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
李雪三向首都各界人民告别辞亲爱的首都各界同胞、各位首长、各位同志：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就要离开伟大的祖国首都，分途到全国各地，答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报告前线情况了。
在这里，谨向首都各机关、部队同志、各首长和各界同胞，作一次亲切的告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热诚欢迎和爱戴！
在首都十三天当中，我们每一个志愿军归国代表，都感到了无限的温暖和幸福。
在紧张的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首都十二万二千多人和我们见了面。
我们向大家报告了朝鲜的斗争情况，慰问了在首都的志愿军伤病员。
不管是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都来握我们的手，热情地把我们围起来，甚至把我们抬起来，问寒问暖，关怀备至。
你们称赞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最可爱的人，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多么光荣！
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民是多么热情可爱！
亲爱的首都各界同胞们！
我们实在感谢你们，我们亲自看到，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之下，在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真正万众一心，日夜不懈地在各种岗位上，紧张地工作着。
不管是爱国捐献、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在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都有了光辉的成就，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这使我们每一个从朝鲜前线归来的人，深受感动，而我们的胜利信心，也因此更加提高。
还应当提到的是：
01月23日下午，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其他的首长，接见了我们代表团。
朱副主席和周总理给了我们许多的勉励和宝贵的指示。
我们相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都会以实际行动，来回答首长们的期望。
在首都的十三天，我们和同胞们、同志们在一起，到处对我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勉励。
我们一定把这无限的热爱和勉励，贯彻到工作中去，把首都人民轰轰烈烈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精神带到全国各地，报告给前线的同志们！
我们相信这一定会大大地加强对美国侵略者打击的力量。
再见！
亲爱的首都各界同胞、各位首长、各位同志！
让我们祝福毛主席的健康！
祝福首都各界人民、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新春愉快！
祝你们在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
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一）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访问各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表扬了老根据地人民伟大的革命功绩，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这一收获是很大的。
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进行残酷的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
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
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
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
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
1、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首先要补充农具，增加耕畜，养猪养羊，以克服当前缺乏农具、耕畜和肥料的困难。
从长期与全局打算，山地应不再开荒，但凡能修成梯田的坡地，要尽快地逐步修成梯田，并集中力量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塘，筑坝，开渠，打井，扩大灌溉面积；
治河，防洪，闸山沟，修水库，做好水土保持。
在粮食缺乏的地区，应提倡增种多产作物如红薯、马铃薯、南瓜等；
在不缺粮食的地区应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以增加群众收入。
2、发展林业：
提倡封山育林，禁止烧山燎荒，滥伐林木，挖掘树根，但必须照顾群众当前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反对机械的封死，进行合理的砍伐。
在有条件地区应积极发展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采集药材及竹木编制等副业。
3、发展畜牧：
为增加老区人民收入，增加畜力、肥料，并供应毛纺制革原料，应大力增殖牛、羊、马、驴、骆驼、猪、鸡等。
提高饲养技术，奖励繁殖。
加强畜疫防治，畜种改良。
为此，应有计划地建立防疫组织与繁殖场，配种站。
4、发展手工业与副业：
许多老根据地农村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
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加以恢复与发展，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应尽力帮助他们打开销路，以增加老根据地人民的收入。
有些地区应特别提倡土特产与农产品的加工，如造纸浆、缫丝、烧酒、打蛋等。
在兽害严重地区应组织群众打猎。
5、开采矿产：
老根据地多系山地，各种矿产如煤、铁、石灰、钨、锡等蕴藏丰富，在不破坏矿藏、不影响大规模开采的原则下，可以有计划地扶助当地群众按照开矿的规定作小型开采。
（三）正因为老根据地多系偏僻穷困的山区，要求得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恢复与开辟交通，这是改善老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主要关键。
必须分级负责，采取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为主、国家出资为辅的办法，有计划地修好老区主要的交通干线如公路、大车路、驮骡路、人行路以及河道等，利用当地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如大车、手推车、船筏等，并扶助群众添置这些交通工具，发展运输业。
建立转运货站，把运输工作加以组织，以利推销土产和供应山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2、增设国家贸易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组织私商上山，建立山区商业网，促进物资交流。
合作社应以山区为发展重点之一，指导群众提高产品质量，进行规格教育，使当地土特产得到畅销。
贸易公司、合作社应在对老根据地人民不挣钱甚至采取若干贴补办法的精神下，收购山货、土产，并解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
3、大力组织合作互助。
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互助组及养畜、造林、修滩等合作社，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4、今后一般贷款应将老区列为重点之一。
并应依据当地条件举办养牲畜、修水利、修梯田、购买农具等特殊贷款。
举办贷款时应注意适当延长期限，简化手续，及时放发。
这次拨给老根据地的特别救济费，应结合生产发出，或提出一部作为建设基金。
5、老根据地遭受的战争创伤深重，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很苦，为帮助老区人民迅速恢复元气，在负担上应以省为单位，适当加以调整。
特别困难的老区，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
（四）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
1、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般较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为迫切，必须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在这些地区增办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技术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
为此，应以省为单位适当调剂教育经费与教员。
2、老根据地人民的医药卫生要求也十分迫切。
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以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
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3、在优抚工作上，首先是收葬烈士遗骸，收集烈士事迹。
老根据地烈军属多，他们缺乏劳动力，生产与生活困难最多，过去有些地方对优抚条例的贯彻施行较差，今后必须切实执行优抚条例，加强对缺乏劳力的烈军属的代耕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民。
县、区应定期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优抚模范的代表会议，以便检查优抚工作，交流代耕经验，进行政治教育。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也应有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
（五）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
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1952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组织专门委员会，指定得力干部经常注意老根据地的工作，及时检查、督促。
开好老根据地的代表会，并将加强经济建设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
除重获解放的时间较晚、土地改革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不久者外，一般老根据地的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均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未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者，应迅速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使富有斗争经验与政治认识的老根据地人民自己起来讨论与执行自己的事，选举自己的行政人员，发扬人民的积极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
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省份，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订切实可行的老根据地工作计划，领导群众逐步实现。
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
总理周恩来
1952年01月28日

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
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中，老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是有巨大贡献的。
他们从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或从抗日战争到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了二十多年或十多年的英勇斗争，许多老根据地并成为解放全国的前进基地。
老根据地人民的这种不可磨灭的光辉贡献，乃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因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多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去年夏天派出了由八千四百一十三人组成的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由三千八百零九人组成的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遍访了江西老根据地、湘赣边、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边、粤东、海南、陕甘宁、东北、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热河、山东、河南、苏北和皖北等十八个老根据地，用普遍宣传和重点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在五百一十六个县、市、旗召开了群众大会，召开了县、市、区的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英雄模范人物的代表会议，并在有历史意义和遭受敌人摧残最重的乡村召开各种座谈会，祭悼革命烈士，对典型户和典型人物作了个别访问。
在各种会议和访问中，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老根据地人民的关怀之情，宣传了革命的胜利形势，报告了两年来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和远大前途，听取了老根据地人民的意见和要求；
并赠送了礼品，进行了文化娱乐活动和医疗工作。
在访问团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到会群众都极为欢跃。
仅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召开的二千八百四十二次群众大会，就有五百二十三万多人参加。
在访问结束以后，老根据地人民派出了六百九十九位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了1951年的国庆典礼，出席了毛主席的招待会，会见了中央各首长，听到了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的报告，参观了工厂、农场、各种展览会和北京名胜。
这就大大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和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爱护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热情，为今后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于老根据地的工作，诸如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优抚工作等等，老根据地人民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了许多迫待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心环节是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在这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在“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确定了方针和方法，即“本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
各有关地区的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这一指示。
过去，对于解决老根据地人民的当前生活困难，一般都作了许多工作，并已得到相当的成绩；
但是长期建设的观点还不够明确，有的则根本没有长期打算，这是不对的。
因为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老根据地人民曾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摧残。
仅江西省宁都一县，被杀绝的就有八千三百三十四户；
湖南省平江县的干部被杀一万四千人，群众被杀十二万人；
海南岛老区有的一村全被杀光；
而从河南省新县到湖北省麻城、罗田之间，八十里则全被烧光，敌人的这种烧光政策所造成的无人区，曾延续达六年之久。
这就使得许多老根据地至今人口尚未恢复，畜力、农具因大量损失而极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一片荒野，野兽成群。
在这样的极端残破的基础上，如果没有长期建设的观点，或者企图一下子完全恢复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因此，必须克服单纯救济观点，克服临时突击的作风，必须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对老根据地的工作给以经常的注意，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当地的经济建设。
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不管群众当前的生活困难。
就像有些地方，无房住、无衣穿的现象，甚至还有人讨饭的现象，是必须及时加以消灭的。
从组织工作方面来说，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关键是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加强干部工作，切实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指示。
关于加强领导和依靠群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按照执行。
至于加强干部工作，首先应该从各方面培养大批的本地干部，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文化教育，克服某些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现象，并着重地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
同时，应该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当地情况，适当配备一批外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协助老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并起用一些有为的退休人员参加工作。
对于落伍的人员，地方政府应该主动地与之联系，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参加工作或给以学习的机会。
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关于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的政策、法令和指示，应该引起有关的各级政府更大的注意。
对于老根据地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过去已有若干决定和指示，但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去年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关于春节前后检查与进行优抚工作的指示”中，又特别提出认真检查老根据地的优抚工作。
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即应根据内务部的指示，对于老根据地的优抚工作及其进行情况，切实作一检查，并把这一工作提高一步。
其他的有关老根据地的工作也应该分别轻重缓急，经过检查，求得改进。
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老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从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给老根据地人民以切实的扶助，以争取在三、五年内克服其各方面的困难，使他们逐步走上人财两旺、文化发达的道路。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成立三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祝贺
【本报讯】
02月01日是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致电祝贺。
电文如下：
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全国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当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和加拿大工人阶级致热烈的祝贺。
祝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在领导加拿大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获得新的伟大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2年01月31日北京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定今天上午十一时举行
各界应组织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本报讯】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于今日（01日）上午十一时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届时均转播大会实况，两市各工厂、机关、团体、学校、商店等各界市民，均应组织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率为八五○千周及一○八○千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周率为七七○千周及九二○千周。

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人民代表团各分团
昨天离京分赴各大行政区作报告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各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分团，到各大行政区向广大人民报告他们跟美国侵略军作战的英勇事迹。
除华北分团仍在北京逗留几天外，其余五个分团在31日先后离开北京。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各分团团长是：
东北分团团长冯村，华北分团团长田波，华东分团团长陶庸，中南分团团长张烈，西南分团团长裴光，西北分团团长曲竟济。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各分团团长是：
东北分团团长金圭范，华北分团团长沈国镇，华东分团团长朱昌骏，中南分团团长黄龟汉，西南分团团长朱镇璟，西北分团团长蔡亨默。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洪淳哲赴华东区，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副团长金朝奎赴西南区。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向工人、学生、市民作了约九十次报告，听众有十二万二千多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洪淳哲和一部分战斗英雄、工作模范，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广播演讲。
他们在北京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收到了各机关、各人民团体赠送给他们的许多书报、刊物和慰问信。
清华大学送给他们五箱礼品，每件礼品上都写着送给“最可爱的人”，或注明送给某战斗英雄。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建立了民兵组织。
这对于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治安起着重大的作用。
这是云南省蒙自十里铺的彝族女民兵。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
洪淳哲向首都各界人民告别辞亲爱的北京市民们，敬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我代表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向战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居住着的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的敬礼。
在北京的半个月，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很好的招待，我代表代表团向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尤其是北京市的兄弟姊妹们、战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代表团同志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伟大的战斗的友情。
亲爱的北京市民们！
朝、中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斗中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团结协同是其中的基本因素之一。
为了在今后伟大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这次我们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将通过访问战友的国家——中国，更进一步地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
我们已把与美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敌的战斗雄姿，以及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朝鲜人民的野兽暴行等，在北京的报告会、座谈会上做了介绍。
在这些报告会上，北京市的部队、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妇女、工商业者、宗教界人士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热烈地欢迎了我们。
当我们报告的时候，你们热烈地喊着“朝中两国人民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坚决打败美国侵略者！”
的口号；
并向我们表示将把目前全国正在开展着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这是参加八十余次会议的十二万余人民又一次对我们关心的表现。
亲爱的北京市兄弟姊妹们、战友们！
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战争过程中，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更进一步地坚强起来了。
这一伟大的力量，使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觉得这次来到贵国，正赶上全国热烈地开展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在北京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北京市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斗争火焰，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我们从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代表团将把中国人民正在展开着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情况，详细地转告给我们祖国的同胞，使朝中两国人民的团结更加巩固，使前方的将士们的战斗意志更加高涨，使我国人民学习你们支援前线、增产节约的宝贵经验。
不仅如此，代表团将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战线上，积极参加工作。
亲爱的北京市民们、战友们、同志们！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就要暂时离开北京了，到各地方去，继续我们的访问工作，我们在北京受到了你们热烈的欢迎，这种友谊的热情，鼓舞了代表团的每一个同志，我们一定把你们给予我们的力量带到工作中去。
我相信，当我们重返北京时，我们将会看到你们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更大的光辉成就。
最后，敬祝北京市兄弟姊妹们、战友们、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与战斗胜利。
在暂时离开北京之前，我代表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暂时向各位告别。

