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组织
动员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01月15日向所属各级组织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地方组织号召全体党员，并动员其所联系的群众提高认识、大胆揭发，为贯彻这一中心政治任务而努力奋斗。
指示说明开展这个运动的基本方针是：
无情揭露，严格检查，分别处理，达到整顿思想，转移风气，改进制度，节省开支，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指示要求各地组织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各省市协商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并应吸收各级干部和服务员代表参加检查机构。
在运动中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必须亲自动手，认真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如有领导干部压制民主，应立即停止或撤销其领导权。
关于运动的进行，指示提出了具体的步骤：
第1阶段学习文件，使对这一运动有所认识，扫除思想顾虑；
第2阶段发动揭发，应由首长带头检讨，上下检查，互相检查，普遍地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第3阶段进行坦白和检举。
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督促机关支部或小组在其所属机关中起积极作用，影响群众，带动群众，使机关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做得更好。

今天是京工商界四次延期坦白的最后一天
两天来坦白检举材料万件
营造业掀起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本报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决定对工商界的检查暂停三天以后，全市工商户坦白检举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已显著增加。
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十六、十七两天内，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共收到坦白检举的材料约一万件。
如把以前收到的一并计算在内，已达三万五千件以上。
特别是营造业在市工商联的领导下，许多营造厂的经理已开始坦白了较大的行贿、偷税和盗骗国家资财的犯罪行为。
这个行业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已经迅速开展。
17日除全市各行业公会和工商联各区办事处多数召开了各种会议，继续动员各工商户坦白自己的不法行为以外，工商联为了使营造业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召集了一百多户营造业者的会议。
到会的营造厂商看到敬业营造厂经理、奸商刘元敬等的可耻下场，在会议上，不但有许多人开始坦白了自己的不法行为，而且敢于撕破情面，检举某些厂商在建筑工程中偷税或偷工减料等犯罪行为，使那些态度仍然不够老实的厂商不得不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
有些营造厂商，如大成营造厂经理还承认自己曾经和受贿干部有过“攻守同盟”。
这样就使得过去在奸商刘元敬等影响下，营造业会员互相包庇、互相隐瞒犯罪行为的恶劣现象初步被揭穿了。
这一百零几家营造厂商，共约交代了二百多件坦白和检举的材料。
其中有许多是较大的行贿、偷税和盗骗国家资财的事件。
如大兴合记营造厂经理坦白出曾经用高估价格和偷工减料的方法盗骗了国家资财两亿多元，连前已坦白的在内共达六亿多元。
康宁营造厂在承包建筑工程时偷工减料，获得非法利润两亿多元。
新兴营造厂向干部行贿达七千五百多万元。
义记复兴营造厂用欺骗手段获得非法利润一亿一千多万元。
大业营造厂向干部行贿三千万元，得到非法利润五千万元。
但是，无论营造业或其他行业，仍然有一些工商户拒不坦白，就是在已经坦白的人中，不少人还没有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问题全部交代清楚。
如某家营造厂商过去始终不肯承认有行贿、偷税和偷工减料等不法行为，但当另一厂商问他是否和某一干部共同舞弊时，才慌忙承认曾向这个干部行贿二百多万元；
可是他对于其他的犯罪行为则仍然避而不谈。
在昨晚工商联主持的汇报会议上，营造业有些坦白较彻底的厂商具体研究了各家坦白的材料后，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事实，都怀疑不少厂商还有行贿、偷税和偷工减料的行为。
因此营造业公会已决定今日再继续分组开会，进一步动员大家彻底坦白。
有些人若仍然执迷不悟，企图混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一方面他们绝不能逃脱同业会员的眼睛，必然会被大家检举出来；
另一方面，限期届满以后，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即将继续进行检查，绝不容许任何奸商漏网。
查出来，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今天是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停止检查的最后一天。
全市工商户应即痛下决心，从速把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坦白出来，切勿再错过机会，以身试法。

天津市长黄敬01月16日在天津市各界人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坦白检举大会上的讲话全市市民、同志们：
我们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情绪非常热烈，问题也都讲的非常清楚。
在大会开会这半天内，我们就收到检举坦白案件三万多件，这说明我们全市人民是痛恨贪污腐化分子、痛恨行贿分子、痛恨不法商人的。
这样一种热情，这样一种认清是非的态度，就使我们有信心有把握能够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现象。
我要感谢全市市民，你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积极监督了支持了人民政府，就使我们和贪污腐化、盗窃国家资财的现象作斗争时有了把握，有了力量。
这次运动是一个非常深入、非常广泛的民主运动。
我们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府，能这样勇于揭发自己的弱点，这样不怕把一切丑事揭开，听从人民检举、检查，来反对这些错误？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人民对政府可以毫无顾虑地批评政府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毫无约束地检举政府中的一切不法人员，这就使我们的人民政府有了抵抗腐蚀的力量，就能够充分地保持它的健康和廉洁。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是极坏的事情，要不反对掉，我们人民政府就不能好好给人民办事，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会把国家资财，把老百姓交给国家的财产白白消耗掉，使我们国家什么事也办不起来。
同时，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有了贪污腐化的行为，就会使他思想变质，开始腐烂，他就不能好好地做人民的勤务员来为人民服务，他就要脱离人民，甚至变成人民的敌人。
所以这些现象不能容许存在，必须消灭。
我们人民政府的建立，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长时期革命斗争中，不知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才取得胜利，才把人民自己的政府建立起来。
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们国家马上就发生了大的改变。
因为建立了人民政府，人民就从痛苦的生活进到幸福快乐的生活。
因为建立了人民政府，我们的生产就猛烈地发展起来；
受教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
因为建立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就由被帝国主义欺侮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独立的强大的国家，再也没有人敢欺侮我们了。
总之，自从建立了人民政府的那一天起，我们国家就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了。
现在还不过刚开始，前途远大得很，更好的还在后头！
因此，我们要热爱我们的国家，要严格地监督着我们的政府。
我们一定要保持人民政府的纯洁，因此就一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贪污腐化这些坏事是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坏习气、坏作风侵入到我们廉洁的人民政府中的结果。
我们从最近坦白检举的贪污材料中可以知道：
绝大部分贪污是由于受到工商界的贿赂。
解放了，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坏作风还没有得到多少改造；
资产阶级用这种坏作风、坏习气勾引着传染着政府的工作人员，才使工作人员发生了贪污腐化的现象。
因此我们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来反对这些坏作风，就必须同时要求工商界也来反对这种坏作风。
是的，许多工商业者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在解放以前，许多工商业者没有依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后，他们参加了国家的建设，恢复发展了生产，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在捐献武器、缴纳国税等方面，都起了很多的积极作用，这些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功的，我们决不抹杀这一点，否认这一点。
但是在工商界里存有严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勾引干部，要我们干部学坏，用行贿、用腐化的生活，勾引他们往坏道上走，这是一种很坏的事情，是最伤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一个革命干部，一个很纯洁的青年，头脑中本来干干净净，一心为人民服务，可是在奸商的引诱下，被糟踏了，断送了。
刚才税局干部王世礼的例子就是这样。
这位同志原是解放军中的一个青年革命战士，刚到税局时是多么纯洁！
可是这些奸商用种种圈套引诱他，一步一步把他拖下污泥坑里，使他沾染了很多卑鄙龌龊的东西。
许多革命的工作人员腐化堕落都是这样被奸商引诱造成的。
所以工商界这种坏作风，绝不能容许存在；
如容许存在，就等于容许瘟疫疾病蔓延传染，就等于容许人民政府垮台。
要爱护人民政府，要整顿工作人员的作风就必须和奸商的一切卑鄙龌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奸商们的行为还不只腐蚀干部，他们还在每日每时地盗窃着国家资财。
本来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取得正当的利润是完全容许的。
他们是能够发展的，能够赚钱的。
解放三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工商界的各位先生们，请你们想想：
三年来你们是否都赚了钱了？
你们不行贿、不偷税、不走歪道，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正当工商业者，你们是否可以发展，是否可以赚钱呢？
毫无疑问，是能够发展，能够赚钱的。
特别是去年一年，你们赚了很多的钱，你们比日寇统治时期、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是好的太多了吧？
照理说，应该知足了吧！
你们再想想人民政府在解放后给了你们多少照顾？
约束着国营企业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国家的加工定货中照顾了你们多少买卖，给了多少利润？
国营企业除了对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的买卖不能不由国家多做以外，不是放着很多自己能做的买卖不做，留下让给你们做吗？
没钱借给你们钱，没原料分配给你们原料；
没销路，货积压着，政府收过来替你们扛着。
你们再想想：
你们的工厂或商店里，工人和店员们本着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精神，约束着自己的待遇，积极地生产和营业，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从来有过这样高吗？
生产秩序从来有现在这样好过吗？
前年在物价回跌，货物滞销时，工人们还主动地降低了自己的待遇，帮助你们克服困难。
你们以前是见到过还是听到过有这样的政府这样照顾过你们吗？
你们以前是见到过还是听到过这样识大体明大义的工人曾经这样地对待过你们吗？
难道你们已经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把你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奄奄一息的那个时候的情形了吗？
你们应当知道政府这样照顾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发展生产，一起建设新的国家；
不是纵容你们做国家的盗贼。
难道你们还不知足吗？
还不应当安分吗？
的确有不少正派的工商业者是规矩的。
可是，偏偏还有些人，钱尽管赚得多，工人店员尽管在努力改进生产，政府尽管照顾着他们，他们却依然不知足，依然不安分。
他们仍在利用各种方法，走歪道，偏要营私舞弊，投机取巧，偷偷摸摸地勾引工作人员，行贿、偷税、走私、偷工减料、倒卖金银外汇，干那些损人利己危害国家的罪恶勾当。
这种现象，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
人民要反对它，要这些人痛改前非，来重新作人，不然就要加以严厉的惩办。
所以，我们固然要保护工商业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要反对工商界里那种腐朽的思想作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
这种行为曾使国家的工作人员受到腐蚀，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举例来说，天津市有这样一家商店，解放之初一无所有，但由于它的老板贿赂了政府工作干部，这个干部就和他里应外合地利用职权来作不法经营，因此不到两年，他发了很大的财，仅偷税就有四十亿元。
这钱是哪里来的呢？
是不知坑害了多少人，不知偷窃了国家多少资财，把他养肥的。
这种现象难道能容许它存在吗？
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他们的生活过得越好，他们的财发得越大，人民受的损失就越大，国家遭的殃就越重。
毫无疑问的，我们应当一齐起来捉贼，抓强盗，把这些败类抓起来！
现在，是时候了，工商界不能不整顿、不改造了。
不能不把这种严重破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作风，把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彻底消灭掉了。
工商界人士应该认识：
作一个正当工商业者，取得正当的利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是完全容许的、可能的。
只要你们服从人民政府，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执行共同纲领，按政策法令经营，你就能够发展，能够赚钱。
即使进入社会主义时，只要在新民主主义这个阶段里安分守法，积极发展生产，同样是不会被人民抛弃的，同样是能够得到美满的生活的。
但在今天，我们对工商业者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就是：
只许做正当的营业，不许做非法的勾当；
只许取得正当利润，不许盗窃国家的资财；
只许规规矩矩地和国家工作人员来往，不许偷偷摸摸地勾引他们营私舞弊。
工商界必须改革掉坏作风、坏习惯，不这样做，不仅对国家对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自己也是不利的。
正派的人要起来反对这些邪恶的人，有过错的人要坦白改过，对于怙恶不悛的奸商要群起而攻之，去掉这些害群之马，因为有了害群之马，不仅国家受他们的害，正当工商业者也要受他们的害不能好好营业，而且替他们背黑锅，受到人民的指责，抬不起头来。
所以在工商界中，也应像在政府机关里一样自觉地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检举与坦白的方法，用惩办害群之马的方法来彻底改造与整顿一下。
当然，在处理行贿、偷税、盗窃国家资财等问题上，我们还是采取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的。
就是说：
对于这些坏现象、坏行为，我们必须彻底地坚决地反掉，但并不是说所有犯错误的人都要一律惩办。
不是的，我们是要分别情节轻重的。
对那些罪恶重大、又拒不坦白，怙恶不悛的，当然要严惩。
至于罪恶并不重大、又能积极坦白、坚决悔改的，则对之一律宽大，采取教育改造的方法。
就是罪恶较大，只要坚决悔过，也是处理从宽的。
因此，有错误的人只要肯坦白、悔过，出路是很宽的，进步的门总是开着的；
但如果不自求进步，不坦白，不改过，逃路却是没有的，混是混不过去的。
我们整顿政府工作人员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也就是本着这个原则的。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改造运动，我们不仅要求在政府工作人员中认真地展开，把犯错误的人挽救回来，对罪恶重大的给以应有的惩处；
同时也要求在工商界中同样地展开，把很多年来遗留下的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盗窃国家资财、不爱国家、不爱人民的自私自利行为彻底消灭掉。
不这样做，在政府中就不能保持纯洁，不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府的作用；
不这样做，在工商界中就不能肃清多年来的坏作风、坏习惯，就不能走上健康的正常发展的道路。
最后，我还要向全体市民讲几句话，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轻信谣言。
自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反欺诈国家资财运动开展以后，有些做坏事的人采取各种方法来抵抗这一运动。
其方法之一就是乱造谣言。
譬如要反贪污反行贿了，他们就放空气说：
“私人之间不许请客吃饭了！”
“不许送礼了！”
“不许借钱，欠债了！”
他们又捏造说：
“节约了，不准吃白面了！”
“不准吃炒菜了！”
“不准烫发了！”
“不准穿新衣服了！”
这完全是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曲解，是别有用心的人，是有贪污、行贿行为的人故意制造的谣言，意图惑乱人心。
这些乌七八糟的谣言，已使许多认识不清楚的人发生惊扰。
其实，所谓节约，是指在生产上不浪费资金、材料和人工，在政府机关里节约工作经费，在政府工作干部中防止生活上的铺张浪费，决不是要降低人民及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准。
“不许吃好的，只许吃坏的”，“不许穿好的，只许穿坏的”，完全是胡说。
人民和工作人员的生活，在生产发展中，还要不断提高的。
去年我们天津市的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供给不是调整提高了吗？
而且，无论任何人，只要是正当的生活，自己就完全可以自由处理，愿干什么干什么，别人没有权利干涉。
所谓贪污、行贿，也是指侵占、盗窃国家资财的不法行为而言，基本上是私人对公家、对国家的关系问题。
至于私人之间的一些人情往来应酬，金钱通融，根本与贪污无关。
因此，希望听了今天的广播的人，向没有听到广播的人讲清楚：
不要听信谣言，政府对于人民的私生活、对于人情往来，是不干涉的。
现在，春节快到了，大家要烫发的尽管烫发，要吃饺子的尽管吃饺子，要穿新衣服的尽管穿新衣服，要办年货的尽管办年货。
让我们更深入地开展“三反”运动吧！
让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好好地过这个春节。
（新华社）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两代表团
昨天经过沈阳来京
【新华社沈阳17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17日下午五点二十分到达沈阳。
东北人民政府、东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东北军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单位代表一千余人前往欢迎。
代表团下车接受少年儿童献花后，即在车站上参加简短的欢迎会。
六点二十分离开沈阳赴北京。

