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关于青年入团条件的解释
具备什么条件的青年，才能加入青年团呢？
团章第3条是这样规定的：
“凡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均按实足年龄计算）的男女青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积极奋斗，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
承认团章，服从决议，参加本团工作者，皆可申请入团。”
由此可见，要求入团的青年，第1、年龄必须符合上述规定；
第2、他的历史必须审查清楚（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假装革命混入团内，进行破坏）。
除此以外，只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可按入团手续吸收入团。
这三个条件就是：
（一）思想进步；
（二）工作积极；
（三）承认团章团纲，服从团的决议。
应当了解这三个条件的内容与相互的关系。
一、思想进步。
这就是说吸收一个新团员要求他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自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自愿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
也就是说，要求他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彻底实现的唯一领导者，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忠实的亲密的助手，每个团员应拥护党的主张，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二、工作积极。
一个要求入团的青年，不应只是懂得以上的革命道理、表示愿意照着这样做，而且必须有实际的革命行动。
他应该积极参加党和人民政府所号召的爱国主义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当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等，并为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自觉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例如工农青年在生产岗位上，部队青年在抗美援朝前线和国防的岗位上，学生在思想改造、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岗位上，机关学校各方面青年工作者在各个业务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承认团纲团章、服从团的决议。
每个要求入团的青年，应该懂得青年团是根据团纲团章组织起来和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因此，他要申请入团就必须承认团纲团章，并决心服从团的决议，积极地完成团所分配的各种任务。
以上三个条件是完全统一的，不应有任何偏废。
如果忽视了“思想进步”这一条件，就会发生根据一时的积极表现吸收一个青年入团；
而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他入团后可能时冷时热，不能继续积极工作，或者他入团不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和建设祖国，而是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
如果忽视了“工作积极”这一条件，就会吸收一些光讲不做，言行不一的空谈家。
如果只强调“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两条，而忽视了“承认团纲团章、服从团的决议”这一条，显然也降低了入团条件，削弱了团的组织性和战斗性。
这些不正确的作法，在过去发展团员中曾经发生过，已经纠正并须继续注意防止。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思想进步”要求过高，规定必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要求达到“候补共产党党员”的水平，或者对“工作积极”一条要求过高，认为必须经过几次大运动的考验，一贯地表现积极才够格，若不是这样，即使一个青年完全符合规定，历史清楚，在当前的一次大运动中思想觉悟提高了，工作很积极，承认团纲团章，愿意服从团的决议，还以为不够入团条件，或片面消极地了解巩固团的组织，而拒绝发展工作；
这样就把已经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长期关在团的门外。
这种认识和作法也是不正确的。
这在目前已成为发展团员的严重障碍，应该彻底纠正。
还应当了解为了正确地掌握入团的条件，及时地接受先进青年入团，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对青年中的积极分子经常地有计划地进行考察和教育。
每一个被吸收入团的新团员，是否符合团章所规定的条件，是与团组织对他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
为此，每一个团支部，除了在各种实际斗争和工作中对一般的青年群众进行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以外，还应当有计划地对在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分配团员采用各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教育，并在工作中根据团章所规定的条件作全面的考察。
这应成为支部经常的工作和每个团员的义务。
这样，对团章所规定的条件才能正确地掌握和健全地巩固与壮大团的组织。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成立传问处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于危害国家利益、又一直没有彻底坦白的不法工商户，除了派检查小组进行检查外，又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
“传问”，即把违法工商户传来询问，要他们交代问题。
为了及时处理违法工商户，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02月12日成立了“传问处”，各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也相继设立了“传问组”，专门负责传问工作。
传问的过程是：
把被检举的违法工商户传来后，即向他讲清政策和办法，说明彻底坦白的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要受到严厉惩罚；
同时并说明：
如果在传问中坦白彻底，即可免于检查，以鼓励被传问的人彻底交代问题。
然后由被传问人进行坦白和检举。
节约检查委员会即根据他的坦白材料和检举材料决定处理办法。
这种办法实行后，收到了效果。
如建华板厂经理王增珩，某机关干部检举他行贿一千四百万元，盗窃国家财产二千九百万元；
在传问中，他供认的材料基本上和检举材料相符。
又如某机关检举齿科材料行王振兴，经传问组多次的传问和教育，王振兴就交代了问题，其中一部分是检举材料中没有的。
对一些态度不老实的商人，必须有熟悉情况的人抓住关键问题和他们具体计算。
如景泰成琺瑯厂承制美术供应社作徽章用的靠地红三千斤，每斤计价六万元。
但经过具体计算：
每百斤成本费三百三十九万七千二百元，再加上挑费二十五万元，纳税四十二万元，百分之二十的合法利润八十一万三千多元，每百斤共合四百八十八万多元，每斤仅合四万八千八百多元。
这样，资本家感到无可辩驳，也就交代了问题。
从本月12日到20日止，市、区传问处、组已传问了许多工商户，询问案件共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件，其中已经基本解决的约七百件。
这说明这种传问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青岛市店员组成突击检查队
青岛市店员突击检查队在反对奸商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突击检查队包括各行业的基层工会干部、青年团员、积极分子，以行业为单位组成队部，由行业的工会主席担任队长，队以下分小组。
检查时，他们首先召开店员会议了解情况，或以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找出该店关键问题然后进行突破。
突击队的检查在广大店员中迅速激起了检举高潮，四天之内检举出的材料即达三千三百件，并且案情都较过去检举出来的为大。
很多“顽固碉堡”也被攻破。
突击检查队员并积极地发动老年店员和会计参加检举运动。
上海市各区争取团结高级职员和老年店员
上海市各区正在召开各行业的会计、跑街、老年店员会议。
目前已有许多事实说明：
凡是能争取、团结高级职员、老年店员的地方，便能捉到大盗窃犯。
而团结会计、跑街等高级职员的主要关键，在于消除他们怕受处分的顾虑。
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受过资方的小恩小惠，被资方利用做过违法事情。
动员老年店员，要用回忆过去的方式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切实保障他们的职业。
现在各区店员工会正号召青年店员必须团结高级职员和老年店员，集中力量围剿不法资方。

妄图挽救无法挽救的军事惨败
侵朝美军疯狂撒布细菌
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必将予以正义声讨和最严厉的制裁
【新华社朝鲜前线21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正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进行以大规模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和朝中人民部队为目的的细菌战争。
自本年01月28日至02月17日为止，美国侵略军的军用飞机连续在朝鲜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的上空，大量撒放传布细菌的各种毒虫。
计：
01月28日，敌机在伊川东南之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一带上空撒放为朝鲜居民所从未见过的三类小虫：
第1类状如黑蝇；
第2类状如跳蚤；
第3类状如壁虱（又像小蜘蛛）。
01月29日，敌机在伊川上空撒下一批苍蝇及跳蚤。
02月11日，敌机又在铁原一带的我军阵地上空投下大批纸包、纸筒，内装跳蚤、蜘蛛、白蛉子、蚂蚁、蝇子等类小虫。
02月11日，敌机在市边里附近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苍蝇；
同时又在朔宁一带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
在平康一带地区上空撒下跳蚤、苍蝇、蚊虫、蟋蟀等类小虫。
02月13日，敌机又在金化地区我军阵地上空撒下苍蝇、蚊子、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02月15日，敌机在平康一带地区撒下苍蝇、蜘蛛、跳蚤等类小虫。
02月16日，敌机在北汉江以东红树及乌川里地区上空撒下蜘蛛、虱子等。
02月17日，敌机四架在平康以北之上甲里、下甲里地区上空，撒下大批跳蚤、苍蝇等类小虫。
根据我方军医部门初步化验结果，敌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
从敌人自己的报刊的报道里，我们看到美国军方早已在准备和制造细菌武器。
据美国“生活”杂志（1951年10月08日）报道，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驻在马利兰州德第里克兵营的细菌作战部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
“生活”杂志并且无耻地夸耀说，这个细菌作战部已经发明了利用空气和水来散播的足以大批杀害人命的十六种细菌武器。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也进行同样的罪恶的准备活动。
早在1951年03月，美国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总部的卫生福利处处长赛姆斯准将曾率领侵朝美军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到元山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试验细菌武器。
据美联社记者1951年0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的报道，这只登陆艇很快即自元山港开到巨济岛，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进行细菌试验。
这个记者说：
“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三千次试验。”
这样试验的结果，就使“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十二万五千多北朝鲜俘虏中，有一千四百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百分之八十染有某种疾病。”
美国其他的报刊亦曾报道有关这只干着惨无人道的勾当的登陆艇的情形。
敌人的灭绝人性的嗜血者的暴行，不但是经过长期准备，而且是在与朝中人民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勾结下进行的。
据电通社1951年12月05日仰光电引述拒绝透露姓名的两名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称，这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了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了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实验的对象，并且将提出关于在冬天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的报告。
而这三个“细菌专家”就正是1950年02月01日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提议设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加以审判的五个大细菌战犯中间的三个大战犯。
以上这些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证明敌人企图以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的行为来挽救它在朝鲜战场上的已经无法挽救的军事惨败，证明敌人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准备进行更残酷的战争。
疯狂、残暴到如此程度的敌人，必将受到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的声讨和最严厉的制裁。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有名的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的韩恩互助组，从今年开始，正稳步地走上农业合作社的道路。
这是韩恩领导着互助组的组员开会。
他们正在讨论土地入股的办法。

朝中部队攻占北汉江两高地
全歼守敌百零三名
并毙伤反扑敌一百多名
【新华社朝鲜前线21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自02月11日至15日，这五天中在前线上最大的一次战斗是14日夜我军一部一举攻占北汉江以东六六二高地及其西南另一高地，全歼守敌李伪军第3师搜索营、二十三团搜索连、三营十连的各一个排，并一个火器排的一部，共计一百零三人。
15日晨，敌军一个营向该地反扑，复被我军猛烈炮火击退，又毙伤敌一百多人。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上
我方痛斥美方关于中立国的荒谬论点
【新华社开城21日电】
21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上，我方继续指责对方毫无理由地反对我方所提出的中立国家的蛮不讲理的态度。
对方荒谬地声称：
“联合国军认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应出自那些不与朝鲜邻近而且没有过去参预朝鲜问题的记录的国家。”
我方痛斥对方的这种荒谬论点，严词质问对方根据什么逻辑排除邻近朝鲜的国家作为中立国。
我方指出：
“如果我方提出的中立国家在朝鲜问题上有任何记录的话，那就是它们坚决反对干涉朝鲜战争，它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你方不能否认我方所提出的每一个中立国都是符合于双方协议的中立国的定义的；
你方不能否认苏联是反对干涉朝鲜战争与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
你方提不出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我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中立国家。”
对方无词以对，竟称“这是我方单方面的理由，不能加以讨论”。
我方再次建议对方郑重考虑我方所提出的合理解决方案：
双方同时并一次对另一方所提名的中立国家表示同意，并撤消对方对于我方所提中立国家的毫无理由的反对。
第4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双方就我方02月20日所提草案各款修正稿措辞交换意见。

