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店员检举不法商人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关于动员全国店员积极参加检举不法商人的一封信。
全国店员同志们：
自从毛主席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以来，各地店员同志们即热烈地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勇敢地揭发，大胆地检举那些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罪行为。
在这个斗争中，最大多数的店员同志，都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本色，并有不少的模范人物出现。
在这里，全国委员会要向站在这个斗争的最前线上，对那些不法商人进行英勇斗争并获得了胜利的同志们致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全国店员同志们：
我们必须认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检举不法商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我们店员在检举不法商人的斗争中是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现在我们已经与那些不法商人面对面地进行斗争了，那些不肯坦白悔过的不法商人，也正在集中力量向我们反扑，用威吓利诱的手段，阻挠我们对他们那些不法行为的检举。
他们用解雇、关店、不发工资、诬告等阴谋手段来威胁我们，用小恩小惠的办法来拖我们下水。
资产阶级的这种行为是卑鄙无耻的，这种手段是阴险毒辣的。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就是过去我们占过一点小便宜，分过三万、五万、十万、八万的人，那也不过是人家从我们人民身上刮去大批民脂民膏，给我们一些肉皮和骨头来使得我们一起背上罪名罢了，决不是什么善心好意！
全国店员同志们，我们要站稳我们工人阶级的立场，不要袖手旁观，不要听信谣言，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凡是过去占过一些小便宜的人，首先要自己勇敢地坦白“洗澡”，不要再替他们打掩护，一错再错，被那些不法商人所利用，葬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我们每一个店员同志在与不法商人进行斗争时，都要作英勇的战士，千万不要被那些糖衣裹着的炮弹所打倒，当了他们的俘虏！
全国店员同志们，有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给我们撑腰作主，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此致阶级斗争的敬礼！
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
01月18日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
号召对大贪污犯全面进攻
薄一波主任宣布：
凡犯有贪污行为者，能在01月26日前彻底交代清楚，均作为自动坦白论，除罪大恶极者外，均可从轻处刑。
【新华社21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在21日下午举行第2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沈钧儒、谭平山，委员吴溉之、蓝公武、陈劭先、章乃器、彭泽民、马叙伦、刘景范、刘澜涛、罗瑞卿、史良、滕代远、章伯钧、傅作义、李德全、戎子和、许德珩、赖若愚、齐燕铭、孙起孟、陶希晋、周荣鑫。
会议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刘景范所作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和进一步开展的方针、步骤的报告。
刘景范在报告中首先说到：
中央一级各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迄01月19日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下列三方面：
第1、由于实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首长带头、层层检讨”的方针，各机关的领导人，在运动中已受到沉痛教育，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第2、各机关内部的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
各机关内部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已经受到群众的严格批评。
因此，这一高涨的群众运动，不仅具有反对资产阶级侵蚀这一根本意义，而且具有机关中民主改革的意义。
第3、各机关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在这一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斗争中，已取得初步经验和显著成果。
大批贪污分子已经坦白或被检举出来，贪污行为已为广大群众所憎恨，浪费的风气亦已大大改变，而朴素刻苦的同志，则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重。
刘景范秘书长接着指出：
在已往十九天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不少贪污犯，特别是大贪污犯，在这一运动中还刚刚开始露头，还未完全突破。
机关内部的坦白、检举和工商界的坦白检举的材料还刚刚开始结合。
为此，各机关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引向新的高潮。
各级领导，应即组织力量、抓住要害，一方面要充分发动群众，同时，要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以对大贪污犯展开全面的进攻。
会议批准了刘景范的报告，并号召中央一级机关，除继续普遍清查贪污、浪费外，应即把主要精力，转入对大贪污犯的斗争。
薄一波主任最后并宣布：
凡犯有贪污行为者，能在01月26日前把自己的问题彻底交代清楚，均作为自动坦白论，除罪大恶极者外，均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
否则，一定依法严惩。

中央贸易部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大会
斗争混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奸商
彻底揭发薛崑山庄志芳等五犯的罪行
【新华社21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所属十四个专业公司总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在20日举行大会，斗争混入革命队伍盗窃国家财产的薛崑山和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分子庄志芳、刘云等人。
大家愤怒地控诉了他们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一致要求政府依法惩办。
薛崑山本是张家口市一个只有二百匹布资本的商人，1945年曾以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和张家口贸易公司合营福义和皮毛栈。
北京、天津解放后，该皮毛栈在1950年结束，薛崑山混进了中国皮毛公司，后来又充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在合营福义和皮毛栈期间，薛犯代皮毛公司收购绒毛三百万斤，在绒毛内搀杂泥土，并贿赂收买人马子风、朱凤鸣等骗取国家财产。
此外又组织集体贪污，套用公款，前后共骗取国家财产二十亿元以上。
薛犯以贪污所得资金，在包头、张家口、北京、天津开设或投资皮毛栈，并利用职权窃取国家机密，指挥自己开设、投资的商号，操纵市场，投机倒把。
如1951年06月，公司决定提高驼毛价格百分之二十。
当晚薛犯所投资的张家口德义恒皮毛栈就收买了内蒙贸易公司旧存驼毛三万二千斤。
当张家口市贸易公司接到指示后，驼毛已被收购一空。
薛犯从贪污和投机倒把中盗窃了国家的巨额财富，目前已有自己经营和投资的商号十九家，并在各地银行、商号存款十三亿五千万元（未调查清楚的还不在内）。
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薛犯曾秘密召集北京、天津他所投资的商号经理做紧急布置以抵抗运动。
在运动中，虽经几次动员，但他仍拒不坦白，并企图携带存款支票逃跑。
到会者还愤怒地控诉了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曾任贸易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太原工程队队长的庄志芳。
工程处事务员常更生等揭发庄犯勾结私商盗窃国家财产达五亿元，使国家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如太原器材仓库工程，原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包，但庄犯因和大业营造厂的奸商有勾结，硬要让该厂承包，使国家财产损失了三亿五千万元。
常更生除控诉庄犯罪行外，并坦白出自己在庄犯的影响下曾经接受私商贿赂二百多万元的贪污行为。
被斗争的贪污分子中，还有1940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油脂公司储运科长刘云。
刘犯因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叛变了党和人民，接受了奸商贿赂，出卖行情，帮助奸商投机倒把。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党支部七次动员他坦白，他都不接受。
中共贸易部党委会当场宣布开除刘云的党籍。
大会群众同时向抵抗运动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中国百货公司伙食经营人孙庆棠、工程处总务科科员杨达骐进行了斗争。
中国百货公司伙食团出纳徐兰除了坦白自己的贪污事实外，并控诉孙庆棠引诱和鼓励她贪污，并阻止她坦白的罪行。
在对各犯控诉时，全场群众情绪十分激昂，愤怒的口号此起彼落，一致要求政府严办拒不坦白、抵抗运动的大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
许多人要求上台控诉和当场坦白。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
从今天揭发的几个大贪污分子勾结私商、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看来，特别是从奸商薛崑山直接混入革命队伍进行活动的情形看来，资产阶级是不断地向我们的国家贸易部门进攻的，而且已经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
我们必须打退资产阶级这种进攻，对混进我们队伍，利用职权，盗窃国家财产的这种奸商和贪污分子，必须交法院严厉制裁。
同时，叶季壮宣布徐兰和常更生虽有贪污行为，但能向群众坦白并能检举别的贪污分子，将功赎罪，应免予法律处分。
其余当众坦白的贪污分子也都将减轻处分。
他号召所有贪污分子要以徐兰和常更生为榜样，彻底坦白，认真检举。
全体贸易工作人员要继续和拒不坦白抵抗运动的贪污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贯彻到底，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定今天播送贸易部全体人员斗争贪污分子大会实况录音
【本报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定今日（22日）下午二时半到四时半，播送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全体工作人员斗争贪污分子大会的实况录音，各机关、工厂、企业、团体工作人员及各界人民届时可以收听。
该台周率为八五○千周及一○八○千周。

北京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店员工人第2次代表大会
深入动员全市店员粉碎资方威胁利诱阴谋
号召春节延迟回家再接再厉完成检举任务
【新华社21日讯】
北京市总工会21日召开全市店员工人第2次代表大会，总结第1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号召全市店员工人再接再厉，深入动员，继续勇敢检举，和资产阶级不法行为坚决斗争到底。
在本月15日第1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区工会都按行业举行店员大会，传达市店员工人代表大会的精神，打破了店员们“怕失业”“顾情面”“怕解雇”“怕报复”和“怕受连累”等顾虑，他们纷纷参加检举不法商人的斗争。
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日止，全市店员检举出来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非法攫取暴利等不法行为共有七千多件。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不法资方曾企图使用威胁利诱等无耻手段来进行破坏，但这些阴谋都被店员们无情地揭发。
如像一区汉文阁老板曾一面威胁店员说：
“柜上的事你们可千万别说，说了铺子垮台你们也没好处”；
一面又给每个店员发了一年的工资，作为年终“馈送”，并答应从今年起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资。
但工人们看透了资方威胁利诱的阴谋，仍然坚决地检举了资方偷税、行贿的行为。
九区增顺盐油粮店的老板也给工人发了五个月工资的年终“馈送”，并增加了一倍工资。
但店员工人回答说：
大家按政策办事，该增加工资就得增加，我们该检举就一定要检举。
有一部分会计和跑外人员，过去受资方拉拢，并在资方的指使下做过坏事，在这次运动中也提高了觉悟，勇敢地检举了资方的非法行为。
如文记文具行会计在第1次代表大会开完会回去的路上，就和跑外的梁佑坤商量检举了资方的偷税行为。
恒丰源五金行跑外的张长波过去帮助资本家行贿，原怕连累自己，在代表大会以后解除了顾虑，检举了资方七十多件不法行为。
第2次代表大会主要是讨论如何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深入动员群众，再接再厉开展检举，揭破不法资方的破坏行为，把斗争贯彻到底。
大会首由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讲话。
他在概括地总结了一周来的成绩后指出：
一部分不法商人现在正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破坏我们的斗争。
他说：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有些不法商人正企图利用春节工人回家过年的机会，来混过这一斗争。
因此，他号召店员工人自愿延迟回家，站稳立场，完成检举任务，和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斗争到底，等到获得全面的胜利后再回家团圆。
接着，店员代表杨志铨、段玉蓉等发言。
他们介绍了自己和不法商人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经过。
段玉蓉在报告中，报告了她怎样战胜了她的不正确思想，检举了她父亲包庇商人偷税的犯法行为。
杨志铨报告了他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坚决检举他姨夫的经过。
在代表们发言以后，一、十两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报告了他们区里发动斗争的情况和经验。
这些报告对大家的鼓舞很大，当时在会场里就展开了检举，代表们一共检举了五百一十五件奸商不法行为。
同时，十区食品业工会、五区文具业工会当场向各区代表提出挑战，动员店员春节不回家，坚决继续和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斗争到底。
这一挑战立刻获得大家的热烈响应，当时即收到四十六件挑战应战书。
大会由刘莱夫作总结。
他说：
我们这个大会好比在战场上布置一次冲锋，我们要再进一步取得更大胜利。
他号召大家把代表大会的精神传达给每个店员，把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面胜利。
他说：
不法奸商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是逃不出工人阶级的检举的。
大会最后通过了致天津全体店员工人的电报，要求政府严惩逼死参加反行贿斗争的店员的奸商贾寿山和赵绍珍。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线上
广州市税务局进行深入检查
破获酒业长期集体偷税案
广州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最近破获酒业长期集体偷税案。
据初步统计，解放以来该业酿户出卖的私酒最少达四百万市斤，相当于全部产量的一半，偷漏的税款仅货物税一项即在一百一十亿元以上。
广州市酒业是个较小的行业，全业资金仅四十七亿元，包括酿户六十八家，售酒商二百四十五家。
因为行业较小，又很分散，所以税务局对酿户一向采取定时定量的办法稽征货物税，如超过定量时，月终再汇报补税。
该业酿户利用税务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高的弱点，每当到场监制的时候，便用潮湿的燃料减低火力，酒甑上用来冷却的冷水烧沸了也不更换，这样使产量减低到原来产量的一半左右，等税务工作人员走了，才加工赶制。
酿制出来的私酒都不依章补报。
报税的酒也把高度酒当低度酒申报，然后和售酒商串通隐瞒，冲水出售。
此外还用种种方法偷漏税款。
例如发票是以市斤作单位的，但是他们用司马斤（旧衡制，比市斤大）计交。
一张发票重用几次，叫做“赶几餐”。
不法商人还约定暗号进行私买私卖，如“光头佬”代表私酒，“西装佬”代表有税酒，“废面”代表一半有税一半无税的酒。
广州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根据全市酒类消费情况，早已发觉该业有严重的偷漏税款的不法行为。
去年下半年全市展开了群众性的护税运动后，市税务局即在店员积极协助下进行了深入检查，把酒业的偷漏秘密一一揭破，并发动该业厂商坦白。
目前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厂商初步坦白了偷税行为。
长沙市工商界展开坦白检举
初步发现二百多件行贿行为
长沙市工商界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财产运动，自去年12月底开始以来，现已进入检举和坦白阶段。
01月06日到12日七天中，已有营造、织染、五金、机器等二十一个行业的厂商向长沙市工商界增产节约委员会初步坦白、检举了二百一十件行贿行为，贿赂金额达一亿八千多万元，此外还有黄金、银元、手表、自来水笔、收音机等物品。
南京市工商界反行贿运动中
民主建国会会员起带头作用
南京市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以后，民主建国会南京市分会筹备委员会曾两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动员大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在运动中起带头推动作用。
此外又先后两次举行会员座谈会，组织会员学习。
不少会员在学习中打破顾虑，对自己在经营工商业中行贿、偷漏国税等不法行为进行了检查。
总计会员们在学习中坦白和揭露出来的行贿、偷漏国税等违法事件共有九十七件。
民主建国会南京市分会筹委会又派了三十多个会员参加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学习推动委员会工作。
会员周桐智在学习推动委员会工作时，六天中就动员了十六个水电行的经理坦白了行贿和侵害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
重庆市各界妇女群众
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
重庆市各机关、团体的女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家属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积极地劝告有贪污行为的家人和亲友迅速坦白或悔过。
并勇敢地进行了检举。
仅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和所属几个专业公司，工作人员家属检举或劝告有贪污行为丈夫坦白的就已有十多件。
市百货公司女工王惠善检举出她的丈夫徐智良挪用公款、盗窃公司胶鞋的贪污行为。
该公司工作人员刘俊山贪污国家汽油，原先只承认有十几加仑。
由于他的妻子何书隆的反复劝告，他终于坦白出共贪污过八十多加仑。
该市各街道，也有些居民妇女向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及各机关进行检举。
工商界妇女参加了各行业的典型检举坦白会议以后，许多人也认识到工商界中的严重行贿情况。
汽车运输、五金、液体燃料等行业都有妇女检举自己丈夫行贿和政府工作人员贪污的事情。
各地亦应注意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反贪污斗争。
吉林市各机关企业召开大会
检举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吉林市各机关、企业在01月12日，举行了群众大会。
会上群众检举了田振国、李延惠、杨凤山、孙毓瑛等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
会场空气十分紧张，发言人情绪十分激愤，纷纷要求对这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予以严惩。
吉林市人民法院，应接受群众要求，严惩这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

