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安部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
斗争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等
罗瑞卿部长号召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打下去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五千余人，在16日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大会，彻底清算了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萧顺和等六犯的罪行，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猖狂进攻。
这个斗争大会，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公安部各单位分别进入群众性坦白检举高潮后召开的。
半个月来，经过反复深入的思想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带头检查，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贪污分子大部被揭发出来了。
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对贪污分子的罪行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影响，都极为痛恨；
特别是对木材大贪污案的首犯宋德贵、刘玉泽，及与他们相勾结盗窃国家财产的奸商赵溪桥，更无不切齿痛恨，纷纷要求依法严惩这些罪犯。
斗争大会集中地彻底地清算了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萧顺和、王珍、马福永、李祝寿等六犯在购买木材中，勾结私商、合伙贪污的全部罪行。
办公厅徐子荣主任首先作了木材贪污案的检查报告。
他说：
贪污分子宋德贵、刘玉泽在去东北购运木材过程中，勾结天津奸商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余子善和北京奸商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用多付运输手续费、保管费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九亿元。
宋、刘等犯从此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的堕落的生活。
并且用盗来的赃款到处请客送礼，腐蚀了一批意志薄弱的干部。
在他们领导下的行政处，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染上了贪污的污毒。
对宋、刘二犯这样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干部的罪行，赵、余等奸商勾引干部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我们请求政府予以严厉的惩办！
对于其他各犯也应根据他们的罪行分别判罪。
徐主任报告完毕，即将宋、刘等六犯押解到场，顿时会场群情激昂，齐声高呼：
“打倒贪污分子！
消灭贪污现象！”
“枪毙大贪污犯！”
人们群起争先控诉宋德贵、刘玉泽等犯的罪行。
行政处干部李德正、张说明、刘嘉英手指贪污罪犯，具体揭发了宋德贵、刘玉泽腐蚀和陷害干部、压制民主，破坏反贪污斗争的罪恶事实。
到会的工作人员的情绪愈来愈激愤。
一些身上不干净的人，也坦白了自己的贪污行为，坚决表示要和大贪污分子宋德贵、刘玉泽等彻底分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彻底划清界限。
被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等拖下水的行政处办事员孙志伟，也非常激动地要求大会主席，允许他控诉宋、刘等犯的罪行。
孙志伟说：
在东北采购木材时，宋德贵每次大吃大喝的时候，就要拉上我们随他去东北的几个人；
从东北回来时，宋并且还送给我们每人六十万元，说是给我们的奖金。
当时因为自己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就接收了这笔款子，使自己也被拖下水。
现在我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清醒了，认识了宋犯这种可耻的阴谋。”
宋德贵的妻子杨淑和刘玉泽的妻子赵群兰，也当场控诉宋、刘二犯。
杨淑说：
“我对待宋德贵的贪污罪行，采取的不是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态度，自己的思想也开始腐化堕落。
在过去，我也知道宋德贵有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但是没有及时地向组织上报告宋犯的贪污腐化的情况。
因此，使宋犯发展到今天，严重地危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在这里再一次声明，坚决和人民的叛徒宋德贵脱离夫妇关系，我并且要教育我的儿女起来仇恨宋德贵这种危害人民事业的可耻罪行。”
赵群兰沉痛地说：
“我自己也有罪恶，因为我长期陷于刘犯的贪污腐化的生活的圈子里，自己也已经陷得很深了。
如果不是党挽救我，我也同样要成为人民的罪人。
我坚决和刘犯脱离夫妇关系，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群众控诉情绪愈发高涨，要求当场控诉的有四十八人，来不及控诉的，就当场写了控诉书，在控诉书上签名的有四百八十多人，他们纷纷表示要把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从公安部门彻底肃清。
斗争大会更揭发了资产阶级的恶毒影响。
参加木材案检查组的同志，详尽地揭露了奸商赵溪桥，采取极端卑鄙的手段，百般勾引腐化干部，然后勾结这些蜕化分子，盗窃国家财产。
去年春天，萧顺和去天津购运木材，赵溪桥将他接到家中；
萧病了，赵溪桥便布置他的两个老婆昼夜轮番服侍；
副经理于子善并给萧顺和找妓女，开房间。
赵溪桥就从已经蜕化了的萧顺和手里，盗去木材款五亿三千九百万元。
萧顺和并把宋德贵介绍给赵溪桥说：
宋为人“化钱大方，喜好奉承”；
赵溪桥抓住了宋德贵的这些弱点，向他进攻，说是：
“我把宋处长侍候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
宋德贵好喝酒，赵溪桥每天请他下馆子。
宋德贵从此就昏头昏脑，化钱做事不分你我。
去年04月27日在东北，宋德贵叫赵溪桥包运木材，赵就出主意破坏铁路规章，偷运木材。
照章每车皮只准装二十五立方米，他们却装了三十立方米。
赚了钱，赵溪桥便从中捞去七亿元。
赵贪得无厌，为了更大量地盗窃国家财产，进一步和宋德贵勾结，把宋当作东华货栈的“老掌柜”侍候着。
为了博得宋的欢心，并使他愈陷愈深，在多次的宴会上，都请他吃“女招待”。
请吃请喝、送钱送礼更加殷勤，单吃饭一项就化一亿六七千万，行贿一项即达一亿三千万以上。
在“庆祝采购木材胜利大会”上，奸商赵溪桥、于子善狂妄地与宋碰杯高呼：
“宋处长万岁！”
宋乐得得意忘形，更把赵溪桥看作“心腹人”，把不少干部介绍给赵溪桥作“朋友”，赵就进一步向这些人行贿，企图拖更多的人下水。
听到资产阶级进攻的活生生的事实，群情激愤，高呼：
“严办奸商赵溪桥！”
“打退资产阶级反动的进攻！”
等口号。
斗争大会在罗瑞卿部长讲话后散会。

中央电影局等单位职工和全国电影工作者发表声明
抗议香港英政府驱逐我电影工作者的暴行
【新华社16日讯】
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全体职工及全国电影工作者发表书面声明，抗议香港英国政府无理驱逐我国香港电影工作者的暴行。
声明如下：
我国香港电影艺术工作者司马文森、齐闻韶、马国亮、刘琼、舒适、杨华、沈寂、狄梵等八人近遭香港英国政府无理驱逐，我们以无限关怀的心情谨向司马文森、齐闻韶等先生遥致亲切的慰问。
我们认为：
香港英国政府这种狂暴的野蛮行为，是过去对于我国同胞的爱国运动一贯地阻挠、破坏和压制的进一步露骨的表现，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万分愤怒地向香港英国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
英帝国主义者要对这种无理暴行所招致的后果担负一切责任！
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创作所、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电影学校、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及全国电影工作者。
01月16日

北京市工商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
号召工商业者迅速坦白检举不法行为如不翻然改过自新必将受到国法制裁
【本报讯】
在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接受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商联）的请求，决定对工商界的检查暂停三天以后，工商联在昨天连续召开了全市各行业公会主任委员、工商联各区办事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和工商联临时执行委员会议。
并由工商联主持召开了营造业全体会员大会。
在这些会议上，工商联主任委员傅华亭号召全市工商业者抓紧这一机会，迅速彻底地坦白检举一切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
如果有人仍然拒不坦白，不愿改过自新，最后一定会像刘元敬等一样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傅华亭主任委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地指出，在这次全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市人民政府已经一再给了工商界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几次延缓对工商界的检查，真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虽然在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有些工商业者已经老老实实地坦白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特别是自奸商刘元敬等人被逮捕法办以后，工商界已经普遍重视了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坦白的材料已迅速增多，坦白的内容已由回扣、请客、送礼等深入到盗骗国家资财和偷漏税等方面。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执迷不悟，观望等待，不肯坦白，或避重就轻，或只谈行贿，而不谈行贿后所取得的非法利益。
这些思想和行为都是极端错误的。
这些人如不猛然醒悟，最后必将自食其恶果。
傅华亭主任委员一再劝告全市工商业者说：
北京解放三年来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人民政府一向是说到就要做到的。
这次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一定要坚持到底。
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掌握了大批有关工商界行贿、偷税和盗骗国家资财等的材料，而且已经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全面展开对工商界的检查。
因此全市工商业者应该赶快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问题全部交代清楚，任何人想要混过去都是不可能的。
在营造业全体会员大会上，傅华亭主任委员说：
为什么要反贪污反行贿，我们已经讲了无数次，大家也都已经懂得了。
因此今天的问题很简单，要不就是改过自新，彻底坦白；
要不就是拒不坦白，走上毁灭的道路。
他讲话以后，营造业公会代理主任委员、敬胜营造厂经理叶辕、康宁营造厂经理黄钟麟、陆安营造厂经理刘玉璞、建华营造厂经理孟昭伯、协顺营造厂经理周继昌和杰记建国营造厂经理赵殿臣相继带头坦白了本身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不法行为，并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痛苦的思想斗争经过。
有的人还坦白了怎样和受贿干部订立“攻守同盟”等卑鄙行为。
仅康宁营造厂经理黄钟麟一次便向干部行贿五千万元。
建华营造厂经理孟昭伯，一次用高估价格的手段就盗骗了国家资财六千万元。
会后，各行业公会和工商联各区办事处大都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会议。
有些自认为没有问题的行业，或者始终拒不坦白的工商户，也都坦白和补充了犯罪事实。
但根据昨晚工商联的汇报来看，仍然有一些行业和工商户对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不够重视。
如火柴、卷烟、木器等业近两日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
机器铁工业等昨日召开会议时，公会的委员仍然不能到齐；
许多不法工商业者坦白交代的还很不彻底，或根本不坦白。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些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和委员本身有不法行为，因而对运动采取了消极应付的错误态度。
如机器铁工业的有些委员，在交代问题时吞吞吐吐，很不具体；
五金业公会有些委员的积极性很差；
甚至贸易业有些会员对该业公会某负责人的坦白也不满意。
这些有行贿等不法行为的行业公会的负责人应该从刘元敬等人身上得到教训，认清自动坦白的机会已经不多；
如果这时再不痛下决心，将来就会后悔莫及。
（京）

在去年12月的坚强阻击和反击战中
朝中人民部队歼敌九千余
毁伤敌机三百多架战车四十一辆
【新华社朝鲜前线16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1951年12月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坚强的阻击战和反击战打退了敌军频繁的小规模进攻。
美国侵略者由于军事上遭受惨败和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于1951年11月下旬在板门店会议上和我方代表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第2项议程的协议。
这时，渴望停战回家的侵略军士兵曾经一度自动停火，但是这一行动急坏了好战的美国总统和将军们。
他们一面口硬心虚地喧嚷早已破产了的“军事压力”，一面继续迫使其士气沮丧的士兵在大雪纷飞的山岭上进行小规模进攻，来维持朝鲜战场的所谓“紧张状态”，以利他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阴谋活动。
但美国侵略者坚持战争政策的结果，又使大批侵略军士兵在频繁的小规模进攻中丧失了生命和变成了残废者。
12月份，美国侵略者在二百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共计进行了一百三十多次小规模的进攻，它们进攻的次数和兵力都是逐渐增加的。
如14日以后，成营敌军的进攻每天在五次以上，敌军每次使用战车曾增到二十多辆。
但每次进攻都遭到失败。
朝中人民军队在筑有坚固工事的阵地上，用猛烈的炮火和密集的步兵火器把进犯的敌人杀伤在阵地前面，创造了许多以极少伤亡杀伤许多敌军的战例。
如16日在西线涟川西北上浦防、下浦防地区击退敌军一个营进攻的战斗中，我军某部以伤亡七人的代价杀伤敌军一百二十多人。
同时，我军在某些地方也向敌军发起小规模的反击战，歼灭了很多敌军。
在板门店中立区附近，朝中人民军队坚决打退了敌军多次挑衅性的进攻和窜扰，保卫了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区的安全。
我海防部队在西海岸进行渡海作战，先后收复了六岛、褚岛、青洋岛、大睡鸭岛、小睡鸭岛等岛屿，盘据在这些岛屿上的敌军都被全部歼灭。
朝中人民军队高射炮火的增强和人民空军的出动，继续给予美国空军以重大的打击。
在高空中飞行的美国B29型重轰炸机和喷气战斗机常常被我地面的火力和空中的火力所击中，美国侵略者现已日益忧虑“空军优势”的丧失。
在这一个月中，美国侵略者一面在前线频繁地进行小规模进攻，并指挥李伪军在朝鲜南部向不屈的朝鲜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一面加紧增调军队、补充兵力和作战物资。
但人们可以从侵略军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惨败中看出：
假如美国侵略军敢于再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那么带给它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
以下是朝中人民军队12月份的综合战果：
一、歼灭敌军九千七百四十六人，其中美军四千一百四十三人、各帮凶国军一百三十六人、李承晚伪军五千四百六十七人。
二、缴获高射机关炮九门、轻迫击炮一门、六零炮三门、火箭筒两个、火焰喷射器一个、高射机枪两挺、重机枪十七挺、轻机枪二十四挺、自动步枪一百九十三支、卡宾枪六十支、冲锋枪十一支、步马枪四十支、短枪十一支、讯号枪两支、炮弹三千零八十九发、各种子弹十四万八千八百五十一发、手榴弹四千三百十一枚、无线电台三部、步行机五部、对话机九部、无线电话机两部、电话机五部、望远镜八副。
三、击落击伤敌军飞机三百零九架，其中击落敌机一百七十二架，击伤敌机一百三十七架。
击毁击伤敌军战车四十一辆、汽车三十八辆。
击毁炮五门。
击沉木船九艘。