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
关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
本报02月01日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已作出检讨，现在将他们的检讨发表于下：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02月01日所载“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一文后，立即召集了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府民政厅、人事厅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员，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几次认真地研究了人民日报这一批评。
大家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和态度进行了自我检讨。
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对我们过去所犯的重大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
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对过去所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财政问题上的某些本位主义偏向和违法乱纪等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人民日报这一次批评，对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和加速改正我们的领导作风有重大的作用。
我们和省人民政府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作进一步的全盘检讨。
几个重大的错误事件
（一）关于金溪错误事件问题。
金溪县主要领导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逐渐滋长了麻痹轻敌、腐化享乐的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发生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有个别干部发展到背叛革命）、贪污蜕化，甚至近半数老干部相继逃跑等一系列的严重事实。
上述错误中的某些问题，虽在1950年06月即有所发现，我们也曾电令查究，但当时并未深追。
直到1951年03月中旬，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转来控告信一封，并令我们查处，仍未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延至04月16日才令抚州专署查处。
06月02日收到专署“关于金溪县干部贪污浪费的报告”，我们开始认识到金溪问题的严重。
06月09日，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会同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前往该县检查，发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但有些复杂问题未搞清楚。
当时该专区部分领导干部对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也还认识不一致）。
07月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将06月间联合检查的初步报告（此一报告提出金溪有些问题尚须由专署继续彻查，并提议由专署提出处理意见）交给我们，而我们对此问题仍未及时抓紧处理。
直到08月初我们去庐山参加中共江西省第3次党代表会议时，才对金溪错误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
在该会议的报告和总结中，曾以遂川错误问题为典型（遂川问题在该会议中已作处理，应法办的人员已经逮捕），同时也曾不指明地指出了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以警惕和教育大会全体同志。
抚州代表团也曾着重以金溪问题为例组织了讨论，检查了抚州地区党和政府的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但因对该案一些重要情节尚未查明，故未提出处理意见。
中共江西省第3次党代表会议在08月底结束后，我们在09月初又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再度协同中南领导机关来员赴该县继续检查，历时二十余天，问题才基本查清。
当时曾指令抚州专区领导机关先行提出处理意见。
专区领导机关的处理意见在10月24日送给我们，是时省人民检察署又奉中南检察分署之命须彻查该案，乃于11月17日又派人继续调查，才将该县人民政府秘书赵建业等集体贪污案件全部查清。
我们拖延到12月29日才发出正式处理决定。
从上述事实经过看来，我们对此问题处理迟迟拖延不决，同时又未将该案处理迟缓原因及时上报，其原因除由于案情逐渐发展逐渐暴露，老是等待材料齐全，未按一事一决的原则及时作出处理结论外，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
（二）关于江西省在粮食和财政管理方面若干违法乱纪破坏制度的混乱现象问题。
我们于1951年一、02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派清查组来江西以前，对我省各地在财粮问题上某些乱支乱用打埋伏等错误行为，特别是公粮数目上的混乱，已有初步发现，并开始予以注意。
中南财委清查组来省时，我们即同时抽调了干部二百余人会同中南财委清查组五十余人分两期到各地进行检查。
第1期检查04月底告一段落。
我们听了检查组的汇报，进一步了解到我省各地财粮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
不但在粮食方面有大量虫害、粮食霉烂、调运和加工中的损失；
财政上存在着打埋伏、挪用公粮、虚报账目、扣押事业费作生意、贪污浪费等违法乱纪现象，而且也发现了自印饭票、乱开条子、乱摊派等混乱现象。
当时我们曾就所得材料，分别通知有关专署对所发现的问题再行检查，抓紧处理并报上级，又曾先后数次彻查各地虫害、霉烂公粮的情形。
三、04月间由省财委发出了几次文电严禁打埋伏。
04月12日由省人民政府发布了禁止摊派的布告，并对高安粮食局长挪用公粮，南昌恒元米厂盗卖公粮，与铅山、崇仁两县粮食局长贪污等违法问题加以法办。
我们的错误在于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但由于官僚主义作怪，这些措施有些并未完全贯彻，而且在当时只偏重于追查打埋伏的公粮（已发现的打埋伏公粮数量较大者均已追回，但一定还有未发现的），抢救虫害、霉烂公粮（虫害、烂霉粮最后查出实损失二百余万斤）等方面，对于全盘财粮制度的坚决贯彻，财政纪律的认真执行，并未予以强调，财经工作上的思想政治领导也极为薄弱，特别是对一般违反财经制度的干部很少及时处分（如赣县县长隐瞒公粮用作机关开支，没有处理。
湖口县长私用公粮三十余万斤作修建，也拖延很久未处理），以致财粮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问题未能及时克服。
如用事业费做生产投机买卖的很多，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彭加伦先后动用合计十六亿元事业费作生产，引用了一些有政治问题的人，并也因此断送了某些干部，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省级和各地不少机关，也有套取国家财物建立小家务，化大公为小公的严重现象。
司法、公安部门对罚款和没收的财物不交国库，自行动用者甚多。
如省法院以司法罚款到袁州做大米生意，水上公安局长胡子清擅卖废登陆艇两只。
在木材经营管理上，部分地方也发生了乱砍乱伐的严重现象（如宁都莲花山地区，军政机关部队在山上进行了剃头式的砍伐），破坏了护林政策，侵犯了群众利益。
在土产交流上，曾发生了一些互相封锁违反政策的错误行为。
还有吉安等地大肆修建的严重浪费现象。
所有上述严重问题，都给了我们财经工作上以重大损失，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些很恶劣的影响。
07月底接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江西财粮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当时我们正出席中共江西省第3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中曾将此文件印发各代表团，也指出了这一文件中所提出的许多缺点错误，确实反映了我们干部思想作风上与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并提出必须彻底纠正。
但是在党代表会结束后，我们只是感到上述问题多数已曾分别通知各专署处理，并想在思想检查运动中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江西省三届党代表会决议以反骄傲松劲脱离阶级斗争与反贪污腐化倾向为主在全省展开一个运动）。
因此，省里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具体检查，一直拖延了三个多月之久，也未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察委员会作过报告。
虽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于九、10月间先后三次催促我们办理具报，我们始终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未能亲自负责督促检查，只在公文上兜圈子，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直到12月20日才由省财政厅拟了一个处理报告，但只报到中南财政部，未及时呈报中南军政委员会，更没有针对财粮问题上已发现的各项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逐一清查，进一步进行处理，以严格执行财政纪律，以致客观上形成对上级指示和命令的漠视和拒绝的态度，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错误。
（三）关于隐瞒假报1950年节余民政事业费问题。
我们确曾于1951年03月将1950年度节余的民政事业费粮一千零四十余万斤（除干部家属补助粮和工人失业救济粮外，包括后来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拨给我省烈士子弟学校经费六百万斤粮食在内），全部当作1950年的决算浮报中南领导机关。
当时的动机是：
因为片面地顾虑到1951年整个国家要紧缩开支，事业费可能减少；
同时又顾虑到本省财政困难，而各种事业的必要开支不可缺少。
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违反财经纪律的恶劣行为。
至04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派员前来检查账目，当时省财政厅和民政厅认为上述浮报数字既无单据账目又和实发各专署数字不符，因此，曾企图将浮报数字造假账。
后因事实上假账不能造，感到责任严重，怕受处分，乃藉口下面账目尚未报来，竟以浮报之分配表向中南民政部来员敷衍应付。
当中南民政部来员要去专署检查时，民政厅即先派干部去南昌、抚州、袁州三专署通知他们按省民政厅浮报分配数字认账，以掩饰漏洞。
当时此事虽曾遭到上述三专署之反对，但我们未及时对此极端可憎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深刻的自我检讨。
去年11月间，邵式平同志到汉口开会时，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副主席曾严肃提出我省民政厅有造假账行为，当时邵式平同志仅声明：
“这虽是严重错误，但只是有此企图，未成事实”，后又在省里某次会议上作过检讨，但直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并于01月15日给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毛主席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中，初步进行了检讨。
关于隐瞒的民政事业费节余之处理，由于去年春荒时，省府先后贷出四千余万斤粮食，特别是由于中央及中南领导机关对我省人民关怀，又拨给了我省一部社会事业费，解决了我省去年春夏荒及其他救济事业的困难，故这笔节余粮，去年上半年未曾动用，我们在06月间才将这批浮报隐瞒的节余粮，投资办一机制砖瓦厂，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社会事业生产作长期打算（并非为了机关生产），然而由于我们从严重的本位主义出发，以致造成瞒骗上级，违反财政纪律的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给了下级政府及工作人员极坏的影响，并且助长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
追究此事责任，应完全由我们负责。
人民日报所指出：
“省的最高首长究竟是谁”这就是我们。
我们除竭诚请求上级严重处分外，关于该事件详细经过，我们正在和有关人员分别作彻底检讨，并决定限期将各人检讨分呈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审查。
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从上述错误事例和我省遂川县党政组织，金溪县多数负责干部堕落蜕化的典型事件，以及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所发现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实看来，我们过去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偏向，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使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我省工作受到不少损失。
我们的官僚主义错误正如长江日报所指出的不仅是在于我省的许多错误现象未能及时发现，而严重的还在于已发现了的许多问题，未认真及时处理，这说明我们对人民事业，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
如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财政检查组已将我省财政工作的若干严重问题于1951年四、05月时向我们汇报过，我们也曾因此发过数次命令、指示、布告进行纠正和处理，但是为什么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尤其缺乏检查，了解下情少，常常停留在发布告、命令、指示和批公文、写决议上面，这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过：
“正确组织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这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肯定说，我们的缺点与缺陷，十分之九都是由于缺乏组织得正确的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
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发了命令，下了指示，作了决定，却很少切实组织检查执行的情形。
事实上我们不少的指示和命令早已变成公文或例行公事，形成无限期地公文旅行，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就会令人惊异。
如去年09月13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催查我省财粮检查处理结果的电报，限我们于同月20日前具报，限期只有七天；
而我们只是照转省财委，财委又照转财政厅；
财政厅竟将这一电示束之高阁（一直到这次检查此电示时才查明），我们也一直没有督促检查。
试想：
还有比这样更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吗？
特别是对上级限期催办的事，我们竟然采取了这样的漠视态度，这还能容忍吗？
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上，也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许多事情拖拖拉拉，例如金溪问题，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一直在继续检查处理，但却一直拖延八个月之久，才最后处理。
在我们省人民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缺乏应有的配合，许多事情互相等待、旷时废日。
上述这种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1个原因。
其次，由于我们思想上存在着本位主义偏向，对于全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空前统一集中的新形势认识不足，我们的思想还残留着过去那种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时期分散经营的一些陈旧观念。
因此有时就片面地强调了地方的局部困难，不了解在全国政权统一的新形势和条件下，任何地方的局部困难，只有在坚决贯彻中央统一的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
如果强调了局部利益，违背和妨害了集中统一，不仅局部的困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全局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
事实证明，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已在本省许多地方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恶果。
不仅使财政制度经济政策不能很好贯彻，政治上产生了一些坏影响，断送了不少干部，松懈了革命的组织和纪律，如果发展下去，则必然会分散和破坏国家统一建设的力量和计划，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2个原因。
最后，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思想上的最基本的根源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深刻指示，未能及时领会和掌握。
一方面，对于全国革命胜利后由战争到和平，由农村到城市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中，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可能产生的各种错误偏向估计和预防不足；
同时，对于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侵袭的危险也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另一方面对于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需要更加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不够。
因此我们在工作中的思想政治领导薄弱，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重视不够。
同时由于我们未能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对人民监察工作重视不够，人民监察机构长期处于不健全的状态，以致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因而我们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也就不易及时发现和纠正。
上述各项就是我们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要思想根源，也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的重大教训。
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坚决在毛主席、中央、中南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下，能切实记取这些重大教训，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彻底努力，我们的错误一定能够迅速改正并取得新的进步，今后的工作也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纠正错误的措施
我们除了感谢中央、中南领导方面不断给我们的帮助教育及这次人民日报给我们的批评外，我们认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号召的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对纠正我们过去的严重错误思想和行为，有决定作用。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仅我们将会继续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将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遭受更重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十分诚恳接受这次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并决心采取下列措施，以纠正我们领导方面和工作方面的错误。
1、坚决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到底，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自己的领导思想作风作一系统的、全面的、彻底的检查。
我们拟在省一级机关“打虎”运动结束后，即召开政府委员会，专员、市、县长联席会，省协商委员会，机关干部等会议，由我们作深刻的检讨，高度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作出书面检讨发至各专、市、县，并责成各专、市、县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精神作同样检讨，在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逐级检查中，必须首长带头，层层检讨。
其目的除要彻底根绝贪污浪费现象外，还要着重揭露和克服领导方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以及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达到确立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实际密切联系的民主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廉洁奉公的作风。
2、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进行经常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
在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员中，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强调把思想领导当作头等任务。
要经常地定期地了解各个时期中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情况，要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偏差，不断提高人民和干部思想水平。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应特别注意以资产阶级向人民事业各方面进攻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的危害性，教育和警惕所有干部，以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达到从思想上来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
3、要坚决展开和贯彻反对违法乱纪的严肃斗争，加强法纪教育，对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员，必须彻查到底，并根据不同情节坚决迅速处理，以整饬法纪。
任何迁就姑息，必须坚决反对。
4、尽速限期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监察机构和检查机构并迅速配备得力干部，加强其组织和工作以便发挥人民监察制度的重大作用。
最后，为了严申纪律，教育我们以及全省干部，我们竭诚请求中央和中南领导机关给我们以严重的处分。