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
我们国家的经济工作部门是和资产阶级接触最多的部门，也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对象。
近三年来，有些工商业资本家在从事市场交易、接受加工定货和基本建设中，采取了偷工减料、降低品质、抬高价格、掺水掺杂等各种卑鄙欺诈的手段，来欺骗国营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获取暴利；
在对外贸易中，有些进出口商勾结了外国资本家伪造商情、虚设骗局、走私漏税、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窃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他们为了达到这种卑鄙的目的，便不惜采用请客、送礼、借款、回扣、行贿、入股、分红等各种违法的手段，设置了许多圈套，来勾引和腐蚀国家经济部门的干部，使这些干部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成为他们在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中的内线，替他们窃取机密，供给情报，利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帮助他们违法走私，并在国营企业和私人工商业的交易上，跟他们狼狈为奸。
有些工商业资本家甚至派遣自己的代理人，打入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和国营企业中，盘据要津，窃取领导，企图使某一部分的国营企业，变质成为替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这就是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机关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最狠毒的方式。
三年来，各级经济行政部门和国营企业，从社会上吸收了大批工作人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尚未经过改造的旧商人、旧职员、国民党反动派官僚机关的工作人员、替帝国主义服务的洋行职员、旧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
他们给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和国营企业带来了许多旧思想和旧作风，带来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和投机取巧、剥削群众的资产阶级的商业知识和商业经验。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和资产阶级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使资产阶级能够找到门路，向经济行政机关和国营企业进攻。
在各级经济行政部门，国营贸易企业和国营工业中，由于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的进攻，有些人满足于三年来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管理市场、稳定物价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满足于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已经获得了一些改进，因而忽视了资产阶级思想从外部和内部对于国家经济机关侵蚀的严重性。
有些人自己的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侵蚀，生活日趋铺张，讲究请客、送礼、拉拢，向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的作风学习，其中有少数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已经被糖衣炮弹所打中，勾结私商，营私舞弊，成为盗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蟊贼。
各级经济机关之所以存在这样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长期未被消除，反而日渐发展，就是因为这些部门的许多领导干部，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思想上陷于麻痹状态的缘故。
今天本报发表的大贪污犯薛崑山窃取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就是资产阶级钻在国营企业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明证。
薛崑山本来是一个只有二百匹布资金的普通皮毛商人，1945年经人介绍与国营贸易公司合营皮毛栈，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这个皮毛栈获得了一些发展，并于张家口解放后将资金与利润交给人民政府，因此就取得了贸易部门的领导同志的盲目信任，钻进了国营贸易企业，窃取了皮毛公司业务处副处长的重要职位。
他在表面上是国营贸易企业的干部，实际上在经营他自己的企业，利用职权，泄露国家机密，投机倒把，波动物价，囤积居奇。
据初步统计三年中他窃取了国家与人民的资财达二十余亿元。
薛崑山案件的教训告诉了我们，资产阶级对于国营企业的进攻是何等阴险，何等毒辣，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是何等严重；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少警惕，思想上呈现麻痹状态，对于国家和人民会造成何等重大的损害。
目前在国营贸易部门中和其他国营企业中，像薛崑山这样的资产阶级贪污破坏分子，还有许多。
其中有些已经开始被发现，有些可能还没有被发现。
至于被不法的资本家勾引利诱而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人，则为数更多。
薛崑山案件的教训告诉了我们：
一切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于资产阶级的进攻缺少警惕性的领导干部，必须猛醒过来，清楚地认识目前资产阶级向国家经济机关进攻的情况，提高警觉，发动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举行一个坚决的反攻，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
一切国营企业是我国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是保障我们的国家胜利地走上工业化建设道路的有力武器，必须用一切必要的方法，来保持它的纯洁和健康，发扬它的战斗力量，决不能容许资产阶级对它的侵蚀。
因此，一切大小的贪污案件，必须充分揭发，按照其罪恶性质轻重及贪污分子坦白悔过的程度，分别处理。
对于一切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必须予以严厉惩办；
对于一切潜藏在国家经济机关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必须坚决加以清除。
我们应该设法防止不法的工商业者混入国家经济机关中来进行破坏活动，应该设法消除资产阶级继续对于国家经济机关侵蚀的可能性，以保护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经济机关内，一切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批判，不能听任其传播；
一切投机取巧，剥削群众的经营方法，都必须坚决加以摒弃，不得采用。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经济机关的纯洁性，才能改善国家经济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使我们的国家经济机关真正成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进行经济建设的坚强力量。

我们伟大的祖国
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对于人民解放军加速消除文盲、提高文化有重大的贡献。
这是祁建华同志教战士们学习注音字母的情形。

美国侵略者图用威胁和挑衅行动拖延朝鲜谈判
朝中部队继续打退敌军的小规模进攻
【新华社朝鲜前线19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打退敌军在全线许多地方的小规模进攻。
11日，敌军一个营在战车掩护下向铁原西北牧馆洞附近一个高地进攻，一连三次冲锋都被我军某部击退，敌伤亡数十人。
12日晨，美军第45师一个连进犯铁原以西城山地区我军阵地，被我密集火力击退，敌伤亡数十人。
同日，东线敌军一个连向沙汰里以东一个高地和乌项谷一带阵地进犯，遭我杀伤五十多人后溃退。
在板门店东北地区，在连续十二天的进攻中伤亡二千七百多人的李伪军第1师，13日继以两个排兵力向该地窜扰，又被我军杀伤三十多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东线地区敌军连日用大炮轰击我军阵地，并集中大量飞机滥施轰炸和扫射朝鲜的和平居民。
13日，敌机在文登里以北投弹一百多枚。
15日，敌军向文登里附近约二十公里宽的我军阵地发射了八千多发炮弹；
并出动飞机八十八架，对该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与扫射。
把上面的事实和最近美机滥炸平壤等暴行联系起来，显然可以看出，美国侵略者是在有计划地用威胁和挑衅行动来继续拖延和阻挠朝鲜停战谈判。

美方继续阻挠谈判
竟图抵赖美机扫射我代表团车辆的事件
【新华社开城21日电】
21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再次采取了不愿解决问题的态度，会议开始不久就建议休会，会议历时仅十分钟。
我方代表指出：
“为了保证停战的稳定，我方对于第3项议程的解决已经作了一切合理的建议，再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现在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承认这一点。
而你方却还要蛮横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过问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无理要求，这完全是为了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再度提出我方坚决不可动摇的立场：
“我方坚决反对，并将永远反对在任何藉口下，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移交李蒋匪帮的阴谋。
我方将永远不会放弃无条件释放和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
【新华社开城21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在21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对方联络官穆莱企图混淆视听，逃避18日美机扫射轰炸朝中代表团车队的责任。
首先，穆莱承认18日美机四架确曾在汗浦桥附近向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达二十分钟之久。
但又说那是什么“固定目标攻击”，如果“出于不幸的偶合”，“你方车队遭受损坏”，“我方感觉遗憾”。
事实是：
那天朝中代表团的车队在汗浦桥以北四十公尺处，遭受美机连续的攻击，车上工作人员两名身受弹伤。
这显然不是什么“固定目标攻击”。
我方张春山上校对穆莱这种不愿正视事实，企图逃避18日事件责任的态度，表示不能满意。
张春山上校指出：
穆莱的所谓“固定目标”是指桥南的高射炮阵地，那么朝中代表团的车队是在桥北四十公尺处，这与对方的所谓“固定目标”有什么相干呢！
张春山上校并指出：
18日朝中代表团仅有这个缀有规定标志的车队向南行驶。
为了解除对方逃避责任的任何藉口，张春山上校提出：
我方车上遇险工作人员可以当面作证。
穆莱不得不同意22日下午三时在板门店进行调查。
对17日美机轰炸开城中立区事件，在今日联络官会议上穆莱竟未表示态度。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是向农村党员讲解党史的好课本
编辑同志：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对农村不识字的党员进行党史教育是十分适宜的课本。
这次我们在集训农村整党骨干训练班，进行党史教育时，就是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为教材。
大家一致反映：
“这小书真好”，“过去光知道党的斗争不容易，可不知道这么艰苦。”
这书的第1页画着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起了变化，帝国主义势力逐步深入中国，在中国开办工厂，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也投资开办新式工业，中国有了工人阶级，明确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
某村的支部宣传委员马芝瑞说：
“过去我以为穷人受压迫受不住了，有几个人才组织了共产党，可不知道是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
认识了这些，对党员也就容易进行党员第1项标准的教育了。
从学习党史中，使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
他们看着连环画上被军阀杀死的林祥谦同志说：
“这是咱们党的英雄好汉。”
驻驾村村政府委员贾修太说：
“我要是再有想不干工作的思想，就拿起这小本子看看林祥谦，看看‘四·一二’，看看爬雪山过草地。”
过去害怕工作困难的人也说：
“和这个比起来没有困难。”
有半截革命思想的人也作了检讨，指着“四·一二”大屠杀的画面气愤地说：
“看！
蒋介石杀咱们的同志，美帝国主义在幕后还哈哈大笑！”
因此，一般的结论是，可不能半截革命：
第1、对不住英勇奋斗三十年的党；
第2、保卫不住和平；
第3、实现不了美满的社会。
中鲁支部书记成灵玉说：
“房子盖到半截，还能不盖？”
从学习中认识到，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员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他们说：
“三十年来毛主席在大风大浪、暴风骤雨中，真是一个好掌舵的，又稳，又准。”
并认识到党所以能胜利，是因为有错误能改，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的村的同志检讨了不开生活会，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团和气，结果是“一团糟”的错误。
我们这次对党史的学习，为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打下基础，应当感谢“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给我们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柏乡县委员会　何耀明

公共场所应加强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宣传
编辑同志：
现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北京市街头巷尾的劳动人民，都在谈论这些事情，各阶层的人民都动起来了。
可是，我们政府的宣传工作还没有赶上去。
我认为，我们应像宣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一样，扩大宣传网。
在电影院、火车、公共汽车、街头张贴漫画、标语，进行宣传，使人人明白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给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如何的严重。
这种宣传，使贪污、浪费分子也会触目惊心。
这样才能收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效果。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　傅瑞祥

