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南局等召开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
邓子恢同志号召检举大贪污犯
警告贪污分子和不法商人迅速彻底坦白
【新华社汉口03日电】
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总党委会在01月29日召开各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2书记邓子恢就中南一级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情况作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总结了运动已获得的成绩和经验后，着重指出：
今后中南一级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应以反贪污特别要以反对大贪污为中心内容。
这是运动的重心所在，也是运动的决战阶段，如不能在这一阶段取得战绩，运动就算失败。
就人数和资财损失来说，贪污可能比浪费要少，但贪污的性质及贪污对国家的危害是极端严重的。
三年来由于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不少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有的受了伤，有的作了敌人的俘虏，甚至与革命为敌。
另一方面有些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混进机关企业内部来引诱干部，盗窃商情，盗窃国家财产，与外部不法商人里应外合，向革命进攻。
因此，只有肃清一切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才能整顿好革命队伍，纯洁机关企业内部；
也只有如此，才能打退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并予以坚决的无情的有力的反击。
当然，我们对一切正当工商业者，仍坚决予以保护，并保证他们取得一定的正当利润，这个政策并未丝毫改变，但对不法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如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就必须予以严厉惩办，并批判改造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以便使大家知所警惕，并使资产阶级再不敢行使不法手段、发射糖衣炮弹。
关于今后如何开展反大贪污斗争，邓子恢指出：
第1，要全党认识一致，充分认识贪污现象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认识开展反贪污斗争的重大意义及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认清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大恶战，因此，全党和全体干部、全体工作人员、全体职工必须一致行动，同仇敌忾，坚决作战，求得斗争的全部胜利。
第2，要加强指挥机构，各级精简节约委员会必须增调纯洁可靠及有经验、能力的干部，加强工作，设立专门的办事机关，并有足够的得力人员负责检查研究、收集材料、侦查纠察等工作。
这比之第1阶段是更加重要了。
第3，要重新整顿队伍。
各部委各单位要分别召开党、团会议，干部会议，群众会议，重新进行反贪污斗争的思想动员。
各级领导人在带头作了检讨之后要立即走上阵地指挥作战。
过去犯过浪费及公私不分的错误而被误认为贪污者，应按中南局关于浪费的界限和处理办法划清界限，以鼓舞其参加反贪污斗争的热情和积极性。
在反对大贪污斗争中尤其要与店员工人的检举运动密切配合，要鼓励他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要他们认清自己的前途：
要跟着共产党与人民政府走向社会主义，不要跟不法商人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4，要分化贪污分子。
要执行贪污者必办、坦白者从宽、抗拒者重办、悔改者教育改造、检举有功者受奖的政策。
对于贪污数量不大情节较轻的国家工作人员，如能彻底坦白，当众悔过，酌情退赃，并保证以后不再犯者，一般可免予法律处分；
贪污数字较大的，只要能真正彻底坦白，亦可从宽处理，坦白后又能积极检举别人贪污有功者准予将功折罪，有特殊功绩者，并酌情奖励。
对不法工商业者，亦视其情节轻重及坦白与否分别处理，一般可以规定如下：
甲、照一般商场惯例送小量回扣者不加处分，送大量回扣和“戴帽子”者以行贿论，但坦白者可从宽处分；
国家工作人员吃回扣者要以贪污论。
乙、瞒税者，向税务机关坦白后只补交1951年所漏税款，可不加处分；
不坦白者一经查出，追补税款从解放时算起，并分别处罚。
丙、对行贿者如属于拉主顾性质送一般小礼物者不加处罚，送金钱及贵重物品者如能向行贿机关企业彻底坦白者，免予处分，不坦白者要加以处罚，因行贿而取得之非法利润应全部追回。
丁、对欺诈行为，如以坏顶好，以假冒真，以低价作高价及修建中之偷工减料等，除追回全部损失外，还要处罚，但能及早坦白者得从轻处理。
戊、盗窃国家财产者，全部追回赃物外加重处罚，坦白者从轻处理。
己、偷盗国家经济情报者，除追回因取得情报而获得之额外利润，并加重处罚，坦白者亦可从轻处理。
第5，要研究战略战术。
根据各系统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重点处、重点科、重点对象和大体计划，然后集中力量，收集材料，求得破案。
破案的一般方法是搜山围剿（收集材料），跟踪追查（研究材料），重点突破（寻找弱点破大案子），扩张战果（争取大中小贪污分子坦白），通报经验（写报告通报各单位）。
邓子恢号召全体党员、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大家起来积极检举大贪污犯，坚决和大贪污犯作斗争，求得运动的完全胜利。
邓子恢警告有贪污行为的国家机关人员和不法工商业者，要他们及早回头，向国家及人民彻底坦白，不要再执迷不悟，自走死路，不要玩弄小聪明，妄图侥幸过关；
要知道在目前全国反贪污运动普遍高涨，以后还要一年紧一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坦白人家坦白，这里不检举那里检举，这里没材料那里有材料，今年不破案明年会破案。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贪污不法分子还有什么办法逃出天罗地网，有什么办法侥幸过关？
要警告这些人考虑自己的前途，要问问他们是否打算做一个中国人，是否打算永远做一个中国人；
如果他们不作此打算那就罢了，如果还要做一个中国人，要永远做中国人，那么他们的出路只有彻底坦白，除此之外再无第2条出路，即使本身死了，但案底未消，以后破案，还要牵累家庭，害子害孙。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勿为”，已经做了贪污犯，要掩盖是掩盖不了的，要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唯一出路只有坦白，只有彻底坦白，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华东财委会办公厅主任蔡辉
拒不作彻底坦白被撤职查办
【本报讯】
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机关企业管理处处长蔡辉，有滥用干部、假公济私及套用港汇、私营拆放等违法行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拒不作彻底坦白，业经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山主任呈准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将蔡辉撤职查办，严令继续坦白检讨，并视其坦白与悔改的程度，再作最后处理。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财委领导方面已对蔡辉的情况引起注意，并将蔡辉所负责的机关企业作为重点，进行检查。
运动中，发现了机关企业管理处职员徐造才、陈荣福的大贪污案，徐造才是经蔡辉私人关系拉进机关的，陈荣福是从收购懋新纱厂时原班接收过来的。
当时蔡辉任用这些人，既不经过组织手续，也不问清过去历史，即无条件加以信任，并让徐造才独掌盘厂、采购等大权。
过去曾有同志向蔡辉反映过，徐造才在家乡有劣迹，当过伪税收员，发过横财等。
蔡辉既未向上级报告，更未引起警惕，反把自己岳父和祖父的钱五千二百万元，委托徐造才私营拆放，十个月左右获高利达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余元。
这是他为了家庭利益和个人享受有意识有计划地贪图暴利、不惜破坏国家法令的违法行为。
蔡辉于1950年夏又曾帮助私商套用港币一万元，这也是违反法令的。
蔡辉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在解放区做贸易工作，在业务上往往利用亲戚朋友，由公私不分发展到假公济私。
入城以后，蔡辉没有与过去来往的商人划清阶级界线，受贿受礼甚多。
他在第3次检讨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十余年来，受礼之多，已难尽忆，假公济私，因而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自华东各机关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上即指定蔡辉在党内外作检讨，但他对自己的错误一直认识不清。
他虽然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党支部大会、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干部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又经过党内外许多同志诚恳的启发与教育，但他仍然一再拖延，不彻底坦白作深刻检讨。
由于蔡辉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因此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山主任已呈准饶漱石主席，予蔡辉撤职查办，令其继续进行彻底检讨。
02月03日本报第1版“中央贸易部所属各单位十天捉到大贪污犯十四名”稿中“张浩烈”应为“张洪烈”。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参加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后贸易部各单位贪污分子纷纷坦白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各单位的贪污分子，在参加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后，纷纷进行坦白。
截至02日晚一天半内，新坦白有贪污行为者十三人，补充坦白贪污行为者四十三人，有十名大贪污犯补充交代了重要问题。
有的贪污分子感到“只要坦白，就有出路。”
有的认识到“不说是不行的”。
个别单位在大会前发现了集体贪污巨案，但这些贪污分子拒不坦白，参加大会后即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有的并说出曾出卖过重要经济情报。
贸易部参加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的一般干部群众，认为推迟坦白截止期至02月15日，是对贪污分子的宽大；
对七个大贪污犯的处理，是给贪污分子明确地指出了应走的道路。
如果贪污分子再不坦白，那就是自走绝路。
现在贸易部广大的工作人员对彻底肃清贪污分子更有决心。
宁夏省委负责干部没有“上前线”
宁夏省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没有造成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声势。
已发现的问题不多，特别是大贪污案件暴露的很不彻底。
部分群众仍有顾虑，不敢大胆地坦白和检举。
个别机关的负责干部仍对运动采取抗拒和消极态度。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一）中共宁夏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干部没有亲自“上前线”。
自运动开始以来，宁夏省委没有召开过一次省级机关的党员干部大会，只是个别负责干部在小型的会议上讲了几次。
因此，下面有些干部认为省委对反贪污运动没有决心，唯恐暴露问题后不能得到解决。
（二）对压制民主、抗拒反贪污运动和对运动采取消极怠工的负责干部，没有及时进行处理。
在运动中，宁夏省曾发生许多领导干部压制民主和消极怠工的现象，除个别机关作过初步处理外，大部分机关采取了姑息态度。
（三）没有抓住重点机关。
不是以财经企业机关为重点，而计划以文教厅、水利局、银川市为重点，但实际上，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这三个重点也没有具体检查和帮助。
这三个“重点”的运动也没有很好地展开。
在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中沈阳等地宣传员起作用很大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中共沈阳市委、哈尔滨市委、鞍山市委、旅大市委都分别召开了宣传员的各种会议，布置关于反贪污浪费运动的宣传工作。
现在各地报告员和宣传员的宣传活动，已有初步成效。
沈阳市某工厂材料股宣传员刘文涛，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带领群众在账上查出购置科买滚球，一个月就差了十四亿元。
鞍山市陶官街宣传员深入居民小组进行宣传，使这条街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受到反贪污浪费运动的教育，带动群众起来检举贪污分子。
各地党的报告员和宣传员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向干部、群众深入地宣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伟大政治意义，向资产阶级腐败的思想和行为坚决地开火。

广州市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叶剑英市长号召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广州市第4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01月31日举行。
会议通过了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在工商界中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欺诈、反盗窃运动的决议。
这是全市人民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信号。
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在会上作报告，他指出：
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比之其他城市的更为浓厚，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那些不法的工商业者较之其他地方更加狡猾和猖獗，他们的坏思想、坏习气像瘟疫一样侵袭和腐蚀革命干部，他们用声色货利的糖衣裹着的炮弹，来勾引进攻革命干部。
结果像省百货公司经理任海山、林克那样意志薄弱的人，就堕入圈套，不能自拔，成了他们的俘虏。
两年多来，不法的工商业家用种种巧妙的方法，偷税漏税，经查出的案件达三万五千八百多宗。
承受国家委托加工、定货或修建工程时，偷工减料，贪图暴利。
如华南军区建筑的礼堂，有百分之六十的钢骨是不合规格的。
甚至竟有不法商人盗运战略物资以资敌国，如1950年秋奸商曾其滔运锡出口，前后达二十七万公斤以上。
资产阶级的进攻既已发展到这样猖狂的程度，人民政权和一切爱国人民就必须坚决起来，给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强有力的反击，并使资产阶级这种丑恶思想及其影响逐渐缩小和被孤立起来，以保证政治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经济上国家经济的领导。
只有这样，才能扫掉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障碍，为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在说明人民政府对待不法的工商业者将采取有区别地对待、教育和惩办相结合的方针后，正告不法工商业者应该忠诚老实，坦白悔过，来取得人民的宽恕；
并号召全市工人、店员和一切劳动人民积极检举不法工商业者一切行贿、偷漏、欺诈、盗窃行为，或规劝他们主动坦白。
同时号召爱国的工商业家积极检举奸商不法行为。
叶剑英最后代表市人民政府宣布：
（一）各阶层人民有检举揭发不法工商业者一切非法行为的权利，人民政府完全保障检举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被检举人如有谋害、威胁、要挟等等报复行为，必将受到严厉镇压。
（二）鉴于过去不法商人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偷漏、欺诈、盗窃等非法行为的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收买店员、工人、职员（如“多分红利”、“入红股”、“额外津贴”等等），利用他们进行上述不法行为，因此，只要店员、工人、职员积极检举不法商人的非法行为，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政府不加以任何追究与处分。
（三）勇敢参加检举的店员、工人、职员，政府保障他们的工作权，如被检举的企业因受处罚而有个别停业者，政府将介绍该企业内的店员、工人、职员以工作。
（四）凡私自宣布歇业或变相歇业，解雇或变相解雇，致令店员、工人、职员失业者，视作非法行为，一律无效，店员、工人、职员复业后，工资照发，凡已付出之路费、工资、解雇金、遣散费等，一律不得收回，亦不得借故或变相扣除。
全体代表在听取报告后，即进行分组讨论和大会讨论。
代表们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并表示坚决拥护和参加这个斗争。

