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卫生部发出指示
春秋两季应普遍种痘
要求基本上消灭天花
【新华社08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1952年种痘指示。
指示称：
1952年是推行种痘的第2个年度，本年预定全国种痘二亿六千万人，以使绝大多数的人民对天花都具有免疫力，以达到基本上消灭天花的目的。
指示指出：
1952年种痘工作，仍分春秋两季举行。
各市、县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对施种的人要分别给以种痘事项的教育，统一种痘技术与工作方法，然后分配工作地区，作到分区负责。
如各级防疫队协助卫生空白地区种痘时，必须受工作地区行政方面的领导，并与当地卫生组织或卫生工作者协会（包括一切卫生团体、医务工作者联合会和中西医联合会等）取得联系，配合工作，避免浪费人力。
指示并指出：
凡是基本上已经完成普遍种痘的地区，应以新生儿和以前漏种的人为种痘对象。
以往种痘不普遍的地区就应当大力推行种痘工作，尤其应当注意偏僻地区的居民。
种痘要登记，以免重复种痘，并要避免单纯追求数字。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
要求严惩大奸商刘元敬等
全市工商业户盗窃国家资财在一亿元以上的已有四百七十四户，盗窃资财总值三千一百多亿元
【北京市新闻处讯】
北京市第3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08日举行联席会议，就处理贪污犯和盗骗国家资财犯问题初步交换意见。
会上共讨论了十六个案件。
其中属于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出卖国家经济情报、敲诈勒索、压制检举者有耿诚、孙全忠等案十件；
属于奸商行贿、偷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者有刘元敬、万选之等集体盗窃案六件。
会议首先由市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刘仁报告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
到现在为止，全市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中已发现大贪污犯一百四十九人。
有一些情节严重、拒不坦白、甚至抵抗运动的贪污分子已被逮捕；
有一些贪污或消极对待运动的机关工作人员已被撤职或停职反省。
运动已充分展开，现正捕捉“大老虎”。
在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自动交代问题或被检举的工商业户已经有三万六千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二。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现已收到工商业户坦白和检举材料十六万件。
据初步统计：
已被查出或自动坦白的工商业户盗骗国家资财在一亿元以上的已经有四百七十四户；
上述四百多户中，已查明盗骗国家资财总值达三千一百多亿元。
目前全市还有三百多检查组正在工商户中继续进行检查。
继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举出十六件贪污案和盗骗国家资财案，要求大家讨论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市人民检察署的代表详细报告了这些拟即处理的案件的具体内容。
到会的各主管单位负责人对于这些大贪污分子和大奸商盗骗国家资财、使国家建设受到严重损失的罪行提出控诉。
调查刘元敬、万选之案的技术人员报告了实地调查的结果，当场拿出刘、万等奸商的罪证和工程照片。
到会的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市人民政府委员和列席的政府工作人员，听到这些贪污分子和大奸商的罪行，都非常愤慨，纷纷发表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意见。
他们一致表示：
对于这些盗骗国家资财的贪污分子和大奸商，应该按照他们案情的轻重、坦白与否和坦白的程度如何，及时地予以处理。
会议着重讨论了刘元敬、万选之等集体盗骗国家资财、危害国防建设事业一案。
大家认为：
像这样罪大恶极的奸商，应该依法严惩。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傅华亭说：
我们对不法工商业户要作到内外夹攻、上下夹攻。
现在政府要处理一批不法工商户，这正是工商界所要求的。
对于刘元敬、万选之那样危害国防建设的奸商，自然应该严加惩处。
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同仁堂国药店经理乐松生说：
对刘元敬应处以极刑，因为他的罪行关系国防建设；
他竟在军事工程中偷工减料，是应当受到严厉制裁的。
市工商联秘书长、福兴面粉厂经理孙孚凌说：
刘元敬案关涉国防建设，我赞成从重处理。
市人民政府委员、作家老舍说：
关于刘元敬的案子，主犯一定要处以极刑，全国人民都知道刘元敬是这个案件的大头子，他是营造业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又是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他是知法犯法，不能宽恕。
市人民政府委员、教育工作者郑芸说：
一般人对国防建设工程极为关心。
这些奸商集体盗骗国家资财一百多亿元，使整个工程都毁了。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一定要严惩；
否则就不能平民愤。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说：
我认为这些案件应当快点处理，坦白者从轻，拒不坦白者从严，像刘元敬、曹步林这样的大奸商，是应该处以死刑的。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说：
这批案件活生生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堕落腐化的思想必须予以改造。
最好开一次公审大会，当众予以处理。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说：
对于抗拒运动、危害国防事业和知法犯法及拒不坦白而贪污盗骗数字超过一亿元者应从严惩办。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曾昭抡说：
依我的看法，刘元敬案的几个大盗窃犯，最轻的也应判处无期徒刑。
市协商委员会委员、北京电业局工会主席朱长江说：
对危害国防建设的大奸商，应该严惩。
在逮捕大奸商刘元敬时，电业局职工们就说像这样罪大恶极的奸商必须处以极刑。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徐楚波、杨蕴玉、刘一峰、凌其峻、王纯、董汝勤、杨造新、郭斐然等人。
会议最后由刘仁副主席、张友渔副市长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说明这些案件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将送交主管部门加以研究，以便作最后的处理。

各地铁路职工纪念“二七”斗争二十九周年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各地铁路职工热烈纪念“二七”斗争二十九周年纪念日。
07日，郑州市各界代表和铁路工人与市民约三万人在当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杀害郑州铁路工人领袖司文德的二七广场举行大会，公审杀害司文德烈士破坏“二七”大罢工的凶犯张世荣，并公祭司文德和另一被杀害罢工领袖汪胜友烈士。
参加公审、公祭的并有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梁永福、天津区委员会副主席李震刚、北京分区委员会副主席李斌（都是二七老工人）。
会上，由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梁永福提起公诉。
司文德烈士的妻子司李氏及“二七”老工人郑国钧等相继上台控诉张犯罪行，要求人民政府依法严惩张犯，为“二七”死难烈士复仇。
郑州市人民法院接受他们的要求，呈请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判处张犯死刑，当场执行。
接着举行公祭，由郑州市市长宋致和主祭。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策源地——江岸地区的
“二七”老工人、“二七”烈士家属及工人代表六百余人07日上午举行了纪念大会。
会上，中共郑州铁路管理局汉口分局党委会书记、汉口分局局长刘遗作了报告。
他号召全体铁路员工，拿出“二七”斗争的英勇精神，打破情面大胆检举贪污分子，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参加“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要成为反贪污斗争的主力。
“二七”老工人代表林茂祥在会上表示：
保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成压倒一切的工作，动员大家积极检举贪污分子，不洗清资产阶级的侵蚀决不罢休。
汉口分局所属江岸各基层单位，都分别举行了“二七”老工人座谈会。
江岸铁路工厂全体“二七”老工人并上书毛主席，保证发扬革命精神，搞好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汉口铁路分局工会并定于10日为施洋烈士扫墓。
丰台地区铁路职工在07日举行的纪念会上，纷纷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
在04日，长辛店铁路工厂就举行了“二七”老工人座谈会。
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也在06日举行了“二七”座谈会。

在1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
我方详尽驳斥美方所提出的对案
建议对方再次郑重考虑并接受我方提案
【新华社开城10日电】
1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我方代表详尽地驳斥了对方09日所提出的对我方第5项议程的原则建议的对案。
我方代表指出：
为了保证把问题和平解决，双方应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明确建议，在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高一级政治会议，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不应该像对方的提案一样，将此项建议笼罩在不必要的语句和含糊的措辞之中。
首先，军事停战谈判的目的，就是要终止双方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样来创造出基本条件，使朝鲜人民得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军事停战谈判中，双方已经明确地达成谅解，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应留待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来予以实现。
因此没有任何必要将对方提案中的第1句“双方司令官并未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解决的各种问题”的语句，包括在停战协定中关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部分之内。
其次，对方提案中提出双方向各自有关政府与当局建议在三个月的期限内，采取步骤，在政治会议中或以其他适当政治方法处理各项问题。
我方代表指出，为了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就应该明确地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召开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政治会议，而不仅仅是建议采取“适当的政治方法”，在事实上却否定了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政治会议的确定召开；
就应该明确地建议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召开这一政治会议，而不应该以“采取步骤”等含糊的辞句，根本否定了三个月期限的意义。
第3，关于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政治会议的内容，对方提案中将我方提案中第3项“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改作“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
我方代表指出，朝鲜问题不是孤立的，为了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巩固朝鲜的和平，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政治会议就应该也必须讨论和决定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对方提案实质上限制了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政治会议的范围，排除了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政治会议所应该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我方代表最后建议对方再次郑重考虑，并接受我方02月06日的提案。
第3项议程的参谋会议上，我方参谋人员再次指出：
停战期间敌对行为业已终止，双方自朝鲜境外进入的军事人员的轮换与武器、弹药的替换，应该限于协议的范围之内，显然应有大量的削减。
因此，也根本没有需要规定像对方所建议的庞大的轮换限额，和后方特定口岸的数目。
特别在我方同意了对方关于轮换的定义后，以轮换的限额限于开始进入朝鲜服军役的人员，而不包括短期休假和担任临时任务人员的进入朝鲜，关于轮换与后方口岸，更不可能需要像对方所提出的庞大的数目。
第4项议程参谋会议上，双方就停战后，互相继续提供有关战俘的材料，及关于流离失所平民的返乡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天津建筑工人检举奸商和把头
天津市建筑工人向不法营造厂商和大封建把头围攻的二十天中，已检举案件八千多起；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奸商盗窃国家财产近二百亿元。
06日，全市建筑工人一万多人，举行控诉、检举大会。
私营营造厂职员代表杨继修控诉了不法营造商黄克奇等的罪行。
奸商黄克奇等在承包天津国营第2棉纺织厂新纱布场的修建工程中，竟诈骗国家资财四十亿元。
建筑工人刘文元、霍广树相继控诉了大封建把头傅宝元的罪行。
傅宝元曾帮助日寇招华工，许多工人因此被害死。
天津解放后，他勾结奸商用非法剥削工人、抬高工价等手段贪污七亿多元。
在控诉进行中，由公安人员将奸商黄克奇、大封建把头傅宝元等押到会场。
全体工人要求政府严惩不法奸商和大封建把头。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讲话指出：
不法营造商对国家建设危害很大，他们是偷窃国家财产的强盗，而封建把头就是他们的帮凶。
他号召全市建筑工人把营造业中的奸商和大封建把头的不法行为彻底肃清。
沈阳出动强大队伍围攻大奸商
沈阳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正在整理若干大奸商的犯罪材料，同时并抽调机关干部七百多名编成一百五十个检查小组，深入各区有重点地以算细账的方式调查大奸商的罪行。
此外，又动员了大学、中学学生、街道宣传员和街道干部共一万二千人，组织成强大的宣传队伍，发动私营企业职工和市民参加检举。
目前，若干不法奸商内部在群众的压力下已开始分化：
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已开始坦白了不法行为，并检举了其他不法工商业者；
还有一部分罪行极轻的小工商业者，也已经积极参加了检举运动。
这就日益使那些顽固的大奸商孤立起来。
上海各民主党派集会动员
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在04日召开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的干部大会，动员各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参加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沈志远批判了某些人认为民主党派本身贪污浪费不大，因而就采取袖手旁观等不积极的态度。
他指出：
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应当联系其所代表的群众，积极参加斗争。
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召集人盛丕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会筹委会委员赵祖康也在会上讲了话。
民主建国会会员、上海大光明钟表行经理崔松泉和广大药房经理钱家骠向大会坦白了他们的行贿、欺诈和破坏政府金融法令等非法行为。
黄河水利委员会穷追贪污犯
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所属各单位已捕捉到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四名。
黄河水利委员会对大贪污犯采取了猛打穷追的方法。
如大贪污犯周相伦（测验处工程师）贪污一亿二千万元。
在运动初期，他先和同谋者订了“攻守同盟”；
在机关坦白检举大会上，怕别人检举而自动上台痛哭流涕地“坦白”他多报过五十万元的出差费。
领导方面对他一再进行动员，但他仍拒不坦白。
直到他的贪污同盟者被攻破后，他才坦白了接受私商巨款贿赂的事实。
但他对盗卖三架经纬仪一事仍死不坦白。
后来机关召开了老工程师座谈会，谈出伪黄河总局的情况，才把周相伦盗卖三架经纬仪的情况弄清。
以后又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终于用铁的事实迫他供出盗窃罪行。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
中苏友协总会将隆重开庆祝大会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将在02月13日举行座谈会
【新华社10日讯】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决定于02月14日在京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
中苏友协总会副会长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理事许德珩、副会长郭沫若和理事章伯钧将依次于02月10日至15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广播讲演。
广播讲演每天下午八时开始。
中苏友协总会印制的“苏联农民生活”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与合作”图片九万多套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和“苏联先进增产经验—颗状肥料”幻灯片四千套，现已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展览和放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自02月11日至17日举办“中苏友好”音乐广播：
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至八点对苏联广播中国音乐一次；
每晚七至八时间向全国广播苏联音乐二十分钟。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将在02月13日晚七时在该会举行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的座谈会。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的伟大纪念日
李济深
1950年02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日子。
今年此日，正是这个伟大同盟条约签订的两周年，我们以极兴奋愉快的心情，来庆祝这中国革命外交史上的伟大纪念日。
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刚签订的时候，毛主席曾郑重而明确的说：
“人们可以看得见：
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两年来一切事实的表现，在在证明了这一伟大神圣同盟条约所发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这一科学的预见，是完全符合中苏两大国人民革命的利益，是完全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要求。
斯大林大元帅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致毛主席的贺电中曾这样地说：
“我深信我们的条约将始终有利于中苏两国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巩固。”
这更把条约的精神和实质及其签订的重大政治意义，说得愈加显明透彻。
因此，我们在庆祝这一伟大同盟条约签订两周年的今日，申引中苏两国伟大领袖的正确论断，并引证两年来远东和全世界一切重大情势的变化，使我们更认识到这一伟大同盟条约的重要性，并更增加了我们拥护这一伟大同盟条约的坚强意志和它无敌于天下的坚强信心。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序文，明确地宣布了它的目的是“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而条约第1条更明确地规定了：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这说明了中苏两大国是要共同尽力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防止一切帝国主义者利用日本为侵略中国、侵略苏联，并进而破坏世界和平之工具；
但另一方也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需要和平，反对战争，如帝国主义者甘冒不韪发动战争破坏和平，中苏两国人民是不怕战争的，必然要起而反抗侵略维护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一定是可以战胜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必然要遭到最后的惨败。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顾中国和苏联的屡次警告和坚决的反对，竟于1951年09月04日蛮横地召集所谓旧金山会议，签订了所谓“对日和约”及“日美双边安全条约”，这些美制条约无论从其文字和精神上看，很显然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不仅中苏两国人民对此坚决表示反对，即全亚洲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者这一造成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备战行动，也表示万分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
美帝国主义者直到今日仍不顾一切正在疯狂地进行武装日本，利用日本卖国集团，企图以日本为基地，以日本人民为炮灰，继续与扩大侵略战争，陷日本民族于毁灭的境地；
同时指使台湾残匪妄图向大陆上作冒险试探的蠢动，并用种种借口阻碍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以及在联合国第6届大会上对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诽谤和挑衅行为，这都是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敢断定地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和战争政策，在中苏友好同盟的坚固堡垒前，无论如何进行冒险，是不会发生任何效用，而且是要被彻底粉碎和毁灭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前四条都是防止侵略的，第5条则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由于伟大盟邦——苏联忠实地执行这一神圣盟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以来，在各方面辉煌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是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热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在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形下，苏联对中国的贸易，使中国必要的进出口没有发生大的困难，反而使美英帝国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一伟大友情的作用，在我们抗美援朝艰苦奋斗的日子，更是值得珍重和感谢的。
中苏两国兄弟般的同盟愈加为极少数的帝国主义掠夺者们所嫉视与痛恨，就愈加为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所拥护，因而就愈加巩固起来了。
我们深信这一伟大同盟的巩固和发展是要大大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力量，是要严重地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我们为了建设一个繁荣伟大的祖国，为了肃清帝国主义者百年来侵略我国的影响和势力，为了防止一切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从事侵略，为了维护全世界人类的持久和平和长远幸福，我们必须使全国人民更普遍而深入地认识这一伟大友好同盟条约的重大意义，并以更大的力量来拥护中苏两国这一伟大兄弟般的友好同盟。
我在庆祝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外交上空前胜利的日子，诚恳地希望全国人民一致遵行毛主席“一边倒”的正确外交政策，大家齐心努力为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盟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奋斗到底。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创办，对于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加强中苏两国的经济合作有重要的作用。
这是中苏民航股份公司的巨型客机在北京站运载邮件和旅客准备起飞时的情形。

