纪念雨果，在我国已成为传统了。
在1935年，苏联人民曾经广泛地纪念这位诗人逝世的五十周年。
在1941年06月22日，正是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进攻我们祖国的日子，苏联报纸还纪念过小说“悲惨世界”出版八十周年。
对苏联的男女说来，雨果不仅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作家。
而且，他们认为，在今天，正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雨果是站在和平、民主和进步阵营的亿万男女的队伍中的。
苏联真理报刊载了谷尼欧的文章，题为“伟大的诗人和人民喉舌”。
谷尼欧写道：
法国人民认为雨果是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人们的朋友，他在他的诗中维护在资本主义奴役下受苦的欧洲的儿子和在“民主”的名义下受到私刑的美国黑人。……谷尼欧写道：
“在他的思想中，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一切妄想独霸世界的人、反对他们的同谋卖国贼的斗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苏联劳动报也发表社论纪念雨果。
该报说，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真正朋友，必然是积极争取和平的战士。
文化、科学与艺术工作者假如不是孜孜于微不足取的自私自利的事而以人类文明的利益为念，那么一定是站在和平战士的最前列的。
雨果就是摆在他们眼前的榜样。
在雨果整个一生这么多年中间，他无情地揭发了那些准备新战争的人，那些追求利润、进攻邻邦并派遣远征军去掠夺殖民地国家的人。
他一直站在为民族荣誉和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一边。

苏联人民筹备纪念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
03月04日，是伟大的俄罗斯天才作家、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尼古拉·果戈里（一八○九——一八五二）的逝世一百周年纪念。
果戈里的丰富的文学著作，是俄罗斯文学的宝贵遗产，它受到苏联人民普遍热爱与尊重。
苏联人民现在正怀着崇敬的心情，积极进行广泛的筹备工作，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莫斯科国家文学博物馆的大厦将在03月04日举办一个纪念果戈里的展览会，陈列果戈里的作品，介绍他的生平与他的作品在俄国文学和戏剧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说明果戈里的文学遗产被国内外人民所重视与热爱的情形。
在陈列品中，将有果戈里生前和死后出版的著作、有关这些作品的文学批评以及果戈里作品的手稿和照像。
莫斯科“幻灯片”厂已制成了一套名为“伟大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幻灯片，帮助介绍果戈里的讲述者。
莫斯科的剧院将在纪念果戈里的日子里重新上演他的名剧“巡按使”。
列宁格勒人民已准备扩大纪念这位卓越的俄国古典作家的逝世一百周年。
从02月起，列宁格勒举行了关于果戈里的生活和创作的会议，参加会议工作的有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和作家。
在“科学家之宫”、“作家之宫”、高级学术机关、学校、图书馆和各种企业中，正举行着果戈里作品的朗诵。
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也正在热烈筹备纪念果戈里的逝世百周年。
拉脱维亚共和国特别组成了纪念果戈里委员会。
拉脱维亚所有的图书馆、俱乐部和文化宫都要举行关于果戈里的展览会。
共和国内的各剧院并将上演果戈里的名著“巡按使”和“死魂灵”。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梯比里斯的大学、师范学校届时也将举行纪念会。
果戈里的各种作品正在大量出版。
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局将出版果戈里作品的六卷集。
苏联科学院将完成果戈里作品的全集，其中包括果戈里的一千封以上的信件。
果戈里的最好作品将以单行本大量出版，其中并将附以由库克里尼克赛、谢洛夫、杰赫且列夫和其他著名的苏联画家所作的插画。
苏联各民族文字的果戈里的新版本正在准备出版中。
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读者将很快地可以看到以亚美尼亚文字出版的果戈里的六卷集。
乌克兰文的果戈里三卷集也已翻译完毕。
本年内将出版以苏联十三种民族文字印成的一百万册的果戈里作品。
果戈里著作的发行总量，今年将达到七百五十万册，超过10月革命以前所出版的果戈里作品数量的总和。

