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崑山等的判决主文
大贪污犯薛崑山等七个案子，已经本院审理终结，今将对各该大贪污犯的判决主文作如下的宣告：
薛崑山
大贪污犯薛崑山，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混入我国营贸易机关，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薛犯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私人经营的皮毛商店服务，严重地破坏国营贸易收购工作，大量套取国家资财，并在与公家合营福义和皮毛栈时，挪用与侵夺公款，投机倒把，谋取私利。
该犯前后所犯罪行，使国家损失甚巨，现已查明其现有非法所得财产达二十三亿元以上，罪恶至为严重。
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宋德贵
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并拒不坦白，罪恶至为严重。
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雷亚卿
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课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达一亿四千七百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达四亿元以上。
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
特判处徒刑十五年，追缴全部赃款。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孙建国
大贪污犯孙建国，曾任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并引进奸商打入国家生产机构，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本应严办，姑念孙犯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完全自动彻底坦白，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从轻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并追缴其全部赃款。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王丕业
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王犯罪行被发觉后始被迫坦白。
姑念其坦白尚较彻底，并能戴罪立功，检举奸商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共达八十亿元以上，特判处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夏茂如
大贪污犯夏茂如，系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本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罪犯多起，在运动中立了功。
特免予刑事处分。
其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交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
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
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杭效祖
大贪污犯杭效祖，系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当起义时贪污发给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另外贪污了钢丝录音机一架。
1951年整风运动中作了初步坦白，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真诚悔过，并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一年来杭效祖以戴罪立功的心情曾在技术上有所创造和发明。
据此特对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

北京昨天公审大贪污犯
薛崑山宋德贵罪恶严重拒不坦白被判处死刑夏茂如杭效祖自动坦白立功赎罪免予刑事处分
【新华社01日讯】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今天上午十一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特组织了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等七人，并当场宣判、分别予以执行。
参加这次公审大会的，有中央和华北级、北京市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党的机关与群众团体的领导人、积极分子等，各机关团体的大贪污犯和大贪污嫌疑分子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北京、天津两市的工厂、机关、学校、团体、商店及各界市民亦同时有组织地收听大会实况播音。
大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担任主席。
刘景范宣布开会时，首先说明了这个大会对深入开展中央各机关反大贪污犯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
他指出：
“中央各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现在已经进入普遍深入的阶段，各部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都受到了严格的批评，现在正在集中力量进行反大贪污犯的斗争，并且已获得不少成绩。”
刘景范接着用具体事实说明中央一级机关内已检举和坦白出的大小贪污分子以及其贪污的款项和因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情况后，指出：
人民政府对贪污分子的处分是严肃的；
将根据贪污的情节轻重和坦白的程度，予以不同的处理。
他说：
“今天就是根据这些政策来公审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
刘景范最后警告所有贪污分子说：
“为了再给贪污分子以悔过坦白的机会，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将坦白限期延长到02月15日。
所有贪污分子应该考虑自己的前途，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地向人民坦白悔过。
只要在02月15日前彻底坦白的，仍以自动坦白论处。”
大会主席致词以后，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主持的临时法庭宣布开庭。
七个大贪污犯由人民警察押进会场站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听候各有关单位代表的控诉和法庭的审判。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空军司令部代表白云、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代表吴波、民航局副局长唐凯等相继在大会上控告了各该部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的罪行。
大贪污犯薛崑山，原来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二百匹布资本的皮毛商人，1945年张家口第1次解放时，薛犯便乘机混入我国家贸易机关，1951年04月更窃据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的要职，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经营的十九家商号服务，现已查明薛犯所得的非法财产在二十三亿元以上。
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宋犯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且执迷不悟，拒不坦白，和奸商勾结起来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科长，利用职权与奸商勾结起来盗窃国家资财达四亿元以上，雷犯贪污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被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
大贪污犯孙建国，曾任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并把奸商引进国家生产机关，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次在运动中完全自动坦白彻底交代，并检举了有关的奸商。
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资财，个人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当罪行暴露后才被迫坦白，但坦白比较彻底，并检举了奸商刘元敬等破坏国防建设共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亿元以上的巨案。
大贪污犯夏茂如，为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案犯多起。
大贪污犯杭效祖，为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在伪“中央航空公司”职工起义时，贪污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及钢丝录音机一架，1951年整风运动中初步作了检讨，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彻底坦白悔过，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并且在去年一年内曾戴罪立功在技术改进和发明方面对国家有些贡献。
对大贪污犯控告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沈钧儒宣判：
大贪污犯薛崑山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宋德贵处以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雷亚卿判处十五年徒刑，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孙建国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王丕业判处五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夏茂如免予刑事处分，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还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大贪污犯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宣判完毕，薛犯崑山、宋犯德贵当即押离会场执行，雷犯亚卿、孙犯建国、王犯丕业当即押解法院执行徒刑或缓期执行，夏茂如、杭效祖则当场回到本机关的队伍中去。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高呼“拥护人民政府，严惩拒不坦白的贪污犯！”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贪污分子！”
“贪污分子只有彻底坦白，才有出路！”
等口号。
大会最后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报告。
在大会进行期间，北京市收听大会实况录音的广大群众也纷纷给大会打电话，坚决拥护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大贪污犯的公正判决。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六百多职工在电话中，向大会主席团说：
“我们全所六百多人听到了大会宣布枪决大贪污犯薛崑山、宋德贵后，全体同志都举手拥护政府这一正确判决。
我们将本着大会的战斗精神，向大贪污犯进行猛打穷追，不全胜，不收兵。”

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
（1952年02月01日）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们：
今天这个大会很深刻地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1，大贪污犯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不能没有足够的估计。
第2，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事实，已十分明显，不能有任何麻痹。
第3，大贪污犯的出路，已经十分明白，不能再行犹豫。
我现在就分别来讲这三个问题。
（一）大贪污犯对于国家经济事业的严重危害性
同志们听了今天大会上的检举和判决报告之后，首先一个强烈的印象，自然是：
被这些贪污分子所贪污掉的国家资金，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这些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数目，都在一亿元以上，薛崑山则贪污了二十三亿。
如果把被贪污的钱加起来，单单中央各机关，至少可能有一千亿元左右。
到01月29日为止，中央各机关已经破获大贪污犯一百六十一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二百零二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四百到四百五十人。
这些人贪污的总数，至少要达到一千亿元左右。
至于中、小贪污的数目，还没有计算在内。
一千亿元有多大的价值呢？
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八百万元白洋，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供给二十八万人吃一年，可以买三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六十六架战斗机，可以买十万担棉花，可以买三十四万五千匹细布。
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
这些钱可以办十个左右的最新型的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工厂。
但是，大贪污分子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还不在于所贪污的绝对数字，而在于因为这种罪恶的贪污行为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经济上的损失，这种损失，往往很不容易计算，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损失要比被贪污掉的数目大几倍到几十倍。
比方薛崑山，控制了国家机关内皮毛收购的地位，同时又在北方各大城市开设了十九家皮毛店，他把皮毛贸易上的一切好处，都归给他自己的商店，一切的损失，都转嫁给国家。
这种损失就不是几亿元的问题，而是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问题。
又比方宋德贵，为了贪污和奸商勾结，把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可能得到的经济情报和交通运输上的各种便利，都给了私商，甚至彼此沟通，假造各种单据。
这种损失究竟有多大呢？
毫无疑问，要比宋德贵贪污的数目大得多。
如果把三年来全国各地贪污分子直接贪污的款项和贪污所造成的损失统统加起来，应当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贪污分子中破坏性最大的，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经济上的奸细。
这种人在不法的资本家指使之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盗用国家资金，非法取得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实行走私漏税，这种人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贪污行为，实际上贪污最多，给我们的损失最大，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战线上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对于这种人，应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有些人觉得，我们对贪污犯的进攻太张扬，太激烈。
他们觉得可以比较温和地进行这一类工作。
这是对贪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的表现，是一种右倾的情绪，这种情绪，应该加以反对。
（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
今天大会的事实，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曾经而且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
到今天，还有许多不法的资本家没有悔过自新的表示，也就是还没有放弃进攻的表示，这是全国人民必须严重注意的现象。
有人说：
“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虽然是四个朋友之一，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根本谈不到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动什么进攻。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现在大叫资产阶级进攻，显然是无的放矢，或者别有用心。”
这种论调，最低限度是一种十分幼稚的说法，事实上是为资产阶级的进攻作辩护的。
毫无疑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是居于被领导的地位，他们应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已经有共同纲领加以规定。
三年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十几年中，得到了空前的利益。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来是和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这也是应当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并不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轨道，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总原则下，经营自己的业务。
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力量比较壮大、政治上有了一定地位之后，就不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内循规蹈矩的活动，他们企图在经济上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无限制的发展，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企图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要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当然，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权已经确立的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许多不法的资本家却企图在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许多地区中，和我们争夺这种领导权。
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条件，在人民中也没有多大的威信，所以这种关于领导权的斗争，他们一般的不是用公开争夺的方法，而是用暗藏的同时也是卑劣的斗争方法，也就是从国营经济内部来削弱来控制国营经济的方法。
为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他们往往派一些人到我们内部来，或者从我们内部拉一些人过去作他们的走狗。
今天被判处死刑的薛崑山就是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典型之一，宋德贵则是被拉过去的典型之一。
但是不论薛崑山也好，宋德贵也好，当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任务进行工作时，他们已经不是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的副处长和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的处长，而是穿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的不法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不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服务，而是为卑鄙龌龊的不法的资本家服务。
像宋德贵那样的共产党员，早已可耻地叛变了自己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他们最信服的人，不是共产党，不是人民政府，不是人民解放军，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毛主席，而是那些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腐化堕落的资本家。
他们所霸占的国家机关，实质上已经不是由共产党、工人阶级来实行领导，而是被不法的资本家篡夺了这种领导权。
这还能说不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吗？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的方法，还是十分猖狂和卑鄙的。
只要看一看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大家就会明白。
前面说过，他们向我们进攻的方法，一种是派人到我们里面来。
他们是怎样派法呢？
从许多情况看来，他们往往采取一些下流的方法。
有些资产阶级代表，在资产阶级内部本来有相当高的地位，如经理、副经理等，为了钻到国家机关内部来，他们可以充当汽车司机、小办事员，然后逐渐向掌管经费、物资以及经济的要害部门发展，只要能当上一个采购员，或者仓库管理员，或者计划部门的科员、办事员，或者修建部门的监工员，他们就在这些地方进行贪污腐化的活动。
他们好像是资产阶级插到我们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吸血管一样，无限制地损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事业。
等他们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后，例如薛崑山这样，他们就在更大的规模上放肆地向国营经济进攻。
现在许多机关都发现了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我们国家机关内部所造成的难以估计的损害。
这是一个沉痛的、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大教训。
资产阶级派进来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在许多情形下，还没有拉过去的人所造成的损害大。
因为被拉过去的往往是所谓“老干部”，他们地位较高，权力较大，贪污的胆量也大。
资产阶级拖他们下水的方法，一般首先是利诱，最后加以威胁。
利诱的过程大体是这样，首先是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刺激我们干部的物质生活欲望，然后让他们学习请客，送礼，吃回扣，拿佣金，再进一步就让他们作个别的比较大的贪污活动，最后，则是用入股、分红、开厂、设店、拿干薪、招亲等方法，另加若干威胁，把我们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在秘密状态下拖入了奸商集团，使这些人蜕化成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听资产阶级指挥的经济奸细。
宋德贵就是这种类型里的一个。
在这些活生生的惨痛的事实面前，还能说资产阶级没有对我们作过什么进攻吗？
还能说以反贪污作为主要内容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运动是多余的事情吗？
同志们，这不但不是多余的事情，而是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大贪污犯的出路
我现在来谈一谈大贪污犯的出路问题。
前面说过，大贪污犯不管是派进来的或者拉出去的，都是资本家的走狗，都给国家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罪恶，都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属于经济内奸性质的大贪污犯，则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那末，大贪污犯是不是统统没有出路了呢？
不是的，人民政府对于犯了大贪污罪的人，是为他们保留着悔过自新的道路的。
今天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已宣布免除大贪污犯夏茂如、杭效祖两人的刑事处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夏茂如、杭效祖两人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之所以免予刑事处分，是因为他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完全自动地并且彻底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过，而且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检举他们所知道的其他人的贪污行为。
夏茂如检举了七个贪污分子和十几家不法商人。
杭效祖在香港起义时发生了贪污行为，在去年整风学习时他即已自动坦白，但领导机关未及时处理，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他又自动坦白，而且平时工作比较努力，有若干创造发明。
所以只要能够自动彻底坦白，并且坚决地重新站在人民方面来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虽然是犯了大贪污的重罪，仍然是有前途的。
如果不自动坦白，或坦白不彻底，又不能在反贪污的斗争中立功赎罪，则不能受到夏茂如、杭效祖那样的待遇，而应当受到应得的刑事处分。
雷亚卿判处十五年徒刑，就是这种例证。
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
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
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
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
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
至于像薛崑山、宋德贵那样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和上述五人的情况均不相同，故必须处以死刑。
一切大贪污犯都必须明白：
你们有了大贪污行为时，即已犯了严重的罪过，就应当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是，如果你们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退出赃物，并能在反贪污斗争中立功赎罪，就能减轻甚至于免除你们的刑事处分。
所以，在政府对你们宣判以前，刑事处分的轻重以及免除刑事处分与否，决定于你们自己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你们有完全的主动权，你们应当清醒地辨别你们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应当从此以后清醒过来，你们不要再迷信什么“攻守同盟”，不要以为订了所谓“攻守同盟”之后，就可以永远保持你们贪污的秘密。
这首先是不应该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
“不应该”的道理是很显然的，到现在这种时候，还订什么“攻守同盟”呢？
所谓“攻守同盟”必然有“攻”有“守”，你们“攻”的是什么呢？
是伟大的祖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农民阶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而毛主席就是这一切的总代表，你们“攻”什么呢？
这种进攻是最反动的、落后的、卑鄙的，我劝你们赶快停止你们这种进攻。
还有所谓“守”，你们“守”什么呢？
为什么而“守”呢？
表面上看来，你们“守”了这种贪污秘密或者那种贪污秘密，“守”了这种赃款或者那种赃款，“守”着这本假账或者那本假账，实际上“守”着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你们以奴才的地位保持着对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忠诚，这有什么价值呢？
特别是在革命已经胜利的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已经在望的中国，为少数不法资本家的利益而守，为贪污而守，有什么出路呢？
这种所谓“攻守同盟”，是最愚蠢的最反动的“攻守同盟”。
保持所谓“攻守同盟”，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贪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钱”，“唯利是图”的人能够谈得上“信义”吗？
你们有什么法子保证不会有人自动坦白或者被人攻破呢？
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多数是因为怕死，现在有了可以不死的道路，我相信许多大贪污犯是会愿意彻底坦白的。
过去有些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特别是一些经济内奸性的大贪污犯之所以不肯坦白，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政府不容易找出他们的材料，特别不容易凑满一亿元，他们就企图这样来逃脱大贪污犯的处分。
为了打破这种人的幻想，政府现在规定：
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一切大贪污犯，都应当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
中央一级坦白截止期，根据有些单位的要求，推迟至02月15日为止。
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一切大贪污犯不要失去这一个最后的时机。
（附图片）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会场
新闻摄影局齐观山摄
到会群众一致拥护政府对大贪污犯的公正制决
新闻摄影局刘庆端摄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日益加强着对于侵朝美国空军的严重打击。
这是正在对空射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群。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
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第2次还本中签号码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告（52）财计第12号
1950年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2次抽签业于02月01日在北京由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代表监督举行。
兹将中签号码拾伍个公布如下：
“零壹（01）”“壹伍（15）”“壹捌（18）”
“贰柒（27）”“叁壹（31）”“肆贰（42）”
“伍零（50）”“伍叁（53）”“伍捌（58）”
“陆伍（65）”“陆捌（68）”“柒玖（79）”
“捌捌（88）”“捌玖（89）”“玖玖（99）”
不论是一分券、十分券、一百分券、五百分券，其债券号码末尾两个数字同于以上中签号码之一者，即为第2次中签还本的债券，此项中签的债券已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03月31日开始凭券还本付息，希持有人按照原定本公债还本付息办法，凭券向人民银行办理领款手续。
特此公告。
部长薄一波
1952年02月01日