林祥谦烈士故乡人民集会纪念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二七”烈士林祥谦故乡——闽侯县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代表一千余人，07日在林烈士诞生地闽侯县尚干镇举行纪念大会。
福建省总工会、福州市总工会都派代表前来参加。
会后，到会代表到林烈士墓前献花圈致祭。
这一天，福州市和闽侯县各地有三千多劳动人民陆续不断地到林烈士家慰问林祥谦夫人陈桂贞。
闽侯县人民政府特赠送林烈士家“革命先烈”的大横匾。
在福州市，店员工人和工会干部也举行了纪念会。
到会的人都表示要学习林祥谦烈士的斗争精神，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有的店员当场检举了不法厂商偷税、行贿等罪行。

河北山西绥远等省降雪
【新华社讯】
河北、山西、绥远等省已在05日和06日普遍降雪。
河北各地在05日下午降雪一寸左右，沿海的沧县、唐山等专区雪量较大。
山西各地自05日晚八时到06日上午十一时止，降雪达七十六公厘，溶水量七·二公厘，超过去年入冬后两次降雪的数量。
绥远省在06日晨三时到十时降雪。
归绥和包头市降雪二寸，伊克昭盟六寸。
去年入冬以来，华北各地雨雪都少。
这次落雪对麦苗成长和秋田杀虫保墒有很大好处。

香港英政府反动暴行层出不穷
竟继续迫害九龙我国灾民
【新华社广州08日电】
香港英国当局继续迫害九龙城东头村灾民。
02月04日晚九时，香港英国当局又在九龙无理逮捕了灾民代表会的总代表刘勤，并在05日晨八时将刘勤驱逐出境。
在拘禁时，英国警察曾将刘勤殴打致胸部受伤。
这一事件发生后，激起了九龙城东头村灾民的极大愤怒，他们激愤地说：
“香港英国政府究竟居心何在？
自从火灾发生后两个月来，就这样三番四次地迫害我们。
打人、抓人，抢走我们的救济品，真不知道香港成了个什么世界？”
九龙城东头村灾民代表会对香港英国政府一连串的反动暴行，已提出严重抗议。
刘勤已在06日返抵广州，受到广州各界人民的亲切欢迎和照顾。

马寅初对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驳斥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02月08日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所谓“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枪炮，拿什么来进攻？”
“明明是你们的干部自行失足落水，却嫁祸于人”等等否认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工人阶级、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种种荒谬言论。
马寅初说：
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已经确立的今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全体规模上向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它们就放弃了进攻，三年以来，它们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向我们进攻。
他举了几个例子说：
北京中国银行发生好几件案子，资产阶级用一千万一个月来收买经济情报，这不是进攻是什么？
各地所有的大贪污犯几乎都与不法商人有关，这不是进攻是什么？
现在不法商人的“攻守同盟”岂不是向国家集体进攻的一例吗？
政府三年来对工商界的扶助是仁至义尽的。
但是像上海正泰橡胶厂的资方，以怨报德，仅仅谎报轮胎成本一项，就盗骗国家资财达三百四十七亿，其他可想而知，这还能说不是他们在进攻吗？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胡厥文在北京开会时，听到政府将有大量的机器定货，立刻通知他所经营的企业，引起了上海五金器材的巨大涨风。
又如在北京有一个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盐务总办”的缪秋杰，和盐商关系密切，他混进中央财委机关里来，听说盐税要加了，一个电报，东南沿海盐商的资金立刻集中，收进一万七八千包，市场上没有盐了，盐商却大发其财，这还不是他们在有计划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顾国计民生，从中获得暴利么？
有人说革命干部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是，革命干部们长时期在农村中没有变坏，进城以后，思想上才起了变化。
如刘青山，参加革命二十年，成为革命的叛徒却只是最近一年的事。
为什么呢？
这还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吗？
还不是他们引诱、腐蚀的结果吗？
怎么能说“嫁祸于人”呢？
马寅初说：
资产阶级三年来的猖狂进攻，已经使国家在各方面都遭受到很多有形或无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计算的。
资产阶级如此嚣张，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奸商、投机家、小偷们冒险的乐园，成为一个趑趄不前的，混身瘫痪而最后又落到殖民地深坑里去的国家。
马寅初严正地批判了某些人散布的恶意的谣言，如：
“搞三反、五反，要修改共同纲领了！”
“你们不是说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吗？
怎么要打倒朋友了？”
马寅初说：
我们今天要反掉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思想和行为。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四个朋友的一个，政策一点也没有变。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四个朋友在一起，三个朋友都很好，但是你这个朋友却拆了烂污，和那三个朋友过意不去，那么，那三个朋友自然要联合起来，反掉你拆的烂污了。
何况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有法律根据的。
共同纲领第18条，不是明白规定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吗？
马寅初说：
共同纲领是大家签字同意的。
共同纲领第26条，又明明白白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不是很明白吗？
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由此看来，共同纲领是工商界所赖以保障正当企业合法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理应严格地遵守。
但是今天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早已脱出了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所签字同意的共同纲领的范围，公私兼顾变成以私害公，完全和共同纲领相反。
至于偷税漏税，更为共同纲领所不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为共同纲领第8条所规定，因此逃税偷税是严重地违反共同纲领的。
这是谁“不够朋友”呢？
资产阶级的这种不够朋友的行为，难道还不应该反掉吗？
马寅初说：
上海过去一直是投机码头，交易市场上是极其龌龊的，长时期以来，这些恶习已经根深蒂固。
上海的工商业家，应该老老实实地改造思想，过去有错误的，应该及时回过头来，低头认罪，重新从事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彻底清除坏思想和坏作风。
今天谁替人民多做一分事，人民是看得清的，就是到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人民也忘不了他的这一分功绩。
工商界人士口头上都说“我要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从口头上去了解，还要从心底里做到为人民服务。
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谁能偷漏税款，谁的手段高，谁就受亲友尊敬。
现在时代不同了，行贿偷税被视为可耻，因为它侵害人民的利益，就对人民犯了罪，就为人民所共弃。
马寅初对上海的十六万店员工人寄予极大的期望。
他说：
上海的不法商人是极其狡猾的，有一个商人有四本账，四本都是假账，真的账在他自己肚子里，店员工人们应该勇敢地行动起来，揭开那本隐蔽的账簿，站稳立场，分别善恶，坚决地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
应对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程负责
编辑同志：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二部的全部校舍工程由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负责设计、招标和监工，共花了五十二亿元。
当施工时，一切材料都经这个公司的工程师杨维新等审查，并由公司委派张秉周监工。
张秉周对工程不懂，也不负责任。
我校曾几次提出要调换他，但公司置之不理。
校舍盖好后
一个月，教室大楼的两头地基就下沉，自上到下裂开四条大缝，有的竟有一指多宽。
屋瓦经风一吹，有一部分就被风掀起。
有的顶棚已脱落。
有的洋灰地发生裂缝。
有的门锁用几天就坏。
铜活、窗钩等质量低劣，油漆粉刷的也不好。
电器和卫生工程都出了问题。
我校发现这些情况后，曾三次写信给这个公司，要求处理。
他们却敷衍塞责，只说没有危险，对于应该由谁负责，则不认真答复。
我们第4次写信催促，他们说，现在正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没时间管这事，等运动过后再说。
我们想，他们负责设计、监工等的工程出了毛病，难道不是这次运动中应该追查的问题？
我们要求北京市建筑设计公司迅速纠正不负责任的态度，彻查这一问题；
同时也要求有关部门追查负责修建这一工程的裕升营造厂和大业营造厂的不法行为。
马奇江山野等

北京新生建筑公司
为什么对第9中学工程不负责任？
编辑同志：
去年05月，北京公营新生建筑公司承造北京市第9中学三十间教室的工程，工价六亿元。
但新生公司竟擅自把这项工程转包给把头田象南。
田象南偷工减料，工程质量很坏。
现在，东面教室的地基已下沉，砖缝最大的有五公分，墙壁发生裂痕。
据新生公司设计部工程师胡庆昌等人检查，类似这种毛病有十八项之多。
新生公司负责人对这件事毫不重视，居然表示：
新生公司承修的工程很多，你们的钱少，不是重点。
虽经第9中学校长、教导主任连去三次商量，但他们一再拖延，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对把头田象南也没有追究。
我们以为新生公司应迅速检查这个工程，处理有关的渎职人员。
北京市第9中学节约检查委员会

各地公安局应认真检查消防器材厂的出品
编辑同志：
我是某灭火机厂的工作人员，我要揭发消防器材业资方的罪行。
制造灭火机的奸商，为了追逐暴利，竟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因而危害了国家的利益。
这些粗制滥造的灭火机在出厂前都没有经过水压机的检查，所用药量也参差不一。
有些奸商甚至用四氯化乙炔冒充四氯化碳，或把食盐水装到灭火机里。
这种灭火机在使用时，可能因机身爆破而伤人或因腐锈失效而误事。
更可恶的，这些奸商还大肆吹嘘，以达到欺骗的目的。
因此，我建议：
各地公安局今后应对消防器材厂的出品加以严格管理和检查试验，对奸商的非法行为，也应立刻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处理。
许白园

大兴县三区妇联会干部关凤云
帮助贪污丈夫订“攻守同盟”
有关领导方面应检查处理
编辑同志：
河北省大兴县三区妇联会工作人员关凤云，经常在她丈夫这里闲住。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她仍不回本单位参加学习，反而帮助她的一贯贪污的丈夫（华北军区军需部某被服部干部）王竹祥制造“防御工事”。
例如：
01月间关凤云和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某被服部的另一个贪污犯魏家骏的老婆，以二两黄金送给奸商结成“攻守同盟”。
关凤云在01月中旬回去之后，藉口过年，又偷偷来了两次，仍是和她丈夫研究抗拒运动的方法。
我认为大兴县三区领导方面应检查关凤云的错误行为。
高福顺

奸商贾绍棠贿赂干部偷工减料
编辑同志：
北京大兴铁工厂经理贾绍棠，为了盗窃国家财产，就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某部技师米毓珍行贿。
贾绍棠对米毓珍说：
“你们的生活很苦，我要尽朋友的力量来帮助你。”
接着，他就用“借”的方式送给米毓珍二百万元。
这样，他通过米毓珍承做了很多工程，进行偷工减料、攫取暴利的勾当。
比如：
在某部的自来水管子工程里，他用旧管子代替新管子，得到暴利四千万元。
米毓珍虽然发现这种情形，但因已受了贿赂，就不闻不问。
在某部的宿舍卫生水道工程里，他不按设计的图样施工，又多得了二千万元，他和米毓珍平分了。
他运到工地的材料和单据不符，如弯梁、铁筋等都相差很多。
他还把质量很次的弯头焊好，企图蒙蔽。
米毓珍前后共得贿赂金一千二百万元，但因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有四亿元。
葛存龄