济南上海南京等地不法资本家
盗窃国家资财破坏治淮工程
治淮委员会已组织工作队赴各地调查
【新华社上海21日电】
丧尽天良的奸商在治淮工程中大量盗骗国家资财，使关系淮河流域五千五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伟大建设遭受很大损害。
奸商们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
出售治淮各种器材时以坏报好，以旧报新，以少报多。
他们甚至派出“坐探”打入治淮组织的内部，有计划地组织贪污集团，明目张胆地盗窃资财。
济南利生商行经理孙英才是这些不法资本家中的一个。
去年治淮委员会向利生商行购进大批流速仪、经纬仪、马表、水平仪、水准仪、望远镜等水文和测量仪器。
孙英才为了进行诈骗，首先把采购仪器的助理工程师赵祖翼、验收仪器的副工程师陈金林等拖下水，然后用大部分粗制滥造甚至不能用的旧货冒充新货卖给治淮委员会，结果获得非法利润三亿八千万元。
由于这些仪器是破烂的旧货，淮河一百五十多个水文站、雨量站八个月来关于淮河及其支流的水文记录失去了应有的准确性。
水文站和雨量站上数百名工人和技术人员不避风雨八个月的辛勤劳动大部分白费了。
但最令人痛心的还不是人力、财力上的重大损失，而是因为水文记录不准确，使今后治淮工程的设计失去精确的依据，严重地影响了治淮工程的进行。
孙英才除了谋取非法利润外，还经常盗窃治淮机关内部的器材。
他去年曾为此从济南赶到蚌埠，勾引治淮委员会工程部的赵祖翼、陈金林、高声奇、朱晓白等工程人员结成一个贪污集团，由陈金林等把治淮委员会内部的绘图仪、绘图尺、皮尺、照相机等器材偷出来，再以利生商行的名义卖给治淮委员会，伙同分赃。
孙英才后来索性把赵祖翼、陈金林等拉拢入股，准备在蚌埠开设利生商行的分行，买空卖空，专做治淮委员会的生意，以便更大规模地偷窃人民的资财。
上海奸商李汉民（原是掮客）在去年一年仅仅通过一个采购器材人员，就盗窃了国家资财六亿元以上。
他把三十七万元一只的千斤顶（汽车上用的）稍加油漆，另换假商标，标价一百三十五万元；
他把价值二亿元的旧发电机油刷一新，冒充新货，标价二亿八千万元；
他经手向慈丰车料行定购的一千辆架子车，交货时竟有七百辆是偷工减料的次货。
这些器材运到工地上有的根本不能用，有的一用就坏，严重地影响了工程的进行。
李汉民经手买的三轮车一共有三千三百辆，现已有一半毁坏不能使用。
两部旧货冒充新货的发电机运到板桥水库工地上，时常停电，影响五万多民工不能上夜班。
推土机上用的十八只缸套，大部分是坏货，因而使五部推土机停在工地上不能转动，每天耽误一万五千公方的压土工程。
抽水机由于水管的接头处缺少琺瑯盘，运到白沙水库工地上无法开动，工地上的积水不能排除，以致十二万民工四、五天不能顺利进行工作，浪费了很多人力。
河南治淮指挥部向上海第1机器造船联营所定购的四副闸门，现已查出不合规格：
闸门的重量不够，闸门上的绞车少做了两个手摇轮，最重要的轴凹包着一层坏铜（应该用好铜），螺丝帽也是破旧的。
价值九亿元的四副闸门就这样变成废货，不能使用。
这四副闸门幸而尚未安装，假如安装上去，很可能因为闸门漏水而造成水灾。
南京益大、竞成、泰成等九家木行把劣质的木材冒充好货卖给治淮委员会，也严重影响了治淮工程。
去年春天，治淮委员会为了在夏汛之前赶修一处水闸，曾派干部赵钟秀等到南京采购木材。
益大木行的负责人戴云啸等即恶毒地把赵钟秀拖下水，伙同盗窃人民的资财。
在成交的六千根桩木中，本来讲定“广木”，交货时奸商们却搀杂了大批江西质料最差的武宁木；
在一万英尺的洋松中也搀杂了很多发黑、开裂、坍边的旧板。
奸商们认为治淮急需木材，哄抬木价，把木价提高了一倍左右，仅益大、竞成两家木行就因而获得非法利润两亿元以上。
不法的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大的非法利润，他们派出代理人打到治淮机构的内部作为“坐探”，经常偷窃工程情报。
苏北水利局的工程师谢树模就是扬州王殿记、伟达等十多家营造厂的代理人。
谢树模过去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江苏省建设厅任职，一贯和这些奸商有密切的联系。
1950年11月治淮工程开始，王殿记等营造厂就送钱送衣服给谢树模，要他参加治淮工作，于是谢树模便设法混进了当时淮河下游运河工程局当了副工程师，作为奸商们的内线。
当时运河工程有十二个涵洞要修建，经设计后招标。
谢树模先后把这些涵洞的设计和底价全部告诉了奸商，并把向上级呈报的十二个涵洞的预算也抄给了奸商，因而投标的奸商全部中了标。
议价时，谢树模又故意提高价钱，使奸商获得暴利。
谢树模因此得到奸商贿赂一亿元以上。
奸商们在施工中毫无顾忌地偷工减料，十二个涵洞有百分之八十的材料是次料，钢筋是旧的，开闸的铣杠也不合规格，有不少涵洞刚刚完工，洞身和翼墙就都裂了缝。
现在，这些工程都必须重加修理。
不法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只图私利，丧尽天良地破坏了治淮工程。
淮河流域的人民过去长期处在灾难之中，1950年淮河泛滥，沿淮就有一千四百万人受灾，因此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财政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巨额的粮款，决心治好淮河。
全国各地的人民热烈支援着这个工程，淮河流域的人民更是空前欢欣地投入这个伟大的建设。
沿淮三百万民工在淮河两岸克服一切困难，已经艰苦地战斗了一年。
农民们曾在零下十五度的酷寒中下水挖土，工人们曾在灼热的阳光下修建水闸。
他们满怀信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把多灾的淮河流域建造成幸福的乐园。
但是不法的资本家却在后面放暗箭，要把淮河流域的人民重新拉回深重的灾难中。
反对奸商的斗争在各地展开后，许多偷窃人民资财、破坏治淮工程的蟊贼不仅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反而有组织地企图顽抗到底。
济南利生商行经理孙英才在运动开始时赶到蚌埠，召集被他拖下水的干部开会，威胁利诱，组织了“攻守同盟”。
孙英才要贪污犯高声奇负责上下疏通，说情解释；
赵祖翼负责通讯联络，打听情报；
陈金林负责保管活动经费。
孙英才说：
“我们坚决不要坦白，我是个商人，破了案，大不了用钱，你们是干部，破了案可要坐牢。”
孙英才还布置了最后一着：
到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全部逃跑。
可是人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孙英才、赵祖翼、陈金林等蟊贼一个人也没有来得及逃跑，就全部落网了。
现在，治淮委员会已组织了九个工作队分赴上海、济南、天津等地调查侦察，一定要把这些盗窃人民资财、严重破坏治淮工程的蟊贼一一逮捕归案。
这些蟊贼将受到人民严厉的惩办！

1951年各地发动群众战胜旱灾的几点基本经验
徐达
1951年各地干旱情况
1951年三、四两月，长江以北地区，除山东半岛外，普遍少雨，各地雨量仅有历年平均雨量的一半。
长江以南，04月雨量过大，约当历年平均雨量的二、三倍。
05月除淮河流域外，全国普遍缺雨；
华北地区直到05月下旬才下了几场透雨，但不甚普遍。
06月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除河北北部和平原省外，依然普遍缺雨，察哈尔、绥远两省、内蒙自治区及西北各省几乎全月无雨，旱象严重。
江西、云南、湖南、广西各省雨量也少，吉林、黑龙江、热河、辽西部分地区一直没下透雨。
七、08月份河北北部和察哈尔、绥远、内蒙旱象持续。
江西、湖南、皖南、皖北旱象也相当严重。
春夏两季雨水失调，春季北方干旱，南方雨涝，入夏南北都有旱象。
受旱地区包括内蒙自治区、察哈尔、绥远、河北、江西、川北等省区的大部地区，山西兴县、忻县两专区，皖北滁县、宿县两专区，皖南池州专区，陕西绥德、榆林专区，湖南西南各县，湖北孝感、宜昌专区，川南乐山、内江、宜宾专区，川东万县专区及吉林、黑龙江、热河、辽西、福建、苏北、山东、广东、贵州等省少数县份，受旱耕地面积共一亿二千五百多万亩。
其中内蒙、察哈尔、绥远、河北、江西、川北等地旱灾特别严重。
察哈尔省06月下旬到07月中旬，正当作物成长季节，旱情严重，受灾面积约占全省耕地五分之二，全省总计因旱减产约五成。
绥远省除西部黄河灌溉区外，中部、东部旱灾严重，绥中武川、固阳、清水河等县小麦减产五成，莜麦减产六成，豆类、马铃薯产量更低，绥东大小麦减产三分之二。
河北省共有七个专区三千九百多万亩土地受旱，山区尤为严重。
内蒙没有播种的土地及播种之后出苗不及二成者，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
江西五六两月，久晴少雨，07月中旬到09月上旬又历久不雨，九个专区干旱，有些河流池塘和水井干涸，部分旱地不能下种，已播种的水田稻苗干枯，受灾面积之广，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
1951年各地发动群众抗旱的几点经验
各地旱象发生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以抗旱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领导农民，展开了广泛的抗旱运动。
干部和群众积极抗旱的结果，消灭了部分地区的旱灾，减轻了大部地区的旱灾。
但是，与旱灾斗争的主要缺点是事前对旱灾的警惕不足，准备不够，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全国因旱成灾的耕地仍有三千五百万亩，减产粮食在八十亿斤以上，是农业生产上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今年必须接受的一个严重教训。
现在把去年各地发动群众抗旱的几点经验介绍如下：
一、领导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发挥群众抗旱力量：
在发生旱象的地区，党政领导机关，都把抗旱工作当作最紧迫的工作。
华北各省人民政府、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南农林部、中共川东区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在旱象发生时，立即发布抗旱指示，号召受旱地区的干部站在抗旱斗争的最前线，战胜一切困难，坚持抗旱斗争。
专区、县除留少数人员在机关工作外，其余一律深入区乡布置，检查、推动抗旱工作。
各县、区、乡接连召开了干部会、农民代表会、劳动模范会、老农座谈会，进行思想动员，分析受旱情况，研究抗旱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平原省人民政府罗玉川副主席、辽西省人民政府杨易辰主席等并亲自率领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农民抗旱播种、浇苗、开发水利。
在旱象开始发生时，不少地区的农民有“人忙天不忙，早晚一大场”“丰收靠天顺”“久旱之后必有大雨”等侥幸麻痹的思想，或对抗旱缺乏信心。
甚至个别地区还发现求神拜佛迷信求雨的事情。
但是通过深入宣传动员，以具体算账、诉旱灾苦等办法，严厉地批判了麻痹大意、听天由命的思想；
同时又反覆地以当地或外地的有效经验和抗旱典型事例教育农民，这样就不断提高了农民战胜旱灾的信心。
经过思想发动后，群众普遍动员起来，各地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旱播种保苗运动。
华北区完成抗旱抢种的棉田占植棉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陕西省三个专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凿井六万眼。
江西省受旱地区的农民、工人、部队、教员、学生都动员起来，参加了抗旱斗争，有的地区临时挖渠四十里，引水浇灌秧田，有的村几十个妇女集体从几十里外，担水抢救一亩稻田，有的日夜接力车水，上山过岗。
湖北省石首县团山区农民在抗美援朝增产捐献的爱国热情鼓动下，自动组织起一千二百多人，五天之内开小沟二十五条，疏大沟七条，完全战胜了旱灾。
湖南省长沙县农民通过检查爱国公约，推动了抗旱工作，使全县百分之九十五的受旱田地免除旱灾。
泸溪县一区武溪镇没有旱灾，组织起抗旱支援部队，到邻区帮助农民车水。
二、周密组织人力物力，发挥集体抗旱力量：
和旱灾作斗争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许多地区一方面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教育农民，发扬互助互济的精神，同时以各种互助变工办法，把一切人力、畜力、整劳力、半劳力分别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从事抗旱工作。
如江西南昌组织起水车二万七千六百部，人停车不停，日夜轮班车水，并集体担水，接力车水，抢救受旱田禾四十九万亩。
小蓝村农民翻山越岗车水，不仅未受旱灾，反而增产一成。
皖北组织起龙骨水车八万八千多架，车水浇苗，抢救秧田。
三、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有效的抗旱措施：
（1）抗旱播种：
河北、平原、察哈尔等省，为保证及时播种，各地群众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抗旱播种的办法。
这些地区为了防旱保墒，在第1年秋收后，就实行秋耕深耕、细耕细耙、起垅储雪；
播种前实行细耙多耙，保持土壤水分；
在播种时期就采用抢墒、借墒等办法播种，使种子周围土壤能供给足够的水分，保证出芽。
在墒土不足无墒可借的地区，就采取挑水点种的办法，在点种前先用水把种子泡湿，或把高粱秆、玉茭瓤泡湿，饱含水分，和种籽一齐播入土中，这样用水很少，并能保证种籽出芽。
（2）开发利用一切水源：
战胜旱灾的根本办法，是开渠、挖井、掏泉、挡坝截水、挖“透河井”、补充各种汲水工具。
这些办法在1951年的抗旱斗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例如内蒙昭乌达盟仅在阿鲁科尔沁等三旗就用开渠浇地和利用各种盛水工具打水浇地等办法，浇地六千多垧。
哲里木盟开鲁县号召每个劳动力打井一眼，全县打井一万零四百多眼，浇地五千多垧，完全打破了群众“天灾不可抗”的听天由命的想法，确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
察哈尔省怀安县柴沟堡劳动模范李河旺积极领导群众兴修水利，使一万三千亩庄稼获得丰收，大麦每亩收三石五斗，小麦收获二石以上。
皖北为抗旱挖井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一眼，挖塘六千口。
湖南永顺专区，在抗旱期间整修和新建塘一千多口，坝三千八百多座，沟渠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水筒车一千多架等，可灌溉稻田十四万亩，占稻田总面积百分之十五。
（3）管制用水：
在有水源可用的地区，各地大多由当地水利委员会或抗旱委员会中选派公正农民统一管理用水，提出“一碗水，一碗稻”、“多浇一挑水，多保一条命”的口号，号召全体农民，珍惜水量，要求不放走一滴水，不浪费一滴水；
同时号召农民克服本位主义思想，相互调剂用水，订立公约，大家公议，分别轻重缓急，先浇近地，先救受旱严重的田；
到旱灾严重时，则集中水量，抢救可救的田。
使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的效用。