广州各团体集会慰问被逐出境的九龙城东头村灾民代表
愤怒抗议香港英国政府迫害我国受灾同胞
广州各民主党派组织警告英当局应对其暴行后果负责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广州各人民团体在14日举行大会，欢迎和慰问被香港英国政府无理逮捕和驱逐出境的九龙城东头村火灾区灾民总代表李文兴。
参加大会的有广东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广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广东省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广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等七个人民团体的代表三百多人。
东头村在去年11月21日发生离奇的大火后，遭受惨重损失的一万六千多受灾同胞，因不断遭香港英国政府的迫害，群起抗议，并选出代表向香港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李文兴被选为总代表，曾多次向香港英国政府社会局、卫生局等有关部门要求合理解决灾区善后问题。
本月10日香港政府竟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
李文兴在欢迎会上愤慨地报告了香港英国政府对受灾的同胞蛮横迫害的情形说：
“香港英国政府在东头村大火灾发生后，不但没有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相反，还不断地对我们灾民进行野蛮的迫害。
火灾后的第3天，几十个戴着钢盔的英国警察会同香港政府卫生局的人员，到灾区强迫我们拆毁重建起来的房子，说这块地区‘不合卫生’，不适宜有建筑物；
同时驶来十多架大卡车，用野蛮强暴的手段，抓了一百三十多个受灾的同胞上车，载往一块背山面海，毫无人烟的荒地牛头角去。
灾民张金拒绝拆毁自己艰辛地重建起来的房子，英警竟动手把他打得遍身瘀黑，并用铁锹打他的头，把泥砂塞进他的口里，最后拘进警察署敲榨了港币三十元才放出来。
01月09日零时，香港英国政府再次出动了上千的英军和警察、三十五架军车、装甲车，把东头村团团包围起来，二、三十挺轻重机关枪分布在每条通路上。
英国军警在部署停当后进入灾区，把灾民自建的灾民代表办事处拆毁，并将屋内贮存的各界人士送来的救济衣物全部抢走。
第2天，香港英国政府更无理地逮捕了我，当天下午就将我强暴地驱逐出境。”
李文兴最后说：
“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必将受到清算！”
李文兴报告后，到会者对香港英国政府的暴行无不表示万分愤慨。
广东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林锵云在会上代表各人民团体及各界人民对李文兴表示慰问，并指出：
“香港英国政府如不立即停止迫害我国同胞的措施，必将自食恶果！”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广州各民主党派组织在15日联合发出抗议书，抗议香港英国政府最近非法驱逐我国同胞出境和纵容蒋匪残余不断骚扰我边境地区人民等野蛮措施及挑衅行为。
在抗议书上署名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华南总支部、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分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等。
抗议书全文如下：
香港英国政府当局，于01月10日使用卑劣无耻手段，无理拘捕我爱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马国亮等八人，并不宣布任何理由即行递解出境；
先后被香港英国政府无理递解出境的并有九龙城东头村灾民总代表李文兴，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城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等人。
据悉，香港英政府法西斯式的恐怖的大搜捕暴行，仍在积极布置和进行中。
最近，香港英国政府并纵容蒋匪残兵萧天来等小股匪徒，从港九边境地区，潜入我境骚扰居民，抢劫财物，破坏爆炸，散发反动传单。
必须指出，香港英国政府上述一系列无耻暴行，是英帝国主义者追随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与备战政策的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而与台湾蒋介石残余匪帮相互勾结，更属露骨和无耻。
香港英国政府一方面纵容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扫荡出去的一批蒋匪残余，来骚扰我边境地区人民，进行最无耻的抢掠行劫；
另一方面，香港英国政府又更疯狂、更公开地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威胁他们的生存权利及生命安全，企图破坏我香港同胞的伟大的正义的爱国运动。
我们对香港英国政府此种无耻暴行，特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我们严正地警告香港英国政府：
胜利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怕一切帝国主义垂死的疯狂的挑衅的，我们将认真考虑保护我们同胞正当权益的有效措施，香港英国政府必须对它的可耻暴行的一切后果负责。

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人民代表团抵安东
【新华社安东16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二百六十多人，已在本月13日到达安东。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东北各界曾派代表前往迎接。
辽东和安东各界人民在15日举行了欢迎晚会。
两个代表团将于日内前往北京。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由团长、志愿军某部政治委员李雪三率领，代表中包括许多出色的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功绩卓著的军事指挥员、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医务工作人员和文艺工作者。
其中有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某部营参谋长毛张苗，有在临津江东岸天德山以一连兵力抵抗两团敌军，血战三昼夜，歼敌九百七十多人的“天德山英雄连”的政治指导员阎成恩，有入朝年来安全行车两万多公里次次完成运输任务的“万里号”汽车司机卞溶晖。
代表团中还有二十八名女代表，其中有立过十多次大功和小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的模范护士于宪贵，有深入连队工作和不顾敌机扫射舍身抢救伤员的女文艺工作者解秀梅，有著名的模范报务工作者人民英雄陈炎等。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由朝鲜各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组成。
有指挥一个营一年间击落美机九十二架的“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南万寿，有用鱼雷破坏美舰二十多艘的“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康波，有在01月内用重机枪击落美机四架的“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李五俊等。
代表团里还有金日成大学历史学教授朴时亨及其他各界代表。

我们伟大的祖国
旅大市机器制造工人、青年团员刘立富所领导的先进生产小组，一年来，每月平均完成生产任务百分之二百六十五，产品质量全部合乎规格。
刘立富小组的卓越成绩已经引起了旅大市各工厂的普遍重视。
这是刘立富小组在开技术研究会的情形。

罗瑞卿部长01月16日在中央公安部反对大贪污犯宋德贵等的斗争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同志们！
在今天这样一个斗争大会上，我同大家的心情一样，对于大贪污分子宋德贵、刘玉泽，奸商赵溪桥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感到极端的愤慨，极端的憎恨！
像宋德贵、刘玉泽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曾经是革命干部，并且都曾经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已经完全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同奸商走上一条道路上去了。
他们和奸商勾结在一起，大量地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不顾一切地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大家所揭发和控告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宋德贵等人已经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叛徒，国家的叛徒，人民的叛徒，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叛徒，他们是有严重罪恶、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到了最严重程度的叛徒。
同志们要求开除他们的党籍，这已不成问题了，而且早已经开除了。
我们无产阶级队伍里还能允许这样的叛徒吗？
如果允许了他们那还得了！
我们不仅要开除他们，而且要依法惩办他们。
同志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合理的，我们要求立即把他们送到人民法院，予以最严厉的惩办。
从奸商赵溪桥勾结宋德贵、刘玉泽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向我们所举行的进攻是如何猖狂。
毛主席在我们党的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确确实实是打进我们党内来了，也打进我们公安部内部来了。
有些人过去是革命的，也许还曾经是英雄，但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有些人受了伤。
我们公安部的行政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不干净的（当然都不像宋德贵等那样严重），他们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失去了抵抗能力。
像宋德贵、刘玉泽、萧顺和等，更是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前面毁灭了！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不警惕了，再也不能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进攻提高警惕了，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进攻打下去，压下去！
我们必须要求惩办奸商赵溪桥，要求追回赵溪桥盗窃国家的全部财产。
这种奸商的犯罪行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在人民政府下，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求人民法院立刻惩办他！
同志们！
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如果容忍了这些罪行，我们就不得了。
从经济上看，正如薄一波同志在“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中所说的，容忍了他们，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能工业化，更不要想社会主义前途了。
从政治上看，容忍了他们，共产党就有被腐蚀的危险。
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
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没有了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
要是共产党亡掉了，我们就有亡国的危险！
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政府用最坚决最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如果对他们仁慈了，就是对人民极大的残忍！
宋德贵、刘玉泽是完全堕落蜕化了。
他们与奸商赵溪桥互相勾结所进行的活动是罪恶的反革命活动。
就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比之某些反革命分子还要大得多。
我们对反革命是不能讲仁慈的。
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决不能对他们讲仁慈。
我们公安部最近半个月以来，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督促和指示下，对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已经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今天可以说，有些主要战斗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
因此，同志们要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必须求得全部战斗的彻底解决。
一切贪污都是可耻的，都是犯法的，必须继续努力，把公安部所有大、中、小贪污彻底追查干净，不追查干净就决不停止！
一切浪费也是可耻的，严重的浪费也是犯法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些揭发，但还不够，必须把大、中、小浪费彻底追查干净，不追查干净就决不停止！
一切官僚主义也都是可耻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也要受到法纪的制裁，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对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教育改造、行政处分，还是法律制裁呢？
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在上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也已经讲过了，处理的原则要看问题的轻、重、大、小及坦白和觉悟的程度如何来决定。
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办。
小贪污也是可耻的、犯法的，但是如果他坦白了，觉悟了，我们就要把他从水里捞出来。
确实觉悟，坦白彻底的，还可以不予处分；
但如果再犯，就要加重处罚。
像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孙志伟，就是被宋德贵拖下水去的一个小贪污分子，如果查清确实情节不重，坦白彻底，确有转变，我们就可以不处分他。
对于浪费和官僚主义也要根据情况，加以分析，给以适当处理。
像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刘复之同志，他是直接领导行政处的，犯了严重的、恶劣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应该受到处分。
当然，他的反省很深刻，作了认真的自我检讨，而且他的错误的造成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我们仍然要加以适当的处理。
我是公安部的负责人，公安部发生了这样许多问题，当然我是要负严重责任的，我已经在上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做了检讨。
说到这里，我心里很沉重，党和人民信任我，把这样一个重要部门交给我负责，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我们公安部爆炸了，毁灭了人，伤害了人，我过去差不多毫无觉察。
这次事件对我有很大震动，过去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可以说毫无警惕，即使有些警惕，也不算数，因为没有解决问题。
今后，我有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正我的错误，并要求大家督促、批评。
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使每一个负责干部都在群众面前进行诚恳的深刻的不是敷衍的勉强的自我检讨，听取所有同志的批评。
必须放手发扬民主，发动群众。
那一个不放手发扬民主，不发动群众的，就按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撤职处分。
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手上不干净就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大家要看清这种人，首先向他们开火。
现在科长以上的干部，有的做了自我检查，有的还没有做；
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
今天再次宣布，凡是没有做的都必须做，不做就是抵抗中央的方针；
没有做好的就要求他再次反省；
凡是不做或敷衍的都要受到处分。
今天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
难道几个官僚主义分子或者贪污分子还能吓倒人吗？
我们一定要放手批评、放手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到底，一定要把所有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追查干净，一定要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都洗干净，不管这些污毒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身上，不搞干净就不停止！
同志们！
让宋德贵、刘玉泽这种人走到和奸商同一条道路上去吧！
让这些自甘毁灭的人去毁灭自己吧！
他们走他们自己毁灭的道路，我们走我们自己胜利的道路。
我们坚决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洗清旧社会带来的一切污毒，肃清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腐蚀和影响，打败资产阶级向我们举行的反动进攻。
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建设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向工业化的新中国迈进！
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迈进！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从多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自本月04日起，各级负责干部在干部大会上做了自我检讨以后，根本转变了在这以前有些领导干部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不够重视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情况。
现在，群众已经普遍地发动起来，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从来不大发言的和历来站在运动以外的人，也都抢着发言、提意见，情绪十分热烈紧张。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热烈的民主运动。
很多人为领导干部的诚恳的检讨所感动。
一个工程师听了陈郁部长的检讨以后说：
“现在我更体会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有的人感动得当场流泪。
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室的同志们表示：
“领导同志都能这样反省，我们保证三天以内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
石油管理总局陈大椿听了领导干部的检讨后，夜晚睡不着，三更时候起床向同志们坦白自己拿公款存在银行里，贪污利息四万元。
04日以后，自动坦白贪污的十四人，贪污款项共二千一百万元（连同04日以前坦白的共七十七起，贪污款项共一亿三千余万元）。
到本月10日止，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官僚主义。
领导干部对于下层实际情况不了解，不研究，高高在上或辛辛苦苦，都受到了严格的批评。
群众要求领导干部非常严格。
他们对那些检讨得不深刻的领导干部表示不满，要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在运动中揭发的问题的范围很广，连“民主作风”、“干部政策”、“组织机构，任务分工”、“上下级关系”和“不安心工作”等，都被提出来了。
群众对于非党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批评也很多，批评了他们的雇佣观点、作客思想、技术上的保守观点、不接受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单纯技术观点。
群众对于他们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态度，批评得特别尖锐，说他们是“旧人员自居”，“上推下靠”，“春天做计划，夏天办公文，秋天批准，冬天一刀两断（即总结工作过年）。”
这些非党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虽然还有部分人有“过关”思想，但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
这个运动对于他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问题，而是如何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改造自己的问题。
目前，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在群众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准备在技术人员较多的单位（计划、修建两司），把运动从普遍检讨和检举的高潮，逐渐地引向深入检查计划、修建工作中的雇佣观点以及单纯技术观点和因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中的严重浪费。
经理部门则深入检查各局的财务工作和各采购单位的贪污浪费。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组织了六个检查组，检查机关的财务、电业成本、器材积压、机关开支、事业费开支等，并准备以检查出来的具体的浪费现象和贪污案件教育群众，使运动更加深入。
（中央燃料工业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天泰五金行店员丁振瀛不受威胁决心和奸商斗争
编辑同志：
我是北京市天泰五金行的店员，在1950年被选为工会委员。
去年05月，我店资方偷税、漏税并伪造账目。
这些罪行经人揭发了，经理赵济川受到了惩罚。
于是，赵把我看成了眼中钉。
有一天，当我出去开会时，他召集全柜人员说：
“谁也别理丁振瀛，你们爱干活不干！”
自政府号召各界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我积极参加了。
赵经理一看势头不好，立刻找我的介绍人，让他再找我的舅舅，拉我的后腿。
舅舅对我说：
“人家柜上的人都不搞，怎么你就搞啦！”
他要我回家种地去。
我不管这些，仍发动群众作检举工作。
赵经理又经过介绍人，策动我舅舅去找我父亲。
父亲来了，对我说：
“你祖父病了，赶快回家去。”
我知道这是经理玩的手腕，绝不能上圈套。
父亲又说：
“工会也不管你饭，搞坏了，你还得回家，你能给家里丢人吗？”
当时我说：
“你愿意你的儿子进步，还是愿意落伍？”
父亲无话可说，只好回家。
大家想想，奸商用尽一切方法要把工会干部弄下去，这是多么值得警惕的事！
我希望工人、店员们切不要受奸商的欺骗，坚决地和行贿奸商斗争到底！
丁振瀛

