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停战期间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问题
美方竟在参谋会上提出不合理的庞大数字
我方郑重指出美方应在俘虏问题上放弃其无理主张
【新华社开城30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双方参谋会议，在30日的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的总则部分。
关于停战期间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问题，我方在小组委员会曾经提出过每月五千人的限额，但为了迅速达成停战协议，以满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初步愿望，我方在参谋会议中提出任何一方在停战期间进入朝鲜进行轮换的军事人员不得超过每月二万五千人的最高限额。
但对方却建议每月七万五千人的庞大的数字。
我方参谋人员指出对方所提出的庞大数字，完全超出了合理的军事人员的轮换的范围。
我方所提出的每月二万五千人的最高限额，毫不限制撤离朝鲜的双方军事人员的数目，对于双方的正当的轮换的需要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为使小组委员会不再继续在细则问题上占去更多的时间，今日再次就对方28日所提的原则草案，进行了逐项的评论，并指出其提案中的主要条款为我方所坚决反对，因为这些条款反对无条件释放并遣返战俘的原则，而主张“志愿遣送”，不仅剥夺了战俘的基本权利，而且超出了军事谈判的范围；
因为这些条款反对双方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的原则，而主张一比一交换的原则，企图以对方手中控有的战俘数目较多而进行敲诈；
因为这些条款把平民与战俘混为一谈，以平民顶替战俘，以战俘当人质；
因为这些条款主张片面的宣誓以及违反一切战争法规，将我方被俘人员非法分类为平民。
我方代表并郑重告诉对方，对方如不在这些问题上放弃其无理主张和固执态度，而只是在文字上兜圈子，例如将“一对一”改为“同等数目的交换”之类，无论如何是无助于第4项议程的解决的。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初步检查结果
逮捕拒不坦白的六十二个奸商
对愿意悔改并有悔改表现的四十四家不法工商户令其取保具结听候处理
【北京市新闻处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第4次延展对工商界的检查期限三天届满后，自本月19日起，即派出大批检查组，继续进行检查。
被检查的数百家工商户，绝大部分都有行贿、偷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等罪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检查的结果，于25日到30日，又将其中罪行严重，而在检查时仍拒不坦白的企新橡胶厂经理董子璋等五十二家厂、店的奸商六十二名逮捕法办；
同时，对于罪行虽也十分严重但在检查中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并有悔改表现的新生五金行等四十四家不法工商业户，令其取保，听候处理。
这次被逮捕法办的五十二家厂、店的六十二名奸商，是：
企新橡胶厂经理董子璋、庆源隆五金行经理张之良、中兴营造厂经理张省三、庆华兴电料行经理张玉华、协和兴营造厂经理董和和协理刘栋国、京大铁工厂经理董世杰、德记贸易行副经理张云峰、京都汽车修配保养厂经理齐沧海、鲁大铁工厂经理聂宝珠、中利电话器材制造厂经理施坤、新兴药房经理刘荣江和副理牛凤鸣、天利德锡铅熔炼厂股东董金海、同和新记营造厂副经理郭彦堂、永泰营造厂经理刘承谟和副经理韩宗智、董卓超、刘艺、义利营造厂经理臧金栋、德丰车行经理孙长林、起业木厂副经理张英起、德信工厂经理刘庚白、永兴营造厂副经理姜文章、复兴裕记营造厂经理马云生、泰成五金行经理李长振、大鹏新记汽车厂经理邵宝桂、瑞兴祥印刷厂经理郝逸岑、文升木厂经理杜会文、德昌营造厂经理邵青山、华中义记皮件被服厂副经理赵国树、天发祥粮店前总经理吕霭廷、惠通栈裕记经理杨麒信和副经理张耀文、义泰电料行经理曹国桢、北京消防器材制造厂经理徐温如和副经理吕秉权、聚成电料行经理李士元、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义和造纸厂经理王子和、增隆志记杂货糖庄经理李志中、恒丰铁行经理程斌、广达粮栈经理石利如、启源电机行经理王化民、新兴营造厂经理董忠义和副经理佟世忠、大业营造厂经理遇崇基和副理刘思义、欣生西药房经理庞耀庭、复兴科学仪器化学药品商行经理徐晶柱、聚泰祥电料行经理齐九如、大地营造厂经理陈达林、同兴铁工厂经理于文霖、三兴汽车商行经理刘耀庭、大同照像制版厂经理李林森、大光电料商行经理李浩林、永信印刷厂经理王书桢、同丰营造厂经理王维礼、裕丰纸行经理吕钧丰、天福营造厂经理李镜秋、同昌营造厂经理王槐卿和副经理谷济生。
在逮捕上述六十二个罪犯的同时，人民政府对于愿意悔改并有悔改表现的四十四家不法工商业户，已令他们取保具结，听候处理。
这四十四家工商业户是：
大兴胶版印刷厂、新生五金行、瑞增营造厂、福顺营造厂、北德盛纸店、大隆铁工厂、恒义汽车材料行、泉顺木厂、源发装订书局、福兴纸行、首都消防器材制造厂、和丰申货庄、中德兴成衣店、克利铁工厂、忠工铁工厂、大昌恒煤油庄、大明商行、大生合记药房、大众日用品供应社、义合纸行、德华营造厂、新京商行、三成祥棉厂、新亚电料行、信诚铁工厂、金声电影机厂、裕生祥电机厂、中国汽车材料行、鸦通运输栈、万庆德五金行、义聚成五金行、鑫茂成铁号、双泰山铁号、荣生木器行、万泰永猪栈、力达药房、全顺兴记电料行、利成服装工厂、新光炼油厂、大东铁工厂、裕泰货栈、大同电料行、绍珍电料行、理研铁工厂。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了照顾工商业户过春节的习惯，曾决定在春节前后十天中暂停一般检查。
今天（31日）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因此，一切犯有不法行为而迄未坦白或坦白不彻底的工商业户，应该抓紧时机，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不法行为，否则就得不到人民的宽恕，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围剿贪污、行贿分子的战斗正在展开
上海工商界开始坦白检举
荣毅仁、胡厥文等坦白出各种违法事实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上海市发动各阶层群众向贪污分子进行围剿的战斗正在展开。
工商界在各种力量推动下，也开始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
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运动。
全市二十万店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积极揭发不法商人的犯罪行为。
仅在极短的时期内，广大店员检举不法商人的行贿、欺诈、偷漏税等犯法行为即达四千件。
许多青年团员、家庭妇女，也开始像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检举反革命分子那样检举贪污、犯法的亲属。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上海市工商界也开始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
从19日到26日，市工商业联合会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工商界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和行业负责人分别在不同的会议上带头检讨或坦白。
例如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坦白了因对国营企业脱期交货造成国家资金重大损失的事实。
荣毅仁在1949年12月售给上海市花纱布公司（次年03月改为中国花纱布公司华东区公司）棉纱一千件，一直拖欠到1951年秋才偿还。
荣毅仁所经营的福新面粉厂也在1949年接受国家加工中亏空面粉十一万多包，直到1951年06月才缴清。
上述两项都使国家的巨额资金积压很久。
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厥文坦白了泄漏国家经济机密的罪行。
1950年05月他在北京开会时，曾把政府将有大量机器定货的消息用信和电报告诉自己在上海的企业，因此引起了上海五金器材的巨大涨风。
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如刘鸿生等，也坦白了隐避外汇存款和账外财产等错误行为。
又如在执监委员会委员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到会的一百五十一人中坦白出一百二十六件有关行贿、欺诈、谋取暴利以及虚设字号、私营拆放、私套外汇、隐瞒敌产等各种违法事实。
但是工商界负责人的检讨或坦白绝大部分还不深刻、不彻底，甚至如糖业公会主任委员李梅泉在发言中对自己盗取国家经济情报引起糖价涨风一事一笔带过，而大谈其“不了解本企业业务”，说他是犯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
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杨树芬在检讨自己的暴利思想时，竟歪曲地说是为了“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对于这些既怕坦白，又怕检举，更不愿带头推动运动的行业负责人，进行了批评。
执监委员会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对犯有严重逃税行为，又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民丰、华丰造纸厂负责人竺培农也作了处理。
竺培农对同业公会两次扩大会议都未出席，并拒绝彻底坦白。
会议决定停止竺培农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的职务和造纸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并责令民丰、华丰造纸厂总经理金润庠将两厂逃税事实及牟取暴利行为即日彻底坦白。
运动开展以来，许多犯了法的商人都心神不定。
他们说：
“上有国家（法律制裁），下有子弟（检举），旁有工会，内有店员（检举）。”
受到了四面包围。
目前，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几支大军已经组成。
成千成万的中小贪污分子已经坦白或被检举出来。
各机关团体普遍召开商人会议，市区各通街要衢所设立的群众检举信箱，每日都收到不少检举信件。
大贪污犯在群众面前已经孤立，向贪污分子总进军、打“大老虎”的战斗即将在上海全市展开。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南京市向大贪污犯发动总攻击
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进入向大贪污犯发动总攻击的阶段。
在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的基础上，许多大贪污犯已开始被揭露出来。
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24日发出紧急通知，号召组织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内外夹攻，重重包围，跟踪追击，不让一个大贪污犯漏网。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宣布：
限定贪污分子在01月31日以前把自己的一切贪污行为彻底坦白交代清楚。
按期交代清楚的都以自动坦白论处，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
否则一定依法严惩。
奸商张荫芳向店员进行报复武汉人民法院已将其逮捕法办
武汉市泰和永山货行老板张荫芳，竟向检举他的店员进行报复，两次毒打店员，市人民法院已将其逮捕法办。
奸商张荫芳经常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盗卖人民政府统购统销的牛皮。
01月03日，青年店员唐厚荫检举了张荫芳偷税的不法行为，当即遭到张荫芳的毒打。
22日，张荫芳接到本市税务局罚款的缴款通知书，又毒打店员唐厚荫一顿。
23日，中南工人日报揭发了张荫芳两次毒打店员的犯罪行为，武汉市店员工会土产业委员会也提出了严重抗议，要人民政府给奸商张荫芳以制裁。
市人民法院接受了店员工会的要求，当即逮捕张犯。
对这种胆敢报复店员检举的不法分子，人民政府将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广州市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纷纷参加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广州市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纷纷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分会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都已分别召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动员会上，宣布将曾在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工作的一再违法贪污而又不肯坦白的陈锡泽开除党籍。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分会工商界的会员，在会内进行了初步反省后，已分别到工商界的七十多个行业中去，准备带头坦白。
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召集在广州的归国华侨和侨眷举行座谈会，发动他们参加这个斗争。
全市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曾在21日联合举行大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群众美术创作是推进反贪污运动的有力武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北京电信局的职工创作了大量的漫画、宣传画和连环画。
这些画是根据政府的政策和本单位的群众思想情况创作的，因而对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在运动开始时他们画了一个健康的工人正在铲除新中国工业化前进道路上的一堆象征贪污、浪费的乱石和树根，表现出工人阶级对待贪污浪费的明确态度。
运动展开后，因为部分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部分职工群众有麻痹思想，他们又据此画了漫画，对于有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的人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当运动发展中群众又产生了新的自满情绪的时候，他们又创作了一幅“把运动深入下去”的图画，并在图画旁边，写了一首快板，鼓励大家再接再厉，追击贪污分子。
群众看了这画都说：
“咱们千万别得意忘形，一定要堵塞大漏洞，捉住大耗子。”
除此以外，他们还创作了表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模范。
在这次运动中，北京电信局的群众美术工作是十分活跃和有力的。
一百二十四位群众中的业余美术工作者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及时地配合整个战役中每一个战斗，共创作了二百七十多幅漫画、宣传画和连环画。
北京电信局的这一美术宣传活动的经验，值得许多机关工厂企业学习推广。
只要充分利用机关内部群众的业余美术工作者的力量，加以政治方面和政策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就可以使他们成为教育群众和推进运动的重要武器。

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北京正阳门外的箭楼。
箭楼附近是北京的商业区。
北京解放三年来，由于国家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和人民购买力的普遍提高，所以这一带的商业比解放以前更为繁荣。

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图片展览闭幕
九天内参观者近四万
展品将分运全国各地展览
【本报讯】
从21日开始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及图片展览”，已于29日闭幕。
九天中参观这一展览的观众，共有三万八千七百多人。
展览期间，会场门口经常排列着一长队等待挨次入场的观众。
许多观众耐心地在寒风凛冽中等上两三个钟头。
住在北京东直门大街一百五十号的李老太太，已七十六岁了，为了看志愿军亲手用的东西，在25日扶着自己的外孙女，从早上十点站队等起，看完展览已经快到下午三点，但她还是很兴奋，连称“不累，不累！”
这种热烈情况，反映了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深切关怀。
展览会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吸引了首都的人民。
观众在会上问长问短，都希望能够更多地知道志愿军的战斗生活。
数百名观众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这次展览的教育意义很大，并表示要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
许多观众在参观展览后，表示要积极参加当前的增产节约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一位观众写道：
“看到了这些东西，我感到骄傲，因为祖国有这么优秀的儿女；
同时我也很难受，我们的最可爱的人是这样珍惜祖国的一草一木，可是我们学校却浪费了十五亿，贪污数字将近一亿。”
他严厉地发出质问：
“官僚主义者，拿什么脸见志愿军同志？”
金门渠工程处一位工作人员，在参观展览会之后检讨了他由于计划不周而造成很多浪费。
他认为展览会“给我上了一课，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官僚主义作风。”
另一位观众说：
“过去我认为我在机关内利用坏的办公用具，替国家节省财富，已经是想尽很多办法了，而且觉得有成绩了；
今天看了这个展览，使我感到自己的成绩真是太渺小了。
回去后要把志愿军的这种精神，广泛地传播开来。”
一位私营工厂的工人韩振华说：
“咱们要检举不法的资本家，才能对得起英勇作战的志愿军。”
展览的实物和图片，现在已分作六起，将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与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代表，分运全国各大行政区展览，其中只有一份的珍贵物品，已摄制照片，将分别携至各地展出。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女代表
访问我全国民主妇联
【新华社30日讯】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女代表在29日访问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和各部负责人都出席招待。
邓颖超首先代表全国妇联和全国妇女向朝鲜妇女的优秀代表——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全体女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祖国的独立而英勇战斗的朝鲜军民和朝鲜妇女表示崇高的敬意。
接着邓颖超介绍了中国妇女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婚姻法以及参加学习、生产等各种工作的情况和主要的经验。
李德全在招待会上介绍了中国妇女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事例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工作。
最后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和全国妇联副秘书长曾宪植分别向朝鲜女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和烈属、军属优抚工作的情况。
招待会在亲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女代表表示要把中国妇女工作的宝贵经验带回到朝鲜去。