我们伟大的祖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康、西藏以后，给藏族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也帮助他们消除牲畜的疫病和灾害。
这位藏族牧童正愉快地抱着他的肥胖的羔羊。

我方再次斥美方干涉朝鲜内政的荒谬藉口
美方竟耍无赖妄图逃避其轰炸我方江东俘虏营的罪责
美机昨又一次违反协议轰炸开城中立区
【新华社开城17日电】
17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继续以保持军力平衡为藉口，要求过问朝鲜境内机场设备，企图干涉我方内政。
我方代表指出对方所谓保持军力平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企图在朝鲜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与紧张局面。
我方一贯的立场是消除战争状态，迅速达成朝鲜问题的彻底和平解决，而从未同意过对方的这一荒谬主张。
目前双方所已同意者只有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双方不应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力量，并无其他协议。
双方既已同意在停战期间不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力量，包括作战飞机在内，如果对方与我方一样愿意确实作此保证，就根本不能设想双方在朝鲜的空军力量会有所变化。
空军力量的基本构成因素显然是作战飞机，如作战飞机的数量不增加，空军力量是不可能有所变化的。
从空军力量来说，这就完全保证了军事停战的稳定。
至于我方处理朝鲜境内各种设备包含机场设备的问题则完全属于内政问题，我方决不容许任何方面以任何藉口加以任何干涉，这是我方不可动摇的立场。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对于14日夜轰炸江东俘虏营，造成七十余名对方被俘人员的伤亡的严重事件，无赖地提出：
“俘虏营应有明显标志”，“俘虏营不应该位置在炮火所及的区域内”，
“俘虏营的精确位置应该事先通知”等等藉口，企图逃避责任。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违反一切国际公法，一切战争法规，对和平城镇无辜居民日夜施行狂轰滥炸的，正是你方。
你方所夸耀的空军将朝鲜人民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和每一间房屋，作为你们的军事目标，不论有多么显明的标志，你方的空军毫无区分地轰炸了学校、教堂、医院以至于你方被俘人员的俘虏营。
在你方的狂轰滥炸中，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们，甚至牺牲着自己的生命来救护你方的被俘人员。
你有什么资格，你更有什么理由说这次严重事件的责任在于我方。”
对方在我方代表理直气壮的质问下，无一词以对。
两日来对方未得我方同意，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二人引入会场区，通过对方军事警官，要求会见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我方首席代表李相朝将军。
我方军事警官在17日奉命通知对方军事警官，关于双方红十字会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协助遣送战俘的事宜，我方司令官已在1951年12月24日致李奇微将军函中作了明白表示。
目前我方认为并无必要，也不准备接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
我方军事警官并向对方提出，根据双方协议，只有双方代表团、代表团人员得以自由出入会场区，而两天来对方并未征求我方同意，却两次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引入会场区，殊与协议不合。
为此要求对方予以严重注意，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事。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16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再度指出：
“我方01月09日的提案，建议双方保证在停战期间不自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力量，并明确规定不得进入作战飞机。
如果你方也和我方一样愿意确实作此保证，就不可能设想双方在朝鲜的空军力量会有所增加，你方更没有任何理由再以不增加空军力量为藉口要求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妄图干涉我方内政。
你方又说只要朝鲜有飞机场，我方就可以随时破坏协议，自朝鲜境外运进飞机增加空军力量，你方有什么根据诬蔑我方在谈判中就存心在停战期间破坏可能达成的协议，你方有什么根据可以指责我方不遵守在谈判中达成的协议。
相反地，事实上应该指责的正是你方，你方如果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就不应该再作这种荒谬的诬蔑，因为那样你方就否定了双方进行谈判的基础。”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仍然未能答复数日来我方所提出的质问而诡辩声称，对方提案中要求我方以流离失所的平民与我方被俘人员进行一对一的交换的建议，只是为了“双方有效地运用输送工具”。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你方一再否认你方企图以战俘为人质，但你方提案第2条却明文规定，要求我方以平民交换同等数目的我方被俘人员。
当你方提出这一提案时，我方曾经要求你方解释第2条条文的意义，你在这一帐篷里曾经说过你方对于平民的遣返要求保证，这不是以我方被俘人员作为人质是什么？
但你方今天却又改变了花样，说不是平民与战俘交换，是平民与战俘的遣送同时进行，是有效的运用输送工具。
你忘记了你方提案中的条文规定，你忘记了你自己作的解释。
你方发表的战俘数字较大，你方就想以较大的数量来进行敲诈，但你应该知道战争中的被俘人员不论数量多少是绝对不能作为敲诈的资本的，更不容许充当人质，我们将坚决反对你方以战俘为人质，企图扣留战俘送交朝中人民的死敌的提案。”
【新华社开城17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17日美机又一次破坏协议轰炸开城中立区。
九时三十五分，美机两架侵入开城区低空盘旋，九时四十分，又有美机侵入开城区上空并在三英里区内丽陵里社稷洞投下炸弹一枚，弹落村南约两百公尺之山坡上，当即爆炸，弹片飞及一百公尺以外，村内民房门户多被震开。
社稷洞是开城区内一个仅有十三户居民的村庄。
17日上午天气晴明。
美方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协议，侵犯开城中立区的行为，是在13日美机侵犯我国东北的领空，14日轰炸朝鲜北部江东地区我方第八俘虏营以后发生的。
这一连串的挑衅行为值得全世界人民密切注意。
经我方联络官将此一事件通知对方并要求进行共同调查后，十六时十分双方联络官同往实地调查。
调查完毕后，十八时双方联络官举行会议。
我方联络官张春山就对方此次违反协议轰炸开城事件指明根据调查所得对方应负全部责任，向对方联络官穆莱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对方保证以后勿再发生类似事件。
当开城区居民获知美机这次破坏协议的行为后，极为愤慨，纷纷指责：
“这又是美国侵略者在玩破坏和平谈判的把戏了。”

结合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李济深
自从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的决议以后，推动了各阶层人民和各界人士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最近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并通知目前学习即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
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展开，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热情地参加这个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斗争，在热火朝天的运动中锻炼与改造自己。
毫无疑问，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在其所联系的群众中，必须起带头的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两年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经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卓越成就，尤其体会到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辉煌胜利。
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在伟大胜利形势下，受到很大的教育，确认为着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实现共同纲领，更进而依循正确的历史发展进程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彻底地改造思想。
这就是说，我们要认真学习伟大的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改造自己的思想，亦即批判一切与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领导思想工人阶级思想对立的一切坏思想，以及从那些坏思想基础上造成的坏习惯和坏作风。
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所以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也是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主要基础。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庄严地写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乃是由旧的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时代，前途是要走向社会主义更进而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主要地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之下，改造其他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这自然就要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改造自己。
再就目前形势要求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的挣扎，固然都被我们击败乃至肃清了，可是敌人长期统治下所遗留下的坏思想坏习惯坏作风，还顽固地残留于社会思想意识中。
因此我们即应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大力扫除内外反动派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中所撒下的烂污，另一方面还要坚决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这无论在强化对敌人专政和巩固人民内部民主方面，都是必要的。
思想改造非通过激烈的自我斗争不可，我们不能设想两个敌对思想之间能够和平交替。
因此，结合实际的斗争锻炼，是改造思想的主要途径。
腐的不去，新的不生，封腐生新，痛苦过程是回避不了的。
事实上，两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自觉地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广泛的运动，去年一年中，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实际斗争，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带动的群众，在思想上都提高了不少，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大地发展了。
当前的形势，要求全国人民在前两年的胜利基础上面，争取更进一步发展三大运动和人民的国防、财经、文教等战线的胜利，争取完成为进行国家基本建设所必需的一切准备工作。
在这个形势下，普遍展开持久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成为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了。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便是根据这个要求作出来的。
这个决定对于思想改造学习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社会思想意识中扫除敌人的反动思想，而且要进一步批判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即予他们的腐化堕落思想以打击和铲除。
如果不这样，而让它发展下去，将会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
所以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目前改造思想学习的内容所作的规定，是完全适应目前的形势和要求的。
当前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全国人民，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的大课堂。
如果我们胜利地达到了这个思想改造的目标，就有可能更好地接受毛泽东思想。
坏思想、坏习惯、坏作风愈去的彻底，新的正确的思想就吸收得愈快，然后可望一步步和工人阶级的思想相接近了。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是革命斗争的武器，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结合在斗争中的实践，才能熟习这个武器。
因此新中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应该勇敢地带头参加目前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争取作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虚心体会。
果然能够这样，那末，我们思想改造的学习成绩就一定是非常丰硕的。

东北工业部决定深入进行反贪污浪费斗争
要组成一张严密的网不使有一个部门一个人漏在运动之外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决定在所属各厂矿、学校、机关中继续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1日，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召开紧急动员会议，由部长王鹤寿作动员报告。
王鹤寿指出：
这一运动在工业部系统中已经进行了四个月，得到了很大成绩；
但是运动还不深，范围还太小。
过去主要是在工业部本部及各管理局、公司的机关中进行；
而且就在这些机关中，还有很多单位搞得不深，特别是平常不大注意的那些死角，如某些采购部门还根本未动。
至于在厂矿中，基本上尚未展开。
因此，工业部决定将01月份厂矿的中心工作加以变更，即将原来规定在01月份进行的车间技术管理的群众性检查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等工作推迟，以便从工业部到各厂矿各部门能够在保障正常生产的条件下集中力量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厂矿中，运动的重点应放在管理干部、职员和技术人员中间。
在工人群众中间，应以发动他们检举贪污、浪费分子和揭发生产上的浪费为主，发动他们想出更多的合理措施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生产，为国家节约更多的财富。
不要在工人群众中不加区别地乱搞坦白运动。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各级行政干部一定要和中共党委、工会、青年团统一步调，协同来作。
如果作不好，行政干部要受到工业部的严厉处分。
各管理局、各公司和工业部各处，要把领导力量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留在机关中亲自领导本机关的运动，使运动更深入；
一部分要带领机关中已经经过初步整风的人员下去帮助厂矿开展运动。
全工业部要组织千余人成为若干检查队，到各厂矿中去帮助开展这一斗争。
总之，要织成一张严密的网，不使一个部门、一个人漏在运动之外。
（新华社）

北京铁路分局
不调拨已批准的车皮造成清管局工厂很大浪费
编辑同志：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建筑材料厂所属周口店制灰厂生产的石灰，向来由火车运到北京，供应首都公产房屋修建应用。
去年10月份，北京铁路分局虽批准拨给制灰厂车皮六十辆，但实际上只拨了十五辆；
11月份，又批准拨六十辆，结果只拨给两辆；
12月份又批准拨五十辆，但到目前为止，连一辆也没有拨给。
两个多月来，材料厂因工程上急需使用石灰，不得不用卡车运输。
每吨石灰的卡车运费比火车运费多十一万七千元。
材料厂用卡车共运二百六十三吨石灰，就浪费了三千多万元运输费。
又因为用卡车运石灰不够工地需要，材料厂不得不向私商购买石灰。
私商的石灰价格较高，材料厂又损失了二千八百多万元。
在制灰厂方面，因无车皮运出产品，积存了石灰三千六百吨。
这些石灰因积存时间过长，部分灰块逐渐变成粉末，约损失一千零六十四吨，每吨的成本以十四万元计算，共损失一亿四千八百多万元。
同时，厂方堆积了三千六百吨的石灰，就相等于积压了五亿零四百万元的资金。
我希望北京铁路分局认真地研究不能调拨车皮的问题，以便克服由此而来的浪费。
　路仲舒
编者按：
北京铁路分局已经对路仲舒同志提出的批评作了检讨，并研究了改进调拨车皮的办法。