北京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店员代表大会
号召全市店员消除顾虑检举奸商
刘仁副主席宣布具体办法给店员工人撑腰
北京市总工会15日召开全市店员代表大会。
到会一千三百多位代表一致表示要坚决和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资财的不法工商业者进行斗争。
他们当场检举了不法工商业者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恶事实七百二十六件；
广丰油盐店店员徐绍文并将他所查获的三本假账当场交给大会主席。
北京市自上月下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来，全市店员工人都已逐渐地投入了运动，并有许多店员以高度的爱国热忱积极地和不法工商业者进行斗争，自上月27日至本月14日，共检举不法工商业者的罪恶事实三千八百多件。
为了进一步发动店员普遍开展检举运动，北京市总工会特别召开了这次全市店员代表大会。
大会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市总工会副主席刘仁作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号召全市店员积极地行动起来，消除一切顾虑，大胆进行检举。
刘仁说人民政府坚决为店员工人撑腰，要给那些敢于阻挠、破坏店员检举的不法工商业者以应有的打击。
他并针对不法工商业者各种破坏运动的阴谋和店员工人的思想顾虑，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一）人民政府负责保证一切检举人现有的职业不因检举而受任何影响，决不允许资方以任何不合理的理由解雇店员。
（二）各商店年终双薪凡应发者必须照发，原则上和去年相同，决不允许雇主以不发双薪来压制检举。
（三）凡曾帮不法工商业者造假账、行贿的管账和跑外人员等，只要彻底坦白交代，不但不受处分，而且可以不向他们追退贿款，反之，就要和拒不坦白的不法工商业者一样受到同样处分。
刘仁说：
“这两三个星期以来，许多店员正是站在爱护祖国的立场上，纷纷检举不法商人的不法行为。
这些都充分地表现出工人阶级伟大的英雄气概。
我现在代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向你们这种爱国行动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坚决与不法工商业者进行斗争，检举他们一切不法行为，并预祝运动的胜利。”
接着天泰五金行店员丁振瀛讲话。
他叙述了自己和不法商人斗争的经过。
丁振瀛说：
他在1951年曾检举过该行经理赵济川某项偷税行为。
这次运动开始后，赵某因怕丁振瀛彻底揭发他的罪行，不惜以种种手段威胁丁振瀛，首先是让他舅父出面劝说：
“你父亲叫你到北京来学徒，还是搞工作？”
其次是到工商业联合会去说丁的坏话，等到这些手法都失败后，便到乡下把丁振瀛的父亲叫来，托词说祖父病重，强令他回家，结果也为丁振瀛所识破。
最后丁振瀛勉励大家说：
“像这样的不法商人还很多，我们千万不能上他的套。
我们有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领导，有全国人民撑腰，我们的检举运动一定能够胜利！”
其次是利懋汽车材料行店员王景森、义昌泰纸行青年学徒郑继鑫报告他们打破顾虑检举奸商的经过。
王景森说该行经理是他的姐夫，因此开始顾虑很大，既怕伤了感情，又怕生意倒闭自己失业。
后来想到我们工人今天之所以能过好日子，完全由于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着人民用血汗斗争得来的，每个人都有保护国家财产、保护人民利益的义务，只有这样，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想到这步他便有了充分的勇气检举那个不法商人行贿、偷税等不法行为，先后共检举了四十九件材料。
郑继鑫说这次运动开始时，他因怕经理受罚铺子关门自己失业，没有积极进行检举，后来经过工会不断地启发教育，想到家里原来是个贫农，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经常吃不上饭，解放后实行了土地改革，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现在父亲在村里当干部，工作很积极，而自己却睁着眼睛看着这些危害新中国的分子进行破坏行动不检举，怎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于是，他便积极起来和该店经理作斗争，检举他的不法行为。
接着是天源酱园的会计索江报告他坦白和检举的经过，他说：
他在1949年帮掌柜造假账，后来税局来查账，掌柜害怕，管他叫“活祖宗”，要他无论如何不能说漏了。
当时索江想“当先生不容易，得好好巴结掌柜”，就没有报告税局。
偷税结果，柜上得二十两黄金，六百多块大头，分给他六十三块大头和半匹布。
这次运动刚开头，他非常害怕，一怕说出来政府要处分，二怕说出要退钱，三怕说出经理打发回家。
后来经过工会干部再三动员解释，他终于打消了顾虑，在小组会上进行坦白并检举掌柜的不法行为。
公和永酱园店员于呈祉在会上报告了他检举资方偷税漏税、行贿的事实。
他说，他参加二区青年代表大会回去后，就在柜上各处搜集线索，资方背地造空气威胁他，他也不畏却。
经过他耐心对柜上许多店员说服教育，大家检举了资方从1949年到现在仅漏税一项即达一亿多元的不法行为。
屈臣氏药房店员姚迪生因为和经理是亲戚，所以经理在1950年暗中给他加工资一百斤小米。
这样姚迪生最初打不破情面，不敢检举资方漏税。
最后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终于认识了自己是上了不法商人的当，大胆检举了资方漏税事实，迫使资方坦白。
姚迪生在大会上说：
自己虽失掉了一个亲戚——一个罪人，但是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大会在异常昂扬的气氛中连续进行了三小时。
在典型报告时，主席不断地接到台下递上来的许多检举信，最后并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检举高潮，各区及各行业店员工会纷纷提出挑战应战。
（新华社）

天津各界人民三万多人举行检举大会
集中火力围剿贪污行贿分子
大会收到三万多件检举和坦白出的案件
天津市各界人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坦白检举大会在16日举行。
到会的有各界人民三万余人，收听大会广播实况的各界人民有一百多万人。
这是天津市广大人民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行贿、偷税、欺诈国家财产等行为的大进军。
它标志着天津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大会首由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黄火青讲话。
他指出：
天津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它的内容也因从机关内部改造走向社会改造而更丰富。
这个战斗已经开始进入一条基本防线，火力将集中到贪污更大更多的部门和资本家行贿、偷税、欺诈的行为上。
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斗争。
他号召各界人民积极参加这个斗争，并通过今天的大会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使运动取得新的彻底的胜利！
接着就进行坦白检举。
天津税务局第8分局干部王世礼在会上坦白了自己经不起奸商的引诱而贪污受贿的行为。
他从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做过解放军的排长。
天津解放后，他被派到天津市某屠宰场做验牛工作，当时曾因为拒绝奸商的贿赂受到上级的表扬。
他说：
后来奸商包围了我，拉我吃饭看戏，给小孩送衣服，给我老婆送戒指，一步一步向我进攻，我就逐渐地腐化堕落起来，后来竟和奸商穆祥仁等合股作生意。
我利用职权接受奸商们的贿赂二百多万元，而我在检验宰牛的时候就对他们放松多了，很好的耕牛也允许他们宰杀。
半年来，他们共宰了三四千头不该宰的耕牛，使国家生产建设受到难以计算的损失。
中国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干部徐德孟，在会上坦白了他被裕泰洋行奸商勾引受贿，因而使奸商得以大量偷盗国家资财的事实。
私营东北建筑木厂副经理张锦洲和中央药房经理崔书琨在会上坦白了他们利用卑鄙手段贿赂干部非法牟取暴利的罪行。
张锦洲说：
我前几天还不想坦白，并且和受贿干部订立了“攻守同盟”，但是近几天来觉得“四面楚歌”，连自己的儿女也屡次动员我坦白，并且说：
“你不坦白我就检举你！”
在群众的压力下，我才开始悔悟。
接着私营同泰贸易行店员张文瑞当众检举了该行经理张连科、王善继在电报中用暗号互通行情，买卖黄金，先后逃汇计合人民币二十九亿八千多万元。
天津市六区店员代表陈树华登台控诉。
他控诉长记木行经理贾寿山、副经理赵勤珍破坏反行贿运动，逼死检举他的店员张玉亭的罪行。
他说：
张玉亭同志在01月09日当众检举了贾寿山等二人贿赂干部、欺诈国家财产的非法行为后，这两个奸商就怀恨在心，14日晚他们借检查本号账目为名，找张玉亭开会，这个会是他们布置好了的。
会上他们一齐向张玉亭进攻，歪曲人民政府政策，威胁他说：
“你检举了我，你也跑不了！”
开了一夜会，张玉亭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第2天就自杀了。
陈树华要求政府严厉制裁这两个奸商。
他控诉以后，很多人向大会打电话、写信，要求政府马上逮捕贾寿山、赵勤珍两个奸商，并给予严惩。
这时，大会宣布：
贾寿山等两个奸商已被人民政府逮捕，并将在最近举行公审。
与会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继有各界代表讲话。
工人代表刘亚说：
过去十天中全市店员已检举了贪污行贿事件一万八千多起。
许多私营商店的店员不怕资方威胁，毫不顾虑地检举不法私商的罪恶行为。
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参加这一斗争。
工商界代表李烛尘说：
天津市工商界各行业都召开了动员大会，许多商户相继坦白。
但是还有不少商户存在着等待观望、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甚至消极抵抗的态度。
他号召工商界必须下最大最后的决心，把行贿、偷税、盗窃、欺诈等非法行为彻底坦白出来，把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挖掉！
妇女代表范淑贞、青年代表阎承宗、回民代表穆芝房也一致表示：
继续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最后，由黄敬市长作结论。
他说：
大会收到检举、坦白案件共三万多件。
这说明全市人民痛恨贪污分子，痛恨行贿分子，痛恨不法商人。
有了这样的热情和认清是非的态度，就使我们有信心、有把握来彻底肃清这些现象。
黄敬要求工商业界进行彻底的改造，把一切坏习气、不道德的行为彻底反对掉。
他着重地说：
工商业者只许作正当营业，不许作非法勾当；
只许有正当利润，不许偷偷摸摸勾引干部营私舞弊。
不这样，对国家、对人民、对于工商业者本身都是不利的。
工商业界应该自觉地来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的运动。
这样，才能使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保持住纯洁，发挥人民政府的作用，并使工商业界走上健康、正常的轨道。
在大会进行当中，收听广播的群众情绪高涨。
很多人给大会写信、打电话、要求到大会上坦白或检举。
中国实业银行襄理沈家修表示决心坦白过去的非法行为。
七、十区全体店员向大会保证和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
东北建筑木厂副经理张锦洲的女儿张兰湘在听了她父亲的坦白后，给大会写信报告她动员她父亲坦白的经过，并且说：
对于一切贪污行为的人，不管他是父亲、丈夫或兄弟，都要动员他坦白。
他要是不坦白，为了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要打破一切顾虑把他检举出来。
各收听单位不断给大会打电话报告坦白检举情况，截至大会结束前，有两万六千多人坦白、检举了贪污行贿的案件共三万四千八百四十件。
（新华社）

对于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的自我检讨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刘复之
宋德贵、刘玉泽等大贪污犯，勾结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大贪污案，已被彻底揭发了。
这一重大案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党、政府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这是我的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
我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就是这一痛心事件所以发生和长期没有被揭发的根本原因。
我是办公厅主管行政处工作的领导人员，在这个工作中，我违背了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没有贯彻执行领导同志的正确指示，在党和上级委托给我的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发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我个人虽然没有贪污，没有接受这批贪污分子的贿赂，但是由于我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是被这批贪污分子、党和人民的叛徒、社会的害虫所长期蒙蔽、欺骗和利用了。
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说来，我是十分惭愧的。
我的第1个大错误，就是派宋德贵到东北去采购修建木材。
我批准了大贪污犯宋德贵的提议，由宋德贵经手，经过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批准，超过实际需要，为机关买进了一万一千米（以后又增加二千米）木材。
为了补贴修建超支，为了解决房屋问题，我没有请示上级，就作了这样轻率的错误的决定，没有考虑浪费国家木材是严重错误，没有考虑这种错误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在这样只顾机关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的抓一把的思想支配下，就犯了这个大错误。
第2个错误发生在去年五、06月间，木材陆续运京以后。
当时，宋德贵、刘玉泽数次向我建议，“转让”一批木材给铁道部材料局，既可以从中取得很大的利益，机关所需木材又仍然够用。
这时我才知道多买的木材，超过实际需要一倍以上。
我虽然有过犹豫和考虑，但是没有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经过一度动摇，又发展了这个错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当时正值大礼堂设计改变，施工延期）。
机关与机关之间买卖木材，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对于这一点，我毫无认识和察觉。
我没有研究关于木材的政策法令，在掌握政策、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个关头上，我表现了毫无原则。
实际上，我们是以低价购进木材，以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售给铁道部，从中为本机关取得暴利。
虽然给机关多修了房子，补贴了修建中的若干超支，但仍是十分错误的。
我就这样从本位主义出发，犯了单纯盈利观点的错误。
我这两个大错误，是贪污分子得以勾结奸商、盗窃国家大量财产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在这一件大贪污案中，严重发展的官僚主义的基础。
对于采购木材的全部过程，我表现了十分恶劣的官僚主义态度：
第1、布置采购毫无计划，工作过程毫无检查，完全失却控制，始终不知道究竟买进了多少？
使用了多少？
赚了多大便宜？
这一笔采购木材的账，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对于木材问题不了解也不研究，觉得多少立方米多少钱是具体事务，我嫌麻烦，没有去管，表现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2、对于采购人员，没有工作检查。
我只听了宋德贵一个人的假报告，没有亲自召开过会议，没有规定严格的会计制度和开支手续，而满足于所谓原则领导。
我曾经宣布过，外出人员个人生活上有困难，向组织提出，经过批准，可以多用一点，但不准贪污腐化和胡闹。
但是却从来没有检查过他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状况。
甚至相信了宋德贵捏造的：
“王珍（木材贪污案中的要犯之一）工作表现很好，很辛苦，弄得面黄肌瘦了，工作人员都很艰苦”等鬼话。
实际上这一批贪污分子，这批坏蛋，从东北回来，都吃肥了，对于贪污分子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毫无警惕，毫无嗅觉。
他们抓住了我的官僚主义的只求完成任务、盲目放手放任的弱点，当面唯唯诺诺，背后胡作非为。
我被蒙在鼓里，成了聋子瞎子！
第3、对于资产阶级的腐蚀，丧失了警惕。
宋德贵说：
木材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验料、过尺、装车，非靠这批木商不可。
我虽然也问过雇用木商的情况，但被所谓东华是煤建公司的代销处，跟公家都有关系，表现很好等官冕堂皇的词句蒙蔽了。
这批木商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警惕。
我的官僚主义，不仅表现在没有警惕性，而且盲目信任，觉得宋德贵搞木材，给机关解决了一个问题，他有“成绩”，非常“能干”。
四次公安会议以后，对他的腐化生活略有所闻。
有同志反映：
宋常酗酒，常和商人一块坐机关的汽车，我也曾向他提出过警告。
但因为没有察觉问题的本质，以为警告一下，他们会注意改变的。
基本上还是采取了放任迁就的态度。
我这个严重的官僚主义，给这一批贪污分子造成进行犯罪活动的有利条件，实际上成了贪污蜕化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散布资产阶级污毒的温床！
贪污案的全部黑幕和我的严重错误，在党代表大会时行政处全力转入反贪污腐化的民主运动以后，才逐渐暴露出来。
这一小群以宋德贵为首的害虫，早就和奸商勾结上了。
国家大量财产，早就被盗窃了。
他们已经过了几个月荒淫无耻的日子了。
他们已经变成人民的叛徒、资本家的卑鄙无耻的走狗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腐化了我们一批干部，将一批意志薄弱的分子，拉下水了。
他们在行政处内部，以至行政处外部，大批行贿，使行政处百分之八十的人员不干净。
奸商赵溪桥并通过宋德贵，盗用机关名义，招摇撞骗，胡作非为，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由于我这个环节上的官僚主义，长期不了解、不检查真实情况，被贪污蜕化分子所蒙蔽欺骗，因此，使得党和上级领导同志的方针，在行政处无法贯彻；
由于我的麻木不仁，不了解真情，没有也不能向领导同志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在实际上起了掩护贪污分子的作用。
我应负这个错误的全部责任，我应该受到法纪和党纪的处分。
我的官僚主义，在其他方面也是十分严重的。
例如，在机关修建方面，返工浪费和铺张浪费都很大。
有的是没有知识没有经验；
有的是不负责任；
有的是好事铺张；
从领导上说，我都要负主要责任。
在修建修缮工作中，也发生了工作人员从中贪污受贿的严重现象。
例如，大贪污犯刘玉泽，勾结利华营造厂，在修缮中以少报多，偷工减料。
据已查清者，刘玉泽一人在一项工程中，即受贿一千二百万元。
在掌握机关开支方面，由于官僚主义和没有群众观点，也造成许多铺张浪费的严重现象。
许多报到办公厅的条子，都是我经手批的。
我没有想办法坚决遏止这个趋势，对于许多铺张浪费的现象，都是马马虎虎地处理了。
另一方面，对于大众生活福利，做的却很少、很坏、很慢。
例如，大灶生活和住房，在部长一再督促下，才引起了重视，住房则至今也没有解决好。
我很少到住在外面的各单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有的从成立到现在，还没有去过一次。
我高高在上，对于行政处的工作是官僚主义的领导，依托的是贪污蜕化分子，完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两眼漆黑。
处理问题大手大脚，表现办事不重视制度，不坚持制度，没有制度也不坚决设法建立制度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呢？
我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虽然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革命斗争的若干锻炼，虽然原阶级带来的劣根性在整风、整党中经过比较严厉的批判，但今天事实证明，并没有完全整掉；
而在入城以后，没有多久，在胜利的形势下，在工作顺利的条件下，老毛病又发作了。
不仅没有肃清原来阶级所带来的影响，反而继续接受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影响。
近二年来，又增长着骄傲自负、自以为是、满不在乎的情绪，不是虚心、冷静、谨慎，而是简单急躁，主观武断，经常爱发脾气，经常碰人。
这些就使我脱离了群众的检查和监督，在政治上表现了停滞状态。
在个人生活方面，享乐主义思想上升了，衣食住行都向贪图享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大量丢失，总想把个人生活搞得舒服些，满不在乎，骄气很大，很不检点，很不刻苦。
思想上和生活上都受到资产阶级不少的影响和侵蚀。
这样，我就逐渐丧失了政治嗅觉，阶级警惕逐渐模糊。
我对于像宋德贵、刘玉泽这样的大贪污分子，可以说是熟视无睹的。
对于许多铺张浪费现象，不仅是麻木不仁，而且是习以为常的。
这些严重的弱点，都给贪污蜕化分子造成可以利用的空子。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感谢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感激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的方针和指示，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彻底改正错误，彻底改造和不断提高自己。