彭真市长在政务院会议上作报告
北京市正乘胜追击大贪污犯大盗窃犯
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彻底完成任务，决不罢手
【新华社03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22次政务会议于01日下午扩大举行。
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彭真市长所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
彭市长在详细说明北京市坚决回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基本情况和已经获得的巨大成绩时说：
目前，北京市无论是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以及工商界中，整个运动都已进入清查大贪污犯、大盗窃犯的阶段。
迄今为止，在机关内部已经查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三十七名；
在工商界中，也已经查出以行贿、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手段，盗窃国家财产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工商户九百八十九家；
其中，一亿元以上的一百九十二家，就盗窃了国家资财二千亿元以上。
而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没有坦白或没有彻底坦白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还远超过此数。
为此，北京市现正集中力量，乘胜追击大贪污犯、大盗窃犯；
同时，继续清查中小贪污分子。
彭真市长接着根据北京市在清查贪污和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斗争中已得的材料，逐项证明资产阶级对我进攻的猖狂性和恶毒性。
彭真市长说：
北京市已经交代问题的工商户已达三万二千余户，约占全市工商户的百分之六十五。
材料证明凡是行贿、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的工商户，几乎都是有计划地在向国家进攻。
他们不仅牟取暴利，而且破坏国防建设和国家其他各种建设事业。
北京市在这次斗争中就发现违法的资本家在卖给慰劳志愿军的菜里掺杂大量沙子，甚至为志愿军伤员制造的橡胶腿也用再生胶；
而在北京市机关已经坦白和被检举的贪污分子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与工商界的引诱、腐蚀有关的，其中且有不少贪污分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混入，或是资产阶级派到国家机关的经济内奸。
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如此普遍地和严重地违法乱纪、破坏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进攻人民政权——仅北京市严重违法的即有三千家以上工商户，那末，如果不予坚决回击和法律惩处，听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工作人员被资产阶级的毒害所腐蚀，即工商界本身，在此恶劣的风气下面，不犯法的势将愈来愈少，而必须严加惩处的违法工商户必将愈来愈多。
因此，各界一致认为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方针是十分适时的。
这不仅挽救了一些意志薄弱、可能失足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同样地挽救了多数工商业者。
在斗争中，的确有一批罪大恶极的不法奸商和大贪污犯要被处刑，但这正是惩治少数，改造和教育了多数。
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团结、改造的目的，才能完全符合全体人民（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
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更加巩固，资产阶级也才能在不断改造中和全体人民一起，循着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
否则，国家、人民固然会蒙受不利，资产阶级更将因泥足愈陷愈深、违法罪行增多增大而遭致不可救药的危险。
最后，彭真市长报告说，为了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已组织力量，并责成各单位首长亲自负责，追查潜藏在机关内部的大贪污犯；
同时，除继续号召工商户坦白检举外，已组成一百六十个检查组，继续有步骤地对工商户进行检查。
总之，不彻底完成任务，决不罢手！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全国人民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广大的青年团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北商业专门学校青年团员董万里，向着贪污蜕化分子苏正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是董万里同志正在团小组会上揭发贪污分子罪行时的情形。

斥美国和国民党残匪的“控苏案”
本月01日，美国不顾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代表的严厉斥责和其他许多国家代表的不满和憎恶，继续操纵其日渐失灵的表决机器，勉强迫使联合国大会以二十六票对九票、二十四票弃权的特殊情况非法通过了国民党残匪集团所提出的无耻地诽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控苏案”。
这种荒诞无耻的诽谤本来是完全不值一驳的，但是在这个卑劣的诽谤中极其明显地暴露了美国对中国的新的侵略阴谋，因而人们对它不能不有充分的警惕和注意。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对我国伟大的盟邦——苏联和我国人民的无耻诽谤是绝顶卑劣，绝顶下流的行动。
谁都知道国民党残匪集团是早已为中国人民所一致弃绝并被驱逐出了中国大陆的一具政治僵尸，它不能代表任何人，它只是早已不复存在的美国在中国侵略利益的代理人。
只是由于美国对它的“宠爱”，它才被强留在联合国中，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可耻的标志。
国民党残匪集团在国际上的一切无耻举动，不但不可能产生丝毫的实际意义和价值，而且只能增加人们对它的憎恶。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大会中讨论国民党残匪代表所提出的“控苏”诽谤案的时候，许多亚洲国家如缅甸、印度、叙利亚的代表一致表示了愤慨，表示了对国民党残匪代表及其美国主子的嘲笑；
就连一向服从美国命令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代表，大部分也对它采取了拒绝支持或消极的态度。
这可以看出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从这幕丑剧中所得到的是如何可悲的结果。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发言，已经彻底揭穿了这种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的诽谤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和欺骗，它不过是早已破了产的、任何理智清醒的人所绝对不齿的谰言。
它们的诽谤硬说苏联“违反”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然而铁的事实证明着苏联始终是认真地遵守着上述的那个条约，一直到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共同宣布了那个条约失效为止。
而国民党匪帮在其反动统治的期间，在那个条约生效的期间，却一贯违背当时的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并不断地进行反苏活动，企图把中国的东北出卖给美国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挑拨反苏的战争。
这种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在那时利用了苏联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国民党匪帮是一贯地破坏并违反了1945年“中苏条约”的精神吗？
它们的诽谤也企图把国民党匪帮政权的被推翻说成不是由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它们所捏造的苏联的“干涉”，然而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彻底粉碎了它们的这种胡说。
甚至国民党残匪集团的美国主子的发言人艾奇逊，在他所发表的“白皮书”中，也曾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
至于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干涉的确也是曾经有过的，但是那个干涉者不是别人，正是作贼喊贼的美国侵略者自己。
根据各种材料统计，美国为帮助国民党匪帮在中国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曾供给国民党匪帮政权的军火、物资和贷款共达四十三亿美元以上。
只有美国才是干涉中国、侵略中国的强盗，不是很明显的吗？
它们更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怪罪苏联没有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的第5条与第6条，没有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给国民党匪帮以帮助。
这够多么荒唐无赖呀！
难道说苏联还会允许干涉他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不义行为吗？
这种荒唐的诽谤，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残匪及其美国主子的极端无赖心情。
这除了表现出它们对中苏两国人民日益亲密和巩固的团结友谊的仇恨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在联合国中枉费心机地散布这种诽谤中苏的谰言已经是第3次了，然而它们在一再遭受到悲惨的失败之后，竟不惜再三把它搬出来，并由美国强使联合国大会加以通过，它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其唯一的目的，无疑地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以掩饰美国打算利用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土，指使国民党残匪和重新武装日本来进行对中国新的侵略战争的意图。
美国这种罪恶用心，已由于它积极资助与指挥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残匪的李弥部队的活动而昭然若揭了。
这种情形，已经引起了亚洲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愤怒和斥责。
美国侵略者的这种侵略布置和活动，不能不促使亚洲各国人民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共同制止美国在亚洲的新的军事冒险而努力。
中国人民正在严重地注视着这个局势的发展。
如果在朝鲜战场上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美国侵略者还不自知检点，而要向中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它就必然会遭受到更为惨重的失败。
美国及其国民党残匪代理人所捏造的“控苏”诽谤案在联合国的通过，再次证明了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已经沦落不堪了。
联合国政治和道义的权威的丧失将因此而更加达于极点。
世界人民将会以极大的轻蔑来嘲笑美国的僵尸丑剧和联合国的可耻面目！

重庆破获奸商非法组织“星四聚餐会”
大奸商高功懋等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财产百二十多亿元已被捕法办
【新华社重庆03日电】
重庆市人民政府接受人民检举，破获私营钢铁机器业奸商秘密组织“星四聚餐会”，收买国营企业人员，垄断政府加工定货，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财产一百二十多亿元以上的严重案件。
主犯高功懋、闻人杰、周英伯、刘雨三、李杭等五人已由市人民政府逮捕，将依法严惩。
“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开始于1950年07月。
当时成渝铁路开始修建，各项建设事业逐步恢复，国营钢铁机器工厂向私营钢铁机器业加工定货增多。
重庆私营民生机器厂经理高功懋、新民机器厂经理印仁基（反革命分子，早为重庆市人民政府逮捕）、大来农业机械厂经理闻人杰、恒顺机器厂经理周英伯、大川实业公司经理刘雨三、惠工铁工厂经理李杭等奸商认为有机可乘，就以高功懋、印仁基两犯为发起人，联合渝鑫钢铁厂、荣华机器厂、合作五金工厂、上海机器厂、震旦机器厂、顺昌机器厂等共十二家较大私营钢铁机器商，以“研究业务”为名，组织秘密的“星四聚餐会”，作为垄断政府加工定货、排挤中小厂商和盗窃国家财产的指挥部。
每逢星期四，这十二家奸商就秘密集会，商讨盗窃办法。
他们认定必须在国营企业内安设奸细，里应外合，才能达到盗窃目的，便先后以“请客”、“送礼”、“借钱”等手段收买了国营一零一钢厂的外包工程人员周绍文和陈松柏（该二犯早被逮捕）等。
“星四聚餐会”各犯主要罪行如下：
第1，由内奸窃取工程计划和蓝图，在“星四聚餐会”秘密协议后，各奸商向国营企业统一抬高定货工料，据十九件物品的初步计算，即窃取国家财产三十一亿四千多万元。
仅西南铁路局定购的二十五付岔道，经各奸商“协商”集体哄抬价格，将其中垫板用料由四百公斤元铁虚报为六百六十公斤，国家财产就损失三亿多元。
第2，故意拖延施工，不执行定货合同，利用定货预付款，牟取暴利，使国家损失七十五亿元以上。
但是这些奸商和周绍文、陈松柏等串通，反而诬蔑国营企业“故意拖延验收”。
第3，偷工减料，虚报重量，虚报长度，多报工资，多搀废料。
奸商按照工程图样，协商统一偷工减料标准，使人在成品中不易比较；
内奸周绍文、陈松柏等从不过磅验收，并阻止他人验收，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新民机器厂承做铁工工程，竟搀废铁百分之五十以上。
大来、新民、合作等厂承包一零一厂某三项工程，即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三亿四千多万元。
第4，超额领取材料。
如新民厂承做一零一厂第63号工程时，通过内奸周绍文、陈松柏等，竟超领角铁百分之一百七十。
仅据对新民、恒顺等七家厂商的初步检查，超领的材料价值便有三亿六千五百多万元。
第5，迟补或不补材料款。
这些奸商们承包国家定货时，如系计价拨料充付定金，就通过周绍文和陈松柏等先取得材料，但不计入预付定货款内，从中获得暴利；
以后又迟迟不交料款。
仅大来等厂因拖交料款，就使国家损失四亿七千九百多万元。
除以上种种罪行外，这些奸商在国家企业机构供应定货材料时，便虚报运费；
计算定货款项时，不按付款日折实牌价计算，而以签订合同过程中最高牌价计算，这些也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这些奸商不仅千方百计盗窃国家财产，并且通过其垄断组织极力排挤和剥削中、小厂商。
如上海机器厂以四千万元承包一批国家定货，自己一点未做，而以一千七百万转包给其他小厂，从中盗骗两千三百万元。
这些奸商的重大罪行，在重庆市各行业大张旗鼓地反对行贿反对盗窃国家财产的运动中，终于被同业检举出来。
市人民政府调查属实将主犯逮捕后，重庆市各界人民包括中、小工商业者无不称快。