上海奸商庄子屏等组织垄断集团
有计划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合谋进攻国家企业并多次制造市场涨风
上海市五金商业中的奸商们以大奸商庄子记五金号老板庄子屏为首，在解放后组织了一个垄断性的集团，有计划地向国家企业进攻，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奸商们的这一重大的不法行为现已被揭露。
庄子记五金号设在上海北京东路。
为了大规模地盗骗国家财产，该号老板庄子屏联合五源、五康、久源、怡和祥等五金号，从1950年06月起就共同在国际饭店和汇中饭店长期包了房间，作为经常开会策划的地方。
他们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分别负责联系国营企业单位，各派专人向联系的企业单位的办公室、验收处和仓库的有关人员行贿，安设据点。
一旦窃取到国家的采购计划后，他们便迅速集中到国际饭店或汇中饭店开会，共同商议骗取国家财产的办法。
这个五金商业的垄断集团向国营企业进攻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
为了达到从生活上腐化干部的目的，他们在崑山花园附近豢养了一个“交际花”，专门带他们需要勾引的干部去跳舞或打牌。
如果某个国营企业是大买主，第1次即使是一笔小额交易，他们也不惜投下大本钱。
1950年02月，淮南煤矿驻上海办事处向庄子记买进六寸白铁管子两百根，货价不过一亿元左右，而庄竟以金条两大根向这个办事处的处代表行贿。
这个垄断集团经常使用“拉过来”的方法俘掳干部，以便窃取国家企业的采购计划和同业中投标的标单，以达到他们排挤同业独占市场窃取国家财产的目的。
1950年上海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时，庄子屏就串通华东纺织管理局机料处职员窃取到华东纺织管理局要进大批泗汀管的采购计划，计划到手后，他便布置由五家分头报价。
报价时，他们经常是四家高一家稍低，结果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而这“低价”却比市价高出很多。
如果探听到其他行号的报价，他们也常以稍低的价格投标，但随着又玩花巧，声明自己进货很少，不能多卖；
要多卖只有提价。
大奸商庄子屏每次和国营企业交易时，总是诡称在香港、广州、天津等地已经大量进货。
待生意到手，骗取到定金后，才去市场上收进废管旧管，交给鑫大、铭丰、惠丰等拉管厂代为加工。
他们把黑铁管涂上红丹粉冒充泗汀管，把旧管子电镀后冒充新货，把炉子管拉制泗汀管，然后通过受贿的贪污分子高价交货，价格有时竟高过原价好几倍。
大奸商庄子屏组成的垄断集团曾多次制造市场的涨风。
如1950年07月，上海电力公司经徐兴隆锅炉厂介绍向庄子记买进管子两千尺，每尺单价五千七百六十元。
庄子屏在接生意时，佯言货在天津，等到徐兴隆锅炉厂向庄子记提货时，庄竟推说“没有货”，一面又直接和上海电力公司交涉，并把价格提高到七、八万元一尺，因而一度造成市场价格的飞涨。
由于大奸商庄子屏组成垄断集团有计划地向国营企业进攻，使国家财产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
单拿庄子记一家来说，1950年07月至1951年05月，华东纺织管理局向庄子记进货额共达二十二亿八千五百多万元，由于庄以黑铁管充泗汀管，旧货充新货，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受损失就有七亿七千多万元；
华东纺织管理局第1、第2机料库现存庄子记售出的货品，其中各种规范的钢管有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假货。
又如河北省公营染织公司委托上海五金机器分公司向庄子记买进一寸半泗汀管五十九尺六寸，规定压力三百磅。
庄为贪图非法利润，竟不顾工人生命安全，以旧日本货黑铁管混充，压力仅一百二十磅，装置竣工正拟使用时，幸为五金机器分公司发觉，急电停用，才没发生事故。
卖给上海电线厂的管子，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
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已。
由于全国各地公营厂矿向这一集团买进的货品很多，国家经济建设工程上的损失可想而知。
（新华社）

不法资本家千方百计破坏国家的海关
海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予以坚决反击
全国海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普遍发动起来，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海关是国家的门户，在保卫国家经济主权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可是，三年来，资产阶级却用了种种办法破坏我们的海关。
他们采取请客、送礼、借钱、行贿、入股、分红、拉旧关系、派“坐探”以至诱吸毒品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勾引海关人员，以达到他们偷盗国家资财获取非法暴利的罪恶目的。
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各海关贪污现象十分严重。
邻近港澳的华南各关及华南海关处，贪污现象特别严重。
各海关并发现不少海关人员直接是进出口贸易行的股东或幕后人物，有些经常搭配做生意。
资产阶级向海关的进攻，除一般地在修建、采购、保管物资等方面偷盗国家资财外，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进行走私。
自1950年01月至1951年11月，全国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共有六万多起，仅仅查到的私货就值几千亿元，没有查到的估计在几万亿元以上。
走私进口的都是些我们不准进口的奢侈品或国内已有出产的东西；
走私出口的则都是些我们不准出口的战略物资或重要必需品。
除一些零星走私外，所有重大案件都是资产阶级有计划的犯罪行为。
如广州市德昌报关行奸商曾其滔，贿赂广州海关黄沙车站办事处主任梁德辉等数人，偷运锡（禁止出口的物资之一）出口，前后共有二十七万公斤。
温州支关查私员潘辉，为商人收买，贪污七百多万元，放走的私货值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
广州海关验货员潘雨浦受走私商人的贿赂八千万元，放走的私货价值无法估计。
更严重的是，这种走私不仅偷盗国家大量财产，而且是直接帮助了国民党残余匪帮和帝国主义。
二、偷漏关税。
奸商串通一些海关工作人员，以低估货价或故意把税则分类列错，或伪造单证以偷漏关税的案件，各地发现了很多。
如天津海关工作人员廉惠生对进口货经常低估价格偷税，先后受贿七千六百多万元，使国家损失税款十二亿多元。
青岛海关监管员沈增龙，一贯贪污受贿，泄密报信，协助私商，贪污一千七百万元。
因此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天津海关化验员王大均，以不及格柴油为及格，受贿一千万元，使税款损失二亿三千万元。
另一方面，不法资本家更多方违犯海关章则和破坏对外贸易管制法令。
三、窃取机密。
这方面的案件也很多。
如海关总署前税则委员会主任秘书卞鼎孙，利用职权，窃取新税则机密，用暗语告诉香港商人。
天津海关有一个办事员曹贵波，被奸商收买，把还没公布的“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细则附表草案”私自多打一份送给奸商，使国家遭受无可计量的损失。
这些严重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某些地区的海关干部，还有对贪污情况估计不足的右倾麻痹思想，应迅速纠正，以便更进一步地深入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彻底追查一切贪污分子；
特别是应对大贪污分子应即展开围剿。
要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勾引串通海关工作人员，实行走私、漏税、逃汇、套汇、诈欺等不法行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向新中国海关的猖狂进攻！
（蔡渭洲）

不要让不法营造商漏网
编辑同志：
1951年07月，北京私营义合公营造厂承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中华医学印刷厂的一部分厂房。
在修建期间，营造厂经理偷了拆下来的大批旧木料和旧砖；
完工时，他更明目张胆地拉走了一部分木料。
印刷厂工人向奸商责问，奸商谎称是折价买得的。
据初步检查，他偷工减料，使国家财产损失了四千多万元。
现在，他们所修建的厂房屋顶已漏水，山墙和灰顶都裂了大缝，很可能在雨季到来时要倒坍。
这个奸商利用向干部行贿的办法，把质量很坏的工程交上了。
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奸商拒不坦白，还和印刷厂某干部订了“攻守同盟”。
印刷厂某干部虽已由领导部门处理，而奸商仍逍遥法外，我建议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迅速检查，不要让这种不法营造商漏网。
志医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办事员吴石民
检举了指使他当“坐探”的奸商
编辑同志：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储运处办事员吴石民，原是上海永华工业原料行的店员。
他曾帮助资本家偷税、逃税和贿赂干部。
去年05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在华东招考职员时，他受永华行经理的指使，混入国营企业当“坐探”。
他到北京总公司后，虽因分配在储运处工作，很难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不能达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目的，但他仍到处钻空子找材料。
去年10月，他借故去上海，把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到货发票上的化学工业品品名、数量、规格等留底抄给永华工业原料行一份，并以总公司的名义，介绍永华行经理的外甥，打入中南区工业器材公司作“内奸”。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他坐立不安、怕受处分，总是不敢大胆坦白。
可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参加北京公审贪污犯大会和听到薄一波主任在大会上的报告后，他消除了顾虑，彻底交代了自己打入国营经济机关和供给奸商材料的经过，并检举了永华行经理的偷税逃税、卖假货行贿干部、做黑市买卖、骗取进口执照等非法行为。
我认为当地政府应该严惩不法奸商永华工业原料行经理虞寿常、虞寿慈等。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张雷雄

中国花纱布总公司
对石家庄分公司计算棉纱标准发生错误的检查
编辑同志：
1951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读者王世震对石家庄花纱布分公司委托厂商织布，计算棉纱标准有错误的批评后，本公司就和石家庄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作了检查。
我们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加工厂偷工减料，或不按规格织造，要负全部责任，他们必须按照合同规定，赔偿损失；
但石家庄花纱布分公司在一年多的加工过程中，竟没有发觉自己多付了棉纱，也没有发觉私营厂商有偷工减料行为，也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
有关工作人员，应该深刻检讨，并切实改进今后的工作。
总公司因河北省公司没有把原加工合同报来，也没有主动地去检查，工作中也有缺点。
私营纺织业的偷工减料是很严重的。
过去，各地国营贸易部门，处理加工业务时，有过分照顾私营工厂的右倾偏向。
这不但直接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也助长了部分私营工厂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不法行为。
我们认为合理工业利润，应该从加工工缴费中取得，但原料必须根据实际用量计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精打细算，并为产销双方实行经济核算打下有利基础。
我们希望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助我们深入检查纱布生产实际情况和需用原料的合理标准，以便及时纠正和防止多付棉纱和厂商偷工减料的现象。
中国花纱布总公司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偷工减料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应进行检查
编辑同志：
北京铁路分局专运科去年12月在北京“瑞蚨祥”绸布店订购了六十条新棉被，当时讲明被中充垫新棉花加厚的丝网套（比普通的厚一倍），并规定了被子的规格尺寸。
我们错误地以为像“瑞蚨祥”这样的老字号，一定不会有问题，因而在验收货物时，就没有认真检查。
最近我们检查从私商手中购买的货物，才发现这六十条棉被中，除了十条合乎规格外，其余五十条被子的棉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用漂白粉漂过的旧棉花（我们把所有的棉被都拆开看了），网套也没有加厚，尺寸有的还短一些。
我们认为“瑞蚨祥”绸布店这种偷工减料、贪图暴利的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我建议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这个商号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
王忠义