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
谢仁冰在上海逝世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兼上海市分会主任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经理谢仁冰患脑出血症，27日上午三时逝世。
当由马寅初、吴克坚、潘汉年、盛丕华、申葆文、沈志远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于29日下午二时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并于四时在静安寺公墓火葬。

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举行大会
习仲勋副主席出席作报告
号召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新华社西安29日电】
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在20日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大会，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号召全体干部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到底，求得彻底的胜利。
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自本月06日重新动员以后，许多机关的各级负责干部层层带头作了深刻检讨，并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因此群众情绪高昂，运动开展得迅速而有力，许多长时期没有暴露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了，特别是一些负责干部过去不愿意检讨和反省的事也被揭发了，运动真正达到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程度。
凡是这一类机关，运动已接近解决问题的阶段。
但是，也有些机关，领导人的决心仍不够，自我批评不深刻，没有勇气在群众面前揭发自己或揭发得不痛快，因此，这些机关的群众发动不起来，运动还处在消沉或声势不大的状态中，贪污分子也就没有暴露；
还有一些机关的领导人，仍旧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运动，甚至把本机关说成太平无事。
这就是在这次干部大会以前西北区一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大致情况。
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报告了过去十多天运动进展的情况以后，明确指出：
运动必须继续深入，务求彻底解决问题，特别是少数搞得不好的单位更须迅速赶上。
习仲勋分析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他说：
基本原因是两年多来，我们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没有针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开展斗争。
他说：
仅西安市工商业者已坦白和检举出向干部行贿达人民币五十四亿，由此达到偷漏税款和盗窃、骗取国家财产，必大于此数很多倍。
这对于人民革命事业是多么大的损失！
然而，这还仅仅是能够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损失更大千万倍。
他说：
他们这些人勾引和腐化公家人，破坏政策、法令，损害国家利益，败坏社会风气，这就是违背共同纲领，就是破坏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再让他们猖狂下去，就会把我们的国家拖到旧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前途也没有了。
一句话：
就会使人民革命事业遭受根本的失败。
人民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继续做坏事了，必须开展斗争，把他们的进攻打下去，把他们那些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严厉的批判和法律上的制裁。
习仲勋说：
现在仍然有一些负责干部，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猛烈开展后，表现出慌张和无能。
有的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肯老老实实地彻底检讨，像挤牛奶一般，一挤再挤，总不干净，陷于被动和困难的地位；
或是将群众批评，一包袱揽起，给自己戴上许多帽子，大而无当，思想上并未解决问题，对群众也没有教育意义。
他们认为只应该整别人，根本没有打算把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灰尘痛痛快快地洗一洗，当别人帮助他洗时，他发怒了；
而发怒也没有吓退群众斗争时，他悲观了，消极起来了。
这是什么思想呢？
谁都看到：
这一斗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健康了，建设国家的光明前途更加有保障了。
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又一大进步，每个人都应当欢喜，应当愉快。
而这些同志却不高兴。
这是什么原因呢？
老实说：
这都是由于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不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太少，而非无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很多的原故。
正确的道路，只有在思想上痛下工夫，深刻检讨，和大家一同洗澡，一同前进。
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习仲勋又说：
有一些党外朋友，常以为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合乎理想标准，十分完美，毫无缺点的。
他们在运动中看到许多党员也有缺点，就悲观起来，说“共产党内原来也是一团糟”。
应当指出：
这是不合实际的看法。
从贪污问题上看，各地材料都证明：
被奸商拉下泥坑的贪污分子中，共产党员是极少数，绝大部分是非共产党员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久的人员。
至于其他缺点，我们从来不加隐蔽，许多党员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党员都是有着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缺点的，他们都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又经常和各阶层接触，遭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怎能完全没有缺点呢？
问题在于：
我们党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揭发和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前进的。
请看：
还有比共产党更对人民的事业负责，更勇于揭发和勤于改正自己缺点和错误的政党吗？
当然是不会有的。
我们党之所以永远是光明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正在于此。
有很多党外人士，看到这一斗争开展的情形，称赞说：
“共产党真正铁面无私”，“这一下放心了，共产党绝不会腐化”。
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关于今后怎样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习仲勋作了详尽的指示。
他指出必须抓紧时间彻底清查所有贪污浪费事件，特别是重大案件，务必查出一切贪污分子而后止。
在工商界中必须开展反不法行为的运动，团结正当的工商业者，反对不法工商业者。
罪大恶极的奸商必须严厉惩办。
会后，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根据习仲勋报告的精神，确定了继续深入开展运动的六项具体办法：
一、突击贪污问题的重点，不能抓小丢大，但对中、小贪污分子暴露不彻底者仍不放松。
方针是首长亲自负责，依靠群众，加强调查研究，进行思想诱导，使贪污者彻底坦白；
二、除彻底清算贪污问题外，应彻底检查工作，深入反官僚主义；
三、开展思想批判，引导群众对已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批判，定性定量，并应从上到下，讨论自己的思想，使每个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思想教育；
四、对已暴露的问题，根据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按情节轻重、案件大小、坦白悔改程度、贯犯或偶犯等情形，一方面研究如何处理，一方面对可以处理者即行处理；
五、小公家务与事业费尚未清查报告增产节约委员会者，必须尽快查报，暂时管而不动，听候处理；
六、研究与改进制度。
首先由领导方面提出初步方案，交大家讨论，然后将意见集中起来，加以补充修正。
带普遍性的制度，由西北区一级增产节约委员会集中各机关意见，统一确定后公布执行。

重庆各界人民积极和奸商作斗争
西安市工商界再次动员反贪污反行贿
【新华社重庆29日电】
重庆市各界人民向奸商进行的斗争已逐渐形成群众性的运动。
截至本月25日止，有关不法工商业者贪污、行贿、偷盗国家资财的案件被检举揭发、或自动坦白出来的已有两万件左右。
其中八千多件是全市店员检举的。
重庆市八十多个行业中，已有六十三个行业正在进行反贪污行贿、反盗窃国家资财的运动。
市民、店员、机关工作人员都积极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形成向奸商攻击的强大力量。
工商业中的妇女和家属也在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原来只有两百来人的工商界妇女学习小组，现已增加到八百多人。
她们在学习会上表示要和各界人民一道，站在和不法奸商作斗争的前列。
一些正当的工商业者也纷纷起来检举同业中盗窃国家资财的败类。
市民在报纸上揭露不法商人的案件每天总在十件以上。
为扫清运动中的障碍，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市民对不法商人的抗拒狡赖和破坏运动的行为给予坚决的回击和制裁。
有些不法商人把持着同业公会，他们相互包庇隐瞒，或转移斗争目标。
市工商业联合会、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立即派出了二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业进行检查，正确地领导斗争。
不法商人曾和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缔结“攻守同盟”，但在各机关的群众已充分发动的情况下，这些“攻守同盟”已被逐一击破。
许多不法私商对店员的威胁或收买也已无济于事。
如百货业店员袁子楷不顾资方陈仁宽以关门歇业来威胁，积极检举了陈仁宽的行贿和漏税行为。
市人民法院并已于23日将案情重大而又拒不坦白的四十四名奸商逮捕法办。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为响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提出的进一步开展工商界反行贿、反漏税、反欺诈、反盗窃运动的号召，在24日再次召开工商界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工商业联合会和各行业同业公会的全体委员、学习组长等一千五百余人。
会上，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叶雨田报告工商界反行贿、反漏税、反欺诈、反盗窃运动进展情况。
他指出：
该市工商界在二十多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虽已有一万七千八百余件，但这还很不够，差得很远。
他说：
有些行业甚至还拒绝区人民政府派往的干部参加会议和进行访问。
有些工商业者存在着应付过关的思想。
有些工商业者与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坚决不坦白问题。
还有的企图以小恩小惠收买店员、工人，以阻挠店员、工人检举。
还有些工商业者认为工商联应为工商业者本身谋利益。
他们不知道工商联是给正当工商业者谋取合法利益的，保护的是正当的工商业者，如果你不遵守政府法令，非法经营，胡作非为，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前提，而工商联对你教育纠正不过来的时候，就只有把你清洗出去。
叶雨田在会上要求西安市工商界做好下面四件工作：
第1，各行业公会应服从区人民政府的领导，配合进行工作，不得再有拒绝政府干部参加会议、访问等情事发生，否则各公会负责人应负完全责任。
第2，各行业委员、组长应实行包干，负责迅速发动群众，加强思想领导。
自己要带头彻底坦白问题，并大胆检举揭发有问题的人，起示范作用。
第3，正当工商业者与不法的奸商必须把界限划分清楚，提高警觉，进行坚决的斗争。
正当的工商业者是受人民政府保护的，用不着害怕不法奸商报复。
不法商人要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速彻底坦白，改造思想，重新作人，这样还是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的。
第4，我们在这一运动中，更应以“五不公约”作保证，做到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做一个光明正当的工商业者。

东北土产公司和辽西省分公司
不认真检查产品规格标准浪费人力物力影响了出口
编辑同志：
去年11月27日，东北区土产公司经由其所属辽西省土产公司，调到天津一千三百零九箱蛋白、蛋黄委托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驻京津联合办事处代销，货到后第2天，就派人和天津市畜产公司洽商成交。
天津市畜产公司决定把这批货出口。
但检查产品规格时，发现：
一、蛋黄、蛋白不够重量。
二、箱皮标记和实货不符。
三、箱上贴的印花和税花，有许多错误。
四、没经税局允许，擅自涂改印花。
东北土产公司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检查产品规格标准，不但使这批货损失了三百七十多万元，更严重的是积压了资金，影响了出口。
我希望有关单位认真检查这一件事情，记取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徐忠杰

两幅粗制滥造的越南地图
编辑同志：
为了解我们的亲密友邦和战友——越南人民的战斗形势，我们迫切需要一幅详细而又正确的越南地图。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较详细的越南地图，只有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地图”和天津复兴舆地学社出版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全图”。
我把这两种地图和越南文地图对照了一下，发现其中都有严重的错误。
首先，我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全图”是依照“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地图”绘制的。
如后者地名译错前者也就跟着译错了；
后者公路铁路画错了，前者也跟着画错了。
像这样盲目抄袭的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
其次是越南地名的汉译问题。
正确地翻译越南地名，固有很多困难；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绝对不能根据英文或法文的拼音翻译。
以上两种地图却都走了这一错误的道路。
其中除经常在报纸杂志上见到的属于常识范围内的几个地名外，其余都被译得一塌糊涂。
只拿我们最熟悉的越南北部的省名来说，在越南北部二十六个省名中，就有八个译错了。
又如在柬埔寨境内十四个省名中，除“桔井”、“唝吥”没有译错外，其余的也全译错了。
关于铁路、公路线等，也有严重的错误。
如把还没有通车的铁路（从西贡到柬埔寨的金边——即百囊奔）画通了，而早已通车的公路线（如第13号公路——从万象到西贡）却画成没有完成。
国界画得也不对。
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是三个独立国家，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地图”却把三国用部界符号划分，这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新地图”已印制了三万七千幅，“越南民主共和国全图”也还在市上销售，这在人民中间所散布的错误影响是不小的。
希望绘制者注意修正。
张钧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6分团
应检查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
编辑同志：
秋浦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6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传达报告时，发生了惊人的铺张浪费现象。
各盟府给所属旗、县的通知中，要求对该团“很好准备，好点招待”，哲里木盟并没有兴安盟招待的“周到”，但已作了两亿多元的预算。
该盟事先派人到沈阳购买的大批水果，在慰问团到来以前，已霉烂了，只得重新购买。
哲里木盟有的旗、县还派专人到慰问团去过的旗、县学习“招待方式”。
库伦旗给每个团员都预备了床单、毛巾、香皂和瓜、果、烟、糖等。
开鲁县特地从中等学校抽调一批学生任招待员，每个招待员的衣袋里都装有人民币，随用随取。
扎鲁特旗本是灾区，但也要向库伦旗看齐，给每个团员准备了新毡和新床单。
另外，该团曾无限制地接受各地人民政府和群众送给的慰问物品。
如满洲里市送给每个团员一件绒衣；
其他各地也送了不少的鸡子、榛子、蘑菇、自来水笔等。
这些东西，除了较大的已转给人民志愿军外，一般的衣物、食品，多为慰问团的团员分用了。
上述的恶劣作风，助长了一部分团员享乐思想的发展。
呼纳盟海拉尔市没有哲里木盟和兴安盟事先准备的充分，某些团员就表示不满说：
“这是什么政府！”
额尔古纳旗特聘请果品技师负责招待，并备有西餐，获得慰问团的“佳评”。
有的团员说：
“在北京、天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在这里都吃着了。”
更严重的是，该团的负责同志不但对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不加限制，反而表示欢迎。
该团秘书长各日图说：
“这个旗（额尔古纳旗）招待的好，咱们多住几天！”
这是不能容忍的铺张浪费行为。
我认为和上述事实有关的负责同志，特别是第6分团的负责同志，都应迅速深入检查，并作出公开的检讨。
赵冠农

前方后方都在打胜仗
编辑同志：
01月2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我们和“最可爱的人”相处不过半天，就感到在生活中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当学生会要我们作招待员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
我们好容易把志愿军归国代表等来了，但是充满了心坎的话却不知从那里说起。
我们陪同他们到学校各地参观。
每到一处，我们都愉快地给他们讲述着全校师生员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生动事例：
秦凤志用破车床制成的精密大铜球；
机械系的工友们义务修复的摩托车；
同学们如何用自己的手缝制了送往前线的棉手套……。
我们还告诉他们：
同学们怎样订立和修订爱国公约，怎样进行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一位志愿军同志说：
“我们前后方都在打胜仗啊！”
我们能和祖国的英雄们在一起感到骄傲，但又觉得我们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太少了。
我们一定要学习志愿军同志们英勇刻苦的精神，把自己锻炼得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丁祥麟　吴友华