向奸商贪污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于春银
方诚　张迈
上海车站麦根路货栈巡守队小组长于春银同志，是保护国家财产的模范。
他忠诚老实，廉洁奉公，并和奸商、歹徒、贪污分子作了不懈的坚决的斗争。
他这种斗争精神，鼓舞了栈内每个职工反贪污斗争的决心。
麦根路货栈货运频繁，每天从这儿输出大量的货物。
从前，这个货栈是贪污分子、奸商、小偷最活跃的场所；
自从于春银做了巡守组长以后，查得紧，管得严，贪污分子和奸商就无空可钻了。
但贪污分子、奸商等并没有死心，他们想尽办法要突破这一关。
怎样突破呢？
他们打听到于春银家里穷苦，便由商人张德才出面，送给他一大把钞票，还有火腿、衣料等。
这一套没有成功。
于春银严厉地拒绝了。
但奸商们还以为于春银嫌这回的贿赂太少，他们继续用更多的贿赂来买通他。
他们遭到了于春银的痛骂：
“你们想做违法的事情，来向我钓鱼！
这批不要脸的东西！”
“你们再把这些脏东西拿来，我就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去！”
起初，于春银的妻子对他非常不满，经常在他耳边叽哩咕噜：
“你一个月拿四、五十万元工钱，家里八口人，日子多紧，你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人家把钱送上门，你不要，真是疯了！”
于春银当时不理睬她，有空时就给她讲道理：
“在日本鬼子统治的时候，我在外面讨饭，你总还记得吧！
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我在麦根路站拚死卖活干了两三年，还是个临时工，谁把我当人看待！
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们今天能吃得这样饱饱的、穿得这样暖暖的？
还不知足！”
他还常常对他妻子说：
“假如我受了贿赂，家里一时吃的穿的都更好些，但是，那就要睁着眼睛看他们走私，偷东西，国家的损失可就大了。
再说，我做了这种丑事，别人就会指着你的背脊骨，骂你是贪污婆子，骂万忠（于春银的儿子）是贪污崽子。
难道你愿意别人这样骂吗？”
他的妻子听丈夫说得有理，思想便搞通了。
从此，贪污分子和奸商再也不敢找上于春银的门了。
贪污分子和奸商们看到“利诱”行不通，竟无耻地凶恶地接连给于春银写了两次恐吓信。
信上说：
“你再不放松点，我们就要你的命。”
于春银丝毫不畏惧。
他一方面把这件事报告上级和当地公安局，一方面提高警惕，加紧巡查。
在短短一个期间，他曾陆续查获偷窃案和走私案十多件。
因此，他更引起了贪污分子和奸商们的嫉恨。
这批蟊贼们就串通起来想暗害他。
有一次，他们事先布置好阴谋，邀于春银到大洋桥去查私货，企图乘机害死他。
幸亏他机警，没有堕入陷害者的圈套。
但是，去年，他终于受伤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个姓田的为首的走私集团，在行李中私带了四十磅糖精，被于春银查获了；
第2次、第3次，他们又分别带了二十五磅和四十八磅糖精（总共值五千余万元），也先后被于春银查获了。
当第1次被查获时，姓田的找了几个同伙，拿了一叠钞票往于春银手里塞，要他“马虎”一点。
被于春银坚决地拒绝了。
这些家伙接着又向他送了两次贿赂，并威胁说：
“再不识相，咱们来拚命吧！”
由于于春银立场坚定，热爱祖国，不仅没有被威胁和利诱所动摇，且更忠于职守，加紧巡查，这样便替国家增加了一千多万元的税收和运费。
不久，这批无耻之徒便预先布置好阴谋：
把一捆竹子放在卡车底下，把两辆卡车面对面摆着，喊于春银去检查。
当于春银弯身时，姓田的就唆使卡车司机倒车，于春银退让不及，肋骨被卡车撞断了四根，口吐鲜血。
上级立即把他送到铁路医院医治，凶手们当场也被公安人员逮捕。
原来公安局自从得到于春银的报告后，就对这些无耻的家伙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于春银光荣受伤的消息马上传遍了上海站，上海站党支部、麦根路货栈的行政负责同志和员工们，都到医院里去亲切地慰问他。
由于于春银表现了高度的阶级觉悟和保卫国家财产的战斗精神，上海站党支部根据他的入党要求，并经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吸收他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躺在病床上的于春银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流下泪来，他举起拳头，坚决地说：
“我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报答党和人民给我的光荣！”
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于春银的伤势虽已平复，但还咯着血，他就坚决要求回到工作岗位去。
他的工作比以前更积极了，常常用件大衣裹着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在寒风凛冽中，一夜爬起来两三遍，到处巡查。
在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斗争后，于春银不仅在工作中劲头更大了，还细心劝导曾经犯过错误的王阿松、傅文举等向组织上坦白过去的贪污事实，并又检举了一个姓陆的贪污分子。
现在，他还正在调查研究几个有贪污嫌疑的人的事实，准备动员他们走上坦白自救的道路。
目前，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十六个巡守员的阶级觉悟也逐渐提高了，共同团结在他的周围，向那些违法走私、盗窃国家人民财产的蟊贼，进行顽强的斗争。
（原载解放日报）

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
某些单位领导干部必须认真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
在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由于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的正确，不少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已在自己坦白和群众的检举下显了原形。
许多犯有上述错误的人，绝大部分已经觉醒或开始觉醒，在群众面前作了公开的深刻的检讨，承认了错误。
但还有一些有官僚主义毛病的人，他们有的在群众压力下作了“检讨”，有的根本没有检讨。
他们对待这个伟大的民主运动有不正确的看法，对待本身错误有不严肃的态度。
据我所见，这些人有如下几种：
一、有些人“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时戴了很多大帽子，如“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等等，空洞地说了一大堆，但没有具体内容，和实际没有连系。
有人说这种检讨也是“官僚主义的检讨”。
还有的在“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时，指手划脚，嘻皮笑脸。
他们的官僚主义毛病，虽然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损失，但他们却毫无沉痛悔改的表示，群众不满地说：
“他们好像在给我们讲演。”
二、有的人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如墙报上揭发的）采取不理的态度；
有的人看到群众送来的书面意见后，批评群众说：
“有意见可当面提，这样书面来书面去，既浪费纸张又浪费墨水……”。
有的部门见群众刚刚发动起来，就大呼“防止极端民主化”了。
我希望他们重温一下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上说的一段话：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
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
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所以，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领导者只要虚心听取意见，而不是采取“专制主义”的态度，群众运动就不会走向极端民主化。
三、还有个别的人放不下架子，害怕影响其所谓
“威信”。
他大声空喊让群众对领导提意见，但自己却不准备好好检讨。
领导干部以上这种种不正确的态度，引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限制了运动的普遍和深入。
我认为犯严重官僚主义毛病并持以上态度的人，现在是必须转变的时候了；
如果仍不转变，他的上级就应按照
01月04日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
　秦磊

梁乃桐战胜贪污分子和奸商的阻挠坦白检举了自己和别人的贪污事实
王海舲
梁乃桐（长春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第2营业部的门卫），过去是工人；
来到公司当门卫的初期，思想很纯洁，工作很积极，认真负责，对工作很满意。
梁乃桐是怎样被贪污分子王路一拖下了水的
在1951年的春天，公司第2营业部开货票的王路一（贪污的主谋，地主出身，在伪满时住过警察学校，当过警察所长）和付煤员白殿启及代销处的私商勾结，打算往外偷煤，可是就差门卫这一关还没通过。
王就向梁乃桐发动进攻了。
他第1次拉拢梁说：
“没有钱化，不憋得难受吗？”
梁说：
“没钱又有啥办法！”
王说：
“往外拉煤。”
但被梁拒绝了。
第2次王对梁又说：
“你看某某人春夏秋冬穿的多好，手表皮鞋嘎嘎的。
看你穿的什么！
往外拉点干不干？”
梁仍然没答应。
以后王见梁就说：
“钱是好化的，你还能在煤建公司干一辈子？”
天长日久，梁乃桐动摇了，被王拖下了水，和四家推销处勾结起来，往外拉了两次煤。
王把分给梁的钱，暗中又偷去。
梁火了想不干，但王对梁威胁说：
“你不干，我把你的事情都‘兜露’（揭发）出来！”
梁有亏心事，只好和他一起干下去。
这样越陷越深，把国家的煤炭成十吨十吨地拉出了煤场，贱价卖给了私商。
共计拉出六十三吨（两火车皮）煤，使国家损失人民币八百九十万元。
贪污分子和奸商怎样破坏梁乃桐的坦白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梁对贪污是最可耻的行为有了初步认识，想坦白检举；
但有顾虑，怕说出后被送法院。
因此，“谈”“不谈”就在思想上斗争着，每天心里是忐忑不安。
梁的这种心情被王看破后，王就布置其他贪污分子和奸商，动摇梁的坦白决心。
尤其每当行政方面开大会动员时，不是贪污分子来拉拢梁，就是奸商来威胁梁，阻挠梁的坦白。
第1次工商局召开大会时，申市长在大会上讲：
“认真坦白的，减轻处分；
检举别人不准报复，谁要报复加重处罚。”
会后，梁就想坦白自己的问题。
王看梁要坦白，会后就请梁下小馆，问梁：
“你想怎样办？”
梁：
“谈呗！”
王说：
“申市长的报告千万别听，他是一贯欺骗人的，别上了当。”
并说：
“刀压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谈；
只要你不谈，谁都不能谈。”
因而，梁的坦白决心被动摇了。
梁说：
“我也不谈了。”
王不相信，要梁起誓，梁说：
“我如果谈了是你的儿子。”
从此，王看见梁思想斗争激烈情绪不高时，就说：
“怎么，你又想当我儿子啦？”
拿这话来刺激梁，使他不敢坦白。
第2次工商局召开大会时，工商局局长蓝勇成和加工科科长程崑在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梁乃桐心想：
“他们老干部，都敢把自己问题谈出来，我的问题一定谈。”
但会后王路一又找到梁说：
“这回你又怎么打算？”
梁说：
“你看蓝局长和程科长的问题都谈了，咱们的问题为什么不谈呢？
咱们一块去谈吧。”
王说：
“你谈出来一定把你送法院，顶少也得三、五年徒刑。”
梁说：
“人民政府有宽大政策。”
王又说：
“共产党是老一套，先给你们甜枣吃，然后扒你的皮。”
接着奸商也来找梁乃桐，其他贪污分子也来找梁乃桐。
有的奸商说：
“你千万不要谈，一谈连累不少人，与你有什么好处？”
其中有一个奸商李绍贤，是刚被政府宽大而释放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以软硬齐下的办法破坏梁的坦白：
“我刚被政府宽大出来，你千万不能谈，我给你叩一个头。”
说了这话后，看梁不睬他，又说：
“我干过反革命你是知道的（梁是镇压反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如果你谈出咱们的事，我就咬你一口，说你与我在一起干过反革命。”
和梁一起集体贪污的傅洪英（女）也写信给梁约会到电影院里，布置不让梁坦白。
这样，梁又没敢谈。
第3次工商局召开大会时，处理了六个人，把拒不坦白并联合奸商破坏运动的关凤地、王安宇、吴廷臣三个人送法院法办，把不忠诚老实坦白自己错误的党员孙捷，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把自己坦白并检举别人的刘宜芝、郑礼信免除处罚，在会上并由蓝局长把阻碍运动发展的几种不正确的思想加以批判。
梁乃桐这回亲眼看到国家对贪污分子的政策，就又决心要坦白。
但会后王路一又找来了：
“你要谈，我就说你先拉拢我的，贪污的钱都叫你化了。”
又说：
“你谈吧，把我抓去顶多住上几年巴篱子，将来共产党的新社会一变，别的国家（指美国）来了我出来咱们再见！”
有的奸商在夜里把梁找到黑暗无人行走的夹道里去讲，意思即是：
如果你不听，就把你整死在这里。
梁看破这种意思，只好说：
“我不谈，不谈。”
这个时候是梁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心中有事看见什么都不顺眼，回家躺在炕上长嘘短叹，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问就骂老婆，孩子叫就打孩子。
他老婆是居民读报组组员，很进步，看梁的情绪好点时，就问梁：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贪污了？”
梁最初不承认。
老婆说：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政府号召，谁贪污了，能忠诚坦白，政府一定减轻处分。”
梁才把他们集体贪污事告诉了她。
她说：
“你坦白了，政府一定会宽大你的。”
梁说：
“他们
（其他贪污分子）不让我谈。”
她说：
“你们一起去谈吧。”
梁说：
“他们不谈，我也不能谈。”
她说：
“你不谈，我就去公司告你们。”
梁怕老婆告他，就答应说：
“我早晚一定坦白。”
工商局程科长也找梁谈：
“你是工人阶级，要站稳立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并给梁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他看。
梁看一会，思想斗争厉害了就丢下；
有时想坦白，就又拿起来看看。
梁坦白前两天，斗争最激烈，吃一口吐一口，两天没吃下去饭。
梁坦白后说：
“我没坦白前，最怕开大会，每开大会时都找会场的最后角上或暗的地方坐，还把帽子往下一垂，口罩往上一罩，光露两个眼，怕人看到自己。
可巧有一次程科长走到我的跟前，好好看了看我说：
‘啊！
是你坐在这里！
’我心想：
‘程科长大概知道了我的事情，不然他为什么看我呢？
’心里就不安起来。
会议讲到刺激我的地方，就塞住耳朵不听。
有时候看到别人看不见，会没开完就先溜了。”
梁乃桐终于坦白了
工商局和公司召开的大会，对梁乃桐来说，都起过作用。
尤其是工商局召开的第3次大会，处理了六个人，梁乃桐亲眼看到了国家对贪污分子的政策，是说到那里就做到那里，和蜕化分子、奸商所说的完全相反，因此，坚定了梁乃桐坦白的决心。
梁乃桐回想起自己过去是工人，在旧社会里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自己处在主人翁的地位，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做出这事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他回忆起程科长所说的话：
“你是工人阶级，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怎样带头？
只有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其他人的问题，才是唯一的出路。
梁的妻子对他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梁乃桐想：
“我老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检举过反革命分子，这次又帮助我要我坦白，我再不进步，赶不上老婆了。”
因此，就下定最后决心，终于在1951年12月25日，趁公司召开大会的机会，在会后就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同时，也检举了其他人的问题；
并在26日晚间在工商局召开的大会上作了典型报告。
会上，由工商局蓝局长宣布把贪污主谋拒不坦白并破坏运动的顽固不化分子王路一送法院法办；
梁乃桐免予处罚。
会后当晚，梁乃桐想了一宿；
第2天早晨又补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同时又检举了许多其他人的问题。
从此，梁乃桐把半年来背在身上的千斤包袱放下来了，病也好了，亦能睡着觉了，也能吃下饭了；
不打孩子，也不骂老婆，家庭和睦了。
他并向公司表示：
今后决心帮助公司把反贪污运动搞彻底，努力工作，积极立功，把国家的煤炭看住，不让贪污分子再盗去一点。