平原省华新纱厂破获奸商大诈骗案大盗窃
犯朱光华王懋询等落网
他们伙设骗局使纱厂损失七十多亿元
平原省公私合营的汲县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华新纱厂）破获了巨大的诈骗案。
这个厂的私股董事王懋询、常务董事兼代经理王欣甫、副董事长陈韵浓等结伙勾结奸商朱光华，伙设骗局，诳骗这个厂的定货资金，使这个厂遭受损失七十二亿六千八百多万元。
这一伙盗窃犯已分别在上海、新乡、开封等地被人民政府逮捕。
华新纱厂在1950年11月的第2次董、监事会议上，经公私双方协商，决定扩大生产，增购纱锭一万锭。
会后王懋询、王欣甫因事去上海。
路经开封时，他们就找到奸商朱光华，告诉他厂里要增加一万纱锭。
朱光华正因外债压头，到处找投机买卖。
于是由朱光华和王懋询共同商定骗局。
他们商定，以所谓“大毅机器制造厂”为名，兜揽这批定货。
这个“大毅机器制造厂”实际上是一个既没有向上海市工商局登记，又没有厂址、机器、资金和工人的空架子。
他们妄图骗得华新纱厂的定货巨款以后再办工厂。
他们之间的条件是，骗局成功后，朱光华给王懋询等棉纱一百一十四件，同时允许等到他的“工厂”开工后，由王懋询推荐会计等重要职员三人。
以后，他们又拉进了陈韵浓，谈妥骗局成功后，好处大家均分。
骗局布置好后，这一伙盗窃分子就开始进行活动。
首先，王懋询以私股董事的资格由上海来信，推荐“大毅机器制造厂”，说什么“大毅机器品质优良，报价较廉，交货日期较早”。
同时寄来上海几家厂商的较贵的纱机报单，并介绍“大毅”的“经理”秦济元到厂接洽。
华新纱厂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没向上海有关方面进行调查，仅凭王懋询的介绍，就先和“大毅”订了十四台梳棉机的合同。
当然，所谓“大毅机器制造厂”是并没有梳棉机的。
朱光华为了骗取华新纱厂的信任，便拿某纱厂正要出卖的十四台梳棉机如期交给了华新纱厂。
接着，朱光华经陈韵浓介绍到纱厂商谈承做一万锭子的问题。
陈韵浓为朱光华吹擂，说“朱先生是上海纺织界有经验有声望的人物”。
华新纱厂的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
在和朱光华、秦济元这些奸商签定合同中，这些人的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他们也不追查。
签订合同时，不调查机器价格，合同订好后，不查对铺保就付出巨额定款。
在合同草约上，“大毅”的负责人是秦济元，朱光华则成了所谓“保人”。
厂方负责人提出疑问后，王欣甫便极力替朱光华诡辩，说“朱因欠外债过多，不便出名”。
华新纱厂对这竟深信不疑，不再追究。
当合同草约交平原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有关部门审查时，审查单位提出合同中规定的付款额较高，交货时间太长，应加修改，同时应严格注明质量，并提出确实保证。
当时，王欣甫一面表示不满，大发牢骚；
一面又同朱光华密谋把合同略加修改，在形式上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促成骗局。
对于机器价格，厂方没有作仔细调查，也受了朱光华很大的骗。
当时华东工业部定购上海泰利机器制造厂的梳棉机每台七千五百三十万元；
华新纱厂所定的则是每台一亿零二百四十万元。
其他细纱机筒子机的差价也都很大。
正式的合同在去年03月19日签订。
合同包括：
细纱机二十五台，梳棉机三十台（后又续定六台），筒子机二十台，共计价九十亿五千六百万元，定1951年09月底全部缴齐。
合同订好后，朱光华以“掌握钢料免受物料价格涨落影响合同执行”为理由，要求先付定款百分之六十。
这时朱光华还没找好铺保和监证；
可是由于王欣甫的极力支持，华新纱厂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付给朱光华定款五十四亿三千三百六十万元。
事后朱光华把保证书由上海寄来，华新纱厂也没有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取得联系，并派人去对保和了解保人的情况。
朱光华拿到定款后，从中抽出一亿元作为资金，准备欺骗政府，办理“大毅厂”的登记手续，但没有成功。
去年06月间，华新纱厂私股董、监事又委托陈韵浓、王欣甫到上海了解“大毅”定货制造情况，并再次向“大毅”定制了六台梳棉机，付定款百分之八十四，计四亿九千多万元。
这次合同签订后，陈、王等就向朱光华索要“好处”一亿二千万元（陈、王等在上海花费及送礼在外）。
这时陈韵浓、王欣甫便把老婆接到上海，住在国际饭店，大肆挥霍。
而王欣甫向厂里做报告时，却说：
“大毅购料问题、工作情形、工厂情况都尚好，无什么顾虑”，“交货也不至延期”。
去年07月03日，上海市工商界查明“大毅”没有办理正式营业手续，令它停业。
07月04日，朱光华仓皇跑到华新纱厂，以某些机件改大为藉口，要求再提前交付百分之十五的货款。
王欣甫虽已知道“大毅”被停业，但仍然极力支持朱的无理要求，使厂方又付给货款十二亿八千万元。
到这时候，朱光华已从华新纱厂领得七十二亿零五百十二万元货款，华新纱厂对于这个骗局仍然根本没有察觉。
去年08月初，上海市工商局向他们揭发了骗局情况后，华新纱厂才知道上了当，经过详细调查，把王懋询、王欣甫、陈韵浓、朱光华、秦济元等盗窃犯分别逮捕。
这次骗局，华新纱厂受到的损失是严重的。
直到现在为止，所订梳棉机还有六台没有交货，细纱机上的零件也没有交全。
交货延期平均一百六十二天多。
原合同规定“定货之日起七个月全部交清”，
“安装试车认为合格后为正式交货”，这就是说，应该在去年10月19日全部试车合格开纺。
但实际上，第1部细纱机开纺时间就到了今年01月04日，二十五台细纱机全部开纺要到今年05月07日。
由于交货延期，使华新纱厂遭受了严重损失。
首先，使这个厂不能按时完成国家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少产二十支棉纱四千六百一十件。
其次，因纱机延交，而积压资金和劳动力的损失，共七十二亿六千八百多万元。
机器规格不一致，使安装困难浪费人工所招致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出来。
当这个骗局被揭露后，华新纱厂的职工们愤怒万分。
他们说，工人们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把工厂当做战场，紧张生产，一点浪费都不许有，一点飞花一点纱头都舍不得扔掉，去年第4季辛辛苦苦干了三个月，好容易增产节约了九十万斤粮食。
而这些资本家身为本厂股东，竟然勾结奸商，一下就使厂里损失了七十多亿元。
大家要求政府对他们依法严惩，并向他们追回损失。

应该彻底检查山东省文联的工作
编辑同志：
于寄愚同志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领导工作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机关内部有严重的铺张浪费、公私不分的现象，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1950年，他们互相请客、吃喝，就有三百多次。
同年春，由于上演“玉堂春”盈利
一亿多元，领导方面竟让一个姓邓的人去东北作生意，后又用高价去上海租影片，一赔再赔，亏损很大。
文联仓库的情况更严重。
仓库里的幕布、整匹的彩绸、整箱的红布，被霉烂鼠咬，损失难以统计。
许多毛衣、大衣、西装、胶带轮胎等，都被管理者盗窃了。
因无检查制度，经过数次转手后，整箱红布也无下落。
前年，山东文联机关中有人给政务院写信，密告文联秘书周中瑜贪污。
文联领导方面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追究贪污分子周中瑜的贪污罪行，反而庇护周中瑜，追查写信人的动机和成份。
刘知侠任文联秘书长后，在使用干部上，有搞小集团的现象。
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地方令人非常不满。
秘书处的工作，常常看人行事。
1950年的干部家属救济粮，刘知侠一人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刘知侠和私商的关系很不干净。
他和济南的“皇宫”照相馆来往很密切，替“皇宫”照相馆在大观电影院的太平门上，设置电灯广告，为之大肆宣传，并帮“皇宫”拉生意。
这样一来，他到“皇宫”照相，洗相片，就可以占些便宜。
他把他的被管制的哥哥从家里带出来，介绍到省政府去工作。
这件事引起群众很大不满。
他的爱人生小孩住医院时，有三个公务员，一个小姑娘，轮流买送东西；
家里还有一位岳母，一位事务长作后应。
他的爱人出院后，再加上
一个保姆伺候。
他爱人怀孕五个月就休养，生产后开始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平均不超过两小时。
文联领导方面不注意文艺干部的使用和组织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动。
这里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要求到农村，到朝鲜，参加群众斗争，接近群众生活，但实现这些要求是很困难的，即使有人能出去，也认为这是“特殊照顾”。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却从个人兴趣出发，让文联的主要力量去搞京戏，还派了专人到苏州去买行头。
直接领导山东省文联的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冯毅之同志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文联的工作作过检查。
他和刘知侠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两人常在一起吃喝，他也接受过刘知侠的礼物，希望有关方面对这种情况进行检查。
一读者

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政府
应检查拆除丁庄村房子的错误
编辑同志：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土地改革时，河北省武强县丁庄村有地主的一套房子计二十一间，没有分给农民。
因为区公所要“借住”。
当时，区公所的同志对农民说，区公所何时搬走，何时由村中农民分配。
区公所是暂时借住这些房子，房子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村里。
1949年，区公所搬走了，但是这些房子没有分配给农民，而是建立了学校。
1951年夏天，县人民政府命令我村把这些房子拆除，把砖瓦、木料送给县人民政府盖新房子用。
经过村干部和县人民政府数次商议，结果仍然要拆。
又经村里再三要求，留下了三间教室，其余十八间新砖房一概拆得破七乱八的。
拆下来的砖瓦、木料、门窗等等，由我村负担人力、畜力，送往县人民政府。
那时候，正是春耕播种时期，对生产的妨碍很大。
县人民政府有一定的建设费，不知为何采取这种办法？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希望有关领导方面对这件事情检查处理。
新生

河北省盲目推广稀植使棉花减产
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应认真检查错误的技术指导思想
去年河北省产棉区很多农业领导机关，没有执行华北农业技术会议关于宽垅密植（即加宽行距缩短株距）的决议。
这些地区的农业技术领导干部在“细绒棉不宜密植”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除号召棉农加宽行距外，又号召了稀植。
如石家庄专署编印的
“植棉除虫手册”（技术训练教材）上说：
“棉花弯开身，一棵摘一斤，株行距大些是比较合适的。”
河北省农场在去年05月召开的农业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总结植棉密度时说：
“要从密到稀。
梁家瑞每亩一千二百株到一千五百株，槐底村陈洛芬每亩九百株，其他多在一千五百株左右。
从密到稀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邯郸专区成安、肥乡、磁县、武安等县农民原来是有密植习惯的；
但这些县的领导机关为了推广稀植，曾在去年通过各种技术训练班和劳动模范会议，错误地提倡了稀植，有的地区形成了一种以稀植为光荣的风气。
在这种技术思想指导下，河北省产棉区的许多农民都接受了宽垅稀植的办法，结果使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减少。
武安县伯延村劳动模范李玉保的二亩旱地丰产棉田每亩植一千七百株，施羊粪三千斤，豆饼一百斤，香油饼五十斤，肥田粉十斤，但因株数太少，每亩平均只有三万零八百个棉铃；
按
一百个铃收一斤籽棉计算，仅可收籽棉三百斤。
同村贾玉云的棉花每亩植二千二百六十株，施肥料量比李玉保每亩少施豆饼一百斤，少施肥田粉十斤，其他条件相同，结果铃数、产量和李玉保的丰产棉田相等，这个村的温得时种三亩棉花，最初有一半种的较密，每亩合二千三百株，村干部说：
“太稠了，稀点吧！”
以后他就把另一半种成一千四百株。
结果密的每亩平均有三万三千个棉铃，可收籽棉三百三十斤，稀的每亩平均二万九千个棉铃，只能收籽棉二百九十斤。
伯延村今年进行生产评比总结时，农民已一致承认李玉保的棉花减收是因为稀植。
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全省各产棉区在去年的评比运动中，许多接受宽垅稀植的劳动模范和村干部都说：
“今年种的稀了，明年要稠点。”
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纠正干部中的这种错误的技术指导思想，曾在去年秋天组织各植棉指导区主任十多人，到北京国营双桥农场参观棉花的深耕密植试验。
同时又由省农场工业原料系主任许宜农和农林厅技术室副主任黄方仁等十多人组成参观团，到山西参观曲耀离的丰产棉田。
这两次参观，对扭转宽垅稀植的错误技术指导思想作用极大。
但因这种技术指导思想过去在河北各产棉区贯彻得比较深入，目前这些地区的干部，特别是部分县、区、村干部在思想上表现出有些混乱。
如有的干部说：
“上级叫稀植，咱就号召稀；
上级叫密植，咱就号召密。”
也有的干部埋怨上级推广的技术没有标准，如说：
“以前号召稀植，现在又号召密植，叫我们怎么给农民群众去说？”
为了保证今年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推广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河北省各级农业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深入检查并迅速纠正过去盲目推广宽垅稀植的错误技术指导思想。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河北省丰产调查组）