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对大贪污犯宋德贵的控诉
宋德贵是中央公安部原来的行政处长，也是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被检举出来的大贪污犯。
他与奸商天津东华货栈赵溪桥、北京祥利木厂杨生祥等勾结起来，共同盗窃大量国家财产，先后共达九亿余元。
宋德贵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
宋德贵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等相互勾结盗窃国家财产所采用的办法，是经过精心计划和周密布置的。
他们很巧妙地利用了中央公安部去年04月在东北采购木材的机会，用“给手续费”的名义，第1次付给了赵溪桥七亿元，第2次又付给了五亿元。
本来最多只能付给手续费五亿元，而他却在这种所谓“手续费”名义的掩盖之下，付给了十二亿元，就是说两次一共多付给奸商赵溪桥等七亿元。
第3次又以托人保管木材的名义，多付给北京祥利木厂的奸商两亿元。
宋德贵达到了盗窃国家大量财产的罪恶目的之后，就完完全全地加入了奸商赵溪桥、杨生祥一伙，实际上成了东华货栈和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把东华、祥利变成他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的共同财产。
他们以为这种奸诈的阴谋，是不会被发觉的，因而他们曾一时得意忘形；
宋德贵把奸商们看作他的“好军师”，言听计从。
奸商赵溪桥亦曾对人说：
“我们只要依靠住宋处长，一辈子的享受都有了。”
但是，贪污分子和奸商们的诡计终于被揭穿被撕破了，我们终于捉住了这些可恶的强盗。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
为了更多地盗窃国家财产，他与奸商赵溪桥曾狂妄地假借中央公安部的名义，出入市场，招摇撞骗。
并曾盗取中央公安部的公章，打算介绍奸商赵溪桥前往广州搞外汇生意，和到东北鞍山盗运钢铁。
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检举和揭发，我们国家的财富还不知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宋犯德贵深深地陷入贪污和奸商勾引的泥坑之后，他的生活就腐化堕落到难以想像的程度。
1951年的0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内，他与奸商及其他贪污分子仅吃酒席、看戏、玩女招待、买衣服、吃人参、鹿茸、海龙、海马等，共挥霍了三亿元之多。
公开报销的住旅馆、吃饭、杂支等一亿元以上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
他们在东北住最阔气的旅馆，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
据查宋德贵每天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
在采购工作结束时，也是宋德贵等达到了大量盗窃国家财富的罪恶目的时，他们举行了一次所谓“庆祝胜利”的大宴会，邀集了一批奸商和贪污分子，摆了六桌酒席，每桌竟达八十万元之巨。
同志们，像宋德贵这样大量盗窃、大量破坏国家财富的罪犯，难道我们还能容忍他们吗？
还能不极端痛恨他们吗？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
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责，他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拖他下水的办法，用来拖别人下水。
他曾以盗取得来的国家财富，大批地购买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香烟、酒等，以及现金到处送人，把
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拖下水去，与他共同进行贪污。
因此你们可以看到：
宋德贵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前哨部队，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革命队伍的忠实奴才了。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
他的贪污罪行被发觉后，不仅不坦白认罪，而且百般抵赖。
去年11月我们察觉了他的贪污行为后，即再三动员他坦白，交清账目，但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一面即开始造假账的活动。
他捏造了二十余天始终交不出账来。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又十分严肃地、反复地向他进行教育，动员他坦白认罪，但他不仅不幡然悔悟，反而更加紧了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活动。
12月下旬，他曾经同奸商赵溪桥及其他贪污分子在北京两次秘密开会，商讨对付办法。
他指示东华货栈把漏税之七亿元迅速登账，向税局报税，并迅将单据造好送中央公安部，以便对付检查账目。
并指示“当中央公安部至天津查账时，只说生活有浪费，其他一概不谈”。
就在他被逮捕起来以后，在审讯过程中，仍多方狡辩，避重就轻，拒不坦白，只在罪证确凿无可抵赖的情况下，最后才低头认罪。
但对于他还有的一部分罪行，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贪污分子的罪行，直到现在还保留起来，不肯完全地坦白供认。
同志们，我以为上述事实，已经完全足以说明宋德贵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分子，他虽然曾经是一个革命干部，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他已经完全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给宋德贵以最严厉的制裁！
我想，我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等于鼓励贪污分子继续盗窃我们国家的财产，等于鼓励资产阶级继续向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疯狂进攻，等于鼓励那些至今尚不坦白认罪的大贪污犯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
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仅我们国家的财产会继续被大量的贪污掉，而且中国革命都可能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所以我恳切地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宋德贵以死刑并立即执行。
我恳切要求所有到会的同志们赞成我的意见。