商邱专区棉农代表座谈
结合当地各种具体情况
学习曲耀离的先进经验
河南省商邱专区植棉指导区，曾召集商邱专区民权、柘城、睢县等五个县四十四个棉农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曲耀离的植棉丰产技术经验。
亲自到山西解县访问过曲耀离的专区特等植棉模范李连学作了报告，接着大家就进行讨论。
讨论结果，大家认为除每棵棉株留少数木枝发泄养分的整枝法，还需要继续研究外，其他经验在商邱专区都可以采用。
他们并特别提出要从下面几点来学习曲耀离的植棉经验：
（一）要学习曲耀离的“保墒防旱”办法。
大家认为商邱一带春季多旱，只有学习了“保墒防旱”的办法，才能保证作到及时播种。
（二）要学习曲耀离的多施肥办法。
代表们认识到自己棉花收的少是因为上粪太少。
1952年要保证每亩最少多施一车底粪（约一千斤）。
（三）要学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
代表们首先检查自己种的棉花为什么产量低？
大家认为自己种的棉花，每株平均结三十个桃以上的很多，但每亩最高产量没有超过三百斤；
再看曲耀离的棉花每株平均不过二十个桃，结果一亩就能收籽棉九百一十二斤。
大家认识到这主要是吃了稀植的亏，这样大家就下决心要学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
民权县代表赵清彦要回去宣传曲耀离的密植办法，保证1952年全县棉田每亩至少要植棉一千四百棵。
（编者按：
每亩种一千四百棵仍然是稀植，还应更密一些。）
他自己要试验每亩植二千六百棵。
观音堂区代表王公诗要每亩种到三千棵。
（四）要学习曲耀离的合理灌溉办法。
许多代表都表示回去要打井浇地。
（黄电）

大同矿务局组成坚强的“打虎队”
破获销售处集体贪污二十九亿多元巨案
大同矿务局所属销售处最近破获了一个数达二十九亿多元的集体贪污案。
这个集体的大贪污案，是在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书记徐志远亲自指挥下，依靠全体矿工，带领坚强的“打虎队”，层层包围，内外夹攻，跟踪追击而破获的。
贪污犯们在02月03日到06日全部落网。
大同矿务局销售处，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完全变质，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国营企业里面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据点。
这个集体贪污案的主谋人之一、大贪污犯王葆瑛，原是阎匪锡山手下的下级军官，解放后混进大同矿务局任销售处统计员、业务股股长等职。
1950年03月间，王葆瑛和销售处会计科副科长、大贪污犯吴秉轩（假名吴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奸商出身）等人计议，有意识地用“糖衣炮弹”把销售处副处长刘文定（共产党的叛徒，1948年又混入党内）等人拉进贪污的泥坑。
当时王葆瑛曾和大贪污犯李润清、吴秉轩合伙盗窃了一千吨煤，价值一亿二千五百万元。
王葆瑛一面向刘文定报告说“有人偷煤”，来刺探刘文定的口气，同时暗地里送给刘文定大批赃款。
这个意志十分薄弱的刘文定，三次共收了贿赂四千万元。
所以，虽然刘文定知道有人大量偷卖煤炭，但因为吃了贿赂，就再也不管这回事了。
王葆瑛抓住刘犯见钱眼红的弱点，又摸准刘犯爱喝酒的习气，王犯等这群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坐探”，就常常请他喝酒，并在喝酒时，畅谈过去如何艰苦，今天应当“改善生活”等等。
他们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诱惑刘文定之后，就在酒馆里订下了贪污的“合同”。
从此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的贪污。
被“糖衣炮弹”打中的刘犯文定，从此再度叛变了党，变成人民的公敌、大集体贪污案中的主谋人之一，成为资产阶级“拉过去”的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代理人。
中共支部书记王克现，1950年08月调到销售处工作，不久就被这群大贪污犯包围起来，也被“糖衣炮弹”打中了。
每次集体贪污到的赃物，王葆英等都给王克现送一份。
这时销售处已成了极端腐烂的贪污集团，大部分干部成了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贪污犯。
他们和奸商勾结，两年来盗用了国家大量的车皮，盗窃了国家大量的煤，向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走私运煤。
仅根据初步计算，这个大贪污集团共盗窃了二万一千多吨块煤和混合煤，还勾结奸商盗用了三百七十五辆火车皮。
总计贪污数字是二十九亿元。
至于使国家经济因此遭受的严重损失，就难以计算了。
（张毅）

天津市有些不法商人
以“新经营方式”逃避资金
模糊工人店员阶级意识
编辑同志：
我在天津参加反贪污、反行贿检查组的工作时，有些工人向我反映：
在新年和春节前后，有不少商号实行了所谓“新经营方式”。
这种“新经营方式”的基本办法是：
资本家把大部资金抽走，留下极少量的资金从事经营。
如果经营得好，劳资双方均分利润（甚至包括一部分资金）；
如果经营得不好，让商店垮台了事。
如天津二区起发顺饭馆资方，自今年01月01日起，把大部资金抽走，留下三十袋面（还没有过去两天的营业额多）作资金，实行“新经营方式”。
资方管账，劳方掌握现金。
资方每天从当天的营业额中提取六万元作“家庭生活补助费”；
劳方（十个工人）提取七万七千元作工资。
每天剩余的款项积累下来，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提出百分之二十的“公积金”，其余劳资双方均分。
如果营业不好，需要补充资金，劳资双方谁有办法谁去借，借不到则垮台了事。
天津南市华顺成果子铺在春节以后，也实行了和起发顺饭馆类似的“新经营方式”。
资方抽走了大部资金，剩下三袋面、五十斤油作经营资金（约等于过去一天的营业额）。
资金统由劳方掌管，资方只作些“跑街”、“开会”的杂活。
但资方每日除从营业额中抽取一万元作“家庭生活补助费”以外，每月还要抽取价值一袋半面粉的“月钱”。
将来营业好，由劳资双方均分红利；
营业不好，资方不负任何责任，让铺子垮台了事。
在天津，实行所谓“新经营方式”的商店现在不是个别的。
据初步调查，天津市货栈、豆食、果子、饭馆四个行业中，实行这种办法的，就有一百多户。
我曾问过几个资本家，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新经营方式”。
他们说：
“你们以前说我登黑账，偷税漏税，现在实行新经营方式，营业公开，工人掌管，发展生产，劳资两利。
这都是按照政府的意思办的。”
他们把逃避资金的行为，说得非常冠冕堂皇！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这是资产阶级违反发展生产的政策，抵抗反行贿运动的非法行为。
现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及其他各地的注意。
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费重阳

工人们粉碎了奸商呼良图的诡计
编辑同志：
永信铁工厂经理呼良图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开始后，就和他的大老婆狼狈为奸，用金钱收买司账员刘长运（呼的外甥）。
奸商知道刘长运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就托人给刘的父亲捎去二百五十万元。
他们指使刘长运烧掉有问题的账目。
刘长运受了贿赂，就把1949年到1950年的偷漏税的账目全烧毁了。
奸商呼良图想收买全厂职工，给每人做了一套棉制服，还改善了伙食。
他还威胁职工说：
“你们斗来斗去，能得到什么好处！”
“工厂斗倒了，你们也得受罪！”
他叫工人们回家过新年，以分散工人的力量。
但是，任他用尽方法，使尽花招，还是没有阻止了工人们对他的检举。
司账员刘长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了奸商的诡计，终于揭发了奸商呼良图的罪行。
邱祖华

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
不应违反国家财政纪律
编辑同志：
绥远省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违反国家财政纪律，扣留解库款项，大搞生产，使人民财产遭受到很大损失。
1951年，归绥市没收一贯道首的财产，共达十亿多元。
这些款本来应该完全上解入库，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却全部用来搞地方生产，和留给公安、司法部门支用。
又公营新绥面粉厂去年的利润收入约一亿元，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竟藉口“解决实际问题”开支了。
去年年初，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用绥远省拨给归绥市的生产基金两亿元和向财政局提取的一亿五千万元，开办了一个和平麻袋厂，由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但由于他们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结果这个厂在11月间就倒闭了。
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到很大损失。
由于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财务，市属各单位遇到有关财政开支的问题，往往直接找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去解决；
而市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也不按制度详细审核，就胡乱批准。
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本身，每月要花销“招待费”几百万元。
归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这种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是不能容许的，希望该会立即检查纠正。
唐富

资产阶级坐探周裕如等混入天津铁路局石家庄分局
勾结流氓奸商盗骗国家财产三十多亿元
案犯已全数在石家庄、太原等地落网
资产阶级派进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材料厂的“坐探”周裕如、前工务段材料室主任刘迎春勾结大流氓、蒋匪党棍、蒋匪军官、大奸商李聚林、滑保义、王志达、史泽波、李同轩等盗窃国家财产三十多亿元。
这个巨大盗窃案最近已被破获。
有关案犯除刘迎春已因贪污在去年被人民法院逮捕外，全数在石家庄、太原等地落网。
资产阶级的“坐探”周裕如、刘迎春，都是流氓商人出身，1947年石家庄解放前，就混进铁路局工作，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留用。
自被留用以后，周、刘两犯就和大流氓、伪自卫团长、伪保长李聚林、蒋匪国民党铁路分区书记滑保义、阎锡山匪军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蒋匪国民党石家庄市党部书记组训科长王志达和大奸商李同轩等合谋盗窃国家财产。
1949年初，周裕如、刘迎春盗取了铁路建设需用大批砖瓦的经济情报，和李聚林等勾结，在石家庄筹设义生砖瓦厂，由李聚林任经理，准备包揽铁路局的定货。
但他们没有资金，周、刘两犯就采用订假合同、先支付定货款的办法，套取了铁路局的大量现款。
他们采用的办法是非常卑鄙的。
先是李聚林用“义生砖瓦厂”经理的名义，承做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材料厂洋灰瓦九十万块、红砖五十万块；
合同规定先交定款百分之十，但周裕如、刘迎春却暗中先支付给李聚林百分之七十的现款。
李聚林就用这笔现款盖了二十间房，买了两部制瓦机，并买了大批家具，然后才开工生产。
因此到期不能交货。
仅预支定货款和延期交货这两项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有二十多万斤小米。
到同年年底，据不完全的统计，义生砖瓦厂和石家庄铁路分局的交易总额为三亿二千多万元。
义生砖瓦厂从中盗窃（简直可以说是掠夺）的铁路资财就有两亿元以上。
这些被资产阶级派进人民企业内部的“坐探”，每时每刻都在损害着国家建设事业。
拿义生砖瓦厂承制铁路定货中的偷工减料来说，从1949年初义生砖瓦厂建厂起到1951年底止，在已查明的七次定货中，国家财产就蒙受九亿九千多万元的严重损失。
其中如1949年04月和09月两批洋灰瓦，义生砖瓦厂盗窃国家洋灰和交纳的坏货，就折合小米十三万斤以上。
这些不能使用的坏货，至今还有三千多块扔在材料厂。
最严重的，是1949年04月，义生砖瓦厂向铁路交纳的五十万块红砖，破损率占了百分之三十。
周裕如、刘迎春更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到处进行投机倒把。
如1949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周裕如就把这一情报告诉了李聚林，为了逃避购买公债，李聚林就把大批资金疏散到太原开设了一座分厂。
李犯在太原又勾结了由石家庄分局调到太原铁路分局任石料股股长的李东成（李聚林的侄子）。
两犯互相串通，大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诈骗铁路巨额公款，进行投机活动。
三年中，把太原分厂逐渐扩展成为拥有八十部制瓦机和五亿元以上资金的大砖瓦厂。
1950年春，南同蒲线和石太线站房工程开始兴工，需用大批砖瓦。
周裕如又把购置四百万块红砖和八万块洋灰瓦的计划泄漏给李聚林。
李犯就把石家庄市内各砖瓦厂生产的红砖以每块一百五十元的价格全部收购，又以每块二百元的价格转卖给石家庄分局。
只这一转手间，周裕如、李聚林等就获得暴利两亿多元。
（薛孔）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1952年02月12日
戴季英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湖北省黄安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现年四十五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由团员转为党员。
戴季英参加革命斗争二十多年来，一方面在几个革命时期，对党对人民曾经做了不少工作，有过相当贡献；
另方面，他虽然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与个人主义的本质仍然保留着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
他在省首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他在省人民政府与省协商会联席会上再次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向党进攻。
他为了硬给省委加上“左”倾的帽子，竟把贪污浪费现象也歪曲地说成是“左”倾表现。
他为了攻击省委，不惜玩弄流氓手段，把开封市粪业工会工人反对封建把头“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马政治”（马正治，人名，粪业把头）的标语按在省委头上。
他在执行中央与中南局的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决心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上，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干部政策上，均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他在党内军内挑拨关系，制造不团结。
他在党外会议上为了吹嘘自己，不惜公开暴露党的秘密。
他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老区慰问信。
他对于省委与市委会议经常既不请假也不出席。
他不按期按时写综合报告。
他拒绝省委对他的文章错误地方的修改。
省委正式决定找他谈话，他连续三次地拒绝。
戴季英不仅反对与攻击省委，而且反对中央。
他对中央对于他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结论是不同意的。
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这曾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
另方面他又不满地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
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政治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他在作风上疑神疑鬼，无中生有，阳奉阴违，处处撒谎，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假冒别人名义挑拨离间。
他在市委会上前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毫无民主作风，后一个时期消极不管，陷市委于瘫痪状态。
他在干部关系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因而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
凡对他捧场奉承的人，他就很高兴地毫无原则地迁就、拉拢、提拔、包庇这些人，企图制造山头，形成小宗派集团。
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组织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再次，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
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自诩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
凡是他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伟大功绩，都写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不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
他喜人奉承，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嘘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遗像和在像上题词来抬高自己。
戴季英这种极端严重的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正是他在政治上反党活动和组织上宗派活动的思想根源，这样就使他堕落成为一个政治上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
最后，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不仅没有带头认真反省，对许多严重错误根本不作检讨，反而私自在向省委和中央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报告上加添戴季英是“朴素节俭作风”的一段。
他甚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竟敢公开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实行威吓，后又私自修改市委机关干部对他批评的记录。
因而就大大影响了开封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正常进行。
戴季英之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一直发展到今天在政治上进行反党活动，在组织上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堕落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蜕化分子决不是偶然的。
其根源就在于他不肯真正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而是顽固地不肯放弃其错误思想。
他虽然也到处口口声声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观念、群众路线，但实际上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一点群众观念，没有一点群众路线，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
这一点就是戴季英的阶级思想本质。
戴季英的错误，已经产生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
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其是直接障碍了目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顺利进行。
由于戴季英实行宗派活动，迁就包庇有毛病的干部，使有的干部被资产阶级侵蚀已经烂掉，有的快要烂掉，使干部情绪消沉苦闷。
戴季英的无政府无纪律和反党行为，乱发议论，乱发文告，标新立异，也在群众中发生了恶劣的影响。
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
总之，戴季英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下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省委对戴季英的错误是进行了不少斗争的，三年来省委曾召开省委、市委五次正式会议进行教育斗争，并进行多次谈话。
而他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
最近省委为了最后挽救他，省委不少负责同志亲与谈话教育，并责成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要他彻底检讨反省，但戴季英仍然上下活动，到处拉拢，并把自己过去攻击省委的口头错误意见，又连夜赶写赶印成文字，删掉其中最荒谬部分，散发大会干部，企图混淆是非。
省委要他在大会上进行检讨，但他同样毫无反省，而是多方狡辩抵抗。
由此可见，戴季英决心坚持错误到底。
根据戴季英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坚持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省委并建议省与开封市人民政府及各种革命组织撤消其一切职务。
省委号召开封及河南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从戴季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为彻底肃清类似戴季英的错误思想而斗争。