纺织工会各级组织
必须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编辑同志：
根据中国纺织工会天津市委员会的统计，华北纺织管理局所属天津各厂01月到10月共发生工伤事故四百八十四件，只医疗费和医疗期间的工资，行政方面就耗费了两亿六千多万元。
青岛国棉八个纺织厂，01月到10月的十个月中，因工伤缺勤的计有三千五百六十六个工作日，也耗费了不少的医药费和医疗期间的工资。
这还只是天津、青岛两地国营纺织厂的损失，如按全国纺织厂的损失来计算，再加上工人身体上所遭到的损失和在生产效率减低方面的损失，那就一定更惊人了。
所以，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减少工伤事故，对增产节约运动有很重大的意义，也是增产节约的一个窍门。
为此，我们建议：
（一）纺织工会各级组织必须把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看成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劳动保护委员会；
（三）采取各种方法，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四）建立严格的劳动保护检查制度，并发动群众予以监督。
对改善劳动保护工作有显著成绩的企业和模范职工，工会应及时表扬，并提请政府给以奖励；
对忽视工人安全的企业或个人，工会应认真追究其责任，及时提出批评，在必要时还可以依法起诉，以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劳动保护部

认真检查盲目地推广棉花稀植的错误思想
河北省产棉区因为盲目地推广稀植而使棉花减产的事例，应引起其他各地植棉区领导机关的注意。
为什么会产生盲目地推广棉花稀植的错误思想呢？
大致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是原来部分种中国棉的地区在改种外国棉时，当时的植棉技术指导人员为扭转农民种中国棉的窄垅密植的习惯，曾经强调过稀植。
后来某些农民和技术人员在种外国棉时，只看到稀植株大的好处，没有认识到要提高每亩棉花的产量，除要求每株多结几个棉铃外，还应增加每亩的株数以求增多每亩的总产量。
二是部分新植棉地区因为地肥，外国棉发棵壮大，当地农民又没有整枝习惯和经验，他们就很自然地接受了稀植的办法。
三是有些人抓住“肥地应稀、瘦地应密”的概念，以为肥地密植会使棉苗长“疯”不结桃。
他们没有认识到肥地养分充足，可以供应较多棉株的营养需要；
如果密植，再配合适当整枝，精耕细作等植棉技术，就可以避免长“疯”，争取丰产。
稀植的思想，在目前来说，并不只是个别地方的干部和农民有，而且在很大一部分农业领导机关中和试验研究机关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现在为彻底解决关于棉花稀植密植的不同技术思想问题，各植棉地区的农业领导机关，应对当地植棉的密度进行一次认真检查比较，并认真学习曲耀离等人的密植丰产经验，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思想上完全求得统一。

贾建明每亩地产谷一千一百五十斤
他计划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继续提高农作技术，争取每亩丰产一千四百斤
河北省大名县劳动模范贾建明，去年所种的谷子每亩产谷一千一百五十斤。
贾建明是一位青年劳动模范，他领导的互助组也是个模范互助组。
去年春季河北省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时，贾建明决心学习著名劳动模范张希顺种谷子的经验，选择了一亩七分能浇的耕地作谷子丰产试验，结果成功了。
贾建明种谷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整地、施基肥和防虫相结合：
他所选择的一亩七分谷子丰产试验地，前作是花生，落叶很多。
前年收花生后，他曾用七吋步犁将地深耕（约七寸）了一次，把落叶翻下土去，然后耙一次，使土块变小，更好地起风化作用。
地冻时又翻耕一次，五寸深，这样不但花生叶子不致再翻上来，而且使已经蛰居的害虫和害虫的卵蛹，被翻上地面冻死。
翻土后作成垅沟，便于积存雨雪。
去年开春后刚化冻，他就先把地耙了一遍，耙碎土块，然后将一百五十斤豆饼、一百四十斤大粪干、十五斤谷糠和两大车圈粪混合均匀撒在地里，再耙一次。
为什么基肥要普撒呢？
他说：
谷根和棉根不同，谷根须多，横着爬的远，将肥料撒匀，可使谷根充分吸收；
撒粪后耙一遍是为了使粪和土搀匀，以免粪被风刮走。
上基肥后他用去掉犁镜子的犁再把地浅耕一遍，耙两次；
以后每隔十来天耙一次。
他说：
耙地跟人换衣裳一样，舒服松快精神足，多耙几次，能歇地保墒。
在上基肥的时候，他还将八斤鸡蛋皮捣碎烧胡，掺上棉油，一同撒到地里，用来防治蝼蛄。
（二）播种和防灾相结合：
他用的谷种华农四号谷，是前年在田间穗选的。
去年播种前又用“两开对一凉”的温汤浸了种。
这样既可防治黑穗病，又可漂出秕瘦的籽粒，留下饱满的种子。
他的谷子是在谷雨后三天下种的，比当地一般春谷早种十几天。
这样作的目的是使谷子的扬花期提前，躲开雨季。
因为谷子扬花时赶上雨季，不熟的谷粒多，就会减产。
（三）适时施追肥、适时适量灌水：
他的谷地共施追肥两次，第1次是在谷苗高一尺三、四寸时，施了三车炕土，接着浇了一次大水，使苗很快长起来；
第2次是在谷子抽穗前施了十五斤肥田粉，又浇了一次大水，保证了谷子开花时的肥分供应。
他给谷地灌水也有分寸。
为怕春旱影响谷子出苗，他在谷子下种前曾浇了一次水。
当谷子出苗后天气也旱，但他没有立即浇水，等到谷苗长到三寸高时他才灌一次小水。
他认为：
小苗和小孩子一样，从小就应受些不妨害健康的艰苦锻炼，使根扎好，将来长起来就壮，所以，初次浇小水，接上湿土使苗旱不死就行。
这次浇水后，一直要到谷子长到一尺三、四寸高时，配合施追肥，才浇一次大水，谷稞长到三尺高时，又配合施追肥浇一次大水。
这两次水量要大的原因，是谷子大了需水量多，天气热蒸发快，同时水大了才能使肥料分解的快，很快地被庄稼吸收。
他这种根据作物生长的需要，适当供应水分和养料的办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四）留苗是稀垅密株，锄地是深浅适宜：
他是用犁开沟，用手顺沟撒种籽的办法下种的。
这样作的好处是行距可以适当调节。
他的谷子的行距，有一尺五寸和一尺二寸两种互相间隔，既便于通风透光，又便于中耕管理。
因为华农四号谷分杈很少，所以他的谷地留苗很密，在一垅里留两行苗，株距二指左右；
每亩苗数约四万棵。
间苗时，他都把弱苗和叶色发黄的不健康的苗拔去，留下健康苗，同时拔去杂草。
他共间两次苗，每次间苗后就浅锄一次松土。
苗高三寸时，锄第3次，较前两次稍深；
苗高一尺三、四寸时，锄的最深，约二寸，以后锄时就由深到浅，以免伤害谷根。
谷子抽穗时，谷叶相搭已满垅，不必再锄。
他锄地都在过午时分，他的经验是早晨锄谷子，因为有露水，碰谷叶后，叶子变黄，对苗不利。
过午锄最好。
此外，他除切实掌握了防重于治的除虫方针并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病虫害的工作外，还能作到发现虫害立即除治，不使蔓延。
如当他的谷子长到三尺高时，忽然发现了钻心虫，他就连忙将十几棵有钻心虫的谷棵拔去，防止了钻心虫的蔓延。
贾建明的谷子丰产办法，是值得普遍推广的，但是他的丰产还未达到顶点。
首先，贾建明的丰产地是比较瘠薄的白沙土质，如能多施草粪、圈粪等腐熟有机质肥料，增多土壤中的有机质成分，就会提高地力，更好地增加生产。
其次，他追肥所用的肥田粉，是氮素肥料，对于促使谷子开花结籽的效能不如磷质肥料。
在谷子开花结籽以前应施以速效的磷质肥料（如过磷酸石灰），如用的是慢性磷质肥料就应早施，或增加基肥中的磷质成分，使谷子开花期间能得到充分的磷肥。
第3，在检查和除治钻心虫时，因劳力调配的不好，少锄一遍，对于谷子丰产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今后如能在互助组里再加强计划性，使劳力分配得更科学，耕作技术仍可继续提高，产量也可以继续增加。
贾建明计划在1952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继续提高农作技术，为争取每亩谷子丰产一千四百斤，并带动全村一百四十五个青年为达到每亩增产五十斤到六十斤粮食而努力。
（新华社）

韩培森和奸商里应外合的大贪污大盗窃案
集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西南分处在1950年11月新雇用了一位施工员。
这位施工员与一般工作人员有些不同，讲究阔绰、排场、挥金如土。
他常常请同志们看电影、吃小食、跳舞，以示“大方”，对领导同志更是奉承备至。
该处从上到下一直认为这位新施工员有“本领”，会办事，硬是“不错”，所以很快地把他从施工员提升为工程队长。
这个施工员就是有计划地打入该处进行盗窃国家财产的蟊贼——韩培森。
韩培森原是个营造厂商，一贯贪污。
解放后把国民党那一套贪污、行贿、盗窃国家财产的伎俩原封未动地运用到新社会来。
他来到工程处就认为这是个发财的最好的机会，千方百计地找到先前和他经营营造业的老搭挡李介文（华丰营造厂经理）、赵叔达（合兴成营造厂经理）、钟德璋（倪玉记营造厂经理）、庄茂彬（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林佛
（大成木材行副经理）等奸商组织了一个大贪污集团，准备对基本建设工程处进攻——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韩培森担任内线工作，他首先是以金钱、女色为“饵”，来拉拢、引诱与腐蚀工作人员。
在这种阴谋鬼计下，一部分工作人员竟当了他的“俘虏”或帮凶。
韩培森有了“基本群众”后，就进一步地施展毒劣阴谋，向领导干部进攻。
老奸巨猾的韩培森一眼就看出了工程处的弱点：
副处长刘泰琛是个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大权完全掌握在“能说会道”的正工程师相钧之的手中。
韩培森就开始对相钧之进行了猛烈的进攻。
相钧之中了糖衣炮弹仍不自觉，还认为韩培森这个人“和颜悦色”，说话也很悦耳；
因之，常在副处长刘泰琛面前夸奖韩培森。
刘泰琛同志也认为韩培森真是建筑工程中罕有的“人才”，凡事是百依百从。
韩培森看见他的初步计划成功了，就进行第2个步骤，把相钧之和工程处得力干部许钦山、李芳伯介绍给李介文、庄茂彬等。
当奸商开始接触相钧之时，还不敢大胆妄为，先用请吃饭或看京剧的办法作为试探。
李、庄都是商人中的巨奸坏蛋，专门引诱干部，他们看出了相钧之是个好色之徒，就拉相钧之跳舞，找舞女、歌女陪伴。
但相钧之另一方面又要故作“清高”，他认为玩舞女只能在舞厅里玩，若把舞女带出来会朋友就会失掉“身份”。
奸商知道了后，为着迎合相钧之，就把大成木材行副经理林佛的小老婆的妹妹柯忠秀从泸州叫到重庆来介绍给相钧之交“朋友”。
在介绍柯忠秀和相钧之认识时，让柯忠秀佩带着某大学的校徽，诡称柯忠秀是某大学“高材生”。
这样相钧之完全解除了武装。
但是奸商们还不放心，他们怕柯忠秀一个人擒不住相钧之，于是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庄茂彬让他妻子周慧英亲自出马，协助柯忠秀引诱相钧之。
相钧之认为他们对自己太体贴了，也就不得不替奸商效劳，竟无耻地参加了奸商们组织的大贪污集团。
其他工作人员如许钦山、李芳伯之流亦和相钧之同样遭到了奸商们的暗箭，当了俘虏或参加了这个贪污集团。
奸商们的计划是阴险的，准备对工程处人员“一网打尽”。
他们麻痹了工程处领导干部，收买了一般的得力干部后，就通过这种关系在工程处内部大力布置力量。
用高价雇用了大批舞女、歌女、妓女打入内部，专门引诱腐化干部。
例如把柯忠秀和另外两个舞女介绍到第1工程队当了领导工人政治学习的“辅导员”；
“皇后歌厅”歌女李淑华当了三晋源工程队“辅导员”，“皇后歌厅”歌女蔡天玉当了九工程队“工作员”，甚至韩培森自己的老婆也派到工程处去“工作”。
奸商引诱、腐蚀干部的手段极端毒辣。
如北碚工地材料员袁仲开始对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非法行为，加以阻止；
奸商就雇用了一个女人专陪着袁仲玩，这样袁仲腐化堕落了，也变成了贪污分子。
大批的干部就这样被奸商们布置的“美人计”腐化了。
随后奸商们把自己的亲戚、内弟、老婆等都打入工程处内部，掌握着财政的收支、计划，工程的建筑、材料的购买等大权，进行大规模的窃盗活动。
1951年工程处负责建设的西南各专业公司大部分仓库建筑工程，是由这个大贪污集团包修的。
例如重庆糖仓工程、猪鬃仓库工程、粮食仓库工程、北碚某工程都是由韩培森、相钧之、许钦山在投标前把标底及工程图样偷盗给华丰、合兴成、倪玉记等营造厂。
奸商们在投标时用的资本是由四明银行业务主任徐名章开发的空头支票。
他们使用这种假圈套骗取了工程的承包权后，就把工程款按股分摊，用作投机倒把生意，只用少数款项在工程上应付。
如建筑糖厂工程，施工前华丰营造厂经理李介文就贪污了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合兴成营造厂经理赵叔达贪污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倪玉记营造厂副经理庄茂彬贪污了五百万元，大成木材行副经理林佛贪污了三千万元，工程到现在还没完成（超过合同规定时期三个多月）。
建筑北碚某工程时，工程处第1次拨的一亿元工程款，根本没有用到工程上，奸商却把工程款存在中国实业银行生利；
第2次拨的一亿九千五百万元，用在工程上的还不到一亿元。
倪玉记营造厂承建粮食仓库两栋，猪鬃仓库两栋，共预领工程款四亿六千多万元，这个厂的经理钟德璋（现已扣押）领款后就把款项全部盗用，亏空公款三亿多元。
粮仓工程去年03月30日开工，到04月14日以后就停工待料，到09月底仅砌好墙脚；
猪鬃仓库工程只打好地基。
此外钟德璋并拖欠朝天门码头搬运工人挑运砖瓦的力资八百多万元。
奸商们在工程中更大肆偷工减料，制造假图样，盗窃国家财产。
订合同使用一种工程图样，施工时用另一种图样。
如建筑某仓库工程订合同的图样有油毛毡，但施工图样却没有油毛毡；
仅这一项就骗取了国家财产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元。
工程处副处长刘泰琛高高在上，审查各项工程时不调查研究，只是照章盖印，这更给贪污分子一个便利机会。
奸商们购买的建筑材料，如木材、砖、瓦、水泥，都以劣品充好货，直接造成工程上的损失更为严重。
奸商们更直接盗取国家财产或借工程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一次，李介文亏欠税款，许钦山就把工程处公款偷了七百万元给李介文，赵叔达并借着工程处名义向公私合营华固公司借了一亿元，至今仍拖延不还。
奸商们盗窃了国家财产后，尽情享受挥霍。
合兴成经理赵叔达每天吸食鸦片烟二十多万元，韩培森、相钧之、李介文、许钦山经常跳舞，和舞女跳
一次舞就是一百万元。
韩培森在重庆住“红宫舞厅”，出差时在船上有女人陪着；
到那里，那里就有女人陪着，叫人称他是“韩皇帝”。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后，这批奸商、贪污分子企图顽强对抗，到处活动，订立
“攻守同盟”，拒不坦白。
但是群众已发动起来，纷纷揭露贪污分子的罪恶。
有的干部沉痛地述说受骗的经过，就是被韩培森介绍入该处的歌女蔡天玉也大胆地揭露了韩的罪恶。
韩培森在群众压力下避重就轻地坦白了一些贪污事实。
现已将韩培森、许钦山两人予以逮捕。
令相钧之停职反省，并交群众管制，听候处理。
人民政府已将赵叔达、庄茂彬、李介文予以逮捕，关于贪污事实现正进一步追查中。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愿永远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
两年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无限信心，同时给与妄想破坏和平的帝国主义者一个致命的打击，它给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刚取得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愉快和希望，它使我们认识了苏联是中国最忠实和最伟大的友人。
因此，今天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以极端兴奋而快慰的心情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对我们新中国的各种帮助。
两年来，在苏联友邦的热情协助之下，我国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以飞快的速度向前突进。
我们恢复和新建了许多工厂矿山；
进行了淮河以及其他的水利工程建设；
恢复和新修了许多铁道，并提高了它们的运转率；
防止了虫害的蔓延，提高了农业上的生产量；
根绝了许多区域瘟疫的流行。
在这些方面，苏联先进经验给与我们的协助是异常巨大的。
这些协助，是使得我国能迅速地走向繁荣富强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科学工作者日益认清了苏联科学的进步作用。
当那些战争贩子正在利用科学来制造破坏和平毁灭人类工具的时候，苏联人民在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导师和最伟大的科学家斯大林大元帅的领导之下，使用着科学上一切最新成就，来进行世界上空前规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
这就证明了，只有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里，科学才真正为人民所掌握，因而也才能根据人民的意志去服务于人民，以推动社会前进。
因此，两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努力地研究苏联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获得了成就，因而他们在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力量。
最近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
这个运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与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个运动因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实际斗争而取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近几个月来，有不少的科学工作者都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的过去的错误。
从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大元帅关于语言学的著作以及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在我国科学工作者的这种思想改造运动中起了重大的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我相信，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将和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更加一致，因而将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为保卫世界和平、建设人类的美满社会的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冯真邓澍叶浅予蒋兆和曾善庆梁玉龙韦其美
黄均作
（二十二）刘正明回到了铺子里。
徐仁德见他回来，还特意从沙发上站起来，笑嘻嘻地和他假客气。
他不由得想起过去常常挨他的打骂，现在他却假仁假义起来了。
（二十三）徐仁德又拿出钞票来发给工友们，说是“年终双薪”。
刘正明想起了解放前直到旧历年三十，徐仁德还不发薪，工友要求他发下欠薪，他硬说“没有钱”！
（二十四）刘正明进去找会计周先生。
周先生本来身体不好，加上收下徐仁德的钱以后，思想上有了包袱，于是就病倒了，开会也没有去。
刘正明就动员周先生一起检举柜上漏税的事。