北京市最近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
从本月25日到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犯有严重的行贿、偷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等罪行，而在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进行检查时仍拒不坦白的五十二家厂、店的奸商六十二名。
兹将这些奸商已被检查出来的罪行，公布如下：
企新橡胶厂经理董子璋，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又是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橡胶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但是他在做买卖时，却耍尽盗窃伎俩，完全不像一个人民代表。
董犯在数次承做国家军事定货时，一贯以偷工减料、残货充好货、窃取结余物资等卑鄙手段，盗骗国家资财，遗误军需。
现在查明的，董犯在1951年就接连做了三件坏事：
03月，承做华北军区雨衣时，窃取原料约值五千万元，并贿赂该部验货员，以残货充好货，使国家损失约八千四百余万元。
06月，承做中央贸易部胶布八百多匹，偷工减料，并窃取结余物资总值一亿一千多万元。
另外，给华北军区后勤部做车胎六千余条，偷工减料约值五千万元。
据目前初步查账结果，偷漏的税款近四亿元。
当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董犯还十分顽抗，对自己的不法行为，不是说“想不起来”，就是说“没有”，拒不坦白。
庆源隆五金行经理张之良，曾向二十多个工作人员行贿，据已查明的，行贿中仅货币一项，就达六千二百多万元。
该犯因而漏的税款有四亿四千八百多万元，偷工减料盗骗的国家财产据初步计算已近六千万。
该犯在这次运动开始后，曾数次和该行职工与受贿机关工作人员开会，并亲赴天津和有关商号商量，布置抗拒运动的诡计。
这次检查组进行检查时，亦狡猾万分，拒不坦白。
中兴营造厂经理张省三，在1949年06月，承包永定门外粮食仓库时，曾骗取公款、公函，往东北套购二十一车皮木材（当时正值政府严禁东北木材进关之际），从中盗骗了四亿二千多万元。
该犯在承包工程时，一贯勾结干部、窃取标底、偷工减料，如前述粮食仓库屋顶未盖好，每逢下雨就漏；
北京铁路分局做了八件工程，八件工程的标底都被他事前窃取了。
他还曾偷漏国家税款三千三百多万元。
这次运动展开后，该犯一面与同谋奸商订立所谓“攻守同盟”，一面隐匿和撕毁账本。
庆华兴电料行经理张玉华，在1937年便在伪电业局任职，一贯偷材料，包外活，倒卖电料。
1946年就开了这个买卖。
解放后，他被电业局留用，仍肆无忌惮地继续盗窃国家资财。
三年来，张犯曾先后向电业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三十余人行贿，以偷窃公家材料、偷工减料、倒卖电表等非法行为，盗骗国家资财、偷漏税款共计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张犯作了这些非法的事，在去年10月全市干部进行忠诚老实学习时，就畏罪辞职。
这次运动开始后，他怕自己的罪行被揭穿，还到处“串供”。
协和兴营造厂经理董和、协理刘栋国，盗窃国家资财，获取非法利润。
在承包工程时，用偷工减料、虚报工资等办法，使国家财产损失约达四亿八千余万元。
仅做某项工程，偷工减料，使国家损失达二亿二千余万元。
董、刘二犯还利用包工套购材料，据已查明的已使国家损失一亿五千余万元。
另外，该厂伪造账目，有严重偷税行为。
根据现有材料初步计算，即漏税款两亿五千余万元。
这次运动开始后，该二犯不但不坦白自己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还敢威胁职工说：
“谁检举我，要拿出事实来。
差一点我就和他拚了。”
检查组到该厂检查时，董、刘二犯仍然拒不坦白，企图抵赖。
京大铁工厂经理董世杰，以黄金、收音机、钢笔、手表等物贿赂我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十余人。
贿赂的钱财值价一亿多元。
董犯曾前后三次免费从某军事机关骗取车皮运输自己的货物，并偷漏税。
该犯又曾以低价从一个军事机关买进五十二加仑油桶五千六百个，随手又以高价卖给另一军事机关，转手获得非法利润四亿三千余万元。
他还一贯以座商作行商买卖，漏税很多，仅行商税一项，就达六千多万元。
这次运动开始后，该犯一面疏散银行存款，并分别给他的大老婆和二老婆一亿多元的巨资，遣送去天津；
一面百般狡赖，企图逃过这一“关”。
德记贸易行副经理张云峰，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竟丧尽天良贿赂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盗用大批车皮，私运木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使国家遭受很大损失。
张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用借钱、请客等手段向十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九千七百余万元。
张犯更以非法经营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倒卖黄金，捣乱市场，已查明的，先后倒卖黄金五百四十两。
据初步统计该行偷漏税款有三亿多。
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张犯不但拒不坦白，反而狂妄地对检查组耍流氓手段。
京都汽车修配保养厂经理齐沧海，想出各种卑鄙手段来勾引工作人员，据已查明者就有二十七个单位的五十个工作人员被齐犯拉下水，行贿总数达三千一百余万元。
行贿方式有十四种之多。
某单位汽车排排长常到京都修车，齐犯就用介绍女朋友、打牌故意输钱的办法拉这个排长下水。
某单位交通股股长是一只手，带手表不方便，齐犯就送给他一只自动手表。
齐犯通过这些受贿分子大肆攫取国家资财，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偷零件、卖假货、以坏顶好、盗卖汽油、偷工减料、未换零件说换零件等，盗骗国家财产，据初步统计达二千四百余万元。
另外齐犯还非法倒卖汽车，偷漏国家税收，仅1951年即漏税款一千七百余万元。
鲁大铁工厂经理聂宝珠，自1950年春经私人介绍混入公营利华公司任职，以行贿来拉拢干部，利用利华的名义，进行其盗骗国家资财的卑鄙勾当。
两年来，聂犯向工作人员行贿达十四人，款数达两千多万元；
给公营企业、机关施工，从中盗骗国家资财达两亿多元，偷漏税款达十亿多元。
中利电话器材制造厂经理施坤，为达到窃取国家财产的目的，用各种卑鄙手段向国家干部进攻，三年来，共向十多个干部行贿五千六百余万元。
天津铁路管理局某处处长和中利打过交道，施坤即乘机展开攻势。
除去请吃饭、送钱、送房以外，竟卑鄙地用野妓来拉拢这个处长，称兄道弟，盗取国家大批资财。
先后共向该处长行贿二千六百余万元。
施犯偷工减料，使国家遭受的损失无法统计，他卖给某单位六十台电动机，其中有五十四台是废品，使国家损失三亿七千余万元。
该厂偷税二亿五千余万元，非法倒卖黄金一百余两。
此次运动开始后，施犯一直拒不坦白。
新兴药房经理刘荣江、副经理牛凤鸣，一贯制造与贩卖假药和毒品。
检查组在该药房检查时，查出咖啡因十磅、吗啡针三百盒等大批毒品。
该犯等卖假药所获非法利润即近十六亿元。
同时，他们还以造假账、进行账外活动等非法手段来偷漏国家的税款，仅据账面统计，偷税即近六千万元。
在这次运动展开后，该犯等为了抵赖竟将大批账本烧毁，拒不坦白。
天利德锡铅熔炼厂股东董金海，三年来偷漏巨额税款，仅初步计算，即达五亿余元。
董犯常以送回扣、报虚价等方式，向干部行贿。
现已查出的就有二十五笔，款数计一千二百三十一万元。
他勾结了机关工作人员后，就要他们从机关中盗出铅、锑、锡等物，低价卖给他。
现已查明的就有八笔，计铅四百九十斤，锡、锑近百斤。
同和新记营造厂副经理郭彦堂，与混入公营企业的奸商互相勾结，盗取公营企业约值二亿三千四百多万元的机器、材料，又拉拢工作人员挪用公款五千万元，报作该厂资金，以欺骗政府。
在承做工程中，该厂五次窃取标底，并偷工减料，盗卖国家器材已查明者即达九百六十多万元。
该厂漏税一千六百多万元，并违反现金管理制度，非法代某公营企业套取现金七次，数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永泰营造厂（于1951年07月售予中央纺织工业部，改组为公营新民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承谟、副经理韩宗智、董卓超、刘艺等四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奸商。
他们一贯腐蚀国家干部，偷漏国家税款，大量盗取国家资财。
刘犯等腐蚀干部的花样很多，如请吃饭、看戏、逛公园和送现款，送大米白面，总计共向十个单位的十五个工作人员行贿了一千九百余万元。
据有账可查的，仅在两个工程中即盗窃国家资财二十二亿多元。
刘犯等还用私造单据、虚报假账、卖货不上账等办法偷税，共计二亿四千多万元。
义利营造厂经理臧金栋，贿赂机关工作人员，以偷工减料、以少报多等方式，在包工中攫取非法利润，价值两亿多元。
仅向前建设局工作人员颜本菘一人行贿即达一千九百多万元（颜犯已被逮捕）。
该犯曾窃取国家工程标底十一次之多，使国家损失近三亿元。
臧犯在这次运动开始后，还一面藏匿真账、编造假账、疏散现款、打发工人回家；
一面还与受贿的颜本菘订立“攻守同盟”，约定谁也不讲。
直到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还拒不坦白。
德丰车行经理孙长林自解放以来，一贯勾结工作人员，以次货顶好货，并转包工程，从中取利。
据已查明，孙犯先后拉拢十七个干部行贿一千二百余万元，盗窃国家资财二千二百余万元。
仅1950年一年，该行即漏税流水额一亿四千万元。
此次运动开始，孙犯态度顽强，拒不坦白。
为了逃避运动，竟钻到东升祥油盐店去做经理，企图混过“关”去。
起业木厂副经理张英起，主持该厂营业，一贯以送家具，多开发票等方式向干部行贿，盗骗国家财产。
据现在初步统计，张犯向干部行贿的钱，至少有一千六百万元，盗骗国家资财近一亿六千万元。
除根据账面记载，张犯曾漏税一千六百余万元外，
1950年他向公营公益木厂领取货款四亿二千多万元，均未贴印花，且有一半未登账，偷漏的税款已无法计算。
德信工厂经理刘庚白，在承作军事定货中，偷工减料，盗窃资财，仅据其中二批定货的统计，即被其窃取非法利润三亿六千八百多万元。
据不完全材料，刘犯曾向十一个工作人员行贿五百三十多万元，偷漏税款一亿九千三百多万元，并以二亿余元资金，非法经营木材、铁器。
永兴营造厂副经理姜文章，在1950年开业时，资金才两千万元。
两年来，做了一百余亿元的工程，由于偷工减料、偷漏税款，获得巨额非法利润。
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前后向十来个工作人员行贿，折款达七千七百余万元。
他在承包编练基地工程基地时，由于向六个工作人员行贿的结果，得以大施其偷工减料的惯技，就使国家财产损失在十亿元左右。
据初步统计，两年来偷税一亿七千五百余万元。
（未完）

坚决惩办“白脸狼”
有许多奸商，很像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脸狼。
它处在危难之中的时候，会装出一副哀怜的样子，向人求救。
但在得救之后，它就反过头来要吃救它的人。
本报今天发表的天津市华阳烟草公司经理杨健庵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和这种白脸狼一样么？
1950年是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年度。
当时，华阳烟草公司也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中。
人民政府用尽各种方法，使这个公司从垂死的状态复苏过来，并且走向发展。
杨健庵得救以后，立刻裂开嘴巴，露出牙齿，向国家疯狂进攻，夺取非法的暴利。
在木材、五金、电料、营造等许多行业中，这种白脸狼是很多的。
它们犯罪的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以怨报德、贪婪无耻、蓄意侵害国家利益，疯狂地向革命阵营进攻，则是一样的。
现在是坚决地发动工人、店员和一般群众，彻底地检举这些可恶的奸徒的时候了。
大家应该记着：
它们是狼，你要姑息它，它就要吃你。

天津奸商杨健庵的丑恶嘴脸
林沫
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逮捕的奸商杨健庵，是天津私营华阳烟草公司的经理。
解放以来，杨健庵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和帮助。
解放初期，烟叶缺乏，国营贸易公司曾想尽一切办法，供给华阳烟草公司烟叶，使这个公司能维持生产。
1950年上半年，纸烟一度滞销，天津市百货公司曾大量收购这个公司的产品，结果，帮助华阳烟草公司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
解放以前，华阳烟草公司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厂子，一天最多不过出十来箱烟。
解放以后，这个厂的生产较解放前提高将近五倍，现在平均日产卷烟五十多箱。
杨健庵在被逮捕以前，担任着天津市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烟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950年05月，他并被邀参加第2届全国税务会议，以天津市工商界首席代表的资格，参加讨论和修改税法的工作。
但是，杨健庵竟把人民政府对他的照顾和扶助，作为向国家进攻的资本。
他是一个偷税的能手，他利用熟悉税法的条件，想尽各种办法，偷漏国家税款。
他偷漏的税款最少在二十三亿元以上。
他偷税的方法有七、八种之多。
例如：
（一）钻税法的空子。
税法上规定，售货价格涨落不超过百分之十，原税额即不再变动。
杨健庵就狡猾地钻了这个空子。
他按低价完税后，立即提高价格（不超过百分之十）出售；
或者在完税前突然压低售价，以低价完税，再提高价格出售。
比如在1950年12月13日，他把和风牌卷烟由每箱四百八十七万元压低到四百二十万元，售货三十四箱；
把烟斗烟由每箱五百万元压低到四百五十万元，售货十五箱。
他用这种方法，压低了市价，税务局即在16日按照落价的比例，调低了税额。
华阳烟草公司按新税额把和风烟、烟斗烟各完税一百箱，立即把和风烟提高到每箱四百七十二万五千元，烟斗烟提高到每箱四百八十七万五千元，各出售八十一箱。
这一次就偷漏税款五千八百三十万元。
杨健庵前后用这样的办法，共偷税三次，偷漏税款二亿零七百六十余万元。
（二）欺骗国家，偷漏营业税、所得税。
据华阳烟草公司申报，1950年上半年，该公司账面纯益共四亿五千七百零五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元。
但杨健庵说，如按折实计算，这半年要亏损十二亿元以上。
1950年下半年，他同样把盈余算成亏损。
杨健庵明明知道按货币计算和按货币征收的原则，却用折实计算的办法欺骗国家。
这样折实计算的结果，华阳烟草公司在1950年全年偷漏营业税、所得税共七亿九千八百余万元。
（三）隐藏大批账外资金。
资本家陈子和假冒沈阳太阳烟草公司的名义，曾把大批资金存放在华阳烟草公司，在该公司账上开成来往户，经营行商，偷漏营业税。
陈子和用这笔款买进总值五十九亿元的盘纸、烟叶、土烟，卖给华阳烟草公司。
在交易中间，既不上临商税，也不开发货票，共偷漏临商税、印花税三亿一千二百七十万元。
陈子和并把售货所得款项一部，冒太阳烟草公司的名义，存在华阳烟草公司作流动资金，并由“华阳”按折实办法，计值保本。
他们把资金逃避在账外，使华阳烟草公司在1950年偷漏所得税九亿六千万元。
（四）加报开支，偷漏所得税。
华阳烟草公司在1950年底由外埠购进烟叶二十四万公斤，他们把其中一部分的税款开支（共二亿九千一百三十万元），移到1951年的开支账上，企图偷漏1951年所得税八千七百三十九万元。
（五）使用旧查验证。
杨健庵为着偷税，甚至大批买回卷烟盒上已经贴用过的查验证，再次贴用。
当税务局派人去质问的时候，该公司经管这件事的职员冉宪元还坚不承认。
检查人员指给他说：
“你收藏的旧查验证就在你办公桌的第2个抽屉里，请你拿出来好了。”
冉宪元才狼狈地拿出用油纸包裹着的一包旧查验证。
此外，杨健庵还以销货不开发货票、包庇行商、代人买卖货物不报税等卑鄙办法，偷漏国税。
他还非法倒卖黄金一百零七两。
他为了偷漏税款，盗窃国家财产，曾不断贿赂税局和基层工会干部。
杨健庵在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的运动中，虽经多次说服动员，但始终不肯彻底坦白自己的罪恶。
天津市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已
一致通过革除他的协商委员的职务，并由人民法院予以逮捕法办。