少年儿童队员姚大钧
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宋皑凌
姚大钧是北京新英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今年十五岁，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
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他勇敢地检举了他的父亲姚育民的贪污罪行，表现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
姚育民是新英中学总务处的庶务员，负责保管仓库。
他利用职权，监守自盗。
曾组织本校九个职员进行集体贪污，并串通荣盛木厂账房王世杰，大量盗窃人民财产。
据初步调查，计有面粉六百三十袋、白糖五百四十斤以及大量布匹、煤、煤油等。
并贪污了一个半月的学校补助金，共一亿二千多万元。
反贪污运动展开后，新英中学的负责人几次动员姚育民坦白；
但姚育民异常狡猾，坚不吐实，总是用“仓库的账丢了”、“我记不清了”等假话打掩护，企图逃过“关”去。
优秀的少年儿童队员姚大钧在运动开始后，知道了父亲有贪污行为。
他希望父亲能坦白悔过，便去动员他父亲说：
“爸爸，你拿了学校多少东西？
赶快去坦白吧！”
但姚育民一味抵赖，欺骗姚大钧说：
“凡是我想到的都说了。”
姚大钧见动员他没有用，就下决心要坚决和这个偷盗国家资财的贪污分子进行斗争。
他开始注意父亲的行动。
有一天，奸商王世杰忽然慌慌张张地到他家里来，对姚育民说：
“这几天闹得可够厉害！
昨天有新英中学的两个学生来问我认识不认识你，我说因为过去在学校做过活儿，有点认识。
他还问你在我那儿存了多少面，我说有这么回事，大概有三、四袋吧！
他们要是再问，咱们俩就这么说吧。”
串好口供后奸商就走了。
他们说的话，姚大钧都听到了。
他父亲威吓他不许向别人说，但聪明的姚大钧一下就看出了他父亲的鬼把戏，马上跑到学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校长。
01月23日上午，新英中学的学生到他家里去要账本。
姚大钧的母亲推说“不知道”。
等学生走后，他母亲就把偷藏着的账本拿出来，让姚大钧给藏到厕所里去。
姚大钧接过来一看，就是那本库账，真高兴极了。
他想：
“这下子爸爸再也不能抵赖了，这个账本就是证据。
我是一个光荣的少年儿童队员，我一定要把这本账交给校长。”
但他又想到：
“我这样做，如果爸爸、妈妈打我、骂我或者不要我了怎么办呢？”
正在激烈地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他看到了系在颈项上的鲜红的红领巾。
这给了他最大的勇敢，他下了决心：
“我不这样做，就对不起祖国和可爱的红领巾。
我怕什么！
只要我做得对，人民就会支持我！”
于是当天下午在学校的斗争大会上，姚大钧当场检举了他父亲，把账本交了出来。
他并且又从家里找出其他的账单。
这个集体贪污案就这样被破获了。
北京市中、小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在02月08日举行反贪污大会，根据姚大钧的检举材料，当场逮捕了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姚育民。

我感谢妻子帮助我脱离了贪污的泥坑
夏茂如讲
秀珍记
我是一个盗窃国家资财一亿二千多万元的可耻的大贪污犯。
这次毛主席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我从死路上拯救出来，使我得到新生，重新做个人民的建筑工程师。
我除了深深感谢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教育和宽大外，我还感谢我的妻子——朱延民同志对我的帮助和鼓励，由于她的鼓励和督促，使我增强了坦白的勇气，把贪污事实全部彻底交代清楚，免除了刑事处分。
当北京市粮食管理总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猛烈开展以后，我的心像吊在半空，终日惶惶不安。
思想斗争到最激烈的时候，我曾考虑了三条道路：
改名换姓逃到香港去；
自杀；
自动坦白。
前两条显然是死路，走不通；
对于后面一条路，虽然知道是唯一生路，心里仍然很犹豫，不知道“自动坦白可以从轻处理”究竟能减轻到什么程度？
想来想去实在害怕，就请了假回上海和家里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同时也想回去看看两个孩子。
于是在12月三十号那天早上，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见到了我的妻子，把我的贪污罪行和我考虑的三条路都告诉了她，并且对她说：
“我很想走坦白的路，可是心里又害怕，像我这样大的贪污犯，至少得判十年徒刑，即使自动坦白从轻处理的话，也得三年五载，并且多难为情，对将来的工作关系也很大。”
起初，她听我这么一说大吃一惊，情绪非常惊惶，不知说什么好，我也更加害怕起来。
但是不久她就镇静下来，对我说：
“一定去坦白。
至于政府减不减你的罪，减轻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
你已经做了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你就要向人民坦白认罪，并表示真诚悔改。
你是有技术的，只要你肯为人民服务，将来的工作一定会需要你。”
她立刻拿来了纸和笔，督促我马上把贪污事实写出来。
我在她这样坚定的鼓励和督促下，不觉勇气百倍，立刻写了一封信到皖北粮食局去，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并把家里剩下的赃款五千万元也退了回去（这笔款子我妻子不知道是贪污来的）。
这时我的心比较轻松了一些，接着又谈起今后的家庭问题来，我的妻子又安慰我说：
“我有工作能力，按照目前的薪金可以负担起来，并且以后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这样我的情绪更安定了，坦白的决心也坚定了，当晚就趁车返北京。
临走的时候，看看两个孩子，心里很难过，想到不知几年后才能看到他们。
可是我的妻子却非常镇静，也没有流泪，只是再三嘱咐我要好好彻底坦白，不要把处分的事搁在心里，钱也不用再寄回家。
经她这样再三而坚定的鼓励，一路上我的情绪非常安定。
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我就把贪污的事实和经过情形向领导方面彻底地交代出来，还检举了四个有关的工程师。
我真是感谢我的妻子，要是那天和她商量时，她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或者有顾虑的话，那么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就走上了我所考虑到的两条死路：
逃跑或自杀，而最后终于逃不脱国家人民对我正义的制裁……我真不敢想像。
我的妻子是沪江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自从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就没有参加工作或学习，直到解放后才参加过一个短时期家庭妇联的里弄工作，最近才到上海市人民银行职工业余学校教书，可是她却比我进步快得多。
最近她给我的信上说：
我感激毛主席和人民政府，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救了我的丈夫，也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和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英明。
她还告诉我，她已将过去我交给岳父做生意的三千万元赃款取回，寄给皖北粮食局。
她要我把所贪污的全部款子陆续还清。
我很感动，也很惭愧，以后只有百倍的努力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的错误，也才能对得起毛主席。
（新华社）

消灭美国空中强盗
（朝鲜战场素描之七）
邵宇
去年12月14日，在朝鲜龙潭里的上空，展开了一场空战，有四架敌人的飞机被击毁了；
向南逃窜的敌机，又被附近我高射部队击毁。
有一架敌机，在我们驻地以西二里处摔得粉碎；
每个从敌机残骸走过去的战士，脸上都显出微笑。
是谁在问道：
“同志你笑什么？”
一个战士说道：
“你看，美国的‘空中优势’，在这里摔碎了。”

清贫
方志敏烈士遗作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共产党烈士方志敏同志1935年被蒋介石匪军俘掳以后在狱中写的。
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可以从这里看到，伟大的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虽然担任着极繁重的工作（当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督率着两个军团），进行了长期的严重战斗，但他个人的生活却是十分简单朴素的。
他把“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个人则一无所求。
今天我们在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每个同志都应该学习和发扬方志敏同志这种革命精神，为肃清革命阵营中可耻的贪污浪费现象而积极斗争，使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迅速前进，完成烈士们遗留给我们的光荣事业。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
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
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
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
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
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
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
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
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
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
拿手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第2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希望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
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
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
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地失望呵！
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
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
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
“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
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
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
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
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935年05月26日（写于囚室）。
（本文选自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

东京美国军事法庭
非法审讯饭田七三等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东京讯：
18日，东京美国军事法庭开始审讯以饭田七三为首的七名日本共产党党员的案件，他们被诬告为从事反对美军的间谍活动。
民主人士指出：
这个案件是美国的“反间谍”队为了制造口实、加紧镇压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人士，在日本警察密切配合之下捏造出来的。
因为日共和日本的爱国人士正在进行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反对把日本变成美国侵略亚洲的跳板的斗争。
辩护律师要求撤销这个案件。