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杨恬
对大贪污犯孙建国的控诉
我控告贪污受贿分子孙建国。
孙建国河北人，贫农成份，1938年入伍，1942年入党，在人民解放军中历任团宣传副队长，文化教员，代理指导员，侦察通讯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在1948年东北辽阳战役时，他被国民党匪军打断了肠子，负了重伤，经营救治疗成为残废，不能继续在部队服务，上级决定孙建国到地方上长期休养。
1949年01月，孙建国在休养时结识了商人王龄，合开了大众油房。
从此孙建国即为商人包围，以请看戏、嫖妓女等方法拖他下水，开始孙建国坚予拒绝。
但商人的办法是恶毒的，卑鄙的，他们研究孙建国的思想定出对策，一面极力奉承孙建国，
一面从思想上腐蚀孙建国，说“革命军人，特别像你这样的老干部，生活上应该很艰苦，这样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
但是你的身体这样坏，这样下去怎能行呢？
你的肠子接了狗肠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就要你的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再不享点福，死了才冤枉呢！”
这一支毒箭射中了孙建国，从思想上俘掳了孙建国，再进一步以请吃饭、洗澡、看戏、吃女招待、进跳舞厅、嫖妓女，在生活享受上俘掳了孙建国。
当孙建国完全被商人俘掳之后，商人便提出了要孙建国出面走私，从鞍山贩铁到天津，从此孙建国完全变成了商人，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人民军队，背叛了人民，而成为窃取国家资财的罪犯。
从1949年05月以后到1950年，孙建国盗买生铁九百吨，共得五十二亿余元东北币，后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觉逮捕，没收了他的五十亿元，劝他安分守己。
孙建国在这次失败之后，于1950年10月到了天津。
但到天津后又立即为奸商李孝直所包围。
李孝直为利用孙建国而牺牲了他所担任的武进土产贸易行业务主任的职务，每天追随孙建国左右，寸步不离，并将孙建国介绍给天津临记洋行担任了协理，订了一年的合同，说明孙建国可以对外用临记洋行的名义，可以使用电话，可以在临记洋行办公，并规定成交所得照四六分红，孙建国得四成，临记洋行得六成。
奸商李孝直则从临记与孙建国处各得一成佣金，孙建国从此就完全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临记洋行的得力狗腿子了。
1950年底，总后勤营管部需要沥青油，孙建国即与李孝直等三人合伙商定卖给营管部一千吨沥青油，但实际只交了不足七百吨，孙建国从中分得了佣金二千五百万元。
1951年，孙建国经介绍到总后勤部供应处工作，任副主任，但孙建国隐瞒了与临记洋行的秘密关系。
在许多奸商包围下，孙建国利用了当时前方需汽车的情况介绍卖给供应处一百部卡车，规定两月交货，但过期两月货仍未到，使公家遭受了二十三亿元的损失（兵险费、利息、罚金等），而孙建国在介绍这批车时分得了一亿五千万元佣金，后因车没到将钱退了，但得了二百万元的利息。
在另一次购买四十万条麻袋中，孙建国又分得了佣金六千万元。
在成交二百吨橡胶中，孙以借跑合商人刘国胜二千万元名义得了二千万元。
总括以上所举罪行，孙建国在1949年01月自动脱离党、脱离组织，到1951年04月到供应处前的两年四个月中，除已为沈阳公安局没收五十亿元东北币外，窃取国家资财合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
到供应处的八个月中又贪污受贿八千二百万元，总计一亿二千七百万元。
这些钱除用掉了二千余万元外，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万，分别投资在天津、北京商店。
孙建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贪污分子。
他给了国家以严重损失，应该受到严厉惩处，但念其在运动开始时，即比较诚恳坦白地交待了自己一切罪恶行为，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和其它贪污分子，并且表示愿意真诚地悔过，戴罪立功。
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从轻处刑，以明法纪，并给以立功赎罪的机会。
同时，也向那些大贪污分子指出，只有彻底坦白，才能找到生路，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
对大贪污犯雷亚卿的控诉
大贪污犯雷亚卿原来是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的总务课长，他自1950年03月到站工作以来，就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同兴、润生、建平等六家营造厂，明目张胆地盗窃国家资财，从中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余万元，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
对同兴营造厂承建宿舍一事，雷犯不按合同规定日期，早付工程费十天（款十亿零五千万元），第2期又早付款二十天，并多付七千万元，使该厂奸商将此大批款项投入市场投机取巧。
雷犯曾私开介绍信骗购公家木材、洋灰，使奸商骗取四千九百万元。
工程完竣后，雷犯又提高工程费，多给奸商二千万元。
建筑工程误期一个月应罚一亿三千九百万元，雷犯竟为贪图贿赂而未罚，应还供应站的水电费二百四十万元，亦未收回。
这样，同兴营造厂就前后贿赂雷犯五千余万元，黄金十七两，计合七千九百万元。
其余雷犯并从润生、建平等五家营造厂接受贿赂共六千八百万元。
总计雷犯共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
雷犯经手的三十亿元的基本建设中，在他勾结包庇下，奸商们就用上述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谋取暴利，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已经计算出的就有四亿余元。
而工程完竣不久，由于偷工减料，大部歪斜漏雨，又反工修理，不可计量的损失更为严重。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雷犯抱着抵抗的态度，和行贿的奸商订立“攻守同盟”，开会经常不到，借故外出，躲避坦白，由于大家的启发追问，并点出一些具体材料，他才逐渐坦白出一些贪污事实。
直至拿出人证物证后，他才承认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万元。
他在坦白过程中，曾两度从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手中抢回其坦白材料，企图撕毁，逃避法纪，推翻原案；
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这种反复无常、抢夺证据、不肯彻底坦白的大贪污分子，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中央财政部代表吴波
对大贪污犯夏茂如的控诉
夏茂如是中南粮食管理局的工程师兼工程科长，在1951年12月初来财政部粮食总局开会。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坦白了他在1950年在皖北所干的贪污罪行，同时检举了和他同案的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商。
情况如下：
贪污事实：
他是1950年02月在华东参加工作的。
参加工作前，他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自任建筑师，因此，他和上海的营造厂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参加工作之后，就被派到皖北，担任工程室主任。
和他同去的还有金山石、郑华甫、林宝全、金镇等四人，都是工程人员。
皖北的仓库工程是招商承包的。
第1批工程夏茂如就介绍和他有关系的营造商——上海大中华副经理兼钮永记经理的钱宝章承包，合同订好之后，夏即接受了两千万元的贿赂。
但他表面上还伪装清高，而由钱宝章暗地将贿赂送回他家，这是贪污的第1次。
第2次：
由于夏茂如受了钱宝章的贿赂，所以在审核下一个工程时，就多核给他二成多的利润，同时又借着这个题目，由金山石出面约同钱宝章谈判拿回扣的条件，表面上说好是三千万元，由夏茂如、金山石、林宝全、郑华甫等四人均分，各得七百五十万元，但是钱宝章另外又送给了夏茂如一千万元，实际上这次夏茂如共贪污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第3次是滁县专署炳辉县建仓的工程，合同已经订好，由于建仓地点不合适，需要改变计划，夏茂如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另一承包商基昌营造厂索取贿赂一千二百万元，贿赂到手，他就帮助包商用移动地址和订立补充合同的办法，把工程进行下去了。
第4次，是在皖北普遍布置建仓之后，由于任务大，时间急，以夏为首的这些工程师就趁机大肆贪污。
他们介绍了七、八家营造商来分别承包了五个专区的建仓工程和治淮委员会的临时建仓工程。
最初曾由金山石出主意，要在包商合同中拿一成回扣，夏茂如感到数目太大，怕工程上无法交代，还不敢拿一成，结果内面由金山石外面由钱宝章分别向各包商谈判，得了共约三亿元以上的贿赂，由五个工程师在蚌埠瓜分了，金山石、郑华甫、夏茂如各八千万元（夏实得七千余万元），金镇得三千万元，林宝全得四千万元；
但林宝全另外还单独贪污了四千万元未算在内。
其他工程师，据夏检举亦有单独贪污，数目还搞不清楚。
这样，夏茂如前后共贪污了一亿二千多万元；
再加上其他四个工程师，贪污总数约在四亿元以上。
皖北建仓工程连治淮委员会的临时仓库在内总造价约一百亿元，除了工程师们用回扣形式贪污的以外，还有包商的偷工减料，估计损失约在十亿元以上。
这就是说，皖北一百亿元的建仓工程，其中有十四亿元以上的款子被工程师、营造商勾结起来进行盗窃，装在他们口袋里去了。
营造商勾结工程师专门盗窃国家资财的罪恶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钱宝章。
钱在承包皖北工程以前，是一个垮了台的穷光蛋承包商，由于在皖北工程中发了大财，有了资本，他又进一步承包了治淮委员会的一批洋灰和白铁皮；
承包后，又用套购的办法发了一批财，因此，钱宝章就在南京、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杭州都设了分号和事务所，变成大富翁了。
现在钱宝章已被逮捕，究竟盗窃了多少国家资财，还在继续审讯。
坦白经过：
夏茂如参加工作后，由于他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他的思想里，对于工程师以回扣形式盗窃国家资财，原认为是家常便饭。
所以他到皖北之后，从思想到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但他最初还是想小干，单独干，后来愈干愈胆大，发展到集体搞大贪污，及至干大了之后，他怕露了马脚，又有些害怕了，于是他要求调到中南去工作，企图用转移地区的办法，使这个贪污巨案长期隐蔽下去，不至于暴露。
但是他的想法错了。
因为工程本身就会说话的，偷了工减了料的工程必然要发生问题。
果然，到了1951年，皖北好些仓库工程出了毛病，这就增加了夏茂如的恐慌。
他曾拿了一千万元叫钱宝章去补修仓库，以求弥缝了事。
但他的心病并没有去掉，怕迟早有一天总要暴露，因而他曾想改变姓名逃到香港去，也想到了自杀，也想到了把贪污款项捐了抗美援朝，但这些办法都不能使他放下那个沉重的臭包袱。
在走头无路的时候，他又想着埋头工作，想着拿看书来消磨时间。
但一个大贪污犯的影子和法网难逃的恐惧思想仍然压着他，使他安不下心去。
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他又听说有人在上海解放日报检举皖北建仓工程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虽然这件事暂时弥缝过去了，但精神上的压力是加重了，他是背着这样的亏心包袱来北京开会的。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他挽救了，他看到了号召，听到了报告，知道坦白可以减轻，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才请假回到上海的家里，和家属商量，又得到了家属的鼓励，他才下定决心回到北京来坦白，同时一面从上海写信给皖北粮食局，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并退回赃款五千万元。
他在未坦白之前，睡觉听到汽车响就以为是案情暴露，政府来逮捕他；
坐火车看见公安人员走到车厢里也以为是来逮捕他的。
他惶惶不安，如坐针毡。
坦白之后，他还有两大顾虑：
一个是还不敢把自己说的太坏，还想多说一点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好处，多说一点客观的原因；
这是贪污事实虽已讲出，但还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恶；
第2，坦白可以减罪，他是知道了，但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还是很耽心的。
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思想斗争和大家的帮助，这才解除了思想顾虑，把自己的罪恶彻底坦白出来了。
他已向我们签了字，如果将来还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甘愿加重治罪。
我们认为夏茂如的问题，开始坦白时，虽然对自己的罪恶认识不够，但从整个坦白过程来看，他是自动坦白的，并检举了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因而全案得以很迅速的破获。
他由上海回北京坦白时，又自动退还皖北赃款五千万元，下余的赃款，亦愿以后陆续还清。
因此，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于夏茂如的问题，可以按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立功自赎的情节，准予从轻处理，使他今后仍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
对大贪污犯薛崑山的控诉
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国畜产公司控诉大贪污犯薛崑山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
薛崑山是山西省平遥县薛香村人，地主成分，现年四十一岁，原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在1945年以前，薛崑山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价值二百匹布资本的普通皮毛商人。
1945年张家口第1次解放时，他和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合营福义和皮毛栈，当时公股占百分之八十五，私股占百分之十五。
1949年张家口解放后，福义和皮毛栈于1950年06月结束，薛崑山就乘机钻进了中国皮毛公司，并于1951年04月担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在薛崑山和国家合营皮毛栈时，他就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倒把，大量盗骗国家资财，经营与投资了十处皮毛栈行。
在他钻进国营贸易机构之后，继续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垄断皮毛价格，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三年来，薛崑山主要罪行如下：
（一）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薛崑山代中国皮毛公司购买羊毛三百余万斤，在每百斤羊毛中，掺土十斤至二十斤。
交货时，贿赂皮毛公司收货人马子风、朱凤鸣、吕恩荣等把这批坏毛当好毛收进，骗取国家资财人民币二十余亿元。
（二）1950年福义和皮毛栈结束时，薛崑山组织福义和一些职员，集体贪污人民币一亿元，白布一千二百匹，黄金四十三两，公债票一千二百余分。
（三）薛崑山在与国家合营皮毛业期间，利用国家资金，做私人买卖，将所得利润，投资于十家皮毛行栈，总计一亿八千余万元。
（四）1950年01月国营皮毛公司与薛崑山以合营方式，到兰州收购羊毛。
薛崑山亲自写信指挥他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投资的商号，大量抢购羊毛，哄抬价格，使得在兰州买到的贱价的羊毛，运到天津，按天津的高价交给国营皮毛公司。
这次合营一共获利三十五亿元，薛崑山分到了百分之四十五，计十五亿七千五百万元。
（五）1950年08月，中国皮毛公司决定山羊板皮每张提价二千元。
在指示尚未发出以前，薛崑山令其弟由天津先以电话通知张家口他所投资的振新泰皮毛栈，大量抢购山羊板皮，当张家口皮毛分公司接到提价指示后，市场存货已被买光。
（六）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下令冻结全国国家机关的资金，包头分公司停止收购羊毛，当地羊毛价格下跌，薛崑山利用这个机会，指使其三弟，将存款三亿元汇到包头，抢购羊毛四万九千斤，获取暴利一亿二千万元。
同时又命令他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经理吴仲三在兰州抢购羊毛一万八千余斤，获利八千余万元。
以上两宗共获暴利两亿元。
（七）1951年09月中国畜产公司决定提高驼毛价格百分之二十，在指示尚未发出之前，薛崑山命令他所投资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用电话通知张家口德义恒皮毛栈将内蒙古贸易公司所存驼毛三万二千斤买走，并将市场驼毛抢购一空。
（八）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实行牛皮管制，在命令下达以前，薛崑山即指示其三弟在张家口、包头抢购牛皮四百张，急运东北出售，谋取暴利。
以上八点，是薛崑山主要的犯罪事实。
总算起来，薛崑山及其他伙犯在与国营贸易公司合营期间和钻进中国皮毛公司、中国畜产公司之后，先后直接盗窃国家财产人民币四十余亿元，仅薛犯一人，非法获得财产即达二十三亿余元。
至于他利用国家机密，指挥他所投资的商号，扰乱市场，投机操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这个还要大几倍，现在还没有完全计算清楚。
六年来，薛崑山吸了国家和人民的血，养肥了他自己，使他从一个只有二百匹布资金的普通商人，变成了一个投资在十九家商号的大资本家。
这就是薛崑山向国家和人民欠下的血债，今天，全国人民有权利向他要回这些血债。
薛崑山是资产阶级向国营贸易机关和一切国营企业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最凶恶的典型。
他利用了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中国皮毛公司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和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警惕性的错误，钻进了国营贸易企业，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活动，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薛犯曾召集他的爪牙开会布置抵赖。
当我们根据已经掌握了的材料，让他坦白，但他始终拒绝坦白，反而随身带着四亿八千万元银行支票，准备逃跑，这证明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
根据薛崑山以上的犯罪事实，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民航局副局长唐凯
对大贪污犯杭效祖的控诉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民航局全体员工来对我局电讯总工程师兼厂长杭效祖的贪污罪行提出控诉。
1949年广州解放后，伪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香港起义时，杭效祖担任伪“中央航空公司”电讯总工程师兼电台主任，起义时伪“中央航空公司”的电讯工作人员要求发给三个月的薪金，共港币一万八千元。
此款除已发给员工港币五百元外，其余一万七千五百元（当时折合人民币共为一亿一千余万元）全为杭所贪污。
另有钢丝录音机一架也为杭效祖所贪污，杭效祖这一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痛恨的，并应受到国家法纪的制裁。
可是杭效祖这一贪污事实，在1951年整风时已作了初步坦白，并交出了钢丝录音机。
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掀起以后，他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主动地向政府、向大会作了彻底的坦白，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贪污，将过去贪污的全部赃款交给国家。
由于他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严重，他曾抱着戴罪立功的决心。
在一年以来，杭效祖工作是积极负责的，按期完成了建厂和清点器材工作任务，并发明了对国家有贡献的通讯工具，更在继续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根据以上情节及人民政府对于贪污分子的政策，我代表民航局要求政府从宽处理，准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附图片）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速写
邵宇