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人员
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
该省领导机关应认真检查迅速处理
【本报讯】
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助长了某些干部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行为。
这种严重情况虽经下级干部屡次揭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一再提出意见，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下面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一）1951年02月，有人写信给最高人民检察署，揭发江西省抚州专区金溪县的干部违犯政策、贪污浪费、侵犯人权等等行为。
03月19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江西省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并作报告。
后经抚州专署派副专员到金溪县作了调查，并在05月29日，由抚州专署专员张立文、副专员聂显书联名报告江西省人民政府及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说明金溪县的某些干部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应该由县长杨建中负主要责任；
并建议给杨建中以撤职处分。
报告同时指出，因“专署对该县领导不够，未能及时予以有效处理，也应负相当责任，特请求上级处分”。
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收到这个报告以后，乃致函江西人民监察委员会令其会同省人民政府迅速提出处理意见，并作报告。
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就在06月间联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金溪县进行检查，发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但是检查工作早在06月25日结束，拖到08月31日才由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报告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而且没有提出处理意见。
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长期没有在职的主任和副主任，文件全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副主席签发，这些情况省府是完全了解的，但是他们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没有处理。
后来又经中南军政委员会再三督促，直到最近，金溪县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二）1951年03月间，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闻悉江西省公粮霉烂的情况非常严重，乃联合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到江西检查财经粮食情况。
检查结果，发现许多县机关用违法方法（如1950年超征公粮隐瞒不报，挪用公粮，隐瞒余粮，农贷收回不入库，挪用折征借粮久不清理，公粮田赋尾欠收回不上缴，动用田赋，缴获自敌伪的粮食不上报，公安司法罚款不上报，扣留抗美援朝捐款，盗卖海军铁板等等），套取国家资财，建立所谓“小家务”。
而且许多单位违法经营商业，包括省文教厅在内。
区乡级则发生摊派、征民工、乱发粮票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
这次检查工作在04月底结束，江西省人民政府范式人副主席曾参加了检查组的汇报会，并说“这些材料大体都知道，江西的严重问题很多”。
后来，上述问题经中南有关机关的研究，六、07月间，由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
一、江西省人民政府对这些严重的混乱现象应进一步深入检查，采取有效措施，迅予纠正。
二、对普通违反纪律和制度的干部，一般可不处分，但应查明责任，教育干部。
对情节重大的必须给以应得处分，必要时送人民法院惩办。
三、“小家当”应统一领导，集中管理，以发展地方工业。
（编者按：
“小家当”应坚决取消，而不是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的问题。）
这些意见，分别经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
07月2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将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和处理意见寄交江西省人民政府，并要求对江西现存若干严重问题分别查明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
历时甚久，未见答复。
中南军政委员会又在09月13日电江西省人民政府令其在20日前具报，江西省人民政府仍无答复。
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又打了一次长途电话给江西省人民政府，接电话的是省人民政府方志纯副主席，答应去查问一下，但始终没有下文。
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时，江西省负责同志表示将迅速处理。
过了一个月，还没见报告。
直到11月03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才发出府监秘字十六号指示，表示要处理那些问题。
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文件，这一文件决不能作为对中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的答复。
这一文件一面指出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现象“不容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坚决反对”，“迅速彻底加以肃清”；
但另一方面，又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说成只是区乡干部的问题。
难道县以上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省人民政府一概不知道吗？
江西省人民政府之所以采取不应有的抗拒态度，其原因大体有以下两点：
第1，正如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曾指出的，省人民政府在很长的时间里，曾对干部采取了迁就姑息的态度；
第2，就是因领导机关对本身的缺点，不肯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所以对下边的错误就不敢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加以处理。
关于后一点，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几个干部署名于09月23日给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曾有所揭发，即1950年江西省的民政事业费有一千至两千万斤粮食没有拨用，1951年04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派人前来检查时，民政厅手忙脚乱，赶造假账，并嘱某些专员造假账，想隐瞒这批粮食，不再上缴。
下级干部对这种措施很为不满。
根据江西人民监察委员会干部从民政厅会计部门负责干部所得到的材料，证明这一事情的“决策人为省的最高首长”。
这批粮食隐瞒下来以后，要办一个规模巨大的机制砖瓦厂。
这件事情经中共中央中南局电令江西彻查，证明上述事实完全是真实的，但所说的“省的最高首长”究竟是谁，还没有查出来。
从以上材料看来，江西省的某些领导机关、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迅速加以处理。

上海市私营华成染厂
资方企图非法解雇工人
有关部门应进行调查迅速解决
编辑同志：
上海市私营华成染厂资方虚设字号，企图解雇工人。
这个厂的经理陈敏珊在1950年把厂里的颜料等大部分资金运往杭州藏匿。
在存货登记时，陈把各种货物登入私人名下，再把这些货物用高价卖给厂里，抽回现金。
陈敏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工厂关闭，以便解雇工人。
厂里的工人坚决反对这种卑鄙行为，要求资方把五、六年来买进的染布机器装置起来。
工人们并把厂里所存颜料十几桶向银行抵押，再用这款买其他机器。
工人们装好机器了，陈敏珊却以虚设的“鼎顺”字号向工商局登记。
他对工人说，设立“鼎顺”字号是为了对外争取业务，对厂里内部并不分开。
但接着他就雇用了四个临时工，并要利用他们搞两个机构。
工人们认为在同一工厂、同一锅炉、同一机器等的情况下，分成两个机构是不合理的。
很显然，资方的目的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想把这个厂引到关闭的道路上去。
工人们曾要求工商局、劳动局处理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
劳动局的同志说请工商局处理；
可是，工商局的同志又叫工人们自己和资方协商。
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进行调查，迅速协助工人解决这个问题。
华成染厂工人　李有元　王顺华等

中国盐业公司贪污分子史凤玺
和奸商订“攻守同盟”被揭穿
编辑同志：
中国盐业公司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曾发现奸商勾结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的事。
这个公司的干部史凤玺经手在武学印刷厂印制“盐业教材”时，曾接受武学印刷厂贿赂三百万元。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虽经耐心教育，但史凤玺却不坦白，反而去找印刷厂的行贿分子辛勉之订立“攻守同盟”。
双方决定谁也不许讲，企图抵抗这一运动。
后来经过盐业公司数次派员前往武学印刷厂调查，印刷厂方面知道已无法隐瞒，才写了一个坦白材料送给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
但贪污分子史凤玺仍执迷不悟，拒不坦白。
最后，公司召开了斗争大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又加以证据确凿，史凤玺才不得不承认这一贪污事实。
又，中国盐业公司工会干部、青年团员赵念仁，在西单永兴商行购买文化娱乐用品时，吃了回扣九万元。
运动开始时，他虽已交代了这件事，但永兴商行的负责人却拒不坦白，反顽固地立了“并无回扣行贿等情，否则愿负被检举之责”的字据，企图矇骗过关。
经一再追问和教育，永兴商行才把真实情况坦白出来。
上面的事实说明：
一切“攻守同盟”、隐瞒等花样，在群众面前，必将遭受可耻的失败。
祁瑞生

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
不应推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编辑同志：
我是中国铁路职工兴城疗养院的疗养员。
疗养院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展开。
疗养院的领导方面只在01月19日作了开展运动的计划；
然后，竟强调春节快到，把运动推迟了。
疗养院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比如疗养院订了一个爱国公约，领导干部一共只检查过一次。
很多疗养员有意见不敢提，怕因此被领导方面找出岔子叫出院。
据我知道，出院的工人就有几个。
我想，疗养院的领导方面应迅速领导群众开展这次运动，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
　王希荣

中央财政部通告
修订胜利公债还本付息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31日发布修订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的通告，内容如下：
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还本付息办法，业于1951年01月29日由本部公布施行在案，兹因东北、新疆币制统一，原还本付息办法第8、九两条有关新疆发行债券及本期债券在各地兑付办法修订公布如下：
八、本公债在新疆省发行并在新疆省兑付本息者，由新疆省各地人民银行按照新疆省人民银行公布之牌价，折合人民币付给。
九、新疆省发行之债券如携至关内及东北各省者，为持有人兑取便利起见，特指定关内各地人民银行及东北各地人民银行为转办行，指定兰州、西安、北京、天津、上海五地人民银行分行及沈阳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为代付行。
兑付办法，按照新疆省牌价付给之。
代付行可凭券即付，转办行收到债券应掣给收据，迅即函转代付行，代付行查对无误后，将应付本息汇交转办行转由持券人凭收据领款。
关内各地发行之债券携至新疆及东北各省者，指定迪化市人民银行及沈阳人民银行东北区行为代付行，按人民银行总行牌价付给之，新疆省内各地人民银行及东北各省内各地人民银行为转办行，其转办办法与上述同。