沈阳市私营天聚祥制米厂
资方忽视工人安全受到惩处
编辑同志：
沈阳市私营天聚祥制米厂资方不重视安全设备，造成工人死亡事故。
去年11月17日，工人宋玉山在场房里挂皮带，他的衣服袖子被皮带钉突出部分挂住，绞缠在轴杆上。
当时，另一个工人立刻把电门拉开，但五十马力的电滚每分钟要转八百多转，不能立刻停止。
结果，宋玉山的大部分衣服全被绞碎缠在轴杆上，宋玉山被甩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
厂里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因伤势过重，在第2天早晨即死亡。
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厂的安全设备不好。
比如直立皮带没有安全皮带槽子；
挂皮带时没有安全登板；
皮带接头应用皮带卡子，而这个厂却用皮带钉，且其突出部分也没有割平。
这个厂的经理聂振成和厂长边德普忽视工人生命的罪行，已由市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刘英权　杨舒青

经济生活简评
别沾私商的“小便宜”
吸私商一支香烟，吃私商一顿饭，有人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
许多干部就在这种“无所谓”的想法支配下，被奸商一步一步地拖到贪污的泥坑里去了。
今天本报发表的长春市部分私商勾引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长春分公司工作人员的消息，十分具体地说明了奸商的阴险、卑鄙、恶毒。
他们起初和公司建立关系时，“预备些烟卷、花生、瓜子，往桌上一撒”，许多干部不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不晓得这些烟卷、花生，正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大家就吸食起来”。
这些干部向奸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就成为奸商用糖衣炮弹进攻的方向和目标。
一次被奸商拿到把柄，要想挣脱就很难了。
自己一失足，就由一个人民企业的干部，变为奸商派遣在人民企业里的奸细了。
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从思想上划清界限，没有中毒的要打预防针，中了毒的要赶快救治，老实坦白，向人民承认错误。
每个干部，都必须随时随地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干部的猖狂进攻，充分认识它的反动的丑恶的一面。

苏北行署区某些县、市
不应随便开支社会事业经费
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苏北行署区内，发现很多部门随便开支社会事业经费，不能专款专用。
例如：
南通专署民政科抽调各县子女教育费一亿六千多万元、社会福利基金三千九百多万元和直接劝募的社会互济粮一部，移作荣誉军人学校和康复医院修理房屋、购置家具用。
如皋县动用优抚粮折合五千万元，向电影院投资。
清江市在社会事业费用内和修建扬清公路经费结余内，拿出一千一百万元，翻盖戏院房屋。
淮阴县动用救济粮十五万斤投入植物油厂。
淮阴县民政科长陈某调动工作时，用照相费十六万元，买枕头、手提包用五万四千元，也都在社会事业经费内开支。
造成随便开支的主要原因，是各地管理社会事业经费的财政部门不能执行预决算制度，甚至带头破坏制度。
有些县只强调要解决实际困难，而忽视了专款专用的重要意义。
我建议各级监察机关重视这一问题，对违反财政纪律的人员，给以应有的批评和处分。
各级领导也应加强对今后社会事业经费的管理。
　胡绳祖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应肃清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
编辑同志：
苏南行署文教处领导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工作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原是国内有数的设备完善的美术学校。
解放后，由苏南行署文教处津贴，私立公助。
这是必要的。
但假如国家对这个学校只是在经济上津贴，而不在政治上加以领导，那末客观上就是纵容不正确的思想来毒害我们青年。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在解放前的“保守”是很出名的，同学如刻木刻，就会被开除出去。
解放后，这个学校的教师们还没有得到改造。
教师们除了参加过全区性的暑期教育研究会外，苏南行署文教处从来没有认真组织过教师学习，尤其是关于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学习。
学校当局对上敷衍塞责，对内压制批评，行政教学工作是一片混乱。
有一位教师向同学们讲：
“你们努力学技术吧，学好技术到处有饭吃！”
“你们是四五年级学生，程度高，应该画油画，不要画连环画。”
实际上他也组织同学画连环画，那是为了卖给上海出版商。
因此现在一部分同学听说画连环画不给稿费就不画。
这位教师除了本人在美术专科学校教书外，在外面还兼了三四个学校的课，深夜还兼画广告。
他在上课时迟到，却说：
“巴黎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师一两个礼拜不过到学校看一两次！”
他对自己的薪水大为不满，他说：
“少给少教，就是给三十万也教！”
学习时他打瞌睡，却说：
“你们强迫什么，毛主席说学习是靠自觉自愿的！”
他有这样恶劣的思想作风，还被请到苏南文教学院兼课。
另一位音乐教师，上课时向女同学调笑，家中还收音乐“学徒”，不准学徒参加游行和政治活动。
在这样一些教师的教育下，有些同学说：
“我不学习政治，我是进美术专科学校，并不是进革命大学！”
又说：
“五年读完美术专科学校，出去再读几年革命大学就行啦！”
苏州文联发动了年画创作，有些同学就不肯画，说：
“我们创作就画油画，年画我不画！”
又说：
“为政治服务不是艺术。”
当然，同学中大多数都是要求进步的，很多同学和教师也曾向落后现象斗争过。
但是，因为苏南行署没有支持，进步的同学反被“斗争”了；
进步的教师给气走了。
文教处虽派人来调查过，但来调查的人上午和四年级同学（二十几个人）开了一个钟头的会，接着就和学校里的负责人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
一些同学和教师想找他们反映情况，但是据说调查已经完毕，早就走了。
现在学校外边是热火朝天的思想改造运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学校里面却是一片冷落，像是另一个世界，让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艺术思想在泛滥着。
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认为，苏南行署文教处应作深入的检查，严肃地领导这个学校进行改革。
　金良　赤军
编者按：
苏南行署文教处应结合思想改造运动，严肃负责地整顿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工作，认真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艺术教育思想。
华东文化部也应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资产阶级是怎样进攻国营企业干部的
——记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长春分公司许多干部被奸商拖入贪污泥坑的经过
李正亭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长春分公司是在1948年10月长春刚解放时成立的。
它是代销国家煤炭和建筑器材的机关，下设三个营业部，四个营业所，并且和私商建立了六十一个推销处。
自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来，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中，发现有问题的三十七人，问题一百多件；
据初步的极不完全的统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五亿二千多万元。
这三十七人，都和奸商相勾结；
至于吸私商纸烟，吃私商东西，借私商钱，全公司几乎无人不如此。
奸商用种种卑鄙手段拉拢干部
奸商拉拢勾结干部的手段是各式各样的。
起初以小恩小惠达到熟悉的目的，再步步深入。
在私商和公司建立推销关系的初期，每到公司时，预备一些好烟卷、花生和瓜子，往桌上一撒，大家就吸、食起来。
奸商渐渐了解公司每个人的情况后，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喜好和要求，采取不同方式进攻。
如对公司程经理（老干部），先讲革命道理迷惑他，得到信任后，再请他下馆吃饭，进而行贿。
公司计划股长王安宇，年轻想找爱人，奸商胡君巢就对王说：
“兄弟！
这大岁数，革命三四年，还没有爱人？”
接着就卑鄙地说：
某某姑娘如何如何漂亮，怎样怎样好，“哥哥与你介绍。”
公司职员吴廷臣常年害气管支炎，奸商艾景华有次见吴咳嗽，就问他：
“你病这么严重，怎么不治？
大概没钱治吧？
一个月挣百来分，那能治得起呢？”
随即从褂兜里掏出
一搭钱交给吴：
“哪！
先拿去治病。
有病还能不治吗？
以后哥哥再给你找些药。”
吴有一次病重卧床，艾就亲自把药送到吴的宿舍。
这个奸商有一次见公司职员李果全穿了一双破棉鞋，就对李说：
“你穿这样鞋不冷吗？
挣百来分，可能没钱买吧？
兄弟不要客气，用着时吱声，到我家里去拿。
在社会上做事还能不交朋友吗？
钱不是一个人化的。”
奸商胡君巢知道公司职员吴廷臣家住吉林，有一次去吉林时，特意到吴家给吴的母亲一百万元东北币。
奸商用以上种种方法，使蜕化分子相信他们。
当他们听到蜕化分子说出“真够朋友味”的话时，知道这些人已上了套，就进而进行公开拉拢：
“兄弟，公司有机会时，告诉哥哥一下。”
“要钱化不？”
“用钱费什么难！”
“敢干不敢干？”
“脑筋动动，不就有钱化了吗？”
这样，公司的一切措施和所有要出卖的东西，都逃不出奸商的手掌。
奸商和蜕化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集体贪污，盗卖国家资财
（1）奸商和蜕化分子合谋开设推销处
1949年公司为了扩大煤炭销路，打算在公主岭、德惠等地找当地人设立推销处。
内部蜕化分子关凤地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奸商胡君巢：
“大哥！
这回有机会，请你找人吧。”
奸商把人找好后，就和公司里的蜕化分子同坐火车到公主岭，一路把计谋定好。
到公主岭后，贴出“成立推销处”的假布告后，就和公司建立推销关系。
蜕化分子关凤地用他妻子赵洪文的名义投入股金五百万。
另外奸商还给另一个蜕化分子让了一份“好汉股”（不出钱就作股东），于是就在一起做起了买卖。
八个月后结账时，三个蜕化分子就分得一亿多万元东北币。
至于奸商得了多少利润，国家究竟损失多少，都无法计算。
（2）奸商合谋迫使公司压低物价，从中获得巨额非法利润
1950年10月长春水泥奇缺。
省公司打电报给长春市公司，打算拨五火车皮水泥给长春。
这个消息又被蜕化分子透露给奸商。
19日水泥到长春时，奸商们都到公司来抢购水泥。
内部蜕化分子就包围经理：
“我们已问过公家的修建公司，他们都不要。”
（其实根本没问）于是，五火车皮水泥全叫奸商买去。
怕事后出漏洞，蜕化分子吴廷臣给奸商开了假货票。
奸商把水泥买到手后，高于牌价一倍卖给公家，使国家损失东北币十一亿元以上。
奸商分给公司三个蜕化分子五百万元东北币。
有一次，公司运到四百立方公尺木材（十三火车皮），为了货币回笼，急于成批卖出，定价三百万元一立方公尺。
长春市私营八大木厂就开会商议：
“煤建公司那些人，我们都了解；
咱们不要，他们就卖不出。
等他们减价再买。”
后来公司把木材价格减到二百五十万元一立方公尺时，建成木厂要买，但遭到木材同业公会主任王永五的打击。
说：
“你怎么一点不团结？
有财大家发！”
结果迫使公司把木价压低到一百三十七万元一立方公尺卖给他们八家。
这就使国家损失五亿三千一百一十万元东北币。
（3）蜕化分子暴露物价出卖行情
1950年某月，在一次木材落价的前一天，木材推销处一个姓孙的经理向公司交木材款项。
公司职员李果全对孙说：
“你明天来交吧，木材明天落价。”
结果使国家损失人民币一百万元，李分得四十万元。
另一次在煤炭落价的前一天，私商打电话问公司：
“煤炭要落价吗？”
公司答复：
“不知道。”
但当天没有一家私商买煤。
第2天煤炭落价后，私商都来抢购。
又一次在煤涨价的前一天，各推销处把借去的煤炭都还给公司，没有一家再欠公司煤的。
从以上事情看，公司内部必定有出卖行情的人；
现在正在调查中。
（4）奸商钻公司营业上的漏洞发大财
公司和各推销处的关系，初期是先把煤炭无条件赊给私商推销处，不限期收款，待推销处把煤炭卖出后，再向公司缴款，买取第2次煤炭。
这中间的漏洞是非常大的。
私商可以把煤炭卖出，以国家资本做私人买卖。
如奸商艾景华在1950年10月以国家煤炭五千万东北币的资金，又买去公司水泥，把水泥卖掉后，又以这五千万元做了两次买卖，才还给公司。
这样使国家蒙受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现在的关系是短期赊欠办法，把煤赊给私商推销处，限期交款。
这办法仍然有漏洞。
公司在私商推销处储存煤炭，漏洞也是非常大的。
夏季用煤量大减，公司缺乏煤场，就把煤储存在私商推销处。
这样，推销处可以随便出卖国家煤炭，做自己的买卖，公司不易发觉。
由于奸商利用种种办法拉拢和勾结公司内部的蜕化分子，实行集体贪污，盗卖国家资财，出卖行情，钻空子，从中发财，因此，过去单人一个的奸商胡君巢，现在已经开起七十多人的志诚麻袋工厂，有四十多台机器。
奸商艾景华曾开过肥皂工厂、制米工厂，现又装备好一个电机锯木工厂，就要开工。
搬运公司开票员郝希真（原来是赶马车的），和公司人员有勾结，在赶车拉煤时，公开向买煤主说：
“给钱，给你拉好煤。”
如今他从一辆马车已发展到三辆，在反贪污运动中要求辞职回家赶车。
与郝勾结的公司职员赵振恒已潜逃。
奸商和蜕化分子勾结起来破坏反贪污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奸商和蜕化分子勾结起来，抗拒和破坏这个运动。
有的奸商和蜕化分子在一起开会约定：
“内部干部掉头不谈，各保住各的据点，谁也不准谈谁，攻破谁算谁。”
有的贪污分子在小馆里向奸商表示态度：
“我是老槌板石，经过大棒槌，一定不谈。”
有的奸商以软硬齐下办法阻止贪污分子坦白。
有的贪污分子托其他私商写信给和自己合谋贪污的奸商，商量如何对付公司的调查。
有的贪污分子，因共同贪污者已调动工作，要通信商量办法，又怕走露消息，派私商亲自送去。
贪污分子的问题被别人揭发出来的时候，就联合起来威胁和打击提意见的人：
“你不能侮辱人，将来把问题搞清后，你得负完全责任。”
当运动进入高潮，他们的问题已被揭发，不坦白不行了，谈一点就告诉奸商一点。
调查组到奸商处调查时，内部谈什么，外面也谈什么，一点不多也不少。
有的贪污分子被停止工作反省时，就用电话暗号和奸商互通消息；
怕用真名被人发觉，就用假名通话。
有的在内部被群众监视起来，就跑到便所里去交谈。
有的用账本掩盖着写条子互相传递。
奸商对去调查的同志，也施以威胁利诱手段。
如奸商胡君巢对调查组的同志说：
“有次我给你买了二百个鸡子，等你下班给你，但没有碰到你，又取回来了。”
对另一调查组同志说：
“以前我看你很好，想给你介绍个爱人；
现在你为什么提高自己打击别人？”
他们想用这些办法，使调查组的同志不认真调查。
现在，拒不坦白并联合奸商破坏反贪污运动的关凤地、王安宇、吴廷臣、王路一等已被送人民法院法办；
不肯老实坦白错误的孙捷已被党组织开除党籍，行政方面撤职查办；
自己坦白并检举别人的刘宜芝、郑礼信、梁乃桐等免受处罚。
勾引干部的奸商，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采煤工人王玉林打破情面检举了贪污分子
编辑同志：
京西矿务局采煤工人王玉林听了冯局长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后，接连四、五天心神不安。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
他的老婆觉得他近来行动很怪，就问他：
“你这几天和谁闹蹩气？”
他说：
“还不是为了咱们老乡王善卿的问题。
去年03月，我到老王家去，看见他正和两个商人喝酒。
商人们走时还留下五十万元，说是送给小孩买衣服的。
当时他对我说，要不是他，这两个商人就不能做两亿多的买卖。
我知道这是受贿行为，但是过去我曾受过他的好处，这里的工作还是他介绍的。
现在我很为难，要检举，又怕对不住他；
不检举，又觉着对不住毛主席！”
他的老婆就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一天不检举，就一天不能安心。
而且，检举出来不但对国家有好处，对王善卿本人也有好处。
你还有什么顾虑的？”
听了这些话，王玉林越想越应该这样做。
他连晚饭也不吃，就急忙地去矿里，向矿长检举了王善卿的非法行为。
　金刚