姜漱寰等隐匿敌伪财产价值十六亿多元
全国合作总社在反贪污斗争中揭发出来，正进一步追查
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揭发了姜漱寰等长期隐匿约值十六亿多元敌伪财产的罪行。
这一案件中的主要贪污分子姜漱寰，还没有全部彻底坦白，仍在停职反省中；
另一贪污分子权裕源，主动地交代了隐匿经过，并主动检举了姜漱寰等，现仍继续担任原工作。
这一长期隐匿敌伪财产的小集团是由姜漱寰主持的。
这个小集团共十八个人，在全国合作总社工作的有姜漱寰、权裕源两人。
姜漱寰等远在1947年10月曾纠合权裕源等十八个人在南京成立所谓“第二公用住宅合作社”。
姜漱寰利用她丈夫芦广绵担任伪善后救济总署赈恤厅厅长的职权，用伪社团的名义向伪善后救济总署取得约值五万美元的丝光卡机布、各色布匹、棉花、缝纫机头和蚊帐料等物资。
当时他们用出卖部分物资的所得和拿这项物资作押品获得伪中央合作金库的贷款，购置楼房一所，建筑平房十二间。
这些财产在姜漱寰于1948年04月出国去瑞士芦广绵处时（芦当时在瑞士）全部交由这个伪社团的另一负责人徐德著（徐德著系特务分子，解放后被捕交清河大队管训）代为主持。
1949年04月南京解放后，这个伪社团虽然因它的大部成员是反动分子而解体，但是它的约值十六亿六千四百余万元的财产（楼房一座、平房十二间、丝光卡机布九千八百五十四码、各种布匹四千九百七十三码、缝纫机头六部、蚊帐料一千零三十二码等）则隐藏起来，拒不交还人民。
该伪社团另一负责人牛鼎鄂为了便于隐匿侵吞储存在上海外商安慎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的物资，并变更了存储的户头。
1950年05月姜漱寰由瑞士返国到北京。
她为了继续侵占这批早应归还人民的财产，首先在北京灯市口北辰宫饭店召集在北京的曾参加这个舞弊案的人员集会计议；
随后亲去南京、上海两地活动。
她在上海盗卖了储存在外商仓库的卡机布三千多码，得款九千多万元。
她在南京原拟进行欺骗政府、请求解除对该伪社团房产代管关系的活动，但没有如愿。
姜漱寰由上海返北京后，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混入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由于她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支配，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唆使分散各地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和这事有关的人员向各服务部门骗取服务证明，希图矇蔽南京市人民政府，请求解除代管该伪社团房产的关系，进而攫为己有。
这一企图因有关人员取得证件不齐而落空。
这批长期隐匿的敌伪财产，在1950年08月为上海、南京两地公安机关查觉而暂时冻结后，姜漱寰虽然知道这一情况，但是她还不肯向政府彻底交代；
直到这次反贪污的斗争在全国合作总社展开后，她才随着同谋者权裕源的坦白而避重就轻地说出若干有关的事实。
合作总社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这件事正进一步追查。
（近宇）

志愿军代表参观了我们的“反对浪费展览会”
编辑同志：
01月24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代表来给我们作报告。
学生会让我领着他们去参观我校举办的“反对浪费展览会”。
在参观过程中，我想：
志愿军给我们带回来的是前方英勇杀敌和爱护祖国资财的感人事迹，而我们今天给他们看的却是价值超过十五亿以上的浪费物品。
我越想心中越感到不自在。
当我请他们给展览会提意见时，我简直惭愧的哭了起来。
赵霄云同志在意见簿上写着：
“看了这个反浪费展览，加强了我保护祖国财产的信心。”
我在这件事情以后，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号召的伟大意义，下定决心：
更积极地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黄弼

“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及图片展览”教育了我
编辑同志：
当我参观了“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及图片展览”后，心里不禁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感想。
面对着那些用无比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工具，我感到无限的惭愧。
真的，我们有那些地方能比得上志愿军的艰苦朴素、处处为人民着想的伟大精神呢？
他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而我呢？
却是享乐在前，不愿吃苦。
我又想到自己在学校里常常浪费水电、仪器、试药的恶劣行为。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我对他人的浪费现象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看了展览后，我更加深了对贪污分子的痛恨。
我决心要克服那些浪费和自由主义的恶劣作风。
让那些偷盗、浪费国家财产而不知耻的人去看看这个展览会吧！
这会给他们以深刻的教育。
北京大学医学院江泉观

济南市木材奸商郭松亭等四犯
诈骗国家资财四十九亿多元
济南市人民政府已把郭犯等逮捕法办
济南市奸商大森木厂经理郭松亭、森林木厂经理于亦璋、四合木厂经理王冠杰、义聚木厂经理芦惠亭等四犯，诈骗国家资财四十九亿多元。
他们在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运动中，拒不坦白贿赂干部、诈骗国家资财等罪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已将上述四犯逮捕法办。
郭松亭在1950年，结识了济南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以下简称煤建公司）经营处主任王守诺（已被逮捕）后，即不断请客、送礼，企图通过王守诺骗取国家资财。
1951年05月间，因运输困难，木材不易进口，木价高贵。
此时煤建公司存有大批木材。
奸商郭松亭、于亦璋、芦惠亭等相互勾结，利用王守诺的关系，骗买木材十余万材。
后来煤建公司又从东北运来一批质量低劣的东北松木和一部分段木。
当时政府决定木材不准外卖，而奸商郭松亭等又贿赂王守诺，由王守诺私自批给大森木厂六千余材（实际拉去九千材），义聚木厂二千余材。
这批段木每材较原价还低二百五十元。
大森、森林、四合、义聚等木厂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05月，共从煤建公司买出木材四十四万四千三百八十八材。
他们骗取了大批国家资财后，又利用造假账等办法，进行投机倒把。
他们从煤建公司买的木材，平均每材牌价三千五百元，他们出卖时，平均每材一万二千元。
按每材获利八千五百元计算，共获暴利三十七亿七千余万元。
同时他们买木材时是小头小面，出卖木材时，则是从中间量，每材差百分之十五，亦可获暴利八亿一千余万元，两者共可获取暴利四十五亿八千余万元。
1950年大森木厂卖给济南市实业公司杂木三万二千五百余材，当时市价是五千五百元一材。
奸商郭松亭以一百六十万元贿赂了该公司职员迟振林，议订价格为七千二百元一材，仅此一项，获取暴利即达一亿零五百余万元。
奸商森林木厂经理于亦璋、义聚木厂经理芦惠亭在承包山东军区建筑“八一”大礼堂的木材时，贿赂山东军区建筑委员会郝云山，骗买木材十余万材，获取暴利二亿二千多万元。
四合木厂经理王冠杰曾经带着妓女，一次再一次地收买干部。
据王犯供认，他所贿赂的干部有四十余名。
该犯并主谋与奸商郭松亭等相互勾结，盗买煤建公司木材，大量地获取暴利。

煤矿管理总局对铺张浪费的检讨
编辑同志：
01月10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张谨言对我局浪费现象的批评，我们认为完全正确。
两年多来，我局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以及入城之后沾染上的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我局领导干部已分别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扩大干部会议和我局全体职工会议上作了沉痛的自我检讨，已呈请上级派员检查和请求上级给以应得的处分。
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地改正错误。
我们已把一大部分的集体宿舍迁到黑芝麻胡同（有暖气设备），纠正了集体宿舍挤的现象，其他的也在改进中。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

贿赂干部、偷工减料、抬高包价
锡江营造厂盗窃国家财产近十亿元
平原省新乡市私营锡江营造厂，在承揽工程中，一贯以行贿、欺骗等卑鄙手段，进行偷工减料，给国家人民建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计先后用偷工减料方法使国家损失二亿元，用抬高包价方法使国家损失七亿七千万元。
锡江营造厂在1951年04月间由郑州迁到新乡。
经理秦绍群是个不法奸商（现潜藏在汉口）。
在向市人民政府进行登记时，即空报了资金七千二百多万元。
骗取营业证后，相继承包了某部营房一百四十间、新乡县棉业改进社房屋三十多间、省立第2医院楼房一座。
此外，还有前省卫生局干部疗养院、平原省农学院、省农业试验场等单位的工程。
在承包上述工程之先，就向委托者索要款项。
领款后，一方面购置营造厂家具，一方面又到郑州等地还账。
据了解：
平原省卫生局干部疗养院全部工程经费是一亿四千万元，锡江营造厂就动用了七千多万元。
在农业试验场和农学院的承包费中动用了三亿六千多万元。
由于随便动用公款，致使所需材料不能按期买到，经常延迟开工期限。
上述工程开工后，秦绍群则又处处偷工减料，不按合同办事。
如修建平原省立第2医院楼房时，把地基少挖了一公寸五分，少砌了两层砖，偷省砖料五千块。
按合同规定，地下室应是一比二洋灰，结果按一比四洋灰，少用洋灰二十多袋。
厕所粪池用洋灰应是一比二，实际上用的黄土加石灰，这项又偷省洋灰二十多袋。
砌砖墙完全没用沙子，而用黄泥、石灰。
石灰用量也减省约一万斤。
合同规定打地坪要用砖碴三合土，但他用的是炉碴。
在木料上，所用檩条也较原合同规定尺寸标准约差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由于锡江营造厂只顾非法牟取暴利，不顾工程建筑质量，致使国家建设事业遭受危害很大。
如平原省农学院门房四间，因用梁过短，结果全部倒塌。
省立第2医院洋灰平台，因用洋灰过少，所以打好就漏。
楼梁因力量不够，在打下层炉碴时，大梁下沉十公分。
锡江营造厂所以能够在包揽各项工程中百般偷工减料，除了欺骗委托者不懂工程外，主要的是向监工人员进行了贿赂收买，以“同乡好友”进行拉拢。
如某部营房监工陈顺生，同锡江营造厂工程师陆享镕同是上海人，即认成“老乡”，先是吃喝不分，以后便收受贿赂。
据已知的一次即受贿一百万元。
又如锡江营造厂经理秦绍群和平原省农学院负责监工的刘炳璋（是个科长）认成“老乡”，整天叫厂里的人员和刘炳璋在一起大吃大喝。
刘炳璋被收买后，竟无耻地说“整天过这样生活，我也不烦。”
结果使锡江营造厂在去年08月第2次承包平原省农学院七十八间房时，包价抬高一倍，盗窃国家财产达八十万斤小米，合人民币七亿七千六百万元。
对于私营锡江营造厂这种非法经营行为，平原日报要求新乡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严惩。

辽东省省立医院
不该积压和挪用卫生事业费
编辑同志：
最近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会同辽东省人民政府，检查了辽东省省立医院的财务情况，发现有严重积压和挪用卫生事业费的现象。
这个医院在去年第1季到第3季度，共向省卫生厅领去卫生事业费二亿九千万元，但到08月末，他们在银行的存款还有一亿零三十二万元。
此外，医院还有二亿二千万元的债权。
以上两项共三亿二千多万元。
这批被积压的款额比医院九个月应领的经费还多。
另外从去年08月份的账上看，这个医院还挪用卫生事业费三百七十七万元投资到利华棉织厂。
据医院院长说，这是为了补助病员的生活费用。
但医院第1所安所长说，院方并没有另拨经费补助过病员。
其实他们投资在利华棉织厂所得的利润，大部都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补助、生活补助和不能报销的其他开支了。
我认为辽东省省立医院这种积压和挪用款项生利息、搞机关生产的作法，是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是很不应当的。
建议各地财政事业部门都认真地检查一下。
曹光国