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安南营工地
会计员王荣辉贪污工人奖金应速处理
编辑同志：
我们是打洋灰工人，在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安南营工地做工。
在双方所订的合同上，规定工程完毕后，我们可得奖金一百九十多万元。
事后，工地会计人员王荣辉藉口我们没有图章，又说还没有算清楚，不发给奖金。
当时我们无活可做，不能长期久待，只好各自回家。
据有些住在北京的工人说，他们已领了奖金，但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得到的。
这笔奖金还有一百七十多万元，拖到现在没有发，王荣辉把它吃没了。
做工时，王荣辉扣我们的吃水钱。
工会虽曾纠正，王却依然不理。
他把水钱贪污了。
这个工地的主任沈洪涛明知以上情况，不但对王不加制裁，反而非常信任他。
我们认为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领导干部应迅速处理这个问题。
　打洋灰工人禾木等

吕振羽对批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答复
编辑同志：
1951年11月0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登载的读者义华同志对我1940年所著“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地向他致谢。
但“编者按：
据耕耘出版社来信称，该社已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交由作者修正后再继续出版”，则和事实有出入。
1949年07月，我到武汉，见到由耕耘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拙著，就对全书加以修改，并把修改稿本托现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邓晏如同志转交耕耘负责人黄宝新先生。
1950年04月，我在大连见到新发行的本书仍非修改本，就写信请黄宝新先生立刻停止发行，同时询问为什么没有按修改本付排。
黄先生回信同意停止发行，并声称没有接到修改稿本。
　吕振羽

峰峰煤矿烧水工人王天银
三个月为国家节省十八吨煤
编辑同志：
河北省峰峰煤矿一矿烧水工人王天银，三个月节省用煤十八吨。
过去王天银管理的锅炉，每月要烧十二吨煤。
自去年08月底一矿宣传鼓动员号召大家注意节约后，王天银说：
“矿厂就是自己的家，工人全是当家人，我们若天天吃饭应付差事，不注意节省，还算什么当家人呢？”
他终于在锅炉上找到了节约用煤的窍门。
他发现炉底下烧出来的火苗不集中；
锅炉里面的水锈也太厚，这些都是浪费煤的病根子。
于是他利用不耽误工人喝水的空闲时间，把锅炉抹得又光滑，又平坦，又不透风，使炉底下烧出来的火苗能集中；
再刮掉锅内的水锈，水就开得快了。
这样一来，每个月用六吨煤就够了。
在三个月内（09月到11月），王天银共给国家节省了十八吨煤的财富。
　王鑫森

广东粮食公司反贪污运动中
及时解决领导方面的问题
扭转了“打乱仗”的局面
中国粮食公司广东分公司及时解决在民主检查中发生的问题，使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正常发展。
运动开始时，该公司正、副经理以为自己手上干净，没有作什么准备就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动员并带头检讨，开展民主检查。
由于他们过去不团结，并影响到一部分干部间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机关里缺乏民主生活，工作人员有些意见长期积压没有机会提出，所以在民主检查中大家踊跃地提意见，这些意见很自然地集中在经理间不团结问题上和一些日常生活作风问题上。
领导者由于平常不了解群众意见，在群众猛烈批评下大吃一惊，产生顾虑，失掉领导运动的信心。
一部分干部由于宗派主义情绪作祟，也不能冷静考虑问题。
结果大家的要求都集中在必须把经理不团结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整清楚”，对机关内部某些人员严重的贪污、受贿现象反而不注意。
某些贪污分子抓住这一空隙，极力拥护这种意见，想把运动纠缠在检查领导方面，借此逃避斗争。
这样，指挥官不敢指挥，队伍零乱，方向不明，呈现出“打乱仗”的局面。
广东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及时注意到这种情况，首先组织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两天学习，帮助大家弄清运动的性质、方针和政策。
该公司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也开了大会，使党员和团员明确认识运动必须由党来领导，在民主检查后要集中火力展开反贪污斗争。
其次，召开了工作人员代表会议，把机关里纯正的工作人员团结和组织起来，并通过代表深入发动群众。
在会议中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大家明确认识到必须集中火力围剿贪污行为，经理团结问题应该检讨，但生活细节不应扭住不放。
经理和一部分干部在会上都表明态度，保证改正不团结的错误。
经过这些措施后，所有纯正的工作人员都团结一致，贪污分子陷于孤立地位。
大多数工作人员反贪污的积极性迅速提高，向来不发言的女职工纷纷提供材料，主动到外面搜集线索。
公司设立的密告箱以前是空的，现在密告信件日有增加。
当领导干部根据群众批评意见再作检讨后，群众斗争的火力立即集中在围剿贪污行为上。
（新华社）

林口机务段工厂包修队王冠清
改造削正机节约六亿多元
编辑同志：
林口机务段工厂包修队工长王冠清（共产党员）在知道增产节约的号召后，便想：
东北铁路系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多装十万车，非得多使用机车不可。
我是修车的，一定要把机车质量提高。
王冠清在晚上睡不着觉，老是翻来复去地想这个问题。
第2天他听到工会主席说：
“咱们工厂有一个困难需要大家来解决，就是十二台机车‘曲拐销’发生了‘偏磨’，一‘偏磨’就需要进大场‘削正’，使我们的财务计划受到很大损失，影响了机车出库。”
他听了这话以后就想：
机车不能出库，我也有责任，而且这个损失可大呢。
当天中午，大家都在吃饭了，他还在找窍门，终于在废铁堆里找到了整年没人过问的“坏轴头削正机”。
他马上把“坏轴头削正机”扛到配件室，把它改成曲拐削正机了。
这样给国家创造了六亿五千多万元的财富。
　陈之昌　张文柱

河北省花纱布公司
应把棉布及时供应下级公司
编辑同志：
由于去年棉花丰收，棉农购买力大大提高，入冬以来河北省邯郸镇市场棉布销量逐渐增多。
以目前情况看，每天少者销七八百匹，多者销一千匹。
但是，河北省花纱布公司有官僚主义作风，下拨棉布不及时，就使得邯郸花纱布分公司不能充分供应市场，并已接近脱销状态。
据现在统计，邯郸分公司现存棉布数字只占秋前所存三分之一，后虽屡次向省公司提出拨布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52年01月份邯郸分公司销布计划虽经省公司批准，但也没有及时下拨。
上旬虽然来了一批布，但色布为数甚少，远远不能满足群众需要。
现在春节快要到了，正是棉布交易畅旺季节，棉布供应充足不充足，对稳定物价有着很大关系，我建议河北省花纱布公司对这件事要注意起来，并速作有效措施。
　任鹤仪

涿县城区军民联欢会上的秧歌队
又一次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编辑同志：
今年元旦，在河北省涿县抗美援朝分会所举办的“城区军民联欢大会”上，荣誉军人学校的秧歌队严重地歪曲了劳动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秧歌舞是群众所爱好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娱乐，但是荣誉军人学校的同志们却把它极端丑化和庸俗化了。
他们把工人打扮成脖子上缠红围巾、戴着茶色墨镜、斜衔烟卷的怪样子。
人民日报不只一次地提出过不应该不恰当地在人民的秧歌队中出现反动派的形象，可是佩着“上将”衔的反动派形象，又在这儿出现了；
尤其不对的是：
押着反动派的两个臂膀上写着“解放军”字样的人，却是面黄肌瘦、弓腰驼背的人物。
妇女们满头纸花，唇颊涂得血红，身穿古董衣裳，脚上是带红球的花鞋，也是斜衔烟卷。
这像新社会的劳动妇女吗？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两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妇女身上，分别贴上“刘胡兰”和“刘胡兰之母”的纸条，这是污蔑了我们的英雄和英雄的母亲！
当时群众对于这样的秧歌队已经议论纷纷，而坐在主席台上的荣誉军人学校的政治委员，却熟视无睹，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请有关同志作自我检讨。
　韦达

西南区一级机关反贪污运动声势浩大
不少单位进入“攻堡垒”紧张阶段
对大贪污分子正内外夹攻四面围剿
西南区一级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性的运动，已全面展开，声势浩大；
不少单位已进入“重点突破”和“攻堡垒”的紧张阶段。
到01月10日为止，已检查出：
军区直属机关各单位在近二年内，浪费国家财产一千六百五十多亿元；
自动坦白和被检举出来的贪污分子也不少。
军政委员会直属各机关，已坦白和被检举出来的，共贪污公款二十八亿三千多万元。
在工业部、卫生部、公安部、贸易部和财政部都发现不少重大案件，只财政部就发现粮食局支拨股股长于敬寰，盗窃国库公粮十万斤等三大案件。
这些重大案件，一般的都牵联很广，而主事人又死不肯坦白，最后都是群众检举出来的。
各部为迅速弄清这些案件，一方面把主犯和有关的奸商送交人民法院审讯处理；
一方面组织了“外勤队”到各有关的工厂和商店调查材料，以对贪污分子进行内外夹攻，四面“围剿”。
现军政委员会系统已逮捕了大贪污犯十六名；
军区系统也把若干贪污分子送交军事法庭处理。
从党内到党外，从上级到下级
群众性的斗争进入空前的高潮
西南大行政区一级各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
当时曾在党员、团员和机关干部中做了动员，对普遍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了揭露，使人们认识了贪污浪费的危害和严重性，为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做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当中央进一步指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时候，西南大行政区就决定在01月10日前全面把群众发动起来；
并决定：
如果那一单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没有开展或开展得不好，就要撤销以至惩办那一单位的领导人。
同时又指令年前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不积极、自身不干净、又拒绝群众检举的人，停职反省。
在军区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贺龙同志便指名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姚继鸣等四人停职反省。
军政委员会系统先后被撤销与停止行政职务的有一百六十七人。
各单位都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或军人大会，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
号召所有人员起来检举贪污分子。
此外，有的单位特设了检举贪污分子密告箱；
有的单位停止了业余时间的政治文化学习，或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抽出半天、甚而整天的办公时间，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许多企业部门还在报纸上刊登了欢迎群众检举的启事。
重庆新华日报除整张整版地报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动态外，又在第1版新辟了“人人都来检举贪污分子”的专栏。
于是，从党内到党外，从机关内到机关外，从高级干部到工作人员、战士、勤杂人员，以至某些机关家属和媬姆，全都卷入了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原在粮食局工作、曾经退职还乡的谢静一，特地从川北赶来检举贪污分子。
许多机关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或劝说丈夫坦白的爱国行动。
某企业机关的反贪污斗争大会上，检举贪污分子蓝其良的人一个跟着一个，要求发言的条子堆了一百多张，但蓝其良一口咬定没有贪污。
他的妻子周光洁愤而登台，揭发了蓝与奸商合伙贩卖鸦片的事实后，并当场交出蓝其良贪污的一两黄金、一架收音机。
许多机关召开二、三千人的坦白检举大会，连开八、九个钟头无一人中途退席。
炊事员也在做饭间隙参加检举。
这样就使西南大行政区一级各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做出前所未有的成绩。
如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曾在运动初期处理了十九个人的贪污事实，不少人说：
“我们这里就这十九个，再没有了！”
但群众起来后，自动坦白和被检举的人数增至一百多人。
大贪污分子多是不肯坦白的
必须给以群众压力法律制裁
西南区直属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证明：
没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发现重大的贪污案件；
强大的群众压力，又必须和法律制裁相结合；
在惩办贪污分子的同时，必须给制造贪污条件的奸商以严惩。
到目前为止，西南大行政区各机关中较大的贪污分子多是被检举或死不认账的。
而这些大贪污分子又都是和奸商有联系。
他们在反贪污斗争中，订了“共守同盟”。
比如盗走十万斤公粮的于敬寰，自己不坦白；
而贩卖这批粮食的奸商，宁愿如数赔偿，却不愿暴露出偷窃公粮的主谋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给贪污分子以严惩，不给奸商以法律制裁，高涨着的群众热情就会冷却下去，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也会因此迟滞下来。
西南领导机关迅速逮捕了这批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后，运动就走向新的高潮。
领导方面要全力给群众撑腰
要使人人受教育处处受检查
在开展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西南领导机关最成功的地方是领导方面给群众撑腰，首长亲自“上前线”。
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就是亲自“上前线”的典范。
贺龙同志的身体本来不太好，但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以来，他参加并主持了军区直属机关的大小会议，有时一连听取六个钟头的汇报。
他听了汇报后，常常根据中央的方针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具体的布置；
并提出：
必须使“人人受到教育，处处受到检查”。
所以他不但注重运动的思想领导，而且亲自检查了军区直属机关的大小仓库和所有的营房建筑。
当他发现有些物资堆积在露天旷野的时候，他便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收藏到仓库里去。
军区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人，谈到贺龙同志的模范作用时说：
要没有贺司令员的亲自“上前线”，军区直属机关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是得不到今天这样的成绩的。
　（林里）