张家口机务段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连续发生责任事故浪费机煤
编辑同志：
张家口机务段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机务段自1950年07月到现在，已发生十件责任事故，其中有七件是冒进信号事故。
连续发生冒进信号事故的原因，是行车领导干部顾全情面，缺乏严肃的和认真的检查，以及对车务员的教育不够。
这个段浪费机煤的现象也很严重。
领导干部派研究组研究了这件事，研究组也在乘务员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大家也提了几点修改意见。
但领导干部不组织乘务员学习，也不接受修改的意见，因而机煤浪费情况更严重了。
例如，去年11月下旬，就浪费了九十三吨煤。
机务段的经济核算工作做得很差，如生产财务计划中规定，第3季度和第4季度的工具等费用为一千七百多万元，但只09月份就花了一千八百多万元。
领导干部不重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
到现在止，工人已提出一百十六件合理化建议，其中有四十六件毫无结果。
最近，段里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的人员更发现很多件合理化建议的文件被遗失了。
机务段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工人曾提出克服浪费的具体办法，直到现在，领导干部还没有处理。
兰英　朱亮

我们要警惕和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编辑同志：
读了薄一波同志“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后，我又想起了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发表时，我很惊讶。
刘青山、张子善是参加革命很久的老干部。
他们曾经英勇地对敌斗争，他们对革命有过一定的功劳。
那末，刘青山、张子善为什么变质了呢？
我暂时得出一个结论：
刘青山、张子善本质太坏。
但又想，他们既然“本质太坏”，过去如何能“久经考验”？
我想不通。
薄一波同志的报告指出，刘青山、张子善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毁灭了的。
我开始认识到：
刘青山、张子善固然本质太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今天遇到了更可怕、更毒辣的敌人——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
他们没有能够过这一关，他们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被这糖衣炮弹毁灭了”！
薄一波同志指出，有一些人“在生活上不是提倡简朴刻苦，而是学习铺张享乐”。
像这样的人（连我在内），恐怕不是少数。
因此，我深深体会到：
如果我们不警惕和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那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黄来

“新婚姻法问题解答汇编”内容有错误，应作修正
编辑同志：
我读了王乃总编“新婚姻法问题解答汇编”（文化供应社出版、联营书店发行、1950年11月再版）一书，觉得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讨：
一、关于丈夫外去，长期无消息，政府应否准许女方离婚改嫁问题，原书解答（五三页）：
“丈夫跑到外面既有四年多没有音讯，……只要自己愿意另找对象，向政府申请，政府是应该批准的。……
（05月06日山西日报）”这样解答是缺乏正确根据的。
因为丈夫离家四年没有通讯，并不一定已经死亡，如果女方要求离婚是可以的，向法院申请后，法院应用登报或其他方式公开寻找，以期得到男方的答复或答辩，在一定时期内没有音讯，才能准许离婚。
二、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原书解答（七二页）：
“如该小孩确非丈夫所生，则丈夫对该小孩即不负父亲所应负的责任，而该小孩所必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即应由已经证实了的生父负担一部或全部……。
（摘自06月15日光明日报答复芝白一信）”如果丈夫愿意抚养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养父来抚养这小孩呢？
三、关于男女脱离同居关系时财产如何处理问题，原书解答（八○页）：
“至于财产问题，因为未经结婚而同居是非法的，法律上不能保障和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同样处理。……（05月09日新华日报答刘良斌。
编者按：
指重庆新华日报）”同居虽缺乏夫妻的合法手续，但在其他方面，完全具备着夫妻间的关系，如共同劳动、生养子女等。
对女子的财产部分若不保障，岂不损害了女方？
四、关于童养媳在男人参军后是否允许另找对象问题，原书解答（九二页）：
“根据婚姻法第2条‘禁止童养媳’的规定，是可以另找对象的。
（07月27日山西日报）”因为男方是现役革命军人，这样的答复是否照顾了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
五、关于离婚后一方分的房屋是否可以拆除问题，原书解答（一○五页）：
“只要财产分归一方所有，那他或她都对自己分得的财产有自由处理的权利。
（09月15日山东大众日报）”这是不对的。
因为分归一方的房屋是不应该拆除带走的，这不仅违背了保护建筑的精神，甚至会影响对方的建筑物存在。
读者　李奈
编者按：
我们曾把这封信转给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征求司法部的意见。
司法部解释如次：
“原书对第1个问题的解答是不妥当的。
因为离婚不是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就可以离婚的；
必须经过人民法院审酌与判决；
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前，区、乡人民政府也不能迳予批准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随便另找对象。
第2个问题的解答与婚姻法建立新家庭亲属关系和新社会道德准则的规定不合。
‘非婚生子’是旧社会男女婚姻不自由产生的一部分结果，一切子女都是社会的组成员与国民的一分子，人民民主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都应加以同等的保护。
婚姻法第15条的精神是注意保护婴儿和儿童。
丈夫愿意抚养非婚生子女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丈夫不愿抚养，如在其生父未接养前，丈夫仍应负责。
李奈认为丈夫可以作为养父的身份，这一观点也欠妥。
第3个问题的解答是欠正确的，以共同生活、劳动生产为意志的同居，就是旧制度束缚下的婚姻不自由所产生的一种事实婚，不能仅从形式上把它与结婚截然分开看待，人民法院自可根据具体情况，予女方财产以合理保障。
对这个问题，原书与李奈都有‘同居是非法’的意思，均欠妥当。
因为这是对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的长期教育的问题，同时应将婚姻法颁布前与颁布后的同居区别开来。
第4个问题的解答只是片面地从婚姻法第2条的规定出发，而没有更全面地考虑问题。
童养媳虽经婚姻法明令禁止，但为了照顾现役革命军人，如女方提出解除童养关系‘另找对象’时，应比照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办理。
第5个问题的解答显然是旧法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忽略了保护社会财产的更重要的一面。”
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于所搜集的有关婚姻法问题的解答，没有加以分析和综合，有些地方断章取义，有些地方把一般原则和个别问题的处理混淆起来，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笼统，容易使人误解。
希望这书的编者注意修正。

私营益民消火器材工厂非法获取暴利应受制裁
编辑同志：
我现在揭发私营益民消火器材工厂非法获取暴利的事实。
1951年10月份，经推销员李曼介绍，这个工厂给华北军区某部换泡沫机药二百多桶，每桶换药费五万元。
当时，华北军区某部的同志不明白药力到底已否失效，要厂里检查。
工厂负责人说，必须把全部的药拿来检查。
经全部检查后，他们发觉药力只减低了二度。
工厂厂长兼技师于捷三嘱工人把每个泡沫机装原药五勺，再加新药二勺，共装了四十四个泡沫机，但都按新药的价格收费。
另外，李曼和这个厂规定，换一百桶泡沫机药，只收八十桶的价钱。
我认为有关部门应检查这件事，并对这个厂资方的不法行为加以制裁。
钱文

铁道部所属石家庄某单位
不爱护国家财产胡乱出售缝纫机
编辑同志：
1951年12月底，铁道部所属石家庄某单位把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一些缝纫机卖掉了。
负责这件事的人员也不管缝纫机的新旧好坏，统通定价二百万元一部。
其中有一部是胜家牌的，按市价可卖二千多万元，但他们也只卖了二百万元。
这是对国家财产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检查。
滑述焕