我爱苏联人
魏巍
世上，只有真诚的东西，是最难叫人忘记的。
回想起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那些短短的日子，我跟多少苏联人拥抱过、亲吻过呵！
年老的诗人，胡须垂上我的脖子亲着我，孩子们爬上我的膝头瞅着我。
当我们握手时、拥抱时、亲吻时，我，我看见了他们的眼睛，苏联人眼睛里滴露的真诚。
临离开列宁格勒那天，诗人李季接到一封信。
是一封什么信呢，是一篇被感情激动得有些杂乱的诗！
这是一个叫苏尔珂夫的青年写的。
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不去想，我怎么不懂你的言语，
也不去想，你怎么不懂我们的俄文，
总之，我——斯大林格勒人，
而你——来自长江之滨，……………………
我们站着，两不释手，
目光久久地相亲相投，
可是在这沉默里，
却听出一个美丽的字眼——“朋友”。
是的，正像这位苏联青年所描写的，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们，就是这样地“相亲相投”！
就是这样地用眼睛传递着语言也难传达的感情！
在列宁格勒的旅馆里，有一次吃饭，老实讲我不太饿，也就没有能完成我的亲爱的朋友们的“任务”。
你说呢，那两个端饭的女同志，把别人吃光的盘子哗哗地撤走了，就不给我撤。
而且用那样的一种眼光看我，好像说：
“你看，你不吃光就不给你撤！”
她俩的真挚的热情，使她们忘记了是在招待宾客，流露了年长的姐姐对待弟弟的感情。
哦，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苏联作家协会派来迎接我们的玛罗左娃。
她自满洲里到莫斯科的长途中，为了察看那个人吃得少，每吃饭，她的眼睛就像机警的哨兵一样在巡逻着。
你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10月革命节那天，那就不是一双而是多少双这样热情、这样真诚的眼睛望着我们！
那天，几十万的游行队伍，除了在伟大的列宁墓前——在主席台前最热烈，就数我们几个中国代表团观礼的地方。
当那幸福的人流涌过来的时候，一瞅见我们是中国人，就像嘻嘻笑着的向日葵一样，全朝向我们。
向我们招着手，或者摇着高举着的花束，欢呼起来。
特别是那些许许多多坐在父亲肩头上的孩子们，也向我们招着小手，更小一点儿的孩子，大人捉住他们的小胳膊向我们摇着。
有的人甚至想从人丛里挤过来，跟我们亲近。
他们高喊着：
“伟大的中国人民——乌拉！”
“毛泽东——乌拉！”
把纸花摇得落了一地。
特别是把两个巨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喊着“斯大林——毛泽东”的时节，就激情地把花束投向我们。
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老婆婆们，她们走过去了老远，还回头望我们，望我们。
我心里叨念着：
老妈妈呵，我们不是没有看见，我们都看见了您是怎样地在望着我们！
在斯大林格勒工人特鲁森的家里，我们曾度过一个晚上。
在华美的灯盏下，在一盆柠檬的阔叶旁边，他的小儿子不断地抚摸着我们送他的毛泽东纪念章，歪着头笑着，给他的父亲看。
父亲跟儿子甜蜜地亲着。
而后特鲁森抬起笑的眼睛望着我们：
“我们就是喜欢他哟！”
又说：
“你们怕不知道吧，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我们这儿，把我们兴奋得直谈了一个月！
你知道我看报最喜欢看什么？……我真喜欢周恩来、郭沫若的讲话！
毛主席的更不用说。
你说周恩来讲话爱怎么开头，他爱说，我代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你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
我真爱听这几句！”
有人为了说得更清楚，补充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是包括台湾在内的，特鲁森严肃地说：
“当然在内！
别人的土地我们不要；
可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就是这么这一点点，”他用手指甲比了那么一点儿，“也不能出让！”
他又笑着说：
“西藏不是已经解放了么？……现在中国的工人怎么样呵，你们看，我还有机会去中国看看我们的同行吗？”
……也是在斯大林格勒，在一次晚宴席上，酒，大家都喝得实在实在不能再喝了。
有谁又去跟州作家协会主席碰杯了。
这位主席，这位真挚的诗人，他端起了满满一大杯快要漫出来的沃特卡，像挑起一付难以胜任的重担一样，又放了下去，低头望着酒杯，沉吟了片刻，终于又把杯子高高地擎了起来，说：
“同志们！
我还，还没有喝醉。……我要说一句心里的话。
说良心话，我们俄罗斯人不知道怎么那样地喜欢中国人……”
说着，他一气喝了下去，抱住了我们的老团长冯雪峰同志。
大家都望着他俩好几分钟的亲吻。……
在漫天风雪中，我们访问了托尔斯泰在雅斯亚那巴利亚那的故居。
这个故居的负责人波波夫同志，头发斑白，看来是一个庄严的，很不爱讲话的老头子。
我们坐在一块儿，谈起俄罗斯人跟中国人的感情。
当我们谈到苏联红军对于我们的重大援助的时候，我朗读了我过满洲里时写下的一篇诗：
白艳艳的雪地上，立着一座新的楼房，有几个红军战士呵，也埋葬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怎样地在这儿坚决的战斗，他们的血流在了这座楼上！
这儿虽曾变成了一座废墟，但白艳艳的雪地上又立起这座新的楼房。
这儿虽不像祖国的江南草绿花放，可这楼房呵，好看得像花朵一样。
蒙古人骑着马在这儿自由的游逛，小孩子在这儿嬉戏歌唱，
红军战士呵，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还听见他的
歌唱，
但无论谁在这儿经过，也要细看看这座楼房。
老头子站了起来，他把每个同志都看了一眼，然后庄严地、慢慢地说：
“我要谈一谈我自己，我，为什么怎样地爱你们。
——你们恐怕不知道，”他说：
“在我们苏维埃的祖国最困苦的时期，就是内战时期，我是红军里的一个将军。”
大家更沉静，更尊敬地注视着他。
他摸了一下自己的白发：
“那时，在我们师里有一百二十个中国人。
不是其他人，而是中国人。
全师里谁不称赞他们的英勇，出色的勤苦？
我知道，他们怎么样跟俄罗斯人共同分一块黑面包，我也知道，他们在哪块俄罗斯土地上流过血。……”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
“也许中国人姓王的多吧，当时大家就亲热地，统统管他们叫‘姓王的’，同志们，今天我看到了你们，就像又看到我那些‘姓王的’战友一样……”
老头子说过，坐下，又望着我们。
同志们也望着他，好像他那感情深沉的、老年人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耳边响着。
我想着，我想着：
是什么力量，把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亲密地连在一起呵，是高尚壮丽的理想，共同的斗争，共同的道路，高贵的血。
就是这些，才使得我们像铁绳一样地拧在一起，更像炼钢炉里的铁，纯净地灿烂地溶在一起。
以至无须通过语言，也勿须询问名字，单凭彼此的眼睛，单凭你是
“中国人”他是“苏联人”，就可以相互了解，相互信赖。
因此，可以明白：
为什么在北海公园里，
一个中国人会向一个陌生的苏联人投过那样动人的笑容？
为什么在莫斯科，一群苏联人会围着一个中国人那么热烈地要一个毛泽东纪念章？
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在夺得纪念章的时候，投过来那样诚挚的喜悦。……这种笑容，这种眼光，就是真正可以称得起友谊的友谊。
这是蹲一条战壕的人们之间才有的东西！
这是可以击退任何恶势力的东西！
这使我又想起：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的感人肺腑的友谊，不也是这样的么？……
一次，在乔治亚比利斯作家们的面前，我谈到朝鲜战场，谈到我的几个老战友在那儿牺牲的消息，席上，马上寂然无声，接着，就升起了一片深沉的悲歌。
俄罗斯人，乔治亚人，阿尔美尼亚人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悼歌。
歌声里夹着赞叹声，老年人点着头，女人的眼角垂着重泪。
当我们从莫斯科起飞归来的时候，我心里在低念着：
真诚的朋友们，再见吧！
我感激你们是那样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中国的人民！……我也爱你们。
我吟味着我们在苏联彼此常说的一句话：
“中苏人民的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我反复地吟味着，仔细地吟味着，我问我自己懂得了这句话的深意没有。