英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去年贸易入超达十二亿余英镑
邱吉尔政府军备计划受到打击
【新华社28日讯】
伦敦消息：
在加紧扩军备战的政策下，英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反过来又打击了英国政府所执行的军备计划。
国际收支上的危机一直是英国战后经济的主要病症之一，这一危机已因扩大的备战计划而益发严重。
据英国官方中央新闻处最近发表的报告书，1951年全年，英国贸易入超高达十二亿零八百万英镑，约为1950年入超总数的三倍半。
今年01月份，贸易入超是九千三百万英镑。
贸易的入超造成了国际收支上的巨大赤字，使英国面临破产的危险。
保守党政府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已先后在去年11月07日和今年01月29日，两次宣布削减进口（包括英国人民极其缺乏的食物和日用品的进口，）企图借此弥补收支上的漏洞。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并不能挽救英国备战经济的危机。
去年最后一季中，英国黄金美元储备减少了九亿三千四百万美元，为英镑区有史以来任何一季中为数最大的损耗量。
据合众社15日引伦敦权威人士消息，新年开始后的七个星期中，英国黄金美元储备继续减少了四亿多美元，达到1949年英镑贬值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连合众社也表示怀疑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及时制止（英国）陷入破产的危险”。
财政状况的继续恶化直接打击了遵照美国意旨制订的扩军计划。
英国首相邱吉尔20日向下院报告扩军计划执行情况时不得不承认：
本年度英国扩军工作落后于预定目标约百分之十。
邱吉尔还承认，英国的三年扩军计划现在“确实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了”。
但是，尽管如此，充当美国帝国主义在侵略、备战中的头号帮凶的保守党政府，仍然决定不顾一切地继续实行扩军计划，它在21日发表的白皮书中预告，一九五二—一九五三财政年度中，军事预算拨款将增加到十三亿七千七百二十万英镑。
这超过上一年度的实际支出百分之二十二。
这笔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规定用于生产进攻用的武器。
英国政府这种坚持准备战争的政策，无疑将把英国进一步推向破产的深渊。
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在22日的社论中痛斥保守党政府这种违反人民利益使英国走向经济崩溃的政策，并着重指出：
只有英国人民起来抗议政府的反人民措施，并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削减扩张军备计划，才能使英国免于灾难。

资本主义各国许多工商界和社会人士
渴望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日本世界经济委员会等团体讨论出席国际经济会议问题
【新华社27日讯】
随着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开幕日期日益迫近，资本主义各国的工商界和社会人士要求恢复和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对本国政府现行贸易政策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地在各国报纸上表现出来。
在欧洲，英国某些重要人物最近的言论表明，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对英国有极大的利害关系。
据路透社消息，前工党政府的海外贸易大臣包东莱，最近在一次工党党员会议上说：
英国和联邦各国最天然的市场是在东方，不应该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而损害联邦各国的根本利益。
前工党政府阁员威尔逊最近在“雷诺新闻”上撰文指出，为了防止危机，英国必须重新取得与东欧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自由。
西德报纸“施瓦本多瑙河报”反对西德不和东方邻国建立经济关系说：
“如果长期地和易北河以东直到黄海之滨的世界隔绝，那是不可忍受的。”
奥地利报纸“莫德灵新闻”认为，东西双方经济制度的歧异，不应该妨碍双方建立和巩固经济联系。
“抵制和东方的贸易，就等于摧残奥地利的经济。”
荷兰的“祖国报”说：
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比起和美国进行贸易要有利得多。
该报对于美国强迫荷兰各贸易公司购买价格昂贵品质低劣的美国煤一事，特别表示愤慨。
在美国，某些美国报纸已承认了重新建立世界贸易和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代表美国一部分大企业的“华尔街日报”说，某些美国企业家在私人谈话中承认，他们愿意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据该报透露，某个知名的航运公司的经理人员说：
“我们不保持和俄国人的联系，就是在犯错误。”
另据合众社记者02月10日报道，许多工业家和经济学者曾向国务院打听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消息。
拉丁美洲各国工商界和舆论界对美国垄断这些国家的市场，也表示不满。
古巴经济学家陶拉斯在“今日新闻报”撰文说：
国际经济会议对于像古巴这样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这些国家被迫使它们的经济仅仅适合于美元区的市场。
巴西“人民报”在抱怨美国强制巴西以低价出售咖啡（巴西主要出口货之一）时，强调说：
一切经济界人士，只要不是想要战争的，目前都极力要求各国间能广泛而无限制地交易。
乌拉圭“真理报”说：
“不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广泛的贸易，就使我国的出口受到限制，使我国不可能购买工农业所需的原料和机器。”
乌拉圭“公理周报”说：
“开辟新市场，增加和扩大与一切国家的贸易，这些都要求作出紧急的决定。”
【新华社28日讯】
塔斯社东京25日讯：
日本“和平新闻”报道：
负责筹备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日本世界经济委员会，最近布置了和工会代表们的会议，讨论筹备出席国际经济会议的问题。
工会代表参加经济会议的问题不久即将解决。
最近工会代表们为这个问题在大阪举行了一次会议。
02月17日，世界经济委员会和日本农民协会等农民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这些团体在最近将选出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
日本报纸最近引证事实表明，日本公众认为日本派遣代表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是有好处的。
另据“东京新闻”报道，社会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铃木茂三郎在22日说：
政府不应拒绝发给国际经济会议参加者的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