论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
——维辛斯基0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
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的辩论业已表明，有些代表团在按照小心翼翼地制订的策略计划行事，这种计划目的在阻挠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
这些代表的发言的性质与论调，他们所提出的论据，他们发言时所作的批评的倾向，他们的角色的分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事先是有着勾结的，这种勾结，目的就是要避免讨论苏联代表团在1952年01月12日所提出的提案的实质。
下面的事实就确实证明了是有这种阴谋存在的，大西洋集团的各国代表团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完全同样的问题——所谓不明确、引起怀疑和需要解释的问题！
美国、英国、加拿大、玻利维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就像受着指挥一样，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这确实不是偶然的，例如他们都问：
“付诸实行”是什么意思；
“同时”应如何了解；
国际管制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不是要长期执行职务等等。
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规避讨论苏联的建议的实质，并借口这些建议应由所谓裁减军备委员会来研究，而主张把这些建议转交给那个委员会。
情形就是这样，这一点还可以从这种事实看出来：
这些代表们在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后，就像一个人似地说：
不可能在这里，在政委会里讨论这些问题，而且实际上也不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已经成立了裁减军备委员会。
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玻利维亚、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都公然这样说，他们建议把整个问题都转交裁减军备委员会讨论。
这就表明：
有些代表不是讨论苏联的建议的实质，而只是沉溺于空谈与议程毫无关系的东西，这就暴露出他们对于制订消除另一次战争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一点也不感兴趣。
既然毫无疑问是有勾结的情形，那么也就说明为什么某些代表在发言中又令人发呕地对苏联进行诬蔑和粗暴的攻击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尽可能把水搅混——大家知道混水摸鱼比较容易些——以比较便于规避基本的、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并且以比较便于歪曲事实、甚至曲解事实的手段来欺骗舆论。
美英侵略阵营代表们事先勾结竟歪曲事实阻挠讨论苏联建议
在这一方面，有好几个代表打破了一切纪录，卑鄙到捏造最离奇可笑的东西，散布最可耻的谎言和诽谤。
海地代表甚至发表了一大套关于“斯拉夫扩张主义”的谬论，他诽谤中伤我们，并且试图诽谤苏联外交政策。
他在谈到芬兰法西斯分子在1939年对苏联发动的军事冒险时，讲了许多诽谤苏联的话，胆敢在这里为不光荣的国联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可耻立场辩解，并且竟得意忘形地追述他自己在这个国际——姑且这样说吧——组织中的工作。
当然，作为前国联会员国的代表，他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冒险正是那些在强有力的主子支持之下的芬兰法西斯分子所发动的，他们的主子一方面是希特勒的德国，另一方面是包括希特勒的朋友——以张伯伦和达拉第为首的一批人在内的国联。
他还知道：
那个时候，芬兰统治集团已经和希特勒分子结成了联盟，并且让他们把芬兰领土当成进攻苏联的跳板。
可是他却不惜公然歪曲事实，进行诽谤，希图这样来转移政治委员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讨论当前的重要问题。
显然，他是抱着同样目的从下列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拿出一堆诽谤之词来重说一遍的：
这就是国务院在1948年01月底用“一九三九至1941年纳粹与苏联间的关系”这个神秘的题目出版的汇编。
过去就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出版这个汇编的美国历史伪造者，想靠编选所谓由希特勒的外交部获得的各种伪造文件，来诽谤苏联并缩小苏联作为反对反民主的侵略势力的真正忠贞不屈的民主战士和坚定不移的和平战士而发生的国际影响。
国务院的这种企图那时就已被揭露了。
诽谤者那时就已被当场捉住，而且被戴上了枷锁。
但是，显然这些大人先生们所获得的这种光荣使某些代表不能安心，这些代表正在这里设法再度使用美国伪造品，希图这样可以有助于破坏千百万人对苏联的信任，千百万人正确地认为苏联是反对新战争威胁的坚持不渝的、忠贞不屈的战士，认为它是和平战士。
这里，海地代表又把美国的历史伪造者在1948年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散布的诽谤谰言，重复了一遍。
当然，他是不会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
他当然知道，那时正是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以美国为后台老板的英法集团，正在特别紧张地进行活动来孤立苏联，来鼓励希特勒德国转向东方，鼓励它攻击那个曾经得到英法集团的“保证”的地主波兰以及苏联。
他当然知道，既然英、法两国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苏联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只有接受关于缔结这个条约的建议，因为这是一切可能的出路中的最好的一条出路。
这个选择是苏联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明智的、有远见的步骤。
苏联政府的这一步骤，在极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苏联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取得胜利。
这次大战的结局是希特勒德国的覆灭，而在击败希特勒德国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苏联及其光荣的军队。
在这里，谈一谈下面的事并不是多余的：
早在1934年，以英法为其盟国的地主波兰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作为欧洲主要国家的英、法两国也和希特勒匪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还发表了一篇英德、法德互不侵犯宣言。
很明显，海地代表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谰言，是打算利用一切手段（包括诽谤在内）来设法掩饰一下他的主子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引起了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惯慨和抗议。
我用了一些时间来谈论海地代表的发言，不是因为这个发言本身值得注意，而只是要弄清楚海地代表及其同伙所扮演的可耻角色。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他们的有权有势的主子服务，他们的主子本身就是毫不尊重事实而又喜欢胡说八道、造谣诬蔑的。
这个阵营的其他一些代表也是不惜歪曲事实来造谣中伤的。
事实证明大西洋集团的侵略性所谓“防务”是掩盖它的侵略目的
秘鲁代表在这里发表了一种古怪的——我们姑且不用别的更重的字眼——理论”。
尽管这个秘鲁人作了十分复杂的解释，这种“理论”的论点却是很明显的。
他的发言概括起来就是说：
从事物的本性来看，苏联是必然要“扩张”的——扩张领土，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而美国的命运就是要“保卫自己”——采取某种措施来克服“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为“保卫自己——这是用秘鲁代表的话——而反抗这种力量”。
从这里就可以直接得出一个结论：
大西洋公约是完全符合宪章条款的必要的自卫行动。
至于宪章呢，照秘鲁代表的话说，是表达比宪章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正义的。
秘鲁代表显然已经感觉到这样的发言不能达到目的，于是便求援于英国外交大臣的威信，提到他最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说。
他说，这个演说最适当地表明了大西洋集团的所谓和平政策，“最明确而忠实地对大西洋集团的原则、宗旨和任务给了一个估价”。
但是，只要翻阅一下艾登先生的演说，便不难看出，艾登先生关于大西洋公约和大西洋集团的发言，全部都是重述美国的所谓“有实力的局势”理论，或者是加以发挥一下而已。
关于大西洋集团，艾登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说中说，如果为了“大西洋防务”而有必要，英国政府驻在各地的军队将继续留驻原地。
我们早就知道，大西洋集团靠种种关于“防务”的鬼话来掩盖它的侵略目的。
假如的确像碧朗第先生所说的那样，艾登先生这个演说可以看作是三大国政策的最适当表现，那么从这个演说里摘录出来的这段话恐怕要算是说明大西洋集团侵略本质的最好的证据了。
美国代表说，大西洋集团的目标正是要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们看到，在大西洋集团中带头的几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活动恰恰是在远东发动战争，并且在制造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和威胁。
面对着这样的事实，还企图把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团说成以巩固和平为目的的组织，那真是完全不负责任、轻浮的举动。
然而，某些代表还不仅是发表这样的理论，他们还引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五十二条，企图证明大西洋公约合乎宪章，企图证明参加大西洋集团和联合国会员国资格是并不矛盾的。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宪章第51条、第52条以及第53条便可以明白。
最后一条甚至比前两条能更有力地驳倒所谓大西洋公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说法。
第51条说，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如果受到武装进攻，就具有进行个别的或集体的自卫的自然权利。
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攻击大西洋集团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也没有发生这种攻击的趋势。
已经无需再说什么苏联方面会发动这样的进攻的空话了，因为这种谰言老早就被驳斥和揭露过了。
我以前已经提到过挪威的事情。
它过去曾经表示害怕苏联方面对它会有什么使它不快的行为。
可是，当苏联政府向挪威政府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挪威政府却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当即参加了大西洋集团。
这件事的意思难道还不明白吗？
挪威政府和它背后的政府显然很害怕在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结果可能使挪威不能履行派定给它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在它一参加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时候就要派定给它的。
这样说来，不仅挪威政府，就是指挥挪威政府的人也承认，如果挪威与任何国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是和它参加大西洋集团不相容的。
这意思就是说，互不侵犯条约是和大西洋公约及大西洋集团不相容的。
有人在这里提到过关于区域办法的第52条。
然而，只要研究一下所谓北大西洋地区的界限，就可以相信所谓这个公约只有区域性质的话是虚假的了。
北大西洋公约并不是区域性的组织，因为它并不限于大西洋地区，而远远超出这个地区的范围以外。
所谓北大西洋集团地区竟包括西德、黑海、菲律宾、太平洋，直达中东、近东。
所以，提到宪章的第51条和五十二条是完全没有用的。
提到这些条款只能证实、并且也的确证实大西洋公约是违背了宪章第51条和第52条的，是违背了宪章的原则、宗旨和任务的。
第53条规定：
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但依照第107条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说一国政府对联合国宪章的任何签字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国所采取的行动——不在此限。
请诸位在大西洋公约中指出符合第53条这个规定的一条或一段来吧，就是一个字也好，只要其中有一点点提到大西洋集团须在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下采取这个执行行动就可以。
诸位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大西洋公约中甚至没有提到第53条内那样清楚地、明确地规定的这个重要原则。
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完全不顾宪章的第53条，公然违背了第53条。
不用说，大家知道：
大西洋集团没有获得安全理事会给予它的采取任何执行行动的任何权力，虽然这个集团的首领们现在正大力准备采取这种行动以对付那些不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国的国家。
难道这些事实不足以完全驳倒说什么大西洋公约符合宪章而且是在联合国宪章范围以内的胡言乱语吗？
事情恰恰是这样。
因为要想在宪章里为大西洋公约以及大西洋集团的活动找到任何根据，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法律观点来看事情，便是这样。
然而，问题完全不在法律方面，问题不在于大西洋公约发起者从宪章里抄袭来掩饰大西洋公约的侵略活动的这些慈祥的字眼和辞句。
他们要使我们相信，大西洋集团几乎就是为造福人类而建立的慈善团体。
但是，我们从“联合国世界”杂志1952年01月号里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
这家杂志驻联合国记者比尔写道：
美国之所以建立北大西洋联盟（暂时代替联合国），并不是为了慷慨地帮助弱小国家，而是为了充分加强它们，借以增加美国的威力，利用它们的人力、它们的资源和它们的军事基地。
这就完完全全戳穿了所谓美国援助、所谓打算援助其他弱小国家的神话！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1951年10月04日的“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现在正应该记起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话——要是以为美国处在被苏联或几个国家的联合力量征服的危险中，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费泰勒也是抱同样的论调。……“芝加哥论坛报”指出，这意思就是说，美国用不着那么多的防务拨款，而且也许连征兵制度也不需要，美国可以感到很安全。
“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不是要来保证美国的安全的。
但是，葛罗斯、劳埃德诸位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却要使我们相信，“大西洋组织”这个侵略集团成立的唯一目标就是保证美国的安全！
这许多事实还不足以使称颂大西洋集团的人们的狂热多少冷下来一点吗？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想在舆论之前隐藏这个公约的侵略本质，要想凭着什么防务、和平和合作等等堂皇字眼来掩盖这怪物的丑恶面貌，欺骗人民。
无数事实表明，大西洋集团的活动是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团和什么美国的安全目标毫不相关。
这已由大西洋集团各国的整个政策表明了，这政策决定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它们的一切活动。
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疯狂政策必须对造成国际紧张局势负责
可是，如果“大西洋组织”不是以维持“安全”为目的的，那末，它到底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花费那样庞大的款项去执行与大西洋集团的活动有关的战争计划、使美国纳税者担负那样沉重的负担的计划呢？
譬如说，从杜鲁门01月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就看出了这种计划的负担，杜鲁门在咨文中供认，由于安全计划的费用急剧增加，如果不增加税收，预料一九五三财政年度的赤字必定是很大的，几乎要等于1952年度赤字的两倍。
可是杜鲁门又说，即使税收增加了，赤字仍然会是很大的，这种情况要一直延续到安全计划过了最高限度而开始紧缩的时候为止，这其间的一段时期，根据杜鲁门的希望，要有两三年之久。
这是1953年的情况。
1952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杜鲁门先生说，在到1952年06月30日为止的本财政年度内，预算赤字可能达到八十亿美元左右。
又根据他预料，如果不赶快在增加新税这一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那末在这以后，一九五三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就会增加一倍。
这样看来，两年内美国的预算赤字就要达到二百四十亿美元了。
这样庞大的赤字，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
杜鲁门说了：
是战争计划。
这种赤字对人民说是什么意思呢？
新的负担。
杜鲁门在他给国会的咨文中谈到了新的、沉重的捐税负担。
我认为必须在这里把这一切都谈一下，以便说明大西洋集团的活动在这个集团的各国国内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的根源，并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这种越来越深的苦难真正应该由谁负责。
而且，为了要揭露那种把目前情势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的谎言，也是必须把这一切都谈一下的。
目前情势的责任，必须由大西洋集团和领导这个集团的美国担负。
这样看来，北大西洋集团组织就不是维持美国安全所需要的了。
它存在一天，它就必须囤积军火，必须行动起来，必须扩大战争计划，必须在社会上维持战争狂——它必须这样做。
而且，它也正在这样做。
这里有人对我们说：