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编者按：
这是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王光伟同志带领七个同志下乡调查所写的报告。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批示：
“这个报告极有价值。
请各省委、地委、县委、区委、支部、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党员同志，及各级政府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讨论，以便参考这些经验来改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工作。”
这个调查报告里谈到的情况和经验，在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已有相当基础的一切地区，都是应当注意的。
希望所有这样的地区的同志们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并作出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的典型调查，寄给我们。
全组都过中农生活
吉林省延吉县第5区英成村金时龙互助组于1951年春发展为土地入股的生产合作社。
金时龙（朝鲜族）是英成村中共支部副书记。
全村一百九十五户中，汉族占三十八户。
全村有八个互助组，内按季节互助的两个，常年互助的四个，生产合作社两个。
常年互助组中，有两个组将于1952年提高为生产合作社。
金时龙合作社所在的自然屯共二十二户，土地入股的有十六户，土地不入股只参加互助者三户，新搬入这个屯的一户，另有旧富农两户。
金时龙合作社社员的生活水平，均已升为中农。
他们自己订的中农标准是：
1、有与人口相适应的耕地；
2、有足够耕作自己土地的牲畜和工具；
3、够吃（内大米占百分之二十）、够穿、有铺、有盖；
4、有供给子弟读书（由小学至高级学校）的经济能力。
过去只有地主富农有洋井，现在该组十九户中，有十六个洋井。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1947年，该屯即以强迫的方式成立了互助组。
据金时龙说：
“当时是二十五户的大组，三、四十名劳动力，不论大块小块土地，都是蜂拥而往，结果人多了没事干，就坐在地头讲故事。”
“计算劳动力时也无区别，男、女、强、弱都算一个工，强的劳动力吃亏。”
群众说：
“互助组吃人，干长了我们会被吃光。”
土地产量降低了；
开什么会，都召集不起人。
金时龙同志向上级请示了这个问题，宣布根据群众自愿原则组织小组。
群众很高兴，在散会途中就自愿地结合了五个小组。
群众嫌干部常开会误工，五个组都没有要干部，四个干部只好自己组成一个组。
金时龙同志经常鼓励干部，加上1948年会议也较少，秋后干部组的生产成绩比别组都好。
群众眼热了，崔承天说：
“干部早知道今年会少，所以不找我们，看！
他们干的多好！”
经征得群众同意后，干部又散入各组，金时龙入了崔承天组。
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干部们提出“不要因每个小组都出人去县、区开会而误工”的口号，并号召选一大组长，代表大家去开会。
全体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办法，选举了金时龙同志为大组长。
金时龙同志首先号召各组进行生产竞赛，从此建立了领导。
1949年，互助组有了组织领导和计划，土地的产量提高了。
但在生产中发生了下列矛盾：
1、土地评工的矛盾：
土地所有者愿把土地使用的人工评的少些，好少出工资；
劳动者愿评的多些，好多得工资。
2、早铲晚铲的矛盾。
3、上工收工早晚的矛盾：
给自己做工时，希望大家早集合，晚收工；
给别人做工时，又愿意晚集合，早收工，抽出时间作点自己的事。
4、上午铲地与下午铲地的矛盾：
大家都争取自己的地在上午铲（上午劳动力强，太阳毒，草易晒死）。
5、雨前雨后铲地的矛盾：
大家都不愿在雨后铲自己的地（泥泞费工）。
6、收割庄稼的矛盾：
都愿迟收割，使庄稼更成熟，但风后又争着早收，减少损失。
7、早种晚种的矛盾：
都争着早种自己的地。
8、误工的矛盾：
远地往返途中所消耗的时间，都不愿负担。
9、干部积极分子与群众的矛盾：
干部与积极分子常常自认吃亏，有时他们的地耕铲早了，落后群众又讲怪话。
金时龙把这些矛盾说成互助组中的十八个矛盾。
经过全组讨论，决定施行“标准工”。
将所有土地，按好坏、远近、大小，评出标准工数。
土地所有者按“标准工”付工资，不必过问实用工数多少
（一般是自春耕起至送完公粮为止，水田一百七十三个工，旱田七十三个工）。
这样，解决了工资问题的争执。
但因先种、后种、先收、后收等影响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产量的基本问题并未解决。
1950年春季，又进行反复讨论，李长禄（群众）提议，干脆由互助组将土地全部收买为公有，使每块地的产量和每个组员都发生关系；
这个意见当时已被部分群众接受，并开始酝酿土地入股，但副县长牛复胜同志指出：
“不要过急的实行土地入股，可再用‘产量保证制’办法过渡一下。”
“产量保证制”是根据土地好坏、大小，经过自报公议，评出标准产量。
除灾害等不可抗的原因外，土地所有者按“标准额”得粮。
但因经营努力而超产部分，则归劳动者所有。
实行结果，争执没有了；
劳动热忱大大提高；
产量大增；
这一年水田平均每垧产六千八百斤，旱田平均每垧产三千斤，较1949年多产三万六千斤（1949年总产七万九千斤，1950年总产十一万五千斤）。
由于精耕细作和大量施肥，产量提高了，地质自然也提高了，于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地质提高后，土地所有者就不满意原订的标准产量，要求提高产量或退组单干。
如：
崔太洙的土地，自报一千六百斤，实收三千一百二十斤，他要求1951年提高标准产量为三千一百二十斤；
宋炳宽七亩一分水田，自报产量四千二百斤，实收六千二百四十斤，他提出退组自种。
这个矛盾如不解决，直接打击了劳动者的热情，互助组发生有解体的危险，经过群众很长时间的讨论研究，最后决定必须土地入股。
讨论如何入股时，首先遇到的是靠河地，山坡地要不要，因为靠河地不断被河水吞蚀；
山坡地不断被雨水冲洗，不久以后不是被冲没了，就是被冲得不能种了。
大家想：
要这种土地入股是白白吃亏。
但讨论结果，大家的结论是：
“地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不给地，我们哪来的地；
为了大家有饭吃，这些地一定要。”
金时龙同志又提议在河边植树护堤，山坡植果树以避免损失（1951年已植四五○株）。
结果通过了河边地和山坡地也准入股的决定。
其次是退股问题。
为保持大块耕地面积，不致因退股而在中间挖去一块，决定退股时退钱不退地
（这种规定与自愿原则不合——调查者）。
第3、是作价问题。
为争取生产合作社不解体，土地作价是较低的，原则上是依照原地一年的产量计算（一般水田六十万，旱田三十万，低于市价四、五倍）。
第4、是果实的分配问题。
订出常年标准产量，在产量内，按纯收益分配。
劳动者得百分之七十，土地得百分之三十；
超过部分劳动者得百分之五十，公积金百分之五十。
第5、烈属军属代耕土地入股、果实分配问题。
除土地应得标准产量内的百分之三十外，按照代耕所需工数，同样取得劳动者的百分之七十和超额部分中劳动者应得的百分之五十。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1、产量提高了。
土地入股生产合作社、一般互助组、单干户1951年的产量如下：
名称　水田一垧产量　旱田一垧产量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七三○斤　五、三六○斤（特产在内）互助组　七、六○○斤　二、○一五斤宋炳宽单干户　二、四六八斤　一、八九二斤
2、地界打开后，土地面积增加了，十六垧水田就增加了七亩。
3、可以合理调剂使用土地，和种植特种作物。
该社种烟叶二垧（单干户劳动力不够不能种），收入三千万元。
4、可以根据需要施肥，提高地质。
5、铲除了自私心。
现在放水等可以交一个人作了，过去一人作大家不放心。
6、可以使用新式农具和试用新的耕作方法，不怕失败了没粮吃。
7、有了公积金，可以照顾军属、妇女（产前后休息三个月的工资）、子弟入学（除本村小学经费外，社员中有十三个子弟在延吉中学读书，过去每人每月需粮五斗，现由一妇女前往帮助煮饭，每月三斗即可），还可以建立托儿所，增加妇女劳动时间。
8、加强了和供销合作社的联系。
推销产品、购买生产工具和日用品都和供销合作社订立合同。
9、可以有计划地经营副业。
宋炳宽单干吃了亏
宋炳宽曾脱离过互助组，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试验了一下，不久又回互助组来了。
宋炳宽1947年就参加了互助组，他有旱田一垧八亩八分，水田七亩一分，一牛，一车，男女劳动力各一。
他为什么要脱离互助组呢？
据他自己说：
“1949年每平方公尺实产量调查时，计算我的七亩一分水田的产量，可达六千三百斤；
实行产量保证制时，自报并公议为四千二百斤，但实产是六千二百四十斤（这是集体劳动和大量施肥的结果），我想，自己劳动力也够用，同时又有几个孩子念书，开支也大，自己种多收点不更好吗？
所以就退组单干了。”
他在退出互助组时曾向崔承天说：
“我单干要赛过互助组。”
单干的结果呢？
他说：
“少收和误工等损失虽然没有详细计算，最低不少于两千斤大米。”
而且：
“忙的时候，起早贪黑，比在组里劳动强度大，还干不好。
闲的时候呢？
不但无力搞副业，也不能真正休息，还得自己放牛打柴。”
为什么呢？
他说：
“过去农忙时互助组有专门的老人看孩子；
现在单干不行，老婆要看孩子，根本不能参加劳动。
在组里放水放牛都是交一个人专管，现在都要自己干，占去很多劳动时间。”
“组里的稻子都是正条揷秧，我一人连一般揷秧都办不到，只好散播；
草也只拔了一次，很多草比稻子还高；
组里旱田铲完二遍时，我一遍还没有完。
在拉地时一个人既不好装车也没法捆紧，拉的次数既多，损失也大。”
最后他说：
“这都不讲了！
我最难过的是：
今年10月间延吉造纸厂收稻草，每捆出价三百四十元，当时单干户谁也割不下来；
但金时龙生产合作社突击了四万捆，每户分得六十多万元。
现在每捆只值一百五十元了，还不好卖。
我想，如果我不退出，这六十多万元怎么也有我一份！
现在是白白地丢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去。”
经过事实的教育，他又向互助组申请入组了，并向大家进行了检讨。
检讨时第1句就说：
“我对不起毛主席。”
接着他说：
“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不听他的话，我吃亏了。”
在具体检讨了一些实际问题之后，他宣誓：
“从现在起，死也不再脱离互助组了。”
金时龙组为什么能发展成
合作社
金时龙互助组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较高级形式，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
1、党的领导强，组内问题都先提请支部讨论，然后再由党员带回组内讨论（支部任务也明确：
一、作好生产；
二、作好供销合作社）。
大的问题并提交村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主动向上级请示。
2、以民主方式启发群众，完全在群众自觉自愿的情况下稳步前进。
有些群众经多方启发仍不能觉悟时，他们能耐心地等待，现在还容许三户不愿土地入股者一样参加互助。
3、社员觉悟高，他们认为土地入股是为了给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他们看到了光明的远景。
4、金时龙同志个人作风好，觉悟高。
他说：
“搞好互助组，是完成党给我的任务。”
“这些工作，都是给社会主义打基础。”
他能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金时龙合作社的主要缺点
最大的缺点是副业没搞好，养鸡、养羊、喂猪、养马都因为“侍弄”不得法，病死的不少，有的赔钱卖掉。
另外用三千万元巨款修了一个很漂亮但不能立刻利用的托儿所，在目前看是个浪费，影响了副业资金的周转。
另外一个缺点是对积肥和节约注意不够，猪鸡遍地跑，稻粒遍地洒，元子二号稻子被猪鸡吃啄竟没人过问。
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今天农业生产中较高级的形式。
为了巩固和提高这样的合作社，领导方面要从各方面给他们以帮助，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帮助。
要使他们认真地搞好副业，并且进一步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才能把这种形式巩固起来。
（原载东北日报）