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农业生产会议
保证今年产粮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
为了推进1952年的爱国丰产运动，01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财经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农业生产会议。
会议要求华北全区今年完成增产粮食七十八亿斤和棉花一百七十三万担的农业生产任务，使华北区的粮食总产量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
并大力发展畜牧、林业、水产和山干鲜货等生产。
会议认为：
华北各地去年冬季生产和大生产的准备工作作得比前年好。
各省的冬闲地基本上都耕过一遍，最少的耕了百分之八十，多的耕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一般地区农村的冬季副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有成绩，农民的副业收入增加很多。
这对于农民购买耕畜、农具，扩大今年的农业生产能起不小的作用。
但是，有些地区的农业领导机关在去年入冬后忙于开会和总结工作，对大生产准备工作缺乏深入具体的组织领导，特别缺乏检查；
有些地区上层领导机关作了工作下层领导机关没有作，有些地区上下都没有作。
这是和1952年即将开展的丰产运动不能适应的，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会上，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副局长李菁玉指出：
今年的丰产运动是为行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每个同志应该兴奋地努力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要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发展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各地必须十分重视，必须首先作好。
中共中央华北局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哲人也指出：
华北区今年要把去年的丰产运动扩大为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丰产运动，就必须广泛传播去年的丰产经验，造成农村中人人有丰产决心，家家有丰产准备的紧张空气。
会议要求华北各地进一步发展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
今年，华北全区将争取组织起来了的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长期固定的互助组占所有互助组织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并将稳步而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会议认为：
各地应设置专人和一定的机构，来经常研究和指导互助运动。
组织起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方向问题，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坚决纠正对互助运动放松领导，任其自流的偏向。
此外，会议并曾讨论普遍建立国营农场的问题。
李哲人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
今年华北区的丰产运动以增产粮食为主；
应保证不扩大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只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增产任务。
李哲人说：
这是全国的需要，各地应紧紧地掌握这个肯定了的方针。
因此，我们要完成今年的增产任务，就要有放手发展生产的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华北区的农业生产的潜在能力。
某些干部和农民以达到了抗战前的生产水平为满足，认为增产已经到顶了，这种自满情绪和保守思想是错误的。
我们应使他们了解：
抗战前的生产水平是很低的水平，是农民陷于贫困和破产、我们无法忍受起而革命的时候的水平，绝不能满足。
现在的生产和生活都不是“好到顶”，而是“差的远”。
各地领导机关应认真地发挥农业的生产潜力。
兴修农田水利，改进耕作方法，使用新式农具，增施肥料和改良施肥方法等等，都能进一步发挥农业的生产潜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智慧，推广农民的丰产经验。
把农民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科学分析，使之提高后，再推广到广大农民中去，我们就能够实现今年的增产任务。
李哲人又说：
现在正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前夜，争取时间是1952年我们在农业战线上取得胜利的第一关。
各地应即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自上而下地检查一次对丰产运动的准备工作。
（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
办理中签公债预收债票登记
1950年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2次还本抽签已于01日在北京举行，凡公债债券号码末尾二字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的中签号码相同的，公债持有人都可以从03月31日起，凭票向人民银行领还本金和应得的利息；
没有中签的公债票，也可以凭票向人民银行领取应得的全年利息。
各地人民银行为了减少持票人在03月31日开始兑付公债本息时的拥挤，在03月31日以前，将预先办理中签债票的验收工作，公债持票人，可将中签债票预先交到当地人民银行，由银行出给预收债票凭证，到期给付本息。
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可集体兑领。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根据各地报告，各地还有少数在1950年购买公债的人，因为通讯地址变动，又未向人民银行领取债票，或者遗失了临时收据，至今还没有换领债票的，这些人仍可凭临时收据，向人民银行换领债票，或者向人民银行办理挂失手续和领取应得的本息。
另据调查，在发行公债时，有少数不法分子，向购债人收了钱，但是没有向国库交款，也没有发给购债人债票。
现在全国正在热烈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凡确是缴了钱，而没有领到公债票的人，都可向政府检举吞没债款的不法分子。
（新华社）

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备委员会主任
张春久贪污受贿已被撤职开除党籍
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备委员会01月25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主任张春久贪污受贿、帮助奸商盗窃国家财产谋取暴利的行为。
大会决定给张春久以撤职反省的处分。
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并取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意，撤销张春久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张春久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过去在农村工作中曾有一定的成绩。
1949年01月进入北京，在市总工会领导店员工会工作。
张春久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不法商人的引诱，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
张春久被奸商于子和用同乡友谊关系拉拢，和于往来密切，不分彼此。
他为了帮助于子和盗窃国家资财，在1949年给国营信托商行写欺骗性的证明信，冒称奸商于子和为“村群众合作社负责人”、“共产党员”。
以后，他又帮助于子和在同乡（资本家）中招股七百多万元；
并号召店员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入股，说“入股可以发财”，他更利用职权，通过工会干部介绍于子和到银行取得贷款；
又托瑞蚨祥绸布店给于作保，向银行押汇二亿元，使于子和得以盗骗国家资财，谋取暴利。
张春久曾擅自主使北京油盐粮工会主席高福把二千五百万元工会经费（包括一部分会费），借给于子和投机倒把。
张春久本人前后受贿计有自行车、手表、钢笔、衣服等。
此外，他又经常接受商人“请客”，向商人借零用钱。
于子和就这样在张春久“帮助”下，由一个资本很小的商人，变成拥有七亿元资本的大商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张春久仍图蒙混组织，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同时又亲自找于子和及其他共同贪污过的干部，密订“攻守同盟”。
后经群众检举，他才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

包庇奸商者难逃法网
编辑同志：
种兆栋（共产党员）是北京市第7区乾泰山粮食店的管账员。
他一贯勾结资方，欺压工人。
去年09月，他曾使用非法手段，解雇了工人崔富。
因此，工人们都叫他“二掌柜”。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他明知资方有偷税、漏税行为，但不积极检举。
中共北京市第7区委员会再三教育和动员他，揭发资方不法行为，但他一直是采取包庇和隐瞒的态度。
01月21日，乾泰山粮食店的工人郑文成等检举了资方十八件行贿、偷税、漏税等犯罪事实，他怕也被检举，就威吓郑文成说：
“你敢检举我！
好，我们到派出所打官司去，看谁被扣押。”
22日，他更无耻地嗾使他的老婆勾搭郑文成，并诬蔑郑调戏他的老婆。
中共北京市第7区委员会和第7区食品业工会一致责成他作公开检讨。
在检讨大会上，他仍狡辩、抵赖，坚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场群众对这种破坏运动的不法分子非常愤慨，要求人民政府把他逮捕。
人民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当场逮捕了他。
大家高兴得跳起来，都认识到：
包庇奸商、破坏运动的人是难逃法网的。
北京市第7区食品业工会

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
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
编辑同志：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都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加强了爱护人民财产的观念，勇敢地坦白自己和检举别人的贪污浪费行为。
在运动开始时，很多同学对检举贪污是有顾虑的。
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同学们对这一次运动的认识渐渐提高，顾虑也逐渐打消。
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胡祥达在运动开始时，想起他的家里有两本账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对付收税人员的假账。
他想动员他的父亲坦白，但是怕他的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把这事放在心里没有说。
后来他记起“中国青年”杂志上批评郑辉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时，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业联合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他的父亲，另一方面动员他的父亲坦白。
到01月20日止，北京大学检举的案件达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检举自己家属的。
何夕林

北京市第12区人民政府
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
编辑同志：
01月1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程序同志对我们的批评，这个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们除向程序同志致谢之外，特作如下检讨。
丰台补给站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但我们却没有十分注意这个工作。
1951年五、06月间，丰台补给站正式建立编制时，是从区人民政府现有的力量中配备干部的。
当时区人民政府本身已经感到干部不够，加上我们有本位主义，不愿分出较强的干部去补给站工作，所以，补给站的干部不但极弱，而且极不纯洁，竟先后容留了反革命分子滑羡鹏（去年审干时被逮捕）、贪污分子马家僖。
副区长李培山同志虽兼任补给站站长，但很少过问补给站的工作，以致补给站的工作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而且发生了贪污、浪费和失职等现象。
这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确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们已作了彻底检查。
我们除了作深刻检讨外，已将贪污、失职的干部马家僖逮捕法办。
同时，对其他工作人员，也很好地进行了教育，保证今后作好补给站的供给工作。
北京市第12区人民政府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
应纠正铺张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的浪费现象是严重的，据初步统计，浪费的数目达十六亿元。
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方面的建校计划不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是要“比排场”“比阔气”；
有些浪费是由于盲目施工所造成的。
譬如藉口“正规化”，把办公的大楼设计得富丽堂皇，十足表现了铺张浪费。
我校是一个工程学校，但是在建筑施工上，发生了许多不可容忍的错误。
一个汽车库房完工几天后，就被风刮倒；
锅炉房盖好后，才揭开瓦来装烟囱；
新建的厕所拆了又修，修了又拆。
花了一亿元修筑的一个运动场，连排水设备也没有，一下雨，场地上就积满了水。
又各系在购买仪器方面，也有严重的浪费现象。
运输工程系花了三亿元买了一套中央控制行车制（C·T·C·）的模型（我国铁路现场尚未达到这个水准，这种仪器是可以暂时不买的），又花了一亿四千多万元买了许多测量仪器，后来决定停开测量课，这些仪器无异成为浪费。
此外，在购买器物上也有很大浪费。
我校的浪费现象是这样的严重，我们希望经过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能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北方交通大学京院通讯组

华东农村春节中
浪费现象比往年少
许多农民不买迷信品买农具肥料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这次春节华东农村中的浪费现象比往年减少了。
浙江省杭县东山村的农民在这次过春节时都废除了迷信的风俗，没有买香烛钱纸等迷信品。
东山村在春节前就订了一个四多四少的
“春节增产节约公约”。
四多是：
多买农具，多买肥料，多修农具，多积肥料；
四少是：
少吃鱼肉，少喝酒，少上茶馆，少吸烟。
东山村的妇女们也订了一个少买脂粉多织布，争取每人节省三万元的春节增产节约计划。
单不买迷信品一项，东山村这次就节省了六百多万元。
翻身农民莫阿富把这次过春节节省的钱，买了一千二百斤油饼和一百斤肥田粉。
他高兴地说：
“我还养了七只羊，每月可积不少羊粪，今年种田不缺肥料了。”
皖北区和县的谢成贵互助组，春节前认真地检查了一遍他们的冬季生产计划。
检查的结果：
生产方面如冬耕、积肥、修塘打坝、磨粉、磨豆腐、捕鱼捞虾等都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积累不多。
冬季生产的收入，被他们送喜礼等等浪费了二百多万元。
他们听到志愿军从火里抢救弹药的消息后，特别深刻地感到不应该这样浪费。
今年过春节，他们就订了一个全组的增产节约计划。
谢成贵这次就用过春节节省的钱，买了三副水车杆、两副粪筐和两只小猪。
组员鲁垂旺也把节约的香纸费买了稻萝、粪筐各一副，大锹、铁锄各一把。
他高兴地说：
“过去每年花钱送财神，今年花钱兴土地了。”
（新华社）

奸商刘代燕贪图暴利应受制裁
编辑同志：
奸商刘代燕是燕生印刷厂的经理。
一年来，他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某部进行交易时，多方进行欺骗，取得很多非法利润。
去年02月，某部委托他印各种表册，并要他代买六十磅乙种书籍纸一百令，共付印费和纸费八千多万元。
刘买进书籍纸八十一令，每令价四十一万，而他卖给某部，却每令作价四十八万元，举手之间，就获利数百万元。
有一次，某部托他买八十磅证券纸六令，他把其中一千八百多张换了八十磅的太原道林纸。
这样，他又取得非法利润八十多万元。
其他在多报人工、估高成本方面的例子很多。
总之，他是一个不择手段贪图暴利的奸商。
当某部派人去查对时，他还说账目不清的原因是头脑糊涂，妄想混蒙过去。
这种行为应受到制裁。
黄俭