北京市最近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
（续昨）
复兴裕记营造厂经理马云生，在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还敢持对抗态度，曾隐藏和焚毁账目，表现极不老实。
马犯的不法行为，据现已查明的，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约计六亿元，偷税二千二百多万元。
据他自己承认：
向干部行贿款有七百五十万元，曾窃取永定门粮食仓库及丰台工人宿舍修建工程的标底。
泰成五金行经理李长振，一贯以请吃饭、“借钱”、逛公园、找野妓等方式，向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
李犯以廉价收购国家资财，又以高价卖给各机关、企业，获得非法利润近三亿六千万元。
一年来，偷漏税款，除所得税一时无法计算外，仅营业税、印花税两项，就偷税六百五十万元。
大鹏新记汽车厂经理邵宝桂，在1949年09月开业时，资金才四十万元。
两年多来，邵犯和各机关作交易时，一贯向干部行贿，用次货报好货、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国家资财。
如在1951年春，邵犯曾向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几个司机和干部行贿，得到代购汽车费十二亿五千万元。
结果，邵犯代买了九辆车，就用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了国家财产三亿七千九百万元。
据现已查明的材料，邵犯向干部行贿的款项有四千二百万元，偷税款四千一百四十万元。
盗骗得的国家资财，达五亿八千五百多万元。
瑞兴祥印刷厂经理郝逸岑，曾以“送礼”，伪造发票等方式，向五个机关的十七个干部行贿六千二百多万元。
当这些机关要印货、购纸时，贪污分子即事先通风报信，甚至帮助估价。
因此郝犯得以抬高价格，包揽定货，公然窃取国家巨额财富。
郝犯并以多种卑劣方式，偷税一亿一千多万元。
在运动中，郝犯仍然抗拒、破坏，和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
文升木厂经理杜会文，是个流氓商人。
木厂资金系由汉奸、特务张文晋、王凤巢等供给和杜犯偷盗拐骗来的。
杜犯一贯勾引干部，偷漏国税，盗骗国家资财。
仅据去年08月以后的统计，杜犯就行贿二百四十多万元，偷税一千三百多万元，并勾结喇嘛，私拆庙宇，盗卖国家财产二千二百多万元。
杜犯又曾开空头支票十五张，数达三千一百多万元，扰乱国家金融。
德昌营造厂经理邵青山，拉拢干部盗窃国家财产。
在他承包的工程中，几乎没有一处没有偷工减料、套购物资、以少报多等非法行为，共计盗窃国家资财四亿六千余万元。
因此，许多工程不合规格。
另外，邵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一千多万元，漏税流水额二亿六千多万元。
这次运动开始后，邵犯竟装病住院企图逃避；
并威胁店员，压制检举。
华中义记皮件被服厂经常为我军事机关做活。
该厂副经理赵国树（主要主持营业的人）却丧尽天良，一贯拉拢干部，偷工减料，影响军需。
据初步统计：
该厂拉拢干部二十多人。
以坏货顶好货、偷工减料、假公济私，使国家损失达四亿三千多万元。
仅1951年01月该厂假某军事机关的名义盗运皮子一万多尺，就得到非法利润一亿二千多万元。
1950年给某军事机关做防寒皮鞋八千双，合同规定用全皮，而该号却暗中大部用了边皮和牛头皮，得到非法利润五千一百万元。
另外该厂用假单据、假户头、假进货、账外活动等方式大批偷漏税款，据查明有三亿六千多万元。
天发祥粮店前总经理吕霭廷，一贯不遵守政府法令，在给公家加工磨粮时竟用掺水、掺假、盗卖、换粮及勾结粮食公司干部多过分量等无耻手段窃取国家财产，前后共达七千多万元。
1949年替粮食公司加工磨玉米时，事前过了水，使加工的五十七万七千余斤的玉米面，多出了三万四千多斤，获取非法利润折合现值三千六百多万元。
该店漏税情况也相当严重，三年来合计漏税款达一亿四千多万元。
惠通栈裕记经理杨麒信、副经理张耀文，经常用“介绍爱人”、“吃女招待”、“打野鸡”、“拜干亲”等极端恶劣的手段拉拢机关干部，通过被扯下水的干部“借”用公款进行投机倒把或是放债生利，借此大量获取非法利润。
据统计先后借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竟达五亿五千多万元，以“出利息”为名向干部行贿有五千多万元。
三年来，偷漏税款共计六千余万元。
这次运动开始后，杨、张二犯坚不坦白，妄图以篡改账目、“订立公约”等手段蒙混过去。
义泰电料行经理曹国桢，解放之初买卖很小，到1951年，全年流水额就上升到二十一亿元。
但曹犯不老实做买卖，专门勾结干部，干盗窃国家资财的勾当。
曹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四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偷买标底，获取暴利。
又以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盗买物资等方式，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三千多万元，漏税五千多万元。
北京消防器材制造厂经理徐温如、副理吕秉权，在1950年09月开业时，资本才六千五百万元。
1951年一年中，就赚了四亿八千四百多万元，其中，偷税就偷了两亿多元。
徐犯为了达到攫取暴利的目的，经常以行贿手段拉拢干部。
据已查明的，就曾向十多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行过贿，款数近七千万元。
徐犯替机关装置灭火机时，经常以次货顶好货、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资财，合计三千四百万多元。
聚成电料行经理李士元，在承做国家工程中，一贯施行贿赂，偷工减料。
仅其中一项工程，李犯就向干部行贿二千六百万元；
因而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
据不完全材料，获得非法利润在五千万元以上。
在这次运动中，李犯又主动找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对贪污分子说：
“头可钻洞，不可揭发。”
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李犯始终抗拒，丝毫不谈。
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一贯牟取暴利，不顾广大人民利益。
他经常把次茶冒充好茶出卖，在茶叶中掺杂大量桑叶、枣叶。
仅仅1950年，就掺了五千多斤。
李犯并大量行贿，大量偷税，前后偷税共达六亿七千多万元。
其中一次就行贿四百多万元，因而得以偷税七千六百万元。
此外，李犯又非法倒卖黄金三十两，银元三千块。
义和造纸厂经理王子和，曾向干部行贿一千六百多万元，并漏报流水，偷税款六千六百多万元。
该厂资金的十二分之十一是敌产，这一部分现已由公营燕京造纸厂代管。
王犯就借“经理”身份，挪用公款一亿七千多万元借给亲友，收买原料，高价卖给厂方，王犯又勾结代销店，私自以低价出售纸张，使国家损失六亿二千多万元。
此外，在北京解放时，王犯并曾窃走自来水公司和燕京造纸厂等公营企业存放在该厂的大批器材。
增隆志记杂货糖庄经理李志中，曾以三千八百多万元贿买干部，五次偷窃国家经济情报，在食糖牌价提高前大量抢购，扰乱市场，国家资财所受损失无法计算。
此外，李犯并多次低价骗购公家食糖，非法攫取暴利五千六百多万元。
李犯经常在食糖中掺假出售，非法获利六百六十万元；
又以卖货不走账、不开发票等多种卑劣手段，偷税一千多万元。
恒丰铁行经理程斌，在和公营企业交易中，一贯行贿，从而盗骗国家巨额财富。
据不完全材料，仅对自来水公司一个单位，程犯就向干部和工人行贿二百二十多万元；
在交货时，程犯就抬高价格，以坏顶好，以旧顶新，攫取暴利二亿六千多万元。
程犯又以漏报进销货等诡计，偷漏国税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
在运动中，程犯还竭力抗拒，收买职工，打发职工回家。
广达粮栈经理石利如，曾行贿八百三十七万元，并以掺土掺假、骗购木材、私借公款、私卖公家存粮等卑劣手段进行非法经营，共盗骗国家资财四千二百多万元。
连志愿军所定购的菜干，他也丧尽天良地大量掺土。
石犯并私刻图章，套购粮食，囤积居奇，非法获利六千九百多万元。
此外，石犯漏税二千九百多万元，偷窃客商所存的价值二千二百多万元的食粮，并非法倒卖黄金、银元。
启源电机行经理王化民，向六个机关的二十个干部行贿在一千万元以上。
在承做国家工程中，王犯以高估价格，多报少用、偷工减料、盗卖剩料等卑鄙手段，窃取国家资财共达一亿四千多万元。
此外，王犯并漏报流水，偷税七百万元。
在运动中，王犯又勾结贪污分子，相约互不坦白。
新兴营造厂经理董忠义、副经理佟世忠，向九个机关的十九个干部行贿达九千三百多万元，从而进行非法经营，窃取国家财富，无法计算。
在承做某军事工程中，董、佟二犯即冒领价值三亿多元的材料。
此外，董、佟两犯并大量偷工减料，非法攫取暴利十三亿八千多万元；
偷税六千多万元。
大业营造厂经理遇崇基、副理刘思义，在承包工程中，经常以工程委托者的名义向国营企业以低价购买木料，然后又以市价卖出，从中盗骗国家资财。
据现已查明的，共计二亿多元。
遇犯还经常高估单价、偷工减料，仅三项工程，就攫取了非法利润十亿三千万多元之钜。
该犯为了谋取暴利，曾向机关干部多次行贿，款数已查明的就有六千三百多万元。
此外，该犯还偷税近七千万元。
欣生西药房经理庞耀庭，一贯以跑单帮、开假发票、“代客销货”等方式，前后偷漏税款三亿八千多万元。
庞犯并不顾人民利益，伪造商标，出卖假药，高抬价格，以少报多，据不完全统计，非法获利一亿九千多万元。
此外，庞犯曾向干部行贿二百三十多万元，并多次非法贩卖毒品。
复兴科学仪器化学药品商行经理徐晶柱，以销货不记账、私自代销等方式，偷漏国家巨额税款，据现已查明的，已达三亿一千九百多万元。
该犯一贯囤积居奇、攫取暴利、扰乱市场，据初步估计，三年来约获暴利十亿元左右。
像每斤仅七百元成本的氟化钙，他就要卖八千元一磅。
他向机关干部行贿约有三千万元。
聚泰祥电料行经理齐九如，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以少报多，使国家资财损失甚大。
据现已查明的，就有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
如齐犯在承包军委托儿所工程时，以“电”字线等不好的电线顶换“大明线”（好线），以六十五万元一个的壁灯顶换一百二十万元的壁灯等。
为了获取暴利，齐犯曾向有关机关的干部多次行贿，并偷税一千二百多万元。
大地营造厂经理陈达林，一贯向干部行贿，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
他勾引干部的手段很多，连干部的老婆去绥远，他都管送、管买车票。
向干部行贿的钱，达七千多万元。
就这样，陈犯从开业来，包了大小二十个工程，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达六亿四千七百多万元。
此外，他还偷漏税款六千八百多万元。
同兴铁工厂经理于文霖，曾在去年初先后两次和华北农业机械厂第1分厂签订四吨半铜管的合同。
第1次误期一百零八天，第2次误期二百五十五天。
按合同应该赔款，但于犯向华北农业机械厂第1分厂的某科长行了贿（一千三百六十万元），结果未按合同赔款，使国家损失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三兴汽车商行经理刘耀庭，专门拉拢机关干部，盗买干部偷出来的物资，或者通过受贿干部非法盗用公款。
据初步统计，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多元。
向干部行贿九百多万元。
另外该行偷漏税款有二千八百多万元。
这次运动开始后，刘犯竟和受贿干部秘密集会，妄图掩饰自己的罪行。
大同照像制版厂经理李林森，一贯勾结干部以预收货款的名义，骗用国家资金。
他先后行贿一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骗用国家资金三亿七千多万元。
该厂还一贯高抬货价，欺骗国家机关，攫取非法利润。
如李犯自己供认二·四烂铜板每吋市价七千六百五十元，但是卖给机关时却按九千元计价。
这次运动开始，李犯坚不坦白，找各受贿干部订立
“攻守同盟”，互约“敲牙也不说”。
大光电料商行经理李浩林，曾向二十三个干部行贿二千六百多万元，阴险地混进公营企业，并七次盗窃标底。
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李犯一贯偷工减料，非法获取暴利。
李犯共包做公家四十七项工程；
仅据其中八项调查，就攫取暴利一亿元以上。
该行并偷税四千九百万元以上。
在运动中，李犯又到处串通，勾结贪污分子，企图混矇。
永信印刷厂经理王书祯，向人民银行等单位干部行贿二千三百多万元，窃取标底十几次。
在几家印刷厂共同承做公家定货中，该犯一贯在幕后操纵，平均提高标价百分之二十，并掺用二成坏纸；
向公家卖货，该犯经常提高货价，平均也在二成以上，国家所受损失无法计算。
此外，王犯偷漏国税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并非法倒卖黄金。
同丰营造厂经理王维礼，在营造厂登记中，虚报资金，伪造工人名单，骗取了二级营业执照。
王犯向干部行贿九百九十万元，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曾窃取标底，并以高估单价、虚报工料、以次顶好、以旧顶新等方式大量偷工减料，非法牟取暴利二亿二千多万元（内一亿三千万元，经工程委托者发觉已追回）。
王犯还盗窃公家价值一千三百多万元的洋灰，并偷税一千六百多万元。
裕丰纸行经理吕钧丰，一贯肆无忌惮地从事非法经营，人称“纸业四大家族之一”。
吕犯以一千七百多万元贿买干部多人，套用国家资金九亿四千多万元，一贯从事囤积居奇；
在经营上，又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非法攫取暴利五亿七千五百多万元。
吕犯并大量偷税，数达二亿七千多万元。
此外，吕犯还私刻图章、套购外汇，并隐匿敌产一千多令报纸。
天福营造厂经理李镜秋，诡计多端，在承包工程时，拉拢干部，多次盗窃标底，使国家资财受到的损失难以计算。
前后行贿就有五千多万元，李犯在历次包工时还非法套购物资，获取非法利润一亿九千多万元。
用偷工减料的方法窃取国家资财达二亿二千多万元。
漏税一千多万元。
同昌营造厂经理王槐卿、副经理谷济生，用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偷盗物资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资财达十二亿元之多。
仅某军事机关的工程一项，多报运费及工资就有二亿多元。
王犯还用开假收据、立假户头、假购货等方式偷漏税款九千四百多万元。
并用各种无耻手段向干部行贿，据初步统计有八百多万元。
　（完）