领导干部采取官僚主义态度
东北铁路系统反贪污浪费运动不平衡
东北铁路政治部重新动员决心贯彻到底
东北铁路系统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成绩，但仍然不彻底、不平衡。
东北铁路政治部再作动员，决心把这个运动贯彻到底。
东北铁路系统经过三个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暴露了一些问题。
如：
齐齐哈尔铁路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长苏杰、副局长王化一，在1950年假报决算，扣留资金七十四亿七千一百三十一万元（东北币），作为小家底，修房子，买汽车，任意支配。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氧气厂十一人集体贪污，连续达五年之久，贪污公款二亿二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下同）。
在运动进行得较好的单位，员工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正气占了上风，大家普遍认识到贪污是最可耻的行为；
因而挽救了一些干部，警惕了大家。
但就全路来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的坦白和检举运动。
特派员办事处和管理局直属机关搞得较好，各分局机关搞得较差，现场、站、段多半没有动，而各直属机关的较好的单位，许多问题也没有及时处理。
大部分单位只着重检查了贪污，对于严重的浪费现象没有普遍检查。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并且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和顾虑。
因此，运动的声势不大，影响不够广阔。
形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一、领导干部对这个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认为：
“铁路与财经不粘边，就知道运输，想贪污也贪不上。”
“铁路手续挺严格，不会发生贪污。”
安东铁路分局材料科长说：
“我们的采购员都经过了三审三查，绝不会贪污。”
有人则主张只反官僚主义，还有的人有“过关思想”，他们藉口“铁路只有浪费，需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贪污运动刚一开始，就急于收场。
这样，就使这个运动缺乏思想领导。
二、领导方面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动员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地进行动员，只在讨论会上说：
“谁贪污谁就说吧！”
有的干部压制民主，在员工要求他检讨时，他竟说：
“我不会检讨。”
别人给他提意见时，他说：
“你们不了解我的工作情况。”
有的说：
“你们是乌鸦落在猪身上，看见别人（指领导）黑，看不见自己（指群众）黑。”
有的说：
“你们有确实材料吗？
等材料证实了再提。”
这就使许多群众更增加了顾虑，不敢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三、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组织领导方面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东北铁路特派员在去年09月号召全路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没有细致分析情况进行深入动员。
运动开展之后，又没有及时了解情况，缺乏检查和具体领导。
直到最近，特派员办事处和东北铁路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对整个运动的领导，仍缺乏明确的具体的分工。
东北铁路庞大基本建设工程没有专人负责，使国家资财遭受很大的损失。
办事处的财务部门对各基层单位向银行存款从不过问，全路利润解入较实际利润少百分之二十七。
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没有钱还得向银行借，因此支付利息五亿一千多万元。
少数运输人员，接受私商贿赂，非法出卖车皮，盗运禁运物资。
生计部门有以少卖多、以坏卖好的贪污现象。
从东北铁路的实际情况看来，在全路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极其必要的。
　（东北日报）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4期介绍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第124期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题为“加强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军事化和劳动人民的贫困化”的社论说：
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疯狂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空前大规模的军事化，已经引起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人工资的急剧下降。
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是骇人听闻的，杜鲁门向美国国会报告说：
1951年美国各公司的利润将达五百亿美元，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平均数一倍以上。
帝国主义统治寡头想把军事化和战争说成是走向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的道路，以蒙蔽人民。
但是1950年美国有一千五百二十万人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1951年单是09月份失业人数就增加了一百万。
1950年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的人数共计四千五百万。
美英战争宣传家正在鼓吹“人口过剩”论，但参加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国家，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这个财政年度共将花费一千九百亿美元，这个数目足够维持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失业者和家庭的生活。
社论接着说：
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活费用的增加，在侵略朝鲜战争的一年中，美国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英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经济军事化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已使劳动人民的有组织的反抗日益增长。
根据美国官方材料，战后的五年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时期比较，每年平均罢工人数增加了两倍。
英、法、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其他国家都举行了很多次罢工。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为生活的斗争，和全世界争取和平的运动密切结合。
一切劳动和光荣的人民，正义和进步的人民，都要求停止侵略朝鲜的战争。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群众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他们一定能战败新战争制造者的阴谋。
本期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里亚蒂的长篇论文“人类的唯一正确道路”，论述10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
托里亚蒂说：
10月革命发生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时期。
政权转入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的手中后，他们就开始建设新国家，用这个国家作为建设新社会的工具。
10月革命后，苏联经济不断进步，三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危机，工业建立了，农业改变了，失业、贫穷、文盲和愚昧消灭了，击退了两次侵略，打了两次胜仗。
尤其重要的是：
掌握了政权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以经常讨论、学习和集体解决一切生产问题的办法来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
劳动第1次成为光荣的东西和一切利益的泉源。
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青年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既不受暴力的威胁，也不受经济危机和当炮灰的威胁。
但在另外一面，在苏联以及学习苏联榜样的国家以外，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实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
托里亚蒂强调说：
民主和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的广大地方取得了胜利。
今天，正如10月革命胜利以来这段历史时期的一切决定关头一样，人类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苏联和斯大林向世界指出的道路。
本期发表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一文。
格罗查指出：
人民委员会是罗马尼亚最民主的地方政权机关，保证享有充分权利的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的创造性建议，是促使国家工业化和按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农村的计划付诸实现的伟大力量。
但是，人民委员会还没有充分利用群众的无限创造力。
因此，吸收所有的代表参加更积极的工作，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行列中吸收更多的积极分子——这就是各人民委员会的迫切任务。
本期还刊载了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阿里斯孟第的“在美国垄断资本铁蹄下的拉丁美洲”一文，作者说：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利用一连串的协定，使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军事控制，并且操纵它们的国家机器；
拉丁美洲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与美国垄断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供给美国以农产品和原料的附属国。
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拉丁美洲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生活在奴隶状况中，每日劳动十五到二十小时。
拉丁美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正在进行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和独立。
（新华社）