一贯保持坚苦朴素作风的共产党员张子良
方酣
三年前，东北森林工业总局来了一位新任的副局长，他挟着一个小行李卷，穿着一件旧军用大衣。
直到现在，他穿的仍旧是那件旧军用大衣，铺的仍旧是那个小行李卷，那里面只有一条灰毯子和一床包不住棉花的棉被。
这位副局长，当他在他的家乡陕北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森林；
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已经变成一位被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称为“中国的林业专家”的人。
这个人，就是这里要介绍的共产党员张子良。
冬天，当上山倒套子的农民们，因为看到冰道浇得不好，爬犁做得不结实，因此意见很多情绪很低的时候，他走进他们的工棚子，和他们一起吃高粱米饭，给他们讲话，检讨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有督促下面把设备和供应安排好，向他们保证一定马上改善，也鼓励他们想办法克服暂时的困难。
农民们都受了感动，不但完成而且超过了生产任务。
冬天，当采伐任务紧张的时候，他穿着那件旧军用大衣，背着一个通讯员用的白帆布文件包，脚上穿一双棉胶皮鞋，每天在冰道上跑二三十里路，亲自检查冰道，组织突击队，发动竞赛，他白天因工作劳累吃不下饭，晚上想如何改进工作睡不着觉，几天功夫脸上就瘦了，但他终于保证了采伐任务的完成。
张子良同志自从到了东北森林工业总局以后，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林区，并经常和采伐工人一起住在工棚子里。
在那里，他和工人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生活。
许多生产当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他亲自发现然后提到总局解决的；
许多新的工作经验，是他根据苏联先进经验，亲自和工人们一起研究、试验、创造出来的。
他亲手培养了创造一面倒采伐方法的特等劳动模范李国有，创造降低伐根的特等劳动模范刘金贵，创造清理林场利用梢头木的特等劳动模范王炳章，以及其他好多创造先进经验的工人和小组，并且亲自动手整理了许多经验推广到全区。
就这样，他成了林区工人们熟悉和爱戴的人。
他时常收到采伐工人们给他写的信。
整整三年，他没有穿过一双皮鞋，一套呢子衣服。
别人特意从上海买来一支派克笔送他，他不要；
别人使旧了的一支自来水笔，因为丢了笔帽扔在桌上不要了，他却拣起来套上一支毛笔的铜笔帽，蘸水使了一年。
当他还是供给制的时候，父亲从家乡来看他，别人劝他买些东西送给父亲，可以由公家报销，他说：
“我有什么资格支公家钱用！”
前年春天改了工薪制，大家给他评了四百多分，他说：
“有一百多分够吃够穿就行了。”
两个月以前工薪改为八百分，但是他直到现在仍然按供给制标准生活，多余的钱放在公家不领。
别人劝他不要太刻苦，他说：
“我这样一点也不勉强，从小在苦日子里熬出来了，从前那时候住什么？
穿什么？
吃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样已经满好了。”
他接着又婉转地告诉人家：
“要想把生活真正提高一步，我们还应该更加努力工作！”
他从1936年参加革命，已经是十五年的老党员了。
抗战胜利以前，他在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供给处长的时候，曾经被选为特等劳动模范。
可是如果不是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替他说出来，别人也许到现在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在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提供一点具体事迹，却只是连连地说：
“我的工作没有作好，我还有许多缺点，我还要好好学习……”问他许多事情，他说忘记了；
但是他却牢牢记得当他们从延安出发到东北来的时候，党给他们的指示，那指示告诉他：
从农村到城市以后，要保持党的坚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张子良同志，在他的脑子里，只有怎样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更好地工作，个人利益是不占据一点位置的。
他决没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一段艰苦的路程，应该坐下来歇歇了；
相反地，他是最懂得生活的真义的人，所以他能够乐观地顽强地朝着光明的远景一直地前进。
　（原载东北日报）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关于开除易吉光党籍的决定
（武汉市委员会通过并经中南局批准）
易吉光现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前曾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民政局局长等职。
于1926年入党。
现为武汉市委委员。
在二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中，易吉光曾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过艰苦的工作，坐过监狱，对人民有过功绩。
但两年多来，在武汉市工作期间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堕落蜕化，以致与敌为友，完全丧失了革命气质，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易吉光在民政局工作期间，对局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及嫌疑分子，虽已有材料，但不作处理，仍采取信任、提拔、照顾、包庇的态度。
有的提拔为生产教养院的秘书主任、救济分会的秘书长；
有的分配在善堂联合会负责；
有的在局内保管全局档案；
有的应被管制（因病重未实施），但生活上仍由政府照常供给，并准备介绍参加市府工作；
原伪长沙市长之女刘某因失恋投江自杀未遂，被易收留在民政局居住，并命令干部陪同看病、跳舞，而对军属投江者则不加照顾。
反革命分子蒋铭（现已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虽知其血债累累，但擅自提为代理民政科科长（原为民政局参议）及救济分会秘书长，并派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救济福利会议。
公安机关及局内干部虽曾提出反对任用蒋的意见，但均被拒绝。
对另一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已捕押）则积极帮助其和局内一个科长结婚，当同志们提出反对意见时，易则答复说：
“现在的天下是我们的，怕什么？”
更严重的是对吴姓女医生的父亲的态度，吴父原为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因易吉光和吴姓女医生关系暧昧，因而进行包庇，以其年老为藉口，令公安局解除管制，加以照顾。
后经群众再次密告，吴姓女医生之父在恢复管制后畏罪自缢，而易吉光即派两个干部为其治丧，令殡仪馆完全免费，强令棺木商按成本七折售与棺木。
易吉光并亲自送葬，派公家汽车送棺柩至黄陂县滠口葬埋，又送三十万元作为治丧费。
为求取吴姓女医生的好感，易吉光曾亲自代其起草房租租约，条件甚为苛刻。
其家人则扬言：
“这是人民政府秘书长写的。”
易吉光由于在思想上模糊了敌我界限，因而在执行各种社会政策上就产生了严重的脱离群众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
在整理武汉市各个善堂及会馆时，易吉光不是从党的政策和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出发，而是单纯从经济观点出发。
于是对房租的调整采取了“高租不动，低租增加”的错误办法，激起了住房群众的极端不满，相率组织“马桶队”、“请愿团”、“抗租队”表示抗议。
对善堂会馆联合会所属学校则因采取合并及撤销教员的办法，造成教员失业，大批学生失学，员工薪金普遍降低，以致教职员工散发传单，对政府表示极为不满。
而易吉光对此种情况并不重视，反而蛮横地说：
“必须严加制止善棍会痞状子满天飞的恶劣现象。”
并将群众的有关意见书撕毁，还对干部扬言：
“不要怕，天塌不下来，打官司有我。”
易吉光不但对群众采取这种蛮横的恶霸态度，并因此事曾和文教局、教育工作者工会闹意见，形成对立，久不解决，还影响近九亿的税款拖延将近一年才缴纳。
另外，易吉光从社会救济事业费开办的荣优米厂提取二千九百多万元，做为个人享受及机关杂项开支之用，以满足个人生活的欲望。
又为着满足单纯营利行为而盲目地擅自将善堂会馆款二亿余元去“争取”上海琴丰纱厂内迁。
因事先估计错误，至今二千余纱锭仍堆集栈房，八十二个工人未进行生产而照发工薪，致造成二十余亿元的重大损失，并影响善堂会馆联合会的经济周转和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
易吉光在干部政策和领导作风上采取了无原则的提拔任用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压制民主，打击批评，并对某些干部施以感情拉拢。
对于顺从逢迎者，则提拔、信任、迁就、照顾。
对于经常提意见和有意见的同志则打击、排挤、压制。
在他领导下的干部，曾提出不少意见，并曾组织谈心会正面向其提出。
易吉光则认为这是“有意报复，动机不纯，坏人钻空子，破坏领导威信”。
诬此为“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
并斥责提意见者是“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
甚至公开声称“我以局长、总支书记、党组干事的身份来管你们，不要调皮，小心党籍。”
易吉光的错误思想表现在生活上是贪图个人享受、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以为自己是领导者应当特殊，对于按制度应得的物质待遇感到不足，要求公家给以特殊照顾。
于是利用职权，在民政局、生产教养院、救济分会及市政府四个单位滥用公款二千二百余万元，完全作为个人享受和对自己家庭特殊照顾之用。
对市府的事务工作干部说：
“市长副市长的生活还不如局长哩，你们应该好好照顾呀！”
对这种个人生活上的享受腐化思想不以为耻，反以为当然。
从上述这些错误看来，易吉光已完全丧失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
并由于其错误思想的指导，在两年多的工作中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已受到严重的损失。
武汉市委认为易吉光的错误是严重地背叛了党的和人民的利益。
故不管其过去的功绩如何，亦必须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处。
（市委对此问题所犯之官僚主义错误另行检讨）