奸商王占恒向国家机关猖狂进攻
勾结贪污分子从东北邮电总局仓库
盗窃国家资财价值三十四亿五千多万元
王占恒是沈阳市“生活用金属制造业同业公会”的常务监事。
他所开的鸿大制钉厂有十多台机器，工人最多时到五六十人。
在沈阳解放前，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专靠敌伪残余势力过活的流氓。
解放沈阳的炮声一响，他的师父、干哥……逃的逃、躲的躲；
他却混水摸鱼，盗窃了一部分应归国家接收的敌伪物资。
他想开工厂，但缺现金。
他便在1948年冬，以六十万元东北币一坛的低价，向铁西区国营化工厂骗买了六十坛盐酸；
转手就以高价（一百万元东北币）卖给另一国营企业的邮电局，获暴利二千四百万元（东北币）。
这样，鸿大制钉厂便开工了。
没有问题，他脑子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国家观念，也没有一点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打算。
他成天在有关的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之间奔忙。
他一刻也不停止地打算盗窃国家人民的资财。
他尽可能地偷税漏税。
这些事情当然是为国家机关所不容许的。
1949年秋，税务机关便派人去查他的账。
他竟冲着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扯谎：
“我是老干部，我是八路军，你看我的‘荣军牌’！”
到了1950年，王占恒对国家机关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头一次去邮电总局仓库取料时，便用“借火”为名，向这个仓库的工作人员普遍地散发了一次上等香烟，并且结识了仓库主任。
第2次便请仓库主任下馆子，拍着他的肩“亲切”地问：
“老弟，结婚没有？
想娘儿们吗？”
接着，斜纹布制服、呢制服也给仓库主任做好了送去。
上百万元的东北币，“要花时哥哥就送来”。
有一个仓库库员的妹妹出嫁，全部酒席都是王占恒办理的。
1950年08月，他一次就给过秤员孙永福三千万元的东北币。
以后，大家越来越有“交情”了，采购员安世英的父亲住在鸿大制钉厂；
杨库员的儿子和马库员的亲戚都在这个制钉厂当学徒。
仓库的全体人员都成了王占恒的“好朋友”。
这个巨大的国家仓库，也就成了王占恒的“家”。
他可以套十辆或二十辆胶皮大车随便进入仓库的院内拉东西；
他本人更可以带着六七个小工深入仓库内部去挑选他需要的材料；
过秤员对他取的材料可以不必过秤，即使过秤时也是随随便便的。
而且，据王占恒自己供称，过秤员每次总是额外送他一吨半的铁线。
最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深入后，邮电总局查出有一次王占恒拉走了十八大车材料，既不知是什么材料，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无怪乎鸿大制钉厂的工人们说：
“王经理（指王占恒）真有办法，别人买也买不着的东西，他一车一车往家里拉！”
现在，根据王占恒的自供和机关内部所已发现的材料，作初步的、只低不高的计算，王占恒在邮电总局加工定货的过程中，就用盗窃和偷工减料、以旧换新等卑鄙无耻的办法，骗取了国家三十四亿五千五百六十六万元的巨额资财。
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下面两个例子。
1951年，鸿大制钉厂为邮电总局加工制造钉子四十二吨，合同上订明以五十一吨旧铁丝顶加工费，四十二吨旧铁丝为材料费。
就是说，国家以九十三吨旧铁丝换四十二吨钉子。
由于邮电总局仓库成了王占恒的“家”，资本家去拉材料时便可任意挑选。
根据鸿大制钉厂前任工会主席李月如检举的材料来看，在九十三吨所谓“旧铁丝”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铜线（价格比铁丝约高九倍），还有贵重的马机绳等；
至于作为掩护物之用的铁丝，也大多数是八成新的。
第2个例子也是1951年发生的。
王占恒为被服局加工，从被服局领得了新铁丝三十吨。
他把其中的二十吨挑出来去向邮电总局仓库换了三十吨所谓“旧铁丝”。
用国家的材料换国家的材料，一转手就盗窃了国家十吨新铁丝。
而为被服局加工的钉子，据该厂工人反映，绝大部分的材料是鸿大制钉厂残存的破烂铁丝，国家给他的新铁丝大半被他盗卖给他的同业了。
这就是说，那四十吨铁丝几乎全部被他“赚”去了。
至于因偷工减料、以坏换好所造成的损失，那更是无法计算的。
在1950年12月，王占恒曾经兜揽了被服局的六万斤“跑钉”的定货，而他厂里根本没有制“跑钉”的设备。
他骗取了国家三万多斤原料，骗取了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
他盗卖了一万斤原料；
并把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大肆投机倒把。
半年以后，他说他不能完成“跑钉”的任务，送上了一小部分成品，退还了一小部分原料和一亿五千万元的定货费。
国家吃了无可计算的亏，他的资本却越来越雄厚。
为甚么被服局能容忍他的这种非法行为？
因为他曾用人参、金镏子、钱等等向有关人员大行其贿，成为他发财的垫脚石。
他在偷税漏税方面，也用了一系列阴险卑鄙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行贿。
1950年，他天天用牛奶、水果供给税务局驻厂员梁永启；
有一天他和他的老婆一同把梁永启用酒灌醉，往梁的衣袋里塞了五百万元，从此，梁永启便成了他的人了。
他就用这种卑鄙手段，偷漏了大批国税；
仅据他自己的账目所查出的，所偷所得税就有四亿四千一百一十六万元。
他最大的主顾还不仅在沈阳；
鞍山、本溪、抚顺等地他都去做过买卖；
沈阳市的电工局，也是他的老主顾之一。
他在这些地方所做的盗窃事件，根本没有包括在本文所搜集的材料中。
仅据他通过邮电总局仓库所偷盗的三十四亿五千五百六十六万元来计算，就可以购买粮食五千吨以上。
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努力增产节约，全国人民都在全心全意地抗美援朝，他却在背后大肆盗窃国家财产；
大发人民的血汗财！
这次政府号召有罪恶的资本家们坦白认错，他表面上假装积极，背地里威胁受贿的人，“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
他还想继续盗窃，还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拉到资本主义社会。
他是在做梦！
人民必定要惩罚像他这样的罪犯！
（王坪）

我国的第1个大水库
永定河官厅水库开工
规模巨大的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已在去冬开工。
官厅水库修成后能容水二十点九亿立方公尺，是我国修建的第1个大水库，库址在察哈尔省怀来县的官厅村。
永定河源高流急，下游在洪水时期容易溃决。
人民政府为根绝永定河水患，除在下游修堤防治以外，早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就决定要在上游和中游修建石匣里、官厅、马各庄等三个水库，并决定先修官厅水库。
1949年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现改为官厅水库工程局）就已成立，着手进行建库的一切准备工作。
到去年10月，这个准备工作包括设计、钻探坝址地质、备料、修建工地桥梁、房舍等已大体完成。
建库工程随即正式开工。
计划要修的工程，包括一个土坝、一个泄水隧洞和一个溢洪道，规模都是很大的。
现在正在修的是泄水隧洞，一开始上工的就有一千多名石工和两千多名民工。
今年春天，施工的规模还要扩大，全部工程预计在1953年汛期前可以完成。
官厅水库是根治永定河计划中所要修建的三个水库中的最大的一个。
这个水库修成后，就解除了永定河下游地区和北京、天津两市所受的洪水威胁，水库蓄水还可供灌溉、发电和航运之用。
（新华社）

新乡市监狱生产科
违法不履行购麻合同
编辑同志：
平原省新乡市人民政府监狱生产科，不履行在驻马店物资交流大会上和驻马店市贸易支公司签订的购麻合同，严重地影响了国营贸易企业的资金周转。
新乡市监狱生产科在去年10月应邀来驻马店参加物资交流大会时，曾向驻马店市贸易支公司订购白秋麻十万斤。
双方代表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手续等方面取得一致协议后，就到大会贸易处签订贸易合同；
合同订明买方须在1951年11月09日到驻马店市贸易支公司交款提货，但直到现在已过期两月，还没有见他们派人来办理。
市贸易支公司为这件事曾数次给新乡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平原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去信，请他们协助处理，督促执行合同。
但这件事却拖延到现在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严重地影响了国营企业资金的周转，使国家资财受到了损失。
我认为这种不履行合同，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违反经济纪律的行为。
我除建议新乡市监狱生产科迅速派员到驻马店市贸易支公司交款提货外，并希望和这件事有关的平原省各机关单位，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
刘山立

新疆试凿自流井成功
一个井每天可灌地十五亩
新疆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在哈密县境试凿自流井已获成功。
试凿成功的第1个自流井深二十五点六公尺，井径十五公分，每天出水七十七吨，可灌地十五亩。
这个成功给新疆省的水利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新疆人民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进行灌溉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新疆省没有人工溉灌就没有农业，但全省可利用的水源却不多。
新疆省的农民多利用高山雪水来灌田，离山稍远的地方水就渗到地下去了。
全省只有吐鲁番盆地是利用地下水灌田；
利用的办法是开地下暗渠（即坎井），使地下水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就流出暗渠来灌田。
修坎井工程浩大，年年要修。
而且受地形的限制，全省不能普遍开凿坎井。
新疆能不能打自流井呢？
多年以来没有人为新疆人民解答这个问题。
为发展新疆省的农业，新疆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在去年成立了人工凿井工作队，在哈密县境试凿自流井，经该队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凿成了新疆省的第1个自流井。
自流井的原理和自来水一样：
地势较高的地方，地下水位比地势低的地面还高，但这种地下水到了地势低的地方也并未流出地面，而是随地势低下去，始终在地面以下。
因此在地势低的地方打井，打到地下水层，这样地下水因受高处地下水的水位压力，便可川流不息地流出地面。
打自流井比打普通的井用水车汲水经济得多，新疆省可以打自流井的地方不少，哈密开凿自流井成功这件事，对于发展新疆省的农业意义极大。
（新华社）

河北省南宫县人民政府
应检查强迫请客的“习惯”
编辑同志：
河北省南宫县人民政府有一种强迫“请客”的坏作风。
这种作风，妨碍了工作，浪费了国家财产。
1951年10月，河北省百货公司接受上级指示，在冀南区举办“百货展览大会”。
这个展览会先在辛集镇举行，11月间准备转移到南宫县继续展出。
转移前，展览大会委员会派人到南宫县人民政府联系，没有结果。
第2次又派人去，说明这个展览会是为了促进城乡互助和物资交流。
南宫县人民政府负责接待的同志说：
“我们当地有一个‘习惯’，办事先请客。”
为了工作，展览大会委员会只好接受了请客的“建议”。
结果，化了一百多万元，请南宫县刘县长、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张主任、中共南宫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张局长、县武装部王部长、县税局高主任、县粮库主任、县文化馆张馆长、南宫中学王校长、南宫师范学校刘校长等二十九人吃了一顿，才把展览会办起来。
我认为南宫县这种强迫请客的“习惯”是很坏的，我建议南宫县有关领导方面，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这件事加以检查，并纠正这种不良“习惯”。
同时，我觉得河北省城乡物资交流百货展览大会的负责同志，在这一请客事件中不坚持原则，因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浪费，也应该检讨。
刘泽庭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破获奸商有组织的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案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安局01月24日破获有计划、有组织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重大案件，捕获高大可、王思复等六犯。
主犯高大可、王思复是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调查研究科正副科长。
他们长期有计划有组织地盗窃我国家经济情报，组织奸商偷税漏税，破坏政府法令，并派遣他们的爪牙隗陟广混入我税务机关，窃取机密，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主犯高大可，原为蒋匪济南市直接税局局长，济南解放后，逃到青岛，任匪山东省财政厅秘书；
青岛解放后来济南，1949年秋，任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调查研究科科长。
高犯到工商业联合会后，就把原伪直接税局人员王思复拉去，任调查研究科副科长，随即有计划地拉拢他的党羽，进行盗窃活动。
1950年春，高大可、王思复派遣他的爪牙隗陟广（原匪直接税局科长，高的老部下）到济南市税务局。
高、王二犯一面叫隗陟广“好好干”，一面在外面吹嘘隗的“长处”，麻痹我税务机关的领导干部，企图使隗长期窃据要津，获取机密。
隗犯在混入税务机关后，先后供给高、王二犯十几次重要税收情报；
他曾把1950年12月山东省人民政府税务局转发中央颁发的“所得税汇算清交指示”交给高、王二犯。
高、王二犯在获得情报后，一面散布空气，叫嚣“税重”，煽动工商界对政府税收政策不满；
一面在工商业者中预先布置造假账，用尽各种办法阻挠、破坏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
高、王二犯并亲自为裕德染料庄、福祥茶庄、醉翁亭饭馆等商号设计假账。
在1951年的税源调查中，仅在颜料业中就发现没有一户不是假账。
高大可、王思复为了进一步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并使用了更卑鄙无耻的手段，利用我税务局留用的女职员钮文和（钮原为伪济南直接税局职员）与我税局计划科科长周旭“搞恋爱”。
高、王二犯曾再三授意钮文和，并勾引周旭与钮到王思复的颐和药店去吃喝玩乐，腐蚀革命干部，企图进一步窃取我全部税务情报。
高大可、王思复不仅窃取国家经济情报，还疯狂地造谣诬蔑人民政府，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公然狂妄地叫嚣：
“要准备材料，对税务稽征处进攻。”
王犯思复的颐和药店，就成了他们造谣破坏、进行非法活动的场所。
1950年所得税估征时，王犯思复在工商业联合会所得税评议委员会成立后，急忙到颐和药店召集国药业的“紧急会议”，第2天，就鼓动商人去税务局要求减低纯益率。
1950年夏季营业税开征时，王思复极力诬蔑税务人员作风不好，要“向人民代表会议提意见”。
1951年05月间，有一粮商徐登瀛欠债太多，又因偷税，畏罪自杀。
王犯思复即乘机造谣诬蔑“税务局逼死人了”。
并宣称：
“可得到把柄了，这是对税务局打击的时机。”
同时扬言“要到中央最高检察署控告”；
借此诬蔑税务局，破坏人民政府威信。
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后，高、王二犯，仍图隐瞒罪恶面目，从事长期破坏活动。
这次落网，他们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衡水运输公司联运股
应迅速检查纠正漠视工人安全的官僚主义作风
河北省衡水运输公司联运股冯股长、刘业务员不关心工人安全。
联运股从来没有设备过装卸火车用的跳板和灯。
工会干部和工人曾数次到公司去建议，也没有效果。
有一次，刘业务员反而说：
“摔死几个没有关系。”
结果，搬运工人张保林因为天太黑，看不清跳板，扛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从七尺高的跳板上一脚蹬空摔下来，后脑摔了一个大血窟窿，流血不止，晕倒在地。
搬运工人把这一情况向联运股报告时，联运股不但不管，还说“摔不出脑子来就得给装”。
我认为联运股这种漠视工人安全的官僚主义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应迅速检查处理这件事。
杨正秋