正视自己的错误
　光未然
我过去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中犯了很大的错误。
错误的性质是，由于自己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忽视本身的思想改造，于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对待文艺工作；
自以为掌握了正确的文艺路线，实际上不但脱离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而且歪曲了和妨害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我过去（195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育长和创作室主任的职务，党内还担任总支书记的工作；
1951年调中央文化部工作，和戏剧学院还保持一定的工作联系。
中央戏剧学院在此次文艺整风期间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现象，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所遗留下来的不良后果。
我的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戏剧创作的领导上，一贯地忽视作品的政治内容，片面地强调提高艺术性和提高技巧，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败。
在创作室组织学习的时候，我也空谈了一阵政策性、思想性、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等等，但在具体的组织创作，讨论创作的场合，却总是热中于人物性格的刻划，剧情的安排，语言的洗练……这些次要的方面，而在作品的主题思想，对观众的教育效果，是否正确地典型地表现生活真实……这些主要问题上，却缺乏认真的考虑。
在评价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总是惯于把艺术标准放在第1位，把政治标准放在第2位。
话剧“开快车”的失败，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剧本最初是一个工业干部写的，作者用自己亲身的体验，通过这个剧本来反对工业建设中的官僚主义，主张提高工业生产力，这个主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但是作者的写作态度是不够客观的，对于工厂中的党政领导，流露着浓厚的对抗情绪，表现了浓厚的技术观点，这就是这个剧本的致命的弱点。
可是我们拿到这个剧本初稿的时候，觉得主题很现实，性格很鲜明，情绪很丰满，投合了自己思想上也多少存在着的技术观点，因此就大为赞赏起来。
虽然也曾说服原作者，认为他的态度不够客观，歪曲了党的领导人物的形象，认为这些地方需要认真地修改；
但主要还是从艺术上去考虑，觉得哪些人物性格还可以处理得更鲜明一些，哪些地方剧情还可以处理得更紧凑一些，哪些地方语言还可以更适合身份一些等等。
我们根据上述的意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交给刘沧浪、鲁煤两同志来修改；
觉得他们两人入城前在纱厂生活过一个时期，一定可以胜任愉快。
至于剧本中描写的石家庄纱厂的情况，是否符合于典型的生活真实，是否符合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修改者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感情能否正确地掌握体会等等，就不多考虑了。
当时自己还心安理得地说，这个剧本修改出来以后，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会超过“红旗歌”的。
我很重视这个剧本，曾经参与每一段细节的讨论，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发现了执笔者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感情有掌握得不对头的地方，执笔者也曾为此苦闷过；
但我却一味地鼓励，并且就自己所能够体会到的部分，极力加以“启发”，鼓励作者去“想像”和“揣摹”，这实际上是鼓励作者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填补和代替自己所不熟悉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当时却不以为这是错误的、危险的。
这个剧本在创作室经过了多次的讨论，反复修改了三遍，最后还经过我从头到尾润色了一遍，虽然觉得党员干部的语言还有很多不合身份的地方，但大体上觉得是可以了。
但是结果怎样呢？
不但没有改掉原来的致命弱点，反而在某些地方助长了这些弱点。
为了追求艺术性、戏剧性，不惜牺牲生活的真实以屈从剧情的要求，结果对工厂中党的工作、工会的工作，作了非常不正确的描写，对工厂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作了肤浅的歪曲的表现，实际上是取消了工厂中党的领导、工会的领导，原来被认为性格鲜明情绪饱满的正面人物，一个个被注入小资产阶级的血液，剧本通过了这些所谓正面人物的语言行动，实际是提倡了单纯的技术观点，宣扬了无组织无纪律（参看“人民戏剧”三卷六期刘沧浪同志的检讨文章）。
“开快车”就这样失败了。
“开快车”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警惕。
当时我虽然作了检讨，但在思想上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结果是接二连三地重复了错误。
像“从头学起”歪曲了丑化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像“母亲的心”、“人民的意志”表现了显著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像“节振国”取材不典型，而又在某些地方错误地美化了剧中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这几个剧本，最初我也是片面地从艺术性出发，或者从作品的抽象的政治热情出发，觉得是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人物的性格是树立起来了，就无原则地加以鼓励，认为是“很好的”作品。
对“母亲的心”、“人民的意志”这两个剧本，听到有人在指摘它的缺点，我不是虚心地听取和考虑这些意见，而是正如丁玲同志所批评的，我滥用了“人民戏剧”副主编的地位，赶忙发表了自己一篇“推荐”的文章，帮助作者拒绝批评、维护错误。
（关于“人民戏剧”编辑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的检讨，另见该刊三卷八期“停刊告读者”一文。）
像“开快车”“从头学起”这样的剧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歪曲了、丑化了党员干部的形象，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批评他们的缺点，结果变成了诽谤和诬蔑。
这和以往创作室领导思想的片面性有直接的关系。
我曾经错误地理解文艺作品的思想性；
前年春天，我在创作室扬言要“加强批评”，主张写“干部思想三部曲”，而以“开快车”作为这个“三部曲”的第1部。
我一方面忽视青年作者的思想改造，一方面又鼓励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批评我们新生活的缺点，批评我们党员干部的缺点，这当然会把他们带到错误的、失败的道路。
至于创作室在我的领导之下，产生了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严重现象以及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各种表现，在我去年写的“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的经验教训”（见人民戏剧三卷六期）一文中已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戏剧学院的演出工作的领导上，我也是一贯地忽视政治、片面地强调提高艺术性、提高技术的。
当华北大学文工团改组为戏剧学院歌剧团、话剧团、舞蹈团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向专业化发展和试行企业化的口号，并且要求我们剧团的演出，应该符合于中央的水平、国家的水平。
当然这样提出也还是可以的。
问题在于，我们给了演出团体很繁重的提高的任务，至于提高什么，如何提高呢？
我却没有想得很清楚。
当时我的头脑里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就是：
我们演员存在着业务苦闷，因此要提高业务，我们文工团员长期没有得到业务学习，因此要加强业务学习。
前年上半年全院工作总结的时候，我又提出了两句口号，就是：
“提高演出质量，加强业务学习。”
提高什么，学习什么呢？
我的提法是
“提高理论和技术的水平”，所谓理论，大体上是指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等等，这一方面，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是放松了的。
所谓技术，当时是指表演技术、练声、舞蹈等基本训练，这一方面，后来事实证明，是得到贯彻的，当时在全院各演出团体中，提高技术的空气压倒了一切。
加之全院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薄弱，就逐渐形成了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和忽视普及工作的倾向，就助长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技术观点和个人主义的抬头，变成了关门提高、脱离群众，脱离了全国戏剧运动和普及工作，演出质量越来越降低，完全失掉了我们所标榜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普及的作用。
前年年终整风的时候，曾经有些同志对我们当时的做法表示怀疑，甚至对当时脱离普及脱离运动的偏向提出批评，我却采取了坚持错误的态度，只是认为“我们和运动的结合是不够的，对普及的指导是无力的”，但总起来说，还认为“我们在艺术提高方面所追求的鹄的，是符合于运动要求的，是符合于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远大利益的，因之就不能说是已经发生了脱离运动的倾向”；
而且片面地根据各地文工团问我们要剧本没有剧本，要材料没有材料，要讲义没有讲义的事实，强词夺理地辩解：
“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自己，就无法提高别人；
如果不能解决自己的业务苦闷，也就无法解决别人的业务苦闷；
如果自己不能迅速走向专业化，也就谈不上帮助别人走向专业化，以往的缺点，主要的不是没有做好普及，而是没有做好提高，主要的不是没有做好对别人的指导，而是没有加强自己的学习。”
这实际上是横暴地拒绝批评，公开申辩自己关门提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我想拿“和平鸽”作为例子，进一步说明我在普及与提高和学习技术方面的糊涂观念。
舞剧“和平鸽”的创作，说明了欧阳予倩院长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上的政治热情，但是由于我对于欧阳先生的帮助不够，对舞蹈团的领导不够，这个舞剧在主题的表现上是很不深刻的，许多地方是从形式出发、从场面出发、从技巧出发的，这个舞剧将西洋的巴蕾舞作了生硬的搬用，舞蹈方面和音乐方面，都缺乏任何的独创性；
这个舞剧既然没有具体地描写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斗争生活，而是一般地图式化地表现出所谓国际性的斗争场景，这就不能深刻地表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和决心，从舞蹈上、从音乐上都看不出也听不出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意志。
这些严重缺点，虽然我当时也感觉到并且谈论到了，但却以为“在艺术上”不妨尝试一下，并且把支持这个剧本的演出当成最高的原则，不惜制造出各种错误的言论来维护它的缺点。
譬如说，“和平鸽”演出以后，有人怀疑这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方向；
这个怀疑是完全有理由的；
可是我却辩护说，“和平鸽”的上演“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一次的尝试并不代表一个肯定的方向”，认为这种尝试竟然是“建设舞蹈的民族形式、走向舞蹈的正确方向的必要步骤之一”，这当然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说法。
譬如说，有人怀疑“和平鸽”这样的舞剧一般的文工团怎样能够演出；
这样的怀疑也是完全合理的；
可是我却辩护说，我们的演出节目中可以有一部分是一般的文工团不能上演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完全脱离普及的提高，对普及毫无指导作用的提高，这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又譬如说，有人看了“和平鸽”很不满意，编了打油诗，说是：
“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
我听了很生气，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为若干年后工农兵受得了而奋斗！”
这实际上是抗拒批评，表示了艺术脱离人民的决心；
从这句话里，已经嗅不到任何无产阶级的气味了。
在教学的工作的领导上，我的错误性质和其他方面是一致的。
我一贯地脱离实际，不了解下面文工团员们真正的需要。
我对来校学习的文工团干部，只有一些笼统的、概念化的认识，觉得他们在政治上——比较强；
工作经验——相当多；
理论上——不系统，存在着经验主义；
业务上——存在着苦闷；
技术上——缺乏正规的学习，需要提高。
根据这些概念化的认识，我所提出的教学任务主要是：
“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提高业务理论与技术的水平。”
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政治的提高、思想的提高。
所谓帮助总结经验，实际上成为一句空话。
这里的经验，应该指的是向工农兵学习的经验，为工农兵服务的经验，艺术普及工作和艺术宣传工作的经验等等。
在领导思想热中于关门提高的时候，这些经验是不会受到重视的。
这些经验并没有认真地被帮助总结出来，成为系统的材料，并没有被集中起来，成为充实教学、改进教学的源泉。
相反地，在我这个教条主义的头脑里，对于这些经验是很不尊重的，对拥有实际经验的人，一律看成是经验主义，而要以教条主义的方法，以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和它进行“斗争”的，这怎么会督促我们的干部，认真地帮助他们进行总结经验，用来充实和改进我们的教学，用来当做艺术提高的基础呢？
这样一来，剩下的就是业务的理论课、技术课占去了几乎全部的课程内容，这些课程也同样体现了我们关门提高的方针，因为在教学内容上，对戏剧运动现状，普及工作现状的研究和学习，譬如戏剧创作问题，戏曲改革问题、群众业余的戏剧活动等都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研究中国戏曲遗产、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课程，或者是不能结合实际（如中国戏曲史）或者是不系统不经常（如地方戏曲），总之是没有显出它突出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教学干部思想领导的薄弱，某些未经改造的教员，曾经把课堂当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讲坛。
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受到谴责的。
由于我严重地忽视政治、忽视群众对艺术的要求，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我的思想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之在我的艺术思想上，就不能不陷于极度的混乱。
因之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我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这就助长了轻视普及的倾向，助长了关门提高的倾向；
在提高什么、如何提高的问题上，我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提高艺术性，这就助长了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
在提高艺术性提高业务的问题上，我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提高技术，这就助长了干部中间的技术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
在提高技术和学习技术的问题上，我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学习西洋技术，这就助长了轻视民族遗产、盲目崇拜西洋的非爱国主义倾向；
错误的领导思想形成了错误的路线，这个路线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一天天越离越远，最后是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则。
这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曾经在中央戏剧学院、在中央戏剧学院党的组织中居于领导的地位。
这就是以往在戏剧学院没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对人民戏剧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
这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戏剧学院党内曾经有过斗争，并且有过尖锐的斗争。
譬如戏剧学院在1951年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严重现象，1950年年底党内整风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同志曾经尖锐地提出过。
可是我当时缺乏最起码的觉悟，忠言逆耳，许多话都听不进去。
在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里，把正确的意见都看成“老一套”；
在我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把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都一律看成“经验主义”，加之我的党性不纯，十分缺乏民主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态度，主观而且自大，听不得相反的意见；
高高地站在群众之上，干部之上，自以为坚持了正确的东西，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批评，压制了民主，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我的组织性纪律性非常薄弱，在党内发生了根本性方针性的争论时，也没有及时报告上级，请求指示。
我用很不严肃的态度对待整风，为1950年的整风作了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的结论；
就是这样，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发扬，错误的意见却得到了支持。
我的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上也造成了损害。
事实证明，戏剧学院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已产生了右的倾向，可是过去当党内同志每一次提醒的时候，我总以为我们应该防止的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偏向。
从戏剧学院总支成立的第1天起，我就提醒全体党员应该很好地和党外人士合作，防止左倾关门主义的偏向，当时这样提出还是必要的。
这以后学院吸收了大量新区的艺术家和艺术青年，这本是可喜的现象；
但同时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需要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达到真正的团结。
可是我忽视这一基本情况，一贯地强调团结而忽视斗争。
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从党的领导人起，就解除了思想斗争的武装。
我过去长期在蒋管区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那时的情况、条件不同，加之我对统一战线理解的肤浅，就是在那个时候工作中也曾表现了右的倾向。
我在目前新的情况下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以往的工作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和党外人士接触的时候，总是特别的讲究工作方式，讲究方式是好的，但在我却把方式代替了原则。
我总害怕伤害了小资产阶级干部的自尊心，这种迁就妥协的方法，实际上是堵塞了非党干部前进的道路。
当这些同志觉悟了的时候，是谁也不会感激我的。
更重要的是我的文艺思想和某些非党同志的某些落后的艺术观点有了互相沟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怕伤害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怕伤害自己。
可以举音乐工作做一个例子。
我不懂音乐，对音乐有着一知半解的知识，这些浅薄的知识大多是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艺术教条。
资产阶级的古典音乐曾在一个时期迷醉过我；
带着这样的趣味和爱好，开始进入解放区的时候，对于秧歌音乐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这几年来，感情上确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对资产阶级的所谓高级形式的音乐建筑，对小资产阶级的音乐情调，从来没有隔断感情上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对全院的音乐工作进行坚强的领导，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音乐思想进行深刻的斗争，这就是很困难的。
“和平鸽”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对欧阳院长这个剧本有一些意见，首先在创作方法上、在风格上，在某些场面、情节的设计上是不能满意的。
我的所谓帮助也偏重在这些艺术性的问题上。
我没有着重对欧阳院长的创作热情进行政治上的帮助，特别没有帮助他集中群众的意见，以进行有效的修改。
相反地，我
一方面说服舞蹈团同志们上演这个剧本，一方面在党内说服大家不要提意见。
等到演出以后，同志们的意见很多，而且提得很尖锐。
我怕伤害了欧阳院长，一方面蒙蔽他，使他听不到这些意见，一方面制造出许多错误的理论，用来压制这些批评。
这就堵塞了欧阳院长和群众的联系。
这样的团结当然是庸俗的团结。
事情是很明显的，由于我自己缺乏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和党外人士合作的时候，就不能达到有原则的团结；
由于我自己在思想上没有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因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划不清思想的界限；
由于我自己在文艺思想上陷于混乱，也就无法帮助全院党和非党同志澄清文艺思想的混乱。
造成我的文艺思想的严重错误和严重混乱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1，在我的思想深处存在着政治和艺术、普及和提高的二元论的看法。
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并没有自己的体系，大部分是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艺术影响。
我过去长期间对资产阶级的某些文学、戏剧、音乐作品，曾经狂热过、拜倒过，虽然我所爱好的外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作品，大部分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民主性的，但是由于缺乏批判的能力（如果批判的话，也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和爱好来进行批判的），这些作品中的个人力量、个人感情的夸大的描写，以及对社会阴暗面的刻划，投合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好；
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某些艺术方法、艺术规律，也曾经不自觉地强固地影响了我。
就是说，无形中成了资产阶级文学教条、艺术教条的俘虏。
这些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趣味、爱好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成见，在观察文学艺术的时候，不是首先从政治、从阶级要求出发，而是从文学艺术的教条出发。
经常有一套主观的牢不可破的想法，觉得怎样怎样才是文学，怎样怎样就不是；
怎样怎样才是艺术，怎样怎样就不是。
再就是新歌剧应该怎样怎样，新音乐应该怎样怎样，新舞蹈应该怎样怎样等等。
从抽象的“应该怎样怎样”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需要出发。
如果政治内容、生活真实，和这些主观的、抽象的艺术教条发生了矛盾的时候，那是会为了教条宁肯牺牲政治内容和生活真实的。
我在创作室的领导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说明。
这样在我不自觉的思想深处，就有了政治和艺术可以相互平行的看法。
就是说，政治——应该是无产阶级的；
文学艺术——也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
譬如1944年左右我在昆明工作的时候，一方面进行着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激烈斗争，写了一些政治论文和
一些政治讽刺诗，这些，在斗争中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却也写了和出版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落后感情的抒情诗集，自己明明知道这样做“不但有损于一个进步诗人严正的立场，而且是一个文艺战士永远的羞辱”，并且还在这个诗集的跋文中痛骂自己：
“这些诗能够发表吗？
这样的东西能够见人吗？
这集子能够代表自己吗？
狂妄的感情，偏激的诗章，空洞抽象的字句，自高自大的丑态与装腔做势的语言，那是要使人作03日呕的！”
虽然如此，还认为这些诗有一定的艺术性，还是老着脸皮把它出版了。
这种政治和艺术二元论的看法，自己以为在思想上已经清算过了的，实际上并没有彻底地清算。
这种政治和艺术的二元论，实际上是变相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它之所以在我这个党员的文艺工作者的头脑里可以存在，乃是由于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斗争性不强，缺乏一种把文学艺术当做革命武器的强烈要求。
我经常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强调技巧，观察艺术作品时往往重视艺术性而忽视政治性，都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说明。
因为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忽视政治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因此就过分地强调提高，产生了提高和普及的二元论的看法。
我对毛主席规定的“普及第
一”的方针，从理智上是赞成的、拥护的，觉得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就会大大发挥广大群众艺术上的创造力，就会在若干年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文学艺术的大花园，这一点我是感到兴奋的。
但是觉得做这样的工作是别人的事情，好像和自己的关系很少似的。
至于我们呢？
是专门做提高工作的，做高级艺术的建设工作的，这种提高的、建设的工作，仿佛是可以不要任何雄厚基础的。
我常说，我们的任务是就以往在普及基础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再予以提高一步。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明天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今天关门提高的东西再来一个提高；
以后就是步步高升，升到空中楼阁，完全不管什么普及不普及了。
特别是这种空中楼阁的提高，还主要是从艺术性上着眼的，至于思想内容呢？
那就不太注意了。
这是一种脱离人民的想法，这会把艺术和艺术家引向死路的。
记得前几年在解放区农村的时候，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有的音乐家因交响乐吃不开而苦闷，有的画家因不能画油画而苦闷，他们向我发牢骚，我都曾寄以同情，这说明我的一心提高，忽视普及的倾向是由来已久的。
带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我虽然惊叹于解放区文艺作品伟大的政治鼓动的作用，但是在艺术形式方面，特别在秧歌剧的艺术形式方面，觉得似乎太简单、太粗糙了，觉得以我们的力量，本来是可以把它搞得更好一些的；
譬如说，人物形象可以更鲜明一些，音乐可以更丰富一些，唱的可以更好听一些等等。
这种看法本来也不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是从抽象的艺术教条去考虑，不顾人民的爱好，人民的欣赏习惯，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躁心理，试图作脱离实际的提高。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难以实现；
进城了，干部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有所不同了，这种想法又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来支持了，于是这种片面提高的急躁心理，就发展为关门提高的具体实践。
形成错误思想的第2个原因，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长时期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长时期以来，我是搞所谓革命的文化工作的，接触的多半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
和这些人谈话谈得来，思想感情很容易打成一片；
和劳动群众很少接触，谈话谈不来，不能打成一片。
过去在蒋管区，或者也可以说，由于政治、社会条件的限制；
到了解放区，住在农村里，住在小城镇上，虽然担负了行政工作，到底有了一定的接触劳动群众的机会，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脱离群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致命伤，并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刻苦地向群众学习。
长时期漂浮在上层，作的是所谓文化工作、思想工作，用笔用嘴的工作，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不接触群众，不了解群众的需要，也可以照样地写文章、讲道理。
久而久之，就变成革命的空谈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长时期地从生活上、从思想上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不懂得他们的需要，至少不能体会到他们的迫切需要，不熟悉他们的生活、趣味和爱好，加之自己思想意识上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文艺观念上陷于混乱，就使自己所领导的艺术工作，和群众的需要越离越远，发展了错误，而且坚持了错误。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接触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生活上、思想上早已和他们打成一片，懂得他们的需要，熟悉他们的生活、趣味和爱好，因而脑子里常常忘记工农兵，记得的是小资产阶级；
在艺术问题上不能做工农兵的代言人，却常常做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譬如说，坚持工农兵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思想原则，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眼光看来这是未免太“狭隘”了。
小资产阶级对这点经常不满，要求“放宽尺度”。
我一方面向这样的同志解释所以不能放宽尺度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深处，竟也有了同样的感觉和要求。
我记得1948年在石家庄举行的一次华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我自己就曾经附和过这种“放宽尺度”的论调，公开作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在戏剧学院工作的期间，这种思想仍然是起作用的。
譬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曾制造各种错误的论据，如关于“和平鸽”的诡辩，整风时期的诡辩，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诡辩，实际上都是做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从各方面歪曲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从各方面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不但主张放宽尺度，而且直接经手大大放宽了尺度。
放宽尺度的另一个代名词，在我就叫做所谓“提高”。
“放宽”也罢，“提高”也罢，客观上都是为小资产阶级打开门户、发展市场。
经过延安的整风，经过毛主席的教导，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自动地把小资产阶级的后门堵上了，把一切违反工农兵利益的旁门左道堵上了，只留下一条虽然艰苦，但却是光明的大道，这就是毛主席文艺路线——工农兵方向。
可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经过我的手，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旁门左道，过去经过痛苦的斗争才堵上了的，又被我一个一个地打开了。
并且号召同志们放胆走去，一直走到和工农兵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到错误的失败的地步。
作为一个党员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诚心诚意打算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的；
可是，由于长期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向自高自大，忽视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使错误的思想可以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觉察到的。
自以为掌握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实际是歪曲了毛主席的路线，并且以自己的比较有系统的错误的理论，阻挠了和妨害了正确的文艺路线的贯彻执行；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可以发展到这样顽强的可怕的程度，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可以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的阻力，这些，也是我过去完全没有觉察到的。
这次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初步检查出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开始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后，使我大吃一惊而猛省起来！
我现在虽然不在戏剧学院工作，但还在其他文艺岗位上参加一些领导的工作，担子甚至比以前更重了。
一年以来，我的思想上有初步的觉悟，但是离真正的觉悟还是相差很远。
如果我不能彻底检查出自己的错误思想，认真地改造自己，我今后怎么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呢？
因此，我诚恳地要求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我必须痛下决心，正视自己的错误而且坚决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同志们一同前进。
（1952年01月13日根据去年年终在中央戏剧学院全院大会上的报告稿写成。）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赵志方　苗地　画
（十）冀峰和赵智这才完全明白。
他们计划把赵仁送回武清县交当地人民政府去处理。
就由冀峰执笔给武清县当地人民政府写了一封检举赵仁的信，准备由赵智送赵仁回去。
但是，赵智回到工厂和别人一商量，别人劝他不必这样费事，不如在天津市检举。
（十一）赵智没有歇下腿就又打电话给他二哥冀峰，他俩一起跑到一区蒙古路派出所去检举了赵仁。
（十二）原来在这以前，王锡儒已经这样做了。
王锡儒很爱他的外甥，但是既然赵仁盗窃了国家资财，只有把他交给政府，由政府改造他，让他重新做人，这样才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他这样想通了以后，先到派出所报告，又直接去人民检察署检举了赵仁。
（完）