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
向全国印染厂职工发起增产节约竞赛
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为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向全国印染厂职工发起友谊竞赛的挑战。
他们的竞赛条件，已经在01月08日召开的四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
在产量方面，他们保证提前二个月完成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分配的任务。
他们保证的产品质量标准：
印花布的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四；
纳富妥色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五；
一九○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五；
六○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六；
三○号士林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七；
精元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
硫化元青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
硫化蓝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
硫化灰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七；
漂布正布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在1951年度的基础上，他们保证再降低加工成本百分之十四。
他们保证消灭责任事故，预防自然事故。
他们保证：
组织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文盲参加文化学习；
要在1951年度的基础上再扫除文盲百分之五十；
到年底止，要使文盲人数不超过全厂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组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参加业余学校。
他们保证做好安全装置，进行安全操作法和卫生教育；
保证在1951年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工伤人数百分之五十。
他们保证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出勤率（包括公出和学习人数在内）。
在加速流动资金周转方面，他们保证1952年内周转八次。
他们保证在今年内培养一个模范车间；
在每一车间至少培养一个模范小组。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认为国营青岛印染厂全体职工向全国印染职工发起友谊竞赛，对于在全国印染厂的范围内实现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有极重要的意义。
国营青岛印染厂去年的生产成绩很大，成本显著降低。
今年这个厂的全体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提出在去年的基础上，再降低成本百分之十四的奋斗目标，并订出具体的奋斗条件，向全国印染职工挑战。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希望全国印染职工研究了青岛印染厂职工的挑战条件后，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奋起应战，为实现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而奋斗。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

新乡地区铁路系统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尚未全面展开
编辑同志：
平原省新乡地区铁路系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新乡地区铁路系统的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只自己做了一个多月的检查。
这样，运动就不能普及到全面。
职工们眼看其他部门都已进入坦白检举阶段，而自己铁路单位却老不开展起来。
领导方面说，搞好民主改革运动后再彻底进行这次运动。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该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到这次运动中去，才能真正搞好民主团结工作。
现在，有些职工已在怀疑：
为什么我们单位的这次运动不能进入高潮？
我觉得新乡地区铁路系统应立刻发动群众，全面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仲敬庭

看了志愿军订节约计划的照片
我更恨奸商和贪污分子了
编辑同志：
我看到了01月24日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照片，这张照片告诉了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正在前线订立节约计划。
我看了照片以后，激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这更使我加强了对奸商的仇恨，加强了我的斗争勇气。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卫祖国和亚洲和平的最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对敌人作战，嘴唇和手被冷风吹得破裂，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和财富而战斗，而且不断地赢得胜利。
相反地，那些无耻的奸商却在偷盗国家的财富、偷工减料、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漏税、追逐暴利，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看了这幅照片以后，使我的爱和憎格外分明：
我敬爱的是保卫祖国的“最可爱的人”；
我恨的是那些偷盗祖国财富的奸商，那些贪婪、堕落、自私的贪污分子。
我觉得这幅照片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
看了以后，我准备更深刻地和全面地检查自己和本部门的工作。
杨毅

罗惠春的贪污事件警醒了我
编辑同志：
报上登载的国营医药公司副经理兼东北区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因贪图个人享受，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完全丧失革命立场，变成了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犯的事实，引起了我高度的警惕。
早在1942年我便和罗惠春相识，那时我们一起在延安边区医药学校学习。
但后来我们有七八年没见过面。
直到去年07月间他来北京休养，我才和他见了面。
当我见到他时，我感到他很阔绰大方。
他招待我吃饭，并说：
“钱我是不在乎的，一开口就是几亿、几十亿，上级很信任我；
拿几千亿（东北币）叫我办好医药公司，责任很大！”
他还说不久要到天津去，现在先叫下级到天津给他找顶好的房子，买些好家具等等。
当时我并不介意，只是问：
“用公家钱买？”
他说：
“上级这样大的责任让我担任，这点生活小事算什么！”
我听了，就以为他真能干，有办法，“享受一些也是应当的”，没有进一步去追查、揭发他这种腐化生活和贪污行为。
相反地，我却被他这种言词迷蒙住了。
他临走时叫我到他那里工作，说是叫我当院长（据他说要成立医药公司职工疗养院）；
我就回答：
“只要你能办到，我一定愿意。”
他说：
“只要我给卫生部首长一提，就可调动。”
我羡慕别人掌握经济大权，生活享受得好，这足以说明我已开始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侵蚀，这是极端危险的。
我现在职权不大，也没有管钱，但如果不从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一有机会，我就很可能走罗惠春的路！
罗惠春的事件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今后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检查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徐展力

罗惠春贪污案中所谓给贺诚“送礼”一节与事实不符
编辑同志：
01月25日人民日报第2版田流同志作“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堕入资产阶级泥坑”一文内说：
“他还把‘礼物’一直送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处。”
对于这个问题经我向各方面作了调查，查明这事的真相如下：
罗惠春供称曾送汽车给卫生部。
但事实上这只是罗惠春盗窃国家财产的一个骗局。
事实是这样的：
1950年春军委卫生部曾由刘喜海（司机）向罗惠春以旧卧车一部（这部卧车常停驶，以致误事）和三轮摩托车一部，由天津换到另一部旧卧车。
据刘喜海最近说明：
换到的那部旧卧车当时曾作价一亿元，而罗惠春当时由军委卫生部拿走那两部汽车当时至少价值六千万元。
罗惠春当时叫刘喜海不要把换车的经过告诉我，另一方面他却向东北军区卫生部以给我“送”汽车为名领了“机关家务”东北币十亿元（按当时币值折合为人民币九千万元）。
这就是说，本来只须补足四千万元的交易，却被罗惠春利用来盗骗了公家资财五千万元。
如果他的供词为另送卫生部一辆汽车，他就总共贪污了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
两者必居其一，尚待查清。
我当时没有发觉，这是我疏于检查的责任。
除此以外，罗惠春还说送过又一辆汽车给军委卫生部。
这是指1949年09月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送给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用的一辆小车。
这辆小车后留军委卫生部公用，不合财政制度，现在决定退回。
至于罗惠春所说曾送给我一些衣料、鹿茸精和两千多万东北币一节，除罗惠春确曾送给我的妻子周越华同志几瓶鹿茸精外，完全不是事实。
根据上述事实，01月25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所说罗惠春把礼物一直送到贺诚处，是与事实不符的。
希望把我的这个说明在报上公布。
贺诚01月30日

胜利公债还本抽签结果
今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1950年第1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2次还本抽签大会，02月0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今天二十点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报告抽签结果，并且在当日二十一点四十五分记录新闻时间播送中签号码，供各地抄收。

西南区许多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
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
打入分子和指派者多人已被逮捕
西南区各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
他们窃取经济情报、侦探国家机密，从内部瓦解和勾引我们的工作人员，用里应外合的卑鄙手段，达到盗窃国家资财的无耻目的。
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机关变成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的工具。
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土产公司、百货公司和基本建设处，就发现了这样一连串的事实。
去年08月，重庆市场上的棓子（一种药材）涨价。
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由土产公司大量抛售，以促使棓材价格稳定或回跌。
负责这个工作的职员张治湘，把消息报告给立达山货行，并帮助立达山货行把土产公司所抛售的棓子全部买去。
当时市价已经涨到每担二十七万五千元，张治湘是按每担二十六万三千元出售的。
同时，他们知道国家再没有力量压低这一商品的价格时，便拚命去市场收购。
及至大批商品掌握到手，便把已经高涨了的价格再提高到每担三十二万元。
张治湘和立达山货行就这样利用国家压价的政策，使物价猛涨起来。
人民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
他们获得一亿数千万元的暴利。
另一件事是：
当桃仁产地价格过低、销地价格太高的时候，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直接到产地收购，以提高产地桃仁价格，维护生产者的利益。
但土产公司的职员邱耀庭，把这个经济情报报告了裕昌干菜行，使他们先一步到达了产地，乘国家收购人员到达以前大量收购，从而掌握了桃仁市场的主动权。
及至桃仁收回，国营公司决定出售时，裕昌干菜行又在邱耀庭的指引下先一步抛出，使国营公司大批桃仁不得出手。
这批桃仁使土产公司在利润和利息上损失九千五百六十万元。
同年08月，土产公司收购黄花，当时市价每担三十四万元。
邱耀庭却以每担四十万元的价格向裕昌等私商大量收购，等于公开地把土产公司的公款一千三百多万元送给了私商。
原来张治湘和邱耀庭，都是奸商特地派来的。
邱耀庭本是私营裕昌干菜行的可靠的“学徒”，是在去年03月乘土产公司招考工作人员时，由裕昌干菜行派来混进土产公司的。
据邱耀庭说，他先后泄露过八种商品的机密，都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在土产公司，同时发现几个职员都是奸商派来的，其中有的是私商的侄子、弟弟或亲戚。
如：
土产公司门市部山货组熊光世，是由他的父亲（山货商）和万县私营合记烟行股东罗国祯勾结，由罗出面作保考进公司的。
去年04月中旬，当土产公司快要提高土烟售价的前几天，熊光世连忙以原价卖给合记烟行土烟一百件，使公司损失八百多万元。
同年08月间，刨丝烟原料市价每担七十二万元，熊光世却以每担七十一万元的价格卖三百零五担给奸商苟德明，使公司损失三百零五万元。
去年土产公司存有大批柳烟不易出售；
但是当国营湖北沙道观百货公司来买货时，熊光世反将采购人员介绍到他父亲所在的福群烟栈，购买了一百八十担，以致公司的柳烟长期积压不能出售，损失难以计算。
土产公司门市部业务员陈希尧，是私营兴祥纸号老板的弟弟，由祥太昌纸号出面作保介绍到公司来的。
陈希尧在土产公司负责经营土纸。
当下级公司送来土纸时，他把甲等货压到乙等收下，但另一面却把这些好货卖给他的哥哥和保人。
这些奸商就以低价买好货的办法，经常盗窃国家的财富。
更严重的是贸易部的基本建设处，那里住满了奸商的耳目。
某些工程负责人，本身就是营造商。
像第9工队长韩培森、北碚工区负责人许钦山，就是重庆营造商界的“能手”。
在他们负责的工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是由包商“介绍”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旧相识。
韩培森不但公开代表包商勾引基本建设处的工作人员，而且竟把有关国家机密的工程计划、预算和蓝图偷给包商。
据现在已调查清楚的材料，和韩培森扭成一气或互相勾结包商，在重庆有“华丰”“倪玉记”“合兴成”等三家营造厂，在成都有“蜀光”营造厂。
华丰营造厂的经理李介文，解放前同韩培森一起承包工程。
蜀光营造厂经理是韩培森在国民党政府做事时的上司。
他们之间，向来是“不分你我”的。
在韩培森的密谋下，重庆包商组成了以李介文为首的包商集团，使西南贸易部的工程建设无论如何跳不出韩培森等所摆好的圈子。
同时，他们又在基本建设处内部，组成了以设计科长相均之为首的贪污腐化集团。
两个集团内外呼应、狼狈为奸，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偷盗活动。
在他们卑鄙无耻的阴谋下，一方面把基本建设处搞得乌烟瘴气、毫无革命气息；
一方面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
他们不仅把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流氓兵痞收做“干部”，而且把奸商李介文用来勾引干部的七、八个职业舞女，也编制在工程队里，美其名曰“辅导员”，“做工人工作”。
特别是韩培森直接掌握的第9工队，几乎找不到一个手上干净的人。
韩培森等就利用这伙无耻之徒，掌握并统治了贸易部分布在重庆、成都、昆明、贵州等地区的工程建设的大部分。
他们侵夺的国家财产十分惊人。
据基本建设处处长的粗略的估计：
去年投资于基本建设的资本是六百多亿元，实际收回的工程不值四百亿元；
损失总数不下二百亿元。
基本建设处曾把北碚工程做了初步检查，发现由许钦山等人负责收买的二十五根大梁，便有二十四根不能用。
价值两三万元的楼板，他们报账三十万元；
土石方工程按正常合理的价格不过一千四百多万元，他们报了一亿三千六百五十万元。
报价和市价相差十倍的工料费用还有许多。
一幢同样的仓房，有的报账五亿元，有的报账十六亿元。
然而他们并不以这为满足，而且发展到公开的掠夺和耍无赖。
由李介文集团承包的重庆地区的四处工程，没有做完就放下不管了，并且狂妄地说：
“钱是我拿了，工程不做了，要扣要罚由你们吧！”
李介文集团就用这种流氓手段，赖去国家现款十五亿多元。
他们就这样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地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机关变成了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血汗的工具。
在百货公司，还发现运输科员陶铭右，是重庆合众轮船公司业务经理陶伯宣派来的。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西南区公司调拨科员吴仁，是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所指派。
这两案都是父亲做外线，儿子做内应进行无耻勾当，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
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打入国家经济机关的耳目和代表，西南区领导机关已经予以高度注意，并先后逮捕了打入的“坐探”韩培森、许钦山、吴仁以及指示他们打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华丰营造厂经理李介文、倪玉记副经理庄茂彬、合兴成经理赵叔达和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等。
　（本报记者林里）