文艺机关团体应彻底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各地文艺机关团体中，也是普遍地存在着。
一部分文艺领导干部具有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
在工作中铺张浪费，在个人生活上的享受腐化是十分严重的。
据各地报纸和读者已经初步揭发的事实，证明了认为文艺机关团体，不是管钱的部门，自己用钱不多，没有什么问题的看法和论调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据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人员的检举和文联主要领导人欧阳山的初步自我检查，证明华南文联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变相的贪污现象。
由于欧阳山的官僚主义作风，用家长式的统治代替思想领导，致使内部民主不能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展开。
多数工作人员有意见也不敢提，听任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期存在。
据初步估计，华南文联两年来用去事业费约十五亿元，其中四亿多元是属于浪费的。
他们经常举行宴会，欧阳山个人生活费用也大大地超出制度。
他擅自对干部增发补贴米，两年共超支八千万元。
华南文联长期没有认真组织文艺创作和认真进行思想学习，而是醉心于行政事务、宴饮交际。
欧阳山在初步反省中说：
他进城以来，在生活上向资产阶级看齐，比在延安时向无产阶级看齐的速度还要快。
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极大警惕。
南京文联的浪费现象也是严重的。
仅仅八个月的统计，请客达五十九次，共花了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元。
二届年会化了二千五百八十一万七千六百元，其中许多钱是化在吃喝上的。
南京文工团曾接管一片农场，团员偶尔下乡浇水捕虫，来去都乘汽车，回来还要大吃一顿，耗费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劳动”所得。
有一次去收割麦子，大家戴着新的宽边大草帽，夹着准备午睡用的凉席，携带了大批肉包子、咸蛋、汽水去吃喝。
返城以后，认为“辛苦”一天，必需“慰劳”，于是洗过澡，吃过丰盛晚餐后，再去看一场电影。
文工团团长李世仪等坐着小汽车下乡“体验生活”，但吃不来乡下伙食，另外自己搞小灶。
团长李世仪和一部分文工团员参观土地改革回来时，特别举行了欢迎仪式。
当李世仪等到达大门时，原来紧闭的大门豁然大开，鞭炮齐鸣，军乐大作，代理团长率领团员列队迎迓，欢呼鼓掌，历久不息。
李世仪调动工作时，文工团举行盛大酒会欢送，大醉狂舞，有人竟喝到吐血，有的女同志也醉得哭泣起来。
南京文工团的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同样也存在在演出工作中：
追求豪华场面，玩弄新奇布景。
他们在修建南京会堂剧院时，曾数次追加预算，从五亿八千万元增加到二十七亿四千多万元，务求建筑的富丽堂皇，不顾国家财产的大量浪费。
有些人竟认为这样做法是“社会主义的提前实现”，这是何等的荒谬！
应该指出，这种腐朽庸俗的风气和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决不止在上述单位中存在，而是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于许多文艺机关团体中。
存在着这种现象的文艺机关团体中，当然谈不到什么文艺思想领导，谈不到认真的创作和学习。
这种现象是不可容忍的。
如同其他部门一样，文艺界必须在这次反击资产阶级思想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中，无情地揭露那些丑恶事实，彻底整顿自己的队伍，对于那些情节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文艺界的腐化堕落分子，应该把他们从文艺界清除出去。

西南民族工作情况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舟
一、西南区的民族情况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主要有藏、彝、苗、回、傣、仲家、民家、纳喜、佧佤等民族。
按照目前各族自己的名称，总数已超过一百多种。
各少数民族人口共约有二千万，占全区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
分布区域则占全区面积的大半。
本区五千公里的国防线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些地区邻接印度、缅甸、暹逻、越南等国。
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有的还停滞在奴隶制的社会经济生活。
在各部落各支头之间，经常发生武装械斗。
民族之间都有严重的历史隔阂和对立状态，也经常发生纠纷和武装冲突。
各少数民族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是历代反动统治集团，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蒋匪帮的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所造成的。
帝国主义对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方面都进行过长期的侵略活动。
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倾销洋货，收买雇佣军，特别是通过传教、设学校、办医院，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进行特务活动，以达其奴役各民族的目的。
其罪行严重到私设法庭，处理民刑案件。
而蒋匪帮为推行其大民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一面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屠杀，另一方面则在民族地区发展特务组织，挑拨离间，制造是非。
对帝国主义则又屈膝顺从出卖人民。
因此，各民族人民长期处在受压迫、受蒙蔽，贫困到食不饱、穿不暖甚至连盐都吃不到的痛苦境地。
二、两年来西南民族工作的基本情况
两年来，西南区民族工作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具体指导之下，有了一定成绩。
特别是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侵略阴谋，打下了巩固西陲国防的基础，从而使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一。
这是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胜利，西南和全国各民族人民无不感到非常欢欣和兴奋。
两年来，西南民族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1阶段是从解放开始直到中央访问团到西康帮助建立藏族自治区为止；
第2阶段则是从根据建立西康藏族自治区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内试行建政工作直到现在。
由于西南区解放较迟，蒋匪残余大部窜入西南民族地区，土匪、特务数目曾一度达到一百万人；
土匪、特务名称有数百种。
他们企图以民族地区为依托，利用地区辽阔，交通不便，民族隔阂等条件，阴谋建立所谓“陆上台湾”，进行长期顽抗。
蒋匪帮并在各民族地区布置“应变计划”，唆使土匪、特务进行长期潜伏活动，散布谣言，挑拨人民解放军和各民族的关系，在各地组织暴乱。
因此，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干部开始进入民族地区时，曾遇到很多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面，各省、区坚决执行了“慎重稳进”的方针。
首先大力沟通民族间的感情，展开广泛的民族政策的宣传。
人民解放军在民族地区执行了模范的群众纪律，发扬了传统的艰苦作风，以帮助劳动生产，救济灾荒等实际行动，大大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民族关系。
同时，坚决争取团结了各民族中各方面和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对之热诚相待，遇事首先和他们协商，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和青年参加当地政权的领导和工作。
通过各种大小会议和近百次民族的参观访问，更加加强了民族团结，孤立了蒋匪特务。
在各族人民要求和支援下，人民解放军和各地公安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土匪、肃清特务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武装的土匪、特务，基本上已经被肃清了。
加以调解了五千多件民族纠纷，使民族区长期存在的民族仇杀和打冤家也基本上停止了。
民族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团结的新气象。
这也可以说是西南民族工作的第1阶段。
从1950年07月，中央访问团到达西南，并协助建立了西康藏族自治区和各地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之后，西南民族工作又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去年01月，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西南民族区各级人民政府都先后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民族代表会议。
并积极地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到现在，已建立起来的民族自治区除西康藏族自治区外，还有二十一个县级自治区，十五个区级自治区，四十九个乡级自治区。
同时在十一个专区、五十三个县、二十七个区和七十二个乡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这项工作，现在仍在继续进行。
在西南民族民主建政过程中，我们曾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蒋匪特务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胜利的斗争。
蒋匪特务打起少数民族的招牌，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煽惑少数民族中一部分坏分子和野心分子，以“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等反动口号制造民族分裂和混乱。
甚至在云南刚解放时，煽动组织“南诏联邦”，企图达到其破坏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恶毒阴谋。
由于我们广泛地团结了各族人民和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坚决而适时地进行了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从而粉碎了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
在我们的内部工作中也曾遇到许多困难。
首先是各地有些干部对民族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无此必要”，“徒添麻烦”，顾虑“民族分裂”，“闹民族独立”，因而强调条件不够，消极拖延。
我们对此曾进行了说服工作。
在民族地区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后，各种工作有了显著的发展。
这些事实，更有效地使我们的干部逐步认识了民族民主建政确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其次，在各民族中也遇到一系列的新问题。
民族内部各部落、各支头之间由于打冤家，长期处于不团结的状态，这就使得在处理自治区内民族组成关系，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及有关区域界线，行政地位，民主制度，人事分配等问题方面，发生很大的困难和曲折。
但是，由于我们掌握了民族政策和依据民族的实际情况，通过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和各族人民的反复协商，这些问题已逐步得到解决。
妇女和青年的政治地位也获得适当的提高。
因此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后，各族人民都表现了无比的欢欣。
他们感动地说：
“天下真有这样的事呀！”
“等了几十代，可有了今天。”
“从此我们少数民族有‘家’了。”
贵州苗族在选出自己的县长以后，兴奋地说：
“以前反动时期是‘包谷不上粮，苗家不当王。
’如今包谷能上粮，我们苗家也能当王（按：
意指当县长）了。”
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各族人民更积极地要求加强民族团结，更积极地要求外来干部的帮助，他们对在民族区艰苦工作的汉族干部，更加爱护了。
许多人甚至发生了这样的顾虑：
“成立区域自治是不是把事情都交给我们自己办，上级不管了呢？”
“如果外来干部真不帮助，我们就不实行区域自治了。”
经过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各族人民对于政府的大小事情，非常关心，看成是自己的事。
某些人原来认为参加政府工作是给汉人作事；
这种思想现在也改变了。
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一般都大大地提高了。
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首先是各族人民对于伟大祖国和人民领袖毛主席表现了无限热爱和拥护，对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云南、贵州、西康等地各民族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联防，到处掀起剿匪竞赛，男女老少自动搜山捉匪，出现了不少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
西昌专区彝族罗正洪等在礼州、甘相等地捉回土匪连、排长三十七人，缴获报话机二部、枪一百七十多支。
彝族的李沙马在龙头山脚亲手击毙“西南反共救国军十一纵队司令”诸葛绍武。
贵州苗族自动组织了游击队配合剿匪部队作战。
普定县苗族张泽良领导百余人和土匪、特务作战，被包围好多天，虽和部队断绝联系，仍单独坚持战斗。
云南耿马区本人族杨姓老人在剿匪斗争中，一个人打死了十二个土匪、特务。
澜沧县倮？
族李光保领导人民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和从国界外窜入的蒋匪特务进行斗争，苦战08日，终于击败了十倍于己的敌人。
有四名倮？
族青年民兵，赤手空拳，用木材打死五名土匪，缴获五支卡宾枪。
佧佤族岩竜是1950年参加国庆大典的民族代表，回去后积极宣传，最近在和窜入的蒋匪特务作战中，虽陷重围，仍坚贞不屈，最后脱下毛主席送给他的礼服，高呼“保卫祖国”、“保卫我们毛主席”口号，英勇自杀。
少数民族这种保卫祖国边疆的英勇事迹到处都有。
他们给美蒋匪特的破坏活动以致命的打击，从而巩固了边疆的革命秩序和祖国国防。
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后，各民族热烈响应，纷纷订立爱国公约，踊跃参军，增产捐献。
许多青年因不得参军而痛哭流涕。
西康藏族自治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区都建立了本民族人民的武装——藏民团和彝民团。
在各族人民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中，康定的喇嘛寺的喇嘛也订立爱国公约，游行示威。
青年喇嘛以打柴所得的收入，捐献购买飞机大炮。
在支援入藏部队中，许多妇女参加了运输工作。
此外，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了三自革新运动，驱逐了假借传教师名义作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事实证明，各族人民这种反帝爱国的高涨热情，是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分不开的。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不仅是加强民族团结的最好组织形式，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巩固国防、对帝国主义和蒋匪残余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也给各民族人民的经济、贸易、卫生、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国营贸易公司在各民族地区已设置了一百八十多个贸易分、支公司，组织了三百多个流动贸易生产小组。
仅在西康收购藏、彝两族地区的土特产，即值一百四十多亿元。
今年运往西康的茶叶，据估计将超过五十万包，约当解放前每年输入的三倍。
土产价格，一般的提高到一倍至四倍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十倍；
而税收比率，则一般的予以适当降低。
此外，各地人民政府并发放大批救济粮和农业、牧业、副业的贷款，同时，兴修水利和交通，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西康省土特产，如羊毛和药材较解放前已增加百分之一百到二百；
而药材中的大黄则增加百分之五百。
群众的生活因之获得相当的改善。
各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中，出现了要求多纳税、多缴公粮等许许多多的爱国事迹。
此外，各区恢复和创设卫生院和卫生所一百六十多个，并组织了二十九个巡回医疗队，减费甚至免费为群众治疗疾病。
西康藏族自治区在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迅速扑灭了传染达二千里地区的牛瘟，并医治检查预防牛马达二万多头。
全区创立民族中学七所、民族师范一所和民族小学近七百所。
少数民族现在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有十三万五千多人。
为了宣传民族政策，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出版了藏汉文对照的西南民族画刊（已出版五期）及“西南民族通讯”（已出版四期），译印了藏、苗文的各种文件。
为了宣传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每周特别举行藏语广播一次。
此外并派电影、幻灯队等去民族区放映，效果良好。
人民政府所进行的这些工作，各族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
各族人民从实际的经验中，逐渐相信了自己的力量，也更加懂得汉族人民的援助对本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决定作用。
最后，随着民族民主建政工作的推进，各民族的干部也大量涌现出来。
据初步统计，参加区以上人民政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八千多人，先后参加过政治学习的各民族青年不下万余人。
今年在西南区创立了三个民族学院、两个民族学校和各种民族干部训练班，共已训练三千多干部。
这些干部和学员，由于和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得到了提高和锻炼，都成了推动西南区今后民族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经验证明：
民族民主建政，固然需要培养一部分干部，但随着建政工作的开展，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就会涌现出大批的干部来。
在贵州和云南的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人民都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
这些地区，在民族团结的总方针下，根据本民族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并取得和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同意，依靠本民族自己的干部，采取协商调处的方法，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贵州全省四百万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中，已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
云南、西昌等地减租退押运动的规模也很大。
在斗争和分配果实中大大发扬了民族间尤其是汉族对各少数民族的团结互助精神，壮大了各族农民的声势。
因而，各族雇农、贫农、中农的政治觉悟，生产情绪，空前提高。
各族人民从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深深体验到民族内部的这种适当改革，对本民族发展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这是少数民族发展进步，逐渐跻于先进民族水平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总之，西南两年来的经验证明：
当前民族工作的中心是民族民主建政。
三、对今后西南区民族工作的一些意见
西南区的民族工作虽已获得上述成就，但这仅是工作的开始。
因为至今还有大部地区没有实现民族民主建政，没有满足各族人民迫切的政治要求；
各种工作长期处于摸索阶段，盲目性很大；
若干干部对民族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仍认识不足，存在着轻视、忽视和消极拖延的现象，甚至在建政后，仍有潦草从事、形式主义、不善于和各族中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团结合作等错误倾向；
加以领导干部缺乏经验，对各地及时的思想领导和经验指导十分不够，使工作走了不少弯路。
今后我们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来大力纠正和克服这些缺点。
今后西南区的民族工作将继续遵循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这次大会关于民族民主建政的各项正确指示，结合西南区的实际情况，作好如下工作：
一、继续大力推行民族民主建政工作。
已建立民族自治区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应认真加以巩固和充实，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建立民族自治区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则应积极推行，尤其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更需要大力贯彻。
二、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发展生产、贸易、卫生、文教等事业。
目前拟进一步开展贸易工作，并有重点地开发水利和建立农场等，逐步向民族区推行先进的生产经验。
三、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加强对现有民族学院、民族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工作的领导。
目前民族干部仍应大量培养。
拟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的或临时性的、人数多少不等的训练班，大批培养男女青年干部，以应民族工作的急需。
而在民族学院中，则须有计划地培养翻译、师资等人材。
与此同时，在汉族地区的学校中，应注意招收少数民族男女青年入校学习，并须对他们尽可能地加以照顾。
根据工作需要也应培养和选派适当的汉族干部参加民族工作。
四、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
继续出版和译印民族画刊和各种文件，充分运用幻灯、电影、广播等有效的宣传工具。
组织民族参观、访问，以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和相互学习。
五、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教育，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是我们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当然，要做好以上工作，困难是很多的。
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具体指导下，依靠西南各兄弟民族坚固一致的团结，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获得新的成就和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吉田向国会提出扩充“警察后备队”重建日本军部的计划
日本共产党等表示强烈反对
社会党左派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反对两项卖国条约
【新华社0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反动政府首相吉田于01月31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公开声明：
日本政府决定遵照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计划，准备进一步扩充并改编“警察后备队”，重建日本军部。
吉田的声明在国会中引起了震动，并遭到在野党派的反对。
据吉田在众院预算委员会透露，日本政府预定向本届国会提出“必要的法案”，在“改革行政机构”的藉口下，在今年10月间设立“保安省”或“国防省”，同时将“警察后备队”改编为“纯军队式”的所谓“防卫队”。
换言之，也就是复活日本的军部和正规陆军。
根据吉田政府的计划，首先在今年09月间将“警察后备队”从七万五千名增加到十一万名，在这个基础上，将“警察后备队”改编为“防卫队”，并增加由美国供给的重武器装备。
不仅如此，据共同社透露，吉田政府“将来的目标”是建立陆军二十五万人（十五个师），海军五万人，军舰三十万吨。
“保安省”或“国防省”的经费将从1952年度预算中数达五百六十亿日元的“各项安全保障费”支付。
这个新设“省”将由为首相所直接指挥的专任大臣负责。
大家知道，现任国务相大桥武夫实际上已在开始担任这一职务。
新设“省”将统辖
“海、陆防卫队”，并将根据以前的日本军管区分设管区，分派“防卫队”驻扎。
“防卫队”的编制也恢复前日军的师团、联队之类的编制。
“防卫队”的实际指挥权将操在驻日美军当局的手中。
据共同社透露，关于所谓“防卫国土”的事宜，日本首相将与“美日联合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负责管理和指挥防卫队”。
吉田政府这一重新武装计划透露后，立即在日本国会中引起了反对和不满的情绪。
据共同社讯，共产党、劳农党、社会党左派，以及第一俱乐部的大部分议员，都“从正面强烈地反对成立防卫队”。
甚至保守的绿风会的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这一计划。
许多议员已准备在国会中向吉田提出质询。
若干在野党派已发表声明，斥责吉田的计划。
社会党左派发表声明说：
吉田政府“违反和平宪法，欺骗爱好和平的人”，“向战争的道路前进”。
声明主张“追究反动吉田内阁的责任，要求它下台。”
社会党右派也发表声明说：
吉田的声明“暴露了要使后备队成为重整军备的苗床的阴谋”。
声明声称该党“对吉田政府的这种盲目而且独裁的计划要作坚决的斗争”。
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主席川崎发表谈话指出：
吉田的声明“终究暴露了政府一向声称不重整军备的马脚。
这种逃遁的策略，已经不能够欺瞒国民了。”
这种情况说明：
吉田政府要求国会批准它的重新武装计划，将遭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党未能掌握多数议席的参院。
共同社承认：
根据“目前的情况”，“如果认为绝对多数的参议员无条件地赞成建立自卫队，那是很危险的。
对政府来说，形势似乎并不允许乐观。”
【新华社07日讯】
塔斯社讯：
日本人民越来越坚决地抗议吉田反动政府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这种政策将使日本失去独立，并且想把日本变为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
这种抗议特别表现在从01月28日到01月30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社会党左派全国代表大会的许多决议里。
虽然社会党左派的上层领袖们努力辩护在旧金山签字的单独和约，但是反映该党党员群众情绪的到会的大多数代表，都主张要为完全废除旧金山和约而斗争。
东京电台指出：
赞成废约的空气在会场上显然占着上风。
会上通过决议，主张加紧进行拥护和平与民族独立以及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斗争。
大会并决定发动群众运动，反对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要求订立全面和约。
大会在一项特别宣言中谴责吉田政府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想要承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打算。