勇敢检举奸商的建筑工人杨少舫
新华社记者　魏文华
杨少舫是南京市营造业的一个技术工人。
他不受奸商的威胁利诱，勇敢地揭发了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因此受到华东军区某工程部门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的表扬。
杨少舫曾在南京私营永顺营造厂做工。
这个厂的老板陈文达是一个市侩流氓，他凭一面空招牌、一张能吹嘘的嘴和一套卑劣的行贿本领，在承包国家建设工程中偷窃国家财产。
1950年冬陈文达承包公营某厂的一批钢刺网时，向负责工程的干部张林峰行贿二十万元，用涂过银粉的旧铁刺冒充好铁刺，从中获取巨额暴利。
这个公营厂的领导干部对工程不加检查，盲目地听信陈文达的花言巧语，在工程完毕后竟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表扬他的启事。
陈文达就拿了这个启事做资本，混入国防建设部门承包了许多工程。
他在包工中利用四十多种偷工减料的方法，肆无忌惮地盗窃国家财产。
奸商陈文达的这种无耻的盗窃行为，激起了杨少舫的义愤，他几次警告陈文达说：
“你这样做是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那时看你如何下场。”
可是奸商利欲薰心，不但不痛加改悔，反而把杨少舫大骂一顿，要他只管老实做工，休管“闲事”，并用解雇来威胁他。
但杨少舫并没有被奸商的威胁吓退。
在承包华东军区某项工程时，陈文达用花言巧语和某公营工厂在报上登的表扬他的启事，骗住了负责工程的科长周番宇，更加放肆地偷工减料。
杨少舫实在忍不住了，他连续两次向监工干部揭发陈文达的罪行，但是当这个监工干部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科长周番宇时，周番宇竟说：
“老百姓的话不要听它。”
更荒谬的是：
当工程完毕后，周番宇未得上级允许，自作主张大摆“庆功宴”，奸商陈文达被评为“二等奖”，得到了一份奖状和一面写着“认真负责”四个字的锦旗。
从此，陈文达的贼胆越来越大，在承包该部另外的几项工程中，不顾国家利益，把混凝土所用的洋灰量减少一半，打墙基时也偷工，把合同完全置之脑后。
他公然对工人们说：
“周科长这么好，我们要大大捞他一笔。”
杨少舫对这种情形非常气愤，他想找工程部门的负责同志谈，但被官僚主义者挡住去路，无法见到。
工程部门虽然去“突击”检查了一次，但只是草率地看了一遍，被奸商用几句好话说得迷了心窍。
杨少舫极为愤怒，他对一个干部说：
“同志！
你们太老实了，鬼在眼前，你们却看不到。”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引起官僚主义领导者的注意。
陈文达知道杨少舫在揭发他，便当着其他工人的面骂杨少舫是“内奸”，把他的薪水减低，在工作上把他降级调去烧锅扫地，最后索性把他解雇了。
杨少舫虽然因检举而失业，但是他并不气馁，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当他看了电影“刘胡兰”以后，斗争意志更加坚定。
他想：
人家是一个生长在农村里的女孩子，不顾生死为革命工作，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怎能对奸商危害国家的行为袖手旁观呢？
他又向建筑业工会提出检举。
但工会干部觉得情节复杂，不愿过问，他先后去了五次，五次都得不到结果。
这时陈文达把他恨透了，到处打击他。
杨少舫在营造业公会找到了一个工作，陈文达知道后跑去大闹说：
“我是公会的常务委员，我们老板的公会不能叫姓杨的钻进来。”
于是杨少舫又失了业。
朋友介绍他到另外一家私营营造厂在城外的一处工地上去做工，临走时朋友特别嘱咐他说：
过去检举没有效果，以后忍耐一点，不要出头露面，免得被陈文达发现了又闹出事来。
但杨少舫并没有消沉下去，他在工作中更加积极负责，受到其他工人的爱戴，不久，他被选为修筑业工会第1区工作组的副组长。
奸商陈文达知道后，拍拍胸脯说：
“他小子在那里能蹲三个月，我不见人。”
他除了继续想法打击杨少舫外，同时布设骗局，想利诱杨少舫屈服。
陈文达特为杨少舫办了一台酒席，派人去请不成功，陈文达亲自去请，暗示过去的事都可以“谅解”。
可是这些威吓利诱都没有动摇杨少舫的正义立场。
陈文达见诡计不逞，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大感恐慌，于是他又用出另一个卑劣手段来分化工人，他把永顺营造厂中凡接近杨少舫的工人一律增加工资，并提升特别亲近杨少舫的学徒陈信铭，要他们不要跟着杨少舫跑。
这些阴谋诡计被工人们无情地揭穿，大家都不接受他的利诱。
这时候，杨少舫在城外某部建筑工程中揭发了另一个奸商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得到该部共产党员的支持，他们并积极鼓励杨少舫继续向奸商陈文达作斗争。
这使杨少舫的斗争勇气百倍增加，他不顾风雨，乘歇工的机会五次从城外跑二三十里路进城到总工会及市人民检察署检举，引起各有关部门的注意。
各有关部门立即组织检查组复查奸商陈文达以前所包的各项工程，结果证明每一次工程都有严重的偷工减料情形，国家受到巨大损失。
现在奸商陈文达和所有有关部门的贪污渎职干部都已由市人民检察署和有关部门分别予以处理。
杨少舫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华东军区某工程部门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的表扬。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柯庆施并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号召全市工人学习杨少舫爱护国家财产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反对编辑工作中腐朽的自由主义，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
广西日报社社长 廖经天
编者按：
去年10月11日本报三版“文化生活”栏发表的“严肃地对待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函电”一文，批评了广西日报等二十家报纸政治上不够负责的态度。
广西日报编辑部根据这一批评，较深刻地检查了整个编辑部的工作，找出了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编辑部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作风。
这种腐朽的自由主义作风，也是其他报刊不断发生错误的根本病源。
因此，从根本上找出这种病源，加以纠正，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中消灭错误的基本办法。
现将广西日报社社长廖经天的检讨发表于后，以供各地报刊参考。
去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文化生活”栏，批评了广西日报在处理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关于“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贺电所发生的严重错误，促使我们比较深刻地检查了编辑部的领导和工作，成为我们整顿作风、纠正错误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在处理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九三”贺电上所发生的严重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最近一连串的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这一连串的错误之所以造成，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作风，以及在这种作风影响下的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工作作风有着很大问题。
我们的编辑部，长期充满着一种腐朽的自由主义空气。
工作散漫，不少编辑工作人员好像是资产阶级官僚机关里的雇员，照例每天上班下班，迟到早退，马马虎虎地把稿子看完就到资料室看小说或浏览报纸；
工作条例、工作计划塞在抽屉里或压在废纸底下，把整个编辑部的空气弄得死气沉沉，以致在报纸上经常出现错误。
错写人名、地名，甚至连省人民政府厅长的职衔和专员、市长的名字都搞错了；
数字对不上头，甚至连中国人口的数字也都搞错。
在所发生的许多错误中，有不少是政治性的错误。
如人民日报已批评过的把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九三”贺电作了错误的处理，在党史介绍中违反历史现实和唯心论的观点，甚至把南斯拉夫列入人民民主国家的阵营，以及把香港同胞称作侨胞等等。
为什么发生这样多的错误呢？
难道没有审稿和看大样的制度吗？
有。
每一篇稿子都照例从编辑、组长、编辑委员、编辑主任、总编辑和校对的眼睛下一关一关地通过，最后还有人看一次大样。
那么这些错误为什么还能够一关一关地通过而毫无阻挡呢？
没有别的解释，就是由于我们这些把守关口的“将军”们粗枝大叶，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互相推诿。
编辑以为还有组长看，组长以为还有编委看，编委以为还有编辑主任或总编辑看，发到工厂还有校对，最后还有社长看大样；
而社长看大样时，又以为已经经过校对、编辑主任或总编辑看过了，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结果许多错误便毫无阻拦地大摇大摆地出现了。
这些错误是谁发现的呢？
由于我们大部分同志看报很马虎，虽然也有个别错误被个别同志发现，但多数重大的错误都是在读者或人民日报、学习杂志指出以后才知道的。
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有的当作是技术上的原因更正一下，有的说一声“马虎”，相对一笑便“万事大吉”。
我们也有每天检查报纸的制度，校对科也把编辑原稿上的错误划出来挂在编辑室里；
但对这些东西在开始时大家还比较注意，后来索性就不管了。
其实就是看了别人所提出的意见，也不过看看而已，最多是随便谈论一下，谁还把它当作一回事呢！
而我们这些负责同志，也泰然处之，行若无事，好像根本不了解报纸发生的错误会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在人民群众中有什么恶劣影响，会对党的事业有什么危害；
好像自己是站在旁边，根本不对这些错误负责的样子。
自己不能严肃地认真地进行检讨，当然更不会领导群众为避免错误消灭错误而斗争。
因此，错误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说完全没有作过检讨，好像也不合事实。
因为当错误发现以后，我们有些同志有时也说说：
“我有点粗枝大叶”、“我的政治水平低”。
但是，这算什么检讨呢？
粗枝大叶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报纸工作者，一个报纸的领导人，为什么能用粗枝大叶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党的事业、对待报纸的工作呢？
显然，只浮浅地检讨“粗枝大叶”，而不去挖根，是不能彻底纠正错误的。
政治水平低，也是事实；
但问题是在于：
你既然知道低，为什么不努力去提高呢？
党章规定“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为党员的义务，你是一个党员，还是一个党让你担负一部分责任的党员，为什么不坚决地履行党章所规定的义务呢？
这不是党性不纯吗？
尤其你是一个报纸的工作人员，报纸的负责同志，作的是党的重要的政治工作，更不能容许政治水平低的情况长期存在，也决不能容许用政治水平低来原谅政治上的错误。
其实，有许多错误，说政治水平低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的作者不会不知道铁托匪帮早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可耻的叛徒；
我们的编者不会不知道共产党人推动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不在1927年；
这一些，我们的总编辑、社长更不会不知道；
但错误还是发生了。
这难道可以用政治水平低来解释吗？
除了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
编辑部有不少的工作人员，是有高度工作热情的。
他们看见报纸上出现了错误，都有意见，也曾经有人积极地提出意见。
但由于我们领导同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没有很好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没有认真地处理群众提出来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群众感觉到提了意见不被重视，不起作用，久而久之，便再也不说话了。
许多同志最初是埋头工作，能开动脑筋认真钻研努力改进工作的，但得不到领导方面的支持和鼓励；
而有些同志消极散漫，不负责任，疲踏拖拉，发生错误则嬉皮笑脸，也没有受到批评。
更重要的是领导同志之间也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使腐朽的自由主义空气逐渐弥漫于整个编辑部。
报纸在读者群众中的威信因此逐渐降低了。
读者说：
你们整天批评别人，你们自己经常发生错误为什么不作自我批评呢？
这一次，由于人民日报对我们大喝了一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只有坚决整顿作风，才能纠正错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的就事论事的自我批评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我们领导全编辑部用了十多小时的时间，开小会、大会，对最近的编辑部的领导和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
编辑委员会也曾一再开会研究，认为这些错误应由编辑委员和社长负主要的责任，决定除社长、总编辑及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并在社报上公布书面检讨外，并用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在报上作公开的检讨，作为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示。
其次决定改进编辑委员会对编辑部的领导，社长必须对编辑部的工作负主要责任。
编辑部要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能用任何理由侵占规定的学习时间。
并建立责任制，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作风和加强对工厂、校对人员的政治教育。
同时，用各种办法继续吸引读者严格监督和检查报纸的工作，以期彻底克服自由主义作风，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

反贪污斗争挽救了曾质彬
新华社记者　冯健
中国畜产公司中南区公司皮毛加工厂收验牛羊皮的工人曾质彬，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坦白了他贪污受贿的行为。
曾质彬于1950年01月进皮毛加工厂担任收购牛羊皮的工作。
解放前，他在私营皮行里作帮手，也做过行商。
他参加畜产公司皮毛加工厂工作后，由于业务关系，每天仍和经营皮货的商人打交道。
但因为他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经不起奸商的引诱，两年内曾连续贪污受贿九次达四百一十五万元。
曾质彬第1次接受贿赂是在1950年春初的一个夜晚。
和他熟悉的皮毛商人徐金山在这天夜里鬼鬼祟祟地把他拉到一个阴暗的小巷子里，一把塞给他二十万元钞票。
当时他惧怕人民政府的法纪，但又想发点财，心里拿不定主意，徐金山怂恿他说：
“天黑人静，这事儿就是我们两人知道。”
于是他就收下了。
后来，徐金山又屡次拉他喝酒、吃“消夜”。
从此，他和不法商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1950年年底，他的女儿出嫁，成记皮行的老板就赶去送礼、送钱；
他的老婆从家乡到汉口来时，皮货商人查勤甫又赶忙去送钱。
有的商人在戏院里遇见曾质彬时，就把成包的香烟、瓜子捧到曾质彬的脸前。
他们常常拍拍曾质彬的肩说：
“老曾，弄几个钱怕什么？”
有的说：
“你别顾虑，我把这笔钱记在别的账上，查不出来的。”
不法商人对曾质彬下了“饵”，就开始胁迫他伙同损害国家财富。
原来畜产公司收购山羊板皮，规定每捆里面每张重零点七五磅的板皮应占百分之五，重一点七五磅的板皮应占百分之十（重一点七五磅的板皮零售价格比前者贵一倍以上）。
但这些不法商人在贿赂了曾质彬后，向公司卖货时，就把重一点七五磅的好山羊板皮抽走，把更多的次货、劣货通过曾质彬的手卖给国家。
不法商人查勤甫更威逼曾质彬把质量不好的“宜都板皮”按质量较高的“万县板皮”价格收购。
曾质彬不同意时，这些奸商就用揭发他的受贿行为来要挟。
这样，曾质彬就在奸商们的捉弄之下，干起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勾当来。
去年12月底，中国畜产公司中南区公司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
这时，曾质彬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深深地陷入了矛盾、痛苦和恐怖的漩涡之中。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整天整夜像得了神经病似的，饭也不想吃，觉也睡不好，有时从梦里哭醒来。
公司里有时来电话要我去谈工作，我就两耳发烧，心扑通扑通乱跳，怕是别人检举了我。”
当别人激昂地发言时，曾质彬却躲在角落里不敢抬头。
他想把事情坦白出来，但是害怕谈出来后会受到处分，“失掉饭碗”。
曾质彬坐卧不安的神态被厂里的皮毛科科长王永信发现了。
他就对曾质彬进行启发和教育。
过磅员郑如珪看到他心神不定，也对他说：
“这次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坦白是上策，隐瞒、欺骗就要造成更大的错误。”
接着他又听了上级领导干部的自我检讨和示范报告；
想到平日领导干部对他的信任，内心的羞愧达于极点。
因此，他终于在去年除夕向上级坦白了他受贿和损害国家财富的全部经过；
接着他又在领导干部的鼓舞下，向其他单位作了两次典型报告。
他的坦白报告像一把钥匙一样，扭开了畜产公司其他贪污分子困恼的枷锁。
有好些人都已经选择了他的道路。
这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使他的思想提高了一步。
他说：
“这次运动挽救了我。
我过去犯了错误，使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
今后决心重新做人，立功赎罪！”

奸商的面貌
吉林省花纱布公司职员王德俊在吉林省和吉林市两级机关团体全体干部大会上，坦白了自己的贪污行为，并揭露了奸商拉拢干部的各种卑鄙伎俩。
1950年末，王德俊在吉林市百货公司加工科总务股工作。
有一次，他到私营裕华染织厂去送加工布。
该厂营业室主任许洪山把他领到二楼宿舍去谈话。
许洪山诱骗他说：
“你的生活很困难吧，一个月才一百来分，不够用可以到柜上来拿。”
说着就拿出二百万元东北币送给王德俊。
当时王德俊怕犯错误，心里犹豫，许洪山就说：
“你收下吧，没事；
你们那儿的荣先生（贪污犯荣德远）早就接受了一份。”
这样，王德俊便把钱收下了。
下一次见面时，许洪山便威胁王德俊说：
“咱们的事，就你我知道，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你知道，共产党反对贪污，你如果说出来，我可对不起你。”
从此，王德俊便被奸商包围起来。
在1951年一、02月间，他又接受了泰丰染厂、共兴染厂、永吉织布厂等几个厂的经理的贿赂，共东北币三百四十万元。
1951年03月，王德俊调到吉林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工作后，继续有奸商向他行贿，他也就接连地替这些奸商办事，对加工布不加检查，便利奸商们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
王德俊揭发出奸商拉拢干部的许多花招。
他说：
干部喜欢什么，奸商就来什么，这样不行再换那样；
没房子的给找房子，缺烧的给送煤，没老婆的给找老婆，好玩的就陪着玩……，用各种诡计引诱干部上他的圈套。
王德俊举例说：
吉林市百货公司加工科检查员周文波被派在私营裕华染织厂检查加工布。
裕华染织厂的营业室主任许洪山起初用金钱、物资拉拢他，他都没有上当。
许洪山知道他没有结婚，就用女人引诱他。
跟他说：
“老周，你给我们好好干吧，如果公司不要你，我养活你一辈子，别说养活你一个，十个八个也不算啥。
如果你要娶老婆，咱们染厂六七十个女工随你挑，你相中那个就给你那个。”
他用这个方法终于把周文波套住了。
有一个姓暴的检查员好拉胡琴，奸商商德财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把胡琴，他去检查加工布时就光顾拉胡琴，结果疏忽了检查。
奸商们还用各种办法来恭维、捧场。
1950年国庆节吉林市工商联合会举行晚会时，许洪山担任招待员，他大声嚷叫说：
“头排，二排座是给首长留的”，并摆上了香烟、水果。
所谓“首长”就是吉林省花纱布公司加工科的工作人员。
加工科科长进戏院时，许洪山还在台上高呼：
“全场起立，鼓掌欢迎。”
可是，当奸商们用不着王德俊、周文波的时候，就一脚把他们踢开。
当周文波被吉林市百货公司开除后，许洪山不但不“养活”他，而且连理也不理他了。
王德俊的家眷在1951年04月搬到吉林市时，私营永吉织布厂经理连忙给他安排房子，十分殷勤，但到05月王德俊调到别处工作，那个奸商马上就来撵他搬家，他妻子正要生孩子，奸商却一天也不容，还说：
“谁管你生孩子，你在马路上养孩子我也管不着，马上给我腾房子！”
这时候，王德俊才开始认识奸商们的虚伪刁恶的面貌。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王德俊经过思想斗争，提高了觉悟，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过，检举了别人的贪污行为，揭露了奸商的丑恶面貌。
他沉痛地说：
“我穿着革命干部的衣服，受着人民的委托，可是却‘吃里爬外’，为奸商‘服务’，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我要痛改前非，今后好好地为人民工作，立功赎罪。”
（新华社）