空军司令部代表白云
对大贪污犯王丕业的控诉
我代表空军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向大会控诉贪污犯王丕业的贪污罪行。
王丕业，沈阳人，今年五十二岁，于1950年08月担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1951年10月31日，被最高检察署逮捕的大中华窑厂的刘凤图，供出了他的贪污材料，因而予以逮捕。
被捕后，他曾承认贪污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元，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之后，经过动员教育又继续坦白贪污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
该犯共计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王丕业是修建方面的技术人员，因之他便利用自己的职权，与营造业、材料行密切勾结，盗窃国家资材。
曾与王丕业有贪污行贿关系的营造厂就有五家，计：
兴业营造厂行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永兴营造厂行贿六千五百万元，人众营造厂行贿一千五百万元，在向正阳营造厂卖洋灰时，贪污了六百四十二万元，天津裕兴营造厂行贿一百五十万元。
他先后共受贿贪污一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元。
营造厂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在修建工程中大量的偷工减料，以达到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的目的。
而王丕业则丧失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应有的品质，为了贪污自肥，使国家的建设受到重大的损失。
如修建东交民巷二十二号西楼工程，由于偷工减料的结果，该房子修起不到一年便下沉裂缝了。
在这一个工程中，王丕业即受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他与营造厂勾结，利用机关名义，替商人套买洋灰，共二千袋，这些套买的洋灰并未全部用到工程上去。
在去年洋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王丕业与私商勾结，曾将套买的洋灰出卖五百六十袋，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他们还在正阳营造厂存放着四十袋洋灰，准备出卖。
王丕业另外一种贪污的方法，即是与材料行勾结。
与王勾结的材料行，有义康五金行，它卖给公家钉子、油毡、铁管子等，对王行贿一千万元。
天津联发成铁工厂，对王行贿一千万元。
大中华窑厂，对王行贿二千万元。
新兴材料行，对王行贿三百万元。
裕生电料行对王行贿二百万元。
北京消火器材厂卖八亿元的消火器材时，对王行贿七千万元。
这六家材料行即共对王行贿一亿一千五百万元。
他们因此以劣等器材冒充好器材卖给国家，使修建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此外，在王丕业被逮捕时还欠公款八十八万元。
总合起来王丕业的贪污受贿达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王丕业在被逮捕之后，经过谈话教育，并由于最高检察署从大中华窑厂刘凤图的口供得出的材料作证，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贪污事实，但还只坦白了
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元。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又继续坦白了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并向政府揭发某地国防建设工程曾被私商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亿元以上，并检举了其他两个工程人员的贪污事实。
他本人并向政府请求愿将所存的贪污款项全部交出，并愿为人民戴罪立功，以自己在旧社会贪污行为的经验来揭发各种修建中的贪污行为。
我们认为大贪污分子王丕业的贪污行为，使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是应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坦白比较彻底，并曾揭发了私商盗窃国家资财的巨大数字，还是可以减罪，请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予以适当的制裁。

胜利公债第2次还本抽签大会昨在京举行
1950年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2次还本抽签大会，01日下午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主持抽签仪式；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筹备委员巩天民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秘书主任秦达远两人执行抽签。
监督抽签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潘震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贸易处副处长尹伯兮、上海市工商界代表项叔翔、天津市工商界代表李钟楚、重庆市工商界代表温少鹤、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表孙孚凌。
此外，出席监督抽签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等团体的代表。
王绍鏊在抽签以前致词说：
在目前国家财政还不很宽裕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按期归还公债本息，这说明人民政府是极端重视债信的；
希望中签的债券所有人，把兑取的公债本息，运用到正当的事业上去。
接着，监督抽签的各地代表项叔翔、李钟楚、温少鹤、孙孚凌等也都讲了话，他们都表示响应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并建议各地工商界把中签公债本息投资到生产事业上去，或把它储蓄起来。
（新华社）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邵国寰作（附图片）
（十）当他还过着供给制生活的时候，他父亲忽然来看他。
有人劝他买些东西送他父亲，可以由公家报销。
他说，“我有什么资格支公家钱用？”
（附图片）
（十一）改了工薪制度，他被评给八百多分。
可是他仍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每月有很多节余。
（附图片）
（十二）有人劝他不要太刻苦，把那床破棉被换一换，他说：
“从前吃什么，穿什么，我觉得这样已经满好了。”
因为他时刻也没忘记，他从延安去东北时，党给他的指示“从农村到城市以后，要保持党的坚苦朴素的传统”。

坚决与贪污分子作斗争的女青年团员卢守凡
新华社记者岳革新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卢守凡，是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的会计，她勇敢地检举了粮食局局长、副局长等集体贪污案。
卢守凡在1950年01月由江西省立财政经济学校介绍到铅山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担任会计。
1950年06月，粮食局局长刘德敏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下开始他的犯罪行为。
刘德敏告诉卢守凡不要把二万二千二百斤公产粮和一万五千斤库存余粮上报。
刘并欺骗她说：
“局里面开支大，经费不够用，这些粮食留下来作为局里添置设备的费用，这是上级允许的，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卢守凡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对他的话并不怀疑，就没有将这两笔粮食报上去。
以后，她看见局长刘德敏、副局长刘孝国、仓库主任鹿士义和主办会计邹扬生（留用人员）经常在一起大吃大喝，并且买了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用钱挥霍无度。
这时卢守凡开始怀疑他们这些花费的来源，1951年03月，卢守凡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参加全省粮政会计会议时，她认识到刘德敏不将公产粮和库存余粮上报是一种不合制度的“打埋伏”行为。
她就把这些情形报告给上级。
卢守凡回到铅山县不久，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就派人协同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纪律检查组来进行调查。
刘德敏马上纠合刘孝国、邹扬生等贪污分子秘密开会，伪造假帐。
当时卢守凡只知道他们“打埋伏”，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中贪污的。
因此，这次检查就被刘德敏等使用欺上压下的卑污手段矇混过去了。
经过这次检查，刘德敏等猜疑是卢守凡在南昌检举他们的，刘德敏就找卢去问话。
卢守凡承认她在上次粮政会计会议时曾反映过这一情况，刘一听说，马上就无耻地威胁她说：
“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对你自己不利的，你这样做法，影响了上下级的关系。”
刘并利用青年团支部书记的职权，强迫卢守凡承认反映情况是错误行为，叫她“反省”。
卢守凡因检举的是事实，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反省。
这一批贪污分子于是在局里采取拉拢压制的手段，说什么“卢守凡这一次反映情况，把整个粮食局的‘好评’都搞垮了。”，
“反映情况是‘小广播’、‘自由主义’”等等。
他们企图在局里造成群众对卢的不满。
他们又恐吓其他人员不要学卢那样越级汇报。
对落后的群众，就用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他们，企图把卢守凡孤立起来。
卢守凡虽然受到贪污分子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向贪污分子妥协。
她认为上次检查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自己掌握材料不够，同时没有团结其他会计人员来共同收集他们的贪污证据。
以后，她就注意团结局里的会计和出纳人员，请他们随时注意刘德敏等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
她把刘德敏等每次虚报存粮和挪用公款的贪污帐目都在暗地里记下来。
同时，她就计划着如何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
这时贪污分子对她的攻击也愈来愈恶毒了，甚至暗中监视她的行动。
卢守凡去寄发写给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和铅山县人民政府的三份控告书的时候，被贪污分子邹扬生发现了，邹扬生就报告刘德敏，刘竟假借职权，组织“斗争会”，威胁卢守凡说出写信给谁和信的内容，并且诬蔑她有“政治问题”，威胁她如不“坦白反省”就送到公安局去。
但是这样并没有把卢守凡吓倒。
刘德敏等贪污分子更加恐慌起来，竟公然到公安局诬告卢守凡，要求公安局把卢逮捕。
公安局因为没有确实证据，拒绝了刘的要求。
这时，卢守凡的思想上虽然感到很痛苦，但是她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局里几个会计人员紧紧团结在她的周围，积极地收集贪污分子的罪证，这使她得到很大的鼓舞，因此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卢守凡的控告，引起了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首先得到铅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王修章的支持。
王县长亲自找她去谈话，安慰她，叫她继续收集贪污分子的犯罪证据。
县人民政府一面把这些情况告知中共铅山县委员会，一面报告上级领导机关。
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专员公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知道这一事件后，立即派人前来调查。
调查结果和卢守凡检举事实完全符合。
这个案件有关人员共计五人，他们盗卖仓库存粮、勾结私商少报加工米以及虚报开支，共贪污人民币一亿三千多万元。
现在这些无耻、阴险的贪污分子已分别受到了制裁。
中共上饶地方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德敏、刘孝国、鹿士义等三人党籍。
人民法院已将此案有关的贪污分子逮捕，将依法惩办。
坚决和贪污分子斗争到底的卢守凡得到上级的表扬，并受到群众的热烈爱戴。
现在，她已被青年团铅山县人民政府支部评选为模范团员。