美国侵略者在全世界都受到严重打击
美统治集团混乱矛盾争吵日多
胡佛杜勒斯等惧怕走向经济崩溃哀叫更换侵略政策
【新华社09日讯】
美国共和党首脑之一、前美国总统胡佛于01月27日发表的激烈攻击杜鲁门政府现行政策的演说，表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侵朝战争失败以后爆发出来的矛盾正在进一步发展。
美国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在过去一年内看到了美国侵略者在全世界各个战线上都遭到严重打击的事实，已不能不承认在美国的帝国主义事业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即美国的侵略计划如此庞大，而它的侵略力量却又如此脆弱，就像摩根财团的老狗腿，八十二岁的巴鲁区在去年12月18日出版的“展望”杂志上所说的那样，美国的困难是：
“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太少。”
因此，他们就越来越害怕杜鲁门与艾奇逊企图在全世界到处建立所谓“有实力形势”的“总体外交”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而只能导致美国本身国力的崩溃。
又因此，他们越来越主张美国的现行侵略政策应该在策略上有所修改，而代之以他们认为美国力量似乎能够支持的侵略政策。
早在一年以前（1950年12月20日），当美国侵朝战争败局已定之初，胡佛就曾发表了一篇演说，要求把美国的侵略力量撤出欧亚大陆，而把美国的“边界”西部定在日本与菲律宾，东部定在英伦三岛；
要求建立“强大的”海空攻击部队，以代替杜鲁门政府企图在“北大西洋联盟”，“太平洋联盟”，“中东司令部”这类名目下成立的陆军来执行美国的侵略计划。
因为，在胡佛看来，“以非共产党国家的陆军对共产党陆上的大军作战将一定是一个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
胡佛的演说当时曾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它曾在美国激起了绵延好几个月的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大辩论”，杜鲁门政府费尽气力，才驳覆了胡佛的理论而把原定的外交政策维持下来。
在胡佛演说以后，杜鲁门政府曾指使其高级策士、共和党的另一首脑杜勒斯严予驳覆，认为胡佛的主张“本身就包含着自己崩溃的种子。”
但是，事隔一年，美国侵略力量不足的根本弱点终于连杜勒斯这样的人也不能不认识到了。
去年11月27日，杜勒斯在底特律广告协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竟一改过去的论调，而公开承认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边境长达二万五千英里，美国如果处处进攻，势必处处失败，会使“自由世界（指帝国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力量，而在每一处地方都破产”。
这样，他实际上同意了胡佛主张美国应以全力建立强大海空侵略部队的意见，而大声疾呼：
“让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然后越来越多地依靠这支惩罚侵略者的部队（应读为进行侵略的部队）的威力，而越来越少地依靠一系列局部地区的防御（应读为侵略）。”
一个月以后，合众社在去年12月29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则消息中透露：
“有迹象说明美国1952年可能不得不把它抑制共产主义在欧洲与远东扩张（应读为制止人民解放运动）的策略作某种程度的改变。
共和党与民主党内一些有势力的人物越来越相信，目前支持一切苏联势力圈周围国家的防务（应读为扩军备战措施）的政策，可能使得美国政府最后趋于破产。
他们正在开始郑重考虑更换一种建立新的强大的‘抑止敌人’的部队（应读为集中攻击的侵略力量）的政策是否适宜。”
合众社指出：
“迄今为止，主张‘抑止敌人’的理论最有力的是国务院共和党顾问杜勒斯。”
据合众社分析，以杜勒斯为代表的这部分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人所以要如此“郑重考虑”更换策略是因为：
美国的经济崩溃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美国人民的反抗已越来越增强，而美国在实现其战争计划方面倚赖最深的西欧各国，则已在本身经济政治危机的打击下越来越孱弱。
合众社说：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个制止共产主义的‘抑止敌人’的理论呢？
最常提出来的原因有下列几个：
第1，许多美国议员对于美国经济是否有能力在今后几年来担负起每年六百亿到七百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的重负深感焦虑。
第2，明年（指今年）是大选年，在预定举行选举以前不多几个月，美国一般人民已感到了消费的缺少和赋税增加的全部压力，政治家们开始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第3，最近透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缔约国甚至无力维持目前的军费数额。
这个消息加强了一个信念：
即现行的防御共产主义的方法不是最好的办法。”
合众社透露：
华盛顿外交观察家认为：
“要求改变美国对付共产主义的策略这一件事是不应该予以忽视的。”
“杜勒斯悄悄地，然而是坚决地、强烈地倡导的‘抑止敌人’的政策是甚为重要的，因为他在民主党与共和党内都有很大的势力。”
杜勒斯自己说：
“一些在通过美国军费方面发言有举足轻重之影响的议员，已越来越接受我的意见。”
而据“有经验的外交观察家”估计，美国“危急透顶的经济情况”还能使他得到更多的支持。
合众社所透露的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这种因侵略政策到处碰壁所引起的严重的苦闷与矛盾，在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界人物与报纸杂志的言论中，已经越来越大量地暴露出来。
去年12月04日，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家之一、奇异电气公司董事长瑞德，在纽约国际制造商会议上就公开主张美国1953年的最高扩军目标应削减至五百五十亿美元，原定扩军计划应延长两年至四年完成。
他并且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各国也作同样的修改。
他对三百六十名美国与西欧的头等大垄断资本家说：
“重整军备计划的高峰定得太高，而且来得太快了。
假如不能减低军事方面的需要而不影响安全，这个计划便得在时限方面加以修改。”
他认为这是为避免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纷扰”所不得不做的。
他说：
“由新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危险，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所谓“苏联侵略”的危险，“或者还会更严重些”。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瑞德说到这些话时，“听众热烈鼓掌表示赞成”。
瑞德演说以后不久，前联合飞机公司（美国最大的飞机公司之一）总经理威尔逊又在华盛顿发表一项备忘录，其中强调美国目前所走的道路是“国家自杀”的道路。
他说：
“军费的上升已成为军事弱点的根源。
军费之苛重在朝鲜战争以前就已很危险，现在则无法支持了，可是结果还不知伊于胡底。
军事的开支对经济说来已不再是次要的影响，而是决定国家安全的因素了。
除非我们立即加以控制，否则我们一定会走向国家自杀。”
去年12月27日，美国前驻英大使肯尼第在芝加哥发表演说，痛悼美国外交政策的深重危机。
他在承认美国在西欧的备战计划已告失败，而在国内则已“造成了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与物价的空前高涨”以后，公开要求：
“我们应该设法解脱我们所承担的广泛义务。”
“华尔街杂志”在评论肯尼第演说时写道：
“肯尼第不过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者罢了，我们需要政府内外有更多的现实主义者，那到时我们也许会得到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的政策。”
代表美国大企业的“幸福”杂志在去年12月号的社论里检阅了整个北大西洋集团严重的经济危机，承认“所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困难”，并且提出：
“美国必将缩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整个扩军计划的规模，包括它本身落后于原定目标很远的计划在内。”
今年01月01日出版的美国“展望”杂志登出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主笔格劳塞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在花钱增强防御，还是在购买灾难？”
它表示十分害怕北大西洋集团的扩军计划“会太过分”这样就会破坏备战国的经济，使它们结果实际上比备战前更为削弱。
所有这一切忧心忡忡的言论，都证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内已有很大一部分意识到现行的杜鲁门—艾奇逊政策是太危险了，这个政策妄想使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复辟的目的显然是达不到的。
作为这一部分人的代表的“华尔街日报”就写道：
“有人认为，政府的政策总有冒险赌博而又可能输掉的因素，这种见解是可以同意的。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却好像在玩轮盘赌，坚持不肯下场的赌棍是注定了迟早要自杀的。”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对的暗流面前，今年年初杜鲁门在提出其“国情咨文”时才不得不恼怒地抱怨：
“每天我们都看到一长列胆怯和恐惧的人们，搓着手叫道：
我们迷路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一定会失败的。”
因此，杜鲁门愤然叫嚷：
“我们必须排斥失败和绝望的意见”，“现在是需要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不是抱怨和嘟囔的时候”，“如果我们踌躇犹豫，我们就会失败”，但是，尽管如此他的整个国情咨文的语调却极为低沉而空洞。
在杜鲁门提出这篇咨文以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勃里奇就痛斥这篇咨文只是“重温了老一套的政治杂拌”，“政府已智尽力竭了”。
众议院的六名共和党议员也联名发表声明谴责政府“并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或者国内问题的政策”。
甚至一向亲国务院的“华盛顿邮报”也指出：
杜鲁门“对国会极少提出实际建议……。
注意现实是政治家所要遵守的首要原则，但是这个原则被悍然破坏了。”
这样，不论杜鲁门如何呼吁团结振作，他都无法掩盖美国统治集团的彷徨失据和混乱矛盾。
而现在，对杜鲁门政策的这种不满与反对已因为胡佛新近发表的重申其过去主张的演说而趋于表面化了。
即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反驳胡佛的主张时，也不能不承认“在国会与其他地方有同意胡佛的美国人。”
合众社01月27日电在估计胡佛演说的意义时预示：
“胡佛已重新展开了一年前开始的外交政策‘大辩论’。”
实际上，反对杜鲁门政府现行侵略策略的斗争已经在国会要求削减杜鲁门政府的庞大预算案上面展开。
当杜鲁门在01月21日向国会提出了八百五十四亿美元的天文学数字的新预算以后，反对的呼声已一天响似一天。
毫无疑问，随着今年总统竞选斗争的开展，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定然将更加激烈。
但是，明显的事实是：
所有这些争吵都决不能为企图继续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美国找到出路。
01月下旬，美国头等垄断资本家，汽车大王福特二世在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曾惶惑地承认：
“在华盛顿的人们，似乎人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显然，我们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破产。”
（附图片）
覆舟上的争吵华君武作