我开始认识自己
张含英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幼年受的是孔孟教育，后来又在美国学习工程。
由于在反动统治时期很少兴办工程，所以从学校毕业以后，大部的时间是在工程机关里担任内业工作（包括技术的和行政的），间或在学校里担任教书或行政职务。
因为有时担任行政工作，也就和反动统治阶级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其初由于“事业心”的驱使，很积极，打算有些作为。
后来鉴于反动政府的黑暗、腐败，渐趋消沉。
但是由于不认识光明的道路，在政治上有着糊涂思想，所以始终依附于反动政府。
解放以来，在参加工作二年多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之有了很大的变化，使我看到了光明，认识了真理，并且愿为真理而斗争。
所以我迫切地需要学习，加紧进行思想改造。
我是学习水利工程的，尤其注意于黄河的治理，很有“事业心”，想把它治好，造福人群。
所以在二十几年中，“锲而不舍”地研究，不管参加这项工作，或担任别种工作，在业余的时间，总是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因之得到许多人的称赞。
我现在觉得这个外衣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在这一事业心里还夹杂着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
（至于这一事业将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以前就更没想到。）
关于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常表现在这几方面：
我的治河意见或计划，虽也经过资料的搜集，却常常由于我主观地看着应该怎样做，我就怎样提倡，怎样鼓吹。
就是考虑到实际需要，也是很抽象的。
例如常根据一种概念，认为防御水灾、灌溉田亩、水力发电等总是需要的，就盲目地提倡。
对于结合某一地区的具体需要，或在某种情况下要有步骤地开发，则考虑得不够。
换言之，是脱离实际的。
而这种主观的、片面的见解，就常为个人兴趣所左右。
再就是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单纯好名观念。
换言之，虽然是致力于黄河的治理，但是没有把它当作人民的事业，只是看作个人的事业。
说到个人荣誉，想到一个关于“洁身自好”的例子。
1931年在葫芦岛筑港的时候，看到工人受着种种虐待，工资低而且不全发。
发放工资以后，工头又引诱他们赌博。
到了年底买一张船票送回山东，身外无长物。
我了解到资本家的幸福是建筑在工人的痛苦上的。
我是学工程的，每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就动了做包工的念头。
但是一想到葫芦岛的惨象，就下了决心，绝对不干。
但也仅仅停止到自己不干，工人的痛苦能不能因此解除呢？
显然不能解除，只是自己没有用包工的方法直接剥削工人。
与其说是爱护工人，还不如说爱惜自己较为恰当。
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不只停在洁身自好，还会有更坏的发展。
例如我对于国民党，最初没有好坏的感觉，后来就对它生了厌恶之感。
所以虽在反动政府下工作多年，都没有参加。
可是在1944年，反动政府要派我到美国去考察水利时，由于出国前必须参加伪中央训练团，凡参加训练团的就必须入国民党，因之我也在集体参加的形式下参加了国民党。
虽然后来并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但也足以说明为了个人目前的利益，什么都可以牺牲，在利重的时候，也就顾不得洁不洁了。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在过去看问题常是孤立的、片面的、脱离政治的。
例如我过去分析黄河为患的原因，总强调它含的泥沙过多，洪水的涨落过猛。
谈到人为的原因也只说防范不周，从来就没有体会到反动统治阶级的不顾到人民的生活，不为人民兴修水利，甚或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破坏水利的社会因素。
又我在研究明朝潘季驯的治河方略时，我虽也曾分析那时的基本情况，并且找出明朝治理黄河的主要目的在于便利漕运。
但轻轻地一笔交代过去，接着就分析潘季驯的方法，却没有进一步研究漕运是为了谁，以及在这一目的下能否免除黄河的灾害，开发水利的资源。
那时明都燕京，统治集团的供应必须仰给南方。
而黄河南流，夺淮入海，所以黄河便是维持航运的一段主要干线。
四百万石粮食就需要有定期的北运。
不只粮食是剥削来的，而在运粮之时，还以徭役制度大肆骚扰。
根据这一目的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河方针。
但是我却没考虑到这一点，而单纯地就治河的技术来研究，这就不能不发生极严重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认识了人民的组织和力量，但是却不知道这种组织和力量的根源，以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就会好的。
但是在胜利以后这种幻想就很快地消失了。
因之使我坠入在消沉、悲观的深渊里。
那时我又和青年学生接近，他们的进步和热情使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并且教育了我，因之我的精神又有了寄托。
但是却不知道他们进步和热情的根源，甚至认为这是“青年”的关系，青年总是热情的、进步的，而将来到社会上会不会堕落呢？
因之又回想到五四运动时代的一些进步青年，后来很多人堕落了。
于是我又彷徨起来。
由此可见我对于政治问题的认识是何等的糊涂。
我常打着不问政治的招牌，而主观上也认为确实是不问政治的，因而也就觉得自己“清高”，这是十分错误的。
事实上我常常参加政治活动，并且跟着反动统治阶级走。
我一方面痛恨它的黑暗、腐败，一方面还对它存着幻想。
而我又受过美国帝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对于它的“生活方式”很崇拜。
虽然从表面上也看出它有许多缺点，但总认为比中国强，是中国应走的道路。
我自以为不问政治，而事实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领导的。
以下再举几个具体的事实来说明。
1948年初，我到北洋大学工作，自以为把“功名利禄”抛得比较干净，所以一到学校，就宣布“一切为了学校”。
——其实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十分浓厚，这且不谈。
那时，北洋大学已经两年没人主持，我到了以后，学校工作确实有些改进，同学们得到较好的读书机会，学校的各项工作也逐渐上了轨道。
这是不是能代表事实的全面呢？
不能的。
我虽然是善意地办学校，我虽然主观地一切为了学校，但是我所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和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
既然对立，虽然学校上了轨道，对同学有益处，但也有助于反动政府的统治。
由此可见我过去没有敌我观念，更分不清敌我。
这种落后的、糊涂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条件做反动统治阶级的花瓶和帮凶，事实上反动统治阶级也认识了这个花瓶和帮凶。
有许多工作自己并没奔走谋求，而受到反动政府的“青睐”。
我一直认为这是“清高”，而得到的工作是分所应当。
别人也常这样“恭维”我。
现在看来这种思想和行为是卑鄙可耻的。
例如1941年，我被派去主持黄河工作，这是一个很多人谋求不得的位置，忽然落在我的头上，我自然也很乐意接受，因为我对黄河有“兴趣”，有“事业心”。
又在1946年冬季，我正要结束黄河上游考察，在归绥上车的早晨，看到报上我以“社会贤达”的头衔被选为伪国大代表。
虽然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对于这个政治性的很高的位置并没有引起我的警惕，更没有觉悟到这正是自己备有帮凶条件的结果。
1947年冬天，反动政府邀我去北洋大学工作，我起初没答应，并且毫不考虑这一问题。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还是鉴于同学们的渴求才答应了的。
由于以上的许多事实，朋友们常说我没有“靠山”，是“十年寒窗”的结果。
也有的说我是“关着门子卖疥药”——自然有人来找。
事实上何尝没有靠山，靠山就是反动政府。
又何尝是清高，是“待价而沽”。
这一切都说明我很有条件做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事实上也已经作了它们的工具。
质言之，自己就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行列里，就作着有利于反动统治者的事情。
这怎样还能以自己清高、超然、不问政治、致力技术自居呢？
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叫我望见了光明，认识了真理，也开始认识了自己。
我下决心改造，要彻底改造，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贪污分子竟领到了“逃逸费”
——记华东工业部的一件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例
　王坚
华东工业部经理处运务组职员孙祥龙盗卖了十箱锉刀，使国家财产损失达六千万元。
可是孙祥龙却还堂堂皇皇地领了一千二百万元的“逃逸费”，安然潜逃了。
孙祥龙这个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为什么能够这样自由地盗窃国家财产并从容地逃逸呢？
一句话：
我们机关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1949年07月，上海解放还不到两个月，当时各机关向军管会物资管理处请领物资时，是由物资管理处签发实物拨付凭证而领取的。
物资管理处当时有一张实物凭证签发给华东工业部（当时为军管会重工业处），这张实物凭证中有化验药品一箱，电工仪器一箱，无线电开关一箱，大锉刀十箱，矽块一箱，温度计一箱。
华东工业部经理处就派孙祥龙到物资管理处所属“三菱”仓库，提领这六项物资。
按照规定，提领后须在三联单上签注发料情形，其中第2联则退还领料机关以便结算的。
“三菱”仓库发料时对大锉刀一项没有在第2联上填明实发量，大概以为一、三联已填，可以“以此为证”了，却不知这一“空子”，就给孙祥龙钻进去了。
孙在领料回去后，即在第2联上划了横线（表示未领），向领导上报告说：
“大锉刀因库无存料，没有领来。”
就这样，价值六千万元的十箱锉刀就被盗窃者安然窃去变卖了。
1950年01月25日（离开孙祥龙盗卖锉刀的事已经五个多月了，物资管理处也已改为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开了领料后的发票，到工业部算账。
这张发票经过统计、财务、仓储各组的查核，竟经历了近七个月，到08月17日才由仓储组查明“此项锉刀确未收到”。
因为没有收到，就以为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所开发票不符“事实”，又去信要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更正”，等到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又来信说明锉刀确已由“你处孙祥龙盖章领讫”时，仓储组就把信转给运务组，运务组长却“照惯例”将此信交给业务部门“查明”，业务部门也“照惯例”，将它交给孙祥龙本人去“查复”。
这无疑是给贪污分子送了一个信。
于是，孙祥龙把信往抽屉内一锁，寻觅他逃逸的机会了。
又隔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孙祥龙既不可能“查复”，运务组再也没有去“查明”。
10月20日，孙祥龙等待着的机会却到了。
经理处派孙去北京石景山提运生铁，孙犯当时就领了一千二百万元的“旅运费”，作为他潜逃的“资本”。
孙犯到了北京，潜逃的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已就绪，只是没有携带家属。
于是在11月17日打了一个电报给经理处运务组说：
“领料任务完毕，但还有未了手续待办理，不能立即回来。”
趁这个空隙，孙祥龙即回到上海，携带了他的家眷，安然逸去。
12月中旬，离开孙犯潜逃已经半月，运务组没有看到孙回上海，几次写信去北京催促，但送去的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这时候，运务组长才开始怀疑，觉得“有些奇怪”，才去信公安局请求侦查，那时，孙的住处早已人去楼空。
但还不知道孙潜逃的原因，只以为他只是拿了一千二百万元旅运费而逃走的。
直到去年01月15日，运务组才去检查孙经办的事件，在看到关于领取十箱锉刀的文件后，方才明白孙犯潜逃的真正原因。
这时候，距离孙犯领取锉刀的时间已有十八个月，距离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第2次来信时间已近五个月，距离孙犯潜逃的时间也有一个半月了。
从这一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出，华东工业部经理处的官僚主义作风已严重到岂有此理的程度。
为了扫除建设祖国的障碍，对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
（原载01月10日解放日报）

青年团北京市第5区店员支部
动员团员和青年店员检举贪污行贿等行为
青年团北京市第5区店员支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密切配合店员工会，发动团员和广大青年店员大胆检举贪污、行贿和漏税事件。
到01月10日为止，全区店员检举材料已经有八十多件，其中团员和青年店员检举的占三分之二以上。
在这一运动开始以后，团支部干部听了上级负责干部的动员报告，明确地认识了店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和各行业、各阶层都有联系，又熟知商店内情，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就能成为检举贪污、行贿、漏税等非法行为的一支重要力量。
店员中的青年又是比较活跃、积极的一部分。
因此，通过团的组织去发动青年店员参加斗争，是店员团支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
青年团北京市第5区店员支部就积极地担负起了这项工作。
团支部首先在团内进行动员，批判了团员中对运动漠不关心的态度，强调指出：
店员团员应当认清今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积极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它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黑暗腐朽的一面，因此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地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积极地参加斗争。
团支部并具体规定了团员的三项任务：
（一）检查自己思想，认清运动意义，站稳阶级立场；
（二）检举行贿、偷税等不法行为；
（三）向周围群众进行宣传，团结广大青年店员共同参加运动。
团支部并按团员不同情况，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具体地分配每个团员做社会工作。
团支部干部也有具体分工。
团小组长则指导团员的具体活动，注意解决周围青年群众的要求。
这样，团员们就有组织地动起来了。
但五区店员支部只有二十一个团员，而且分布在十五个单位中，要发动广大青年店员，还必须先做好青年积极分子的工作。
团支部就协同店员工会召开了一次青年店员座谈会，向他们说明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号召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站在斗争的前列。
团支部又组织团员去向有顾虑的青年店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一般青年店员最普遍的顾虑是怕失业，怕对不起朋友，怕分不到红利等等。
如某些商店的老板在偷税漏税以后，为了笼络店员，也分给他们一些额外的“红利”，有的店员怕得不到这点好处，不肯检举。
团员们就向他们指出：
这是不法商人偷盗国家收入得来的赃物；
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要在这上面占便宜是可耻的，为了使国家建设资金不受损失，应该坚决检举。
打破了这些顾虑以后，许多青年店员就勇敢进行检举。
青年店员张瑞斌检举了自己掌柜勾结干部盗卖汽油的事，团支部立即召开支部大会，广泛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由张瑞斌报告斗争经过，鼓舞了到会店员的勇气。
团支部对于团员和青年店员与不法商人的斗争十分关心，随时去帮助和支持他们。
如某电料行有个青年店员想检举自己掌柜的漏税行为。
掌柜用给他说媳妇的办法来引诱他。
他犹豫起来，团支部书记白振兴知道后就去找他谈话，揭穿了掌柜的阴谋，对他说：
“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要站稳立场，大胆检举，共产党、人民政府、工会、青年团和广大人民都是支持你的！”
最后终于使他克服了思想障碍，揭发了他掌柜的漏税行为。
现在，团结在第5区店员团支部周围的青年店员已有一百五十多人。
团支部正继续密切地配合店员工会，依靠这些积极分子，把全区一千七百多店员群众全面发动起来，投入检举斗争。
（新华社）