好好做个中国人
新华社记者华山
好马是跑出来的，好钢是炼出来的，夜行千里的汽车司机是和敌机搏斗出来的。
从下午三四点准备出车到第2天早上七八点收车进洞，汽车第5连整宿都在忙着。
只有白天的睡觉时间比较安静。
我正在连部抽空整理笔记，门口来了个披着羊皮大衣的青年。
“怎么不睡啦？”
连长说，“什么事情？”
“没啥。
来换个电嘴。”
“这点子事情，吃过晚饭再换不行？
不到下一点又爬起来了。
老不好好睡觉。”
“早睡够了。
足足睡了四个钟头。”
“那就坐下谈谈吧。”
连长说。
大概，他们也和我一年来所碰到过的志愿军司机那样，每天睡上四五个钟头就完全满足了。
连长给我介绍：
“这就是赵亮宣，扫除风雷弹的。”
崇敬的心情陡然涌上心头：
就是他啊！
二十一岁的青年，清瘦的中等个子，眼坑微红，发粘的睫毛半垂着，眼睛里不时射出锋利的光芒。
——当他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过度疲劳的脸上也光亮起来了：
“要不是敌机在头上逼着，我也不会动手干的。”
赵亮宣说。
那是去年06月29日下午四点多钟的事情。
那时候敌机的滥炸政策正在劲头上。
他满载着一大卡车的雷管，开上前方，本来是想在天黑以前抢过十字路口，钻空子横过封锁线的。
路口却塞满了四路汽车。
三颗风雷弹躺在当中，张着翅膀，正好在路上排成一排，汽车从那里过都得碰响一颗。
同样的十几颗也在公路附近散乱着，绕不过去。
这是敌机每晚必然轰炸扫射的公路交叉点。
交通指挥所的张参谋长急的亲到跟前想法排除。
大伙用枪打，没打炸；
用火烧，没烧炸；
在两头拉起一根长长的草绳，想把它拨到路边，炸弹没动草绳先断了。
三十几个人没法对付，工兵一时又赶不来，周围的汽车却越来越多了。
赵亮宣的汽车满载雷管，自己在路上跑着还是怕颠怕碰的，何况堵在车群中间，等着挨打呢？
路口几十台汽车的弹药物资，送到了前方就够敌人饱吃一顿的，如果毁在这里，白搭上人命汽车还要堵塞交通，前方也捞不着用了。
只是茶碗大的三颗小炸弹，就能把四路汽车堵死，多欺负人！
赵亮宣又急又气，越气越急，夜间轰炸机又在远处嗡嗡响了。
“能不能用手扔？”
他跑到张参谋长跟前说。
“要小心，别碰弹簧！”
声音是这样地关切而焦急，他连想也没想到顷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记得自己一跑到炸弹跟前就蹲了下去，抓起一颗就向沟沿跑，没跑几步就抡手一扔——直到风雷弹在沟里爆炸以后，他才发觉自己连卧倒也忘记了。
大伙只急的远远嚷着：
“爬下！
爬下！”
心里一阵紧张，他又跑到第2颗跟前。
炸弹半埋在土里，四叶风翅在上头挺挺地朝外伸张着，细长的撞针在中间朝天竖着。
这些玩意，一碰就响，还得用手指把炸弹周围的土掏开。
他爬在地上轻轻掏着，跪起身来，一把抓住又往外跑。
炸弹扔到沟里没有回声。
这时，他浑身的衣服却早已湿透了。
第3颗在土里埋着大半，他爬到跟前又动手掏。
风翅已经碰掉一半，更加震荡不得，可是正在掏着的时候，跟前突然来了个朝鲜人民军战士，几下子就把炸弹抓走了。
周围的人和沟里的爆炸声一起欢腾起来，他们把赵亮宣抛到天空。
“现在回想起来，”赵亮宣说，“当时急是急，心里总是一直在盘算着的。
我先扔中间那颗，准是看它最碍事，那怕当场把它碰响，汽车也能从其余两颗中间开过去，没算白死了。
还有那撞针，不往里戳总响不了，我一把抓住就捏紧拳头，就是为的把撞针齐根抓紧，蹩住风翅，不让弹簧往回缩。”
坚强的人总是这样的：
他不仅勇于牺牲，而且善于在危险中抓住每一个战胜敌人的可能。
虽然事后回想起来，常常连自己也不了解：
为什么那一瞬间能够想到这许多。
当他把汽车开到前方，卸下弹药，又顺着原路放空回来，这时，路口已经呼呼地冒着大火。
那是附近的房子在燃烧着。
张参谋长告诉他：
堵塞的汽车刚刚开走不久，敌机就来轰炸了。
“好好做个中国人，”这是他的大哥经常说起的一句沉痛的话。
赵亮宣是沈阳人，一个土产公司的汽车司机。
大哥曾经被日寇抓过劳工，下过煤窑，和一百多人一起被活活地砸在煤洞里。
“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拚命抢救，我这一辈子早完了。”
一想起亡国奴他就想到煤洞子里的活地狱，想起中国人就想到舍命救人的共产党。
最近他来信还说：
“将来你胜利归来，不仅救了朝鲜人，也救了中国人，救了我。”
他是把共产党看做中国人的好榜样的。
赵亮宣说：
“出国以前，我二哥，三哥，妹妹都老早参加革命了，大哥是个上了年纪的小商人，也要到合作社去工作。
我害伤寒病在床上躺了两年，从国到家都变了样了。
我在公司第1个报名参加志愿汽车队，大哥还是放不下心。
有一次我回国执行任务，他就连夜赶到安东看我，头一句就说：
“‘干的怎么样？
参加了没有？
’”
“我说了声‘没给祖国丢脸’，他只乐得冒出眼泪来说：
‘在朝鲜好好干，争取入党，好好做个中国人！
’这句话，在祖国听着还不怎的，一出国就不同了：
拿步枪、手榴弹打败了美国飞机、大炮、自动枪，——这是中国人干出来的；
两条腿的步兵追上了机械化的汽车、战车、装甲车，——这是中国人干出来的；
一声抗美援朝，满登登的汽车、大车、手车就日夜不停地涌过江来，光是吃的就有地里种的，树上长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祖国和平建设刚刚一年，连新疆的哈密瓜也抗美援朝了，——这不也是中国人干出来的！
一样是伟大祖国的人民，为啥我们的汽车就斗不过美国飞机？”
他于是谈起下面的一段经历。
晚上。
照明弹正在不远的天空闪耀着：
一扔就是二十几颗一长排，一亮就在低空挂着三几分钟，排成圆形的，十字花的，一长串的，一眼看去就有七八十颗，只照得几十里的开阔原野如同白天那样。
将要熄灭，新的又补上了。
这是敌机“挂灯”封锁道路的高潮。
飞机的红绿标灯在头顶来回盘旋游动，竟然有十四架那样多。
四台汽车正在前面燃烧着，停在一道黑桥那边。
临时修复的江桥，又窄又歪，还在黑影下。
助手把车停下来了。
桥不好过，那边又是敌机封锁区的中心，爆炸的火光和喷射的红色弹光就在那里闪着。
可是新的照明弹正在往这边扔，敌机是不会放过这条桥的。
不趁早过去，这一宿就别想过了。
“我开！”
赵亮宣接过舵轮，就向江桥驰去。
燃烧的汽车迎面摆着，火光耀眼，看不见桥。
敌机又向火光俯冲了。
照明弹斜照着。
飞机掠过头顶。
一阵啸声过去，赵亮宣干脆打起大灯，开上桥去。
灯光把江桥照的通明，桥板在脚下轰响蹦跳，——惊心动魄的一刹那，汽车一下子冲过桥去，敌机俯冲的啸声也冲向脑门。
燃烧的汽车已经闪到旁边。
助手推开车门，踪身就跳，叫赵亮宣一把纠住皮带了。
他一手纠住皮带，一手把住舵轮，猛一闭灯就扳开快闸，向前猛开。
照明弹的中心区，公路上扔着没人的车子。
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大平原。
他忽然想起白天停着挨打的汽车，速度也更加放快了：
他在通明的公路上疾驰着，绕过停在路上的汽车，来回拐着钻空跑，一口气跑了一百多里，把满满的一大卡车的炮弹开了过来。
好几台汽车也跟着冲出来了。
“炮弹比我爹还亲啊！”
赵亮宣说，“那时能扔在道上，让敌机摆好架势瞄准打吗？
第1次碰到照明弹的时候，只觉得到处明晃晃的，简直连藏个身子的地方也找不到了。
可是，硬着头皮一跑，也看透敌人的花样啦！
敌机在亮光上面，我们在亮光下面，它看汽车就像隔着电灯看人那样，那能看得清楚呢？
前面打着了台汽车，火光就能晃的眼睛看不见桥，它隔着几十颗明晃晃的照明弹就能看准咱啦！
敌人的花样再多，也斗不过我们一个顽强；
在困难面前一咬牙又有了办法了。”
经过了一年的顽强斗争以后，朝鲜战场出现了一首打油诗：
“杜鲁门，真是熊；
头上挂灯笼，满地四脚钉，还有定时弹，公路炸大坑。
花样天天有，就是白操心，志愿汽车团，照样向前进。”
等到敌人的花样一个个的全都破产以后，普通工人出身的志愿军司机们也锻炼成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了。
赵亮宣说：
“刚出国的时候，一宿宿的开着汽车，总觉得觉不够睡，瞪着眼也能睡着了。”
为了振奋精神，那时司机们曾经用雪擦脸，用冰垫头，或者停下车来，围着汽车猛跑几圈，猛喊几声，清醒过来再开车前进。
可是还常常瞪着眼睛开到沟里。
那时常常想，什么时候能睡他三天三宿，炸弹落下来也不起床啦。
“可是现在汽车有了家，反而睡不着了：
一天睡四五个钟头就够用的。
美国有种蛮干下去，我就陪它打到底。
能够做个像样的中国人，这辈子也不算白活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各地人民纷纷举行会议
拥护民主德国政府要求早日缔结和约
西德和平委员会谴责阿登纳与美英法谈判非法媾和的阴谋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全德人民热烈地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苏、美、英、法四国所提出的关于要求早日缔结对德和约的公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每天都接到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的大量信件与电报拥护它所提出的要求。
代表着三十万工人的萨克森州金属工人联盟常务委员会在电报中对于政府的努力表示感激，并保证要在执行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获得新的劳动成就，以此来支持政府坚持不渝的和平政策。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共和国政府要求早日缔和一举，是保障德国人民和平及幸福生活的重要努力。
梅格林堡州国家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打给格罗提渥总理的电报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在坚毅地保卫着德国人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柏林和平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共和国政府在希特勒德国投降已经七年之后的今日，向四大国提出早日缔和的要求，表示感谢。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城市和各企业中，劳动人民纷纷举行集会，表示拥护政府的建议。
他们还写信给西德人民，号召他们支持这个建议。
西德和西柏林人民也热烈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德国工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委员会在西德鲁尔区的工业中心杜塞尔多夫发表声明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四大国提出的主张，获得全体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
声明说：
“西德全体工人阶级已开始了解到，他们在争取祖国的统一，争取缔结和约和撤退一切占领军的斗争中必须起决定性的作用。”
西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向西德全体青年发出通电，号召他们加紧反对波恩政府的征兵法以及所谓“和平协定”，更广泛地参加德国人民争取缔结和约与恢复德国统一的斗争。
通电着重号召西德的全体青年要求波恩议会的议员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通电同时号召青年们采取积极行动，“向人民解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种新建议的重要意义”。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19日讯：
设在杜塞尔多夫的西德和平委员会顷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13日在致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公函中所提出的早日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
西德和平委员会的声明首先揭露了阿登纳政府正在与美、英、法三国谈判缔结非法媾和性质的“和平协定”的阴谋，指出这个协定企图阻止德国重获独立与统一，企图使德国重遭战争的惨祸。
声明然后指出实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早日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是为了全德人民的利益。
声明说：
德国和欧洲的一切爱好和平的男女们都重新振奋起来了，因为格罗提渥总理的公函指出了必须立刻采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凭借德国人民之间与四大国政府之间的互相了解来避免战争并确保和平。
西德和东德的人都全心全意积极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西德和平委员会最后告诉西德人民：
时机已经到来，凡要设法消除险恶的形势而争取和平的一切人们，一切组织和团体，必须共同要求缔结对德和约，以迫使联邦政府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我国人民外交学会
集会欢迎文幼章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1日晚举行演讲会，请最近前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先生讲“加拿大人民为和平而斗争”。
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交组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员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邵力子、司徒美堂、李四光、陶孟和、许德珩、许宝驹、周鲠生、陈翰笙、胡愈之、钱端升、梅汝璈、曾昭抡、张絅伯、吴茂荪等二百多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首先致欢迎词。
他指出：
文幼章先生不仅是世界和平的战士，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接着，文幼章即以流利的中国话发表演说称：
加拿大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美国垄断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日益加紧。
但是，尽管美国在加拿大进行各种鼓吹战争的宣传，加拿大的和平运动仍然日益扩大，文幼章最后代表争取和平的加拿大人民满怀信心地说，世界和平是可以保持的，而和平力量必将战胜战争。
演讲会始终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国民主青联总会
声援埃及青年的反帝斗争
【新华社21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为纪念“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致电埃及青年学生，电文如下：
开罗“埃及人报”转埃及青年学生
际此“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日”，中国青年谨向英勇的埃及青年与学生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我们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你们与埃及人民一起所进行的维护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愿与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团结前进。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突尼斯人民坚持斗争
许多城市继续举行罢工和示威
【新华社21日讯】
突尼斯消息：
突尼斯人民继续坚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法国殖民当局妄图以血腥镇压来窒息突尼斯民族运动的阴谋。
自从01月中旬突尼斯人民为争取独立而举行总罢工和大示威以来，法国殖民者就继续不断地从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把大批军警调到突尼斯去。
到11日为止，调到突尼斯的军队和特别武装警察已达二万八千人以上。
他们在喷气飞机和坦克支持下向突尼斯人民进攻，随意拆毁和焚烧突尼斯人民的房屋，甚至野蛮地把小孩子放在脚下践踏。
他们还搜捕了整千突尼斯和平人民，然后把他们放逐到荒凉的南方。
但是，不屈不挠的突尼斯人民用顽强的斗争来回答法国殖民者的疯狂迫害。
许多城市中自02月01日开始的总罢工一直坚持到09日还在举行。
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以及斯法克斯、加培斯和其他市镇的商店仍然紧闭店门。
尽管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在街头如临大敌地布下了重重警戒线，突尼斯市的爱国者在15日还是冲到总督府前举行了示威。
17日，他们又再次举行大示威。
同日，在加弗沙矿区也爆发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突尼斯人民的斗争继续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支援。
土伦的码头工人拒绝为开往突尼斯的船只搬运战争物资，土鲁斯的劳动人民为声援突尼斯人民，也举行了群众大会。