一贯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
共产党员张子良
王角邵国寰作
（七）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热情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
用脑筋，想办法，丝毫没想到个人利益。
所以整整三年中，他没穿过一双皮鞋，一套呢子衣服。
过着朴素的生活。
（八）去年09月，他到穆棱分局作业所去作试点工作的时候，又和往常一样和工人们住在工棚子里。
工人们拿出鸡蛋辣椒来送给他，他实在推辞不下，才收下几只红辣椒，烤一烤就窝窝头吃。
（九）有一回，别人特意从上海买支钢笔送给他，他不要；
他只把别人使旧了的、丢了笔帽的一支水笔，拣起来套上个毛笔帽，蘸水用了一年多。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5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5期已经出版。
本期以“两个世界——两种结果”为题发表社论说：
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在1951年取得了卓越的胜利之后，现在以不可战胜的精神踏进了1952年。
社论指出：
伟大的苏联一年比一年富强，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地超额完成。
去年苏联最特出的事情是广泛地进行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
中国人民一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面解决并且已经解决了一些最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国家的工业水平已经比战前提高了半倍以至三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去年顺利地开始了第1个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
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无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更加加强，它们和群众已经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群众当中得到了更大的威信和影响。
社论接着说：
去年也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削弱的一年，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深刻和更加扩大的一年。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造成了它们的四分五裂，它们竭力要维持统治地位，因而力图从战争中寻找出路。
帝国主义阵营的统治者正在加紧使国家制度法西斯化。
这都是他们企图作垂死挣扎的措施。
社论最后说：
和平民主阵营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它在日益成长壮大。
和平民主阵营正在走向胜利，并且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本期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维尔纳的“西德人民加紧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一文。
维尔纳说：
日益众多的德国人民从他们亲身的经验认识到，西德统治集团正把西德拖上走向战争和灾难的绝路。
阿登纳政府并不想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东德和西德、建立爱好和平的独立的德国和签订和约。
相反地，它想使德国更为分裂，想加紧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
这个政策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空前巨大的抗议和反抗运动。
在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赞成缔结和约的公民投票中，人民不顾禁令和迫害而表现了越来越大的积极性。
西德各工会组织发动了抗议运动，抗议反动工会领袖同意波恩政府的重新武装计划。
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分子和普通党员也公开谴责重新军国主义化。
有些地区的农民展开了强大的运动，反对美英战争贩子在阿登纳政府帮助下夺取农民土地来进行军事建设。
许多不同教派的教士也参加了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保卫和平的运动。
维尔纳强调指出：
在最近几个月内，保卫和平的斗争是更加紧张而且规模更大了。
许多事实证明在西德有展开争取和平的运动的巨大机会。
为了更广泛地在西德组织和平阵线，就必须进行有系统的解释和教育工作；
向群众解释：
在彻底保卫民族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是可能的；
必须要求举行全德会议，进而举行全国的自由民主的选举，进而缔结和约。
本期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里瓦伊的“铁托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雇佣兵”一文。
里瓦伊说：
1951年11月，铁托法西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
这个协定明白地证实了南斯拉夫已变成了美国侵略者的军事据点；
南斯拉夫的军队已变成他们的雇佣军队。
它明确地标志着铁托分子在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利益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并且表示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已公开担当了美帝国主义者军事阴谋执行人的角色。
里瓦伊指出：
华盛顿统治者所以对南斯拉夫关心，首先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跳板。
里瓦伊并说：
今天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统治，是靠着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来支撑的。
他们的地位愈是不稳固，他们就愈加不惜孤注一掷和进行军事挑衅。
南斯拉夫是一个战争的温床。
因此必须要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仔细注意南斯拉夫法西斯集团的挑衅行动。
本期还发表了米丁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著作”一文，论述斯大林1926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再论联共党内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的历史意义。
（新华社）

从崔运的严重错误中检查我们的工作和思想
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魏士珍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崔运擅自挪用（息借）国家修建费二十二亿五千万元，居民迁移费存款十亿元，搞机关生产；
在处理机关内部生活上则有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如用四千万元修筑了两个花房，用一亿三千万元，修建讲究的奶牛棚，这都是严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
对此，崔运已经在1951年11月间召开的中共河北省的第3次代表会议上，和同年12月间召开的石家庄党的第3次代表会议上，自动进行了坦白，作了初步反省，并两次写信请求河北省委给以处分。
中共河北省委已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撤销崔运的市委秘书长职务。
这篇文章，就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对这一事件的检讨。
在中共石家庄市第3次代表会议上，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全体代表同志，严肃地揭发和批判了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崔运同志在领导机关生产中所犯的违反财政制度，非法挪用公款，损大公肥小公的严重错误行为和机关内部的铺张浪费现象。
这使我深刻地认识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党的侵蚀的严重性。
同时使我们市委认识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以致未能及时发觉和纠正崔运同志的错误，这都是应作检讨的。
崔运同志是一个党龄较长的党员，过去曾在白色恐怖下和敌人作过斗争，并坐过很长时间的牢狱，对革命有过一定的贡献。
但由于崔运同志长期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及贪图享受的思想，加上他自己不注意学习和不经常过党的组织生活；
同时我们对他的工作缺乏经常的检查和具体的帮助，致使崔运同志进城后，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
在经营机关生产中一再违法乱纪，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
另外，他在处理机关生活上铺张浪费，助长了某些同志的比享受、比待遇、闹排场的思想。
崔运同志是石家庄市委秘书长。
对于他的错误，我们不但未能及早觉察予以纠正，甚至有时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健康，而助长了他的错误的发展。
因此，我们对崔运同志的错误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应当向党向人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愿接受上级党的组织的批评和处分。
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以非政治观点对待机关生产，对本机关的机关生产不加过问，不加检查，因而使机关生产失掉了政治领导和政治监督，给崔运同志以独断专行、违法乱纪的机会。
这是我们对国家财产缺乏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其次，在机关生活上，一年来经费超支三倍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浪费。
重大的铺张浪费设施多由崔运同志自己主持、倡办；
有些事我们虽然知道，但没有坚决制止；
有些事我们则熟视无睹，甚至表示赞同。
机关内有些同志对崔运同志的铺张浪费行为一再提出意见，但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些意见。
这说明我们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严重的。
此外，我们和崔运同志之间的关系也不正常，缺乏原则性的斗争。
过去我们也知道崔运同志有不少缺点，例如生活散漫，爱享受，不好学习，常在琐屑事务及铺张陈设上打圈子等等，但是没有把这些现象提到政治原则上来看，往往笼统地归之于个人生活作风及工作能力问题，并常因他坐了多年的敌人的监牢，损坏了身体和脑力，而多方迁就和原谅。
这种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纵容了崔运同志的错误思想，使他在泥坑中愈陷愈深。
我们没有尽到党委的职责，没有站在同志的立场上热诚地帮助崔运同志进步，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会犯以上的错误呢？
主要是由于阶级立场不稳，本来，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在1949年初就指示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对于这一点，我们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麻木不仁地看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一颗一颗地打来，而让它侵蚀我们党的组织。
明明近两年来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日益滋长着学“大方”、讲形式和追求享受的思想，而且像崔运同志和另外一些人还发展得相当严重，但我们对此熟视无睹，缺乏警觉，这给我们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总之，从崔运同志所犯的错误中，我们发现了我们思想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
如果我们还不彻底检查和纠正我们思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今后就很难负担起党所给予的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
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领导全市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一方面在全体党员、干部及全市人民的帮助下彻底检查和纠正我们的思想工作及其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另一方面积极带领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在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作风，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猖狂进攻。
发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任何糖衣炮弹无隙可击。

党鼓舞我战胜了资产阶级的腐蚀
董万里
我来到长春市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工作，是在1950年04月。
当时，正是建校时期，我被分配到管理科做运输员。
苏正家是我们的副科长，负责全部采购工作。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买材料。
过了不久，我就发觉苏正家的采买方法有点奇怪：
从校里拿起采买单就走，有时一眼都不看就交给私商，他自己却同奸商去看电影、下馆子。
日子长了，事情就露了马脚。
原来苏正家和“德盛五金行”的奸商有勾搭，他经手采买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这家的。
学校里一有修建工程，他老早就送信给奸商。
有时不等开工，奸商就把材料准备好了。
“小五金”成车往学校送，苏正家看都不看就收下。
常常东西用了，价钱还没讲，奸商要多少他就给多少。
另一个奸商叫李沛烈，本来是个倒腾“破烂”的，从苏正家手里弄到了商业专门学校的采买证，到处去收买暖气片，每天从中能赚东北币一千多万元。
就这样“白手起家”没过几个月，开起一处铁工厂。
靠了苏正家，李沛烈可以随便在商业专门学校出出进进，他的小舅子也混进学校里工作。
他们干的勾当，开初本是避着我的。
后来，便想把我也拖下水去。
有一回，私商请苏正家吃饭，硬把我拉了去。
坐在那里我就想，自己是一个革命干部，怎么能吃奸商的酒饭呢？
越想越不对，我就站起来不吃了。
回学校时一边走一边想：
我是个青年团员，又刚刚参加工作，决不能和这些坏分子同流合污。
当晚，我把这回事向马秘书写了书面报告，第2天又跟管理科王科长讲了。
但事后他们都没有追查。
过些天，这事被苏正家知道了。
他当面问我为啥“乱汇报”！
他说，和私商吃顿饭是工作上的“方式方法”，算得了什么错误！
以后，工作上的“小脚”就多了。
和他同样有私弊的人都和我作对，他们一说话就是对我敲打、讽刺。
开汽车的常常卸了货就把车开跑，故意把我扔下。
我觉着工作难做，不能这样下去，便两次去找修建处的夏主任，向他反映情况。
他只鼓励我几句，事情也没有得到处理。
在这段时间里，私商曾对我使用了各种引诱办法。
他们看我手中没钱，便要借钱给我；
看我脚上的鞋坏了，就要给我买鞋。……见了我就说：
“你一个月挣那点钱好干啥，我挣一天够你挣一年的了。”
去年夏天，家里人从锦州来看我，住在旅馆里。
奸商李沛烈得信就跑了来，他以为这回可是个机会，嘴头上甜言蜜语，表示万分关心。
临走还一再说：
“用钱不怕，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明天到我那儿去拿吧！”
我明白他用心险恶，就更加警惕，决不上他的圈套。
我暗自想着，共产党是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自己是个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干部，为人民做事不是一句空话，每做一件事都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要是沾上一点污秽，那不就等于变了节。
我从管理科转到工程科，又转到总务科工作。
苏正家也同样转了两次，一直是我的科长。
他想了各种办法明里暗地打击我。
评薪的时候，别人都提高了，单把我的压到最低额；
在科内会议上批评我不服从领导，看不起他，说我是高岗主席指出的“第3种干部”。
奸商这时又上来威吓我说：
“你斗得了人家？
啥年头不是当官的说了算，在人家手下工作，胳膊还想拧过大腿！”
当时我心里又气愤、又苦闷，也感到没有办法。
我把这种情形向团小组的同志们讲了，好多同志支持我坚持斗争；
一个在部队上的表哥（他是个党员）也常来信，他用自己在战场上负伤立功的事迹，鼓励我不要灰心，为人民的利益斗争下去。
这时我感到自己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党对我是最大的鼓舞，党就是我的希望。
去年09月前后，我又两次写材料给领导干部，并在会上直接给苏正家提了意见。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我心里非常高兴。
为了弄清一些事实，我到奸商李沛烈家里去了一趟。
他满脸殷勤，买了好多东西招待，我不吃；
他的两个老婆也凑了上来，一边拍打着我一边说：
“这个年轻人多好啊，赶明儿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这些卑鄙手段简直令人作呕！
检查组来到我们学校，我把这些事情“兜根”讲了出来，我受到了莫大的鼓励，忘了乏累、忘了饿，帮助检查组搞清了问题，亲眼看着政府逮捕了贪污分子苏正家等人。
一年来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我从这里更加看清了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我们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永远提高警惕，站稳立场，无论资产阶级如何疯狂进攻，我们也一定会把它镇压下去的。
我决心努力学习，对一切盗窃国家财产的盗贼继续作斗争，更好地给人民做事。
（原载01月24日东北日报）