堕落蜕化敌我不分丧失立场
易吉光被开除党籍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委员、原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易吉光，腐化堕落，铺张浪费，压制民主，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错误被群众揭发后，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武汉市人民监察委员会等单位曾联合组织检查组前往检查，现已检查完毕。
检查结果指明，易吉光错误严重，武汉市委已决定开除其党籍。
去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武汉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罢免了易吉光的副市长、政府委员和秘书长等本兼各职。
易吉光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党内和行政方面都负有相当重要的责任。
他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为人民出过力；
但在革命胜利后，因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骄傲自满，麻痹松懈，腐化堕落，压制批评，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和品质。
易吉光在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长期内，直接领导生产教养院的工作。
由于他有个人打算，曾错误地把募集救济武汉市重划区火灾区灾民的衣服一万件，鞋子两大卡车，以及善堂会馆的资产四亿元
（内粮食一万五千斤折款）及织布机四部，毛巾机十部等等，都毫无理由地给了生产教养院。
易吉光敌我不分，对有政治问题、历史不清的分子非常信任，加以重用。
曾充当过伪专员、伪市长、镇压过农民运动，血债累累的军统特务蒋铭，就被易吉光任为民政局民政科代理科长，后提升为救济分会的秘书长，并派到上海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救济福利会议（在镇压反革命中，蒋铭已被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徐石音曾充当过伪县长及伪税务局局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易吉光也让他担任民政局文书组组长，起草重要文电，后又提升他为生产教养院行政秘书（徐石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王永成原是“华中剿总”潢川小组译电员，也由易吉光从办事员提升为生产教养院的一个厂的厂长，后又提升为生产教养院的代理秘书主任。
易子超（易吉光的胞弟）是宜昌的一个恶霸，曾充当过伪警察局刑事队队副。
对这样一个反动分子，易吉光先是要求武汉市人民政府写信给宜昌市人民政府予以照顾；
去年易子超来汉口后，易吉光又给他介绍工作，而易子超则嫌地位低而辞职。
易吉光遂从公款中拿出二百万元给他回家作生意。
不久，易子超又来汉口，易吉光又送给他三十万元。
后易子超在镇压反革命中也被捕。
此外，易吉光和郎勤襄又重用坏分子为会馆善堂联合会骨干干部，因而发生了贪污等问题。
易吉光和一个吴姓女医生有暧昧关系，吴的父亲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去年02月被我管制时，易吉光曾亲自写信给武汉市公安局，不让管制。
04月间，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吴父畏罪自杀，易吉光乘汽车协同吴的亲属到殡仪馆去照料，并派两个干部用生产教养院的卡车运送灵柩至滠口墓地。
上述情况已充分说明易吉光在政治上敌我不分，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和品质。
易吉光的这种错误行为，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党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易吉光的腐化享乐思想极为严重。
他在任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长、副市长时，利用职权滥用公款，仅其自用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万元，这些钱多数用于购买食品、香烟、衣服之类。
他吸的雪茄烟，每支值二千到五千元。
他住的房子也很讲究。
他在担任秘书长后，就和周季方副市长找了一幢好房屋，每月开支房租、水电费九百万元左右。
他们并单设警卫班、工作组，加上他们原来的警卫员、公务员等等，两个人就有四十三个人来伺候。
但是易吉光对这样的生活还不满足，还认为生活“苦”，斥责事务员“不会照顾首长”。
易吉光由于已完全蜕化，无视国家财政制度，滥行开支。
如易在任民政局长期内，在一年多的过程中曾提取社会事业费二千九百四十三万多元，滥用于修理汽车、修饰楼房、民政局干部集体看戏、补发伙食费、干部补助费等。
另外，易吉光未经任何人批准，私自动用生产教养院公款五千多万元为自己的妻子刘静买了一辆小吉普车。
私自从前年、去年的全市干部家属补助粮内，发给自己的恶霸兄弟、姐姐的家属补助费二百多万元。
易又未经武汉市政府人事处的批准，将一个大侄儿（易子超之子）送入武汉市立第二男中上学，享受干部子弟待遇，在民政局内领取包干费。
此外，易吉光又在浓厚的营利观点的指导下，挪用善堂会馆的经费，盲目举办纱厂。
因事先考虑不周，纱锭机器运武汉后，堆在仓库达一年之久未用于生产，原厂职工八十余人未作工作而仍照发工薪，共计损失达二十亿元以上。
同时影响了善堂会馆救济福利事业的推进。
伪长沙市长刘某之女，因失恋投江被救，易吉光藉口她是知识分子，有前途，便留在局内和女干部住在一起，并任其随意出入易的办公室，并叫干部陪她跳舞、看电影等。
易吉光在压制民主、压制批评方面也很突出。
他把群众的批评诬为“有意报复”，“动机不纯”，“坏人钻空子”，“破坏领导威信”，甚至诬蔑提意见的工人为“流氓工人”。
易吉光常常藉口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来反对民主，反对批评。
武汉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的干部对易吉光的意见很多，但易从来不听取这些意见。
例如在1949年12月民政局召开的谈心会上，大家对易吉光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很多意见，易吉光在年终工作总结报告中，就对提意见的人大骂一顿。
说大家是“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等。
此后易吉光对提意见的人不断地施行报复。
乔全德因为提意见多就被易吉光取消了党总支委员的资格，并调动了工作。
胡泽民也因为常提意见，遭到易吉光的打击。
易吉光并公开骂胡泽民有“流氓作风”，是“跑江湖的”。
易吉光的错误是严重的。
在革命胜利后，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他已经忘记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因而蜕化变质，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品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易吉光的错误，他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去，中共武汉市委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易吉光的错误未进行严格斗争，也应该进行检查。

把我的思想提高一步
苗培时
二年来，我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作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有些篇，也配合了党的当前的政治宣传，起过一点好作用，在群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同志们都说我写的东西思想性和艺术性低；
甚至有一部分是劣等货，很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过去对于这些意见，是不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写了总比不写好，劣等货总比没有货色强。
这样，我就沾沾自喜，很满足于自己的一点成绩。
这次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一开始，听了胡乔木同志的动员报告，他把文艺创作上的怠工和粗制滥造，作为一种极端恶劣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尖锐地提出来，号召大家彻底地整顿改造。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根据文件的精神，我把我写的一些东西检查了一下，做了反省。
我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浮光掠影地碰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以赶任务为藉口“赶”出来的。
至于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如何，对人民有多大的教育意义，我想得很少，就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时时刻刻地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的思想性的问题；
反正“赶”了出来，拿出去就算了。
对于自己所写的事并不十分熟悉，对于自己所写的人物缺乏热情和认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泉源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与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
可是我的写作态度，却正与之相反，而是马恒昌来了，“赶”马恒昌，刘英源来了，“赶”刘英源，李顺达来了，“赶”李顺达。
我的作品，应该说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低。
思想性，这是文艺作品的灵魂。
只有思想性高的作品——能够真实地、生动地反映生活，体现党的政策的作品，才能够普遍深入地教育广大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
对普及的通俗文艺作品来说，正因为它在形式上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它要直接送到群众的手中去，就更不能降低对它的思想性的要求。
否则，把一些内容肤浅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供给人民，对人民不但没有丝毫好处，而且是有害处的。
以此来检查我的作品，那就很明显，我是没有满足人民这种起码的需要的。
在我写的许多歌颂劳动模范的故事中（如关于赵占魁、李凤莲……等人的快板），短篇小说中（如“好班长”、“王贤传”、“矿工起义”……等），我都是很肤浅地把表面的事实和人物的活动交代了一下。
我没有更深入地把客观事实和人物的思想本质——灵魂发掘出来，我只简单地把这些人物所做的事情，潦草地轻描淡写地往纸上一画；
但这些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在我的故事中，是很难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答案的。
这样，我所描写的就只是种种现象——战士们的勇敢杀敌，工人们的积极生产，而不能说明这种行为的意义，和它们所存在的普遍真理。
所以我的歌颂就常常落了空，好像只是为了歌颂而歌颂；
这种歌颂又有什么用处、什么效果呢？
像这样思想性低的作品，就是可有可无的，不能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所以要用作品教育人民，最根本的还是要真正理解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塑造他们真正的英雄形象，表现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的先进的思想
是为人民服务、爱祖国、爱人民，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的原则的。
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作品，才能圆满地完成提高人民思想的工作。
这就要求我必须把我的思想再提高一步。
我的作品所以思想性不高，也由于我还有单纯地追求形式的倾向。
我常常说：
写东西要语言通俗，要做到散文能说，韵文能唱；
认识字的看得懂，不认识字的听得懂。
一般地这样说，并没有错误。
问题在于我只是单纯地讲求音、腔、字句，并迁就某些群众落后趣味与意识。
这样就使我在运用旧形式的时候，不但不能突破旧形式，反而忽略了思想内容，作了旧形式的俘虏。
像我写的鼓词“赵亨德大闹正太路”，在描写敌我战争的场面上，我就毫无立场地、客观主义地，搬用了一些陈词滥调，把我们解放军的伟大形象歪曲了。
这篇东西是1945年我在太行区的时候写的，写完了拿给艺人去表演，艺人在描写战争的场面上，加了一些“……童子就把观音拜，二郎担水赶一程。
这一个老树盘根玩得好，那一个白猿偷桃耍得精……”的旧句子，很受听众的欢迎。
于是我就毫无批判地把这些句子接受下来了。
当在太行山印简本的时候，负责审查的同志，已经把这些不伦不类的句子删掉，但到了北京，我有了编“新曲艺丛书”的机会，能把“赵亨德大闹正太路”的全本印出来，我就又把这些句子原封不动地给加上了。
从这个具体的事实上，就可以说明我是怎样地留恋旧的感情与趣味，也说明我在工作中缺乏纪律性。
我平日对于政治的学习不够，了解党的政策不深，我的政治水平与思想水平都是很低的。
在写作的态度上，我为什么犯了粗制滥造的毛病？
这和我有意无意的“为普及而普及”的观点相联系的。
我认为封建文艺阵地是那样的广大而深入，我们新的作品——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作品那样少；
因此，我就到处提倡“无害论”——就是说作品没大问题，只要比那些老东西稍好（其实不一定好）就可以了。
这样无形中我就把对于艺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要求降低了。
对旁人要求这样，对自己要求更是这样。
为了给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打掩护，我常说：
不怕！
我虽然写得粗糙点，可是我是赶了任务的啊。
用“赶任务”原谅了我自己，也同样地原谅了别人。
当然，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赶任务，完成一定时间的向群众宣传教育的工作，应该说是一种光荣的责任。
但以赶任务做挡箭牌，好像自己就有了写坏作品的权利，那就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失掉了党的立场。
两年来，我还在很多的工作中，和文艺界的某些同志闹对立，合不来，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情绪；
妨碍我向文艺界的先进们学习，使我不能和党外或党内的同志们合作。
谈得来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同志；
就是在几个所谓合得来的同志之间，也没有
（也不可能）建立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的政治生活，而是发展了庸俗的互相恭维的恶劣作风。
对于和我共同工作的同志写的作品，很少有（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批评的意见。
当别人提出了批评，我虽然也知道很对，但当和被批评的同志见了面，不是告诉他应该注意他的错误，而是说些无原则的话，原谅了他的错误。
这样，在我们中间，就不可能展开正常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有时候，爱护我的同志告诉我，希望我深入生活，精心结构，写些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这些意见是对的，是宝贵的，可是我很少考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
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我明明知道，有的同志对待作品的纯技术观点已经在发展，但我很少提出反对的意见来。
这正像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中说的：
“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发生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与亲热，或轻描淡写的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存一团和气。
结果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在许多自己能够说话的会上，我常常向听众们表示：
我在文艺界“不入流”，在新闻界是“半个记者”。
说这话并不是表示自己虚心，却正是觉得自己在普及工作中有成绩，有功劳。
你们不承认我，我自己承认我；
你们不承认我，我更不承认你们。
因为你们写的作品，你们觉得是提高的，实际上群众不能接受，群众不买，假若说有销路的话，也不过大部分都是图书馆买去的。
反过来看看我写的呢，你们不是认为艺术性低吗，但比你们卖得多呀。
——我就是这样想的。
当给工人、学生们讲课时，若有人问我看什么文艺刊物，我就说：
看“说说唱唱”，其余的好像都不必要看。
若有人问我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时，我就说：
“我们大家不要管那些所谓提高；
别看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欢迎他们的提高，只要我们努力做普及工作，把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执行好，请看十年、二十年后，到底是谁家的文艺天下。”
实际上这是把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截然分开了，根本否认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这种只要普及而不要提高的思想，正是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对于文艺普及工作的指示的。
因为我带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情绪，来从事文艺工作，就发展到对于某一些同志也有了很深的成见。
总以为别人都是口头上说为工农兵，实际上都不是为工农兵的。
真正为工农兵的好像只有自己，或者只有自己承认的一小群人。
我为什么发展了这样的严重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呢？
一切客观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说在老解放区住了好久，也经过整风学习，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
这样，在一定的时候，一碰见一些具体问题，我就不能很好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处理，反而闹小地盘，小圈圈，一切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逞自己的“英雄”。
这样我就不能很好地运用文艺武器，很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经过了这次整风学习，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我自己。
我对于文艺其实并没有什么认识，我的路是走得不对的。
今后，我要老老实实地做个小学生，从头学习，经常地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深入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取得创作的泉源，把我的思想提高一步，写一些有思想性的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出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原载1952年第1号“文艺报”）

文化生活简评
“人民文学”发表了两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最近两期登载了两篇优秀的短篇小说：
一篇是晴霓的“蟾江冰波”（五卷二期），一篇是内蒙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01月号）。
“蟾江冰波”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讯部队的一个叫做胡宾的战士如何奋不顾身，坚持在翻滚着冰块的蟾江波浪中，克服极大困难，完成接通电话线任务的故事。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通过一对青年爱人同时所做的两件英勇行为，捉拿反革命分子，扑灭反革命分子所放的荒火，写出科尔沁草原上内蒙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两篇小说所共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
作者并不是追求什么新奇的故事，而只是写出了一些普通的人物，在怎样勇敢地为革命事业和人民幸福而奋不顾身地斗争。
因此，虽然在文字上和结构上还有一些缺点，它们的艺术的光辉却是掩盖不住的。
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刻划得很生动，都是那样可爱。
无论是那个普通的战士胡宾，或者是那一对年轻的爱人，牧牛姑娘同小伙子桑布，都同样具有一种崇高的品质，他们对祖国是那样热爱，那样的勇敢无畏，那样充满了毅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使得读完这两篇小说的人们都不能不为这些人物的高尚品质所感动。
我们文学的任务是教育人民，好的作品应该产生提高读者的觉悟和增强他们为明天而斗争的信心的作用。
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首先必须具有使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热情，善于发现和肯定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善于反映那些充满发展前途的新鲜事物，支持它们，颂扬它们，使它们战胜那些落后的正在衰亡的东西。
“蟾江冰波”同“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作者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真正熟悉新的生活，并且深刻地感受了这种生活中的前进的力量。
两个短篇的作者都还是年纪很轻的文坛新人，他们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但是这样的新人和新作品的出现，却使我们有理由加以庆贺，有理由相信新的文艺战士的成长，相信我们的文艺界是大有希望的。
“人民文学”发表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是值得欢迎的；
希望它和旁的文艺刊物更多注意发现新的作者，更多发表这一类写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优秀作品。
对春节秧歌队的三点建议
春节就要来到，许多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的秧歌队开始活跃起来。
在练习期间，有的秧歌队已派定谁扮蒋介石，谁扮贪污分子，谁扮官僚主义分子等。
这一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秧歌舞原是一种集体性的群众舞蹈，一般适宜于表现群众集体的情绪，特别是欢乐的情绪。
秧歌剧和秧歌舞不同，在秧歌剧中可以表现比较复杂的生活情节，可以表现一切阶级，一切人物，包括蜕化堕落分子和敌人等角色在内。
但在秧歌舞或秧歌队中扮演敌人角色，当其共同扭跳，招摇过市的时候，极容易产生敌我不分或与敌同乐的印象。
而且把一般的贪污分子、官僚主义者和蒋介石并列一起，也显然是错误的。
再说，蒋介石等反动残余早已被群众唾弃，我们不应该毫无理由地让这一丑恶形象再出现在秧歌队里。
如果演出的是秧歌剧性质的节目，节目中必须有敌人或落后分子的形象，那么这样的角色必须在街道上扮演被揭发、被捉拿、被惩办和无路可逃的狼狈相，或者先到预定地点，进行化装，不应该化装好了还和大家一起在街道上作欢乐的表演。
其次，秧歌队中的女角，应由女同志担任。
就过去的经验和现在某些单位排演的情形看来，男人扮女角，往往丑化了女性。
扮演者的脸上擦得血红，身上穿起触目的衣服，此外再戴一副黑眼镜，脸上做出种种轻薄难看的表情，这形象难道是新中国女性的典型吗？
这不是轻视妇女和污蔑妇女的落后心理的表现吗？
这种现象是必须纠正的。
第3，从以往的情形看，秧歌队常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如在服装设备及其他消耗方面。
这种现象应加改正。
我们应在群众性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提倡节约的作风。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赵志方　苗地　画
（一）王锡儒是天津私营斌兴印刷厂的营业员，去年12月18日清早，正要送孩子去上学，刚一开街门，一个人慌慌张张从外面走进来，帽子压得很低，口罩遮住了半个脸；
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外甥赵仁。
他觉得奇怪：
从武清县老家到天津有五六十里路，赵仁一定是夜里就动身了，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呢？
（二）赵仁说话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舅舅说，村里有人偷了合作社的棉花，托他卖过。
现在偷棉花的人犯了案，他害怕连累自己，因此来天津躲躲。
王锡儒想：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因为一时问不出什么来，他就想先送孩子上了学，再去找赵智——他另外一个外甥去商量这事。
临去的时候，他嘱咐妻子要好好看住赵仁。
（三）赵智是赵仁的弟弟，是斌兴印刷厂的工人。
这天，他听舅舅说哥哥一早就到天津来了，很是惊讶，就赶紧到舅舅家里来看赵仁。
赵仁就照向王锡儒谈的那一套向他弟弟谈了一番。
赵智听了，劝他回去向政府坦白地交代一切。
赵仁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不能回去，回去就没命了！”
这句话，使赵智愣了一下，他想：
哥哥的事情一定不是这么简单。