一年来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热烈支援朝鲜人民
运抵朝鲜的物资达千余万件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和世界和平而与美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朝鲜人民，在1951年中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支援。
在过去一年中，朝鲜人民收到各兄弟国家人民送来的物资有一千六百多万件。
其中，苏联人民送来的物资有七百八十七箱医药品和大批的电影放映机、影片、食品、衣物等。
中国人民送来的物资有三十六万多套棉衣、折合朝鲜币六千四百余万元的慰问金、一百九十二车皮的粮食、十五万双鞋以及一百二十七万九千多箱的其他物资。
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人民，送来了大批医药品、医疗器具、救护车、衣服、布匹、毯子、慰问金以及食品、日用品等。
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送来的物资有皮大衣一万件、棉衣一万套、皮靴、皮鞋和皮手套各一万双。
最近来朝鲜的蒙古人民代表团又带来了大批衣服和肉类等礼物。
此外，朝鲜人民并收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送来的一批医药品。
法国人民不顾反动派的阻挠也给朝鲜人民送来了一批医药品。
奥地利人民送来了一笔慰问金。
这些历经千山万水、带着成千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和情意的救济物资和慰问金，在朝鲜战区灾民救济委员会的统一分配下，已及时地发给了朝鲜各地的劳动人民和难民。
领到救济物资和慰问金的人们衷心感谢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真挚援助。
他们一致表示：
要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声援下，为争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

伊朗政府照会英国驻伊大使
要英国关闭在伊朗的领事馆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德黑兰14日讯：
各报广泛刊载伊朗外交大臣卡斯米01月12日递交英国大使的照会。
照会要求英国在伊朗各地的领事馆在01月21日以前一律关闭。
照会说：
伊朗政府“再不能容忍英国官员干涉伊朗内政的政策”，并且“认为有责任、也有权利从保卫本国最高利益的观点上”要求英国驻伊朗的一切领事馆关闭。
这个要求基于下列理由：
第1，英国政府设在伊朗各地的领事馆的官员的活动“超越一般领事职权，他们并干涉伊朗内政，从而侵犯本国独立”；
第2，印度与巴基斯坦国家成立后，可以自行派遣领事驻在伊朗境内必要的地点，因此英国侨民的数目已经减少，英国政府已无必要在伊朗许多地点设置领事代表；
第3，既然伊朗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领事关系是以相互的条件为基础的，而伊朗虽然在英国有大批侨民，可是伊朗政府并没有在英国的领土上设置一个领事馆，那么英国政府也无必要在伊朗的领土上设置领事馆了。
在此之前，伊朗政府曾于01月09日将照会一件交给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据“阿德什报”报道：
英国大使馆已将该项照会退回。
“巴赫塔利·伊姆鲁兹报”指出：
01月09日伊朗的照会对“英国大使馆人员最近在伊朗加紧活动并公开干涉伊朗内政”，提出坚决抗议；
这是因为“在过去两星期内，特别在英国大使谢佩德从伦敦回来以后，英国情报机关已经在伊朗加紧活动。
英国特务现在在伊朗境内通行无阻，制订着制造血腥事件、政变和支持议会反对派等计划。”

侵越法军总司令塔西尼毙命
【新华社讯】
巴黎消息：
指挥法国侵略军屠杀越南人民的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兼法国驻远东军总司令塔西尼，已于01月11日晚在巴黎病死。
他是在1950年秋季法国侵略军在北越边境遭受惨败以后，被派去指挥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的。
塔西尼在去年09月间曾亲赴华盛顿乞求美国援助，他回到越南以后，在11月间纠集了二十三个营的兵力侵占和平省省会，这一军事冒险现已遭到可耻的失败。

出席中波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
波兰文化代表抵北京
【新华社16日讯】
为出席将于北京召开之中波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以制订1952年度中波文化合作具体计划，波兰共和国政府特派遣温德先生等四代表来华。
温德先生等已于16日下午十时乘车抵京。
前往车站欢迎的有我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外交部办公厅阎宝航副主任、苏联东欧司徐以新副司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洪深局长、外交部交际处魏宝善副处长等。
现在国内之我国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参赞李恩求及波兰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道定、新闻专员罗步曼等亦前往欢迎。
按：
中波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系根据1951年04月签订之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第3条成立。
【新华社16日讯】
出席中波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波兰代表名单及简历如下：
首席代表：
温德，现任波兰共和国对外文化合作委员会秘书长。
代表：
巴尔巴格，现任波兰共和国教育部司长。
代表：
维尔雪克，现任波兰共和国文化部司长。
代表：
柯娃列柯娃，现任波兰共和国外交部新闻情报司文化联络科科长。

印度孟买国际工业展览会开幕
我代表团举行招待会
我国陈列馆受到观众赞扬
【新华社15日讯】
孟买讯：
应邀参加国际工业展览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陈明，04日和09日先后在孟买举行招待会和记者招待会。
应邀出席04日举行的招待会的有：
孟买政府官员，参加国际工业展览会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代表团，孟买社会名流、工商业家、新闻记者、文化工作者和印中友好协会的人员等约三百人。
陈明向来宾们介绍了国际工业展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列馆的展览品。
他说：
“新中国两年来正沿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向前迈进。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特权的废除、官僚资本变为人民国家的资本、土地改革的胜利和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已使新中国走向新的时代。”
陈明在0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这次举行的展览会将大大“有助于促进参加展览会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相互了解”。
01月10日，孟买各报都用大量篇幅刊载记者招待会和关于中国陈列馆的消息。
【新华社15日讯】
孟买讯：
国际工业展览会11日在印度孟买开幕。
参加展览会的有苏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富汗、伊拉克和印度等国家。
开幕典礼由孟买省长拉加·马哈拉加·辛格主持。
出席开幕典礼的有：
孟买省政府高级官员，孟买外交界，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匈牙利驻印代办拉兹尔，参加国际工业展览会的苏、中、捷、匈四国的代表团以及孟买各界人士。
展览会中最大的陈列馆是苏联陈列馆，占地超过六万平方英尺，从孟买岛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苏联陈列馆屋顶上的红星在空中闪耀着的光辉。
苏联陈列馆所陈列的展览品，显示着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人民在工业发展上的辉煌成就。
苏联机器受到参观者的一致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陈列馆装饰得像壮丽的中国宫殿。
陈列馆大门顶上高挂着中国国徽。
走进陈列馆便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的巨大塑像，塑像两边有中国国旗。
馆内镶板上和墙壁上挂着巨幅照片，介绍中国人民的建设活动。
中国陈列馆陈列着五千多种展览品，分五部分：
一、自然资源；
二、机器、电气和化学工业；
三、轻工业；
四、纺织工业；
五、食品工业和农业。
这些展览品生动地说明了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
中国陈列馆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
他们钦佩和愉快地参观着新中国的各种产品。
装饰得非常精美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陈列馆，陈列着许多工业品和农产品以及巨幅的照片。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展览会中陈列了工业设备、自动机器、玻璃器、机器脚踏车、脚踏车和轻工业产品。
匈、捷两国的陈列馆显示两国人民在和平建设工作中已获得巨大成绩。
苏、中、捷、匈四国的陈列馆成为吸引注意力的中心，成为孟买全城谈论的中心。
仅在国际工业展览会开幕这天，参观这四个陈列馆的就有近两万人。

“日本一定会变成斯大林所祝福的那样的国家！”
日本人民充满信心欢迎斯大林新年贺电
【新华社15日讯】
据莫斯科广播：
“真理报”04日刊载该报驻东京记者科金的以“我们强大起来了”为题的东京通讯，报道日本劳动人民对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的欢欣鼓舞的情绪。
科金写道：
斯大林同志给日本人民空前的新年贺电的消息，传遍了日本全国，感动了成百万的人。
苏联人民领袖的贺电使成百万的日本人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是很明显的事。
首先，我走到产别会馆（按系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的会址）。
里面有许多人在谈话。
他们真是精神奋发。
我很快就和他们相识了。
在“产别”书记局工作的井手弘说：
“我这里没有收音机，但是接到了电话，这才听到了斯大林的话。
大家都说今年的新年才是真正的好新年。”
一个名叫田代明的青年打断了他的话，兴奋地插嘴说：
“我听说收到莫斯科广播了，就从床上跳下来飞跑到一个在贸易公司工作的朋友的家里去。
我的朋友拿斯大林的话和李奇微的新年文告比较了一下。
这就看出来斯大林是惦记着日本人民的。
李奇微的新年文告仍旧是一套说教，叫我们忍耐着，忍耐着。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战争啊！”
田代明接着说：
“然而斯大林的话却是极其明确而简单。
只有抱着热诚的同情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日本的普通青年感觉到斯大林是真正关心着我们的，斯大林祝我们幸福，这使我们何等兴奋！
斯大林认为再也不能听任战争发生了。”
记者继续写道：
我和井手弘走出产别会馆，一道到市内的一家印刷所去。
这家印刷所是工人们出资经营的。
他们和当局的镇压措施不断地进行斗争，用种种方法印刷和发行人民所喜爱的刊物。
在这里，我们也听到日本人民被斯大林的贺电所感动而发出的兴奋的谈话。
同时，我们也听到关于日本人民的苦难生活的谈话。
一个名叫松本的工人听到另外一个工人诉说生活的困苦之后，鼓舞他说：
“真的，简直是艰苦的时代，不过，灰心是要不得的。
斯大林很明白我们的生活情况。
你看，他在说祝我们日本人民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他进一步说：
“不论遭到怎样的困苦，日本一定会变成斯大林所祝福的那样的国家！”
记者说：
斯大林的贺电使日本人民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力量和信心，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鼓舞了他们为和平与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
我和井手弘在东京电车公司车厂的时候，极其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
那里的工人是一些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前列的人们。
他们曾举起抗议反人民的法令的标语，走到街头。
我在车厂里碰巧获得机会和聚集在一起等候换班的工人们进行谈话。
他们正在谈论斯大林的新年贺电。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岛弘。
他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也表达了他的同伴的情绪。
他沉着而有力地说：
“在日本遭受着最大的困苦的时候，日本人民接到了斯大林的新年贺电。
他的一言一语都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鼓舞了我们，给我们以勇气和决心，我们要为建立自由和平的独立民主国家而奋斗。”
他接着说：
“我是绝对不愿意有战争的，我想普通的日本人也都是这样的。
我认为日本应该缔结全面和约，和苏联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友好。
我们是厌恶战争的。”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带着臂章的人来了，把他叫了去。
当我们要离开车厂的时候，他又赶了上来。
他低声地说道：
“刚才是管理局把我叫去的。
他们叫我重述一遍我对你所说的话。”
说到这里，他又恢复了他那明朗的神情，用有力的声调说：
“其实，我们谁都在说像我对你所说的那些话。
因为我们强大起来了……请你把我们的谢意转达给斯大林同志。
对了，是斯大林同志。”
记者最后写道：
这种情形是在日本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
在外国占领的枷锁下吃苦受难的成百万的人民大众，都是在这样想，这样工作，这样严肃地保卫和平和争取祖国的独立。
人们相信的话，就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话。

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代表访问苏联代表团
维辛斯基指出美国在联大大受挫折
美国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受到各国强烈反抗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4日讯：
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理事维热里、布利埃等，最近访问了在巴黎出席联合国第6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向他表达法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维辛斯基在接见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的代表时着重指出：
美国的侵略计划在联合国内已大受挫折。
维辛斯基说：
联合国中本来有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不希望和平的核心，因此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在联合国中一向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问题。
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这一届会议上，这个核心分裂了。
现在有人开始反抗美国的战争计划了，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是“跪着的反抗”，但毕竟是反抗。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讨论美国关于所谓“集体措施”的提案的情形上。
这个提案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硬要那些接受“集体措施”计划的国家把它们的武装部队交给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去指挥。
但是，美国这个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抗：
起初是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反抗，接着连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反抗了，而印度、印尼和缅甸的代表就反抗得更加坚决。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当然是坚决反对这种所谓“集体措施”的。
这种情况终于迫使美国把这个提案大加修改，最后还根据阿拉伯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建议来修改这个提案，使它无法强迫他国参加美国的军事冒险，然后才能够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
政治委员会也没有通过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
这样，美英集团的冒险计划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维辛斯基接着指出：
联合国大会所获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的和平战士们促成的。
在联合国中为和平而斗争，需要很大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心，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法国人民的支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联合国大会这届会议是在巴黎举行的，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和其他为和平而奋斗的代表团完成我们共同的任务，因此，据说美国人反对在巴黎召开下届会议。
法奇对维辛斯基谈到了去年12月举行的法国“全国争取和平和裁减军备大会”的成就。
维热里则举出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实，来说明法国和平运动的规模，他说：
以前，每逢政府发生危机，总统召见各政党领袖讨论组织政府事宜时，主要是关心各政党的态度和各政党对别的政党的态度。
但是，在现在这次危机中，总统只问：
你对于重新武装西德和继续在越南进行战争有什么意见？
这就表明法国人民为和平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已发生了重大影响，使议会多数派对上面两个问题的一致态度已经不再存在了。