进一步动员人民围剿奸商和大贪污犯
天津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展览会
用真凭实证揭发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罪行
为进一步动员各界人民围剿奸商和大贪污犯，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举办“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展览会”。
展览会揭幕的第1天（02日），参观者就有六千多人。
这个展览会把一些典型案件用图画、照片、模型和实物展览出来，生动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举行猖狂进攻的罪状，说明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国家人民的严重危害性。
展览会内容分为综合、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部分。
综合部分是用照片、漫画和模型说明天津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初步成绩，以及政府对待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政策。
展览会的重点是反对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
这一部分着重揭发了奸商的行贿、偷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捣卖金银、扰乱金融、隐匿敌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行。
图表指明，天津市不法商人在解放后共偷漏税款八千亿元。
展览会搜集了奸商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所用的十九种方法。
奸商们从谄媚逢迎，到引诱吸毒、嫖妓，用各种下流无耻的方法拖干部下水，然后“一本万利”地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反贪污部分中揭露了贪污分子给国家造成了巨大危害。
连环画和实物说明，一部分留用人员，由于思想作风没有改造，成为资产阶级进攻的薄弱的一环。
他们和奸商相互勾结，诈取国家资财。
也有少数老干部，入城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腐化堕落，成为国家的罪人。
浪费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甚至超过贪污所造成的损失。
反浪费部分用实例模型指明了这一事实。
反官僚主义部分展出了中国进出口公司因为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浪费七百五十亿元的情形。
另外还有图表和实物说明政府机关中文牍主义的危害性。
这一部分证明官僚主义确是贪污、浪费的温床，也说明了为什么官僚主义作风为奸商和不法分子所喜好，而为人民所痛恨，所反对。
展览会中有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向观众讲解。
被奸商腐蚀的税务局干部王世礼、腐蚀干部的奸商张锦洲并在展览会中现身说法，担任讲解工作。
很多观众都表示这个展览会对自己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教育，使自己从实物实例中看到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并提高了对不法资本家的警惕。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6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6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显著地位刊载了斯大林致日本共同通讯社总编辑岩本的新年电报，并以“斯大林致日本人民的历史性的贺电”为题发表社论说：
世界所有的进步人民都用最满意最高兴的心情来欢迎斯大林致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
这个文件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了苏联是热爱和平的；
它是斯大林和平政策的一个典型。
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对争取解放的人民进行血腥的战争，正在准备另一次世界大屠杀，正在对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横蛮的恫吓并散布仇恨人类的谬论——在这个时候，这个贺电在日本人民的心中，在那些惨遭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国家占领的其他人民的心中，响起了和平和友好的钟声。
社论接着指出：
日本人民今天处境的困苦在他们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日本的全部生活，它的工业、农业、贸易和文化都受美国占领当局的支配。
美帝国主义要想把日本人民推入新的侵略战争，借日本人民的手和血来达到其控制亚洲的目的。
但是，日本劳动人民在黑夜之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的希望。
伟大的斯大林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走向幸福和民族独立的道路。
社论最后说：
斯大林的贺电鼓舞了所有国家的和平拥护者，使他们能够更坚决地为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
本期发表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契尔文科夫去年12月在全国工业、运输业、建筑业斯塔哈诺夫式工作者和突击工作者大会上的讲演摘要：
“保加利亚斯塔哈诺夫运动的发展情况”。
契尔文科夫指出：
保加利亚在苏联军队帮助下获得解放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以后，又在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帮助下，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业企业已经建立起来，工业及其技术装备的物质基础正在日益巩固。
工人阶级在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之后，表现了极大的劳动热情。
社会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已有相当大的进展，并正在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许多斯塔哈诺夫运动的代表人物和突击工人已经涌现出来。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方法——的主要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党、行政和工会的任务，产业工人以及所有劳动人民的任务，就是以各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竞赛，使日益广大的劳动人民参加到竞赛中来；
接受并广泛宣传创造性的建议、生产中的优良的范例、工作中和组织劳动方面的一切成就；
提高产品质量；
更有效地节省劳动力、时间、材料和燃料；
以最好的方法使用机器；
减低生产、建筑和装配的成本。
这就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胜利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本期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贝森蒂的“意大利共产党争取和平经济的斗争”一文。
贝森蒂说：
正当意大利的全部经济陷于停滞和不断衰退，失业人口增加、物价猛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恶化的时候，意大利政府遵守着美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把意大利的经济转移到战争基础上去了。
因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争取和平的斗争，目前在意大利就不仅以和平战士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反对扩张军备和准备战争的运动这一形式进行，而且也在经济方面全力进行。
贝森蒂接着叙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议员在议会讨论国家预算案时，提出了和政府的备战预算案相对的预算案，主张裁减军费、废除扩张军备计划、缩短兵役期限，并同时建议增加和平工业的投资，增加公用事业、房屋建造和消灭失业的拨款，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
此外，共产党还草拟了一些议案，主张将最大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
贝森蒂强调说：
共产党所指示的这些具体目标，给意大利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意大利人民已经证明他们在斗争中是坚定不移的、有能力的，并且已经提出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法，把具有地方意义的行动和有关工作与和平的全国性问题联系起来。
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加强和劳动人民的联系，并且把一切进步力量组成的广泛的阵线巩固起来。
本期还刊载了自由奥地利青年联盟书记斯坦纳的“奥地利青年维护和平与他们的权利”等文章。
（新华社）

从冯萌东的贪污腐化事件检查我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张星文
编者按：
原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共产党员冯萌东，滥用职权，隐匿敌产，挪用公款，堕落腐化。
1949年夏，冯萌东曾利用杭州市军管会政务部民政处处长的名义，隐匿已被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查封的敌产“别克”牌汽车一辆。
又在杭州盗卖汽车一辆。
冯萌东还向各方募捐九千六百多万元，创办民艺剧团；
并用其他非法手段，为民艺剧团筹集资金。
当地党委发现冯萌东这些错误行为后，立即予以教育。
但冯萌东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还企图涂改账目，消灭单据，“斗争”检举他的人。
为严肃党纪，中共浙江省委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浙江省人民政府并呈请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将他撤职法办。
这是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共产党员张星文根据这一事件的教训，所作的自我检讨。
冯萌东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实际上，冯萌东贪图个人享受的思想已存在很久。
入城以前，冯萌东就注意追求个人的“地位”、“待遇”；
入城以后，这种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倾听群众的意见，沉醉于某些人对他的捧场叫好声中，并和那些捧场者成为“莫逆之交”。
以致贪污腐化，变成了盗窃国家财富的罪人。
我们应该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记取教训：
冯萌东的堕落腐化行为发生得很早，我直到去年06月以后才发觉。
虽然冯萌东一贯采取欺上瞒下的卑鄙手段，掩饰他的非法活动，使人不易发觉；
但是，我的政治警觉性不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使冯萌东得以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
1949年11月我调到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工作时，行政领导方面曾告诉我，冯萌东的“功臣”情绪很严重，应在工作中帮助他克服这种情绪。
这照理已足够引起我的注意，从而设法帮助冯萌东进步；
而我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这样去作。
相反的，对他的错误不问不闻，听之任之。
冯萌东以“分工”为名，不管局内工作，成天专心致力于“义演”“交际”以及买空卖空等等的勾当，而我没有及时发觉。
冯萌东有时因预算（铺张浪费的预算）未被批准，便谩骂上级及有关部门，而我没有对他提出严正的批评。
尤其在去年05月以前，因我在郊区负责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冯萌东更以为没有了约束，成天钻在民艺剧团里，根本不管局内工作，对此，当时局内很多同志都有意见，但不敢提出来。
有些积极分子因为敢于提意见，而受到了冯萌东的打击。
这时，干部的情绪是很不安定的。
但我仍在外面忙忙碌碌地工作，不了解这些情况。
本来，这些事实，已经说明冯萌东在政治上堕落蜕化；
但我却把冯萌东的堕落行为当作是些“小事情”，可见我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所指示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没有足够的认识。
因而我没有积极地并及时地同冯萌东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去年06月我回到民政局，听取了许多干部的意见后，才开始认识到冯萌东的错误非常严重。
社会科科长杨雪岩给我的关于冯萌东错误行为的报告中，就有不少事实曾经被我看作“小事情”，现在看起来，那的确是贪污渎职、违法乱纪的行为。
从我和冯萌东相处一年及对他的错误行为的认识过程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严格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时时警惕地保卫党的利益，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都提高到原则高度来加以批判。
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作好党的工作。