天津日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刊登奸商照片有失立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用照片来报道这个斗争的伟大力量和声势是完全必要的。
但这必须是表现人民群众勇敢检举和热烈斗争的场面，必须是表现那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和奸商在群众力量面前的战粟丑态。
有些报纸却违背了这一原则。
例如01月26日的天津日报二版和天津进步日报一版，刊登了被人民政府逮捕的拒不坦白的奸商杨健庵等三十一人的单人半身照片，这些照片被客观地排列在一起，照片中的许多奸商的形象，依然是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的，丝毫没有把这些国家蟊贼在人民群众压力下的丑恶嘴脸表现出来。
这是一种敌我不分的错误的报道方法。
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立功赎罪
崔运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我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侵蚀；
检查了在领导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生产中的违法行为；
同时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
自入城以后，我受了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生活上要“城市化”，要“排场”，于是就陷入浪费腐化的泥坑里。
修花房时，有的同志曾提出不该这样铺张，我却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的“土气”还没有去掉，根本不去考虑这些意见。
我见机关生产赚了钱，就追求享受，吃点喝点，满不在乎，还任意用公家财物送礼请客。
这种公私不分、任意挥霍国家财富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快乐的”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
这就明显地看出了我没有继承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光荣传统，而是严重地沾染了剥削阶级奢侈享乐的思想。
现在我认识到，过去的那种以为自己是“首长”，多花点钱不算什么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反映；
也是盗窃浪费国家资财的贪污行为的“挡箭牌”。
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腐蚀，更突出地表现在我对机关生产的领导上。
为了谋取暴利，我不顾国家法纪，私自挪用巨额公款，搞机关生产，完全陷入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泥坑里。
加上我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总想使自己领导的机关生产，人人说好，于是在天津市私营贸易行投资，作非法生意。
而且我还认为这样作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就把钱赚到手里了，很是得意。
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专款专用的制度，但因为只为本单位的利益着想，就错误地认为公款在银行白放着也没用，付上利息，借用一下似乎也不算什么。
于是利用职权，达到了这个目的。
这说明我自己十分缺乏国家观念、整体观念，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及特权思想，这是党纪和国法所不容的。
我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很严重的。
这表现在我整天在行政事务里打圈子，而不是集中精力注意大的问题。
对机关生产的领导，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检查，只是到一定时间问一问“赔了还是赚了？”
赔了就赶紧想办法补窟窿，赚了就自鸣得意。
机关生产虽有表报，但我不大看；
就是看也只是草草地看看赔赚而已。
另一方面，对干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自己很少了解，如这次石家庄市党的代表会议上，有人反映下边同志们生活上有很多困难，无法解决。
但在这以前我是根本不知道的。
这说明了我缺乏群众观点，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
在担任市委秘书长职务期间，我是失职的。
造成以上严重错误的根源，主要是自己存在着严重的“功臣”、“自满”、“享乐”思想，既不好好学习，又不积极参加严格的组织生活，不听取、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独断专行。
因此，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思想觉悟不能提高，在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猛烈侵袭下，不能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光荣传统，以致发展到违法犯纪，任意挥霍和浪费国家资财，给党的工作和国家人民的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至于给党所造成的政治上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的。
现在，我已认识到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群众。
我请求党给我以严格的纪律处分，以严肃党纪，挽救和教育我自己。
同时，我请求党给我以悔改的机会，我保证今后在实际工作中立功赎罪。

我的思想改造的一些体验
蓝公武
在旧的政治舞台上进行过活动的人，要改造思想，是困难的。
因为他们过去代表利害各殊的阶级，有各种不同的见解，经历一久，就有很深的成见，要进行深入的检讨，就有极大的苦痛。
我是知道这里头的甘苦的。
例如我在民国初年，虽曾在办“国民公报”时，对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一些改革；
但自己也曾领取过高额干薪及其他不义之财，并且生活苦闷，有各种矛盾心理，以致发生神经错乱。
一直到后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自己对过去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检讨，并在行动上加以彻底的改变，心里才豁然开朗，感到无限的舒适。
因此，希望有像我那样经历的人，也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中密切地联系自己，彻底暴露和批判自己的旧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自己旧日的错误，洗清自己的积污，真正改造自己的思想。
由旧民主到新民主
我在英国留学时代极倾心英国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学说，尤其是崇拜英国的议会政治。
当时立志要做三件事：
创办报社、组织政党、当选议员。
回国以后，遇着辛亥革命，这三件事一一实现。
可是实际的经验和以前的期望完全相反。
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我就推求袁世凯能够解散国会的原因，觉悟到当时国会议员的选举，并未由绝大多数人民登记投票，仅由一小撮土豪劣绅，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包办推选。
例如江苏省官僚豪绅盗用粮串上的人名，雇人投票，一人一次，投数十票或数百票，制造出众议员初选当选人（民国初年国会是复选制，众院议员由初选当选人选举）。
参院则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但可以用联合方法，一人有十余票即可当选。
而省议员之选举又是和众议员相同的。
因此，所有国会议员都不是人民所选举的，当然不是人民的代表，其存在或解散，都和人民无关。
国民党是以南方几省都督为护符的。
都督被袁世凯打倒，国民党议员就完蛋。
进步党是以袁世凯为靠山的。
在袁世凯不需要时，进步党议员也就完蛋。
当时国会中有一些人，深知这种危机，很想制定宪法，来巩固国会地位。
但这些没有得到人民拥护的议员，要制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宪法，是不可能的。
况且当时所制定的宪法草案，也没有一条是和人民直接利益有关的，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想通这个道理以后，便认为欧美民主制度虽“好”，恐怕不能在中国适用。
过了一个时期，我进一步去了解日、法、美三国议会的情形，才知道这些国家的一切政党和国会，都受财阀操纵，其腐败黑暗，远过中国之国会。
因而我深深感到欧美这种民主制度本身是包含着绝大缺点的。
后来我读英国戴雪的英宪精义，知道英国国会议员自当选以后，就和选民无关，自由行动，丝毫不受选民限制，故非选民代表。
于是我断定以议会为中心的欧美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民主。
不久苏联10月革命成功，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我的思想也有了许多转变。
在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方面，我认为卢梭民约论的总意说，虽很精辟，但是他以为人民总意无法把握，又分为团体意志、党派意志等等；
要通过这些意志，才能达到近似的总意，所以他主张多党政治。
法国近代是多党政治，似乎实现了卢梭的理论；
但法国政治依然是操在少数人手中，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
我当时对于旧民主制度虽然知道是少数人的民主，但我对于工农大众却缺乏了解，总以为群众是没有政治理想，是不能实行民主的。
后来到了老解放区，一切所见所闻，使我的思想全然改变。
我参观了村选举，参加了各种会议，在农村中又居住很久，观察了农民的各种运动，如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参加军队等等运动，认识了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
其后我在学习中，在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能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
一切政治任务、生产事业如得不到工农大众的拥护，是一点也不能搞好的。
这样一来，我就开始认识了新民主主义的真实内容，并了解到更高度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内容。
新人生观的追寻
我生平在追寻人生的意义。
几十年来，不知从这里头打了多少筋斗，到后来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真正懂得人生。
早年，我曾从桂伯华学佛。
中年，因有政治烦闷，又再度学佛。
我看过了不少经论，最后发现一个中心问题，即任何经论，不问其推论如何微妙，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轮回问题。
所谓解脱，只是要解脱轮回；
而解脱轮回，又千难万难，必须像唯识论中所说的，要经过无数“劫数”。
但后来我发现：
如果没有轮回，这种种苦恼岂不自然消灭？
因此，我否定了轮回，不再参经论、谈修持了。
我曾涉猎过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重要著作。
但经过多少年后，我觉悟到这些哲学理论，不问其逻辑如何精妙，最后必然像康德对于一切玄学所说的话：
都是想证明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灭等。
因之这些哲学著作解决不了我的人生问题。
我也曾在理学上费过心思。
谈理学便想到梁任公先生。
梁任公先生晚年要以王阳明学说治世。
王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致良知。
致良知必须先有一个唯一不变的良知。
但现实的良知，却是极其不同的。
地主有地主的良知，农民有农民的良知，工人有工人的良知，资本家有资本家的良知，各不相同，互相对立，致良知便成了一句无意义的空话。
因之阳明学说解决不了人生问题。
我所以常有人生问题，是因为在民国十二年后，虽然断绝一切政治关系，却找不到一件真正有益的事做。
教书做文章，都要受到当时政治的压迫，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自己感到很苦闷，于是对人生发生怀疑。
经过长年的辛苦探索，仍然找不到出路。
只是到了后来，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才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正确的了解。
在抗日时期中，我做了一些抗日工作，被日寇捕去，坐了将近一年的牢狱，我进一步有了革命的人生观。
以后到了老解放区，我才真正了解为人民服务是最正确的人生观，多为人民服务，便可以扩大人生的价值。
我在以前也曾想要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一切苦痛，但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意愿，自到老解放区跟着中国共产党学习，逐渐了解实现这种意愿的具体条件和进行步骤，我的革命人生观，就更加确定了。
以上的情形，虽然只能说明我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刚刚摸到了门径；
但是这个门径对于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决心由此门径继续深入，力求进步。

文化零讯
上海市各大学、专科学校，为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纷纷酝酿建立学习领导机构。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学习委员会已先后成立，并建立常务委员会和办公室等机构，将统一领导教职员逐步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浙江临海县土地改革后，在农民迫切要求文化娱乐的情况下，农村剧团有了蓬勃的发展。
全县现有农村剧团一百八十八个，自开展群众性的创作运动以来，已获得显著成绩。
其中一百二十一个剧团，创作了剧本三百九十二件，较突出的如东塍区十二个乡、三十九个剧团，已编剧本二百零六件，做到乡乡都有剧团，乡乡自编自演。
自编的剧本中有不少优秀作品，如东塍区岩潭乡自编的“上冬学”，庙西村自编的“婚姻自主”，都得到群众的好评。

贩卖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黄色剧本
上海小剧社张涵编的独幕剧“美国式的‘英雄’”，是一本内容极端荒谬的黄色反动剧本。
这个剧本描写一个驻日的美军准尉冒充“一拳击毙三个朝鲜人”的美国“英雄”回到旧金山，居然受到“整个”旧金山以至全美国的热烈“欢迎”和“尊敬”。
及至发见他是冒牌的“英雄”以后，众人即转而奚落、怨骂这个“英雄”。
这本书把英雄二字加上了引号，意思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冒牌的。
这是何等的荒谬！
剧中对旧金山以至全美国对这位“英雄”的欢迎和尊崇，极尽无耻渲染的能事。
作者虽然指出剧中主要人物是“美国普通市民”，但在剧本里，不仅美国劳动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和要求和平的情绪连影子也找不到，而且这些人物的心理竟都被描写得和战争贩子的差不多，他们没有一个对侵略战争是没有兴趣的。
显然，作者的立场是十分错误的。
作者表面上好像是讽刺美国生活方式，实际上却是向读者炫耀自己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熟悉，并用全部篇幅尽力加以宣扬，毫无批判。
剧本中还采用了许多英语的庸俗的对话，令人不屑一读。
作者自己醉心于美国资产阶级的无耻的丑恶的生活，做了它的俘虏不算数，还要把这种无耻的和丑恶的生活以及反动思想，大肆向读者贩卖，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这本书是上海火星出版社出版的“火星文艺丛书”之一。
丛书的编者在序言中说，他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工农兵大众通过文艺的形式吸收新的知识”，并表示由于过去一套反动的、黄色的文艺已完全不适应（仅仅是“不适应”！）
于今天，所以要出版这个丛书。
可是，这本“美国式的‘英雄’”和过去那些反动的、黄色的书籍有什么区别呢？
这样的“作品”和美国反动宣传的报刊上所载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呢？
像这样荒谬的书，居然打起“教育”工农兵的招牌来欺骗读者，这是能够令人容忍的吗？
丛书中尚有以“如此美国生活方式”为总题的五个短剧本，内容集中地描写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荒淫无耻的生活：
盗窃、欺诈、暗杀、卖淫、通奸等等。
作者虽在每剧前后，插上“序曲”“尾声”各一段，对这些丑恶堕落现象加以批评，但这些概念化的批评对于剧本内容的形象化的描写是不能起什么作用的。
那些描写是客观主义的，丝毫看不出作者对敌人的仇恨。
美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在这里也是完全看不见的。
其结果就是在实质上和黄色书刊一样，向读者推销美国资产阶级的堕落生活和反动思想。
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督促上海火星出版社负责人对这个出版社的工作、对“火星文艺丛书”认真加以检查。