美军家属不愿让儿子无缘无故死掉
要求立即撤退侵朝美军
【本报讯】
新华社布拉格讯：
美国人民抗议美国政府把他们的儿子或亲友充当侵朝战争的炮灰，要求把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尽早送回家来。
据纽约“工人日报”洛杉矶11日电称，最近被派到朝鲜战场去的美国国民警卫队第40师的士兵的亲友们非常愤慨，他们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尼可逊，要求“尽早”把在朝鲜的士兵“送回家”。
这一师军队的家属也提出抗议，反对“国会在今年通过允许派遣任何国民警卫队到外国去执行所谓警察职务的任何法案”。
他们指责美国政府的骗人把戏，因为参加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原来曾得到通知说，他们“决不会被派到外国去服役，甚至不去执行所谓警察职务”。

美英法三国外长伦敦会议在一片争吵中收场
北大西洋侵略集团里斯本会议前景更阴暗
【新华社21日讯】
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已于17日至19日在伦敦举行。
在十八、十九两日，西德傀儡政府总理阿登纳也被召参加会议。
会议结果未能在环绕着武装西德所发生的激烈争吵的问题上获得任何重要协议，因而已使20日起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理事会会议的前景更加阴暗。
这次外长会议是在美国在西欧的备战政策陷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举行的。
自西德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展开了与法国关于萨尔问题的激烈争吵，并操纵波恩议会提出参加欧洲军的狂妄条件以后，美国与西欧国家间在武装西德问题上的矛盾已趋表面化。
美国这种扶植西德反动派向西欧各国进攻的政策，遭到法国和英国统治集团的反抗。
在伦敦外长会议前夕，法国参加欧洲军问题就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引起了十分激烈的辩论。
要求议会批准参加欧洲军的富尔政府，在伦敦会议期间一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直到伦敦会议闭幕的一天，议会才勉强通过了对富尔的信任案和富尔政府经过修改并附有条件的参加欧洲军计划。
在西欧这种严重的政治气氛的笼罩下，美国虽然竭力要在外长会议中消除美国、西德以及法、英两国间在武装西德问题上的争吵，来为接着举行的里斯本会议排除障碍，但是在外长会议中依然是一片争吵声。
据合众社透露，在18日上午及下午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和阿登纳之间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美国甚至以法国如不参加欧洲军就将迳行单独武装西德并削减对法国的“援助”来胁迫法国，要法国让步，但是合众社说，法国在会议中态度仍“颇为强硬”。
会议除对释放纳粹战犯问题获致协议外，在任何重要问题上都未能获得最后协议。
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含糊其辞的公报力图掩饰这次会议的失败，然而连美联社伦敦19日电也指出：
“这样一个空洞的公报并没有说明德国的要求和法国的决心是怎样调解的……。
西德议会和法国国民议会固然都通过参加欧洲军，可是也都附上了反面的条件，这样一个事实，就和公报中所表示的乐观情绪，似乎是互相抵触的。”
外长会议这样的结局，使得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舆论对里斯本会议的估计是越发悲观了。
据电通社伦敦18日电报道：
英国报纸对于里斯本会议的前途的看法，已较外长会议开幕以前更为暗淡。
“每日电讯报”的社论说：
“对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说来，再难以想像有比巴黎（法国国民议会）的欧洲军问题的辩论，或者在伦敦举行的阿登纳与里斯本会议的三个主要国家的外长之间的伤脑筋的讨论，更为令人气馁的前奏曲了。”
甚至美国新闻处里斯本18日电也在说：
“和北大西洋公约事务有关系的官员们，预料这次里斯本会议不会作出什么‘震撼世界’的决定。”

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副主席巴什科夫来北京访问
【新华社21日讯】
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副主席、莫斯科大学皮肤花柳科教授巴什科夫等一行，应我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邀请，在01月17日抵达北京访问。
在访问期间，曾参观北京各医疗卫生机关，游览首都的名胜，并和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医疗、卫生、教育机关及青年团的人员举行了座谈，又在北京协和医院作了两次有关医疗预防问题的学术讲演。
巴什科夫等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协助下，在北京进行筹办苏联红十字会医院的工作。
巴什科夫等访问北京已告完毕，定于22日返国。
他在临行前曾向记者畅谈了访问新中国的印象，盛赞中国劳动人民从事经济建设的高度爱国热情，并深信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必将能够建设美好和幸福的生活。

苏联军队——各民族亲睦和友爱的军队
苏军少将莫斯科夫斯基
苏联人民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卓越成就的情形下，来迎接自己亲爱的子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三十四周年。
苏联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坚强地和不屈不挠地保卫着苏联的国家利益，警觉地保护着苏联人民——创造者和胜利者——的和平的创造性劳动，已经三十多年了。
苏联军队在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里诞生。
它是在与苏维埃祖国的许多敌人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起来的。
新型的军队、解放工农并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军队的建立，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最伟大的功绩。
列宁和斯大林天才地预见到苏维埃国家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严重的军事考验，因而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捍卫者。
苏联劳动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一样地把苏联军队称做和平的军队。
这个称号是有着深远的根据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从成立的第1天起，就宣布以和平与各民族合作的政策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
10月革命所诞生的这一支军队，从她开始活动的时候起，就是为了和平与保卫各民族间的安全。
苏联军队的全部历史，是忘我地和热忱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和安全事业的、和各种各色的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
这种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
列宁在1918年在“红色军官日”的演说中说道：
“……我记起了不久前我在芬兰铁路火车厢里遇见的一件事情。
我看见有群人听到一个老太婆说话时都在微笑什么，就请人把她的话译给我听。
这个芬兰老太婆把旧军队兵士与革命兵士加以比较，说旧军队的兵士是保护地主资本家的，革命兵士却保护穷人。……她说：
‘现在用不着害怕带枪的人了’。”
列宁在结语时说：
“我认为，对于红军说来，再也难想出比这更高贵的奖誉了”。
从那时起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反对希特勒匪帮进攻的斗争年代里，在东欧的农村和城市中出现了苏联军人。
他们从那里赶走了法西斯野兽。
那些原来悲哀的面孔又现出了光彩，并且同声喊出了世界各种语言都能了解的一个字——斯大林！
斯大林曾指示说：
我们的军队“是巩固我国各民族彼此间兄弟友爱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先前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独立的军队。……我们红军力量雄厚的根源，就在于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受着以国际主义为主旨的教育，受着以尊重其他民族为主旨的教育，受着以爱重和尊敬世界各国工人为主旨的教育，受着以保持并奠定国际和平为主旨的教育。”
每一次苏联军队拿起武器的时候，都是因为侵犯了苏联人民的光荣、自由和独立的敌人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1918年至1920年的事实就是这样。
当时英、美、法干涉者的军队企图以武力来毁灭年青的苏维埃国家。
苏联军队终于粉碎了干涉者的优势，并把它们赶出了国土。
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
“慕尼黑的好汉们”希望苏维埃国家抵挡不住法西斯装甲部队的袭击。
愚蠢的政客们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结果不是决定于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是决定于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军队的士气、师团的量和质、军队的装备和军队指挥部的组织能力。
他们没有认识到，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一个建立了最先进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具有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四年战争的结果，苏联人民及全体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天才的战略家斯大林所领导的军队，彻底击溃了希特勒军队。
美英帝国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偷偷摸摸地同时又明显地拖延执行开辟第2战场的义务，一贯地实行其秘密阴谋——使希特勒军队集中全力对付苏联，从而削弱苏联。
当苏联能够单独打败纳粹德国及其帮凶国家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美英才不得不在拖延二年以后开辟了第2战场。
任何一个历史伪造家，都不能向世界舆论掩盖这件可耻的事实！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军队以具有高度道德和战斗品质的第一流军队的姿态，出现在全世界的面前。
苏维埃国家的战士，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
在任何国家的领土上，他们永远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战士。
在柏林特列普特公园的巨大的绿色山岗上，耸立着一座高达十三公尺的苏军战士的青铜雕像，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士兵光辉的面貌的标志：
他右手握着一柄击溃了法西斯卐字的铜剑，左手抱着一个被拯救出来的象征人类幸福前途的孩子。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帝国主义者煽动他们兵士的最卑鄙的欲望。
美国反动的记者华利士这样描述美国军人的思想：
“虽然其他各民族各有各的制度，而我们的制度就是杀人。
这是美国的制度，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
美帝国主义的野兽面目就是这样。
在战后时期，苏联政府坚持奉行和平政策，大量裁减了苏联军队的数目。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政府，却继续建立新的师团，扩张军备，增加军事预算。
美国还在苏联周围建立着军事基地网。
美英帝国主义者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已经是第2年了。
它们野蛮地摧毁和破坏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城市和村庄，使它的和平居民遭受着骇人听闻的痛苦。
近来，他们又在东西方许多其他国家加紧侵略步骤，企图挑起新的世界战争，阴谋以掠夺和奴役人民的方法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权。
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成功地实行着的和平与各民族友好的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反动的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完全相反的。
保卫各族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这个阵营的力量，正在一天天地增长着。
现代最伟大的运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运动，已经席卷了地球上各国和各阶层的居民，不论他们的政治、宗教和其他信仰如何。
伟大的和平旗手斯大林的话，鼓舞着争取和平的战士：
“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各国劳动人民充满了反抗战争贩子的决心。
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永不会忘掉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从事和平的创造性劳动的苏联人民，坚决地保卫和平事业。
但是，谁如果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爱好和平是软弱的表示，那么他就是大大地打算错了。
苏联军队警惕地守卫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疆，保护着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
苏联军队忠诚地遵守着和平与各民族友好的伟大旗手——斯大林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捍卫着世界和平。
它的光荣就在于此，它的力量就在这里。
（君强译）

苏联政府复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同意尽速对德缔和恢复德国统一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1日讯：
苏联驻柏林外交使团团长普式金奉苏联政府之命于02月20日将苏联政府的公函一件递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答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02月13日要求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尽速缔结对德和约的公函。
苏联政府的复函如下：
“苏联政府已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迅速缔结对德和约事给苏、美、英、法四国政府的来函。
“苏联政府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主张，并认为对德战争结束已将近七年而仍然没有与德国缔结和约、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的这种情况，完全是不正常的。
“苏联政府认为：
必须按照波茨坦协定，在德国的参加之下，立即与德国缔结和约；
苏联政府深信这是符合欧洲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鉴于缔结对德和约对于加强欧洲和平有着最伟大的意义，苏联政府愿尽其所能加速缔结对德和约，并恢复德国的统一。
“苏联政府希望其他参加实行对德管制的国家，也采取相同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