像钢铁一样坚强的石振兰
石振兰同志是志愿军某部一连五班的副班长，在朝鲜第2次战役中，荣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级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
1950年11月的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石振兰同志带着一个小组的战士，担任起攻打两个山峰的任务。
他们在夺得了第1个山峰，并继续向第2个山顶猛攻的时候，石振兰同志感觉右臂有点酸麻。
低头一看，鲜血直流，襖袖上的血已结成了冰块，但他仍提起冲锋枪向山头冲去，接连又打败了敌人两次疯狂的反击。
这时，前哨只剩下四个同志，弹药也快打完了。
大家议定：
要爱护每一颗子弹，敌人不靠近决不开枪。
一直等敌人离他们约摸十五六步远的时候，石振兰同志大喊一声“一、二”，手榴弹、机枪对准敌人齐发。
敌人越来越多，火力也愈来愈强，满身是胆的石振兰同志，站起来投了一颗手榴弹，端起冲锋枪向敌人杀去，洁白的雪地上，躺满了敌人的死尸。
石振兰同志随着跑上山顶，向敌人又是一阵猛扫。
这时，一枚手榴弹打上山来，他的左下腿受了伤，他支持不住蹲在雪地上，碰巧摸到敌人留下来的两枚手榴弹，他顺手拿起来又向敌人扔去，流血过多的石振兰同志，顿时昏倒在雪地上。
待他苏醒过来，已经是在一个安静的防空洞里了，他坚强地说：
“重伤绝不叫苦！”
石振兰同志的伤刚好，便立即重返前线，继续活跃在朝鲜的战场上，奋勇地打击敌人。
（附图片）

充分表现志愿军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创造力
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图片展览揭幕
观众一致赞扬志愿军热爱祖国的业绩
【新华社21日讯】
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及图片展览会，21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揭幕。
这次展览的实物和图片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展览品中的一部分。
在这次展览的实物和图片中，有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献给志愿军的各色锦旗二十八面，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和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的照片六十八幅；
有著名的战斗英雄崔建国缴获的美军的刺刀，崔建国曾用这把刺刀在加里山战斗中刺死六个美国鬼子；
还有一把大铁锹，志愿军某部战士魏明曾用它砍死了两个美国兵。
展览品中还有前线战士们在战地的作战工具、被服、食物和利用敌人的弹片、钢铁和其他废物所创造的各种生活用具和文化娱乐器具等。
这些展览品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比的英雄气概和无限的创造力。
展览品分为六大部。
在生活日用品部里，陈列着从饭锅、蒸笼、水桶到筷子、勺子、小刀、肥皂盒等志愿军战士们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这一切都是战士们利用敌人的破铜烂铁所做成的。
他们用汽油桶截短做行军锅，把桶盖锤成菜锅。
炊事员罗培荣用被击落的敌机上的废铁锤了一把菜刀，并给它起个名字叫“胜利刀”。
战士们搜集敌机的不同口径的子弹壳，做成油灯。
他们还把用过的包炮弹的蜡纸，做成纸蜡烛；
把松油熬成松油蜡烛。
战士们把炮弹爆炸后的铜片做成勺子，用被击毁的敌机上的铝块锤成肥皂盒、饭盒和做成水桶。
战士们并用美国五百磅大炸弹弹尾做火盆，用大罐头煮水喝。
战士们对祖国带去的每一件东西，都十分喜爱。
一个炊事员的扁担已经用断了，他就把它做成许多把刷锅的竹刷。
一个战士带去的水壶被炮弹打坏了一半，他把另一半装上木柄改做饭勺；
饭勺漏了，他又把它钉许多洞改成漏勺。
在挖工事时，铁锹和铁镐被岩石磨短了，战士们就把它放在火上烧红了用石头把它锤长了再用。
某部战士李凤翔缴自敌人的一把八寸长的纯钢的铁锹，一年多来磨得只剩三分长。
有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文化艺术素养的志愿军战士们，创造了许多文化娱乐的器具来丰富自己的战地文娱生活。
他们利用祖国的马尾，朝鲜的树枝和软薄的树皮（当蛇皮），美国的炮弹壳和电线里的铜丝，制成胡琴，他们骄傲地把这叫做“两洲三国”胡琴。
他们用缴获的美国汽油桶、炮弹壳制成锣、钹等打击乐器。
他们把这些乐器叫做“西洋乐器”。
他们也用祖国的炒面箱做成木椰子，用木板按上电线里面的铜丝做成木琴。
他们还用牛皮蒙在掏空的树桩上做成鼓，刮松油制松香，用罐头制成三弦等。
他们还把粗树枝用烧红的铁条烫通，上面用芦苇做哨，下面按上铝皮做成唢呐。
在战斗空隙中，他们就愉快地演唱起来。
在展览品中，还反映了志愿军战士们不倦的学习精神。
当战士们在火线上缺乏纸张时，他们就用树皮、树叶、玉米外衣写墙报。
战士们还剪了许多窗花。
这些窗花是战士们贴在工事里当装饰用的。
他们剪了很多杀敌、射击的英姿；
也剪了许多敌人跪下缴枪的狼狈相。
这些展览品感动和教育了每一个观众。
许多观众边走边谈，他们表示：
志愿军在前线艰苦的生活和光辉的创造，给了大家艰苦奋斗，热爱祖国的榜样。
（附图片）
展览图片之一：
荣获一等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高射炮部队，日夜打击着美国空中强盗。
展览图片之一：
美国侵略军使朝鲜和平人民流离失所，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们让出自己用雨衣搭成的房子给朝鲜人民居住。
这是朝鲜人民带着感激的心情进入房子前的情景。

列宁著作在苏联和国外出版的情形
苏联沙维茨卡娅
二十八年前，在1924年01月的哀悼的日子里，第2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出版和广泛传播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天才著作的专门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广泛传播列宁的著作，使共产主义思想变成所有劳动人民的财产，就是纪念列宁的最好的办法。
第2次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委托列宁学院采取最紧急的办法，用各种文字尤其是东方各种文字出版几百万册列宁选集，并首先印行对于广大工农阶层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著作。
同时，列宁学院也被委托用严格的科学精神，迅速出版列宁全集。
列宁的著作已经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
共产主义的思想已经成了几百万劳动群众的财产。
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于列宁著作的出版和传播给了极大的注意。
为了搜集、保存和合乎科学地发表列宁的著作，1923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机关——列宁学院，附设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
这个学院后来在1931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院合并，成为统
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附设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之下。
从此苏联境内用俄文及苏联其他民族文字出版列宁著作的工作，即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及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分院来担任。
根据正式的统计，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苏联境内列宁著作的出版总量共为二亿二千二百三十六万册。
这些书用七十七种文字印行：
五十七种苏联各民族的文字和二十种外国文字。
列宁全集第4版的出版，是布尔什维克党、苏联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思想生活中的一件突出的大事：
它的俄文版于1950年年底出齐。
这个版本是列宁文字遗产的最完全的集子。
这个版本和第2版及第3版相比，增加了五百零一篇新的文献，其中六十二篇是初次发表的。
在全集第4版中，最完全的发表了标志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思想合作的文献。
新版全集共印五十万部以上。
但是这个庞大的印数还是不够的，现在又增印十万部。
列宁全集第4版已由俄文译成白俄罗斯文和拉脱维亚文，现正用乌克兰、阿塞拜疆、乔治亚、亚美尼亚、乌兹贝克、哈萨克、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的文字出版。
列宁著作的单行本多次在苏联出版，印数都有几百万册。
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基础的“做什么？”
一书，用三十四种文字出了一百零八版，总印数为四百六十八万八千册。
说明党的组织原则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用二十九种文字出版了八十一版，共印四百十三万册。
阐明党的策略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曾用三十六种文字印了一百零三版，总印数为四百二十一万三千册。
列宁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的一本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曾用十七种文字印了七十三版，总印数为三百八十六万二千册。
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四十种文字印了一百六十一版，总印数为五百八十六万五千册。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用三十六种文字印了一百四十八版，总印数为五百十二万册。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用三十一种文字印行七十版，总印数为二百十八万二千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用三十三种文字印了九十二版，总印数为三百零一万六千册。
在苏联，列宁的天才著作为干部的思想—理论武装和劳动者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这些著作指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
在外国，列宁的著作用四十多种文字出版和传播，印数有几百万册。
在中欧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列宁著作的出版数量尤为庞大。
在波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45年以后出版的列宁著作的总印数是四百万册左右，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各二百万册左右，在保加利亚是一百五十万册以上。
在阿尔巴尼亚，列宁著作的单行本的印数是四万多册。
过去阿尔巴尼亚是没有一本书有过这样大的印数的。
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列宁全集俄文本第4版的译本正在陆续出版。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也通过了一个关于出版列宁全集德文本的决议。
选集已出版了二十万册。
此外还出版了列宁的一些主要著作和文集的单行本。
有些书的印数超过三十万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出版六卷集和两卷集的文选，并出版二十卷集的文选。
很多列宁著作的单行本，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维埃民主、社会主义竞赛等问题的论文集也已出版。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出版和广泛传播列宁的著作。
出版了两卷集和二十卷集的选集。
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论战争、起义与和平”、“列宁和斯大林论合作制”等的论文集。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了迫害，而劳动人民却在出版和研究列宁的著作。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丹麦，都已出版了列宁选集。
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和日本出版了三十多版论文集，法国出版了二十版左右。
在英国、挪威、芬兰、瑞典、瑞士、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印度，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各国，澳洲、非洲、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也出版了列宁的单行本著作。
印度出版的列宁著作除了英文版的以外，更有印度各民族——乌尔都、德鲁古等文字的版本。
列宁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在国外获得最广泛的传播。
全世界劳动者都在研究列宁的著作，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者的著作，他们正从这些著作里面吸取他们从事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斗争的力量和信心。