刘正明终于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
顾群冯真邓澍叶浅予　蒋兆和　曾善庆梁玉龙　韦其美　
黄均作
（一）刘正明是某无线电行的店员，今年二十七岁。
家有母亲和妹妹。
他是个旧社会里所说的“面软的老实人”，嫌自己嘴笨，怕人笑话，不大参加工会的活动。
他过去爱看旧小说，解放后虽爱看“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新书了，但有时借不到新的，还是看“三国演义”。
（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刘正明从广播里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消息。
他见经理徐仁德听了这些消息以后，坐立不安，唉声叹气。
他就想起柜上的一些毛病来了。
（三）刘正明想起：
过去卖货，徐经理常常不让开发票，不让上账——这当然是为了逃税。
记得有一天晚上，徐仁德还叫会计周先生把一大堆账本拿出来，抄抄改改，也不知搞些什么鬼。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
今年元旦，毛主席祝贺我们在“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北京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要在1952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其中工作之一便是“准备干部”，所以“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
我们回想建国两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辉煌的远景，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迫切需要，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了。
解放后，我虽然口头上也常说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对于学习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进步的包袱”。
我常常想：
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单”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当代表，那里当委员，在思想上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别人需要改造，我可以放松一些，至多再慢慢地提高一点就是了。
在这里，两位朋友的榜样给了我一面镜子。
一位朋友在二十年前曾参加革命，后虽断了联系，但一直为民主运动努力，解放前备受特务的迫害，所以他一向是我所钦佩的人。
但解放后他参加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自高自大”起来，不再继续进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
还有一位朋友在解放前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写过不少的好文章。
在解放后由于同样“自满”的情绪，教书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生提意见也不肯接受，反骂学生程度低。
也许别人帮助他的方式稍嫌生硬一点，但他如果真心求进步的话，一定会不介意方式的生硬，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便能提高一步。
这两个例子引起我的警惕，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包袱。
有时我又矫枉过正，把“虚心”和旧社会里的“世故”混同起来，遇事都不肯发表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两个老干部、老党员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这显然是由于我还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集体的利害更重要。
在最近的学习中，我特别检查了一下我的立场。
旧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毛病是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
我自己认为早已搞明白了，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
例如去年有位同乡写信来，说我的一位在纱厂里当工程师的堂兄以反革命被镇压的“冤枉”。
我一面回信告诉他：
根据我所目睹的几个案件来看，如确系误捕，终必被释放；
如判了罪，那不会没有证据的。
可是我一面也忍不住关心堂兄的下落，天天留心那边报纸上公布反革命罪犯的名单。
最近听说他判罪七年，送淮河地区劳动改造，又有点恻然。
因此，我想，如果我本家或亲戚中有人有反人民的罪行而躲到我寓内的话，我是否能决心毅然检举是颇成疑问的。
——这是就解放以后说，至于解放以前，则丧失立场的言论和行动（如在东北大学时坐视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而没有勇气去反对）更多得不胜枚举了。
怎能自命“前进”呢？
由于学习的不认真，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新旧思想和平共居。
我发现我的思想中仍存在着浓厚的胡适的影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成了外表的点缀。
三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入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误认为胡适是这运动的领导人，五体投地地崇拜他。
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
第1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
第2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是相等的。
因此，我觉得他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化在“整理国故”上。
后来到上海教书，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特别在“左联”的影响下，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和别人的关于科学的艺术论的几部译著，我心目中的胡适的偶像开始动摇；
同时他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丑态也引起我的厌恶，使我逐渐地和他疏远。
可是疏远了这个人，却并没有批判了他的思想；
而且相反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我脑子中混淆起来，纠缠起来，使我写了些四不像的书如“中国诗史”等，在出版界欺骗了一些读者，在大学里又欺骗了一些学生。
回想起来，惭悔何及！
上月我读到李捷同志的“在文化学习战线上——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见1951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引起我极大的兴奋。
她出身贫农，现在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一年前还不会作文，现在却已有过人的成就。
这还不足奇，使我惊讶的是她文章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
她说：
“我不仅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今天，而且我也看见了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是那样光明灿烂，是那样幸福与美满。
可是，我也想到了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
然而我不怕它，因为我有刚毅的心，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
今天我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一切困难都能在我面前消失。”
又说：
“但我清楚的知道高尔基所说的：
摆在作家面前的不是玫瑰，而是大铁钉子，而我们必须赤着脚从上面走过去，过去就是胜利，就是光明。
我就要从上面走过去，我有信心完成我伟大的理想。
因为我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完成光荣学习任务的决心，它给我无限量的勇气，无穷的力量……”我读了真使我自惭形秽。
为什么我不能有同样坚强的自信心？
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学校办好”？
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功课教好”？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受着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始终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也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满脑子还装着非无产阶级的腐旧思想，因此我便不能有她那颗“刚毅的心”，“火热的心”，也就没有她那种“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来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旧思想原封没动的人决不会挺起胸膛，全心全意负担起人民教师的一切责任。
遇事怕麻烦，又怕得罪人，不肯多费心力，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就是这样。
解放后，我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已两年多了，可是不要说教职员学生工友大都不认识，连系科主任还有至今没谈过一句话的。
每天只在办公楼上批阅公文，从没有深入群众，了解情况。
用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去领导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怎么能推进工作呢？
现在我们一面要加强抗美援朝，一面又要进行各项建设，五六年内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很多很多的。
如果还是原来的一套，决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要迎接新的任务，必须大力改进教学工作；
而要改进工作，首先必须彻底改造教师的思想。
我们曾经长期在旧大学里工作过的人，一脑子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的思想，这是在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
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普遍开展，旧教育思想的毒害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在学校里大力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身也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
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是和改造思想，实行新学制分不开的；
它不是半路上凭空加入的插曲，而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环节之一。
起初我还以为学校是清苦的地方，还有何“官”可“僚”，何“污”可“贪”，何“费”可“浪”呢？
事实却证明：
旧大学根本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它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标本。
我们学校里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精神，几位负责人带头检讨，接着就召开了民主检查大会，全校员工踊跃发言，自上午八时直至夜十一时，空气至为热烈。
我们旧知识分子从未参加过群众的火热的运动，在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大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极深刻的教育。
这个大会的收获，根据同人们的初步估计，首先是批判了旧教育思想：
如聘用人员只讲求资历，过分重视留学生，而忽略了德才条件；
又如各院系方针任务不明确，在师生思想上造成了混乱；
又如不重视专修科，设系也不按实际需要，而附设实习单位还存在着营利观点，甚至暴利思想，等等。
其次是揭发了惊人的浪费现象：
如教授旅费超支了四千多万元，粉刷房子一亿二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开支是不必要的；
又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两千多学生却有一千多员工，有些教员只开一门课，有些职员工友一天只工作二三小时，等等。
至于贪污的事件，也并不太少，全校一般单位都有，就附设医院而言，还有几千万元的巨案。
这些贪污浪费的现象是靠了我们几个负责人的——特别是我的——官僚主义作温床的。
我们官僚主义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能掌握政策，使工作计划停留在字面上，很少去认真贯彻。
办事沿袭了旧社会“推”和“拖”的坏作风，而这种坏作风是有其旧思想的根源的。
这个大会丰富了我们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推动了我们改进教学的工作。
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新旧思想的界线，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替新学制的实行和培养建设干部的准备工作铺平了道路。
在这运动里，我深深体会到：
我们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
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
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
因为当两只船分途时，我们必然的跟着剥削阶级走向灭亡，而远离了工人阶级了。
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在思想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地“一边倒”，倒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
当然，思想改造是痛苦的；
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
有人说，改造是长期的，不必急躁；
但我们不能藉口长期而懈怠下来，或存心憩一憩。
正如吃饭一样，吃饭也是长期的，但我们不能说今天休息一天不吃饭。
我们若把学习看得比吃饭还轻，那是一辈子也学不好的。
愿与朋友们同下决心，立誓在这次学习中把自己改造好，来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北京大华电影院经理贪污犯齐振波落网记
孙世恺
公营北京大华电影院全体职工，奋勇围剿本院经理、大贪污犯齐振波，获得胜利。
齐犯已被逮捕法办。
齐振波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科副科长兼华北军区所属北京大华电影院经理。
这个大贪污犯远在1941年日寇“扫荡”时，即被捕变节自首，叛变了党和人民。
不久伪称被“保释”，钻入革命阵营，又在原冀中火线剧社混进党内。
1949年10月接任大华电影院经理后，由于他品质恶劣，看到有机可乘，便拉着会计赵明华，大肆贪污。
二年来，贪污灯片费、包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一亿二千六百六十九万多元。
他用这笔贪污巨款，在其原籍河北省蠡县置买田地、车辆。
平时和私商张宝治交往甚密，在北京合伙开设“新隆绸布庄”。
并亲自去上海贩运电影机用的黑头灯泡，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齐振波二年来用狡猾的手段，掩饰他的恶迹，对上假装积极，对职工则吹胡瞪眼，作威作福；
对看出他贪污马脚的职工更经常用“开除”、“辞退”相威胁。
此外还用种种手段阻挠工会的活动。
职工们一方面被他压制得透不过气来，一方面又因为上级领导部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群众，不得不把愤恨压在肚子里。
有的职工虽然看不下齐犯的贪污行为，但不敢公开讲，只暗地记下齐犯贪污的事实。
很多职工也不断地搜集他的贪污行为的线索。
大家相信：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总有解放的日子”。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齐振波躲躲闪闪地抱着消极抵抗的态度。
01月02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在华北军区作动员报告时，齐犯竟以去中国影片公司联络影片为名，带着他的老婆到北京剧场看歌舞晚会。
在全院职工大会上，他迷惑大家说：
“我们没有贪污，顶多有点浪费。
我个人经过‘整风’、‘三查’，过了筛子又过了箩，怎么还会有贪污？”
并威胁大家：
提意见要有根据，不能胡说乱怀疑。
大华电影院秘书兼党的小组长范哲龙，当场反驳了齐的谬论。
但职工们因怕报复、怕解雇，都不敢发言。
党的组织便连日召开党、团员联席会议，研究分析职工思想情况，针对群众思想顾虑，反复地传达上级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决心，并提出保证。
07日，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丁里亲去领导斗争，到大华电影院作动员报告，并参加小组讨论会，大大激发了全院三十多名职工斗争的热情和勇气。
一向顾虑较多的工人李进德，兴奋地说：
“过去就是拉六列车马列主义来我也不相信，这回我可相信共产党了。
见了晴天啦！”
职工们看到了上级的决心、毛主席的决心，斗争的锋芒立即集中到齐犯身上。
许多职工自动出外暗地调查。
工人赵维俭（青年团员）查出齐犯以他妻子苏婉荣的名义，在“新隆绸布庄”入股和存款五千五百多万元。
全体职工在范哲龙领导下，推选出五人，组成了调查小组。
院里三个人的工作由两个人担当起来，腾出人去调查。
留院的人员，分工监视齐犯的活动，并注意和他来往的客人，里里外外，布下了严密的天罗地网。
大家提出战斗的口号：
坚持放映工作，还要捉住“老虎”。
职工们发挥了高度智慧，多方面去调查。
调查的人每每深更半夜才回来。
当晚向大家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分析；
发现新的线索，就跟踪追究。
不到十天，查出十多家商店、营造厂、电料行、食品店、车行，或则和齐犯贪污事实有关，或则提出齐犯盗窃国家资财后的挥霍浪费情况。
院务主任杨泰也拿出他暗记了一整年的大华电影院包场费的小账本，和收集到的四个月来灯片费的单据。
职工们觉得捉“虎”要网张八面，光靠出外调查还不够，就把职工家属也动员起来参加战斗。
在齐犯家当褓姆的服务员金崇林的母亲，提供了齐犯寄回老家河北蠡县大批赃款，买了二亩地、一辆车，并买了四百多万元的有奖储蓄券的事实。
工人武文元的老婆，从和齐犯共同贪污的会计赵明华家里，发现了准备偷烧单据的情况。
家属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汇报给调查小组，使齐犯的贪污罪行有了更确凿的证据。
齐振波看到斗争的锋芒指向自己，行使威胁手段无效，心神有些不安。
遂指使赵明华赶快把全部单据烧掉。
他为了收买职工，把过去以“职工福利”名义贪污下来的一千四百万元拿出来，要工会干部交给工人集股成立的“小卖部”。
同时，齐犯又对领导运动的秘书范哲龙说：
“看你挺冷的，买件大衣吧！”
他还拿出一张女人的像片，说要给范哲龙介绍爱人。
但齐犯的这些鬼把戏，都被范哲龙和职工们揭穿了。
经过职工们多天的调查，齐犯贪污的犯罪事实收集齐全了。
01月09日全院职工举行检举大会，把齐犯一笔一笔的贪污事实都摆在他的面前，这些真凭实据，逼迫着齐犯不得不承认他的贪污罪行。
华北军区军法处在当晚依法把齐振波加以逮捕。
职工们看到自己斗争的胜利战果，忘掉了连日奔走的疲劳，面上都浮现出微笑。
纷纷提议写信给毛主席，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告诉毛主席要不是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工人们不知啥时才能“翻身”。
01月21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有八百多干部参加的斗争大贪污犯齐振波的大会。
会上，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宣布党委会决议：
开除死不坦白的大贪污犯齐振波党籍。
并宣布撤消齐振波的职务，交军法处严惩。
同时表扬了“大华”全体职工英勇围剿大贪污犯的功劳。
他号召大家向大华电影院职工学习，集中火力向大贪污分子进攻。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挽救了我
夏茂如
编者按：
夏茂如是在02月01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被审判的大贪污犯之一。
他因为自动彻底坦白并立功赎罪而被免予刑事处分。
下面是他被释放后所写的感想。
我是一个建筑工程师，解放以前，曾在旧社会干过十六年的建筑事务，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
因为我是从旧社会里带着满身污垢走到新社会里来的，因而参加工作后不到五个月，就干起违法乱纪的勾当，最后成了盗窃国家资财一亿二千多万元的大贪污犯。
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我从绝路上拉回来，使我得以重生。
我在1950年02月参加华东区粮食管理局工作。
当我被派到皖北粮食局进行仓库工程修建时，就有在工程中捞一把的思想，事实上后来也这样做了；
并且由单独贪污发展到和同去的工程人员进行集体的大贪污。
及至营造厂商向我进行种种要挟、要我在工程中给予特殊优待时，我才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
为了避免露出马脚来，于是要求调动工作，希望以转移地区的办法，来掩盖贪污的罪行，来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但是事实却完全与此相反，调到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作后，接连地听到皖北粮食仓库因营造厂商的偷工减料而发生了下沉、裂缝等问题，这样我的思想负担便一天重似一天。
我害怕我的罪行会被人发觉，因而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曾想到匿名逃跑，也想到自杀，也想到把贪污的款项捐作抗美援朝。
可是，这些想法都不曾使我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有丝毫减轻，我依旧被恐惧的思想压制着。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开始时，我奉派来北京粮食管理总局参加仓库设计工作。
这时我更加惶惶不安，坦白呢？
还是不坦白呢？
这两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
起初我觉得这两条路都是死路，我觉得我是没有出路的了，及至听到了首长们的苦口婆心地动员报告，知道了自动坦白者可以减轻罪行时，我的坦白和不坦白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最后我决心选择坦白的道路，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向领导方面坦白了全部贪污事实。
在运动中，经过领导方面多次的鼓励多次的启发和教育，使我认识到我的贪污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觉得像我这样的贪污分子，是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同时我也认识到必须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把我所知道的大贪污犯和几家盗窃国家资财的营造厂一一检举，以求立功赎罪。
但是关于我的处分问题，只知道“自动坦白者可从轻处理”，“立功可以赎罪”，至于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放心不下。
我曾经这样想：
我的罪行是严重的，减轻罪行，也得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
但我已是四十一岁的年纪了，如果徒刑十年，一切都完了。
但是这些顾虑终于在02月01日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以后一扫而空了。
现在我已认识到领导方面和同志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给我的帮助完全是为了拯救我，证明人民政府对于自动坦白悔过并能检举立功的贪污分子，采取从轻论处的政策是一定兑现的。
现在我已开始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人民政府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大贪污犯还免予刑事处分，给予自新之路，使我感激零涕。
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于我的宽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现在才认识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工作人员：
一种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员；
另一种是自私自利钻进政府机关盗窃国家资财的人员。
昨天的夏茂如就属于后一种人员——最可耻的贪污分子。
我深感自己过去的罪恶太大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今后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要彻底抛弃技术人员的臭架子，进行思想改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加百倍地努力工作，以求戴罪立功。
重复一句：
我感谢毛主席给我的光明，今后一定努力改造自己，下决心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尚未坦白或未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特别是工程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下决心卸掉自己的包袱，不要继续错误下去。
事实证明：
只有彻底坦白，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政府对我的宽大，就是铁的事实。
希望你们迅速坦白自己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
坦白期限只有十几天了，你们不能再迟疑下去，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