关于朝鲜问题
——维辛斯基01月09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全文
我认为不能同意有人在这里为了给一个提案辩解而发的议论，这个提案要求延期辩论目前我们正在这里当作议案而加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我们仍然不知道要我们怎么样。
你们在这里翻来覆去地总是说那一句话：
延期讨论朝鲜问题。
但是，你们主张延迟多久才讨论这个问题呢？
叙利亚代表埃尔—古里先生说：
无限期。
无限期的意思就是不指出日期，不指明时间；
这就是说无止境地延期。
另一方面，别的人又说，不是无止境地延期，而是“暂时”延期；
可是这种“暂时”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不能，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不敢解释了。
那末，这里面有怎样一种奥妙呢？
如果发动这个战争的大人先生们害怕讨论任何问题，甚至害怕讨论这样一种问题，这问题并不直接触及战争，可是无论如何总涉及其和平已经被外国干涉者强行发动的战争破坏了的国家中的敌对行动——如果是这样，那末，显然是事情对他们很不妙了。
显然，你们是要，就像俗话所说的，“煞住”这个问题。
首先，你们想一般地说“延期”，却不指明延迟多久，这样一来，既然没有规定时间，也就是根本不肯规定时间，因为，你们知道，延迟的期限并没有规定下来。
我们在那必须说是可耻的强使秘书长连任的问题上，就有过和这种情形相似的先例。
每逢遇到期限问题的时候，总会出现种种阴谋；
这些阴谋我们早就看过了。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正在开始某种，我要说是过于大胆的冒险。
因此，苏联代表团坚决要求：
不顾一切赞成或反对的议论，使葛罗斯先生的建议提得更明确些。
必须不顾一切，使这个建议提得更明确些。
我要求你们对我们说清楚：
你们是打算把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讨论无止境地——或者用埃尔—古里先生的说法，无限期地——延搁下去呢，还是推延到一定的期限以后呢？
如果有一定的期限，那末，告诉我们，要延搁多久呢？
这是我们正当的请求，正当的要求。
不提出这种要求，就不可能明智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愿意提醒大家注意的第2种情况，是下面这种情况：
有人在这里说：
只要朝鲜战争仍在进行，关于目前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应该无限期地延搁下去；
我们是不能同意这种论调的。
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我们并不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因为我们遵守议程，议程上有着朝鲜独立问题——朝鲜独立问题自然还是和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的问题有关的。
可是这并不是整个问题，因此，我们要在什么限度上考虑全部问题，就看我们怎样决定了。
有一些人说，如果把任何和在朝鲜的敌对行动有关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对于朝鲜的和平解决可能是有害的。
这些人其实是害怕这种讨论会促使这种敌对行动停止，因为这是不利于靠战争自肥的人的，敌对行动继续下去才对他们有利。
但是，有人向我们说：
绝不能接触到这些问题。
他们说：
如果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就可能妨碍朝鲜谈判顺利进展。
真是奇怪的道理——奇怪两个字还是用得太轻了。
我们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谁都知道，联合国组织是建立来作和平的工具的。
联合国宪章说：
和平事业是联合国的重要责任。
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议也谈到了这一点。
甚至在我今天说安全理事会对和平事业负有主要责任的时候（当然这样说是正确的，我说的是主要责任，而不是唯一的责任），你们也表示反对。
你们说：
对和平事业负主要义务和责任的，是整个联合国组织，同时也是大会。
这一点我同意。
但是，如果是这样，联合国大会就当然应该讨论关系到和平事业的问题，像目前这种妨碍大会讨论这类问题的情形当然是不能容许其存在的。
美英集团害怕侵朝战争结束因而阻挠讨论朝鲜独立问题
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成立，是为了讨论和平的问题。
它不仅要帮助消除对和平的威胁，而且还要帮助消除已经破坏和平的事件，并且要采取措施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和平。
这就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大会的任务。
如果你们说，这些有关朝鲜独立的问题和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那末，我们并不反对不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虽然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讨论的。
可是我要重复一遍，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同时讨论这两个问题。
但是，总不能说因为这两个问题不能分开，就不必研究这些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对象、是联合国的活动和存在的对象的问题。
你们说，安全理事会不能胜任，因此必须创造这样一种局面，以便和平一旦受到威胁时联合国不至于束手无策。
因此，你们就主张违反宪章，把本来应该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交给联合国大会。
现在，当我们已同意由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独立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有助于加强和平）的时候，却又有人告诉我们说：
“不，只要朝鲜境内的战争仍然继续，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妨碍事情的进展。”
但是，“妨碍事情的进展”是什么意思呢？
妨碍顺利进行战争呢，还是妨碍停战谈判顺利结束呢？
你们说：
“妨碍了停战谈判顺利进展。”
然而，人们简直不可能了解这个问题和朝鲜独立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
人们简直不可能明白：
帮助停战谈判顺利结束，或者为我们自己订下任务和目标来帮助停战谈判顺利结束，为什么反而可以被说成是可能促使谈判破裂。
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里有一些绝对无法令人相信的事情！
看来好像我们大家愈是努力想使战争停止，战争就会愈剧烈似的。
另一方面，又好像我们愈不努力使战争停止，战争就会愈快缓和，愈能早日结束似的。
瞧，这算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这不是逻辑，这是所谓符咒一类的东西。
有些人是喜欢用符咒的。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有些人是愿意相信符咒的力量的。
我们也不是这样的人。
尽管有人拚命鼓其如簧之舌，要把这说得好一点，可是符咒总归是符咒！
有人说：
如果我们采取措施，为结束战争而制定这些措施，那末，战争就会更加剧烈；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少设法帮忙，战争就反而会缩小，会缓和，也许还会停下来而终于更迅速地结束——归根结底说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推理。
这种论调是不值一驳的。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有人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这种逻辑。
以后，我们还要谈谈某些代表团，特别是美国代表团之所以这样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热烈期望延期辩论这个问题，其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其真正原因是什么。
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没有把握这样的讨论是不是一定有收获。”
但是，如果讨论任何一般性问题的任务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如果这种讨论不是正确地进行，那又怎能在实际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就确定任何一般性的讨论或对任何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会有收获呢？
难道只有那些一般人认为准会产生有益结果的问题才能列入议程吗？
如果是那样，那就必须先说明什么是有益的结果。
举例说，我们相信十一国代表团提案的提案国会认为昨天的投票和整个辩论已为它们带来了肯定的结果；
但是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和表决，对所谓“集体措施”的整个美国计划说来，是彻底的失败。
另一方面，从我们的观点看来，美国这个计划的失败就是“有益的结果”，因为美国和它的大西洋集团的伙伴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是和联合国的宗旨相矛盾的，并且是对和平事业的威胁。
应该记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意见，因此，在事实没有证明、生活没有证明什么是有益的和什么是无益的以前，就不能决定讨论是否有收获。
因此，所谓讨论“有收获”或者“无收获”的论调是没有说服力的。
拒绝在规定的时间讨论某一国问题的论调是没有说服力的。
为了替这个错误的态度辩护而提出的一切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问题的症结完全不在这里。
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和美国的支持者害怕我们一讨论到这个问题，它们对于朝鲜的全部打算就会接触到健全、正直和公正的批评，这样，这种打算就会像霉烂的布匹一样成为碎片。
你们就是害怕这一点！
不管你们大西洋集团成员国的先生们多么会吹牛，不管你们多么嚣张，我们说，你们是掩盖不了你们的恐惧的，你们害怕人家更多地揭发你们对朝鲜人民发动的海盗战争！
你们害怕揭发。
可是，你们害怕的还不仅是揭发。
你们害怕战争结束，像我们从“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许多美国领袖和美国报纸也公开这样说。
有人说：
等待用武力或者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埃尔—古里先生也这样说，真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有人手里拿着武器——不但手里拿着武器，而且采取武装行动，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居民遭受美国飞机残酷野蛮的轰炸，而这还是在停战谈判在板门店进行的时候哩！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和平方式可言！
在圣诞节前一天，美国飞机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出动六百多架次，这当然是在联合国的旗帜和名义下进行的。
有人说：
“等一会，让这个问题在朝鲜谈判中解决吧，我们的干涉只会是有害的！”
但是谈判进行得很不好，很不能令人满意。
法国代表说：
“谈判有困难。”
英国代表说：
“不，有进展。”
美国代表也说：
“有进展。”
但是我们要说：
不仅有困难，而且有不堪设想的困难。
因此，他们提到朝鲜谈判，反对联合国出面“干涉”——这是用他们的字眼——时，不过表明他们希望用武力来解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罢了。
那末，谈判的目的何在呢？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谈判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显而易见，美方是在利用这种谈判来掩饰他们自己的用武力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主张和愿望。
但是他们似乎忘记武器不会总是只对一方有用的，武器对双方都是有用的。
这个问题和我们这个组织——“和平的工具”——没有关系吗？
我们这个组织到底是一种和平的工具，尽管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些代表团大谈其荒唐透顶的“理论”。
有些代表团在这里说，联合国不应当过问这个问题，应当让朝鲜血流成河，应当让城市和村庄继续被焚毁、被破坏，让千千万万的人——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继续死亡，应当让青年被送到那里，让他们远离家乡，糊里糊涂死去。
联合国会员国应当说这样的话吗？
联合国组织应当这样想、这样做吗？
不！
这是可耻的态度，这是推卸我们的责任的态度。
所谓“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只是美国参谋本部附属机构
有人说，例如秘鲁代表就曾在这里说，远东和平问题应当让那些应该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去解决。
但是，秘鲁代表先生，现在整个困难就在于能够解决远东和平问题的人不是在处理这件事情，而是在从事战争。
你说：
让他们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应当处理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李奇微和美国军方应当处理决定和平问题的事情，而我们联合国不应当讨论和平问题。
让李奇微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所差的就只是让李奇微将军担任我们大会的主席，让推举他的人做他的僚属或跟班！
这正符合于秘鲁代表碧朗第先生概述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些人正是求之不得的。
但是秘鲁代表显然站错阵营了。
他照这样推理，就没有站到和平阵营里，而是站在战争阵营里，站在战争贩子的阵营里——那当然是你自己的事情。
有人说：
我们不应当设法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难道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在我看来，没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总是由人决定的，问题总是取决于人，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当然，这也要看环境和情况怎样，但是环境和情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创造的，归根结底，问题是人决定的。
但是不讨论、不分析、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是永远不能作出任何明智的决定的。
秘鲁代表说，我们不应该“扰乱平静，妨碍正在谋求结束战争的板门店谈判的成功”。
但这位发言者所说的朝鲜的平静是什么呢？
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战争正在朝鲜进行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但这不过是重弹已经被驳斥过的老调而已。
智利代表就曾加以驳斥，他说，前年成立的委员会可以讨论许多关于朝鲜的问题，如复兴朝鲜和在朝鲜建立民主制度等等问题。
顺便说一句，应当指出，这个委员会——英美集团拒绝在这里讨论它的报告——就被称为“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
我们为什么不听取它的报告呢？
在以前，我们反对组织这个委员会，并且指出它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会有什么成就，它只是美国参谋本部的一个部门罢了。
如果你们敢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能够证明这些话是真实的。
就像你们以前所说的，你们组织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它可以讨论统一和复兴朝鲜的问题。
这和朝鲜独立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委员会报告第369段和三百六十七段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委员会做了一点事情——我们至少应该看看它在整整一年中做了些什么事情，这并不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愿意看看这个委员会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有人告诉我们说：
在战争正在进行时，先不要管这一切。
这就是和那个向我们提出的美其名为朝鲜独立问题的提案相互关联的各种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有人告诉我们说：
不，一定不能管这一切。
我们不应该讲出像菲律宾代表在这里竟然讲出的那种话来。
如果不是因为菲律宾代表的演说无理取闹，我们就用不着详细谈论他的演说。
菲律宾代表在这里以他惯用的诽谤苏联的谰言向我们提出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一些挑拨是非的问题：
苏联是否正在参加朝鲜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挑拨是非的、恣意诽谤的一连串问题之一，菲律宾代表在这里显然始终受“美国之音”的指点。
让我们不谈这些挑拨是非的遁词吧。
我只要说：
菲律宾代表演说中有关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那一部分，只是露骨地证实了美国集团不愿意结束朝鲜战争。
联合国是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应该制止美国阻挠停战谈判
有人告诉我们，例如乌拉圭代表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联合国——乌拉圭代表这样解释）已下令为争取朝鲜的和平而作战，我们无权采取妨碍执行这个命令的任何步骤。”
乌拉圭代表说：
“我们必须不做对司令部有害的任何事情。”
这样一来，朝鲜战争就变成了为和平而进行的战争了。
这无疑是荒谬的话。
难道乌拉圭代表不认为不发动战争或在战争一旦爆发后立即设法加以制止会对和平的事业更有利吗？
说为了和平而进行战争，这是很矛盾的，是像——譬如说——热和冷、硬和软、白和黑一样。
乌拉圭代表显然觉得在舆论面前把这种“哲学”提出来很失礼，感到这种话很蛮横，他就赶快补充说：
当然，应该加以适当的解释，应该声明，拒绝在委员会中讨论朝鲜问题并不是表示——像乌拉圭代表所说——“我们并不注意也不关怀战斗人员”，这只是“延期”讨论，“暂时延期”讨论，这完全是因为希望不损害司令部的利益。
用什么方式不损害司令部——当然是美国司令部——的利益呢？
用停战谈判还是用战争呢？