匈牙利出版节
匈牙利人民将在今天热烈地庆祝匈牙利第1届出版节。
02月01日是匈牙利共产党（1948年06月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劳动人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在1942年创刊的日期。
“自由人民”报也将在这一天庆祝它的创刊十周年。
在匈牙利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中，匈牙利的报刊有着重大的贡献。
由于在匈牙利解放以后学习苏联报刊的榜样，由于得到拉科西同志与党的经常关怀和帮助，匈牙利的报刊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匈牙利报刊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它用一切方式来动员匈牙利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为完成五年计划、为揭露和打击敌人的阴谋而斗争。
匈牙利报刊和读者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用一切方式来传播和推广合理化建议、斯塔哈诺夫运动。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忠诚于苏联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它是维护匈牙利自由与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
其他如工会的机关报“人民语言”，布达佩斯市委机关报“光明”报，军队机关报“人民军”，教育青年的“自由青年”报等也都具有同样鲜明的目的。
另外，尚有群众性的各种期刊，工厂的党报七十二种，工会报纸十八种，科学技术杂志一百二十一种，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
最足以表明匈牙利报刊联系群众的特征的，就是通讯员人数的增加。
许多工人都把他们的批评与建议寄给报刊。
去年匈牙利的党报与群众组织的报纸收到了由工人、农民通讯员寄来的二十万封以上的信件。
在庆祝第1届出版节以后，匈牙利将在02月02日和03日召开全国报刊的第1次通讯员会议，以加强报刊与工人的连系，并为报纸、刊物增辟新的稿源。

巴西著名作家
亚马多等抵达北京
【新华社31日讯】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及其夫人，古巴诗人吉里安夫妇在31日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茅盾、常务委员洪深等多人。

庆祝匈牙利出版节
匈大使在京招待记者
【新华社讯】
匈牙利驻我国大使夏法朗柯，为庆祝02月01日——匈牙利出版节，特于01月31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夏法朗柯大使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出版节的由来，并叙述了匈牙利报纸和杂志的近况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夏法朗柯大使随后答复了记者所提出的各项问题。
会后并放映了匈牙利人民粉碎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怠工破坏阴谋的故事片“地下殖民地”。
按：
02月01日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日，匈牙利政府特在去年11月定为匈牙利出版节以示纪念。

应英格兰等地学联的邀请
我国学生代表团抵英访问
【新华社27日讯】
伦敦消息：
中国学生代表团应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在25日抵伦敦作三个星期的访问。
代表团团长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秘书长袁永熙，团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各大学的学生代表多人。
代表团将到英国各大城市访问各大学，以增进中英两国学生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
参谋会议继续举行
【新华社开城31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参谋会议31日的会上，双方暂时搁置了在军事人员轮换限额等问题上的分歧，讨论了有关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与职司的具体细节。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指出对方提案中以三八线为准，来区分遣返平民的办法是不对的。
这种提法对于某一部分平民而言，将不是使他们返乡与其亲友团聚，而是变成背井离乡。
关于平民遣返问题，我方已完全同意在停战后协助他们还乡，并同意将这个原则列入停战协定条款之中。
因此，只须依照这样的原则办理，并没有什么难于解决的问题。
对方却要对平民的返乡附加条件，以致把问题复杂化了。
对方曾自称对此表示“担忧”，我方代表指出，一俟原则确定以后，只要对方同我方一样的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是丝毫没有“担忧”的必要的。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颁布关于货币改革和减低物价的决定
【新华社31日讯】
据塔斯社布加勒斯特讯：
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27日发布关于实行货币改革和减低物价的决定说：
自从1947年实行货币改革以来，罗马尼亚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切政治权力已由和劳动农民联盟的工人阶级接管，基本的工业企业、运输业和银行已成为国家的财产。
国家制订的一九四九、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五年计划的第1年（1951年）计划，都已超额完成。
去年工业生产水平已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已大大地增加了。
三年来许多旧的企业已经恢复，新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来。
去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1949年的二倍。
劳动生产率正在稳步提高，生产成本一年比一年减低。
在资产阶级—地主政权下，劳动人民遭到的贫困、苦难和失业已经永远地消灭了。
但是，和这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阻碍罗马尼亚经济发展的现象。
投机倒把分子和其他城乡资产阶级分子、美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曾进行活动，想破坏列伊（罗币）并瓦解城乡贸易。
因此，必须实施货币改革以巩固列伊的外汇率和增加它的黄金储备；
必须建立以苏联的卢布——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为基础的外汇率，而代替以前以美金——购买力不断下降的不稳定的货币——为基础的外汇率。
决定指出：
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新钞票，自1952年01月28日起流通，票面价格分十、二十五和一百列伊三种；
罗马尼亚财政部所发行的各种库券和硬币也将同时流通。
各地的居民、私营企业和国家、合作社及公营的企业、机关、组织的现款，以及在储蓄银行和信托机关的存款和彼此之间往来的账款，一概依照政府规定的合理的兑换办法兑换新币。
决定接着指出：
由于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的生产增加，由于劳动生产率有计划提高和生产成本减低的结果，减低消费品零售价格的有利条件已经形成。
决定接着开列了各种食品和工业品减价的清单，其中面包和烘烤面制品、棉织品减价百分之五到十，通心面制品和谷类减价百分之十七点五到二十，肉类、肉制品和罐头肉减价百分之五到二十，衣著和针织品减价百分之五到十五，药品减价百分之十五等。