“收起你们的辩证法吧！”
但是我们的“辩证法”是正确的辩证法。
甚至你们那些在思想方法上和我们的“辩证法”完全不同的权威人士都证实了这一点。
举刊载在1951年10月10日国会记录中的有名的国会议员阿姆斯特朗的言论为例吧。
阿姆斯特朗说，不采取其他措施，仅是武器储备，就会导致使用原子武器和氢原子武器的战争。……他说，在整个历史上，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带来过和平，从来没有保证和平的胜利或者促进和平的利益。
这话是出自阿姆斯特朗这位名人之口，谁也不能怀疑他会有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或者共产主义思想方法，虽然你们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是可以对任何人作任何怀疑的。
举例说，我们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感到非常惊讶。
这消息就是三十八位美国参议员请求美国政府把耶塞普先生从这里召回国去，因为他表现了“非美国的思想方法”。
不过这里知道耶塞普言行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他的思想方法是最地道的美国思想方法。
你们看，事情搞到什么地步了！
阿姆斯特朗又说，应该承认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制造武器唯一的目的是在军事行动中使用它。
“得·梅因纪事报”发行人考尔斯在1951年11月29日发表的言论中说，他不能同意发疯的美国人的看法；
这些美国人认为，现在美国应该诉诸战争，以扑灭共产主义。
他说，他不相信可以用武力把共产主义摧毁。
他认为，美国人越快地明白不能用美国军力的威胁或用美元收买的方法来按照美国的式样改造世界，那么他们就会越快地制订健全的外交政策。
大西洋集团难道不是想用战争的办法扑灭共产主义吗？
这难道不是它的目的吗？
难道不是这一点决定了建立欧洲集团和建立包括以希特勒复仇主义将领为首的西德军队在内的欧洲军吗？
正是这样。
上面所引的美国有名的政治和社会领袖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人与恶毒的——照美国国务院与“美国之音”的看法——“辩证法”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支持大西洋公约的人们要我们放弃关于大西洋集团是侵略集团的见解；
他们要我们同意，大西洋集团和我们的组织（按指联合国）是不矛盾的，它的活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因为联合国宪章说，必须制止某些国家复活军国主义的任何企图，必须制止点燃战争之火的企图，必须为和平、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问题以巩固国际友好关系而奋斗。
很明显，那些支持大西洋公约的人们没有看到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看到所有明智的人都指出的事情；
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已经沉溺于夺取世界霸权的疯狂政策；
他们不知道，必须对已经形成的国际局势负责的是美国。
美国的外交政策引起了社会的惊慌和紧张，这种惊慌和紧张是不能无终止地长此下去的，因为当你把弓拉开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不是箭放出去，就是弓弦断掉。
难道所有这些事实还不足以使人相信，美国以及美国所指挥的大西洋集团的政策是战争政策，不是和平政策吗？
是美国以及大西洋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已经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战争政策吗？
许多事实证明是美国侵略朝鲜美代表迄今不敢反驳这些事实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立刻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问题。
曾经有人在这里要把朝鲜战争说成是联合国对付北朝鲜的“侵略”的一种“防御行动”。
美国代表在发言的时候，重复提出了已经几十次被驳倒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性质和原因的陈腐谰言，而且再一次和从前一样地说，战争是因北朝鲜进攻而开始的。
如果这里的一些大人先生们不是那样横暴地要想规避这个问题，不是完全为了要颠倒是非而提出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诡辩的论调来解释自己的动机的话，我现在也就不会谈这个问题了。
美国代表提到了朝鲜委员会的报告，可是他没有说明这个委员会是什么样的委员会。
我说的并不是一些个人，也不是这些人的每一个人的一般个人品质。
大家知道，这个委员会是有着确定的政治任务的；
大家也知道，这种政治任务决定这个委员会的全部行动。
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执行确定的政治计划，这个计划归根结底说来就是：
在搜集真实情报的伪装下，提出材料，为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李承晚傀儡政权所发动的侵略进行辩解。
美国代表说，根据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战争是因北朝鲜的进攻而开始的。
可是，这个委员会的这种说法，在去年、在前年，都早已被驳倒了。
我说这种说法被驳倒了，是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了一切证据，而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没有答复。
因此，我现在不能忽视他们的无稽之谈，不能忽视他们颠倒是非的企图；
他们企图把事实说成好像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开始这个凶杀冒险的不是他们似的，好像他们是在履行联合国会员国的责任似的。
他们企图说明，“侵略者”不是他们，而是朝鲜人民。
但是事实上，不是北朝鲜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侵入美国，而恰恰相反，是美国军队侵入朝鲜。
许多事实证明：
对朝鲜人民发动侵略战争而且现在仍然在进行这个战争的，是美国。
下面这些事实是值得一提的。
这些事实是（我只举其中的一部分）：
1950年06月19日李承晚在汉城所谓国民议会中当着杜勒斯的面说：
“如果我们不能在冷战中保卫民主，我们一定要在热战中取得胜利。”
这是战争的威胁，是进攻北朝鲜的威胁，难道还不清楚吗？
1950年05月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朝鲜分署署长琼逊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说：
用美国军械装备、经美军教官训练的十万名南朝鲜军队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发动战争。
不是自卫，而是发动战争！
就在这个期间，李承晚也曾一再说：
1950年五、六两个月将是朝鲜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
杜勒斯在1950年06月北朝鲜遭受进攻的前五天写信给李承晚说，他十分重视李承晚的国家可能在即将演出的大戏剧中担任决定性的角色。
必须提请大家注意，这封信是在南朝鲜军队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五天以前写的。
前李承晚内务长官金孝锡承认，1950年01月，罗伯茨将军在指示李承晚各长官时说，进攻北朝鲜的计划是已经决定了的事……。
金孝锡还说：
“虽然我们已经决定要进攻，但是必须制造一个借口，我们才显得有道理。
因为这样，最重要的便是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
当然，联合国委员会要提出偏袒美国的报告的，但是同时还得注意这件事，必须争取联合国委员会的同情。”
有一个绝对无可辩驳的文件揭露了到底谁是发动这次对朝鲜人民的战争的真正侵略者。
这文件便是李承晚军总部的地图，上面精确地标着李承晚军队的驻扎地点，画着对北朝鲜进攻的路线——只要总部在适当时机发出命令，军队就会按着这些箭头出动。
这种种事实和文件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准备并实行对北朝鲜攻击的，恰恰是美国。
然而，美国和英国代表团的先生们却对这些事实和文件保持沉默。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是铁面无情的！
这些事实使美国干涉者先生们和他们的朋友们不得不保持沉默。
然而，这类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
这里另外又有一件新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事实上的确是美国发动了对北朝鲜的攻击。
1951年12月号的“世界主义者”杂志发表了麦克阿瑟总部前谍报局局长威洛贝少将的一篇长文。
作者承认，在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星期，南朝鲜全部军队都已准备就绪，进入三八线沿线的阵地。
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国代表都不曾反驳过这些事实和这一切官方文件。
美国侵略者一再提出荒谬要求拖延朝鲜谈判并继续进行侵略
现在的事情是如何停止朝鲜战争、帮助板门店谈判顺利结束。
我们已经看到过，对我们这个建议，美英集团曾经怎样反对，而且怎样仍然在反对。
如果我们仔细听一下美国、英国、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代表在这里发表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言论，我们便不难看到，他们根本不关心怎样去帮助板门店谈判顺利结束，因此就拒绝对这事给予任何帮助。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欺骗舆论：
像美国代表昨天就肯定地说，板门店谈判只剩下少数几个问题没有解决，相信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够解决。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举例说，朝鲜美国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将军的话就足以完全驳倒这种说法。
据美联社01月13日电，范佛里特曾说，朝鲜停战谈判非常令人失望。
这说明什么呢？
在巴黎这里，美国代表谈到朝鲜谈判时硬说一切都很好，没有解决的问题只剩下很少了，很快就会全部解决的；
可是朝鲜美国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将军却说，谈判的情况非常令人失望。
后一种说法显然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因为美国总部现在向对方提出种种荒谬的要求，这种情况不能使人认为这次谈判有成功的希望。
美国代表在这里说，朝鲜美军总部将尽力谋求实现停战，但他同时又提出了某些保留，使人不能感到谈判有成功的预兆。
他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他们渴望谈判，渴望在联合国举行谈判。
但他又说：
当军事领袖正在设法取得停火协议的时候，是不能具有充分责任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然而，这完全是装模作样的假话，因为美国军事领袖们并不想在板门店取得协议。
相反的，他们很满意朝鲜局势的发展，因为那里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着，继续给朝鲜人民带来灾难。
据美联社消息，这同一位范佛里特将军还说，他感到满意的是，朝鲜北部破坏得很厉害，以致共产党已经缺乏粮食、衣物和居所，同时北朝鲜人民也处于颇为严重的状态之中。
这种言论是与美国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关于他们所谓希望停止军事行动的发言相符合吗？
不，不相符合的，绝对不相符合的。
范佛里特将军的谈话是职业军人的谈话，他只满意于对妇女、小孩、老人、军人、文官、农民、工人、机关工作人员、牧师、医生，总而言之，对任何人进行砍、刺、戮、杀，只满意于破坏、摧毁城市，毁灭整个国家。
他看到血流成河，便很高兴。
他说：
“我心满意足了。……”这是吃人生番的说话。
这是吃人生番的心理。
有人对我们说：
联合国绝对不应该干涉这件事，因为这会妨碍美国“军事领袖”的努力；
据说，他们正在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达成协议而努力。
你们是说范佛里特和李奇微在作这种努力吗？
负有使命在朝鲜停战问题上“达成协议”、把这个谈判顺利完成的原来是他们呀！
只有伪君子会这样说，只有想掩饰他们的可耻活动的伪君子才会这样说。
他们那些可耻的活动已使联合国丧失威信。
他们那么不要脸地污辱了联合国的名称！
不幸的是，在联合国的记录里已经有很多篇幅是写着这类事情了。
现在又加了新的一页。
这就是，他们准备拒绝我们提案的第2项，这一项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立即缔结停战协定，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所有外国军队和外国志愿军都撤出朝鲜。
但是所有这些都被拒绝了，被否决了。
他们用那些假正经的、假热心的言词、花言巧语般的言词来掩盖他们的行动。
但是，现在决定朝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决定朝鲜停战问题的人物的真正面貌是由范佛里特和他的支持者暴露出来了。
他们现在已经站在深达膝盖的血泊里。
这些支持者就是华盛顿的陆军部、国务院和美国政府，这位范佛里特将军就是在它们的同意下说话和行事的。
我们必须把这一切都考虑到，然后好来衡量我们说下面这句话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我们说，大西洋集团是侵略集团，是侵略黑暗势力的窠穴，因而参加这个集团是和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不相容的。
有人对我们说：
朝鲜停战完全取决于苏联。
只要苏联动一动手指头，战争就可结束。
这是造谣。
这是卑鄙的煽动宣传。
我们知道，拖延谈判的是美国方面！
为了弄清楚是谁在拖延谈判，只要追述一下美国提出以一对一交换战俘的条件就够了。
我们愿意提醒诸位：
美国司令部企图在交换战俘以后仍然扣留总数十七万六千战俘当中的十六万五千多人。
这是对国际法的破坏，国际法规定全部遣归战俘，一人不留。
能够同意依照美国司令部提出的这种方法进行交换吗？
即使这个要求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提出的，是企图扼杀朝鲜的整个大西洋集团提出的，像朝鲜这样的小国可能同意吗？
不用说，是不可能同意这种要求的。
主张按照“一对一”的方法交换战俘的要求严重地违反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
难道美国政府在1932年没有签署1929年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吗？
难道这个公约内没有包括规定交战双方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必须释放战俘并遣送他们回家的第75条吗？
难道1929年的公约内的这一条提供可能，使美国将领们得以在朝鲜谈判中提出他们现在的“一对一”的要求吗？
难道美国没有在1949年08月12日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吗？
这公约规定：
一俟军事行动停止，除犯有刑事罪的战俘可予以扣留外，其余一律应予立即释放，遣送回家。
难道这一公约没有规定交战国的双方政府甚至要找寻并保证遣归被俘的与散处全国的对方服役人员吗？
难道美国政府不知道它曾签署的这一个公约吗？
难道它已经忘记了这一个公约吗？
美国政府是知道的，只是不想执行罢了，因为如果国际协定对它不利，一般说来，它就不惜撕毁一切国际协定。
有人带着假装气愤的样子对我们说：
“你们必须执行国际协定。”
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执行一个重要的国际协定，特别是他们既不执行他们曾在日内瓦签字的1929年关于战俘的公约，也不执行1949年的公约。
那末，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现在决定于谁呢？
这问题决定于那些提出荒谬、非法而不公正的要求，提出什么“一对一”交换俘虏等一类要求的人们！
这种要求违背国际法和国际法的原则，违背以国际法和这些原则为基础的协定。
各国人民坚决要求停止扩军迫使美国战争集团感到恐慌
美国政府打算把自己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去，打算这样来掩饰自己拖延板门店谈判的阴谋。
可是这种骗人的阴谋既然不能欺骗任何人，也不能说服任何人。
这种阴谋的目的是对付美国广大阶层人民对于现在在朝鲜进行的战争的不满情绪，这种阴谋的目的是缓和美国的舆论——在美国，不满意这个战争赌博的情绪正在不断高涨。
这种情绪的高涨也是自然的，因为除了比较少的一小集团人和那些靠他们口下余食生活的人们以外，赞成这个战争的人在美国现在已经不多了。
美国一部分报纸的报道也证明：
对于这个战争的不满情绪正在美国人民中间蔓延。
据像《华尔街日报》这样消息灵通的报纸报道，从各自的选区回到华盛顿的一些国会议员们，都谈到了美国选民中间普遍存在的不满意这个战争的情绪。
《华尔街日报》说：
绝对大多数的选民显然在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不了解这种政策的趋势。
《华尔街日报》又说，连原来支持朝鲜战争的一些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们现在也承认：
他们的选区的人民——据《华尔街日报》说——要求美国人立刻退出朝鲜。
当然，同时也有被战争宣传、被战争狂和相似的措施煽动起来的相反的情绪，在某些人们中间高涨着。
可是，上面所说的一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而且这些事实也是值得考虑的；
我说值得考虑，这话首先适用于大西洋集团国家的代表们，特别是这个集团的美国领袖们。
法国代表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使人们相信大西洋集团的爱好和平的性质以掩饰大西洋集团各国的扩张军备运动的种种勾当，已经不发生效力，因此就想转移人们的注意，扯到别的问题上去。
譬如，他曾说，我们指责大西洋集团，我们说参加大西洋集团是和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不相容的，是因为苏联希望“使大西洋公约这样的协定陷于瘫痪”。
可是，我们是用不着做任何事去使这个公约陷于瘫痪的，这个大西洋公约和大西洋集团，用不着我们出力，本身就在一天天地接近瘫痪，因为大西洋集团是有着内部矛盾的。
这种矛盾，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罗马、在巴黎，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形。
最近，在华盛顿，在杜鲁门和邱吉尔的没有结果的会谈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形。
在这个大西洋阵营中，并没有真正的和衷共济，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衷共济，因为在这个阵营中，一切都建筑在无情的竞争、互相控制的野心的上面，一切都建筑在强者发号施令、束缚弱者，而使弱者在经济和财政上变成附属者的政策上面。
当然，无论什么“合作”、“社会”等等空话和花言巧语都不能掩饰这些矛盾，甚至不能阻止这些矛盾的发展。