如果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向司令部说：
“这就是我们的建议。
如果你们采取这个建议，你们就可以使和平谈判很快地顺利结束。”
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
仅仅这一点就非常明确地说明那些赞成美、英、菲律宾和乌拉圭的代表团的意见的先生们为什么那样极力不主张把朝鲜问题提交我们的委员会的、安全理事会的、以及任何联合国机构讨论。
当天的议程是朝鲜的独立问题，是朝鲜的复兴问题。
我们很愿意看看这个委员会正在干一些什么工作，这个委员会为了要办事而取得金钱，它依靠我们的预算而存在，包括苏联所出的一百多万美元在内。
如果这个委员会什么事也不干，如果它毫无用处，如果它的无用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它的报告在这里连听也听不到或者连提都不提，或者它竟干一些有害的事情，那就要提出以下的问题：
我们把钱交给这个委员会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呢？
正当需要讨论委员会报告的时候，却把那些报告搁置起来，不加以讨论，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意见和那些一般认为不必谈论这个报告的我的同事们的相反，我要讨论这个报告。
关于这
一点，我认为劳埃德先生的行动很对，他想在委员会的报告里，在他现在拿在手里的小册子里替他自己寻找论据。
不过他没有在那里找到有利于他的意见的任何论据。
报告内有着和他的意见相反的论据。
例如在报告的俄文本第47页第369节里，就说到需要用国际的努力给朝鲜以援助。
也许有人要问：
这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呢？
我们想这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甚至在战争的环境下也需要国际的努力，那末，究竟是谁，是那一个组织才能进行这种国际的努力呢？
我回答说：
联合国。
那又是联合国的那个机构呢？
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在这里特别坚决主张是联合国大会。
因此，需要国际的努力。
自然，国际的努力最好而且首先是由联合国来进行，因为联合国是为了维持和平、为了消除战争危险、为了反对已经发生了的侵略和已经爆发了的战争、为了建立国际安全而设立的唯一国际组织。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是代表联合国的（你们自己在你们的“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中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时，你们对我们说：
“不要提到这件事，不要管这一切事情。”
为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并且还要再说一遍，原因是：
如果我们提到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委员会的活动和差不多两年以来朝鲜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末，你们的一切“看法”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要像腐烂的布一样解体了。
因此，有人在这里提出了我们不应过问朝鲜局势的荒谬论调。
他们不从事“国际努力”，不通过国际组织采取行动；
相反的，他们却想说服我们，最好是使国际组织不采取行动，最好是不要阻止。
不要阻止谁呢？
李奇微。
不要阻止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不要阻止他进行争取和平的战争。”
但是，这简直荒谬！
我们要求说明，如果这不荒谬，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直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结束时，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
这是不可容忍的。
联合国必须发表它的意见，它绝不应“不阻止李奇微将军”，而必须向他指出，他一定不要提出荒谬的要求来阻挠停战谈判。
我们要提到李奇微关于交换战俘的要求，作为这种荒谬要求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美军司令部有朝鲜战俘十七万以上，另一方有美英战俘一万一千五百人。
李奇微将军建议按照一对一的原则进行交换，那就是说：
美军司令部同意遣返一万一千五百名朝鲜战俘，把十六万人留作抵押品，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则要遣返所有的战俘。
这是什么呢？
这种“原则”不是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吗？
这根本违反了全部国际惯例。
国际法规定：
战争结束后交换战俘，不得按照一对一的原则，而要按照全体对全体的原则进行交换，无论双方手中的俘虏人数是否相等。
要不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史无前例的情况：
战争是结束了，但是签订了和平停战协定的某一国家的公民仍然被他方当作俘虏扣留着。
所以，我们就这一点发表我们的权威意见是十分自然而且十分适当的。
但是有些代表们想证明联合国应该站在一边，应该等待着，直到（就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战争问题在战场上获得解决的时候为止。
苏联加强反对战争贩子的宣传不让联合国变成美国侵略工具
我们怎样能了解这种主张呢？
我们只能作如下的了解：
这种主张意味着这些代表们同意在干涉行动胜利结束以后，在美国将领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他们获得他们军事胜利的果实以后，再讨论朝鲜问题。
可是，如果干涉者所搞的事进行得不妙，像谈判开始以前那样，那些采取这种主张的代表们就不会拒绝在联合国内讨论朝鲜问题了。
那时他们必然会记起大会，不但绝对不会拒绝，而且还会要求大会干预这个问题。
那时，从美英集团代表们的那些座位上又会发出
一种叫嚣。
他们会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要求谴责
“侵略者”，“惩罚侵略者”，并且要求采取紧急的“集体措施”来保障真正的侵略者的“安全”。
那时我们就会听到“和平”这个字眼。
但同时，这些先生又会要求第1委员会不要阻碍战争，他们会这样说：
“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让这些问题由战争、武装力量或者和平来解决。”
这里所谈到的和平仅仅是一种烟幕，同时他们的这种和平又是相当古怪的——有点像一个杀人放火的土匪，拳打脚踢、挥刀弄棍……。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这种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它和一切使我们得以坐在联合国的会议桌旁边进行讨论的观念根本矛盾，只要这个组织还没有最后变成战争的工具。
不幸的是：
它已经开始并且在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了。
我们正竭尽全力使它不要再沿这条道路前进，不要进一步堕入这种深渊。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不幸经常是居于少数。
我们加强联合国使之成为和平的工具的努力竟被人称为一种宣传。
不，这不是宣传，这是反宣传，反对战争贩子宣传的宣传。
让我再度引证委员会的报告。
顺便提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有这么四节——第68节到七十一节——这四节都列在特别标明为委员会活动范围的那一章下面。
这几节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第71节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几节的意思不外乎下面所说的一些。
第71节的意思照字面读下来就是这样：
联合国在朝鲜的主要努力暂时是军事性的，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力量支持旨在保障大韩民国独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
鉴于情况变更，委员会因此决定现在它的职责也应有所改变。
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这个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是怎么样由于事态的发展而变成了一个“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以支持联合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委员会了呢？
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事情原来是这样：
这个委员会认为它的职责是援助所谓联合国武装部队，就是美国的武装部队。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这个委员会曾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什么样的行动来援助过这种军事行动？
它将来是否还要进行援助呢？
据报告进一步说：
委员会就是以那种能够保证使朝鲜达到独立的目的的方式进行了援助。
报告公开说的是：
保证大韩民国的独立。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委员会已经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一个为朝鲜的统一和复兴这个明确的目的而产生的委员会，已经不得不变成华盛顿参谋本部和李奇微将军的战地司令部的附属机构了，并且不得不把援助美、英、加、澳等国的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当作它的主要工作了。
所谓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已经变成了李奇微总部下面的一个部门。
它的主要目的，像报告所说的那样，是努力顺利地完成战争提出的任务。
照报告所描绘的那样，就好像是说：
委员会工作的目的是以援助美国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来促进朝鲜复兴。
然而这些武装部队正在作些什么事情来达到复兴朝鲜的这种目的呢？
他们正在毁灭城镇、乡村，并且杀害居民。
所以，我们认为：
那些反对在此地审查委员会报告的人们是因为他们害怕被人家揭露真相，害怕第
一委员会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会打乱他们的一切算盘并弄乱他们的一手纸牌。
他们害怕把这个所谓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这个已经变成李奇微将军战地办事处的委员会——的可耻的活动所产生的可耻的结果暴露出来。
这就是美英集团的代表团在他们看到他们在朝鲜的罪恶侵略计划和行动有彻底暴露的危险的时候，就突然——我应该说慌忙——退却的真正理由。
他们在我们一谈到朝鲜独立这个问题时就马上宣告退却，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关于朝鲜“独立”的一切虚伪的空话，所有掩饰他们把朝鲜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空话，是一定会被人揭穿的。
（新华社据塔斯社巴黎12日电）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胜利纪念日两周年纪念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周亮
越南全国人民今天正以无限欢愉和兴奋的热情来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
两年前，1950年0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向世界各国政府公布一篇文告。
首先，他叙述越南08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经过，并控诉法殖民主义者在越南领土上的侵略罪行。
接着胡志明主席着重说道：
“越南的人民与军队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正对法国殖民者进行着英勇的战斗，并日益接近获得最后胜利。
经过数年抗战，越南已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拥护。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谨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
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任何愿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与之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
1950年0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一件照会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一个月之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如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越南人民非常珍爱和重视这个日子，认为这是越南历史上光荣的
一页，因而每逢此日，越南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举行盛大庆祝会来纪念与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亲如兄弟的邦交。
诚然，越南人民在胡主席和工人阶级先锋政党正确的领导下，向来就是世界和平民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永远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哨，但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承认，使全国各阶层人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对争取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是和越南人民的争取独立与自由、繁荣与幸福休戚相关的，从而明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任务的綦重，看到美丽光辉的远景，更增加了无限的勇气和信念。
越南人民在外交上的成就并非偶然的，这是越南人民二十多年来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胡志明主席和工人阶级的先锋政党正确的领导下艰苦战斗的成果。
越南人民早在1946年就实行全民总选举，成立民主的国民议会，颁布宪法，建立国家军队。
越南人民已有足够的条件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者侵犯和损害越南的领土和主权。
越南人民始终不渝地团结在胡志明主席和工人阶级先锋政党的周围，英勇地给予侵略者以无情的痛击。
越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与今天之所以能战胜敌人，是和伟大英勇的苏联红军击溃百万的日本关东军以及伟大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全部大陆有着密切联系的。
由于有了苏联、中国光辉的胜利，使越南的08月革命顺利地获得胜利，使站在越疆上凶恶的敌人——蒋介石匪帮，美帝国主义者所豢养的走狗——被中国人民巨大的铁拳击出大陆，使越南人民无后顾之忧而专力去打击法、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这就造成越南人民和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的友谊日趋于合作友好，邦交日臻于巩固的有利条件。
越南人民在外交上的胜利，正标志着民主阵营力量不断地团结增长和壮大。
相反地，由于这个胜利，使法、美帝国主义者慌乱失措。
因为帝国主义集团幻想扶植保大傀儡政权以掩饰它们侵略越南和企图蒙骗世界人民的阴谋诡计遭到完全破产（如最近法、美勾结无耻地要求联合国让保大傀儡政权加入联合国为会员），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国际间的地位是空前提高起来，这使法、美帝国主义集团在全世界人民和进步舆论的谴责下，在越南人民胜利的连续打击下，正遭到了无可克服的矛盾与困难。
所以帝国主义者是敌视我们这个胜利的。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胜利，大大地提高与鼓舞了越南人民对抗战一定胜利的坚强信心，也大大地激励了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信心，尤其是对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对印度支那半岛上的高棉（柬埔寨）和寮国（老挝）两族人民的解放运动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事实证明，过去的两年，越南人民奋勇地在反侵略斗争中，赢得一连串的胜利。
在军事方面，越南人民军已在五大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政治方面，国内民族统一战线空前的扩大与巩固，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三民族的人民统一战线被建立起来，越南劳动党成立了。
在经济和文化其他各方面，同样获得不少成就。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
过去两年中，越南人民对增进各兄弟国家友谊的工作极为重视，“越华友谊会”，“越苏友谊会”的分会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越南人民比以前更多地派出自己的代表团访问了中朝两兄弟国家，还派出许多代表团参与国际间的各种活动。
越南人民对世界和平运动表示热烈拥护，虽在战时交通困难情况下，但截至现在为止，已有七百五十万人签名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越南人民今后愿更努力地加强与各兄弟国家的友谊，更好地学习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中国人民丰富的战斗与建设的经验，来克服法、美帝国主义者垂死前在越南越发疯狂而造成的困难，来为民族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民主斗争的更大胜利而战斗到底。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和全世界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深刻地领会到胡志明主席的指示：
“我们的抗战是长期而艰苦的，但一定取得胜利。”
我们有充分信心和决心完全击败法殖民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干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