苏联1951年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公报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29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发表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如下：
　1951年工业、农业与运输的发展，基本建设工程、贸易的扩大、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由下列材料看出来：
一、工业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
1951年工业全年总产量计划整个说来完成了百分之一○三·五。
各部执行全年工业总产量计划的情况如下（执行1951年全年计划的百分比）：
钢铁工业部一○四，有色金属工业部一○二，煤矿工业部一○○·七，石油工业部一○三，电站部一○二，化学工业部一○四，电气工业部一○三，通讯器材工业部一○二，重型机器制造部一○○，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一○○·六，母机制造部一○○，机器和器械制造部一○○·九，建造和筑路机器制造部一○六，运输机器制造部一○○·九，农业机器制造部一○四，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一○二，苏联木材工业部九四，造纸和木工工业部一○三，苏联轻工业部一○二，苏联渔业部一○九，苏联肉乳工业部一○三，苏联食品工业部一○七，苏联植棉部工业企业九九·七，铁道部工业企业九九·一，苏联卫生部工业企业一○六，苏联电影事业部工业企业一○三，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工业部和地方燃料工业部一○六，生产合作社一○六。
1951年内已经超过计划多生产了几项黑色金属、几种有色金属、铁、铁管、煤、焦煤、石油、天然煤气、汽油、挥发油、柴油、泥煤、电力、电动机、电气真空装置、金属切削工作母机、纺机、织机、粗纺机、拖拉机、谷物收割联合机、采麻联合机、复式打谷机、拔麻机、植树机、卡车和汽车、公共汽车、干线机车、柴油机车、挖掘机、平地机、压路机、电动压路机、装在汽车上的起重机、自动装载机、球轴承、人造橡胶、汽车胎、人造阿摩尼亚、苛性钠、硫酸、矿质肥料、灭除农业害虫与杂草的化学品、染料和其他化学品、屋顶毡、屋顶板、窗用玻璃、纸、酒精和许多其他工业品。
政府所指定的在规定的一年计划之外多生产工业品与食品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1951年内已经超过计划多生产了大量的棉织品、毛织品、丝织品、服装、针织品、胶鞋、缝纫机、钟表、照相机、腊肠、炼乳、乳酪、植物油、糖、糖果、罐头食品、通心粉、茶叶、葡萄酒、香槟酒、啤酒、肥皂、香烟、火柴和许多其他民用物品。
关于工业总产量与大多数重要工业品产量的一年计划已在种类上完成而且超过，但某些部在某些项目方面没有完成计划，个别的企业由于增多次要项目的生产而超过了总产量的计划，然而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规定项目的生产计划。
在1951年内，工业品的质量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改进，种类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增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工业部门，在按照规定的种类及质量来生产和供应某些制造品方面，都已全部完成了国家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例如：
钢铁工业部没有全部完成某些压延黑色金属的生产计划，重型机器制造部没有完成汽锅和蒸汽透平的生产计划，机器和器械制造部没有完成某些型式的化学设备、压榨机和计算机的生产计划，农业机器制造部没有完成拖拉机曳引条播机、清谷机、拣选机以及某些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计划，苏联建筑材料工业部没有完成某几种混凝土的生产计划，苏联木材工业部没有完成拖运主要种类木材的计划。
二、工业产量的增加
1951年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量与1950年相较，其增长情形如下（1951年与1950年的百分比）：
铣铁一一四，钢一一五，辗金属一一五，铁管一一四，铜一一四，铅一二五，锌一一五，煤一○八，石油一一二，天然煤气一○八，汽油一二○，火油一○三，柴油一四五，电力一一四，蒸汽透平一一○，大型水力透平二四五，透平发电机二一一，水力发电机一九三，大型电力机器一三七，电动机一二四，电灯泡一二○，大型、重型和超级工作母机一一一，化学器械一三八，农业机器一一五，拖拉机曳引条播机一一五，拖拉机曳引中耕机一一七，谷物收割联合机一一五，干线电气机车一一一，公共汽车一三四，机器脚踏车一○二，挖掘机一○五，计算机二○一，球轴承一三○，硷石灰一○九，苛性钠一○八，染料一一五，矿质肥料一○七，灭除农业害虫与杂草的化学品一八五，人造橡胶一二○，混凝土一一九，砖一二○，屋顶毡一一三，屋顶板一二七，活动房屋一一六，木材一一七，纸一一二，脚踏车一七八，缝纫机一三三，钟表一二七，照相机一三七，无线电机一一六，留声机一二四，大小钢琴一二一，棉质纤维一三三，棉织品一二二，麻织品一一一，毛织品一一三，丝织品一三四，针织品一二六，皮鞋一一七，胶鞋一一一，鱼品一二二，肉类一一二，腊肠一一七，牛油一○六，乳制品一四四，炼乳一四四，乳酪一二○，植物油一一二，糖果一一六，糖一一八，酒精一一一，葡萄酒一二四，香槟酒一二一，啤酒一一六，罐头食品一一八，火柴一○六，香烟一一三，茶叶一三一。
1951年苏联全部工业的总产量较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六。
按照国家供应计划，过去一年的苏联国民经济较1950年得到更多的原料、物资、燃料、电力和装备。
1951年工业方面在利用工业设备上继续获得进一步的改进。
在钢铁工业中，过去一年鼓风炉有效量的使用较1950年增加百分之五以上。
每平方公尺鼓风炉的产钢量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五。
石油工业部各企业采油钻井的速度已经增加。
炼油所获得的轻油部分所占百分比已经提高。
煤矿工业部各企业中，过去一年采煤联合机的生产率增加了百分之十九。
化学工业部所属各工厂在利用人造橡胶和人造阿摩尼亚的生产能力方面，棉织工业和混凝土工业在利用设备方面都已有了改进。
1951年每一产量单位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与电力的耗费量较1950年低，有许多工业比计划规定的定量还低。
1951年关于减低工业产品生产成本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
1951年由于减低工业生产成本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在二百六十亿卢布以上，由于减低原料和材料批发价格而节省下来的钱还不计算在内。
根据1951年在发展工业和运输业方面、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减低生产成本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政府从1952年01月01日起又减低了五金、机器和设备、燃料、化学品、建筑材料和纸张的批发价格，并且减低了电力、热力和铁路货运的费用。
三、新技术在国民经济方面的应用
1951年在掌握新式机器、设备和材料的运用方面都获得了进一步的成就。
苏联的机器制造工业在1951年内发明了约五百种非常重要的新式的机器与设备，确保了国民经济技术方面更大的进步。
新式效力强大的蒸汽透平和高压锅炉，水力透平和水力发电机，空气开关，用于长距离输送电力方面的高压闭电器和避雷器，业已发明。
在庞大水电设备的建设工程方面，为使费力的操作机械化，已制造效力强大的吸泥机和挖泥机，高效率单吊斗及复吊斗的挖掘机，用于自动混凝土制造厂方面的效力强大的混凝土调和器及二十五吨重的货车。
母机工业精制将近一百五十种新式高效率的金属切削母机，锻冶与压铸机器，大量新型硬合金的机械工具。
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及运输方面，业已制造许多新式设备。
为了农田工作的进一步机械化，制造了各种新式犁土用的，种植、收割谷物、工业作物和蔬菜及其加工用的机器和器具。
此外，为使配备饲料的工作机械化及为种植防护林带，已制造了许多新式机器。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机械化的水平业已大大提高。
在煤矿工业方面，截煤、凿煤、运煤和地下运输方法的机械化早在1950年完成。
1951年开始采用在挖掘薄煤层和陡坡煤层方面使用的新式联合机，因而能够提高装煤工作机械化的水平。
一千五百多台联合机和切煤机以及一千三百五十具连续生产装置，都已实行远离操纵的操作。
在苏联木材工业部各企业中，机械化的伐木和运木的工作量增为1950年的一点七倍，机械化的装木工作量增为二点二倍，机械化的拖木工作量增为一点二倍。
在1951年，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继续实行高效率的新技术方法，并执行进一步使生产机械化的工作。
在钢铁工业部各工厂全部钢的生产中，熔解在装有热度自动调节器的平炉中的钢有百分之八十七。
特殊形状的压延金属的生产量也有增加，因而大量减少进一步处理金属时的消费。
在有色金属工业方面，采用了凝聚和综合制炼矿物浓缩体与矿泥的新方法及完美的技术，因而有助于充分提炼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在石油工业方面，已扩大了透平式的钻孔机的使用。
用保持地层压力的方法来进行的石油生产，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用苏联制造的机器来炼油的新技术方法已被采用，这样便能增加石油的产量并提高它们的品质。
在机器制造方面，进一步使用制炼金属的先进方法——高速切削，处理金属的新的电力方法和热力方法。
在控制大规模制造的零件的尺寸方面，已使用了自动的和半自动的装置。
关于水力发电站广泛自动化和电力站锅炉间发热过程自动化的工作业已进行。
地方水力发电站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有自动的工作单位。
工人和机械技术人员为使生产过程完善和根本改善而计划的革新方法和合理化建议，在1951年已有将近七十万件得到采用。
四、农业
1951年，社会主义农业在发展耕种和牲畜饲养上，以及在集体农场的组织和经济的巩固上都已获得新的成就。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统计数字，尽管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共和国和其他若干地区的气候失调，在1951年，谷物总收成仍达七十四亿普特。
粮食——小麦和裸麦——的收成较1950年为高。
未弹的棉花的总收成多于1950年并较前几年为高。
甜菜收成则超过1950年二千七百万吨。
在1951年，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较1950年多六百七十万公顷。
种植棉花、甜菜、向日葵和其他工业作物的面积业已扩大。
播种的多年生和一年生的草类、刍秣、根菜作物和地下作物，业已大量增加。
各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已经顺利完成为获得1952年丰收而播种冬季作物的计划。
去年秋季耕犁以准备1952年春播的土地面积，超过1950年秋季耕作的面积五百四十万公顷。
1951年农业技术的基础将更为牢固。
去年农业方面获得十三万七千部拖拉机（十五匹马力的单位），五万三千部谷物收割联合机（包括二万九千部自动推进收割机），五万九千辆货车，以及二百万具耕土、播种、收割和其他的农业机器。
农业方面技术设备的增加，使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的农业工作更进一步机械化。
集体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在1951年完成的工作较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九。
去年机器拖拉机站完成集体农场一切田间工作的三分之二以上。
集体农场的全部耕作和四分之三的播种工作都已机械化；
集体农场全部种植谷物的区域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收割联合机所收割的。
在国家农场，主要农业工作几已全部机械化。
和农业机械化工作同时，在农业电气化方面也完成很多工作。
1951年在集体农场处理谷物、准备饲料、供水、挤牛乳、剪羊毛方面所使用的电力业已大量增加。
在1951年，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公有的家畜继续增加。
集体农场的畜牧业和国家农场的畜牧业在全部畜牧业中占主要地位。
1951年集体农场公有家畜头数增加的百分比如下：
牛和乳牛百分之十二（牝牛百分之十五），猪百分之二十六，山羊和绵羊百分之八，马百分之八。
集体农场家禽的数量增为一倍半。
去年苏联国家农场部所属国家农场的牲畜增加情况如下：
牛和乳牛百分之十五（牝牛百分之十四），猪百分之二十一，山羊和绵羊百分之十一，马百分之十四，家禽百分之二十七。
在1951年，集体农场、国家农场、集体农民、职工的全部家畜的头数，将近增加一千四百万，其中包括一百六十多万头牛和乳牛，二百六十万头猪，八百五十万头山羊和绵羊，将近一百万匹马。
在这一年中，家禽的数目增加六千多万只。
在1951年内，苏联欧洲部分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区的集体农场、林场、机器拖拉机站和造林站，以及国家农场共种植了七十四万五千公顷的防护林带。
五、铁道、水路和汽车运输的发展
1951年铁道运输计划已经超额完成，较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二。
每日平均装载量的总计划超过百分之三。
1951年国家计划所规定的加速货车运转率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铁道运输每公里吨燃料消费较1950年减少百分之三。
然而，关于改进铁道使用的计划没有全部完成。
1951年内河货运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点六，货运量比1950年增多百分之十三。
1951年海道货运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二，货运量较1950年增多百分之八。
汽车货运量较1950年增多百分之二十。
六、国民经济中投资的增加
1951年内完成了广大的建设计划。
过去一年国家投资额为1950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在电力站建设工程方面的投资额为1950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方面为百分之一百二十，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方面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机器制造业方面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建筑材料业方面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五，机器拖拉机站和国家农场方面为百分之一百零六，运输业方面为百分之一百零三，房屋建筑方面为百分之一百二十。
为在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上建筑巨大水力工程，以及为开凿土库曼大运河而规定的1951年的任务已顺利完成。
1951年各营造机关获得大量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机器和设备。
现有的挖掘机总数已比1950年增加了约百分之四十，铲土机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压路机增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建筑机器和设备也很显著地增加了。
建筑工程的全面机械化，在各处建筑工地上日益普遍地采用。
建筑材料的供应已经改善。
1951年营造机关使建筑费用比1950年减低了，建筑工程所需时间也比1950年缩短了。
不过，有许多营造机关没有能够十足达成国家减低建筑费用的目标。
国营企业、机关和地方苏维埃、以及各城市和工人住宅区的居民，凭借国家贷款建筑了地面面积共计二千七百万平方公尺的新房屋。
另外在农村地区建筑了约四十万幢房屋。
七、贸易的扩大
1951年苏联的贸易继续扩大。
由于1950年在工业和农业发展方面，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减低生产成本方面都已获得了新的成就，从1951年03月01日起，政府又实行了自从配给制取消以来的第4次减低一般消费品的价格。
这次又减低物价的结果，苏联卢布益臻稳固，它的购买力提高了，销售给人民的货物量更进一步增加了。
1951年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零售给人民的货物销售量（按比较价格计算），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五。
个别项目货物的销售量增加情况如下：
肉类百分之三十二、腊肠百分之二十九、鱼品百分之十四、牛油百分之十、植物油百分之四十、牛乳和乳制品百分之三十五、蛋类百分之二十、糖百分之二十九、糖果百分之十三、茶叶百分之二十九、水果百分之三十三、棉织品百分之十八、丝织品百分之二十六、服装百分之十四、皮鞋百分之十一、家具百分之五十。
民用建筑材料百分之四十五、家用肥皂和香皂百分之十三、无线电收音机百分之二十六、钟表百分之十五、缝纫机百分之二十九、照相机百分之三十八、脚踏车百分之八十六。
冰箱、洗衣机和真空清洁器的销售额已增加了好几倍。
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网扩大了。
1951年约有八千家新商店开张。
1951年在集体农场的市场上售给人民的农产品的销售量，特别是面粉、谷类、猪油、家禽、蛋、水果和蜂蜜的销售量，比1950年很显著地增加了。
八、职工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51年年底，苏联国民经济中职工人数达四千零八十万人，比1950年年底增加了一百六十万人。
工业和农林业、营造业和运输业方面职工人数增加了一百二十五万人，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及医务机关方面增加了约二万五千人，贸易和房屋与公用事业方面增加了十万多人。
1951年和往年一样，全国没有失业者。
去年有三十六万五千个青年从贸易学校、铁道学校、采矿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毕业成为熟练工人，并已在工业、营造业和运输业方面就业。
有七百万职工凭借业余个别的或集体的教育，或进业余训练班而学会技能或提高了自己的技能。
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951年比1950年提高百分之十，其中机器制造工业提高百分之十四，钢铁工业提高百分之九，有色金属冶金工业提高百分之六，煤矿工业提高百分之八，石油工业提高百分之九，化学工业提高百分之九，营造业提高百分之九点五。
九、文化的发展、公共卫生和市政建设的改进
1951年在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成就。
去年苏联学习的人数（包括各种方式的学习）达五千七百万人。
七年制学校和中学在一年间增加了约五千所。
这些学校中的五年级到十年级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五十万人。
1951年八百八十七所高等教育机关（包括函授班）的学生总数共一百三十五万六千人，比1950年增加十万零八千人。
三千五百四十三个技术学校和其他专门中等学校（包括函授班）共有学生一百三十八万四千人，比1950年增加了八万六千人。
1951年高等教育机关造就了二十万零一千名青年专家，技术学校造就了二十六万二千名青年专家。
高等教育机关和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以专家资格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人数，1951年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八。
1951年有两万四千多人在高等教育机关和科学研究所中继续深造。
1951年有二千六百九十四名科学家、工程师、农业专家、作家和艺术家、工人和先进农业工作者，因为在科学、发明、文学和艺术方面有卓越成就，已荣膺斯大林奖金。
1951年全国各地由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维持的各种图书馆共计三十五万多个，其中藏书超过七亿册。
1951年影片放映机比前一年增加了四千部。
1951年剧院和电影院观众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1951年夏天，有五百多万儿童和少年住在少年先锋营、儿童疗养院、或参加远足队和观光团，或者由幼稚园、儿童之家和托儿所以有组织的方式带到乡下去消磨整个的夏天。
医院、产科医院、药房和其他卫生机关，以及疗养院和休养所网，在1951年更进一步扩大了。
医院和产科医院中的床位比1950年差不多增加了五万个。
疗养院和休养所中的床位增加了一万八千个。
1951年医师人数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六。
药品、医疗器械和装置的生产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这就能够根本改进以药品、最新装置、实验室设备和医疗器械来供应和装置医疗机关的工作了。
1951年和往年一样还完成了许多工作以建设公用事业，改进城市和工人住宅区，敷设自来水管和下水道，延长有轨电车道和无轨电车道，以煤气和热气供给更多的房屋，开辟草地、在市区和广场上铺筑石子路和柏油马路，布置公园、公共花园和林荫路。
十、国民总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增加
1951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按比较价格计算）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
在苏联，全部国民收入属于劳动人民。
和前一年一样，苏联的劳动人民得到国民收入之中的约四分之三来满足自己的个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而国民收入之中的其余部分就归国家、集体农场和合作社组织去支配以便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并满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其他需要。
由于国民收入增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情况就能够很显著地改善，城乡社会主义生产也能够确保更进一步扩大了。
苏联人民物质生活情况的改善，表现在职工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增加，表现在农民从共同经营的集体耕作方面，以及从他们的家庭园圃和个人副业方面所得收入的增加。
此外，在1951年和在往年一样，人民更由国家供给补助费而获得各种利益，这就是：
从职工社会保险基金项下领取各种的津贴和补助费，从社会赡养基金中领取养老金，免费或低费进疗养院、休养所和儿童教养机关，发给儿女众多的母亲和单身母亲的津贴，免费获得医疗，免费受教育以及职业的和专业的训练，奖学金以及其他许多报酬和利益。
不但这样，所有一切职工，就是约四千一百万人，度过至少两个星期工资照付的假期，有若干行业的工人假期更长。
1951年人民从国家补助费中享受到的这些报酬和利益总值达一千二百五十亿卢布。
由于消费品价格的减低，由于职工们的名义工资的增加，由于农民现款和实物收入的增加，并且由于人民从国家补助费中获得的报酬和利益的增加——1951年职工的收入和农民的收入（按比较价格计算）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