工商界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章乃器
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奋不顾身地，发挥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的疯狂侵略，取得了不断的光荣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在完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全中国大陆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的光辉任务之后，一面正在以无比英勇的战斗，消灭土匪、特务，拱卫国防，并在战斗中提高技术，以为收复台湾的准备；
另一面踊跃参加生产，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面有领导地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
另一面发起广泛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有力地支援前线，同时为国家建设打好基础。
广大的青年、妇女和文教工作者，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为国家建设事业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法令、计划，发挥了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这一切，就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向着光明的大道迈进的主流。
历史上，任何光明伟大的主流，都不可避免地要随带着一道暗流。
在今天，这一道暗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根源。
这些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携带这些污毒到新社会来的，主要的正是我们工商界。
当此全世界人民都为新中国的胜利而欢呼，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在万分感奋中献身为国的时候，工商界却出现了大批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干部的奸商，这是工商界的耻辱。
奸商们的罪行，主要的是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其中最恶劣的是用诱惑、勾引、胁迫等卑鄙手段实施行贿，以腐蚀国家革命干部；
损害国家利益，甚至破坏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则为一般的必然结果。
这种人在客观上等于和美蒋匪帮里应外合，袭击中国人民。
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人民的公敌。
社会上有这一批奸商，政府机关里就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奸商们的丑恶行为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的。
“都市黑暗”，“商场污浊”：
是旧中国为众周知的口头语。
都市之所以黑暗，因为它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大本营；
而商场之所以污浊，则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所造成的。
从旧的习惯来说，店家旧历新年要在门上贴“一本万利”、“日进斗金”的红纸条，要拜财神菩萨，新年见面要说一声“恭喜发财”，敬客要进“元宝茶”。
这些证明了，唯利是图是工商界的“天经地义”，是丝毫不以为耻的。
从由外洋进来的东西来说，反动时代的商法就明白规定：
“商人以营利为目的。”
这是进一步把唯利是图合法化了。
谁还能说唯利是图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呢？
从唯利是图出发，自然就要不择手段；
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都是应有文章。
剥削工人是愈残酷愈好，因为损人才能利己。
“同行是冤家”，因为利己就不能不损人。
“生意经”教的就是投机取巧，这是普遍而分散地存在着的。
集中的投机取巧的场合，叫做市场或交易所。
在那里面，旧的一套是摸袖子开行情，咬耳朵定交易；
外洋来的一套是前台疯狂抢夺，后台暗算操纵。
那是一个极端阴险、卑鄙、丑恶的鬼世界！
当少数人发了“横财”的时候，多数人便要家破人亡！
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社会生活当然是少数人的奢侈荒淫和多数人的饥寒交迫。
建筑在这一种基础之上的政治，当然是贪污、腐化以至公然掠夺人民。
“人有良心，狗不吃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来说，是十分恰当的。
这些就是资产阶级本质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反动黑暗的统治虽然被人民推翻了，商场上的污浊虽然也经过了洗濯，然而，旧制度的残余，却决非短时期所能肃清。
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自然，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以后是有进步的；
那中间也还有不少正派的和力求进步的人物：
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阶级本质。
这一危险的阶级本质利用一切的机会争取自由发展，这就成为种种不同方式的对人民政权的进攻。
这种进攻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有一条由价格所支配的阵线；
许多参加进攻的人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有其共同的唯利是图的意识。
比如，在解放初期，便有倒买金银、高抬物价的进攻。
在当时，那些有较大资本的投机家是有意识地发动进攻的，但是一般抱有贪购、惜售思想的人，却只是无意识地参加了这一进攻。
又比如，行贿是对人民政权极端严重的进攻。
但在那当中，那些为着遂行逃税、偷工减料、诈取国家财物、和收买情报而行贿的奸商是有意识的；
一般商家因袭过去恶习，并不抬高货价，而送给机关采购人员以小额回扣的，则是无意识的。
这种事实一面说明了那些投机家和奸商的罪恶的深重，一面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质的恶劣和可怕——从唯利是图出发，终至犯了危害国家的罪行。
当然，法律对于各种不同情况的犯罪行为的处分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恶劣本质的消除，却必须是毫无例外的。
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变成了对于革命队伍的糖衣炮弹！
就是这样，在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代基本上没有贪污、腐化的革命队伍，等到革命胜利转入城市以后，却发展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这说明了什么叫做“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也说明了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
（薄一波：
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
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
那就是：
为着谋取利润，他们必须进行发展生产和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的工作，这对人民经济会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谋取利润要能达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和促进物资交流要能达到公私兼顾，总之，一切活动要能真正对人民经济有帮助，那就必须严格接受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严格接受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严格服从国家的计划。
如其不然，而任其自由发展，那就一定是残酷剥削人民的暴利主义，一定是公私两损的盲目发展，一定是侵蚀人民政权的丑恶罪行。
事实已经证明了，奸商们严重的腐蚀国家干部的罪行，多数就是在一年多来经济情况好转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业务特别繁荣的一些行业，如建筑、木材、五金、纸张、西药等，发展得格外厉害。
何以会如此？
就因为他们在想：
“国家有求于我了，有地位了”；
“生意好做了，用不着国营经济的领导了”；
“有钱又有地位，何必依靠工人，更说得到什么工人阶级的领导”。
正是这些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得他们脱离了领导，发展了暴利思想和盲目发展思想；
再为着取得暴利，达到盲目发展的目的，就不择手段地做出了伤天害理的腐蚀国家干部、损害国家利益的罪恶勾当。
这是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摆在工商界的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
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之下，在国营经济的业务领导之下，依照国家计划，遵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积极动员自己的财力和人力，为人民服务，并取得合理的利润——这是光明的大路。
一条是：
藐视领导，轻视劳动，坚持资本万能，要求自由发展，向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方向前进——这是死路。
我想，工商界是愿意走光明的大路的，没有人会愿意走死路的。
要走光明的大路，就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整饬工商界的阵容。
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犯法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犯错误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
这是改造思想、从新做人的起点。
大家都要勇敢检举那些不肯坦白的坏分子，这是整饬工商界阵容的必要手段。
工人、店员群众一致起来了，妇女们也一致起来了，人民的眼睛是逃不过的，不坦白的终久要被检举。
等到被检举，减罪、免罪的机会就错过了；
改正错误也陷于被动了。
工商界在这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拿出重大的决心和勇气，以表示其坚决站在人民的一面，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旧历年终是“大扫除”的日子。
工商界在这一“大扫除”的日子，把自己头脑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把整个工商界里的污浊大扫除一下，的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由于这些污浊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决不可能在“大扫除”的一天就打扫干净。
所以，工商界必须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最后，我愿意送给工商界两句老生常谈的话：
“老老实实改造思想；
规规矩矩经营业务。”
我认为这样做，对于工商界自己是有利的，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也是有利的。
新中国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好好地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幸福的。
预祝工商界大扫除的成功，大家共同做新中国的好人民！