在01月28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
马立克痛斥美国和国民党匪帮的无耻诽谤
【新华社讯】
塔斯社巴黎01月30日电：
01月28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就国民党的诽谤发表演说，他谈到美国代表和他的比较驯顺的仆从（古巴和秘鲁代表）的发言——他们都曾捏造各种各样的谰言，中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信守1945年中苏条约任何恶毒诽谤都掩盖不了事实
马立克驳斥这些代表对1945年08月14日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发表的诽谤言论。
马立克引证了这个协定的若干条文，说明这个协定是以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的。
苏联方面曾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运动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时为止。
苏联方面从来没有背离这些原则，而且也不可能背离这些原则。
苏联代表说，对关于旅顺口的协定的谰言显然也是诽谤。
根据这个协定，应就共同使用该海军根据地问题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中国与苏联双方代表组成。
但是直到国民党政府倒台时，它都没有任命代表。
在美国的影响下，它把这个问题拖下来，阻碍了这个协定的实行。
美国政府曾企图干涉这个中苏双边协定。
国民党政府不仅不任命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代表，不加速解决共同使用根据地的问题，而且还决定开始把它的军队开进苏联武装部队自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解放的大连与旅顺口地区。
在有关组织处理共同使用这个根据地事项的中苏军事委员会的一切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决无理由派遣国民党军队到这个地区，这是极自然的道理，因为这样做违反协定，协定的第4条说：
中国政府将上述海军根据地（旅顺口）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处理。
这个协定的第6条规定，苏联政府有权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区域驻扎陆海空军，并有权决定其驻扎地点。
马立克继续说，至于苏联军队撤离满洲的问题，第1委员会已经两次听到国民党分子及其美国主子的诽谤性谎言了。
在联合国大会以前几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已经引证了文献性的材料：
协定的原文，官方言论以及由当时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签名的照会——他在那照会中感谢苏联政府在按照中苏双方彼此同意的期限撤退苏联军队的问题上所给予的同意和协助。
苏联严格地遵守和中国方面协议的期限，全部苏联军队都精确地按照期限撤离了满洲……。
无论国民党集团的美国主子以及这个已被中国人民推翻的集团的代表们怎样进行恶毒的诽谤，这些诽谤都掩盖不了这些事实，也不能支持对这些事实保持缄默的阴谋。
诽谤者还谈到所谓满洲财产受到破坏的问题。
他们提出了关于破坏的天文数字：
二十亿元以上，约二十亿元左右，……第3个数字是引证美国政府提出的数字——八亿五千八百万元。
只要比较一下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些数字是荒唐无稽的，而这整个诽谤谰言显然是怀着对苏联挑衅和侵略的目的的。
这一举动的用意是要引起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争吵。
但是，无论用尽怎样的谎话和诽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动摇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办得到！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美国就在准备侵略中国和朝鲜
马立克指出，这些天文数字的根据是所谓鲍莱使团的报告，这个使团是在日本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藉口调查战争破坏而派到朝鲜和满洲去的。
马立克说，这个使团的真正目的和活动，是到最近——1951年夏天，才被大家知道的。
去年夏天，美国报纸刊载了一项消息说，鲍莱和他的使团为了军事和战略目的，编制了非常详细的北朝鲜和满洲一切重要目标的地图和图表。
朝鲜的美军总部现在就使用着鲍莱使团所准备的这一切材料、图表和地图（起初是麦克阿瑟将军使用，现在是李奇微使用），以选择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境内和满洲境内进行轰炸的目标。
苏联代表继续说，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迹象之
一，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就想些什么，准备干些什么。
他们马上就着手准备在远东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计划。
美国代表在这里提到的魏德迈报告又怎样呢？
马立克问道，难道这个报告没有完全证实这些计划吗？
这个报告被一般人所知道，还不过是去年的事。
这是去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所谓“麦克阿瑟案”时发表的。
看了魏德迈致杜鲁门总统的这个报告之后，大家知道了，魏德迈早在1947年就拟定了夺取北朝鲜、把全朝鲜变成美国军事基地、变成进攻中国和苏联的桥头堡的计划。……
后来的事态发展和美国对朝鲜的侵略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最近的发展——在华盛顿拟订进一步扩大侵略的计划——更加证明了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基于战争，而不是基于和平，是基于扩大侵略，而不是基于停止侵略。
马立克继续说，我现在不打算谈所谓蒙古军队在1947年06月侵入中国领土的事了。
在第1委员会讨论关于批准新会员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时，我已经谈到这一点，当时我已向美国代表葛罗斯解释了关于一个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条件。
我曾经指出，美国和国民党诽谤者在这里提到过的乌斯满是新疆武装匪徒的首领，他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他的罪恶活动，他在美国副领事的唆使下无端寻衅地侵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就是蒙古境内发生军事冲突的起点。
乌斯满配合着宋希濂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组织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进扰。
这一切事实都是大家知道的，我不打算详细地论述了。
对乌斯满本人的审问和他的口供，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些事实。
五年以来中苏协定所起的变化证明国民党的“控诉”荒谬可笑
马立克说，为了给人们一个概念，我愿意把1945年苏中两国间的各项协定和1950年的各项协定的某些条文比较一下。
我愿意指出，这些协定是怎样按照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改变了。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1945年08月的协定规定中国长春铁路是苏联和中国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经营。
根据1950年02月的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这条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这条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
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即今年末。
整个铁路及其全部财产现在正在移交中国政府全权管理。
这就是五年来苏中协定的变化。
苏联把它管理这条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这条铁路上属于苏联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
诸位代表先生，请举出一家外国公司——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的名字来，它肯放弃它在别的国家的一切权利与财产，而把这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地移交给这家公司所在的国家充分使用和管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
让我们看看关于旅顺口的协定。
1945年的协定规定中国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为期三十年。
根据1950年02月的协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这个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
即尽管在1952年末时对日和约还没有缔结，苏联军队仍将离开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并将该根据地移交中国政府全权管理。
再看关于大连的协定。
1945年的协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一切国家的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
依照协定的议定书，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
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副主任由华籍人员担任。
这个协定期限为三十年。
根据1950年02月的协定，苏联方面在大连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全部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苏中联合委员会业已成立以进行这种财产的移交事宜；
财产的移交已在1950年内完成。
大连的行政完全归中国政府管辖。
这就是五年来这些苏中协定所起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所提出的所谓苏联违反这些协定的含血喷人的控诉，是荒谬可笑的。
而且，如果说那些站在国民党诽谤者背后的人们不是打算利用这种诽谤来达到侵略与挑拨的目的以便掩饰他们在远东扩大侵略的计划，那就更加荒谬可笑了。
美国占领台湾资助国民党政权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权利
马立克说，大会于1949年通过了一个徒有虚名和伪善的“促进远东国际关系稳定”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的主要提案国美国却公然违反这个提案的条款。
马立克说，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提案建议：
一切国家，为促使远东国际关系趋于稳定起见，不得侵犯中国人民现在与将来建立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和保持政府不受外国控制的权利，不得在中国境内设法取得势力范围或建立任何由外国控制的政权，不得设法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利和权益。
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人们都知道：
中国的台湾岛已被美国武装部队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占领，并且变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因此，这一部分中国领土不仅已经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且现在完全在美国占领当局和美国司令部的控制之下。
因此，美国政府已经违反了它自己的提案，这个提案曾经由于美国的坚持而成为大会决议。
第2、在这块中国领土上，已经建立了完全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因此，美国政府也违反了上述大会决议中关于这样情形的规定。
这个大会决议禁止任何国家在中国境内取得特殊权利和权益。
美利坚合众国既占领了台湾岛，把它变成美国军事基地，并且在这块中国领土上成立了美国傀儡国民党政权，它就已经粗暴地违反了大会决议中的规定。
人们都知道：
美国政府支持并且资助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国民党政权——美国政府曾经发表过大意如此的正式声明，参议院所通过的法律中也有这种纪录。
美国政府在其联合国内的侵略核心的支持之下至今还阻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联合国。
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其对中国的敌对政策，国民党代理人仍然非法地占据着这个组织中的中国席位。
由此可见，上面提到的要求不得侵犯中国人民权利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被美国政府悍然地违反了。
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实行着侵略政策，想通过敌对行动和侵略来剥夺中国人民独立地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政治制度的权利。
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并且企图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它。
因此，美国就侵犯了中国的独立和中国人民自己处理他们的命运的权利。
因此，美国政府就悍然地违反了它自己向大会提出的提案。
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美国政府怎样一方面强迫大会接受它的提案，同时却又悍然地、无耻地违反了大会决议。
中苏友好是远东和平安全保障没有人能够动摇这种友谊关系
至于有关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种种谎言，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说明：
这件事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大会讨论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的两个、三个、或一些会员国之间的友好与和平的关系不是大会讨论的题目一样。
苏中两国的关系是稳固地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原则上的友好关系，没有人能够动摇苏联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友谊关系，这是远东和平与安全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成立了三年了；
这是一个执行中国人民意志的政府，这个政府与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
这是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在联合国里代表这个伟大国家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这个中国政府把外国奴隶主驱逐出了国境，结束了一世纪以来的殖民地地位与帝国主义压迫，建立了完整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成了真正自由与独立的国家，这样的政府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第1个。
这个政府代表着差不多五亿人民，治理着巨大的国家，受到中国全体人民的充分信任、尊敬和热爱。
这个政府现在治理着国境内最边远的地区，好几十年以来这些地区都是被敌视中国及其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
唯一的例外是台湾岛和美国武装部队以强力非法占据的某些小岛。
苏联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任何诽谤家都不能抹杀历史事实
马立克指出：
在01月28日热心支持国民党诽谤的美国代表重复了早被驳倒与揭穿了的捏造的陈腐谰言，美国代表硬说苏联没有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的第5条与第6条。
苏联代表说，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所签订的克里米亚协定的中心点是：
苏联有义务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两个月到三个月内加入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这个协定同时规定，苏联有义务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两国间的友好同盟条约，以武装部队给与帮助，以求自日本的枷锁下解放中国。
因此，根据克里米亚协定，苏联承担了给当时的中国政府以援助的义务，以便从日本的枷锁下解放中国。
这项文献性材料完全驳倒了美国代表的谎话，他硬说苏联根据中苏条约第5条与第6条，承担了某种义务，要在反对中国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斗争中给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这个条约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种规定，因为自从在俄国成立了新的工农苏埃维国家的第1天以来，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民族自决与不干涉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内政的原则为基础的。
从这些事实看来，美国代表的声明就是诬蔑性的，就是毫无根据的了。
苏联为了履行它根据克里米亚协定和1945年苏中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就在1945年08月09日，也就是德国投降以后整整三个月，严格按照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对日本宣战。
英勇的苏军单独地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精锐军队——当时拥有官兵将近一百万人的关东军——作战。
战斗是激烈而残酷的。
在作战期间，苏军遭受了巨大的牺牲，死伤很多。
在满洲作战期间，苏军在战斗中摧毁了日军沿兴安岭和苏满边境全线所设的坚强工事。
关东军不顾日本政府所发表的投降宣言，在投降宣言发表以后很长时期内，继续对苏军进行猛烈的武装抵抗。
苏军且战且进，解放了满洲的全境，迫使敌人投降了。
马立克引用了英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照会以及杜鲁门总统致斯大林大元帅关于这一问题的信件。
这两个文件都对苏联这种决定的意义有很高的估价。
马立克还引用了美国参议员麦克马洪在参议院外交和军事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麦克马洪在那次发言中引用了美国战时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著的
一本书上的话。
史汀生正式承认：
苏联履行自己根据克里米亚协定和1945年中苏条约所应履行的义务，进入了战争，就使战争的期间缩短了一年多——根据史汀生的计划，战争最早也要到1946年底才能结束，可是事实上没有到1946年底，仅仅到1945年08月就结束了。
史汀生还承认苏联军队挽救了一百余万美国人的生命。
如果美国继续作战到1946年底，这一百余万官兵是一定要死掉的，美国人就不得不牺牲这样多人。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951年06月04日在参议院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也承认了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马立克说，毫无疑问，不管美国代表如何造谣诬蔑，美国人民和千百万美国母亲、妻子和姐妹都会记得并衷心感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苏联及其武装部队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远东反侵略势力的斗争，并给美国的母亲、妻子和姐妹挽救了一百余万儿子、丈夫和弟兄。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出席大会代表团的任何诽谤家都掩盖不住这件事实，都不能从史册上面取消这件事实。
这件事实，使美国人民对苏联永远感激不尽。
美国接济窜入缅甸境内的残匪并在中国南方边界建立新基地
马立克说，现在，我要谈到我的演说的最后一段了，这一段是关于今天下午会议上提出来的十分重要的问题的。
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第1委员会的代表们听取了三个帝国主义殖民国家的声明——可以把它叫做“三大国宣言”。
这是三国关于拟订侵略计划和扬言对亚洲人民发动战争的宣言。
这个宣言的确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这是对于那些为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亚洲人民直接发动侵略和战争的威胁。
美国代表库泊尔提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01月03日在第1委员会所作的发言。
那个发言中说，根据报纸消息，台湾美国司令部正用美国的运兵舰把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中国的南方边境以及泰国和缅甸，以准备从南面来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知道，当时维辛斯基指出了这消息的来源，指出了登载这消息的报纸。
当时美国代表团保持缄默，因为，大家知道，当时正在华盛顿准备召开美、英、法三国的参谋长会议，邱吉尔访问杜鲁门之行也正在准备中。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是制订扩大在远东的侵略行动的军事计划。
在这些军事计划制订好了以后，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最后有了发言的力量，今天才发表声明，提起苏联代表团团长在01月03日发言里所引用的话，并企图歪曲这些话及其明确的含义。
美国代表提到了维辛斯基01月03日的发言。
可是，让我们看一看1952年01月21日英国
“每日邮报”巴黎版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作为例证罢。
01月21日“每日邮报”巴黎版刊载了一条仰光的消息说，蒋介石的军队正在缅甸的边境集中，并且计划在今年04月间进攻中共军。
这个消息的标题就是这样的，这个消息所报道的事情，早在01月03日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就已经提出要求大家注意了。
这件事情也正是美国代表今天要转弯抹角地加以否认，加以歪曲的。
“每日邮报”巴黎版说：
消息又说，配备有美国武器（库泊尔先生注意：
美国武器！）
的新军队，正准备在04月底向中共军发动攻势。
“每日邮报”巴黎版又说：
缅甸反对党的三个领袖已经联名发表声明，警告缅甸政府，要求缅甸政府注意来自中国国民党那一方面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并且说，缅甸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同样的事情以及国民党军队盘据在缅甸一事，也已由缅甸代表今日在这里第1委员会会议上正式作了报告，所有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们都已听到了他的发言。
从其他报纸的消息知道，大缅甸党代表宇巴茂博士于01月18日在仰光举行的缅甸反对党派会议上说，现在共有六师国民党军队在缅甸境内，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将近八千平方英里，北从滚弄起，南至莫丁，西以萨尔温江为界。
国民党军队的总部设在景栋区的孟苏，那里正在建筑机场。
据宇巴茂说，国民党军队经由泰国清迈获得供应与物资，美国总部是设在清迈的。
大缅甸党领袖帽延奈也说，缅甸境内国民党军队有自己的机场。
他们得到来自泰缅边境上美国基地的接济。
他说，有两个美军将领、七个美军上校、二十七个美军少校充当缅境国民党军队的教官。
这一切事实都说明了美国侵略者正在中国南方边界建立准备战争和侵略的新基地。
美国正在亚洲策动新战争联合国对此不应置之不理
这个报告，这一切事实应该引起大会和第1委员会的代表们的注意。
不久以前，华盛顿举行了两个重要的会议：
一个是美、英、法三国参谋长会议，
一个是美国和英国的政府首长杜鲁门和邱吉尔的会议；
同时报上对这些会议的谈判内容以及会议就东南亚和东方国家问题所拟订的计划都发表了报道和评论。
如果把这一切都看到了，那末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华盛顿正在策动新的战争阴谋，扩大对亚洲各国人民和东方各国人民的侵略行动的阴谋。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方面的事实。
我们来看看01月09日的法国报纸“今晨国家报”。
该报报道华盛顿三国参谋长会议说：
“这些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中共决定给予东南亚的‘叛乱分子’，特别是越南，以更积极的援助，西方国家如何统一调配可能被迫采取的军事措施。”
法国报纸“巴黎激进新闻报”在01月10日刊载国防部的官方公报说，关于东南亚的谈判，关于新加坡会议所建议的措施的谈判已在华盛顿恢复。
大家知道，新加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调配美、英、法三国对东南亚以及整个远东地区——马来亚、越南、朝鲜——人民，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军事计划。
01月12日，法国报纸报道三国参谋长在五角大楼所进行的谈判的进展情形说，法国代表许温将军建议在“共同防御体系”的范围以内进行密切合作。
这个共同防御体系要“有自己的陆、海、空军后备力量来对抗共产党对于越南、缅甸、马来亚和泰国的新的攻势”。
这个体系——是侵略体系，不是防御体系——大约要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因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因此，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三个殖民国家，在英帝国中的英语民族的自治领国家的参加之下，在华盛顿，在五角大楼拟出了关于战争和扩大对东南亚人民的侵略行动的计划。
报纸上登载的这些消息透露了华盛顿阴谋的真正含意。
今天，美国代表发表了声明，说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进行“侵略”（用他们自己的话）美国政府就对东南亚和中国怀有什么样的侵略意图。
这是一个清楚可见的证据，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对中国和东南亚采取新的侵略行动。
他们为此目的武装和训练了现驻缅甸的国民党军六个师，并且正如报纸所载，把新的国民党军若干师从台湾运往该地。
缅甸代表今天在第1委员会会议上已经证实了缅甸境内有国民党军队。
大会和第1委员会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他们必须对这些事实、报纸上的消息以及美国代表在此间发表的并为英、法两国代表所附和的正式声明，予以严重的注意。
国民党匪徒含血喷人的“控诉”是在掩饰美国扩大战争的阴谋
从美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正在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正在努力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民族自决的原则的东南亚人民已受到三国的威胁。
在华盛顿，这三国的参谋长已拟订了扩大在远东的侵略的军事计划，后来这种计划并得到美国和英国政府领袖的批准。
这一切也使人们相信，美方代表之所以一贯拖延朝鲜谈判，天天设置障碍，使这个谈判不能顺利完成，是为了继续在朝鲜进行侵略，并以所谓对方态度顽强做幌子，扩大在远东进行的这种侵略——不但在朝鲜进行侵略，而且在东南亚进行侵略。
这一切彻底暴露了三国的计划和意图，首先是美国侵略者的计划和意图。
国民党在大会中提出含血喷人的控诉，借此制造争端，只是为了掩饰美国侵略者在远东扩大战争和侵略的计划和意图而已。
从以上一切事实和所举出的文件看来，第1委员会完全没有理由认真讨论国民党分子提出的提案。
第1委员会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合理的决定是不理会这个追逐侵略与挑衅目的，掩饰在远东准备新侵略的计划的提案，不再讨论这个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破产了的提案；
这个提案纯粹是国民党分子以及他们的美国主子虚构的东西，讨论这个提案显然适合于挑衅的侵略性的目的。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埃及国王屈从美英的压力
罢黜首相纳哈斯并解散议会
【新华社02日讯】
开罗消息：
01月27日，埃及国王法鲁克在与美国驻埃及大使加佛利会商之后，在埃及首相纳哈斯将要宣布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前数小时将纳哈斯撤职，解散了议会，并命马赫尔筹组新政府。
美国的报纸毫不讳言这是美国进行干涉的结果。
纳哈斯在埃及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对英国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
这显然使和英国在这一战略地区有着共同利益的美国大为不安。
合众社驻华盛顿记者贡札尔斯谈到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得来的消息说：
美国驻埃及大使加佛利过去几天内曾与埃及代表频繁磋商。
美国报纸透露，磋商的目的就是迫使埃及撤换纳哈斯。
据美国报纸消息，加佛利在纳哈斯撤职前一天——01月26日——曾拜访埃及国王法鲁克，并呈递关于结束埃及“骚乱”的备忘录。
据“华尔街日报”称：
据说美国大使曾表示美国认为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报纸还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实际上提出了纳哈斯的继任人选。
据国际新闻社开罗消息，马赫尔曾两度出任埃及首相，并曾因亲纳粹而坐过监牢。
英国报纸对于马赫尔的上台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这使恢复英埃关系有了新的希望。
保守党的“每日邮报”说：
“新首相马赫尔是英国的一位老朋友，国王法鲁克选择得很聪明。”
01月28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在评论埃及事件时，公然宣称埃及事件是美国的事情，并且说美国必须担负起它的力量所加于它的责任。