联合国第6届大会述评
去年11月06日在巴黎夏乐宫揭幕的联合国第6届大会，经过整整三个月的会议以后，已在02月05日闭幕。
美国原来竭力企图利用这届大会来为它处处碰壁的战争政策弥补漏洞，但是结果遭到一连串的严重挫败。
这届大会的进程，有力地证实了美国的战争政策在全世界败北，同时暴露了帝国主义阵营内外矛盾日益加深。
这届大会是在美国战争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陷入深重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惨重失败，亚洲和北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席卷全世界的和平运动的不断壮大，以及在大规模扩军备战政策下，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内部矛盾的急剧尖锐化——所有这一切，使得美国统治集团极其惊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费尽心机地草拟了一套阴险的政治阴谋，带到本届大会上，企图开动它在联合国中的多数表决机器，谋取一些能借以继续推行其战争计划的“政治资本”。
美国因为看到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扩军备战的强烈情绪，这次已不敢再像在前一届大会上一样张牙舞爪地公开以战争挑拨者的面目出现，因此，首先提出了掩饰它狂热扩军备战的假和平计划——美、英、法三国假的裁减军备计划，企图对全世界舆论进行欺骗。
其次，美国又放出国民党残匪和铁托匪帮两条走狗，妄图以诬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混淆全世界人民的视听。
在散布出这两重烟幕以后，美国最后就想迫使大会接受它的核心计划——所谓“集体措施”计划，这个计划是美国强迫第5届大会通过的变联合国为战争工具的决议的进
一步发展，它想在事实上把联合国变成北大西洋战争联盟的附属机构。
但是，虽然美国代表团用尽了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它并没有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美、英、法三国的假和平建议，在大会政治委员会中讨论了整整一个月。
美、英、法三国的欺骗阴谋受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彻底揭露。
它们在多数代表团的压力下，被迫不得不和苏联举行了研究裁军建议的四国小组委员会。
美国在小组委员会中的顽固态度更加暴露了它竭力阻挠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罪恶面目。
甚至美国报纸都承认美国代表团企图掩饰美国侵略政策的努力是失败了。
国民党残匪和铁托匪帮令人作呕的诽谤谰言也遭到可耻的失败。
而苏联控诉美国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提案，却获得了全世界舆论的支持，连“巴黎新闻”这样的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也认为大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已成为“对美国的审讯”。
至于美国在这届大会中的主要阴谋——强迫各国提供炮灰供美国侵略者驱使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美英集团中只有寥寥几个国家支持美国的计划。
它遭到了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一致反抗。
大会最后通过了这些国家所提出的修正案，实际上已把所谓“集体措施”的整个概念完全推翻。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指出：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被迫从全线狼狈败退。
美国不仅在实现事先经过周密布置的计划方面落了空，而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一再遭受挫折。
例如，在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美国虽然拚命设法把希腊拉进安全理事会做它的应声虫，但是直到大会进行到第19次表决时才勉强把希腊“选出”来，而在以前的十八次表决中，美国
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
面对着美国在这届大会中触目惊心的败绩，一向把联合国看作是它的侵略措施的盖印机关的美国代表团，产生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害怕把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的心情。
美国曾经穷凶极恶地操纵第5届大会通过便利其扩大侵略朝鲜的血腥提案，在本届大会之初美国还要求把朝鲜问题列入议程，但是后来看到美英集团许多国家不满美国独断独行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采取拖延态度，最后竟不得不慌张地自行出面建议延期讨论朝鲜问题，并拚命阻挠本届大会讨论朝鲜问题。
美国在本届大会上一连串的严重失败，以及美国代表团在本届大会上惶惶不安的心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它表明：
愿意替在侵略道路上狂奔冒进自取灭亡的美国做殉葬者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本届大会的投票纪录中可以看到，美英多数中已常常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联合国会员国拒绝追随美国的领导。
“反叛”首先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东南亚国家。
在亚洲和北非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政府的代表不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表决中拒绝支持美国，而且发言尖锐抨击美、英、法各殖民国家的阴谋。
本届大会上，在殖民国家阻挠大会讨论摩洛哥问题时，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美、英、法三国代表都遭到这些国家代表的猛烈反对。
同时，“反叛”也出现在美国一贯控制得最严密的拉丁美洲国家中。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总有若干拉丁美洲国家代表拒绝支持美国的主张。
据法国
“民族论坛”周刊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对联合国中这种“反叛”现象十分惊慌，他在大会期间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报告中说，美国的威信正在急剧下降，甚至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也正在脱离美国的控制。
在大会闭幕时，合众社从巴黎发出的电讯说：
“许多代表认为小国越来越不愿盲目地追随美国，是本届大会上最重要的一个趋向。”
在本届大会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曾指出这种重要趋向说：
“甚至本届大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表明：
美国、美国政府、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一些国家施用压力，渐渐不灵了。
这些国家愈来愈了解难以忍受的美国压迫的重负，正在开始用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对这种压迫提出抗议，进行斗争。”
维辛斯基又指出：
联合国中本来有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不希望和平的核心，因此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在联合国中一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
但是，在这届大会上，这个核心分裂了。
现在有人开始反抗美国的战争计划了，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是“跪着的反抗”，但毕竟是反抗。
在美国的操纵下，本届大会并没有能够实现全世界人民的期望而通过任何能真正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停止扩张军备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决定。
大会竟然否决了苏联所提出的极重要的和平提案。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却无法阻止苏联在联合国中的影响日趋扩大。
苏联的和平提案和苏联代表的发言，在这届大会中自始至终是各方注意的焦点。
苏联的和平提案在联合国内获得了许多代表团的支持，而在联合国外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声拥护。
法新社在去年12月13日从巴黎发出的电讯中曾透露：
“联合国中最先由印度和中东国家带头的一个广泛的运动正在稳步得势。……这个运动现在甚至已经蔓延到泛美国家。……今天看来这个运动是倒向苏联集团的。”
联合国第6届大会的结果，使得处处碰壁的美国统治集团更加沮丧而忧虑。
合众社巴黎02月04日消息黯然慨叹：
这届大会是“历史上最令人失望的一届大会”。
本届大会中美国处境日益孤立、苏联影响日益扩大的趋向，也正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根本趋向。
在当前国际形势的演变中，世界力量的对比正迅速朝着有利于和平力量的方向变化，已经大大强于战争力量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力量正陷入愈来愈深重的危机。
（新华社）

莫斯科地下铁道的新路线
莫斯科地下铁道是斯大林第1次和第2次五年计划时代的产物，它是由斯大林同志亲自提议而修建的。
自从它在1935年05月15日第1次通车以来，到现在已将近十七年了。
十七年以来，地下铁道的线路不断增加，其总长度已达四十七公里，车站的数目也增加到三十五个。
仅在十五年内，莫斯科地下铁道便输送了六十亿人，约等于全地球人口的三倍。
随着1952年的到来，莫斯科地下大环行铁道的一条新线路——第2段线路的通车准备工作，也最后完成了。
这段线路是由库尔斯克车站起到白俄罗斯车站止，共七公里长，全部为双轨线。
现在，沿线的绿色交通灯已放出光明了。
这条新线路共建有四个车站。
每一个新车站的建筑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1个新车站就是共青团环行铁道车站。
它建筑在莫斯科最忙碌的共青团广场上，因为这里是三条铁路的终点站。
当从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列宁格勒、卡查赫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开来的火车到达或开出时，这里的人流就从来不断。
正因为共青团广场是一个大的交通中心，也就决定了这个车站的规模。
共青团车站是莫斯科地下铁道最大的一个车站，同时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下铁道车站也是不能和它比拟的。
它的中央大厅的出入口就有一百五十公尺宽，九公尺高。
每天可输送旅客两百万人的十五架无声的新式自动升降梯和上面的广场、火车站以及旧的地下铁道线路连接着。
这个车站每小时可通过旅客十万人，相当于巴黎地下铁道最大的车站在二十四小时内通过的旅客的总数。
共青团车站的建筑是苏联地下建筑与建筑艺术的最好创作。
它的地上大厅是一座有银色圆屋顶的、有纪念意义的大厦。
而它的地下宫则更是美丽、精致、巍峨和庄严的混合体了。
走进去，一长列多边形的用大理石砌成的柱子竖立在那里。
大理石的色彩有玫瑰色、乳白色和浅灰色。
地面也是用大理石铺成的。
枝形灯架上倾泻出来的灯光像温和的太阳光一样，使地下宫如同春天的野外。
在地下宫穹窿形的屋顶内壁上，从大幅的精细雕刻画面上，隐约地闪烁着彩虹似的各种颜色。
屋顶内壁上的八大幅雕刻画，刻画着俄国军事史上不朽的光荣史迹。
其中五个画面是描述历史上俄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一些斗争史实，另外三个画面是描述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勇事迹：
苏军开赴前线时向斯大林宣誓的情形，苏军占领柏林国会时的情景以及在红场上的历史性的胜利检阅。
第2个新车站是植物园车站。
这个车站的建筑是以轻巧和光线充足著称的。
在高大的地上大厦的门口，竖着四根绿色的大理石柱子。
在车站建筑物的拱门的上部，有着精致的艺术浮雕。
在它的明亮的地上大厦的正面墙壁上，刻有斯大林同志的浮雕像。
地下宫的墙壁全是用彩色的乌拉尔大理石做成的。
第3个新车站是“诺沃斯罗波德”车站。
这个“宫殿”的美丽与明亮是会使人惊奇不止的。
光线透过三十二块镶有青铜和不锈钢边的玻璃画片，每一块画片都表现出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
在宫殿的最后的墙上，有一块巨大的精制的画片，上面有几个大字：
“争取世界和平！”
白俄罗斯车站是新线路的最后一个车站。
它的前厅、中央大厦和走廊的构造，都具有浓厚的白俄罗斯人民的风格，连走在脚下的镶嵌成花纹的地板，也像一幅织成白俄罗斯图案的地毯。
而无数的各种彩色的大理石雕刻画，则都表现出苏维埃白俄罗斯人民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繁荣。
车站拱门上的大理石的装饰，放射出静穆的光辉。
在这段线路即将通车的前夕，莫斯科卡冈诺维奇地下铁道工程部部长苏柯洛夫同志曾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
“地下铁道的全体人员已完成了新线路的通车准备工作。
装有电力制动机的列车，即将在新的线路上行驶。
行车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七十五公里。
为了乘客的方便起见，在旅客最拥挤的时候，每隔二分半钟便有一次列车开过。
列车由库尔斯克车站到白俄罗斯车站只需十分钟，而整个的环行路线——由中央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车站到白俄罗斯车站，列车只需二十一分钟，即可驶达。”
这就是反映着苏联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新的高涨的莫斯科地下铁道的新路线。
（附图片）
莫斯科地下铁道“共青团车站”的中央大厅。

蒙古人民吊唁乔巴山元帅
我代表团在灵前敬献花圈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乌兰巴托09日讯：
一连三天来，蒙古人民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前往吊唁他们敬爱的领袖乔巴山元帅。
成千上万的人像无穷尽的流水一样列队走过停放乔巴山元帅灵柩的政府大厦的大厅。
许多畜牧者跋涉千百公里，赶到首都，吊唁他们的朋友和导师。
02月07日黄昏，他的同乡——乔巴山·索蒙的劳动人民在他的灵前献花圈。
02月08日，首都各区的代表团、首都各学校的学生和各团体的代表到灵前吊唁。
许多人带了自己一家人到灵前，为的是要向他们最亲爱的乔巴山元帅诀别，因为蒙古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与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02月08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乌兰巴托，当天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乔巴山元帅的灵前献花圈。
在乔巴山元帅灵柩前守灵的有：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泽登巴尔，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布曼增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兰扎布和达姆巴以及党和政府的其他领袖；
此外还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员塔拉索夫、布琼尼元帅、里昂诺夫、普里霍多夫、齐伦比隆，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伊凡尼科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各团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及其他人等。

阿尔巴尼亚工人的劳动热情
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热烈气氛中，阿尔巴尼亚许多工业企业的工人提前完成了1951年的生产计划，而且在1951年就已经为1952年工作了。
孟保尔和特连诺维矿山的工人，在1951年10月25日完成了全年计划，到12月12日，就为1952年采掘了一千三百吨的煤。
在这些矿山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季洛卡斯突城皮革工厂的工人在1951年就完成了1952年第1季任务的一半。
这个工厂吸取苏联节约制度的经验，在1951年就节约了五千多万里克（阿尔巴尼亚币），并将成本减低了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