廉洁奉公的共产党员王永东
李锺英
共产党员王永东，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技术工作干部。
在察中电业局营业科当内线股副股长。
工作一贯积极，生活一贯俭朴。
从1949年入城以来，资产阶级曾千方百计地向他进攻，企图把他“拉过去”。
王永东则始终站稳了党和人民的立场，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顽强的斗争，严正地拒绝了奸商们的大小贿赂五十多次，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察中电业局因为是企业机关，常和私商打交道。
张家口市的私人电料行的工程，都由电业局检查，有些大工程，王永东都要亲自去检查，直接接触商人的机会很多。
不少商人经常玩弄卑鄙的手腕，点头弯腰地对他谄媚奉承，企图从他身上找些便宜。
有一次，王永东到一家面粉厂去检查电表。
这厂的老板露出一副伪笑的面孔，硬拉他吃饭喝酒，并说：
“王同志！
请您把电表调慢一些，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王永东坚决拒绝了这个老板的引诱，把电表调到了正确的位数。
保证了国家电费的收入。
去年02月，王永东的老婆生了小孩。
张家口市大河套街荣昌电料行的掌柜季廷祯，就趁这个机会拿了一套小孩绒衣，送到王永东家里。
王永东发现这事，马上把衣服送回去。
后来奸商季廷祯又跑回来送给他，还说：
“拿上吧！
拿上吧！
小意思。”
这样拿回来有三次，都被王永东拒绝了，为了这事，王永东向局内做了汇报。
隔了几天，季廷祯又跑到王家，这回他拿着一张沙岭子税局和几家粮栈安装电灯的草图，计划动工换线，可是因为电业局所设线路距离这个地方特别远，中间又没有电线杆，他想叫王永东从局内拿出三千米电线来，给他拉长路线，使他能赚一笔钱。
王永东乘着这个机会把季叫到局内教训了一顿，说“共产党没有这一套，企图以私人贿赂达到你们的目的是办不到的，你们以后要老实点！”
还有一次，亚北电料行承作了军区的粮食仓库的电灯装设工作。
完工后，经王永东检验，发现用的线号不对，送电后有失火的危险，乃责令亚北电料行换线返工。
这时，亚北电料行的王掌柜满以为用贿赂的办法就可以不换线，坑骗国家一笔钱。
他拿了一百多万元从会客室一股劲地追到饭厅，硬向王永东身上塞。
王永东坚决地把这赃物扔还给他。
王掌柜看到塞钱不行，就装出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地说：
“老王！
您高高手吧！
批准这工程吧！
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现在正等你一句话啦！”
王永东知道他玩诡计，坚决地叫他返工重做。
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只是王永东拒绝贿赂五十多次斗争中的几个一般的例子。
有些商人因为常常碰王永东的钉子，就鬼鬼祟祟地议论，说他“真不知好歹”，甚至背地里还骂“王永东这‘钳子把’出身的家伙太可恶了，成天和他叩头碰脑的，连这点面子都不讲。”
但是，王永东清醒地懂得：
要损害人民利益去满足资产阶级的非法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决不作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他平素和同志们谈话，经常这样地自问自答：
“什么叫觉悟提高了呢？
首先就得以主人翁的态度，廉洁奉公，爱护国家财富。
如果连这一点也作不到，那还叫什么觉悟提高呢！”
这充分地说明了王永东的高贵品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王永东积极参加了这一战斗。
他热忱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花了很大的工夫了解情况，他每天都在一、两点钟才睡觉，经过他的努力和群众的帮助，他揭发了营业科集体贪污一千二百万元的案件，使运动得以普遍深入地开展。
由于王永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1位，所以他能廉洁奉公、拒绝贿赂，坚决地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护了国家人民的财产。
王永东的斗争成果，是没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张家口市反行贿运动中的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
管子明、杨锦庭
青年团员梁光灿，是张家口市恒源永皮毛行的店员。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他听了首长的报告和上级团委的指示，心里非常高兴。
他下定决心要向损害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里，许多店员和青年团员，对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的坦白检举运动，有着很大的顾虑。
摆在面前的这种困难，并没有使梁光灿灰心丧气，因为他想到了毛主席的号召，想到了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忘我战斗的精神。
于是，他决心要解除这些青年团员和店员的顾虑，发动他们投入运动。
梁光灿主动地协助基层工会召开了一个五十多名青工店员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
他自己首先检举了本店经理的行贿行为，并传达了青年团张家口市委的报告。
但会上只有两个青年团员——褚明亮、武长祯检举了本店经理向税务局干部刘光裕行贿的非法行为。
大多数店员没有说话。
第1次检举大会失败了。
这依然没有使梁光灿泄气。
他主动地和褚明亮、武长祯共同研究，分析了这次大会失败的原因，这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
发动青年店员参加斗争，不但要解除他们的顾虑，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因此，他首先团结了青年团员褚明亮等四人，组成了调查访问小组。
同时分析了一般店员的思想情况：
怕“失业”，怕“经理打击”，怕“买卖垮了分不上红利”等等。
针对这些顾虑，他们进行了宣传。
如青年团员武长祯最初因为自己有行贿行为，不敢积极参加运动。
经梁光灿动员坦白后，丢掉了“包袱”，积极性很快提高了。
大部分店员认识了奸商用行贿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财产，是破坏祖国建设事业的犯罪行为。
随着运动的发展，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的组员们，活跃在皮毛业商号里，进行深入的调查。
梁光灿调查访问小组成了检举行贿、偷税等非法案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分头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梁光灿小组的组员，根据每家商号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
一般的是：
发动群众，访问店员，寻找线索，直接向商户询问调查。
在访问调查中，他们对劳方是采取团结、友爱、教育的方式；
对资方是采取讲解政策、动员坦白和坚决检举相结合的方式。
并通过实例进行教育，打破资方的顾虑，如怕“丢脸”、“坐监”等。
遇到顽固不化的行贿分子，便向附近店员进行侧面了解，摸着线索，逐步深入，进行围剿。
如振丰皮毛业经理李锡安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坦白了自己的行贿罪行的。
皮毛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的检举运动所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是和梁光灿小组的活动分不开的。
梁光灿小组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下，在党、团、工会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已成为张家口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的一个突击力量。
这个小组从01月12日到15日，三天时间就访问、调查了五十五家商号，发现行贿、偷税等案件一百五十六起，计人民币五千三百多万元。

我检举中共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的受贿行为
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安振英
编者按：
在中共河北省第3次代表会议揭发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时，到会的全体代表，曾向大会提议：
所有接受刘、张贿赂的干部，都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明书，听候党的审查。
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并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正式决定。
而河北省委委员之一的金城同志，对于自己的受贿行为，虽然已写过检讨报告，但是躲躲闪闪，不痛不痒，没有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事实及其本质。
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
现在，我们把安振英同志对金城同志检举的材料发表出来，希望金城同志参照这些材料，严肃地进行检讨，彻底揭发自己的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听候党的审查。
根据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材料，证明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金城是受贿最多的一个；
同时也证明，刘、张的许多犯罪行为是和金城分不开的。
但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展开以来，金城同志一直抱着不声不响的态度，难道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么？
在去年12月28日河北日报上发表了金城同志在省府机关干部大会上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当我看到这个报告时，立即想到：
“他已没有资格作这个动员报告，因为他还没有坦白自己的问题。”
凡是了解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想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认为金城同志必须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在报纸上揭露自己的错误。
为了帮助金城同志进行检讨，现仅将我知道的一些材料检举如下：
据张子善的妻子揭发的材料，张子善曾送给金城同志价值七百万元的游泳表一块，送给金城的爱人价值五百万元的表一块，丝面雨衣一件，送给林铁、金城二人鹿茸精三十盒，价值四百八十万元。
当然张子善的爱人所不知道的和没有揭发出来的还会有，或者很多。
这些东西，倘若金城是当作礼物接受的，那么是否要考虑到刘、张的钱的来源？
假设根本没有考虑这些，请问这种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假若金城已经知道刘、张的钱的来历不明，那只能说，刘、张的贪污违法行为是金城所许可的，是他自己想从中“捞一把”。
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张子善是在金城同志任冀中区党委副书记时，被金城同志一手扶植起来的。
在刘、张进行罪恶活动的过程中，金城同志不仅接受贿赂，而且帮助刘、张压抑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
当时，刘、张为了扩大其罪恶活动，对一部分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进行报复、打击、陷害，并对一部分尾随者任意提拔，安放在重要工作岗位上，这些事情，也都是和金城同志商讨并经过金城同志许可的。
在干部问题上，刘、张不是找河北省委组织部商量，而一说就是找林（林铁）、金（金城）。
事实上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就越发令人可疑了，当时金城同志仅是省委宣传部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
金城和刘、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难道还不需要弄清么？
我在写这个材料时，内心里也曾作了些斗争；
但正义支持着我，广大的干部、群众鼓励着我，支持着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支持着我。
我认识到对这种错误（或者说是罪恶）的纵容就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
我相信作为群众喉舌的党的报纸，能够很快将此材料发表。

江西省文联主任委员石凌鹤应清除自己的坏思想坏作风
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委员石凌鹤，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共产党员，但去年在他父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竟大事铺张地为他父亲作寿。
广发通知，征集祝寿的诗、词、书、画等；
并将他父亲为反动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作宣传的陈腐诗词刊印成书，其中有歌颂寡妇守节的，有宣扬嫖妓的，有为其儿子石凌鹤等吹捧的，等等。
这种反动的、极端腐朽的诗词，不但不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石凌鹤等人所深恶痛绝，而且被他们奉为至宝；
不但刊印成书，并且把这本书到处送人，请别人为他父亲写祝辞，作赞诗。
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作风和丧失革命立场的行为！
石凌鹤的这种坏思想、坏作风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是和他整个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他为了替自己吹嘘，自居为重要人物，在江西省文联出版的“新文艺”上，时常刊登他的行踪新闻；
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宗派主义；
并且乱搞男女关系。
他的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资产阶级的作风，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他对于江西省文艺工作的领导，也是很糟糕的。
他不理解什么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平时只是沉醉于旧的东西，对于新文艺的领导完全忽视。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于缺乏领导，在江西文艺界也没有认真展开。
在斯大林同志论语言学问题的论文发表后，江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江西文艺”上，还发表过关于语言问题的错误言论，而那些文章是经石凌鹤看过的。
这一连串事实，说明石凌鹤在思想作风上严重地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侵蚀，以致不能坚持党的立场和违背了党的文艺路线。
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
石凌鹤必须深刻检讨，彻底清除自己的腐朽的、恶劣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热爱国家财产的共产党员曹泽雷
新华社记者万农
有这么一件小事：
副科长陈世杰骑脚踏车时，一摸发现钥匙掉了，就随手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锁砸坏了。
再配一把，得七万元。
科长曹泽雷听说这件事非常恼火，当面批评了陈世杰。
在科务会议上，曹泽雷说：
“陈科长一石头，砸掉了农民两担谷子！”
曹泽雷，这个身经二十四年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在最近武汉市公安总局召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大会上，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无比尊敬、赞扬。
曹泽雷是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今年五十九岁。
二十多年来，在党的教养下，他已成为一个高度热爱国家财产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1950年05月间，曹泽雷被调到武汉市公安总局任管理科长。
他到管理科工作前，管理科的财政制度非常混乱，办公费、水电费、杂费月月超支，水电的浪费更是惊人。
仅1950年02月份，电费就花了三千四百万元，超过规定用电量七倍以上。
曹泽雷非常难过地想：
“过去在长征中，在和敌人打游击时期，我们对公家任何东西都用生命去保护它。
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有些同志就这样浪费人民的劳动果实，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他决定有计划地反对各种浪费行为。
首先，他制订了节约水的计划，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很快地在各个单位推行了这个计划。
他买了一千多个二十五支光到四十支光的灯泡，和管理员一起到各单位把八十度以上的灯泡都换了下来，并且收回了耗电最大的私用电炉。
同时，他又勤于检查；
就是在酷寒的深夜里，他也经常从被窝里爬起来，到机关各处察看。
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到去年06月份，武汉市公安总局电费支出已经下降到六百多万元；
按这个标准计算，曹泽雷每年就为国家节省了三亿元。
曹泽雷经常和浪费国家财物的工作人员进行斗争。
去年07月，武汉市公安总局第2处在召开会议时，要管理科买一百二十本纪念册，并且指定要买一万四千元一本的。
可是曹泽雷只买了五千七百元一本的，因此为国家节省了九十九万六千元。
某科只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每星期却要用五十多瓶浆糊。
曹泽雷一调查，发现十四瓶就够了。
这类事情曾经引起有些同志的不满，他们说：
“老科长，现在我们是住洋楼、点电灯啦！
眼睛放远些，何必那样小气呢？”
曹泽雷马上批驳了这种挥霍国家钱财的“大方”谬论。
他说：
“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看着别人浪费国家财富不管！”
在曹泽雷热爱国家财产的精神感召下，同志们终于渐渐地学会了精打细算，因此，从前年05月曹泽雷接任科长时起，直到目前为止，武汉市公安总局的办公费、水电费、杂费等从未超支，而且月月都有结余。
曹泽雷遇到艰苦困难从不退缩，总是带头干。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冒着风雪的严寒，出差到离汉口六十里的察甸去，当晚他又赶了回来。
同志们问：
“老科长，为什么不请首长派车子送你呢？”
他笑眯眯地回答：
“那得花汽油呵！”
去年11月，大批木炭运到了，他带头搬运，并且耐心地把碎炭和炭屑扫起，储藏起来。
他把整块的炭发给别人，自己用炭屑烤火。
曹泽雷很少考虑到个人的问题。
有一次，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把他应领的三十斤糙米换成了白面送到他那里，他立即亲自背了回去，指出：
“这是违犯制度的。”
有时，同志们指着他那件旧大衣说：
“老科长，换一件大衣吧？”
他总是笑笑说：
“这是党特别奖给我的，还有什么样的大衣比它更温暖、更荣耀呢！”
曹泽雷的一言一动，在同志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管理科，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在工作中做到勤俭艰苦，事事带头，好的发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