女医务工作者于宪桂
在朝鲜第5次战役中，某地敌人向我方进攻，情况十分紧急。
团部下令要后方伤员收容站的伤病员们即刻转移。
女医务工作者于宪桂和她的战友们马上执行了任务，抬起担架就走。
夜深了，朝鲜的山地尽是小路，路上高低不平，他们只能一步步摸索着前进。
这时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紧，把伤病员从小路抬到公路道上，来回得走四、五里。
于宪桂想：
“得赶紧抬，决不能让咱们的志愿军伤病员们留下，遭受敌人的毒害！”
她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担架很重，把于宪桂压得头昏眼花，喘不过气来。
她觉得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小了，汗水像雨一样直往下流。
她一面跑，一面想：
“这些困难是谁给的？
是美帝国主义。
咱不是来打美国鬼子吗？
克服困难就是狠狠地打击敌人。”
抬了几个重伤员以后，她终于昏倒了。
她被另一个同志叫醒，同志们要她去休息。
这时，在她的脑子里浮起了在山沟里，在树林中躺着的重伤战士们。
她想：
“决不能有一点犹豫，后面还有重伤员在等着，两个人抬总要比一个人背快得多！”
于是，她又咬紧牙关，支撑着爬起身来，抬起担架继续前进。
这次，她在一黑夜连背带抬抢救了十八个重伤员，走了八、九十里路。
在全部志愿军伤病员顺利到达安全地带的第2天晚上，敌人即占据了我们的伤员收容站。
于宪桂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出色的医务工作者，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入朝以来她一共已立了五次功。
在第5次战役中，她光荣地立了一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军功奖章。
她的英勇事迹深深地记在战士们的心里。
（附图片）

战地模范报务工作者陈炎
陈炎同志是一个报务工作者。
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二次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立过十次功，并荣获过一、二、三级英雄奖章。
这次她又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转战在朝鲜的山野里，她忍受着饥饿和疲劳，战胜了疾病的侵袭。
在战斗最频繁的日子里，她经常吃冷饭冷菜，有时一连几个整夜都不睡，埋头在机器旁边工作。
有时候实在不能支持了，便躺下休息一下，但是她想到前线的战士和祖国的人民，立刻又精神百倍地紧张起来，继续工作下去。
朝鲜的夏天，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陈炎和她的见习员经常挤在低矮的防空洞里工作着。
洞顶漏雨，洞底出水，她们为了不影响战争的进行，就蹲在水里工作。
在风雪交加的严冬里，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冰封了的大地，无法挖掘防风洞，她们便在雪野里露营，在松林里架线工作。
手指冻麻木了，便用拳头握着笔去抄发。
这时，她常想：
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正是党和人民考验自己的时候。
因此，她不但不感觉苦，反觉更愉快起来。
每逢上级问及她的工作情况时，她都坚毅地回答：
能支持，能完成任务。
陈炎同志在困苦的环境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她不仅荣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三等功臣的称号，而且在党内也受到了奖励。
（附图片）

日本工人阶级
向朝鲜工人阶级致敬
表示决和朝鲜人民一起对敌斗争
【新华社平壤21日电】
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最近接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候补理事、世界工联日本联络事务局代表渡边三知夫和全日本金属工人工会的致敬信。
渡边三知夫代表日本工人阶级，向英勇抗战的朝鲜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热烈致敬。
他在信中写道：
日本因美帝国主义无限期的占领而变为殖民地。
美国侵略者正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妄图驱使日本人民作为侵略炮灰。
他们大批解雇工人，压迫劳动人民作苦役似的劳动。
物价高涨，但工资却在减少。
电力和煤大都用于军需生产，和平产业及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我们工人都反对侵略者这种奴役和剥削。
二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解雇，进行了罢工或怠工斗争。
同时，我们还英勇地展开了反对单独对日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的斗争。
要求朝鲜停战，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支持朝鲜人民的呼声，也日益响亮。
渡边三知夫最后说：
我们日本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一定要和朝鲜人民一起和敌人斗争到取得最后胜利时为止。
我们相信：
我们争取和平、解放和幸福的斗争，是和全亚洲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只要团结一致，就能取得胜利。
全日本金属工人工会在信中代表全日本一百二十万金属工人，向朝鲜工人阶级致敬，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日、朝两国工人的友谊团结，共同为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朝鲜英雄李基殷
1950年08月03日，朝鲜人民军渡过洛东江，继续追击敌人。
某部副连长李基殷带领着第1连战士们经过倭馆沿公路的三等公路向大邱推进。
第1连迅速地占领了公路左侧敌人的炮兵阵地。
这时，第1连和他们的全团却处于三面受敌的环境中。
忽然，从公路右侧又开来了两辆敌人的坦克，但是全团却只剩下一个手榴弹了，这个手榴弹又交给了李基殷，让他完成袭击坦克的任务。
李基殷曾经在永同的某次战斗中，他和一排长击毁过两辆坦克。
这次李基殷又接受了一个严重的任务，他沉着地伏在公路旁，等敌人的第1辆坦克开到他跟前停下来盲目射击时，李基殷纵身跳到坦克上，拉开坦克的盖子，把手榴弹扔了进去，随着手榴弹的响声，坦克里冒出了浓烟。
李基殷又立刻利用坦克上的高射机枪，打死了后面那辆坦克上的敌人驾驶员，那辆坦克也做了俘虏。
李基殷的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鼓舞了他的战友们，使他们也勇敢地运用自动步枪打毁了两辆敌人的坦克（其中一辆为二连击毁）。
李基殷和他全连战士们，在万分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英勇地战斗，保卫了他们的团旗——全团的荣誉。
李基殷率领的第1连，在战争中一共杀伤敌人三百名，俘虏敌人二百二十五名，击毁坦克五辆。
李基殷由于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1951年08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又授给他一级国旗勋章。
（附图片）

苏联全国人民纪念列宁逝世廿八周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都举行纪念会介绍列宁生平
我驻苏大使张闻天率使馆人员谒列宁陵墓致敬
【新华社21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
苏联全国人民在21日纪念了列宁逝世二十八周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第比利斯、乌里雅诺夫斯克和其他各地的劳动人民，都举行了纪念会，和介绍列宁生平的演讲会。
全国的电影院放映了关于列宁的故事片、纪录片和描述与列宁有关的名胜地区的短片。
各地的俱乐部和图书馆举行了展览会，陈列许多反映列宁的生活的纪念品和列宁的著作。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列宁的著作已以七十多种文字出版了二亿二千二百三十六万册。
这些天来，千千万万的劳动男女都在成群结队地访谒和列宁名字相连的地方。
在莫斯科，来自苏联各地的人民络绎不绝地前往红场拜谒列宁陵墓。
他们依次走进陵墓的门槛，缓慢地走下台阶，屏住气息走过灵榇。
瞻仰那可亲的列宁的遗容。
二十八年来，将近有三千零五十万人晋谒过列宁墓。
在西伯利亚寿山斯克村——列宁在一八九七——一九○〇年被流放时居住过的地方，人们纷纷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高加索等地来参观列宁故居博物馆；
单说过去一年中，前来参观者就有四万人。
21日的莫斯科各报都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纪念列宁逝世二十八周年的文章。
真理报发表了题为“战无不胜的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的社论，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的纪念文章：
“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斗争旗帜”。
消息报的社论论述了列宁主义事业永垂不朽。
【新华社莫斯科21日电】
在21日——列宁逝世二十八周年纪念日，我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率领使馆全体人员谒列宁陵墓献花致敬。

这里的一切都闪耀着英雄的光辉
——记“抗美援朝前线实物及图片展览”
这次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不独带回了战士们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人民的心，还带回了一批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实物和几十幅记录了战士们英勇事迹的图片。
通过这些实物和图片，人们好像见到了在朝鲜战地上的英雄们。
这里有战斗英雄崔建国从美军手里缴来的一把刺刀，他用这把不满一尺长的刺刀，在去年05月14日洪川以北战斗中，接连刺死了六个美国兵。
那边，有某部机枪班战士魏明的一把铁锹，他使用这把铁锹曾经砍掉两个美国强盗。
还有某部炮兵一连战士、共产党员牛振孝使用过的“打炮板”。
这是在去年11月04日的马良山战斗中，牛振孝的山炮在配合步兵向敌人反击时发生了故障，他就去掉炮上的拉火，一脚踏破一只炮弹箱，取下一块木板，用它来敲打撞针发炮，连续射出了二百四十发炮弹。
其中二百三十六发命中了目标，消灭了四十多个敌人。
英雄的牛振孝同志后来在朝鲜前线光荣牺牲了。
战士们为了纪念他，就在这块立木板上刻着：
“你也是一件有功的东西”几个字，交给代表团带到祖国来展览。
志愿军的伟大胜利，是战士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争取来的。
人们都会为展览会上的几十把铁锹、铁镐所感动。
这些工具，战士们天天用它们来修筑工事，保全了自己，打击了敌人。
铁镐磨秃了，战士们把它烧红用石头打出尖头来再使。
钢铁被磨融了，一尺五六寸长的镐，剩下三四寸；
八寸长的镐，磨得只剩下茶杯大一小块。
这里有烈士罗永林遗下的一把铁锹，这是在第5次战役中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
这把锹，在英雄的手里挖了六十七个防空洞，三十五个单人掩体和四百公尺长的壕沟。
它伴着罗永林烈士消灭了五十二个敌人，立了两次二等功。
我们的志愿军不独是一支英雄部队，而且是爱护和节约祖国物资的模范。
这里，有战士们利用空隙时间自己编织的草鞋；
有经过战士们千修万补的汽车轮胎；
有经过战士们缝了又缝、补了再补的衣服和鞋袜。
一位战士为他穿的袜子写了这样一首快板：
“这双袜子密线缝，祖国人民热爱在当中，千万条线来千万个心，吃饭不忘种谷人。
如今虽然破又烂，人民血汗记心中。
多缴武器多杀敌，誓为祖国人民争光荣。”
在那边的图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在树林紧张地建造仓库，上面盖着茅草，下面高高地垫着木头，使祖国人民支援的粮食不受损失。
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一颗一粒地在扫拾散落的粮食。
另一边，我们可以看到战士们在特殊情况下用以充饥的多种野菜。
许多观众在这里参观后留下了同样的意见：
学习志愿军的精神，我要更好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战士们的智慧不但表现在战斗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种创造，更使人想到我们的战士们是多么聪明的建设者啊！
志愿军收到了祖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罐头，把吃过以后的空盒留下来，制造了成百种工具。
从蒸笼、饭盒、火炉、水桶到伤员用的大便器，都可以用它制造出来。
这里有一套用敌人飞机上的废铁制成的简单的锯子和刨子，战士们就用它们锯了三百多颗树，建造了五所房子。
我们的战士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
他们在艰苦的战斗中也没有忘记用自己的力量来创造文化娱乐生活。
他们用罐头皮和废铁丝制成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把胡琴；
他们把祖国人民送去的书报在战地上建立了俱乐部。
另部的战士们用木板、螺丝钉和废电线里的铁丝，制成了一具装有二十九根弦的“木琴”。
战地上缺少纸张，战士们就用苞米叶子、树叶和破布写字出墙报。
憎恨敌人，热爱生活的英雄们，更珍贵中朝人民的友谊，这里，有几十幅朝鲜人民送给英雄们的锦旗；
这里有战士们在国庆节和朝鲜人民会餐的照片；
这里，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阵地上欢叙；
这里，是战士们在帮助朝鲜农民秋收；
这里，是朝鲜的妇女在为战士们运粮；
这里战士们用自己的雨衣搭成一座房子，给一群被美国强盗毁坏了家园的妇女儿童居住。
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志愿军同志们，听说要派代表回国，都高兴极了。
某部战士顾海全听说要把前线值得纪念的东西带回祖国展览，他心里就为难了。
他想：
我有什么东西值得带回去呢？
他想了很久才有了办法，他说：
“把我这顶单军帽送给祖国人民看看吧！”
这顶军帽，曾随同他经过了五次战役和三个月的阻击战，在一次冲锋中在敌人的铁丝网上挂破了点。
他把这顶帽子托代表团带回祖国，特地还为它编了一首快板。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闪耀着英雄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