这一切欺人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讨论我们关心的基本问题，要用空话来淹没这问题的讨论。
因此，下述情形并不是偶然的。
甚至一点也不打算支持或赞成苏联建议的报纸也不得不说，西方想阻止苏联的建议提出来公开讨论，并且——如01月15日的“战斗报”所说——准备“提出许多空洞的法律上的说法来埋葬苏联的建议，而事实上这个建议无论如何是能当作摊牌讨论的基础的”。
这一段话再一次证明了，大西洋集团中领导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已经对人民的坚决要求感到恐慌了。
各国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都坚决地要求停止扩张军备运动，停止存储原子弹；
要求通过决议，规定禁止原子武器，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规定这两个措施同时付诸实行；
要求通过决议，规定真正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而不是像美、英、法三国所建议那样在纸面上装模作样地空谈裁减军备。
对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国际监督苏联提出了一整套有效的计划
苏联代表团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的重要建议被美、英、法三国和与它们同一个阵营的其他某些国家的代表轻轻一笔带过，那是并不足为奇的。
这些先生们匆匆地想出种种“论点”和“理由”，总想怎样避免讨论我们的建议的实质。
他们不敢公开这样做，于是便费尽心思找寻借口和托辞，事事吹毛求疵，明明没有什么毛病也要挑挑剔剔，并且还施展出他们全套外交上的鬼把戏，以掩饰一下他们拒绝支持我们的建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交欺诈的真榜样！
巴西代表说我们耍手段。
我不打算把巴西代表以及整个美英集团各国代表们在这里使用的方法叫做耍手段。
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欺诈，也可以叫做马戏班的吞剑戏法，这是并不需要什么技巧的，要想使这戏法成功只需要两个条件：
手法迅速，观众轻信。
在这种情况下，像巴西代表之类的代表是可以希望成功的。
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提案，那完全有理由可以说，这个提案不折不扣地是在重大问题上的无耻欺诈！
的确，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提案和我们的提案比起来，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要阻止联合国大会就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通过建议，它的用意如何，也可从美国国务卿昨天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中推测得出来。
艾奇逊先生硬说，我们仍然试图使禁止原子武器限于“纸上空谈”，而在同意任何会使这个禁令付诸实行的有效的管制制度方面不提出任何保证。
以前，他们告诉我们说，宣布禁止原子武器而不建立管制机构就是纸面上的禁止。
现在他们却又说，禁止原子武器同时又建立国际监督也是纸面上的禁止。
那末，怎样才算真正禁止原子武器呢？
看来，大概是“规定、限制和均衡地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一切军备”的提案中所规定的那一套了，谁都记得，在这个提案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禁止原子武器的事，而只是空洞地谈到管制机构的任务——制订关于使这个机构的活动可以导致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
加拿大代表问我们是不是同意“国际管制与视察制度应当是长期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既然这个问题是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那末这样问就毫无意义了。
问题很明白，在管制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因为没有说它是临时机构，每个懂事的人就应该了解它是长期的。
至于视察方面，加拿大代表也谈了一些无意义的话，简直使人对他绝望了。
大家看看，我们提案中的第6项第2点不是明白提到视察是长期的吗？
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在美、英、法三国提出它们的方案——它们现在承认三国的方案与我们的方案本质上是一致的——时，不向它们提出这些问题呢？
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不需要提出你们的问题来混水摸鱼。
现在适当的时机来了。
当然人们是必须找到适当的时机摸鱼的，特别是在混水中摸鱼。
他们要想知道，“严格的国际监督”意思是怎样说的。
我必须说明，我并不打算满足这些代表们的好奇心。
我们这里不是学校，我们并不是小学生，你们也不是教师或者学监；
像你们那样公然无耻地说——恕我用这样的字眼——你们认为无需在这里研究这问题，那么我并不打算向你们说明，不打算向你们解释某某问题的特别意义如何。
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只是要使一切真正关心真理的人能够自己辨别我们的建议意味着什么，你们的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他们问，“严格的国际监督”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已经屡次谈到了管制制度的意义，这是和“巴鲁区计划”完全不同的。
早在1951年10月，苏联政府领袖斯大林在谈到美国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管制”计划的幕后真相时就已经指出：
“美国的人物也谈‘管制’，但是他们的‘管制’不是从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出发，而是要继续这种生产，其数量按各个国家拥有原料的数量而定。
所以，美国的‘管制’不是从禁止原子武器出发，而是要使这种武器成为法定的、合法的。
因此，使战争贩子用原子武器来消灭成千成万和平居民的权利，成为合法的。
不难了解，这不是管制，而是对管制的嘲笑，是对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的欺骗。
很明白，这种‘管制’是不能使各国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生产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满意的。”
至于苏联、至于我们主张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的建议又是怎样的呢？
这建议包括一整套极端重要的措施。
这便是：
第1，视察一切生产原子原料和原子能的工厂，审查它们的账目；
第2，检查现有的原子原料、供应品和半成品的存货；
第3，进行必要的生产活动的研究，以便管制原子物资和原子能的使用；
第4，监督履行关于技术管制——不是一般的管制而是技术管制——方面的已经确立的规则，而且还不仅是监督履行，还有对原子原料的加工企业及其他一切处理原子原料的企业规定技术管制规则的权利，这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建议，管制机构能对任何处理原子原料的企业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技术规则；
第5，管制机构有权搜集并整理关于提炼原子原料的情报；
第6，有权搜集关于原子原料和原子能生产的情报；
第7，除了普通的视察之外，如果发现有违犯禁止原子武器决定的嫌疑情形，得进行特别视察；
此外还有其他等等。
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地说明我们关于国际监督的建议的提法完全是郑重其事的吗？
这种提法，我深深相信，能够经得起一切正直和有良心的批评。
但是，当然它是经不起没有良心的批评的，因为对于没有良心的行为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这一切了。
然而，他们还是把一切问题从头到尾地搬出来问我们，这显然是因为没有事情可干的缘故。
那些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往往是闲暇的时间太多了，不知道怎样消磨才好。
于是，他们便坐下来，凭空想出这样的问题，要想和最机灵的人比一比高下。
我们都看到，他们有很多时间干这方面的玩意。
但是他们却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和研究一下他们提到的书籍。
例如，海地代表就提到某一位“十八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李昂节夫，甚至还引用了他的话。
可是，实际上李昂节夫并不是什么作家，而只是一位莫斯科的出版物检查员，虽然他的确也曾胡乱写过几部粗制滥造的小说。
现在，他竟被海地代表形容为“斯拉夫扩张主义”的远祖。
我愿意肯定地说，海地代表决没有读过李昂节夫所著的书，甚至见都没见过。
他所使用的，仅仅是某一位甘愿为他服务的奸细所弄的窃改本。
是有人愿意当这种奸细的，特别是在当奸细可以领到美元或英镑——当然不是海地币——的薪金的时候。
加拿大代表是怎样的呢？
加拿大代表希望表明自己是多么博学，表明自己甚至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他说，有一本“小册子”，据他说叫做什么“进两步，退一步”。
他所说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列宁的名著，叫做“进一步，退两步”，不是像加拿大代表所说的，叫做什么“进两步，退一步”。
显然他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大家必须承认，和这样的对手进行有礼貌的对话，是困难的。
确是困难的。
尽管我尽了一切力量有礼貌些，以符合那些不满意我的人们的口味，可是对这些人我还是无法圆通的，因为实际上他们的想法也太不知羞耻，太自以为是了，他们竟然认为他们能够支吾开任何事情。
应该把他们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和假“博学”向全世界揭露出来。
美英法不愿真正禁止原子武器只空口说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必须就葛罗斯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
我不能掩饰我对在这里所听到的一切感到惊讶。
我不愿多谈这一点，因为，基本上说来，葛罗斯所谈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可是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他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说，美国政府要向裁减军备委员会提出重要的提案。
这是他说的。
我早已准备耐心地等待美国政府的这种重要提案。
可是，可惜得很，我终于失望了。
我从艾奇逊先生昨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知道：
他，艾奇逊，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这种据说是美国政府准备向裁减军备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提案”。
也许是葛罗斯先生正在背着艾奇逊先生秘密准备这种“重要提案”吧。
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准备这种提案，仅仅是说一说，以求封锁苏联提出提案的道路吧。
如果艾奇逊先生的话不错，那就证明葛罗斯手中并没有什么建议。
那末，葛罗斯先生，你的上司驳倒你昨天的声明了。
显然，葛罗斯所说的什么美国政府正在准备向裁减军备委员会提出重要提案的话，是别有用心的。
美、英、法三国的代表们，正在设法把我们的提案转到裁减军备委员会去，不使大会审议这个提案。
我的朋友、乌克兰代表团团长早已在这里说过，不久以前，这些代表们还拚命阻止把他们的提案提到裁减军备委员会去，而要求在这里，在政治委员会和大会中，审议他们的提案。
可是，现在似乎他们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当“三国”（美、英、法三国）需要那样作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在这里审议“三国”提案，并且提出理由说：
“如果不附带指示，就不可以把提案提到委员会去。”
现在我们说：
在这里审议我们的提案吧。
他们却又说了：
“应该不附带指示，就把它提到委员会去。”
可是，归根结底说，照这种办法，根本是不可能互相共事的。
当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一样，当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说的又是另外一样。
这是南非霍腾托特人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就是：
别人偷我的老婆，有罪；
我偷别人的老婆，好得很。
跟遵照这种伦理观念的人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三国代表都说，他们将投票反对在第1委员会和大会中讨论我们的提案，竭力设法把我们的提案提交十二国委员会“研究”。
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可敬的三国代表的真正意图，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提案使用一种尺度，对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苏联的提案又使用另外一种尺度。
不过，这不是伦理观念，这是手段，这是阴谋，巴黎有些报纸称之为“典型的拖延手段”。
我要说，这不是典型的拖延手段，而是典型的阻挠我们的提案的手段；
这不仅是拖延的手段，这也是迷惑舆论的手段。
美、英、法三国代表不敢在舆论面前公然为他们的态度辩护，害怕舆论的谴责，便设法向人民隐瞒他们的态度，不惜歪曲事实，歪曲我们的立场。
听到像劳埃德、葛罗斯、萧维尔这些人的发言，的确令人发笑。
他们只空口说一说无关紧要的问题，却不说我们的提案发表清楚明确的意见。
这一提案是清楚明确的。
我们建议由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管制机构，意思就是说，与实行这一禁令的同时，建立国际管制机构。
批评我们的人只是以另一个问题来代替一个问题，一点本质的东西都没有谈到。
他们只说：
“提出这种提案，并不足以扫除障碍。”
而对我们的提案的本质，却一句话不说，虽然我们的提案一定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扫除了这些障碍。
只有一个障碍它没有扫除，而且也无法扫除，这个障碍就是鼓吹原子弹的先生们、大西洋集团的人物在任何条件下都完全不愿意真正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真正的国际管制机构。
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大人先生们全线撤退了，把他们在这个第1委员会讨论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问题时说过的话全都忘光了。
的确，在那个时候，他们拚命地想证明，没有建立国际监督或者在关于建立国际监督的公约还没有缔订之前，就由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是不能接受的。
1951年12月03日，法国代表莫克说：
“苏联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剥夺了法国在目前紧张形势中的保障。”
他又说：
“假如法国有原子弹的话，法国对于销毁原子弹的问题，也主张只有它确知其他国家也在同时销毁原子弹时，它才会同意自己也这样做。”
然而，他说，如果苏联坚持在没有建立任何管制办法之前，就禁止原子武器，那是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的。
他接着又说，然而他相信，双方妥协是可能的，双方能在宣布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两个阶段上取得协议。
他认为，一旦通过了折衷的决议，便能早日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
可是就在那次会议上，莫克自己反驳了自己的话！
（附带说一下，莫克现在不敢在这里说话了，显然是免得陷于难堪的境地。）
他当时说：
“苏联主张首先禁止原子武器和停止原子武器生产然后再实行监督的建议，必须在出席小组委员会的四个国家之间有了一种完全互相信任的气氛以后，才能够接受。
而现在却没有这种气氛，因此为了取得协议起见，必需苏联不再坚持这个条件。”
现在，谁都可以看到，我们不再坚持这种条件了。
谁都可以看到，我们在01月12日提交第1委员会审议的提案中，提出了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两者同时实行的原则。
12月06日，同一个莫克又谈到“为解决同时实行的问题求得共同基础”的可能性。
他说，就宣布禁止原子武器取得协议是可能的，这禁令可以在建立国际监督之后实行。
这便是法国代表当时的说法。
而现在我们听到怎样一种说法呢？
现在我们听到的和法国代表以前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那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起先，有一位所谓法国代表来了，发表了一通议论。
他说完后便走了。
跟着另外一位所谓法国代表来接替了他的位置，发表了一通跟第1个人完全不同的议论。
这人说完之后，不幸却没有退下去；
实际上他并没有必要退下去，因为他并没有自相矛盾，而他的话和先前一个同样代表他的政府的人所说的话相矛盾，是完全无所谓的。
尤其是因为这个政府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就更加无所谓了。
这里，我们就好像看人家变戏法一样：
一个人上来，说了些话，退下去了。
接着另外一个人上来，说了些恰恰相反的话，然而这人却面不改容，还在等着看他这样做产生了些什么反应。
而这两个人都说：
我们是法国政府的代表，而且不仅代表法国政府，还代表美国和英国政府。
我刚刚对这表示怀疑，马上就有某一位大西洋集团国家的人说：
“你们怎能怀疑呢，他是人民的代表呀！”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都是由有种种限制的选举中产生的，都是由于选举舞弊而产生的。
他们会是怎样的人民代表简直是可想而知了。
诸位可从许多地方，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布里斯的名著“美国民主”中知道这种情形。
从这本书里，诸位可以看到，在所谓“民主”国家里，那些企图成为“人民代表”的人是怎样活动的。
我们这个委员会里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也已经调换过了。
先是一个代表，现在是另外一个。
的确，在需要否认他以前所采取的立场时，他并没有离开这里。
但是，因为没有勇气公开改变他的立场，他现在就以伪装的形式来试图这样做，但是做得很笨拙。
可以说：
所有这些伪装都是太单薄了一点。
苏联主张监督与禁止同时生效美英法却在阻挠禁止原子武器
但是，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
现在要谈的问题是：
他们——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都按照一个计划来共同行事，每个人在这里不仅代表他的本国，而且还代表所有三个国家。