东京数万劳动人民集会举行示威
抗议吉田反动政府准备战争的政策
【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驻东京记者科金报道01月26日东京劳动人民举行群众示威的情形说：
日本国会讨论日本预算，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了。
日本人民称这个预算为战争预算。
这个预算的大部分都是拨作准备战争、扩充“警察部队”、恢复海军、维持美国占领军以及加紧对有进步思想的人民进行恐怖措施之用。
国会并准备制订管制民主团体和禁止总罢工的反劳工法。
吉田政府希望用这些法律使自己更能横行无忌，去恫吓那些正在起来向卖国贼和美国占领军斗争的人民群众。
但是日本人民绝不害怕这些恫吓。
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们斗争的决心。
01月26日东京劳动人民群众示威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战斗性的抗议反对吉田政府的政策，反对战争预算，反对向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发动新的进攻。
在正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有好几万劳动人民——铁道工人、码头工人、城市运输工人、建筑工人、教师、艺术工作者、公私机关的职员以及许多别的人们——集合在芝公园里。
许多示威的人手里都拿着小旗和标语牌，上面写着：
“打倒吉田政府！”
“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打倒破坏我们生活的战争预算！”
警察源源赶到示威的地方。
美国和日本的军警对红旗瞪着愤怒的眼睛。
但是劳动人民保持着镇静。
在得知政府已经禁止示威队伍向国会大厦前进之后，示威群众就选出二十个代表，责成他们把当场一致通过的决议提交政府。
派了代表团到国会以后，示威群众就开始有秩序地整队离开公园。
长长的红旗的行列延长到好几条街道。
有一个示威者对他的同伴说：
“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强大，不是吗？”
他又说：
“许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示威了。”
日本人民已经更密切地团结起来，为争取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乔巴山元帅灵柩运回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联人民举行隆重送葬仪式
塔拉索夫等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赴蒙古参加葬礼
【新华社0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1月30日讯：
苏联劳动人民和蒙古人民一同深深地哀悼蒙古人民的光荣领袖、苏联的忠实友人乔巴山元帅的逝世。
十万多名苏联首都的公民瞻仰停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中的乔巴山元帅的遗容。
01月29日晨七点，大厅中奏起哀乐。
在场的有苏联各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党和首都苏维埃活动分子。
站在灵榇旁边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拉索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波格莫洛夫、苏联元帅布琼尼、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诺夫。
站在灵榇旁边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沙拉普、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大使馆官员和死者的亲属与朋友。
在哀乐声中，乔巴山元帅的灵柩被谨慎地抬出圆柱大厅。
送葬行列缓缓地走向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
莫斯科所有的二十五个区的劳动人民的代表都已集合在那里等候。
火车站的月台上排列了仪仗队；
带有黑绸子的苏联国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都下半旗志哀。
以花圈为先导的送葬行列在哀乐声中走向专车。
到车站送葬的有：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利雪夫、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陆军部长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铁道部长别什切夫、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库米金、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夏巴诺夫、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和戈沃罗夫、阿尔杰米也夫上将、库兹湼佐夫上将、若干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外交代表团的首长和官员。
八点钟，丧礼火车开始平稳地离开车站向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发。
随车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去参加乔巴山元帅葬礼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由下列诸人组成：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拉索夫、苏联元帅布琼尼、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里昂诺夫、布利亚蒙古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齐伦比隆和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普里霍多夫。
政府代表团还包括现在乌兰巴托的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伊凡尼科夫。
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沙拉普、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伊丹甲布及死者的亲属朋友也同车回去。

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
讨论中立国监察问题
我方继续驳斥对方关于遣返平民的提案
【新华社开城01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02月01日的会议中，双方讨论了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司的具体细节，初步地检阅了停战协定有关第2项议程和第3项议程的全部条款。
我方在01日的会议中，建议以我方新义州、咸兴、清津，及对方军事控制下的地区中的釜山、仁川、水原等六个地点为中立国视察小组常驻实地视察的特定后方口岸，监督双方在停战期间不自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
对方草案建议双方各指定十二个共二十四个地点为特定后方口岸。
我方参谋人员指出，停战期间自朝鲜境外进入的双方协议限度内军事人员的轮换与武器弹药的替换，显然将有大量的削减，军事人员与武器弹药的进口口岸，必须有所限制。
为了保证双方切实遵守协议的规定，双方已经同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任何一方向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提出调查违反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即应进行视察，因此也无需指定过多的常驻特定口岸。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关于遣返平民的不合理提案，并指出既然双方原则上同意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双方协助流离失所的平民返乡，此一问题即已在基本上获得解决。
对方所要求的那种保证是不必要的，而且对方以为只有由其所谓中立的机构在各失所平民所散居的后方广大地区进行访问谈话才算是保证，这不可避免地将构成对我方内政的干涉，因此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01月26日会上
马立克痛斥国民党匪徒诽谤谰言
【新华社讯】
塔斯社巴黎27日电：
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01月26日的上午会议上，国民党集团的代理人就他奉华盛顿的指示而提交委员会考虑的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耻诽谤发言。
美国代表团在它的支持者的帮助之下，硬把这件挑衅性的诽谤在大会上提出，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要利用联合国讲坛来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诽谤，并转移全世界的注意力，使全世界不注意美国在远东的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
非法地盘据着本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的国民党集团代理人令人生厌地絮絮不休的发言，提出种种荒唐的谎言和卑劣的诽谤。
当他开始发言时，至少有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团没有出席。
公众席和新闻记者席空无一人。
在场的代表有些在看报，有些在彼此交谈，不时还有人离开已有半数席位空着的会议厅，因为他们早已在上两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听过这一位国民党分子的种种挑衅谰言了。
苏联代表团副团长马立克在会上最后发言，揭露了这种由美国政府和它所豢养的国民党集团授意的劣卑的诽谤谰言是站不住脚的，并揭露了这些谰言的挑衅性质。
马立克说，硬要提出国民党的诽谤来由联合国大会考虑，这已经是第3次了。
大会上两届会议对这个诽谤的讨论，已经表明了它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表明了它的挑衅性质。
当时已经完全证明，这控告的根据只是一些谎话和诽谤。
早在第4届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压力，这个诽谤被提交所谓临时委员会考虑。
可是，这所谓临时委员会在第5届大会和本届大会上都不能提出一个字来支持这种诽谤。
这就再一次表明国民党的诽谤站不住脚，表明它的蛮不讲理的性质。
然而，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仍然继续列在大会议程上面。
我们可以问问：
这是为了什么呢？
国民党诽谤者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因为他们这种诽谤谰言而忙得不可开交，那实在不是偶然的。
他们要想迷惑舆论，想要把事情说成好像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由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彻头彻尾腐败的政权的破产，不是因为这政权被中国人民所推翻。
在以前几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及其他某些代表团已经提出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垮台和被推翻，是因为它遭到整个中国民族的愤怒反对。
国民党集团的主子们、美国政治领袖们也承认了这一点。
这就是证明。
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国民党集团形容为不能相信的集团，形容为丧失了中国人民一切信任的集团。
1950年03月15日，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曾谈到国民党集团失败的原因。
当时他说，国民党政府（艾奇逊用这个名字来叫国民党集团）并不是被武力推翻的，它是因为它有内在的弱点和丧失了人民的支持而自己崩溃的。
最近，前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也证实了这一点。
大家知道，他是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从前率领过美国驻华特别使团，其任务是巩固国民党集团，维持国民党统治。
他在1951年05月12日在参院委员会发言中谈到中国国民党军队崩溃的原因时指出，主要的原因是军队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这意思就是说军队里的士兵也不满政府的行动，对于政府没有信心，这样就大大的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再加上他们的领袖们的腐败无能，他们的战斗力就变得极端有限了。
美国政治领袖这些意见再一次证实了，国民党集团是因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以及完完全全丧失民心，而被中国人民推翻的。
国民党分子在他们的诽谤中硬说苏联破坏了1945年0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
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是人人都可以明白看到的，正象国民党分子提出这个诽谤时所用的政府名义并不存在一样，他们提到的这个条约也已不存在了。
这个条约已由中国自己废除，代表中国这样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它在1950年02月14日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签订这项苏中条约时，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互换照会，宣告废除1945年08月14日的苏中条约以及附带的协定。
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在这里谈论的这个死条约的实际情形便是这样。
这就是说，一个在这里非法地盘据着本应属于中国的席位的并不存在的政府的发言人提出一项诽谤，无中生有地说苏联破坏已经不存在的条约，而却有人企图迫使联合国大会考虑这个诽谤。
国民党集团代理人谈到苏联参加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时，散布了卑鄙的谰言，企图缩小苏联在这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不打算和这些诽谤者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提出一个事实就够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最近，只不过是去年，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听取所谓麦克阿瑟案时承认，苏联在联合国一面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军队参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使美国得以少损失一百万多名美国士兵和军官的生命。
任何严肃的人只要想一想美国国务卿这个官方的声明，就一定会明白国民党集团代理人在这问题上是说谎和诽谤了。
国民党分子散布谰言说苏联对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
这个荒谬可笑的说法已经完全被事实所驳倒。
苏联政府——它的外交政策向来都是以尊重他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基础的——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以1950年02月14日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固定下来。
在苏中条约的签字式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发言指出，这个条约表现了中苏两国人民“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永久的友好与合作，以及对于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所抱的愿望”。
他并且指出，这个条约和附带的各项协定“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在这个签字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和苏联间的亲密真诚合作——这种合作表现在苏中条约以及附带各项协定的缔订——“是具有极其深长的历史意义的，而对于东方与世界的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事业，将不可免地形成重大的影响和结果”。
自从上述条约签订以来，苏中两国人民友谊合作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苏中两国外交部长在签约时对这条约的作用和意义的估价。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的友谊日益巩固，这就最明白地表明了：
国民党分子说什么苏联威胁中国的政治独立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可笑诽谤是完全荒谬的。
但是，对中国政治独立和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威胁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威胁不是苏联造成的，而是美国造成的。
谁都知道，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着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实行帝国主义奴役的政策，一贯干涉中国的国内斗争。
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达到奴役中国和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和军事桥头堡的长远目的，美国政府大量帮助国民党分子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了中国国内的这种斗争。
美国军官坐在国民党的总部里，指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工作。
在中国人民和他们的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力量以后，美国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他们奴役中国的计划。
与侵略朝鲜的同时，美国还在杜鲁门亲自命令下，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把它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空军正在有计划地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就在最近，01月25日，报纸还刊载了新华通讯社的安东消息说：
“美国飞机继续侵入我东北领空轰炸。
19日下午七时，敌机一架侵入我辽东省辑安县境，在麻线沟投弹七枚，炸毁民房三间，炸伤耕牛三头及马一匹。
20日下午二时，敌机一架由朝鲜碧潼方向侵入我国境十公里。
21日上午九时，敌机十九架，侵入我辽东省宽甸县四平街进行侦察；
同日另批敌机八架侵入我辽东省安东市上空，被我高射炮部队击退。”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了谁威胁中国，谁侵犯中国领空，谁向中国的和平城市和村庄投下杀人的炸弹。
01月26日的报纸刊载了关于杜鲁门和邱吉尔就美国空军袭击中国领土的可能性取得协议的消息。
第1委员会的代表先生们，这就是威胁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根源！
国民党分子的诽谤是要中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了掩饰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国的这种威胁。
美国当局有计划地在中国组织广泛的间谍破坏网。
譬如1951年08月在北京举行特务间谍案审判时所获得的文件性材料和口供，就证实了这件事。
这些特务间谍在美国包瑞德上校的指使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间谍恐怖活动，阴谋武装暴动和谋杀中国人民政府的领袖们。
美国政府这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侵略政策，分明是对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在美国政府及其仆从国民党匪帮指使下现在建议第1委员会讨论的可笑的诽谤谰言，只不过是企图转移视线，使舆论不注意美国在远东继续进行的侵略行为，不注意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对中国人民和自由独立的中国国家采取敌对和仇视态度的政策。
但是，这并不是组织和指使国民党分子进行诽谤的人的唯一目的。
他们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散布这种诽谤谰言，还为了转移视线，使人不注意美国立法机关通过举世唾弃的“1951年法”、拨款一亿美元进行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破坏活动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法律”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团和一些其他代表团已经完全揭露了、指出了美国政府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真正图谋。
在美国的政策中，颠覆破坏活动、组织和资助敌视这些国家的武装团体的工作，代替了外交。
在第6届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也表明美国政府破坏了还是由罗斯福总统签订的苏美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不得组织怀有敌视对方的目的的武装团体。
这个协定已被美国政府破坏了。
这种破坏行为已受到谴责，被人认为是为了使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恶化的侵略行为。
现在任何人都已经明白：
由于通过这种法律，美国政府已暴露出自己是和平的敌人，也是它所承担的义务的背弃者，因为它破坏了在国际关系上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转移视线，使人不注意美国政府破坏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特别是因上述苏美协定而直接地无可争辩地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分子散布诽谤谰言的第2个任务。
这就是关于国民党分子诽谤谰言的情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届大会上提出和散布这种诽谤谰言的原因。
但是，国民党分子并不能代表中国，因此没有任何权利在联合国组织中提出任何问题，他提出的这种诽谤谰言和他的诬蔑之词，都不值得任何认真的注意。
他把这种诽谤谰言大谈一通，显然是为了挑衅和侵略的目的。
第1委员会的代表先生们，现在已是制止这种政治欺骗行为的时候了。
大会和它的第1委员会，要是让国民党分子进行诽谤，就要使本身变成诽谤分子、冒险分子、侵略者手中的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威信。
由于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形，苏联代表团坚决要求停止讨论国民党分子的这种挑衅性的诽谤。
马立克发言完毕后，即行休会。