抗议英军侵占伊士美利亚
开罗五十万人民示威
埃及统治阶级大为恐慌
【新华社30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首都开罗五十万人在01月26日举行大示威，抗议英国军队侵占伊士美利亚的暴行。
01月25日，侵入伊士美利亚的英国军队继一连串的血腥暴行之后，要求该城的埃及辅助警察放下武器并离开运河区。
埃及警察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英军就向警察总部进攻。
埃及警察一直抵抗到弹药打完为止。
据埃及内政部公报说，埃及警察死四十六名，伤四十二名，并有八百多人被英军俘去。
英国侵略者事后声称将无限期地占领伊士美利亚，并封锁整个运河区。
英国侵略者这一挑衅行为，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巨大愤怒。
26日下午，开罗五十万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示威者高呼“打倒英国”，“打倒埃及卖国贼”的口号，并在愤怒中捣毁和纵火焚烧了许多属于英国人的产业。
亚历山大港的所有电影院和娱乐场所在25日晚全部停业，以向在伊士美利亚之战中牺牲的埃及人志哀。
埃及人民反帝斗争的新高涨，使埃及的统治阶层大为恐慌。
埃及政府已宣布全国戒严，并规定五人以上的集会就要被判两年到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徒刑。
埃及政府并已准备采取严峻的措施，大批逮捕爱国者。

苏联再度照会美英法土四国政府
斥四国对成立中东司令部的狡辩
并谴责美国强迫中近东国家准备新战争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在01月28日把苏联政府驳斥美、英、法、土四国对成立中东司令部问题的狡辩的照会，递交给美、英、法、土四国驻苏外交使节。
苏联政府给美国的照会说：
美国政府1951年12月19日给苏联的照会，企图为组织中东司令部的目的进行辩解，硬说这是由于有建立自愿参加的联合防务组织以保障中东地区安全的必要；
也是为了援助这个地区的国家，以保持并巩固它们的独立和自由。
苏联的照会驳斥了这种虚伪的解释。
照会指出：
中东司令部不是什么自愿组织的联合防务组织，而是美、英、法、土四国强迫中东国家接受的。
近东和中东各国并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成立中东司令部的建议并不是它们主动提出的。
中东的某些国家，直到今天都仍然处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中，侵略国侵犯它们的国家主权，继续占领着它们。
英美的中东司令部计划不但没有规定从中东和近东撤走一切外国军队，使这些国家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反而要让其他侵略国家的军队也得以进驻这些国家的领土。
因此，所谓“援助”这些国家“以保持和巩固它们的独立和自由”，简直是一种嘲笑。
美国政府的照会硬说成立中东司令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权利的。
苏联的照会予以驳斥说：
中东和近东没有一个国家目前受到攻击，有的只是美国支持下的英国军队在埃及的行动。
因此援引联合国宪章，只是企图在联合国旗帜掩盖之下扩大准备侵略战争的计划而已。
照会揭露了中东司令部计划是美、英、法三国侵略中东计划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强迫中东和近东各国屈从它们准备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冒险目的。
苏联的照会在重申苏联政府对于在距离苏联国境不远的地区成立中东司令部的侵略计划的态度，并再度声明：
美国政府和这个计划的其他发起国政府应对因实施这种计划所可能引起的局势负责。

邱吉尔在华盛顿虚张声势的演说
引起英统治阶级严重混乱
【新华社27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首相邱吉尔17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虚声恫吓中朝人民的演说，激起了英国人民愤怒的抗议，也引起了英国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混乱。
紧接着邱吉尔发表演说以后，合众社从伦敦发出的消息就说：
邱吉尔的威胁性“暗示”，“已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接近工党的“雷诺新闻”承认，邱吉尔想恫吓中国人民是白费心思。
它在指出“美国的政策是想以威胁的手段……来强迫按照李奇微将军的条件在朝鲜停战”以后，明白地说“一切证据显示：
中国是不会被吓倒的。”
虽然邱吉尔不能吓倒中国人民，但是他却吓倒了英国统治集团。
英国统治集团害怕邱吉尔向美国冒险政策的进一步投降，会使他们面临人民反抗的严重危机。
对邱吉尔的指责首先来自现政府的反对党——工党。
23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要在下院质问邱吉尔，要他解释他和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谈中所商定的远东政策究竟是什么。
24日，前工党政府国务大臣杨格又发表演说，指责邱吉尔可能已把英国带到“一个滑溜的斜坡上，坡底就是对中国的战争”。
杨格斥责邱吉尔的举动可能会扩大对英国极为不利的战争，“因此，人们不能不抱着严重的焦虑来看待邱吉尔先生在华盛顿所扮演的角色。”
合众社认为杨格的指责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足以反映此间愈来愈关心邱吉尔在华盛顿究竟怎样答应支持美国的远东政策。”
对邱吉尔演说的指责，也来自接近保守党的集团，甚至保守党内部。
据工党的“人民报”透露：
“反叛的保守党员对邱吉尔向杜鲁门所作的一系列让步……表示不安”。
这样，邱吉尔在华盛顿的狂言乱语，不但不能达到其吓人的目的，反而还替自己基础极其脆弱的保守党政府招来了极大的麻烦。
据合众社透露：
在邱吉尔演说之后的第2天，英国外交部“在纷至沓来的问题围攻下”，竟不得不被迫宣布，邱吉尔和美国政府虽然已就朝鲜问题获致“广泛协议”，但并未有“具体约定”，企图以此搪塞。
但是，问题并不能因此解决。
合众社已预料，在英国议会在01月29日复会时，“将进行最激烈的辩论”。
只有微弱多数的保守党政府，势必在各方质询下处于狼狈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