用胜利回答祖国人民的热爱
——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张甫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亲爱的祖国父老兄弟姊妹们：
我们带着祖国人民的委托和希望回到朝鲜前线，向部队传达祖国一年来的抗美援朝情况。
我们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汽车在黑夜中向南行进，所经过的一些城市——新义州、宣川、定州，依然是一堆废墟，静寂的不见一个人。
敌人的飞机仍然还不停息地在这些废墟上，盲无目标地轰炸，到处起着一堆堆的火光。
我们的汽车从这些废墟上迅速通过，直向南、向前线上奔去。
朝鲜的男女青年，都站在公路上，或站在公路的岔口上，手执着红旗和白旗，嘴里吹着口哨，向南、或向北指示着汽车前进的方向。
一听到敌机的声音响，都喊出：
简单的中国话“防空！”
驾驶员同志也就马上关闭了汽车上的灯。
朝鲜后方的人民为了前线的胜利，每天晚上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民，站在通向前线的几条公路上，忠诚地执行着对空警戒，对汽车联络的任务；
天一明，他们又回家进行生产，或做着战争勤务的各种工作。
他们为了前线的胜利，日夜不停地支援着我们。
我们所通过的各条公路，都已修得宽大而平坦，把过去的三级、二级公路都已修成了一级的大公路；
还开辟了很多新公路，这些公路都是部队战士和朝鲜人民在一起修成的。
某部为了加宽在高山上横贯东西的一条三级公路，要修成一级公路，动员了部队的指战员一齐动手，如同作战命令一样坚决执行，三十天就完成了。
路基都用两层细石子铺平再加以捣固，路面又再铺上了一层细沙。
虽然战士对修公路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他们知道：
“修好公路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就想出了很多克服困难的办法。
对三、五千斤重的大石头，都是用人工合力把它搬走或推下大山沟里面，他们高兴地说：
“石头再硬，也没有我们大家的决心硬！”
“石头好比美帝国主义，我们好比全世界人民，把石头推到山沟里，就好像把美帝国主义推下大海去！”
他们用这样的英勇、艰苦的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节省炸药一万五千斤。
战士对于他们亲手修起的大公路是多么地高兴啊！
他们又在高山转弯险要的路底下，修了水道；
在边沿上，以树杆修成边栏或砌成边墙，在边墙上又用白石子砌成“中朝人民友谊万岁！”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美丽的字样，以示纪念。
一天夜里，在公路上向东跑过去了几辆坦克。
战士们听见坦克发出辘辘的声音，就爬起床来，一齐跑到公路上，坦克已经早过去了，在漆黑的夜里，战士们都伸出了手，摸着自己修的大公路，心里想：
“是不是会轧坏？
是不是会轧斜？”
他们一摸还是原样，高兴地说：
“好了，我们的公路可修得坚固哩！”
在黑暗中另一个战士接着说：
“再多过几辆，我才放心呢！”
敌人的飞机昼夜不断来扰乱和袭击，战士们在白天都以绿色树枝伪装起来，一发现敌机临空，他们就伏在路边上不动，敌机过去了，他们又爬起身抡起工具继续干起来。
在一天晚上，他们的高射机枪手曾以八发子弹打下敌人重轰炸机一架，驾驶员与飞机烧毁在大山沟里。
敌人飞机不但在公路上和已经炸毁的城市的废墟上轰炸扫射，在大山沟里面的和平乡村也施行着疯狂残暴的毁灭性的轰炸和扫射。
某部后勤部监护连一个排驻在推滩里，敌机四架俯冲扫射，投下汽油弹，顿时房子焰火大起，班长张学彦在敌机低空盘旋和猛烈地扫射下，奋不顾身，三次冒着大火，冲进房子里背出逃不出火坑的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小孩子。
二排长范保娃，六班战士唐明道、李金昌也奋勇爬上了房子浇水扑火；
四班长杜和昌也不顾自己一切冒着火焰帮助房东抢出小麦五十捆，全连救出房子十四幢。
被难的人民流着对敌人愤怒的眼泪，那位老太太感激地对我们战士说：
“我活了七十六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救了我们一家三口，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志愿军的恩情。”
这种救火和抢救朝鲜人民的英勇事例是说不完的，随便在那一个部队都可以找出。
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具备着热爱朝鲜人民的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的战士还帮助朝鲜人民盖房、耕地、收割，或节约粮食救济他们。
如三连二排五班看见一位七十四岁的金老太太，房子被敌机炸毁，儿子被炸死，使这位七十四岁的金老太太无房可住。
我二排长于泽安同志向五班提出要给这位金老太太修盖一幢小房，五班战士当即动手修起。
金老太太被感动一定要认于排长为干儿，高兴地在五班战士面前跳起舞来，对五班表示慰问。
又如：
某团梁政委率领部队亲自动手，仅十六天，一千三百多个工，铲地一百四十四亩。
某炮营的同志们利用午睡时间帮助割麦四十二亩。
特别是该营二连冒着大雨帮助群众收割回来，还拾柴两万余斤救济被难的居民。
谷山郡副委员长说：
“全郡二十七个里中，东村面贵洛里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积极支援了战争，被选为二等模范，这是与志愿军的努力帮助分不开的。”
驻地群众也纷纷向志愿军写信慰问，仅右密里群众及难民就写慰问信有八十余封。
某团驻地群众与政府在秋收后开了一个联欢大会，并向部队献了一面大旗，旗上面写着：
“同难共苦救人民。”
会场上并贴满了“志愿军万岁！”
“毛主席万岁！”
的标语。
我们志愿军每一个战士都知道：
朝鲜人民的苦，就是我们自己的苦。
因此，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力量帮助群众，他们在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下，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之间的团结。
敌人在朝鲜的暴行造成了对朝鲜人民的疾苦，也激发了我部队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心。
因此，各单位自觉地提出节米募捐运动，救济难民。
某部战士王成林说：
“朝鲜人民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这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我首先把祖国人民献给我的慰问金两万元，全部拿出救济难民。”
在他的影响下普及了某部整个部队，在大家省食节约下共节米四万六千零九十九斤、朝鲜币一千一百元、人民币八万五千元、衣服九十二件，救济了难民二千七百八十一户，七千二百十五人（内有军属一百六十户，六百零七人）。
某后勤部医务所给群众医治好病人二百零二人。
这一切都显示了我们战士对朝鲜人民的伟大的国际友谊。
这以上的情况，是我在各部队报告中亲自访问或我亲眼所见到的。
现在，我再汇报一下我在部队传达报告祖国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些情况吧！
我们到了前线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紧张地轮流到各部队进行着传达。
我们每到一个部队，都得到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有时他们在夜间列队站到半夜等待着欢迎，他们见了我们就奏军乐，献鲜花，兴奋地把我们抬起来。
在报告中，他们听到我们祖国人民一年来抗美援朝运动支援前线的伟大成绩，时而被生动的事实兴奋的鼓起掌来，也有时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战士们听到了报告后，一致这样说：
“我们的祖国伟大，有祖国五万万人民的支援，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也有人说：
“祖国建设的真快呀！
等我们胜利回到祖国去，恐怕都要变得不认识了。”
听到祖国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都在努力增产节约支援前线，就更加感到祖国工人阶级的伟大，许多战士听到祖国人民热烈展开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运动的情形，都很受感动。
战士听到湘潭市七十六岁的谭楚云老先生，每天挑水五担，储蓄长期捐献，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战士们都一致下定决心，订出练兵战斗计划。
某团九连十六个小组都订立了决心计划书，表示要虚心学习，提高军事技术，要以实际行动，练好兵，打好仗。
更有许多单位马上向祖国人民和工厂写信慰问并提出具体保证：
要打好下一仗来回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热爱和希望。
某部战士听完了祖国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带着祖国人民的希望经过六天六夜的行军奔上了前线，进行着英勇和艰苦的阻击战。
去年11月13日，美军第24师十九团第3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向双空洞以北某无名高地冒犯，我七连五班与其他各班战士当即奋起迎战，予敌以迎头痛击，获得歼敌八十余名的胜利战绩，并英勇地击退了敌人，不让敌人前进一寸一尺。
13日这一天，敌人是由十多个增加到一个连，由一个连增加到二个连，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左右，七个半钟头内，连续进行了五次反击。
我英勇的战士们就在阵地前面展开了大量杀伤敌人的激烈战斗。
五班副班长罗忠华，一面用手把埋在工事里的同志挖掘出来，一面向冲上来的敌人投掷手榴弹，他高喊着：
“同志们！
快打呀！
我们要对得起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热爱呀！
不让美国鬼子上来一个！”
他一连抛出了三十颗手榴弹，最后敌人冲到他的面前，他又端起了冲锋枪向敌人扫射。
五班长吴守清和四班副班长宋德喜从倒塌的工事里觉醒过来，也马上向敌人打起手榴弹。
青年团员陈先能右手两个指头被打掉了，指痛钻心，可是疼痛摧不毁英雄杀敌的意志和决心，陈先能同志忍受着剧痛，仍坚持着战斗，两次抱了大捆的手榴弹，用左手拿起，一个个的打向敌人，在敌群中开了花。
这时二排长王玉书同志带着六班战士赶来支援，发起了反击。
六班战士侯德生腿上负了伤，他还喊着：
“我们都是祖国人民热爱的优秀战士，负伤的同志，我们也不能闲着，快打呀！”
他跳出战壕，端着冲锋枪向敌人冲去。
其他的伤员也坚强的站起来，奋勇地向美国鬼子进行搏战。
连部小司号员周化德送弹药上来，也和敌人干起来。
八班和七班半个组的战士，在三排副排长黄骏的率领下也赶来参加战斗，黄骏同志向副连长胡道余同志说：
“我要是牺牲了，请党追认我为共产党员。”
他跳出战壕，直向敌人冲过去，高声喊着：
“同志们！
我们要保卫毛主席！
要爱祖国人民！
要以胜利回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热爱，同志们冲啊！
杀啊！”
战士们听到了他的喊声，顿时全身都是勇敢，全身都是力量，一齐向敌人拚杀起来。
在战斗中，我们的强大炮火，也向敌人猛烈地轰击了，有力地配合了步兵，大量杀伤了敌人，有一发炮弹就打倒了八个美国兵，死在阵地前沿。
美国鬼子一群群的倒下去了。
黄昏时间，阵地前沿横七竖八的摆着尚未被敌人拖走的六十多具尸体，其余的敌人也只得在烟幕弹的掩护下，跌跌爬爬地溜回去。
我们五班的阵地，仍然坚毅屹立在战斗的前线上。
这一天的战斗，除了歼敌八十余名以外，还打毁两辆坦克，在右边友邻阵地上还击落敌机一架。
夜晚，战士们在战壕的掩蔽部里，开起战斗检讨会来，他们说：
“这就算是我们来到前线回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热爱，初次开始的一个小小的献礼吧。”
在前线阵地上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很英勇的又都是很艰苦的。
他们有时吃不上一口热饭，喝不上一口热水，吸不到一根纸烟。
他们把树叶烤干，用一点豆油或猪油炒一下，吸一点油味，他们笑着对我说：
“我们不希望能吸上纸烟，能吸到烟叶末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战士们不感到这是艰苦，而相反感到这是光荣！
这是伟大！
他们很紧张，甚至夜晚也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不是在修工事，就是在战斗，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心，随时都可以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等报刊
揭露美方“失踪”数字的虚妄
指出美方一贯将伤亡列入“失踪”
【新华社16日讯】
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方曾以他们自己发表的所谓“失踪”数字为根据，来否定朝中方面提出的俘虏数字，为拖延谈判寻找藉口。
但是，这种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美方为了掩盖他们在侵朝战争中的惨重损失，在过去一贯把许多在战斗中被击毙的人数列入“失踪”项下。
这一事实，已为美国报纸所揭露无遗。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在1951年12月26日出版的一期中，揭露了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
“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战俘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
“国民前卫周刊”援引以下的话：
“国防部在1950年12月07日报告说，在作战中失踪的人数为五千零六十二人，但是这个数字中‘并没有包括在上星期的星期日所遭到的许多伤亡人数’（纽约时报）。
在1951年02月07日，当联合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被击退到三八线时，‘失踪’数字曾增加到九千四百三十三人。
事实上在这次退却中，整连的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在战斗中死亡的人被遗弃在某些地区，这些地区联合国军后来始终没有夺回过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12月19日对美国官方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
该报说：
“鉴于朝鲜战争的性质，联军估计数字的本身是否会高得不合实际？”
该报虽然把美方数字的“某种程度上的虚妄”，归因于“由于联军常常未适当地衡量事实便发表数字”，但是，该报举出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美方故意制造虚伪数字的无耻伎俩。
该报说：
“当美军第2师的一营人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八百人以上。
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在战斗中失踪’，但是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
或许这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说：
“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
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人员列为在战斗中失踪。
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掉了。”

越南人民军新年以来歼俘敌军两千多名
解放和平城以北广大地区并粉碎黑水江法军防线
【新华社16日讯】
新年以来，越南人民军继续在北越获得一连串的胜利，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解放了和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13日讯：
越南人民军总部发表公报说：
从01月01日到09日，越南人民军在第6号公路（河内—和平城）一带的和平省地区、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及北越的中部地区加紧活动，并在这些战线上赢得一连串的胜利。
在这期间，越南人民军击毙敌军官兵一千九百二十八名，其中包括上尉一名、中尉四名；
俘掳敌军四百三十六名，其中包括上尉一名、少尉一名；
拔除敌军据点十三处；
将敌人从其他九个据点内赶跑；
击毁和击落敌机五架；
击毁装甲车二辆、卡车七辆、各种口径的大炮七门；
缴获六○炮一门、机枪三十三挺、手提机枪一百六十二挺、弹药二吨、无线电台五部以及大量的步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法军侵占和平城以后在黑水江一带辛苦经营的防线，已被人民军完全粉碎。
和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解放。
河内与和平城之间的第6号公路已被切断。
法军侵占的和平城正被人民军紧紧地包围着。
同时，在敌军后方各处，人民军也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公报最后说：
法国侵略军的扩大战争并侵占和平城的阴谋，已受到严重的挫败，而且一定将遭到彻底的失败。