我全国总工会
声援突尼斯总罢工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突尼斯全国举行总罢工事致电突尼斯工会联合会，以示支援。
电文如下：
突尼斯工会联合会：
谨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突尼斯全国各地为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野蛮镇压而进行的全国总罢工的工人和职员致以衷心的敬意与热烈的支援，并祝你们在这次反对法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更伟大的胜利。
中华全国总工会
01月29日

美国强使联大政委会讨论“控苏案”遭到可耻失败
马立克痛斥美国阴谋侵略我国
大多数国家代表拒绝支持国民党匪帮诽谤案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于01月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03日连续讨论美国指使国民党残匪集团所提出的所谓“控苏案”诬告苏联“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的诽谤案。
美国非法地强使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诽谤案已经是第3次了，早在联合国第4届和第5届大会上，美国的阴谋就已一再遭到失败。
在这次政治委员会的讨论中，美国的阴谋遭到了又一次可耻的失败。
美国和国民党诽谤者虽然为这个诽谤案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在政治委员会中的遭遇却极其凄惨。
非法盘据着联合国内本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的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首先在26日会议上惹人厌烦地发表诽谤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耻谰言。
在他开始发言时，联合国六十个代表团中至少有三十个代表团没有出席，旁听席和新闻记者席空空无人。
在会场的代表有些在看报，有些在彼此交谈，不时还有人离开已有半数席位空着的会议厅。
在28日继续举行会议时，因为缺席的代表团太多，会议竟至不能按时召开。
在会议整个讨论过程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美国阵营国家的代表，发言支持国民党的诽谤案。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26日会议上发言痛斥国民党集团的诽谤谰言。
（发言全文见左特栏）
美国代表在28日会议上的发言再一次证明，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的诽谤谰言是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的侵略行为直接关联着的。
美国代表以显然是挑衅的态度撒谎说亚洲国家受到“共产党中国”方面的威胁，企图掩饰美国打算利用泰国、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领土在国民党匪帮的帮助下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攻击的意图。
很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法国代表也同样制造谎话，来掩饰美国正在准备的新的侵略。
这样，英国和法国就暴露了它们打算参与美帝国主义者这个新的罪恶行动。
缅甸代表接着发言，揭露美、英、法三国代表的这个挑衅性的暗示。
他说，他本来不打算就国民党的诽谤发言，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准备侵略缅甸，这使得缅甸代表不得不起来发言，把事情说明白。
他说，在缅甸境内，目前仍有被击溃的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是拒绝放下武器而从中国那边越境过来的。
这些部队劫掠和残害缅甸居民。
台湾的所谓蒋介石政府尽一切办法支持这些部队。
缅甸代表要求美国代表们设法说服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叫这些人让缅甸得到安宁。
他警告说，缅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着最正确的关系，如果有人企图把缅甸变成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就将遭到缅甸人民的坚决抵抗。
缅甸人民决心为他们的独立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缅甸代表嘲笑国民党对苏联的诽谤，指出其中没有一点事实或证据。
苏联、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揭露了许多事实，证明美国正准备靠国民党溃匪的残兵败卒从中国南方边界发动对中国的新的侵略行动。
苏联代表马立克说，缅甸代表在这里的正式发言已经表示了他对国民党军队可能挑起对中国的侵略并把缅甸领土作为战场一事感到忧惧。
缅甸代表正式提请政治委员会注意，他的国家已处在危险之中，因为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党军队驻在缅甸境内。
政治委员会有责任注意缅甸代表和政府提出的这个警告。
苏联代表团曾经指出，美、英、法三国参谋长已在华盛顿会议中制订了三国在东南亚对付中国的共同军事行动的计划。
马立克着重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侵略温床的造成、对于在中国南方边界训练武装部队以便侵略中国的事情，要负完全的责任。
美国无论说什么“美国自卫”，说什么防备并无其事的“共产党侵略”，都不能逃脱美国政府对于上述地区任何侵略的责任。
苏联和波兰的代表在发言中都严词质询美国代表，问他能不能否认他们所列举的事实。
对于苏联和波兰代表所提出的问题，美国代表一个也不敢答复。
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本来打算在政治委员会讨论国民党诽谤案时以“控诉人”的地位出现，可是最后他们发觉他们自己处于十分狼狈的被告境地了。
在29日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发言表示不支持国民党诽谤案。
叙利亚代表说他不能支持这个提案。
他说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上，国民党诽谤者的控诉案已经转给临时委员会考虑，而这个委员会一直未能提出一点东西来证实这个控告。
他并且说，通过国民党提案的结果，不仅不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相反地，还会使它更加紧张。
印度代表对国民党的诽谤案交由政治委员会讨论，表示深为遗憾。
他宣称将投票反对国民党提案，因为印度代表团认为这种提案的唯一目的是使得已经很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更加恶化。
许多代表都以相同的态度发言，他们指出国民党的诽谤丝毫未得到证实，因此他们不能投票赞成。
法国和英国代表也说明他们不愿意投票赞成国民党的提案。
国民党分子看到形势不妙，就赶忙宣布接受泰国代表的修正案，把提案中的诬蔑苏联“违反”中苏条约的“违反”一词改为“没有履行”。
美国代表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违反”一词比“没有履行”份量重，因为条约可能由于不能控制的情况而不能履行。
但是没有人支持美国代表，他因此只好同意泰国代表的建议。
政治委员会最后对国民党诽谤案的表决表明，大多数代表团都不愿支持国民党的诽谤案，这个提案的目的只在于掩饰美国正在远东准备的更大的侵略。
只有二十四个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个提案。
拒绝支持这个提案的有三十六个代表团，大大超过参加投票的代表团的半数。
九个代表团（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印尼和以色列）投票反对。
二十七个代表团（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瑞典、叙利亚、英国、也门、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埃及、法国、阿比西尼亚、危地马拉、伊朗及其他国家）弃权。

越南人民军冬季攻势获重大胜利
北越地区两个多月毙俘敌军万二千余人
胡志明主席号召全越军民争取更大胜利
【新华社31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29日讯：
越南人民军总部在01月27日发表公报说：
自从去年11月10日法军向河内西南的和平省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在北越的两个多月的战斗中，越南人民军共拔除了八十九处敌军据点，内有七处是用包围和劝告的办法拔除的，另外又粉碎或用劝告的办法取得了四百处以上的傀儡军据点；
解散了二千二百处傀儡行政机关；
击毙和俘掳了敌军官兵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人，内有少校三人、上尉九人、中尉二十六人。
在同一期间，人民军击落敌机十一架，击毁内河船只和小汽船九艘、战车十辆、装甲车和卡车一百六十九辆、各种口径的大炮二十一门和机枪十六挺，破坏汽油库和军火库十二处。
人民军缴获的战利品计有五七公厘口径和七五公厘口径的大炮二十门、八一公厘口径和六○公厘口径的迫击炮二十门、重机枪五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三十八挺、手提机枪五百○三挺、无线电台五十九部、弹药三十吨以及大量步枪与其他军用物资。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在阴历新年举行记者招待会中，谈到这一次秋季和冬季胜利的重要意义时说：
在最近的秋季和冬季的攻势战斗中，我军歼灭敌军一万二千人以上，约相当于敌军去年对煤矿区域内地以及河南省、南定省和宁平省区域发动各次攻势中所受的损失的总和。
我们在黑水江与和平战线上已经赢得很大的胜利，歼灭了许多敌军的精锐部队。
同时在敌人后方，也赢得了一些同样重要的胜利。
好几百万人民都起来配合我们人民军的主力与地方部队共同杀敌和保卫他们的村庄，在敌人后方解放了许多地区，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以战养战”和“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阴谋。
武元甲将军说：
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最近在北越战线上的胜利，是自从1950年秋季和冬季的边境攻势以后，我们抗战中的最大的胜利。
这个胜利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并进一步巩固了亚洲的和平民主力量。
我军所歼灭的一万二千余名敌军以及在敌人后方的不断攻击，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塔西尼1951年的军事计划。
武元甲将军接着说：
河内与和平之间的第6号公路已被切断；
和平城已被包围了二十一天；
敌军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处于困境。
假若他们要想撤出和平，他们一定要遇到严重的失败，假若他们要想继续守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更严重的失败。
不管敌人是否撤退，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胡志明主席的命令，坚持战斗下去，杀死更多敌人。
【新华社30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消息：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在27日发表告越南全国军民书。
胡志明主席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说：
在去年，我们获得很大的进步。
在经济上，我们成立了越南国家银行，统一了经济和财政的管理，并在我们的增产竞赛运动中获得很好的成绩。
在军事上，我们的军队于1950年秋季在边境地区获得胜利以后，已接连发动了五次攻势，歼灭敌军三万八千多人。
在其他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进步。
胡志明主席接着指出：
要赢得更大的胜利，就必须紧密团结寮国、高棉兄弟民族以及为独立、自由与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展开增产竞赛运动；
展开歼敌竞赛和加强游击战争；
粉碎敌人的“利用越南人杀越南人”和“以战养战”的阴谋。
胡志明主席最后号召越南全国军民仔细研究政府和劳动党的指示，在1952年中争取更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