他们从前采取一个立场，抱着一个目标：
“没有国际监督，就不可能禁止原子武器。”
“必须建立国际监督，否则，禁止原子武器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只可能成为幻想而已。”
他们异口同声地这样喊着。
他们说：
“先监督，后禁止。”
他们认为：
我们为“先禁止，后监督”的方案进行辩护，是我们主张的主要缺点。
现在，我们来努力一下，并不介意别人将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曾在1948年和1949年提出过提案——我们将不因此而仓皇失措，当然，如果我们的提案是好的，重复这个提案是没有罪的。
我们现在提出另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建议：
联合国大会必须宣布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并规定第1步和第2步必须同时实施。
这样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提出的提案决不只是重复我们在1948年和1949年所提出的东西。
在1948年，我们没有提出过同时实行禁止原子武器和国际监督的提案。
在1949年，我们曾经建议草拟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两个公约。
现在，我现在提出的建议是：
联合国大会立即宣布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规定禁止原子武器将与建立国际监督同时生效。
但是，现在虽然我们建议：
“禁止与监督将同时生效，将同时付诸实施”，可是没有人对我们说：
“好，我们接受”，也没有人对我们说：
“这样不好，我们拒绝接受”，但是却有人问我们：
“‘生效’是什么意思？”
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
“将生效”就是说：
它们将开始实行。
如果诸位注意的话，你们就会发现：
他们因为现在已经了解他们将不能坚持原来的意见，所以他们现在提出新的意见。
他们阵营里的一个代表昨天已经说过：
只有在能够证明国际管制制度已经在有效地实行时，才可能禁止原子武器。
要了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困难的事吗？
难道不可以明白地看出：
其中已经留下回旋的余地，以便将来好说：
“不，虽然有监督，虽然它已实施，但是没有效力。”
这就是这个关于监督的“效力”的“小小修正案”的意义！
我们将同意——并且这个修正案正应当这样来了解：
在建立监督的同时禁止原子武器，但是在这里，你们必须同意在事先承认监督是会发生效力的。
谈到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1949年美国驻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奥斯邦先生曾说：
不可能有一般的有效监督。
可是这种关于有效监督的“修正案”，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
把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淹没在关于有效监督的空谈中。
起初他们对我们说：
“你们是主张先禁止原子武器，后实行监督吗？”
现在我们说：
“禁止和监督应该同时实行。”
他们不再就这种建议来答复我们了，却又来问许多问题，而且又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只是谈到监督的“效力”，把这个当作执行禁止原子武器的禁令的新条件。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
使禁止原子武器不能实现；
使在禁止原子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成为完全不可能。
美英集团不久以前所通过的三国提案，也反映了这一点。
这个提案根本就不主张禁止原子武器。
美英法进行阻挠的卑鄙目的是企图更自由地积存原子弹
在这以前，美国代表耶塞普在谈到我们所提出的主张由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的提案的时候说：
规定国家不生产新的原子弹、不使用现有的原子弹那种单纯而没有根据的声明，是不能要求任何人予以相信的。
他说，在关于原子武器生产和制造原子弹所用的原料的存储的国际管制制度实施以前，禁止原子武器的声明只会是纸上的禁令；
他又说，只有当那种制度实施以后，禁令才能付诸实行，监督才能执行。
所有这三个人——美、英、法三国的代表——都顽固地要造成一种情况，在那种情况下面，禁止原子武器的禁令要和国际监督结合起来，而且，照耶塞普说，这种禁令，要由国际监督，而不是由“单单一个声明”具体地表现出来——这样的声明，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国际监督作基础，就是虚幻的。
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到，01月12日提交第1委员会的苏联提案提供了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是不能用所谓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只是一句空话这样的理由来加以批评的。
为了破坏我们要求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的提案，他们对我们说，既然建议禁止原子武器和国际监督同时实施，便没有必要作这种宣布了。
这样的推理是毫无根据的。
毫无疑问，哪怕就是联合国大会只宣布一下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也会产生巨大的有利的精神影响，也会引起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的努力的重大的政治后果。
联合国大会这样宣布，就会使被反动的侵略宣传迷住的人们清醒起来，就会对他们的心灵发生医疗的效果。
如果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从而谴责一切鼓吹原子武器的宣传，就一定不会发生像今天一家法国报纸所报道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我指的是巴黎一家大商店“市政厅市场”出售“原子弹轰炸”玩具，并附有广告说明书，它逐句译出来是这样：
“儿童杂志谈到原子弹推翻步枪和大炮的王位的故事。
这个游戏的情形也是这样。
现在这个新游戏说明原子弹的行动是依靠轰炸目标的重要性而定，而轰炸目标则用数目字按照它们的军事价值予以标明。”
说明书附有地图，标明“轰炸目标”。
他们开始使儿童堕落，培养儿童对原子武器的兴趣，用原子心理的毒药毒害他们的心灵。
这难道不是所谓“欧洲文化”、欧洲“文明”堕落下去的最后阶段吗？
这是学习美国的样子、学习“美国生活方式”的结果。
对于法国来说，这只是开始。
不过，这种性质的事实在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战争宣传、特别是原子战争宣传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而且采取了像美国“柯里尔”杂志的那些野蛮人的荒唐表现方式，尽管美国代表1947年曾在联合国投票赞成不准许进行战争宣传。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
必须立即禁止原子武器，以联合国大会的名义宣布这个禁令。
这样宣布禁止原子武器绝不会留下任何漏洞，因为它规定了禁止原子武器应与建立监督同时实施，所以这个禁令是否得到严格的执行是完全可以随时检查的。
因此，拒绝支持我们的建议，是特别有害和危险的。
然而，这种拒绝也不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谁都可以记得，我们老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
我们曾经指出，在这问题上西方国家与苏联的一切意见分歧归结起来都是由于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一贯顽固地希望阻止在原子武器问题上取得协议，以便它们能自由地积存起更多的原子弹，它们心里盘算着总有一天它们对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用得着这些东西的。
它们在这里提到所谓“规定、限制和均衡地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一切军备”的决议（文件甲二○二五号）。
然而，从这个决议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而且裁减军备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无疑也将证明，这个决议完全没有为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因此，苏联关于联合国大会必须宣布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监督的建议仍然和以前一样有力量。
然而，在这方面却碰到了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制造的障碍。
他们说，鉴于目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互不信任的情形，单是由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是不能有什么很好的效果的。
他们说，单纯的诺言、宣言和保证是没有用的，需要的是分量更重、意义更重大的东西。
需要的是行动。
这行动便是监督，这样才可能看得出诺言和宣言到底有多少诚意，到底这些诺言和宣言是否诚实严格地得到遵守。
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愿意消除这种障碍。
有一些国家，即使在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之后，当其他国家、其他对联合国大会的决定采取诚实态度的国家严格遵守这个决议并真正停止继续制造原子武器之后，仍然要无视其他国家的诚意，仍然要继续制造原子武器。
我们现在要造成一种情况，以使宣布禁止原子武器不致为这些国家留下漏洞。
苏联提案的条件恰恰可以完全达到这个目的。
至于国际监督的问题，我愿提请委员会注意这提案的第3项和第6项，这两项谈到建立长期的国际监督问题。
“长期”这种提法，三国在它们的“规定、限制和均衡地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一切军备”提案中也曾提出过。
劳埃德和耶塞普屡次说，如果在我们的提案中，加上“长期”两个字，就明确了，而且据劳埃德先生说，如果是这样，他就会认为提案中的这一项，与原来的三国提案中的第2、三两项大致相同了。
耶塞普也有过同样的话，他说：
有效的调查，本身就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调查。
他甚至又说，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继续不断的调查。
他这话曾经说过许多次，曾经用各种不同的言语表明了他的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就是：
关于原子能的监督，应该是继续不断的。
劳埃德1951年12月11日在第1委员会发言的时候说，我们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的问题的主张，是分阶段的，第1阶段是由大会决定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第2阶段是制订国际管制制度，第3阶段是建立管制机构。
（附带提一下，这种分析是不对的。）
劳埃德说，这样的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不施行监督，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
停止生产原子弹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事情，完全决定于个别政府的诺言了。
必须郑重地对待上面所说的苏联提案，必须正确地估计这个提案，不要顽固地坚持你们自己的主张。
你们自己的主张是无法被接受的，因为你们的主张是绝对不足取的。
如果美、英、法三国的代表继续这样顽固，硬要坚持自己的“先监督，后禁止”原子武器的主张，同时继续顽固地主张根据巴鲁区计划施行监督，那末，无疑地，在禁止原子武器和为了监督这种禁令的执行而成立管制机构的问题上，就要因这种主张而完全不可能真正达到协议了。
他们主张根据巴鲁区计划建立国际管制制度，他们这样做，就已经使那些争取尽可能达成协议的工作注定要徒劳无效了。
如果要达成协议，美、英、法三国的代表首先就必须放弃他们对于别国提案的歧视态度——特别是当这种提案是一种主张同时执行禁止原子武器的禁令并建立国际监督的提案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歧视。
洞是要从两头开凿的。
双方都必须努力，如果不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了。
我们不是仅仅这样说说了事，我们也照样做了。
当然，不可能把劳埃德先生的发言放过不谈。
他的发言，是特别要掩饰明白无疑的拒绝苏联提案的态度的，英国政府的态度就正是这种态度。
劳埃德在这样做的时候，设法含糊其词，不说一句明确的话，可是就是这种态度，已清楚地透露了对于苏联提案的明确的否定态度。
他从头到尾，说了一些表示各种怀疑的话，他不仅对表现苏联提案的基本问题的个别词句表示怀疑，而且对苏联的整个提案表示怀疑。
可是问题根本不在某些个别字眼的意义上，问题在于——这也许是劳埃德自己料想不到的罢——我们所提出的规定同时实行禁止原子武器的禁令并建立国际监督的提案，是不利于英国的政策的。
劳埃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点。
劳埃德事事吹毛求疵。
在小组委员会1951年12月05日的会议上，劳埃德指责我们，说我们就监督问题对三国提案的修正案省去了“长期”两个字，并想叫我们同意添进这两个字。
他不惮烦地解释说，他不赞成“永久”这样一个字眼，而主张用“长期”这字眼，因为这一个字规定了经常的制度和程序，使得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视察。
谁都很清楚，我们的建议一再提到“长期”这两个字，这建议已是无须再多加解释的了，最低限度是无须对劳埃德多加解释的了，因为当他在小组委员会里为这种提法辩护时，他显然是完全明白这种提法的意义的。
而现在又怎样呢？
现在他在这方面也发现了一大堆问题，一大堆疑问。
他问道：
这样的机构是否仅能对所谓已经报告的军火工厂行使监督权力呢？
视察机构将设在什么地方呢？
照他说，其他还有许多同一类的问题。
劳埃德突然觉得这一切问题非常严重，好像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好把我们的建议提交十二国委员会慎重研究了。
可是这些幼稚的论点能迷惑得了谁呢？
然而，现在最使劳埃德感到忧虑的似乎是我们关于长期进行视察时“无权非法干涉他国内政”的提法。
他感觉到这是“不愉快的时刻”，这是令他感到忧虑的原因。
人们是可以了解英国代表因我们关于不许干涉他国内政的建议而感到的不安的。
对于那些历来在外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摆起主人架子的人，对于那些帝国主义先生们，这个建议当然会像劳埃德先生所说那样，是“不愉快的时刻”。
帝国主义阵营各国代表对我们的建议的反应表明了这个建议是如何重要。
这个提法里关于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问题，规定得丝毫没有一点含糊，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提法完全符合联合国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亦即宪章第2条第7款里所规定的原则：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但是，也许宪章的这一款对劳埃德先生还不够明白，也许还要再加以某种解释吧。
爱好和平国家执行苏联和平计划就可以保证消除另一次大战威胁
我已经总结了委员会四天来说“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这项议程进行讨论的结果。
由此我不得不认为，各国代表在这方面提出种种论点，从各方面、在各种程度上批评我们的建议，用意无非都是拒绝禁止原子武器；
因为这些论点不仅要使禁止原子武器取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建立（这个问题已获得解决，至少在我们方面是可以这样说的），而且也要使它取决于这个管制机构的效力（这是我已经谈过的），这当然就等于说，他们不愿在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01月12日提案中所提出来的建议，是解决关于消除另一次战争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的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而严肃的步骤。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坚持我们的八项建议。
我们坚决主张，应该认为参加大西洋集团是和联合国机构会员国的资格不相容的。
我们要求大会认为必须立即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并为达到这个目的，采取我们的提案中所规定的措施。
我们坚决主张由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管制机构，并且规定同时执行这种禁令和这种监督。
我们主张由大会向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建议，在一年内将它们各自的军备和武装部队裁减三分之一。
我们主张由大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就是在采取了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减三分之一武装部队的决定以后，所有国家都必须提出关于各自的军备和武装部队——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情况的完全而可靠的情报以及关于在外国领土的军事基地的情报。
我们建议在安全理事会下，根据长期进行视察的原则建立国际管制机构。
我们建议召开世界会议，讨论裁减军备的问题。
我们建议由大会建议五大国政府缔结和平公约，并建议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这个公约。
有人对我们说：
五大国和平公约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六十国公约——联合国宪章了。
可是，如果已经有了六十国公约，为什么还必须要大西洋公约呢？
为什么还必须要欧洲集团呢？
为什么还必须要泛美公约呢？
如果已经有了以我们的宪章为形式的六十国公约，为什么还必须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呢？
显然，这种反对意见纯粹是一种借口，目的是使这种极其重要的公约（这个公约是力能维持和平的五大国的协议）不能缔结。
我们现在还是坚决主张缔结这种公约的。
我们深信：
我刚才概述了的、而且在我们的提案中所表现的这种真正的和平计划如果获得通过，这个计划的各项如果被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贯彻始终地执行了，那末，就的确可以保证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并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
（新华社据塔斯社巴黎19日电）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